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主體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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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主體范文

作者簡介:賈　康(1954-),男,經濟學博士,博士生導師,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摘　要:本文分析了宏觀間接調控所主要依仗的財政、貨幣兩大政策的異同及協調配合的必要性,提出財政政策側重于調結構和貨幣政策側重于調總量的分工,并具體討論了在國債、財政存款、外匯儲備等“結合部”領域的合理協調,最后強調了優化我國兩大政策協調配合所應注重的制度建設問題。

關鍵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政策協調;宏觀調控

中圖分類號:F81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08)07-0003-05

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體系以間接調控為基本特征,即政府調控主體主要通過政策手段把經濟參數附加到市場上多種生產要素的價格信號上,進而調節、引導市場主體的生產經營行為。間接調控所依仗的主要政策手段,便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這兩大宏觀調控政策共同服務于宏觀調控的總目標,但分工而互補,需要相互協調配合,促使經濟運行趨于總量均衡和結構優化的理想狀態。隨著我國經濟“市場化”和融入“全球化”的進程,經濟運行的復雜程度大大提高了,財政、貨幣政策加強協調配合的必要性和復雜性也顯著增加。本文試基于對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問題的思考,提出幾點基本認識,以期就教于各方。

一、財政、貨幣政策的一致性、差異性和協調配合的必要性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具有緊密的聯系,這種緊密聯系從根本上說植根于雙方政策調控最終目標的一致性。兩大政策調控的著眼點,都是針對社會供需總量與結構在資金運動中表現出來的有悖于貨幣流通穩定和市場供求協調正常運行狀態的各種問題;兩大政策調控的歸宿,都是力求社會供需在動態過程中達到總量的平衡和結構的優化,從而使經濟盡可能實現持續、穩定、協調發展。兩大政策的緊密聯系還來源于雙方政策手段的互補性以及政策傳導機制的互動性,一方的政策調控過程,通常都需要對方的政策手段或機制發揮其特長來加以配合策應,經濟學理論對此可以做出很好的闡釋(如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從社會總資金的運動來看,財政政策對資金運動的影響和貨幣政策對資金運動的影響,相互間必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和連鎖反應,各自的政策實施及其變動,必然要牽動對方,產生協調配合的客觀要求。

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存在緊密聯系的同時,又由于各自在經濟體系中所側重的不同領域和具備的不同作用,而具有一系列的差異性特征。

首先,調節的范圍不同。財政收支及其政策體現政府職能的各個方面,其調節范圍不僅限于經濟領域,也涉及社會生活的其他領域;貨幣政策主要處理商業性金融系統功能邊界內的事務,其調節范圍基本上限于經濟領域(當然,可以由經濟領域間接傳導到其他領域)。

其次,調節的側重點不同。雖然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都對總量與結構發生調節作用,但財政政策相對于貨幣政策而言帶有更為強烈的結構特征,因為財政收入按不同項目與不同規定來組織,可以直接調節不同地區、部門、企業及個人的收入水平,財政支出按資金性質與用途來安排,可以直接調節產業結構、部門結構和社會經濟結構的各個方面;財政政策對總量的調節,則主要是以政府收支及其乘數作用影響社會總資金運動的全局。反之,貨幣政策相對財政政策而言帶有更為鮮明的總量特征,因為國民經濟中的一切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都要表現為有支付能力的貨幣購買力,中央銀行作為唯一能夠直接管理全社會貨幣供應總量的部門,正是運用貨幣政策對之加以調控;同時,商業性金融信貸自身的市場化經營原則要求銀根松緊的變化大體一視同仁地覆蓋其全部資金運動,貸款差別利率等旨在區別對待不同產業、行業、企業、項目等以調節結構的手段,只能在比較有限的范圍內實行和發揮作用,并將隨著我國市場化改革的推進而日趨有限。宏觀經濟政策的特定目標,可歸納為經濟增長、資源優化配置、穩定物價、充分就業、反周期波動、收入公平分配、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等方面,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固然都服務于這一系列目標,但由于上述側重點的不同,各自對于不同目標的作用,便有所區別。比如,在產業結構合理化、收入公平分配方面,財政支出政策與稅收政策的重要性居先;在穩定物價方面,貨幣政策的重要性則排在首位。

第三,調節的手段不同。財政政策所依靠的手段,主要有稅收、預算支出、公債、財政補貼、貼息等,貨幣政策所憑借的手段,則主要有利率、存款準備金率、貼現率和公開市場業務以及貸款安排等。

第四,在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功能空間不同。例如,人們可以把貨幣政策比作一根拴在經濟之車上面的繩子,認為當經濟向上步入通貨膨脹時,它可以拉住其別走太遠,但當經濟處于通貨緊縮而無力向上爬坡時,它卻無法推動。這種比喻形象地描繪了不同經濟運行狀況下,貨幣政策作用效果的差異。一般而言,貨幣政策長于應對通貨膨脹階段的問題,而財政政策在應對內需不足、解決通貨緊縮階段的問題時更具優勢。我國1998―2002年間政策實踐中的調控效應,與凱恩斯理論中關于蕭條階段財政政策更具有效性的認識是相吻合的。

第五,兩大政策所調控的資金所遵循的經濟運行機理不同。貨幣政策調控下的商業性金融資金是按照追求微觀直接效益(利潤)目標的市場原則展開競爭的,只愿意“錦上添花”,即按照商業化原則投向盡可能高收益、低風險的領域和狀態良好的企業,這對于商業性金融而言是合理的、無可厚非的。與此不同,財政政策下的資金運作在承認市場一般原則的前提下,可以并且應該超越微觀直接效益的眼界而注重追求長遠、綜合、宏觀、社會的效益,財政政策可以和必須在關注基本民生、施行“雪中送炭”式的支持扶助和調節收入分配差距、優化生態環境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最后,政策的時差與調節的時滯不同。政策時差,是指決策機關從認識到需要改變政策,到實際上實行新的政策所需的時間。一般而言,在財政政策的制定與修訂必須經過立法機關審議、批準這樣一整套程序的情況下,財政政策的時差較長;而貨幣政策由于通常是由具備較強獨立性的中央銀行的人數不多的高級決策層所制定,其時差較短。調節時滯,是指政策從其調節動作的發生到調節效果的顯現所需的時間。一般而言,財政政策由于通常具有政府直接安排收支和可以運用某些強制性手段的背景,其時滯較短;而貨幣政策則由于通常完全依靠間接手段作用于調節對象,其時滯長于財政政策。

正是由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之間存在十分密切的相互聯系,同時又存在一系列不同特點和側重點,因此,在宏觀調控中,兩者必須緊密配合,取長補短。

二、現階段我國財政、貨幣政策迫切需要進一步加強協調配合

現階段進一步加強我國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緊迫性,源于我國改革開放新階段的客觀要求以及經濟發展運行的實際狀況。

我國加入WTO以后,無論是進出口規模,還是跨境資本流動規模都出現了迅猛增強,國民經濟融入全球化的進程迅速加快,國內外經濟運行的關聯度和互動性大大增加,宏觀調控既要考慮外部沖

擊對本國經濟的影響,又要考慮本國政策對其他國家的影響及其反饋作用情況。同時,人民幣匯率浮動的彈性不斷提高,匯率浮動為經濟主體帶來更多交易靈活性、便利度的同時,也帶來了更多的風險和調控成本。因此,宏觀調控任務的復雜性顯著增加,要求兩大政策在更廣泛的領域達成共識,在更為復雜的環境下,對更為復雜的政策事項作出及時、合理的相互配合。

同時,我國財政領域和金融領域的變革和創新都正向縱深推進,其最終目標都是通過體制改革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這在本質上有利于促進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但是,改革的過程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一些階段性的脫節、紊亂和矛盾,影響政策配合的有效性,為盡可能避免或減少這些問題,加強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也是必不可少的。

就國內經濟形勢而言, 2003年以后,經濟運行出現了通貨膨脹的隱憂, 2007年下半年以來,通貨膨脹壓力顯著增加。為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的通貨膨脹,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組合安排由“雙穩健”轉變為“一穩一緊”,這種新的組合模式也對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全球經濟的不確定形勢和國際競爭環境下,我國迫切需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進行結構優化調整,宏觀調控在總量平衡和結構優化方面的任務都很嚴峻,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僅要在各自的調控領域中發揮應有的作用,還要加強協調配合,發揮調控的互補和聯動效果,而避免相互掣肘和抵消。

三、當前財政、貨幣政策在協調配合中的角色側重

我國二元經濟結構和地區差異顯著的特點,決定了經濟增長過程中結構變動因素特別強烈,問題十分突出,涉及總需求結構、產業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等諸多領域的矛盾,而且在開放程度日益提高的環境中,這些結構性問題更容易傳遞總量問題,例如,在總需求結構中,消費需求比例偏低是導致出口壓力大的重要原因,而出口快速增長又是誘發流動性過剩以及通貨膨脹的重要因素。與此同時,我國實現現代化戰略目標的趕超性質和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等,不允許我們坐等由漫長的平均利潤率形成過程和調節資源配置過程來解決結構問題。因此,必須清醒地看到政府在現代化過程中通過國家干預促進結構優化的責任,在大力推進市場取向改革的同時,努力提高決策水平,積極而有分寸地把握好調節結構方面的工作。對此,財政收支可以成為非常重要的操作手段,財政政策可以積極發揮其結構調整功能的優勢,以區別對待的方式,通過調整財政收支的流向和流量,達到促進結構優化的效果。另一方面,貨幣政策調控的特點決定了它不宜實施過多差別性的調控措施,因此,兩大政策在我國結構優化調控方面的協調配合,應以財政政策為主,貨幣政策為輔。

近期,財政政策的重點是合理把握財政支出規模,優化支出結構,較大幅度增加在社會保障、教育、衛生、住房保障、生態保護和科技創新等方面的支出,同時積極探索有關稅制改革和推進收入分配格局合理化。

在總量方面,目前我國所要解決的問題是避免經濟過熱和防止明顯的通貨膨脹,由于貨幣政策對于總量調控的功能更為顯著,效果更為直接,尤其長于通貨膨脹時期的總量緊縮,所以,貨幣政策應在當前擔任總量調控的主力。而財政政策的總量調控效果具有間接性,并且我國財政政策需要在較長時期內承載優化結構和為改革提供財力保障的歷史任務,不到非常時期,不宜實施過分緊縮的財政政策,因此,近期在緊縮總量的調控方面應以貨幣政策“從緊”為主導,財政政策發揮適當配合作用,使其在總需求調控方面的影響盡量保持中性,并在增加有效供給方面更多發揮財政政策的作用。

四、關注財政、貨幣政策調控的結合部,加強重點領域的合理協調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過程中雖然覆蓋不同領域,使用著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又在某些領域存在天然的結合點,例如國債和財政國庫存款領域,而在有些特定領域,通過政策制定者的主動設計,也會成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結合部,例如通過發行特別國債購買超額儲備的外匯建立基金。

(一)國債領域

國債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一個最基本的結合部。國債可作為彌補財政赤字的重要手段,從另一個角度看,其規模的擴大或者縮小,正是財政政策實現擴張或緊縮效果的一個重要工具,而國債進入二級市場之后,由于其低風險和高流動性,則成為中央銀行通過回購或逆回購方式以回收或投放基礎貨幣的重要載體。作為公開市場操作的工具,通常需要國債具有一定的余額和足夠數量的中短期債券。但目前我國國債發行中短期國債發行存量不足,這為貨幣政策的公開市場操作帶來了一定制約,因此, 2003年之后,央行為避免通貨膨脹,大規模發行央行票據對基礎貨幣投放量進行對沖,央行票據已成為貨幣市場的主體交易品種,也成為中央銀行回收流動性的主要手段,比較而言,通過國債回購回收流動性的操作手法應用不多。但是,央行票據的發行存在一定的成本,而且也存在“借新債還舊債”的現象,可用于沖銷流動性的空間逐步縮小,從長期來看,通過央行票據回收流動性的沖銷政策“獨木難支”,有必要加強國債品種的配合。

2007年下半年,財政部發行了15 500億元左右的特別國債用于購買國家外匯儲備中的一部分超額儲備,人民銀行通過商業銀行買入這些特別國債,增加了人民銀行持有的國債數額,為人民銀行公開市場操作提供了載體,目前,人民銀行已經開始用這些特別國債作為質押通過正回購業務回收流動性,從而降低了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操作的成本。這一舉措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國債這個結合點上進行合理協調配合的創新性做法,為貨幣政策進行緊縮調控提供了新工具。

但是,在國債這一結合部上,也還有可能出現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左的現象,政府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需要關注這方面的問題。原則上說,對于財政政策而言,在經濟蕭條時,可以通過增加國債發行、擴大政府支出的方式實現經濟的擴張,而在經濟過熱時,則需要減少國債的發行,減少政府支出緊縮經濟。但是,我國現階段在趨于過熱的情況下,央行要回收流動性卻需要更多的國債作為載體,這就帶來了一定的矛盾。當然,由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本身的特點不同,其松緊配合的方式多種多樣,同時采用緊縮性財政政策和緊縮性貨幣政策的時候較少,因此,我國現在可以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各自不同的松緊,來形成最佳配合來緩解國債方面可能存在的不協調,也包括今后探索在已有的國債“余額管理”制度框架下更多發行短期國債的辦法。

(二)財政存款領域

財政存款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方面的另一個重要結合點。我國財政存款的數額由于季節性因素出現明顯波動特點,會對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操作帶來一定的影響。近年來,隨著我國財政收入快速增長,在中央銀行的政府存款出現了逐年攀升態勢,同時,財政存款規模變化的明顯特征是前11個月存款余額基本上是增加趨勢,而在每年的12月份會出現大幅度下降。中央銀行在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時需要根據財政存款的季節性變化特點,有針對性地采取相應措施,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

了貨幣政策調控的復雜性和難度。

現階段我國財政存款的大幅增加也與國庫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推行的階段性特點有關。國庫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是我國預算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要內容,對于提高財政收支規范性、增強財政收支透明度實施全程監督和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益,具有重要意義。國庫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在按照“橫向到邊、縱向到底”方針繼續深化過程中,不斷減少在途資金和單位滯存資金,使國庫庫底資金和財政存款規模走高。在“國庫現金管理”尚很幼稚而不能充分發揮作用的階段內,這一矛盾會較為突出。隨著國庫集中支付制度、預算制度以及國債發行管理制度的逐步完善,財政存款的較大波動問題會逐步得到緩解,國庫現金管理的發展,也會使國庫存款數量平均規模降低。但是,財政收支的不一致性是一直存在的,這意味著財政存款規模隨著季節性因素而變化的特點在相當長時期內仍然會存在,因此,有必要積極探索相應的緩沖機制,合理明確財政部與中央銀行在國庫資金收支管理中的有關職責,發展財政、央行的動態協調機制,逐步提高國庫現金管理業務水平,在加強與稅收部門、非稅收入部門、主要政府支出部門、整個銀行系統的合作與預測信息交流的基礎上,提高國庫現金流的預測水平,使得國庫在滿足財政日常支出需要的前提下,積極穩妥拿出超庫底資金部分進行安全投資,并提前消化財政存款余額大幅波動對貨幣供應量帶來的壓力。

(三)外匯儲備領域

近年來,隨著我國貿易順差的不斷增長,外匯儲備規模也在不斷擴大,通過外匯占款投放基礎貨幣成為中央銀行貨幣投放的主要方式,并已經超出了經濟發展的需要,中央銀行要使用大量的政策工具來對沖。這種被動式的貨幣投放使我國貨幣政策的制定和操作增大了難度。與此同時,外匯儲備資產變動的不可控性與波動性也對我國貨幣政策調控構成了較大的干擾。

2007年, 15 500億元特別國債的用途是購買部分外匯,并通過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進行投資運作。這種做法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外匯存量儲備資產的收益率,另一方面也是對目前我國推行的“藏匯于國”或者說是藏匯于央行的結售匯制的一種突破,可配合外匯體制改革,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做法明顯降低了超額外匯儲備對貨幣政策調控的干擾程度和運行壓力,有利于在總體上降低宏觀調控的成本,提高其有效性。

但值得關注的是,通過發行特別國債降低外匯儲備的方式是受制約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這種協調配合的操作空間也是有限度的,不能期望僅僅通過這一種方式持續地解決我國外匯儲備增長過快給貨幣政策帶來的壓力問題。在未來一段時間,我國“雙順差”的國際收支格局仍將持續,因此,目前需要繼續對外匯儲備與貨幣政策調控之間的緩沖機制進行探索和完善,逐步改革外匯結售匯體制,探討藏匯于國家結合藏匯于企業、藏匯于居民等制度安排的可行性與具體路徑,研究解決債權性外匯儲備與債務性外匯儲備分類管理等問題的對策措施,以減輕外匯儲備變動對貨幣政策的影響和提高財政、貨幣政策配合及其宏觀調控的水平。

五、優化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所應注重的制度建設邏輯

總體來看,近年我國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取得了諸多進展,特別是在兩大政策的結合部實施了一些頗具創新性的措施安排,對實現我國經濟又好又快平穩運行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約,相對于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而言,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仍存在著較大的改善空間。為了提高宏觀調控的有效性,更好地維護我國在開放條件下的經濟利益,兩大政策需要在協調配合的各領域,提高協調配合的及時性和有效性,開拓協調配合的廣度和深度。筆者認為,在優化兩大政策協調配合的過程中,應遵循和注重的基本內在邏輯是制度建設導向的,而非只是解決技術性磋商層面的問題。

第2篇：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主體范文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的兩大重要經濟政策,兩者無論是在微觀經濟領域還是在宏觀經濟領域都相互影響、相互制約。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改變政府預算調節社會總需求,其運用工具主要是稅種、稅率、支出預算、公債、補貼等;貨幣政策通過運用存款準備金、再貼現率、公開市場業務等手段調節貨幣供應量、利率來實現宏觀經濟目標。作為現代宏觀經濟管理中的核心政策,實現兩者的最佳配置并使其具有科學性、系統性和針對性,對于實現我國經濟目標和促進經濟的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從西方國家的經驗來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近年來日益受到重視。過去20多年,由于受貨幣主義的影響,西方各國普遍推崇貨幣政策,輕視財政政策,擔當宏觀經濟調控主要任務的是各國的中央銀行。近幾年來,西方各國開始強調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以使貨幣政策產生更好的效果。宏觀政策的這種調整不僅在各個國家、集團之間得到加強,而且得到IMF等國際組織的鼓勵和支持。

    目前,我國正在實行的積極的財政政策與穩健的貨幣政策,對拉動經濟增長產生了一定效果,但從擴大內需的總體要求看,兩者之間仍需進一步地協調并加大力度。

    一、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合理配置的意義

    (一)獨立的財政政策或貨幣政策在理論上實際并不存在。

    我們知道,政府預算是政府支出G和稅收收入T之差(G-T)。如果G-T>0,為政府預算赤字;G-T<0,為政府預算盈余。在出現預算赤字時,政府一股有兩種方法維持平衡:一是發行政府債券;二是增加貨幣供應。即G-T=(B+(M.

    這一公式便是政府預算恒等式。由它可知政府應付赤字的辦法,一是通過借貸獲得債務收入(B,二是通過增加貨幣發行征收通貨膨脹稅(M.假定(M=O,也就是說貨幣供應既不增加也不減少,即在沒有貨幣政策配合的情況下,任何財政擴張政策(即增加政府支出G)都只能靠借貸(B來維持。假定單獨使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不變,即公式等號左邊為零,就有:0=(B十(M,即CM=一(B,貨幣供應增加的數量(M必須正好等于公眾手中的政府債券減少(即中央銀行買入)的數量一(B.由此可見,財政政策(G-T)和貨幣政策(M之間并不相互獨立。

    (二)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合理配置可以取長補短。

    如果單獨使用財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會馬上見效,使總需求增加,從而總產出上升,但由于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將使得利率上升。由此直接產生兩方面的副作用,其一是影響國內的投資環境,使中小企業投資下降,而中小企業是提供就業機會的一個重要方面,所以用財政政策不能有效地改善失業狀況;其二是利率上升會導致匯率上升,從而使本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下降。貨幣政策通過貨幣增加,使得利率下降,不會產生財政政策的副作用,從而在刺激經濟時能改善整個經濟環境,對投資和凈出口都有利。但由于貨幣政策不能直接導致總產出的提高,用它來對付經濟衰退時就有可能難以把握準確的操作時機。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單獨實行各有利弊,只有把兩者合理配置使用才有可能收到較好的效果。

    二、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合理配置的取向

    (一)充分發揮國債經濟“蓄水池”的功能與作用。

    國債作為連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惟一紐帶,在西方經濟發達國家是調節經濟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在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今天我們應充分加以利用。一方面利用國債具有“金邊債券”的獨特優勢,推動國民高額儲蓄從間接融資渠道流向直接融資渠道,從金融領域轉移到財政領域。另一方面應解除政策限制,擴大機構主體尤其是廣大金融機構持有國債的規模水平。據報載,在當今各種類型市場經濟國家中,商業銀行持有各種國債大都占其資產總額的10%左右,而西方發達國家的金融機構持有政府債券都在50%以上,與之相比,我國60%國債依靠居民購銷,國有商業銀行只持有5%的低比率,與市場經濟的要求相距甚遠。這就極大地限制了國債的另一調節功能,也是中央銀行最靈活的貨幣政策手段——公開市場業務對經濟、金融的調節作用。

    (二)積極探索研究包括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內的總需求管理規律,從而為實現政策目標提供高效優質服務。

    目前,在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面臨著以市場為軸心的結構性調整,引導市場主體居民和工商企業實現有效需求,是現代市場經濟中總需求管理理論賦予我們的使命。西方國家曾經運用直接大量增加財政投入刺激經濟、恢復市場信心而取得階段性成果應該是對我們有益的啟示。但是這一政策的實施,應當建立在財力較充足的情況下進行,特別是政府支出投入上,要在正確合理選項上下功夫,防止重復投資。

    (三)加強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綜合協調,把增加投資規模與刺激、拓展最終消費有機地結合起來。

    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供給與需求始終是市場的平衡力量,在某一時點上應尋找最佳平衡點(當然是相對的)。當前有效需求不足是制約國民經濟發展的主要方面,需要刺激的重點是消費需求。刺激投資和生產固然也是提供需求,但它能否提高經濟效率,是由最終消費的狀況來決定的。因此,在當前情況下,充分運用貨幣政策手段對資本的流向和流動性進行適時調節以及運用財政政策手段對有效規模進行合理調整,以增強國內需求為目的,把增加投資和生產與刺激最終消費有機地結合起來,達到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

    (四)正確分析和認識經濟狀況,合理把握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力度,防止新一輪通貨膨脹的到來。

    縱觀我國20年來的經濟體制改革,高通貨膨脹給經濟發展帶來的震蕩和痛苦是不言而喻的,特別是近兩年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雙向擴張實施力度較大,加之在當前體制轉軌尚未完成、適應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體系還很不健全、社會不安定因素增多的情況下,如果片面強調和實施全面松動的總量擴張政策,特別是長期使用,很有可能誘發新一輪通貨膨脹。因此,我們必須把握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松緊力度,引導國民經濟走健康發展之路。

    三、結束爭論,開辟未來

    在經濟學界,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爭論由來已久。兩者之爭表面上是不同的政策主張之爭,實質是主張市場調節多一點還是政府干預多一點的理念之爭,相信市場的人一般偏向于貨幣政策,相信政府干預的人一般偏向于財政政策。美、日、德等國政府都是號稱財力龐大且管理有效的政府,但對運用財政政策普遍深懷戒意。

    我國的公共投資效率之低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計劃經濟體制尚未完全消除,大規模使用財政政策的最大危險莫過于有可能強化計劃體制,導致體制復歸。在我國目前市場經濟條件下,完全依賴財政政策而排斥貨幣政策或者完全依賴貨幣政策而排斥財政政策的主張都是不足取的,必須把二者有機結合起來,才能更快地促進我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

第3篇：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主體范文

關鍵詞：通貨膨脹；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協調配合

作者簡介：王銀枝(1963-)，女，河南滎陽人，中國人民銀行鄭州培訓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財政金融理論。

中圖分類號：1781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08)05-0132-03

收稿日期：2008-09-02

一、問題的提出

關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必要性，學者的研究早已形成共識，即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國家宏觀調控的兩大重要政策工具，二者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必須協調配合。為了實現經濟穩定發展的目標，提高宏觀調控的有效性，更好地維護我國在開放條件下的經濟利益，必須進一步加強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之間的協調關系，在發揮貨幣政策作用的同時，充分發揮財政政策在我國宏觀調控中的作用，并且在協調配合的各個領域，提高協調配合的針對性、及時性和有效性，開拓協調配合的廣度和深度。

二、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應注意的問題

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具體配合上，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應注重以下幾方面：

(一)根據宏觀經濟運行態勢的變化，確定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主從關系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運用不存在固定模式。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選擇和組合必須適應經濟形勢發展需要，根據宏觀調控目標、國民經濟運行狀況和經濟管理體制的特征來選擇恰當的政策、措施和合理的搭配方式。隨著經濟形勢的變化，兩者要在一致的宏觀目標下，相互配合與協調。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在啟動經濟的擴張性政策中，應以財政政策為主，同時應注意與貨幣政策的配合；但在經濟增長偏快和過熱時，應以貨幣政策為主體，同時要重視財政政策的作用，充分利用財政政策調控的特點和優勢，并注意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配合。當前，我國實行的穩健的財政政策和從緊的貨幣政策就是適合當前宏觀經濟形勢的最佳配合。

(二)政策性金融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

政策性金融是國家為了實現一定的政策目標而采取的一種宏觀經濟調控手段，主要是通過建立政府銀行，以比市場或商業金融更為優惠的條件，為需要國家支持的特定對象提供信用支持。政策性金融既有較強的財政性，又有明確的金融性，具有財政資金“無償撥付”和金融資金“有償借貸”的雙重性機制；既有政府的優勢，又有銀行的優勢，既彌補了市場經濟的不足，又遵循了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因此，它是財政貨幣政策的巧妙結合體。除了直接提供資本金以外，政府還可以通過財政借款、財政貼息、財政擔保等多種形式支持政策性金融機構的運作和發展。政策性金融機構是貫徹實施國家經濟政策的機構，一般要以政府經濟職能和政策為依據，按照政府的意圖來安排其融資活動和資產負債結構。

大量財政直接投資對經濟的調節作用大，但容易對市場機制產生沖擊力，對私人投資產生擠出效應，不利于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同時也不利于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2008)。當前，為防止我國宏觀經濟由偏快轉為過熱，控制通貨膨脹，在實行從緊的貨幣政策控制總需求的同時，應加大對政策性金融機構的支持力度，讓政策性金融機構在更多領域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如加大財政政策對經濟結構的調整力度來增加短缺商品的有效供給，如通過財政貼息、財政擔保等支持農業生產、生豬生產，以增加農產品等人們生活必需品的供給。

(三)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調控結合部重點領域的合理協調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過程中雖然覆蓋不同領域，使用著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又在某些領域存在天然的結合點。例如國債和國庫存款領域，而在有些特定領域，通過政策制定者的主動設計，也會成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結合部。可以通過發行特別國債購買超額儲備的外匯建立基金。

1、國債政策與公開市場業務的協調配合。作為兩大政策協調配合的主要切入點，國債既直接制約著財政發行，同時又是影響貨幣供應和利率水平的重要工具。如短期國債具有利率低、流動性強的特征，非常適合成為中國人民銀行公開操作的對象，為中央銀行票據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奠定基礎。因此，應進一步改革和完善國債管理制度，切實推行國債余額管理，增加短期國債的發行，豐富央行公開市場操作的工具，把國債作為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領域。2007年下半年，財政部發行了15 500億元特別國債用于購買國家外匯儲備中的一部分超額儲備，中國人民銀行通過商業銀行買入這些特別國債，增加了中國人民銀行持有的國債數額，為其公開市場操作提供了載體。目前，中國人民銀行已經開始用這些特別國債作為質押通過正回購業務回收流動性，從而降低了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操作的成本。這一舉措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國債這個結合點上進行合理協調配合的創新性做法，為貨幣政策進行緊縮調控提供了新的工具。

2、財政存款領域的配合。財政存款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方面的另一個重要結合點。財政存款是指各級政府在人民銀行賬戶上的預算收入與支出的余額，體現為央行的負債，起到了收縮基礎貨幣的作用。隨著財政存款對基礎貨幣的影響日益增大，對貨幣政策必然也會產生復雜的影響。

3、外匯儲備領域的配合。近年來，隨著我國貿易順差的不斷增加，外匯儲備規模也在不斷擴大，通過外匯占款投放基礎貨幣成為中央銀行貨幣投放的主要方式，并已經超出了經濟發展的需要，中央銀行要使用大量的政策工具來對沖。這種被動式的貨幣投放使我國貨幣政策的制定和操作增大了難度。與此同時，外匯儲備資產變動的不可控性與波動性也對我國貨幣政策調控構成了較大的干擾。

三、當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現實選擇

(一)強化財政調控的力度，改變貨幣政策獨木撐天的局面

財政是國家憑借政治權力而進行的社會產品分配，是社會主義國家對市場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之一，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2007年以來，為了避免經濟增長由過快走向過熱，中央政府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特別是貨幣政策頻繁動用，包括利率、準備金率等工具多次登上舞臺，貨幣政策成為人們關注的問題。但從目前的經濟運行現狀看，政策效果并沒有大家預期的那樣好，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在經濟增長的同時，結構失衡沒有完全得到矯正。比如由于改革不到位的問題使得城鄉差距擴大、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間接導致投資率不斷攀高、消費率不斷下降、貿易順差和外匯積累持續

走高，流動性過剩趨勢不斷加劇，且過剩的流動性伴生出資產泡沫化問題。顯然，隨著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要采取更大調控力度進行總量調控面對目前經濟有一定難度，目前很多經濟問題對總量調整越來越不敏感，已成為經濟趨熱難以達到平衡的重要原因。可以說，目前我國經濟發展中的問題，結構比總量更棘手。這樣，要改善調控效果就必須注重總量調控的同時，更需要注意結構調整問題(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宏觀政策動向課題組，2008)。而在目前結構化調整時期，財政政策可以發揮更大作用，將成為未來可能促進經濟轉型的重要推動力。

面對我國當前結構性的通貨膨脹，財政政策應在反通脹中擔當關鍵角色。具體來說，第一，中央財政集中的資金比例要提高，以增強其宏觀調控的資金實力。這從根本上要靠企業生產的發展和經濟效益的提高以及社會經濟和科技的進步。要繼續深化和完善財稅體制改革，增加稅收收入，充分發揮稅收對經濟的調節作用，進一步完善增值稅征管辦法，增大增值稅發票交叉稽核的范圍，堅決堵住利用增值稅發票偷稅逃稅的漏洞；改進個人所得稅的征收方法，嚴格代扣代繳和法人支付與個人收入雙向申報制度。第二，規范政府分配行為，統一財政。現階段，我國的財權相當分散，各級政府部門都可以憑借職權進行各種各樣的攤派和集資等。因此，要創造條件，盡可能把較多的預算外資金納入預算內管理(童兆坤等，2006)。第三，完善落實支農惠農政策，補貼農業，以增加農產品供應。第四，調整財政支出結構，由“生產建設型財政”向“民生供給型財政”轉變。與傳統計劃經濟時期生產建設財政相比，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公共財政著眼于滿足社會公共需要，重點用于解決由于“市場失靈”而出現的資源配置失效、收入分配不公、經濟波動等問題，發揮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的宏觀調控作用。第五，加大保障措施，補貼低收入群體，使其生活水平不因通脹而下降等。

總之，貨幣政策不是萬能的，不能單靠貨幣政策來實現整體經濟的平穩發展，還需要加強財政政策在結構調整、運用價格杠桿配置市場資源等方面的作用。“光靠貨幣政策，中國經濟面臨的粗放式發展矛盾無法解決”(吳曉靈，2008)。為了應對當前通貨膨脹的壓力，政府必須合理搭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必須在適當的時候以合適的節奏出臺政策。

(二)當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在協調配合中的角色要各有側重

當然，強化財政調控的力度的同時，也千萬不能忽視貨幣政策的作用，不能顧此失彼，走向另一個極端，而是要在協調配合中使其角色各有側重。

我國二元經濟結構和地區差異顯著的特點，決定了經濟增長過程中結構變動因素特別強烈，問題十分突出，涉及總需求結構、產業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等諸多領域的矛盾，而且在開放程度日益提高的環境中，這些結構性問題更容易傳遞總量問題。例如，在總需求結構中，消費需求比例偏低是導致出口壓力大的重要原因，而出口快速增長又是誘發流動性過剩以及通貨膨脹的重要因素。對此，財政收支可以成為非常重要的操作手段，財政政策可以積極發揮其結構調整功能的優勢，以區別對待的方式，通過調整財政收支的流向和流量，達到促進結構優化的效果。另一方面，貨幣政策調控的特點決定了它不宜實施過多差別性的調控措施。因此，兩大政策在我國結構優化調控方面的協調配合，應以財政政策為主、貨幣政策為輔。近期，財政政策的重點是合理把握財政支出規模，優化支出結構，較大幅度地增加在社會保障、教育、衛生、住房保障、生態保護和科技創新等方面的支出，同時積極探索有關稅制改革和推進收入分配格局合理化(賈康等，2008)。

目前，我國的通貨膨脹雖然屬于結構性的通貨膨脹，主要是由于結構問題造成的，但畢竟通貨膨脹的表象是總需求大于總供給，表現為經濟的一個總量問題。所以，治理通貨膨脹必須從結構和總量兩個方面人手，結構治理是根本，總量控制是必要手段。所以，由于貨幣政策對于總量調控的功能更為顯著，效果更為直接，尤其長于通貨膨脹時期的總量緊縮，所以，貨幣政策應在當前擔任總量調控的主力。而財政政策的總量調控效果具有間接性，并且我國財政政策需要在較長時期內承載優化結構和為改革提供財力保障的歷史任務，不到非常時期，不宜實施過分緊縮的財政政策。因此，近期在緊縮總量的調控方面應以貨幣政策從緊為主導，財政政策發揮適當配合作用。財政政策要在調整需求結構、增加有效供給方面發揮更多作用。

總之，無論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單純運用其中某一項政策，很難全面實現宏觀調控的目標。這就要求兩者互相協調、密切配合，充分發揮它們的綜合調控能力(張曉瑩，2006)。

(三)對當前我國財政貨幣政策具體配合的建議

1、圍繞從緊貨幣政策的實施，進一步發揮貨幣政策在穩定總需求中的作用。合理制定貨幣政策目標，完善貨幣政策、匯率政策和政策工具的組合。適當調低貨幣供應量增長的預期調控目標，加強“窗口指導”，嚴格控制貨幣信貸總量的投放節奏，優化信貸結構。2008年我國加息空間受到國際主要經濟體減息的制約，為防范國際熱錢流入中國套取利差，貨幣政策宜更多依靠公開市場操作和存款準備金率調整。考慮到加息又是改變目前我國實際負利率、穩定物價預期的實實在在的措施，因此適時適度地加息也是必要的。在貨幣政策操作難度加大的情況下，可以考慮讓匯率政策發揮更大的作用，適度擴大匯率浮動區間，逐步釋放人民幣升值壓力，更好地調節社會總需求和改善國際收支狀況。同時，加強對國際資本流動的監管，嚴格控制國外短期投機資本的流入，維護金融的穩定和安全。

第4篇：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主體范文

關鍵詞 歐元區 財政政策 協調模式 財政約束

在一個擁有獨立的國家里，當受到某種外部沖擊時，中央銀行可以通過降低利率或匯率的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同時，政府也可以利用轉移支付和減稅等財政政策來發揮自動穩定器的作用，以減輕沖擊造成的失業率上升和收入下降的負面影響。然而在歐洲貨幣聯盟內部，應對非對稱沖擊的主要手段就只有財政政策協調了，即獨立財政政策的趨同化，因此協調成功與否直接影響到歐盟一體化進程的順利發展。

一、財政政策成功協調共同的政策目標及信譽保證

在歐洲經濟與貨幣一體化聯盟（EMU）發展中，存在統一貨幣政策與多個分散的財政政策相搭配的矛盾，使財政政策的協調顯得尤為重要。政策協調主要強調各國政策之間適當的調整，在宏觀領域涉及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運作。這就使得政策協調成功與否，不僅涉及各國經濟目標的差異程度，而且也與經濟的預測、預算周期等因素密切相關。財政政策的協調與貨幣政策相比更為重要。為了使EMU下各國財政政策協調取得成功，必須具備以下幾個條件。

（一）各國政府有共同的協調意愿及共同可靠的經濟預測與分析

為使協調財政順利實現，區內各成員國首先必須有協調的意愿，這才有可能使各國政策制訂者坐在一起進行談判，否則協調無從談起。這種協調意愿的產生，一方面在于協調能夠給參與國帶來利益，另一方面必須基于對未來經濟狀況有共同的經濟預測和分析。

財政政策協調的產生，需要經歷復雜的過程，首先根據本國經濟狀況提出協調的意向，經過談判達成一致。而且，由于政策時滯，財政政策協調具體產生效果的時間至少在6個月甚至12個月之后。為了切實保重財政政策協調的效果，必須在進行財政政策協調時，對未來的經濟狀況有一個可靠的預測。在這個預測的基礎上，政策制訂者確定具體的協調手段和方式，彌補財政政策時滯效應較大的缺點，這也是財政政策協調與貨幣政策協調的不同點。貨幣政策調整相對比較方便，對經濟產生影響的傳導速度比較快，財政政策則不然。當然，對未來的經濟狀況有一個可靠的預測，與各國進行預測時依賴的經濟模型有關。如果各國政府對經濟模型的選擇不同，其預測結果就會有很大的差異。所以，辨別經濟模型的適合與否是十分必要的。否則勢必會影響各國政府協調的愿望及對協調方式的選擇，所以政府決策依靠的模型是未來預測的結果對財政政策協調成功與否有很大的影響。

（二）財政政策目標的趨同性

眾所周知，一國的經濟政策目標是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國際收支平衡。但各國政策目標的側重點各不相同，一般根據本國的經濟狀況，會對這四個目標進行排序，因為這四個目標不可能同時實現，因此，政策目標上的協調包括兩方面，即國家之上的政策目標協調，對于歐盟來說，各國必須在超國家層次，也就是各國必須在超國家層次對政策目標達到共識。首先要保證歐元的穩定，在這個共同的目標前提下，才有可能實現財政政策協調。此外，國家之間的政策目標要協調一致。歐洲一體化經歷了幾十年的發展，其間經濟政策的協調從行業協調深化到了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使各國有更高程度的趨同。目前，歐元區各國經濟目標大大接近，但由于歷史、文化及經濟結構的差異，使各國政府的目標偏好仍然存在較大差異，這種差異也會導致在協調談判過程中出現冗長未果的現象。所以，有必要進行各種改革來使本國經濟狀況與其他國家更加接近，這樣國內政策目標就易于一致，財政政策的協調也就易于達成。

（三）財政政策協調中各國的信譽是重要保證

在經濟政策協調中，信譽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它可以保證協議始終貫徹執行，達到協調的目標，為下次各國政府之間的協調奠定基礎。這種信譽的保證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各國政府在協定的執行過程中遵守諾言，就可以達到帕累托效率，否則，如果一方違約而另一方以回到納什均衡點來威脅，將使對方損失慘重。這就對參與國家有一種潛在的約束。

在歐洲一體化過程中協調之所以能夠不斷深化，主要在于各國政府在多次合作中已經擁有了很強的信譽積累。雖然在一些政策協調的談判中，可能由于維護本國的經濟利益，使協調頗費周折，但一旦簽訂了協議，彼此就能信守，不會出現違約、失信的現象。共同農業政策的協調成功就是很好的例證。歐洲貨幣體系等協定都是制訂后被堅決執行，若出現經濟危機，就對體系進行調整。所以，信譽為協調的深化提供了保證。很顯然，在EMU機制下，財政政策協調的成功也有賴于信譽的保證。信譽可以使歐洲中央銀行保持較高的獨立性，使貨幣政策保持動態的一致性，使私人預期具有理性，工資物價比較穩定，這就有利于財政政策協調時采取的一些措施更加有效，而且也增加了對未來經濟預測可靠性的程度。所以，信譽是協調協調成功的重要保證。

二、協調的可能性分析

歐元區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已經經歷了一段時期。隨著歐洲一體化的進程的不斷深入，需要在歐元區范圍內采取共同的財政政策，并加強與貨幣政策的協調，同時協調各國的財政政策。從長期來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乃歐元區的必然趨勢。

（一）集中財政政策協調可能性分析

區域一體化程度越高，成員國越多，集中政策協調的難度會越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現代國家調控宏觀經濟發展的兩個主要工具，兩者往往需要相互配合，才能發揮作用。

隨著經濟與貨幣聯盟建設的不斷深入，歐元區內，以價格穩定為主要目標的貨幣政策由獨立的歐洲中央銀行執行，需要一種相對集中的財政協調機制來應對不對稱沖擊。但現實情況卻是，歐元區沒有統一的財政部門，財政政策基本分散在成員國國內。財政領先下的斯塔爾伯格均衡是不大可能實現的，中央銀行也不會對單一財政主體的行為進行反應，且隨著一體化的深入，歐元區各成員國之間的利益關系錯綜復雜，進一步的政策協調可謂難上加難，建立一種相對集中的協調機制比較困難；在歐洲貨幣聯盟的設計上，《馬約》也沒有對集中財政做出任何制度安排，而歐盟財政預算僅占其國民生產總值的1.27%，離真正統一財政政策的目標還相去甚遠。因此建立集中的財政政策協調將非常的困難。

（二）分散的財政政策協調可能性分析

在經貨聯盟發展過程中，始終存在統一貨幣政策與多個分散的財政政策相搭配的矛盾，這使各成員國之間的財政政策協調顯得尤為重要。歐元區各成員國間實施財政協調，就是運用財政政策對本國國民經濟施加影響，以實現特定的宏觀經濟政策目標。歐元區成員國之間實現財政協調成功與否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各國經濟目標的差異程度、經濟預測、預算周期等因素。

（三）共同的協調意愿

歐元區內各國首先必須有協調的意愿，才有可能進行談判。否則協調無從談起。歐元區各個參與國的基本經濟情況并不一樣，經濟周期也不盡相同，對未來經濟狀況的預測肯定也不一致。各成員國加入歐元區的最初動機主要是為了各自的國家利益，因此，各成員國在財政協調過程中，收益的不均衡成為一個突出障礙。只有認識到協調能夠給參與國帶來利益，對未來經濟狀況有共同可靠的經濟預測時，協調意愿才可能產生。

三、財政政策協調路徑的探討

（一）短期財政約束

由于歐元區分散的財政制度與統一的貨幣制度并不匹配，也遠非最佳的制度選擇，但成員國財政趨同標準的制定和實施，加強財政約束以替代相對集中的財政政策協調對確保歐洲央行單一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和高效性以及最終實現歐元區內物價穩定的首要目標卻是十分必要的。值得注意的是，加強財政約束有要求成員國嚴格恪守歐元區的相關財政紀律之意外，還有要根據實際情況不斷修正財政約束或財政規則，加強財政規則與現實的適應性之意。通過實施財政約束，最終促使歐元區各國財政結構趨同，為在歐元區內實現統一的財政政策，建立統一的財政體制打下良好的基礎。要在歐元區成功推行財政約束，有幾點是不可忽視的：

1.把握好財政約束的彈性，保持好平衡

既不能采取過于寬松的財政規則，導致歐元區的成員國恣意使用財政政策，使約束形同虛設。也不能實施有悖于現實的、過于嚴苛的財政規則，致使成員國大范圍觸及規則的警戒線。

歐元區內應設立專門獨立的委員會，客觀評判財政約束的適應性，在不影響財政約束穩定性的情形下，根據實情進行相應修改。這是保持財政約束彈性的一個良方。一旦財政規則被確定下來，那就用鐵的紀律來保障其實施。隨意地破壞財政紀律，會導致歐元區信譽下降，不利于各成員國的財政趨同，還會降低公眾對貨幣聯盟的信心。

2.將“赤字許可證”引入《穩定與增長公約》，正向激勵財政約束

根據科斯定理，只要產權界定明確，行為人之間的交易就能導致外部效應的有效配置。也就是說，如果產權界定明確，各種機制能允許人們進行適當的談判的話，那么人們就能以他們交換生產和消費一般商品的權利的方式，交換他們產生外部效應的權利。如果在財政約束當中引入“可轉讓的赤字許可證”，每一個成員國都分配到了數量相當的若干財政赤字許可證，這些許可證可以自由轉讓。如果某一成員國的赤字超過了它所分配到的赤字配額，那么它必須購買額外的赤字許可證。這與《穩定與增長公約》中的規定有所不同，超過財政赤字限額的額外支出不是固定的，也就是罰金不是固定的，而是由市場決定的。如果其他成員國擁有足夠的許可證，其價格就會很低廉，若是沒有足夠的許可證，其價格就會很昂貴。當許可證價格低廉時，一個成員國受到非對稱沖擊時，它可以只花相當低的成本運用財政政策抵消沖擊的影響。不突破財政赤字規定的國家也可以為其穩健的行為得到回報，因為成員國可將用不上的許可證賣掉。

（二） 長期協調路徑

從長期來看，歐元區必將出現單一財政體制的格局。不僅財政當局間要進行必要的協調，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也要進行相應的協調，建立相對集中的財政政策體系，這樣才會提高整個貨幣聯盟的福利水平。目前歐元區各成員國經濟情況的許多差異決定了財政協調一體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歐元區的財政協調向更高層次邁進應遵循持續漸進的原則：先從總量進行控制，在結構上容許各國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進行調節，逐漸過渡到對各成員國的總體財政政策予以控制和指導；先從加強各國財政政策協調入手，逐步過渡到財政一體化。

從加強各成員國財政政策協調開始，積極建立各成員國之間財政政策協調機制，以切實保證財政政策協調的效果：在進行財政政策協調時，對未來的經濟狀況要有一個可靠的預測，政策制訂者根據預測來確定各國具體的協調手段及方式，彌補財政政策的時滯效應；進行各種改革促使國家間政策目標的一致，保證各成員國之間財政政策協調的成功。

在向更高層次的財政政策協調遞進時要注意：在歐元區范圍內采取聯合行動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同時，歐洲中央銀行貨幣政策要給予相應的配合；當歐洲中央銀行的利率處于很低的水平，貨幣政策面臨失效的情況下，需要在歐元區，乃至歐盟范圍內采取聯合行動，促進經濟增長；出現經濟衰退，物價上升時，共同財政政策需配合貨幣政策穩定物價；經濟出現過熱時，為避免利率急劇上升，在歐元區范圍內共同采取緊縮性財政政策；在一部分國家經濟過熱和財政大量贏余的同時，另有部分國家可能出現經濟衰退和嚴重財政赤字，為防止經濟過熱國家實行順周期財政政策，也需要在歐元區內進行政策協調。爭取在歐元區率先實現統一的財政政策，通過財政轉移，重新配置資源，幫助成員國吸收不對稱沖擊的影響，從而縮小成員國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

三、財政政策協調可供選擇的模式

（一）財政聯邦制是較為理想的政府組織形式

分散化的財政決策體系必將導致公共產品生產數量的不足分散化的決策體系下，每個地區在進行邊際單位的公共產品生產決策時，往往僅僅考慮區內居民將從這一邊際單位產品中獲得收益如何，而不考慮這種公共產品編輯單位增加的整體社會收益。這就是說，歐盟的個體成員都有一種在尚未達到帕累托最優之前停止公共產品生產的動機。因此分散化的決策體系必將導致公共產品生產數量的不足。相對而言，在統一的財政政策體系下，公共決策者追求區內全體居民的福利最大化，整體區域內公共產品的邊際價值就會得以實現。然而，分散化的財政也有其自身優點：可以實現公共產品多樣性。地方政府可以針對本地區居民公共產品消費的特殊提供相應的地區性公共產品，以此適應各個地區居民的消費偏好。公共產品生產者的多樣性還能夠形成公共產品生產的創新動力和競爭壓力，提供更大的技術進步的可能性，驅使生產者采取最有效率的生產方式。

因此，統一的中央財政與分散化的地方財政兩種方式都有著各自顯著的優點與不足，從財政聯邦制和次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旅行穩定經濟，實現最適收入再分配及提供特定公共產品的三大基礎職能，次中央政府提供滿足各自管轄區居民偏好的公共產品和服務，避免了公共產品消費方面的福利損失和技術浪費。所以，聯邦財政制度從經濟層面上來看，是理想的組織形式。

（二）統一管理與分散自主相結合財政體系

在財政政策協調的實際操作中，采取財政紀律、財政自治與財政合作相均衡的財政模式不失為一種基本思路，其中：財政紀律的核心是保持公共部門預算赤字及公債水平在長期內處于一種可持續的水平，以免對聯盟整體的貨幣目標造成負面影響；財政自治是為了各國應付可能的非對稱沖擊，緩解因這種沖擊造成的失業并進行經濟與國民收入結構性調整預留必要的政策工具；財政合作則是統一大市場建設及區域經濟發展的需要，也是為了在更廣闊的領域為各成員國謀求更大的經濟利益。此外，區域成員國之間、成員國與超國家機構之間必須暢通溝通渠道，運用正式和非正式方式多方位保證成員國的財政當局和央行保持緊密的聯系，特別是注重為成員國財政部門了解區域貨幣政策搭建一個多層次、高效的溝通平臺。

歐洲經濟貨幣聯盟采取的是一種史無前例的宏觀經濟政策結構，即中央集權的貨幣政策和分權的財政政策。經濟上的趨同使得執行統一的貨幣政策和分權的財政政策成為了可能。因此，在區域層面上應形成統一的財政規則，確保區域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性，在制度設計上體現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調和。

（三）財政的一體化模式

在這種財政協調形式下，各成員國財政政策目標的制定和手段的管理，都是財政一體化所形成的財政共同體當局的事物，并要求各成員國統一財政制度，表現為一種超國家的財政干預。這種方式很顯然可以通過轉移支付有效地對付非對稱沖擊，而且可以與貨幣政策協調搭配，實現歐盟的經濟目標，消除單一貨幣政策與12種分散財政政策協調不一致的矛盾。這種方式是最佳的選擇。但如果變為現實還需要一定的時間。一方面由于歐盟僅僅實現了經濟一體化，還沒有實現政治一體化，國家仍然存在，民族利益與整體利益沖突的矛盾依然存在，為了維護本國利益，各國必須擁有一定的，否則國家名存實亡。而且，就目前從國際經濟秩序及譜盟本身的發展狀況來看，實現財政一體化無異于紙上談兵。另一方面，如果實現財政一體化，就必須在歐盟內部效仿美國的財政聯邦制，實行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之間的最優分工，既實現了財政效率，又兼顧了社會的公平。而目前在一個12國的歐元區內，建立如此復雜、完備的一套財政體制，并非易事。不僅需要做大量的工作，還要使各國從政府官員到社會民眾在心理上完全認可這套制度，所以，財政一體化模式從經濟效果角度也許是最有的選擇，但實踐中實施起來則有些難度。

隨著歐洲一體化的推進，歐元區各國財政政策在配合貨幣政策的實踐中必然走向規范化、對稱化，單一的貨幣政策和逐步統一的財政政策所產生的溢出效應將會繼續帶動歐洲一體化的進程由貨幣政策的統一到共同財政政策，這是歐盟國家和歐元區市場深化的內在要求，也是歐元區未來的發展方向。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經濟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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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on the European Economy 2003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dvisory Group (EEAG), CESifo Institute, 2002.

第5篇：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主體范文

首先談談制度安排的必要性。在新制度學派中，考慮到經濟運行的摩擦性，市場被描繪成一種為降低交易成本而選擇的制度安排(企業本質上也是這樣，Coase），同時市場并不是完美的，在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客觀存在下市場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為把有限理性的約束作用降到最低，同時保護交易免于機會主義風險的影響，經濟主體必會尋求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和創新無非是特定條件下人們選擇的結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無疑是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

市場經濟中，對資源配置起基礎作用的是市場機制，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理論已由標準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給定。而國家在市場的基礎上衍生出其他一些非市場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主要包括：(1)針對市場失靈而由政府進行的微觀管制，如公共品問題;(2)針對市場經濟總量非均衡而由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的宏觀調控。而在對宏觀總量進行調控時我們應認識到宏觀總量是由微觀個體組成，宏觀經濟不可能離開微觀基礎而存在，宏觀調控必然要依賴于現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筆者認為，如果一項宏觀調控政策具有堅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的話，那它就是一種內生的制度安排，否則就是外生的制度安排。對于內生的制度安排，它具有與市場邏輯一致的傳導機制，市場化的主體對之能做出理性的反應。一般而言內生化的制度安排會比外生的效果顯著。基于這點，我下面將展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失靈的分析。

1992年以來在中國經濟實現“軟著陸”不久，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宏觀經濟形勢出現，為了阻止經濟增長的持續下降，政府首先選擇了貨幣政策為主的宏觀調控政策。盡管諸如下調利率、取消貨款限額、調整法定準備金率，恢復央行債券回購業務等主要貨幣政策工具均已使出，但經濟減速和物價下跌的勢頭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對于制度本身，理論上是完善的。很多人把貨幣政策失靈的原因歸結為“流動性陷阱”――即微觀主體對利率的不敏感，確實能說明一些問題，但在筆者看來，最關鍵的還是在中國特殊的經濟環境下存在著市場化的主體及傳導機制的扭曲，這才是造成制度失效的根本原因。

對于市場經濟而言，體制內的微觀主體應該是非國有企業，體制外的應是傳統的國有企業。在政策作用傳導過程中，首先對于利率這一根本的貨幣工具，在中國是非市場化的，這使得貨幣政策在總體上是外生于市場經濟的政府安排，實體經濟難以對其做出靈敏反應。其次，假定這種利率制度是內生化的，但是中國金融市場的制度分割與局限（A、B股市場,以及只有少量非國有企業上市等）使得體制內的微觀主體被隔絕在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之外，貨幣政策對它們是一種外生安排，效應無從談起。而對于體制外的國企來說反應可從兩方面分析：一方面，對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良好的主體，它們并非惟一地依賴銀行借貸渠道融資，這類主體不受市場制度歧視，金融機構也愿與它們發生借貨行為，但政策對它們的效力相當微弱；另一方面，對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不良的主體，由于它的存在嚴重的道德風險和過大的監督成本，金融機構出于自身穩健經營的要求，又往往不愿與其發生借貸行為，“惜貸”現象自然發生，貨幣政策效果對它們的影響也不是很大（只是減輕了其利息負擔）。可見貨幣政策效果不顯著不是貨幣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問題。

1998年日益嚴峻的“通貨緊縮”和“有效需求不足”問題使貨幣政策一籌莫展，東南亞金融危機又使出口需求受阻，這樣物價水平持續下跌，經濟增長率遞減、失業增多等等宏觀經濟問題同時出現。針對這種情況政府確立了以積極財政政策為主、貨幣政策為輔的宏觀經濟政策。財政政策的重要意義在于穩定人們預期，盡管擴大支出的積極財政政策會有直接的經濟效應――解決就業等等，但是如果政府的這種投資不能穩定人們的預期，不能拉動民間投資，那么長期下去這種財政政策與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投資無異，而且還會引起政府債務危機。

財政政策難以拉動民間投資問題的癥結主要在于政府投資的基礎設施，其產業鏈太短，整個產業結構不合理，基礎設施的產業關聯性差，當把財政資金集中投向本已存在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基礎原材料部分，并且主要以政府大包大攬而不是貼息、參股和項目融資等方式投入的情況下，民間投資自然不可能參與進來，結果是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不大，經濟啟而不動。政府財政政策相對市場體制的微觀主體是一種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其各種乘數效應受到體制的摩擦，因而對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需求的拉動效應不明顯，即IS曲線移而不動。上述給出的解釋主要是針對宏觀調控政策是一種外生的制度的安排，缺乏微觀主體的響應和支持，故對經濟運行難以產生預期的效果。但事實上作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而言，即使作為內生變量，它們的效應在筆者認為也是短期的，而非長期的。下圖將說明這一點:

在下圖的AD―AS模型中，總需求曲線AD0與總供給曲線AS相交的A點表示經濟最初處于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Y0。當經濟受總需求沖擊時，總需求曲線從AD0移向AD1，由于現實中存在著貨幣工資剛性和價格剛性，必導致廠商削減產量和就業量（Y0Y1），經濟在B點達到均衡（非充分就業），而不能任由價格下降到C達到均衡。這樣就造成了AS在A點以下變成了一條具有正斜率的總供給曲線，靠市場力量很難迅速將Y1恢復到Y0，這時最有效的辦法是通過政府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使AD1移到AD0，在有效需求解決后，AS曲線恢復到古典垂直狀態，市場機制繼續發生作用，此時繼續實施積極政策只會加劇價格水平上漲，所以宏觀調控政策只限于AS具有斜率的一部分，是一種短期政策。

對宏觀調控政策進行上述分析之后，我們不禁思考在今天，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應起一個怎樣的作用呢？

――市場經濟有效配置資源是以產權明晰的市場主體行為和形成理性預期從而能對市場價格信號做出靈敏反應為基礎的。宏觀調控如果沒有堅實的微觀基礎，那么作為一種外生制度的政策效應必將受限。中國市場結構不完全，特別是資本市場在相當大程度上仍屬管制市場，有效市場傳導機制的缺乏，政策的發揮已不再局限于政策本身了。

第6篇：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主體范文

中國財政金融政策在開放經濟條件下面臨的挑戰有多方面，特別是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條件在中國是否能夠逐步具備，財政金融政策要充分發揮出應有的性能，需要依靠微觀經濟主體對政策變量的反應程度以及通暢的傳導機制。 

一、開放經濟條件下財政金融政策的效能 

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囊括了內、外平衡兩部分，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為了避免內外平衡之間產生沖突，有必要調整政府宏觀經濟的思路。從封閉經濟條件下到開放經濟條件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政策效果與作用機制已經有較大的改變。到現在為止，開放經濟條件下，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仍然是分析與研究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力的重要工具。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理論中指出，浮動匯率制度中，比較有效果的方法是利用貨幣政策刺激國民收入的增長，固定匯率制度中，可以使用財政政策這個有力工具實現國民收入的增長。從目前世界各個發展中國家的具體情況來分析，有一些發展中國家開始試行短期的浮動匯率，大多數國家施行的財政政策是固定匯率制度，我國現在施行的是在有管制的前提下浮動匯率。一般情況下，需要達到一定就業率的國家充分利用財政政策是最佳的方法。然而，實現就業率的前提下，還要維持國際收支平衡才能穩定經濟政策。由于這一點涉及到需要實現內、外平衡，需要調控財政與貨幣政策之間的配合問題。在這種條件下，國內的需求量滿足就業量視為內部平衡，在固定匯率制度下，資本凈流出與貿易出超保持均衡狀態視為外部平衡。由此可以看出，解決內部失衡的有效工具是財政政策，解決外部失衡的有力武器是貨幣政策[1]。 

二、全球經濟調整對中國財政金融政策的挑戰 

目前的全球經濟處于失衡與調整的過程中，中國宏觀調控模式過于重視調整內部平衡會面臨較大的沖擊。國際游資的投機性以及國際間經濟被動傳遞，都會面臨嚴峻的挑戰，從而造成中國財政金融政策產生內、外部矛盾。 

首先，我國現在市場調節人民幣匯率正在逐步完善，人民幣的升值在面對國際收支的巨額順差產生很大的壓力。同時，人民幣升值會對出口部門產生不利的影響，出口產生波動也會影響到國內需求，使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的現象進一步加劇。順差雖然使國際儲備數量保持增長，通過中央銀行基礎貨幣放大而擴張國內信貸量，促進國內需求增長，但由于通貨膨脹以及經濟過熱的狀態下，順差會使國內的經濟狀況進一步惡化，政府必須要政策調節順差與匯率。 

其次，當前信息技術發展十分迅速，信息傳遞的速度、質量與數量都有很大的增長。在信息化時代下，微觀經濟主體增強了信息處理能力，同時，具有趨于理性的預期行為，會影響到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效果，甚至微觀經濟主體的理性反應會使宏觀經濟政策變得完全無效。為了改善二者之間動態不能保持相同的情況，政策需要建立宏觀經濟政策信譽。政府要遵循經濟規則用信譽改善微觀經濟主體的理性預期行為，由動態不能保持相同轉向動態相同的合作形式。所以，政府要選擇正確的宏觀經濟調控模式，避免微觀經濟主體預期模式對信譽產生沖擊。 

再次，WTO組織的多邊規則約束了中國實現內外均衡的政策。WTO組織約束國際收支調節，不允許采取直接管制辦法，禁止直接補貼原則，不能隨意提高關稅的方法限制進口，調節國際收支運用匯率與外匯管制要符合WTO組織規則。另外，針對國內財政、金融、科技、稅收、環保等方面的實施方式也要符合WTO組織的要求與規范。可以看出，中國加入WTO組織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都受到了一定的約束，因此，中國要改變宏觀經濟調整的模式，適應WTO組織的規則與要求[2]。

 

最后，提高國際競爭力是世界各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目標。發展中國家是通過誘致性制度變遷的方式實現積累知識、技術來提高國際競爭力。積累知識、技術是循序漸進的，提高國際競爭力需要不斷創新技術，在漫長的實踐中積累而成。在全球知識信息量快速發展的今天，知識是提高競爭力的有效手段，如果通過誘致性變遷機制來實現知識積累，則不能適應全球知識信息量發展的需求，需要通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實現知識增長速度，重視科技與教育的增長模式。全球競爭以知識為基礎，就需要中國財政金融政策建立相應的激勵機制以實現知識與技術的快速積累。 

三、中國尚不完全具備采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條件 

中國在宏觀經濟分析一直存在著一些爭論，每次爭論的焦點就是把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理論與中國宏觀調控實踐如何相結合。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理論是追求完美的市場經濟理念，在宏觀經濟分析與宏觀經濟政策觀點上，西方發達國家也是存在質疑，而對于發展中國家需要謹慎運用這種經濟學理論。這種抽象的均衡關系模型可以起到借鑒使用，但在實踐中則會影響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中國宏觀經濟問題的理論與研究，通常采用IS-LM模型及其擴展形式IS-LM-BP分析框架。但是，IS-LM-BP分析框架需要有完善發達的市場體系、微觀經濟主體行為市場化，對利率具有靈敏反應等等。如果中國不完全具備這種條件而采用這種框架研究中國宏觀經濟，會導致結論錯誤的情況發生。 

中國現在的市場制度還不夠完善，非國有企業屬于微觀主體，能對市場價格信息反應比較靈敏，國有企業雖然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變，但在行為上還是比較依賴市場與政府，是不完全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經濟主體，可以看出，中國市場經濟體制下，非國有企業是體制外企業，而國有企業是體制內的企業。微觀主體能夠對宏觀經濟政策做出理性反應，有效的宏觀經濟政策還需要暢通的政策傳導機制。中國現在的利率可是說是由政府來確定，對市場資金的供求情況并不能真實反映，利率傳導機制不存在市場化，IS-LM-BP分析框架就失去了研究意義。 

結語 

綜上所述，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中國財政金融政策面臨的挑戰比較嚴峻，傳統的分析方法研究中國經濟問題存在很大的制約，需要靈活借鑒全球經濟金融政策的經驗，總結出適合我國宏觀經濟發展的經濟政策與金融政策。 

   　參考文獻： 

第7篇：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主體范文

關鍵詞：新常態；貨幣政策；傳導效率

中圖分類號：F822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31-000-01

基層人民銀行處在貨幣政策傳導體系的前沿位置，面臨經濟發展新常態和金融深化改革的形勢，如何把握貨幣政策的傳導力度，充分發揮貨幣政策在總量平衡、結構調節中的作用，提升基層貨幣政策傳導效率，實現地方經濟金融的協調發展是當前值得探索和研究的課題。

一、制約基層貨幣政策傳導效率的因素分析

（一）基層貨幣政策傳導的時滯較長

目前，Υ笮蛻桃狄行的管理實行統一法人制度，準備金由總行統一繳存，并且商業銀行采取集權式的信貸管理體制，貸款審批根據項目額度分層授權，基層行特別是縣級商業銀行授信權限較小，貨幣政策的作用受多個環節的影響而削弱。另外，由于經濟條件或認識因素限制，基層市場主體反應還不靈敏，對宏觀調控政策動向關注不夠，各方主體不能及時根據央行的貨幣政策信號調整投資計劃，使得貨幣政策傳導的有效性被削弱。

（二）基層可運用的貨幣政策調控手段乏力

目前，基層人民銀行運用的貨幣政策工具主要有窗口指導、再貸款、再貼現等，而“窗口指導”一般是方向性的指引，并不是強制性的措施，對金融機構缺乏“威懾力”，至于再貸款和再貼現，也由于基層的需求不足等因素，宏觀調控作用相對較弱，一定程度上使得貨幣政策在基層傳導效能不高。

（三）企業資金需求與信貸資金管理要求不匹配

一是企業資金需求具有季節性和及時性的特點，而商業銀行對貸款手續要求實行審貸委員會層層審批，與企業對資金方便、快捷的需求不相匹配。二是金融本身就是高風險行業，貸款風險客觀上就存在，而金融機構對發放貸款實行嚴格的責任追究制度，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基層信貸部門開展貸款營銷的積極性。三是基層部分小微企業財務管理還不規范，財務體系不健全，難以符合銀行發放貸款的管理要求。

二、貨幣政策傳導中需關注的問題

（一）完善宏觀調控協調配合機制

目前，金融、財政、發改、稅收、建設等部門職責不同，在宏觀調控中各部門的意志和步調很難統一，基層人民銀行在執行貨幣政策決策時可能會受到來自其他方面的干擾，或將影響宏觀調控效果。因此，需要建立良好的宏觀調控協調配合機制，既做好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相互搭配，還要做好貨幣政策與產業政策、收入政策等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配合。

（二）準確把握宏觀調控力度

由于地區之間經濟結構、金融結構、市場發育程度、政府行為模式等各不相同，對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認知角度、承受能力和執行效果也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因此，基層行應正確認識和處理金融宏觀調控政策措施的統一性和差異性的關系，準確分析判斷經濟形勢和各行業景氣的狀況，適時適度，區別對待，把握好調控力度，為經濟健康發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三）健全金融宏觀調控的市場基礎

貨幣政策的迅速傳導必須要有反應靈敏的市場主體，這樣才能做到上下貫通，各項宏觀調控目標才能順利實現。因此，應加快完善金融市場體系，不斷推進投融資體制、財稅體制改革，推動貨幣市場、債券市場、票據市場的發展和完善，推進企業改革，使其真正成為市場主體，為基層人民銀行傳導貨幣政策營造有利的市場空間，推動提升貨幣政策在基層的傳導效力。

三、提升基層貨幣政策傳導效率的思考

（一）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提高貨幣政策實施效應

引導商業銀行適應目前經濟發展的新常態，在加強風險約束的同時建立相應的信貸激勵機制，促使基層行積極為中小微企業提供有效的信貸支持和優質的金融服務。此外，地方政府應引導各方加大社會信用環境建設，在對逃債企業黑名單曝光的同時，采取行政和經濟懲罰等強有力措施打擊企業逃債行為，使之付出失信代價，努力營造良好的社會信用環境，增強金融機構增加貸款投放的信心，為基層人民銀行在轄區內有效貫徹執行貨幣政策提供先決條件。

（二）健全貨幣政策協調機制，增強政策執行力度

建立由人民銀行、監管機構、政府職能部門、金融機構和新聞單位組成的金融工作協調督促機構，完善貨幣政策的交流、反饋、檢查、宣傳工作，為政府了解和響應貨幣政策、有關部門貫徹貨幣政策、媒體宣傳貨幣政策提供窗口或平臺，發揮各方主體在促進貨幣政策實施、服務地方經濟建設中的作用，引導全社會投資、消費預期，提高貨幣信貸政策傳導的嚴肅性和權威性。

（三）加強宏觀經濟運行情況的調查，拓寬貨幣政策傳導的信息渠道

不斷完善人民銀行、地方經濟管理部門、監管機構、大型企業之間的溝通交流機制，從各方信息中分析提煉有價值的信息，使基層央行真正具備宏觀經濟管理工作應有的視野，提升貨幣政策傳導的質效。同時，人民銀行要不斷結合經濟新常態下，經濟金融發展的實際，跳出金融看金融，全方位的開展調查研究，及時把有關宏觀經濟政策的落實情況向上級行和地方黨政反映，以便決策參考。

（四）加強各方之間的溝通銜接，提升貨幣政策操作空間

基層人民銀行、財政、發改、工信、農牧、稅務要加強橫向間的聯系，根據轄區實際做好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產業政策之間的銜接，建立銀行與地方財政的風險分擔機制，充分發揮財政資金的杠桿作用，引導地方金融機構加大對地方主體產業、項目建設、 新興產業、基礎設施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幫助企業努力拓寬融資渠道，優化企業資金結構，使項目建設與信貸資金更好地銜接起來，增強信貸政策與財政政策、產業政策的綜合效益。

參考文獻：

[1]董琦.我國貨幣政策傳導途徑區域化差異分析[J].稅務與經濟，2011（4）：26-32.

第8篇：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主體范文

我國貨幣政策正面臨新挑戰

自2009年下半年伊始,從總體上看,我國宏觀經濟開始擺脫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出現了“V型”恢復增長,但是增長的基礎并不牢靠,而且金融危機的陰霾尚在,所以危機以來刺激經濟增長的貨幣和財政政策仍將繼續。但刺激經濟政策的負面效應已日益顯現,因此我國的貨幣政策面臨著新的挑戰。

資產泡沫的嚴峻挑戰2008年下半年以來,全球金融危機引起西方國家貨幣乘數下降、銀行惜貸、金融機構不良資產增加、居民收入銳減和企業資產負債表結構變化,從而對宏觀貨幣流動產生了重大影響。在我國,由于外部訂單減少,企業過剩產能不能得到及時消化,導致經濟增速下滑和失業增加。隨即,我國政府采取了一攬子刺激經濟的政策,在較短時間內快速投放了大量的信貸資金,在產能過剩的條件下,實體經濟發展不能有效吸收過剩的貨幣,必然出現資產泡沫。可見,所謂的“資產泡沫”其實就是結構性通脹的一種具體表現。而且,結構性通脹的“資產泡沫”遲早會波及消費領域。因此,“資產泡沫”已成為當前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面臨通脹預期壓力按照常理,基礎貨幣進入實體經濟后,貨幣循環運動將按照GDP的構成實際形成投資、消費和進出口的和諧循環運動。由于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近年來我國正常的投資、消費和進出口比例關系已被破壞,貨幣在各領域中的分配出現嚴重失衡。在總需求急劇增加的情況下,如果供給不能及時增長和結構不能有效調整,必然導致結構性的通貨膨脹。我國CPI已于2009年11月開始轉正,受其慣性影響今年上半年將呈逐月走高態勢。進入下半年,預期全球經濟呈強勢恢復,國際大宗商品和農產品價格上漲幾成定局,我國將出現明顯的通脹預期。

應對人民幣升值壓力近年來,我國貨幣政策受到了國際收支順差和外匯儲備增加的壓力,迫使央行被動地大量投放基礎貨幣。在央行被動投放基礎貨幣的同時,人民幣也被迫進入逐漸升值的軌道。無疑,巨額國際收支順差已對我國外匯儲備造成了巨大損失,同時給央行造成了一定的系統性金融風險。我們認為,從本質上看,國際收支失衡反映了國際資本廉價利用我國的勞動力和資源的現狀,而經30年改革開放形成的經濟結構則是巨額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產生的重要經濟原因,與人民幣匯率升值與否關聯度不大。據央行披露,至2009年9月底,我國貨幣當局儲備資產13.34萬億元人民幣,但因其國外資產高達17.97萬億元人民幣,故發行3.99萬億元債券進行對沖。否則,我國基礎貨幣供給將大大超出實際貨幣需求,從而引發嚴重的通貨膨脹。

此外,商業銀行、地方政府、居民和企業等微觀經濟主體行為對央行的貨幣投放已形成制約,從而增加了我國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的難度。一是商業銀行存在不均衡投放貨幣的沖動,造成資金供給的周期性波動;二是地方政府投資沖動,造成重復建設和資源配置效率下降;三是受資產泡沫和通脹預期影響,居民投資行為非理性,影響了經濟穩定發展;四是國企和民企行為方式差異導致融資機會的事實上不均等,不利于結構調整、增加就業和金融穩定,影響貨幣政策的傳導和效果。

我國貨幣政策必須與時俱進,既要繼續盯住以CPI為標志的通脹目標,同時還要兼顧資產泡沫、經濟增長、就業和國際收支等多重目標。因此,當前我國的貨幣政策絕非簡單的歷史回歸,更彰顯其針對性、靈活性和穩定性的宏觀調控能力,是我國提高宏觀經濟調控能力和水平的成熟表現。

我國貨幣政策的調控基調

我們認為,今年貨幣政策的調控基調是靈活收縮流動性,即控制貨幣供應總量,把住市場流動性閘門;控制銀行體系流動性和市場流動性;靈活運用存款準備金和存貸款利差等政策工具,并與積極的財政政策配適,從而實現針對性的貨幣政策目標。理由是:

把住市場流動性閘門2009年以來,我國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上半年M2和M1增速分別達28%和24%,信貸增長率高達32%,均創歷史高位,下半年貨幣供應量和信貸增速雖大幅回落,但全年貨幣信貸供應量增速仍處高位,這為今年的貨幣政策提出了很高要求。因此,在繼續加大金融對經濟的支持力度的同時,央行必須管理好市場對通脹的隱憂和預期,加強貨幣供應總量控制,利用可能的政策工具和手段,牢牢把好市場流動性的總閘門。

央行正在加大調控銀行體系流動性的力度由于銀行體制和體系的緣故,我國的商業銀行具有內在的信貸沖動,導致貨幣政策作用傳遞迅速,銀行體系的流動性迅速轉化為市場流動性,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和作用明顯受限。目前,我國貨幣政策總體上仍屬于總量型,信貸規模仍然是央行調控貨幣供應量的最有力的手段。因此,央行實施貨幣政策的過程中,將不僅控制市場的流動性,還將與銀監會合作,協調信貸政策與貨幣政策,發揮金融中介的主體作用,重點控制銀行體系的流動性。

貨幣政策工具的多元性決定了調控手段和方式的多樣化歷經市場經濟洗禮,我們在保持總量控制的同時,還應采取更靈活的政策實施方式和工具,包括利率、存款準備金、存貸款利差調控等,加強貨幣政策的結構和作用,實施更有針對性的貨幣政策。因此,近年來央行頻頻使用利率、準備金率等政策工具,利用其貨幣信用創造與收縮機制,表明我們利用貨幣政策工具調控經濟已日臻成熟。當然,貨幣政策工具的使用時機頗有學問,更需我們認真研究把握。

今年的貨幣政策,適度寬松微調為主基調年初央行發行600億3月期央票利率上調4個基點,公開市場資金凈回籠量陡升至近11周來的新高1370億,二級市場交易連連下挫數日,進而引發業內人士對貨幣政策的轉向擔憂和疑惑。我們認為,新年伊始貨幣政策多項工具的綜合運用,不外乎央行釋放出貨幣政策適度寬松微調的信號,表明管理層對貨幣政策的工作重心已從去年純粹的“救市”逐步轉向管理通脹預期,貨幣政策正在“微調”。僅此而已,我們沒有必要驚詫。

貨幣政策目標理應且已然回歸央行2010年工作會議明確提出了貨幣政策需考慮多目標,即“既要保持足夠的政策力度,支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又要穩定價格水平,有效管理通脹預期”,并表示將密切跟蹤監測國際金融危機發展趨勢、國內外經濟運行和市場流動性情況,適時適度調節。這說明,在經歷了全球金融危機后,我國經濟宏觀管理和調控水平及能力已上新臺階。2009年,我國商品期貨價格呈現V型反轉走勢,有色金屬指數全年上漲108%、石化指數漲65%、谷物指數漲15%,銅、鋁、燃料油、白糖、棉花等品種價格普遍回升至危機前水平,年末又開始調整電價、水價。同期,印度、越南等已現通脹,澳大利亞、挪威等國相繼加息,國際大環境顯通脹之虞。因此,高層加強了通脹的預期管理,這是應該的,也是可理解的。但同時,2010年是鞏固經濟企穩回升、戰勝全球金融危機的決勝年,也是圓滿決勝“十一五”的關鍵年。因此,進一步有效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沖擊,繼續鞏固經濟回升基礎,促進經濟平穩增長,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我國經濟社會和諧穩定持續發展是今年我國貨幣政策目標使然。

我國貨幣政策的幾點建議

貨幣政策工具及手段是有效和有限的統一,我國貨幣政策亦然如此。2010年,我國將繼續實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增強其針對性和靈活性,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但同時,需積極配合產業、收入分配特別是財政等政策,實現貨幣政策目標多元化、貨幣政策工具更加多樣化。為此,建議:

切實把握我國貨幣供給適度寬松的水平和時機今年,我國信貸投放相對去年略有減少,年信貸投放總量控制在7萬億―8萬億元人民幣范圍內是可行的。日前爆發的迪拜和希臘債務危機,均表明全球金融危機尚未徹底結束。加之目前歐元區國家的財政狀況欠佳,西班牙、墨西哥、委內瑞拉、烏克蘭等國隨時可能步其后塵,而越南、印度相繼出現嚴峻的通貨膨脹,國際經濟環境要求我們繼續經濟增長的刺激政策,但必須解決銀行信貸資金的不均衡投放及其周期性波動問題。因此,務須科學設定我國貨幣供給總量的寬松幅度及其時機,把握存款準備金、利率等貨幣政策工具的實施時機,爭取貨幣政策效應最大化。

加強通脹預期和資產泡沫管理從根本上講,除了控制基礎貨幣投放外,重點還在于改善供給結構,合理“吸納”過多的流動性,優化要素投入結構,實現產業結構科學調整。同時,大力發展資本市場,增加主板、中小板和創業板市場的發行,增加金融產品供給,引導社會資金合理有序流動,積極開展區域性OTC資本市場的改革試點,拓展我國多層次的資本市場規模,改變我國經濟增長嚴重依賴間接融資的格局。

第9篇：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主體范文

1國庫現金管理與貨幣政策協調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1.1片面強調國庫現金管理與貨幣政策的配合，協調性不足國庫現金管理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將國庫庫存投放市場或者收回國庫的過程，而在這一過程中很可能會引起貨幣供應量的變動，不利于對流通貨幣進行有效的調控。目前，我國實行的國庫現金管理制度是建立在國庫單一賬戶制度的基礎上的。伴隨著國庫集中收付制度改革的推進，國庫現金管理制度也開始了改革的步伐，國庫由過去長期的收支不平衡轉變為現在有大量庫底資金，在這樣的形勢下，開展國庫現金管理既符合資金的安全性、流動性和盈利性的“三性”內在要求，也是對國家、對人民責任的必然要求。所以，不能片面強調國庫現金管理工作開展的重要性，更不能因為要與貨幣政策協調而忽略國庫現金管理工作的開展，這樣與國庫集中收付制度改革的目標不符合，國庫現金管理也難以發揮應有的調節作用。

1.2國庫現金管理工作進展緩慢我國國庫現金管理工作自開展以來一直進展緩慢，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首先，為了防止變相操作等風險的出現，我國國庫現金管理的操作主體始終僅限于中央，而對于庫存充足的地方國庫而言，卻難以施展拳腳，也就導致了國庫現金管理與貨幣政策之間的協調性差。其次，國庫現金管理的操作方式單一。中央國庫現金管理自開展以來，始終只有商業銀行定期存款和買回國債兩種投資工具，且融資操作方式和方向單一，這給國庫現金管理工作的開展帶來很大的局限，同時也大大減慢了我國國庫現金管理工作的進展速度。然后，操作規模較小。自2006年我國開展國庫現金管理以來，單次招標規模一直很小，沒有突破，國庫定期存款余額也遠遠落后于持續增長的國庫庫存底金，國庫現金管理的操作規模不能滿足實際需要。最終，國庫現金管理工作進展緩慢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現金管理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

1.3國庫現金缺乏多樣化的市場操作工具目前我國國庫現金管理的市場化操作工具很少，缺乏靈活性和可操作性，在融資工具方面則過度依賴中長期國債，沒有意識到短期國債對于加強國庫現金管理的重要性。另外，受我國貨幣市場發展不足的限制，國庫閑置資金也較多，導致國庫現金缺乏足夠的能力和有效的措施利用投融資進行貨幣市場的調節。

2政策建議

2.1國庫現金管理必須和貨幣政策相互配合國庫現金管理的目標與貨幣政策有所不同，它無論采取怎樣的操作方式都會對基礎貨幣、信貸規模造成一定的影響。因此，在開展國庫現金管理時應加強與貨幣政策的溝通配合，為政策的擬定提供必要的參考信息，避免與貨幣政策的目標相悖，從而確保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一致和高效性。2.2加強地方國庫現金管理如前文所述，實施地方國庫現金管理對于提高國庫現金管理的可操作性具有很好的推動作用，同時還能有效促進地方經濟的發展，對貨幣政策調控也具有很好的協調作用作用。但是，在實施地方國庫現金管理時必須要堅持服從國家宏觀調控大局的原則，適時適當的實行地方國庫現金管理。比如在國家宏觀經濟下滑時期，地方國庫現金管理能夠積極配合央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將部分閑置國庫現金存入商業銀行，或適度的進行國債回購，進而提高金融體系的流動性；在國家宏觀經濟處于過熱狀態，地方國庫現金管理能夠積極配合央行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適時減少或者收回投放的國庫資金，減少社會資金流量。

2.3豐富國庫現金管理的市場化運作手段目前，我國可以采取的國庫現金管理市場化運作手段主要是商業銀行定期存款和買回國債兩種，管理模式比較單一，且操作性不強，對于有效協調國庫現金管理與貨幣政策力度遠遠不足，因此，我國必須在確保國庫日常支付需要和國庫現金安全的條件下豐富國庫現金管理的市場化運作手段。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手段就是建立和完善短期國債市場。這主要是因為短期國債的成本較低，發行更加靈活，更有助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互相配合，是國庫現金管理的重要工具。短期國債具有較高的流動性，且籌集成本遠遠低于中長期債券，因此可以有效的平衡季度性國庫收支余缺。因此，為了擴大國庫現金管理的規模，我國應大力優化國債期限結構，充分利用短期國債的籌資功能，實現中長期國債與短期國債均衡搭配。另外，加強中國人民銀行對商業銀行的監督管理，也是有效避免財政風險的一個重要措施。

3小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