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債務危機的后果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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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地方債務危機的后果范文

歐洲債務危機的根源

與以往債務危機不同的是,希臘債務危機并不是一個局部的危機,而是危及整個歐元區的危機,其危機根源并不局限于局部的金融市場的投機攻擊,而是根植于全球經濟運行體系,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而成為未來全球經濟復蘇的障礙。

居高不下的財政赤字2009年希臘的預算赤字占GDP比重超過12%,是年初的4倍,其債務余額為2800億歐元,占其GDP的124%以上。而《馬斯赫特里特條約》規定各國的財政赤字和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分別不得超過3%和60%。“笨豬五國”(pigs)的葡萄牙、愛爾蘭、意大利、西班牙,其2009年的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分別為9.4%、14.3%、5.3%、11.2%,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分別為84.6%、82.9%、116.7%、66.3%。整個歐洲只有保加利亞和盧森堡保持在3%的警戒線以下。居高不下的財政赤字和外債水平,在GDP增速放緩的時候,引發債務危機的可能性會突然增加。

金融市場投機攻擊從亞洲金融危機到美國次貸危機,再到希臘債務危機,所有的這些金融危機都與金融市場的投機攻擊有一定的聯系。早在希臘2001年加入歐盟前,高盛就通過一系列的貨幣互換與信用違約掉期協議(CDS),使得希臘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從實際的5.2%在賬面上降低到歐盟《馬斯赫特里特條約》所規定的3%。但另一方面,高盛卻又在債務即將到期的時候,通過一系列的炒作,使歐元兌換美元的匯率大跌,從而使得希臘等國歸還美元債務的成本大幅度上升。此外,高盛還通過一系列的債權證券化手段幫助希臘獲取資金,通過這些操作,希臘在名義上減少了大約23.67億歐元的外債。隨著全球經濟的高度虛擬化,全球熱錢增多,這些錢開始是進入私人部門,但接著就是進入政府部門,從而導致各國政府的債務不斷增加。

深層次的問題歐洲債務危機表面上看是與巨額財政赤字,與金融投機行為有關,而實際上則是存在一些深層次的問題,這些問題從經濟管理到經濟制度,從經濟制度到政治制度,都預示著未來全球經濟復蘇存在著巨大的困難。

一是政策根源。巨額的財政赤字是與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干預政策密不可分的。美國次貸危機之后,全球范圍內的經濟刺激與政府財政赤字相互推動,導致政府公共債務規模不斷攀升。政府刺激經濟的結果是:政府支出上升、社會保障支出上升、稅收收入下降,最終導致通脹與赤字并存,宏觀經濟運行存在巨大風險,從而給金融投機攻擊提供了機會。

在凱恩斯赤字政策背景下,通過赤字財政、發行外債、希臘基礎設施建設和消費信貸,希臘經濟在2003年―2007年呈現快速增長的局面,但隨著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加深,消費需求大幅度下降,政府不得不通過進一步的赤字政策推動投資和消費,從而使債務問題越積越深。大多數發生危機的國家都是在經濟泡沫時候過于樂觀而借了過多的債。這些國家為什么會借這么多的債?因為他們越來越相信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問題是可以通過凱恩斯有效需求刺激方式克服的。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刺激手段,其本質乃是只針對總量平抑周期波動,而不能從結構上化解經濟內在的矛盾,政府開支不僅不能夠克服經濟體系內在的問題,反而會走上一個自我循環的不歸路,直至最終導致經濟危機。

二是結構矛盾。歐洲債務危機與美國次貸危機有著一些共性的問題。從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到2000年IT泡沫破裂,從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到這一次的歐洲債務危機,表面上看是金融市場的投機所致,而實際上,乃是全球經濟體系和經濟制度存在根本性的不可化解的矛盾,這種內在的矛盾乃是危機爆發的基礎條件。就希臘債務危機而言,由于在歐元框架內,希臘的經濟發展水平較差,必然導致其債務水平不斷上升,并最容易受到金融投機攻擊。

三是政治問題。導致希臘債務危機的深層次原因,還包括一些政治問題。嚴重的政治腐敗一方面導致賄賂成風、偷稅漏稅嚴重,從而導致稅源損失;另一方面,公務員隊伍過于龐大、借助公共工程的尋租行為增多,從而導致無效率的政府開支過大。希臘人享受退休前收入96%的退休金,公務員的未婚或離婚女兒,可以在父母死后繼續領取他們的退休金。政府缺乏公信力,也是希臘債務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一個缺乏公信力的政府,其任何政策都難以培育市場信心。此外,作為歐盟成員國,一個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向集團內其它國家的看齊,進一步加重了政府開支,而這些政府開支并沒有相應的稅收支撐。

最嚴重的政治問題在于國家企業化運作,基金存在“去政策化”的現象。為什么會有赤字?名義上都是為了刺激經濟增長,但實際上存在政府“經濟人”現象。美國的一些赤字更多的是與就業有關,就業與選舉有關,而在其它一些發展中國家則可能是與工程有關,工程與腐敗有關。很多中國學者在討論國際金融危機的時候會提出“抄底”的概念,美國房地產市場崩潰了,他們就主張去美國抄底房地產,美國國債價格下跌時,他們就主張抄底美國國債,現在歐洲出現債務危機的時候,又有“學界權威”和“專家”主張抄底歐洲債券。由此可見,國家基金不完全是用來穩定宏觀經濟運行和促進經濟發展,而是墮落到從事商業投機的地步,更何況,這些“專家”的預測幾乎都是失靈的。

歐洲債務危機的影響

新的金融危機因為希臘發行的國債,要么是歐元區各大銀行承購,要么就是得到這些銀行或保險公司的擔保,希臘的主要債權人是法國和德國,分別有500億歐元和300億歐元,葡萄牙的主要債權人是西班牙和法國,分別有600億歐元、300億歐元。如果歐洲債務危機不能得到妥善解決,將會導致歐洲各大銀行出現多米諾骨牌現象,一大批歐元區銀行面臨倒閉威脅,歐洲中央銀行更是難逃災難。實際上,危機爆發后,歐洲銀行同業拆借利率不斷攀升,已經出現信貸緊縮的現象。西班牙政府已經宣布接管一家小型儲蓄銀行,西班牙對外銀行可能無力償還10億美元的債務,外國銀行正收緊對西班牙等歐元國家金融機構的貸款。當然,單純的金融危機是能夠很快克服的,“笨豬五國”的債務總共8000多億歐元,其中,希臘和葡萄牙分別為1060億歐元和440億歐元,7500億歐元的歐洲穩定計劃足以應付。

歐元區危機歐洲債務危機導致歐元匯率大幅度下跌,從2009年12月25日至2010年1月底,歐元兌美元貶值8.4%,2010年2月歐元對美元匯率在10天之內下跌10%,從1.45∶1左右迅速貶到1.2∶1,而美元指數從70多上沖到90以上。歐元匯率的大幅度下降,一方面有利于歐元區內的出口大國,但另一方面導致了整個歐元區的政治危機。除了歐元匯率大幅度下跌之外,“國家破產”正在考驗歐元區域貨幣一體化。作為獲得歐盟救助的條件,希臘承諾降低財政赤字,削減開支,將降低公務員的薪金、凍結社保等福利,2010年5月5日希臘發生了大規模的罷工運動,抗議政府采取緊縮措施。如何協調統一的貨幣政策與統一的財政政策和社會發展政策成為歐元區今后的一大難題和任務。

全球經濟復蘇面臨挑戰IMF的一項研究發現:從1972 年至2000年,債務違約后,其借貸成本在第一年平均上升4%,第二年有所好轉,第三年基本恢復違約前水平。在一個依賴于凱恩斯經濟刺激政策的經濟社會里,這將會導致經濟復蘇困難。IMF的研究還發現,債務違約期間,企業外部信用平均減少40%。實際上歐盟與IMF的援助方案本身就要求希臘持續四年以每年10%的速度削減經常性的財政支出(除去國債利率的財政支出),私人投資者愿意以5%的利率購買希臘國債。據統計,債務違約國家在債務重組過程中,GDP平均增長速度要比其它國家平均低1.2%。

歷史經驗也表明,20紀80年代新興市場債務危機波及到整個發展中國家,即使那些沒有債務違約的國家也深受其害。歐洲債務危機背景下,全球各國推出的削減赤字計劃,為全球經濟復蘇蒙上了一層厚重的陰影。有人擔心,2010年全球經濟可能因歐洲債務危機而“二次探底”。由于全球各國的赤字和公債水平都已經創下或接近歷史新高,未來全球經濟的復蘇難度將會大大增加。

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歐洲債務危機使得中國資產面臨縮水的危險,隨著債務危機的發展,外匯儲備投資不是在好資產與壞資產之間進行選擇,更多是在壞資產與更壞的資產之間進行選擇。

中國和歐洲的經濟聯系多于金融聯系,因此,歐洲債務危機對中國的主要影響是出口需求,但是,發生債務危機和具有潛在債務危機的“笨豬五國”占中國出口市場的比重并不大。當然,當歐洲債務危機波及整個歐洲的時候,歐洲作為中國第一大出口市場,其出口需求沖擊還是巨大的。同時,隨著中國開放型經濟的戰略性轉型,內需將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最重要源泉,如果轉型成功,歐洲債務危機對中國的影響不會太大。因此,歐洲債務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還有待進一步的觀察。

未來全球債務風險

截至2010年2月,全球各國負債總額突破36萬億美元,占全球經濟總量的60%左右,預計2011年將超過40萬億美元。美國整體債務近80萬億美元,超過GDP的550%,包括聯邦債務、地方債務和政府支持企業(GSE)債務,占GDP的比例為140%,居民債務占GDP的比例為100%,公司債務占GDP的比例為320%。所以,歐洲債務危機絕不僅是歐洲的危機,而是全球的危機。

全球債務風險還體現在基于債務的信用違約掉期(CDS)這類非現金的衍生品交易上,美國市場上的CSD規模大約有15.5萬億美元。大量的CDS風險發生在2012年。一旦大量債務到期,全球性的“迪拜債務危機”就可能上演,2010年2月4日三大評級機構警告,如果美國到2013-2015年赤字不減少,美國的信用可能會被下調。

未來全球經濟復蘇的障礙就是債務:居民債務導致消費需求不足;企業債務導致投資需求乏力;政府債務導致公共需求下降,同時,企業和居民稅收負擔加重。隨著金融創新和政府干預之間的惡性循環,全球金融系統性風險不斷加劇,風險從銀行到政府;從希臘到歐盟;從富人到窮人;從窮人到人類;從現在到未來,終將導致全球經濟面臨巨大的危險。解決債務危機最根本的辦法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在全球經濟高度虛擬化的環境下,金融市場投機過度而實體經濟創新不足,社會再生產循環體系出現梗阻是必然的結果。

歐洲債務危機對中國的啟示

中國雖然是一個財政盈余的國家,但是,潛在的債務威脅也是不可忽視的。中金公司研究報告預計,2009年末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余額(不含票據)約為7.2萬億元,預計2011年底達到約10萬億元。10萬億元的地方政府負債約占中國2009年GDP的三分之一。這些地方政府債務所使用的手段類似于西方投資銀行的“創造性會計手法”,雖然在名義上不構成政府債務,但在實際上已經構成了嚴重的政府債務負擔。同時,中國的公務員開支、未來的民生工程、國防建設,以及日益逼近的人口老齡化都將形成剛性支出,如果沒有根本性的結構性改變,未來中國的債務負擔將會持續加重。

當前全球經濟與政治體系存在諸多不穩定因素,美國次貸危機之后,國際經濟摩擦加劇,地緣政治格局發生巨大變化,而國際游資最熱衷于抓住這些不穩定因素,趁機制造更大的動蕩,以便從中漁利。在開放條件下,中國也必將成為國際熱錢的攻擊對象,中國應致力于構建更加完善、穩健的經濟運行體系,堅決克服市場中過多的投機行為,防止經濟泡沫,以及不恰當的地方政府行為產生不穩定的后果。

第2篇：地方債務危機的后果范文

一、歐洲債務危機的演進

2001年，希臘為了加入歐元區，請美國投行高盛為其設計出一套“貨幣掉期交易”方式。通過這樁交易使希臘賬面上符合了《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對成員國財政赤字的規定，隱蔽了希臘政府高達10億歐元的公共債務赤字規模，為這場危機的爆發埋下了“隱患”。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演變為全球金融危機后，希臘等歐盟成員國為了刺激經濟，紛紛大量舉債，政府債務急劇擴張。當投資者開始懷疑政府的償債能力時，開始紛紛拋售那些高風險國家的國債和國債衍生品，希臘這樣的國家被列在首位。各國政府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而實施的赤字財政政策成為此次歐洲債務危機的“導火索”。

2009年10月，希臘政府宣布財政赤字嚴重超標，政府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分別達到12.7％和113％，遠超歐盟《穩定與發展公約》規定的3％和60％的上限。鑒于希臘政府財政狀況顯著惡化，惠譽國際信用評級有限公司宣布把希臘信用評級由“A-”降為“BBB+”，隨后標準普爾將希臘的長期信用評級從“BBB+”下調至“BB+”。隨著信用評級被降低，希臘債務危機正式拉開序幕。繼希臘之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債務等級也被全球三大評級機構先后幾次下調，2010年伊始，債務危機在歐洲全面升級。

二、歐洲債務危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

(一)危機對歐元區的影響

在歐元區并非只有希臘面臨龐大的債務和財政赤字的困境，西班牙、意大利、德國等國都面臨著類似的問題，見表1。

從目前來看，歐盟給予希臘巨額貸款的方便，短期內雖然使得希臘局勢趨于穩定，但是政府用信用的形式，用巨大規模的財政刺激辦法，即用更長的杠桿來解救危機，這樣的援助不會從根本上解決危機。作為歐元區第四大經濟體的西班牙約1.6萬億美元的經濟規模是希臘、葡萄牙和愛爾蘭經濟規模之和的兩倍。2009年西班牙GDP萎縮了3.6％，財政赤字激增至GDP的11.4％，一旦西班牙這樣的大國爆發信用危機，則可能拖累整個歐元區的實體經濟與金融市場。如果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內歐元區不采取徹底“財政”改革方案，整個歐洲經濟都會受到債務危機的拖累。

(二)減緩世界經濟的復蘇進程

歐洲部分國家出現的債務危機不僅僅是幾個歐元區國家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債務危機往往具有傳染效應。受歐元區債務危機影響，金融市場和股票市場波動比較大。全球大宗商品價格出現暴跌行情，在期貨市場，作為全球經濟活力領先指標的銅價，連續增長了21個月后在2010年4月開始進入下跌的走勢；隨后出臺救助計劃，今年5月10日歐洲央行宣布7500億救助計劃帶來的利好僅僅持續一天，隨后又重新步入下跌甚至暴跌的軌道。5月11日，歐元對美元下跌0.7％，歐盟證券市場指數StoxxEurope600下跌1.2％，近一個月來，全球股市全線下挫，股市市值縮水約7萬億美元。投資者不僅擔心歐洲國家難以解決債務危機，甚至擔心美國就業市場的改善程度可能也不及預料，更擔心全球經濟是否真的會出現二次探底。目前，許多經濟體至今仍未退出次貸危機中推行的經濟刺激計劃，而歐盟甚至全球又再次陷入應對希臘等國家的債務危機之中，這使得全球經濟復蘇將會變得更加艱難，同時也加大了全球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退出的難度。

(三)會對中國出口產生一定的沖擊，外匯儲備可能貶值

在經濟與金融全球化時代，任何一個開放經濟體都難以在一種區域性金融危機中完全置身事外。由于債務危機的影響，歐元區經濟增長前景變得更加暗淡，這無疑會給中國經濟造成負面沖擊。沖擊之一是歐元區國家可能實施更強硬的對外貿易政策。自2007年以來，歐盟成為我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在經濟惡化的情況下，為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歐元區政府可能會把重點轉移至對外貿易領域，首當其沖中國將成為歐元區國家實施貿易保護主義的對象。據統計，今年4月份，我國對歐出口的增速還維持在25％，但這種反應存在一定的滯后期，下半年反應可能會比較明顯。沖擊之二是中國外匯儲備多元化管理的難度增大。次貸危機爆發之后，中國外匯資產增持更多的是歐元資產，隨著歐洲信用危機爆發，歐元對日元與美元已經顯著貶值，并可能進一步貶值，這無疑加大了中國外匯儲備多元化管理的難度。

三、歐洲債務危機的形成機理

(一)分散財政與統一貨幣的制度性缺陷

本輪經濟衰退充分暴露出歐元區體系深層次的制度性缺陷，即在歐元區內部貨幣政策由歐洲央行統一行使，而財政政策卻由國家分而治之，這種分散的財政政策和統一貨幣政策之間的失衡導致成員國失去了熨平危機的宏觀經濟調控手段——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一個國家調節經濟運行的兩個最基本、最核心工具，只有二者松緊搭配才會有效地對經濟運行實施調節。由于歐元區實施統一貨幣政策，各國缺少了利率和匯率兩大工具的支持，為了走出由美國次貸危機所帶來的經濟衰退，成員國只能借助擴張性財政政策來刺激經濟復蘇。加之，這些國家的債券也會成為國際市場上的投機對象，結果造成希臘、愛爾蘭、西班牙等國家物價和工資迅速上漲，財政赤字不斷擴大，各國早已突破了《穩定與發展公約》規定的財政赤字不得超過本國GDP的3％，債務總額不得超過本國GDP60％的上限，已經完全脫離了經濟發展水平與國家還款能力，以至于投資者對政府債券的信任度降到了冰點，進而引發債務危機。

(二)歐元區各國經濟發展不均衡

歐元區一體化之后各國經濟結構存在很大差別，盡管都是歐元區國家，但各國的預算狀況千差萬別。各國經濟發展所處的不同階段也使財政政策難以有效協調，但為了建立更為龐大的組織，擁有27個成員國的歐盟極力拉攏那些希望加入進來但經濟狀況卻不容樂觀的國家。加人歐元區后，各國自身的優勢與劣勢逐步明顯地表現出來，例如希臘這樣的國家沒有資源優勢，沒有領先的創新優勢，而德國、法國這樣的大國就壟斷了對外出口，強勢國家與弱勢國家之間的矛盾越來越突出。以往在維護歐元與歐洲一體化的更高訴求下，經過歐洲政治精英的努力得以調和妥協，但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這些問題凸顯，國與核心國之間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存在著明顯的不相適應，歐元區無法滿足成員國不同的貨幣政策偏好，國無法利用貨幣貶值快速形成對外盈余，也無法維持當前的財政赤字，使其陷入一種結構性的衰退，并且還面臨債務膨脹，國與核心國差距越拉越大。同時，當經濟發展不平衡的時候還會造成搭便車行為的出現，希臘無節制的信貸最后需要德國這樣的大國來埋單，這種只靠成員國的相互救濟渠道單一且不持續，使得歐元區的救助機制極難建立，危機爆發之初并未及時得到解決，導致歐洲債務危機愈演愈烈。

(三)經濟結構單一，偷逃稅嚴重，稅收來源有限

希臘債務危機的發生原因很復雜，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希臘自身經濟發展狀況。希臘的經濟基礎比較薄弱，經濟結構單一，主要是以海運、旅游等外需型產業作為自己的支柱產業，而這些產業非常容易受外部因素的影響，在次貸危機的影響下，希臘海運市場急劇萎縮，航運業2009年的年收入下降了27.6％；旅游收入快速下滑，2009年赴希臘旅游的美國游客減少了24.2％，同時歐盟成員國進入希臘的游客也銳減了19.3％，來自兩地的旅游業收入分別減少16.2％和14％，這些支柱產業的萎縮直接導致了希臘財政收入銳減。在希臘，偷、逃稅現象十分嚴重，希臘政府在打擊偷逃稅方面一直不理想，據估計，希臘政府因偷逃稅行為每年損失的稅收至少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4％，嚴重制約了稅收收入的增加。

(四)高福利，加之人口老齡化，財政支出負擔過重

希臘具有以高福利為特色的社會保障制度。希臘公務員的隊伍相當龐大，公共部門雇員工資的漲幅甚至超過了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臃腫的公務員體系使得財政狀況每況愈下；希臘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突出，國家的產業競爭力顯著削弱，而長期富裕的生活環境養成的高消費習慣無法自動作出調整，政治家為了選票必然通過政府舉債支出來維持高生活水平與社會福利，導致財政赤字不斷擴大、政府債務高居不下；希臘的失業率常年維持在10％左右，失業救濟便成了希臘非常沉重的負擔。希臘政府一直奉行無節制的赤字財政政策和高貿易赤字發展模式，對經濟造成嚴重透支。希臘加入歐元區后，享受到歐盟區帶來的諸多好處，其中最大優勢就是更容易獲得廉價的貸款，曾一度使希臘經濟快速增長，平均年增長達到4％，但是希臘政府沒有主動控制負債，遵守《穩定與增長公約》，而是一味地保持寬松的財政政策。在經濟上行時，高福利和高赤字可以維持，一旦經濟進入下行期，以債養債的做法便使希臘的信用風險逐步升級，最終演變成歐洲債務危機。

(五)刺激計劃不當，陷入“救市陷阱”，由金融危機演變成財政危機

希臘的債務危機還未平息，美國又出現了地方債務危機，據前洛杉磯市長理查德?賴爾登2010年5月在《華爾街日報》中聲稱，洛杉磯很有可能會在2014年宣布破產。希臘危機不過是冰山一角，由于其自身問題以及歐元區體制上的缺陷導致債務危機首先在希臘爆發，其實全球普遍存在著債務危機，究其根源主要是各國為了阻止美國金融危機的蔓延，紛紛采取經濟刺激計劃，從而扭曲了資源配置的結果，這是美國次貸危機的延續。金融危機第一階段是由于格林斯潘長期執行低利率政策，使得大量廉價資金競逐資產和資源，衍生出越來越大的證券資產泡沫和金融衍生品泡沫，最終資產泡沫無法維持，吞噬了華爾街金融大鱷；為了挽救金融體系，美聯儲印出更多鈔票，這種行為本質是將金融機構的債務危機轉移到政府身上，這是金融危機第二階段。2009年的大救市其實就是各國政府以債治債，借債投資，雖然全球的大救市使得經濟回暖，但是并未解決核心問題，最終政府規模巨大的財政刺激計劃和投資計劃，造成許多經濟體財政赤字攀升，同時政府的過分干預使得資源錯配的局面最終以債務危機的形式表現出來。可以說，各國出臺的系列救市計劃，造成資金錯配，由次貸危機、金融危機演變成財政危機，世界陷入“經濟刺激計劃的陷阱”。

四、歐洲債務危機對中國的警示

西方國家出現債務危機，是“以－赤字還赤字”，“以債養債”模式的必然，對中國來說也是重要警示。

(一)財政刺激計劃要在可控的范圍內，把握好財政赤字的“度”

目前我國的國家債務和財政赤字遠低于國際公認的風險臨界點，但也不能過于樂觀。首先，中國地方政府存在根深蒂固的“GDP考核觀”，這就使得一些地方政府盲目舉債搞發展，地方投融資平臺規模迅速增長，造成地方財政入不敷出；其次，政府本質上有主動負債的愿望和機會主義行為的沖動，往往會置社會監督于不顧，賭未來經濟繁榮的預期以保自己的政治周期；最后，當面臨經濟下行時，政府刺激計劃是十分必要的，但這也意味著政府財政負擔會加大，也可能造成通貨膨脹的壓力，以及對私人部門的擠出效應。此外，地方投融資平臺資金中80％來自銀行體系，一旦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積聚，勢必會對銀行產生重大沖擊。所有這些對未來中國經濟肯定存在巨大的隱形風險，中國必須高度警惕地方政府的債務結構與實際債務負擔，做好債務測算和償債平衡工作。當條件成熟時，經濟刺激計劃應適時有序退出，如果當經濟已經過熱時才開始收緊，會被迫要求加大力度，政策效果也不佳，容易造成經濟的大起大落，注意量的積累引起的質的變化，把握好刺激計劃的“度”。

(二)與國際接軌，增加中國財政的透明度

財政透明度是一國制定宏觀政策的基礎。目前比較權威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財政事務部在《財政透明度手冊》中所采納的由KopitsandCraig(1998)給出的定義：財政透明度指向公眾公布政府結構與職能、財政政策取向、公共部門賬目和財政籌劃。根據該定義，財政透明度的核心是要求以及時的、系統的方式對所有相關的財政信息(包括預算信息)的充分披露，包括用來編制預算的經濟假設、政府資產和負債、稅式支出以及對數據可靠性的建議。目前中國財政透明度整體較低，在預算內財政收支之外，存在規模龐大的預算外收支，并由此引出了各部門、各單位的“小金庫”；在政府的預算報告中缺乏詳盡的數量指標，人們難以對資金使用進行績效評估，在披露債務指標時數據不完全，沒有包含所有既有債務等等。隨著中國經濟日益融入全球化，透明度問題將越來越多地被關注，此次歐洲債務危機也告訴我們應該加強政府財政的透明度。中國應與國際接軌，加強與國際機構的溝通、協調，縮小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的《財政透明度良好行為準則》的差距。

(三)地方政府負債要與其收入匹配，決不能過度負債

地方政府之所以必須平衡預算不能負債運行，是因為他們手里是沒有印鈔機的。他們不可能像央行那樣憑空制造“信用”出來。而現在地方政府通過融資平臺事實上承擔的債務，將會成為未來的宏觀經濟風險的來源。除非是壓縮政府自身的開支，無論用何種方式彌補赤字，都有可能最終引發央行發行更多貨幣，這會讓本已嚴重的通貨膨脹形勢雪上加霜。

應該說，在預算法的嚴格規范之下，我國的各級地方政府本來并沒有出現大規模的赤字和負債運行情況。這原本是一個很好的經濟運行環境，但是經濟刺激計劃產生出來的大量地方政府負債，正在惡化這個環境。歐洲債務危機和美國加州財政破產危機殷鑒不遠，已經給我們敲響警鐘。現在歐洲央行和美國政府都是靠購買或幫助受困地區發行債券暫時渡過危機，要恢復它們的財政平衡和經濟活力還必須經歷漫長而痛苦的過程。地方政府必須嚴格控制自身的負債規模，必須依照預算法平衡預算。用融資平臺的方式避開法律的監管是短視行為，逞一時之快而增加長期經濟運行的系統性風險。

(四)做好轉方式、調結構大文章，由投資出口導向型向消費導向型轉變

希臘今天的局面警示中國過分地依賴出口拉動經濟是不可取的。在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中，出口一直是我國政府促進經濟發展的殺手锏，但是這種發展方式極易受到外部沖擊。雖然目前中國出口恢復較好，但是未來發達國家增長趨緩的風險將會顯現，在歐洲債務危機背景下，中國下半年出口回落是可以預見的。在未來的一段時間里，中國主要的出口國——歐美等發達國家低增長的情況還將持續，從長期來看，出口導向型模式是不可維持的，中國應盡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從依靠外需轉到以內需為主。擴大內需是中國經濟結構性轉換的核心環節，消費是比出口、投資更好、更長效的拉動經濟增長的持續動力，倘若不主動轉向內需為主，在面臨危機時將處于被動的位置。在出口戰略上，將主要向歐美國家出口轉向亞洲新興國家、東盟、非洲國家的出口，出口產品也應全面轉型升級，單純初級產品、勞動密集型產品結構是不可持續的。

(五)土地財政不可持續，應拓展財源

在中國，地方政府長期以來奉行“土地財政”政策，以出售土地籌集財政資源，高房價所帶來的高額土地出讓金和高稅收已成為許多地方政府的財政支柱，正是這種依賴帶來了地方政府的短期行為，成為房價上漲的直接推手。房價的過度上漲造成房地產泡沫，當經濟下行時，順經濟周期會使房價大幅回落，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便會銳減，同時為了經濟的發展政府不得不大量舉債拉動投資，由此政府便會陷入一個惡性循環。因此，政府應拓展財源，改變依靠具有不穩定性和不可持續性的“土地財政”稅收模式。同時，房地產市場與整個金融體系關系緊密，必須高度重視房地產市場問題，謹防房價大起大落。抑制房價過快增長，不能忽視不產生實體經濟效益的“流動性再創造”問題，一個國家的發展重心應該是以發展實體經濟為主的健康模式，這樣才會增強抵御外部沖擊的能力。

(六)理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

危機的出現，人們開始重新思考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開始懷疑市場的有效性。由于市場本身存在盲目性、自發性和滯后性等缺陷，人們認為只有政府才能修正市場失靈。尤其在后危機時期，有擴大政府能力、夸大監管作用的嫌疑。那種認為政府是全能政府，在危機中承擔無限責任的看法，是大錯特錯的。政府過度調控后果很嚴重，只能造成道德風險加劇。政府不是“萬能政府”，代替不了市場經濟自身運轉的高效率。在應對危機時期，強化政府的作用不是要政府取代市場的作用，更不是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而是應矯正市場機制中那些不健康的成分，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禁止對公眾有害的市場行為，使市場經濟回到正確的發展軌道。債務危機的蔓延告誡各國政府應舍棄借助危機萌生的全能政府理念，嚴格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政府的真正職責應該是根據自己對信息的掌控能力和對規則的創造能力，為自由競爭理清適當的邊界，保證政府在適當、適度干預的前提下使市場效率實現最大化，又不至于積累過多的市場風險。

(七)正視地方債務風險，防患于未然

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問題由來已久。現行體制下地方政府的事權與財權高度不對稱，地方政府長期面對資金缺口。在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國家稅收收入的大部分歸人中央財政，盡管中國現行的《預算法》等有關法律嚴格禁止地方財政出現赤字和地方政府舉債，但事實上各級地方政府大都在不同程度上不顧自身償債能力擴大赤字，舉債度日或負債運行，且這些債務大多處于隱性狀態。

此次金融危機加重了地方政府債務危機。很多地方政府的負債額遠遠超過本級財政收入，面臨巨大風險。一些地方政府依托政府融資平臺等方式過度舉債已接近極限，地方政府性債務率已高達94％。

另外，從經濟走勢看，中國很可能步入加息周期，地方政府債務成本增大，房地產市場可能降溫從而令政府土地收入減少，而一旦來自土地的資金鏈斷裂，財政資金又有限，沉重的地方政府債務不得不由中央政府承擔。地方政府留給銀行大量的呆壞賬靠中央政府來核銷，宏觀經濟將可能有“硬著陸”的風險。

國家必須迅速采取行動，對全國整體財政及債務狀況作全面清查和評估，摸查地方債務的規模、來源和性質，做好各級債務的測算和償債平衡工作，進行債務規模限額管理和風險預警，從財政和金融兩方面切實防范償債違約風險。

(八)政府宏觀調控有局限性，謹防凱恩斯陷阱

凱恩斯學派從價格粘性的角度找到了政府干預經濟的理由，認為宏觀經濟政策具有合理性。金融危機的爆發，激發了各國對凱恩斯需求管理的狂潮，各國政府采取“無節制”凱恩斯加上貨幣主義的刺激計劃，這在短期也許是正確的，但從長期來看，被喻為“看不見的手”的市場機制，才是自動調配資源使其得到最優化的有效方式。根據科斯定理，在不考慮交易費用的情況下，只要私有產權界定清楚，各方可以通過市場自由交易達到最優結果。㈣政府宏觀調控就是在經濟發生波動時采取反周期政策來減少波動，使經濟更加平穩，但是在很多場合下非但沒有使經濟平穩發展，反而加大了經濟周期波動的幅度。無論是此前的次貸危機，還是這次的債務危機，充分驗證了政府過多地干預經濟總是弊大于利的。為了避免問題的惡化，應謹防凱恩斯陷阱，真正認識市場，讓市場來糾正資源錯配。無論何時，政府不能代替市場的作用，市場力量才是經濟發展的持續動力。愈演愈烈的債務風險讓我們重新思考反危機機制，也需要我國重新評價“凱恩斯主義”的成本，“赤字財政”不宜長期化，“赤字財政”作為市場失靈時政府對市場的補救，只能作為啟動力量使用，以期由政府投資帶動民間投資，恢復市場活力。但如果超過啟動力量的定位，變成政府代替市場，則可能帶來更大的風險。

第3篇：地方債務危機的后果范文

1956年6月21日出生，祖籍山東濰坊。美國賓西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博士；曾任沃頓商學院，密西根州立大學，俄亥俄州立大學，紐約大學和芝加哥大學教授；現任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

我在以前撰寫的文章中指出，鐵道部其實就是整個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縮影。

據財報顯示，2012年第三季度，鐵道部主要通過銀行貸款和發行債券籌資2101.7億元人民幣，較第二季度的1737.1億元人民幣增加了21%。其中，通過債券籌資1178.24億元，占第三季度新增資金來源的56%。這顯示鐵道部的負債和負債率在不斷擴大。公開資料顯示，2010年、2011年和2012年上半年、2012年9月末，鐵道部負債分別為1.89萬億元、2.41萬億元、2.53萬億元、2.66萬億元，負債率分別為57.44%、60.63%、61.08%和61.81%。

鐵道部是否已經不堪重負？它的發展模式是可持續的嗎？

我在2011年的春節就了鐵道部的財務預警！當時的鐵道部還沉浸在“”的狂歡之中，沒有人聽。結果不到一年，鐵道部在資本市場發債受挫，沒辦法只好“作弊”――在財政部碰了一鼻子灰以后，竟然故意曲解發改委的文件，創造出“政府支持債券”新名詞，硬把它說成是有中央財政支持，來忽悠資本市場。

媒體報道說，“鐵道部向國家求援8000億元，希望財政支持4000億元，同時發債4000億元，以使鐵路建設順利推進。”鐵道部公開回應說這個報道純屬謠言。那到底是不是謠言呢？從財務報告上看，36家與高鐵相關的上市公司，應收賬款合計是2491億元。

何以至此呢？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先問一個問題：給你一筆資金來做投資，你會怎么投？我想就算你沒讀過MBA，也懂得手里要留有周轉資金，分期開發，保障一期竣工以后能收回現金，再投下一期項目。你一定不會把所有的錢用來同時開工十幾個項目，到后來沒錢了再到處去借。

2008年，國家的4萬億投資計劃中，計劃投資到鐵路上的大概是12萬億。結果，鐵道部一口氣投進24萬億，全國41萬公里鐵路一起上馬；一口氣開工建設16萬公里高鐵，砸進16萬億；同時開工建設雙線電氣化鐵路25萬公里，至少又砸進7500億元。所有的錢全砸進去了，沒錢了怎么辦？等國家撥款或向銀行借債。

這樣做的后果是，一旦國家減少投入，很多在建鐵路項目立馬陷入困境。2011年6月，國家開始重新思考鐵路規劃，決定放慢速度，削減投資。

這里我得為政府辟個謠，政府可不是在“溫州動車事故”之后，而是在那之前就已經考慮修改計劃了。早回應我的預警多好，沒準兒鐵道部還能“軟著陸”。結果是：國內多條鐵路面臨資金短缺被迫停工，停工項目占到所有鐵路項目的90%以上。

鐵道部搞“”式的高鐵建設，那么，地方政府在搞什么？公路、機場和其他交通樞紐。讓人擔心的是，地方政府的債務危機比鐵道部來得更猛烈。在這個時候，我們不要閑著沒事兒看歐洲和美國的熱鬧了，因為“中國版”的債務危機早已經爆發了。

這個危機就是云南省的融資平臺發生了嚴重的債務危機，這不是個別危機，而是一連串具有連鎖反應的債務危機，云南發生危機的同時，全國各地的債務融資平臺都發出了警報。

首先是云南公路千億貸款發生了技術性違約，經過云南省政府和四大國有銀行的緊急磋商與協調，才避免了危機的爆發。之后，云南省政府悄悄搞重組，不幸的是，重組中發行的債券又險些違約，這些債券包括“10云投債”和“11云南鐵投債”等企業債和短期融資券兩個品種的7只債券。而云南省政府早在2011年4月26日召開常務會議時就決定組建云能投了，可是3個月后才披露這個信息。

其實，不僅僅是云南，同期的四川債務平臺也出現了嚴重問題。2011年5月31日，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作出了史上最嚴厲的懲罰，對“10川高速MTN1”、“10川高速MTN2”兩單中期票據的發債主體――四川高速公路建設開發總公司處以警告和注銷其剩余10億元發債額度的處罰。

第4篇：地方債務危機的后果范文

1.銀行信用風險銀行信用是在商業信用的基礎上通過銀行而產生的借貸關系。與商業信用相比，銀行信用的活動范圍比較廣，經營規模比較大，借貸期限也相對比較長（銀行是可以長期信貸的）。銀行的主要職能是吸收存款、發放貸款和轉賬結算等業務，當然，銀行只有擁有雄厚的資本，才能經營發放貸款的業務。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銀行是提供各種金融服務，在各種借與貸之間獲取差價從而盈利，即獲得銀行利潤，它相當于平均利潤。對此，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有過直接說明“：銀行的利潤一般的說在于：它們借入時的利息率低于貸出時的利息率。”⑥隨著經濟一體化和全球化的發展，銀行信用在經濟交流和溝通方面發揮著重大作用，而銀行信用本身也得到了飛速的發展，使得銀行信用成為全球現代信用的主要形式。銀行信用使得銀行業務規模得以擴大，業務種類得以拓展，銀行利潤得以增加，但與此同時，銀行信用風險也如影隨形。所謂銀行信用風險，是指各銀行在取得盈利的同時，承擔著在日常資金借貸的運動過程中有可能遭受損失的風險，即借款人因各種原因未能完全履行合同，未能及時、足額償還銀行債務的可能性，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銀行經營風險。這種風險不僅發生在貸款中，也可能發生在擔保、承兌和證券投資等相關業務中，而其中主要的風險形式是貸款業務的風險又稱貸款的收回風險，即銀行貸出去的資金由于各種原因貸款人不能按期歸還貸款的風險。相對于市場風險、購買力風險等，信用風險是銀行最具威脅的風險。銀行信用風險包括道德性信用風險（借款人有錢故意不還）和非道德性信用風險（借款人想還，但無力償還）。但無論道德性信用風險，還是非道德性信用風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銀行出現大量的死賬呆賬，增大銀行不良資產數目，從而導致銀行資產受損、信貸能力下降，對銀行的出資人、所有者和廣大金融消費者造成傷害，最為嚴重時可能導致銀行破產倒閉。

2.貨幣信用風險貨幣信用是伴隨著以金銀為固定等價物進行交換而產生的一種信用關系。后來，由于金銀具有不易攜帶、磨損成本高等缺陷，紙幣代替了金銀來執行貨幣職能。當然，紙幣只是一種由國家發行的，并強制使用的貨幣符號，但是這種貨幣符號卻在商品交換和發展中給人們帶來了很大的便利。今天，隨著信息時代的來臨，電子貨幣得以產生，電子貨幣進一步提高了人們支付的便利性。不過，在便利性提高之余，風險也同樣在不斷增大，這一不斷增大的風險亦即貨幣信用風險。實際上，馬克思早在19世紀60年代就已經提到：“一旦勞動的社會性質表現為商品的貨幣存在，從表現為一個處于現實生產之外的東西，獨立的貨幣危機或作為現實危機尖銳化的貨幣危機，就是不可避免的。”⑦也就是說，自從貨幣產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經埋下了貨幣信用風險的種子。所謂貨幣信用風險，主要是指在經濟社會大環境中貨幣流通和信用領域中長期的通貨膨脹和信用膨脹的危機。馬克思認為，貨幣信用風險“只有在一個又一個的支付鎖鏈和抵消支付的人為制度獲得充分發展的地方”，只有在人們對信用貨幣失去信心時，“才會發生”⑧。今天貨幣市場非常廣闊和活躍，潛在的貨幣信用風險也是不言而喻的。本質上，作為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的不管是紙幣，還是電子貨幣，它們存在的前提和基礎無疑是大眾的信用和日常經濟活動中建立起來的信用體系。因此，如果建立在信用基礎上的貨幣信用平衡被打破，那么，所有債務或者款項都被要求以實物提前支付，那些以信用為載體的觀念上的、虛擬的、電子的貨幣將不復存在。這種貨幣危機如果蔓延到商業領域和其他領域，那么，一場因貨幣信用危機而導致的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就開始了。

二、現代經濟社會信用風險的典型案例

“傳統文化中并沒有風險概念，因為他們并不需要這個概念。”⑨然而“，現在，發達文明中存在一種風險命運。”⑩猶如馬克思所描述的那樣，“一種嶄新的力量信用事業，隨同資本主義的生產而形成起來。起初，它作為積累的小小助手不聲不響地擠了進來，通過一根無形的線把那些分散在社會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貨幣資金吸引到單個的或聯合的資本家手中；但是很快它就成了競爭斗爭中的一個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變成一個實現資本集中的龐大的社會機構。”輯訛輥而隨著這一“新的可怕的武器”亦或稱為“實現資本集中的龐大的社會機構”的“嶄新的力量”不斷發展變化，信用風險及其社會危害也在與日俱增。

1.美國次貸危機在美國，很少有人買房時全額付款，購房抵押貸款（簡稱房貸）是非常普遍的現象。但是，對于那些收入不穩定甚至根本沒有收入的人來說，買房時因為信用等級達不到標準，就無法獲得傳統意義上的標準抵押貸款。這些因信用記錄不好或償還能力較差而被銀行拒絕貸款的人，往往會申請次級抵押貸款購買住房。所謂次級抵押貸款（簡稱次貸），是指一些貸款機構為追求比一般抵押貸款高得多的貸款利率，而向償還能力較差、信用程度較低的借款人提供的貸款。由此可見，次級抵押貸款就是信用被放大之后而產生的借貸關系，是一個高風險、高收益的行業。進入新世紀以來，由于新經濟泡沫和“911”恐怖事件，美國開始推行寬松的貨幣政策，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也連續多次降低聯邦基金利率，從而為房地產市場活躍與發展創造了一個利好的政策與經濟環境，美國的次級抵押貸款市場迅速發展。有調查研究表明，2006年美國有差不多500萬個家庭牽涉次貸，而且規模金額巨大。然而，2007年初，隨著短期利率的提高，次級抵押貸款還款利率開始大幅上升，購房者的還貸負擔大為加重。與此同時，美國房地產市場的持續降溫也使房屋出售變得更為困難，進而通過抵押住房再融資就難上加難。這種局面直接導致大批次級抵押貸款者不能按期還貸。由于貸款人到期欠款無法償還，銀行和貸款機構也就無法收回貸款，因而只能收回作為抵押的貸款人的房子。然而，經濟蕭條，購賣力下降，房產不斷貶值，收回房產的銀行和貸款機構沒辦法完成手頭房產的買賣，從而就導致資金周轉緊張，最終引發了次貸危機。顯然，美國次貸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在于信用被無限放大，卻缺少保障信用的監督機制和評估機制。危機發生之初表現在次貸購房人無法還貸而導致次級抵押貸款機構破產和投資基金被迫關閉，隨后危機波及金融體系，進而影響了實體經濟。危機不僅席卷全美，并且蔓延全球。這場由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市場引發的危機持續惡化，最終釀成了一場對世界主要金融機構和全球金融市場產生了巨大沖擊波的全球金融風暴，它使美國經濟增長進一步放緩，并對世界經濟產生了一定負面影響。為了刺激經濟復蘇，自2008年11月至2013年12月，美國已推行了4輪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歐盟、日本、俄羅斯等也相繼推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這些國家在全球金融市場上掀起的這股“貨幣海嘯”，無疑又會進一步引發全球貨幣信用風險。正因如此，與其說次貸危機是美國房地產市場上的次級按揭貸款危機，倒不如把它歸結為一場信用缺失危機。

2.歐洲債務危機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后，歐洲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憑借美國馬歇爾計劃的幫助，恢復了因世界大戰而瀕臨崩潰的經濟體系。迅速崛起的歐洲各國為了進一步增強競爭力，而結成聯盟。實踐表明，歐洲聯盟符合歐洲各國和整個歐洲利益，有力地促進了歐洲經濟政治的發展，提升了歐洲在國際上的政治和經濟地位。隨著歐盟一體化進程的推進，1999年1月1日，具有獨立性和法定貨幣地位的超國家性質貨幣的歐元在歐盟各成員國范圍內正式發行，并于2002年1月1日起在歐元區國家內正式流通。毫無疑問，歐元的發行與流通不僅為歐洲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而且還推進了歐洲社會文化的融合。然而，由于歐元區一些國家，比如希臘、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各國政府為了提升本國競爭力，縮小同其他歐盟國之間的差距，盲目追逐短期利益，隱瞞政府的財政赤字，過分的透支政府信用，使政府面臨著巨額的債務（這些債務來自政府為應付財政支出而大量發行的、無法按期兌現的債券）。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前，上述各國在發債時根據預測是能按時還本付息的。之后，由于受到全球危機的沖擊，各國經濟疲軟，失業率激增，政府收入減少，支出增加，從而導致政府無力償還債務，于是在全球金融危機影響下歐洲債務危機爆發。實際上，在加入歐盟前希臘等各國就已經開始隱瞞其財務狀況，比如希臘就借助高盛公司掩蓋了其真實債務狀況。加入歐盟之后，變本加厲透支政府信用，大量舉借外債購買金融衍生產品，這與希臘本身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償還能力是不相符的，從而就導致了嚴重的通貨膨脹。一邊是日益擴大的政府財政赤字，一邊是不斷透支政府信用來刺激消費，最終釀成了一場席卷整個歐洲大陸的債務危機。不難看出，歐洲債務危機產生的主要原因是歐盟對某些成員國一味的經濟縱容和貨幣保護，使得政府對國家信用無限度透支，讓原本就已存在的問題愈發嚴重，直到無法掩蓋和隱藏，最終影響了整個歐洲大陸。這一場由政府信用透支而引發的債務危機，簡單說來，就是一場貨幣借貸到期無法償還的信用危機。從危機源頭上來看，歐債危機是由希臘債務危機而引起的、波及整個歐盟的債務危機。希臘一國的大量無法償還的外債使得歐盟其他成員國因為無法回收債務而陷入債務危機的鏈條。而歐盟早期沒有陷入危機的一些成員國，如法國、德國等，為了維護整個歐洲的利益和地位，以保住歐元的穩定，就必須不斷向危機爆發國注資。這一拯救歐債危機的舉措使得法、德等救援國國內的流動性貨幣減少，自身經濟發展也受到牽連，最終導致了整個歐洲經濟的衰退。

3.中國溫州現象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全方位、多層次、多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逐步形成，我國沿海沿江地區經濟得到了高速的發展，溫州就因其繁榮的民營經濟而聞名全球。溫州所產的眼鏡、打火機、皮鞋等小商品也遠銷海外，享譽盛名。經濟的高速發展使得一個江浙沿海的小漁村在不到30年的時間里發展成為一個人口密集的現代化大都市。由此，溫州一度成為改革開放以來經濟轉型的模范城市。然而，在民營經濟取得成功的同時，溫州的民間借貸也逐漸興盛。這種古老的借貸方式在寬松的經濟環境和高額經濟利益的驅使下開始慢慢地變質，這就為溫州危機埋下了隱患。溫州在經濟發展的背后到底隱藏著什么？自爆出一件件老板因債務跑路、甚至跳樓事件開始，溫州就被推至風口浪尖處，溫州爆發的這場嚴重的民間借貸危機引發了社會和政府高度關注，也引起了人心惶然。面對溫州的現狀，我們不禁要問到底是什么讓原本以民營經濟而聞名全球的溫州面臨如此困境？很明顯，溫州經濟發展中后期，很大一部分企業主偏離原本經營良好的實體經濟，將資本轉移到房地產等巨額利潤的投機行業，以致實體經濟日益空心化。同時，溫州人熱衷于高利息率的借貸（即我們常說的民間高利貸），它是一種靠信用關系維持的私人放貸，而且放貸的資金并不全是個人自有資金，還包括各種來自親友的資金、信用卡和銀行貸款而來的資金等。輰訛輥因此，一旦這種沒有任何法律安全保障的“關系借貸”沒辦法按期歸還，一旦資金鏈在某處斷裂，所產生的后果就變得非常嚴重。一方面，企業家們不僅要填補實業的資金短缺，還面臨高額利息率的巨大債務，企業因為嚴重的資金短缺，沒辦法正常生產運作；另一方面，這復雜而廣泛的借貸關系的平衡一旦被打破，就無法避免整個社會經濟秩序的混亂。表面上看，全球經濟環境惡化加上中央收緊信貸，導致了溫州中小企業資金鏈斷裂。實際上，溫州現象主導因素是貨幣的借貸泛濫超出了這個城市本身所能承受的范疇，高利息率的借貸打破了貨幣流通的平衡。中國房市不斷攀升的房價讓大部分溫州人嘗到了借錢生錢的甜頭，紛紛將投資目標放到房市等金融領域，使發家的實業經濟開始衰退并日益空虛。當國家加大對樓市的打擊力度，限制樓盤的炒價，這給借錢炒樓的溫州人以沉重一擊，最終誘發了一場嚴重的債務償還危機。在這個被高額利潤誘使的、以信用為基礎的私人借貸鏈條中，銀行也扮演著推波助瀾的角色，所以，當個人信用透支，資金鏈在某一處斷裂，銀行借貸中的貨幣沒辦法按時收回，一場因個人信用而引發的經濟危機就在溫州爆發，并向鄂爾多斯等多個城市蔓延。

三、現代經濟社會信用風險的有效規避

通過現代經濟社會信用風險典型案例的分析，我們不難發現：與馬克思論及的商業信用風險、銀行信用風險和貨幣信用風險相比，全球化時代的經濟社會信用風險表現出一些新的特征。一是從失信主體來看，信用風險由微觀個體向政府主體蔓延。與早期的個人和企業違約有所不同，今天政府失信已經變得非常嚴重。從歐洲債務危機到美國債務違約風險都反映了政府失信風險在不斷加劇。二是從金融工具來看，信用借貸由傳統金融工具向衍生金融產品轉化。作為在傳統金融工具（包括貨幣、債券、股票等）基礎上衍化和派生出來的新型金融產品，衍生金融產品（包括期貨合約、期權合約、遠期合同、互換合同等）由于能夠轉嫁風險而得到“青睞”，但這種新型金融產品高度的財務杠桿作用加劇了信用風險的危害程度。三是由引發領域來看，信用危機由生產制造業向房產地產業轉移。1929~1933全球經濟危機爆發直接原因在于制造業生產與銷售之間供求矛盾的尖銳化，而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全球金融危機的導火線則是房地產的泡沫化。基于現代經濟社會信用風險的新變化和新特征，我們認為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著力，以有效規避現代經濟社會的信用風險。

1.強化國家債務管理，規避政府違約風險2013年初，盡管美國兩黨達成了“財政懸崖”階段性協議，但其政府未能擺脫“關門危機”。實際上，自1960年以來，美國債務上限已經上調了79次（平均計算每8個月就上調一次），如果以現有利息增速判斷，十年后美國債務僅僅利息的支出就將增加到1.1萬億（占其GDP總量的4.7%），也就是說，美國未來十年必須保持GDP增速不低于4.7%，才能支付國家債務的利息。輱訛輥2009~2010年歐債危機爆發時，歐洲五國希臘、意大利、愛爾蘭、葡萄牙和西班牙政府總債務占GDP的比例也分別高達130%、120%、94%、83%和63%。2013年9月5日國際清算銀行（BIS）有關報告顯示，2007年中旬全球債務規模為70萬億美元，到2013年已經增至100萬億美元，而各國中央及地方政府是債務的最大制造者。由此可見，規避國家信用風險，防止政府債務違約是防范現代經濟社會信用風險的首要任務。規避國家信用風險，防止政府債務違約的最好辦法是避免政府的過度負債。這就要求政府量體裁衣，量入為出，將國家債務盡可能控制在能夠承受的范圍之內。與此同時，對現有國家債務應該強化管理，構建反映債務危機和債務風險的管理系統，建立政府債務預警、化解和救助機制。比如，調整國家債務期限結構安排，避免債務過度集中償付；加強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WBG）等國際性金融機構的合作，多渠道監管各國政府債務風險；聯合設立跨國債務危機救助的專門機構等。

2.完善衍生金融市場監管，降低市場系統性風險20世紀70年代，以期貨、期權等證券為核心的衍生金融工具的創新滿足了人們日益復雜的投資融資、資金保值和避險需要。作為一種高級的資源配置工具，包括遠期、期貨、期權、互換、掉期等在內的衍生金融產品經過衍生再衍生，推進了金融市場高度的發展。據世界交易所聯盟（WFE）的數據顯示，2013年全球期貨交易量達到37.8億手合約，與2012年交易量相比提高了24%；全球期權交易量達到2.24億手合約，與2012年交易量相比提高了17%。然而，衍生金融工具是一把雙刃劍，它的杠桿效應，有利于籌資、保值和避險，但同時也放大了衍生金融市場的風險及危害。1997年7月東南亞金融風暴的爆發，正是被譽為“金融大鱷”的喬治•索羅斯（GeorgeSoros）運用衍生金融工具牟利的結果。基于此，完善衍生金融市場監管，降低市場系統性風險成為規避現代經濟社會信用風險的必然要求。為保證衍生金融體系穩定運行，防止市場系統性風險發生必須加強衍生金融法制建設，提高衍生金融市場交易中信息透明度，健全衍生金融市場的內控機制，構建和完善衍生金融市場的預警系統和風險控制體系，注重開發各種管理衍生金融風險的新技術和新工具。輲訛輥此外，為了適應衍生金融市場國際化，各國政府還應該加強衍生金融監管領域的國際合作。比如，建立相關信息共享機制，注重監管信息的充分交流，以防止跨國證券欺詐和市場操縱；統一監管標準和監管規則，促成各國監管行為的協調性，降低衍生金融市場風險的外部負效用；對衍生金融行業自律進行統一規范，提升衍生金融市場自我監管能力等。

第5篇：地方債務危機的后果范文

禍起希臘，但不止于希臘。

延續近三年的債務危機正在歐洲南部蔓延，如今已波及意大利和西班牙。更危險的動向，則步步逼近歐洲大陸的超國家貨幣――歐元的去留。

此時，歐洲經濟復蘇仍然步履維艱，幾陷停滯風險之中。剛剛公布的8月份歐元區總體的采購經理指數(PMI)顯示，制造業部門自2009年9月以來首次小幅萎縮，而服務業PMI在連續四個月下滑后穩定在51.5。

同樣令人憂心的是，8月份其他信心指標也急劇下挫：德國IFO(IFO調查是德國主要的商業信心調查之一。該調查每月一次，詢問德國公司對當前以及未來六個月德國商業狀況的看法)指數連續兩個月走低，降至2010年8月以來的最低水平。

與此呼應，比利時商業信心指標從-2.5降至-7.8，創2008年12月以來最大的月環比降幅。

歐盟委員會8月30日公布的數據也表明，受各行業經濟預期下降影響，歐元區8月的經濟景氣指數自7月修正值103下降為98.3，這是該數據連續第六個月下滑。更嚴重的是，歐元區的企業景氣指數從7月份的0.44下滑至8月份的0.07。

上述兩項景氣數據雙雙創下2010年3月以來最低水平，歐元區經濟警鐘再次敲響。

9月的到來，并未重燃希望。野村證券全球經濟監測周報預測，9月歐元區經濟活動很可能進一步下滑：歐元區消費者信心惡化；制造品需求，從內需到外需都在萎縮，服務業目前的商業活動水平也在萎縮。

同時，對未來商業的預期也已大幅走低。若9月份相關經濟指標進一步下跌，將表明今年三季度歐洲GDP增長比預期更加疲軟。

在此之前，歐盟統計局8月16日公布的數據顯示，歐元區今年二季度的GDP環比增長僅0.2%，低于一季度環比0.8%的增幅，是2009年經濟衰退以來的最低值。歐元區兩個“老大哥”德國和法國，二季度經濟增長不盡如人意。德國二季度GDP的年化增幅從一季度的4.6%下降為2.8%，法國則幾乎沒有經濟增長。

同時，希臘、愛爾蘭等歐債危機國仍處于經濟衰退之中。希臘二季度GDP同比下降6.9%，意大利央行的預測則是，2011年經濟增速將低于1%。

歐元區的債務危機和經濟麻煩，促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新任總裁拉加德8月底在美聯儲年度經濟座談會上，呼吁對歐洲銀行業進行“緊急”資本重組，從而使這些銀行足以應對因希臘等國債券貶值和經濟放緩所引發的潛在損失。

這位來自法國的女總裁表示，加強銀行體系是切斷殃及整個歐洲的“傳染鏈”的關鍵。除非歐洲銀行業具有強有力的資本能力，否則“我們可以輕易看到經濟疲弱的現象將更多地蔓延至核心國家，甚至可能招致流動性危機”。

分析出現如此危險局面的原因，蘇格蘭皇家銀行歐洲首席經濟師杰克斯?卡約(JacquesCailloux)稱，當前危機的特質與過往的危機類似，即市場問題可以由一個國家延展到另一個國家，但在基本面上卻不一定與蔓延渠道一致，這是解釋歐元區內這么多國家受到此次危機波及的唯一合理的原因。

對金融市場的打擊和信用渠道的破壞，并非歐洲債務危機帶來的唯一后果。

三大評級機構之一的標準普爾，鑒于當前歐元區經濟二次衰退風險加重、南歐債務前景堪憂等因素，決定將歐元區2011年與2012年GDP增長預期分別下調至1.7%和1.5%；歐洲各國中，德、法、英等國2012年GDP增長預期也全部被調降。IMF也在8月29日表示，已下調歐洲國家今明兩年經濟增長預期。

歐元區建立時設計的歐洲金融穩定基金機制(EFSF)，曾被認為是遏制債務危機的利器，人們寄希望于大幅增加其規模，直到其力撐整個體系。

不過，如今擴大EFSF救助權也面臨變數。德國議會決定把擴大EFSF的關鍵投票推遲到9月29日。

法國巴黎證券(亞洲)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兼首席經濟學家陳興動指出，如果法院判定4400億歐元的EFSF違反條約法，或者削弱德國的財政，整個歐元區的形勢就岌岌可危。

處在逆風勢頭中的歐洲經濟，迫使歐央行(ECB)行長特里謝在8月底暗示歐央行可能重新考慮長期以來對通脹的警告，這意味著加息周期可能長時間暫停。不過他也認為，歐元區重新進入衰退的風險不高，并預計該地區經濟將繼續溫和增長。

官員的唱多和市場的唱衰，使形勢更加難以捉摸，歐元區在債務危機的裹攜中前行，而經濟再次陷入衰退的陰影和歐元最終解體的威脅伴隨左右。

“自我實現”的危機

如果由各國伸手相幫，意大利和西班牙會挺過這關，但問題的關鍵在于，這無助于長期問題的解決

很長時間，市場對歐洲債務危機的聚焦點僅停留在希臘一國。

而回到最初，早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當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臘加入歐洲共同市場時，就曾有聲音認為，歐共體范圍的擴大可能會使成員國之間的經濟合作深度受損。

結果不幸被言中。30多年來，當初的歐洲共同體逐步發展成為歐洲聯盟，進而建立一個超國家的區域貨幣“歐元”之后，歐元區的成員國選擇開始出現分歧，一些原本并不符合其明確規定的國家，在相關數據改頭換面之后，成為歐元區的新成員。

典型的例子正是希臘。2001年，希臘為加入歐元區，在華爾街投資銀行高盛的幫助下，利用外匯掉期調整了相關的國家資產與負債，從而在表面上滿足了歐元區關于財政赤字方面的規定。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希臘又基于同樣的原因，持續隱瞞和誤導外界。

直到2009年10月，帕潘德里歐組建希臘新一屆政府，前任們的謊言被揭開，希臘嚴重的債務問題被暴露，南歐諸國債務危機由此掀開帷幕。

最新的統計數據顯示，歐元區2011年預算赤字可能接近GDP的4%，債務的平均水平占GDP的比率約為84%，加之有其他國家的基本面與希臘不同的共識，人們一度傾向于認為，希臘危機就是歐洲債務危機的代名詞，危機并不會無限度擴大到整個歐洲大陸。

然而在過去數月間，歐債問題的規模迅速擴大，開始蔓延到整個歐洲，波及意大利及西班牙等歐洲大國。歐元的基礎開始被動搖。

這陡然增大的歐債危機，被多數經濟學家解讀為一場被市場“自我實現”的危機。西班牙、意大利的財政情況總體基本面明顯好于希臘，且緊縮的財政政策舉措已納入視野。

意大利政府8月29日宣布，計劃修正此前公布的規模為455億歐元的財政緊縮方案，增加了包括精簡地方政府、增加稅收和延遲退休時間等削減開支和增加收入的措施。

意大利亞洲觀察家學術委員會主席羅密歐?奧蘭迪(Romeo?Orlandi)對外界將意大利歸入“PIGS”(歐豬國家)感到不滿，并稱這個詞“粗魯而殘忍”。“我一直認為‘I’僅僅指代愛爾蘭。意大利的經濟體量大，又有相對穩健的銀行系統，而且有強有力的私人儲蓄做后盾。”奧蘭迪說。

奧蘭迪有意無意忽略了一點：歐元區的國債由各國銀行持有，國債貶值或違約不僅給本國銀行帶來損失，這些銀行發行的債券也會打上有違約風險的標簽，而各國又相互持有彼此銀行債券，銀行體系成了危機效應放大器。

歐洲政界和監管者仍在竭力拿出一個機制，以緩解銀行業對歐元區南部國家債務敞口帶給投資者的緊張。比較起來，意大利和西班牙甚至比希臘和葡萄牙問題大。希臘政府和希臘銀行所發行的債券余額中大概有630億歐元被銀行體系持有，葡萄牙是750億歐元，而意大利和西班牙分別是4100億歐元和3250億歐元。

當市場上的部分投資者開始對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債務可持續性表現出懷疑，事情就變得更為復雜。這種懷疑會推高這些國債的信用違約交換價差(CDSspread)和國債利率：三大評級公司進一步下調希臘、愛爾蘭和葡萄牙的評級，危機與此同時擴展到意大利和西班牙，其債務信用違約互換7月11日上升了130個基點達到2303點，7月18日則猛增至2558點。

利率一旦明顯上升，這些國家的利息支出占GDP的比重就會大幅度上升，從而增加其財政困難和違約的風險。

由于意大利和西班牙國債收益率飆高，歐洲央行于8月8日被迫重啟中斷了數月的債券購買行動。當周購買的220億歐元債券，創下該行自2010年5月啟動債券購買計劃以來的單周購買紀錄。

但是，歐洲央行的購買力度剛有所回落，意大利和西班牙十年期國債收益率便再度重返5%上方。截至北京時間8月30日18時，意大利十年期國債收益率達5.133%，西班牙十年期國債收益率為5.040%，希臘、葡萄牙和愛爾蘭同期國債收益率分別高達17.82%、11.03%和8.72%。

有消息說，考慮到歐債危機全面失控的可能性日益上升，美國市場基金近期已從歐元區撤退。一些經濟專家相信，事情發展的邏輯佐證了一點：當前歐元區的脆弱平衡有多個可能的結果，債務危機是可以“自我實現”的。

在援助了希臘、愛爾蘭和葡萄牙后，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可用的資金僅剩4770億歐元。湯森路透Creditviews數據顯示，西班牙9月有一只到期債務，數額為73.3億歐元；意大利9月則有三只到期債券，總額為424.7億歐元。

意大利的債務占GDP比重高達120%，西班牙的債務比重達60.1%。目前它們的資金缺口在4000億歐元左右，歐元穩定機制EFSF所能提供的錢，在未來十個月時間可能也僅有4000億歐元。

歐洲一體化之殤

看上去無解的歐洲債務危機再次證明了，從一開始，關于歐元的設想就存在分歧與缺陷

歐洲金融市場過去月余的動蕩再次表明，沒有神奇的魔棒可以把系統內積累了逾十年債務一筆勾銷，展開一張清白的資產負債表。在去杠桿化的過程中，政府的措施對需求的迅速下跌只能起到減緩的作用。

蘇格蘭皇家銀行歐洲首席經濟師杰克斯?卡約認為，過去一個月最值得關注的進展是，市場參與者與政策制定者愈來愈清醒地認識到，在一連串銀行和危機中，經濟活動不可能如危機前一樣活躍。

市場越來越憂慮這些國家采取的措施，根本未觸及核心問題――沒有通過增長或讓銀行提供更大幅度的撥備，來削減債務規模。

隨著觀察與分析的深入，越來越多人相信，此次金融危機讓歐元區政策制定模式的先天不足暴露無遺。

根據此前的相關協議和約定，歐洲中央銀行代表各成員國，統一行使超國家的區域貨幣，央行的首要政策目標和明確的政策權力，就是保持歐元區的物價穩定，即控制通脹水平。用歐盟委員會的解釋來說就是：提供一個穩定的能夠支撐歐元區經濟長期增長的貨幣政策，因此歐洲央行并不必須支持對歐元區經濟進行短期微調。

歐洲央行行長特里謝的署名文章中亦再次強調：“在較廣泛的歐元區可持續增長的問題上，重要的是致力于結構改革和健全的宏觀經濟政策。”

不過，中國投資有限公司資產配置與戰略研究部高級業務主管肇越指出，歐洲債務危機的深層原因是：歐元區經濟整合過程中的經濟失衡導致一些國家經濟受到沖擊，失業增加。失衡表現在財政上，即財政收入增長減速甚至下降，財政支出快速上升，赤字大幅增加，只能依賴于債務融資，最后陷入無力償還的境地。

歐洲復興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埃里克?貝里勒夫(ErikBerglof)稱，歐洲一體化進程從初始就不完整，作為理想貨幣區的一些因素缺失。人們寄希望于各國在此過程中日益趨同。雖有基本的一些制度安排、如負責常規貨幣政策歐洲央行建立起來；但歐元區創立的基礎是沒有財政聯盟的貨幣聯盟，無法可持續發展。

他認為，這導致任何一個歐元區國家出現財政危機時，都得不到確定性的中央財政支持和中央銀行(ECB)對財政債務的貨幣化，這可能造成對財政可持續性、歐元和歐洲銀行體系的沖擊。從這個意義上講，歐元區的表現取決于基本面最差的經濟體。正是因為歐元區的“短板”效應，使歐元區整體債務占GDP的比重低于美國，但歐洲面臨的財政違約和金融風險遠大于后者。

貨幣金融機構官方論壇聯大衛?馬什(DavidMarsh)則進一步分析，這個貨幣聯盟因其一刀切的貨幣政策造成兩個“惡果”：高通脹國家失去高利率調節工具，增長不可持續，而單一貨幣匯率對國際貿易失衡的自動調節機制失效，也令一些國家失去競爭力，結果在外來進口商品的沖擊下深陷經常賬戶赤字。

兩相交加之下，陷入危機的國家又由于沒有獨立的貨幣發行權，無法增加貨幣發行償還債務，只能企望緊縮財政支出和外來援助渡過難關，當這兩個辦法也無濟于事時，就只能依賴債務融資，最終釀成債務危機。

看上去無解的歐洲債務危機再次證明了，從一開始，關于歐元的設想就存在分歧與缺陷。

不過，有“歐元之父”之稱的經濟學家羅伯特?蒙代爾并不認同這一點。他認為目前的危機主要是財政方面的問題，他強調：歐洲“只有債務危機，沒有貨幣危機”。

蒙代爾解釋說，當年他的最優貨幣區理論是歐元區一體化的理論基礎。歐元區的出現不僅是貨幣的統一，還意味著經濟的一體化，包括投資自由化、商品和服務貿易自由化、勞動力自由流動。有統一的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經濟就會逐漸趨同。

肇越則指出，當年人們認為貨幣聯盟本身，為更加深化的一體化(如商品和金融一體化)提供催化作用，會加深歐洲的一體化進程。如今回頭看去，他們把問題想得太簡單，有些因素如語言問題并未考慮進去，但語言的差異確實使希臘等南歐拉丁語國家與德語區國家間勞動力的流動存在巨大障礙。

“這個貨幣聯盟并沒有真正地實現勞動力流動，也沒有靈活的價格和工資體系。”英國宏觀經濟研究機構VariantPerception創始人喬納森?泰伯(Jonathan?Tepper)分析說，對照歐元區現實，統一歐元區的建立使得德國和法國的經濟力量迅速擴張，沖擊了那些拉丁語系的南歐國家；而歐元區高度的工會化使得工資協議成為硬性指標，工資只能上浮而不能下調。

他認為，德國經濟力量的擴張主要表現為對這些國家商品輸出的急劇增加。從進出口的歷史數據對比上可以發現：意大利、西班牙等國的貿易由順差轉為逆差，葡萄牙、希臘則出現了逆差的擴大。

在倫敦的獨立經濟學家德里?畢克復(Derry?Pickford)解釋說，歐元區顯然不是理想的貨幣區，經濟體過于多樣化，趨同性標準不足，但就應付了事地湊在一起。

此外，貨幣自身的制約性因素，使歐元區邁向財政一體化和政策一體化兩個重大步驟需要時間積累。“歐元原以為可以逐步向前走，但金融危機導致問題的解決更緊迫，歐洲的政策制定者沒有及時適應環境變化，有了時間差。”陳興動說。

歐元去留懸案

歐債危機的解決藥方最終指向了歐元的去留，但向前走、向后走都很不容易。

早在歐元還是埃居(ECU)階段時，人們就在熱議歐洲貨幣和金融一體化道路上的一系列問題，包括：如歐洲貨幣體系的成員是否可以退出，國家貨幣被埃居替換后是否可以恢復？

如今，歐元去留已成懸案，就連歐元的早期支持者之一、德國工業聯合會前主席漢斯?奧拉夫?亨克爾(Hans-Olaf?Henkel)都撰文痛陳：對歐元的支持是我犯過的最大的專業性錯誤。

1999年1月4日，法蘭克福時間15時36分，一筆兩星期回購協議成交。這是歐元體系第一筆公開市場操作業務的成交，標志著新的歐洲單一貨幣體制下歐元貨幣政策的開端。

自此以后，歐元區經歷了每年1%左右的人均增長速度。作為區域貨幣，歐元是17個國家的單一貨幣，GDP總量只比美國稍小，已非常堅實的客觀存在。但是債務危機的陰影似乎暗示了若歐元區經濟模式不變，一些國家就難以避免經濟失衡。

美國芝加哥宏觀策略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及首席經濟學家戴險峰分析說，歐債危機的解決一直是政治家們博弈的結果，但隨著危機擴大，又似乎增加了歐元區政府與歐洲央行的博弈。

他認為，歐洲央行最初在危機中設SMP(Securities?Markets?Promgram)項目以在市場上購買需要援助的成員國國債。SMP后因被歐洲央行認為應由歐元區政府協調購買成員國國債而一度中止，后又重啟，反映出雙方的矛盾與糾結。

到目前為止，各項應對措施都是緩解當前的短期疼痛，借新債還舊債，債務將越滾越大。畢克復指出，沒有不需付代價的出路，債務問題要通過資產減計、抵押擔保和銀行資本重組幾個選項組合得以解決，但是帶來競爭力低下的問題，短期代價是提高歐洲央行通脹目標，如果德國通脹是5%，而周邊國家是1%，周邊國家競爭力會緩慢恢復而不會產生通縮。

陳興動說，歐洲央行不會通過通脹來解決以歐元計價的(即銀行和私人部門)的債務，因為擔心這樣一來會使北歐國家脫離歐盟或歐洲貨幣聯盟。

歐債危機的解決藥方最終指向了歐元的去留。

泰伯指出，歐元區面臨最為艱難的選擇：要么“向前走”，如美國和中國一樣，實現歐元區國家財政的統一；要么“向后走”，部分國家退出歐元區，重新發行本國貨幣，但留下一個仍然超的縮水版“歐元區”。

在目前的經濟形勢下，前者的阻力可想而知。陳興動分析說，在歐洲實現財政聯邦制，財政化歐洲，此方案看上去不錯，但涉及增資則不可能，因為德國會拒絕“埋單”。

馬什認為后者是痛苦而現實的選擇，這樣歐洲貨幣變得小而更有凝聚力，雖然不似以前雄心萬丈，但是歐元因此才會成為強勢貨幣。

工銀瑞信首席經濟學家陳超并不認同這一說法。他說，危機國家退出歐元區，將會對世界金融市場產生巨大沖擊。

在他看來，當那些退出歐元區的國家重新發行本國貨幣，最有可能的結果就是，這些新發行的貨幣將快速貶值。而像希臘這樣的國家，沒有像樣的產業，靠貶值和通脹也無法拉抬經濟。希臘等國家退出時會要求所有債權人做出讓步，甚至減計一些債權。而退出國貨幣發行后這些債權還將面臨因貨幣貶值導致的嚴重縮水。

第6篇：地方債務危機的后果范文

【關鍵詞】地方債務 財政分權 預算約束

一、前言

1994年我國成功實施了分稅制改革，改變了之前的財政“包干”制度，解決了當時中央財政收入吃緊問題，此后便形成了目前的中央地方兩極財政分權體制。然而，我國的分稅制改革并不完善，由此產生了一系列后果問題。雖然中國保持了十幾年的快速穩定的增長速度，經濟總量、綜合國力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但是在看到各項喜人成績的同時也應看到由于大規模的建設性融資需求，導致地方政府債務也在快速增加。

不得不承認和面對我國目前的地方政府債務管理現實：在我國財政分權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仍然沒有被賦予自主發債的權利；從預算管理來看，仍然有大量的債務游離在預算體制之外；從信息披露來看，尚未完全公開地方政府舉債情況，等等。

二、分權制度下政府間事權和財力匹配問題

在財政分權體制框架下，如何劃清中央和地方的事權范圍，明確支出責任，一直都是分權制度的問題，由于國家地區的情況差別，學術界對此問題可能看法不盡相同。然而分稅制改革以來，地方政府財力受到嚴重削弱，財力的不支與沉重的支出責任是地方政府債務問題的根本內因。從短期來看，加強中央轉移支付，規范地方融資平臺運作，可以暫時減緩地方債務壓力。但從長期來看，完善中央和地方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財政體制才是根本之計。必須厘清各級政府的公共職責與公共權限，明晰各級政府事權和公共支出責任；必須調整和完善各級政府間以分稅制為主要內容的收入劃分體制；必須按照加強中央宏觀調控和貫徹財力均等化的原則，繼續完善我國上下級政府間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加強中央對地方的預算硬約束，完善并貫徹我國地方財政預算法制建設，才能從根本制度上規范地方政府舉債行為和控制規模。

三、地方政府債務與預算軟約束

預算軟約束問題最早起源計劃經濟中的中央政府對國有企業的扶助，使國有企業產生道德風險問題，但后來道德風險問題在市場經濟中也愈演愈烈。在實行財政聯邦制（分權制）的國家中，地方公共品投資常常對其他地區具有正的外部性，所以中央政府有很強烈的激勵去為地方公共支出提供援助。但地方政府正是利用這種動機，他們更偏向于將自有財政資金投向只會造福于本地居民的公共支出，而具有外溢效應的公共品投資留待中央政府的援助，這就是一場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博弈，誰的依賴程度更高誰就處于博弈劣勢。特別是當某個地區在全國經濟中處于“大而不倒”的重要地位時，問題就變得尤為嚴重。如果中央政府不對地方政府行為強加約束，也即地方政府面臨軟約束時，地方政府就有有強烈的激勵進行過度借債和財政支出，對其投資項目的質量和經濟效益關注則較少。

中央政府如果能作出可置信的承諾，表明地方政府陷入財政危機時不會提供援助，那么地方政府行為風險將會大大增加，很可能會步步小心謹慎，預算軟約束問題也就不會存在了。但在現實中，預算硬約束的承諾在短期內與中央政府利益其實并不一致，地方政府一旦破產對中央政府將產生極大的政治成本。任何一個追求最大社會福利的理性中央政府是有激勵對陷入財政困境的地方政府伸出援助之手的。

預算軟約束為何能夠持續存在是一個值得深刻反思的問題，許多地方政府由于“大而不倒”中央不允許其破產而不得不進行財政援助。在理論上也不是沒有解決的辦法，比如完全可以在事后對當事的官員進行嚴厲的懲罰，但這僅僅是理論，因為現實中由于政策性負擔的存在，中央政府在事后是很難區分地方的虧損到底是有意為之，還是政策性負擔所致，即使是能夠區分，由于地方政府“大而不倒”也很難對其進行有效的處罰。

四、政策建議和總結

綜合各方面的研究，針對目前我國地方政府債務現狀，我們可以從短期和長期給以一些政策性建議。

短期的政策建議著力于規范地方融資行為，抑制地方債務的過度增長，降低地方政府債務的累積風險。具體來說，首先是要盡快摸清地方債務特別是隱性債務的底數，盡快實現政府債務信息透明化，在此基礎上強化問責機制，將地方政府債務納入地方政府決策者和金融監管者的問責范圍，建立項目監管制，監控信貸資金流向。

長期來看，要在根本上消除地方過度投資沖動，解決地方政府預算軟約束問題，理順財政關系，需要長期完善機制和改革體制。應該轉變政府職能，進一步深化政企分開的體制改革，而就地方治理結構而言，改變現行體制對地方官員片面追求經濟增長的激勵，使地方政府從經濟增長型政府轉變為公共服務型政府。

綜上所述，預算軟約束是我國目前財政分權體制下造成我國地方政府債務危機很重要的一個因素，中央對地方財政權力的下放要把握一個合適的度，既不能放得太開，也不能管的太死。國外成熟的財政體制下的做法可以作為參考，但必須結合我國具體國情。針對地方政府債務問題的研究有很多學者給出了很多看法和建議，本文在借鑒了目前的一些熱點分析之后給出了自己的一些評述，這些問題還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

參考文獻：

[1]劉尚希.財政分權改革“轄區財政”[J].中國改革，2009，（6）.

[2]賈康.關于中國地方財政現實問題的認識[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10.

第7篇：地方債務危機的后果范文

[論文關鍵詞]破產法 政府托管經營 合法性

當曾經雄踞中國益生菌酸奶行業霸主地位的奶業巨頭——太子奶陷入嚴重的債務危機時，株洲市政府主動注資一億元，組建高科奶業（國有企業）對其進行保護性的托管經營，以幫助太子奶走出困境。姑且不論政府托管經營最終的結果是失敗還是成功，當企業陷入債務危機瀕臨破產時，政府通過托管形式介入、干涉企業的經營管理行為在破產法上是否有其合法性值得我們思考。

一、政府托管經營的基本分析

在市場實踐中，托管經營多用于國有企業的改革，是指國有資產所有者代表通過法律形式（如協議）將某一企業中的國有資產委托給具有較強經營管理能力、并能承擔相應經營風險的法人有償經營，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目標的一種產權運營方式。

政府機構一般情況下不會直接對企業進行托管經營，本文所指的政府托管經營，除了少數政府機構直接進行托管經營的情形之外（以下稱政府直接托管經營），主要指政府為了挽救企業，避免企業進入破產程序，而單獨出資建立國有企業，由國有企業負責被托管企業的經營管理的產權運營方式（以下稱政府間接托管經營）。在政府間接托管經營的情況下，托管人雖然不是政府機構而是國有企業，但它代表了政府，在實際中擁有政府公權力的支持，能基本達到與政府直接托管經營相同的效果。

政府直接托管經營是破產法中的一種危機救助形式，破產法有明確規定的情形是用于金融機構瀕臨破產時。當金融機構出現重大經營風險時，國務院金融監督管理機構可以依法對其進行接管、托管，以避免金融機構破產。除此之外，企業破產法并未規定其他情況下的政府直接托管經營。國務院金融監管機構對金融機構進行直接托管經營有一定的合理性，金融監管機構的工作人員有相關的金融專業知識，能夠較好地預測和防范風險，承擔金融機構經營管理的職責。而政府間接托管經營，在破產法中并沒有相關規定，下文將以太子奶集團破產案為例，來分析政府間接托管經營的合法性基礎。

二、政府間接托管經營目的的合法性分析

破產法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公平保護各權利義務主體的相關利益，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它側重保護的利益主體發生變化。破產法最初著眼于對債權人利益的保護，隨后認識到破產是一種自然的經濟現象，不應強加給債務人過多責任，此時破產法的利益平衡機制從債權人本位轉變為債權人與債務人利益平衡本位，之后由于時代的發展，破產法要求企業在市場中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在保護債權人和債務人利益的同時，必須兼顧國家利益、公共利益和職工利益，維護公共權益和經濟秩序，因此現代的企業破產法體現了以社會利益為本位的利益平衡機制。

根據破產制度實踐的一般規律，企業破產程序的總體目標包括維護社會穩定，實現社會公正和財富最大化。為了保證破產法宗旨及其總體目標的實現，政府權力的介入成為必然。就如在太子奶集團破產案中，由于職工的一些不理性行為時有發生，對政治和經濟秩序造成了極大的不良影響，株洲市政府才注資一億元，對太子奶進行保護性經營，其初衷是為了維護社會穩定同時促進就業，這在整體上是企業處于嚴重債務危機瀕臨破產狀態時各方利益主體的共同需求，此時政府對企業的經營和管理進行一定程度的干預是適當并且是滿足破產法的總體需求的。

此外，政府也承擔著平衡破產法中各利益主體利益的職責。所謂利益平衡，即按照一定的準則對利益沖突進行調和，以達到公平合理的結果。在破產法利益平衡問題的研究中，學者多注重債權人、債務人以及職工的利益保護，對于政府利益的研究比較少。破產程序當中的利益主體包括債權人、債務人、職工、財產權利人、政府機構以及其他利益相關人，這些主體都有專屬于自己的利益，且這些利益主體之間的利益都會有一定程度的沖突，需要相應的制度規范對其進行調和。債權人、債務人之間的利益沖突主要屬于私益性的沖突，集中于是否進行破產清算，在破產和解、破產重整之間作何種決策，如何有秩序并且公正的進行財產的分配以及如何在破產程序中爭取自己的最大利益等等。而本文中的政府利益主要指社會公共利益（即不考慮政府機構作為債權人對破產企業享有稅收等公債權的情況），也就是政府作為社會整體利益的代表與債權人、債務人進行博弈，最終尋求各方利益的平衡，比如社會政治、經濟秩序，社會總體福利等。政府與債權人、債務人之間的利益沖突，簡單來說屬于公益與私益之間的沖突，協調的總原則總目標也應該如前文所提到的：在保持社會秩序穩定的前提下，實現公正的分配，促進社會財富的最大化。

無論從維護破產法的宗旨和目標的角度，還是從平衡破產法各方利益主體利益的角度，政府對企業進行間接托管經營，都有其目的的合法性。政府在意圖對企業進行間接托管的時候，所代表的是社會整體利益，社會整體利益實際上與債權人、債務人的私人利益并不矛盾，對債權人、債務人利益的保護，也是對社會整體利益的保護。有學者認為：“債權人利益的保護本質上是社會整體利益的保護，保護債權人利益實際上是尊重現行的制度、現行的產權基礎、現行的社會結構與社會關系，在承認現行制度合法性的前提下，唯一的選擇就是促進社會總福利的增加。債權人利益保護隱含的維護秩序利益、社會合法性等價值應是破產制度構建中必須首先承認的基礎。”也就是說，對債權人利益的保護建立在穩定的社會秩序和合法公正的價值判斷的基礎之上。同理，對債務人利益的保護本質上也是對社會整體利益的保護，債權人和債務人是破產制度的主要參與方和博弈方，雙方之間通過制度調和建立合理的利益平衡結構進而保證社會整體利益的實現，以穩定的社會秩序為前提，利益合法公正的在債權人和債權人、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進行分配，在保護債權人利益的同時，尊重和保護債務人的利益，最終實現社會福利的增加和社會財富的最大化。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政府對企業進行間接托管經營，在目的上有其破產法上的合法性基礎。但政府間接托管經營這種方式是否同樣合法需要進一步討論。

三、政府間接托管經營方式的合法性分析

在政府對企業進行間接托管經營的目的是合法的前提下，政府應該以何種方式來托管經營企業呢？破產制度，尤其是破產重整、破產和解制度，主要功能之一是挽救陷入困境的企業，促進其改善經營管理，提高經濟效益，最終避免破產清算、被市場無情淘汰的厄運。有學者指出，實施破產制度不僅僅是解決個別企業資不抵債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借助法律手段促進企業銳意改革、增強活力的一種積極措施，它是社會主義經濟市場經濟體制自我完善的一種有效途徑。依據破產制度的功能可以推知，政府介入幫助改善企業的經營管理，以求企業能夠提高經濟效益，這個初衷并沒有錯，但是政府作為托管經營方應當具有較強的經營管理能力，能夠承擔相應的經營風險。政府不是萬能的，尤其是讓由政府官員擔任領導的國有企業來托管經營陷入危機瀕臨破產的企業，存在很大的不足。

政府間接托管經營企業的方式有其固有的局限性：第一，絕對的權力易導致絕對的腐敗，政府介入企業、干涉市場很容易造成官員個人或整體為了私利損害債權人、債務人和其他主體利益的局面；第二，企業經營管理專業知識缺乏，政府及其官員大多不懂得企業的經營管理知識，不熟悉企業的業務和市場的具體情況，容易做出錯誤的經營決策。

第8篇：地方債務危機的后果范文

關鍵詞：地方債券；地方債務

一、引言

在西方的經濟體系定義中，地方政府債券是指地方政府根據信用原則、以承擔還本付息責任為前提而籌集資金的債務憑證，是指有財政收入的地方政府及地方公共機構發行的債券。但是在我國由于實施的公共財政體制的不同要求，而存在著不同的法律政策的約束。其中最主要的一條是1995年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第28條規定：“地方各級預算按照量入為出、收支平衡的原則編制，不列赤字。除法律和國務院另有規定外，地方政府不得發行地方政府債券。”所以在中國的財政體系和金融體系中一直都沒有正是承認有合法地位的地方政府債券存在。

而現實是高速發展的中國經濟是由眾多的高速發展的地方經濟組成，滿足高速發展的需求就要求有與之相符的公共經濟體系。地方政府為了達到既定經濟目標、完成公共經濟體系建設，進行了大量的債務融資，特別是實施了種種的規避措施，發行了數量和種類眾多的隱性地方債券。這在帶給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必要動力同時，又為以后的發展留下了隱患。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也為我國的地方債券的發行帶來了迫切的要求。我國地方債券發行的必然性可以從以下四點來討論。

二、地方債券的發行是滿足地方自身發展的必要手段

2010年世界銀行發表的研究報告《亞洲經濟：基礎設施的新框架》指出參與該項研究的國家每年在新建和維護道路、電廠、通訊設施、供水和衛生系統等方面的投資需求為6000多億美元。而中國預計將需要投資全部的85%，才能維系其高速發展的經濟的穩定性。

這樣的分析是基于現有的經濟規模進行的投資判斷，就算是這樣的經濟需求也已經是地方財政難以支撐的，雖然中央從國債發行額中每年都拿出一部分向地方轉貸（地方財政負責還本付息），用于支持地方性公共工程和基礎設施的建設，這些國債轉貸資金有力地支持了地方某些公共工程和基礎設施的建設，但這種完全由中央包辦的舉債方式，是在現行制度不允許地方政府發行公債的情況下的一種變通。只能部分解決地方發展的資金需求。地方政府債券一般用于交通、通訊、住宅、教育、醫院和污水處理系統等地方性公共設施的建設。地方政府債券一般也是以當地政府的稅收能力作為還本付息的擔保。發行債券以籌資是在分稅分級財政體制下，地方政府發展地方經濟，投資地方基礎設施所必須的權力，否則不利于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根據城鎮建設的需要來安排資金籌措，也不利于分散中央財政的債務負擔和債務風險。發行可控的基于地方承受能力范圍內的債券就是當前最好的選擇，既能解決了現實發展的需求，又使中央和地方的分稅制更加完善。

三、地方債券是地方政府債務控制和危機管理的最佳選擇

地方債務危機帶來的是直接和間接兩個后果，其直接后果就是地方政府承擔了巨大的壓力，間接后果就是對政府的信譽帶來了不可忽視的負面影響。

第一，2010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地方債務課題組對我國各級地方政府債務進行了初步摸底，地方政府債務至少在2萬億元以上，其中，地方基層政府（鄉鎮政府）負債總額在5000億元左右，鄉鎮平均負債900萬元。據調查，地方政府的債務主要包括中央國債轉貸、中央設立的解決地方金融風險的專項貸款、地方政府利用行政命令直接向金融機構融通資金、地方政府擔保的債務、社會保障資金缺口和地方政府的各種欠款和掛賬等。

由于地方政府債務結構具有復雜性、隱蔽性、多樣性，同時由于各級地方政府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都有債務累計，因此準確地了解其債務規模并不容易。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曾對全國各級地方政府債務做出了粗略的估算：如果在推斷全國鄉村債務總額時采用中間值法則，全國鄉村債務總額不會低于6000億元；如果采用高值推斷，全國可能突破2萬億元。由此，僅鄉村債務占我國GDP的比重就在7%-20%之間，占我國財政收入比重的40%-60%。近年來，地方政府自行舉債規模快速攀升，成為地方政府債務膨脹的主要原因。2008-2010年，地方自行舉債余額年均增長7614%，分別占當年債余額的5410%、5813%和6516%。

第二，地方政府的已有高額負債，已經投資消費的無序性、隨意性帶來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政府失信。近年來，地方官員、地方政府的財政原因失信，已是一個不容回避的事實。2006年在《小康》雜志組織的調查中，政府官員被認為是信用最差的群體，2010年調查中，這一比例上升到80.3%。而無論是財政原因的土地違規責任在政府的事實，還是審計出的各部委高達近千億元的問題資金，都進一步佐證了政府的信用問題。

地方政府在各種公共行為或者權力膨脹過程中的尋租行為的主要表現：過多地介入市場經濟的經營活動，過少的或者叫漠視了公共體系中政府的行為缺失；政府部門間或者各級政府間互相的違規擔保，最后說放手不管就不管；政府項目批了，但資金遲遲不按合同約定投入，而是釣銀行或者外來投資者的錢；一些政府招商引資時熱情周到，開出許多優惠條件，但等投資者資金到位后，卻不兌現承諾甚至搞起吃、拿、卡、要的不光彩行為；政府政策沒有連續性，說變就變，一個普遍的問題是一屆政府一朝政策，“新官不理舊事”。而經常見諸媒體的是一些政府欠債不還。諸如，與地方企業合謀逃廢銀行債務，違背承諾拖欠工程款，把小飯店吃垮等等的負面新聞。而其中的核心就是政府的債務違約所造成的信用危機，信用與信任是政府和社會秩序的基石。政府信用對整個社會信用體系的良性運行具有主導責任。而一旦政府不守信用，對社會信用的損害將是致命的。基于這一點，地方政府發行債券的閘門將被打開的同時，嚴密的信用保障機制的建立和完善就顯得不可或缺。

地方債券的發行在控制地方債務和政府信用資本標示化的過程中至關重要，可以一舉多得的滿足地方政府的債務控制和信譽危機的管理。

四、發行地方債券是我國實現城市化和城鎮社區化的加速器

2010年中國社科院課題組研究報告指出，在未來5年，我國將有3億人口從農村涌入城市，而到2020年我國的城市化人口將達到7億，同時農村城鎮化人口將到4億。這就意味著我國的總人口的80%左右將實現城市化和城鎮化居住。這既是經濟發展的需求和趨勢，也是我國廣大居民對公共生活的需求，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需求是地方政府最大的社會職責。

但是現實存在的問題是巨大的。城市化建設需要大量的基礎性建設投資，政府必須進行有規劃的引導性開發投資（如三通一平、七通一平等），這種建設大部分應屬于地方政府的事權范圍，然而地方政府由于資金缺乏、投入不足，抑制了城市化應有的進程。特別是金融危機以來，中央政府開始進行的以財政體系和貨幣體系的宏觀調控，以房地產市場的市場干預，都對大多數以土地財政進行城市開發的地方政府的財政以打擊。因此，為了加快推進城市化進程，就需要賦予地方政府以新的融資渠道。

目前，我國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資金主要來自于中央和地方財政、商業銀行和政策性銀行以及資本市場。地方城市化和城鎮化的建設，基礎設施的需求資金十分龐大，單項建設動輒數以百億記。在我國現有的分稅制的體系下，如此龐大的基礎建設費用無論是中央財政還是地方財政都無力承擔。而眼下無論是中央財政還是地方財政，增加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都存在相當大的困難；商業銀行對市政項目提供貸款也有諸多局限，其資金來源以短期存款為主，而基礎設施具有建設與使用周期長、微利經營、現金回流慢等特點，從而限制了一般商業性資金的投入；政策性銀行的資金來源也有限，且貸款對象側重于全國性基礎設施項目，同時在央行的市場干預之下，絕大多數的商業銀行都很難有能力支持大規模的基礎建設貸款；資本市場應是市政建設籌資的重要渠道，并且我國已經開始利用國際資本市場為基礎設施建設籌措資金，但國內資本市場還遠未有效地利用起來。因此，改變我國基礎設施落后、投入不足的現狀，必須轉變思路，按市場經濟的要求，逐步完善地方債券投融資體系。

五、發行地方債券能夠補充完善我國的債券資本市場

自加入WTO以來，我國經濟體制的改革和完善有目共睹，特別是2004年金融體制為適應經濟的發展而進行的變革，我國的金融體系日益國際化。其中債券資本市場卻長期處于改革的短板。目前，個人持有的債券包括具有儲蓄債券性質的憑證式國債和交易所交易的國債及企業債券，總數約為8000億元，相對于15萬多億元的儲蓄總額，比重是很小的。其原因也是債券市場的可選擇性和盈利性以及金融交易制度和監察制度的不完善。在全球金融危機的情況下，政府債券具有無可比擬的信譽優勢，特別是在我國的私人投資者和散戶投資者之間。

這一情況說明，只要解決了地方債券的制度監督和信譽評估的體系，債券市場的發展具有巨大的潛力，地方政府債券的發行無疑將會擁有廣大的投資人基礎。而且，居民個人投資于地方政府債券，可以避免將儲蓄滯存在銀行體系成為巨額的存差，有助于更有效地實現儲蓄向投資的轉化以及國民經濟的平穩運行。近年，我國的機構投資者也發展很快，證券投資基金、保險基金、社會保障基金、商業銀行等，對于地方債券，也都有巨大的投資需求和承購能力，都希望獲得更多的資本市場投資品種，這既可以更大程度地分散風險，又可以為獲得較為穩定的投資回報創造更多的機會。因此，個人投資者和機構投資者將成為購買地方政府債券的主體。

第9篇：地方債務危機的后果范文

關鍵詞：國際原油 價格 金融

受全球原油供需關系、地緣政治和市場投機等因素的綜合影響，2013年國際原油價格呈震蕩走勢，ICE布倫特原油2月8日觸及年內最高119.17美元/桶，4月18日觸及年內低點96.75美元/桶，年內波動區間22.42美元/桶。

2014年國際市場供需關系總體仍維持寬松局面，美國的金融政策和國際地緣政治仍是影響國際原油價格的主要因素，本文重點從金融及經濟的角度分析2014年影響國際原油價格，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一、量化寬松政策

量化寬松（QE：Quantitative Easing）主要是指中央銀行在實行零利率或近似零利率政策后，通過購買國債等中長期債券，增加基礎貨幣供給，向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資金的干預方式，以鼓勵開支和借貸，也被簡化地形容為間接增印鈔票。

第一次量化寬松（QE1）主要包括1.25萬億美元的抵押貸款支持證券、3000億美元的美國國債和1750億美元的機構證券，實施時間為2009年3月1日至2010年3月31日。

第二次量化寬松（QE2）主要是6千億美元包括美聯儲斥資購買財政部發行的長期債券，每個月購買額為750億，實施時間為2010年8月底至2012年6月。

2012年9月14日，美聯儲麾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宣布推出第三輪量化寬松政策，將從15日開始推出進一步量化寬松政策（QE3），每月采購400億美元的抵押貸款支持證券（MBS），現有扭曲操作（OT）等維持不變，維持0-0.25%的超低利率的維持期限將延長到2015年中。與前兩輪行動不同，美聯儲的第三輪定量寬松舉措（QE3）沒有明確限制，將一直持續至就業市場復蘇。加上在現有的“扭轉操作”（Operation Twist）計劃下購買的長期美國國債，美聯儲將在今年剩余時間以每月850億美元的力度購買資產。

2013年12月18日，美聯儲宣布從2014年1月起，將每月850億美元的購債規模縮減100億美元至每月750億美元。美國縮減量化寬松政策必將逐步縮緊全球市場的流動性，對大宗商品市場價格形成打壓態勢。

二、巴賽爾協議

《巴塞爾協議》是國際清算銀行（BIS）的巴塞爾銀行業條例和監督委員會的常設委員會—“巴塞爾委員會”于1988年7月在瑞士的巴塞爾通過的“關于統一國際銀行的資本計算和資本標準的協議”的簡稱。該協議第一次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國際通用的、以加權方式衡量表內與表外風險的資本充足率標準，有效地扼制了與債務危機有關的國際風險。

《巴塞爾協議Ⅲ》的草案于2010年提出，巴塞爾銀行業監管委員會2013年1月6日公布《巴塞爾協議Ⅲ》。該協議規定，截至2015年1月，全球各商業銀行的一級資本充足率下限將從現行的4%上調至6%，由普通股構成的“核心”一級資本占銀行風險資產的下限將從現行的2%提高至4.5%。另外，各家銀行應設立“資本防護緩沖資金”，總額不得低于銀行風險資產的2.5%，這樣核心資本充足率的要求可達到8.5%-11%。

2013年7月2日，美聯儲宣布全球20個主要國家從2014年開始1月開始執行巴塞爾3，這個協議原本是國際清算銀行為了應對重大金融危機才予以制定，巴塞爾3的執行，將會導致全球收縮資金，極大影響全球的流動性，這個行為導致的后果將會遠遠超過2008年。

三、沃爾克規則

“沃爾克規則”是奧巴馬在2010年1月時公布的，內容以禁止銀行業自營交易為主，將自營交易與商業銀行業務分離，即禁止銀行利用參加聯邦存款保險的存款，進行自營交易、投資對沖基金或者私募基金。奧巴馬批準了沃爾克提出的這個建議，并把這項政策稱為“沃爾克規則”（Volcker Rule）。

2013年12月10日，美國通過了“沃爾克規則”最終版本。這項新規主要包括三方面內容：1、禁止銀行機構從事大多數自營交易；2、限制銀行機構投資對沖基金和私募股權基金；3、要求銀行機構設立內部合規計劃，并向監管機構提交相關計劃和報告重大交易活動情況。這項新規定將于2014年4月1日生效。

屆時大宗商品金融炒作因素將下降，金屬、能源等價格更多地回歸產業屬性和供需基本面影響。

四、美元互換利率（SWAP）

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 2011年11月30日發表聲明，美聯儲決定與加拿大銀行、英格蘭銀行、日本銀行、歐洲中央銀行以及瑞士國民銀行采取協調行動，向市場提供流動性，以支持全球金融體系。聲明指出，將把幾大央行之間現有的臨時性美元流動性互換利率下調50個基點，該舉措從2011年12月5日開始生效，以此作為對歐元區債務危機的回應。美聯儲發表聲明，該行將把美元互換利率（swap）下調至美元隔夜指數掉期利率（OIS）加50個基點，此前為美元隔夜指數掉期利率加100個基點，同時還將把互換協議的到期時間延長到2013年2月1日。

2012年12月月13日，美聯儲發表聲明，與加拿大、英國、瑞士和歐洲央行聯合決定，把本于2013年2月到期的臨時美元流動性互換協議延長至2014年2月，同時，五大央行間的臨時性雙邊流動性互換協議也將延期至2014年2月。如果不再延期，將意味著就是美聯儲和全球五大央行聯手進行的匯率掉期的交易開始結算，很可能導致美元實際對除這五大央行外的所有新經濟體國家實行加息50個基點，這樣必然導致美元走強，直接刺破所有新經濟體國家的泡沫。

五、中國經濟影響

2013年10月14日，2013年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秋季座談會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舉行。會上《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2013年秋季報告》，報告指出，伴隨著外貿紅利、人口紅利的逐步減弱，中國經濟已告別超高速增長期，進入穩中求進、提質增效的中高速增長新階段。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黨組成員李揚李揚認為，當前國際經濟仍在不斷下滑，原因在于導致本輪經濟危機的一些因素仍然存在：全球經濟發展方式存在問題，各國財政紛紛出現一些困局且愈演愈烈，金融系統存在去功能化傾向，各國之間貿易戰及非貿易摩擦加劇。

報告預測，2013年中國GDP增長7.7%，增速與上年持平，繼續保持增長穩健、結構優化的發展態勢。2014年，我國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預計2014年中國GDP增長7.5%左右，將繼續保持在經濟運行的合理區間，中央政府將著力深化改革開放、推動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

12月23日，中國社科院的《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13》顯示，2012年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加總債務27.7萬億元，占當年GDP的53%，其中地方政府債務19.94萬億元。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揚還透露，據測算，2012年，中國全社會的債務規模達到111.6萬億元，占當年GDP的215%。這意味著全社會的杠桿率已經很高，去杠桿勢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