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新聞傳播學的認識理解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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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對新聞傳播學的認識理解范文

一､“自然權利”――自由主義

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語匯或權利概念，新聞自由是在20世紀中后期明確提出來的。而在自由主義思想文化發展的歷史之鏈上，洛克的歷史地位已為學界所公認。馬克思､恩格斯在談到法國的自由思想時指出，法國革命時的“自由思想正是從英國輸入法國的，洛克是這種自由思想的始祖”。洛克也因為其自由主義思想始祖的地位而載入史冊。

洛克在其政治哲學著作《政府論》中的自由思想有兩個鮮明的特點:一是把自由放到至高的地位。自由在洛克看來具有至上的價值，無論是在自然狀態下還是在政治社會中，自由都是不容侵犯的。洛克認為，自由權是人們享有的不可剝奪的自然權利，是自然權利中最本質的內容，是人類追求的首要價值，保護和擴大自由是法律的目的。自由權利的提出為日后悄然崛起的新聞業注入活力，同時也為其艱難的步履增添了前進的勇氣。自二十世紀新聞自由被鮮明地提出以來，世界新聞傳播界為新聞自由的振臂高呼､搖旗吶喊一直在進行中。二是強調自由必須以守法為前提。洛克認為，人雖然生而享有自由的天然權利，但是，這種權利很不穩定，必須以國家的名譽制定法律，把自然的自由變為社會的自由，把自然權利變為有明文規定的法律權利。

透過新聞自由發展的階段可以看到，新聞媒介､公民和政府三方共同需要新聞自由，但新聞自由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現實中可能由于種種原因危害新聞自由，因此，只有通過法律的制約和協調，才能使新聞自由得以實現。那么，洛克這個觀點對之后新聞自由立法做了理論支撐。伴隨新聞業發展進程的不斷加快和深入，新聞自由概念的含混和不規范操作引發了諸多爭論和弊端，為避免扼殺新聞自由和濫用自由兩者間的惡性循環，世界各國普遍開始重視新聞自由的立法問題。

二､“交流”――人際間的傳播

傳播學中所使用的“傳播”一詞，是英語“communication”的對譯詞。現代英語“communication”新的含義，主要是在17世紀興起的。洛克成為我們現在所理解的“交流”一詞的首創者，他用這個詞來描繪人們思想的共享。這是他的創新。洛克宣告，“語詞”必須“服從交流的目的……這是話語和語言的目的”。在這里，他發明了“交流”一詞，這是表達許多詞義的一個新詞。他的“交流”思想即使并非總是后繼者的源泉，至少也成為許多后繼者觀念的典范。在他之后，貝克萊､休謨､梅斯梅爾､黑格爾､馬克思等人對交流的思想進行了不同程度的理解和發展。

洛克的“交流”的觀念融入了傳播思想的歷史中，經過300多年的發展，傳播學的主要類型多達人內傳播､人際傳播､群體傳播､組織傳播和大眾傳播等五種，在這些傳播類型中，無不滲透著“交流”的觀點，而這個觀點是所有傳播發生的主要條件和目的。在傳播學空前繁榮的今天，每當我們準備思考或談論“交流”這個觀念時，我們總會想起并提到洛克，因為他是“交流”一詞的首創者。

三､語言符號――人類傳播的工具

人類傳播是一種交流和交換信息的行為，信息是符號和意義的統一體，符號是信息的外在形式或物質載體，而意義則是信息的精神內容。在社會傳播中，任何信息都攜帶著意義，而任何信息也都必須通過符號才能得到表達和傳遞。從廣義上講，語言､姿勢､表情､服飾､表演和舞蹈等都可以被視為傳播的媒介，因為是一種媒介都通過一條信道或各種信道傳送符碼。

從17世紀哲學的發展與轉向來看，哲學之所以越來越關注語言問題，是因為任何思想都要用語言來表達，能否讓語言有效地服務于認識論，是洛克這一時期的哲學家關注的重要問題。這一時期，對語言作出系統分析的哲學家當首推洛克。

1.語言――“知識的外殼”

洛克在其《人類理解論》中探求明白的､確定的知識，依靠對理性或觀念的考察是不能獲得的，還要轉向對思想的外殼――語言的探討。洛克把語言問題提高到了哲學高度，并與認識論的研究自覺地結合起來，為哲學認識論開辟了新的領域。在洛克看來，語詞代表賦予其意義的觀念，而不是世界上的事物。他認為知識受到含混的､無意義的語言形式的妨礙，這些詞語給深入研究和高層思辨帶來錯誤。可見，洛克認識到含糊混淆的語言是知識一大障礙。

在今天的信息傳播中，語言作為人類最基本的符號體系，是信息的外在形式或物質載體，是信息表達和傳播中不可或缺的一種基本要素，在整個社會傳播系統中起著工具､橋梁的作用。尤其是大眾傳播時代，包括聲音､語言和文字在內的語言符號體系，是傳播媒介――報刊､電視､書籍､網絡等的實質形式。通過語言符號，大眾傳播的信息才能像空氣一樣彌漫在我們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達到社會信息的共享，推動整個社會向前發展。

2.“偉大的渠道”――語言的功能

語言功能觀在語言研究中非常重要，在傳播學中的意義同樣重大，因為我們可將語言基本上當做一種表達真假陳述的方法，即所指功能;或是作為一種用于傳播思想的工具､傳達信息的手段，即語言的觀念功能。這兩個功能在新聞報道､科學寫作､法庭作證等方面非常重要。

語言不是誘惑的藝術，而是傳送觀念的手段。洛克強調，語言的認知功能比詩意功能和寒暄功能重要。成功的傳送是洛克衡量語言功能的標準。“一個人說話時，他可能會讓人聽懂;說話的目的是讓那些作為符號的聲音把他的觀念說清楚，讓聽話人聽懂他的意思。”這個觀點把語詞當做意義的容器，就像身體是靈魂的容器一樣，它使傳播成為一個運輸精神貨物的渠道。實際上，洛克把語言叫做“偉大的渠道”。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在洛克時代，他已經認識到語言的功能，認為語言是使人類這種自然的社會動物之間的交流變得便利的一種工具。

人類傳播學伴隨著人類社會學､哲學的浩瀚江海而誕生､發展，而在這歷史長河中，傳播思想卻從源頭閃耀星光直至傳播學空前繁榮的今天。其中，洛克的哲學思想不僅對哲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且其中蘊含的極具價值的原初形態的傳播思想，給后世傳播學者創立和發展傳播學提供了寶貴的理論資料和思想啟發，在世界傳播思想史中有著不可低估的借鑒作用和重要影響。

第2篇：對新聞傳播學的認識理解范文

【關鍵詞】新聞學；傳播學；國際新聞傳播；國際傳播

一、國際傳播研究的現實狀況

國際傳播是一個年輕的、正在發展的、充滿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現實性的新興學科。

從國際方面看：國際傳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國。60年代末，國際傳播作為一個學科在美國開始得到了承認。1971年，位于華盛頓的美利堅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率先開設了國際傳播的碩士學位課程。70年代，國際傳播研究走向國際化。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推動下，成立于1957年的聯合國下屬的教科文組織國際大眾傳播協會，于1978年設立了國際傳播分會，作為其12個分會之一。隨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又先后組織出版3本報告：《多種聲音，一個世界》（1981）、《世界交流報告》（1989）和《世界傳播概覽——媒體與新技術的挑戰》（1997）。1994年，國際傳播分會開始出版自己的會刊《國際傳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開一次的國際大眾傳播協會的近幾次會議上，國際傳播成為最熱門的論題之一。

與此同時，民間的研究自80年代以來方興未艾。在我們不完全的資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國際傳播的書目就有十數種。如：《組織中的國際傳播》、《國外新聞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與世界傳播：國際關系的新領域》、《二十世紀的國際新聞播報》、《傳播的國際百科全書》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國際傳播中的現實議題》、《全球新聞業：國際傳播的歷程》、《資本主義與傳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經濟》、《超越國家：90年代的國際傳播》、《國際傳播與全球化：批判導論》等（以上見中國國家圖書館的館藏書目）。筆者發現，國際傳播的研究以美國領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國。這一點顯然與美國是一個國際傳播大國，掌握了世界傳播信息量中相當大的比重有關。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體集團中，美國就占了5家。

從國內方面看：在我國，國際傳播的研究可以說剛剛處于起步階段。1982年傳播學才通過著名傳播學者施拉姆介紹到中國。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新聞研究所召開了第1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1985年復旦大學成立了高校第1個傳播學研究機構“文化與傳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黃山召開了第2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進行了第一次社會輿論調查。經過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廈門召開的第3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確定了傳播學本土化的方針，1995年在成都召開的第4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拓開了傳播學更廣闊的研究領域，1997年中國國務院學術委員會對傳統學科體系進行調整，傳播學開始被并入原來的一級學科新聞學，稱新聞傳播學，下設新聞學和傳播學兩個二級學科。在傳播學20年的引進、介紹、研究和本土化、實用化過程中，國際傳播是發展最晚的一個分支領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個高校和研究所成立專門的教學與研究機構。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廣播學院國際傳播學院、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所、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國際傳播研究所等幾家為主的格局。在國內傳播學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關國際傳播方面的論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們查到的國內以國際傳播為題的中文書只有3本，一是北京廣播學院院長劉繼南教授主編的《國際傳播論文集》（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廣播學院國際傳播學院院長蔡幗芬教授主編的《國際傳播與對外宣傳》（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譯著，即美國羅伯特·福特納的《國際傳播：全球都市的歷史、沖突及控制》（華夏出版社2000年）。有關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經初步分析，我們發現，這其中，從大的方面講，北京廣播學院國際傳播學院的研究集中在國際關系與大眾傳播、對外宣傳與國際關系及對傳播學的譯介方面，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則集中在對策論、國外輿情分析、焦點問題報道等實用化內容方面。該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輿情分析報告并成立了陽光論壇，建立了自己的網站。

筆者認為，剛剛起步的中國國際傳播學研究還存在許多弱點，大致說來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術化。所謂玄化是指在傳播學的介紹、引進過程中偏重引經據典、直譯許多國外名詞而缺乏對文本的中介轉換，造成概念混亂，這種做法顯然不利于這門學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則表現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學科邊界，不限定學科內容；而是把一切現象都往傳播學里面裝，似乎一切人類文化現象都是傳播現象，一切跨越了國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國際傳播，結果使研究目標無法鎖定和深入。空化是我們過去政治化研究傳統的延續，在缺乏實證研究、量化研究、具體研究、微觀研究的基礎上空發議論，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種哲學理論，結果背離了研究的科學精神。術化則集中于對策研究，一切以實用化為目的。當然，如果的的確確搞“術化”，那應該是先基礎（術）、再理論（學）再運用（學術），但實際上這個過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從樂觀一面看，盡管存在許多弱點并且剛剛起步，但國際傳播學仍然是一個充滿希望和前途的新興學科。恩格斯告誡我們，“歷史過程中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一旦社會上產生了某種需要，那將會比10所大學都更能推進研究的深入。國際傳播發展的兩大背景是人類社會的全球化和民族國家化、以及大眾傳播的興起和傳播分化。這決定了國際傳播在這個歷史過程中已經而且必將繼續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所以對國際傳播學進行深入研究是時代的任務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國際傳播學的學科來源

國際傳播并非無本之木。其學科來源，大約有3個方面。

國際傳播來源之一是傳播學。傳播學是一門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發展的新興學科。在中國國家圖書館的館藏目錄中，有關傳播學的英文著作就達4000多種。從體系上看，傳播學研究包括傳播定義，人類傳播史，傳播符號、過程、結構，傳播方式和媒介，傳播受眾和效果，傳播制度與控制，國際傳播和全球傳播，傳播學流派等內容。傳播學本身就是來源于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新聞學等多種學科的一門新學科，在發展的過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論和信息論等新元素。從理論上看，現在形成了注重研究過程、以實證為特點的美國學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論批判為重點的歐洲學派。傳播學與國際傳播的契合點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學者鶴木真曾把國際傳播定義為“以國家社會為基本單位，以大眾傳播為支柱的國與國之間的傳播”。另一個日本學者生田正輝更是直截了當地指出“國際傳播的首要特征，是它與政治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它是一種由政治所規定的跨國界傳播”。由此而來，國際傳播研究的重點在于國際傳播內容的價值問題、信息與問題、文化霸權問題、信息全球化及國際信息秩序問題等方面。這些課題對國際傳播中的宏觀問題和理論問題賦予了較大的注意。

新聞學是國際傳播的來源之二。它發韌于報刊出現后的18世紀，在19世紀末新式新聞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紀上半期出現了種種有巨大影響的新聞學理論，20世紀50年代以后又開始融入了大眾傳播學，形成了新聞傳播學。新聞學包括新聞學理論、業務和新聞傳播史三部分。作為應用學科，新聞學的業務部分是一個更龐大的學科分支，大大多于、強于其理論部分。新聞學與國際傳播的結合在于新聞的業務實踐從一開始就包括國際新聞部分。

然而，筆者所見，國內學者包括新聞界對國際新聞的認識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現象。國際新聞似乎是指與國內新聞相對的那部分內容，即屬于“國際方面的消息”那一類。同時，面向國外的新聞報道及其他傳播活動則被看作是對外宣傳。其實，從國際傳播的角度來看，國際新聞應該指跨越了國界的新聞，并不僅僅是來自國外的新聞，也不僅僅是對外宣傳，而是雙向互動的新聞。

從歷史上看，在新聞報道的內容中，國際新聞從一開始就占據了較大的比重。大眾報刊興起后，國內新聞、地方新聞逐漸奪走了國際新聞的地盤。但是即使在新式新聞到達頂峰的19世紀末的美國，國際新聞仍然穩定地占據著相當大的新聞比重。隨著20世紀初世界體系的形成，國際新聞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穩定，當然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有時稍有增減。按照傳播學的觀點，國際新聞，實際上屬于國際傳播范疇；而且可以說，國際新聞是國際傳播的主要組成部分。對國際新聞的認識，是國際傳播學出現的基礎。在新聞史中曾出現過政黨報刊、言論紙向大眾報刊、新聞紙轉變的過程，在國際新聞傳播的歷程中也同樣遵循這樣一條軌跡。在新聞史早期，國外新聞報道主要發生在民間（即傳播者主要為民營辦報人）。進入20世紀后，隨著國際社會的形成與競爭的激化，國家開始成為國際新聞的重要傳播者，國際新聞開始明顯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實用性。這時國際新聞的首要特征就是宣傳。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各國主動認識并開始運用國際新聞進行宣傳的重要時期。一戰以后特別是二戰之中，這種認識和運用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冷戰時期，這一傳統得到了延續。到了20世紀末，國際新聞的宣傳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減弱。

總之，國際新聞是新聞學與國際傳播的結合點，其重要特征表現為政治性和實用性。英國新聞界泰斗北巖勛爵曾任英國一戰時期對德宣傳總監。傳播學的創始人拉斯韋爾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一書。早在1931年出版的關于國際傳播的兩本書《國際傳播：美國的態度（Calrk,Keith,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theAmericanAttitude,NY1931）、《國際傳播：語言問題論文集》（HerbertNShelto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ymposiumontheLanguageProblem,London1931），也都涉及對外宣傳問題。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國際傳播》專著的臺灣學者李瞻本人也是一個新聞史學家。由于國際新聞只是新聞中的一個現象，對外宣傳是一個實際操作問題，加之新聞學本身又是一個實用性的學科，所以在新聞學的論著中，鮮有詳論國際傳播者，有的也只是強調其宣傳功能。所以從新聞學演化而來的國際傳播研究，其側重點主要在“術”的研究，即宣傳技巧、效果以及對策研究。但是按現在我國的學科分類，國際傳播要在新聞學和大眾文化事業中去查找，這雖能表明國際傳播與新聞學的淵源關系，但嚴格說來這種學科界定并不科學，也不太符合現實需要。

國際傳播的來源之三是國際關系學。國際關系學最早就是國際政治學。一戰以后政治學由傳統的歷史比較分析轉向現實主義政治，于是國際政治學逐步轉化為國際關系學。20年代后，現實主義政治學占據了主流。二戰后，行為主義政治學開始濫觴，國際關系學也在這個過程中發展起來了。國際關系學包括國際關系史、國際關系現狀及控制、國際關系理論等幾個方面。國際關系學是一門“能夠幫助人們理解、預見、評價乃至控制國家間關系和國際現狀”的學科。它包含兩個研究層面，一是雙邊和多邊層面的國際關系，二是宏觀國際關系體系。國際關系學關注的主要內容包括：國家作為國際基本行為體的利益、力量、外交戰略，國際間的競爭與合作，國際關系的體系與結構、動力與控制及演變和預測等。國際傳播在國際關系的微觀和宏觀層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國際關系學者是在60、70年代開始從國際關系角度進入國際傳播領域的。這一時期行為主義在國際關系學中占據了主流地位。行為主義試圖從可觀測、可控制的國家行為出發，建立一種“精確”和“科學”的國際關系學。創造了國際關系學分析模型的美國學者卡爾·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國家外交決策系統和國際一體化的控制系統，其中大眾傳媒和民間輿論傳播的通訊交換和控制在這一模型中占據重要地位。羅伯特·諾斯則在國家間信息傳遞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內容分析和決策心理分析理論（ContemporaryPoliticalAnalysis,1967）。所謂內容分析是總體分析，就是通過對大量的國際信息進行數據化處理和分析，直觀地把握國際體系；所謂決策心理分析則是個體分析。理查德·梅里特著重在國際傳播的過程和內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為體、非政府行為體和文化交流在內的國際傳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1972）。后來，一些學者進行了不少媒體與外交、輿論與對外關系的專題研究，創立了“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研究領域。當然還有一些學者試圖從大眾傳播和國際關系這兩個不同的學科角度來搭建相互關系（如臺灣學者周莉音《國際關系中國際傳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總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論貫通性的感覺。在近年來從國際關系學角度進行的國際傳播的研究中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在國家行為個體、國家力量及力量顯示方面，有人認為傳統的國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僅僅集中在基本實體、經濟能力、軍事實力和貫徹目標的意志力幾個方面是不夠的；應該而且必須加上國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擴散及控制，因為信息能力也是一種重要的國家力量。二是在國際關系整體及全球化問題方面，有人認為必須加入國際傳播因素。在當代的國際關系體系中，如果缺乏國際傳播體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為國際傳播體系也是國際關系體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從國際關系角度出發研究國際傳播，能為我們從理論和實際、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理解國際傳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幫助。

從以上國際傳播的3個學科來源看，國際傳播是一個交叉性的學科，它與上述3個學科都有淵源關系，又不完全直屬于其中任何一個。其多學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當代社會科學綜合化與學科分化的一般趨勢。

三、深化國際傳播研究的思考

對于深入推進國際傳播學的研究，我們認為至少有4個方面的工作要做：國際傳播的本體論研究、國際傳播史的研究、國際傳播“術”（技巧）的研究及國際傳播學科體系的理論研究。

國際傳播本體論要解決國際傳播是什么的問題，也就是國際傳播的定義問題。我們可以說傳播學研究“社會信息的傳遞和信息系統的運行”，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簡單地說國際傳播研究“國際間社會信息的傳遞和系統運行”?我們可以說新聞學研究“對新近變動事實的傳播”，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簡單地說，國際傳播是“對新近變動的國際事實的傳播”，或者說是“對新近變動的事實的跨國傳播”?我們可以說國際關系學是研究“國際關系體系的運行和演變規律”，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簡單地說國際傳播是研究“國際傳播體系的運行和演變規律”?應該說上述說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準確地反映了現實。

在傳播學的體系建立過程中，美國學者拉斯韋爾提出的5個W的體系模式很有創建性，為傳播學界所廣泛接受。但實際上國際傳播在每個W的具體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傳播者方面，有人認為應該主要是指國家或國家的組織，有人認為還應包括國際組織、跨國公司和有影響力的個人，還有像梅里特，則提出了三元模式。在傳播內容方面，有人認為主要是指國際新聞的傳播，有人提出政治、經濟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還有人則認為應該包括一切信息。在傳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認為主要是指大眾媒介，而且重點是電子媒介；有人則認為應包括人際交流的一切方式。在傳播受眾方面與在傳播者方面存在的問題一樣，有人認為應該有特定的傳播對象；有人則認為凡是面向國際社會的傳播都是國際傳播；而所謂國際社會，就是沒有國界的社會。與上述諸方面相比，可以說國際傳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樣在這一方面，“公共領域”理論、制碼解碼理論、“議程”設置理論、“文化霸權”理論都在大行其道。很明顯，只有對上述的分歧和爭論進行梳理和明確化，才能建立對國際傳播的本體論認識。

國際傳播史是對國際傳播進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礎。史學的最大特點就是其綜合性。恩格斯說過，我們只知道一門科學，這就是歷史學。一切現代社會科學都是從歷史學中分離出來的，一切現代學科的建立都離不開對該學科所探討的社會現象的歷史考察。對國際傳播的歷史考察也是我們必須做的工作。而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顯的缺陷。例如關于國際傳播的起源，有人從國際關系學角度出發，認為國際傳播始于16、17世紀近代國家的出現和國際關系的起源，這種說法忽略了傳播業的內在發展。有人從媒介發展的角度看，認為國際傳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訊社的成立和電報的出現（李瞻《國際傳播》1984，福特納《國際傳播：全球都市的歷史、沖突與控制》2000），這種說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報刊的作用。還有人則從國際政治角度考察，認為國際傳播發軔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各國的戰時宣傳，這種看法顯然比較狹窄。在眾多新聞史著作中，有關國際新聞史和國際傳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視，往往被擠在對外宣傳的角落。實際上，考查國際傳播史的起源與發展應考慮其本身內在的規律，并應綜合社會相關因素進行綜合研究。

第3篇：對新聞傳播學的認識理解范文

一、接受美學概述

接受美學是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現在聯邦德國的一種美學思潮，是由德國康茨坦斯大學的文藝學教授堯斯于1967年首先提出的美學概念。這一概念主要核心是從受眾出發，從接受出發的，從其字面上理解就是受眾所接受的審美需求。

接受美學方法論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堯斯和伊澤爾，他們主張美學研究應該把焦點集中在讀者對作品的接受范圍、對作品所做出的反應程度、讀者進行閱讀作品的過程和讀者自己所擁有的審美經驗以及接受效果在文學的社會功能中的作用等方面。研究美學的過程中還應該要通過問答的方式以及同時進行解釋的方法去研究作品創作與接受和作者、作品、讀者之間的動態交往過程，這就要求能夠把文學史從實證主義的死路中引出來，并要把審美經驗方在歷史和社會的條件下去考究。

接受美學方法論有其獨特的理論觀點，這是由于接受美學擁有自己的特的理論基礎。由于接受美學的理論家是反對19世紀的歷史客觀主義的，其主要是反對文學作品具有客觀的永恒不變的含義或意義。他們認為這種歷史性質的研究是一種隨著人們認識的增長而在不斷變化的對經驗的研究，歷史研究者同樣不可避免的被歷史條件所制約著，這一歷史觀是接受美學文學史觀的基礎。堯斯在研究接受美學的過程中把結構思想與歷史思想有機的結合在一起，他認為作品的結構是文學創作整個過程中更高級的結構，而接受是在作品的歷史系列與公眾態度系列之間的矛盾運動中產生的一種過程，在此構成中形成了審美。不僅如此，堯斯還引進了許多不同科學哲學家的概念與觀點，并把這些概念及觀點融入到接受美學的概念里，擴展了接受美學新的范疇，這便為接受美學劃定出了一個嶄新而獨特的研究領域。

堯斯認為接受美學是研究讀者對文學的接受與讀者受到影響的可能性，比如說是像對待作家和其作品那樣，要深入并系統地研究讀者在有效的文學活動中的地位與作用，而且要把讀者作為文學研究的對象之一。

堯斯并把這些觀點的主要內容分了幾個方面：第一，接受美學研究者現在逐漸注意到了一個過去一直忽略的基本事實，就是文學作品是為讀者閱讀而創作的，文學作品的社會意義和其美學價值是要通過閱讀表現出來的。堯斯用接受美學表述這個事實，就是當一部作品只有經過讀者閱讀才能算是真正的被完成，才能夠成為一部真正的文學作品，才具有其所具備的文學生命力。第二，接受美學研究者認為讀者在接受作品的過程中不是在被動的接受和反應，而讀者是主動的能動的推動著文學創造，所以說讀者的接受與反應也是推動文學創造，促進文學發展的一個主要動力。第三，接受美學研究者認為一部作品所取得社會效果是積極還是消極，是熱烈還是冷淡，都是由讀者的閱讀活動所決定的，同時也會取決于作品的性質。即使同一個讀者閱讀同一部作品，他每次閱讀也會產生不同的解釋。由此可以看到，文學的接受活動，不僅被作品性質的制約著，也受讀者的制約。最后，接受美學研究者認為讀者在接受過程中對文學作品所產生的影響是由個人因素所決定的。受眾自身的生活經歷具有其特殊性，受眾的藝術修養、個人氣質、藝術趣味、教養及知識程度、家庭環境等影響著受眾對作品的接受效果和審美層次。

接受美學強調著受眾的接受與受眾的審美，其反對形而上學的研究文學藝術，而是重視讀者的積極參與的接受效果，其在此基礎上開拓了注重讀者對作品的影響與作用這一新的研究領域。接受美學使人們能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去看一些基本問題，可以說是對文學研究領域中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一個重要貢獻，而其也在處在一個多元化的發展過程中。

二、接受美學方法論對新聞傳播的影響

隨著新聞傳播活動的發展，人們越來越追求對新聞內容的審美表達，由于新聞的真實與美感有一定的內在聯系，而且美感是新聞真實的較高品位，因此受眾在接受新聞內容時就把美感也作為新聞是否真實的一個評判標準了。

接受美學方法論對新聞受眾理論具有巨大的影響力。接受美學把讀者作為了一部新聞作品的主體，因為無論任何的文本只有經過了讀者的閱讀才能成真正意義上的成品。接受美學在一定程度可以說就是讀者受眾學，在接受美學中受眾的地位超越了作者的地位，如果新聞作品沒有讀者進行閱讀，就不能成為真正的新聞作品，所以說讀者在新聞作品的創造過程中是不可或缺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在新聞傳播活動中新聞信息并不是由傳播者單方面傳播給受眾的，而是由傳播者與受眾之間進行一定的互動過程而完成傳播活動的，并且受眾也不是全盤的接受新聞信息的，而是有選擇有目的的進行接受的。所以我們要用接受美學方法論去剖析受眾心理與新聞傳播原理。

接受美學方法論對新聞功能理論也具有很大的影響作用。接受美學非常重視審美接受與交流，因為新聞傳播本身就是建立在溝通與相互聯系的基礎上的。新聞傳播功能是新聞媒體功能的一種延伸，新聞媒體要滿足不同受眾群對新聞信息的不同需求，就要把不同的新聞信息加以區分，因此也就要求新聞傳播功能具有一定的多樣性與變通能力來滿足受眾的審美需求。如果新聞傳播內容具有很強的現場真實感、時效性、更加貼近受眾的生活、新聞信息的傳播方式更加多樣化、傳播內容也更為豐富，這樣帶給受眾更為強大的視覺沖擊力，帶給受眾更多的愉悅感，受眾就越能夠快速且容易的接受新聞信息，這樣新聞信息也就更加具備審美價值。以新聞受眾的接受效果和審美趣味與需求為根本取向，是更好的發揮新聞傳播活動的審美影響力的主要途徑。

接受美學方法論對新聞寫作理論也具有一定的影響。根據接受美學方法論的理論觀點，受眾閱讀理解新聞信息的過程中，新聞文本中的不同情節或詞語都有可能引發出與讀者自身相似的生活經驗，因而引起讀者對新聞本身的閱讀期待。文學創作與讀者及新聞信息傳播與受眾之間的關系其實都是一種雙向性的關系，因為從整個活動的全過程來看，文學、新聞寫作和文學、新聞反饋也是一種雙向性的同構關系。無論是新聞采訪與寫作的前期工作還是其活動過程甚至是其工作結束時，都不程度的受到受眾接受程度、接受效果及受眾審美需求、審美意向的制約和限制。在接受審美的理論原則中，新聞寫作必須面對受眾的期待視野，并以此為出發點，在藝術形式上講求審美創造，使受眾能夠在接受新聞信息時獲得審美愉悅。

接受美學方法論對新聞價值理論在某種程度上也具有一定的影響力。“新聞價值指的是一則新聞所產生的社會效應。社會效益強烈的新聞，其新聞價值較大。社會效益小，其新聞價值就小。”①從接受美學理論上說，新聞價值實質上就是接受效果的問題，也就是說新聞事實在多大程度上滿足受眾對信息的需求。新聞價值受到讀者對新聞傳播信息的接受程度和接受效應的影響，受眾的審美取向也是決定新聞價值的一個因素。

接受美學對新聞傳播學的各個方面都具有潛在且深刻的影響，新聞傳播學對接受美學方法論的借鑒，使其在發展上擁有了更大的空間。

三、接受美學方法論對新聞傳播學的啟示與意義

接受美學方法論主張新聞傳播活動一定要以讀者為中心，把讀者受眾放在主置上，要走向讀者受眾的內心世界與審美取向，這就為新聞傳播學的效果研究指明了方向。滿足受眾需求，達到受眾審美標準，就一定要注意到受眾群體的差別，受眾群體的不同層次，因為不同的受眾擁有不同的“期待視界”，進而對新聞傳播的信息內容也就擁有不同解讀方式。受眾對新聞傳播的信息內容的接受與理解符合了接受審美的理論觀點，受眾的審美需求和接受過程是一種意義上的能動的藝術審美再創造過程。

轉貼于

由于受眾自身的差異造成了許多不同點，比如受眾個人心理結構有所不同那么受眾對新聞傳播信息的要求就會有很大的不同；受眾對待人生的態度及對待生活的態度不同那么受眾就會要求新聞信息的內容有所不同；受眾的價值觀和人生觀或信仰不同就會要求新聞傳播信息的方式、結構、內容、取向略有不同等等。這些差異與不同表明受眾自身會擁有自己鮮明的個性，他們對事物會有自己的觀點，這樣對于不同的傳播內容會有不同的反應和理解。由于傳播工具能夠讓受眾產生某種全新的觀念或思想，并在原有的基礎上加強現有的觀念或思想，這樣就改變了受眾已存在的態度。由此，傳播工具就在一定的范圍內為整個社會樹立了文化規范，人們在看待某種事物時，就會受到傳播工具在某范圍內所樹立的文化規范的影響。

接受美學認為新聞傳播效果是有兩個因素決定的，一個是新聞傳播信息本身的美學內涵，一個是讀者受眾能動的接受程度。新聞傳播信息的審美內涵就是新聞內容所產生的功能與效果，以及滿足受眾對新聞信息需求的程度。接受美學還認為受眾的能動作用決定著新聞傳播信息的地位和價值，還決定著新聞信息傳播的效果與影響。

第4篇：對新聞傳播學的認識理解范文

[關鍵詞]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目標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當代國際上公認的正規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和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達程度和文化科學發展水平及其潛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它不僅關涉一個國家人才培養的整體質量,而且影響到一個國家科學創新能力的儲備與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聲譽與民族形象。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個。在這15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問題,有的是由于新聞傳播學科發展歷史較短,對學科規律和博士生教育規律相結合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缺乏系統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設計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會和教育所面臨的大環境的沖擊所導致。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要使得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續發展,為社會輸送真正優秀的高層次人才,新聞傳播學教育自身應積極借鑒國內外博士生教育的經驗,針對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特點和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特殊規律,結合人才需求與社會實際,整合教育資源,走出一條真正合乎科學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大學的“教育理念是人們對大學精神、性質、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認識,是對大學與外部世界諸元素之間關系的規定;它是大學內容管理及運轉的理性認識基礎”。[2]大學的新聞傳播教育作為一項專業性的教育,理應如臺灣著名新聞傳播教育家鄭貞銘所言,“在技術學習之外,更要探討理論、從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嚴謹的理論體系,才能在高等學術殿堂中樹立起應有的地位”。[3]為此,對于新聞傳播學科高層次人才的培養,既要注重對其學術視野寬廣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既要使其具有較深厚的學養造詣,又要讓其關注學科前沿和現實的新聞傳播實踐,注意研究解決理論與實踐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研究能力。這種人才應是其他學科培養不出來的,在學術素養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專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目標與方向,理應瑣定在培養這樣的專業人才上,即著力為高校和科研機構造就優秀學者。

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必須科學規劃博士生的課程學習,并加強對其在閱讀、讀書筆記、專題討論、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訓練和提高。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專業基礎課程的學習。該院的博士生課程一般分為兩類,即知識類課程與研究類課程。前者以專業知識的系統掌握和融會貫通為目的,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并有相關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課上還提供詳細的閱讀書目,要求博士生寫讀書報告,培養其欣賞和批判專業學術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過邊學邊做(研究),以培養和訓練博士生從事研究和寫作的綜合能力;在課上,博士生們圍繞一個專題進行思考、討論、做研究。這樣,不僅訓練、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寫作能力,更重要的是營造了一個現實的專業研究者的工作環境,教會博士生如何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學術規范,如何使用各種研究資源,如何設計研究題目,如何解讀原始資料,如何回應他人的批評和建議。這種訓練實際上是一個鑄造學術文化或學術習性的過程。

此外,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還應制定相應的培養模式,對思想道德教育、課程設置、綜合考試內容和方式、論文開題時間和形式、博士論文的學術規范等,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符合自身特點的方案,并嚴格實施。

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平臺隨著多家高校新聞傳播院系的加入而變得更加寬廣了,這同時也意味著博士生的數量和規模必將比以前有較大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注重維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共同為提高教育成效、培養頂尖人才而努力。針對目前社會上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還缺乏廣泛的認可和美譽,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整體效應發揮尚未達到理想的程度,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養、資格考核、學位論文答辯以及學位授予上,比較注意通過制度建設,嚴把質量關。一是控制招生規模。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有博士生導師15人,每年報考博士生人數達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數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導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選人門檻。這主要是借助資格考核(綜合考試)和學位論文的開題報告兩個環節,實施篩選、淘汰,以保證德才兼備的合格人才進入到博士候選人行列。三是嚴格規范學位論文的答辯和學位授予。

這主要通過學位論文雙盲評審、校內外專家的集體評審以及學位公示等舉措,保證每個博士學位獲得者都是符合標準的優秀人才。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獲得博士學位,占當年招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博士生導師及其指導團隊在招生、培養學生及博士論文答辯等方面較其他層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權限,因此要重視博士生導師人選的遴選,重視其“人格”塑造和“師德垂范”;同時要引導、促進博士生導師在博士生課程教學、科學研究、論文把關等方面加大指導力度,鼓勵導師與學生經常交流、溝通。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對博士生導師所進行的遴選和考核,就包括著學術水平、道德素養、敬業態度、組織能力以及待人處事等方面的內容。與此同時,還十分注重將學生的成才與導師的責任感、信譽、綜合素養聯系起來,注重維護導師職責的神圣性和榮譽感。

第四,實行差異化競爭與合作,實現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備批判精神、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整體素質要求下,各院校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權點應彰顯自己的特色,根據自己的學科優勢和特色側重培養博士生,使其成為該領域和方向的頂尖人才,從而促進人才與學科前沿接軌。這不僅要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和創新性上,而且應系統地體現在博士生培養的各個環節上。目前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相比,新聞傳播學的整體發展水平并不高,高質量學術研究成果、學養深厚的優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應成為促進新聞傳播學科發展和高層次專業化人才輩出的舞臺。

第五,確保博士生教育的經費投入,開拓多元化經費籌措渠道。要發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經費投入,尤其是在學術研究上以及優秀人才與成果的獎勵上,更應有足夠的經費支撐。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實現,高等教育的資助渠道必將越來越多樣化,對此,我們要注意積極爭取,大力開拓、吸納。近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除了通過課題申報,爭取政府和學校撥款外,還十分注意與相關傳媒、產業合作,拓展經費來源。目前,全院博導的科研經費年均人平在8萬元以上。

總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會科學革命和大眾化高等教育的時代,為了使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發展成為一種培養有創造力的優秀學者的有效途徑,應著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結構,擴展其必需的學科知識,力求教學質量優秀和研究設施、成果先進,從而便于其在規模增加的基礎上盡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樣化、高質量的學術體系。

參考文獻:

[1]單波.反思新聞教育[J].新聞與傳播研究,1998(4).

[2]韓煉.面向全球化的中國新聞教育改革[J].現代傳播,2004(2).

第5篇：對新聞傳播學的認識理解范文

關鍵詞　知識社會學　傳播學本土化　經典理論反思　研究新進路

中圖分類號　G206　文獻標識碼　A

2008年的傳播學理論研究焦點大都與這個年份的特別之處有關。首先，2008年時逢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因此，傳播學界在本年度對中國傳播學理論研究30年的歷史和現狀進行了集中的總結反思，并提出多種因應之策；其次，2008年出現了如冰雪災害、3?1、四川汶川大地震、北京奧運、毒奶粉等具有重大影響力社會事件，結合這些事件對傳播理論與實踐進行概括與總結，或針對這些特殊鮮活現象探討具有中國特色的傳播理論發展之路，是本年傳播學研究的另一個重要方面。

一、中國傳播學研究30年：實績、困境與反思

有多位學者撰文提到，經過30年的發展，傳播學在教育建制上已經成為國家認可的一個“學科”；如果從相應教研機構、論文著作和研究社群等“硬”指標衡量，儼然已是一門“顯學”。有學者用極其概略的方式總結了大陸傳播學研究的實績：傳播學界出版了諸多較為完整、系統的本土教材；西方經典的引進和譯介亦頗具規模；理論方面的著論已從西方學術介紹轉入本土化應用階段；在部分領域已經產生了一些較為出色的學術成果；實證研究逐步普及，對資料及研究邏輯較為重視。

不過，和許多學者總結大小媒體30年歷程時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呈現出的明顯激動與興奮相比，很多學者對中國大陸傳播學研究現狀并不持“自豪”和“樂觀”的態度――更有學者把自己回顧傳播學研究30年的感受形容為“一半是驚喜，一半是驚恐”――這些說法啟人深思。下面將他們的反思進路大致地分為兩類，分別加以概述。

一是通過知識社會學意義上的批判性考察，著眼于中國大陸傳播學知識的歷史建構過程及其得失。

回顧傳播學引入中國的第一個10年，批判學派的“夭折”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有學者認為“夭折”固然和施拉姆的親身傳播、學者們原有的知識局限等有關。但更深層的原因卻是知識生態的壓力。這種知識生態直接受制于意識形態的壓力，“這種壓力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當時的傳播研究主體被迫采用雙重標準的研究策略：對外批判主義，對內行政主義。”時至今日，這種雙重標準的研究策略遠未絕跡。有些學者的觀察可謂犀利：“有機會的時候，中國學者能夠將批判理論運用得相當嫻熟，簡直可以說是如說家珍。”

“傳播學本土化”問題自傳播學引入時就開始困擾中國傳播研究者。有學者以反思傳播學研究為契機，轉換提問的方式，對“傳播學本土化”話語本身進行問題化。作者以受眾研究為例，從經驗的、歷史的角度對“傳播學本土化”的現實結果進行考察，研究結論大大挑戰了人們的成見：“中國的傳播研究不是沒有本土化，而是過于本土化，以至于我們要對這種以實用為主的本土化策略進行批判性反思。”在如此嚴重的本土化現實被忽視的本土化討論背后，更嚴重的是政治場域和經濟場域對學術場域的滲透，導致中國傳播研究出現了明顯的輕理論、重應用，輕批判、重管理的工具理性特征。造成本土化理論研究的生存空間局促的不是被整體化的“西方”或“西方傳播學理論”，恰恰是成為主導傳播研究的現實需要和政治潮流。

有學者認為，在諸多制約傳播學研究發展的原因中，最需要解決的，是在思維框架上如何突破功能主義傳統的束縛。功能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征是把“社會需要和傳媒業發展”當成一個固定不變的敘述分析框架。由此衍生出傳播領域的“社會需要論”，即把一些傳媒現象的出現和變化都視為“社會需要”，使得傳播學研究陷入沒有解決任何問題也沒有生產任何新知識產生的循環論證之中。具體到研究中，就是將本該被仔細辨析的對象類型化、對象化和角色化，似乎研究就是用材料證明某些類型的存在，而不是從類型中發現新的變異。功能主義思維還導致研究中出現了抽象的性質決定論，把研究變成貼標簽和時髦的詞匯競賽。該學者建議，要扭轉這種日漸庸俗化的研究取向需要從“功能主義向建構主義的轉化；從社會決定論向社會互動論轉化；從抽象的因果推論向具體的事實描述轉化；從事例歸納向意義解釋轉化”，在傳播學研究中時時“面向事實本身”。

有學者從學科建設的角度表達了對概念及其闡釋在傳播學研究中處于“失落”境地的擔心，提出傳播學概念和概念闡釋在中國大陸傳播學研究和教學中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學習、厘清現有傳播學及相關學科核心概念是所有研究者必須從事的一種“投入”(input)行為；同時，在歐美的傳播學研究受社會穩定、制度完善、固有學科范式的影響，研究議題日趨微觀、瑣碎的背景下，處于社會轉型過程中的中國學者理應提出很多有意思、有意義的傳播學概念、問題和假設，積極參與到理論概念的建構過程中。無論是倡言“厘清”，還是字里行間包蘊的“發明”沖動，都滿含著作者對于中國大陸處于全球傳播學知識生產的終端位置的焦慮和不滿，以及建立一個自主自覺的學術共同體的熱切期盼。

有學者在整理和研究大量相關著述的基礎上，對1978-2008年間人際傳播研究的歷程進行了初步描述和分析：大陸人際傳播研究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以介紹西方人際傳播基本概念、理論、普遍原則和原理為主要目標的引進性研究；套用西方人際傳播學術和概念，嘗試對中國社會人際傳播現象、觀念與問題進行的探索性研究；伴隨中國社會轉型與變革現實需要，逐漸形成和擴大人際傳播研究領域的跨學科研究。。有學者從時間、理論和問題三個層面，對跨文化傳播研究的一些基本公認的研究成果和他本人認可的觀點，做了一個素描式、綱要式的總結。這些學者的主要觀點是：作為傳播學分支之一的中國跨文化傳播研究在20世紀80、90年代確立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學者們對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一致認同，但對其理論實質沒有統一的認識；國內的跨文化傳播研究體現出一股較濃厚的理論角度而非實踐角度的問題意識；明晰語境、理論落地、理論建設和理論升級是中國跨文化傳播研究的幾個現實緊迫要求。

二是對傳播學教育和研究體制進行剖析，注目點在傳播學研究基本學術規范、學術評價標準和學術自主性建設等相關問題上。

有學者認為當前的傳播學研究存在如下缺陷：研究缺乏規范，低水平高度重復性研究，其中對政策進行詮釋的注腳式研究、實用性行政研究和論文評論化現象尤為嚴重；研究生力軍聰明有余，基本訓練不足；理論問題意識不強，缺乏突破性研究典范；缺乏跨學科和全球的視野。要解決以上問題，必須首先改革傳播教育，這包括研究生院課程、招生辦法和研究體制方面的改革。對此，該學者提出的操作性建議有11條之多，涉及傳播教育與研究體制等諸多方

面。

在有的學者看來，對現行學術體制進行批判固然必要，但如果從學術共同體的角度看，首先要如布爾迪厄所提倡的那樣，將自己的思維路徑和研究活動作為分析和批判的對象。由此反思下去的一個十分觸目的問題就是“我們還太缺乏作為學者社區的‘主體性’，因此未能形成自主自覺的學術共同體”，其后果是將理論或“被某些以政治或文化資本之擁有而界定的權威所簡約或扭曲的理論”當做教條，將“某些來自他鄉或彼時的概念或現存體制權力的話語支撐當作了事實性的預設，將它們排除出了批判分析的視野，不僅自己無法對之反思，而且不容他人置疑。他們將自己當作權力的侍從和代言人而不自知，甚至以籠罩在權力的光環下而沾沾自喜。”這意味著，學術的評判標準不應來自于“行政管理的指標”和“國家權力行使的工具”，而應當是：“是否提出了新問題，是否系統地考察了經驗的現實，是否驗證、發展或提出了理論解釋，是否展開了結合經驗觀察和理論分析的系統論述，是否以此論述彰顯了普適的人文精神，是否有助于我們所在的社會共同體集體的批判思考能力。”最后，該學者從期刊改革等方面提出了4點建議，借此吁請學者們形成“對現存學術體制的有效的、建設性的抵抗”。

中國的傳播學隸屬于新聞學院的學科建制也成為很多學者關注的焦點。有學者認為，傳播學“沒有被引進到社會學領域或信息科學領域，而是投進了早已失去想象力的中國新聞學的懷抱”，使得傳播學“籠染上舊有的痼疾”。以至于讓人生出“傳播學在中國投錯了胎”0的感喟。有學者認為，在傳播學的安身立命之處，跨學科與多種理論來源，以及基于維系民主制度的目標回答社會實踐問題，從來都占據一席之地。隸屬于新聞學院學科建制的中國傳播學研究和傳播學在美國的發生發展相比，存在這些先天不足：理論層面缺乏社會理論支持；本屬于新聞學科核心的人文關懷及對終極價值的追問和批判精神嚴重缺失；傳播學術研究在尚未建構出自身價值評判標準時，就已經快速地與權力和利益結盟，研究的行政取向格外突出，理論反思嚴重不足。盡管從今天看傳播學在名分上已經獲得和新聞學平分秋色的合法性，但由于它與新聞學和中國新聞事業過于密切的關系，加上對經驗研究和文化研究兩大理論路徑本身的思想源流演變、社會政治基礎、文化價值起點的認知和理解上的局限，使得中國傳播學研究在30年的發展中，描述多過闡釋，論斷多過概念，在應用性方面的成就高過理論性。

有學者注意到，在目前傳播學研究的隊伍中，真正接受過系統、科學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訓練、掌握了科學研究的基本手段的學者數量不多。傳播學研究大量應用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而其他學科的研究中卻很少使用目前我們的傳播學的研究成果；研究滯后于傳播技術的發展和傳播媒介的更新。該學者提出，傳播學研究要同中國的社會發展密切聯系，同時要在一般性的研究內容上超越特定政治意識形態的局限，并在研究方法上擺脫對政治的依賴，探索出本學科必需的、獨特的學術規范。傳播學雖然在1996年以后被官方以各種形式予以認可和接納，但從此以后“傳播學的學者們不得不在詮釋官方意識形態、服務當前政策等方面尋找課題、尋找經濟支持，傳播學被體制化。傳播學研究和教學中向大眾傳播媒介偏向，最終將學生的就業去向都集中在大眾傳播媒介，新聞傳播類的學生脫離了專業媒介就無法施展才能，從而造成目前就業難的現實。

有學者借助與相對成熟的西方傳播學教育比較，提出中國傳播學的未來發展可以歸結為三個焦點：明確傳播學教育“局外人”的視角，倡言傳播學應以批判的眼光審視媒介對受眾與社會的影響，將批判性思維作為傳播學課程的一部分，從更為本質的學術立場、觀察視角、教育目標和教育職能等層面區別和超越于新聞學；改變過去把傳播學教育狹義化為“美國大眾傳播學”的局面，增加跨學科課程比例，強化理論基礎，將傳播學的若干子領域列入專業基礎課程中；對傳播學學科建設和理論建構有更多的自覺和承擔，強調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地位。

有學者提出不應僅僅將傳播學者視為對媒介機構、組織、受眾和效果了如指掌的專業人士，而應首先將自身視為知識分子之一種。只有這樣，才能在商業化和市場化的浪潮中，“保持研究者自身的學術人格”。有學者結合自身研究經驗，對傳播學實現真正跨學科對話與合作的可能途徑進行了分析。盡管傳播學應是以問題為取向，不應存在跨學科對話的障礙，但目前的跨學科合作還主要依賴于研究者的興趣與同好間的合作。雖然合作可以提高研究效率，也有不錯的學術市場，但缺乏相適應的學術評價體系支持。

二、外國傳播學思想研究與再闡釋

自從德國哲學家和政治傳播家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引進漢語學界以來，就其對中國歷史和社會是否具有適用性和解釋力等問題展開過多次較大的爭議，其中最為激烈當數上世紀90年代被稱為“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論戰。遺憾的是，中國傳媒學者不僅整體缺席于這場論爭，也未對涉及的傳媒議題給予必要的關注。有學者認為傳媒學者這次失語的和他們缺乏一種國家一社會關系的分析視野有關。該學者通過展現國家一社會關系的分析框架在中國公共領域研究中的浮現過程，認為對中國國家一社會關系的考察是討論公共領域和中國傳媒問題的前提和關鍵。同時，在此視角下展開的傳媒分析路徑是提升公共領域與傳媒問題研究學術品質的有效路徑，也是促進國內傳媒問題研究范式轉換的一種可能思路。作者指出，這一傳媒研究路徑的建立應擯棄功能主義的認識定勢，把握真實的國家一社會關系，理解國家、社會、市場、傳媒的復雜動態關系，以及借鑒實踐社會學的研究路徑。

互聯網的迅猛發展催生出了論壇、博客、播客等網絡新媒體，重新點燃了人們對“公共空間”這一理想社會模型的熱情。這是否將構建出新的公共空間?又將如何影響政治傳播和民主政治?有學者根據哈貝馬斯關于“公共空間”的原始：述，析出9個帶有指標意義的、理想狀態下的“公共空間”所應具有的特征。運用這一標準，作者比較衡量了近現代人類社會所經歷的三個媒介形態(分別為“印刷媒體公共空間”，“廣播電視公共空間”和“網絡公共空間”)，發現支持哈貝馬斯提出“公共空間”的歐洲17和18世紀的資產階級公共空間事實上并沒有達到可以稱為一個真正“公共空間”的標準，倒是當下得到迅猛發展的“網絡公共空間”為民主政治傳播前景涂上了一層樂觀的亮色：“實際上，如果從歷史發展的縱向順序來比較，‘網絡公共空間’的出現，與其說是傳統的公共空間的一次復生，不如更準確說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公共空間的誕生。”還有學者提出新媒體尤其是自媒介的開放性、平等參與性、獨立性更強，獲取的資訊更完整，意見表達總體更趨理性和批判性，這些都為“網絡公共空間的再轉型”提供了可能。在做出比較理想化的分析之后，學者們也對“網絡公共空間”可能存在的問題作出了謹慎的提醒：“網絡公共空間”如何面對政府和利益集團越

來越嚴密的管控措施?如何平衡網絡論壇上的低級非理性化傾向?如何讓娛樂強化理性、批判性的效果而不是相反?等等，這些都留待學界進一步觀察和研討。

有學者組織了關于傳播“傳遞觀”和“儀式觀”的辨析討論。傳播的傳遞觀強調訊息在空間內的傳布，以社會心理學和行為主義為基礎，目的在于實現對空間距離和人的控制；傳播的儀式觀不是分享信息的行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強調文化的共享，目的在于維系一個社會。儀式觀的理論創新之處在于：從參入者而非傳者受者角度進入問題；通過符號學理論分析傳播的文化意義；將對傳播作用的分析上升為文化層面，注重傳播對秩序的建構、對信仰的擴散，所涉及的廣度和深度都有所提高。盡管兩種傳播觀有諸如此類的差別，但二者并不是對立的，在實際研究中應根據具體情境發揮它們各自的優長。不過，從傳遞觀曾大行其道的學術史背景和大眾傳播對現代社會整合作用日漸強大的現實需要看，儀式觀對當下的傳播學研究具有更多理論上的啟發性和開拓性，學界應投以較多的關注。

拉斯韋爾5W模式是影響經驗傳播學派的重要學說之一，但對它的形成過程進行專門研究的尚不多見。加拿大傳播學者巴克斯頓曾提出一種最新見解――這一模式的真正作者應該是約翰?馬歇爾。對此，我國有學者提出異議，認為對拉斯韋爾來說，5W模式與他早期的宣傳研究和政治思想框架中有著難分難解的關系，這些都可以在他相關著述中找到佐證。明確這一起源除了有助于澄清史實，更大的價值在于可以通過還原5W模式出現的語境來更準確地認知該模式的歷史對應性：這一模式和拉斯韋爾維護統治者利益的初衷有著密切關系，其中曾經包含的意識形態對立觀念曾在拉斯韋爾論及冷戰時期的傳播戰時閃現。

通過文獻分析對傳播學史成見提出商榷的還有關于拉扎斯菲爾德的研究。有學者針對批判學派對拉氏的實證效果研究“狹窄”和意識形態的保守傾向等展開辨析。細讀拉氏及其哥倫比亞學派的論述會發現，他們不但看到了媒介導致的受眾態度和行為的即時或短期的改變，而且關注大眾媒介可能具有的長期、甚至制度性的影響。遺憾之處在于，由于現實關懷的需要和方法論的影響，拉氏等人在繪制了一幅“寬地圖”之后踐行的卻是“窄操作”。同時，拉扎斯菲爾德所代表的效果研究雖然沒有明確提到媒介體制問題，但因此將其指責成為現存體制服務有些失之簡單。事實上，拉氏及其合作者很早就敏銳地觀察到了大眾媒介的產生所帶來的社會控制方式的變化，并對媒介終究是維護資本主義和消費主義的保守特征與霸權傾向進行了批判性描述。

有學者對杜威傳播思想在傳播思想史上的地位和意義進行了深入考察。杜威的傳播思想是他為新時期的進步主義確定基調的集中表現。在“社會有機體”思想的基礎上，杜威提出：“社會不僅是由于傳遞、傳播而得以持續存在，而且還應該說是在傳遞、傳播之中存在著。在公共(common)、共同體(community)和傳播(communication)這些詞之間的聯系不只是字面上的。人們由于共有的事物而生活在一個社會中，傳播就是人們達到共同占有事物的手段。”“傳播”的社會實踐意義在于共同參與創造一個新的世界，它也是民主政治得以可能的重要途徑。這些極富人文色彩的論述，為庫利、米德等其他早期傳播思想家奠定了理論基礎，并為理解現代西方傳播思想的發展變化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

議程設置理論早在20年前就已經介紹到中國，可真正系統運用這一理論研究中國媒體和受眾關系的尚屬風毛麟角。有學者基于該理論的基本框架，以實證科學的研究方法，運用時間序列分析中的ARIMA模型及多元回歸模型檢驗了媒體議程、媒體接觸對公眾議程的影響，證實或部分證實了“接觸媒體程度高的公眾，對各議題的關注程度也高，兩者正相關”等三項假設。媒介組織是新聞生產的主要場所，但傳播學界很少涉及媒介組織的內部傳播及其影響。有學者通過問卷調查的方式，對上海和新加坡兩地6家報紙組織的內部傳播情況進行了探索性研究，并對獲取的有關媒介組織傳播基本狀況及其與新聞生產關系的經驗資料進行初步分析，為日后深入理解媒介組織新聞生產過程提供了參照。

三、傳播學理論研究的新進路

有學者從傳播研究的對象、方法和成果三個方面，分析了傳播學研究兩大流派――經驗學派和批判學派――在對一些關鍵問題認識上的“二元對立”，提出要對“客觀性”進行重新界定。該學者從本體論的角度分析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對象，無論是傳統學派還是批判學派，他們用來檢驗科學理論或假說的事實只能是“經驗事實”，也只能在認識活動從“經驗事實”出發去建構傳播學理論。問題的復雜性在于，在經驗社會事實中，還包容著一種構成社會事實并反映到經驗社會事實之中的“客體意識”。經驗學派反復強調的研究“客觀性”，實際上就是經驗社會事實中的“客體意識”。至此，傳播學兩大學派爭論的實質點之一――“研究對象是否是客觀的”和“研究者能否做到客觀”的問題，已經在“客觀事實”與“經驗事實”的概念的建立中得到了解答，而所謂“客觀性”原則成了在獲得“經驗事實”中如何體現“客觀意識”的問題。該學者主張，傳播學研究與其糾纏于用“說明”的方法還是“理解”的方法，不如將問題具體化為“在傳播學研究中，在什么樣的情況下研究者的主觀因素可以忽略不計，而著重運用說明方法研究問題”、“在什么條件下主觀因素對認識過程的影響必須要加以考慮。因而著重運用理解的方法更恰當”。至于傳播學理論，盡管它未必見得就是“真理”。但“對事物做出解釋或分類的有用的方法或深刻的見解就是一種真理”。如此辨析的最重要啟發是，要堅持傳播學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不應用某種單一不變的方法統馭；同時，在傳播研究實踐中，以“以問題為中心”來選用具體的方法，而不是“以學科(派)為中心”畫地為牢。

在個體對傳播信息的微觀加工機制和研究方面，神經科學具有截止目前為止其他任何方法都難以企及的優勢和特殊適用性。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傳播心理實驗工作室自2007年9月起，經過6個月的精心籌劃、素材準備和實驗設計，于2008年3月8-30日進行了一項關于傳播效果的ERP實驗。這是中國人首次運用神經科學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按照嚴格的科學規范，運用腦電測量儀對有關傳播效果問題所進行的科學測定。將神經科學引入傳播研究后的研究空間很大，幾乎在傳統傳播學研究所有方面都能應用，包括傳播渠道研究、傳播內容研究、傳播對象研究、傳播者研究等。在二者研究結合的初期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切入：媒介中的群體與個體形象建構；暴力和性等特定傳播內容的影響；媒介體驗中的情感；廣告與營銷效果；不同語境下傳播效果的比較研究等。同任一種科學手段一樣，神經科學手段本身也有難以回避的局限，盡管如此，將神經科學引入傳播學后的研究仍然非常值得學界期待。研究者提出，“一旦神經科學與傳播學經過長期深度融合并形成了特定

的研究方法與話語體系時，我們有可能將這一研究領域發展為‘神經傳播學’。”

與傳統認識中人們知覺習慣對圖像生產的主導作用相逆，有學者通過對媒體再現與空間知覺的關系分析指出，當代視覺傳媒正在反向訓練(mveRed discipline)著人們的場所知覺。通過分析滲透著各類影像媒體的當代城市空間的顯形方式，作者進一步論述了光學透視所固定的結構性空間如何被公共空間中各類視頻窗口解體，從而生成不均勻壓縮的、多層疊覆的，無法穩定對焦的影像空間。最終，與幾何連續體相對應的總體場所感被與影像碎片相對應的即時場所感更新。

有學者對大眾傳播心理學領域影響頗大的“傳播的兩級效果論”提出商榷，認為盡管人內傳播是個非常復雜的過程，但還是能夠抽象、簡化出一種類似雞蛋結構的“蛋內傳播模式”。人體的相關組織和器官分別擔負著類似蛋殼、蛋清、蛋黃等功能，它們分工協同，對信息進行把關、整合、再生產，最終的決策信息指導人們的態度和行為，產生的結果作為信息反饋給個體，由個體重新調整內向傳播和決策過程。對此，“傳播的兩級效果論”提出者也作出了友好的解釋和回應。

四、傳播學理論的應用：現實解讀

在汶川地震中，政府信息公開以及新聞的開放管理政策產生了壯觀的傳播效用，不僅保障了公民知情權，更可以成為推進公共管理和強化政府公關的重要手段。有學者綜合SARS危機、阜陽手足口病到汶川地震等事件中信息公開與否的社會后果，以社會的穩定(stability)為分析框架，從社會傳播學的角度做出如下推論：在危機事件中，社會的和諧穩定固然與其政府或部門的治理水平(Governance)相關，但是信息的公開性(Openness)也必然與之利害攸關；因此，政府在言行的公信力(Credibility)方面的水準也應當是主要的歷史考量維度；與以上因素相反的則是危機(crisis)的程度。此假設用數學模式表達，則為：S＝GxOxCCri。以汶川地震中的報道“開放”所達至高度社會動員為正面范本可以發現，這一事件中最可寶貴的傳播學宣言。是一個關于新聞媒體的開放政策。從“政府信息公開”到“新聞公開”，中國新聞公開性的轉向亦成為可能。還有學者從危機傳播的角度分析了汶川地震中政府危機管理的進步和缺憾，提出在借鑒危機傳播“西方范式”的基礎上，將危機傳播納入學術研究視野之內，建立一套符合中國國情的概念、理論和范式體系，是我國新聞傳播學界當前和今后努力的一個方向。

還有學者從汶川地震新聞報道中的經驗和啟示出發，對危機傳播本身特別是信息的開放與控制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理論概括。“開放”不僅是汶川地震的救災方針，而且是危機傳播的基本準則。從汶川地震的救災過程來看，“開放”應該體現在信息開放、媒體開放和救災開放等三個層面。不過。“開放”不等于放任，危機的責任主體在解決危機的過程中對有關信息管理也將圍繞這三個層面展開，這即構成了危機傳播的控制性原則。它與開放性原則的關系是：前者必須建立在后者的基礎上，開放是前提，是首要原則，在當代中國的危機傳播實踐中尤其需要加以強調，控制只能是建立在開放的基礎上必要而適度的控制。至于如何在“開放”和“控制”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和內在的統一，作者認為要在危機傳播的動態過程中和具體信息內容的報道程度或力度的把握中達成二者的有機結合。

汶川地震報道中多位電視臺主持人在播報地震新聞時難忍淚水的畫面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這種傳播主體的情感介入，與人們長期以來關于傳播主體在實施大眾傳播行為時應該規避個人傾向介入的慣常認識是有沖突的。有學者通過分析提出在特定的報道情境下。傳播中的情感因素體現人類本質和人類普世價值，而傳播中個人體驗和共同體驗的結合，則強化了傳播效果，起到社會團結、塑造國家形象的功能。事實證明，在一定條件限定下，傳播中的情感介入不僅無害，而且有益。

第6篇：對新聞傳播學的認識理解范文

卡爾頓大學創建于1942年，地處渥太華，是加拿大著名的綜合性公立大學。1945年，卡爾頓大學就開辦了新聞學本科專業。半個多世紀來，卡爾頓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因其悠久的歷史和卓有成效的新聞傳播教育，而享有“加拿大新聞教育的超級市場”之稱，同時也被公認為是“迄今加拿大首屈一指的新聞系”。因此，卡爾頓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新聞教育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加拿大新聞教育的水平。

本文通過研究卡爾頓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網頁資料及其他相關文獻，從以下幾個方面探討我國新聞院系可以從該學院借鑒的辦學理念和做法。

培養負責任的新聞從業者

在社會關系日益復雜，媒體競爭不斷加劇的背景下，新聞院系若是僅僅培養及時報道新聞的從業者，早已經不符合時代要求。卡爾頓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主要招收：新聞學、傳播學本科生和碩士生；傳播學博士生，目前有900多名學生在校就讀。卡爾頓大學新聞學本科培養目標是：著力于為新聞媒體和相關職業培養負責任的從業人員。新聞行業提供了一種在最終期限的壓力之下協同工作的極具挑戰性的工作環境。這種職業要求學生掌握以下能力，比如：快速尋找相關資訊，闡釋發現，以及清晰、簡練和從容不迫的自我表達能力。新聞行業崇尚真實的好奇心、健康的懷疑主義精神以及批判性思維，同時拒斥犬儒主義和陳規偏見。至為關鍵的是，它提供了一種成長性的環境，有利于那些對工作充滿著強烈責任感的記者的誕生，不論他們所從事的工作是報道發生在一個小社區中悲慘的死亡事件，還是報道遙遠地區交戰地帶的緊張局勢。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國的新聞教育目標更為強調“一專多能”等應用技能。就一些知名新聞院系的辦學理念來看：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強調基礎，注重實踐”；清華大學以“素質為本，實踐為用，面向主流，培養高手”；中國傳媒大學“依托廣播影視事業，多層次，多規格，多樣化，開放式辦學，加強多學科兼容和交叉滲透”。這些著名院系大都強調專業技能的培養，對學生勝任新聞工作至關重要的反思和批判的職業精神，通常不太提及。

世界著名傳媒院校哥倫比亞新聞學院在2003年公布的一份研究報告認為，應付新聞行業正在遭受商業和其他利益支配的一個辦法是：讓新聞業具有更堅定的標準和價值觀，以便使新聞工作者有一種天生的抵抗力。大學應當在這個過程中起到關鍵性的作用，必須擔負起更多的責任，通過更好的新聞教育課程體系和發展研究能力，來履行服務公眾利益的責任。

英國倫敦大學金匠學院媒介與傳播學系主任AngelaPhillips教授指出：如果受眾對新聞失去信任，記者將失去在社會文化中的核心地位。而這種信任正在受到侵蝕。隨著煽情主義替代了客觀報道，西方民主社會的民眾正在逐步背離新聞媒介。如果西方社會的媒體要重拾大眾的信任，并在新增市場中被推進，新聞業就必須在內容和形式間求得平衡，而此平衡的取得必須從新聞教育內部開始。與之類似的是，由于“理想和倫理教育缺失，畢業生缺乏應有的職業道德和社會責任”，在媒介商業化和娛樂化的浪潮席卷之下，中國媒體的公信力也越來越受到受眾的置疑。因此幫助學生樹立反思和批判精神，新聞院系責無旁貸。我國傳媒教育專家鄭保衛教授也曾呼吁：“新聞教育說到底應該是一種新聞素質、素養和專業理念的教育，而決不僅僅只是一種技能、方法和應用知識的教育。”

筆者認為，強化新聞專業學生的職業精神，不僅是使新聞行業免遭商業和其他利益支配的一個途徑，同時也是使新聞專業學生在就業市場上免遭淘汰，凸顯其學科背景，以自成一體的專業精神超越其他學科學生，并獻身公共利益的一個有效通路。目前全國設立新聞院系的大學已經達到300多所，在教育部備案的專業點達到661家，在校學生達10萬人以上。新聞學已經升級為一級學科，越來越成為一門“顯學”，在這種情勢下，更加有必要將培養具備反思和批判精神的新聞從業者提上我國新聞學教育的日程。

重視通識教育

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教授James W. Carey曾撰文指出：新聞學的學術來源應該根植于人文科學和人文類的社會科學中。新聞應該與政治聯系，這樣才能理解民主生活和民主機構；和文學聯系，這樣才能提高語言和表達能力，并深刻理解敘述的方式；和哲學聯系，由此確立自己的道德基準；和藝術聯系，這樣才能捕捉到完整的視覺世界；和歷史聯系，在此基礎上建立起自己的意識和直覺。

卡爾頓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除開設基本的新聞課程外，也同樣重視幫助學生奠定扎實的大學教育和學術熏陶的基礎。新聞學教育課程篤信：受過嚴格新聞教育的記者應當理解新聞媒體是受歷史、組織、經濟以及社會邏輯作用的一種公共機構。因此，培養相關的人文素養不可忽視。在四年的新聞學本科教育中，大約一半以上的課程來自于新聞學專業課程之外。新聞專業的學生需要掌握的全部課程中至少1/4來自其他領域或學科的知識。那些對經濟新聞感興趣的學生最好在斯普瑞特商學院選擇輔修；有志于文藝新聞的學生也可以在藝術和文化學院選修課程；新聞專業的學習幾乎可以和這所大學中的其他任何領域相銜接。這些學科推出了聯合榮譽學位，獲得該學位的學生需要完成新聞本科專業和其他學科,比如歷史、政治或者英語專業的必修課程。

我國新聞學教育雖然已經越來越認識到“培養復合型人才”、“寬口徑，厚基礎”的重要性，但是就尊重學生自主選擇這一點來說，還不盡如人意。基本上，每學期的必修課和選修課，一般主要是在本院系課堂開展，所以，有些非本院系課程還是由本院系老師主講。可以想見，并非專業出身的新聞專業教師，一面自學一面把剛剛學到的社會學、經濟學、法學知識“現學現賣”給學生，這樣的教學效果又能好到哪里去？卡爾頓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鼓勵學生去本院系以外的課堂聽講，同時推出了歷史、英語、社會等專業的聯合榮譽學士學位，這種院系之間的交流和融合，對于開拓學生思維以及知識面來說，效果自不待言。長久以來，我國業界人士一般認為新聞專業學生在媒體工作后，通常上手快，但是后勁不足。新聞專業畢業生能干的工作，中文、哲學、歷史、法律、經濟學專業的學生同樣能干，而且在媒體中更受歡迎，因為他們更有后勁。新聞專業學生參與第二專業輔修，將從一定程度上改變新聞專業學生知識結構偏狹，從事新聞工作后勁不足的困窘。

學生自辦面向社會的媒體

卡爾頓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十分重視對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與新聞機構聯手合作開設了覆蓋全國的實習項目。這些實習項目主要是針對三、四年級學生進行的一周到三周的新聞實踐，諸如到CTV新聞、TSN、 CANWEST新聞、探索頻道、加拿大地理雜志等媒體進行實習。此外，校內媒體從一開始就成為新聞與傳播學院學生錘煉新聞操作技能的練兵場。這些媒體主要是：（1）首都新聞在線，一檔贏得贊譽的在線雜志，由新聞學專業本科生和研究生協同工作，創作有關加拿大政府事務的新聞故事；（2）Catalyst在線，學生在自然科學報道研討會方面志愿工作的一個集納；（3）《城區新聞》，一份廣受好評的社區報紙，擁有17000份發行量，是渥太華-卡爾頓地區最大的社區報紙之一；（4）卡爾頓新聞電視臺，放映的內容從創作到生產，都是由新聞專業學生作為所學課程的一部分來加以運作。不僅僅播放局限于學生題材的新聞；（5）《星期三》，是學生們自辦的廣播節目；（6）《渥太華視線》，由商業與財經新聞班的四年級學生創辦的一本出版物。

卡爾頓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認為：在新聞專業的低年級階段，學生的課堂作業主要是對教授負責，不過，步入高年級，學生所創造的一切都應該以現實生活中的受眾為取向。所以，我們發現卡爾頓大學的學生自辦媒體雖然置身校園，但是首都新聞在線、《城區新聞》和卡爾頓新聞電視臺卻主要針對社會受眾，有些傳媒工作室還負責對真實的雇主提供攝制紀錄片等服務。從某種程度上來講，這大大提高了媒體本身對新聞質量的要求，拋卻了校園媒體常見的學生味，使得學生從業人員更能直面社會接受考驗和磨練。我們國內許多新聞院系也開設了由學生自辦的新聞機構，但目標受眾一般僅僅指向本院系或者本校學生。雖然這些媒體也能從策劃、采訪、寫作、出版或播出等方面鍛煉學生能力，但是在采訪領域、采訪對象、媒體成熟度、輻射范圍以及發行模式等方面都與社會化媒體有一定差距，純校園的學生記者編輯還缺乏必要的受眾意識、競爭意識和市場意識。因此，我國新聞院系在培養學生實踐能力時，除了支持學生積極參與實習，還應鼓勵學生自辦面向社會的校園媒體，幫助學生在校園內就能早日適應現實生活中媒體的日常運作規律。

參考文獻：

①加拿大卡爾頓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網站 [EB/OL],carleton.ca/jmc

②陳凱：《加拿大的新聞教育》[J]，現代傳播, 2006年第4期

③蔡幗芬：《加拿大媒介與文化》[M]，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第7篇：對新聞傳播學的認識理解范文

［關鍵詞］傳播學理論體系創新

Abstract:ThebooktitledJournalism&Communicationisonecreativeworksincommunicationtheorystudyfield.Itslogicalstructurereflectstheauthor''''sinstructiveattempttosystemizethecommunicationtheory.

KeyWords:CommunicationTheoreticalsystemCreation

郭慶光教授新著《傳播學教程》已于去年年底面世。讀后，深感這是作者多年來深入、系統地研究傳播學基礎理論的一本力作，是一本在傳播理論研究上有所創新之作。它雖然是一本面向大學生的教材，但仍處處顯示理論著作獨特的豐采和作者分析思辨的深厚功力。

一、首先，值得重視的是本書的框架與布局，它是經作者精心考慮后所作的周密安排。全書以橫向論述為主，大體上可分為兩大部分，從而形成了一個較為嚴密的邏輯框架結構。

1.以“社會傳播的系統結構”為指導思想重新整合相關內容

眾所周知，把不同的傳播方式劃分為自我傳播、群體傳播、組織傳播、大眾傳播、網絡傳播等，在中外很多同類的書中都曾有過，但作者沒有簡單地重復這些內容，而是以社會傳播的系統結構為依據，予以重新組合，使之更臻合理。書中，作者較為詳細地論述了動物傳播，并把人內傳播(即自我傳播)與人際傳播、群體傳播與組織傳播分別歸為一類，深入探討了這些內容。“兩個個體系統相互連接組成的新的信息傳播系統”，正因為二者之間聯系如此緊密，才把它們當成一類；又如群體傳播與組織傳播，作者認為它們在本質上并無根本的差異，因而也把兩者歸為一類。因而，這不是一般的歸納整理，而是使理論研究系統化的一種體現。

2.從探討傳播制度入手，帶出對傳播過程相關因素的分析

以探討傳播制度牽頭，再引出傳播媒介、受眾與傳播效果等的研究，這也是作者力圖使傳播理論系統化的表現。并且為了突出備受關注的熱點課題，本書還加入了“國際傳播與全球傳播”和“傳播學研究史和主要學派”兩章，最后以研究方法結尾。其中，最值得稱道的是“傳播效果研究”這一章(第11章)。作者在詳細分析戈爾丁等所劃分的傳播效果類型之后，并沒有拘泥于前人見解，而是很有見地地提出了傳播效果研究的五個課題，即從傳播主體、傳播內容、訊息載體、傳播技巧和傳播對象等視角探求它們和傳播效果的關系。作者清楚地表明，傳播效果不是孤立的研究客體，而應當從不同的理論視角予以剖析。這些理論視角，實際上就是傳播效果研究的不同方向。

以上這種對傳播理論研究的邏輯歸納，反映了作者試圖使傳播理論體系化的有益嘗試。這種帶有原創性的學術見解，明顯不同于一般教材的論述，說明了作者在著力探求傳播效果研究的新架構與新方向。

在這里，為什么我們要對本書的結構詳加分析呢?主要是因為傳播學具有多學科集納而成的邊緣學科的特點，它影響(不是妨礙)著自身理論架構的形成。一方面，它有著很強的開放性，幾乎所有社會學科和部分人文學科都可以介入傳播研究，因而傳播理論豐富多采，不斷翻新，短短半個多世紀就從零散的理論觀點變成一門顯學；另一方面，傳播理論畢竟顯得枝多葉蔓，頭緒紛繁，怎樣才能使之形成既開放又相對穩定的體系，至今仍無定論。施拉姆有志于此久矣，但這位受到尊重的集大成者終其一生仍然未能達此目的。可見，傳播理論體系化是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邏輯框架就是傳播理論的體系，是研究中“排兵布陣”所必需，唯綱舉才能目張之。如果沒有一個相對穩定的理論架構，不僅令初學者茫茫然毫無頭緒，而且對研究者來說，也難以做到“獨上高樓，望斷天涯路”。所以，我們要在這里談到這個問題。當然，我們還不能說郭慶光已經完成了這一目的，但這種力圖使之體系化的努力，至少會給同行們帶來不少啟迪。

二、其次，作者還在書中提供了許多傳播理論研究的新視角。作者學有素養，且負笈東瀛，浸日本學術多年，因而在傳播理論探討中會給讀者在研讀中帶來了新鮮感和滿足感。

日本學者有很好的研究新聞學與傳播學的傳統，從松本君平到小野秀雄，都對我國新聞學研究產生過不同程度的影響。如松本君平于1899年問世的《新聞學》，1903年即被譯成中文出版，這也是我國最早推介的外國新聞學專著，它“介紹了歐美新聞事業及新聞事業與社會的關系”；被認為“標志著西方新聞學在中國的傳播，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①。二戰以后，日本學者又很快接受了傳播理論，加入了環太平洋地區以美國為首的傳播學主流學派——經驗學派。日本人研究學術歷來有其傳統。他們往往先大量引進，予以“克隆”(翻譯)或模仿，然后再逐漸消化、創新并為我所用。對傳播學、大眾傳播社會學的研究也不例外。郭慶光在書中對日本學者的創新、拓展之處做了許多詳細的介紹與分析。應當看到，這種介紹與分析，同樣是取其精華和結合我國國情的科研成果。況且，作者不限于此，他的視野還偏及歐美的最新研究趨向，并能時時把握住的科研指針。

大體上說，本書的創新之處主要有：

1.深入剖析傳播學基本概念，闡發因此而起的研究導向

如在第一章中，對“傳播”和“傳播學”這一對耳熟能詳的概念，作者使之聯成一氣，展開了學術式的長篇探討。他沒有限于對概念作一般的描述和分類，而是從分析庫利、皮爾士提出的傳播概念入手，認為他們開創了界定這一概念的兩個傳統(社會學傳統和符號學或語義學傳統)，并根據這兩個傳統的融合，指出傳播“實質上是一種社會互動行為”。接著，又引向概念對傳播概念的影響，并且把這種論述進一步和傳播學概念的闡釋結合起來，在肯定“傳播學是研究社會信息系統及其運行規律的科學”的前提下，詳細討論了社會傳播學的系統性、社會信息系統的特點及其運行與社會發展的關系。這種從傳播概念到傳播學概念、并把傳播學納入信息論和社會系統理論的論述，既一氣呵成，揮灑自如，又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又如在第七章中，對“大眾傳播”這個比較容易解釋的定義，作者在分析前人的不同理解之后，對大眾傳播的特點及其社會功能作了深入的剖析，使有關章節顯得相當豐滿。其中，認為“大眾傳播是一種制度化的社會傳播”的新見解，頗有現實意義。作者論證說，既然大眾傳播是從事信息大量生產和傳播的信息產業，并且大眾傳播的內容與社會觀念、價值和行為規范有直接關系，加上它的巨大影響力，所以，任何國家“都會把它納入社會制度的軌道”。目前，在我國，人們對媒介產業化的議題仍有爭論，而作者的這一見解雖然沒有直接觸及這一爭議，但卻根據其基本概念提出了中肯的看法。反過來說，既然大眾傳播是一種制度化的社會傳播，我們就應當自覺地研究和探索它的產業化進程。否則，便會無助于我國已經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也無助于我國即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明天。與此同時，在大眾傳播的社會功能中，作者關注到施拉姆提出傳播的“經濟功能”，認為這種功能不僅僅是提供信息服務，而是作為知識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分析，也是和上述見解互相呼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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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宏觀著眼，中觀剖析，微觀入手

在寫得相當精彩的第十章中，作者對大眾社會理論的分析，就屬于從宏觀角度觀察信息接受者這一涉及全局的問題。關于大眾社會理論，臺灣學者陳世敏曾經指出，美國傳播學者德福勒在《大眾傳播學諸論》一書中，以心理學的刺激反應理論來說明大眾社會的特質，“自是別具懷抱”。然而，他的論述僅限于對德福勒觀點的介紹，并沒有予以展開和延伸②。而郭慶光的研究則進了一步，他上溯19世紀有關的早期貴族主義觀點，中轉20世紀30年代后社會學家對法西斯極權主義的批判，下接美國的大眾社會理論與日本學者的新解，并提出了結論式的意見。這樣步步深入地厘清大眾社會理論的演變和實質，努力把問題說得明明白白，就使讀者開闊了視野，看清大眾社會理論與傳播學的必然聯系。

如果說大眾社會理論是一種宏觀探討的話，那么，受眾觀的闡述就屬于一種中觀的剖析。過去一般都僅限于把受眾理解為信息接受或傳播對象。但問題的實質應當是研究受眾在信息傳播中的地位和在傳播過程中所擔任的角色。這樣，才能深入了解受眾的地位是否舉足輕重，受眾的角色是否可有可無。對此，作者先是以社會學觀點提出“作為社會群體成員的受眾”；接著，從市場學的經濟角度提出“作為‘市場’的受眾”；然后，又以法學的觀點提出“作為權利主體的受眾”。這種對受眾多側面的分析確有獨到之處，因為這已經從概念的微觀認知提升到了中觀剖析的高度。

為了說明受眾與大眾的區別，作者對“大眾”這一概念的詳細分析，便屬于微觀認知的范圍。作者從社會的角度出發，逐一分析了大眾既不同于初級群體或小群體，也不同于群集，又不同于公眾，而是“一種新的未組織化的社會群體”。作者還認為，受眾和少數權力精英同處于現代社會之中，“誰掌握了大眾，誰就掌握了一切”。這種條分縷析的細微之處，很能體現出作者的洞察力與治學精神。

在傳播理論研究中，掌握宏觀、中觀和微觀分析很重要。值得注意的是，美國著名社會學家羅伯特·默頓是社會學的中觀理論(MIDDLERANGE，又稱“中程”理論、“中間范圍”理論)研究的倡導者。關于中觀理論的思想，是默頓和他的老師帕森斯論戰時提出的。當時(20世紀40年代)，帕森斯的研究目光對準綜合性的一般理論，企圖建立一種包羅萬象的模式，來解釋一切社會現象和社會行動。默頓反對這樣做，他認為，在社會學中尋找一般社會行為的規律是徒勞的。社會學研究應當避免兩種極端：無事實的概括和無理論的事實。要努力找出扎根于研究或觀察并切合實際地限定其應用的解釋。這種解釋，處于對日常事件的觀察與包羅萬象的統一理論之間，即中觀研究理論。他說：“我們有理由去設想，社會學將會在這個程度上提升：它主要關注的是，要和中間環節的發展中理論聯系在一起；而如果它把注意力集中到泛泛的理論上，那它就將會受挫。我相信，今天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去發展應用的、特殊的理論以限定理論——數據的范圍。——社會科學家排他地投入于高度抽象化的探索，便會冒上風險。就像現代的舞臺布置一樣，在他的心目中，家具將會是缺少的、沒有裝飾的和不舒適的：所謂一般理論和特殊理論都需要的說法，是‘正確’而陳腐的③。”他說，“如果特殊的探索在于找出這些行為方式之間的理論聯系，那就可能發展出一種屬于中間環節的理論。這種理論不是強化就是分離經驗與假設的一致性④。”默頓以中觀理論研究作為指向，提出了功能分析方法并應用于社會學研究，提出了著名的離軌行為的“失范”理論及其考察方法，并且引導美國社會學者把注意力投向家庭社會學、城市社會學、教育社會學等一系列富有成果的學術研究。傳播學“議題設置功能”理論的提出者麥康姆斯很贊同默頓的見解，認為傳播學除宏觀水平和微觀水平這兩類理論研究外，同樣存在著處于中間范圍的中觀理論研究。宏觀研究著重于建立總體或最高理論，如桑德拉·鮑爾——洛斯奇提出的媒介關系依賴論；微觀研究則注重實證主義方法或以實證為依據的若干變量的集合，如霍夫蘭關于態度改變的研究。而麥康姆斯認為他和唐納德·肖的議題設置功能理論、還有把關人理論、新聞社會學、“沉默的螺旋”傳播模式等，都屬于中觀研究的理論成果⑤。筆者認為，中觀理論已應用于社會學和經濟學，而麥康姆斯的分析有助于傳播學理論的開拓。無論在傳播學研究和教學中，我們不必貪大求全去急于建立宏觀理論，以免勞而無功；而要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著力于研究和探索傳播學的中觀理論和微觀理論。再積以時日，聚沙成塔，把各種相關理論整合成一種或幾種更完整、更高層次的宏觀理論。

誠然，筆者以為，《傳播學教程》也有一些不足之處。如第一章在闡述“信息”概念時，未能突出信息足以消除某一事物的不確定性這一基本內涵。在第三章中，未能指出傳播學劃分語言符號與非語言符號是一種簡單化的認識。因為“非語言符號”只是一種模糊的界定，反映了傳播學者對非語言符號的忽視，它離符號學對符號種類的科學劃分相去甚遠。還有，作者把符號分為信號和象征符兩大類進行解釋，確實是簡單了一些。因為還有另一類重要的肖像或具像符號(icon)是不應當省略的。第十二章中，作者把議程設置功能理論、沉默的螺旋理論、培養理論和知(識)溝理論都歸之為大眾傳播的宏觀社會效果，這同該理論之一的提出者麥康姆斯認為那是中觀理論研究的見解并不一致。第十三章討論國際傳播與全球傳播，因內容較新而導致敘多論少；其中“文化帝國主義”的課題最具理論色彩，但又缺乏詳細的歷史分析。第十四章中提到信息論、控制論對傳播學的貢獻，但不知何故略去了系統論對傳播學的重要影響。事實上，本書作者研究傳播理論也恰恰受惠于此。

此外，本書作者對符號的理解恐怕也有值得商榷之處。如認為“符號是意義的攜帶者，任何一種符號都有其特定的意義”(第48頁)，但又認為“所謂意義，——是人類以符號形式傳遞和交流的精神內容”(第47頁)；“信息是符號和意義的統一體，符號是信息的外在形式或物質載體，而意義則是信息的精神內容”(第42頁)。可見書中前后說法并不一致。在這里，作者本意可能是企圖用信息去“統一”符號和意義，但卻人為地把符號和意義割裂開來，并把符號僅僅看作是形式，這就違反了索緒爾提出符號是所指與能指相結合的這一科學論斷。實際上，任何意義都必須存在于符號之中而不可能存在于符號之外。至于信息和符號的區分，這是不同學科(信息論與符號學)各自表述的基本概念，是不能相提并論的。信息只能區別于物質和能量。如果一定要聯系起來討論的話，那就只能說信息論中的信息可以理解為符號學中的符號。或者說，任何信息都必須使之符號化，才能產生、編制、提取、傳遞和接收。

總之，以上提到本書的一些不足和有特商榷之處，僅是筆者個人的見解，不一定正確，也原意和作者與同行們共同研討。而應當重申的是，本書的理論成就是主要的。郭慶光教授治學嚴謹，厚積薄發，在傳播學領域默默耕耘長達十余年，終于完成這一佳作。我們熱切地期盼他今后能有更多的新作問世。

注釋：

①徐培汀、裘正義：《中國新聞傳播學說史》第284頁，重慶出版社1994年版。

②陳世敏：《大眾傳播與社會變遷》第53頁，臺北三民書局1983年版。

③羅件特·默頓：《社會理論和社會結構》英文版導言第9頁，紐約，1968年版。

第8篇：對新聞傳播學的認識理解范文

關鍵詞：新媒體 傳播學 教學創新

隨著現代教育技術的進步，新媒體技術已成為現代高等教育中重要的教學手段。新媒體技術的出現改變了傳統教學中信息傳播的模式，提高了教學質量和教學效率，促進了教學手段的發展。廣告學專業作為應用性較強的專業，是較早利用新媒體技術進行課程教學的。傳播學是廣告學專業學生的主干課程，同時也是一門理論性較強的學科。廣告學專業的學生的特點是重實踐、偏實務，希望在學習過程中理論與實踐并重，這給教授傳播學課程的理論課教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媒體技術的出現營造了生動逼真的教學環境，為教師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可以借用當前網絡信息資源的優勢和便捷的網絡交流平臺，強化信息技術教學手段應用。

一、運用新媒體技術豐富傳播學課程的教學內容

傳播學是一門基礎理論和實際應用緊密結合的一門學科。在教學當中，傳播學的基礎理論，如兩極傳播理論、議題設置理論、知溝理論、沉默的螺旋理論等，在教學和學生的理解中，都存在相當的枯燥性和深奧性。但如果要求學生在手機上安裝五到七個網絡新聞客戶端，以四周時間作為媒介觀察周期，通過這個時間段的新聞事件的報道文本數量、編輯位置安排、文本分析，使學生以觀察者的身份主動自覺地在接受的新聞信息的同時產生理性的邏輯思維和分析，在加上教師準確地論述和適當提問，激發學生從宏觀角度理解把握議題設置理論，最終使學生較深刻地理解這個理論并正確運用它。

二、運用新媒體技術改善教學環境

教育心理學認為，學生學習動機中最重要的是認識興趣。現在教師面對的學生都是90年后出生的，他們的閱讀特點是讀圖重于讀字，娛樂重于教育。前幾年，繪本漫畫大行其道正可謂是投其所好。教師在設計課堂教學時可以使用新媒體對傳播學的教學內容進行案例導入，誘導學生深入淺出地進行學習，從而達到提綱挈領，系統掌握有關知識的效果。

三、新媒體教學效果關鍵在于教師的現代教育理念的更新

新媒體教學強調發揮教師的教學主動性和學生的積極參與性，具有非常強大的交互能力，教師要主動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要學習新媒體知識，學習網絡知識，不斷充實自己，不斷提高自身素質，教師必須具備現代教育觀念，掌握新媒體使用技能。增強教師的現代教育意識成為實施新媒體教學的重點。同時需要教師搜集大量素材以備媒體開發時選用。教師要主動建立傳播學課程網站，包括課程的教學大綱、教學日歷、教材介紹、授課教案（PPT）、電子教材、參考教材、國內外教學案例、前沿動態等方面的內容。網站的建成及其上網，讓學生可以更方便、更充分地了解當前國內外最新的課程資源、實踐案例、廣告理論前沿、廣告技術動態、人才需求趨勢等方面的情況，從而使學生獲取必須而較為豐富的教學資源，切實擴充教學資源提高人才培養效率。

四、傳播學新媒體教學中高度重視教學設計的優化

新媒體技術的教學設計，就是要應用系統科學的理論與方法，按照教學目標、教學課程和教學對象的特點，合理地選擇和設計新媒體，好的教學內容，通過好的新媒體的教學設計，可以使它的應用價值升值。傳播學的優化教學設計中包括詳細分析廣告學專業特征和傳播學教學目標、教學內容體系，根據廣告學專業要求選擇和設計傳播學新媒體信息，優化傳播學知識結構和教學程序，并加強教學互動與教學效果的及時評估。

五、運用新媒體技術促進教師與學生的雙向互動

新媒體教學可以更好的激發學生興趣，集中學生的注意力，培養學生的探索鉆研精神。同時新媒體技術增加教師與學生的雙向交互性，這是新媒體技術的最突出特性，它能使信息發送和接收兩者之間進行實時的交換，而不像電視、廣播那樣，受眾只是被動接收節目內容。以信息技術手段促進教與學的互動。除了建立課程網站教學互動平臺外，還可建立主講教師與學生的課程QQ群，以網絡的方式開展教學互動，提高交流互動的快捷性和多樣性。另外，當課堂教學中講到“傳播的受傳者分析”時，正值電影《小時代》成為社會討論熱點，教師可以適當在課間為學生插播該影片片斷，針對大眾傳媒的受者特征與傾向這一理論問題并結合影片的主題思想、受眾定位組織討論。學生可以借助新媒體對電影的評分及評價對《小時代》的社會現象和熱點問題進行了熱烈而深刻的辯論與剖析。

六、加強學校與新媒體行業從業者的交流

在課堂教學之余，教師可以利用各種社會資源，采取走出去、請進來的辦學方式，有目的地邀請有關新媒體行業的開發者、設計師、運營者等來高校開展學術交流與講座活動，針對新媒體時代的廣告傳播中的實際案例和所遇到的問題作深入地講解和賞析，讓學生從抽象的傳播理論中走出來，通過實際操作，豐富補充課堂理論教學的單一與局限。與業界人士的學術溝通、交流，激發學生對新媒體行業及傳播學理論知識的熱愛。在與業界交流中教師應該講課本知識延伸到的實踐操作中，讓學生既深化了理論知識又提高了專業素養。

參考文獻：

[1] 苗露.淺談網絡廣告與新媒體[J]. 牡丹江大學學報. 2007（06）

[2] 吳輝.時髦話題的理性思索――我國新媒體廣告研究綜述[J]. 東南傳播. 2007（12）.

[3] 付東燕.開展新媒體教學的幾點思考[M].中國現代教育裝備，2006，（3）：38-39.

第9篇：對新聞傳播學的認識理解范文

“行知模式”的理念與實踐環節設計

新聞學概論作為新聞傳播學科的入門課，在大多數學校都被安排在一年級新生的課表當中。其作用有三：一是引領學生掌握新聞學基本理論、了解新聞業基本規律、概況和業務的導航作用；二是指導學生專業學習的路徑和方法；三是激發學生熱愛新聞傳媒業和培養學生社會責任感的作用，這也是新聞學教育的終極目標。那么，這三個作用如何通過教學在學生的能力培養中得以體現呢?

新聞學概論是新聞傳播學學科的入門基礎課和專業基礎理論課。通常，新聞學概論課的授課方式以老師講授為主，教學模式是從認知到實踐的“知行模式”。但是對于初涉者而言，諸如“新聞價值”、“新聞的客觀性”、“新聞自由”等一些新聞學的基本概念如果缺乏親身實踐，缺乏對新聞行業的接觸和了解，對這些概念的理解也就難以脫離淺顯的層面。

另外，由于不同地域的媒介發展水平極度不均衡，因此，初入大學，坐在同一間教室里的新聞學專業的學生在媒介接觸和使用上的差異很大。如果還是停留在課堂講授，新聞學就將成為“象牙塔新聞學”，這直接表現為相當一部分新聞專業的學生在接觸新聞學不久，就開始對專業喪失興趣。

行知模式的理念

知與行是中國哲學史上一對古老的認識論范疇。中國古代唯物主義哲學家提出行先于知，由行而致知，行是知的基礎，行高于知等見解，在一定程度上認識到實踐是認識的基礎。荀子主張世界是可知的，知行統一，“行”是基礎：“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溪，不知地之厚也”，意為行重于知，行是知的目的和完成。朱熹進一步解釋說，“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尚淺。既親歷其域，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意思是說知而不行，體會不深；見之于行，則認識更明，知行互相依賴，互相促進，不可偏廢。王夫之則強調知行統一：“由行而行則知，由知而知所行”，強調行對知的決定作用：“行可兼知，行高于知。”

中國傳統哲學中的知行觀就其現代意義而言探討的其實就是認知和實踐的關系。特別是王夫之明確提出的“知行相資”的命題，對知行相互依存、相互轉化的關系闡述對于新聞學教育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他的“由行而行則知”的“行知觀”和“由知而知所行”的“知行觀”，正是今天我們新聞學教育中應該提倡并堅持的教學理念。我將王夫之的先“行知”后“知行”的行知觀借鑒到新聞學的教學中，并總結為“行知模式”。

“行知模式”的關鍵是先實踐，后認知。即通過設計實踐性作業讓學生先有感性認識，再回到課堂教學中進行理論的認知和提升。

“行知模式”的實踐環節設計

“行知模式”的關鍵在于實踐教學環節的設計。作為應用型學科，實踐教學設置的目的在于培養學生以下的能力：通過實踐環節提高學生領會并掌握學科基本知識、理論的能力；通過實踐環節提高學生學以致用的能力；通過實踐環節提高學生獲取新知的能力。這些能力也正是“知行并重”的復合型人才的內涵。

1.實踐教學環節設計

實踐教學環節主要包括：課堂小組討論(組織學生對一些新聞傳播現象進行課堂討論)、媒體參觀(如參加節目錄制)、專業講座和實踐作業。將全班同學分為固定的小組，課堂討論和一些集體作業都按照小組進行，小組發言人由小組內成員輪流進行。在這些實踐環節中，實踐作業是“行知模式”的重要路徑。主要訓練學生發現與概論說明問題的能力。

2.實踐作業內容

實踐作業靈活而富有挑戰性，意在幫助學生快速找到新聞專業學習的路徑與方法，提高學生的文獻查閱能力、問題研究能力、人際溝通能力、社會交往能力以及創新思維的能力。

個人作業和集體作業配合教學內容進行布置。個人作業側重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并著意于獨特視角、觀點的發展；集體作業側重培訓學生團隊分工與協作的能力，并著意于作業整體綜合的高水準。集體作業要求小組成員以PPT形式進行課堂發表，個人作業提交書面作業。下面是一些個人作業和集體作業的內容與設計：

講授新聞行業時，布置個人作業，請每位同學采訪五個不同年齡、不同職業的人，了解他們對新聞行業的看法，要求提交采訪記錄、提供采訪人的聯系方式。通過采訪增加大家對新聞業的感性認識。考核重點不在采訪技能上，而在于增強學生社會交往和人際溝通的能力，是否能夠找到需要的采訪、調查對象。

講授新聞價值和新聞選擇時，布置集體作業，請學生選擇同一天的不同媒體進行新聞內容的分析，比較不同媒體對新聞的選擇和處理。講授媒介改革時，布置集體作業“南方周末歷史梳理與評價”。出發點在于既讓學生從個案入手了解一個媒體的發展史，同時又通過個案透視整個報業的發展情況。結合同學的研究結果，再進行評價和補充，使學生對業界的情況有了感性的認識。

“行知模式”的教學案例“中央民族大學新聞專業畢業生情況調查”

給學生提供1999―2000級已經畢業的學生聯系方式，要求這些一年級學生就“中央民族大學新聞專業畢業生情況調查”獨立設計問卷，并提交采訪和調查報告。目的在于通過采訪已成為“媒體人”的學長增加對專業學習的熱情，消除恐懼、不適和陌生的感覺。從提交的調查報告來看：第一次成功的采訪經歷不僅讓大家很興奮，而且通過與學長的接觸為大家打開了一扇通向未來的窗戶，比如“其實每天看教科書上，反復強調新聞真實，總是感覺很遙遠，這次采訪才讓我真正明白原來主觀主義總是在不經意中使我們的報道失去真實”；“由于堵車，我遲到了……我將永遠銘記老師的一句話‘永遠要比采訪對象早到’”。下面是學生的一份采訪流程，這個流程再次證明了“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它提醒我們充分尊重學生在教與學過程中的主體性。

準備工作：

從班委處得到師姐的聯系方式后馬上開始聯系，得到許可

與師姐商定具體采訪時間和地點

上網查詢師姐所在單位的具體情況并購買該報社報紙作研究

摸清乘車路線和所需時間

采訪提綱準備：

熟悉廣告班設計的本科生就業情況調查問卷

自己準備問題單，包括大學期間生活、學習的具體方法和能力培養，以及就業后對于新聞工作者的特殊性及工作中對新聞人職業操守與道德的理解

采訪過程：

2005年11月23日下午5：00來到中國××報社，在師姐的辦公室開始采訪工作

請師姐填寫了調查問卷

按照問題單進行了提問，并記錄關鍵詞句

隨師姐參觀了報社的一些部門，并聽她介紹報紙的采編至出版的流程，下午6：00結束采訪

采訪收獲：

此次采訪收獲很大，第一次以一個采訪者的身份接觸一個有經驗有資歷的新聞工作者，也是第一次真正接觸現實中的新聞工作。在采訪工作中鍛煉了自己的表達、寫作能力，獲得了新聞學入門的基本知識和技巧，同時得到了關于如何度過大學生活的諸多啟發。

CCTV和鳳凰衛視媒介公信力比較

這是一項集體作業，訓練目的有兩個，第一請同學了解什么是公信力，如何進行公信力研究；第二，請學生在CCTV和鳳凰衛視媒介公信力比較過程中更深入地了解媒介環境和影響媒介發展的媒介政策，從而客觀地評價媒體。選擇這個項目的每一小組均經過了資料搜集整理，問卷調查、采訪，數據分析的過程。其中一個小組還委托香港理工大學學生完成了香港地區的調查。

從作業結果來看，學生對公信力的概念有了比較明朗的認識，對國家電視臺CCTV和境外臺鳳凰衛視的體制和運作方式有了比較客觀的認識，而且根據自己搜集的資料以及調查的數據得出了比較信服的結論。他們甚至在作業的最后寫下了這樣的結尾段落：

雖然我們作業最后把兩個電視臺的公信力平均分算了出來，雖說有根有據，但是我們認為是不科學的，原因如下：

……

第二，接受調查者的學歷和職業集中；

第三，網上的資料可靠性不強，比如觀點一邊倒；

第四，數據統計不科學，統計時沒有考慮年齡、職業和性別等因素；

可以看到，結題報告中已經開始對作業本身及結論提出了質疑并展開了思考。而這些如果不是在行知模式的前提下，恐怕是既抽象又難以在課堂空間內實現的，尤其是對于一年級新生。

“行知模式”的教學效果

“行知模式”的教學實踐使得新聞學的課堂活躍而充滿樂趣。對于學生而言，新聞學不再枯燥，而是充滿挑戰和活力的應用型學科，激發了學生對新聞傳播學科的激情與投入。學生的反饋也表明“行知模式”較好地完成了我們在前文中所提到的新聞學概論的教學任務：

在“新聞學概論”這門課上，我們學的不局限于課本，而是早早地觸及新聞人那神圣的領域，感受與學習著專業知識與職業精神。

學生對集體作業方式非常認可，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鍛煉了自己的動手、動腦能力，很多同學學會了制作PPT 和使用非線性編輯軟件，已經能夠初步利用媒介技術提交不同形態的研究成果。集體作業培養了大家的團隊精神和表達溝通的能力。課堂作業發表、作業點評也增強了大家的獨立思考能力，從剛開始“跟著感覺走”到能夠用專業眼光進行分析，這就是一個由行到知，再從知到行的知行相資的過程，一個通過實踐來認知新聞規律、新聞業務的過程，一個對已學知識進行吸收與應用的強化過程。正如學生所言：“在采訪、調查、節目錄制、媒體參觀等實踐環節，實踐了老師關于先行后知，實踐結合理論，理論指導實踐的思路。現在一有問題，首先會想搜集資料，進行調查研究。”

雖然沒有用新聞傳播學的實證研究方法將學生分為控制組和實驗組進行“行知模式”的效果研究，但一個教學事例應該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證明“行知模式”在新聞學教學中的作用。我給三年級學生開設的新聞報道專題，帶領學生對郊區的“黑出租車”進行采訪。他們之前上的新聞理論課、新聞采寫課也有課堂討論和采寫實踐，但是“紙上談兵”多，實地采寫少。實地采訪的結果出乎我的意料。很多同學因為懼怕、膽怯而放棄采訪。“其實，我對黑出租背后的故事充滿了好奇，但初來乍到，完全置身于一個陌生的環境，不知道該如何打破僵局去跟一個完全陌生的人交流，更沒有膽量和勇氣上前去采訪。”相比之下，剛入門的學生反而能夠在規定時間內獨立完成一系列的調查和采訪。通過實踐作業，與陌生人溝通的能力，資料搜集分析、判斷信息的能力和獨立進行思考的能力都得到了很好的鍛煉。

不同學校開設的此類課程稍有不同，如新聞理論、新聞學原理、新聞學概論、新聞學導論、新聞傳播學基礎等，但教學大綱大體相同。通常開設在低年級的，是新聞采訪、新聞編輯、新聞評論等課程的先修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