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調查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市場經濟調查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市場經濟調查范文

關鍵字：市場經濟；凱里經濟開發區；無照經營

中圖分類號：F2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1723（2012）05-0015-03

貴州凱里經濟開發區是1999年經省人民政府批準成立的省級經濟開發區，位于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首府凱里市郊，是全州教育科研和創新型工業的發展基地，于2000年7月23日正式掛牌成立。黔東南州委、州人民政府創辦凱里經濟開發區，就是為了調整黔東南州工業經濟布局，加快工業經濟的發展，增加經濟總量，增加財政收入，擴大就業渠道，把開發區辦成全州招商引資的制高點，外來投資的聚合點，經濟發展的增長點和對外改革開放的試驗區，同時推進城鎮化、工業化進程，實現黔東南經濟社會歷史性跨越式發展。

全區規劃面積65.43平方公里，轄區內有8個行政村、1個社區、人口2.4萬人。凱里經濟開發區至2011年11月30日止：個體總數：563戶，注冊資金：2401萬元，從業人員：1107人。其中：零售業：222戶；餐飲業：83戶；旅店業：18戶；服務業：96戶；其它：143戶。2011年個體登記情況：至2011年11月30日止：共辦理個體登記141戶；注冊資金：245萬元；投資人數：141人；從業人數：301人。2008年前開發區內個體戶總數僅為180戶，隨著凱里學院的搬遷，學院內一萬多個學生的消費市場刺激了開發區內個體經營的日益增長，眾多的個體經營入住成為了開發區經濟發展的主力軍，同時也滋生了一定數量的無照經營行為。

無照經營的存在不僅破壞了公平競爭秩序、造成國家稅費流失、損害消費者合法權益，而且助長了制假售假行為的蔓延，容易帶來重大安全事故隱患，對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也帶來負面影響。

一、開發區內無照經營存在的原因

(一) 客觀原因

1．無照經營戶法律意識淡薄。一是有的經營戶不懂國家有關法律、法規，不知道無照經營所要承擔的法律后果，持證、照經營的法律意識比較淡薄；二是有的經營戶雖然知道從事經營要辦理相關證、照，卻由于各種原因忽視辦證領照，以沒時間、生意忙等借口作為暫不辦照的理由，能拖則拖，還有個別下崗職工常拿“下崗”兩字作為擋箭牌，不到萬不得已堅決不辦理營業執照；三是少數經營者為達到自己的非法目的，在辦理相關的證、照后，害怕受到更多的監督檢查，故意不辦理營業執照；四是極個別無照經營者是“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黑戶，他們為降低經營成本，故意逃避稅費，甚至暴力抗法。五是目前開發區內現有的消費現狀在零售、餐飲等行業為供大于需求，致使有些經營戶在經營中生意慘淡，開業不久未等辦照就歇業或將店面轉讓造成了無照經營的惡性循環。

2．前置審批復雜。當前，不少市場主體合法身份的取得要經前置審批，但審批機關辦理審批手續的門檻高、時間長、收費多，從而使經營者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最后因缺少前置審批手續而未辦照。

3．特殊群體無照經營增多。一是規模小、年老、殘疾人員等弱勢群體，由于經濟困難或是地處偏遠，不愿辦理營業照；二是掛靠經營，如建筑業、運輸業、中介服務等以掛靠形式向隸屬企業交納管理費，實際上是無照經營。

(二)主觀原因

1．政策法規宣傳不到位。有的經營者還不知道《無照經營查處取締辦法》已經頒布實施，更不了解相關的法律法規。

2．執法部門缺乏協調。在無照經營戶中，涉及審批條件的很多，大多涉及到公安、衛生、文化、消防、質監、國土資源、建設、新聞出版、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等部門的審批手續，有關部門各自為政，缺乏協調。

3．執法力量薄弱，監管難度較大。開發區分局現有干部11人，歷年來分管執法監督工作僅2人，要面對上級局5個科室的業務工作、本局的執法監督、食品流通的許可、食品快速檢測、辦案、日常市場巡查等工作，配合各相關部門做好各類檢查和安排的其它工作等。對違法行為的查處取締難以到位也是造成無照經營泛濫的主要原因。

鑒于以上諸多因素，結合開發區實際，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點加大對無照經營的監管和治理。

二、應對措施

（一）加大宣傳力度，提高經營者法律意識

鑒于開發區的實際，充分利用媒體進行大力宣傳。工商人員送法上門，宣傳相關法律、法規，在村鎮、街道、學校內張貼如：“為保護您的合法權益，當您在消費場所進行消費時，請注意查看其證照是否齊全的”消費警示和《無照經營查處取締辦法》，讓消費者知法、懂法，不到無照經營場所消費；讓每一位經營者都了解無照經營的危害性，提高經營戶的守法意識。變堵為疏，使廣大經營者自覺、主動辦理營業執照，接受執法部門的監督。

（二）提高執法水平，推進依法行政

不斷提高執法人員的素質和執法水平，做到文明執法、公正執法、廉潔執法，用親商、愛商、扶商的服務觀念，主動送法、送照上門，拉近與經營者的距離，努力創造公開、公平、公正的執法環境。

（三）以人為本、構建和諧社會，服務民生發展

充分利用省工商局提出的“治無照、督辦照、促發展活動”，按照《無照經營查處取締辦法》賦予工商部門的職權，堅持“教育在先、查處在后、疏導為主、取締為輔”的工作方針，區分情況，分類引導，綜合治理，引導督促無證無照經營戶辦理許可證的營業執照。

（四）優化發展環境，做好備案登記

按照開發區工商分局積極配合招商引資的公開承諾和優化發展環境15條措施中提出的“支持個體經濟快速發展，推行試營業制對少數民族人員申請從事個體經營的符合法律法規規定條件的，除國家明確限制的特殊行業和需前置審批的經營范圍外，到轄區備案后允許試營業6個月，在試營業期內可不辦理工商注冊，6個月后如需繼續經營的，工商部門予以登記”，做好此項工作的宣傳、備案工作。

（五）協作配合、齊抓共管

聯合公安、國土資源、建設、文化等部門齊抓共管，發揮聯合執法優勢，共同打擊無證照經營

行為。

（六）充分發揮個私協會、“一會兩站”行業自律作用

進一步健全社區、居委會、村委會參與的聯動舉報投訴網絡、發揮社會監督效能，使無照經營無滋生環境和條件，做到早發現早處置。

三、具體做法

（一）分片巡查

配備合適的執法人員在安排上進行合理分工布局，實行片區巡查與集中巡查相結合，對重點區域、重點行業、重點市場，根據實際情況，隨時開展集中整治，堅持做到“市場巡查與集中整治相結合”，確保經營活動無監管空檔現象。

（二）分步預警

對特殊行業在未規范前，實行分步走的監管方式。即：是下發“限期辦照通知書”，督促其在規定的時間內，完善前置審批，辦理營業執照。

（三）分類處罰

第2篇：市場經濟調查范文

這次社會實踐活動的小組成員是由我和留宇慧同學組成，當然人員是很有限的，也就對我們的社會實踐調查有一定的限制，我們所調查的一些資料基本上僅限于我們的居住地，延慶縣和海淀區和豐臺區，原創：自然就缺乏了一定的代表性，但是我們的數據和資料是親力親為的相信可以彌補這些缺陷的。

本次社會調查實踐活動內容主要有三項內容：

一北京市衛生建設調查

二公民綜合衛生素質調查

三北京市防疫工作

在這三大項的調查工作中，我們竭盡全力，遇到了不少的困難，當然也就克服了不少的困難，讓我們收益非淺。

一

在北京市衛生建設調查中，為了了解北京市近五年來的衛生發展狀況，我和劉宇慧同學相繼走訪了北京市延慶縣石合營社區居委會，和北京市豐臺區人民政府盧溝橋街道辦事處，及一些餐廳，如新城服務樓。天外天烤鴨店等一些相關的單位和社區。通過這些單位和社區的走訪，我們已經調查了居民健康教育狀況，城區除四害，及愛國衛生運動的實施狀況，餐飲業的衛生狀況。

在這一項調查工作中還是比較順利的，基本上我和劉宇慧同學都沒有受到太大的阻力，大多說情況都能順利的了解我們所需要的情況，我想也是因為我們選擇的單位大多數均為我們所熟悉的吧。

在《國家衛生城市標準》實施具體實施情況的調查中，我走訪了海淀區衛生局了解情況，但在調查初步就被相關人員以這一情況歸環衛局管的理由拒絕了我的調查，因為只有一份介紹信，當我再去環衛局時又被以證件不符合標準的理由沒能進行調查，而且態度很不好，讓我十分反感。原創：我只得回到所在地區的居委會搜集了這方面的一些資料匯總了一份調查報告。除此之外，這一項工作的調查都是我們這幾年的所見所聞所感，如此而已。

二

公民綜合衛生素質調查中，主要是以問卷調查方式，向城市居民發放《綜合衛生素質調查表》，發放調查表對象主要是以我們熟悉的地區為主，比如說我的調查表主要發放在所居住的青塔小區及附近的研究所單位里的人員所填寫的，而劉宇慧同學的調查表主要是以她高中的同學及父母的單位的人為主，這樣做的最大的好處就是我們所發放的調查表都可以收來，但是這樣做也有一定的弊端，就是人員集中，不能有很好的代表性，因此我和劉宇慧同學也在不熟悉的人群中間發放調查表，以求我們的數據更準確，更具有代表性。但是所能收回來的調查表是有限的，有相當一部分的人并不愿意配合我們的工作。這就進一步增加了我所調查的難度，但是我們還是竭盡全力的收回了我們所能收回的調查表，因為我們希望我們可以更好的完成這一項工作。

三

在北京市防疫工作的調查中，主要包括非典時期城市防疫工作，及其他疾病的防疫工作。

第3篇：市場經濟調查范文

[關鍵詞] 精神疾病；長期住院；疾病狀況；調查

[中圖分類號] R749 [文獻標識碼] C [文章編號] 1674—4721（2012）09（b）—0168—03

精神疾病易反復發作，可能導致殘疾和社會危害，決定了精神疾病患者住院時間較長，并需長時間維持用藥。精神疾病患者的家庭照料、社會負擔相當繁重。隨著社會壓力的加大，經濟形勢的好轉，以及養老院、敬老院、康復醫院精神疾病托管業務的開展，對疾病較輕的患者開展社區治療、家庭康復、職業康復和對社會功能明顯受損的慢性患者在機構內進行治療、康復、照料已逐漸成為精神疾病管理的兩個方向。本研究對北京市朝陽區不同性質的3家精神衛生機構內的長期住院患者進行了調查，以了解在不同精神衛生機構內長期住院者的患病情況是否相同，對患者的疾病狀況進行比較和分析。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2010年12月15日在北京市朝陽區全部3家精神衛生機構的北京市朝陽區第三醫院（簡稱“第三醫院”）、北京市朝陽區垡頭大柳樹醫院精神病康復中心（簡稱“康復中心”）、北京市朝陽區精神病托管服務中心（簡稱“托管中心”）長期住院（住院時間≥1年）的重性精神障礙患者。運用SPSS軟件，在3家機構620例長期住院患者中，按實際患者比例分配名額，隨機抽取共220例患者進行調查（分別是99、67、54例），共計196例患者接受并完成了調查（分別是84、66、46例）。平均年齡為（51.90±13.49）歲，最大82.50歲，最小19.97歲；男性131例，占66.84%；女性65例，占33.16%；既往住院次數為（4.41±2.78）次；住院時間總和（100.60±81.16）個月；本次住院時間（55.00±42.83）個月，最短12個月，最長310個月。

1.2 方法

1.2.1 診斷標準 ICD—10精神與行為障礙分類[1]。

1.2.2 調查工具 （1）一般情況調查表，包括研究對象的性別、年齡、婚姻狀況、住院次數、住院時間、軀體病診斷等情況。（2）臨床大體精神病評定量表（CGI—SI）：采用0～7級的8級評分法，評定近1周的精神狀態。

1.2.3 調查方法 由經過統一培訓的精神科主治醫師，按照調查程序，完成一般情況調查和對患者的評估。

1.3 統計分析

采用SPSS 13.0統計軟件處理數據，采取方差分析、χ2檢驗等方法進行分析。

2 結果

2.1 調查對象的一般資料

具體見表1。

統計顯示，3家機構長期住院患者的年齡不同，組間兩兩比較顯示，第三醫院患者年齡均顯著高于其他兩家機構（P < 0.001）；性別分布不同，3家機構女性比例分別為42.86%、27.27%、23.91%，其中，第三醫院女性比例明顯高于其他兩家機構（較康復中心，單側P = 0.035；較托管中心，P = 0.037）；3家機構患者本次住院時間差異較大，組間兩兩比較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1），住院時間由長至短依次是托管中心、第三醫院、康復中心。

2.2 長期住院者的精神疾病分布

具體見表2。

患者的疾病分布無顯著差異，χ2=21.732，P = 0.084。但其中第三醫院長期住院者的疾病譜最多；只有第三醫院有抑郁/焦慮障礙患者；托管中心沒有癡呆、雙相情感障礙、酒精所致的精神和行為障礙患者；康復中心沒有妄想患者。

2.3 長期住院者的精神疾病嚴重程度

具體見表3。

患者精神疾病嚴重程度明顯不同，χ2=63.960，P = 0.000。若將患者病情等級合并，輕度及以下（3家機構分別為44、56、12例）、中度及以上（分別為30、10、33例），重度及以上（分別為10、0、1例），則χ2=50.961，P = 0.000，顯示第三醫院患者的病情較重，康復中心患者的病情較輕。

2.4 長期住院者合并慢性軀體疾病情況

具體見表4。

3家機構合并慢性軀體疾病的情況總體差異不明顯，χ2=5.728，P = 0.057。但第三醫院作為二級醫療機構，其合并軀體疾病者顯著多于其他以康復托養為主的機構，χ2=4.348，P =0.037。

3 討論

第4篇：市場經濟調查范文

雖然長期以來發達國家在對中國產品的反傾銷調查中普遍維持將中國視為“非市場經濟”的做法，但是相關規定僅表現在各國國內法上，甚至某些國家并沒有相關的法律規定，只是實踐中的一種做法與慣例。中國入世法律文件中第一次以多邊協議形式就外國對中國出口產品反傾銷中的“非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作出了規定，這主要體現在《入世議定書》第15條和《中國加入工作組報告書》第147～153段。這些規定雖然以協議形式肯定了在中國入世后15年內其他成員可以將中國視為“非市場經濟”，但同時也為它們在這樣做時規定了一定的約束條件，這就為我們挑戰“非市場經濟地位”問題提供了一定的途徑和方法。

中國入世法律文件對其他成員針對中國的反傾銷調查的約束

通過對中國入世法律文件的相關條款進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其他WTO成員在中國“入世”后如果在反傾銷、反補貼調查中以“非市場經濟”對待中國，則它們必須遵守以下規則：

1、必須以國內法形式確定“非市場經濟”的標準。《入世議定書》第15條（d）款規定：“截至加入之日，WTO進口成員的國內法中須包含有關市場經濟的標準。”《中國加入工作組報告書》第151段（a）項規定：“在以并非根據中國國內價格或成本進行嚴格比較的方式，確定一具體案件中的價格可比性時，WTO進口成員應保證已經制定并提前公示有關下列內容的規定：（1）其確定生產該同類產品的產業或公司是否具備市場經濟條件所使用的標準；（2）其確定價格可比性時所使用的方法。”上述規定迫使那些以“非市場經濟”對待中國的國家必須首先在國內法中明確其有關“非市場經濟”的標準，使這個標準明確化、透明化，防止調查機關在是否給予中國企業或產業市場經濟待遇問題上濫用自由裁量權，同時也便于我國對其立法及其實施行為是否符合WTO規則進行監督。

2、確定是否給予“市場經濟待遇”的反傾銷調查程序應足夠公正、透明。《中國加入工作組報告書》第151段（c）項至（f）項對各成員針對中國產品的反傾銷調查程序作出了約束：“調查程序應透明，并應給予中國生產者或出口商提出意見的充分機會，特別是提出關于在一具體案件中適用確定價格可比性方法的意見；WTO進口成員應通知其所要求的信息，并應向中國的生產者和出口商提供在一具體案件中提供書面證據的充分機會；WTO進口成員應向中國的生產者和出口商提供一具體案件中維護他們利益的充分機會；WTO進口成員應提供對一具體案件所作初步和最終裁定的足夠詳細的理由。”上述規定將有助于改變以往WTO成員在確定是否給予中國產品市場經濟待遇方面的任意性和隨意性，充分保護中國應訴企業的權利。

3、“替代國”的選擇方法。在中國“入世”之前，使用什么樣的“替代國”選擇方法是調查當局自主決定的事，實踐中不乏有選擇發達國家作為“替代國”的例子。而“替代國”的選擇又直接決定了產品“正常價值”的多少并進而決定了反傾銷稅率的高低，這正是中國出口產品在反傾銷調查中多數被裁定征收高額反傾銷稅的主要原因。中國入世法律文件對各成員在“替代國”的選擇方面也作出了一定的約束。《中國加入工作組報告書》第151段（a）項規定：“調查主管機關應最大限度地、并在得到必要合作的情況下，使用一個或多個屬可比商品重要生產者的市場經濟國家中的價格或成本，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應可與中國經濟相比較，或根據接受調查產業的性質，是將被使用的價格或成本的適當來源。”

綜上分析，中國入世法律文件中有關反傾銷、反補貼的若干規定既是對中國的約束，也是對其他成員的約束。如果外國調查機構在反傾銷、反補貼調查中認真履行了上述規則，則中國在外國反傾銷調查中的被動局面將會有很大改觀;而如果外國調查機構沒有嚴格按照相關條款行事，則我國可以以其違反WTO規則（中國入世議定書第1條明確規定：入世法律文件的全部內容構成WTO規則的組成部分）而向WTO爭端解決機構提出磋商請求。

中國挑戰“非市場經濟地位”的途徑與方法

仔細分析中國入世法律文件的上述相關規定，可以發現它為我國在外國反傾銷調查中爭取市場經濟待遇提供了三條途徑，即：

第一，個別企業在反傾銷調查中自主申請“市場經濟待遇”，經過調查機關的審查，認為符合該國市場經濟標準的，給予該企業市場經濟待遇。這一途徑主要體現在《入世議定書》第15條第（a）款（i）項：“如受調查的生產者能夠明確證明，生產該同類產品的產業在制造、生產和銷售該產品方面具備市場經濟條件，則該WTO進口成員在確定價格可比性時，應使用受調查產業的中國價格或成本。”

第二，“如果中國根據該WTO進口成員的國內法證實一特定產業或部門具備市場經濟條件，則（a）項中的非市場經濟條款不得再對該產業或部門適用。”該條規定沒有明確提起申請的主體，也沒有明確是在某一反傾銷調查中提出，還是可以單獨提出。因此，我們可以理解為既可以由企業在具體應訴案件中提出給予該產業部門市場經濟待遇的申請，也可以由中國政府部門單獨提出給予該產業或部門市場經濟待遇。該條規定為中國采取“逐步取勝”的策略獲得“完全市場經濟待遇”提供了依據。如果我們認為全面解決中國作為一個整體獲得“完全市場經濟待遇”的時機尚未成熟，那么，中國可以一個產業一個產業地解決“市場經濟待遇”問題。我們可以通過對已經發生的對華反傾銷案件進行統計、分析、研究，根據涉案貿易額的大小、產業的出口潛力、相關企業的素質等等因素，選擇有份量的、市場經濟條件明顯占優勢的產業，要求某一WTO進口成員在沒有發起反傾銷調查的情況下，審查該中國產業的“市場經濟條件”，優先解決這些產業的“市場經濟待遇”。

第三，中國政府通過外交努力要求WTO進口成員給予中國產品市場經濟待遇。這一途徑體現在《入世議定書》第15條（d）款：“一旦中國根據該WTO進口成員的國內法證實其是一個市場經濟體，則（a）款的規定即應終止。”據此，采用這一途徑需要符合兩個條件:一是中國政府需要提供相關證據證明我們實行的是市場經濟體制；一是判斷是否市場經濟的標準是由該WTO成員國內法規定的。

對獲得完全市場經濟待遇的預期

在我國加入WTO后的兩年多時間內，我國政府、企業、行業協會都充分利用了上述三種途徑，努力克服“非市場經濟”問題給外貿帶來的障礙，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例如，我國出口企業已經多次在歐盟提出市場經濟待遇申請并有相當數量的企業獲得了市場經濟待遇;我國的擋風玻璃產業在加拿大反傾銷中獲得了市場經濟待遇;今年我國企業第一次在印度的反傾銷調查中獲得市場經濟待遇，等等。目前，我國政府通過對外談判已經獲得了新西蘭、新加坡、馬來西亞等三國對我國市場經濟的認可，而在我國內地與港澳簽訂的CEPA協議中，港澳承諾不對內地產品使用反傾銷、反補貼措施，并且《入世議定書》第15條的規定也不適用于內地與港澳間的貿易。通過這些努力可以看到，《入世議定書》第15條規定的15年期限并不是一個絕對不可變更的數字，我們已經在部分案件中、在部分WTO成員中取得了挑戰“非市場經濟”的勝利。

雖然我國“入世”后在市場經濟待遇問題上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是，展望未來，筆者并不認為我們可以輕易地提前終止這一歧視性條款，特別是對中國產品采取較多反傾銷措施的美國、歐盟等國家和地區將是我國獲得完全市場經濟待遇的主要障礙。首先，中國“入世”談判經過了長達15年的艱難歷程，最終形成的法律文件是中國與主要談判對手經過長期的激烈爭論、討價還價而形成的，而《入世議定書》第15條則是美、歐等主要談判對手的一項主要要價。因此，對于它們來說，如此“來之不易”的一項條款是難以輕言放棄的。其次，從“入世”后外國對中國產品實施反傾銷調查所持的態度看，并沒有實質性的改變。歐盟雖然于1998年就將中國從“非市場經濟國家”列表中劃掉，但至今也只有極少數的應訴企業可以獲得市場經濟待遇，其實施的確認市場經濟待遇的法規與程序對中國應訴企業仍然構成重重障礙。在對單個企業市場經濟待遇申請的認定率仍保持較低水平的情況下，可以預測承認中國整體經濟為市場經濟的可能性不會很大。美國國內法則沒有對單個企業給予市場經濟待遇的規定，只制定了確認“市場導向產業”的標準，即只有審查某一產業是否市場經濟的標準，而實踐中又以應訴企業不能代表整個產業為由拒不給予市場經濟待遇（彩電案就是一例），因此至今未對中國應訴企業有過一例給予市場經濟待遇的先例。第三，我國“入世”兩年來，對外貿易保持了快速增長，對主要貿易伙伴的貿易逆差仍然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在反傾銷調查中引用《入世議定書》第15條的規定阻止中國產品的進入是主要進口國的一項“得心應手”的措施。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近兩年來，我國被訴傾銷產品的涉案金額越來越大，涉案數仍高居各國之首。這種發展趨勢難以在短期內發生根本的改觀。

第5篇：市場經濟調查范文

論文關鍵詞：市場經濟地位　出口企業　國際貿易

論文摘要:本文闡述了獲得市場經濟地位與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關系，并對出口企業參與未來國際貿易競爭應注意的問題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思考

2010年5月28日，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結束，中美雙方商定，將通過中美商貿聯委會以一種合作的方式，迅速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第二十一屆中美商貿聯委會將于2010年下半年召開，美國可能給予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待遇。

一、市場經濟地位的概念

所謂市場經濟地位(MarketEconomyStatus，簡稱MES )，是一個經濟學名詞，主要指一個國家的市場經濟在整體經濟中的重要性以及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程度。一般可區分為完全市場經濟國家和非市場經濟國家。市場經濟地位是反傾銷調查確定傾銷幅度時使用的一個重要概念。

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關于傾銷的定義是:一國產品以低于“正常價值”的價格出口到另一國，并對進口國相關工業造成了損害的行為。對被裁定為傾銷的企業，進口國可根據成本與售價的差價，對其懲罰性地征收高利率的關稅。

在國際貿易中，市場經濟地位決定了出口企業在面臨反傾銷訴訟時的境遇，其重要性主要體現在解決貿易糾紛時的技術操作層面，也就是第三國替代原則。按照規定，如果一個國家屬于非市場經濟地位，反傾銷案件的發起國可以不使用被調查國的自身數據來計算產品正常價格，而將引用與出口國經濟發展水平大致相當的市場經濟國象(即替代國)的成本數據來計算所謂的正常價值，進而確定傾銷幅度，而不使用出口國的原始數據。如20世紀90年代，歐盟對中國的彩電反傾銷，就是將新加坡作為替代國來計算我國彩電的生產成本。而新加坡當時的勞動力成本高出中國20多倍，中國的產品自然被計算認定為傾銷，從而遭受不公正待遇。市場經濟地位只是國際貿易中用以制約“非市場經濟國家”的一個工具。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建立市場經濟方面取得了巨大進展。中國政府一直在努力爭取各國承認中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獲得市場經濟地位將有利于中國對外貿易的進一步發展。

二、市場經濟地位的背景

在2001年最終簽署的中國加人世貿組織議定書中，中國是以“非市場經濟國家”身份加人世界貿易組織(WTO )。世貿組織議定書第巧條規定:“如接受調查的生產者不能明確證明生產該同類產品的產業在制造、生產和銷售該產品方面具備市場經濟條件，則該世貿組織進口成員可使用不依據與中國國內價格或成本進行嚴格比較的方法”，此項規定“應在加人之日后巧年內終止”。也就是說，中國巧年內不自動具有市場經濟地位。要取得完全市場經濟地位，需要得到進口國的承認。

在2016年之前，世貿相關成員國在反傾銷調查中，可以不采用中國國內價格或成本，而是選用第三國(替代國)價格，計算中國反傾銷涉案企業的傾銷幅度。這一條款對我國企業在應對反傾銷調查時，處于不利地位。被選擇的替代國的產品生產成本往往高于中國企業，不能反映中國產品的實際情況，中國企業極容易被貼上傾銷的標簽。進口國在選擇替代國時，往往故意采用高于我國國內價格的替代國價格，這樣可能本來不存在傾銷卻被裁定為傾銷，或者本來傾銷幅度較小卻被裁定為傾銷幅度較大。這種做法使中國企業在應訴部分國家反傾銷調查中遭受到不公平待遇，拿這種不公正的做法去裁決中國企業進行了傾銷，處以高關稅或其他方面的保護措施，使中國產品不得不退出當地市場。

如美國對華彩色電視機反傾銷案中，選擇印度為替代國，印度彩電的平均原材料價格是中國的6倍，這直接導致中國彩電的生產成本被高估，得出中國彩電傾銷度為84.17%。而我國彩電業是開放較早、市場競爭充分的行業，價格是由市場供需情況決定的，用印度的市場價格來衡量中國彩電生產價格是很不公平的，客觀上鼓勵了一些國家運用“市場經濟條款”作為貿易保護主義的手段。由于其他世貿成員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使得中國出口企業在國外反傾銷調查時處境不利，征收高額反傾銷稅，使企業出口產品無利可圖，以至于失去已有的市場。

如果一個國家未獲得市場經濟地位，進口其產品的國家就會使用甚至濫用反傾銷調查手段。這一條款一直是我國企業從事國際貿易的軟肋，也成為其他國家對中國出口產品實行反傾銷調查，制裁中國出口企業的重要手段。

目前，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反傾銷案件針對中國，并且中國已連續15年位居反傾銷調查國家之首。2006年至2009年，僅美國對華反傾銷涉案金額即超過60億美元，中國企業被迫多支付數億美元的反傾銷關稅。從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產品的出口，降低了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影響了中國與相關國家的正常貿易。在147個WTO成員中，這種歧視性待遇的適用對象只有中國。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進程的不斷深人，經濟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新西蘭在2004年率先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這意味著中國在獲得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上首次取得突破。截至目前，已經有97個WTO成員國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這表明許多國家對中國二十多年改革開放成就的認可，也是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認可。

三、市場經濟地位的利弊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對外貿易快速發展，已經成為世界第三大貿易國。第一大出口國。對外貿易特別是外貿出口，對于中國經濟發展具有重要影響。給予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是對客觀事實的承認，也是實事求是的做法。

市場經濟地位不僅是眼前利益的問題，更大的意義在于經濟發展的方向問題。即使美國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并不意味著中國的貿易環境就會大幅改善。金融危機后，全球貿易總量在縮小，發達國家都特別重視出口對拉動本國經濟復蘇的作用，中國作為全球第一大出口國，貿易摩擦不會減少。

在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上達成共識，對中美雙方皆有好處。獲得“完全市場經濟國家”地位，中國出口企業反傾銷調查將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反傾銷訴訟的中國出口企業能夠獲得公平對待，但是可能增加反補貼調查的威脅。按照WTO協定，如果承認了一個國家的市場經濟地位，該國不應該再采取補貼措施。與此同時，美國有理由對中國產品生產過程中各種價格因素進行調查。無論從國際貿易環境方面還是國內政策調控方面，都將要求減少出口補貼。

美國高層已經認識到對華貿易逆差的一個關鍵癥結在于其自身設定的出口限制，未來雙方在非核心技術合作方面將面臨拓展空間。美國高科技企業的對華出口管制將會進一步放寬，美國對華出口將會有較大增長，可以促使美國經濟復蘇、擴大就業。

在中美雙邊投資方面，中國同意外資參與高端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新能源、節能和環保產業，并擴大這些產業向外資開放的領域，將促進我國相關產業的快速發展。

四、我國企業采取的對策

總體而言，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有利于中國，也有利于世界經濟的發展，這是大勢所趨。金融危機之后，美國政府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出口戰略，開始從一個消費大國向出口大國轉型，計劃在5年內使出口額翻番，通過出口來促進就業、推動經濟可持續增長和確保美國國際競爭力。

第6篇：市場經濟調查范文

[關鍵詞] 歐盟；反傾銷；非市場經濟地位；中國企業

[作者簡介] 肖雯，廣西廣播電視大學法律教研室講師，西南政法大學國際法學碩士，研究方向：國際私法，國際經濟法，廣西 南寧，530022

[中圖分類號] F12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7723（2012）10-0005-0003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各國為了維護本國國內產業的利益，對中國的反傾銷調查此起彼伏、愈演愈烈。在反傾銷調查中，以歐盟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仍然不承認中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使得中國企業在出口貿易中面臨著實質上的歧視待遇。因此，研究中國企業在此政策下如何積極應對出口的困境以及積極分析應對策略，具有十分重大的現實意義。

一、歐盟對華反傾銷“非市場經濟地位”的相關規定

歐盟曾在1994年歐盟理事會519/94號條例附件Ⅰ規定中國為“非市場經濟國家”，但1998年歐盟理事會905/98號條例通過注釋將中國從“非市場經濟國家”名單中刪除，并視之為“有條件的市場經濟國家”。換言之，如果中國出口企業能提供證據證明其符合下述的五條標準，即能獲得“市場經濟待遇”：

1.按照市場供求關系來決定價格成本投入（包括原料、技術與勞動力成本、產品銷售和投資等事項），其決策沒有明顯地受到國家干預，主要生產要素的成本基本反映市場價值。

2.企業有一套明晰的基礎財務記錄，它按國際通用會計標準被獨立審計并具有通用性。

3.企業的生產成本和財務狀況沒有受過去的非市場經濟體系的顯著影響，特別是在資產折舊、勾銷賬目、易貨貿易、償債沖抵付款等方面。

4.涉訴企業受破產法和財產法管轄，以保證其在經營中法律資格的確定性和穩定性。

5.貨幣兌換按照市場匯率。

二、歐盟對華“非市場經濟地位”規定對中國企業的影響

歐盟上述政策的出臺，理論上的確使歐盟對華反傾銷政策體現一定的現實性和靈活性。然而在實踐操作上，由于標準本身的苛刻，且在具體執行時存在很大的自由裁量權，歐委會往往考慮到客觀經濟標準以外的政治和經濟利益，對中國企業提交的證據吹毛求疵，導致大部分的中國出口企業仍被拒于“市場經濟待遇”門檻之外。

上述前三個標準對中國企業爭取獲得“市場經濟待遇”影響顯著。首先，第1項標準雖然字面上未涉及企業所有制問題，但歐委會在判斷企業獨立性時往往很看重企業的所有制情況及股權控制狀況。如果應訴企業或其主要股東是國有企業，則其將很難獲得市場經濟地位。在鋁箔案中，盡管涉訴的是中美合資企業，歐委會仍以該企業絕大多數股權為國有，并且董事長由中方任命為由認定該企業存在被國家干預的情形，拒絕給予其市場經濟待遇。其次，就第2項標準而言，雖然它與中國企業會計所應遵守的基本原則一致，但由于實踐中適用的過分苛刻，以致一點小錯誤就可能整個財務數據。在鉬鐵案中，一家中國企業就因為錯誤地對一小部分無形資產采用了加速折舊，被歐委會否定了市場經濟地位。而這個錯誤僅占該企業全部銷售成本的0.04‰，事實上完全不可能影響到整個銷售成本的可靠性和準確性 。再次，第3項標準主要從企業的資產及產權狀況進行考察，以明確企業是否自身承擔債務。這是由于在計劃經濟體制中，當企業無力償還銀行貸款時，政府可以介入，將貸款轉化成國家對企業的投資。因此要滿足該標準，企業必須提供貸款與償還的情況，固定資產和無形資產的來龍去脈及折舊攤銷情況，以表明以上情況已不受非市場經濟體制中政府的介入和影響。中國出口企業要想滿足該標準，理清企業資產同政府管理之間的關系，并以充分證據佐證，在實踐中困難重重。

三、中國企業的應對策略分析

（一）重視行業協會的作用，在不能改變“非市場經濟地位”的現狀下，積極主張本行業具備市場經濟條件

《中國入世議定書》第15條明確規定，“如受調查的生產者能夠證明，生產該同類產品的產業在制造、生產和銷售該產品方面具備市場經濟條件，則該WTO進口成員在確定價格可比性時，應使用受調查產業的中國價格或成本”。 換句話說，被反傾銷調查的產業如果可以舉證證明其具備市場經濟條件，外國就不能采取替代國方法來確定傾銷產品的正常價值。該規定是針對反傾銷調查的整個行業而言的，因此作為整個行業所有企業代表的行業協會應積極向反傾銷調查機關提出本行業具備市場經濟條件的抗辯，并提供完備有力的證據。從以往的經驗看，這一點對于中國企業至關重要，在前述的彩電案中，就由于只有長虹一家公司提出市場經濟地位的抗辯而非整個彩電行業提出此種抗辯，而遭到美國商務部對該主張不予理會。可見，單靠一個企業自身去抵御反傾銷風險是極其困難的，必須依靠集體的力量，依靠行業協會對國內相同產業所有企業的凝聚力。

（二）涉訴企業應端正態度積極應訴，知己知彼，對市場經濟地位的抗辯做好充分準備

在以往對華反傾銷調查中，中國相關企業往往不太重視，很少應訴，調查機構于是依照最佳可獲信息，根據方提供的對我方不利的證據單方面進行裁決，其結果必然是高額的反傾銷稅，迫使我國出口企業退出該國市場。可見，不應訴不抗辯就等于不戰而敗。因此，中國企業不應再采取消極的態度應對外國反傾銷調查，而應結合WTO法規和相關國家國內法積極地應訴和抗辯。

《中國入世議定書》第15條表明，中國出口產品產業是否具備市場經濟條件，是由反傾銷調查國國內法確定的，只要該國在中國加入WTO前就規定了市場經濟的標準問題 。雖然該承諾對中國出口產業而言并不公平，然而它作為中國加入WTO的一種讓步，在被取消之前，仍需得到遵守。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既然要以調查國國內法作為審查依據，中國企業就應盡早研究歐美等國國內法中有關“市場經濟”標準的規定，以在對方發起反傾銷調查時有備而戰，準備充分。

（三）在替代國選擇不可避免時，涉訴企業應始終堅持產業利益，堅決對不合理的替代國提出抗辯

替代國的選擇，對我國出口企業而言，本來就十分無奈。然而，在已無法避免反傾銷調查主管機關選擇替代國來計算傾銷產品正常價值的情況下，中國企業仍應堅持本國產業利益，對不合理的替代國提出抗辯并爭取選擇對我國有利的替代國。替代國選擇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反傾銷調查主管機關為了其本國利益往往會選擇經濟發展水平高于我國幾倍甚至幾十倍的國家來確定遠遠高于我國實際水平的傾銷產品正常價值，進而征收高額的反傾銷稅。一般而言，反傾銷調查機關規定的可以對替代國選擇提出異議的期間較短，如歐盟僅允許中國企業在10天內提出異議。因此，中國企業在平時就要注意收集國際市場相關產品的信息，建立相關國家同類產品國內市場價格的產品信息檔案，以便在應訴中一方面能據理力爭，對不合理的替代國積極提出抗辯，另一方面能在短期內提出更合理更有利于我方的替代國，以最大限度維護出口產業利益。例如，在中國輸歐錄像帶案中，我國出口企業就根據掌握的資料和數據，反對初裁中歐盟以其自身作為替代國的做法，堅持以香港（此案發生于1990年，當時香港還未回歸中國）作為替代方，最終歐委會接納了我國的建議，將原本高達122.9%的反傾銷稅率降至1.3%和6.9%。

（四）進行個別待遇的“單獨稅率”抗辯

上文已述及歐盟關于“非市場經濟”國家的規定中，如果涉訴企業無法證明其市場經濟地位，可以退而求其次爭取個別待遇的單獨稅率裁決。此種稅率雖然比獲得市場經濟地位的企業高，但低于其他未獲分別裁決的企業。進行此種抗辯對中國應訴企業而言尤為重要，因為相對于近乎苛刻的市場經濟地位標準而言，單獨稅率裁決標準要寬松許多，更加現實可行。歐盟法的分別稅率五條標準比市場經濟五條標準更容易得到證明，且不涉及國家宏觀政策，主要與企業出口行為有關，非常具體，可證明性強。例如，在歐盟對華節能燈案中，申請分別稅率的8家企業中，只有兩家因為沒有直接出口權和公司業務完全由國家代表管理而未獲批準，其余6家均被授予分別待遇。

[參考文獻]

[1]外經貿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法律文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尚明.反傾銷：WTO規則及中外法律與實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3]唐宇.論反傾銷規則的弊端與改革[M].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7.

[4]馬忠海.論我國應對反傾銷案中“非市場經濟地位”之策略――從“彩電案”的視角來分析[J].上海財經大學學報，2005，（2）.

[5]張亮.美國對華反傾銷案例研究（以化工、醫藥產品為例）[M].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7.

第7篇：市場經濟調查范文

這是一種痛苦的尷尬：“市場經濟地位”被否決，中國企業在歐盟市場上變得無名無分。

15年太久，只爭朝夕！

時下，中歐鞋戰狼煙四起，雷霆萬鈞。

先是歐盟貿易委員會否決了中國鞋企的“市場經濟地位”，后是意大利、法國、西班牙等國繼續對歐委會施壓，加速對中國鞋類產品的反傾銷調查，繼而歐盟談判代表維尼格親臨中國實地考察，以最終決定是否對中國鞋企征收4%至20%不等的反傾銷稅。

這場事關中國400萬人就業的貿易糾紛牽動著許多人的神經，尤其是最初的中國鞋企的“市場經濟地位”之爭，著實讓人們緊張了一把。

五大標準確立“市場經濟地位”

所謂“市場經濟地位”，實際上是一個主要針對企業而非國家的反傾銷和補貼的條款。當初為了早日加入世貿，中國同意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議定書》第15條之約定――中國自入世之日起15年內(截至2016年12月10日)其他締約方可以不視之為市場經濟體，沒想到這成為綁在我們身上的“不定時炸彈”。

根據條款，當面對反傾銷調查時，被調查企業可以通過證明其公司完全按照市場機制運營，來避免歧視性待遇。也就是說，如果中國企業不能證明自己的市場經濟地位，在2016年之前，WTO成員方可以不采用中國國內價格或成本，而是選用第三國價格，即替代國價格，計算中國反傾銷涉案企業的傾銷幅度――這就是所謂的“非市場經濟條款”。

“非市場經濟地位”一旦被認定，在確定反傾銷和反補貼的貿易摩擦中，選擇哪個國家的哪個產業或企業作為“類似的參照”標準，中國企業就沒有任何發言權了；此外，中國企業還要擔心替代國相似產品生產商是否能夠提供足夠的合作。

因此，知名學者李曉西認為，被視為“非市場經濟國家”，已成為中國在應訴國外對華反傾銷案中大量敗訴的一個重要原因，中國企業如果要避免被裁定傾銷并課以較高稅率的可能，應努力獲得“市場經濟地位”。

而在“市場經濟地位”的認定上，歐盟與美國有所不同。

歐盟是以單獨的企業來認定其是否具備市場經濟地位，美國則是從行業的角度來認定的。相對來說，某個地區、某個行業或企業，要比整個國家從歐盟獲得市場經濟待遇更加容易。

歐委會判斷中國企業是否符合市場經濟地位的標準有五條，它們分別為：1.企業業務決策反映市場信號，決策的制定不受國家干預，成本反映市場價格；2.企業有一套用于所有場合的、按國際會計標準審計的財會賬簿；3.生產成本及財務狀況不受過去非市場經濟體制的影響；4.企業受破產法及財產法的約束；5.匯率轉換按市場價格。

根據歐委會的規定，五條標準中只要有一條不符，歐委會就將否決其市場經濟地位；企業申請市場經濟地位也有嚴格的時限要求，即須在反傾銷立案之日21日內提交申請表和相關答卷。歐委會官員通過審查公司提交的市場地位問卷和到公司進行實地核查來判斷公司是否符合五條標準，從而決定是否給予該公司市場經濟地位。

這些條件看起來很苛刻，而事實上，國內很多企業是符合要求的，只是在歐委會調查的時候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從而被投了“否決票”。此次，中國鞋企就是因“所提出的證據不夠充分，不能完全證明它們符合市場經濟地位的標準，尤其是在財務會計準則方面不符合相關要求”而被否決“市場經濟地位”的，這也是中國鞋企感覺“冤枉”的原因所在。

積極舉證做到有的放矢

眾所周知，所謂“傾銷”是指一國產品以低于正常價格進入進口國市場，并使進口國市場已建立的產業受到實質性傷害或構成這一威脅，或實際上使進口國產業延遲建立。

因此，判斷是否構成傾銷的要點：一是該產品是否低于正常價格？二是是否對進口國的相關產業構成實質性損害？而歐盟判斷中國企業是否符合市場經濟地位五條標準也有兩點核心：一是企業的“業務決定及其成本”是否受國家或者政府干預？二是企業財務是否和國際接軌？

按照核心精神，歐盟關心的問題有：政府對自然資源、資本和人力資本資源的占有、分配與控制問題；政府對國民經濟運行的控制和管理權限問題；政府對生產（誰來生產、生產多少、為誰生產）的控制（涉及企業的產權制度、利潤分配與破產機制）問題；政府對國際和國內貿易的控制問題；政府對中介組織的控制（如商會和行會）問題等等。

歸根到底，這些問題可歸結為，資源由政府配置還是市場配置？資源的使用和定價是由市場決定還是由政府決定？政府是否尊重和保護經濟主體在經營方面的自利，是否對企業有不公平的對待？這些問題中，很多是涉及政府作用問題，更準確地講，是涉及市場經濟中的政府作用、政府與企業的關系問題，我們可以將其概括為“政府行為規范化”。

尤其重要的是，歐盟對企業投入方面的生產要素，如原材料價格、勞動力工資等是否是市場價格，非常關心。這完全可以理解，因為投入品價格關系到產出品成本，直接影響出口產品的價格，這與反傾銷是直接相關的。但這個標準比較“軟”，很難用一些具體的東西來說明。

然而根據歐盟反傾銷法，證明企業符合市場經濟地位的各項標準的舉證責任在企業。因此，中國企業必須在歐盟關心的問題上，找到證據來證明自己不受國家干預，從而證明企業業務決策反映市場信號，決策的制定不受國家干預，成本反映市場價格。否則，歐委會官員在核查中即使沒有發現政府干預公司經營的直接證據，也會得出“該公司不符合市場經濟地位的第一條標準”的結論。

這就要求公司在核查過程中，抓緊時間主動向核查官員提供對自己有利的材料，引導核查官員收取能夠證明公司符合市場經濟地位各項標準的文件。例如，要及時向核查官員提供公司的廠房購買合同或租賃合同、銷售合同、原材料采購合同、勞動合同等能夠證明公司的業務決策反映市場信號，成本反映市場價格的材料。

規范財務方能從容應對

進行反傾銷調查時，歐委會通常會派人到出口國進行實地考察，考察時要求出口企業提供賬本、生產記錄、供銷合同、發票、保單等單據。可見，規范的會計工作是應對反傾銷調查的根本所在。

遺憾的是，長期以來我國的很多企業在會計財務方面做得很不規范，有的企業規模很大，可賬目不全，或者干脆不做賬的事例不勝枚舉。一些企業被裁定不符合五條標準之第二條的原因多是因為其不做帳，或者仍采用手工記賬，而手工記賬的企業又經常在其賬簿和記賬憑證上，出現隨意涂抹等容易讓人懷疑的地方，這就給核查帶來了負面影響。所以，進出口企業最好采用電腦記賬，或者把手工賬簿轉移到電腦上，這會使歐委會官員在調查時感覺數據來源清晰，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解釋工作。

其實，并不是只有涉及到反傾銷認定市場經濟地位時，企業才要規范財務和審計，而是要求中國所有進出口企業都應盡快使公司財務和國際化接軌，這樣做的益處絕不僅僅在于容易被認定市場經濟地位，對反傾銷的資料搜集及反傾銷幅度的認定都會有據可憑。

從另一方面而言，雖然歐盟等國對我們的反傾銷調查帶有歧視性，但其規則的設計卻體現了嚴格的市場經濟的精神，對提高應訴企業的財務管理、成本管理水平都大有裨益。

這就要求中國企業，首先要加快會計核算制度與國際慣例接軌的速度。根據WTO《反傾銷協定》和《歐盟384、96號規則》，反傾銷中的成本確定可以有條件地接受企業的會計數據。但其認定的產品成本除生產成本外還包括銷售、管理和一般費用。我國的會計核算制度與此不同。而對出口企業來說，采用符合國際標準的會計準則是在反傾銷訴訟中爭取市場經濟地位的最重要的一環。

其次，要按國際慣例進行獨立審計。按照國際慣例，企業的財務報表每年都要進行獨立審計，而不是在遭遇反傾銷時才突擊進行獨立審計；同時，還要加強成本核算管理。最好在成本核算的數據管理上做到數據既完備，又統一。一些企業就是由于財會數據失真，使得企業在反傾銷訴訟中認定市場經濟地位時舉證不力，甚至干脆不敢去應訴。

再次，要建立應對反傾銷的會計信息系統和掌握競爭對手會計。掌握了國內競爭對手會計和國外競爭對手會計，既可以協調好同行業之間在國際市場的競爭，也可以幫助企業規避、應對國外反傾銷訴訟，更好地維護國際進出口市場秩序，防范反傾銷。

上下協作抓好核查細節

上述五條標準中，除了兩個核心標準外，歐盟也非常關注反傾銷被調查國的利率和匯率是否由市場形成？本幣是否可兌換或可兌換程度？利率在不同企業、內貿、外貿部門、不同產業中是否有差異？企業金融狀況是否不受非市場經濟體制的歪曲？企業是否有向國外轉移利潤或資本的自由？企業換匯及存匯方式是否有自？等等。

概括地講，他們關心利率和匯率這兩大金融參數的形成和適用范圍中的公平性，進而涉及這些參數形成基礎即金融體制的合理性問題，但這些可不是企業單方說了算，它們需要國家和政府的配合。但一般情況下，只要兩個核心問題準備充分，歐盟就會給予該企業以市場經濟地位。

當然，企業在知道了宏觀的應對措施后，還要注意一些細節的準備。被調查企業在準備市場經濟地位問卷時，一定要充分考慮到核查中需要進一步解釋的問題，請行政人員準備好相關的合同、決議等；請財務人員在填寫每一張表格時都留好相關工作底表，特別是把重要發票的號碼、發票日期、產品類型、發票數量、發票金額、發票金額以及客戶名稱都整理理順好，以便在歐委會官員赴公司實地核查時，簡潔明了地向他們解釋清楚數據的來源以及和審計過的財務賬簿的對應關系。

第8篇：市場經濟調查范文

2006年11月21日，美國商務部立案公告，宣布對原產自我國的銅版紙施行反傾銷、反補貼合并調查，調查期為2006年4月至9月。這是自1980年美國對我國出口產品（薄荷腦）發起首次反傾銷調查以來，首次對我國發起的反傾銷、反補貼合并調查（以下簡稱“雙反措施”調查或“雙反”調查）。此后，美國商務部對我國開啟了多起反補貼調查。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美方更加頻繁地使用“雙反措施”限制我國產品，僅2009年一年間，美國就對我國產品發起11起“雙反”調查。從2006年至2011年，美國商務部在沒有國內法律授權的情況下先后對我國產品發起27起“雙反”調查（見表1）。

從表1中可以看出，目前“雙反措施”已經成為繼反傾銷、反補貼以及特殊保障措施之后美國又一項重要的對華貿易保護措施，成為中美貿易摩擦的新形式。

早在1986年，美國的一個聯邦上訴法院在判決喬治城鋼鐵公司訴美國案時指出，非市場經濟體的任何不當行為，應當由反傾銷法而不是由反補貼法來處理。在該案中，美商務部認為，補貼是存在于市場經濟國家中的一個特定概念。如果市場經濟國家政府實行了補貼，就使獲得補貼的商品取得了特殊的競爭優勢，進而形成了一種不公平的貿易格局。但是在非市場經濟國家，由于不存在市場，也就沒有補貼導致市場扭曲和資源不合理配置的可能。這在后來被歸結為“反補貼不適用于非市場經濟國家”的規則。

然而，從2006年11月美國對我國出口銅版紙發起“雙反”調查開始，美國改變了其20 年來不對非市場經濟國家發起反補貼調查的慣例。此后，美國接連對我國標準鋼管、薄壁矩形鋼管、復合編織袋、非公路用輪胎、未加工橡膠磁、亞硝酸鈉、環狀焊接碳素鋼管、低克重熱敏紙、不銹鋼焊接壓力管、檸檬酸和檸檬酸鹽、環形碳素管線管、除草設備、廚房置物架和掛物架出口產品等多種行業的多種產品發起反補貼調查。

事實上，美國對我國產品實行的“雙反措施”采用了雙重標準：一方面，在不承認我國市場經濟地位的情況下，對我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調查采取歧視性的“替代國”做法；另一方面，發起只適用于市場經濟地位國家的反補貼調查。這兩點相互矛盾，對于我國出口企業非常不公平，也給我國的貿易和經濟帶來非常不利的影響。

二、美國“雙反措施”對我國的影響

（一）直接影響我國出口企業的經濟效益

一般來說，只要出口產品被進口國提起反傾銷、反補貼調查，就會馬上影響該產品對該進口國的正常出口。而且，一旦該產品被裁定傾銷或補貼成立，就會被征收高額反傾銷稅或反補貼稅。這意味著相關的我國企業將完全丟失國外市場，這對出口企業極為不利。“雙反措施”持續時間一般都在幾個月甚至幾年以上，在這段時間原有的業務和客戶會逐漸流失。若想重新進入失去的市場則非常困難。其中，以委托加工為主的出口型企業影響最大，出口量的減少會明顯影響企業的產能。有數據顯示，目前美國市場占我國地板出口總額的1/3左右。但是，由于這些以委托加工為主的出口企業沒有自主品牌，也未在國內建立銷售渠道，一旦出口受阻，壓貨增多，企業的生存將受到嚴重威脅。

“雙反措施”同時也嚴重挫傷了國外企業對我國投資的積極性。由于近年來美國對我國產品的“雙反”調查，不少海外投資者不得不放棄我國而轉向其它國家。此外由于大量新興電子、石化產品剛剛開始出口就遭到調查，我國新興工業的發展也受到嚴重損害。這些企業經濟效益下滑，工廠停產、工人失業，使我國出口產品失去了競爭能力，直接影響我國出口企業的經濟效益。

（二）阻礙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

美國頻繁對我國的出口產品使用反傾銷、反補貼調查，使得許多產品的出口遭到毀滅性的打擊。以我國產檸檬酸為例，從2000年開始，我國生產的檸檬酸先后遭遇了美國、泰國、烏克蘭、南非等諸多國家的反傾銷調查。2008年5月28日，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通知裁定原產于我國和加拿大的檸檬酸及檸檬酸鹽的傾銷和補貼行為給美國國內產業造成了實質性損害。這個裁決是對我國的檸檬酸行業影響最大的一次。美國是我國檸檬酸的第一大國際市場，約占總市場份額的10%，美國市場對我國檸檬酸產業的發展來說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我國的檸檬酸企業面臨著歐盟征收的高達49%的反傾銷稅，同時又面臨美國的反傾銷和反補貼雙重調查，從長遠來看，這必將給我國的檸檬酸產業帶來巨大的沖擊。

同時，在美國“雙反”的示范連鎖效應下，其他國家也紛紛對原產于我國的產品發起“雙反”調查。如2009年10月美國商務部再次對原產于我國的銅版紙進行反傾銷反補貼立案調查。之后，歐盟于2010年2月20日對華銅版紙進行反傾銷立案調查。一些發展中國家，例如土耳其、南非，也開始進行試探性的“雙反”調查，如南非國際貿易委員會在2008年7月25日對原產于我國的不銹鋼水槽進行反傾銷和反補貼立案調查，南非也成為世界上第三個對我國展開反補貼調查的國家。以上這些舉動都將進一步降低我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中的競爭地位，影響我國出口市場的多元化與出口產品結構的調整，使我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大大降低，影響我國產品的出口創匯能力，其后果便是嚴重影響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

（三）對我國國內經濟產生不良影響

美國頻繁對我國產品實施“雙反”調查，我國產品受阻于國外市場，勢必返銷國內市場，導致內銷市場競爭加劇。由于出口產品被征收高額反傾銷稅、反補貼稅后，其國外競爭力下降，國外市場逐漸丟失，其產品將與本國原有的產品重新搶奪國內市場，造成國內市場供求失衡，價格下跌，產品嚴重積壓，工廠被迫停產，大批工人失業，這將嚴重影響國內產業的正常發展。

“雙反措施”對我國利用外資也有一定程度的影響。近年來，三資企業的產品不斷被訴，如彩電、化工類產品，這些產品的出口受到影響將在不同程度上減少或失去國外市場，部分企業則被迫減產、停產或轉產，直接損害了外商的經濟利益，惡化了我國的外商投資環境，從而影響外商在華投資的信心。

與反傾銷措施相比，反補貼作為新型貿易壁壘對一國外貿出口和經濟發展具有更大的危害性。補貼是政府行為，所以反補貼的調查對象是政府的政策措施，反補貼調查會影響被調查國的貿易和產業政策、宏觀經濟政策甚至總體經濟戰略。同時，反補貼的調查范圍更加廣泛。反傾銷僅涉及特定企業或產品，而反補貼的調查范圍則可能是接受政府補貼對象的下游企業甚至整個產業鏈，對國內經濟的危害更大。同時，為了應對反補貼調查，一國政府必須逐步調整相應的貿易和產業政策，這種調整將在長時間內對一國經濟、政治、社會發展產生巨大影響。

參考文獻：

①韓偉.論美國反補貼法對非市場經濟國家的適用[J].法學研究，2009（23）

②常國平，劉文明.淺析我國貿易摩擦頻發的原因及對策[J].當代經濟，2007（5）

第9篇：市場經濟調查范文

關鍵詞：中美貿易；非市場經濟地位；對策建議

中圖分類號：F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9-0-01

據WTO官方統計，從WTO成立后的1995年到2012年底，共有32個成員國對中國發起反傾銷調查916起和32個國家對中國最終實施反傾銷措施664起。其中中國遭受112起美國反傾銷調查，占中國遭受的反傾銷總量的12.2%。中國被美國實施最終反傾銷措施93起，占中國遭受的最終反傾銷措施總量的14%。美國對中國發起的無論是反傾銷調查還是最終反傾銷措施的數量都排在美國對外反傾銷的第一位，反傾銷調查占比為23%，遠比第二位日本的8%要高很多，最終反傾銷措施亦是如此，27%的比例遠高于第二位日本。

雖然中國的“非市場經濟地位”已經被世界上大部分國家所承認，但世界對華反傾銷調查狀況一直未能好轉，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美國、歐盟、印度等主要對華反傾銷國家還未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而每年大部份的對華反傾銷調查案件又是這些國家發起的，所以導致中國在“非市場救濟地位”問題上的改善未能對反傾銷產生顯著的抑制作用。

下面從政府和企業兩個層面分別給出“非市場經濟地位”的一些對策和建議：

1.政府層面

（1）合理有效地利用外交手段。2013年7月結束的第五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美方承諾在出口管制體系改革過程中給予中國公平待遇，并承諾以合作方式，努力迅速全面地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國家地位。這是我國政府在外交層面取得的勝利，但此類承諾美國已經做過很多次，是否可信很值得懷疑。

對此，我國政府應爭取與美方多進行溝通和交流，列舉中國正在進行的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事實，并借助我國進口市場的吸引力，利用建立或簽訂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契機，指出其對華政策的不合理性，促使其修改對華歧視性的法律條文，最終像大多數其他國家一樣，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而不是僅僅停留在口頭承諾階段。

（2）敦促某些國家按期給予我國“市場經濟地位”。雖然按照規定中國的“非市場經濟地位”問題將自動于2016年結束，但需防備的是有的國家在到期時以各種理由推遲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類似的情況在國際關系中并非沒有先例。經濟問題從來不會單獨的存在于國際關系中，國家利益、意識形態、政治因素往往會與經濟問題糾結在一起。例如，中國的市場經濟程度遠高于俄羅斯，但是美國卻因為政治因素給予了俄羅斯市場經濟地位，沒有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我們需要認識到的是：“非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不僅僅是經濟問題，同時也是政治問題，因此必須要同時進行政治與經濟談判，敦促某些國家按期給予我國“市場經濟地位”。

（3）積極參與反傾銷規則的制定。為解決“非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中國政府應當向兩個目標努力：一是在新的WTO談判中制訂“市場經濟條件”的詳細規則；二是規范替代國的選擇標準，只有這樣才能使訴訟過程更公平、更合理、更透明。當然上述目標的達成絕非易事，充滿著不斷和艱辛的努力。

（4）完善我國的反傾銷法，形成威懾力。進一步完善反傾銷法，加大對傾銷的打擊力度。使進口國在對我國提出反傾銷訴訟時，我國也可依據反傾銷法對其實行制裁。如果這種報復行為有法可依，進口國在對我們采取貿易救濟措施的時候就會心有忌憚，從而使我們贏取談判的籌碼。

（5）調整貿易政策，正確引導進出口產品結構。長期以來，中國出口產品結構性矛盾并未得到有效解決，中國應在發展出口貿易的同時降低主要對華反傾銷國家的出口集中度。另一方面，進口的增長也可在一定程度抑制對華反傾銷調查的發起。所以，我國應當以進出口基本平衡為目標，一方面逐漸減少附加值低的產品出口，增加附加值高的產品的出口；另一方面要鼓勵國內企業增加能源、原材料、先進技術和設備的進口。

2.企業層面

（1）加大對外直接投資，推動企業本土化。比如說中國知名家電品牌海爾，其美國公司90%以上員工都是本地人，在財務、法律、人力資源、產品研發、營銷等各個方面都像美國公司一樣運作，這些措施使其能夠深入了解當地市場動向、財稅法規和監管者要求，也就增強了其抵抗外部沖擊的能力。

（2）企業運行機制必須跟國際接軌。加速產業和企業自身的改革，完善企業運行機制勢在必行，因為只有如此才能封住其他國家的嘴，讓其無法再拿“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作為籌碼為難我國企業。從這一點上來說，貿易戰略的改變，必須同時輔以企業制度的完善，兩者是相輔相成的。

（3）針對行業或大類產品建立反傾銷預警體系。預警體系的最大好處是能防范于未然，使企業在初期就能化解反傾銷風險，增加貿易安全系數。預警體系應針對大類出口產品來建立，如果無法做到，也可以就主要對華反傾銷國家進行產品預警或者靠某些行業協會建立預警體系。例如說紡織品出口反傾銷預警體系就是依托中國紡織工業協會建立的。

（4）反對不公正的“替代國”選取，積極爭取對企業有利的“替代國”。應訴企業不應輕易接受美國商務部選擇的 “替代國”，美國商務部的選擇往往會損害應訴企業的利益。應訴企業應根據自己情況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后據理力爭提出自身的建議，慎重選擇與自己應訴產品情況最相似的國家作為 “替代國”，依法抗辯以獲取最佳“替代國”。在這方面，我國不是沒有成功的先例。例如，2002年的無可鍛性鑄鐵管案和2003年的非冷凍濃縮蘋果汁案，中國企業都在與美國商務部的訴訟中大獲全勝。

（5）積極爭取單獨稅率。從許多個案的裁決結果都可以觀察到單獨稅率大大低于普遍稅率，例如：1996年立案的剎車鼓案件，單獨稅率僅為8.51%和1.33%，普遍稅率卻高達105.56%；2001年立案的折疊禮品盒案件，普遍稅率高達164.75%，單獨稅率卻僅為8.90%和1.67%。從案件裁決的總體情況來看，單獨稅率平均為46.2%，而普遍稅率平均達到141.7%，平均普遍稅率是平均單獨稅率的3倍。

無論從具體的個案還是從案件的總體情況來看，單獨稅率都遠低于普遍稅率，因此在中國無法獲取“市場經濟地位”的情況下，涉案廠商積極爭取獲得單獨稅率的裁決絕對是明智之舉。

參考文獻：

[1]竇希銘.美國對非市場經濟國家的反傾銷單獨稅率問題研究[J].山東社會科學，2010（10）：119-120.

[2]肖剛.中國推動完全市場經濟地位承認的外交努力[J].外交經濟，2008（9）：77-82.

[3]周俐軍，何元貴.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并非應對反傾銷的救命稻草——反傾銷與“非市場經濟地位”關系探析[J].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學報，2005（3）：57-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