債務危機的本質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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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債務危機的本質范文

歐洲債務危機不是市場化的信用危機，是政府信用的危機，是政府在不知不覺之中造成的債務危機。并非出現債務危機的某個或某幾個歐洲國家的政府有意制造政府的信用危機，肆意踐踏規制政府行為的法律和法令，其實出現債務危機的政府與未出現債務危機的政府一樣，基本上在各國議會的嚴格監督之下，都是遵紀守法的，沒有為所欲為，但悲劇還是發生了，出現債務危機的政府似乎只能自認倒霉。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這其中當然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因素，但必然的問題是，貨幣理論至今在經濟學界尚未創新，各國政府奉行的都是傳統的貨幣理論，貨幣理論的陳舊直接導致了某個或某幾個經濟相對脆弱的歐洲國家遭遇到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的自家政府財務的危機。這也就是說，從本質看，歐洲債務危機是一個貨幣理論亟需轉換和推進的問題。

傳統的貨幣理論是實體性貨幣理論。至今，在全世界的大學課堂上講授的都是這種實體性貨幣理論。甚至，在2008年出現席卷全球的金融風暴之后，這種已經延續了幾個世紀的實體性貨幣理論也并沒有受到沖擊和質疑。但事實上，自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來，整個世界的貨幣，不論哪一個國家的紙幣，都開啟了貨幣虛擬化的進程。幾十年下來，世界各國的貨幣都已經脫離了金本位，虛擬化為虛擬性貨幣。此時，也就是現在，如果人們還是按照實體性貨幣理論認識現實的金融活動，那恐怕就要刻舟求劍，找不到北了。虛擬性貨幣與實體性貨幣的最大區別，就是貶值的速度相對快。例如，美國在40年前實施的登月工程，大約花費了250億美元，而今，美國人說，再搞一次同樣的工程，恐怕沒有1 250億美元是拿不下來的。這也就是說，美元虛擬化了之后，每10年就要貶值100%。就此而言，若以傳統的實體性貨幣理論匡正現時的政府財政，不出問題那是實屬僥幸，出問題則是很自然的。在理性的缺失下，我們看看已經出現問題的歐洲國家，似乎各國政府都對貨幣貶值沒有警惕，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將民眾因貨幣貶值遭受的損失轉嫁到政府身上，不斷地加大政府對于各項民生事物的補貼，使得政府在貨幣貶值的同時債臺高筑。現在，討論歐債危機，關鍵還不是要替歐人擔憂，而是要十分警惕地面對中國自己存在的問題。目前，中國也是不斷地在加大政府對于改善民生的投入，包括大舉建設保障房之類善事似乎剛剛開始，如此脫離市場地造福利，長久下去，以后政府必然也會不堪重負。不要以為為中國老百姓做好事就無可厚非，要知道若不能市場化地應對虛擬性貨幣的貶值，正在走向工業化的中國經濟也有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所以，在虛擬性貨幣時代，政府不能承攬過多的經濟責任，不能怕老百姓遭受貨幣貶值之苦，就通過政府的財政運作，包括財政信用的運作，非市場化地為老百姓抗事，在維護百姓日常歡樂的同時，迷迷糊糊地走向債臺高筑。當然，面對國際金融危機和歐洲債務危機，各國經濟理論界都應當認真地承擔起創新貨幣理論的責任，不再讓人們以實體性貨幣理論去求解虛擬性貨幣問題。但是，對于世界各國的政府來說，包括中國政府在內，汲取歐洲的教訓，必須要明確地記住：在有錢的時候不能亂花錢，在沒錢的時候不能亂發債。

第2篇：債務危機的本質范文

三、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形成機理

(一)分散財政與統一貨幣的制度性缺陷

本輪經濟衰退充分暴露出歐元區體系深層次的制度性缺陷，即在歐元區內部貨幣政策由歐洲央行統一行使，而財政政策卻由主權國家分而治之，這種分散的財政政策和統一貨幣政策之間的失衡導致成員國失去了熨平危機的宏觀經濟調控手段——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一個主權國家調節經濟運行的兩個最基本、最核心工具，只有二者松緊搭配才會有效地對經濟運行實施調節。由于歐元區實施統一貨幣政策，各國缺少了利率和匯率兩大工具的支持，為了走出由美國次貸危機所帶來的經濟衰退，成員國只能借助擴張性財政政策來刺激經濟復蘇。加之，這些國家的債券也會成為國際市場上的投機對象，結果造成希臘、愛爾蘭、西班牙等國家物價和工資迅速上漲，財政赤字不斷擴大，各國早已突破了《穩定與發展公約》規定的財政赤字不得超過本國gdp的3％，主權債務總額不得超過本國gdp60％的上限，已經完全脫離了經濟發展水平與國家還款能力，以至于投資者對政府債券的信任度降到了冰點，進而引發主權債務危機。

(二)歐元區各國經濟發展不均衡

歐元區一體化之后各國經濟結構存在很大差別，盡管都是歐元區國家，但各國的預算狀況千差萬別。各國經濟發展所處的不同階段也使財政政策難以有效協調，但為了建立更為龐大的組織，擁有27個成員國的歐盟極力拉攏那些希望加入進來但經濟狀況卻不容樂觀的國家。加人歐元區后，各國自身的優勢與劣勢逐步明顯地表現出來，例如希臘這樣的國家沒有資源優勢，沒有領先的創新優勢，而德國、法國這樣的大國就壟斷了對外出口，強勢國家與弱勢國家之間的矛盾越來越突出。以往在維護歐元與歐洲一體化的更高訴求下，經過歐洲政治精英的努力得以調和妥協，但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這些問題凸顯，外圍國與核心國之間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存在著明顯的不相適應，歐元區無法滿足成員國不同的貨幣政策偏好，外圍國無法利用貨幣貶值快速形成對外盈余，也無法維持當前的財政赤字，使其陷入一種結構性的衰退，并且還面臨債務膨脹，外圍國與核心國差距越拉越大。同時，當經濟發展不平衡的時候還會造成搭便車行為的出現，希臘無節制的信貸最后需要德國這樣的大國來埋單，這種只靠成員國的相互救濟渠道單一且不持續，使得歐元區的救助機制極難建立，危機爆發之初并未及時得到解決，導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愈演愈烈。

(三)經濟結構單一，偷逃稅嚴重，稅收來源有限

希臘主權債務危機的發生原因很復雜，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希臘自身經濟發展狀況。希臘的經濟基礎比較薄弱，經濟結構單一，主要是以海運、旅游等外需型產業作為自己的支柱產業，而這些產業非常容易受外部因素的影響，在次貸危機的影響下，希臘海運市場急劇萎縮，航運業2009年的年收入下降了27.6％；旅游收入快速下滑，2009年赴希臘旅游的美國游客減少了24.2％，同時歐盟成員國進入希臘的游客也銳減了19.3％，來自兩地的旅游業收入分別減少16.2％和14％，這些支柱產業的萎縮直接導致了希臘財政收入銳減。在希臘，偷、逃稅現象十分嚴重，希臘政府在打擊偷逃稅方面一直不理想，據估計，希臘政府因偷逃稅行為每年損失的稅收至少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4％，嚴重制約了稅收收入的增加。

(四)高福利，加之人口老齡化，財政支出負擔過重

希臘具有以高福利為特色的社會保障制度。希臘公務員的隊伍相當龐大，公共部門雇員工資的漲幅甚至超過了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臃腫的公務員體系使得財政狀況每況愈下；希臘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突出，國家的產業競爭力顯著削弱，而長期富裕的生活環境養成的高消費習慣無法自動作出調整，政治家為了選票必然通過政府舉債支出來維持高生活水平與社會福利，導致財政赤字不斷擴大、政府債務高居不下；希臘的失業率常年維持在10％左右，失業救濟便成了希臘非常沉重的負擔。希臘政府一直奉行無節制的赤字財政政策和高貿易赤字發展模式，對經濟造成嚴重透支。希臘加入歐元區后，享受到歐盟區帶來的諸多好處，其中最大優勢就是更容易獲得廉價的貸款，曾一度使希臘經濟快速增長，平均年增長達到4％，但是希臘政府沒有主動控制負債，遵守《穩定與增長公約》，而是一味地保持寬松的財政政策。在經濟上行時，高福利和高赤字可以維持，一旦經濟進入下行期，以債養債的做法便使希臘的主權信用風險逐步升級，最終演變成歐洲主權債務危機。

(五)刺激計劃不當，陷入“救市陷阱”，由金融危機演變成財政危機

希臘的債務危機還未平息，美國又出現了地方債務危機，據前洛杉磯市長理查德·賴爾登2010年5月在《華爾街日報》中聲稱，洛杉磯很有可能會在2014年宣布破產。希臘危機不過是冰山一角，由于其自身問題以及歐元區體制上的缺陷導致債務危機首先在希臘爆發，其實全球普遍存在著債務危機，究其根源主要是各國為了阻止美國金融危機的蔓延，紛紛采取經濟刺激計劃，從而扭曲了資源配置的結果，這是美國次貸危機的延續。金融危機第一階段是由于格林斯潘長期執行低利率政策，使得大量廉價資金競逐資產和資源，衍生出越來越大的證券資產泡沫和金融衍生品泡沫，最終資產泡沫無法維持，吞噬了華爾街金融大鱷；為了挽救金融體系，美聯儲印出更多鈔票，這種行為本質是將金融機構的債務危機轉移到政府身上，這是金融危機第二階段。2009年的大救市其實就是各國政府以債治債，借債投資，雖然全球的大救市使得經濟回暖，但是并未解決核心問題，最終政府規模巨大的財政刺激計劃和投資計劃，造成許多經濟體財政赤字攀升，同時政府的過分干預使得資源錯配的局面最終以債務危機的形式表現出來。可以說，各國出臺的系列救市計劃，造成資金錯配，由次貸危機、金融危機演變成財政危機，世界陷入“經濟刺激計劃的陷阱”。

第3篇：債務危機的本質范文

我們可能正在向債務危機的深淵狂奔，雖然我們很清醒。

歐債危機是怎么發生的？不是他們不了解泡沫風險，不是他們不了解金融危機的威力，而是誰也不愿意承受痛苦，哪個群體也不愿意降低薪酬、福利與資本利得，公務員不愿意，享受高薪的工人不愿意，甚至動物保護人士不愿意流浪狗身上沒有芯片項圈。

博弈到最后，除了早就成為“國際公民”的巨富階層，大家一起崩潰。集體犧牲，好過獨自赴難，大家一起承擔泡沫破滅的惡果。每次痛苦都是過于快樂的結果，每次金融危機都是合力作孽的結果，所有人睜大眼，在清醒中、在狂叫中，奔赴深淵。

一組數據證明我國未來的債務風險。地方政府的投資計劃都在千億元以上，有的甚至達到萬億規模，是地方財政收入的數倍甚至幾十倍不等。有媒體報道稱，最近各地重大項目集中開工，今年6至7月，近24個地方城市啟動超百億的投資項目，初步估計總投資規模達到5000億元。

計劃易定融資難。由地方政府主導的新投資計劃被稱為4萬億的2.0版。是2.0版的投資，還是2.0版的債務危機，決定著中國的經濟未來。

如果地方投資計劃全部由政府出資，推出大型投資規劃的政府都會出現赤字。

地方政府游說銀行出資，考慮到大型國有銀行在光伏、鋼貿、造船等行業一朝被蛇咬，僅國開行在光伏行業的授信就高達2450億元，目前大規模的投資計劃將讓銀行陷入二次壞賬危機而已暴露內部治理亂象的地方商業銀行，將成為中國下一波債務危機的導火索。如果地方商業銀行與國開行等集中上市，可以把A股市場的地板直接砸出個大窟窿。

今年以來，債券市場持續走牛，開拓了除貸款、股市之外的第三大融資通道。據銀河證券數據顯示，延續去年四季度的勢頭，債券型基金2012年上半年凈值規模大幅增長了約1243億元，債券型基金的平均漲幅達5.62%，整體表現明顯強于股票型和混合型開放式基金，而中國債券市場僅有20多萬億人民幣規模，未來還將有更加廣闊的空間。

上半年，中央結算公司登記新發行債券570只，發行總量27458.36億元，較2011下半年減少4183億元，同比減少10491億元，減幅27.64%。

但是，其中地方政府債、短期融資券企業債市場交易活躍度極高。上半年企業債1.42萬億元，環比增加11.7%，同比增幅近四成。尤其是今年證監會推出的中小企業私募債，不設立行政許可，中小企業債務市場有了極大的拓展。

善用國人資金，投資融資有望。中國有88萬億元的人民幣存款，加之西南財大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等機構研究預計，中國家庭凈總資產高出美國21%，城市家庭平均資產247萬，中位數是40.5萬，看來有關部門下決心讓存款與家庭資產共度時艱。如果不解決投資效率，如果地方投資與高鐵投資一樣，央企虛假招標，88萬億還不夠投資部門“塞牙縫”，即使加上5倍的長杠桿，達到440萬億的規模，除了制造資產泡沫之外，根本于事無補。

只有真正放下GDP著眼于市場與民生的地方，才有希望。一些地方希望能夠引進民資，他們的投資計劃可以視為面向民資的英雄帖。對改革者的檢驗很快就會到來。一些地方政府以傲慢的姿態招商引資，感興趣的就是民間的資金。

第4篇：債務危機的本質范文

【關鍵詞】歐債危機 發展方向 外部救助

一、前言

歐債危機，全稱歐洲債務危機，是指自2009年以來在歐洲部分國家爆發的債務危機。歐債危機是美國次貸危機的延續和演變，其根本原因是歐元區國家的債務負擔已經超出了自身所能承受的范圍而造成的違約風險。首先，北歐的冰島就出現了債務的問題，之后中東歐國家債務危機爆發，由于這些國家的經濟規模不是很大，及時有效的內外部救助，債務危機很快被平復，并沒有造成大規模的經濟動蕩。2009年12月，希臘的債務問題開始出現，2010年3月危機不斷升級和惡化，在此之后，葡萄牙、意大利、愛爾蘭、希臘及西班牙等國也相繼出現危機，標志著歐債危機全面爆發，朝著一個不可控制的方向發展。

國內外許多金融專家和學者對歐債危機的起因和影響做了詳盡的闡述和討論，這加深了我們對歐債危機本質認識和理解，對歐債危機產生的危害和影響了解的更加深刻，而本文則是對歐債危機可能的發展方向、歐債危機的影響和中國在此其中的作用做了詳盡的闡述。

二、歐債危機的影響

歐盟各國債務危機持續升級，對國際金融的穩定和世界經濟的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隨著歐債危機的不斷地發展和演化，歐盟各國開始互相猜疑和不信任，生存前景堪憂，歐盟內部成員各國各持己見，達不成一致，致使成員國之間的矛盾更加升級，歐盟各國面臨重大抉擇，進或退是每個歐盟成員國都在思考的問題，世界經濟也受到了影響或者是潛在的威脅。無論是任何理由，不再使用歐元重新流通本國貨幣的政策都是不可取的，歐洲一體化所帶來的益處將會不復存在，俗話說的好，不進則退，如果那樣的話甚至可以說是經濟上的倒退，歐元區國家將無法繼續享受低利率、低通脹帶來的經濟效益。曾經的經濟輝煌將化為泡影，經濟環境的不穩定，經濟損失將是無法估量的。

退出歐元區解決不了當前歐債危機當前的問題。任何事物都是曲折向前發展的，任何改革都不是一帆風順的，只要大方向是對的，我們就可以摸著石頭過河，不斷摸索中前進，最終將獲得成功。如果現在的歐元區國家，再妄想等待能解決危機的話，那他們就大錯特錯了，現在他們需要的是協作，制定出一整套救助措施（內部救助和外部救助），只要辦法得當，在一定程度上會減輕危機帶來的影響，不斷良性循環，使經濟發展回到正常的軌道上來，為世界經濟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

三、歐債危機可能的發展方向

（一）危機國家得到救助，緩解危機爆發的影響

在經濟蕭條和政府的強壓之下，各國都想盡了辦法想要改變這種局面，但是都沒有得到很好的作用。目光短淺不能解決問題，而是需要歐元區各國聯合建立一套長期穩定協作的關系。短期內看不到什么顯著的效果。當前最需解決的問題是，現階段的救助是向有債務危機的國家提供流動資金，而沒有找到債務危機產生的原因，從源頭治理，這樣只能是治標不治本，債務危機過段時間又將浮出水面，這種局面是我們中國政府也不愿意看到的。

（二）希臘等危機國家退出

希臘等一些有債務危機的國家踢出歐元區，剩余經濟運行正常的國家組成新的核心區，這樣雖然緩解危機的影響，但是這只是治標的辦法，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所以我認為這種情況不太會出現。首先，讓希臘等危機嚴重的國家自動退出歐元區得不到相關法律的支持，《里斯本條約》中明確規定除非歐元區成員國自行申請退出，其余任何組織都無權做出這樣的決定。有債務危機國家主動要求退出的可能性不大，因為退出以后將得不到外來的救助，使自己變得更加孤立無援，可能會出現更多違約風險，使所有成員國處于一個惡性循環的鏈條中，不斷使危機惡化，核心成員國也不愿意看到這樣的結果，這樣的話過去為建立歐元區做的所有努力和成果將付之東流。

（三）歐元區各國共同努力

通過發行歐元共同債券共同擔負起相關債務，并著手建立有共同貨幣、統一財政機制的聯邦制。本人認為這是一種看似有希望的方法，但是實施起來難度極大，各國危機情況不一樣，對歐債危機的看法也不盡相同，致使其步調很難達成一致，這種情況在短期內發生的可能性也較小。

四、中國救助對歐債危機的作用

歐債危機前的中國已經進入了后金融危機時代，中國經濟處于選擇發展方向的重要時刻，歐債危機不可否認地影響了中國經濟的發展，所以我國必須出臺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來應對歐債危機帶來的影響。現階段我國經濟發展方式進入轉型期，我國貨幣總量增長速度在不斷減慢，這就證明我國的經濟政策和經濟發展方向是正確的，我國經濟將會穩步地發展，進入健康發展的軌道。我國頒布的一些政策在一定程度減輕了歐債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中國深化改革和全面開放，經濟地位不斷上升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保持世界經濟平衡是我們現在最明智的選擇，歐元區國家因危機而經濟衰落，到那個時候，美元在世界經濟市場中一枝獨秀，勢必制約我國經濟的發展，國際貨幣體系保持美元與歐元共同主導的局面，顯然對于中國保持可持續的高速增長是有利的，這點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對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地位和國際貨幣制度的改革起著不可磨滅的作用。倘若歐元區解體，國際貨幣將再度回到美元主導的時代，這是中國快速和穩步發展的又一障礙。歐元區國家得不到外部救助，實力削弱了的歐盟區國家在國際經濟市場中就不可能動搖美元主導地位，這間接地減少了鞏固和強化人民幣在國際市場中地位的可能。選擇合適的方法和政策，對發生債務危機的歐盟區國家進行救助，對于我們來說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

五、結論

顯而易見，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得到了飛速的發展，得到了質的飛越，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并且已經積累了三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只要歐洲擺脫經濟衰退，歐債危機就會很快過去。而中國幫助歐洲盡快擺脫債務危機和經濟衰退真正有效的辦法，是加大與歐盟諸國的貿易和實體經濟的投資。這就牽涉到歐洲國家與中國的相互合作，歐元區國家現在應該拿出更大的合作誠意，用中國需要的高新科技與技術來吸引中國資金的投入。

現在對于中國來說，希臘以及整個歐洲債務危機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尤其在投資方面。歐盟各國與我國已成為經濟利益共同體，在不損害我國利益和經濟的條件下，中國作為救助方在互惠互利的條件下給予歐盟各國寬松的政策或是經濟上的幫助，一榮俱榮，我國經濟會得到質的飛越和意想不到的結果。

參考文獻

[1]索羅斯.歐元崩潰將致全球大蕭條[N].深圳商報，2011-08-19.

[2]鄭聯盛.歐洲債務問題：演進、影響與啟示[R].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研究中心內部研究報告，2012-2-12.

[3]謝世清.歷次債務危機的成因與啟示[J].金融監管，2011（04）.

第5篇：債務危機的本質范文

關鍵詞：歐債危機；出口企業；困境；對策

中圖分類號：F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2）03-0073-01

1 歐債危機

歐債危機，是指歐元區歐洲聯盟的債務危機。2008年年底，全球三大評級公司下調希臘評級，將希臘信貸評級從A降低為A-，這就像潘多拉的盒子一樣，直到2009年，希臘的信貸評級已經降低到了BBB+。2010年5月，希臘債務危機全面爆發。由于希臘債務危機傳染效應，西班牙、愛爾蘭、葡萄牙和意大利等“歐洲國家”同時出現了信用危機。為了阻止歐債危機向全球金融危機演變，歐盟（EU）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先后緊急出臺了1100億歐元和7500億歐元的救援措施。2011年10月27日，第二輪歐盟峰會終于就希臘債務減記、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擴容、銀行業資本狀況等三個議題達成了全面共識。

歐債危機雖然表現為歐洲國家財政的風險，但根源則是這些國家的經濟結構出了問題。本質上，這些國家是以負債的方式提前享受了經濟成果，但經濟增長卻不能支撐這樣的消費水平。目前歐債問題還存在繼續惡化的趨勢，規模也遠大于以前。

2 歐債危機下我國出口企業的困境

在我國外貿出口的主要對象中，占據前三位的分別是歐盟、美國和日本，這三者就占到中國出口總額的60%以上。特別是歐盟，自2007年后，歐盟已成我國第一大貿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場、第一大技術引進來源地和第二大進口市場。歐洲債務危機使我國企業對歐出口受到了越來越明顯的沖擊，并影響我國整體對外貿易的發展。自2010年二季度開始，我國對歐盟的貿易增速就進入了下行通道。隨著危機的蔓延，我國出口企業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主要有以下方面:

2.1 主要出口市場需求減弱

受歐洲債務危機影響，歐美國家采取緊縮政策，削減公共支出，歐元貨幣貶值，歐美經濟增長速度減少，購買力削弱，導致抑制進口，歐元區經濟數據普遍疲軟，歐洲國家消費者信心指數大幅下降，經濟形勢謹慎和悲觀，市場需求急劇減少，出口量的增幅已經明顯下降。

2.2 貿易摩擦加劇

貿易摩擦與全球或一國經濟的發展狀況有很大關系，但經濟發展良好時，貿易摩擦會減少，當經濟發展減弱時，貿易摩擦將加劇。

歐債危機下整個歐元區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會卷土重來，我國頻繁遭遇更多的反傾銷、反補貼、各種保障措施的限制以及形形的技術性貿易壁壘，使國內幸存外貿企業生存環境更加惡劣，蒙受更大損失。僅今年上半年，我國共遭受貿易救濟調查案件38起。據悉，歐盟正準備通過高關稅的方式對抗來自“中國的廉價商品”。印度等新興經濟體“跟風”行為亦將繼續，我國企業未來出口面臨的國際政策環境不甚樂觀。

2.3 出口利潤下降

歐債務危機波及范圍較廣，導致歐洲部分國家經濟復蘇腳步趨緩，歐元大幅貶值。歐元的下跌，導致人民幣相對于歐元大幅升值，提高了產品成本，降低了出口產品競爭力，加上歐洲市場的萎縮，影響中國對歐出口，造成出口價格的下跌，直接影響出口利潤。在低產值行業如服裝和流行服飾配件方面，越來越多客戶要求更低報價。同時，國內生產成本逐步上升，進一步壓縮了企業利潤空間。

2.4 企業訂單量減少，長單變短單

歐洲客商對市場前景比較悲觀，在今年廣交會上，多家參展企業發現國內出口企業對歐訂單大多下滑，不少企業訂單下滑幅度達到10%以上。以短期小訂單為主，中長期大訂單明顯減少。如服裝行業、電腦、消費類電子產品及通訊產品等行業尤為明顯。

2.5 主要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企業虧損嚴重

從出口統計數據來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增長速度一般低于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歐債危機下，高新技術型企業受影響較小，勞動密集型企業受影響較大。玩具、禮品、陶瓷、衣服、鞋子等對成本變化極為敏感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許多家企業反映難保微薄利潤，甚至虧損，開工率下降，停產或倒閉或轉移。

2.6 貨款回收風險

由于歐洲進口國經濟衰退，企業和個人支付能力下降，信用降低，出現支付困難，產品出口到貨后不能及時收回貨款，或根本無法收回貨款。

3 歐債危機下我國出口企業的應對對策

3.1 積極開拓新興出口市場

出口企業應有意識開拓新興市場，如拉美和非洲等發展中地區，積極參加國際各類展會，尋找更多發展中國家的進口商，如：印度、沙特阿拉伯、伊朗……打開多種銷售渠道，通過新興市場的增長來彌補發達市場的下降，借助市場多元化爭取把損失降到最小，減小歐債危機的影響。

3.2 加強風險防范意識和預警

由于國際金融形勢前景不明，海外買家的資信狀況在發生著變化，即使過去履約紀錄良好的老客戶，也不能保證他們現在的信用評級沒有下降。所以，企業應建立一套良好的風險防控機制，準確地判斷風險，并及時采取各種有針對性的應對措施，做好事前風險防范準備，以減少風險的發生或減輕損失。企業可以建立信用評級體系對買家進行征信調查；采用謹慎的結算方式；對收款進程要加強控制，盡量收到錢再發貨。積極利用信用避險工具，最大程度上規避信用風險。

3.3 加強出口企業內部成本管理

成本控制是企業增加盈利的根本途徑，直接服務于企業的，無論在什么情況下，降低成本都可以增加利潤。要注重成本與產品質量，要在生產線上下功夫，關注成本，同時對生產質量嚴格把關。危機并不代表沒有了市場，而有限的市場必然會謹慎的挑選質量過硬的產品。

3.4 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提升產品層次

技術創新是產品創新、市場開拓的重要前提，通過技術創新推動產品的不斷升級以及市場份額的有效放大，可在進一步強化產品市場優勢的同時，顯著提高以技術為核心的品牌國際競爭力。出口企業要通過建設研發隊伍、采用激勵機制、保證研發費用、購置先進的設備、與國外的知名品牌合作研發或者爭取建立國家技術中心，不斷推出新產品，增加品牌的科技含量和特色。特別是加大自主知識產權產品的研發投入，并在產品設計、功能、款式和舒適度等方面引進國際先進理念和設計方法，并促進自主品牌的建設，增強抵抗出口波動能力。

總之，出口企業要制定長期有效的戰略對策，以積極的態度去應對歐債危機，練好內功，提高自己的核心競爭力，讓企業順利走出困境。

參考文獻

［1］方利平，潘，劉新宇.歐債危機打擊市場需求 出口企業苦中求變［N］.廣州日報，2011-10-2.

第6篇：債務危機的本質范文

Ⅱ. ARC概念和歐元危機之間的關聯 希臘引起了歐元危機，但在我看來，德國是最例外的國家。因此在這一部分，德國在歐元危機中的表現將作為一個切入點，找出德國與其他遭受危機的歐洲國家之間的區別。

1. 與眾不同的德國 與希臘、葡萄牙、愛爾蘭、意大利和西班牙（5國合稱“PIIGS”）相比，德國在歐元危機中扮演了領導角色。當“PIIGS”面臨巨額債務，等著從外國游客身上掙一點收入時，德國幾乎沒有收到外界的影響，這有賴于德國在經濟、政治和社會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政策。

經濟上，德國非常重視制造業，為國民經濟打下牢固基礎。

政治和社會上，德國前總理施羅德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制造了健康的政治環境：他們減少個人所得稅；改革失業保險和救濟制度；加強再就業培訓。

2. 歐洲現狀和ARC 基于對德國的分析和“PIIGS”的現狀，我們發現將債務危機與ARC概念相關聯具有可行性。在這一部分，我首先整體討論“PIIGS”，然后通過研究歐洲國家之間的互動，來找出一些有益的指示。

在這場危機中，希臘處在暴風中央，而葡萄牙、愛爾蘭、意大利和西班牙存在很多類似的問題，所以我們在以下3方面分析中，將他們作為一個整體。首先，與德國不同，“PIIGS”沒有堅實的工業基礎來支撐國民經濟和金融市場。為了達到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要求，他們盲目使用戈德曼的“新會計法”---他們依賴未來收入，然后將它抵押、兌現。然而，在使用這種“新會計法”時，整個過程會被寫成出售，而不是債務，這使得幾十億的債務隱藏在資產負債表中不可見。盡管德國也采用一樣的方法，但他們有足夠的資產來償還債務。因此我認為管理會計的概念，特別是編制預算和責任管理，是很好的解釋。

其次，Holger(2011)指出，“歐元危機的一個原因是巨額公共赤字和急劇增加的公共債務”，這意味著“PIIGS”很可能忽視了他們在危機初期的監管職責，導致危機在短期內失控。

Ⅲ. 從ARC角度解釋危機 1. 責任 Roberts and Scapens (1985:447–448)對責任定義如下：“廣義的責任僅僅指對所作所為出具理由”，在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中，受到最大影響的希臘和愛爾蘭，不能抓住會計的本質，而且，其他國家也多多少少在責任方面做得不夠。

（1）會計準則。在ARC手冊上，提出了會計三個要點，其中兩個是：賬簿的兩側要保持平衡；財富記賬的方式非常重要。當希臘和其他國家利用戈德曼的“新會計法”，將借款轉移出售，將其記錄為收入（如上所述）時，他們事實上已經違反了這一規定。我認為，他們這一做法增加了借債，而信用卻沒有大幅增加，這違反了兩邊平衡的原則。另外，他們總將債務拖到幾年后，這給消費者提供了“滯后信息”。這是危機產生的主要原因。

（2）道德和條規。我同意責任和道德緊密相關。德國哲學家Immanuel Kant說過，即使是對會計一竅不通的人，也會盡量保持資產負債表賬面平衡，因此，允許使用一些技巧。但我認為讓投資者和交易商清楚其中的風險和回報，正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規定，嚴禁使用“不透明的、不可靠的、不能比較的數據”。違反規定和無視道德引起了這場混亂。

2. 管理會計和管理控制 控制是組織過程中最關鍵的一步。Otley and Berry (1980)強調，“控制與‘目的、協調和變化’緊密相關，引導他們關注‘組織的規劃程序’”。部分歐元國家沒能成功處理這些要點，所以他們喪失了支配地位，這地位建立在嚴格控制的基礎上。我將從控制的2個主要概念入手分析這一場危機。

(1) 預算和編制預算。在實現財政目標的過程中，預算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一個財年期間經常修訂就能完善預算，但有缺陷的預算可能導致不必要的花費和令人猝不及防的財政赤字。Otley and Berry (1996) 論證了預算的功能，包括“管理績效的控制、激勵和評估”，所以預算實際上是一個控制和管理的方法。在歐元區，希臘、葡萄牙和愛爾蘭長期存在巨大的貿易赤字，導致資金被迫流出，所以他們靠借債度日。2009年12月，希臘債務達到了2800億歐元。因此，他們在預算編制上的漏洞是他們錯誤評估財政狀況的重要原因。

(2) 管理。Koontz and O’Donnell (1968, p.54)指出，“不同企業和部門之間可以互相借鑒彼此的管理知識和經驗”。我認為，隨著經濟全球化不斷擴展，這個理論也適用于國家之間。“PIIGS”缺乏有效的危機管理體系，因此歐盟有必要建立一個可行的危機管理機構。

3. 代表 Zuboff (1988)認為，ARC中代表的含義可以總結為3個方面：遠程控制---會計越來越多得使用于財經監控，但它是一個遙遠工具，不是傳統控制方法；置換---這是通過調整來處理遠程控制的方法（Cooper,1992:257; Robson,1992）；縮略---把復雜的東西簡化成更能接受的具象形式。這個理論指出，置換和縮略在抽象表達中是不可缺少的，而抽象表達在處理會計控制中有著重要作用。我認為，這意味著下級應該總結代表信息來幫助上級做出準確、及時的控制。在歐元危機中，中央政府喪失對銀行市場的控制。當銀行面臨巨額債款，中央財政部無法掌握問題的準確信息，結果錯失了采取救援的最佳時機。

Ⅳ. ARC闡釋的局限性 盡管利用ARC概念能夠讓我們從獨特、微觀的視角去解釋歐元危機，但是，僅僅依靠會計規章、責任和管理控制理論，無法解釋大規模危機。

(1) ARC理論只要用于組織管理和控制，它無法說明如何實施宏觀控制，通過調整財政和稅收政策來解決歐元危機。 

(2) 危機不僅僅受經濟和金融層面的影響。例如，金融市場與社會環境緊密相關。債券消費會受到個人情感和媒體評論的影響。當債務危機爆發時，國內消費者很有可能對政府失去了信心。我們無法利用ARC理論來解釋這些現象。

參考文獻

布萊恩，R（2006）勞動過程的核算與控制。在accounting.17批判性的觀點（5），551–598

 

第7篇：債務危機的本質范文

關鍵詞：var；金融危機理論；希臘主權債務危機

0導言

2008年金融海嘯還未平息，各國的債務危機又席卷而來。我們不可否認，在過去幾年里金融危機對國際經濟狀況的破壞，但我們也要正視后危機時代中更嚴重的經濟波動。從2009年底，人們都在為世界經濟狀況回暖而增加信心時，迪拜債務危機進入了我們的視線，如同對正溫的經濟狀況當頭潑了一盆冷水，以奢華為主調的迪拜陷入危機之中，使得國際投資商們信心頓失，經濟狀況再次下滑，在迪拜淡出人們視線之后，希臘的債務主權危機又浮出水面，如果我們說迪拜的危機僅僅是一個區域性危機，那么希臘的危機則會對整個歐元區產生巨大的影響，繼而破壞世界經濟的良性發展。所以，后危機時代國際經濟的發展也不是一帆風順，那里充滿了諸多波折，而在經濟發展中其杠桿作用的金融發展，更是重中之重。2008年金融海嘯就是由于各類金融衍生產品的濫發而引起，2010年希臘主權債務危機也是由于華爾街的操作而產生了隱患，所以，如何化解后危機時代存留的風波，如何重建國際貨幣體系，如何對銀行業進行有效地監管，成了促進國際經濟正常發展的重要路徑。

1金融危機的演化及遺留問題

過去幾十年里，經濟學可謂發展迅猛，各種理論層出不窮，就從金融危機理論而言，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至今已經出現了四論，各種理論所揭示的金融危機的發生也都具有局限性，然而，對2008年出現的金融危機卻沒有形成固定的一套理論，大家眾說紛詞，但從已經出現的理論中我們還是可以摸索出一些簡單的規律。

彼得·伯恩斯坦在《與上帝抗爭》一書中寫道：“界定現在和過去的革命思想是對風險的掌握：這句話的深意是，未來不是上帝的一時興趣，人類在自然界面前不是全然被動的。”所以，根據金融經濟學的不斷發展，總結，創新，金融業經歷了一個黃金時期，在這個時期的特點是低利率、低波動性和高回報率，風險也被降低到一種可以忽略的地步。

這些特點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三個關系緊密的階段所體現的：金融衍生工具的大幅增多；通過證券化來分解和分散信用風險；以及扎根于20世紀中期的數學、計算機與經濟學在風險管理中的應用，這項技術在20世紀90年代蓬勃發展起來，以信托銀行和摩根大通為代表的公司發展了風險估價模型（var），這個模型使得銀行能夠計算他們在風險真正到來之后的預期損失。在這期間，幾乎所有的金融風險都可以用數學公式進行推導，用計算機來計算，其精確度可預計到小數點后五位，相應的，預期收益也可以預計到這個精度。這項技術的發明使大家都相信，即使利潤被更加強大的資產負債表和更高的杠桿率進一步推高，風險也可以通過var的計算而被限制在一定水平之內。這給那些華爾街的大亨們以謀私利的空間。

假如越來越多的風險能夠被精確計算，那么在銀行賬戶中就可以更低的資本費用來驚醒更大額度的貸款，同樣，銀行所持有的可轉換的債券數量也會增多。并且由于風險的精確衡量也迷惑監管當局，使其認為在低風險的銀行交易和金融衍生產品交易中不會對大的宏觀經濟造成嚴重的影響，并且讓一些公司可以通過資產證券化將不良資產轉手交易，從而降低風險。同樣，令監管者奉為圣經的新巴塞爾協議太過于依賴銀行內部的交易模型以及資產負債表的構成，使得風險評估這種技術的產生對銀行平衡資產負債表起了重要作用，從而逃過了新巴塞爾協議的監管。

雖然var使得風險不斷下降，但其平穩的發展過程中也出現過嚴重的危機，例如網絡泡沫。但是經濟狀況總是向好發展，波動常常可以快速平復。所以致使銀行巨頭越來越自大，直到2007年9月的金融危機。所以，筆者認為這次金融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是基于數學為基礎的新興計量經濟學而帶來的風險管理危機，其中對風險的評估太過精準，從而遺忘了在交易過程中的人心理的變化，或者稱之為一種動物精神。經濟學中有一條基本假定，即理性人假設，并且大部分的數量經濟學家都是以這種假設為建模的前提，然而人在這個社會中的特殊存在，有時會具有非理性的表現，所以利用各種數量模型進行評估風險只能用于參考，而不能奉為圣經。所以，在基本假設都無法把握的前提下，利用全面的數學公式來分析一種非理性或者存在許多不穩定變量的方程式是很難得到正解的，并且即使結出了答案也可能將我們引入歧途。正由于此，使得大規模的廉價資本導致了風險的低估價。

伯南克曾說過，危機的原因絕大部分是由于按揭貸款產品的監管缺失，而非寬松的貨幣政策。當時實行的政策是政府鼓勵美國居民向房地美和房利美申請按揭貸款，這兩家公司是美國按揭貸款業的巨頭。但是這兩家公司卻將那些粗制濫造的承銷貸款包裝成證券出售。正是由于監管的缺失導致了由低利率衍生出的較高杠桿率。美國各大金融公司的債務隨著整個經濟的膨脹而膨脹。在經濟瘋狂的高峰期，中等大型銀行可以借入相當于其股權37倍的股票，這代表著它們可能在資產損失2-3%的情況下，就面臨破產風險。但借入資本能夠使得投資者們偽造“alpha”值，或者得到高于市場回報率的回報。

另外“格林斯潘政策”同樣減弱了市場對風險的敏感度，由于這個政策使得人們過于相信會在需要的時候通過降低利率和減少市場流動性來救市。然而，美國審核借款的主要憑借卻是各類信用評級機構，這些信用評級機構也是企業，他們的盈利來源主要是靠發放貸款的公司，這其中就可能存在部分問題。另外由于金融衍生產品的復雜化，使得從借款人到最終投資者的鏈條又過長，審查手續極為不便，加大了監管的難度。

最后，信息不對稱同樣加大了對場外衍生金融市場的破壞程度。在場外市場，甚至連大型交易公司都沒有準確的信息能夠估計其他公司遭受損失會給整個市場帶來的后果。與雷曼兄弟有關的合同損失看起來并不是太劇烈，但是沒有人能夠預見雷曼在2008年9月倒閉時所引起的全球性恐慌。其信息不對稱還有可能造成場外交易的短期災難，場外交易沒有明確的大公司進行引導容易造成不規則的羊群效應，使得投資者過于冒進，并且由于風險管理模型過分依賴于短期數據而造成的分析結果過于狹隘，使得恐慌得以蔓延。由于現在的全球金融網絡的復雜性使得偶然性的災難性失敗變得難以避免。比如說，信用衍生品市場的資產總額遠遠大于其實體市場。直到現在，才采取一些措施，比如這些合同必須通過中央結算所的審核，以確保交易是有擔保的，以及在一方違約的情況下保證交易能夠正常完成。

2后危機時代的希臘主權債務危機

這些在2008年金融海嘯中遺留下來的問題一直被各種經濟學家研究，但在其還未解決的時候，世界經濟的第二次波動又隨之而來，甚至有超越次貸危機的趨勢，這中間有著必然的聯系，正如蒂爾·古迪曼所說，資本并不像人們所認為的那樣能夠有效的分配。

 

早在希臘加入歐元區之前，其國債與gdp的比例已經居于世界前列，但其為了盡快加入歐元區，不得不請摩根大通為其進行包裝，將國債以低利率賣于摩根，換得現金流以美化國內資產負債表，而摩根大通則將購得的希臘國債在德國買入保險，以保證其資產不貶值。金融海嘯之后，摩根大通為保證自己盈利，大量拋售希臘債券，從而使得希臘債務比例瞬間失衡，從而引發希臘的債務危機。這個看似簡單的鏈條卻給我們帶來了很大的震撼，為什么一個國家的債務可以背負這么多，為什么摩根大通遠在美國卻能操縱一個國家的變化。所以，在美國發生的金融危機瞬間波及全球，我們不得不感慨由于金融衍生產品的盛行以及電腦股票交易的普及等，銀行間的依賴性逐漸增強。這些銀行業巨頭們為了在后危機時代讓自己繼續領跑國際市場，都充當著投機者的行為。

這只是其中一個方面，如今社會有另外一種聲音，那就是在歐元區國家準備救希臘時，有人提出“我們為什么要為希臘的奢華買單。”希臘在出現債務危機前，其國債與gdp比例一直保持在一個很高的水平，這就意味著希臘一直在借賬消費，所以我們也不難理解其發生債務危機的緣由了。根據沃爾芬森的資產價格下降理論來說：由于債務人的過度負債，在銀行不愿提供貸款或減少貸款的情況下，被迫降價出售資產，就會造成資產價格的急劇下降。由此產生兩方面的效應：一是資產負債率提高，二是使債務人擁有的財富減少，兩者都削弱了債務人的負債承受力，增加了其債務負擔。債務欠得越多資產降價變賣就越多，資產降價變賣越多，資產就越貶值，債務負擔就越重。

然而，引發希臘主權債務危機不能僅僅歸結于其國內的經濟運行狀況，同時，它也受到國際形式的影響。美國在金融危機過后，采取的修復資產負債表的方式不是通過貿易出口順差的方式來完成的，因為這個過程太漫長，美國政府不愿意等這么長的時間，而且貿易出口帶來順差的方式是賺辛苦錢，習慣于過好日子的美國人和美國政府不愿意如此辛苦，因此美國通過資本回流的方式來完成資產負債表的修復，這種途徑可以最快地完成對美國資產負債表的修復，同時將美國對外國的負債變為本國的資本。目前國際市場持有美國國債的國家很多，都認為美國國債是一種無風險的投資品。美國要想回籠國債，就必須促使國外的熱錢向美國匯攏，匯攏的過程，其實就是美國減少對外的債務，并且獲得資本，降低資產負債率的過程。所以，美國一直主張外幣的升值，增加各國央行拋售美元的數額。這雖然會使美國對外的貿易逆差擴大，但他可以盡快修復資產負債表，以及提升國際地位。因為外匯無異于一個國家的命脈，是一個國家制約另外國家的重要籌碼，一旦缺少了這些，其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將急劇下降。這就使得美國以各種理由要求國際社會放開匯率管制，從而使得歐元區債務危機頻發。

3一些簡單的建議

不可否認，在后危機時代，有著危機時的部分遺留問題，也出現了許多新的危機，其重點聚焦于三個方面：銀行，國家以及匯率。在后危機時代保持經濟健康發展，就要保證這三個方面的健康穩定。

其一，關于銀行。銀行衍生產品的復雜性從整體上來講是可以通過多樣化組合來降低整體風險。但是這些產品從本質上來講是同質的，杠桿貸款，美國住房抵押貸款等等。從整個系統來看，等同于每個人都把雞蛋放在了類似的幾個籃子中，雖然可以獲得豐厚的回報率，但同時也會造成巨大的風險。所以處理風險的最好方法是如何讓整個銀行體系能夠在銀行抗拒破產時更為有彈性。其做法有兩個方面。一是更加嚴格的監管。可以理解為更為嚴格的銀行最低資本充足率以及更嚴格的業內監管，那就首先要做到規范新巴塞爾協議，將風險估算中可以運用手段處理的低效率資本進行規范重組，重新規范銀行的資產負債表；要加強銀行的風險管理機制，其主要方面是改進現有的var計算方法，納入更多變量，以求風險估值更加準確，另外關于監管者要改變原有的觀點，原有觀點認為如果100家最大的銀行各自是安全的，那么整個系統也就是安全的。但是這次的危機表明，盡管那些關系體系良好的公司，在經濟低迷期能夠謹慎行事，同樣也會削弱整個系統的穩定性。再次，銀行自身也必須找到一個風險管理的中間地帶，這個中間地帶介于直覺和盲目崇拜數字之間。很多數量金融方面的進展是確實有用的，但是如果一個公司不能了解它所用的模型的缺陷的話，陷入麻煩就在所難免。關于銀行業的改革不會是一帆風順，或許會出現許多新的理論，但是至少新的理論能令絕大多數銀行安全度過后危機時代的風波。最后要求各國政府要回收信用評級機構，信用評級機構可以算是一種公共服務機構，應該由國家控制而不應該下放到私有企業進行操作，這樣會造成很多以權謀私的現象發生。二是實行銀行的分業小型化經營。把銀行進行小型化拆分，當其發生違約的時候不會連累其他公司。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業務分離規定強制商業銀行丟棄其投資銀行部門，但是，如果對投資銀行的緊急救助是非做不可的話，這一規定是毫無意義的。所以只能將銀行進行小型化，其代表為英國。

其二，關于國家。對于歐元區這次大面積的債務危機，特別是希臘主權危機，其應對方法應該從其自身開始，其國內要進行緊縮的財政政策，減少開支，另外需要國際社會繼續對其進行援助，特別是歐元區國家，應在里斯本條約之上更加團結，針對希臘，可以對其進行一些帶有懲罰措施的貸款。第三，要推動歐元區國家正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是希臘，要利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來提高本國的信用評級，從而獲得更過的國際援助。最后，要約束國家公債信用違約交換（cdss）的市場。這種金融商品讓投資人能對一個國家違背其還債責任做規避，而且可以讓其他人對這違約發生的可能性作投機。

其三，關于匯率。匯率是一個國家的根本，美國推崇自由匯率制度，自由匯率制度在經濟繁榮時期可以很有效的促進國家經濟的發展，但在特殊時期要有特殊的安排，針對外匯儲備較多的國家就應該由政府進行干預，一方面防止國內熱錢流出，不利于經濟重建；另一方面，控制國家外匯存量，以提高國家在國際的競爭力。但在政府干預下匯率制度也會造成不良的影響，例如影響進出口貿易等，這就要求國家在調整制度的同時要關注于國內的經濟結構，假如國內需求充足則可以采取管制的匯率制的，反之則要實行自由匯率制度，并在其他方面擴大外匯儲備。

參考文獻：

[1] 喬治·阿克羅夫,羅伯特·希勒.動物精神[m].中信出版社, 2009.

[2] 陳志武.金融的邏輯[m].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2009.

第8篇：債務危機的本質范文

當全世界都認為經濟危機即將探底或者已經探底時，2009年11月25日，阿聯酋之迪拜酋長國政府宣布，將重組旗下最大的國有控股投資公司迪拜世界，公司所欠約600億美元的債務將至少延期六個月償還，其中包括迪拜世界下屬地產巨頭納西勒公司即將于12月到期的35億美元伊斯蘭債券。房地產泡沫、過度的金融投機行為、缺乏約束的金融業引發的危機，導致美國經濟泡沫破滅；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迪拜。而由于房地產業造成的迪拜債務危機又能給中國帶來什么樣的啟示，本文將對此進行探討。

一、迪拜經濟的崛起

迪拜是7個阿拉伯聯合酋長國中面積第二大的酋長國，位于波斯灣霍爾木茲海峽灣的咽喉地帶，地理位置十分優越。上世紀60年代末，石油的勘探開啟了迪拜現代經濟的發展歷程，石油財富的積累自拜得以在20世紀70-80年代大力開展基礎建設。但由于石油儲量并不豐富，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迪拜開始致力于多樣化發展。憑借其開放的經濟政策、良好的地理位置，經過短短30年的發展，迪拜已經成為中東和非洲地區的交通中心、信息中心、展覽中心和商品分撥中心。與此同時，迪拜還將出口所獲得的石油美元存在國外進行房地產和證券投資。對沖基金、衍生產品市場等為石油美元提供了良好的渠道，其財富基金積極參與跨國投資，曾獲得豐厚的收益。　迪拜經濟的繁榮，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賴于政府在1998年開始推出的房地產振興計劃。政府的刺激計劃使得迪拜房價從2004年至今翻了4倍。通過投資房產和基礎建設，迪拜吸引了大量的國際游資，推動了旅游業、高端房地產業、金融業的發　展，也推動了迪拜經濟的二次繁榮。

二、迪拜經濟危機爆發的原因剖析

1、政府政策導向性失誤導致房地　產市場泡沫嚴重　由于迪拜的石油資源開采到2010后即告枯竭，迪拜當局意識到僅僅依靠有限的石油資源難以繼續經濟增長，因此，迪拜政府迅速進行了經濟結構的調整，采取多元化的經濟發展策略。迪拜的經濟發展模式是把自由貿易區與旅游業相結合。作為自由貿易免稅區，它吸引了無數人來迪拜投資和消費。自2001年起，迪拜政府旗下的國有企業也開始在世界各地開展大型項目建設，涉及領域包括房地產開發、港口貿易等等。同時，迪拜政府還在國內大力推行發展房地產的經濟政策，使得迪拜在短時間內成為擁有世界地標最多的國家。正是因為政府的政策導向性作用，迪拜的國有企業紛紛投資房地產業。在過去四年多的時間里，迪拜以建設中東地區物流、休閑和金融樞紐為目標，推動了3000億美元規模的建設項目。在此過程中，迪拜政府與國有企業的債務不斷增加，債務總量達到了近800億美元。　這種急于求成的趕超心理、追求經濟的超常規發展，造成迪拜政府政策導向出現失誤。受政府政策導向的影響。迪拜經濟發展過分依賴于房地產業、過分依賴于房地產市場房價地價的炒作，引起國際熱錢大量涌入，導致房地產泡沫越吹越大而最終破滅。

2、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結構失衡　根據調查顯示，迪拜GDP的增長主要依靠房地產業和旅游業，以虛擬經濟為核心的發展模式造成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比例失衡。2001年以來，地產業年均發展速度達到了37.4％；2003年起，迪拜旅游業的收入已經超越了石油收入，占到GDP的10％以上。在金融危機發生之前，代表實體經濟的石油產業只占迪拜GDP的6％而代表虛擬經濟的地產業則占20％。　為了進一步刺激經濟繁榮，迪拜政府自2002年起允許外國人持有房地產。同時，迪拜以建設中東地區物流、奢侈旅游和中東金融樞紐為目標，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并積極推進3000億美元規模的建設項目。　雖然虛擬經濟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迪拜房地產的投機需求，但也為迪拜的債務危機埋下了不可避免的隱患。迪拜石油資源并不豐富，它無法像其他海灣地區的國家那樣，通過出口石油來得到持續固定的收益。這個很小的經濟體，卻借用了大量資金來支撐龐大的基礎設施建設，其負債規模與經濟規模的比例之大在世界上是很少見的。盡管銀行通過信貸擴張、增加流動性來緩解借款者的壓力，但這些措施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減少損害，而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由于迪拜在過去數年里所依賴的發展道路是不可持續的，它無法保證迪拜從這種發展模式中獲得足夠且持久的利潤。因此，迪拜的發展模式從一開始就注定難以維系，而且必然崩潰。

3、過分依賴外資難以抵御外部沖擊　迪拜以虛擬經濟為主的發展模式，大大降低了抵抗外部風險的能力。加之迪拜國內基礎貨幣儲蓄并不多，為了大力發展房地產和旅游業，只能依賴外部貸款。在國際經濟環境大好時，國際投資者看好迪拜，于是大量熱錢紛紛涌入。目前該國債務總量為800億美元，大大超過國際警戒線水平。其中，政府或政府擔保的外債236億美元，占其GDP的30％左右。　隨著全球金融危機的蔓延，投資者信心下降，國際投資大幅減少，力口上全球信貸緊縮政策，導致迪拜資本流入急劇萎縮。根據國際金融協會的統計，2008年由于商業銀行收緊信貸，大量資本流出阿聯酋，導致其資本賬戶出現550億美元的赤字。同時，由于迪拜貨幣迪拉姆與美元實行固定匯率，美元貶值預期的增強進一步加劇了迪拜的資本外逃，資金鏈嚴重斷裂。為了償還到期債務，迪拜政府不得不多次增發債券。這種政府過度舉債的風險極有可能引發財政危機，影響社會穩定，更無法支撐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顯然，迪拜危機爆發的原因從表面上看是因為旁地產的過度膨脹，但其本質原因是迪拜的發展模式出現問題。

三、迪拜債務危機對中國的啟示

1、合理調整產業結構，抑制房地產泡沫　從中國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2009年到現在，經濟復蘇的特征是包括股市、樓市這類虛擬經濟先于實體經濟復蘇，而且房地產可以說是非理性的復蘇，而在龐大的刺激經濟計劃中，對房地產的投資更為驚人。據中國人民銀行的《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2009年第二季度)》顯示，2009年上半年7.4萬億元天最信貸的具體流向為：基礎設施行業中長期貸款新增1.6萬億元。同比多增1.1萬億元，占全部中長期貸款51.6％。在房地產救中國的論調下，2009年，中國房地產市翰匝來了自己最火爆的一年，二手房交易量是過去三年的總和，各地房價大幅飆升，差不多都創了歷史新高。房地產業毫無疑問是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但是地方財政對于土地出讓收入的依賴程度太高，單純依賴賣地來拉動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無法為經濟健康發展提供不竭的動力。一旦土地使用資源匱乏，城市的發展將會陷入動力不足的局面進而導致經濟危機甚至社會危機。

著名經濟學家澤爾騰先生認為，目前中國經濟最大的隱憂是房地產市場存在大量泡沫。無獨有偶，根據相關機構對房地產行業進行調查后得出結論，中國大城市的房屋空置率已經遠遠超過10％的國際警戒線。房地產市場存在泡沫，這是一個不容回擗的事實，律續7年桌，中國的瞎價大幅上升，沅沅脫離了民眾的購買水平。如果中國不從迪拜身上吸取教訓，不能夠充分認識到GDP過分依賴房地產業的弊端，及時調整產業結構合理布局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那么中國很有可能成為下+迪拜。

第9篇：債務危機的本質范文

2015年“兩會”期間，財政部公布了1萬億元地方債置換的方案，無疑開啟了處理龐大地方債務的序幕。

由于1萬億元的地方債置換規模，只是覆蓋了2015年到期的地方政府負有直接償還責任的存量債務的53.8%，并未涉及到風險更大的由地方政府負有擔保和救助責任的債務。所以，此次地方債置換僅僅只是個開始和試水，未來應該還會有更多的“1萬億”出臺。

短期來看，如果1萬億元的地方政府債券得以順利發行，無疑會緩解2015年地方政府債務償還的流動性問題。地方政府債券會面向更多的投資者，這會減輕銀行的一部分負擔。地方債置換以后也會使地方政府的債務更加透明和規范，也有利于進一步控制和管理地方政府債務。

接下來的關鍵問題是，債務置換能否從根本上解決日益沉重的地方債務問題？

如果僅僅是債務置換就解決了問題，歐洲的債務危機恐怕也就不會成為危機了。在經濟和財政收入維持目前趨勢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和融資平臺的債務，要么依靠變賣資產來還債，要么借助外界的力量來分攤，把一部分債務的負擔轉移到別人身上，否則“有毒”的債務不會無緣無故變成“無毒”。也就是說，債務問題不可能沒有代價就解決了。歐債危機的處理深刻說明了這一本質。

在2010年歐債危機爆發之后，希臘等重災區國家也采取了各種眼花繚亂的處理手法，但最終市場都不買賬，希臘國債利率一直飆升。最終，希臘變賣了一些國有資產，同時“三駕馬車”（外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歐盟和歐洲央行最終共同分擔了債務處理的部分成本，才使得歐債危機得以平息。IMF提供資金，實質上是全球各國給予了援助;歐盟提供資金，是歐盟各國財政給予了支持;歐洲央行提供資金，則是把一部分債務貨幣化，轉嫁到所有使用歐元的人身上。

所以，看待債務處理有沒有本質的進展，關鍵看是否有外力幫忙承擔成本。

僅僅是債務置換，債務的主體沒有變化，仍然是地方政府。原來的債務償還有問題，置換后誰又能保證新發的地方政府債券以后償還沒問題呢？投資者憑什么一定會給予較低的利率呢？

隨著未來置換的規模累計量越來越大，如果經濟和財政收入沒有明顯的改觀，地方債務本質的解決途徑仍然是中央財政給予支持，或者是央行針對地方政府債券實施直接的或間接的量化寬松（QE）。

短期內，央行通過降低無風險利率來降低未來地方政府債的發行利率，也可以給予定向寬松的補償。長期內，央行可以對地方政府債券實施QE。這些方式本質上都是把地方政府債務貨幣化，成本一部分負擔轉移到央行，分攤到一切使用人民幣的人手中。而中央財政也可借助此次債務處理給予的支持，強力推行財稅改革，徹底整頓和規范地方財政和債務。

總之，地方債置換僅僅是中國地方政府債務處理的開始，后續央行和中央財政應該會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

地方債務毒瘤暴增

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各國都采取了救助和大規模刺激措施，把居民、企業和銀行資產負債表修復的痛苦一部分轉移到了政府身上。其結果是，危機過后各國中央財政的負擔都明顯加重，美國面臨了“財政懸崖”的危機，歐洲則爆發了債務危機。

中國也不例外，刺激過后政府債務也在不斷增加。如果從整個政府債務角度看，似乎規模仍然處于安全邊際。根據審計署的統計，截至2012年底，全國各級政府債務共27.8萬億元，政府整體債務占當年GDP的比例為53.6%，低于大多數國家的水平，也低于國際慣用的60%的警戒線。

但中國政府債務的結構與西方國家有很大差異，西方國家債務增長主要來自中央政府，而中國債務大幅增長的則是地方政府。據國家審計署的數據，截至2010年底，全國地方政府性債務有10.7萬億元;到2013年6月，這一債務規模增加到18萬億元。短短兩年半的時間，全國地方政府性債務就增長了67%。

從債務的分類上看，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為10.88萬億元，比2010年底增長了62%;地方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為2.67萬億元，比2010年底增長了14%;而地方政府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債務為4.34萬億元，比2010年底增長了160%，這部分債務的信用級別顯然更低，增長卻最為迅速。

從到期的情況上看，地方債務到期的高峰似乎已經過去，2015年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到期量為1.86萬億元，占比17.06%，比2013年和2014年有所減少，而且未來幾年這一比重還在逐漸減少。

但這只是一種靜態的測算，由于之前很多到期償還的債務都是借新還舊，這會累積到未來的償還年份中。也就是說，未來地方政府債務到期的償還壓力可能根本沒有減輕。舉個簡單的例子，如果2013年6月至2013年底到期的債務都是借新還舊，借的是三年期的資金，這些債務壓力都會積壓到2016年，即2016年實際到期償還的債務就會達到3.7萬億元，而不是國家審計署靜態數字顯示的1.26萬億元。可能正是基于這一原因，國務院和財政部才及早地推出了地方債務置換的方案。

債務期限短融資成本高企

當然，債務的規模只是一個因素，也沒有一個絕對的標準判定，債務規模超過一定的程度就會非常危險。比如，日本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高達200%，但日本依然沒有爆發任何政府債務危機。

其他一些重要的因素，比如債務融資的方式、期限和利率以及財政償還的能力，也會很大地影響債務的償還問題。

在地方性政府債務中，更多采取的是間接融資的方式，銀行貸款是其主要形式。在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中，50%以上的資金通過銀行貸款獲得，發行債券獲得資金比例僅占10%左右。這意味著，地方政府債務的風險很大程度上與銀行捆綁在一起，風險會相對集中，這也是近年來銀行壞賬率不斷上升的一個主要原因。

當經濟環境不好時，銀行基于風險收益原則，往往會采取逆經濟周期的行為而收縮信貸。這在西方發達國家可以明顯看到，金融危機期間，不管美國政府和美聯儲施展百般解數，美國銀行的貸款仍低得可憐，這屬于正常的銀行行為。

但是，在“四萬億”的大刺激中，中國利用行政的干預，讓銀行進行了順周期的行為，配合地方政府大致擴張刺激，這樣銀行就累計了大量的高風險貸款。地方債務綁架銀行就是在這么一種特殊的刺激背景下產生的。

從地方政府債務到期的規模比例分布看（每年的償付比例都在15%-20%左右），債務資金的期限很短，可能大多集中在三到五年，這就大大地增加了債務償還的流動性風險。而西方國家政府債務的期限一般都很長，即使債務規模很大，短期的償還壓力也會減輕。

比如，美國政府債務規模約為17萬億美元（按債務上限算），如果都是30年的期限，那么每年到期需要償還的債務大約只有0.5萬億美元;中國各級政府債務規模約28萬億元（不足6萬億美元），比美國少很多，如果都是五年的融資期限，則每年到期需要償還的債務會達到5.6萬億元，反而比美國的短期償還壓力大得多。

另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債務的利息成本。西方發達國家在政府債務增長的同時，央行都通過貨幣政策不斷壓低利率，美國、歐洲和日本幾乎實行的都是零利率，這就大大降低了它們債務的利息成本。相比較而言，中國這些年的利率水平并不低，目前5年期國債利率在3.5%左右，而美國5年期國債利率只有1.5%。

由于信用級別不同，單純地比較中美的利率水平會有些誤導。但從2008年以來，我們可以看到，中美5年期國債利率的利差是在不斷擴大的。在2008年和2009年的大部分時間里，中美利差大致在0.5%以內，到2013年這一利差一度擴大至3%。這充分說明，相對于美國，中國的債務融資成本在不斷增加。

也就是說，同樣是1億美元的政府債務，在美國進行5年的融資，只需要每年支付150萬美元的利息成本，而在中國則需要每年支付400萬美元左右的利息（假設匯率保持穩定）。

按照瑞銀證券的估算，2014年末時原口徑下的地方政府存量債務規模已達21萬億元，其中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規模至少達11萬億元（剩余部分可能將歸為企業部門債務），平均利率為6.5%-7%。相比之下，目前3-5年期城投債收益率僅為4.7%左右。因此，如果置換10萬億元存量債務，每年地方政府利息負擔將有望減少3000億元。

經濟低迷 財政收入銳減

另外一個影響地方債務的關鍵因素就是財政收入的增長，它直接決定著地方債務償還的能力。不幸的是，這些年中國經濟處在趨勢下降的通道當中，房地產也邁過了之前繁榮的拐點，這使得正常的財政收入和土地出讓收入增長明顯下降，地方政府的償債能力大幅減弱。

隨著中國經濟增速的不斷下降，財政收入的增長也在明顯放慢。2014年公共財政收入僅增長8.6%，比2013年下降了1.5個百分點，與2010年前后30%左右的增長更是不可同日而語。2015年1-2月，公共財政收入增速已經向零邁進。

中國經濟的下滑恐怕不是短期能夠扭轉的，2014年保住7.4%的GDP增長已經非常吃力，2015年政府已經把經濟增長目標下調至7%。一季度，經濟的開局也非常不利，工業、投資和消費等主要經濟指標都出現了大幅下滑。

1-2月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速6.8%，比2014年12月回落1.1個百分點，創下2008年12月以來的最低水平。1-2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速10.7%，也比2014年12月大幅回落1.2個百分點。雖然2014年四季度以來，貨幣政策有所放松，但仍不足以使投資企穩。1-2月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速13.9%，比2014年大幅回落1.8個百分點。

未來幾年，中國的潛在增長水平會逐步地滑向6%附近。在這樣經濟的背景下，財政收入增速只會更加慢，地方政府的償債能力會變得更加贏弱。

在地方政府收入中，土地出讓金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相當于公共財政收入的30%左右。由于2014年房地產低迷，土地出讓金大幅銳減。據財政部數據，2014年全國土地出讓收入約4.3萬億元，比2013年僅增長3.1%，而2013年這一增速是44%。

過去土地出讓金也出現過起伏，“四萬億”刺激后，房地產市場爆發式增長，2009年至2010年土地出讓金翻了一倍多。隨著房地產市場的收緊，2012年土地出讓金短暫地出現了負增長，但2013年就迅速逆轉。這一次會不會是類似2012年的短暫低迷呢？

情況已經大不相同。此前中國房地產的兩次調整都是由外部因素引起，2008年受到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2012年則是由于之前兩年房地產政策的緊縮。但本輪中國的房地產下行更多是房地產基本面因素推動，勞動人口占比開始下降，剛需支撐的房地產繁榮已經一去不復返，大量的房地產庫存有待消化，即使政府于2014年四季度后實施了放松房地產的政策，所起到的效果也要大大弱于以往。

所以，不管從基本的財政收入，還是從土地出讓金這兩大地方政府償債能力來看，未來可能都存在趨勢性減弱的態勢。地方債務仍在增長，債務短期的償還壓力與日俱增，但地方政府的償債能力卻在減弱，這就使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更加嚴重。

債務置換妙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