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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市場經濟體制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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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市場經濟體制

    第1篇:社會市場經濟體制范文

    摘 要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深化和改革,商業地產在我國一度蓬勃發展,本文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商業地產經濟的發展現狀做了簡要的分析和論述。

    關鍵詞 社會主義 市場經濟 商業地產 發展

    商業地產一般是指用于各種零售、餐飲、娛樂、健身服務、休閑等經營用途的房地產形式。它同時擁有地產、商業與投資三重特性,具有拉動投資、刺激需求的雙重功能。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下,商業地產經濟的發展對我國的國民經濟有著重大的意義。

    一、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我國商業地產經濟發展的現狀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深化的同時,我國商業地產經濟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和進步,商業資本推動了地產業的發展,使商業地產地產經濟呈現出繁榮的發展趨勢,雖然因為金融危機的影響,在這一過程中出現了小幅的回落,但是總體上還是呈上升的趨勢。

    自1997年起,我國商業地產的投資額度在逐年上升,遠遠超過了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且商業地產投資占當年房地產投資的比重呈逐年上升的態勢。在此期間,商業地產作為地產行業中發展最快的一部,其銷售價格和營業面積的比重都大大增長,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我國住宅用房收到了嚴重的影響,但是在這期間,商業地產的逆流而上,呈現快速發展的趨勢,數據顯示,2008年第一季度北京商業地產的凈吸納量為27萬平方米,空置率僅為8.72%,中、高端購物中心仍然維持較高的出租率。2008年第二季度,北京中、高端購物中心首層平均租金為116.71美元/月/平方米,環比攀升8.48%。之前半年內人民幣兌美元的不斷升值,伴隨著商圈和購物中心本身的逐漸成熟以及業態和品牌組合的不斷提升,促使租金的美元報價大幅提高。此外,眾多新品牌加速進京及由此產生的對優質零售空間的額外需求也刺激租金進一步上揚,以中高端購物中心為代表的北京零售物業市場,在2008年下半年內的表現相對比較樂觀。與商業項目相比,北京的寫字樓市場穩步發展。數據顯示,2008年1~5月,北京寫字樓的銷售面積呈上漲態勢。其中,寫字樓的現房銷售面積升至27.5萬平方米,同比增長0.7%,并伴有租金價格的穩步上漲。盡管目前市場上有許多項目待售,其中一些項目的開發商還面臨著資金問題,但是市場的快速發展和對銷售價格的較高期望使得銷售價格呈持續上升的趨勢,導致北京甲級寫字樓市場的平均價格在2008年第二季度達到每平方米26841元的新高。由于市場上只有少量的新供應,北京寫字樓市場整體空置率在2008年第二季度達到了五年來的最低點15.22%,環比下降1.39%,同比下降0.97%。寫字樓市場表現平穩。

    在2009年,我國商業地產經濟的發展出現了一定的停滯,落后于經濟回升的速度,開發、招商、經營面臨巨大的困境,出現了供大于求的現象,這和我國目前的宏觀調控政策有著很大的關系,政府三令五申要抑制房價的快速上漲,但是這種宏觀調控還是不能改變長期內商業地產蓬勃發展的勢頭,在2010年,全國各大中城市商業地產出現復蘇、商鋪租、寫字樓租金連續幾個月回升,各大房企紛紛大舉進軍商業地產領域。以萬科為首的大型地產商再度進軍商業地產,使商業地產經濟得到了強勢的復蘇,地產商開始了新一輪的商業布局,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背景下,政府對于房地產市場的強勢調控,勢必會影響房地產行業的過快增長,在這個趨勢下,未來十年內,我國二線城市將蘊藏著商業地產經濟發展的巨大潛力。

    二、我國商業地產經濟迅速發展的原因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商業地產經濟發展的根本保障,在商業地產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作為我國經濟的一個特色所在,宏觀調控和市場規律成就了商業地產經濟的蓬勃發展。

    在我國政府對于經濟建設的巨大投入之下,我國GDP在過去十年內保持年均10%的發展速度,國民收入迅速增加,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較快增長,導致居民的消費水平逐年提高,具體表現為消費者對零售業需求的增加以及對商業功能需求的變化,從而帶來社會零售總額的逐年增長,催生了大型購物中心等大型商業機構的發展,商業的發展拉動了對經營場所的市場需求,結果表現為商業地產投資額的快速增長。

    同時政府加大了對于第三產業和現代化服務的支持力度,在建設現代化城市的進程中,各個新興行業體現出了強大的發展勢頭,新一輪城市建設和改造的興起,為第三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尤其是城市中大型商業項目的發展創造了機遇,從而拉動了城市商業地產的發展。

    在上個世紀90年代,各大外資企業開始紛紛進軍潛力巨大的中國市場,全國各大中城市都有著這些規模龐大、資金雄厚的外資的企業布局,他們采用先進管理手段與經營模式,對國內企業的經營造成了巨大的沖擊。中國商業企業單店的規模已不再適應市場的要求,商業企業開始進行市場化擴張,連鎖經營作為這其中最為突出的表現,連鎖商業的繁榮,帶動了我國商業地產經濟的發展。

    同時,我國目前住宅房地產競爭激烈,地產一再被炒高,是房價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但是與此相比,商業地產的競爭相對薄弱,由于售價和成本比低于住宅,而且由于其具備稀有性,不會因為房齡而降低投資價值,這就決定了商業地產經濟的長期性和增值性,這使大量的房地產開發商開始著手商業地產的開發。

    三、結論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我國商業地產經濟在過去取得了飛速的發展,為國民經濟的增長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在未來,隨著我國經濟調控和市場的發展,商業地產經濟會取得更加穩步的發展。

    參考文獻:

    [1]邱迪安.長沙商業地產開發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湖南城市學院學報.2008(4):89-91.

    第2篇:社會市場經濟體制范文

    關鍵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產業結構轉型;經濟體制改革

    中圖分類號:F0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10-0000-01

    一、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逐步突破了思想,認識到市場經濟或者計劃經濟不是判斷資本主義或者社會主義的依據,資本主義可以有計劃,社會主義也可以有市場。市場經濟具有普世性,于是我們放棄了計劃經濟,提出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是中國的市場經濟是同社會主義制度結合在一起的,所以他必然具備一些基本特征:在所有制結構上,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在分配制度上,實現的是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成熟與發展,我們國家采取了政府干預主導型的監管機制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行監管,在市場經營的過程中適時采用經濟手段、行政手段和政策手段對市場的發展進行引導與調控。以政府為主導的這種監管體制使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短期內得以建立,社會主義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得以完善[1]。從1979年改革開放到現在,在市場化改革的有力推動下,我國經濟高速發展,這表明了,我們發展市場經濟是正確的,可以進一步的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更合理有效的利用和配置資源。

    二、我國經濟處于轉型期時面臨的問題

    隨著世界經濟的一體化發展,我國現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各種矛盾逐步顯現了出來: 最主要的是政府擁有的資源過多,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審批過多,有些靠市場機制可以優化資源配置的,政府卻進行干預,由此造成經濟運行效率相對低下;國有企業壟斷,擠壓民有經濟發展;政府控制社會,阻礙公民社會發展,形成強政府――弱社會或大政府――小社會的勢態,離開放、自由、透明、公正的現代市場經濟境界相去甚遠[2]。

    我國現在正處于產業結構轉型的重要時期,隨著勞動力的短缺和工資的持續提高,我們國家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優勢已經慢慢消失,中國經濟逐步進入了從二元經濟發展階段向新古典增長階段的轉變時期。在這個轉變的過程中,資本報酬遞減現象開始出現,繼續依靠大規模的政府主導型投資以保持經濟增長速度的方式,不再具有可持續性。目前,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主要表現就是政府投資比重過高,相應的,中小企業遇到進入障礙以及其他發展條件的限制比如中小企業融資難等問題,而國有企業依靠政府的行政保護,往往擁有行業壟斷地位,這些企業效率相對低下卻因為行政保護而盈利,政府出于對產值、稅收、就業穩定性和社會穩定性的考慮,不愿意做出讓低效率的大型國有企業退出經營的決策,這就會妨礙市場經濟的發展,因而難以具有高的資源配置效率[3]。

    三、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建議和結論

    中國十報告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 [4]

    1.充分發揮市場作用

    我們要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最重要的,就是要更好的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使企業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要尊重價值規律的作用,發揮市場機制調節資源配置的積極作用,讓企業根據市場信號自主地做出生產經營決策。

    2.轉變政府職能,減少直接干預

    政府要進一步轉變職能,不再繼續充當資源配置的主角,不去直接干預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實行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撤銷一些以前主管企業的專業部門,放手發揮市場的作用,政府職能轉變為從事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上來,也就是為企業的發展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上來。

    3.建立適合的市場監管體制

    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建立適合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市場監管體制。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機制過程中,市場監管部門首先要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切實轉變監督管理的指導思想,要從過去的直接監管思路轉變為監管社會主義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大市場體系的思路上來,轉移到積極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思想上來,把是否有利于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作為衡量市場監管工作的標準,積極推進市場監管體制的深層次改革。

    總體來看,中國經濟的發展依然有著巨大的空間,不過想要實現又好又快發展確實需要進一系列的條件和制度環境。經濟體制改革無疑是十分有意義的。

    參考文獻:

    [1]佘源.中外市場監管比較研究及啟示[J].學術論壇,2010(11):111-114.

    [2]鄭炎潮,盧曉媚.市場經濟與發展主體轉型―將以公有制經濟為主轉為民有制經濟為主 [C].市場經濟與轉型升級――2011年廣東經濟學會年會論文集,2011(11).

    [3]蔡.中國經濟增長如何轉向全要素生產率驅動型[J].中國社會科學,2013(1):56-71.

    [4].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W].人民日報,2012(11).

    作者簡介:

    第3篇:社會市場經濟體制范文

    [關鍵詞] 社會經濟轉型期 體育市場 監督管理體制

    一、我國體育市場監督管理體制現狀分析

    1.體育市場監督管理體制概念

    體育市場是由體育產業所形成的以體育商品和勞務價值供給和需求及互相作用實現的商品流通總和。體育產業市場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整個市場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體育市場監督管理體制是指根據政府法令或法規,對體育市場經營過程進行監督管理的系統化活動的總稱。根據我國市場監督管理體制,體育市場監督管理的依據是國家的法律和法規,體育市場監督管理的主要職責是認定體育市場主體資格,對體育市場主體、客體進出市場及交易行為進行監管,推進體育市場規則的完善,保護體育消費者和體育經營者的合法權益,維護競爭有序的體育市場環境。

    2.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我國已經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體育產業市場監督管理體制,但隨著市場經濟建設進程的加快和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原本就不很完善、并且潛伏矛盾的現行體育產業市場監督管理體制更加不適應新形勢和加入WTO后的要求。暴露出的問題主要是設置的體育市場監督機構多、規模龐大,分工不明、權限模糊,而這些問題所引發的弊端就是多頭管理、職能交叉、條塊分割、權責不明、爭權奪利、政出多門、機構臃腫、效率不高。而這些問題不只存在于部門之間,就是在同一個部門的內設機構中也有類似情況。

    3.制約發展因素分析

    造成以上問題的原因首先是與我國正處于改革的過度發展時期有關。我國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中,相對于計劃經濟時期,體育產業市場監管的任務也更加繁重,政府職能部門和機構不斷膨脹已有的規模,而與此同時,在過度時期,上下管理體系、平級管理協作體系又沒有完全理順,加劇了機構之間協調的難度。其次,這些問題的成因還有某些特殊因素。眾多的體育產業市場監管部門、機構不僅爭相設立,而且盡力爭取一份在市場活動中“說了算”的權力,權力的大小、多少甚至可能成為“尋租”的基礎,部分官員、部分機構將其作為權錢交易的有力支撐。

    4.國外的經驗

    政府法規是市場經濟發展成熟與完善不可缺少的制度保證,國外的體育市場監督管理已美國的最為完善。美國政府不設立職業體育產業的專門管理機構,而是通過立法、司法、執法三個體系對職業體育產業實施分權、分級管理:以國會為主導的立法系統頒布各種涉及或適用于職業體育的法律法規;行政機構執行法律法規,對職業體育產業實施規制;司法系統負責監督法律法規的實施。實際運行過程中,主要是由立法和司法系統來行使其職能。從規范意義上來說,美國政府規制職業體育產業的動因是源于市場失靈,其規制目標是提高經濟的有效性,糾正市場失靈,提高效率,維護公共利益。

    二、發展我國體育市場監管體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規范市場管理促進體育產業發展

    體育產業的發展需要有一個良好的制度環境作為保證,因此應該健全并完善社會經濟轉型期體育產業的法律環境和運行機制,規范我國社會經濟轉型期體育產業的發展,為使體育產業走出發展過程中面臨的法律困境,關鍵要完善體育立法,建立體育產業的市場準入制度,確立體育產業的法律主體地位,建立我國體育市場監督管理體制,這樣有助于規范我國體育市場管理,促進體育市場產業的發展。

    2.提高服務質量水平拉動體育經濟發展

    發展體育市場的監督管理體制的主要目的在于服務體育產業的發展,因此建立規范完善體育市場監督管理體制有利于提高體育市場服務水平。體育經濟已經成為國民經濟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貢獻比例日益提高,而且在預計的將來將成為國民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且不可缺少的部分,體育市場監督管理體制的進一步發展能提高管理服務體育產業市場的水平,將進一步促進和拉動我國體育經濟的發展。

    3.完善監督機制促進國家稅收的正收

    稅收是國家為了實現其職能,憑借其政治權力,運用法律手段無償地征收實物或貨幣,以取得財政收入的一種形式。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各種經濟活動無不受到國家稅收政策的影響和制約,體育經濟活動也不例外。當前,在一些經濟發達國家,體育產業已成為國家支柱產業,體育產業總值已占到國民生產總值的2%,體育經濟活動越來越活躍,國家通過稅收政策調控體育經濟的有序發展。發展和提高我國體育市場監管體制綜合管理水平有助于保證國家體育產業稅收收益的正收。

    4.促進全球化與國際接軌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中國經濟已經與世界經濟融為一體,我國體育市場理所當然進入全球體育市場,為了能夠與國際接軌,在全球體育市場中贏得自己的競爭優勢, 必須提高和發展我國體育市場監督管理體制以此作為保證。伴隨著2008年奧運會的召開,我國的體育產業發展面臨著巨大的歷史機遇,因此我們應該抓住這個機會,發展及完善我國體育市場監督管理體制,促進體育市場發展和體育產業的進步。

    三、社會經濟轉型時期我國體育市場監督管理體制的發展

    1.新形式下影響我國體育市場監管體制發展的相關因素分析

    (1)國際體育產業市場的多樣性及復雜性。隨著社會、科技的不斷向前發展,國際體育市場以及國內體育市場的構成要素也在不斷發生著變化。這要求逐步提高體育市場監督管理的技術含量和專業知識含量,實現管理手段及執法手段的專業化和技術化。(2)外來因素對本國體育市場的沖擊。體育市場監督管理職責之一是防范外來因素及內生異化變量對本國體育市場的沖擊,為國家經濟安全提供有力的保障。(3)體育市場監管發展模式的發展與選擇。體育市場監督管理職能的加強和監督管理機構的設立和發展,必須與整個國家宏觀調控體系發展的建設相一致,在建構發展的模式時要通盤考慮、全局把握,防止單個部門與整體建設脫節現象的發生。

    2.發展更新體育市場監督管理體制

    按國家有關規定進一步加強和發展以工商行政管理局為主體的統一機構,歸并技術監督、物價、醫藥、文化、出版等部門發展更新體育市場監督管理體制。主要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體現:(1)嚴格把關對體育產業市場主體進出市場的資格進行歸口審批,保證體育消費市場及生產資料市場上的交易客體的合法性;(2)建全體育產業稽查制度嚴厲查處并懲罰不正當經營行,保持正當的體育產業市場交易行為,促進公平競爭;(3)推動和發展體育產業市場管理法律法規的完善,理順其各自內部的管理體系,保證體育產業市場監督管理效力的正常發揮。

    3.我國體育市場監督管理體制的改革發展

    綜觀世界各國體育產業的發展,我們可以清楚看到:沒有有力的體育市場監督管理機構,就沒有體育產業的高速發展。為此,為了保證體育市場監督管理體制的改革發展和順利實施,我們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1)重視運用政府宏觀調控手段監督管理體育市場的經濟活動。即通過體育市場監督管理行為促進體育市場主體的成熟,規范市場客體,規范市場行為,推動市場規則完善等來保障良性體育市場秩序的形成和維護。(2)體育市場監督管理是法制管理,一切體育市場監督管理主體的活動均須有法律的根據才能受法律保護。要制定良好的體育市場監督管理法律法規,通過有效的法律法規的制定保障體育市場監督管理體制的改革和發展。(3)提高體育產業市場監督管理隊伍的素質。體育產業市場監督管理工作的專業性、技術性增強,對人員素質的要求也相應提高。應注重對體育產業市場監督管理人員專業基礎素質的培養,提高綜合管理水平與執法能力。

    四、結語

    面對迅速發展的我國體育產業市場,以競賽表演產業市場、體育用品產業市場,以及健身娛樂產業市場為主體的多層次的體育產業市場體系已經逐漸形成,但與國外迅速發展的體育產業市場相比,我國的體育產業市場監督管理體制卻相對滯后,在社團建設、法制建設、行政監督管理等方面均相當薄弱。只有對這個新興的且發展潛力巨大的體育產業市場依法監管,因勢利導,才能促進我國體育產業市場的健康快速發展。因此,只有近一步加大力度發展和建全我國體育產業市場監督管理體制,使我國體育產業市場監督管理體制能有效地促進體育產業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陳雪齡:體育服務業標準化和服務質量監督管理[J].體育產業信息,2002,(12):13~15

    [2]楊鐵黎 吳永方 劉燕濤等:關于建立我國體育服務業質量管理體系若干基本理論問題的探討[J].首都體育學院學報,2002(3)

    [3]國家體育總局.2001年~2010年體育改革與發展綱要[J].體育科學,2001,21(3):1~6

    [4]苗啟元:關于我國體育市場經濟與立法市場導向的思考[J].體育與科學,2003,24(1):29~31

    [5]任保國:關于建立我國體育市場監督管理體制模式的初步研究[J].濱州師專學報2004.6(2)91~96

    第4篇:社會市場經濟體制范文

    秘書工作作為上層建筑的一個重要領域和組成部分,在我國經濟體制發生重大轉變的過程中,面臨兩個突出問題需要認真加以解決:一是如何努力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二是如何抓緊進行相應的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

    一、秘書工作要為加快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有利條件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秘書工作要為這個決策服務。還要為勝利實施這個決策當好參謀助手。

    秘書工作到底是怎樣圍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做好服務呢?關鍵在于解決好兩個根本問題。

    一是,要按市場經濟的要求提高服務質量。

    二是,以黨的基本路線為指導,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秘書工作要進行自我改革。

    二、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秘書工作部門要轉變思想觀念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一場涉及我國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領域的深刻改革,必將引起人們也包括秘書人員行為規范、精神狀態、生活方式、是非標準、價值觀念的重大轉變。

    第5篇:社會市場經濟體制范文

    [關鍵詞]非正式制度變遷;市場經濟;經濟體制改革

    [中圖分類號]F12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6432(2013)28-0048-02

    在30多年的市場化進程中,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在實踐上取得了重大進展。與此同時,在非正式制度領域,卻出現了許多令人擔憂的現象:經濟信用的嚴重失常,急功近利的短期市場行為,各種各樣的尋租等現象,這些在市場化體制變遷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不僅帶來了嚴重的社會問題,而且越來越影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穩固和完善。為此,筆者針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實際,著眼于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非正式制度變遷的角度提出一些自己淺薄的看法。

    1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中非正式制度變遷滯后的表現市場化制度變遷中的正式制度主要是以求強求富為目標取向,通過自上而下的人為選擇過程而導入的,而初始的制度框架中延續的非正式制度卻更多地表現為以適應傳統的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為特征的意識形態和風俗習慣體系。在制度變遷過程中兩種不同層次的制度之間產生了強烈的摩擦、震蕩和沖突。相對于市場化的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變遷滯后,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1社會信用的缺失

    我國正處于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程之中,信用缺失現象還相當普遍。例如:商業交易中大量的欺詐行騙、假冒偽劣、侵犯知識產權等違法行為屢禁不止;資本市場中欺騙瞞報、虛假信息披露和惡意炒作不乏其例。信用缺失已對社會經濟生活造成嚴重危害,不僅嚴重破壞了市場秩序,而且大大提高了市場交易成本。

    12行為方式的非理性

    所謂行為方式的非理性,就是指人們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行為決策缺乏可靠的基礎,主要受情緒的支配。例如在投資領域,當投資者情緒樂觀時,樂觀的預期導致投資激增,經濟擴張,反之,投資萎縮,經濟衰退。在當前表現尤為突出的是一些盲目的從眾行為,人們的行為普遍缺乏理性思考和冷靜分析,這與市場經濟文化中“經濟人”的理性預期和理性經濟行為是相違背的,這種情況不僅導致了支撐市場經濟的文化基礎的缺失,還導致了因重復建設和從眾決策而產生的低水平、低技術含量的產品嚴重過剩和產業結構的嚴重趨同,最終影響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配置資源功能的正常發揮。

    13價值目標偏向,價值判斷失衡

    目前,由于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成熟性和計劃經濟體制的慣性。造成了一些人價值取向的混亂、偏離和失衡。如誠實勞動和守法經營未能蔚然成風。而過度投機和一夜暴富的心態卻有著廣泛的社會基礎。傳統關系社會的影響依舊普遍存在,凡事均通過關系來加以解決。這說明社會價值觀念和社會心態已被嚴重扭曲,社會經濟運行的文化基礎離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公平、公開、公正等觀念和秩序相去甚遠。

    2導致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中非正式制度變遷滯后的原因導致我國在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程中非正式制度變遷嚴重滯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非正式制度變遷自身具有的自發性、漸進性等特點導致的原因,也有傳統文化的歷史積淀、道德規范缺位和政策實施力度不足等原因。

    21非正式制度變遷受其內在的傳統根性和歷史積淀的影響傳統道德文化經歷了兩千多年的思想傳播和滲透。已深深積淀在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中,形成了種種陳舊的價值觀念、生活習俗等。這些因素必然以各種各樣的表現形式阻礙和遲滯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一步完善。首先,傳統道德文化中“重義輕利”的價值觀,在經濟生活中的直接危害就是造成人們商品經濟觀念淡薄、時效觀念較差、平均主義嚴重。其次,對和諧與謙讓人生態度的過度崇尚,是導致市場經濟所要求的競爭精神和開拓精神消減的原因。再次,德智傳統的盛行和法治傳統的缺失,導致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必須堅持的法制原則難以落到實處。最后,重群體輕個體,抑制了個人的自主精神和創造精神的發揮,使市場經濟的發展缺乏足夠的原始推動力。

    22道德規范缺位是我國非正式制度變遷滯后的主要原因在轉軌過程中,與舊的經濟形態相適應的那一套價值觀和道德規范體系,由于失去了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從而開始消解,并逐漸喪失了對人們社會行為的調控功能,而新的價值觀體系和道德規范體系尚未完全建立起來,從而造成了社會道德領域的真空狀態。長期以來,以小農經濟和產品經濟為主要特征的經濟形態所出現的種種弊端,迫使我們不得不打破這種經濟結構模式和經濟運行方式,而引入新的經濟運作方式和結構模式。以多種所有制經濟結構、大工業經濟、市場經濟等為主要特征的新的經濟形態,本質上需要一套與之相適應的價值取向和道德規范體系,然而,在發展市場經濟過程中,新道德的傳播及其為人們普遍接受并發揮作用是一個緩慢漸進的過程。在舊的道德規范體系被批判和否定,而新的道德規范體系又無法馬上建立的這段時間里,由于缺乏統一的價值評判標準和行為規范,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必然是盲目而混亂的,表現出對新舊道德規范的困惑和迷茫。在這種困惑中。不可避免就有很多人超越于舊的倫理規范之上來行事,并出現大量的越軌行為。

    23正式制度的不完善制約了非正式制度變遷的進程

    正如任何正式制度作用的有效發揮,都離不開一定的非正式制度的輔助作用一樣,任何非正式制度作用有效發揮,也依賴于正式制度的支撐。以當前誠信危機為例,除涉及上述原因外,法律制度建設中的滯后就是一個尤為重要的原因。從法律的角度分析,導致當前我國社會中產生誠信危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方面:①我國缺乏一套統一的健全的誠信法律體系。②我國市場經濟關系的產權不夠明晰,產權制度建設滯后。現代誠信的核心是尊重其他經濟主體和公共的產權邊界,存在理性的激勵,而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是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脫胎而來,在我國原有的體制下,缺乏經濟主體獨立產權的概念,不能給守信者以激勵,相反卻產生了大量不道德競爭等違反誠信原則的商業行為。

    3對深化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中非正式制度變遷的幾點思考31堅持以人為本,樹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科學發展觀所謂“以人為本”,就是指發展要體現對人的關懷,滿足人的基本權利和需求,以實現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為基本目標。社會主義制度是把人的全面發展當做社會最高發展目標的社會制度。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目標就是要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而達到這個目標的辦法就是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最有效途徑。因此,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沿著“以人為本”的目標推進。推進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制定經濟社會發展戰略,既要考慮現在,又要考慮未來。以人為本中的“人”,既是自己身邊的人,又是全社會的人;既是現在已經存在著的人,也是將來要出現的人。想問題,做事情,搞改革,謀發展,即要在單個人身上體現以人為本。

    32以誠信為基礎,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信用體系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信用是市場經濟的基石。市場經濟越發達越要求誠實守信,這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也是現代文明的基石。針對我國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誠信缺失問題,借鑒國際經驗和一些發達地區的成功做法,分步實施,有序推進。首先必須凈化恪守信用的社會環境。當務之急是要大力普及信用文化,努力營造誠實守信的社會文化環境。一是通過各種宣傳、教育方式,利用學校、企業、社區、行業協會等組織機構廣泛開展行之有效的信用道德培養和教育。二是提高社會主體的守信意識和維權知識,并能自覺參與監督和抵制失信行為。三是引導和培養市場主體重視自身信用程度的社會評價,努力提高自己的信用等級。其次必須加強恪守信用的法制建設,建立市場經濟的誠信機制客觀上需要有一個強有力的法律支持體系。為此,要健全法律體系,對各種非誠信行為有明確的法律規范、限制和懲處,做到有法可依。最后,必須規范恪守信用的企業行為。鑒于當前的實際情況,加快企業信用建設要結合企業制度創新來進行。要通過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使企業盡快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產權清晰、責權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市場主體。避免產權不清、司法公正性欠缺和透明度不夠等給企業失信創造機會。要著力完善企業內部信用管理機制,特別是企業內部有效的授信管理和嚴格的獲信管理,加強企業控制自身信用風險的能力,以促進企業不斷拓寬市場、最大限度地降低財務費用開支。培養企業品牌意識、形象意識,樹立信譽就是市場、信譽就是客戶的觀念,不斷增強企業維護自身信用的自覺性。要重視企業文化的創建,用先進的文化理念武裝企業,使依法治企和依德治企得以很好地落實。

    參考文獻:

    第6篇:社會市場經濟體制范文

    一、什么是市場經濟體制

    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相對,市場經濟體制和計劃經濟體制相對。通常市場經濟也叫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是指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調節作用的經濟。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資源分配受消費者的約束,生產什么取決于消費者的需求(市場需求),生產多少取決于消費者的支付能力及需求水平;經濟決策是分散的,作為決策主體的消費者和生產者在經濟和法律上的地位是平等的,不存在人身依附和超經濟強制關系,信息是按照買者和賣者之間的橫向渠道傳遞的。

    二、市場經濟體制發展的兩個階段

    1.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階段

    在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機制作為一只“看不見的手”充分發揮調節作用,是經濟運行的唯一調節手段。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僅限于維持法律和秩序,至多也只是承擔某些公共工程和最低限度的社會保障,只是充當所謂的“守夜人”的角色,一切經濟活動都是以市場為軸心,以市場價格為導向展開的。

    2.宏觀管理的現代市場經濟階段

    政府作為市場的組織者參與構造、干預和調節市場,參與市場的發育、整合和市場機制創新;政府作為國家壟斷代表介入社會再生產的各個階段和國民經濟的各個領域,影響資源配置,調節國民收入的分配;政府作為經濟運行的協調者,制訂經濟計劃,實施經濟政策,運用各種調節手段協調社會總需求與社會總供給、投資與消費的比例關系,調節產業結構,影響經濟運行的周期。

    三、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特點

    國家干預主要側重于宏觀領域,目的在于調節和控制社會經濟的均衡運行,彌補市場調節的不足。市場調節則作用于微觀領域,目的在于提高經濟運行的效率,刺激經濟發展的活力。同時,在促進市場機制正常發揮作用的前提下,市場調節與政府調控是一致的,市場機制是政府有效調控下的市場機制,而有效的宏觀調控又都是建立在市場運行基礎之上的。

    第7篇:社會市場經濟體制范文

    一、變革財政職能是順應市場經濟體制的客觀要求

    財政因此國家為主體對社會產物分配所形成的分配干系,財政的職能和國家的職能親昵討論,并受其制約。財政職能是財政固有的客觀成果,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在財政分配歷程中,財政議決與百姓經濟各組成部門之間相互作用而表現出本身的成果,并得到肯定的效果。改造開放20年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創建和各項改造的垂垂深化,國家財政職能已經孕育產生了龐大而深刻的變革:高度會集統一的籌劃經濟體制下的統收統支的財政辦理體制成為已往,切合及與市場經濟要求相順應的財政職能正在變革(孕育產生)和作育,即“兩職能說(分配和監視職能)”“三職能說[分配(籌集資金和提供資金)、調治與監視職能]”“四職能說(分配、配置、調控和監視職能)”。分配職能:是財政固有的成果,導源于分配干系,是財政本質最直接、最具體的會集反響。這是國家為了實現本身的職能,把財政作為一種分配本事,從社會再生產歷程中籌集肯定數目的物質資料,然后提供部署出去的客觀成果。配置職能: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財政特有的職能。字串8

    國家議決財政對經濟運行中的資源舉行直接干預干與,影響資源的流向和流量以到達符得意向的資源散布狀態來補充市場失靈所造成的資源浪費。調控職能:當局財政議決稅收、付出、轉移、付出等政策,補充市場缺陷,引導微觀經濟舉動切合宏觀生長目的,實現總供采取總需求在布局上的平衡。監視職能:財政在分配、配置資源和調控經濟歷程中,對百姓經濟各個方面的運動狀態舉行綜合反響和制約的客觀成果。不論什么性子的國家、什么范例的財政都有其職能上的共性:維護國家呆板的正常運轉和提供大眾產物。而我國財政則有本身的特點:國家以社會和經濟辦理者雙重因素,議決政策的訂定和實驗,向社會取得收入并用于當局大眾運動付出,它因此當局職能的大眾辦理、大眾服務以及百姓經濟的市場化辦理為邏輯條件的一種財政。大概具體地說在以國家為主體的統一的財政條件下分為大眾財政和國有資產辦理兩部門。前者是國家以政權使用者的因素重要以稅收情勢籌集資金辦理市場資源配置所不克不及辦理的標題,饜足大眾須要。后者是財政代表國家以生產資料所

    有者的因素從價錢形態上對國有資產和資源舉行宏觀辦理和籌謀,并確保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以壯大國有經濟。其資金源頭重要是國有資產收益(資產占用費、利潤、租金、股息、盈余等)和發行的公債。大眾財政的運動范疇在市場失效的范疇內,是一種提供型財政:國有資產辦理財政運動于市場有用運行的范疇內,是一種籌謀性的運動。這是現在我國財政理論界底子得到承認的“雙重布局辦理”財政模式。經濟體制等各項改造的深入舉行,也為我國財政的理論和實踐的配置提出了新的要求,即財政作為國家宏觀調控的重要政策東西,要按政企脫離、政資脫離的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垂垂退出生產籌謀范疇,把精神重要放在大眾付出上。也說是說,順應形勢的須要,國家財政必須增強其宏觀調控成果,為經濟的生長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情況。應該說,這些年來財政體制改造希望順遂,取得的效果顯著。

    字串8

    但面臨21世紀新的尋釁和經濟舉世化生長的大趨向,我國的財政職能還顯著存在著一些不相順應的地方:財政職能的界定還不夠明確和范例,財政付出的結談判序次還應進一步驟整,有些重點方面還要突出和增強。一些應由企業、小我私家或社會其他方面包袱的職責,財政還未完全放開,還在過多過細到場微觀經濟運動和某些變亂性辦理。而本應由財政代表國家、當局到場分配、辦理的范疇卻又未能有用地負起責任。各地和某些行業差異程度的“亂收費”,不光造成財力疏散,而且照舊貪污浪費、導致糜爛的一個重要緣故原由。這些抵牾會集起來,突出表現為國家財政會集的財力,分外是中心財政會集的財力與國家賦予的職責不相順應:與天下其他國家相比,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心財政占天下財政收入的比重都低得多。這種財力狀態,不順應宏觀經濟穩固以及經濟布局調解和優化升級的要求,與一個幅員遼闊、經濟生長不屈衡的生長中大國的客觀須要有著顯著的差距。加之,財政付出布局不盡公正,有些該辦的事沒錢辦,不應管的事管多了,致使久已存在的抵牾越發難以辦理。因此,創建和完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經濟增長要領的底子變革,振興國家財政,迫切須要進一步深化財政體制改造,加快財政職能的變革。

    論財政職能的變革和重塑來自:

    字串6

    二、財政職能的定位——“開端創建大眾財政的框架”

    在推進財政體制改造的歷程中,要重新界定、范例財政的職能,就必須總結已往的履歷,學習和警惕西方國家先進的市場經濟體制中對我有用的東西。應當明確,國家作為宏觀調控的主宰,必須保持穩固的財政底子,即保證須要的財力,尤其是中心的財力。由于這是舉行須要大眾付出、促進社會公正分配、增強社會保障本事、調治地域經濟生長、優化配置資源的須要。也便是說,財政已往的一些職能應變革,一些職能須要進一步增強,重點辦理其“越位”與“缺位”標題。

    第8篇:社會市場經濟體制范文

    【摘要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關鍵詞】社會主義制度/市場經濟體制/市場化

    一、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相結合的問題是當代世界最為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由中央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是當代主流經濟學面臨的一個嶄新問題(Grosfeld,1990)。盡管現代主流經濟學是一門比較成熟的關于市場運行和資源配置的學說,但從總體上來說,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并沒有一套現成的“過渡”理論或“轉軌”理論用來指導經濟體制國家改革的重大實踐。這意味著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僅是對現代市場經濟理論的重大創新,而且這個實踐本身就是對理論的重大發展和貢獻。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的結合。那么,什么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呢?按照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就是整個社會的共產(共同占有和共同生產)、整個社會的自由聯合勞動、商品生產和競爭的消除、階級的消滅等等。顯然,這樣的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形式是不能結合的。但是這里所說的社會主義是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中的科學社會主義,即共(論文庫)產主義而言的。而當代實踐中的社會主義與馬克思所說的由發達資本主義脫胎的科學社會主義(共(論文庫)產主義)是兩種不同歷史形態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正是基于當代實踐的社會主義而不是科學社會主義最高形態共(論文庫)產主義。就實踐中的社會主義而言,我們的基本定位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對我國現階段社會性質的根本定位。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黨的十三大報告做了科學的界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是泛指任何國家進入社會主義都會經歷的起始階段,而是特指我國生產力落后、商品經濟不發達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要經歷的特定階段。確切地說,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是“后發展國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4]。一些學者在討論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問題中,總是把社會主義同科學社會主義的最高形態的特征同市場經濟的要求聯系在一起研究,如把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僅僅歸結為公有制和按勞分配,這是不正確的,事實上公有制形式本身不等于社會主義,較低生產力水平意義上的按勞分配實際上必然導致平均分配。這樣來理解社會主義實質上降低了社會主義的標準,模糊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中(論文庫)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所說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是當代實踐中的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是后發展國家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是另一種歷史形態的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這種基本制度本身就包含著私有制在內的多種所有制形式、多元的產權關系、包含著商品生產和市場經濟存在的條件。在現實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多元產權主體的存在提供了市場經濟生成與發展的社會環境。

    市場經濟體制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內在藕合有其客觀依據和歷史必然性。生產力和社會分工發展到一定水平是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得以共同存在的一個前提。從歷史上看,商品經濟的生成確實是同私有制聯系在一起的,但在私有制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商品經濟并沒有演化為以市場為中心在社會范圍的配置資源的市場經濟,這說明市場經濟的存在是以生產力和社會分工發展到一定水平為前提的,而分工越發達,單個私人資本容納社會生產力的能力就越有限。社會分工與社會生產力這一矛盾的解決,一是通過建立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度,實現生產資料占有、使用的社會化,二是通過生產要素組織方式的變革實現財產占有與運作的社會化來解決的。從社會制度的角度來看,我們選擇了公有制度而西方國家則是通過選擇了股份公司等企業組織形式來解決這一矛盾的。但問題的關鍵是,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沒有消除市場經濟在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的必然性,資本主義國家也沒有因財產一定形式的社會化運作而使其經濟體制演變為計劃經濟體制,因此筆者認為把市場經濟區分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是不科學的。市場作為一種資源配置手段,它直接聯系的或調節的對象是生產要素或財產的組織單位——企業,而不是所有制制度。市場制度所要求的是采取什么樣的生產要素或財產組織形式使企業既能適應財產社會化運作的要求,又能按照市場價格信號組織生產和經營的經濟主體。歷史上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法人產權獨立于所有權,所有權與法人產權分離與制衡機制的創立,曾使資本主義私人所有制突破自身的局限,適應社會化生產要求,在社會范圍內組織生產。社會主義國家完全可以通過對公有制財產組織方式的創新和所有制社會結構的調整,為市場經濟的運行創造條件。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僅與后發展國家社會主義的社會性質的相藕合,也與計劃經濟體制所造成的經濟低效率直接相關。本來意義上的計劃經濟是以社會成員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為前提的,全部社會生產都要有組織地進行,社會對全部勞動和資源都要有計劃地配置和調節,商品也就隨之自動消失了。從理論上來說,計劃經濟同科學社會主義意義上的共(論文庫)產主義是相同的。從計劃經濟的現實來看,當代社會主義國家實踐中的計劃經濟,共同特點都是排斥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其運行機制是通過國家的統一計劃和行政手段來調節,計劃經濟運行的基礎是政治安排,而政治的本質是支配與強制,即國家對社會經濟實行全面壟斷和政(論文庫)府的超經濟強制,因而是一種“統制經濟”、“命令經濟”,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單純理解為一種配置資源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是不正確的。市場經濟有三個最為基本的特征:私有財產制度、自由經濟制度、市場配置資源。這與計劃經濟的基礎和本質是根本對立的,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借以產生和存在的制度基礎是完全不同的,不能奢望在計劃經濟的基礎上改良出市場經濟。事實上無論是理論意義上的計劃經濟還是實踐意義上的“統制經濟”都是同市場經濟相根本對立的。如果不是這樣來理解,那么就意味著不進行徹底的產權制度改革,就可以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這種模煳認識是非常有害的。作為一種經濟制度,真正的計劃經濟只有在市場經濟的歷史任務完成之后才會出現,而“統制經濟”實際上是超越客觀實際、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制度選擇。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還有著一種與市場經濟本質要求相適應的世界性背景和意義。市場經濟在本質上是沒有國界或地域限制的,市場經濟的這種屬性必然要求打破國家或地域的限制,從而在世界范圍內進行生產和經營,跨國公司的出現正是市場經濟這種本質屬性的外在表現。因此,世界經濟國際化、一體化的趨勢,無疑使中國經濟隔離于世界市場的“經濟魯賓遜”式的設計最終歸于夢想。世界需要中國,這僅僅是問題的一個側面,如同一枚硬幣有正反面一樣,問題的另一面是:中國也需要世界。然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行為主體是具有獨立經濟利益的企業,而不是政(論文庫)府。因此,我國高度集中體制下的傳統的經濟模式中,政(論文庫)府作為一個超級的“經濟托拉斯”來與國外企業發生經濟利益關系和競爭,不僅是不公平的,而且必然導致經濟的X非效率。因此中國建立與世界上市場經濟國家的運行機制和管理體制相接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便有了理論上的或概念上的依據。我們把對市場經濟體制的選擇置于國際大背景的坐標之中,就會看到市場經濟體制也是我們在市場經濟的總體氛圍的條件下的現實選擇。基于這樣一種認識,我們可以說,中國加入WTO的實質是同市場經濟制度接軌。

    二、市場化及其標準

    自1978年以來,改革開放一直是中國社會的主流,特別是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后,市場化改革就成為中國社會的共識和價值取向。自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不少學者也對改革的市場化進程和改革的績效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對于我國市場化進程的基本判斷,中(論文庫)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五規劃建議》中明確提出:我國已經進入由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到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時期。這就提出了一個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即市場化及其判斷標準問題。

    筆者認為,對這個問題的研究至少需要研究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如何理解市場化;二是市場化有無標準;三是市場化的研究方法問題。

    市場化是一個與市場經濟直接相聯系的范疇。國內學者和研究機構對市場化的理解是有一些分歧的。例如,國家計委市場與價格研究所課題組認為,市場化是指資源配置方式由政(論文庫)府行政配置向市場調節的轉化,具體說,就是“取消或放松國家對商品生產要素供求數量及價格的管制”。而較早系統研究我國市場化進程的學者陳宗勝教授認為,市場化進程是市場機制在一個經濟中對資源配置發揮的作用持續地增大,對市場機制依賴程度的不斷加深和增強的演變過程。市場機制包括供求、競爭、價格、風險、利益機制等,是市場化理論含義的延伸[3]。把市場經濟看做是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作用持續地增大的過程這個定義非常符合新古典經濟學的正統規范,但是忽略了市場經濟中作為市場主體的人的博弈行為和博弈過程,見物不見人。從經濟思想史的角度來看,自從19世紀末新古典主義的創始人馬歇爾等分析供給與需求以來,資源配置問題就成為經濟分析的主流,但新古典經濟學沒有分析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供給和需求背后恰恰是人作為市場主體的行為,因此現代經濟學把市場過程更多地理解為市場主體的博弈行為和博弈過程。另外把市場化單純理解為市場配置資源的過程會偏離市場化的本質。已如前述,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是:私有財產制度、自由經濟制度、市場配置資源。把市場經濟理解為市場機制調節配置資源的過程,是有一定的理論假設和前提的,那就是在一個完全競爭和市場化已經完成的經濟中,在私有財產和經濟自由已成為既定前提的條件下,市場經濟的主要特征自然就是由市場配置資源了,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市場經濟才被稱為由市場配置資源的經濟制度或經濟形式。經濟市場化就其本質來說,首先是經濟主體的經濟自由權利的確立、實施和得到有效保障的過程。經濟自由權既包括個人的財產所有權,也包括勞動力的個人所有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市場化的實質就是經濟自由化。市場主體在明確的產權關系和平等互利的條件下,自主從事交易活動,交易雙方不僅能夠從中獲得利,而且還能夠創造合作剩余,這樣就使原來我們認為并不增加社會財富的交易活動具有了生產性,市場的激勵和約束作用也因此凸現出來。

    第二個問題,關于市場化有沒有一個絕對的標準問題,專家學者們也是有不同的觀點。多數研究者認為市場化進程有絕對的標準。這種觀點最有代表性的學者陳宗勝教授認為,要判斷和評價體制改革是否達到目標,就必須對測度市場化程度的標準作出界定,盡管這是一個難以統一的復雜問題,但是如果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就不可能作出統一的結論。所以,他認為,應以100%作為完全的市場化的標準,以0%作為完全計劃化的標準。其理由是由于各個市場經濟國家中政(論文庫)府干預經濟的程度是不同的,而且同一個國家對不同領域的干預、在不同時期的干預都不完全一致,所以,如果不是以100%來界定完全的市場化(盡管還沒有一個國家的市場化程度達到100%),而以某一個市場發達國家的市場化程度作為對比的基礎或參照系,那么,不同國家的比較就失去統一的標準,同一個國家的不同領域或不同時期的比較也會發生困難。當然,也有一些學者認為,市場化沒有絕對的標準,只有相對意義[8]。持這種觀點的專家學者認為,計算或測度市場化程度的絕對值不是一個科學的方法,也不能從絕對值的意義上去理解市場化程度。說一個國家的市場化達到一個百分數,會給人一個錯覺,好像世界上存在一個100%市場化的國家,而這樣的國家并不存在;即使是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在市場調控的手段、方式、程度等方面也不完全可比;特別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市場化的內涵也相應改變,所以,不存在一個靜態不變的市場經濟標準。因此,對市場化進程的絕對評價是無意義的,而只能進行不同地區之間進程快慢的相對比較,即以名次之類的順序尺度進行衡量。

    筆者認為,市場化不僅在性質上是可以定性的,市場化的過程在本質上可以看做是經濟自由化的過程,而且在標準上也是可以界定的。也就是說市場化的含義是雙重的,既包含過程,也是指一定的標準,嚴格來說它是指市場經濟發育的一定程度而言的。從過程的角度來看,假設一個國家的市場化水平是從5%向10%過渡,我們就不能認為這個國家或地區是市場化了。這就意味著市場化不能單純是指過程而言的。其次對于標準來說,它是從靜態的角度對市場化的程度的一個限定,即規定了市場化的最低標準,比如說5%就不能說是市場化了。至于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經濟交易越來越突破一個國家和地區的范圍而在全球范圍組織經濟活動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以及對不同地區之間的市場化程度只能進行相對比較等觀點,并不能說明市場化本身是不能測定的,而只是說明市場化的測度的研究方法問題。

    關于市場化程度的判斷標準,一般認為,市場化程度在15%以下可稱為非市場經濟或墳墓經濟,市場化程度在80%以上可稱為成熟或標準的市場經濟,市場化程度在60%—70%之間可稱為準市場經濟,市場化程度在40%—50%可稱為轉軌中經濟,市場化程度在50%—60%左右可稱之為接近準市場經濟或轉軌中經濟。國內學者對我國目前市場化程度的判斷尚有一些不同的判斷,主要是有高、中、低三種估計,高位估計是65%,中位估計是55%—60%,低位估計是60%[7]。正是基于我國市場化程度已經基本達到或已經接近60%的判斷,中(論文庫)共中央關于制定十五規劃的建議中明確指出:我們已經初步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新世紀5—10年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時期。我認為關于我國市場化程度的判斷基本上是比較準確的,國外的研究機構的研究成果也可以說明這一點,據世界遺產基金會與《華爾街日報》利用50多個經濟指標對世界150個國家的經濟自由化程度的評價結果,中國市場化程度大致相當于美國的50%,考慮到可存在的人為的偏差,中國經濟市場化的程度估計至多達到美國的60%—65%,處于這樣的水平,我們可以認為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對于十五期間,要在5—10年中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卻有相當的難度。從西方市場化程度較高的英國、美國和日本來看,英國大體上用了250年使英國成為標準的市場經濟國家;美國用了100年左右的時間成為典型的市場經濟國家;我國封建制度幾千年,計劃經濟30年,要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是一場深刻的長期的社會革命,對此,我們還面臨著十分艱巨的任務,如生產要素市場化問題、市民社會的建構問題等等,對此我們應當有科學的判斷和充分的思想準備。

    市場化程度的研究和判斷,需要建立科學的指標體系和研究方法。國內學者提出的有代表性的指標體系主要有:江曉薇、宋紅旭[5]提出的測算指標是:(1)企業自主度:包括企業的14項自,即生產經營權、產品勞務定價權、產品銷售權、物資采購權、進口權、投資決策權、稅后利潤分配權、資產處置權、聯營兼并權、勞動用工權、人事管理權、工資資金分配權、內部機構設置權、拒絕攤派權;(2)市場國內開放度:包括農業生產、工業生產、物資流通、商業流通、價格調節、投資管理;(3)市場對外開放度:包括進口依存序、非關稅壁壘,直接投資實際額;(4)宏觀調控度:包括稅收負擔、政(論文庫)府補貼、貿易管理、社會消費、信貸管理;國家計委課題組[6]是從商品市場(包括生產環節和流通環節)的市場化和要素市場(包括勞動力市場和資金市場)的市場化程度入手進行測算的。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市場化程度實際上就是國家已經放開、主要由市場進行調節量的那一部分占全部市場的比重。顧海兵[7]則是從要素市場化方面進行研究。他提出的測度指標包括:(1)勞動力市場化,包括農村勞動力市場、城鎮勞動力市場、城鄉分割的戶口管理體制及城鎮、城鄉的戶口封閉體制;(2)資金市場化,包括資金市場的主體結構、資金結構、利率結構;(3)生產市場化,包括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產三產業;(4)價格市場化,包括重要的工農業產品價格和公用事業價格、房地產價格、醫療價格。陳宗勝[3]認為,對經濟體制市場化進程的測度,最好按經濟體制自身的構成,即企業、政(論文庫)府、市場三方面展開分析。徐明華[8]則從8個方面進行了測算,這8個方面包括:(1)所有制結構:包括工業總產值中非公有制經濟的比重、非公有制從業人員占全部從業人員的比重等5項具體指標;(2)政(論文庫)府職能轉變和政(論文庫)府效率:包括GDP與政(論文庫)府消費之比、黨政機關和社會團體從業人員占全社會從業人員的比重等6項具體指標;(3)投資的市場化:包括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非公有經濟投資的比重、基建投資中非國家預算內資金的比重等3項指標;(4)商品市場發育:包括出口總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商品銷售額與工農業產值之比等3項指標;(5)要素市場發育:包括合同制職工占全部職工的比重、每萬人職業介紹機構數等5項指標;(6)對外開放:包括外貿依存度和人均實際利用外資2項指標;(7)經濟活動頻度:包括每萬人商業網點數、每萬人工業企業單位數等3項指標;(8)人的觀念:包括每萬人個體戶數、每萬人私營企業投資者數等4項指標。筆者認為,運用不同的指標體系來探索研究市場化的程度判斷本身就是非常有意義的,事實上每個指標體系都不能做到完全真實地反映市場化的程度,重要的也不是運用不同指標體系判斷市場化程度的差異,而是對市場化進程的基本趨勢的把握。就研究方法而言,筆者認為應當結合借鑒美國遺產基金會的研究方法,該基金會的經濟學家首先把經濟自由化定義為“對于政(論文庫)府在生產、分配、消費等方面管束的消除”。他們對經濟自由化指數的測量也是針對政(論文庫)府對于經濟所施加的束縛程度進行考察,因此這種考察的具體對象主要是政(論文庫)府的相關政策。這種考察是對影響經濟自由化的“投入”方而不是“產出”方進行考察;該機構共設置50項變量或指標,采用分值測度的方法進行“打分”和評估。這種方法的實質是考察制度因素對經濟自由化的影響及影響程度。當然影響一個和地區的市場化程度的差異還有人口素質、技術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可以考慮進一步補充和完善。

    【參考文獻】

    [1]盛洪.市場化的條件、限度和形式[J].經濟研究,1992,(11)。

    [2]張燦,謝思全,董利.中國勞動力市場化進程測度[J].經濟改革與發展,1998,(5)。

    [3]陳宗勝,等.中國經濟體制市場化進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4]陳文通.如何正確理解以公有制為主體[N].北京日報,2002-04-19。

    [5]江曉薇,宋紅旭.中國市場經濟度的探索[J].管理世界,1995,(6)。

    [6]國家計委市場與價格研究所課題組.我國經濟市場化程度的判斷[J].宏觀經濟管理,1996,(2)。

    [7]顧海兵.中國經濟市場化程度的最新估計與預測[J].管理世界,1997,(2)。

    [8]徐明華.經濟市場化進程:方法討論與若干地區比較研究[J].中(論文庫)共浙江省委黨校學報,1999,(5)。

    [9]盛洪.關于中國市場化改革的過渡過程的研究[J].經濟研究,1996,(1)。

    第9篇:社會市場經濟體制范文

        轉軌進程中的作用?

        評價1978年以來財政在改革開放中的作用,首先需要確定適當的角度和標準,如在轉軌進程中財政與經濟的基本關系是怎樣的,不同階段財政實際發揮的作用與政策預期目標的關系如何,財政改革與運行的制度合理性如何?

        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財政是國民經濟活動的樞紐,在某種程度上主導著經濟運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財政是重要的宏觀調控手段,對經濟運行起著保障作用。因此,就經濟轉軌過程而言,財政的職責可以簡單描述為如何實現財政自身從主導經濟運行到調控經濟運行的轉變,如何推動經濟體制由計劃向市場的轉軌,如何確保這一過程中經濟的穩定持續增長。這就意味著在財政體制演進與財政政策取向經濟體制轉軌與經濟運行績效之間,必然存在著深刻的互動關系,其核心內容體現為財政始終肩負著雙重任務:一是作為推動經濟轉軌、調控經濟運行的重要手段,不斷根據體制演進和經濟運行的變化進行創新;二是本身作為經濟轉軌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適時進行改革,保持與整個體制的同步性和一定的運轉效率。由于整個制度處于非平衡演進中,這兩項任務兼顧和完成的情況也就成為評價財政改革與運行績效的基本角度與標準。

        此外,由于漸進轉軌中的階段性和財政體制在不同階段所承擔的任務的差異,一個時期財政運行的評價始終只能相對于特定的體制演進階段來做出。因此在探討財政績效之前,還需要按照一定的標準對轉軌進程作必要的時段劃分,并將不同階段的預期政策目標與該階段的財政實際運行效果對應起來,建立評價的時空概念。

        以政治生活事件為標志,我們可以從總體上選取三個變革點而將中國經濟體制轉軌進程劃分為兩個明顯的階段。一個是以1978年黨的確立“按經濟規律辦事,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為市場經濟取向改革的起點;一個是以1992年黨的“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和此后不久實際經濟運行告別短缺作為中國經濟轉軌總進程中發生部分質變的轉折點;一個是以黨的“十六大”確立的2020年為計劃市場的經濟體制轉軌的終點。由三個標志點所決定,1978——1992年屬于轉軌的前期,其轉軌進程是從改革發動到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框架;1992——2020年屬于轉軌中后期,其轉軌進程是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基本建立到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人民生活實現全面小康。根據這樣的劃分,1978年以來的中國財政體制變動線索可以3個標志性事件來貫穿:一是由黨的提出搞活經濟政策目標引出的延續較長一個時期的財政“放權讓利、分灶吃飯”的體制與政策;二是1994年中央與地方之間以劃分稅種為基礎而確立的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財政——稅收體制框架;三是1998年為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和國內市場需求不足的尖銳矛盾而迅速出臺、連續實施至今的積極財政政策及公共財政取向的改革。這三個事件中,前一個事件與轉軌前期相對應,后兩個事件則與轉軌中后期的特定階段相對應,并由此構成了評價財政改革與運行績效的基本框架。

        1.第一階段的財政體制改革與政策總體上表現為通過財政體制的調整與退讓,突破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釋放舊體制活力、醞釀新機制的形成。這一階段延續15年,是時間最長、體制變動最頻繁的時期。

        在這一過程中,財政漸進的制度激勵效果來自三個方面。一是體制內活力的釋放。通過體制退讓打破了“大一統”的高度集權的分配格局,放權讓利擴大了地方配置資源的權力,形成了各地在其隸屬關系內開展創新的積極性,實質是通過條塊關系的變化釋放出了舊體制內部尚存的活力,地方利益激勵的強化形成了“諸侯”爭先的發展沖動。二是體制外活力的培育。通過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根本性調整促進了多元化市場主體的形成和市場化價格機制的形成,逐漸形成了傳統體制邊界上的另一套微觀經濟運行系統和以金融為主的社會資金積累模式,體制退讓實質孕育了新機制的活力。三是為轉軌路徑的優化提供了基本保障。在這一除舊布新的過程中,財政以供給、需求雙向補貼的方式吸納、抵消了大部分通貨膨脹的壓力,保證了價格機制改革、商品交換關系建立,實現了平穩過渡。正是財政的放權讓利取向使轉軌過程中的成本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選擇有了可能。

        在已有的改革回顧中,關于這一階段財政的地位一直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財政的日益積弱和數度面臨收支危機還常常成為備受指責的理由。事實上,從經濟轉軌全局而言,財政一直居于啟動和支撐改革的樞紐地位,財政體制的連續退讓、補貼的增長、借款的增長都有著服從于改革進程的制度創新的內在合理性,和服從于改革路徑的被動適應性。對于這一階段財政制度創新的經濟績效,筆者曾將其評價為轉軌前期機制創新的核心內容,并用其創造性地突破納克斯“貧困的惡性循環”原理來解釋其全局意義(呂煒,2001)。即中國經濟的啟動采取了“財政收入超分配——提高家庭、企業部門收入水平”的結構性調整策略,以此來墊高低收入形成的發展“瓶頸”,突破貧困的惡性循環。這一策略啟動和支撐該階段改革的邏輯順序為:財政讓利在分配領域的突破帶來了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調整個人、企業的利益得到認可和增長,脫離計劃控制的貨幣剩余增多,由此孕育了利益主體多元化格局的出現,并自動創造了資金的供給與需求儲蓄動機與投資動機導致金融地位凸顯,金融的成長又反過來推動儲蓄——投資的轉化。由分配領域發動的這一系列改革,還伴隨著計劃控制的必然削弱,流通環節的必然修補,市場化的價格機制和商品交換的基礎關系得以建立。這些因素綜合起來反作用于生產過程,帶來生產方式的變革,經濟運行的商品化、貨幣化程度不斷提高,貨幣資本化所帶來的資本運動不斷擴張,以市場配置資源、以資本再生產方式推動的社會再生產過程得以逐步確立。因此,我們可以認為,第一階段財政的“開閘放水”不僅是一個逐步削弱自身財力、增強激勵的過程,更深刻的意義是削弱傳統體制配置資源的能力、刺激新的資源配置方式形成的過程。正是財政體制在退讓中使傳統體制失去了封閉運行的完整性,改革因此突破并獲得持續的支撐。

        2.1994年的財稅體制改革是第一次按照市場經濟原則進行的分配關系的調整,在財政改革史上具有轉折點的意義。

        現在回過頭來看,雖然當時直接的動因是財政收支矛盾激化、中央財政宏觀調控能力不足,是應急的、被動的調整,但實際上是具有制度創新的內在合理性的。這一變革是在已經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和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框架的前提下進行的,整個經濟制度的質的演進意味著市場與政府的關系已經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過去單純放權讓利的改革思路已不再適應下一階段的要求,政府公共支出責任的增強需要一個全新的財政體制框架來承載。就經濟運行而言,市場與政府關系調整的核心是配置資源權限的劃分,即重新界定政府的事權,并提供相應的財力保證,這是整個經濟體制變遷作用于財政體制的更為深刻的內涵。

        這樣的判斷可以從1994年財政體制改革前后的財政、經濟狀況來印證。改革前的困境就財政推動經濟改革與發展來看,過渡性的財政體制設計已經不能適應市場機制演進中的經濟運行要求。突出的一點是按行政隸屬關系實行的利益分權模式越來越助長地區經濟封鎖和市場分割,一些地方為了擴大自身財源,著力在當地發展稅高利大的企業,強化了地方政府與企業的關系,造成了經濟生活中的重復建設、盲目建設,不利于經濟結構調整;而各地為了當地財源按行政隸屬范圍設置的保護性措施,形成了“塊塊”之間的封鎖,不利于全國統一市場的建設。與此同時,以財政退讓政策提高企業自我積累、自我發展能力的政策初衷與實際效果的差距也越來越大。就財政自身運行來看,由于財政體制改革的相對滯后,不能適應已經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體制框架的要求,財政運行得不到宏觀體制的保障,狀況不斷惡化。在漸進轉軌的過程中,多種規則并行的矛盾導致財政體制的分割局面,形成傳統職能、過渡性職能、新職能的并行與沖突,并最終導致財政收入的分割與下降。這種體制性分割在總體按隸屬關系確定的“分灶吃飯”體制下,又與地區利益導致的地區性收入分割交織在一起,使全國財政收入和中央財政收入兩個比重連續下滑。到1988年被迫實行多種形式的包干辦法時,中央財政基本放棄了調控的權力和財力,只求保證日常運轉的開支需要(呂煒,1994)。

        改革后的效果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財政收入的迅速增長,財政運行局面的迅速改善。1994體制改革的核心是財力結構的調整,是財政在財權上的振興。“兩個比重”的提高主要是通過稅制改革擴大稅基、分稅制改革劃定中央與地方的財政分配關系所帶動的積極性的提高來實現的。1994——2001年全國財政收入增加2.14倍,年均增長17.8%,全國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1.2%提高到17.1%,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提高到55%左右,實際運行中一直在52%——56%之間。這種情況表明財政運行得到了適宜的體制保障。二是新體制總體上適應和支撐了1998年以來的積極財政政策在體制、財力等方面的要求,保證了積極財政政策的有效實施。表明新的財政體制基本可以滿足目前階段市場體制下的政策調控需要。關于這個問題將放在后面詳細討論。

        3.1998年以后的政策效果以1994年體制為基礎,體現了體制實踐的意義,體現著體制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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