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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型集體經濟的內涵
新型集體經濟是對傳統集體經濟的突破,產權明晰,包括多種新的實現形式,是“以勞動者的勞動聯合與資本聯合為主,融合合作制與公司制管理模式,憑借勞動和資本分享企業收益。勞動者為自己和社會創造財富的一種組織形式”。一些傳統的集體企業通過改革改制,明晰產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成為新型集體經濟組織,展現出新的活力。
二、新型集體經濟組織特征
1、企業是勞動者的資本聯合體
企業全部或多數職工既持有本企業股份,又在企業內部從事生產經營活動,強調以職工持股為主體,其持股比例為本企業全部資本或占絕對控股、相對控股地位。一些企業采用股份的形式引入企業外部出資入做股東,這種企業產權主體的設置,改變了原有企業資金制度單一內生性,拓寬了企業吸引外部資本途徑。在組織形式上,自愿組合,自籌資金,民主管理,自主經營,集體積累,按勞分配,入股分紅。在聯合的基礎上確立了勞動者的個人所有權,實行個人所有,集體占有。
2、勞動者通過現代企業管理制度對本企業具有控制權
勞動者資本之和在企業產權結構中占有相對控股以上地位。在產權制度上,逐步建立了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管理規范的現代企業管理體制。通過控股和企業章程規定取得對企業控制權,參與重大問題決策。大多數企業建立了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等現代企業制度的構架,按現代企業治理模式決定企業經營投資計劃、選舉高管人員,審批財務預決算等重大事項。
3、實行按勞分配與按資分配相結合分配制度
按勞分配形式主要體現在支付給勞動者工資和獎勵、按勞分紅上,依據勞動貢獻決定。按資分配體現在各方股東按其股份分得紅利,也有一些企業把勞動技術等要素折成股份的,這部分名義上按股分紅,實質上仍是按勞分配。職工具有股東與雇員的雙重身份。在取得工資性收入的同時,還可以取得勞動分紅、股金分紅等生產要素分配的收益。建立了以勞動合同為基礎的新型勞動關系。
4、與其它所有制企業區
主要在資本結構上加以區別。新型集體經濟出資入主體是本企業勞動者,勞動者對本企業有經營控制權,而國有企業出資人是國家,國家按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原則授權,任用經營者,企業盈虧是國家的事,職工不具有控制權。而在私營企業中,不允許勞動者入股,或投資者不一定是勞動者。這些與集體經濟主要由大多數勞動者共同出資共同勞動。企業不是少數人所有,而是多數勞動者所有的特征有根本不同。
5、與傳統集體企業區別
所有權形式,由單一共同共有變為明晰到人,按份共有;人事及決策權由上級任免決定變為職工以股東身份決策;分配上由按勞分配變為按勞與按資分配并存的多種分配制度。企業治理結構由單一集體制度變為具有現代企業制度特征的多種實現形式;企業地位由政府管理變為獨立的市場主體。
三、新型集體經濟實現形式
新型集體經濟的實現形式有:以勞動者的勞動聯合和勞動者的資本聯合為主要特征的股份合作制企業;以集體共有和按份所有相結合,集體共有為主的集體企業;由職工股控股或相對控股的有限責任、股份有限公司;由集體資本控股或相對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以勞動者個人資本為基礎的合作制企業;其它具有新型集體經濟特征的各類企業。
新型集體經濟的產生始于傳統集體企業進行的產權制度改革,初期大都以股份合作制改造為主,并在股份合作基礎上繼續深化產權制度改革,逐步過渡到有集體資本參加的有限責任制、股份制為主要形式的公司制企業。這些企業吸納社會資本,與國內外企業合資合作,發展成為多元投資的混合所有制經濟,使各類新集體經濟大量涌現。
四、新型集體經濟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相適應的
新型集體經濟的發展符合市場機制的內在要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市場經濟同社會主義制度相結合的經濟運行方式。是在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份并存的所有制結構基礎上的市場經濟。這種市場經濟賴以存在的基礎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同時它作為市場經濟,要以市場作為主要手段配置資源。由市場機制調節經濟運行。新型集體經濟是公有制經濟,而這種公有制經濟有明晰的產權,產權結構趨于多元化,法人治理結構科學化,機制市場化,同其他利益主體的關系是競爭的關系。因而有追求資源配置合理性和資源利用充分性的內在機制,容易與市場經濟融合。
1、新型集體經濟本質特征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新型集體經濟實行“共同共有與按份共有相結合”及“個人所有,集體占有”的產權制度,其財產在價值形態上可以量化到勞動者個人。但在實物形態上不由個人支配,而由集體占有和支配,在共同占有基礎上,重建勞動者個人所有制,將企業共同共有與勞動者按份共有結合起來。這樣的產權制度使所有者真正到位,解決了傳統集體企業終極產權不到位的問題。
新型集體經濟是“民有民營民享”的公有制經濟。集體經濟是公有制經濟,它的資本主要來源于勞動群眾,是一定范圍內勞動群眾民有民營民享的公有制經濟。新型集體經濟確立“民本經濟”的觀念,不同于傳統集體經濟經營活動由政府決定,經營者由政府調配,企業用工由政府安排,排斥個人所有權的二國營模式。
新型集體經濟突出了集體經濟民本位的特點。首先,在產權上以投資的勞動者為主體,實行民有,體現了勞動者的勞動聯合和資本聯合。其次,在經營形式上實行民營,根據國家法律法規和企業章程確定經營者的產生方式,自主決定企業的用工制度,自主開展經營活動。第三,在內部管理上實行民主,勞動者通過股東會參與企業管理,通過直接持股和間接持股等形式。行使股東權利及其它民利,參與企業的決策活動,第四,在經濟利益上實行民享。職工在根據按勞分配的原則取得工資性收入的同時,還可以根據自己對企業的投資享有收益。第五,在經營風險上實行共擔。
這種新型的集體經濟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體現了公有制經濟與市場機制的有效結合。
2、新型集體經濟符合我國生產力現狀及發展要求
新型集體經濟的發展符合社會主義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變化要求。生產的社會化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社會主義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變化要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適應這種變化要求的資源配置方式,新型集體經濟是在市場機制作用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它把單個的資源(人力、資本、技術等各種生產要素)組合起來,既在生產力的發展上體現了生產社會化的要求,又在生產關系變化上體現了公有制的特點,一方面,集體資本參股控股的新型集體經濟組織的共同共有財產具有直接的公有性質;另一方面,在新型集體經濟組織中,由于所有權和經營權是分離的,勞動者個人投入的資金轉換成了集體經濟組織的財產,以法入主體形式參與市場經濟活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種轉變是向聯合生產方式的轉化,符合生產社會化的要求,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同時也是公有制的新的實現形式,與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變化方向相一致。
當前我國生產力還不夠發達,而且發展很不平衡。生產力水平多層次性是我國的重要國情。新型集體企業是自發形成的適應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容納不同層次生產力的組織形式。它的企業規模可大可小,企業組織形式可以多種多樣;它既可容納手工勞動和半機械化的生產力,也可容納機械化和自動化、專業化的社會大生產。新型集體經濟具有兼容性。能在各種行業中發展。同時獨立自主性強,既有主動聯結現代產業鏈,進行協作配套的能力,又有適時調整產品結構的機制。由于集體經濟量大面廣,遍及城鄉各個行業,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因而成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
3、發展新型集體經濟有利于加強和鞏固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
《憲法》中規定:“社會主義制度是我國根本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新型集體經濟的長期發展,是由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行的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所決定的。
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主要體現在: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公有制經濟中,由于國有經濟分布過廣,資源配置不盡合理,必須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的布局。隨著國家對國有經濟的調整,國有經濟將集中力量發展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產業和骨干企業,對一般性行業將逐步退出,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將下降。只有發展新型集體經濟,積極向各方面滲透,大量進入混合所有制企業中,才能增強公有制經濟控制力,填補國有經濟退出份額,才能保持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否則公有制經濟就失去在國民經濟中主體地位。
4、新型集體經濟與我國促進就業。共同致富的基本國情相符合
就業是民生之本。勞動者只有實現了就業(創業),才能擺脫貧困,不斷提高生活水平。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由多種經濟成份、多種資本的融合形成混合所有制經濟,能提高創造社會財富的效率,為實現共同富裕提供了物質基礎。新型集體經濟實際上也是一種集體資本控股或勞動群眾有控制權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新型集體經濟具有把勞動群眾的個人資本融合為公有資本的功能。勞動者為了共同富裕的目標,共同出資、共同勞動、共享收益,職工既是勞動者,又是所有者,成為企業真正的主人,極大地調動了職工的積極性,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真正為勞動群眾實現共同富裕創造了條件。
5、新型集體經濟符合市場經濟對微觀參與主體的要求
經過改革,新型集體企業不再是政府附屬,擺脫了二國營模式,產權清晰,通過資產量化,經濟補償金轉為股份。鼓勵職工投資人股,吸收社會人人股,對外合資合作等措施,實現出資人到位,產權結構也逐步多元化。建立了規范的法人治理結構,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依職責規范行使各自權利。隨之配套產生新的用工制度、內部分配制度、管理和決策制度、對經營者激勵約束制度、各項崗位考核制度等,都按現代企業制度的規范運行,企業作為法入主體,在市場中有競爭發展的動力。經營行為完全由自己決定,盈利自身受益,虧損自行負擔,與其它性質類型的企業是平等競爭關系。
6、國內新型集體經濟的發展證實了其與市場經濟是相適應的
一大批傳統集體企業、國有中小企業經過改革變為新型集體經濟組織,發展較好。例如,白山喜豐公司原為集體企業。2003年企業進行改革,把凈資5584萬元量化折股,法定代表人占公司總股本13%,公司高管人員占9%,公司一般管理人員占13%。職工占12%,退休職工公益股占10%,職工平均每人量化2萬元,其余為吸收社會自然人人股。隨后,公司又進行了一系列配套改革。現在職工是企業持股主體,既是股東,又是勞動者,重大決策由職工占大多數的股東大會決定,公司實行按勞分配工資獎金后,還按股分紅利。公司2004年銷售4億。產量3萬噸,利潤3千萬元,均實現歷史性突破。
當前數量龐大的廠辦集體企業和國有中小企業正在進行改革,其中有相當一部分要量化現有資產,吸收職工入股,變為新型集體經濟。
7、國外具有新型集體經濟特征各類企業得到了廣泛發展
資料顯示,集體性質的經濟在國外也有較好發展。如西班牙蒙德拉貢、英國工業共有權運動、美國職工持股計劃、加拿大合作社、日本農協等,目前,合作性質經濟已遍及世界五大洲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參加各類合作社的社員數億人。在農業、工業、流通、金融、保險以及各種服務業都出現了大量不同類型的合作社,西歐、北美許多國家80%以上的農場主都參加了不同類型的專業合作社,丹麥的奶制品90%由合作社經銷,荷蘭合作社銷售的花卉、水果、蔬菜占市場份額的80%以上。實踐說明,在發達國家,集體經濟也是有發展空間的。它適應市場制度與生產力發展。
綜合上述,新型集體經濟在產權和治理結構上既符合現代企業制度要求,又保持了公有制的本質特征。實現形式也是多種多樣。新型集體經濟的存在是促進就業,共同致富的需要,是保證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需要。新型集體經濟符合市場經濟對企業法人主體、競爭主體的要求。大量改革改制發展起來的新型集體經濟的蓬勃發展進一步證明了其在市場環境下具有旺盛生命力。現在我國大部分國有中小企業,集體企業適合改革成為新型集體經濟。將來還要有一部分中小個體私營企業在面臨生存危機或無法擴大生產時,發展成為新型集體經濟。
近年來,石景山區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長足進步。石景山區先后獲批“國家服務業綜合改革試點區”、“國家可持續發展實驗區”,中關村石景山園在積極創建“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特色園區,為全區經濟社會全面轉型、科學發展注入了強大動力。
加快建設“國家服務業綜合改革試點區”,積極探索戰略轉型新模式
去年,石景山區作為北京市唯一一個區縣,獲批國家服務業綜合改革試點區。編制出臺了《石景山區“十二五”時期服務業發展規劃》,科學合理布局,加大規劃引導。今年,區委區政府召開了2011年經濟發展暨國家服務業綜合改革試點區、國家可持續發展實驗區推進大會,并密集出臺《關于建設國家服務業綜合改革試點區的實施意見》以及《石景山區促進現代金融產業發展的意見》、《石景山區常青藤高端人才集聚區管理辦法》等多層次有力度的政策措施,在用好用足國家、市級政策的基礎上,根據區域實際,構建完善的區級配套扶持政策體系,重點強化財政資金扶持、稅收獎勵、成本補貼、土地供給、人才引進等方面的扶持政策。
區政府設立了“石景山區服務業發展專項資金”,首年資金金額3億元,以后再根據經濟發展和財政收入的增長而逐年增加,促進服務業項目建設。放寬市場準入限制,綜合利用財政、稅收、土地等各種政策,積極引入民間資本進入服務領域,促進服務業活躍發展。謀劃了一批包括創意總部園、銀河綜合商務區、中國動漫博物館在內的現代服務業綜合體項目,研究籌備了36個具有較高經濟、生態和社會效益的服務業重大項目,形成滾動發展的良性機制。在市委、市政府的統籌領導下,我區積極探索適合首鋼新區建設的開發模式,以首鋼工業區轉型帶動試點區建設。支持設立由首鋼作為發起人的“北京服務?新首鋼”股權投資基金,計劃3年內募集100億社會資金,首期10億元已經到位,重點支持西部地區服務業企業和產業園區發展。同時,“十二五”時期,市政府用于西部地區產業發展的固定資產投資將不低于40億元,這些都將重點用來支持產業園區、現代服務業綜合體等重大項目建設。
為加快推進國家服務業綜合改革試點區建設,石景山區積極發揮產業資金引導作用,加快項目推進,按照在建項目保進度、擬建項目促開工、后續項目抓前期的思路,建立項目建設、啟動、推進、儲備滾動實施機制。建立健全公共平臺,建立完善服務業企業個性化發展服務平臺,充分發揮現有行業中介聯盟作用,進一步健全完善服務行業中介組織體系。到2015年,石景山區將形成以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服務業比重將達到70%左右,服務業吸納就業比重將達到7成以上。
加快建設“國家可續發展實驗區”,牢固樹立戰略轉型新理念
國家可持續發展實驗區是科技部會同發改委等國家19個部委共同推動的一項地方性可持續發展綜合示范試點工作。去年,石景山區正式成為國家可持續發展實驗區。以此為契機,石景山區加強組織領導,由區委區政府和首鋼總公司聯合成立國家可持續發展實驗區建設領導小組,編制了《石景山區國家可持續發展實驗區建設規劃》,了《關于建設國家可持續發展實驗區的實施意見》,明確了將石景山建設成為文化娛樂休閑的品牌區、傳統工業轉型的示范區、特色科技產業的集聚區、現代服務業的功能區和社會功能完善的宜居區5個主要目標。區政府設立每年5000萬元專項資金,持續加大可持續發展實驗區建設的投入,引導建立政府、企業和社會結合的資金保障機制。
以可持續理念引領區域轉型提升,石景山區正全面爭創國家可持續發展先進示范區。如今,實驗區建設已經取得了初步成效。區域經濟持續發展,產業結構不斷優化,第三產業增長迅猛,增加值占GDP比重由2006年的32.7%提高到2010年的55%。科技創新更加深入,科技支撐作用明顯增強,石景山區被評為“國家科技進步示范區”。萬元地區生產總值能耗持續下降,榮獲“中國改革十大低碳示范單位”稱號。空氣質量連續5年持續改善,到2010年,達標天數已達到247天,城市綠化覆蓋率達到48.6%,城市環境衛生綜合考評保持全市領先位置。
與此同時,石景山區大力發展文化創意、高新技術、商務服務、現代金融、旅游休閑5大主導產業,穩步提升第三產業比重,促進循環經濟發展,建設CRD特色產業體系。以重大項目為支撐,石景山區全力推動地區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依托西山匯新媒體產業基地、國際創意谷等一批重大產業項目,推進永定河綠色生態發展帶等一批生態建設項目,加大民生工程投入,增強公共服務能力。
針對首鋼新區的建設,石景山區建立起和首鋼協同發展的新機制,充分發揮石景山區新首鋼投資服務中心的作用,完善支持首鋼配套招商引資優惠政策。
加快建設“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特色園區,加速打造戰略轉型新支柱
中關村石景山園作為石景山區經濟發展的引擎,產業特色鮮明,園區企業主體為高新技術企業,超過1/3是文化創意企業,成為中關村“一區十園”中的文化創意特色園,初步形成了充滿創新活力的“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特色園區。
隨著以數字娛樂為特色的文化創意產業的風生水起,如今,石景山區正在全力打造“中國數字娛樂第一區”的品牌形象,中國動漫游戲城在穩步建設當中。在加快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同時,石景山區積極推動高新技術產業縱深發展,重點推進新能源高端服務和移動互聯網、物聯網等電子信息產業。促進現代金融、旅游休閑、商務服務與文化創意產業的聯動發展。
關鍵詞:兩型社會;集束城市;生態城市;九華
Abstract:In December 2007, Changsha, Zhuzhou and Xiangtan City Group“two-oriented society”(a resource-conserving and environment-friendly) comprehensive reform pilot area approved by the State. Two types of society that is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and resource-saving society,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in China's urban development has an important significance, as the two types of Changsha, Zhuzhou and Xiangtan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pilot area, shoulders an important historic task. Is located in Changsha, Zhuzhou and Xiangtan Urban Agglomeration of Jiuhua Riverside Metro urban planning determin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as well as to enhance the target region. Jiuhua and Changsha big butt Hexi District, caused by the pilot of the two-oriented society in the context of urban planning thought, in this article, as well as from around the connection area Jiuhua research planning, in order to cluster in urban and eco-city concept,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the two types of Under the understanding of urban planning as well as some methods used to express the thinking of city planning.
Keywords: Two types of social;urban cluster;ecological city;Jiuhua
中圖分類號:TU984.1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0422(2009)12-0077-03
1前言
2007年12月,國務院批準長株潭城市群作為全國兩型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使長株潭城市群繼浦東、濱海新區、重慶之后成為第四個獲此特殊政策支持的地區。兩型社會指的是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 兩型社會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它包括資源節約型主體、環境友好型主體、資源節約型主體體系、環境友好型體系等,是指在生產、流通、消費等領域,通過采取法律、經濟和行政等綜合型措施,提高資源利用率,以最少的資源消耗獲得最大的經濟效益,保護環境,實現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1.1九華概況
九華經濟區作為湘潭市兩型社會建設的示范區,是未來湘潭主城區的重要組團,東臨湘江,南接湘潭市區,北接長沙大河西先導區,交通區位優越,上瑞高速公路橫貫東西,長潭西線高速縱行南北,并設有湘江千噸級航運港口(圖1)。自2003年湘潭市為實現跨越式發展啟動九華經濟區建設以來,現已形成十余平方公里建成區,以汽車、電子信息、現代裝備制造為支柱的產業集群已初具規模,由單一的工業園區向具備綜合功能的城市新區發展的條件日益成熟。
現實的發展,鑄就了九華人的驕傲,在短短的五年時間,九華經濟區達到了一般園區要十幾年甚至二十幾年才能達到的水平。以汽車及零部件制造、電子信息產業、先進裝備制造業為主導產業,經濟區陸續引進了臺灣聯電、韓國三星、美國通用、德國西門子等世界500強企業,以及吉利集團等國內500強企業,吸引了400多億投資,建設面積達到10km2。
1.2兩型目標下規劃理念的轉變
新的發展背景與訴求,要求從規劃引入新的理念,從實際出發根據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的要求,以人為本,引導城市、產業合理布局,創造有利于能源資源節約和生態環境保護的空間結構和形態,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和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探索有別于傳統模式的工業化、城市化道路(圖2)。
2集約用地理念
2.1 國內土地利用規劃的理念
土地利用規劃是城鄉建設、土地管理的綱領性文件,是對一定時期內城鄉各業、各類土地利用的綜合協調和統籌安排,涉及各行各業,關系全局和長遠。從20 世紀80 年代算起,我國已經進行了兩輪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前兩輪的土地利用規劃在規劃理念上都強調對農用地,特別是耕地的保護,“嚴格限制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控制建設用地總量”、“確保耕地總量不減少”,對保障國民經濟發展必須的建設用地強調不夠,對社會的變化和需求考慮的不多,沒有將土地利用規劃作為促進國民經濟健康發展,保護生態環境,協調社會關系,貫徹土地可持續利用的基本手段,更沒有真正地轉變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和土地利用模式,保證土地資源永續利用,實現經濟發展目標、社會進步目標和生態環境改善目標的高度協調統一。
2.2 國外土地利用規劃的理念
西方國家真正稱為“土地利用規劃”(land use planning)或近似稱為“土地利用規劃”的規劃外延要比中國的土地利用規劃要小得多。在大多數西方國家土地利用規劃是縣市一級的規劃或者是城市規劃的代名詞。對于城市規劃方面的理念還是值得借鑒參考的,例如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提出的“精明增長”(smart growth)理念,該理念是在歐洲可米爾理論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對于“精明”(smart)的內涵,強調的不是將土地保護發展孤立或對立起來,而是充分考慮土地開發、城市增長以及市政基礎設施規劃的需求。其內涵就是一項將交通和土地利用綜合考慮的政策,促進更加多樣化的交通出行選擇,通過公共交通導向的土地開發模式將居住、商業及公共服務設施混合布置在一起,并將開敞空間和環境設施的保護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作為“精明增長”理念在設計原則上的體現,近年來又相繼出現了以土地集約化利用為特點的新的城市規劃設計思潮,典型代表是“新城市主義”( NewUrbanism)和“公共交通社區”(TOD)等。
2.3九華集束城市規劃
2.3.1九華用地現狀
通過運用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地理信息系統)技術對基地的坡度坡向(圖4-5)進行分析發現,基地65%的用地坡度小于8°,坡度小于15°的占85%以上(表1),總體地形相對較平坦,有利于新城的整體開發。結合自然生態環境的分析評價,規劃將用地分為不宜建設用地、可建設用地、適宜建設用地三大類。基地地形總體上形成西高東低、南北高中間低的格局,中間有一條明顯的楔形谷地,現狀主要為農田、耕地,以及零散的水系。
2.3.2九華集束城市規劃
集束化的城市中心布局也符合九華濱江新城的區域定位,九華經濟區處于長株潭城市群的核心,其發展有如一雙手,一只代表長沙、一只代表湘潭和株洲,南北對稱,兩手匯聚,區域的發展能量集聚于新城中心,共同托起九華這顆長株潭地區的綠寶石。主要功能集束以工業區為起點向湘江發散,符合九華經濟開發區由內向型集中向外向型發散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而依據功能集束形成的中央城市格局也將進一步整合規劃區“山水合城”的生態特質,形成面向湘江開敞的城市空間框架。主要功能由西向東發展,契合了九華由現代制造業向生產業,再向消費業和城市綜合服務業逐步發展的態勢(圖6)。
在以上三個主要功能區的基礎上,未來的濱江新城中心將以七條功能集束構建城市脊梁。中央集束軸依次集合行政管理、中央公園、金融中心和展示中心,直指湘江對岸昭山景區。中軸兩側對稱布置兩條商務辦公集束和兩條居住集束。北側生態游憩集束指向興馬洲,南側產業發展集束指向湘江對岸仰天湖景區(圖7)。由內而外,由西向東、由陸到江――九華經濟區的東向發展實現了九華新城內部功能的有機優化組合,形成一種可控狀態下的最優新城拓展的理念,也符合資源友好和環境節約兩型社會的總體目標。
3生態城市概論
3.1生態城市理論
生態城市是在城市生態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種人居環境模式。1981年前蘇聯城市生態學家楊洛斯基首次提出生態城市概念,1987年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發起的人與生物圈的計劃研究過程中再次強調“生態城市”的概念,美國生態學家查理?瑞吉斯特等國外生態學家對生態城市有了廣泛的研究,并提出生態城市規劃的五項原則:①生態保護戰略,包括自然保護動植物及資源保護和污染防治;②生態基礎設施即自然景觀和腹地對城市的持久支持能力;③居民的生活標準;④文化歷史的保護;⑤將自然融入城市。
3.2生態學規劃理論策略研究
景觀生態學理論策略研究:斑塊、廊道、基質理論認為:組成景觀的景觀元素有三種基本類型,即斑塊(patch)、廊道(corridor)和基質(matrix)。景觀中任意一部分都無外乎這三種類型,或是落在某一斑塊內,或者落在廊道中,或是落在作為背景的基質里。三者構成的模式是景觀生態學用來解釋景觀結構的基本模式。大型斑塊可以比小型斑塊承載更多的物種,對某一物種來說,較大的斑塊更有能力持續發展和保存基因的多樣性(圖8)。
3.3九華生態城市規劃
3.3.1兩型社會背景下生態需求分析
城市環境需求:城市生態環境對保持生物多樣性,抵御外來生態災害,提供生態資源,維持人與自然、人與動植物共生等方面具有積極重要的作用。
業態開發需求:在城市的開發中,自然風景條件好、生態環境佳的地方是商家的必爭之地,所以良好的自然環境是城市合理開發,創造經濟效應的的基礎。
通過對基地的現狀自然生態環境分析與評價、生態策略的理論研究和“兩型”背景下生態需求分析等方面的研究,我們對九華濱江新城的生態目標定位為:
――“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示范區
――“開放共享、原生共生”型生態城
――“自然和諧、山水宜居”型人文區
3.3.2生態旅游
生態旅游農業的概念:生態旅游農業是以農業生產為依托,使農業與自然、人文景觀以及現代旅游業相結合的一種高效產業。它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僅指用來滿足旅游者觀光需求的農業;廣義的生態旅游涵蓋較為廣泛,主要包括“觀光農業旅游”、“休閑旅游”、“鄉村旅游”、“農村生態旅游”等不同概念,具體講是指在充分利用現有農村空間、農業自然資源和農村人文資源的基礎上,通過以旅游內涵為主題的規劃、設計與施工,把農業建設、科學管理、農藝展示、農業產品加工與旅游者的廣泛參與融為一體,是旅游者充分體驗現代農業與生態農業相結合的新型旅游產業。
3.3.3生態節能與可持續發展
建筑設備選用上,充分考慮“環保健康”的要求,比如采用熱泵驅動的熱、濕負荷獨立控制的音效、環保、健康型空調系統,避免使用有凝結水單盤管,通過除濕機內鹽溶液的噴灑除去空氣中的塵埃、細菌及其它有害物。使用綠色環保制冷劑。禁用水冷式空調,降低能耗,采用環保的冷卻節約能源、節省資源、保護環境、以人為本的基本理念。
在建筑內部,也應當結合具體條件,考慮生態綠化,在屋頂或是建筑內部設置部分綠化設施,改善局部氣候和環境(圖9)。
對于污水雨水的收集和處理,也應當予以考慮,以充分利用水資源和減少對于環境的污染和浪費(圖10)。
4結語
作為湘潭大河西先導區的九華濱江新城,它的發展具有挑戰性,因為它的綜合區位,它的交通優勢,因而它的規劃對城市的發展有著決定性的意義。通過對九華的研究,以及資料搜索,概念論證等等過程,堅定了自己對它的認識,亦即對兩型社會下的城市規劃的認識,集束城市和生態城市主要是基于兩型社會背景下的城市發展模式,其中主要包含土地集約、功能集約;生態景觀、生態農業、可持續發展等觀點,旨在闡述對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的一些觀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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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轉型; 職業教育; 發展
中圖分類號:G719.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3315(2013)09-131-002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形成適應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產業結構調整要求、體現終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職業教育協調發展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滿足人民群眾接受職業教育的需求。滿足經濟社會對高素質勞動者和技能型人才的需要。”這份綱要為我國職業教育發展指明了方向,同時也提出了要求,即職業教育要向終身教育發展,職業教育要滿足社會經濟發展需要。如今,我國正處于社會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將實現經濟體制的更新,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結構的提升,支柱產業的替換等。歸根到底,就是將我國當前傳統產業進行改造、升級甚至淘汰,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從資源高耗型、環境污染型經濟向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經濟轉變,從一個制造大國轉變為一個制造強國、創新大國,從而實現中國夢。
經濟轉型,將為職業教育注入新的動力,也對職業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經濟轉型的初期就是要淘汰大量的勞動密集的、能源消耗高產業,這對我們當前的以培養生產一線工人的職業教育來講,是一個較大打擊。那么,如何實現經濟轉型下,職業教育的快速發展,是我們職業教育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1.職業教育的現狀
職業教育發展至今,在方方面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也為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基礎,然而,職業教育仍然擺脫不了貢獻與問題并存的局面。
1.1職業教育很難深入人心
職業教育,從字面來理解應該就是和一個人的職業有關,為人將來的職業打下扎實基礎,而人要想在社會上生存,離不開謀生的手段,也就是人需要職業,所以職業教育應該與每個人都息息相關,應該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教育。然而,現實并非如此,職業教育尤其是我國當前的職業教育,只是成為那些初中或者高中畢業,沒有高中上,沒有大學上的孩子,在家長的無奈舉措下,才不得已接受的教育。致使整個職業教育的生源質量出現參差不齊,學生學習的主動性、積極性不強以及自身的素養普遍不高、職業學校面臨著管理壓力大等客觀情況;在某種程度上看,職業教育嫣然成為了一個小小的”落難收容所”。
1.2職業教育特色不強
職業教育發展改革至今,除了能為經濟發展提供基本的生產工人、服務行業人員以外,很難有其他的、較為突出的貢獻,全國大大小小職業教育院校數以萬計,但是專業大同小異,培養模式并無太大差異。雖然職業教育院校也有國家重點、省市重點等等,但其吸引力無法和國家重點普通高校、重點高中相提并論。主要是我們的職業教育培養的人才還是生產環節最底層的工人,盡管有一些高薪的工種,但是由于工作環境比較艱苦,吸引力也不是很強。當然,工作是不分高低,貴賤的,關鍵在于職業教育如何能改變目前現狀,加強特色建設,在中國人的心目中真正有一席之地。
1.3職業教育在政府層面影響力不高
雖然國家目前投入職業教育的力度很大,但職業教育在政府層面影響力還是不如普通高等教育,這一點從不同層面的政府智庫里面的專家學者就能看出來,大到國家,小到地方政府的智庫中,很多都是普通高校的專家學者,職業院校的專家學者的比例相對少得多,所以職業教育在政府層面的影響力是不夠的,當然,這種影響力也是與職業教育對關鍵經濟作用,人才培養的力度有關的。
2.加快職業教育發展,為經濟轉型做出貢獻
2.1以經濟轉型為導向,加速專業結構調整
職業教育的優勢之一是以市場需求設置專業,以往的職業教育發展缺乏統籌,不少職業院校盲目地迎合社會緊俏人才的需要,沒有做好市場評估和人才預測,一哄而上開設“熱門”專業,剛開始就業形勢看似一片大好,可幾年辦下來之后,卻發現問題越來越多,從而引發此類專業點過剩,導致畢業生就業難和教育資源的巨大浪費,其中計算機、會計等專業就是典型的例子。還有些職業院校為了節省辦學成本或片面地追求經濟效益,大多開設一些經濟、管理、商務和文法等專業,這些專業都“華而不實”,使得學生畢業后在就業市場上,很難找到一份自己當初所設想的工作,從而降低了學生、學生父母以及社會對職業教育的期望。因此,職業教育要以本次的經濟轉型為導向,加速專業結構調整。
2.1.1廣泛調研,了解經濟轉型市場人才需求,提高專業設置與市場需求的吻合度。
2.1.2控制供過于求專業的招生規模,使專業招生規模與經濟轉型相適應。
專業技能人才的需求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是一個不斷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過程。因而專業設置、專業人才培養規模必須與時俱進。在專業招生規模上,那些曾經的“熱門”專業,如今大多已經呈現出飽和狀態,因此,對于這些專業要嚴格控制招生規模,使得招生規模與經濟轉型期的市場需求相一致。
2.2以區域經濟發展為基礎,培養服務區域經濟的實用人才
隨著區域經濟的發展,區域經濟對人才的需求也越來越突出,區域經濟是職業教育發展的基礎,它為職業教育的發展提供各種物質基礎、環境基礎,區域經濟發展的狀況直接影響職業教育發展的水平。當地方、區域經濟發展水平較高時,能為職業教育的發展提供充足的物質基礎,幫助學校教學設備的更新和教學條件的改善等,并能為其學生提供較多的就業機會,進而推動職業教育規模的擴大和教育教學質量的提高。而當經濟發展狀況不佳時,勢必會影響其對職業教育的投人,進而導致學校在專業建設、教學日常開支和師資隊伍建設等方面經費的短缺,就業機會也相對減少,這些問題會影響職業教育的規模和質量。好的在職業教育發展較好的長三角以及珠三角地區,區域經濟有著不可磨沒的貢獻。
在社會經濟轉型時期,人才的培養顯得尤為重要。職業教育所培養的高素質技能型人才是其經濟發展重要保障。由于職業教育的培養目標是培養面向生產、服務和管理一線的高素質技能型人才,因此,職業教育所培養的高技能應用型人才最能滿足區域經濟發展的需要。
因此,在社會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職業教育要以區域經濟發展為基礎,實現原先的培養熟悉勞動者和中初級人才模式向能服務區域經濟發展的中高級人才模式轉變。
2.3創新職業教育模式,提高職業教育的影響力
社會經濟轉型一部分,就是將原有的勞動密集的代工企業型經濟,向創業型經濟轉變。要想大力發展創業型經濟,除了要培養人的職業技能外,更要加強培養人的創業、創新能力。
創業型經濟下的職業教育不能被認為僅僅是技術教育,更不能認為是傳授單一定向化的、以工作為本的培訓。職業教育要考慮為所有的社會職業人的創新、創業做準備,注重學生創業能力與職業技能雙重能力。而創業、創新能力是一種核心能力,它對激發個人在各種工作領域的創造力和革新性至關重要。當代職業教育是培養具有高級技能或技術的人才、促進人與產業匹配的職業教育。而隨著知識經濟、創業型經濟的到來,技術創新帶來的產業升級和產業結構的調整,對人才需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職業教育必須培養出與產業升級、產業調整相適應,具有創新能力和高質量專業技能或技術的可再持續發展的職業人。
2.4政府積極引導,推動職業教育健康發展
職業教育的發展,離不開政府的支持與引導。政府是主辦體,在教育政策的制定上起著決定性作用。一個地區職業教育搞得好不好,與地方政府的重視程度有著直接的關系。職業教育發展的規模,專業的設置,發展方向都需要當地政府部分引導和支持。因此,地方政府必須承擔起推動職業教育健康發展相應的責任。要根據當地的經濟發展狀況和產業結構現狀,確立在職業教育中需要重點扶持的關鍵專業與特殊專業,在國家給予的各項政策之外,制定地方特殊政策,加大對職業教育資金、人才引進的扶持力度;可借鑒目前如火如荼的大學畢業生想進軍的策略,從而提升早畢業院校畢業生就業。
職業教育必須依據市場的需要、行業發展、崗位群人才配置要求,根據國家以及地方政府的要求,制定符合市場經濟發展的專業人才培養的目標、規格、培養途徑、教學模式等,培養具有創新能力和高質量的專業人才,以提高職業教育服務社會的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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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榮.蘇州經濟轉型升級中職業教育發展的機遇、難點與建議《中小企業管理與科技》,2012年第34期
關鍵詞:經濟增長;灰色關聯;關聯度
一、引言
提出的“一帶一路”發展戰略,一個靠陸,一個向海,所經地區在我國周邊外交戰略中均占據重要位置。西北五省經濟的發展是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的重要環節,陜西是絲綢之路經濟帶新起點,甘肅是絲綢之路經濟帶黃金段,青海是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基地和重要支點,寧夏是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支點,新疆更是絲綢之路經濟帶上重要的交通樞紐中心、金融中心、醫療服務中心。西北地區城市社會保障不完善,加上西北地區建立的農村社會保障網絡的地區十分有限,尚有很多貧困人民未納入社保障體系。
二、國內外研究現狀
盛紫君(2011)認為社會保障的投入對經濟有擠出效應和產出效應,一國的經濟狀況決定兩者的平衡。劉苓玲,徐雷(2012)分區域討論社會保障與居民消費,居民消費與經濟增長的關系。Feldstein(1974)得出社會保障對居民儲蓄的影響分成資產替代效應和引致退休效應,最終影響結果是取決于兩者效應的大小對比。父母對子女的關注度會增加儲蓄的利他主義精神,通過刺激物資積累促進經濟增長(Laitner,1988;Barro,1974)。趙怡(2007)采用計量經濟學建模的方法, 選取相關因素分析社會保障水平和經濟增長之間的相互關系。Giorgio和Carlotta(2000)發現社會保障支出對經濟欠發達地區的經濟增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
縱觀已有文獻,國內外學者均將社會保障作為一個整體,從其影響消費、投資、人力資本角度闡述社會保障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聯系,本文從社會保障的各部分入手研究我國西北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社會保障水平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三、數據和實證分析
(一)灰色關聯模型
考慮到本文樣本量較少、變量較多的特征,本文采用灰色關聯模型對各因素之間的關聯程度進行量化比較。
1.對數據進行初始化
對于單位不一致、初值不同的時間序列,在計算關聯系數前,應首先進行初始化。
2.關聯系數
設有兩列時間序列:
[X(0)(k)=X(0)(1),X(0)(2),...,X(0)(n)X(0)(k)=X(0)(1),X(0)(2),...,X(0)(n)](1)
關聯系數為:
[η(k)=minminX(0)(k)-X(0)(k)+ρmaxmaxX(0)(k)-X(0)(k)X(0)(k)-X(0)(k)+ρmaxmaxX(0)(k)-X(0)(k)](2)
3.關聯度
由[γ=1nk=1nη(k)],關聯度值越接近于1,則兩因素之間的相關性就越強。
(二)數據的選取
本文使用的數據均來自《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勞動統計年鑒》中關于中國各地區的數據。由于數據缺失,本文使用二次移動平均法對青海省2008年的生育保險的數據進行了擬合預測,最終將這5個省份的數據合并得到綜合指標(見表1)。
(三)社會保險與經濟增長的關聯分析
總體來看,五大社會保險與國內生產總值的關聯度(見表2)由大到小排序為: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生育保險、工傷保險,基本符合我國當前的實際,養老保險、醫療保險是我國社會保險的主要部分,它們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要大于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
養老保險支出與GDP的關聯度為0.99,顯著地高于其他險種。養老保險作用于經濟發展的機制與其他險種不同,養老保險可以保障職工退休后的生活,可以促進消費,進而拉動經濟的增長。醫療保險支出與GDP的關聯度為0.86,明顯低于養老保險和失業保險。對于這些地區,經濟的發展與醫療保險的投入不是十分匹配,存在提高的空間,這表明西北地區醫療保險制度缺乏效率,并不能與當前經濟發展相適應。表明,當前西北地區失業保險水平適應經濟發展,對經濟發展有很好的促進作用。
表2 2001年-2013年社會保險與國內生產總值的關聯度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在“一帶一路”發展戰略實施過程中,在社會保障上的投入不能盲目增加,如何把握投入力度、投入方向能有效地刺激經濟才是最重要的。養老保險依舊是社會保障的主力,加強改革農村養老保險體系,擴大養老保險在農村地區上的投入,以此來發揮養老保險對經濟增長的相關性。在西北經濟發展中,不斷改革完善農村養老體系,充分發揮養老保險的經濟增長效應;加強醫療保險和失業保險體系改革,著重發展失業保險,以保障西北地區居民享有基本的失業津貼和基本的醫療服務。在西北經濟發展中加強失業保險保障力度,財政加大對失業保險的投入,發揮其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是十分關鍵的;加快生育保險和工傷保險領域的改革,助力經濟發展。有實證分析看出,生育保險和工傷保險在西北地區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的情況下,必須結合西北地區的地區特點,有效推進生育保險和工傷保險的改革,充分釋放生育保險和工傷保險對經濟增長的關聯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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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會;經濟發展;;征地制度
十八屆三中全會對改革土地制度指明了大方向,就是把更多財產權給予農民,構建城鄉建設用地的統一市場。 會議對應通過相關決定指明,用途與規劃在符合管制的情況下,允許農村入股、租賃及出讓集體建設用地,與國家土地一起實行同價同權、同等入市。要將征地程序合規、征地范圍縮小,對被征地農民規范、合理保障機制。改革在國家、個人及集體之間分配土地增值的機制,將個人收益適當提高。將更多財產權給予農民,確保集體經濟中農民的權利,廣泛引導農民股份合作,在集體資產中賦予農民占有股份、有償退出、收益,以及繼承、擔保、抵押權,穩妥慎重的推進農民轉讓、抵押住房產權,摸索出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的更多道路等。如此舉措皆是為了推進改革農村土地、對農民確保土地權,最終實現同價、同權的城鄉土地,讓農民共同分享城市化后的土地增值。
1 對農村改革土地制度的經驗
1.1 對土地公有制堅持不動搖,貫徹基本經營制度
生產資料公有制是中國特色經濟制度的基礎,亦是勞動者集體所有制與全面所有制。在農村土地必然是重要生產資料,堅定不移的貫徹國家擁有農村土地與類型不同的集體所有制,這樣農村公有性質的經濟制度才可確保。在對農村土地制完善、穩定中,即使農村實現多元化形式的土地使用權,但一定要不動搖農村公有性質的土地制度,在農村深化改革土地制度時,這根紅線絲毫不動搖。
1.2 對經營制度完善,促成生產關系相適生產力發展
縱覽我國農村變革土地制的辛酸史,生產力發展的身影伴隨每次變革中,而每次變革又促成生產力不同程度發展。伴隨變化的農村經營模式、組織形式及發展方式,農村正在漸漸完善土地制度,對農村經營制度賦予新蘊意,使農業生產要素激發出強大動力,實現農村高級化的生產關系,最終達到現代化農業生產。
1.3 維護農民利益不放松
農業生產中土地是重要生產資料,既是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基礎,又是農民的飯碗與命根子。在農業大國的我國,農民沒有土地社會必然不穩。對農村改革土地制度的落腳點、出發點就是增進與維護農民利益,操作層面上一定要緊密結合維護農民利益與創新制度。改革農村土地制度既要相適農村發展生產力的要求,又要保障農民穩健提高收益。
1.4 對群眾創新精神要切實尊重
農村生產力中農民是最為活躍的,他們是直接經營土地的人,農民的基本生產要求反映在農村土地制度上。我國農村歷次創新土地制度,皆是生產實踐中基層群眾首創試驗的,經驗積累后,由國家以立法或政策形式推廣到全國,土地經營的新制度才漸漸構建起來。在農村繼續推進改革土地制度,必須將群眾創造力盡可能發揮到極致,采取結合政府推動與農民自發探索的方式。
2 我國農村當前土地制度的缺陷
2.1 集體土地不清的產權主體
作為生產要素的土地與別的生產要素相同,必須產權明晰、流動自由,這樣結合起土地與科技、勞動力及資本就可創造更多財富。土地在我國是實現公有制,亦是農民集體擁有土地與國家擁有土地共存。具體而言,國家擁有城區土地及法律規定的其它土地,農民集體擁有城郊、農村土地,以及自留地、宅基地及自留山。農民集體土地所有權歸屬農民集體,應由村委會或集體經濟組織管理、經營;已歸屬多個集體經濟組織的,應由村民組、不同集體經濟組織來管理、經營;歸屬鄉鎮農民所有的,應由鄉鎮一級集體經濟組織來管理、經營。我國透過集體土地所有制內容可知,實際上擁有集體土地的主體在法律上被認定為三種:一是村里所有農民;二是村民小組或各個集體組織的農民;三是鄉鎮所有農民。顯而易見,這些主體有較強復合型,并且此復合性特征將使主體在把握所有權轉讓時機、行使方式及分配收益上通常會直面選擇決策的難題,正因如此發揮各項所有權的功能將失效。實際上雖然農民對有些土地有產權,亦是承包土地經營權,然而實際上農民在財產關系上仍不具備獨立主體地位,作為另外的集體土地產權所有者的集體經濟組織只有收取承包費的權益,沒有處置集體土地的權利。因而實際上集體土地并無真正意義上的產權主體。
2.2 征地引發的農民失地嚴重
據統計當今社會由征地引發的矛盾驟然增加,全國各地有七成以上土地上訪案件是征地引發的。一般征地都是偏低的補償標準,并且多地使用貨幣一次性補償方式,并不給予就業崗位,農民失地后就此結束分配土地收益權。這些農民在轉移非農就業中,絕大部分人是較低的勞動技能、文化素質,相對來說就業面相當窄。這些眾多農民均未參加醫療、養老保險,往后確保基本生活無憂都成問題。并且失地帶來的貧困對他們下一代會直接有傳代影響。征地補償中十分猖獗的無償占有、截留、少報農民征地款情況常有,以及尋租、暗箱操作頻現都加重了農民失地后的困境。混亂的補償款分配,浪費土地數量驚人,并且與民爭利的政府以低價征收高價賣出的方式賺取巨額土地差價,極大損害失地農民權益。很難妥善安置為數眾多的失地農民未來走向。
關鍵詞 低碳經濟;武漢城市圈;兩型社會;節能減排
中圖分類號 X2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09)05-0016-06
低碳經濟是發達國家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而提出的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它強調以較少的溫室氣體排放獲得較大的經濟產出。目前,向低碳經濟轉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大趨勢,城市能否在未來幾十年里走到發展的前列,能否順利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能否建成宜人居住的城市,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在低碳經濟時代來臨時的應對調整能力[1]。從長遠看,低碳經濟與武漢城市圈“兩型社會”的發展目標是一致的。低碳經濟倡導以較少溫室氣體排放實現經濟發展目標,強調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相協調。從技術經濟特征看,低碳經濟實質上是提高能源效率和改善清潔能源結構,核心是能源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這一技術經濟特性與武漢城市圈建設“兩型社會”,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走新型工業化道路,降低污染排放等做法是一致的。因此,武漢城市圈應以建設“兩型社會”為契機,發展低碳經濟,加快產業升級和產品、產業結構調整,改善不合理的能源結構,提高資源和能源利用效率。武漢城市圈試驗區的主題是“兩型”,核心任務是“兩新”,即新型城市化和新型工業化。“兩新”又集中體現在“兩低”上,即低碳經濟和低碳社會。武漢城市圈在實施這一宏偉目標中,要把“兩低”的要求,體現在“兩型”社會建設的方方面面。
1 低碳經濟的經濟學內涵及其理論基礎
1.1 低碳經濟的經濟學內涵
2003年英國政府發表《能源白皮書》(UK Government 2003),題為“我們未來的能源:創建低碳經濟(Our Energy Future, Creating a Low Carbon Economy)”,首次提出“低碳經濟”(Low Carbon Economy)概念,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能源白皮書》指出,低碳經濟是通過更少的自然資源消耗和更少的環境污染,獲得更多的經濟產出;低碳經濟是創造更高的生活標準和更好的生活質量的途徑和機會,也為發展、應用和輸出先進技術創造了機會,同時也能創造新的商機和更多的就業機會[2]。隨后,D•約翰遜等學者探討了英國大量減少住房二氧化碳排放的技術可行性,認為利用現有技術到本世紀中葉實現1990年基礎上減排80%是可能的[3]。T•特雷福斯等學者探討了德國在2050年實現1990年基礎上減少GHG排放80%的可能性,認為通過采用相關政策措施,經濟的強勁增長和GHG排放減少的共同實現是可能的[4]。R•卡維斯等學者回顧和描繪了長期氣候穩定的情景,將排放變化分解為三個因素:二氧化碳強度、能源效率和經濟活動等,指出為實現60%~80%的減排目標,總的能源強度改進速度和二氧化碳強度減少速度必須比以前40年的歷史變化速度快2~3倍[5]。島田居二等學者構建了一種描述城市尺度低碳經濟長期發展情景的方法,并將此方法應用到日本滋賀地區[6]。氣候集團在的報告《贏余:低碳經濟的成長》中介紹了低碳經濟的概念,回顧了市場的發展并分析了低碳經濟道路帶來的收益,表明低碳經濟具有更高的投資回報率,能夠顯著地增加產量、縮短生產周期、提高生產可靠性、改善產品質量、改善工作環境并鼓舞員工士氣,在新增就業方面具有出色的潛力,其增長速度也大于其它經濟形態[7]。低碳經濟的實質是能源效率和清潔能源結構問題,核心是能源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目標是減緩氣候變化和促進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即依靠技術創新和政策措施,實施一場能源革命,建立一種較少排放溫室氣體的經濟發展模式,減緩氣候變化[8]。低碳經濟就是以低能耗、低污染為基礎的經濟[9]。氣候變暖也可能會對中國帶來一個巨大的機會,它將強有力地促進中國從黑色發展模式向綠色發展模式轉變,從高碳經濟向低碳經濟轉變。中國有可能成為世界最大的碳交易市場、最大的環保節能市場、最大的低碳商品生產基地和最大的低碳制品出口國。新能源、網絡游戲、生物制藥被認為是21世紀投資回報率最高的行業,伴隨著低碳經濟概念的不斷普及和深入,必將為中國的新能源企業帶來蛙跳良機。目前,技術、觀念和創意成為制約低碳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
1.2 低碳經濟的理論基礎
1.2.1 低碳經濟發展的必要性:生態足跡理論
“生態足跡(ecological footprint)”這一概念最早由加拿大生態經濟學家W•雷斯在1992年提出并在1996年由M•魏克內格完善的一種衡量人類對自然資源利用程度以及自然界為人類提供的生命支持服務功能的方法。生態足跡是指生產某人口群體所消費的物質資料的所有資源和吸納這些人口所產生的所有廢棄物質所需要的具有生物生產力的地域空間(biological productive areas),包括生產性生態足跡和消費性生產足跡。生態足跡將每個人消耗的資源折合成為全球統一的、具有生產力的地域面積,通過計算區域生態足跡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的差值――生態赤字或生態盈余,準確地反映了不同區域對于全球生態環境現狀的貢獻。生態足跡既能夠反映出個人或地區的資源消耗強度,又能夠反映出區域的資源供給能力和資源消耗總量,也揭示了人類持續生存的生態閥值。它通過相同的單位比較人類的需求和自然界的供給,使可持續發展的衡量真正具有區域可比性,評估的結果清楚地表明在所分析的每一個時空尺度上,人類對生物圈所施加的加壓及其量級,因為生態足跡取決于人口規模、物質生活水平、技術條件和生態生產力。生態足跡的意義在于可以判斷某個國家或區域的發展是否處于生態承載力范圍內,是否具有大生態安全性:如果生態足跡大于生態承載能力,那么,大生態安全出現危機,生態環境具有不可持續性,社會經濟發展的生態安全基礎出現危機,必然導致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持續性;反之,大生態安全保持穩定,生態環境具有可持續性,社會經濟發展的生態安全基礎持續穩定,可以支撐社會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
1.2.2 低碳經濟發展的可能性:脫鉤發展理論
“脫鉤(decoupling)”一詞最初源于物理領域,物理學界一般理解為“解耦”,通俗地講就是使兩個或多個物理量之間的響應關系盡早分道揚鑣。早在1966年,國外學者就提出了關于經濟發展與環境壓力的“脫鉤”問題[10],首次將“脫鉤”概念引入社會經濟領域。近年來,“脫鉤”理論的研究進一步拓展到能源與環境、農業政策、循環經濟等領域,并取得了階段性成果[11]。脫鉤理論主要用來分析經濟發展與資源消耗之間的響應關系。對經濟增長與物質消耗之間關系的大量研究表明,一國或一地區工業發展初期,物質消耗總量隨經濟總量的增長而同比增長、甚至更高;但在某個特定階段后會出現變化,經濟增長時物質消耗并不同步增長,而是略低、甚至開始呈下降趨勢,出現“倒U”型,這就是“脫鉤”理論。從脫鉤理論來看,“兩型社會”的本質是經濟社會發展與資源環境消耗的脫鉤。因此,“兩型社會”既不是單一地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也不是單一地提高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判斷“兩型社會”是否成功的標志,可以借鑒歐洲國家制定脫鉤發展戰略中提出的資源生產率等概念和指標,通過大幅度提高資源生產率和環境生產率,做到用較少的水、地、能、材消耗和較少的污染排放,換來較好的經濟社會發展。
1.2.3 低碳經濟的發展態勢:“過山車”理論(EKC假說)
脫鉤理論證實了低炭經濟的可能性,但從高碳經濟到低碳經濟的轉型并非是一個一帆風順的線型道路。1991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經濟學家G•格魯斯曼和A•克魯格對66個國家和地區的14種空氣污染物(1979-1990年)和水污染物(1977-1988年)的變動情況進行研究,他們發現,大多數污染物的變動趨勢與人均國民收入的變動趨勢間呈倒U型關系,并于1995年發表名為《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的文章,提出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假說[12]。環境庫茲涅茨曲線通過對人均收入與環境污染指標之間的演變模擬,說明經濟發展對環境污染程度的影響。格魯斯曼和克魯格認為經濟發展和環境壓力有如下關系:經濟發展對環境污染水平有著很強的影響,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生態環境會隨著經濟的增長、人均收入的增加而不可避免地持續惡化,只有人均GDP達到一定水平的時候,環境污染反而會隨著人均GDP的進一步提高而下降。人均收入和環境保護的關系是一個倒U型的曲線。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含義是:“沿著一個國家的發展軌跡,尤其是在工業化的起飛階段,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一定程度的環境惡化;在人均收入達到一定水平后,經濟發展會有利于環境質量的改善。”這就是說,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環境狀況先是惡化而后得到逐步改善[13]。換言之,從高碳經濟到低碳經濟的轉型軌跡就是人類經歷生態環境質量的“過山車”。相關的制度創新、技術創新和生態創新也許不能夠改變“過山車”的倒U型軌跡,人類應當可以削減“過山車”軌跡的“峰度”和“上坡路”的里程,最低的現實要求是控制“過山車”的峰頂不高于人類持續生存的生態閥值,并促進“過山車”盡早經過“拐點”。
2 武漢城市圈發展低碳經濟的必要性
2.1 發展低碳經濟的背景
2007年12月14日,武漢城市圈被國家發改委批準為“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綜合改革試驗區。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是指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各方面,特別是在生產、流通、消費等領域,通過采取法律、經濟和行政綜合措施,降低資源消耗強度,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以最少的資源獲取最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須以環境承載能力為基礎,通過對生產和消費過程的有效監控,將人類活動規制在環境容量之內,減少污染產生量,實現排放無害化,降低對生態環境的不利影響。2006年,武漢城市圈人均GDP已達15 470元,折合2 080美元,三次產業產值結構(%)為11.8∶44.4∶43.8,三次產業就業結構比為31.7∶29.2∶39.1。按國際上通行的工業化發展階段劃分標準,已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工業化中期以重化工業為主的重工業結構對武漢城市圈資源環境產生了巨大壓力。根據《武漢城市圈總體規劃》建立的數學預測模型計算,未來15年,城市圈經濟增長速度將保持年均10%~13%的速率,城鎮化水平將從2005年的45.2%提高到2010年的52%和2020年的64%。武漢城市圈現狀工業結構中輕重工業比例嚴重失調(在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中,輕重工業比為26∶76)。根據當前經濟所處的發展階段,以及未來15年內仍將會得到較快發展,不僅將給節能減排帶來巨大壓力,而且由于這些行業大多布局在沿江及環湖地區,往往成為巨大的環境隱患,一旦發生突發性的環境污染事件,就會產生連鎖反應,波及較大地區,造成嚴重后果。
2.2 武漢城市圈面臨的環境壓力
生態足跡理論將自然資本各項目還原和統一到生物生產性面積概念上來,折算成耕地、草地、林地、水域、化石能源用地、建筑用地等六大用地類型,通過系數轉換計算出某區域人口維持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用地面積。武漢市生態赤字時間序列分析顯示,武漢市10年間的生態狀況形勢嚴峻,表現為自然資本總量供不應求,生態足跡遠遠超過生態承載力,且二者之間的差距呈逐年上升趨勢,生態赤字嚴重。人均生態足跡在1995年、2000年、2005年分別為人均生態承載力18.4倍、20.8倍、27.3倍。2000年人均生態足跡比1995年上升3.28%,2005年比2000年上升13.91%,上升速度不斷加快;人均生態承載力則持續下降,2000年比1995年下降8.48%,2005年比2000年下降13.28%。總體來看,武漢市人均生態赤字逐年升高,2000年比1995年升高了3.95%,2005年比2000年升高了15.29%,生態狀況逐步惡化。而從1995年至2005年的數據來看,武漢市人均生態承載力不到全球1999年人均數值的1/10,與全球大多數較發達或發達城市一樣,生態環境在人口膨脹和經濟發展等多因素共同脅迫下出現功能性惡化。短期內要做到完全消除生態赤字是不現實的,武漢市應著眼于采取相應措施抑制生態赤字的不斷擴大,逐漸扭轉目前自然資本存量供不應求的局面。并且隨著武漢市城市建設的快速進行,適合于耕種的土地早已開發完畢,不可能新開辟出大面積的農業用地。面對日益增長的城市發展需求,武漢市依靠自身的農業稟賦已經不堪重荷。武漢市的鋼材、汽車、石化等產業發展較快,對化石能源的需求量大,加上國際油價變動等因素的影響,使得化石能源用地方面出現較大赤字。由于支流的大面積污染,依然存在水質性缺水的困境。以水產品消耗為指標的水域面積出現赤字,說明武漢市在水產品方面消費較大且逐年升高,需要采取措施改善水質,既保證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需要,也能夠為南水北調工程提供優質水資源。草地、林地方面人均赤字較小,則有利于綠化工作的開展,有效發揮其生態服務功能。生態足跡方法較好地揭示出:由于長時期對自然資本的高度依賴與不合理開發利用,生態環境所受到的人為影響超出其承載能力,導致自然資本存量狀況在時間跨度內逐步惡化,嚴重影響武漢市可持續發展[14]。
“兩型社會”的建設,取決于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其中最關鍵的問題是把節能減排落實到實處,這是建設“兩型社會”的一個必須的起點,也只有這樣才真正走向新型工業化。但以現有方式進行節能減排,任務仍很艱苦。現有的節能減排方式一是對高消耗、高污染的小企業進行關閉,二是對污染企業進行技術改造,特別是增加后處理措施如尾氣回歸、廢氣凈化、廢渣利用等。但是武漢城市圈包括武漢在內的其他一些城市,都是湖北的老工業基地,產業結構偏重,不可能關閉所有的高耗能、高污染企業,而對污染企業改造所需的投入又偏大,難堪重負。有數據表明,2007年1~9月,由于結構運行慣性,湖北“兩高”行業投資仍然較大,僅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就達114.3億元。如果在現有結構上搞“節能減排”,不論措施如何得力,到“十一五”末期,總的“三廢”排放量在現有總量上還會增加20%,到“十二五”期間可能更嚴重。因此應改變現有的減排方式,進行工業結構升級以降低碳的排放量,從而實現城市圈“兩型社會”建設。
3 構建低碳經濟發展的體制,推進武漢城市圈“兩型社會”建設
武漢城市圈綜合改革試驗區,其名稱圍繞“兩型社會”,希望在解決資源、環境與經濟發展的矛盾上有所探索,避免走“先發展、后治理”的老路,發展內生性經濟。建設“兩型社會”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只有轉變發展觀念,設計出各種生態友好的政策,并借助強大的制度能力把它們推行下去,才能真正形成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產業結構與發展方式,引導可持續消費,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在資源節約、環境保護方面,武漢市及周邊部分城市屬于老工業基地,產業結構偏重型化,經濟增長方式較粗放,能耗較高,排污壓力較大,節能減排的任務重。所以,應重點改革資源節約、環境保護的管理體制。武漢城市圈投產了武鋼二硅鋼、神龍二期、東風本田等114個重點項目,并引進了富士康、中芯國際、80萬噸乙烯項目,建設了武漢信息港和東湖科技企業孵化器,漢口、中南路兩大金融密集區已經成型。通過低碳經濟對武漢城市圈“兩型社會”的啟示,積極探索“兩型社會”建設的有效路徑。真正做到,武漢城市圈強,縣域經濟就強;縣域經濟強,武漢城市圈更強,使武漢城市圈及湖北成為我國實現中部地區崛起的重要戰略支點。武漢城市圈要躍上發展“低碳經濟”的發展軌道面臨著一些體制方面的困難,同時也面臨兩難的選擇。一方面,低碳發展道路可以理解為是我們正在建設的“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應有之義,我們希望抓住低碳經濟發展的機遇,跟上可能出現的以低碳技術為重要內容的新技術革命的步伐;另一方面,發展低碳經濟,走低碳發展道路需要相當的額外成本和大規模采用低碳相關技術,這將有可能延緩我們的現代化進程。“兩型社會”試驗區的建立,必然會吸引國內外的目光,吸引國內外大量資本、人才等各種生產要素集聚。但這些只是發展的“燃料”,體制才是“發動機”。只有制造好發展的“發動機”,“兩型社會”的燃料才會推動湖北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我們認為,武漢城市圈要圍繞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要求,有步驟、有重點地推進各項改革,力求通過體制創新推動低碳經濟發展,須在以下幾點著力:
其一,創新建立有利于節能減排的體制。要建立區域內資源節約和環境治理的市場機制;建立城市圈內環保部門之間的協同監管、信息共享和河流、湖泊等污染綜合防治機制,建立城鄉一體化的污染防治監控體系;建立生態建設與環境保護的補償機制和投融資機制。應該把能源結構的調整與提高能源效率的方法相結合,采用低碳技術、節能技術和減排技術,逐步減少傳統工業對化石能源的過度依賴,努力提高現有能源體系的整體效率,遏制化石能源總消耗的增加,限制和淘汰高碳產業和產品,發展低碳產業和產品。
建設“兩型社會”,走新型工業化道路,一方面尚需突破很多技術難題,如對大氣污染、水污染、垃圾污染等的綜合整治技術、資源高效勘察和資源整合利用技術等尚需進一步推進。伴隨著技術的改進,投入相應也增多。如要想在生產領域降低能耗,清潔生產是最佳辦法。這項措施重在實行工業生產全過程控制,在污染前采取防治對策,因此要加大投入,實行技術改進。作為武漢市首批清潔生產試點,百威啤酒、武昌造船廠、青江化工化肥廠等8企業做出了榜樣,也嘗到了甜頭。武漢百威投入34萬元改進廢酵母處理設施,一年可省污水處理費100萬元;武船投入10.5萬元用于水、電、蒸汽等節能設備的改進,每年減少支出205萬元。據統計,8家企業共實施237項清潔生產方案,投入資金922萬元,實現年新增經濟效益2 100萬元,年節煤4 300余t,節電175萬kWh,節水4萬t,減排二氧化硫66 t、化學需氧量1 517 t。另一方面,科技創新是區域經濟發展的不竭之源,武漢城市圈科研實力雄厚,但創新潛力并沒有釋放出來,有必要重新整合各科研力量,提高自主創新能力。
其二,創新建立有利于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發展具有低碳特征的產業,限制高碳產業的市場準入的體制。目前武漢城市圈三次產業結構尚不合理。經濟增長仍依賴于第二產業,第二產業尤其是工業發展對整個區域經濟仍舊起著至關重要的支撐作用,作為低能耗的第三產業比重尚發展不夠。在工業結構方面,輕、重工業比例失調,重工業比重過高。產業結構的調整是發展低碳經濟的重要途徑。因此,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建設低碳社會,工業結構升級調整任務迫切。據有關部門推算,如果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提高1個百分點,第二產業中工業增加值比重相應降低1個百分點,而冶金、建材、化工等高耗能行業比重相應下降1個百分點,萬元GDP能耗可相應降低1.3個百分點。因此,要建立產業分工引導機制,制定和實施城市圈產業發展規劃和產業流動指南,組建城市圈產業發展基金、工業擔保公司,引導投資方向;建立產業轉移的利益共享和補償機制;綜合運用財稅、土地、信貸等政策,建立發展“兩型”產業的激勵約束機制,構建中西部先進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現代農業集聚區和產業高地。要辦好高新技術產業園區、現代服務業聚集區、文化產業集群,進一步優化產業結構,促進產業升級。
其三,創新建立有利于降低對化石能源的依賴,走有機、生態、高效農業新路子的體制。現代農業是建立在化石能源的基礎之上,化肥和農藥是現代農業發展的支柱,曾經為解決人類糧食問題做出貢獻,但是,化肥和農藥的高能耗、高污染的弊端已經被認識,它不僅影響土壤的有機構成、農作物的農藥殘留和食品安全,而且化肥和農藥的生產過程,本身消耗大量的化石能源、產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因此,現代農業甚至可以稱之為“高碳農業”。
發展低碳農業的路徑:一是大幅度地減少化肥和農藥用量,降低農業生產過程對化石能源的依賴,走有機生態農業之路。如用糞肥和堆肥作為化肥的替代品,提高土壤有機質含量;通過秸稈還田,增加土壤養分,減少徑流,增加入滲,通過作物殘茬及覆蓋在地表的秸稈可防止風蝕和水蝕,提高土壤生產力。采用深耕作物與中耕作物輪作,引入蚯蚓、微生物共同熟化深層土壤,擴大作物根系營養能力。二是充分利用農業的剩余能量。如農作物收割后的秸稈是農業中的剩余能量,其中70%以上的纖維素、木質素等得不到利用,而且燃燒釋放出的有害氣體嚴重污染大氣。為了充分合理利用作物秸稈資源,防止環境污染,亟需探索出綜合利用作物秸稈資源的新途徑。如用作飼料、肥料、培養料;也可采用秸稈氣化技術,在高溫、高壓、厭氧條件下經熱解氣化成可燃性氣體,也可利用秸稈發酵生產乙醇燃料。三是推廣太陽能和沼氣技術,在農村普及太陽能集熱器是發展低碳農村的有效途徑。目前湖北仙桃市、潛江市都在試行稻草、秸稈發電,武漢新洲種蘑菇已經成為規模,原材料則來自廢物,這都是發展循環經濟,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有效探索。
其四,創新建立有利于生物固碳,擴大碳匯的體制。發展低碳經濟不僅要從“碳源”(Carbon Source)上有效的遏制,減少“碳源”的排放,還應該在“碳匯”(Carbon Sink)上花力氣,下功夫。“碳源”是指產生二氧化碳之源。它既來自自然界,也來自人類生產和生活過程。“碳匯”則是指自然界中碳的寄存體,森林植被是地球上存在的巨大的碳匯。研究表明:陸地森林植被的生長通過光合作用,可以吸收并將二氧化碳固定在森林生物有機體中,每年森林植被凈碳吸收量約10~15億t。國際社會對森林吸收二氧化碳的匯聚作用越來越重視。《波恩政治協議》、《馬拉喀什協定》將造林、再造林等林業活動納入《京都議定書》確立的清潔發展機制,鼓勵各國通過綠化、造林來抵消一部分工業源二氧化碳的排放,并將造林、再造林作為清潔發展機制項目。發達國家也可以通過在發展中國家實施林業碳匯項目抵消其部分溫室氣體排放量。因此,植樹造林的功能并不是簡單的綠化生態環境,而是成為發展低碳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生物固碳、擴大碳匯、減緩溫室效應、減少二氧化碳排放最經濟和最有效途徑之一。由此可見,武漢城市圈要加強植樹造林,增強綠化面積,達到生物固碳,擴大碳匯的目的。
其五,創新建立有利于促進基礎設施共建共享和公共資源合理配置的體制。低碳城市的建設離不開低碳建筑這個單元,發展低碳建筑要從設計和運行兩個方面入手。在建筑設計上引入低碳理念,如充分利用太陽能、選用隔熱保溫的建筑材料、合理設計通風和采光系統、選用節能型取暖和制冷系統。建筑施工和維持建筑物運行是城市能源消耗的大戶,低碳城市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綠色建筑。綠色建筑需要既能最大限度地節約資源、保護環境和減少污染,又能為人們提供健康、適用、高效的工作和生活空間。綠色建筑的建設包括:建筑節能政策法規的建立;建筑節能設計與評價技術,供熱計量控制技術的研究;可再生能源等新能源和低能耗、超低能耗技術與產品在住宅建筑中的應用等;推廣建筑節能,促進政府部門、設計單位、房地產企業、生產企業等就生態社會進行有效溝通。在減少碳排放的進程中,綠色建筑的普及和推廣將具有重要意義。在運行過程中,倡導居住空間的低碳裝飾、選用低碳裝飾材料,避免過度裝修,在家庭推廣使用節能燈和節能家用電器,鼓勵使用高效節能廚房系統,從各個環節上做到“節能減排”,有效降低每個家庭的碳排放量。城市交通工具是溫室氣體的主要排放者之一,發展低碳交通是未來的方向。要進行基礎設施規劃、建設、營運管理體制改革,強化武漢城市圈綜合交通樞紐地位,打造以武漢為中心的“半小時經濟圈”、“一小時經濟圈”,今后還可適當擴展到“三小時經濟圈”;降低交通、電信等基礎設施使用的社會成本,提高綜合效益;加快城市公用事業改革,探索公共產品有效供應和價格形成機制,共建城市圈基礎設施建設的融資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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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會工作;女性增權;必要性;途徑
中圖分類號:C91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22-0108-02
作為“半邊天”的女性,無論是在生命延續還是在社會發展方面都起著重要的作用,在傳統社會中,女性處于男性的依附地位,而隨著歷史的變遷、社會的進步,中國女性地位發生了一些變化,在我們大力倡導男女平等的今天,女性已經基本成為和男性一樣獨立的個體,女性的經濟和社會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要實現真正的男女平等,推進婦女事業的全面發展,還需要全社會做出長期艱苦的努力。
女性地位的提高,不僅僅是保持一種男女平等的觀念,而且是社會賦予女性各種各樣的權利。那么女性如何在政府、社會多方面的幫助下去運用這些權利,這就需要我們樹立增權的理念。
一、增權及女性增權
增權一詞來源于英文empowerment一詞,也被稱為權能激發,賦權,充權,增能等,其基本含義為發展力量,助長力量,奪取力量,給予力量[1]。國內學者陳樹強整合國外學者一些思想觀點,從操作化角度解讀增權,認為:第一,增權是一種理論和實踐,側重從實踐角度來理解分析權利。第二,增權是一種增加個人、人際或政治權利的目標,以便個人、家庭或社區可以采取行動改善他們的處境的能力。第三,增權是一個實踐過程,可以發生在個人、人際和社區等接入層面。第四,增權是一種通過一些介入方法發生路徑,包括通過把關主的權利意識。第五,增權的有效實踐目標并不是應付和適應,而是案主或社區實際權力的增長,以便他們可以采取行動防止或改變他們所面對的問題。由于無權的效果發生在許多層面,所以改變的努力可以針對任何介入層面或者可以包括介入的多個層面。總體上講,增權可以看作是一種理論和實踐、一個目標或心理狀態、一個發展過程、一種介入方式[2]。
從社會工作的角度去看,無權即弱勢群體可以看作是社會工作介入的對象,獲得權利是社會工作介入的目標,增權則是社會工作的途徑。女性增權顧名思義,就是將女性群體作為社會工作介入的對象,通過增權理念去提高女性的社會地位,使男女獲得完全平等的權利。增權理念在本文就是著眼于個人及其社會和物質環境的雙重工作焦點,承認女性案主和女性案主群是積極的主體,強調女性案主和女性案主群的能力而不是無能力,利用自覺選擇的方式,把專業的能量指向在歷史上被去權的女性群體及其成員,幫助社會中處于弱勢地位的女性提高地位,使其在生活中真正地和男性平等。
二、社會工作視角下女性增權的必要性
我國處在一個變革時期,經濟社會都在發生著巨大的變化,女性擺脫了傳統觀念的束縛,走出家庭步入社會。但傳統的封建觀念并沒有完全消失,一些歧視女性的習慣仍在繼續著,巨大的壓力和緊張感,讓女性處在一個艱難的狀態,所以,我們應該塑造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培養女性的主體意識,增加自己的權利。
(一)當前我國女性面臨的問題及危害
在家庭中,一方面男女地位不平等問題,具體表現在家中決策權往往掌握在男性手中,女性不能掌握處理自己事物的自,甚者存在家庭暴力的現象。另一方面,女性是家務的主要承擔者,此外女性還擔負著照顧老人、子女的重任,對于有工作的女性來說,這無疑是一個重擔。
在就業方面,男女不平等的問題依然表現得很嚴重,雖然我國出臺了一些關于保護女性就業的法律法規,但是仍然出現了女性求職難,單位分房女職工沒份的情況,女職工下崗人數逐年增多,在女性生育期間被降級解雇或者禁止單位女工合同期內生育的情況比比皆是。
社會上,雖然女性解放,男女平等的呼聲很高,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我們會發現,另外一種現象也顯現出來,從傳統社會的纏足、束腰,到現在的減肥,整容之風,實際上,這是男性社會無形中賦予女性身心的枷鎖,只是在時代變遷中,過去那些明目張膽的壓抑女性的手段代之以文明、隱晦的手段。女性依然以一種弱者的姿態展現在社會面前。
以上三方面給女性帶來了巨大的生理和心理傷害。現代社會的女性,周旋于家庭、事業與社會之中,承受著來自各方面的壓力,同時扮演著妻子、母親、員工、女兒等多種角色。在這種高壓環境下生活的女性,除了身體受到損傷外,也會產生輕生的念頭,女性作為我們社會的半邊天,她們的作用是無人可以取代的,少了女性,我們的生命將不能延續,我們的祖國將不能強大。
(二)女性增權的意義
女性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哲學理論指出:作為自覺的能動的創造價值的社會主體,人在本質上是追求自由的存在物。人的活動受到三個方面的束縛:一是受自然條件束縛,二是受社會條件束縛,三是受自身條件束縛[3]。人類突破舊的社會條件的改變和突破,實際就是追求自由的過程,人改變舊觀念、舊思想實際就是思維的解放。人的發展要以社會的發展為前提,社會的發展表現為生產力的發展,也就是人的能力的發展,所以人的發展和社會的發展是互為前提的,當前我國社會必須在建立一個健全的社會形態的基礎上,社會才能得到全面發展,這就包括建立兩性間的和諧發展。我們樹立增權理念,改變女性的地位,使其獲得充分的自由,在社會中發揮她們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利用女性人力資源。
社會工作秉承著“助人自助”的專業理念,本著案主自決的原則,女性增權恰恰體現了這樣一種理念和原則。在為女性弱勢群體服務時,我們不僅要為他們解決當前迫切的需要,更重要的也是更本質的是,我們要本著助人自助的價值理念,挖掘他們的潛能,促進他們成長。
讓社會和諧健康的發展,是社會工作的工作目標之一。女性增權,有利于提高女性的地位,讓女性權利得到充分發揮,女性自我意識的提高,同時減少社會對女性的歧視,可以促進家庭的穩定美滿,從而促進社會的和諧進步。
三、社會工作視角下女性增權的途徑
事實上,性別所決定的人類自然分工和社會分工,決不意味著男女有高低貴賤之分,女性應享有與男性同樣的人格尊嚴。女性增權是一個過程,它需要靠社會的各個部門和組織以及個人,我們從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來討論。
(一)宏觀方面
完善法律法規和政策。雖然我國制定了一系列保護女性的法律法規和政策,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等,但是有些政策普及面不夠,只適合企事業單位的女性,而對于個體、農村婦女則沒有包括,所以應該完善類似法律法規,讓我國各個層面的女性都能得到保護。完善生育保險體系。一些企業拒絕接收育齡女性,是女性擇業和發展起點大大低于男性的重要原因。根據生育過程的特點,女性在生育過程中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孕育生命,為此,很多單位在招聘員工時更加傾向招聘男性員工。為了尋求一份安穩的工作,一些女性求職者不得不一再向用人單位表示,短時期內不考慮結婚生子。然而,生育問題畢竟是這些處于育齡期的女性必須面對的現實。
聯合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女性增權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光靠社會工作者的力量是不夠的,應該聯合政府相關部門和相關非政府組織,例如婦聯、計劃生育協會等,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為女性提供身體健康和心理方面的服務,積極主動了解女性生活狀況,發現問題及時幫助解決。
(二)微觀方面
加大宣傳,提升女性自我增權意識。社會大力宣傳男女平等、女性獨立的思想精神,讓女性逐漸擺脫傳統的女性觀念,改變女性在家庭事務決策過程中主動權的弱化以及自我參與、自我增權的主體意識淡薄的情況。
加強女性法制意識的宣傳。將有關女性權益保障的法律普及到家家戶戶,可以開設女性咨詢投訴的通道,讓女性了解自己的權利以及受到侵犯時應該怎么辦,使得女性在受到傷害時或者權利受到侵犯時可以及時捍衛自己的權利。
培養女性的心理素質。社區密切關注該社區女性的心理狀況,經常開辦一些心理健康的講座,或者開辦一些關于做家務的交流分享會,同樣還可以辦一些關于職場的講座,請一些專家解答女性的任何問題。可以借助小組工作和個案工作的方法,為女性提供一些單獨的交流或者治療以及小組式的分享交流,以助人自助的理念貫穿工作過程,挖掘他們的潛能,幫助他們認清自我價值,提高自我意識,達到增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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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社會責任披露; 經濟績效; 相關性
一、引言
Bowen開創了現代企業社會責任研究的先河,他在《商人的社會責任》一書中將社會責任定義為:商人按照社會的目標和價值,向有關政策靠攏、作出相應的決策、采取理想的具體行動的義務。我國學者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含義、內容、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等理論和實務問題進行了有益的探索。近幾年來,我國學者開始關注企業社會責任披露與企業績效相關性的實證研究。徐光華、張瑞(2007)通過利益相關者模型,對2001—2006年滬市64家企業社會責任和財務績效相關性進行研究,研究表明:社會責任和財務績效存在正相關關系。溫素彬、方苑(2008)以46家上市公司2003—2007年的數據為依據,運用面板數據模型,對企業社會責任和財務績效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研究表明:大多數企業社會責任變量與當期財務績效負相關,但從長期來看,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對財務績效有正向促進作用。賈瑩丹、文靜、董春英(2011)對2006—2010年廣西上市公司企業社會責任披露和財務績效相關性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結果顯示:對政府和員工履行的責任越多,企業盈利水平就越高;對供應商、債權人履行的責任越多,企業的市場價值越低。劉桂春、楊露希(2011)選取“2008中國企業100強”及下屬公司作為研究樣本,引入企業規模、權益凈利率兩個控制變量對社會責任披露與財務績效相關性進行研究,研究表明:企業社會責任披露情況越好,企業價值越高,但相關性不明顯。以上學者主要從社會責任披露與財務績效的角度進行相關性研究,而從社會責任披露和經濟績效相關性的視角進行實證研究的文獻并不多見。事實上,經濟績效比財務績效更能全面反映企業經濟管理活動的結果和成效。因此,本文以“中國企業300強系列企業社會責任發展指數”中,位于前100位且在深滬兩市上市的50家企業作為研究樣本,選擇相關指標,運用回歸分析方法研究社會責任披露和經濟績效之間的相關關系,以期進一步豐富社會責任披露和經濟績效相關性研究的理論和實證分析的內容;同時,通過該研究對提高上市公司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也具有重要意義。
二、研究假設
具有良好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必然會通過技術引進、技術改造和研發投入來減少資源耗費,降低經營成本,提升經濟績效,因此提出:
假設1:社會責任披露狀況與企業權益凈利率呈正相關關系。
富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必然會提高公眾的認可度,贏得現在的投資者、債權人的支持和潛在的投資者和債權人的青睞,從而為企業繼續融資,擴大資產規模營造良好的環境。因此提出:
假設2:社會責任披露狀況與企業總資產增長率呈正相關關系。
企業通過披露社會責任信息,向公眾傳遞自己積極履行社會責任的信號,向市場展示企業良好形象,增強公眾對企業的信任感,以減少投資者、金融機構、供應商、消費者等對企業前景認識的不確定性或對企業的誤解,從而提升企業的市場價值。因此提出:
假設3:社會責任披露狀況與企業市場績效呈正相關關系。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樣本
中國社科院經濟學部企業社會責任研究中心自2009年開始研發推出社會責任發展指數。該指數從責任管理、市場責任、社會責任、環境責任等多方面對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管理現狀和責任信息披露水平進行綜合評價。本文選取2011年“中國企業300強系列企業社會責任發展指數”,位于前100位且在深滬兩市上市的50家企業作為研究樣本。這是因為:從總體上看出,所選樣本企業比非樣本企業的社會責任發展指數高,說明樣本企業較好地履行并披露了社會責任。因此,研究所選樣本企業社會責任披露與經濟績效的內在聯系,對企業正確處理履行社會責任和追求經濟績效之間的相互關系更具有借鑒意義。
(二)研究變量選取
1.解釋變量選取。本文以2011年的社會責任發展指數作為社會責任披露評價指標。
2.被解釋變量選取。經濟績效包括財務績效和市場績效兩個方面(陳煦江,2010)。一般來說,發展好的企業通常能夠保持總資產穩定增長并具有較強盈利能力,而總資產增長和盈利能力是衡量企業財務績效的重要指標。市場績效是在特定市場結構和市場條件下企業市場運行的效果,通常以托賓Q值作為評價企業市場績效指標。根據以上分析,本文選取2009、2010、2011三年平均總資產增長率作為企業資產增長情況及發展能力的評價指標,以2011年權益凈利率作為企業盈利性評價指標,以2011年企業托賓Q值作為評價企業市場績效指標。
3.控制變量選取。本文選擇以下三個控制變量:其一,企業資產規模,資產規模是企業、自然人、國家擁有或者控制的現有資產總額。規模越大的企業,占用社會資源和經濟資源就越多,通常規模效益較好,它們應該也有能力很好地履行社會責任。其二,資產負債率,負債經營是企業普遍采用的經營策略,其目的是通過財務杠桿效應為企業創造更多的利潤,為投資者帶來更大的收益。負債經營在給企業和投資者帶來利益的同時,也需要履行好對債權人的責任。其三,企業性質,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都應該履行社會責任。但目前來看,我國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在社會責任披露和履行狀況上存在差異。國有企業是國家實現特定目標的工具,履行社會責任是國有企業的重要職責;而且國家對國有企業履行社會責任似乎比民營企業要求更高,因此,國有企業能更好地履行自身社會責任。
變量設計及其定義見表1所示。
(三)研究模型
根據上述分析,本文建立以下模型:
ROE=α0+α1CSR+α2SIZE+α3DR+α4STAT+ε1 (1)
TAGR=β0+β1CSR+β2SIZE+β3DR+β4STAT+ε2 (2)
TBQ=γ0+γ1CSR+γ2SIZE+γ3DR+γ4STAT+ε3 (3)
其中:αi,βi,γi(i=0,…,4)為待估計參數;εi(i=1,…,3)為隨機誤差。
四、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運用SPSS17.0統計軟件,對上述變量進行描述性統計(表2)。同時,為了確保模型中各變量之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對各自變量進行相關性分析,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
從描述性統計(表2)數據可以看出:企業社會責任發展指數標準差較大,說明各個公司在社會責任披露方面存在較大差異;表3顯示各變量之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
(二)回歸分析
為了檢驗樣本公司社會責任披露對反映經濟績效的各項指標是否有正向促進作用,本文運用SPSS17.0統計軟件分別對模型(1)、(2)、(3)進行多元回歸分析,分析結果如表4、表5所示。
從表4可以看出:以上三個模型均通過了F檢驗,說明回歸模型有效。從表5可以看出:社會責任發展指數與權益凈利率呈正相關關系,說明假設1成立;社會責任發展指數與總資產增長率呈現負相關關系,說明假設2不成立;社會責任發展指數的回歸系數Sig.>0.05,說明社會責任發展指數與托賓Q值相關性不顯著,再從標準系數分析,社會責任指數與托賓Q值呈一定的負相關關系,說明假設3不成立。
總資產增長率與社會責任發展指數未呈現出正相關關系可能是因為本文所選樣本公司主要是通過大量舉債來擴大資產規模,這些公司平均資產負債率為87%,使得經濟績效對資產增長影響較小。托賓Q值與社會責任發展指數未表現出正相關,可能是由于市場不完善及信息不對稱等原因,企業履行的社會責任未能及時得到公眾的了解與認知,履行社會責任付出的成本在短期內使企業價值下降。
五、研究結論及局限
(一)研究結論
本文研究發現:社會責任披露水平與權益凈利率呈現正相關關系,說明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并披露這方面的信息,有利于企業盈利能力的提高,因此,企業在生產經營過程中,不僅要做好資源的優化配置,而且還要重視履行和披露社會責任,只有這樣,才能提高企業的經濟績效,從而實現企業的可持續發展;社會責任披露之所以與總資產增長率呈負相關,是因為大量舉債是樣本企業資產增長的主要因素,盈利對資產增長的影響微不足道;社會責任披露與托賓Q值也存在一定的負相關關系,可能是由于我國市場對于社會責任信息披露反應不敏感,公眾關注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意識不強。
(二)研究局限
受學識眼界限制,本文研究存在不足之處:(1)本文只分析了當期企業社會責任披露對當期經濟績效相關性,社會責任披露對經濟績效的影響是否有延遲作用,有待進一步考證;(2)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具有一定外部經濟性,需要付出相關成本,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對經濟績效有多大影響,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和分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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