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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歐盟當前的困境，歐洲政策研究中心（CEPS）最近了一系列報告，呼吁歐盟體制轉型。作為歐洲中央銀行幾個獨立的領先研究機構之一，CEPS宏觀經濟研究室成員都是歐洲權威的經濟學家，小組每年對歐洲經濟的整體情況發表一份評估報告。其研究成果在金融市場分析家、學者和高級官員中廣泛傳閱，并得到普遍認可。
CEPS歐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丹尼爾•格羅斯近日接受了《財經國家周刊》記者的專訪。8月18日，他又就歐債危機解決方案做出評價，認為歐盟目前出臺的政策可行性不高，歐洲國家如要實現經濟復蘇，必定經歷一個“陣痛期”。
現有政策無法解決問題
隨著危機的加深，歐盟成員國的債務問題“按下葫蘆又起瓢”。盡管歐盟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一再出臺針對希臘等國的紓困方案，卻無法抑制債務危機的蔓延。
就緩解債務危機，當前的方案大致可分為兩類，一是擴大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的規模，二是統一發行歐元區債券。丹尼爾•格羅斯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表示，以上兩套方案可行性都很有限。
7月21日，歐盟峰會通過草案，提出擴大EFSF的資金規模，向希臘再提供1090億歐元的貸款，并將貸款利率由現行的4.5%降低為3.5%，還款期限由現在的7年半延長到最少15年，最多30年。
CEPS不贊成這種做法。
一是因為EFSF本身定位為應急性援助，無力承擔過高的債務。始創于2010年5月，EFSF的資金援助規模約為7500億美元，用于在經濟體出現危機時，提供應急性援助。當債務危機波及到意大利、西班牙乃至法國等核心經濟體，就需要大約11800億歐元的資金，這意味著EFSF自身無力承擔穩定整個債務市場的重擔。
其次，EFSF的資金紓困不能解決根本問題。歐洲國家債務危機的根本原因是經濟模式的不可持續性，希臘債務危機只是歐元區普遍債務問題的早期預警，資本市場無法支撐過度的公共債務。盡管歐盟委員會為希臘、愛爾蘭以及葡萄牙提供了低利率長期貸款，但不改變其經濟模式，仍無法承受市場的考驗。
最后，EFSF容易導致危機的多米諾效應。EFSF的資金來源于各成員國，當一國面臨財政困難并要求EFSF援助時，可以“單向退出”，不再承擔向EFSF上繳資金的義務，這也意味著，其債務負將由EFSF其他成員國來負擔。然而隨著希臘、愛爾蘭和葡萄牙相繼淪陷，意大利、西班牙等大型經濟體也卷入債務危機，這些經濟體一旦相繼從EFSF中單向退出，支撐EFSF運行的就只剩下歐盟為數不多的核心經濟體。隨著法國自身債務風險加劇，德國壓力也在日漸增大，很難承受EFSF帶來的債務負擔，進而引發債務危機的蔓延。因此，簡單的擴大EFSF規模，只能加重其成員國的債務負擔，并助推這一債務危機多米諾的倒塌。
歐盟另一個政策選擇是發行歐元區統一債券，這也同樣遭到了格羅斯的反對。這一建議最初由歐元集團主席容克和意大利財長特雷蒙蒂提出。據此構想，統一歐元債券的體系，將允許成員國按照統一成本進行融資，債券信用由全體成員國共同擔保。與此同時，各成員國仍可自行發售本國債券，兩種債券可按一定比率互相轉化。
但格羅斯則對記者表示，歐元區統一債券在當前條件下沒有可行性，原因有四方面。
首先，歐元區債券只有在一個政治共同體內才能實現。 歐盟是貨幣共同體，但是并沒有實現政治一體化。當前，對歐元區統一發債，歐盟各國看法不一，意大利、希臘等高負債國家支持統一發債，而德國、法國則持反對態度，政治掣肘致其難以實現。格羅斯指出，發行歐元區統一債券，意味著將納稅人消費的決策權無條件地交給其他國家，這將使歐盟強國中分裂加重，甚至可能導致歐盟的解體。
其次，低債務水平是歐元區債券發行的前提。CEPS所長丹尼爾•格羅斯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表示：“在債務問題未能解決的情況下發行歐元區債券是不合理的。”對一個政治共同體來說，初始債務水平高啟，將導致市場對于債務危機的預期加劇，以致其債券進一步失去流動性。當前歐盟整體債務水平較高導致市場對未來債務累積的預期加劇。在這種條件下，出于避險情緒，歐元區統一債券將會如當前各成員國債券一樣遭遇流動性危機。
第三，歐元區統一債券不能包攬所有國家債務。格羅斯認為，如果發行國家債務總量50%的歐元區債券，這將使余下以國家債券發行的債不具有相同的可信度，在市場上無法銷售。
最后，發行歐元區債券將遭遇法規障礙。格羅斯說，如果允許將全部國債以統一債券的形式發行，將需要對歐盟協定進行更改，這一過程需要27個成員國的共同批準，也需要進行多次普通投票。同時，統一發債的舉措也將與德國憲法發生抵觸，正如近日默克爾的發言，修改德國憲法很有難度。
CEPS的基本觀點非常明確，雖然擴大金融穩定機制的資金規模和發行歐元區統一債券，是為數不多的救助措施，但是都無法解決真正的問題，反而可能擴大債務危機。
調整歐洲央行職能
在簡單擴大EFSF規模無法發解決根本問題、發行歐元區統一債券的舉措受阻的情況下，如何穩定市場情緒、為市場注入流動性成當務之急。格羅斯認為，調整歐洲金融穩定機制和歐洲央行當前的職能分工十分必要。
當前，歐洲央行既要承擔最終貸款人的角色，又要履行市場規則制定和監督的義務。CEPS政策研究中心的另一位研究員保羅•德•格勞威認為，應當由EFSF來分擔部分責任。
第一，由EFSF來執行諸如購買債券等具體的市場干預措施，歐洲央行只需關注整個歐元區價格以及金融市場的穩定性。
第二，EFSF在干預市場的同時，也要承擔起制定干預規則并監督政府發債的責任。當前歐洲央行承擔了這一責任。格羅斯指出，由于歐洲央行管理委員會沒有歐洲納稅人的代表，歐洲央行的規制往往過度關注金融市場的穩定，忽略了各國納稅人的利益。由EFSF來承擔這一職責，將更為恰當。
在EFSF承擔更多具體的執行責任時，歐洲央行應該更多的扮演最終借款人的角色，為市場注入信心。
作為單一貨幣聯盟，歐盟各國沒有獨立的貨幣政策，導致信貸市場出現信心危機時，各成員國難以向債券市場保證充足的資金流動性，在這種情況下，債務市場的恐慌情緒極易蔓延。
由于掌握貨幣政策，歐洲央行應當承擔最終貸款人的角色，為市場注入信心。但截至目前，歐洲央行態度并不明了。
自2010年5月希臘債務危機爆發以來，歐洲央行已經減少了2000億歐元的自身資產負債，也進一步緊縮了流動性；然而今年8月份歐洲央行買入意大利西班牙債券，又向市場顯示了其承擔最終貸款人的意愿。格勞威認為，歐洲央行沒能有效為市場注入信心，也是債務危機至今不斷蔓延的原因所在。
對于歐洲央行承擔最終貸款人的責任，以往有三種質疑的聲音，格勞威對其一一進行了駁斥。
首先，一種觀點認為作為最終貸款人，歐洲央行可能由于購買存在風險的國債而導致自身虧損。而格勞威認為，對于歐洲市場來說，央行最終貸款人的職能，是一種變相的市場穩定機制，歐洲央行最重要的職責在于為市場注入信心，而不是考慮自身投資是否盈利。通常情況下，最終貸款人的角色往往只是象征性的，旨在起到鼓舞市場的作用，不必實際執行。即使由于債券違約而導致自身資產虧損，歐洲央行依然可以通過發行貨幣的方式來彌補。
其次，歐洲央行對于流動性的承諾可能導致成員國過度發債。報告指出，盡管這是實質存在的威脅，但解決這一問題的方式當是通過加強規制，對政府發債構成制約。歐洲央行不應該因為這一原因放棄最終貸款人的職責。
第三，歐洲央行在債券市場中積極地扮演最終貸款人會導致通貨膨脹。格勞威認為這種批評并不準確，歐洲央行作為最終貸款人，其購買債券注入的資金只是增加了銀行的基礎貨幣，旨在為恐慌的市場注入信心，防止出現銀行擠兌。這部分資金留在銀行里而并不一定參與流通，因此總體貨幣存量沒有增加，通脹也并非必然結果。其次，歐洲央行可以通過變賣其他資產來平衡基礎貨幣增量進而沖銷通脹，采取這種措施，歐洲央行改變的只是自身的資產負債格局而非資產負債規模。
因此，在推動EFSF職能改變的同時，歐洲央行必須承擔起最終貸款人的職責，為恐慌的市場注入信心，防止債務危機的進一步蔓延。
歐債何處去
從根本來講，長期的經濟增長是解決危機的終極途徑，格羅斯表示，歐盟國家只有進行結構性調整，才能維持經濟的長期增長。
為加速這一轉型，維持經濟增長，歐洲各國面臨結構性調整。但在內需疲弱的情況下，結構性調整會加劇短期困境。格羅斯對記者表示，“歐盟的這些國家并沒有太多選擇，為了實現經濟復蘇，他們必須接受結構性調整所帶來的短期困難。這就像生了重病，吃藥可能會短時間讓病人更難受，但這是康復所必須經歷的階段。”
2008年以前， 歐盟各國享有充足而廉價的信貸，這使其可以用舉債的方式，彌補高額的財政赤字。同時，歐盟各國進口的繁榮，可以帶來高額的中間服務增值，這進一步導致其GDP的高估。但在債務危機中，需求減少，進口繁榮一旦結束，將導致歐盟各國GDP的大幅下降。
應對這一變化的措施，是合理配置資源，轉向出口型經濟，但這一過程需要時間。1995年之前，德國正是由于進口繁榮帶來大額財政赤字，德國花了十年時間以降低經濟增速，縮小本國建筑業規模為其出口贏得市場。但當時德國沒有高額的負債，而對于當前身陷債務危機的歐洲，金融市場并沒有足夠的耐性。
談到此次歐洲債務危機的走向，格羅斯認為，經歷此次危機確實給歐盟帶來了重大考驗，但是不至于導致歐盟的解體。
危機加深了各國之間的裂痕。格羅斯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表示：“此次危機中，歐洲南方和北方所經歷危機的程度不同。北方國家認為南方國家花錢太多又懶惰，因此應當通過市場對南方國家施以相應的懲罰。而南方國家則認為他們受到了過多的懲罰，同時北方國家對他們的援助不足。”
6月30日形勢進一步柳暗花明，之前彌漫街頭的暴力示威和催淚瓦斯逐漸消散，全面緊縮方案在第二輪決定性的議會投票中獲得通過。
帕潘德里歐政府的“迅速實施280億歐元的增稅和削減開支”方案旨在填補希臘政府的債務漏洞。這筆貸款將取代一年前達成的1100億歐元貸款計劃，代價是希臘推出新的稅收及更多削減公共支出、精簡行政部門的措施。
根據這一措施，在未來幾年時間里，目前行政部門中的大約70萬名職員將被裁減四分之一，目前希臘行政部門每聘用一名新職員就意味著有五人離職，而未來這一比率將被調整至1∶10；希臘政府將在國防部門中削減支出，目前這一部門的支出在希臘GDP總額中所占比例大約為4％；同時希臘政府將征收一種分等級的“團結稅”，其稅率依據收入水平而從1％到4％不等；此外，政府還將對公務員收入額外征收3％的稅收。
自2009年底希臘債務危機爆發以來，人們目睹了希臘加速下沉的過程：經濟遇到了幾十年來最嚴重的衰退，國際評級機構標準普爾6月中旬下調希臘長期信用評級，希臘由此成為全球信用評級最低的國家。希臘債務危機一步一步走向懸崖邊緣。
危急關頭，希臘總理帕潘德里歐6月17日宣布大幅改組內閣，隨后在19日提出相關提案。
經過三天辯論，希臘議會表決通過了對政府的信任案，6月22日希臘內閣通過了從2012年至2015年的緊縮預算案，掃除了獲得新救助資金、免于國家破產的第一大障礙。
不過，危機并未因此而擱置。
雖然希臘政府投票過關，但金融市場對希臘能否長期避免違約仍將信將疑。
違約咒符
評估希臘債務問題，歐洲改革中心首席經濟學家西蒙?迪爾福特(Simon Tilford) 認為，希臘目前的情況比一年半危機彰顯之初還要糟糕。“希臘經濟增長停止首先源自金融危機，其次是該國的財政緊縮和公共財政計劃――那些計劃注定要失敗，因為稅率會推高失業率。局面不斷惡化，現在已完全失控，整個希臘經濟正急劇下滑。”迪爾福特對《財經》記者說。
2010年底，希臘債務已達到3286億歐元，國債與GDP的比值創歷史新高，達到142.8％。據預測，今年和明年這一比值將上升至158.7％和166.1％，到2015年將達到200％。
希臘經濟仍在衰退中掙扎。從2008年四季度開始，希臘GDP增速開始出現連續下滑，今年一季度GDP同比下降了4.8％。與此同時，失業率不斷上升，對外貿易也難見起色。據中國商務部數據顯示，中希兩國今年一季度的進出口總額同比下降了13％。而那些曾經有意的國外投資人也止步不前。
霍特國際商學院教授索拉柯迪斯(Nikos Tsorakidis)對《財經》記者分析說，一方面，和腐敗仍是希臘發展的兩大障礙；另一方面，希臘需要重新思考其外國投資鼓勵性措施，使希臘對投資更富吸引力，如商業港口進一步私有化，或開發私營游艇碼頭等。
財政和結構性改革方面更是毫無進展。在這樣的形勢下，外部對希臘的償債能力和前景將持續表示懷疑，并將進一步提升希臘的融資成本，使得希臘的債務不斷增加。
希臘在向何處去？貨幣金融機構官方論壇聯合主衛?馬什（David Marsh）對《財經》記者分析指出，這取決于兩方的表現：一方是德國議會議員們，早些時候他們投票一致決定將私營部門債權人納入下個一攬子救助計劃；另一方則是希臘的政客和人民，他們要想獲得新的外部幫助，必須進一步進行緊縮。
希臘的政治精英處境艱難，因為要求他們做的事情，從宏觀經濟角度來看根本行不通。迪爾福特指出，歐盟和IMF低估了如此大規模的財政緊縮可能對希臘經濟造成的影響，第一次緊縮一攬子計劃已使希臘經濟劇減。希臘無法使其貨幣貶值，因為它沒有貨幣。它也無法支付利息，隨著其稅收增加、支出減少，希臘經濟陷入收縮。
“目前歐盟和歐洲各國的援助措施，除了使希臘的債務負擔變得更為沉重，其他方面并無明顯改觀。”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副教授譚小芬對《財經》記者表示，雖然債務重組可能引發歐洲部分國家銀行系統的危機，但救助銀行系統的成本也要遠遠小于不停地救助希臘的成本。
現在看來，為了防止希臘的債務違約，歐盟還將需要不斷地給希臘提供貸款之類的救助，并要求希臘實施更多、更嚴厲的財政緊縮方案，這些政策反過來又打擊希臘的國民經濟，更加不利于希臘擺脫危機。在這種悖論循環中，希臘債務成為一個無底洞。
希臘債務問題糾結于其破產的可能性，華盛頓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資深研究員約瑟夫?蓋格農（Joseph Gagnon）對《財經》記者說，希臘債務重組不但不可避免，而且是必要的選擇。
重組困局
迪爾福特認為，希臘是極小的經濟體，絕對負擔不起高達GDP 160％到170％的債務，其他國家應給希臘更多的時間來削減其公共赤字，制定經濟增長戰略，對希臘進行債務豁免，然而各方卻在使希臘陷入經濟衰退、政治不穩定乃至危機。
在希臘實質性違約發生前，各種文字游戲充斥，以回避“違約”這個字眼對市場的沖擊。
世界大型企業研究會高級副總裁兼首席經濟學家巴特?范阿克(Bart van Ark)給出了一個界定：違約意味著破產，而重組則類似于申請破產保護，由銀行介入，在關門大吉之前幫助其重回正軌。
他對《財經》記者說，“我們無論如何不能‘關停’希臘，在徹底違約和持續救助之間有很多可能，希臘需要進行某種類型的重組，讓各國政府和銀行共同幫助希臘重回正軌。其范圍沒有人們想的那么大而集中，只會涉及數量有限的當事人，但市場和國際機構要對此有信心和耐心。”
在譚小芬看來，希臘進行債務重組只是時間上的問題。希臘很可能通過債務互換或延期還款的方式進行債務重組。不過，他認為最終走向債務重組也不能拯救希臘的經濟。
希臘債務危機根植于希臘經濟的結構性缺陷和歐元體系的弊端，希臘需要的不僅僅是債務重組，而是國家經濟結構的改革和重組。
除歐洲央行，希臘、德國、法國的商業銀行和養老基金都持有大量的希臘國債。巨大的風險敞口是懸掛于歐洲央行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所經濟研究室副主任熊厚對《財經》記者說，“延期還債或讓私人投資者資產減計，都有可能會被評級機構視為債務重組，而這將會對整個歐洲乃至世界的金融體系造成巨大沖擊。”
債務重組所面臨的道德風險也是現在相關當事方的一個主要考量。
復旦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丁純教授對《財經》記者分析指出，上一輪救助沒有效果，救助資金打了水漂。一旦允許債務重組，就會開救助其他歐洲國家的先河，導致道德風險。
而希臘主要債務在幾個大國的商業銀行手中，如果不救反而會傷及自身。但對銀行來講，如果希臘無法償還，銀行就要破產，雙方被綁在了一起。
希臘債務重組的實質是通過減免債務總額，給希臘迎來更多時間償還債務。雖然細節仍未確定，但短期內必將帶來金融市場恐慌，造成連鎖反應，拖累其他歐元區國家，給整個歐洲的金融穩定性帶來威脅。
譚小芬說，當希臘決定重組的時候風險就會降低，而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人們預計希臘要進行債務重組，投資者不確定會承擔多大的損失，這種不確定性比重組本身更加糟糕。
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國際經濟部主任保拉?蘇巴奇(Paola Subacchi)對《財經》記者表示，各方同意拿出錢來幫助希臘償還債務，問題在于這些錢夠不夠？是否在推遲問題？而如何重組希臘經濟，各方并未達成明確的一致。但財政鞏固和經濟重組計劃做到可持續很困難，償還債務不應該以經濟崩盤為代價。
形勢惡化，人們已在討論西班牙還是意大利會是歐元的最后一個堡壘的問題――穆迪已在近日警告可能會調降意大利的債務評級，而意大利未償付債務達近2萬億美元。
意大利亞洲觀察家學術委員會主席羅密歐?奧蘭迪（Romeo Orlandi）對《財經》記者說，希臘債務危機的嚴重性表現在，它可能觸發其他國家違約，使危機一直蔓延到意大利。
而意大利經濟讓人擔憂，因為它是巨額公共債務和經濟增長疲弱的結合。
希臘的困境在于，其經濟體存在根本性問題，不單在于流動性方面，又與長期經濟疲軟有關。
因而既要確保希臘經濟能夠復蘇，能留在歐元區以避免危機蔓延，同時，為使希臘經濟重回正軌，還需要大舉進行改革。
范阿克說，事實上，目前的僵局是因為很難確定前進的最佳道路。
多方博弈
6月13日，歐洲央行管理委員會委員、法國央行行長克里斯蒂安?諾亞表示，希臘債務危機的解決方案應由歐洲各國政府決定，而不是由歐洲央行決定。這一簡短的聲明是歐洲央行對雙方責任的一個明確界定。
歐洲央行和德國對私人債權人是否應該分擔希臘新援助存在明顯分歧。在歐洲央行行長特里謝看來，迫使私人投資者接受希臘債務危機造成的損失，可能完全破壞市場對金融業的信心，造成“信用事件”。
歐洲央行此前與德國政府對第二輪一攬子援助計劃中是否應包括“強迫”重組有過爭論，在馬什眼中，它們不過是在互相推卸責任。歐洲央行懷疑自己被當成了替罪羊，歐元一旦解體，它將背上所有罵名，因此，其立場變得強硬，試圖將責任推回到政客身上。
不同于其他央行，歐洲央行的貨幣政策目標單一，只負責維持歐元幣值的穩定，原則上對各國的財政困境并不負有援助的直接義務。
歐洲央行在此問題上自相矛盾的態度也讓人困惑。
迪爾福特說，一方面，它們聲稱不可能進行債務重組；另一方面，它們似乎認為通過對其債務貶值，收縮其經濟，這些國家能夠復蘇。它們沒有辦法使這些經濟體恢復增長，但同時，它們完全排除出現債務違約的可能。這真是自相矛盾。
從去年5月10日向希臘提供1100億歐元的援助貸款開始，歐洲央行便在國債二級市場上不斷吸入私人投資者拋售的希臘國債，并增加對各商業銀行的短期貸款。
據譚小芬分析，目前歐洲央行賬上持有的希臘債券已達到400億－500億歐元，借給希臘銀行業者的資金約900億歐元左右，再加上一些擔保債務，未來的債務總額可能會達到4000億歐元。一旦希臘債券延期，歐洲央行將會陷入尷尬境地。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谷源洋對《財經》記者表示，希臘是歐元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加入歐元區至今已經有十年，雖然增長比較緩慢，但認為能就這樣放棄一個成員國，這種想法未免太過簡單。
歐洲人很難決定真的放棄希臘，即便希臘是歐盟中一個較小的成員，因為這是政治上的重大倒退。
但現實是，在歐元區內反對救助的呼聲很高。
迪爾福特說，事實上，德國人正在主導這場辯論。在歐洲央行內部，一些成員持不同看法，但因為來自公共財政疲弱的國家及一些小國，他們無法暢所欲言。
馬什認為，希臘可能不會馬上與歐洲經濟及貨幣聯盟（EMU）斷絕關系，但此舉端倪已現。目前來看，希臘很可能最終將被迫離開歐洲經濟及貨幣聯盟，但具體時間遠未確定。
IMF作為另一個當事人支持了歐洲嘗試應對此次危機，人們猜測若由IMF為希臘出謀劃策，后者將出現巨額的預算赤字以及貿易逆差。
迪爾福特說，IMF會建議希臘緊縮財政，進行結構性改革，并大幅貶值其貨幣。
不過IMF內部對此計劃有不少反對的聲音，認為此計劃不會奏效。
日前法國財長拉加德獲任新的IMF總裁，IMF前高級官員埃斯瓦爾?普拉薩德(Eswar Prasad)認為，IMF已卷入解決歐洲債務危機的進程，拉加德在履新之后能否把這個包袱卸下來，仍是一個很大的問號，“拉加德的當務之急是重新設定IMF參與解決希臘債務危機的方式，既要避免崩潰，又不能有偏袒之嫌。”
德國政府是天平中最重要的一方。
德國舍卒保車的心態，加之國內壓力使其一直以來在援助希臘問題上持消極態度。熊厚指出，德國不少反對派認為，德國不應在救助希臘等債務問題國家上繼續浪費納稅人的錢，這無疑讓德國總理默克爾承擔較大的政治壓力。
為緩解壓力，德國一直堅持讓私營領域債券持有人在希臘債務救助計劃中發揮作用，并積極推動債務延期。
德國要求民間部門分攤希臘債務違約成本，主張讓私營領域債券持有人在希臘救助計劃中發揮一定的作用，并建議投資者將所持2012年－2014年到期的希臘國債轉換成將于七年后到期的新債券，這有利于降低德國政府在希臘債務危機中的救助力度，避免國內公眾的反對。
不過德國方面已有所軟化。5月早些時候，德國方面表示放棄推動希臘債券延期償還的努力。
理性的德國人可能看到在更大的集體利益面前或者說在不斷套牢的情景下，繼續填補希臘的資金缺口以此來換取希臘改革的時間可能比單純的放棄要好得多。
譚小芬認為德國現在對待希臘債務危機態度上的轉變，主要目的是拯救歐元。
馬什認為，德國不會放棄希臘，從歷史教訓中德國知道，孤立無援時是它最脆弱的時候。
最近一次德國差點在貨幣問題上被孤立是在1993年，當時有人試圖將德國排擠出歐洲經濟及貨幣聯盟的前身――匯率機制未能得逞。
逃離路徑
迪爾福特將希臘債務危機定義為：一場償付力危機，而非流動性危機，就整個歐元區而言，并不存在債務問題，至少沒有極其嚴重的債務問題。他說，“問題在于歐元區國家使用單一貨幣歐元，而他們之間融合得不夠。
他認為，現在是共用歐元的這些歐洲國家互相欠債。這是一個政治問題。這些國家需要更加緊密地融合，并建立某種形式的聯邦預算。當然，問題在于它們是否已經準備好接受這樣的融合。”
從技術上，索拉柯迪斯認為歐洲債券（Eurobond）可能給市場信心一個選擇。他說，希臘、愛爾蘭和葡萄牙的公共債務總共占歐元區產值的7％，因此，通過發行歐洲債券承保這些債務，應該能解決此次歐元危機。
真正的問題在于，德國和法國是否已經準備好承擔上述做法的政治成本？它們能否說服本國的選民相信，要想維持歐盟和歐元，這是唯一的辦法？
歐元危機只是冰山一角。真正的問題是歐洲人想要一個怎樣的歐洲。
在生產力、經濟增長、創新和競爭力方面享有世界級聲譽的范阿克認為，政策上兩個基本原則可以決定債務危機退出機制：鼓勵生產率驅動的GDP增長和限制政府支出――最起碼，政府在每個國民身上的中期財政支出水平應當在危機解決前保持不變。
如果政府能夠維持這樣的政策，那么將最終實現財政盈余，政府債務占GDP的比例也將大幅下降。這些政策原則將有助于緩解希臘等國的債務危機，當有助于其他面臨財政赤字和高債務占GDP比率的發達經濟體。
此原則的主要目標不是減少債務的絕對水平，而是要通過促進GDP增長來降低日益增長的債務占GDP的比值。這種比值的下降主要來自三種經濟指標：GDP、財政收入、財政支出的增長和未償債務總額的凈變量，這些變量在不同的比率水平上混合。
回到希臘的具體個案上，范阿克認為希臘在過去十年生產率大為提高，現在提出的改革建議將使希臘獲得很多額外的生產力，希臘支出過高，稅收過低。
歐債危機與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關系緊密，進一步證明了今天的世界是全球化的世界，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經濟體之間是相互關聯和相互依托的。美國的房地產泡沫破裂，導致了金融危機。這場金融危機也導致了雷蔓兄弟的破產，導致了全球貿易遭殃。中國在這場危機中也受到了非常大的沖擊。隨后，這場危機在發達經濟體變成了債務危機，歐元區受到的影響最大。同時，這也是一場貨幣危機，歐元陷入嚴重困境。歐元是非常年輕的貨幣，目前只有10年的歷史。27個歐盟成員國之間，通過單一的市場，資本、商品、服務和人員建立了單一的市場，其中有17個國家使用共同的貨幣。從經濟角度上講，這個過程非常必要，同時，這也有很強烈的政治意愿支持，這也是政治家們非常關注，希望能夠盡快解決危機的原因。
二、歐債危機的現狀和前景
1.全球經濟復蘇依然乏力和不均衡。我們在2011年下半年已經預計全球經濟復蘇速度將會減緩，但是，沒有想到經濟下降速度會這么快。世界貿易在迅速下降，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PMI)也是如此。PMI是一個先行指數，這個指數預示著整個制造業的未來走勢。從PMI指數來看，新興市場經濟狀況好于發達國家市場。美國經濟已經觸底反彈，這體現在消費者信心以及私人投資和消費方面。日本情況非常糟糕。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也有所放緩，但這是軟著陸，不是硬著陸。中國經濟增速很有可能會放緩到8%左右。
2.歐洲經濟和金融市場已經開始走向穩定，但依然非常脆弱。主要經濟體債券收益率已經開始逐漸走低。現在公眾很關心希臘問題，希臘問題很重要，但需要考慮希臘的經濟規模。希臘只是一個很小的經濟體，只占到歐元區經濟總量的3%，占到整個歐盟的2.3%。意大利的債券收益率在去年秋季危機加劇時有所上升，從那時開始，意大利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結構性變革措施。新一屆政府承諾改善經濟狀況，降低赤字，并取得了不錯的成績。西班牙沒有很高的債務，但失業率卻非常高。與其他國家情況不同，西班牙需要增強產業競爭力，縮小房地產市場規模，同時還要努力降低失業率。西班牙目前的青年失業率已經達到50%，這是一個非常高的數字。西班牙新一屆政府已經采取了許多強硬的措施，也獲得了一些成績。歐盟還是有一些不確定因素，人們的信心在下降，很多經濟指標在去年下半年有很大下滑，可能在幾個月之后才能判斷何時到達拐點。去年第四季度歐盟經濟呈現負增長，如果連著兩個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負增長，就可以認為進入衰退。我們預計，歐盟經濟在2012年第一季度已經進入衰退。
三、歐盟各國采取應對措施促進經濟增長
歐債危機需要全面的解決方案，即使希臘問題順利解決，也不可能解決所有歐盟問題。解決危機不能只針對銀行業，還要針對經濟的方方面面，這樣才能降低失業率，增強經濟增長的勢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愛爾蘭、葡萄牙、希臘等發生債務危機國家提供貸款支持，為了使這種救助具有可持續性，必須首先讓這些國家實現自救，以確保其還款能力。愛爾蘭的情況比較好，過去一年里，他們改革了銀行系統，增強了自身競爭力。葡萄牙也采取了一些比較好的方案，但是他們的方案可能會用時比較長。他們對教育系統進行了改革，促進年輕男性就業。希臘是危機最嚴重的國家，他們的問題很難徹底解決，我們需要援助其整個產業，幫助其重建經濟體系。風險管理也非常重要。在本次危機中，由中國、歐盟和日本等國參與的短期救助機制———歐盟金融穩定機制(EFSM)，已經形成了長期風險管理機制，并將在三月份發揮作用。二十國集團(G20)即將在墨西哥召開會議，他們的主要觀點是讓歐盟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不要總是依靠救助。
四、中國增長模式對全球重新平衡貢獻重大
展望2012年的外匯市場，我們認為，由于2012年的不確定性要遠高于前兩年，所以美元指數仍將延續寬幅震蕩的態勢，而且波動率也將遠高于前兩年。
發達經濟體有衰退風險
我們認為，今年美國經濟將呈現前低后高走勢，并在1季度存在衰退的風險，全年僅能實現溫和增長。歐元區經濟則已經喪失了復蘇動力，今年上半年經濟將陷入衰退，而下半年經濟將會有微弱復蘇。
對于英國經濟而言，考慮到消費和生產持續表現低迷，財政緊縮壓力較大，我們認為英國經濟在2102年也面臨著較大衰退的風險。此外，日本2012年的經濟基本面不會有太大改善。
全球資金面寬松成為大概率事件
礙于當前經濟形勢仍不樂觀，為爭取連任的機會，奧巴馬政府可能傾向推出一些有利于經濟和市場的財政政策，并以此來刺激經濟增長。但考慮到目前分裂的國會和在野黨會盡力設置障礙，因此，未來美國財政政策很難有施展的空間。
對于歐元區而言，現在有足夠能力來解決歐洲資金來源問題的機構，就是歐洲央行。畢竟歐盟沒有條約限制歐洲央行購買債券。
目前最大的阻礙，是德國由于擔心通脹，而在利用央行為政府融資方面的禁令，不過，如果歐元區不復存在，堅持控制歐元區通脹，穩定也就失去了意義。所以，歐洲央行成為最后借款人的可能性非常大。
英國QE2將在2012年1月完成。預計英國央行將在1季度末、2季度初再次加碼QE。而日本政府將會隨時評估日本經濟走向，并隨時加碼現有的寬松政策規模。
美元指數將先漲后跌再漲
這種“打劫式”救助模式是歐債危機爆發以來的首次。歐盟為塞浦路斯開出了一副錯誤的藥方。
其一，加重了市場恐慌。此前，無論是對愛爾蘭還是對希臘，救助方案達成后市場的恐慌情緒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緩解。但歐盟給塞開出藥方后，引來的卻是塞國內的銀行擠兌，民眾抗議，股市暴跌，資本外逃加劇。外部，市場擔心“打劫”儲戶的救助方式不會是特例，危機買單主體將會從弱國國民擴大到強國國民。穆迪警告稱，塞浦路斯拙劣的救助方案將加重歐元區評級可能被降的成員國的壓力。歐元區市場因此劇烈動蕩，歐元匯率大幅下挫，歐洲主要股市不同程度下跌。
其二，治標但傷本。好的藥方不僅治標，更重固本。金融業一直是塞經濟的重要支柱。“打劫式”救助方案和資本管制將重創塞金融業，尤其是其離岸金融業務。歐盟在“滅掉”塞經濟發動機的同時，卻沒有相應提出一套幫助塞實現經濟轉型的政策舉措。沒有了離岸金融中心身份，僅剩陽光海灘的塞浦路斯將不可避免地陷入深度衰退。塞經濟已連續四年負增長，失業率超過14%。今年塞GDP下降幅度可能將近10%。
其三，藥方“德國味”過重。在之前救助歐債危機重債國時，為維護歐盟團結，作為救助資金最大出資國的德國雖不情愿，但也一直傾囊相助。然而，默克爾政府面臨今年9月議會選舉的巨大壓力，為討好選民，只得拿小國塞浦路斯開刀。德國財長朔伊布勒坦言，歐盟救助方案“對塞浦路斯人民來說是苦澀的，但符合德國利益。”德國的做法再次激起其他歐洲國家的反德情緒。塞浦路斯報紙憤怒地將默克爾稱作“德國佬”，將朔伊布勒比作“法西斯分子”。盧森堡外長公開指責德國利用塞浦路斯危機爭取支配地位。英國、奧地利等國也反對德國在救助初期就要求儲戶承擔損失。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拉赫曼認為，德國應該是歐洲的德國，但在塞危機后，歐洲更像是德國的歐洲。德國主導歐洲，對歐洲和德國都是“十分危險的”。
其四，動搖對歐洲經濟的信心。塞危機表明，之前經濟層面的債務危機，已演變成可怕的銀行業危機。聯合國《2013年世界經濟形勢展望》對歐元區前景的擔憂正在成為現實：歐元區將陷入“銀行與政府資產負債之間”、“財政緊縮與經濟衰退之間”的多重惡性循環。盡管危機目前整體可控，但未來不排除個別重債國危機進一步惡化。
關鍵詞：歐債危機 歐元區 經濟一體化 政治一體化
中圖分類號：F830.9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770(2012)01-023-04
當前，國際金融市場對希臘可能出現債務違約的擔憂進一步加劇，希臘因債務危機最終走向破產的可能性進一步增大。同時，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等國已經出現的或將來可能出現的金融風險問題，更是引發了全球金融市場的動蕩，并有可能進一步蔓延至實體經濟領域，甚至是國際政治領域。歐債危機的影響范圍之廣、影響程度之深、持續時間之長，決定了我們有必要深入分析其成因。歐債危機的起因錯綜復雜，既有歷史原因，也有現實原因；既有經濟原因，也有政治原因；既有歐元區內部的因素，也有國際經濟政治大背景的因素。本文試圖從經濟學和政治學的雙重視角深入探究歐債危機的起因。
一、經濟一體化和政治一體化的不同步性
在歷史上歐洲人曾經以各種方式進行過歐洲一體化的偉大嘗試，但是都失敗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歷史，使歐洲人普遍寄希望于通過歐洲經濟一體化的道路來實現歐洲的和平與福祉。從二戰后的歐洲煤鋼聯營共同體，到1993年的歐洲聯盟誕生，主要是走的經濟一體化的道路。歐元區的成立實際上是二戰后歐洲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結出的果實，各成員國讓渡出自己的一部分，主要是貨幣，組成了一個共同的單一貨幣聯盟。歐元區的成立在促進歐元區成員國間的經濟一體化方面也確實發揮過許多積極作用。成員國在加入歐元區之后，享受到了歐元區使用單一貨幣的好處，比如消除匯率浮動，促進跨境貿易和促進跨國就業等，使得政府和企業在國際資本市場上融資更加便利，與其他國家之間的資本流動更加順暢。但是我們還必須看到，歐元區成員國畢竟是獨立的歐洲民族國家，歷史傳統和文化差異在短時期內是很難融合的，各民族國家的利益沖突也仍然客觀存在。因此，歐洲的政治一體化一直都遠遠落后于經濟一體化，在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共同司法與內務合作、共同防務政策等方面的進展仍然非常有限。
按照加入歐盟和歐元的標準，歐元區似乎可以作為一種國家的～體化模式。但是經過一年多的努力，歐盟不但沒能順利解決希臘債務問題，歐債危機反而傳染至更多國家。歐洲金融市場動蕩加劇，還存在著債務危機與銀行危機并發的可能性。歐元及歐盟運作機制當前所面臨的前所未有的考驗，與歐元區經濟一體化和政治一體化的不同步性有直接關系。與經濟一體化相比，歐洲政治一體化的進程大大地落后。沒有政治聯盟作為基礎，經濟聯盟的發展就存在著難以逾越的障礙。歐元是一種共同貨幣，它的價值及其穩定與否還取決于各國在政治上能否保持團結一致。若政治一體化的問題始終得不到解決，對于歐元來說就是致命的傷害。目前急需解決的就是國家的讓渡問題。國家對貨幣稅收的管轄權不僅是國家重要的經濟職能，更是一國的重要內容。對于參加歐元的國家而言，它們已經讓渡了發行貨幣的，但是仍然保持稅收和國家經濟決策的權力。這不是單一的經濟一體化所能解決的，更加需要政治一體化的發展來解決。
由于歐元區經濟一體化和政治一體化的不同步性，各成員國的國家利益與歐元區共同利益經常存在沖突。作為多種增長模式和多種發展速度共存的經濟聯合體，歐元區成員國經濟發展差異很大，特別是近年來隨著歐元區的東擴，轉軌中的中東歐國家逐漸加入歐元區，更加加劇了區域內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國際金融危機之后，歐元區各國經濟復蘇步伐不統一，德國、法國的經濟開始回歸正常，而希臘、愛爾蘭、西班牙等國由于房地產泡沫的破裂，經濟復蘇之路曲折。各成員國對歐元區貨幣政策的訴求不盡相同，但歐洲央行顯然難以同時兼顧所有成員國的利益，這一問題在單一貨幣體制下難以得到有效解決。如果有一個好的政治決策機制，當某個成員國債務風險上升時，歐元區應該能夠果斷地尋求一種合適的解決辦法。但是，歐盟的成立是建立在一系列超國家機構基礎上的，各成員國常常在機構設置，席位分配、表決機制等問題上爭論不休。歐元區與歐盟密不可分，歐元區的重大決策中都由這些超國家的機構協調解決，這樣的制度設計本身就是缺乏效率和執行力的。在歐元區現行決策體制下，歐洲債務問題不可能迅速得到解決。同時，歐元區設計上又沒有退出機制，出現問題后協商成本很高，這也給歐元區危機處理提出了難題。由此可見，將發展水平不同的國家置于一個統一的貨幣區內，只搞經濟一體化卻沒有政治一體化，必然存在著諸多難以協調的矛盾，制度上的弊端就已經為危機的爆發埋下了伏筆。
二、經濟政策的不協調和經濟趨同的不穩定
歐元區各成員國的實際情況不同導致經濟政策各不相同，已經成為歐元區未來發展的重大障礙。雖然成員國在經濟趨同上都達到了指標的要求，但是這種趨同僅僅是表面經濟數據的統一和接近，歐元區真正需要的經濟政策的協調統一還遠遠沒有到來。成員國稅收制度各不相同，失業保障制度以及養老金制度也不統一，成員國不同的通貨膨脹水平與相同的利率之間存在著很大程度上的不協調，成員國穩定物價的要求與放棄部分經濟后調控手段受限制之間也有難以解決的矛盾。如果歐元區不能較好解決內部經濟政策的不協調問題，那未來的歐債危機仍然會愈演愈烈。
成員國經濟政策的不協調還嚴重影響了歐洲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按照歐盟條約的規定，歐洲中央銀行應該是具有高度獨立性的金融機構，它對歐元起到保證幣值穩定、抑制過高通貨膨脹的作用，是關系到歐元能否穩定運行的關鍵和基礎。但是從后來的實際情況來看，利益的差異性使歐洲中央銀行的獨立運作大打折扣。歐洲理事會控制著歐洲央行的人事安排，它是由各國央行的行長和董事會成員組成的，這些成員都代表本國經濟利益說話。由于各國對貨幣政策的要求不同，因此都盡可能影響歐洲央行采取對本國有利的貨幣政策，從而威脅到了歐洲央行的獨立性。有些國家在失去貨幣調控的手段后，只能利用其他手段來適應本國經濟發展的要求，這些手段也經常地與歐洲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相抵觸，從而大大降低了貨幣政策的效果。
除了經濟政策的不協調以外，成員國經濟趨同的不穩定也是歐洲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為了加入單一貨幣體系，各成員國不惜一切代價地向經濟趨同標準靠近，其中很多國家都是臨時突擊的結果。這種經濟趨同標準很難在歐元區啟動后長期維
持下去。希臘、意大利。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等國的債務危機，明顯地暴露出這種經濟趨同的不穩定。歐洲某些大國出于政治目的而人為地搞經濟趨同和加快歐洲經濟一體化的進度，最終必然會出現適得其反的效果。比如。對當年希臘為加入歐元區而做假賬，德、法等國心知肚明，但急于擴大歐元區的政治心態壓倒了本來規定的嚴格的財政、經濟標準。希臘等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原本與德、法等歐元區核心國相差不少，其福利水平也有差距。加入歐元區后，希臘背靠歐元這棵大樹，大量借貸，福利水平迅速趕上甚至超過了其他國家。可以說，歐元區在成立之初就在經濟領域埋下了地雷。歐元區成立之后不久，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又使得各國政府紛紛推出刺激經濟增長的財政寬松政策，希臘政府的財政原本處于一種弱平衡的境地，高福利、低盈余的希臘根本無法通過公共財政來支撐過度的財政開支，因此在這輪財政寬松政策中出現了債務危機。希臘債務危機爆發后，歐元區的其他國家包括德國和法國等核心國家都以盡量減少本國國家利益損失為出發點，來協調和尋找各方可接受的解決方案，完全沒有當初推進歐洲一體化的決心和進度。從這里也可以看出，成員國經濟政策的不協調和經濟趨同的不穩定。直接導致了它們在面對債務危機時仍然退守回本國國家利益的底線，大大增加了各方的協調成本，還可能會延誤解決問題的最佳時機。因此，對于每一個歐元區成員國來說，未來逐步推動建立協調的經濟政策并謀求穩定的經濟趨同是很必要的。在這次歐債危機中處于困境的國家必須更多地服從歐元區的統一領導。從現在的情況來看，希臘在這次危機中實際上已經失去了一部分自，公共政策上也將更多地受制于歐洲央行和歐盟的干預，這種情況以后可能還會發生在歐元區其他成員國身上。
三、貨幣政策的集中化和財政政策的分散化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一個國家調控經濟運行的兩大最主要的宏觀經濟政策，在兩大政策的應用中，其調控的側重點、調控目標、調控影響等方面均存在差異。貨幣政策更多地側重于總量的調節，更多地側重于保持幣值的穩定，且在治理通貨膨脹的時候作用更突出：而財政政策可能更側重結構性的調節，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比較突出，且在治理通貨緊縮的時候作用更突出。因而，為實現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國際收支平衡等宏觀經濟目標，客觀上必然要求將兩大宏觀經濟政策統籌安排合理搭配使用，這在一個國家內部通常是很容易實現的，但歐元區國家在這個問題上則具有較大的特殊性。歐洲區內的國家并非一個普通意義上的國家，雖然歐元區的財政政策仍由各國政府自主制定并執行，但由于歐洲一體化的政治需要，各成員國將自主制定執行貨幣政策的權力讓渡給了歐洲央行，由超國家的歐洲央行制定并執行歐元區統一的貨幣政策，即歐元區實行的是自主分散的財政政策與集中統一的貨幣政策搭配的宏觀經濟政策體系。可以說，這一制度設計是歐元區的最大特色，但也為當前的歐債危機埋下了伏筆。原因在于，各成員國自主實施的財政政策的目標主要是為促進本國經濟增長及解決本國失業等問題，而歐洲央行實施的貨幣政策目標則主要是為維持低通脹并保持歐元的對外幣值穩定。
按照經濟學理論，當一國財政狀況惡化時，其信用將會降級，由此導致發行國債的成本上升，甚至金融市場對其繼續發行債務還會附加諸多限制條件，這都會減少財政狀況惡化的國家發行國債的可能性，進而對該國政府控制國債融資和政府赤字規模形成約束。但因歐元區實施的是集中統一的貨幣政策，因而金融市場對歐元區各國政府財政赤字融資的制約機制無法發揮作用。而且，在這種制度安排下，歐元區在一定程度上還為不達標的赤字國發行債務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打開了方便之門。如加入歐元區之前的希臘，意大利等國的政府赤字本就已偏高，其債務背后的信用擔保能力已較低，但這些國家加入歐元區后并沒有采取緊縮的財政政策以削減赤字，而是更加專注于通過擴張財政預算實施寬松的財政政策實現本國經濟增長及解決本國失業問題，將由此可能引發的通脹及歐元匯率穩定問題均拋給貨幣政策的統一執行者歐洲央行。由此可見，歐元區先天的內在制度設計缺陷，使歐元區各國家不僅喪失了主動彌補財政赤字的意愿，反而使其原有的財政赤字進一步擴大，從而釀成當前非常嚴峻的歐債危機。面對歐債危機的爆發，歐元區各成員國仍無法在本國范圍內單獨采取任何貨幣政策來調整，只能寄希望于歐洲央行的統一安排，而這又發生很高的溝通成本，需要很長的協調時間，因而往往失去最佳的政策反應時機，造成很大的經濟波動和危機的可能。
四、區域經濟差異和產業結構失衡
歐元區各個國家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異，希臘，意大利等南歐國家在經濟體制與運行方式上與德，法等國家也有著較為明顯的差異。可以這樣說，在歐元區內部，經濟強國的發展優勢與弱國的發展劣勢越來越突出，兩極分化的趨勢也變得越來越明顯。經濟強國帶動不了弱國，弱國的放緩也同時拖慢了強國的發展。希臘、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國既沒有特殊的地域優勢，沒有很豐富的自然資源，在科學技術方面也沒有明顯領先的優勢。以希臘為例，其經濟發展非常畸形，實體經濟的支撐作用很低，房地產泡沫相當嚴重。希臘的勞動力、能源等生產要素市場競爭不充分，資源配置效率不高，處于壟斷地位的希臘公共企業改革阻力較大，公用事業市場開放相對滯后。希臘的國有企業不僅自身效率低下，服務質次價高，成為財政包袱，而且政府為了拉攏選民，贏得大選，還不得不大力擴展公共部門，進一步降低了資源配置效率。由于希臘低迷的經濟不能支持其龐大的財政支出，最終導致經濟泡沫逐漸破裂。失業率居高不下，銀行業壞賬率激增，債務危機的爆發難以避免。從另一個方面來看，希臘等南歐國家的債務危機反過來也在制約德國等歐元區主導國家的融資能力，導致德國國債的再融資成本增加。例如，德國政府在最近發行國債時就遭到資本市場冷遇，投資者認購很不積極，最終導致德國央行不得不出手購入超過市場需求的國債，以避免此次國債拍賣失敗。作為歐洲頭號經濟強國的德國長期國債一直是資本市場熱捧的優質資產，如此高比例的德國國債在市場上不能售出尚屬首次，反映的是投資者對歐元區經濟前景的不信任。如果作為歐元區經濟信用等級最好的德國尚且不能在資本市場充足地融資，歐洲其他國家的境況可想而知。最近這次德國國債發行遇冷，直接反映出資本市場對作為歐元區實力最強的德國經濟能否免于遭受歐債危機的擔憂，也是德國經濟遭受歐元區債務危機拖累的一個信號。
從產業結構的角度來看，在金磚國家的經濟迅速增長的過程中，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占據了世界絕大部分市場，而美國、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則幾乎壟斷了高科技產品市場，因此國際制造業市場中留給希臘這類國家的份額就微乎其微了。希臘進入工業化的時間相對較短，由于受到自然資源等諸多先天條件的限制，對制造業產品的進口依賴度很大，而
象希臘原來的傳統產業如航運和旅游等，又在國際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受到劇烈沖擊，因此希臘的就業率和勞動生產率一直處于較低水平。在經濟低迷時期，國家只能采取積極的經濟刺激政策，這又使得財政支出大幅度增加，這些原因都加大了希臘在面臨經濟危機時的財政壓力。在其他南歐國家，如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國，其產業結構的不合理性和希臘也很類似，缺乏制造業支撐的產業空心化和擴張性的赤字財政政策，都是這場歐債危機的直接導火索。
五、人口的老齡化和不合理的社會福利政策
歐洲是世界上老齡化最嚴重的地區，公共財政背負著很重的養老金負擔，必然會表現為相關國家的公共債務不斷上升。除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巨額養老金支出，歐洲的教育醫療福利、失業救濟、帶薪休假等其他福利項目的支出比例在全世界都屬于高水平行列。如果把歐洲和美國進行比較，我們可以發現，雖然美國社會較歐洲更為開放，吸收的外國移民也比歐洲多，但是多年來美國經濟增長的速度卻是歐洲的兩倍左右，失業率也只有歐洲人的一半，出現這種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美國社會福利水平比歐洲相對要低很多。與美國不同，歐洲國家的社會福利制度可謂是一個無所不包的“安全網”，除了經濟活力受損外，還帶來社會制度的僵化。在歐洲的選舉政治下，歐洲國家不合理的社會福利政策不斷地被強化，沒有哪位政治家或選舉候選人能強力推行削減社會福利開支的財政政策。因此，歷史因素和現實利益交織在一起，使得歐洲很多國家的“寅吃卯糧”狀態持續了很多年。近年來，歐洲一體化的快速推進和歐元區的成立雖然一定程度上掩蓋了這種不合理社會福利政策的弊端，但是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最近幾年，很多財政能力有限的南歐國家在社會福利政策方面向德國和北歐看齊，而完全不顧及本國的實際經濟發展水平，最終導致債務無法按期償付的危機。
在社會福利政策的形成方面，歐洲各國間有著不同的文化差異。就希臘而言，其債務危機的一個根源就在于其要靠借錢才能過日子，這樣寅吃卯糧的狀態顯然是不可持續的，可以這樣說，希臘爆發債務危機有其必然性，這場債務危機的到來只是早晚問題。除希臘外，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國的信用評級最近不斷被下調，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超過國家財政能力的不合理社會福利政策所導致。因此，這場歐債危機的爆發確確實實給歐洲高福利國家的公共政策敲響了警鐘。
到目前為止，歐債危機的影響還遠未結束，歐洲經濟也沒有出現回暖的跡象。歐洲的這場危機對于經濟高速增長的中國來說，同樣具有很強的警示作用。首先，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協調統一應該成為我國未來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的主要著力點，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的收支結構和收支平衡尤其要重點予以關注，我們今后絕對不能出現歐洲這樣的債務危機。其次，在中國社會老齡化趨勢日益加快的大背景下，如何制定一套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福利政策，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應該成為今后需要重點解決的改革攻堅點。最后，我國當前在產業結構升級和縮小區域經濟差異方面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應該放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視野中重新審視和思考，我國企業在“走出去”戰略指導下開展的海外投資活動也必須要具備更大的彈性和靈活性，既要注意規避歐債危機帶給我們的各種風險，又要把握好歐債危機帶給我們的戰略機遇，更好地為我國的國家利益服務。
作者簡介：
滯脹時代的確認
我們在7月末中指出，全球滯脹越來越清晰。這既是各國紓困刺激的產物，也是各國解決財政困境的出路。而站在基于技術進步的長波周期的角度來看，生產效率放緩，成本壓力的上升，滯脹是必由之路。
我們一直強調，滯脹的“滯”，不是經濟停滯，而是利潤率下滑，“脹”也不是物價全面上漲，而是必須消費品特別是食品價格上漲，普通工業品價格難以上升。
我們也一直認為，目前的情況，不是經濟有多壞，而是看不到突破的希望。我們不是在下跌的時候重新關注問題。實際上，問題早就發生，且沒有新的問題。真正的問題在于，歐美沒有給出“直面問題的態度”和“解決問題的辦法”。自2008 年危機以來，全球已經確認走過了“計算機時代”。這就意味著全球生產體系中不再有系統性的ROE 全面上升的科技與產品基礎，除非再次出現大的技術革命。此時，市場邊界制約經濟增長，而保守勢力守護著原有產業體系的利潤水平，經濟中的矛盾不斷激化。
我們一直強調滯脹時代的確認，并不是要表達多么悲觀的論調，而是要客觀認識時代的特征。滯脹時代，股市不是只跌不漲的，而是震蕩的。歐美股市在過去2 年多時間里持續上揚，現在到了調整的時候了。歐美股市一直處于高位運行，現在必須尋找到一個低位。這不是大熊市，是一個震蕩時代。回顧1970 年代的道瓊斯指數，我們便可清晰看到震蕩時代的股市運行特征。
股市是震蕩市，但這只是名義的，實際上是大熊市。我們試想，1966 年的1000 美金，與1983 年初的1000 美金，購買力相差之大，可以想見吧？拿中國來說，如果市場長期處于2300-3500 這一大區間震蕩，試想，2009 年夏天的3500點，與若干年后的3500 點，內涵的貨幣購買力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在沒有根本性的技術革命的時候，歐美必須正視滯脹的基本格局，從而給出解決方案。對于美國來說，解決方案相對簡單，債務型通脹是必然取向。歐洲的問題要復雜得多，由于歐元區的財政不協調，不同國家之間財政狀況差異大，歐元區必須給出債務解決方案。
滯脹時代的風險資產價格
我們從前文看出，滯脹時代，股市是處于區間震蕩。那么，其他風險資產呢？
首先看大宗商品，由于滯脹時代看不到經濟突破的希望，大宗商品價格是很難長期上漲的。而由于通脹也是必然的方向，大宗商品價格也將在一個不太低的區位得到支撐。
結合當前的狀態來看，經濟不景氣得到越來越多的認同，而大宗商品價格仍然處于最高位區域，這就決定了在今后的一段時間里大宗商品價格將迎來一段較長的下跌波段。
歐元區必然面臨大震蕩
歐元是德國獲得歐洲大市場的工具，給德國帶來了發展腹地，在給其他國家帶來發展的同時帶來了更大的債務。
從貨幣與財政統一的角度來看，德國理應對其他國家實施財政上的轉移支付，德國至少應該部分地承擔其他國家的債務。而從法律意義上看呢？德國人并沒有義務為其他國家承擔債務。
相類比，人民幣是中國疆土之內普遍流通的貨幣，無論發達地區，還是欠發達地區，都用人民幣。那么，在發展的過程中，在一國疆土之內，人民幣的法定利率是一致的。欠發達地區為發達地區貢獻著勞動力和市場。當發達地區發展起來之后，財政的投資會發生轉移，支持欠發達地區的發展。這叫轉移支付。
由此看來，貨幣的統一，如果不伴隨著財政的統一，必然產生上面的悖論。在統一的貨幣體中，經濟發達國家形成了弱勢國家的事實上的剝削者。在弱勢經濟體出現問題的時候，卻喪失了貨幣政策這一緩沖工具，從而使得矛盾更加尖銳。
如果這些債務由這些弱勢國家負責，顯然是行不通的。因為他們不能自己印歐元，只能靠生產活動來掙歐元，從而獲得歐央行投放于市場中的貨幣。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他們無論如何緊縮財政，也不能在滿足既有社會福利的條件下實現償債。但問題是，在法理上，德國不欠其他國家的錢，沒有直接救助義務。因此，只有當其他國家出現重大問題的時候，解決歐元區財政不協調問題的制度性方案才有可能出臺。
因此，我們認為，歐元區必然還有大的震蕩，必須等待審判之劍，然后才能找到復原的力量。
市場的趨勢和機會
趨勢上，維持我們在過去幾份報告中的觀點，從大的格局來看，我們處于震蕩時代中；從中短期來看，當前中國股市處于震蕩時代的相對低位，歐美正在從相對高位跌落至中間區域；從未來1-3 個月的情形來看，中國股市在等待轉折的契機，但歐洲可能發生的大震蕩讓中國的底部如何形成充滿了不確定性。
在6 月份的相對低位時候，談論底部和反彈的聲音較多。在當前這個時間窗口上，這一論調變少了。在9 月21日那個算不上標志性行情的時候，盡管有高呼轉折者，但迷茫的聲音還是更多。普遍認為，市場還需要最后一跌。
最近不到一個月時間，美國債券市場出了很大問題，很多先知先覺的債券投資者已經開始拋售。第一個出來做的是太平洋投資公司，他們已經將美國國債清空。前兩天巴菲特也開始對美國債券市場表示憂慮。美國10年期債券收益率大幅上升，被大幅拋售，這是對美國的巨大挑戰。
美國經濟還需要刺激，今年后續的財政預算赤字所需要的補償由誰來購買呢？過去12個月美國聯邦政府發行債券的70%，由美聯儲供支。6月份之后，如果美聯儲再供支，美國債券利率可能上升。債券利率上升可能推動美國短期、中期和長期利率全面攀升。
如果是這樣，最終結果是什么，資金從債券市場撤出。會去哪？去美國股票市場嗎？美國股票市場已經在去年大幅度上升。目前許多政策因素已經反映在股票價格上。如果利率上升，以美國的經濟形勢，它是否有能力推動股票繼續上漲是存疑的，股票、債券的基金經理對此也沒有太大信心。這樣的話美國從股票、債券市場撤出的資金可能流出美國。去哪兒？去歐洲嗎？
歐洲現在面臨債務危機，歐洲要形成一個共識，來拯救歐元區周邊的債務，目前還沒有達成協議。看樣子現在問題更加嚴重，因為葡萄牙政府總理辭職以后，使得整個一攬子問題更加復雜。德國目前經濟形勢非常好，它是過去七年以來經濟增長最強勁的，但總理默克爾說服國內支持由法德主導的一攬子債務解決方案，有很大難度。當然這個問題在中長期總是需要解決的，我們也相信歐洲最終會解決這個問題，但是馬上解決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美國資金撤出，流到歐洲的困難也很大，最可能去的地方就是發展中國家，亞洲應該是一個機會。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看好目前新興國家的股票市場，應該說是有很好的機會，會有資金進來。
影響力最大的風險將是重大系統性金融危機。
發生概率和影響力同時位居前5位的兩大風險則分別是財政長期失衡問題和水資源供應危機。
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每年的《全球風險報告》都會帶有風向標意義。今年1月8日的《2013全球風險報告》分析了在未來10年內的50個全球風險。“這些全球風險本質上是對一系列最關鍵體系的善意警告。”報告編輯兼世界經濟論壇執行董事李·豪威爾（Lee Howell）建議各國高度重視自身對全球風險的抵御能力，以確保面對重大事故時，關鍵體系能繼續正常運行。
經濟壓力：財政失衡和債務危機成為最大風險
目前，全球經濟體系仍然承受著巨大壓力，特別是超寬松貨幣政策和緊縮性財政政策正考驗著全球風險抵御能力。
財政失衡和債務危機已經成為西方乃至全球最大的風險。具體看來，歐元區的不穩定將依然在未來數年間影響全球經濟前景，系統性的財政失敗威脅著全球金融體系的穩定。持續的全球經濟不穩定，讓各國政府從主要著眼于長期的解決方案，轉變為聚焦眼下，著重解決眼前的問題。
然而，鑒于近年間在歐元區此起彼伏的反財政開支縮減的抗議行為，世界經濟論壇認為，歐債危機以及由此引發的社會危機都將給全球金融系統穩定帶來潛在風險。風險的累積正一步步削弱著市場對各國政府的信心，歐元區政府的信任危機尤為明顯。
收入失衡風險同樣不能忽視。事實上，收入分配失衡不僅是造成當前全球經濟困頓的根源，甚至是造成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的根源。從某種程度上而言，近10年來，全球收入兩極化趨勢和社會發展不平衡性加劇，才是一切危機之根源。
氣候變化：溫室氣體排放不斷增加
地球環境體系面臨的壓力也有增無減，特別是溫室效應的加劇以及有可能更加頻繁出現、后果更加嚴重的極端天氣事件正考驗著地球的風險抵御能力。報告把“溫室氣體排放不斷增加”列為第三個最有可能發生的全球風險，是10年內最具連帶效應的環境風險之一。
報告認為，金融危機轉移了人們對氣候變化問題的關注，社會經濟風險使人們無暇顧及氣候變化帶來的挑戰，國際社會缺乏應對氣候變化這一長期威脅的緊迫感。蘇黎世保險（Zurich Insurance）首席風險官Axel Lehmann以去年出現的多起極端天氣案例為例，質疑稱“至今也沒有任何針對溫室氣體排放的有效解決方案出臺”。
奧維咨詢首席執行官約翰·德里說：“保護自然環境和發展經濟如同相互對抗的兩場風暴。如果我們不投入必要的資源緩解極端天氣帶來的風險，那么我們子孫后代的安全就會受到威脅。政界、企業界和科學界需要攜手共同應對這些復雜的風險。”在經濟和環境都在經歷結構性變化的背景下，國際社會應當進行必要戰略投資，防止經濟和環境體系出現重大問題。
互聯網世界：“數字化野火”難以撲滅
高度發達的互聯網有可能成為社會恐慌之源，甚至造成嚴重的地緣政治后果。報告將高度互聯世界中的數字化“野火”列為全球重大風險之一。
毋庸置疑，高度互聯的通訊體系讓人類受益匪淺，但也正是因為高度互聯，那些有意無意誤導他人、或者具有挑釁意味的信息才擴散得更快；由于虛擬世界里以訛傳訛的信息飛速擴散，即使正確信息馬上跟進，可能也來不及避免危害的產生。
當今世界已日益成為一個“地球村”。隨著技術的進步和網絡的普及，信息的傳播更加便捷，但同時網絡信息安全問題也日益突出。種種違法和不負責任的信息嚴重威脅到國家安全、社會穩定以及普通民眾的合法權益。互聯網的跨國性、流動性等特點則要求世界各國除了在本國層面采取行動，依法維護網絡信息安全外，也亟須攜手合作，共同構建一個和平安全、開放有序的全球網絡空間。
目前，全球網絡建設的標準和制度雖初現端倪，但仍未形成明確的世界性規則，特別是網絡安全領域的國際立法已迫在眉睫。
醫療衛生：抗生素耐藥性成為公共健康威脅
上世紀醫學領域取得的巨大進步讓世界各國沾沾自喜，這種現象極其危險。報告說，衛生事業進步的同時，病原體對抗生素的耐藥性越來越強，全球高度互聯互通性使流行病傳播風險加劇。
世界衛生組織的一份報告也指出：在過去幾十年中，一些高效藥物被開發出來治療結核病、瘧疾、艾滋病、流感和其他許多細菌傳染病，所有這些藥物到一定時期都可能由于耐藥性而失效。目前，幾乎每一種抗生素都面臨這種風險，抗生素耐藥性已發展成世界范圍內的一大公共健康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