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農經濟形成的條件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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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小農經濟形成的條件范文

關鍵詞:農業近代化;西進運動;工業革命;南北戰爭;美國

中圖分類號:F310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17-0063-02

農業近代化的范疇大體是指資本主義大農場經濟取代了小農經濟,同時運用先進機器、技術和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及管理方式進行經營的農業經濟。美國由建國初的殖民地小農經濟轉變為近代化農業經濟只用了80年時間。探討美國農業經濟在短時間內由落后變為先進的內在動因及特點,對于本國農業經濟的發展也有一定的借鑒作用和現實意義。

一、初步的轉變

美國自殖民地時期開始,農業經濟的發展一直走的是兩條道路,即南方的奴隸制種植園經濟與北方的小農經濟。但到了19世紀初,這種情況有了改變,開始向近代化農業邁進。

在美國南方,一直存在著以黑人奴隸勞動為基礎的奴隸制種植園經濟。隨著19世紀初工業革命的擴展,各先進國家對棉花的需求量徒然增加,使得種植棉花有豐厚的利潤可圖,因此,南方種植園奴隸主拼命擴大棉花的種植面積,并大量販入黑奴建立新的蓄奴州。奴隸制種植園經濟屬于資本主義經濟中的一個特例,奴隸主則是建立在奴隸勞動基礎上的資本家,屬于資產階級范疇。但是,奴隸主既不愿使用雇傭勞動力,又不愿采用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也不愿引進新機器、新技術,與資本主義大農場經濟背道而弛、越走越遠。

自從殖民地時代以來,在北方就開始形成了小農經濟所有者階級。小農階級主要是通過“占地”形成的,即勞動人民在政府權力達不到的邊遠地方自行“占地”,加以開墾、耕種。伴隨著工業革命、交通運輸發展等因素,小農經濟到19世紀20年代就開始瓦解,而越來越帶有商品貨幣經濟的性質。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農民階級開始分化,農業資本主義也開始產生。本來在小農階層內部就存在著財產上的差別,而且有部分農民還通過土地投機而積累到了一些財富。這些富裕農民便借助于對廣大貧農的剝削而進一步致富,同時商品經濟的發展為他們進行這種剝削提供了更多的機會。于是少數富裕農民便把積累起來的財富轉化為資本,雇傭工人,擴大經營,因而一躍而成為農業資本家。然而,在另一方面,廣大貧農在富農的剝削及排擠下,走向了破產。他們中的許多人不得不受雇于人,從而變為農業工人。上述美國農業資本主義發展所走的道路,列寧稱之為“美國式道路”[1]。

二、近代化形成

自美國建國到19世紀20年代初,30多年的時間里其農業近代化的發展一直是較為緩慢的。但自19世紀20年代中期開始,這一過程突然加速,至70年代初美國的農業近代化就已經基本形成了。筆者認為,除追求利潤這一根本動因外,西進運動、工業革命、南北戰爭是促使發展加速的主要動因。

18世紀末,美國興起了一場向西部廣大地區擴展、移民和進行墾殖開發的運動,即西進運動。1820年的土地法令對土地政策作了較大的調整,取消了賒買制度,把公開拍賣的最小單位面積減至80英畝,最低價格定為1.25美元。這個法令實施后,有不少西部拓荒者買到了土地。1820―1841年實施1820年土地法期間,售出的土地達到了7 500萬英畝[2]。西部的荒地被墾殖,為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基礎。

在資本主義大農場經濟逐漸向西部轉移的同時,隨著西進運動的擴展,很多失去土地的農民及外來移民,又紛紛轉向未被開發的西部土地,用“占地”的方式繼續小農經濟的生活。舊的小農階級瓦解,新的小農階級又重建,往返循環。因此,小農經濟與資本主義大農場經濟齊頭并進、共同發展,成為了美國農業近代化形成過程中所獨有的特點。

19世紀初,工業革命的浪潮傳到了美國,對農業的近代化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認為:“美國1815年之后的發展表明,農業的擴大和工業的發展,起先是對應的,從19世紀50年代起,就齊頭并進了。”[3]工業革命提供了先進的機器、技術,使大農場取得了更多的利潤,其發展速度明顯加快了。資本主義大農場一般都采用機器和先進技術,耕地機、播種機等各種先進機器都已使用。資本主義大農場經濟的發展及先進機器的采用,產生了顯著的效果,使農業產量大大提高,到19世紀中葉,舊西部的大城市芝加哥已成為世界最大的谷倉了。

工業革命所帶來的公路、運河和鐵路網的形成使人口、物資和資本在各地區之間的流動成為可能,從而促進了西部和遠西部地區的發展,引起了農業經濟結構的重大改變。尤其是交通運輸的發展帶來了國內市場的擴大,刺激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迫使農民逐步放棄了自然經濟,轉為面向市場。農業商品化、土地兼并和資本主義大農場的發展就成為必然趨勢。

正如法國歷史學家米歇爾?博德所言:“在美國,只是在南北戰爭之后,資產階級才找到它興起的道路。”[4]在內戰之后,美國迅速崛起,成為西方最發達的近代化國家,包括完成了農業近代化的轉變。內戰后,阻礙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奴隸制度被廢除,但南部的大土地所有制并沒有被摧毀,大部分土地仍然保留在舊種植園主手中。南部種植園主同北部工業資本的聯系不斷加強,成為資產階級化的種植園主階層。原來的奴隸制種植園很自然地過渡為新興的資本主義大農場,其各種先進的生產技術和機器流入。原來的奴隸逐漸演變為新地佃農階層,同時也有大批貧窮白人淪為分成制佃農。

除了大農場經濟發展、先進技術被采用外,農業經濟的生產模式也轉向集約化發展。到20世紀60年代末,“專業化過程也出現在農業中,并建立了農業的日益專業化的區域。”[5]農業生產由粗放型道路轉變為集約型道路,也是向近代化邁進的一個重要標志。

到19世紀80年代初,美國已基本完成了農業近代化的轉型。近代資本主義大農場經濟在全國范圍內蓬勃發展,其農業機械化、專業化和商品化的水平迅速提高,農業經濟增長速度在世界歷史上是罕見的。正是在西進運動、工業革命、南北戰爭這三方面因素的共同促進下,美國農業的近代化道路才被大大縮短。因此,這三種因素是美國農業近代化形成的直接動因,而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與資本主義大農場經濟交替發展是形成過程中的突出特點。

三、結論

追求盡可能多的剩余價值,是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質,也是促使美國農業近代化短時間內形成的根本動力和原因。在此基礎上,西進運動、工業革命和南北戰爭成為轉變加速的催化劑,即轉變形成的直接動力和原因。由此可見,政府根據國情變化做出相應的政策指導,將會對不同時期經濟發展起到巨大的促進或阻礙作用,必須審時度勢、不斷調整。

參考文獻:

[1] 劉祚昌,王覺非.世界近代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143.

[2]威利爾德 W 考徹蘭.歷史地分析美國農業的發展[J].明尼蘇達,1981:57.

[3]W W 羅斯托.這一切是怎么開始的[M].黃其祥,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164.

[4]米歇爾?博德.資本主義史:1500-1980(中譯本)[M].上海:譯文出版社,1990:120.

[5]列寧.列寧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89.

The character and motivation of the agriculture modernization in the USA

LIU Peng

(History and culture department,Shanx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ege,Hanzhong 723001,China)

第2篇：小農經濟形成的條件范文

關鍵詞:生育文化; 湖湘文化;文化建設

中圖分類號:R715.2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14-0194-03

一、生育文化的內涵與特征

(一)生育文化的內涵

所謂生育文化就是建立在一定經濟、社會條件下的生育觀念文化與建立在一定科技發展水平之上的生育科學文化的合稱[1]。顯然,生育文化包括:(1)屬于社會文化范疇,建立在生育主體價值判斷基礎上的生育觀念;(2)屬于生育科學范疇,含與生育相關的知識、技術、工具、設備、手段等,其內容包括避孕節育、優生優育、生殖健康、人工生殖等。

生育觀念包括三方面的認識:一是對生育目的和意義的看法,也就是對孩子效用的認識;二是生育意愿,指生育的性別取向、對生育子女數量的期望、對子女素質的期望;三是生育時間和方式的選擇。生育觀念受多種因素的影響,主要有:(1)特定的物質生產方式是對生育觀念的形成起決定作用的因素,生產方式的變遷是生育觀念轉變的終極原因;(2)制度與組織因素,包括對生育起影響或控制作用的社會、經濟、婚姻家庭、政治法律等制度,宗族、家庭、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組織。其中,婚姻家庭制度、宗族和家庭組織與生育的關系最為密切;(3)精神文化因素,包括影響生育意愿與行為的信仰、心理、價值觀念、風俗習慣、道德規范、輿論評價等;(4)生育科學因素,與生育觀念共同構成生育文化總體的生育科學本身是影響生育觀念的重要因素,例如,避孕節育技術所帶來的對受孕的隨意控制,生殖保健水平提高所帶來的嬰兒死亡率的下降都曾極大地影響了人們的生育觀念和行為;人工生殖技術的發展更是影響人們婚姻家庭生育觀念的潛在的巨大因素。

(二)生育文化的特征

由于生育文化受到社會和經濟條件的制約,它是在社會發展的進程中自然形成的。因此,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社會環境,其生育文化的特征也是不盡相同的。

1.我國傳統生育文化的特征

我國傳統生育文化是指形成并存續于以小農經濟為主的我國傳統農耕社會的生育文化類型。其特征表現為:(1)生育認識上,由于生育具有社會、經濟、精神等多方面的顯著效用,生兒育女,尤其是生育男孩被視為人生第一位的重大使命;意愿上,早婚早育,追求多、男,重男輕女,其中,追求多、男是傳統生育觀念的根本特征;方式上,撫養、教育局限在宗教內部,極少的婚外生育。(2)生育科學方面,對生殖規律一無所知,生育知識貧乏,懷孕、分娩、母嬰健康皆順其自然,主要取決于自然的機遇,這是由傳統社會生育科學的極端落后決定的。

2.現代生育文化的特征

現代生育文化是與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現代工業社會相適應的生育文化類型。現代社會的經濟、社會因素對勞動者素質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對人口數量,則需要由社會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從宏觀上進行調控,實行合適的人口政策,力求達到符合可持續發展要求的最優人口規模。數量調控、無性別偏好、優生優育應成為現代生育文化的根本特征。傳統生育文化重點在于生,而現代生育文化關鍵在于育。

現今西方生育文化的特征體現為:獲取心理和感情上的滿足是生育的主要目的;接力模式,即父母撫養子女,子女對父母沒有撫養責任的模式;數量上的少育與相當數量的自愿不育;發達的托幼組織、較多的單親撫育;基本無性別偏好;避孕節育普及,生育健康水平很高。

我國20世紀70年代推行的計劃生育大大加速了我國傳統生育文化向現代生育文化的轉變過程,生育數量已降到很低的水平,1992年全國平均TFR為2.0,已低于更替水平。隨著經濟、生育科學的發展,避孕節育知識的普及,優生優育、生殖保健水平也在不斷提高,初步形成了適應發展的數量調控、優生優育的現代生育文化特征。

二、湖湘文化特征及其對生育文化的影響

湖湘文化和齊魯文化、燕趙文化、吳越文化等一樣是中華民族絢麗多彩的地域文化中的一種,指廣泛存在于湖南各族人民中具有地域特色的民俗、民風、社會心理、社會意識、科學文化等的總和。湖南獨特的地理環境孕育了湖南人認同天道變化無常的道理和不屈的奮斗與抗爭精神。湖南的地形東西南三面環山,對北敞開。冬季,凜冽的西伯利亞寒潮滾滾南下,長驅直入湖南全境,達南嶺腳下郴州永州一線,被阻于南嶺。夏季,南方的陽光烈日加上湘北洞庭湖大水面的蒸發,使三湘大地熱氣郁積而不得散發,致使盛夏酷暑可達41℃,夜晚氣溫仍高達33℃。春秋兩季,三湘大地時而受西北的冷鋒控制,時而受西南暖濕氣流的影響,故氣候多變,時晴時雨,驟冷驟熱。因此,號稱魚米之鄉的湖南,自古卻屬于居住條件惡劣的荒蠻之地。漢代以后,湖南逐步開發,雖然成了魚米之鄉和糧倉,但三湘人民祖祖輩輩所感受到的氣候的惡劣與變化無常,培養了湖南人對天道無常變化的疑問、適應和反抗精神。曾指出,中國傳統的生育倫理觀念是小農經濟的產物。生育觀念中的“養兒防老”是小農經濟中極為重要的部分,男婚女嫁則體現了小農經濟中的勞動力轉讓。在小農經濟基礎上,人口多,特別是男性人口多,意味著勞動力資源豐富。傳統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是一種薄型平面墾殖,產量的增加主要依靠不斷追加勞動力投入。因此,客觀上,小農經濟對勞動力,從而對生育行為有著源源不斷的需求。從家庭本身來說,在代際交換中,父母有培養子女長大成人的義務,而子女則有贍養年老父母的義務;父母有維持和保護家庭財產并分配給兒子的義務,而兒子則有繼承家庭財產的義務;等等,所有子輩所需擔負的責任只有兒子才能承擔,女兒則因外嫁而不負責任或負很少的責任。因此,父輩傾向于生育兒子。一個兒子在死亡率很高的古代社會是不保險的,一旦夭折,就可能意味著沒人養老送終、沒有人繼承遺產等,因而多生育兒子是必要的,而多生育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或途徑。湖南古時惡劣和變化無常的氣候,使人們易于產生對天道的疑問、適應和反抗精神,在這樣的湖湘文化背景下,以“多、男生育”為特征的傳統生育價值觀念得到了強化。即便是現在,這種反抗精神對計劃生育政策的實行無疑產生一定的阻力。

古時移民對湖湘文化有著深刻的影響。湖南自古為南北兵家首征之地,元代初年及明末清初,湖湘大地遭受戰火多次蹂躪,土著族十室九空。元代和清代有兩次在中央政府鼓勵和安排下的大規模移民,移民主要來自江浙、江西和四川等地,湖南省境內有多達45種方言,如湘鄉新化、常德湘西、衡陽、平瀏、澧陵等方言。移民的進入給湖湘文化提供了厚實多元的基礎。近代有人論說,湖南之所以名人輩出,蓋因湖南是移民省的緣故。這種移民文化也體現在湖湘文化特性中的包容并蓄方面,其經世致用的核心決定了它是一個能夠不斷自我更新的文化,因而具有顯著的開放性特征。湖南既是南北交通的要沖,又是東西往來的樞紐,在這種交往比較便利的地方生長起來的湖湘文化必然帶有開放性特征。尤其是兩晉以后,南方經濟不斷發展,加上中原地區戰火不斷,迫使中原人紛紛南遷,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加速南移,湖南的地理位置在全國的地理格局中日益重要,近代以來更加明顯。伴隨著近代中國三次留學的出現,湖南一批又一批有識之士走出湖南,走出中國,走向世界,到日本、歐美等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學習、譯介和傳播西方文化;同時,西方文化大量地涌入湖南,與湖湘文化碰撞、融合。湖南人士一直所倡導的“經世致用”原則,實際上已經成為湖湘文化具有開放性特征的理論基礎。從一般意義上來講,堅持經世致用原則的學者或文化流派是易于接納異域或外來先進文化的,也會采取相當主動的態度與其溝通、交流與合作,以修正和完善自我,即具有一定的開放精神。湖湘文化自形成之日起,就以經世致用為最高準則。湖湘學派的創始人胡宏、張不僅以其學術思想精湛稱于世人,更以堅持經世致用原則而卓然孓立。胡宏在運用體用、致知力行等范疇對通經與致用的關系進行科學論證的基礎上,特別強調“致用”必須從關心現實的實際政治、經濟、生產活動出發。張在岳麓書院辦學時,曾明確宣稱辦學宗旨就是為“造就人才,以傳道而濟斯民也”。進入清代,湖湘文化的經世致用原則得到了進一步發揚和光大[2]。湖湘文化中的開放性,使人們易于接受新事物、轉變舊觀念。生育文化由傳統向現代轉變,最關鍵的是觀念的轉變。中國傳統的生育文化在建國以后即已開始發生轉變,其表現是小農經濟基礎的摧毀、家族制度和宗法組織的廢除。但生育觀念沒有明顯轉變,生育行為表現為一種自發的狀態,這種自發生育在輿論導向和政策傾向的作用下演化為50、60年代的高生育率和快速的人口增長。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開放性的湖湘文化有利于現代生育觀念的轉變和現代生育文化的建立。

三、新型湖湘生育文化建設途徑選擇

湖南的人口控制雖已取得很大成效,但仍未實現生育文化的變遷,其難點就在于,由于農村特殊的社區環境給沒有男孩的家庭帶來了巨大的社會壓力,廣大農村地區還盛行強烈的性別偏好。另外,新型生育文化的一些內容與傳統價值觀和價值體系存在矛盾,使文化認同難以實現,進而阻礙著生育文化的變遷。作為湖湘文化的一部分,湖湘生育文化的建設應發揮湖湘文化的優勢,通過以下途徑進行建設。

(一)大力發展農村經濟,提高城市化水平,改變社區環境

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導致的,其生產方式是自然經濟的,與傳統社會的小農經濟之間沒有重大差別。在這樣的家庭經營條件下,作為生產力要素的勞動力,其數量較質量而言仍更為重要,從而促使農民們為發家致富而追求多育。農民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自然下降只有在生產方式發生質的變化,包括農村生產力發展到相當水平、市場化取得長足進步和勞動力素質普遍提高后才會實現,因此,需要大力發展農村經濟。

社區環境對生育文化的影響是相當大的,社區環境建設的內容和形式也是多姿多彩的,特別是鄉村和城市,其社區環境的差別就更大了[3]。城市化的發展以及由此而導致的鄉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有利于消除來自農村社區的文化壓力,從而可以促進生育文化變遷的實現。因此,要加快城鎮建設步伐,提高城市化水平,實現社區環境的改變。

(二)充分發揮湖南教育的優勢,提高人口文化素質

人的文化素質高低對先進生育文化的接受程度是有影響的。人口文化素質高的群體易接受先進的、科學的生育文化。在北京、上海等人口文化素質較高地區,婦女總和生育率不到1%,而在貧困山區、邊遠地區,婦女總和生育率超過2%。因此,要實現生育觀念的根本轉變和進行新型生育文化建設,必須從提高人口文化素質這個根本問題抓起。而提高人口文化素質的主要途徑是教育。通過普及九年義務教育、成人教育、終身教育等手段,可使受教育者具備一定程度的文化水平,提高文化素養,在學習知識的過程中開闊視野。湖南的基礎教育乃至高等教育在全國具有一定的地位,應充分發揮這一優勢,提高區域內人口文化素質。人口素質的提高,為我們通過教育改造生育文化提供了可能性。生育文化的變遷是在內外因共同作用下實現的,其中內部因素處于主導地位,而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改變這種內部因素的作用方向。例如,通過教育可以使人們充分認識人與自然的關系,認識人類對自然環境的依賴性,認識人口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關系,從而從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角度認識生育問題,這種認知的提高必然會直接影響到生育文化的變遷。

(三)強化宣傳教育,引導生育主體對人口政策的理解與支持

政府在貫徹計劃生育政策時,不僅要依靠行政強制力,還要靠大量的宣傳、教育、引導工作,引導生育主體對當前人口生育政策的理解和支持。要通過各種豐富多彩、務實有效的活動,搞好政策宣傳。若政策宣傳引導不到位,就不會得到生育主體及家庭對生育控制政策的理解、支持與采納,相反會引起生育主體對生育控制政策的抵觸,即使靠強硬的行政控制,工作效果也不會長久的保持,甚至導致生育主體無視生育政策的存在,做出違背政策的生育選擇。所以,要重新審視計劃生育工作,探索建設與時俱進的新型生育文化,充分運用生育文化的內控作用機制,引導生育主體從根本上理解支持計劃生育政策,主動擯棄傳統落后的生育觀念,樹立新型婚育觀念,使生育意愿自覺與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相一致,為人口與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創造良好的條件。

(四) 從培養社會公德入手,營造新型湖湘生育文化的氛圍

社會公德是全體公民在社會交往和公共生活中應該遵循的行為準則,涵蓋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在對公民社會公德培養的過程中,注意把新型生育文化建設融合進去,提倡遵循國家現行的生育政策,提倡夫妻和睦、敬老愛幼等社會公德和家庭美德,形成男女平等、少生快富、晚婚晚育的科學文明的現代婚育觀、家庭觀、養老觀,增強全民人口控制意識和生育道德修養,使公民清楚地認識到,遵守現行計劃生育政策不僅有利于自己還有利于國家,是富民強國的重要一環,從而真正能從思想意識上自覺地接受新型生育文化的規范,自覺追求新道德,自覺地履行自己對社會的責任和義務。這樣,新型生育文化建設傳播普遍化、大眾化所構成的濃厚氛圍,就會影響生育主體根據價值標準和行為取向調整決定自己的生育行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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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耀中,李金龍.論湖湘文化的開放性及其現實意義[J].湖南社會科學,2002,(4):105-107.

[3] 胡厚翠.關于新型生育文化建設的路徑選擇[J].法制與經濟,2009,(6).

第3篇：小農經濟形成的條件范文

關鍵詞：農業；科技 ；投入； 條件；分析

進入新世紀的第一年，中國有兩個重要情況引起人們的普遍關注。

一是中國加入WTO談判曾經在2000年初受阻于農業補貼，引發爭議的原因之一是政府在國內價格高于國際市場的情況下對糧食的補貼出口。同期，糧食占壓信貸資金和政府財政對庫存虧損補貼大幅度增加的問題，不僅引發了國內政策研究領域的反思，也導致了糧食購銷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

二是由于包括糧食在內的農產品長期賣難和農民收入連續4年增長速度下降，反映出農民群體在中國加入全球化的進程中，逐漸表現出“邊緣化”趨勢，因此，人們關于“三農（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討論也成為新的熱點。

以上兩個重要情況，對政府加強農業投入政策和對農業的科技進步的評價，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因為，中國小農經濟條件下的農業，表現出一種用“農業現代化”和“農業科技進步”等話語體系無法解釋的矛盾：

一方面，20世紀90年代以來農業的物質技術投入增加幅度顯著高于80年代，據測算其中農業的科技貢獻度超過40％；這往往被作為農業的重大進步而予以宣傳。

另一方面，農業的直接成本上升超過10％，包括技術在內的服務成本上升9％，其中，不僅家庭經營條件下的種植業投入產出已經是負效益，而且基本農產品也已經因為成本上升而喪失國際競爭力。

有鑒于此，中國的所謂農業技術和投入政策研究，顯然不能遵循國際通行的農業現代化理論，當務之急其實還是大包干以后就提出、但至今沒有解決的“有中國特色”的老問題：如何重新建立適合小農村社經濟基礎的科技服務系統。

為了方便討論，本文以糧食這個農業主產品為基本分析對象。

一 當前中國農業問題的討論與相關背景分析

人們在分析1996年以來糧食高產和庫存超過2億5千萬噸的問題的時候，對造成糧食過剩的背景討論不夠。并且，有關部門在提出解決“三農”問題的政策建議時，也仍然強調舊有的“增加投入”的思路。盡管其中增加科技投入的建議，可能在一定條件下還具有相對積極的政策意義，但技術部門的知識局限難以解釋農業的物質技術裝備系數提高的同時、效益卻在下降的道理。因此，需要從經濟角度討論與技術進步相關的條件制約。

（一）中國糧食增產的不同階段及其相關因素的討論

中國改革的20年中，糧食增產分3個階段，其階段性特征明顯，相關的不同意見討論，主要集中在制度和物質這兩種影響因素何者為主的分析上。農業部最近的研究，把糧食增產分四個階段（參見表1、表2）。

（1）其他物質投入，包括種子、農機、農膜、農藥等

（2）此處指廣義的技術進步，包括技術措施、制度變革和經營管理等內容

第一階段是在1978－1984年的6年中，我國糧食從1978年的3047.6億公斤提高到1984年的4073.1億公斤，總量增長32.6%，最為顯著的是單產從168.5公斤/畝增加到240.6公斤/畝，增長42.8%。對此，北京大學林毅夫教授的研究認為，以農村大包干為主的制度創新因素的貢獻度占40％。不過，后來的研究有所不同，主要是在價格刺激和物質投入兩個方面，補充、或者修改他的結論：

其一，1979－1982年政府把糧食綜合價格提高了49％。人們指出，這是在約20年不變的長期計劃價格壓抑下，在單一糧食產業上具有突破意義的短期價格調整，因此，必然對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有特別大的刺激作用。

其二，據農業部的研究，這個階段糧食產量大幅度增加，其中的物質投入的作用是重要的。例如，化肥增加了100多萬噸，其中僅1982－1984年期間化肥在增產中的貢獻度就達到49％；用電增加30多億千瓦，農機總動力增加1000多萬千瓦，這些物質投入的貢獻度是26％；技術進步的貢獻是31％。

以上補充雖然可以被認為是不同意見，但由于提高價格也屬于政策變動，因此，人們至少在公開場合都仍然承認，農村改革是第一階段增產的主要因素。

第二階段是1985－1993年的9年，期間，由于1984年糧食產量大幅度增加，出現了嚴重的供給過剩，1985年農民調整種植結構，自發地減少了7千萬畝糧食播種面積，糧食產量下降2700萬噸。由此導致政府轉變了繼續深化改革的政策取向，而主要采取了加強投入和部分恢復以“合同定購”為名的強制收購政策。據農業部資料，這9年中，有效灌溉面積年遞增1％以上，化肥年遞增6.8%，貢獻度達到47％；農電年遞增11.6%，農機年增5.6%，這些物質投入的貢獻度為13％；技術進步的貢獻度是33％；財政資金年增13.5%。

但是，盡管物質技術投入比第一階段大幅度增加，由于糧食的需求彈性小，容易受到市場抑制，其產量還是“長期徘徊”；尤其是單產，9年中僅從240.6公斤/畝增加到275.4公斤/畝，僅為14.5%，比上個階段下降了28個百分點。直到1992年中國經濟進入高漲期，糧食才隨需求拉動造成的價格上漲，而出現比較明顯的增產，達到4564.8億公斤，增長幅度為12％。

第三階段是1994－1996年的3年內，糧食產量從4564.8億公斤迅速增加到5045.3億公斤，增長幅度為10.5%；不過，單產僅增長到298.9公斤，幅度僅為8％。進一步值得討論的問題是：這個階段的大幅度增產與投入和科技貢獻并不相關。據測算，化肥+6.7%，農電+13.4%，農機+6.6%，財政+16.7%。與上一階段相比，物質投入增加的幅度沒有明顯增長；而且，科技進步的貢獻度明顯下降到17％，氣候的貢獻度卻高達31％。

盡管有關部門測算的結果仍然表明了物質技術投入的重要性，但這些投入與產出和效益之間是否顯著相關，還有待于進一步證明。其實，在此期間內，人們公認的最有影響的重要因素既不是制度，也不是物質技術，更不是市場需求，而是政府。因為政府不僅在因豐收而形成的供給增加的3年內，兩次大幅度提高糧食收購價格（1996年與1993年相比提高幅度達105％），導致農民拋售存糧；而且還在此后連續3年強調全額收購。

通過對20年的三個階段糧食增產的因素分析可以看出：第一階段的主要增產因素是制度；第二階段產量徘徊的影響因素是市場；第三階段產量過快增長的推動因素是政府價格和相關政策。可見，物質技術投入至少在近期內還難以成為主要影響因素。

（二）農業投入的負作用

據農業部最近的研究成果，物質投入不僅已經表現出邊際報酬遞減規律，而且導致成本收益率逐漸下降，小農經濟條件下的糧食生產已經變成負效益。

統計數據顯示，1978年到1996年糧食產量從3000億公斤到5000億公斤的增長中，物質投入增加的作用是明顯的：在播種面積下降6.7%、減少803.9萬公頃的條件下，有效灌溉面積+12％、達641.6萬公頃；化肥+333％，施用量增加2943.9萬噸；農電+615％，1559.6億千瓦時；農機+228％，總動力增加26797萬千瓦；農業財政支出+364％、增加549.77億元。

其中雖然有不可比因素，但這種農業投入的顯著增加，在創造出高產量的同時，也使得物質成本不斷上漲，20世紀90年代農業成本增加幅度超過10％。而由于同期農業勞動力轉移困難，農業的勞動生產率并沒有提高。

在這種高投入的促進作用下，我國1996年糧食產量超前4年達到2000年的目標。但是，在人口以及與人口高度相關的、彈性很小的糧食消費需求卻不可能超前增加的壓抑下，就必然導致供給過剩和價格下跌；連帶發生農民收入增長困難的問題。可見，價格提高和投入增加這兩個被一般人看作是“好政策”的實際作用，在現行體制下恰恰是負面的。

上述情況，也是近年來糧食積壓造成財政補貼和銀行壞賬增加問題，并且引起全社會大討論的背景。

二 農業技術進步和政府投入的國情約束和制度障礙

在最近的研究中我對自己的觀點作了重要修改：我曾經認為20世紀80年代農村以“大包干”為名的改革，其實質是“農民得到了從集體經濟的退出權”。90年代以來的經驗過程表明，農村之所以能夠改革，其實是“政府退出農業生產領域”，這是由于集體經濟條件下農業低效益、高負債。

這個觀點也用于可以解釋大多數農業技術部門在大包干以后的20年中都面臨的困難局面：由于政府退出而導致的農技服務體系衰敗。

（一）技術和投入的體制障礙

如果上述觀點成立，那么隨之產生的問題就是，在農業、特別是種植業已經屬于負效益產業的情況下，政府難道能夠重新進入嗎？答案顯然是不樂觀的。本文因此希望重新以下討論人們習慣接受的政策建議：

第4篇：小農經濟形成的條件范文

以文明史觀審視古代東西方文明，可以分別梳理古代東西方文明的基本內涵及其內在聯系。

一、梳理基本內涵

文明史觀認為，人類文明由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個部分組成。

1.古代物質文明。高中歷史必修課程中主要概述了古代中國長期居于世界先進水平的農耕文明的發展歷程及其成果，涉及一個專題，包含自然經濟、小農經濟兩個重要概念，以及農業、手工業、商業等領域。自然經濟是自給自足的經濟，生產目的不是為市場交換需要，只是為了滿足生產者本身或經濟單位需要的一種經濟形式。小農經濟強調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農業經濟，在鐵犁牛耕技術出現和普及、封建土地所有制確立之后產生。古代中國以農立國，精耕細作是我國傳統農業經濟的基本特征，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是我國古代農業社會生產的基本模式。古代中國的手工業享譽世界，官營手工業的發達和私營手工業的發展是當時手工業的主要特征。農業的發展，促進了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

2.古代政治文明。這部分內容主要涉及兩個專題，包含貴族政治、官僚政治和民主政治三個重要概念。貴族政治就是奴隸制國家和封建制國家由世襲貴族的代表人物掌握政權的政治制度；官僚政治就是政府權力掌握在官僚手中，官僚政權以國家或者民族利益為理由，隨意掠奪普通公民自由的政治制度；民主政治即奉行多數人統治的一種政治制度。

隨著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王朝――夏的建立，我國開始出現早期國家政治制度。王位世襲制、等級森嚴的分封制和血緣關系維系的宗法制是古代中國早期政治制度的主要特點。經過春秋戰國時期的諸侯爭霸，到秦朝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以皇權為中心的中央集權制度建立起來。歷經漢魏、隋唐至宋元，皇帝與宰相之間的權勢此消彼長，中央與地方爭權斗爭接連不斷，最終皇權不斷強化，中央集權逐漸得到鞏固，明清時期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發展到頂峰。中央官制、地方行政制度和選官制度的演變，是政治制度發展過程中的三條重要線索。中央官制主要包括秦朝的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度，唐朝的三省六部制，明朝內閣制，清朝軍機處等；地方制度主要涉及秦朝的郡縣制、漢初郡國并行制、元朝行省制度；選官制度主要涉及漢朝察舉制、魏晉九品中正制、隋唐科舉制。

雅典的奴隸制民主政治、體系宏大而縝密的羅馬法，是被奉為西方文明之源的古希臘羅馬文明的代表。梭倫改革動搖了舊氏族貴族世襲特權，保障了公民的民利，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礎；克利斯提尼改革基本鏟除了舊氏族貴族的政治特權，公民參政權空前擴大，確立了雅典民主政治；伯利克里統治時期，雅典民主政治發展到頂峰。公元前5世紀中期，《十二銅表法》發表，標志著羅馬成文法的誕生；在羅馬帝國對外擴張過程中，公民法逐漸演變為普遍適用于羅馬統治范圍內一切自由民的法律，即“萬民法”；6世紀，東羅馬帝國皇帝查士丁尼組織編纂羅馬法，匯成《民法大全》，羅馬法是歐洲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完備、影響廣泛的法律體系。

3.古代精神文明。這部分主要涉及三個專題。以儒學為主流的古代中國的思想文化源遠流長、蓄積深厚，對中國社會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影響深遠，還極大地影響了東亞和東南亞思想文化的發展，是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是世界文明史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以四大發明為代表的中國古明和發現，領先于同時期西方國家，對周邊國家乃至世界文明進程，都產生過巨大影響。中國古代的文學藝術，如詩詞、小說、書法、繪畫、戲曲等，異彩紛呈、絢麗多姿，具有多元一體、多民族融合、吸收外來文明成果、雅俗共賞等特征，從不同方面反映了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風尚和時代風貌。

古代希臘的智者學派和蘇格拉底等人關于人的價值的闡述，把對神的關注轉向人間，試圖從實際出發探究宇宙萬物的本來面目，了解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蘊涵著西方人文主義的萌芽。

二、把握內在聯系

古代人類文明演進過程中，物質文明是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礎；政治文明反作用于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是一定經濟、政治環境的產物并在自身傳承中得以發展，又反作用于物質文明與政治文明。

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演進，例如秦朝中央集權制度的建立，是耒耜農業發展到鐵犁牛耕農業階段，適應小農經濟、精耕細作為特征的農耕文明的發展而形成的。此后，中央集權制度的不斷完善，成為了中國農耕文明發展的保證，成就了中國古代思想、科技、文學、藝術等燦爛的文明成果。明清時期，中央集權制度下君權的強化，是傳統農耕文明高度發達與外來文明因素摩擦的結果。

建立在傳統農業基礎上的中央集權制度，對中國歷史產生了深遠影響。以明清時期為例，資本主義萌芽產生并且在封建專制層層重壓下緩慢地發展，舊制度的衰落和新的社會因素產生，首先在思想界里反映出來。當時的思想界出現了一批反對傳統儒家思想和封建專制主義腐朽統治的思想家，他們批判繼承了傳統的儒學體系，使我國傳統文化重新煥發了生機。但是，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緩慢，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專制制度下統治者繼續推行重農抑商政策，極力提倡程朱理學，清朝實行閉關鎖國，致使近代科技與工業文明沒有誕生在當時科技與經濟發達繁榮的中國。

古希臘特殊的自然地理環境，有利于發展海外貿易和工商業，是民主政治產生的經濟基礎；海外貿易、殖民活動及其他經濟、文化交往活動使古希臘形成寬松自由的社會環境，并較早地接受平等互利的觀念，是民主政治產生的社會條件；小國寡民、獨立自主的城邦制度是孕育古希臘民主政治的搖籃。奴隸制民主政治發展到頂峰，雅典成為希臘政治和文化中心，人們越來越多地參與政治生活，人在社會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于是，在智者學派代表人物、蘇格拉底、柏拉圖等思想家的思想中，蘊涵著西方人文主義的萌芽。

第5篇：小農經濟形成的條件范文

最近幾年國內一些發展良好的企業,例如蘇寧、皇明、忠旺,均是在各自領域勤奮耕耘、長久積累終究成就一番偉業的“老農民”式企業。

與那些拿到風投的錢便忘乎所以、認為做實體沒前途的“浮萍”企業比較,老農民的精神在后危機時代似乎更顯得難能可貴。

我們姑且把這種勤勞、堅韌的老農民精神在更大的中國文化范疇中找一個相對應的詞――小農意識。

誠然,小農意識自有其不利之處,比如目光狹隘、小富即安、缺乏自律、宗派意識等。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其有價值的一面。

小農意識在其形成的前期曾創造過“中國奇跡”,在其發展的中期又將中國引入高水平均衡陷阱,導致中國的衰落。自改革開放以來,小農意識成就了中國企業的大發展、中國經濟的高增長。在未來,它還會成為中國企業與中國經濟真正崛起的支點。

“勤勞革命”鑄就中國性格

小農經濟需要投入更多的勞動,所以被稱為“勤勞革命”。中國人(包括日本等東亞國家)的人格特質和整個民族的性格,都與勤勞革命有關。

土地施肥澆水、除草除蟲、篩選種子、育苗耕種,每個環節都馬虎不得。小農經濟艱苦的耕作環境下對人力的依賴,形成了農民勤勞、堅韌、努力向上的性格。農民自編的諺語“人騙地一時,地騙人一年”、“只要耕得深,土里出黃金”,正是這種性格的寫照。

農民種植水稻,不僅僅需要很多的人力,而且細微的差別也會造成產量上很大的差異。如此一來,農活看起來不是科學,倒像是手工的藝術,每一次生產都是一次創造,都會產生新的生產經驗需要積累和傳遞。

農民只能通過不斷的嘗試,從每一次的行動體驗中尋找那些隱性的耕作知識。只能通過年復一年的經驗積累,才能改善耕作,增加產量。加之傳統農業體系沒有明確的分工,需要農民成為多面手,這就塑造了農民樂于行動、樂于嘗試、不斷改善的精神,也形成了中國人重視知識和教育的傳統。

還有,農民靠天吃飯,要對氣候和作物的生長周期了如指掌。農民知道,憑空想象是不可能知道一塊地該種什么莊稼的。不到地里實地觀察,就不可能知道莊稼的長勢是否健康,也不可能知道各種病蟲害的情況是否嚴重。

這就是中國農村流行的“地頭力”一詞的來源。地頭力,指嫩芽拱開田地露出尖尖角的那種看似渺小實則強大的力量,它被形容成頭拱地往前走的力量。

地頭力是指不靠記憶或經驗得來的知識,不受條條框框束縛,不找借口,遇到問題就著手解決。它是一種現場瞬間反應的能力,一種從零開始的思維突破能力,一種對現地、現場、現物、現時找到解決辦法的能力。農民身上隱藏著的那股潛在的地頭力,彌足珍貴。

所以,地頭力,答案在現場,其實中國農民早就是這樣做的了。

我們再來看看那些懶惰的西方農民。18世紀的歐洲農民一年中只有10%的時間在田地里干活。冬天,從11月的第一場雪開始到第二年的三四月份,整個村莊基本上都進入冬眠狀態。農民有大把無聊的時光,不再工作,任由自己過著游手好閑的生活。在修理完一些常用的工具后,這些精力旺盛的人們就開始在床上度日,為了取暖并減少進食,他們用被子把自己裹得嚴嚴實實,窩在床上不動了。

比起那些體型壯碩、習慣于冬眠的西方“熊瞎子”,瘦小卻干練的中國農民卻像永動機。

在中國南方,農民的年工作量是西方“熊瞎子”的3倍。農民是不會在冬天睡覺的,他們有忙不完的副業,比如編竹籃、做竹帽、做豆腐、捕蛇、捉昆蟲等。

偷懶的智慧和認真踏實的愚笨在此引發了社會的分野。

而后,由于技術的發展,西方實現了農業的機械化,可以通過采用打谷機、混合收割機和拖拉機等農業設備,來提高效率、增加產量。但是中國、日本,農民兜里沒錢,買不起這樣的設備,如何來提高產量,只能靠勤勞的雙手。

和西方的自然條件、耕作方式和農業發展形式不同,中國農民形成了自己獨有的性格路數,這些遺失的價值和力量,卻正是我們整個民族內在的優勢。

小農意識曾經創造了中國奇跡

到了近代,中國與歐洲為什么會大分流,經濟社會發展出現如此大的差距?

因為18世紀之前各自核心地區人均占有土地的數量相差太懸殊。中國“地少人多”,只能選擇以小農為主的經濟結構。當然,小農會在土地上投入更多的勞動力,這有利于單位面積產量的提高,也能養活大量的人口,同樣能改善生活水平。

歷史上,中國人口曾在達到1億至1.5億的高峰后下降,而后又在1800年左右上升到近4億。1820年,中國的GDP總量占世界總量的32.4%,居世界首位。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數據,它對世界GDP的影響遠遠超過了工業革命后氣壯如牛的英國,畢竟1820年的英國在世界GDP的份額還不足6%。

這就是歷史上的“中國奇跡”。

這一模式被同樣地少人多的日本所復制,雖然農民的勞作更加辛苦,但是收入也增加了,生活水平得到更為明顯的改善。和中國一樣,日本也形成了嚴重依賴人力的生產模式。

在歷史長河中為小農意識洗冤

“中國奇跡”之后,中國走向了衰落,為什么衰落,人們開始在民族性格中尋找成因,這樣,小農意識被指為罪魁禍首。

但是,這個罪名是不公平的。當時的衰落,是因為中國束縛了創造“中國奇跡”的小農經驗,而陷于“高水平均衡陷阱”。

高水平均衡陷阱,指的是因為中國家庭由男嗣傳宗接代的文化根深蒂固,鼓勵早婚早育,導致人口高出生率和人口的急劇膨脹,進而經濟條件惡化。與此同時,耕地面積擴大的可能性又是有限的。人地比例的上升,意味著與資本和資源相比勞動力越來越便宜,以及人均剩余的減少。

在這種情況下,小農精神缺乏發揮空間,這就像一個優秀的人,無法超越過往令其大獲成功的舊模式,因而無法走向卓越。

而那時的西方則勞動力短缺和資本過剩,引發了工業革命,通過資本與資源密集化的工業化方式實現了“優勢轉移”,于是才紛紛強大起來。

同樣爆發了勤勞革命的日本,在1880年基于利用好人力地的傳統,通過吸收西方的技術,形成了“勞動密集型”工業,更加充分地吸收和運用勞動力,而不是依賴機器和資本,使好處可能擴散到更多的人口中,而獲得了成功。這也是中國在工業化進程中所采取的方式。

小農有其劣勢的一面,但也有其優勢的一面。成敗的關鍵是能不能利用其優勢為我所用。

小農意識是成就今天經濟高增長的動力之一

中國在改革之前80%的人都是農民,他們只是懂得如何耕田,工業生產所要求的大規模制造的知識和大范圍長程交換的契約意識,他們顯然一無所知。

但是,即便這樣,并且在當時姓“社”姓“資”問題的爭論中,在各種法律制度、治理結構缺失下,中國用短短30年,就初步建立了市場經濟,有5億農民變成了工人、服務員或商人,憑什么?

1982年,一家叫凱達實業有限公司的玩具廠建成投產時,招收了1000多名18歲左右的女工,她們大多是中學剛畢業的學生。25年之后,她們當中有過半的女工自己開公司當老板,而且都承認與最早在凱達公司打工的閱歷有關。

中國經濟高增長,中國人自己說這是出口導向模式及其勞動力廉價的優勢。但西方人怎么看呢?他們歸結為對人力資本積累的重視。顯然,對人的重視,它的源頭正在于中國小農對于教育和知識的重視。

不僅如此,小農經濟還有另外一個優勢,叫“無剝奪的積累”,即是整個社會在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時候,需要必需的財富積累,這個過程往往牽涉到工業對農業的剝奪、城市對農村的剝奪。對比南非和中國的工業化過程,我們看到,南非大量沒有土地的黑人背井離鄉,成為產業工人,可是由于沒有了土地的保障,為避免“剝奪”,南非的工廠必須支付較高的工資;而在中國,由于農民擁有土地,進城打工可進可退,他們對工資的要求就較低,因此中國工業化的成本比較低,這就避免了移民到達城市之后的貧困化。

橫向看,小農意識在他鄉開花結果

豐田創始人豐田佐吉專注于“自化”的發明。他說“人不做機器的看守奴”,不應該只做單純的動作,而必須把單純的動作轉化為能創造出價值的勞動。“”是產生附加價值的“動”,是帶著智慧的“動”。所以要在“動”字左邊加上人字旁,寫為“自化”。自化的核心是人,而不是機器,是向人要效益,而不是向物要效益。

豐田佐吉說,機器人有許多局限性,它們無法思考,沒有感覺。而作業人員了解顧客想要什么,能從顧客的角度思考該如何完成此工作。

為此,十足現代化的豐田卻并不像其他著名汽車廠商那樣擁有絕對一流的生產設備。多年來,豐田對技術始終保持著高度的警惕態度,任何技術的引入都不可與豐田之道有什么沖突。豐田不是通過利用一流的設備、技術,而是通過為員工的知識和智慧留出了空間,來實現更高的效率和質量。

正因為如此,一個看似奇怪的概念“人財”在豐田并不奇怪。人財,即是說人的智慧是財富。豐田非常善于開發和釋放員工的智慧,使其所有的員工都不停地追求效率和質量的改善。自1989年以來因員工提出的改善建議而減少的生產成本已達數億美元,其中僅1997年一年就減少7200萬美元。2005年豐田收到日本本土員工的改善建議就超過54萬條。豐田成功地將自身打造成為一個會思考的系統。

所以,在豐田,你要問什么是最大的浪費,答案是“人的浪費”。

豐田對人的重視是一種典型的小農精神。正如其經營成功的七條原則之一所直白表述的那樣――“農民精神”,它將農民的淳樸、勤勞、積極向上、不惜體力、不辭辛苦、認真好學等特點視為豐田最大的優點。有人說,通用汽車像個商人,而豐田汽車像個農民。

縱向看,無意識傳承何時變為有意識開發?

溫情脈脈的小農意識告訴中國企業,應該重視的不是冰冷的機器和技術,而是活生生的人,是人的勤奮、堅韌、向上、樂于行動、勇于嘗試、不斷改善,重視人的地頭力和知識的積累,要尊重員工,開發并釋放他們的知識和智慧。應該繼承這項傳統,建立起一套機制,激活員工重視知識和智慧積累的傳統稟賦,并將知識和智慧生產、釋放出來,轉化為企業的產品價值、客戶價值和財富。

中國的優秀企業其實已經在“無意識”中繼承了小農意識,比亞迪“將機器變成人”的成本創新就是一個典范。最初比亞迪開始生產電池的時候,一條先進機器生產線就要幾千萬元,而企業的現金只有350萬元,當時既缺資金亦無技術,比亞迪怎么辦?王傳福認識到,中國的人工成本是最便宜的,沒必要采用那些機器流水線。于是,比亞迪自創生產線,將機器還原成中國熙熙攘攘的勞動力市場隨便都能抓一把的人。

后來,比亞迪干脆憑借自身技術能力,動手設計制作關鍵設備,然后把生產線分解成一個個可以人工完成的工序……用比較簡單的人加工具的過程,模擬出了比較低端的機器人概念。這樣,相當一部分生產線就變成了手工,而且核心設備也開始逐漸本地化生產,所以比亞迪最大的優勢是固定資產投入非常低,折舊成本相應也就非常低。它的折舊成本可能只有3%～4%,而三洋等全自動生產線可能要達到30%～40%。

比如,比亞迪把電池的制造流程分解為很多細節,每組工人只需要做一步很簡單的工作,也許只是打磨,也許只是把做好的電池放到檢測的機器上……工人無須經過復雜的培訓,只要能掌握一兩個關鍵性的技巧便可上崗。最有特點的是在資本不足的劣勢下,利用流程改造,把電池制造這一資本密集的產業變成了勞動密集型產業,最大限度地將技術與中國的比較優勢――勞動力結合,獲得了外國競爭對手難以企及的成本優勢。

回到人力資源上,比亞迪的解決方案正是一種中國小農的做法。但王傳福沒有我們想象的那樣高明,他這只是無奈之舉,是“誤打誤撞”的結果。他更看重的是人力帶來的成本壓縮,而不是人力帶來的知識和智慧,主要利用的是“無剝奪的積累”的優勢,這不可高估,因為小農精神并沒有得到真正的發揚。

比亞迪在人力資源上誤打誤撞的成功,體現了中國企業的共性,即低估了小農的價值。只是被動地利用員工樸素的知識和智慧,沒能積極地開發、釋放員工的知識和智慧。這是對小農思想沒有全面認識而“無意識”傳承的結果。

第6篇：小農經濟形成的條件范文

關鍵詞：鄉村水利；農地制度；半工半農；農戶分化；治權弱化

中圖分類號：F3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7168（2012）01－0076－06

目前我們對鄉村水利的已有研究，都建立在一個共同的前提下，即作為鄉村水利經濟基礎的農地制度安排是小農生活的基本保障，也就是說，農民對農地制度的偏好是一致的，并且認為農地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事實上，近二十年多來，尤其是近十多年來，農地制度這一鄉村水利制度安排的經濟基礎正在發生巨大變革。黃宗智認為，鄉村社會已經是“半工半農”的收入結構[1]，農民的非農收入的占比持續提高。“半工半農”表明，鄉村社會的經濟基礎正在發生內在變革，這對鄉村社會，包括農田水利在內的公共品供給，都有著巨大影響。

本文即以豫南A鎮的農田水利調查為案例，來討論農民非農收入增長引起的經濟基礎變革對鄉村水利公共品供給的影響。

一、農地制度與鄉村水利

我國的基本國情是小農經濟，人均一畝三分地，戶均不足十畝。而且伴隨著分家析產的財產繼承制度和小農村社的土地調整制度變革，戶均不足十畝田地呈現極度細碎化的耕作態勢。在這種小農經濟的情況下，農田水利作為準公共品需要一種有效的供給機制。

在農地普遍作為農戶重要收入來源的情況下，我國一直依靠小農村社制度來化解水利公共品提供面臨的交易成本問題，而且為了保證來自土地的收入來生存，農戶亦有動力促成內部的合作達成。小農村社制度具有強大的內生性和歷史的外生性特征，是我國小農經濟演變與國家發展路徑共同作用的結果。

在改革前三十年革命洗禮和改革后三十年市場侵蝕的作用下，小農村社制度所依賴的由血緣形成的家庭結構正在瓦解，而改革前后建立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和以家庭聯產承包經營為基礎的農村基本經濟體制也基本瓦解[2]。在這種情況下，鄉村水利公共品供給的組織基礎[3]與社會基礎[4]也已經消失和正在瓦解。鄉村水利原本依存的經濟基礎正在發生巨大變革。

現在，外出務工收入與來自農地的務農收入構成農戶的兩大收入來源。因此，對于農戶來講，外出務工收入與農地收入互為機會成本，當然，農戶考慮這種機會成本時不僅僅會考慮直接的收入差距，而且會將未來可能面臨的收益與風險預期納入進來。由于務農收入來自農地，因此，農戶選擇觀念主要通過土地觀念的變化顯示出來。

二、豫南A鎮的農田水利狀況

（一）概況

豫南A鎮是一個較為典型的中部農業鄉鎮。面積100余平方公里，人口2.8萬左右，其中非農業人口約2500人，下轄洋街1個居委會和12個行政村。全鎮耕地6萬余畝，農業人口人均2.1畝，戶均不足8畝。

A鎮勞動力資源豐富，勞務經濟發達，是全國知名的建筑之鄉和勞務輸出大鎮，A鎮建筑勞務品牌享譽全國，國家大劇院、人民大會堂等一批國家級工程都有當地人的影子。

豫南地區地處江淮之間，為南北交界的過渡區，氣候是亞熱帶季風氣候向暖溫帶季風氣候過渡地帶，旱田兼作，以田為主，區內多丘陵。A鎮水田夏稻冬油菜，旱田冬小麥夏玉米、花生等。

在近十多年來，當地的農業結構和收入結構正在發生巨大變化。首先，在農戶種植方面，已經由以前的精耕細作逐漸轉向粗放經營。一是當地多種植水稻、旱玉米、冬小麥等懶莊稼；二是普遍存在農田拋荒現象，近些年約占8%以上；三是前幾年普遍種植的油菜由于收益太低，如今普遍不種植了，而選擇在冬季曬田；四是普遍的土地出租現象，并且農戶的實際耕作規模普遍達到15畝左右。其次，在農戶的收入結構上，務工收入已經遠遠超過農業收入，成為農戶收入的主要來源，由此形成“半工半農”的收入結構和作業模式。據A鎮地方志，2007年和2008年，A鎮人均收入分別為4142元和4854元，同比增長分別為16%和15%。筆者調查估算，2009年人均收入約5600元，其中非農收入已占到農民人均收入60%左右，這大大高于全國51%和河南省39.9%的比重。

A鎮的鄉村社會是一個戶族的碎片化結構。碎片化的戶族以五代血緣關系為單位形成日常生活與農業生產的表達與實踐單位。但是，在信陽地區建國以來歷史上嚴重的與國家力量的打壓之下，尤其在2000年后，隨著村莊自身掌握資源的下降與官僚集團可占利益與權力的急速萎縮，血緣構成的結構性力量基本退出村莊政治舞臺的爭奪，轉而外出務工，從而使血緣性力量只在血緣關系內部與村莊生活中有所表達。

（二）A鎮的土地流轉與農田水利公共品供給

A鎮土地流轉在20世紀90年代就普遍存在，而且租金不高。尤其是90年代末，大量農戶因為害怕耕地荒蕪或被村集體收回，倒貼錢將土地租給鄰居、親戚朋友而外出打工，當然，也存在著大量土地拋荒現象，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稅改前。稅改之后，雖然糧食價格持續回升，土地價值顯現，但是由于外出務工收益和務工人數不斷增加，使流轉土地供給大量增加，因此，土地價格上升有限，不僅土地拋荒現象仍然普遍存在，而且租金依然維持在很低的水平，平均來講約30元/畝，并多以互助換工、實物與無租金的形式存在。

在稅改前后，A鎮計劃經濟時代遺留下來的農田灌溉體系基本上瓦解為以農戶為單位的個體化小水利。A鎮洋河、山頭和周畈三村村組用水方式統計（見表1）。

需要說明的是，在以上三村中，山頭與周畈村保持集體用水方式的9個村組基本上都是因為需要從洋河提水，但是只有大功率的水泵才能提上來水，而不得不保持集體用水的。而且，兩個村莊的集體用水方式瓦解大都在稅費改革前后。洋河村的灌溉條件較好，因為村莊區域內水庫較多，原來都基本依靠大水庫提水，目前保留集體用水的10個村組都是從大水庫中提水，其中有9個村組因為渠道老化而又不能及時動員進行維修，集體合作逐步瓦解(見表2）。以上三個村莊72個村民組的用水狀況表明，A鎮的農田水利用水基本走向個體化小水利，而仍保持集體用水的村組，或是由于地理條件限制而不得不選擇集體合作，或是由于集體資產貼現而維持著集體用水。原來計劃經濟時期建設的農田水利體系普遍走向瓦解。

三、治權弱化與治理成本增長：集體農田水利的瓦解邏輯

A鎮農田水利系統走向瓦解的主要原因在于，稅改帶來的鄉村治權的弱化，以及2000年左右外出務工引發農地合約復雜化帶來的治理成本快速增加，從而使鄉村水利公共品供給面臨失衡，進而走向瓦解，只保留了具備使用鄉村集體資產貼現條件的村組繼續維持集體用水。

鄉村水利作為一種準公共品，其有效供給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防止搭便車行為。

（一）稅費改革與鄉村治權弱化

在稅改前的集體用水時期，主要依靠鄉村組織的強大治權來邊緣化搭便車現象或搭便車者。鄉村組織有效治權的基礎，是中央政權賦予基層組織收取農業稅、“三提五統”相關費用、村莊土地調整及集體資產經營等的權利。如在20世紀90年代末期，A鄉各村還普遍經營村營商店、磚窯場、面粉加工廠等集體企業；山頭村在90年代的經營項目有：精米廠（1992-1997）、村營商店（20世紀80年代-2003）、面粉廠（2001-2005），而周畈村到現在還經營一個窯場，只是近年來承包給了個人。總體來講，鄉村治權的弱化是宏觀的政策性因素變動造成的。

2004年，河南省啟動農村稅費改革，取消農業稅。2005年，河南省啟動鄉鎮機構改革。這一宏觀政策變動造成的微觀行為結果是，自2004年起，A鎮各村不再召開村組干部會議。這樣，在村民組長不能得到村兩委的權威支持時，小組內部的公共事務尤其是農田水利公共品供給機制隨即廢止，村民小組自行解散。

據筆者統計，山頭村超過1/3的組長在稅改后廢止。其實不僅組長失去了鄉村組織權威的支持，村民小組也因失去合法性而無法再對組內的搭便車者進行有效治理。

雖然河南省并沒有規定取消村民小組長，但是稅改對基層組織造成的經濟壓力基本上扼殺了村民小組這一最基層最弱勢政權組織的生存空間。同時，稅改及稅改后的鄉鎮機構改革，大大削弱了基層組織在權力與財政等方面的治理資源與手段，基層治權大大弱化，從而使基層組織不再有提供村莊公共品的內在動力，也很難在村莊公共品供給中有效治理搭便車行為。

（二）農地合約結構復雜化與治理成本增長

在稅費改革和鄉鎮機構改革導致鄉村治權弱化的同時，農民外出務工導致農民土地觀念發生變革，進而使土地的合約結構復雜化，造成治理成本增長，農村水利公共品供給困境加劇。

A鎮自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大規模向外輸出勞務人員，勞務經濟十分發達。2000年以后，A鎮向外輸出人員長年保持在1萬人/年以上。勞務經濟發達使得種田機會成本增加，從而出現90年代末期糧食效益降低時，大量農戶將農田拋荒或出租給其他農戶的現象。2000年之后，國家免除農業稅，增加對農戶種糧補貼，隨著外出務工人員的逐步增多，農田拋荒現象逐漸減少，但是租賃明顯增加。山頭、洋河和周畈三個村民組82戶農戶的土地租賃情況統計(見表3)。

在82戶農戶中，達成的租賃合約共40份，占農戶總樣本的近50%，而涉及農戶超過60戶，約占總樣本數的75%。由此可見，當地的土地流轉市場發育是非常充分的。但是，還需要注意的是，這些土地流轉大部分在以兄弟和父子關系為主的五代血緣關系內部展開，約有32份，占比為80%，在鄰居的地緣關系內展開的有8份合約，所占比重為20%；而外組只占4份，而且其中有3份是五代血緣關系，1份是地鄰邊的地緣關系。由此可推斷，當地的土地租賃基本上是在血緣和地緣關系內部展開的。進一步的交易媒介的分析顯示，土地租賃的需求非常復雜。其中，以貨幣形式進行的交換有3份，僅占7.5%，而無租金的交換達到14份，占比35%，其他大多數是以實物和換工形式存在，占比57.5%。這些不同的租金形式表述了不同的家庭需求。無租金與實物的多是兄弟與父子關系，以實物形式交換的還有是家里需要稻米的，而換工的多是家庭無勞力，出租一片地換來幫工。

在非血緣和地緣內部展開土地租賃的結果是后面看到的耕作專業化趨勢。在82戶統計樣本中，有28戶將土地出租或是拋荒，全家外出務工，占比約34%，專業務農12戶，占比15%，其他半工半農有32戶，占比40%。而且，三個村組的戶均耕作規模都達到了10畝以上。農田的租賃市場發達和耕作的專業化趨勢表明，農戶對土地的觀念發生了巨變（見表4）。

第一，務工型農戶。這些農戶多將耕地拋荒或是以極低價格出租，一般而言，那些要回來的農戶會將土地出租，并不愿任其荒蕪，而不愿回來的農戶則無所謂，如果沒有人種，田地多會荒蕪。對這些預期不回鄉的農戶，土地對他們來說已經無所謂，拋荒報廢耕作能力也沒有什么。在山頭村余灣組，其耕地拋荒面積達二十多畝，占全組耕作總面積的20%以上。被這些農戶拋荒的土地也可能被別人撿走，但是有許多耕地即使是白撿，也沒人愿意種。土地拋荒不僅對農田水系造成巨大破壞，撿田的農戶也因不確定耕作年限而不愿意按田畝對村組的公共水利進行投資。而要回鄉的農戶則多將農田作為退路，把他們作為生存的重要保障。實際上，為了完成人生任務，父代多在兒子結婚后在家抱孫子，農戶多半還是要回鄉種田的；而且，打工者年紀大了，就沒有工廠愿雇傭了，最終仍然是要回鄉的。這是大部分純務工農戶的想法。當然，這些農戶出租農田造成農田經營預期的不確定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出租人與耕種人對農田水利投資的積極性。

第二，半工半農型農戶。一般來講，這部分農戶對土地是很重視的，因為土地是其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因此也基本上愿意向農地上的水利公共品進行投資。但是，這部分農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多是隨著生命周期和代際分工出現一個轉換階段。事實上,半工半農型農戶多是父代種田，子代外出務工。對于那些務工收入較高的農戶，農地收入對他們來講并不很重要，這樣，他們雖然種著地，但基本上是將其作為不重要的收入來源之一，因此不愿意對水利進行投資。山頭村下張灣，就有幾戶這樣的農戶，死活不愿意聽組長和群眾共同意見，不交水費，而組長又沒有辦法，因為村里不聞不管，組長又沒有任何強制辦法，況且，群眾都知道“小組瓦解單干是村里的大勢所趨”。于是在2005年，全組集體合作用水瓦解。

上述情況比較普遍，在2004年稅改前集體用水方式瓦解的小組中，多是由于農戶對農田不在乎，而不愿意交小組的共同生產費用，這樣，即使包括鄉、村、組在內的基層組織能夠運用鄉村社會內部的資源對其進行綜合治理，但由于農業收入并不重要，他們覺得無所謂。這部分人是典型的釘子戶，而且多是非農收入增加分化出來的釘子戶。可以說，非農收入增加大大提升了鄉村組織對他們的治理成本。

第三，純務農的專業型農戶。對于這部分農戶而言，土地幾乎是他們的唯一收入，土地對他們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他們非常愿意對農地進行水利投資。但是，由于土地租賃的不確定性，其投資的積極性也很有限。山頭村西小灣一農戶，租種耕地超過150畝，在談到自己這方面的顧慮時，他說：“不定啥時候他們就回來了，那就得還給人家。（我）沒有辦法。就挑一些水源好的田（租）種唄，你能怎么辦？也投資一些水利設施，推堰、挖溝什么的，都在一些租期長的田里。（不過），這很少。”

可以說，外出務工導致農戶分化的結果是，大大增加了農地合約的不確定性，復雜化了其內在合約結構，并且培養出了釘子戶的新群體，使合約的利益主體變得更加多元化。在這樣的情況下，不僅應對預期不確定和復雜的農地合約需要大幅增加農田水利公共品的治理成本，而且，農地收入造成的農戶的土地觀念變革也使得新釘子戶群體產生，從而進一步增加農地之上農田水利公共品供給的治理成本。事實上，與這一治理成本的高速增長相應的是，組長退出村組，鄉村治權快速弱化，這使得稅改前就因為農戶分化和土地租賃而導致鄉村治權與治理成本之間的脆弱平衡迅速被打破，因此，集體合作的農田水利體系迅速瓦解，個體水利成為A鎮農戶的普遍現實選擇。

（三）農地觀念變革與治理成本增長：豫南與荊門地區的比較分析

相關研究表明，組織條件、社會條件與農地制度對農田水利供給有重要影響[5]。下面，筆者將從自然條件、組織條件、社會條件和經濟條件來對比豫南A鎮與江漢平原荊門地區友好泵站（小一型）灌區的農田水利（見表5）。

首先，在自然條件方面。A鎮與江漢平原都是丘陵地區，但A鎮地區的水文條件較江漢平原好，在江漢平原水稻需水的伏旱季節，雨帶就越過長江和大別山脈，來到豫南地區。A鎮在過去十年中有兩次大旱，其中一次大部分顆粒無收，而江漢平原則是“三年二頭旱”。A鎮的稻田產量在目前有1100斤/畝左右，明顯較江漢平原1400斤/畝低。水源條件也基本相同，A鎮境內主要依賴洋河水系，友好泵站灌區則依靠泵站取水的蝦子湖水，兩地的灌溉系統都需要建立泵站和數級提水設施。農田水利方式是建立在已有自然條件約束下的制度選擇，因此，自然條件作為固定不變的前提，其對制度變遷的影響是既定的。這里更需要深入考察的是，社會性因素對農田水利制度的影響。

其次，在經濟條件方面。A鎮的勞務經濟較荊門地區發達。A鎮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便開始大規模外出務工。2010年當地2.8萬人中有1.1萬人外出務工，A鎮農民收入2009年達到5600元左右，與友好泵站灌區5700多元基本持平，A鎮人均總收入中，非農收入占比約60%，遠高于友好泵站灌區的不足50%。友好泵站灌區農戶分化不明顯，基本都是“半工半農”的生產與收入結構。不過，A鎮收入結構的變動已使農戶產生了明顯分化，即有1/3的農戶基本靠外出務工收入為生，有40%的農戶是“半工半農”型農戶，另有約不足20%的農戶，基本上成為當地專業種植農戶。

農戶分化的結果是：A鎮農戶的種植規模約戶均耕地15畝，而當地戶均耕地不足8畝，大量的土地被低價出租給鄰居、親戚、朋友和其他的種植大戶。由于農地出租供大于求，地租被壓到極低的價格，平均來講只有30元每畝（有相當一部分是實物，約合每畝四五十斤稻谷），而且全村有約200畝左右的土地被拋荒，占比10%以上，甚至有部分村組的拋荒土地在50%以上。與筆者推理的正好相同，在調查的拋荒分別占20%和50%左右的兩個村組，都是外出務工戶多的小組，而且這些戶村的工頭比較多，而組內的人又少，因此土地沒有人種，除去大量拋荒，大部分被種的田都是被別人“白撿”去的。

友好泵站灌區的農戶對土地的依賴要比A鎮地區嚴重得多，“半工半農”型農戶更多的是將農地作為基本保障，是重要的收入來源之一。但是，A鎮分化后的農戶則有相當一部分不這樣認為，而僅僅將農地作為可投資的選擇之一，甚至棄荒不耕也較為普遍。這說明，分化后的農戶對農地的觀念已經由“保命”轉變為多元化。這會對農戶對農地及附屬公共品的投資產生巨大影響。

第三，在組織條件方面。A鎮與江漢平原無異（湖北省改革推開后全面取消了小組長），村兩委和鄉鎮都保持在“維持會”的狀態，雖然河南省在2005年推行的政府機構改革中沒有將小組撤消，現實中小組長基本名存實亡。在山頭村，超過1/3的小組長在政府免稅之前兩三年，就被村兩委主動撤消了，在免稅之后，小組長所得的省政府補貼基本上歸村兩委的五個包片干部了。而且，目前由于水利條件限制而不得不選小組長維持集體灌水的三個小組，其組長近十年來也沒有得到過一次小組長的補貼費用。

第四，在社會基礎方面。豫南地區的戶族碎片化結構具有一定的村莊整合能力。當地是碎片化的戶族力量結構，但是，因為姓氏混雜居住，而且政府力量長期的壓制，只表現為戶族內部的儀式表達和利益實踐上，在組和村的層面上表達微弱。當然，也應該看到，目前保持集體用水的村組，雖然多有地理條件之便，鄰近水庫，不過，組內的血緣認同也是一個重要因素。而對于那些集體用水瓦解的現象，更可能的情況是由于當地的農民分化，戶族化的社會結構無法整合農戶。荊門地區則表現出“分層缺乏記憶缺失”[5]，村莊內部關聯度不高，社會結構整合能力差，華中鄉土學派稱之為原子化地區。

在兩地組織條件相同，而社會基礎條件豫南較好的情況下，豫南地區農田水利供給應該更好。但是，事實并非如此。根據土地租金、拋荒、白田的情況，可以看出在自然條件和水稻產量一定的情況下，豫南山頭村農戶由于收入結構的巨大分化，其土地觀念也發生了巨大分化：

首先，那些靠外出務工生活的農戶，一些因為完全可以靠務工收入支付生活支出，因此，基本對土地無所謂，免費出租、拋荒等現象基本來自這部分農戶；另一些因為務工占收入的大部分，而只將農地作為投資的選擇之一，因此就對可以搭便車的水利、機耕路等小組內公共品抱著投機或無所謂的態度。甚至，一些不講理的人（如“賴球”、“賴貨”等），因為可以搭便車，故意不交水費，成為部分村組水利合作瓦解的重要原因。半工半農型農戶中也普遍存在這樣的農戶。對于以上兩部分農戶，農地的保障功能正在弱化，甚至對于那些主要依靠非農收入的部分農戶，農地的保障功能基本消失。

其次，在半工半農型農戶中，大部分則是穩定的年輕人務工，父代務農的穩定半工半務型農戶。對這部分人來說，農地是基本的保障之源和未來生活的基礎，非常重要，他們抱怨最多的就是政府和村里對組內的水利等公共事務不管。

最后，對專業務農型農戶，在村里沒有出面，組里不好合作的情況下，只有自己對農田水利進行大量投資。一是農地承包具有很強的不確定性；二是在復雜的土地合約下協調水利公共品存在的高昂交易成本；三是在村兩委不管、小組長名存實亡的情況下，沒有辦法對農地觀念變革制造出來的釘子戶進行治理。因此，這些人談到這些事情很是無奈。

事實上，農戶的外出務工導致了農戶土地合約的不確定性，增加了合約的復雜性，并且使合約的利益主體變得多元化，其本質上的含義是，農戶的經濟基礎在外出務工的影響下已經發生分化，并引起農村經濟基礎的內在變革。在這樣的情況下，要想獲得更高的土地收益，并使土地順利流轉，最好的辦法就是強化合約主體中集體的協調能力，增強鄉村社會的組織基礎。但是，在村組織的治權處于不斷縮減的背景下，不合作也只能成為一種小農的理性選擇。

四、結論

“半工半農”和由此導致的農戶分化，正在成為我國小農經濟的普遍現實，從而使以農地制度作為支撐的鄉村水利正面臨著經濟基礎變革的影響。

非農收入的增長使得農戶分化為專業型小農，半工半農型小農和務工型小農，其對農田的偏好正在發生巨大變化。專業型小農依農田而生，半工半農型小農視農地為生存保障，務工型小農則多視農田為投資選擇之一，進而依次進行資產配置，甚至產生大規模拋荒農田的現象。小農農地偏好的變化正在加速復雜化農地的合約結構，并且農地的普遍租賃具有不確定性，進一步復雜化了農地合約的時間結構和合約主體結構，增加水利公共品供給的治理成本。但是，在農田水利公共品供給治理成本不斷增長的同時，鄉村治權卻在稅費改革與鄉鎮機構改革中持續弱化，進而打破了原本就非常脆弱的農田水利公共品供給均衡，造成越來越嚴重的供給困境。

近年來對農田水利市場化改革的反思表明，市場化無益于農田水利供給問題的解決[6]，而以“劃片承包”來改變細碎化的農地制度本身也是鄉村治權作用下的制度創新，不可能改變小農經濟面臨高昂交易成本的本質，也不能改變小農走向個體水利的命運[7]。因此，扭轉農村水利公共品供給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強化鄉村治權，重建趨于瓦解的農村基本經濟制度。

參考文獻：

[1]黃宗智.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過密型農業(上)[J].讀書，2006，（2）.

[2]李昌平.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瓦解是未來糧食危機主因［J］.財會研究，2010,(4).

[3]羅興佐,賀雪峰.論鄉村水利的社會基礎[J].開放時代，2004,(2).

[4]羅興佐,賀雪峰.鄉村水利的組織基礎[J].學海，2003,(6).

[5]賀雪峰,羅興佐,陳濤,王習明.鄉村水利與農地制度創新[J].管理世界，2003,(9).

第7篇：小農經濟形成的條件范文

1.1推廣環境

疏勒縣是典型的農業大縣,農業人口占91%,農業主要依托以糧棉為主的種植業。2011年農民人均農業經營性純收入4096.2元,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75%。從表1可以看出,種植業經營性純收入占有較大比重,而在種植面積中,糧食和棉花的播種面積又占絕對優勢。因此,在畝產常年穩定的情況下,農業經營性純收入的變化主要取決于收購價格和生產資料價格。

1.2推廣項目

2012年疏勒縣提出以農業結構調整為主線,在穩糧控棉的基礎上,著力打造特色種植業、特色花卉蔬菜和特色林果業的發展思路。一是加快發展特色花卉、蔬菜產業,每個鄉鎮建立“三高多熟”立體栽培示范點,抓好一批具有帶動能力強的示范建設。二是引導各鄉鎮巧打時間差、品種差和市場差,合理調整設施農業種植規模,大力發展設施蔬菜、花卉,做到品種充足、均衡上市。三是繼續大力發展棗、杏、葡萄等特色林果業,由目前注重擴面積、上規模向今后的品種統一、強化管理、提質增效等方面轉移;由生產初級果品為主的傳統林果業向生產高檔果品的精深加工產品為主的現代林果業推進。

2行為決策分析

2012年春,農業部開展“百鄉萬戶調查”活動,調查發現,疏勒縣相當一部分村干部和農民根據往年的實踐經驗,對于政府的推廣項目并不認同,參與積極性不高,部分農民甚至希望能夠少安排類似項目。面對推廣項目與農民決策的沖突,結合調查內容,從3個方面解釋農民的行為決策。

2.1經濟條件

疏勒縣以糧棉為主的農業處于近乎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人均耕地面積2畝。1畝耕地生產糧食,一部分用于自家糧食供給,一部分用于獲取少量現金收入,麥草用于發展小規模的畜牧業;1畝耕地生產棉花,用于獲取現金收入。由于疏勒縣地處我國棉花宜植區,已有悠久的種植傳統,農民掌握了較為成熟的生產技術,產量也穩定在一定水平,加之價格有國家收儲政策的保證,棉花則是當地農民收入的重要保障。糧食、畜產品與棉花構成農民生存的食品和收入的基本保障,農民很難承擔投資失敗的風險,除非推廣項目能夠確保食品和收入,否則農民不會進行投資,也不會改變現有種植結構。

2.2資源基礎

一是自然資源。疏勒縣由于水利基礎設施落后,水資源利用率僅為0.39,近些年來地下水開采過度,生活用水時常會發生短缺。推廣的林果業用水量要遠大于糧棉用水量,若沒有穩定的水資源保障,林果業產量也無法得到保證,進而影響糧棉的產量。二是人力資源。疏勒縣是一個以維吾爾族為主體的少數民族聚居區,農業人口中維吾爾族占95%以上,由于受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和中亞伊斯蘭文化的影響,與外界接觸的機會較少,形成了內聚且封閉的文化[5]。長期以來,農村維吾爾族漢語交際能力薄弱,不具備漢語交際能力,農民獲取的包括知識、技術、理念等信息匱乏,主動獲取或應用先進技術的能力較弱。另一方面,維吾爾語與漢語屬不同的語系,思維模式、價值觀念存在很大差異,導致推廣項目不易被理解和接受。

2.3市場需求

高附加值的農產品必然有高價格,市場需求才是高收益的保證,疏勒縣推廣的高附加值農產品同樣具有高價格。根據2012年1月30日價格監測統計,疏勒縣產于設施農業的辣椒、番茄、芹菜、韭菜、蒜薹每千克價格分別為18、6、3.5、8、10元,屬特色水果的梨、甜瓜、葡萄每千克價格為8、12、18元。由于蔬菜、瓜果等產品不易儲存,考慮運輸成本,有效市場范圍僅為喀什地區,但喀什地區的收入水平很難有較大的消費能力,市場需求低,使得很多高附加值產品無法轉換為高收益。有農民直言,全家人均就1.5畝地,讓種辣椒,又賣不出去,不愿意種。保存時間較長的棗、核桃、杏這類農產品投資周期相對較長,從培植到掛果需要3~5年,需求又主要依靠自治區以外市場,面臨全國同類農產品的競爭,需求與價格波動較大,難以預測。比如,當地政府在20世紀90年代末鼓勵種植杏樹,但幾年后,龍頭企業的收購量萎縮,農民收益逐年降低,只能將杏樹砍掉。2011年,當地鼓勵種植的棗,每千克收購價只有5元。綜上所述,農業是農民的職業,對于仍處于小農經濟的疏勒縣農村,農業更是維持生計的保障。理性的農民會從風險、資源、市場等各方面因素考慮生產和生活,進而投入現有資源。政府應充分考慮農民的決策要素,若一味挖掘可以創造高附加值的農業科技,推廣項目很難轉化為農民的應用,也無法實現提效增收。

3小結與建議

疏勒縣的情況可以延伸到全國許多農村,農業的提效增收是實現由推廣到應用的核心,農業科技能否轉化為穩定收益決定了農民的應用,內在過程可分為由政策向生產的轉化、由生產向產品的轉化和由產品向收益的轉化3個階段。因此,在推廣前,要從改變農民面臨的各種約束條件入手,統籌考慮轉化中的各種困難和問題,制定相應的配套政策。

3.1經濟條件、資源基礎和市場需求是影響農民決策的關鍵

3.1.1政策向生產的轉化。農民經濟條件各不相同,行為決策也不盡相同。根據農戶不同的收入來源,可分為純農戶、以農業為主的兼業戶、以農業為輔的兼業戶、外出務工經商已不再兼業的農戶;根據生產規模的不同,純農戶可分為種糧大戶和小農經營戶。疏勒縣農戶屬于純農戶中的小農經營戶,這類農戶由于絕大部分食品和收入依靠有限的土地資源,經濟條件差,可承擔的生產經營風險小,而以農業為主的兼業戶和以農業為輔的兼業戶的生產經營風險會相對較高。因此,在推廣前一定要充分了解當地農民面臨的經濟條件,了解不同類型農民生產經營訴求,尊重農民的意愿。

3.1.2生產向產品的轉化。農業科技的推廣應用依托于各類資源,一方面要充分考慮本區域現有的自然資源,科學地考慮長期自然資源條件,保證推廣項目的長期應用,只有推廣項目的可持續性才可實現提效增收。另一方面要注意農業科技對農民的生產技術、管理水平、知識能力等方面的要求,各地區、各民族的風俗文化、生活習慣、價值觀念存在一定差異,加之接受的生產知識、管理理念不同,農民掌握和應用的能力與速度也不同,應充分考慮不同地區人力資源的特殊性。

3.1.3產品向收益的轉化。市場需求是產品向收益轉化的關鍵要素。一是在推廣前,要對市場進行深度調查,包括需求能力、同 類產品市場和可替代產品價格等,確保目標市場有能力長期接受推廣產品的數量與價格。二是相對于外地市場,本地區的市場需求更易于預測,且市場風險也相對較小,推廣的農業科技應首先考慮本地市場需求。例如,羊肉是疏勒縣居民食用的主要肉類,符合當地的飲食習慣,需求量和價格均可以得到保障,當地農民更希望政府扶持這類產品的發展。

3.2提升農技推廣能力和降低農業生產經營風險是推廣與應用的保障

第8篇：小農經濟形成的條件范文

中國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也是歷史上最早發展農業的國家之一。從古代起，我國就有重農思想，到西漢時期已形成較為完整的體系。統治者認為農業的發展有利于安定民生，有利于穩定和鞏固其統治地位。

中國現代哲學家張岱年認為：“研究中國農業文化的歷史演變及其影響，是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課題。”從這段話，我們可以看出研究農業文化意義重大。也有學者認為：“農業文化史研究的農業文化不等同于農業社會的文化。”他認為農業文化是由農業生產實踐活動所創造的、與農業生產活動直接相關的和對農業生產活動有直接影響的各種文化現象的總和。可以進一步把農業文化的內容劃分為智能文化，如農業生產技術、經驗，物質文化如各種農產品，規范文化如農業法令政策，精神文化如對農神的崇拜等四大部分。王利華還將文化學的理論引入到農業文化中，認為可以把農業文化分成物質、制度和觀念三個層面來作為一種生活方式進行研究。

本文中的農業文化指在農業生產發展中逐步形成的與農業生產相關的各種文化的總稱，主要包括農業物質文化和農業精神文化。農業物質文化指耕種方式，農耕器具等實物性質的文化；農業非物質文化指在農耕過程中形成的生產技術，生產經驗以及祭祀活動等精神層面的文化。

二、農業文化的流失

(一)農業文化中的物質性文化的流失――以農耕器具為例。在農業發展史中，農耕器具被發明和創造出來，并且成為了農業文明的主體，其本身就蘊含著厚重而又豐富的農業文化。我國勞動人民在農業生產過程發明了許多農耕器具如風車、水車、耕、犁、鐮刀、鋤頭、榔頭等等。在現代文明到來之前，這些傳統的農業生產工具在發展農業經濟中起著不可磨滅的作用。

目前，隨著農業機械化程度的不斷提高，農民生活方式的轉變，也由于許多農耕器具無處保管，使許多傳統農耕器具和生活用具被廢棄，而且不少還面臨著損壞和毀滅的危險。但文明的發展，不是簡單地以一種新的文明取代另一種文明。收集整理古舊農機具實物和資料是傳承農耕文化的需要，是啟迪教育后人的需要，是推動文化產業大發展的需要，是有效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需要，也是現代人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

(二)農業文化中的非物質文化的流失――以孝文化為例。孝，在《說文解字》中的解釋為：“善事父母者。從老省，從子。子承老也。”而農業發展是孝文化產生的根本因素。中國傳統文化是從高度發展的農業生產的基礎之上凝聚而成的，是典型的農耕文化。我國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小農經濟使得祖輩的權力在親子關系中表現得最為明顯，長幼有序的規范也由此產生。

隨著生產方式的改變，小農經濟逐漸解體，取而代之的大型的生產操作。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在思想文化、經濟生活、家庭結構等方面發生了巨大變化。特別是市場經濟的沖擊和流動人口的增多，隨之而來最明顯的一個現象之一就是家庭養老功能的弱化。在孝文化中，孝敬父母是做人之根本。而在中國現代農村中，年輕勞動力的大量向城市流動，留守老人增多，家庭規模縮小，核心家庭增多，市場經濟帶來的競爭壓力過大，思想觀念外化和西化，多種文化的交織，導致價值觀的多元化。孝文化趨于淡薄，很多農村家庭已經失去了養老功能。

三、對農業文化的活態保護

(一)現存的對農業文化的保護形式。對于現代農業生產中現存的農業文化的保護形式，首先是原始農業的繼續。在偏遠的農村，仍舊保持著牛耕地等一系列看似原始的農業勞作方式。這些農民并沒有意識到這是在保護原始的農業文化，而是因為他們沒有條件接觸到現代的農業科技或者是沒有經濟力量引進高端的農業科技，購買大型的農業器械；其次，民俗博物館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還原了原始農耕方式，保存和陳列了一部分傳統農業生產工具；再次，農耕文化園的出現，在帶來經濟效益的同時，也豐富了人們對農耕文化的了解。

(二)活態保護的概念。活態保護是指讓文化真實地生活在文化創造者的世界里面。一般對文化的保護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靜態的，一種是活態的。靜態保護主要是對民間文化成果進行記錄、收集、保存、陳列，必要的時間能夠再現，我們也稱標本式的保護。而活態保護則要讓文化生態在流傳中繼承，在展示中保護，在利用中發展，在活動中實現社會效益、經濟效益和文化生態效益的最佳相合。

(三)活態保護的措施。農業文化的活態保護，主要是指對傳統農耕器具、特色農作物、農耕技術和經驗、風俗習慣、民間藝術等物質性和非物質性的文化保護。

對于農業文化中的物質性文化保護，現代社會制定了明確的法律、法規，民眾的保護意識較強，保護相對比較完善。而農業文化中的非物質勝文化保護則相對薄弱。對于農業文化中的非物質性文化的活態保護。要注重傳承人的培養，并使其具備一定的社會生活功能，而不至于失傳。此外還可以利用傳媒技術，制作影碟記錄一些現存的農業文化。

(四)在進行活態保護中應注意的問題。首先，對于農業文化的活態保護應該是有選擇性的保護。現代化，具有不可逆性。這使得保護者處于一種尷尬的境地。一方面要進行保護，另一方面叉在全盤保護和有選擇性的保護間徘徊。有些人類學者認為應該保持某些村莊的原生態性，以便后人研究。但是所有人，包括生存在較為原始的村莊里的人，一旦接觸到現代文明，便一定會有所改變。這是毋庸置疑的。為了研究一種文化現象而束縛人的發展要求，是不合理的。

第9篇：小農經濟形成的條件范文

農場職工作為我國工人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我國的人口比例中也占有很多，有著工人階級較多的優點。在黨的指導下，農場思想政治工作在改革開放之后進行了不斷的開拓和實際探索。農場職工作為建設我國社會主義農業發展的主要力量，對于整個職工隊伍來說，農場職工是一支政治覺悟高，紀律性好的隊伍，他們不但有著專業的技術，更有著艱苦奮斗的精神。農場一直重視精神文明的建設，與普通農民相比，他們接受過更多的、更好的教育，以及更多的新事物。總之，他們的思想品質更高，文化科學知識更豐富，更能夠展現出新時期的精神面貌。但是，由于農場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和社會歷史原因，農場職工表現出了有異于國家企業工人的思想特點。現在，有點農場職工由于歷史上原因，思想上有著小農經濟的思想。他們因循守舊，害怕變化，導致他們不能接受現代集約化農業生產的思想。而且小農經濟思想更使農場職工片面追求個人利益，忽視集體的、國家的利益。因為國有農場職工人員結構很復雜，農場職工的思想更容易出現多層次性的特點。國有農場職工可能來自全國各地，他們不像世代居住在當地的農民。所以農場職工和農民不但在生活習慣上，更在文化教養上存在著很大的差異。而且這些差異常常讓使他們在思想上更有復雜性和多層次性。因此，在感情溝通上和某些問題達成共識方上面都存在著很大難度，我們要做的是遇到困難解決困難，有效的去做好農場職工的思想政治工作。

2新時期下農場職工思想政治工作的出發點

對于我們國家的農業職工的思想工作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出發，立足于工作的出發點，要用嚴謹的態度將工作抓起。第一點，我們要從實際出發，結合農場經營的發展需求，考慮要對農場職工進行哪些方面的政治思想引導，并且思考如何加強工作的實效性。第二點，對于農場來說什么最重要的是如何去提高產量，提高經濟收入。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可避免的遇到一些問題，我們需要將政治教育引導與問題相結合。例如：職工的技能熟練程度不高，農場的部門管理存在問題等等，這樣的問題會使農場的收入不能增加，那么對于農場所有員工的福利待遇肯定會有影響。如何去激發員工的工作積極性，要員工對于農場的新技術主動地去學習，對外界新形勢和銷售價格的接受。此時，政治教育引導工作的重要就得以體現了。

3新時期農場職工思想政治解決辦法

3.1開展思想政治工作要以農場改革和發展為中心對農場而言，有兩件大事對其非常重要，就是改革和發展，這兩件事也與職工的利益息息相關，在改革和發展的推進進程中，總是會遇到一些需要解決的問題和相關的矛盾，我們所要做的就是從農場的不同時期的特點來確定不同階段的改革任務，與此同時，把工作的思路調整好，把握住主要的矛盾，與時俱進的發展，積極地把員工的思想政治工作進行到底，創造寬松的工作環境。

3.2一年之計在于春，對于農場來說，所有的農場職工工作的內容都是一樣的，春種秋收，再把所收獲的糧食出售獲得勞動報酬。但是在種植和養護，收獲階段可能會遇到一些問題，對此我們可以在農場開一個討論會，對于發現的問題大家都提出自己的看法，共同找尋處理問題的方法。需要去深入群眾融入群眾之中，我們才能深入的去體會和了解群眾的心里，對于我們如何開展思想政治工作有幫助，同樣也為日后良好的開展工作做下一個好的鋪墊。

3.3引導職工形成良好的職業觀念，農場傳統思想政治教育中對楷模的樹立不能丟掉。特別是青年職工具有很強的可塑性，通過引入企業發展歷程中的楷模榜樣，將給予青年職工內心深處強烈的震撼。最終起到引導他們形成正確工作態度的作用。以農場傳幫帶制度的建立，又必將通過中年職工的言傳身教不斷感染青年職工。最終，促進職工整體良好職業觀念的形成。

3.4農場職工合理的物質利益訴求不可否認，現在職工所面臨的生活壓力比較過去已明顯增加。市場經濟條件下，一切交換都貨幣為媒介。這就使得他們在生活壓力的改善方面，主要建立在生活費用增加的基礎之上。同時，只有在改善了生活壓力的前提下職工才可能全身心的投入到在工作之中這是符合唯物主義的觀點。因此，企業管理者不應回避職工希望獲得物質利益的訴求，這是時代變遷所形成的客觀因素使然。設立一系列職務晉升機制按正常渠道增進他們的福利待遇，并伴隨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展，這樣一來三管齊下必定事半功倍。

4如何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4.1充分發揮黨員先鋒模范作用黨員先鋒模范作用一定要重視，農場定期開展主題活動。選擇一些工作突出、積極向上的服務典型，在農場內部刊物、網站及當地媒體上進行宣傳，樹立起在本單位叫得響的先進典型，切實發揮先進典型的感召力、凝聚力、帶動力。定期組織和開展培訓和技能競賽活動，加強黨員的學習交流，不斷增強其政治素質和業務素質，不斷提高其認識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在職工中間加強愛崗敬業、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身邊員工典型事跡的宣傳，引導員工將人民和國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集體利益為重。

4.2因國際交流的加深，西方一些思想不斷的腐蝕著許多職工，讓他們的進取心和責任心大大減退，因此要加強對職工的思想教育。加強農場的文化建設以及廉政建設。做好農場的文化建設有利于教育和感化職工。提高其工作積極性，減少工作惰性。引導職工對不良思想和不良行為進行抵制以及如何克制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