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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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比較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范文

【關鍵詞】直接融資；間接融資；股權融資；債券融資

1.直接融資的概念

1.1　直接融資的定義

直接融資是指沒有金融機構作為中介的融通資金的方式。需要融入資金的單位與融出資金單位雙方通過直接協議后進行貨幣資金的轉移。

1.2　直接融資的渠道

（1）股權融資，是指通過發行股票籌集資金。包括：1）主板上市，交易所是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是我國最大股票籌資市場。2）創業板上市創業板是指是地位次于主板市場的二板證券市場，其目的主是扶持中小企業，尤其是高成長性企業。是主板市場的補充。3）私募股權融資，指通過私募形式對非上市公司通過非公共渠道（市場）的手段定向引人具有戰略價值的股權投資人。主要對象是已經形成一定規模的，并產生穩定現金流的成熟企業。

（2）債劵融資，是指通過發行有一價債券融通資金的融資方式，發行債券類型主要由國債、金融債、企業債券以及可轉換債券等債券融資。

（3）融資租賃，指出租人根據承租人對租賃物件的特定要求和對供貨人的選擇，出資向供貨人購買租賃物件，并租給承租人使用，承租人則分期向出租人支付租金。是當代企業的一種重要直接融資方式

2.企業采用直接融資的必然性

2.1　直接融資的優勢

直接融資不受中間環節的影響，資金需求者直接從資金供給者處獲取資金，改善了資金集中在銀行的狀況，實現了風險社會化；直接融資市場上信息透明，資金進出比較自由。

股權融資優勢：（1）能使企業獲得穩定的、長期資金來源。（2）加速資本積累，使企業以幾何倍數擴張。（3）沒有中間環節，融資成本低。（4）優化產權結構，加快產權制度改革。

債券融資優勢：（1）債券融資的避稅作用。稅法規定債務利息要在稅前扣除。（2）擴大股東收益。債券融資獲得的資金資只償付利息，并不分紅。（3）強化股權控制。

可以明顯看出，雖然目前其發展態勢不如間接融資，但因直接融資有著其他融資方式無法比擬的優勢，這使得它必然將成為我國企業融資方式的首選。

可以明顯看出我國間接融資遠遠高于直接融資，盡管我國企業直接融資也在一直上升。雖然我國間接融資與直接融資的比例關系已經從13：1下降到2.5：1，也說明我國直接融資市場的飛速發展。但我國的直接融資規模過小卻是不爭的事實。

3.2　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結構不協調

3.3　上市公司不分發股利

投資者購買股票的真正目的是獲得每股股票的股利，但我國大部上市公司每年分派股利都微乎其微，甚至有些公司幾年都不分發股利。很多公司上司后，并沒有把散戶真正的當做是公司股東，只顧及大股東利益，發行股票融資金后，就自顧自己發展，不考慮小股東的利益。很多企業把股票當做無需還款的籌資的工具，拿小股東的錢發展自己的利益，致使我國股市的散戶也被迫從投資者變成了投機者。

3.4　上市門檻高

企業發展過程中必然遇到資金短缺的現象，融資上市本應該是一條十分有效的解決方式，但我國設立的上市門檻過高，要求股本總額不少于人民幣5000萬元，使很多企業被擋在外面。最近新成立的創業板本來給一些中小企業帶了希望，但公布條件后（公司股本總額不少于3000萬元），很多人認為得這個市場的建立并未太大作用。創業板和主板的上市條件幾乎沒有拉開距離，門檻還是高的讓人望而生畏，并沒真正解決上市難的問題，無法滿足不同層次的企業上市需求，如此高的門檻對我國企業直接融資的發展有很大的阻礙作用。

3.5　金融市場監管機制不完善，信息不透明

（1）金融市場監管體系不完善，制度不健全，且實施力度不夠，這直接導致了直接融資過高的信息成本；（2）是信息披露不充分，并且披露內容的及時性與真實性都較差，也導致信息成本上升，使投資者對金融市場的信心降低；（3）是缺乏可信度較高的信用評級制度，制約了債券市場的發展；（4）由于信息不對稱等原因，容易出現道德風險。

4.擴大直接融資渠道的方法建議

4.1　規范金融市場監管制度，是企業信息透明化

我國金融市場成立時間不長，有很多規則制定也不盡完善，這也給一些企業鉆了空子，直接融資市場中，有時會出現信息作假，信息披露不及時狀況，這是我國直接融資市場的已達缺陷，一定要盡快完善，保障投資者的權益，也使市場更健康發展。監管制度應從在的“嚴進寬出”改為“寬進嚴出”，一來是信息透明，保護投資者，二來也可以企業擴大融資范圍，幫助企業更容易融資。

4.2　改善我國低利率政策

低利率政策極大地阻礙了直接融資的發展，尤其是股權融資的發展。企業當然愿意低息或無息使用資金，即使無法貸到足額資金，也把銀行貸款作為地選擇，這樣就極大地忽略了直接融資。而且低利率的偏向性政策已不適用目前經濟發展狀況，應該及時停止。

4.3　發展債券市場

我國債券市場是直接融資中的薄弱環節，目前發展緩慢，我國企業大部分最多只有幾十年的歷史，投資者并不十分了解企業的信用，而且債券市場中信用評級工作非常不完善，也不具權威性，這一嚴重制約債券市場發展的缺陷一定要克服，引進或發展權威的信用評級機構，為市場內企業公平評級，增強投資者對債券市場的信心，是債券市場蓬勃發展的前提。同時大力建設高流動性的債券二級市場，目前債券市場上除了國債和大型國有企業的債券流動性較好以外，其它公司債券流動性都不強，這也是債券市場發展慢的一大原因。

4.4　降低股票市場上市的高門檻，創新融資渠道

降低股票市場上市的高門檻是真正打開直接融資市場大門的根本方式，給予需要資金的企業以支持。同時我國的中小板、創業板的上市門檻應該在降低，與主板上市拉開距離，適合不同的企業融資需求。

另一方面，目前的融資渠道明顯不能滿足需求，一定要進行不斷創新，推出更多融資渠道，解決企業融資難的問題，推動企業的快速發展。

參考文獻：

[1]尤小湘.間接融資與直接融資應如何定位[J].西安金融，2007（04）：20.

[2]周道坤.企業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比例失衡的經濟分析[J].理論導刊，2004-12

第2篇：比較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范文

（一）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要維持正常的生產經營并求得發展，需要不斷地籌集到資金。從企業資金來源的構成來看，企業成長的資金主要來源于兩方面：內部資金積累和外部資金投入。內部資金是指企業留利和折舊資金，由于現階段我國企業的留利水平低，企業發展主要依靠外部資金，而外部資金需要從金融市場上籌集，其中短期資本通過貨幣市場籌集，長期資本則通過資本市場籌集，按照資金是否在供求雙方調劑，可以把長期資金的籌集方式劃分為兩種方式，即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所謂直接融資，是指不通過金融中介機構，由資金供求雙方直接協商進行的資金融通。通過商業信用、企業發行股票和債券方式進行的融資均屬于直接融資。間接融資則是由企業通過銀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機構間接地向資本的最初所有者籌資，它的基本形式是銀行或非銀行金融機構從零散儲戶或其他委托人那里收集來的資本以貸款、購買企業股票或其他形式向企業融資。

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兩種方式的優劣如何，長期以來在理論界一直存在分歧。有的學者認為銀行的信貸范圍比較廣泛，使得融資具有相對集中性，從而可以調節資金的供求與運轉，開發多種金融商品與融資渠道，使融資成本相對降低、金融風險減小。同時，由于金融機構掌握融資的主動權，能對企業構成信貸約束，有利于信貸資金的合理流向與配置。因此他們得出結論認為間接融資具有相對優勢。而有的學者從發展中國家的國情出發，認為在發展中國家，銀行對企業的低息貸款往往以銀行虧損為代價，使企業的融資成本較淡薄，企業對資金的不合理占用上升，銀行呆帳、壞帳大量增加，由此來看間接融資的成本從總體上并不比直接融資低。其次，銀行對企業的信貸約束，在發達國家里是“硬約束”，然而在發展中國家，政府經常干預銀行信貸計劃，使銀行信貸約束趨于“軟化”，容易產生拖欠貸款現象，使銀行信貸資金不能有效運轉，從而加大了金融體系的系統風險。由此他們認為，間接金融優勢論只適用于發達國家，而在發展中國家，直接融資方式則具有相對優勢。

從實踐中看，各國在融資方式安排上都是二者并舉的。不過，不同國家往往由于歷史傳統和發展階段的不同而各有側重。美國和英國等老牌市場經濟國家由于擁有發達的資本市場，資源配置接近完全競爭，往往形成以資本體系為基礎的直接融資方式為主的模式。而在日本、韓國等亞洲國家，產業發展受政府指導性計劃干預，金融與產業間建立起政府參與的風險共擔機制，銀行在企業參股，積極參與企業經營，銀企之間是一種生死攸關的鏈條式傳遞關系。這樣其融資模式只能是以信用體系為基礎的間接融資，非金融企業很少有機會利用資本市場來籌資，只能轉向通過商業銀行這種信用中介。因此，直到本世紀70年代，英美等國通過企業債券和股權進行的直接融資約占企業外部融資的55.60%，通過銀行中介的間接融資占40--—50%，而日本等亞洲國家則相反，日本的間接融資在外部融資中所占的比重約為80—95%，直接融資只占15—20%。70年代以后，情況才發生了緩慢的反向變化：英美企業增加了間接融資比重，日本企業則增加了直接融資的比重。

（二）

改革至今，我國在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的歷史條件下，在市場機制逐步完善的過程中，企業融資方式也在不斷發生變化。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財政代表政府直接注資主導國民經濟運行，并通過各種指令性計劃和行政手段牢牢控制著社會資金的配置和流向，金融的市場化性質被否定，完全成了計劃經濟的附庸工具，這時，根本談不上企業自主地選擇市場化融資方式。

隨著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國民經濟的流程和運行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主要表現在：（1）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國家財政參加國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從1978年的30.9%下降到1997年11.5%，從生產建設型財政逐步轉變為舉債和吃飯型財政，而同時國民收入分配向企業和個人傾斜的趨勢不斷加強，導致財政配置資源的能力下降。（見表1） （2）在金融與企業的關系中，金融由原先作為財政的“出納”轉向逐漸獨立，并擔當企業融資中介，通過“居民儲蓄存款ü銀行貸款給企業ü形成企業的負債資產”這樣的間接融資方式成為社會投融資的主渠道，政府則從過去的對信貸規模和利率的嚴格控制轉到現在的通過存款準備金率 、再貼現率和利率等金融杠桿來調節社會資金配置。由直接影響和決定著企業資產負債結構的固定資本投資來源結構來看，銀行貸款的比重逐年提高，特別是1985年“撥改貸”全面推開后，國有企業的大部分固定資產投資和幾乎所有流動資金都依靠信貸資金。（見表2）從表2中可以看出，1980年以后信貸資金占企業固定投資來源的比重始終在23%以上，而自籌資金中也有一部分事實上來源于信貸資金。這樣，在經濟運行中便形成以銀行間接融資為主導的融資方式，而成為一種以社會資金為支撐、國家銀行集中借貸、國家辦企業的“借貸型經濟”，表現出貨幣計劃經濟的特征。

國民收入分配結構轉變（%）

1980 1985 1990 1995 1996 政府 29 27 23 11 10 企業 6 7 8 28 29 居民 65 66 69 61 61 摘自 “1997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

表2 國有企業固定資產投資來源（%）

1981年 1985年 1990年 1994年 1995年 1996年 投資總額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國家預算收入 38. 6 23. 98 13. 20 4.93 5.00 4.62 國內貸款 13.6 23.04 23.62 25.46 23.66 23.65 利用外資 5. 4 5.27 9. 11 7.11 7.89 6.73 自籌資金及其他 42.4 47.71 54.06 62.51 63.45 6 65.00 摘自1997年＂中國統計年鑒＂

隨體制改革的深化，這種以銀行為主渠道的融資體制產生出新的問題，可以從兩方面分析：其一，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率逐年上升，目前國有企業的固定資產負債率平均為70%，流動資金負債率已達到平均80%，從總體上看將變成風險極高的全負債運行企業，甚至是資不抵債企業。這一方面是由于企業融資幾乎只有通過銀行，其資產的資本金部分沒有資金來源和注資渠道而無法注入；另一方面是由于這種間接融資方式為主的體系并非建立在如發達國家一樣的理性約束的基礎上，與融資體制相配套的良性的經濟運行機制尚未建立。十幾年來，以放權讓利為主的國有企業改革在發揮企業主觀能動性的同時，又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國有企業吃銀行信貸資金的“大鍋飯”的不良傾向，造成國有企業大量舉債經營，不重視資金使用效益，形成資金負債結構的失衡，加大了國有企業改革的困難。其二，由于體制原因，銀行必須保證國有企業重點資金的需要，而國有企業借款不負經濟責任，甚至只借不還、負盈不負虧，使銀行的信貸約束逐漸軟化，企業的低效益與高負債經營引起的嚴重的虧損，不可避免的要引起銀行的呆帳壞帳。據測算，目前不良貸款占銀行向國有企業貸款余額的25—30%，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逾期、呆帳、壞帳貸款占全部貸款的20%，如果這一狀況得不到改善，國有商業銀行的資本金將消耗殆盡。同時，行業和企業結構調整中的死帳亂帳問題，以及前些年一度出現的“泡沫”經濟破碎后的沉淀問題（如高檔房地產積壓），都集中反映到了銀行，貨幣銀行體系中積累了愈來愈多的不良資產，形成日益巨大的通脹壓力，銀行貨幣體系內長期、潛在的系統風險越來越大，導致社會資源配置使用的低效率和宏觀經濟經濟運行的極不穩定。現在，我們實際靠政權威信、政府信譽使國有商業銀行具有較強的資金吸納能力，如果某些客觀條件發生變化，商業銀行系統風險及其經濟社會后果是難以想象的。

這些問題從深層次看，實質是市場經濟與國有制經濟實現形式之間的矛盾，出路只能是進一步深化改革，實現由計劃融資向市場融資的轉變，發揮市場機制在貨幣資金分配中的基礎性作用。

(三 )

在市場化的融資體系中，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兩種方式各有長短，二者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相互平衡。要解決目前國有企業和銀行面臨的問題，最佳選擇就是大力發展直接融資，將國有企業的資本化籌資活動徹底推向市場。

一、國有企業改革需要發展直接融資

企業融資渠道的拓寬、企業負債結構的優化、投資項目資本金的實行都有利于直接融資規模的擴大。目前，我國國有企業的資本金嚴重缺乏，已成為影響改革大局的嚴重問題。目前三分之一以上的國有企業資本金比率低于10%，有些企業甚至是全負債經營。國有企業資本金嚴重缺乏，已愈來愈影響到企業的發展、金融系統的正常運作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良性循環。

第3篇：比較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范文

關鍵詞 資本市場 重慶 經濟發展

一、資本市場促進經濟增長的機制分析

(一)改變資產流動性，實現投資風險的轉移與分散

風險的存在很大部分來自信息不對稱、不完備或者搜索信息的成本極高。證券市場的作用之一是轉移和分散風險，Levine[1]著重指出流動性風險和異質性風險可以由金融體系化解。流動性是以自愿價格將資產轉化為現實購買力的難易和快速程度，流動性風險就是指這種轉化的不確定性。異質性風險是指投資于不同項目、企業、行業、地區和國家具有不同特質的不確定性。信息的不對稱和交易的成本減弱了資產的流動性，從而加劇了流動性風險。而證券市場通過穩定、透明的交易制度和低廉的交易成本提供資產的流動性，激勵投資和經濟增長。

當然銀行保險等金融機構也能夠加強資產的流動性和降低流動性風險，但是就銀行而言，區別就在于銀行需要保持一定的流動性，所以銀行在考慮貸款的時候總愿意選擇一些流動性比較強的項目，而資本市場融資的項目的流動性要求則可以降低，尤其是股票市場上籌集的資金在項目選擇的時候基本上不用考慮項目的流動性，考慮的主要是風險性和收益性。

(二)良好的資本市場有利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資本市場的發展為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提供了有效的機制，在促進管理和生產的專業化同時，又能夠提高公司治理水平，這都有利于企業的長期發展。股票市場對公司治理作用的發揮，主要通過三方面的機制來實現，即股東投票機制、并購監管機制及股權激勵機制。

股東投票機制就是股東用投票的方式對長期經營不好的公司的管理層發出警告，具體又可以劃分為“用手投票”和“用腳投票”。用手投票就是指股東在股東大會上行使投票權，向管理層發出警告，并在必要時動用否決權撤換高層管理人員，從而對管理層構成直接約束。但用手投票機制的實行必須具備兩個基本條件：一是股東的持股要達到一定的數量；二是要具有對企業經營管理進行監管的能力和時間。而對于股權較為分散的中小股東而言，則通過“用腳投票機制”向管理層施加壓力。這種壓力首先來自股東拋售股票會導致股價下跌，形成對管理層的負面評價，降低管理者在經理人市場的價格，并對其職業生涯產生影響；其次來自于主要股東的退出可能會給企業經營帶來災難性后果。比如一些大股東的退出，會惡化公司的融資環境，甚至導致公司被惡意收購。

資本市場具有的并購接管機制和股權激勵機制也有利于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

(三)資本市場的發展，有利于優化產業結構

祁斌[2]比較了二戰以來美國、日本和歐洲等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模式，分析了美國資本市場在促進美國產業升級和高科技產業發展中的核心作用，提出金融體系效率和金融結構的差別是形成各國經濟長期增長趨勢和高技術產業發展等方面差距的主要因素，認為以直接融資為主的資本市場體系比以間接融資為主的銀行體系更有利于新興產業和高科技產業的發展。

萬書彥，梁偉堅(2001)[3]認為西部地區產業結構調整的主要困難是缺乏資源的合理流動，導致資源不能實現合理配置，通過西部資本市場的發展，可以促籌集西部地區發展所需資金并流向那些在西部具有比較優勢的企業和行業，達到優化產業結構的目的。

(四)資本市場發展通過促進技術創新與技術進步推動經濟發展

資本市場的發展可以促進交易的發展進而促使分工水平和專業化水平的提高，而分工水平的提高和專業化水平的提高則有利于技術創新，亞當斯密在他的《國富論》中用了三章的篇幅來討論分工的問題，斯密認為分工從三個方面促進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一是工人熟練程度上的進步，二是時間上的節約，三是機器(新技術)的應用。一個完善的資本市場還可以加快新產品、新技術的產業化應用。在資本市場不完善的情況下，很多持有技術的人由于缺乏資本而不能使其迅速有效地利用技術，而一個完善的資本市場可以使這些適用的技術轉化為資本，在資本市場上進行交易，這樣就推動了技術資本和貨幣資本的結合。

在多層次的資本市場中，各層次的市場的功能也會有所差異，一般來說創業板和風險投資市場更明顯的有助于推動技術創新和技術進步。資本市場對于創新的促進非常典型地體現在風險投資的運作上。風險投資是指將資金以入股形式投向高科技企業，并提供企業管理、市場營銷等一整套服務，促使其迅速成長，最后通過將其上市或出售的辦法變現，以獲取高資本收益的一種投資行為。高科技企業失敗機率很高，然而一旦成功，回報也非常可觀，一般產業投資者不敢輕易涉足，但風險投資者引入金融資產投資領域中“投資組合”的思想，將資金同時投向幾個甚至十幾個企業，盡管失敗的不少，但綜合回報率還是很高的。

(五)資本市場促進企業實現規模擴張，有利于實現規模經濟，從而提高經濟效率

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后，就會產生對規模經濟利益的追求，便進入到了成長期和擴張期，即生產規模和市場份額的增加。為了實現這一目的，企業通常可以采用兩種戰略，即內部成長戰略和外部成長戰略。所謂內部成長是指企業現有項目的繼續和擴展，而外部成長是指以橫向兼并、縱向兼并或者混合兼并等形式出現的企業擴張。兩種方式都要依賴一個完善的資本市場，尤其外部成長更需要一個股權形式的資本市場。李善民，周小春(2007)[4]實證研究了我國上市公司并購的績效，發現我國上市公司并購行為總體上效果較好，非關聯并購的效果要好于關聯并購，相關并購對企業的經營業績產生正效應。非關聯并購效果較好，說明隨著資本市場全流通的改革和制度建設的推進，企業的并購效果會有更好的表現。

二、重慶資本市場對重慶經濟發展作用的實證分析

(一)實證使用數據說明

考慮數據的可獲取性，直接融資數據主要選取了股票融資額、企業債券融資額和實際利用外資，間接融資采用了中長期貸款量為代表。股票融資額和企業債券融資額作為直接融資沒有什么爭議。實際利用外資作為直接融資是基于這樣一種情況，按照我國的統計方法，實際利用外資分為三部分，一部分是對外借款，一部分是外商直接投資，另外一部分是外商其他投資。在外商其他投資里從1997年開始有包含了對外發行債券和股票，外商直接投資可以視為直接融資，其他融資里也有絕大部分是直接融資，而且外商直接投資占了實際利用外資的絕對多數。外商直接投資起到的功能和股票發行相當，都可以分散股權，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中長期貸款又可稱為項目貸款，是指商業銀行發放的，用于借款人新建、擴建、改造、開發、購置等固定資產投資項目的貸款，考慮重慶民間借貸等其他形式的融資方式還比較滯后，商業銀行的中長期貸款額有較好的代表性。在檢驗資本市場規模和資本品價格對GDP的作用時，本文選擇了重慶是上市公司數量和流通股加權的價格指數分別作為資本市場規模指標和資本品價格指標，流通股加權的價格指數通過大智慧的自定義指數得到，以1997年7月1日為1000的基數點。

對數據的取值時間段，由于重慶是1997年直轄的，1997年之前的很多數據統計范圍不一致，本文在計量分析時一般沒有考慮1997年之前的數據。筆者查閱了大量的資料，沒有找全官方公布的重慶市的月度或者季度數據①，迫不得已使用了年度數據，從1997年2006年共有十組數據，由于數據較少，對研究造成一些限制，如較長滯后期的因果檢驗就由于自由度損失太多而不能得出有效結論。

最后一點需要說明的是由于股票融資stock和債券融資bonds兩組數據在1997-2006年間分別有兩年和四年為0，且都是政策因素造成的，2005年是由于股權分置改革全國基本上沒有新股發行。企業債沒有發行也是因為之前企業債發行出了問題以后，把審核權由央行轉交給發改委并采取了非常嚴格的審核制度。由于數據缺失，不能把它們單獨的加入到模型中，本文將兩者與實際利用外資相加之和作為一個變量加入模型。

(二)資本市場融資額對GDP作用的實證檢驗結果

本文實證采用取對數的模型來檢驗直接融資額對重慶經濟發展的影響，加入中長期貸款作為比較變量。

其中Zj代表直接融資，loan代表中長期貸款。

用Eviews回歸得到的結果如下：

模型的擬合效果仍然比較好，代表直接融資的變量LOG(zj)和代表間接融資的LOG(LOAN)的系數都通過了T檢驗，Durbin-Watson統計量也有很大的改善。直接融資的系數為0.106，間接融資的系數為0.412，其含義為直接融資增加1%，GDP就將增加0.106%，間接融資增加1%，GDP將增加0.412%。從結果來看，似乎間接融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比較大，但是，如果考慮到間接融資和直接融資基數的差別，就可以消除這種誤解。考慮2006年間接融資的量為85.67億元人民幣(利用外資已經經過匯率換算)，直接融資的量為2932億元人民幣，要使GDP增長0.412%，需增加間接融資29.32億元，如果要增加直接融資達到同樣效果則只需增加3.33億元。這就是說當前直接融資對經濟增長的邊際效用比間接融資對經濟增長的邊際效用要高，即增加1元人民幣直接投資帶來的經濟增長高于每增加1元人民幣間接融資帶來的經濟增長。

(三)資本市場規模和價格指數對GDP影響的實證檢驗結果

對模型GDP＝C(0)＋C(1)*VALUE＋C(2)*NO使用eviews軟件回歸檢驗發現常數項的T統計量沒有通過檢驗，去掉常數項后的檢驗結果如下：

結果表明，value和no的T統計量都通過了檢驗，兩者都不顯著為0，可決系數R2為0.806，調整后為0.78，重慶股票流通市值指數和上市公司數量對重慶國民生產總值有顯著的影響。但是從回歸系數來看，上市公司數量對重慶國民生產總值有正向作用，而上市公司市價指數對重慶國民生產總值的影響具有負面作用。上市公司數量增加對國民生產總值的正面作用比較好理解，上市公司市值對國民生產總值的負面影響的原因何在不太好理解，筆者認為，這與我國股票市場的特征有很大的關系。我國的股票市場長期以來是一個投機市和政策市，已經有很多研究表明它以往也是一個資金推動型股市，通常流入股市的資金充裕，表現為流動性過剩時，當然2006到2007這次還不能下定論。這種情況一般是股票市場的高額收益吸納了本該投資在實業上的資金，使得經濟增長乏力。當然要驗證這種假設，可以把上市公司流通市值滯后一期加入到模型中，如果滯后一期的上市公司流通市值的系數顯著為負，則說明這種假定是可信的。

加入滯后一期的上市公司流通市值的模型回歸結果如下：

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滯后一期的流通市值指數的系數顯著為負，且比同期的流通市值指數的系數負得更多，且更為顯著，可決系數也有所提高，模型的回歸效果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可以證實我們之前的假設，即股票市場下跌時，更多的資金從股票市場流入到實體經濟，擴大了實體資本投資，推動當期及下期的經濟增長，當股票市場上漲時，資金從實體經濟中流入股票市場，影響重慶地區經濟的增長。

三、結論及政策建議

股票、企業債券和實際利用外資構成的直接融額資對重慶經濟增長的作用非常顯著。由股票、企業債券和利用外資額之和構成的直接融資額對經濟增長的邊際效用要高于中長期貸款對經濟增長的邊際效用。

上市公司數量與GDP的關系為顯著的正向關系，但是上市公司市值與GDP卻是反向的關系。也就是說上市公司數量的增加對GDP的增長可能有正向作用，但是上市公司市值指數對GDP的作用卻顯著為負。表面上看似乎矛盾，實際上說明我國股市的投機性質非常明顯，當股票市場高漲時，重慶企業有很多本該投入到實體經濟的資金流入股票市場，造成實體經濟投資不足，導致經濟增長放緩。

根據對資本市場促進經濟增長的機制分析和利用重慶數據進行的實證研究結果，當前直接融資對經濟增長帶來的邊際效應要大于間接融資對經濟增長的邊際效應，重慶應大力發展以直接融資為主的多層次的資本市場，促進重慶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

注釋

①2005年1月1日實行《關于改進地區GDP核算工作的意見》中規定，從2005年1月1日起，由國家統計局聯審后統一公布季度GDP數據，并以此作為法定數據。在此之前沒有統一的權威的省市季度GDP數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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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比較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范文

關鍵詞：政府職能、投資體制、投資主體、資金結構

中圖分類號：F83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848-2008（03）-0010-09

影響投資體制形成的因素很多，包括政府職能、發展階段、發展戰略、經濟結構等等，其中政府職能尤為關鍵。隨著“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構建”和十七大提出的“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新要求”等目標的確立，未來我國政府職能范圍將發生重大變化。政府傳統的經濟建設職能將逐步淡出，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等社會建設的職能將得到不斷加強①。與之相應，投資體制應該也必然會發生重大變化。事實上，盡管投資體制在國民經濟運行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我國投資體制領域的改革一直相對滯后，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中更是明確提出要加快投資體制改革。如何加快和深化投資體制改革，促進社會和諧、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要求，已成為理論界和實務界共同面臨的新挑戰。

投資體制涉及范圍很廣，但大致可以劃分為投資主體、籌資結構、投資調控和投資管理等幾個方面。本文將從上述幾個方面入手，在對有關國家進行國際比較的基礎上，梳理分析政府職能及其他因素對投資體制的影響機制，以期為我國投資體制改革的深化總結一些可資借鑒的規律。

一、投資主體結構的國際比較

投資本身的內涵和外延非常廣泛，本文的投資，從宏觀上講，主要指固定資產投資等形成實物資本的行為和過程；從微觀上講，則是具有價值創造特征的直接投資行為。至于證券投資、理財等意義上的投資，其本質只是微觀主體的一種財務安排。這種財務安排在宏觀上可以看作是儲蓄轉換為投資的各種具體途徑和機制。基于此，本文的投資主體是指在上述投資活動中具備獨立決策權、享有投資收益、承擔投資風險的主體，包括各類法人或自然人。更確切地說，可以稱為投資活動的決策主體①。

投資的決策主體主要是企業和政府。就兩類投資決策主體在整個投資中所占的比重（或結構）來講，各國之間有所不同。一般來講，在市場化程度越高的國家中，企業作為投資決策主體所占的比重應越大，在整個投融資體系中占據基礎性地位；而政府作為投資決策主體，其份額相對較小。上述判斷是否正確還需要實際數據的支撐。有關企業和政府投資份額的數據很難直接獲得，但是通過國民收入核算及財政支出的相關數據，可以大體推算出政府投資占投資的比重，具體如下：（1）收集固定資產投資占GDP比重、財政支出占GDP比重、政府消費占GDP比重這三個數據；（2）將“財政支出占GDP比重”減去“政府消費占GDP比重”，大體可以得出“政府投資占GDP比重”②；（3）將 “政府投資占GDP比重”除以“固定資產投資占GDP比重”，便能大體推算出政府投資在總投資中的比重③。

從表1可以看出，各國在投資的決策主體結構似乎并沒有呈現前述局面。具體來說表現為以下幾點：（1）各國政府投資比重基本都呈不斷上升的趨勢；（2）無論是北歐及中歐（含德國）等民主社會國家，還是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典型市場國家，甚至是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國家和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等轉型經濟體，政府投資比重都處于較高水平，政府投資似乎與經濟發展程度呈正比；（3）以政府主導為特征的韓國、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等亞洲新興市場國家以及中國、印度，政府投資比重明顯偏低。

上述現狀出現可能有以下幾方面原因：（1）從經濟社會發展角度來看，隨著經濟社會不斷發展，市場失靈領域和范圍在不斷擴大，因此需要政府進行干預和主導的事務也日益增多，政府的邊界也因此而不斷拓展。政府投資領域和比重也隨之增加；（2）發達國家的市場體系更為成熟和完善，其出現失靈和缺陷的領域也已逐步為政府和公共財政所覆蓋，公共投資范圍相對增大；（3）東亞國家的政府主導與政府直接參與并不完全等同，強勢的政府可以引導企業的投資行為，但在統計上并不表現為政府投資；（4）發達經濟體與新興市場經濟體本身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發達經濟體的投資占GDP比重相比新興市場經濟體要低（見表2），這樣就愈發提高了發達經濟體政府投資占總投資的比重①。此外，各國政府投資方面的統計口徑也會存在一定差異。

盡管從表1的數據對比中得出的結果似乎與我們觀念上的判斷有所差異，但無論是典型市場國家還是新興市場國家，企業在各國投資決策都是最為重要的主體。這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政府投資的領域相對企業來說更為局限，大多集中于非市場競爭性的基礎設施、公用事業、科學技術、教育等公共服務領域①。另一方面，既便是對這些領域的參與，政府也會引入私人企業、采取市場運作的方式。因此，政府從某種意義上說只是此類領域投資的共同決策主體。

二、資金來源結構的國際比較

投資的資金來源包括財政資金、銀行間接融資、資本市場直接融資等三種基本渠道。各國的資金來源結構受到投資主體結構、金融體系等因素的影響而不盡相同。

（一）財政資金相對規模的橫向比較

各國財政投資資金相對規模既可以通過“政府投資占GDP比重”來反映②。這樣，結合表1、表2的相關數據，我們可以整理出反映財政投資資金相對規模的表3。

表3反映的情況與前面表1有些類似，大體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1）包括中國、日本、韓國、印度以及其他東南亞國家在內的亞洲經濟體，政府投資占GDP比重普遍較低；（2）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自由市場國家政府投資占GDP比重也處于較低水平；（3）北歐各國政府在公共事務領域的涉足范圍較廣，政府投資比重普遍較高；（4）法國、德國、英國、意大利等西歐傳統資本主義強國的政府投資比重也處于較高水平；（5）前蘇聯地區和東歐各國等轉軌經濟體政府投資相對規模存在較大差別，且總體呈不斷下降趨勢。

（二）直接融資、間接融資相對規模的橫向比較

根據能夠獲取的數據，我們選擇“股票交易總額占GDP的比例”和“由銀行提供的國內信貸占GDP的比例”這兩個指標來衡量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相對規模①。有關數據整理如下表4。

根據表4所列數據，就直接融資、間接融資的相對規模，我們大致可以歸納出以下幾點：（1）直接融資、間接融資相對規模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金融市場和金融體系的發達程度，而金融發達程度與經濟發展水平和市場完善程度又直接相關；（2）不同經濟體制下直接融資、間接融資相對規模差別很大。對比前蘇聯東歐各國和其他歐美國家的情況可以看出，前蘇聯和東歐各國直接融資、間接融資比重較低可能與這些國家轉型過程中實行“休克式療法”有關；（3）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相對規模還受一國經濟傳統和經濟結構的影響。對比法、德、意等歐洲大陸強國、東亞各國及美英等自由市場國家的情況可以看出，奉行自由市場傳統的國家其資本市場及直接融資相對規模要明顯高于國家主導型經濟體；（4）根據各國1992年以來在數據上顯示的趨勢，直接融資的相對規模隨著經濟發展將不斷擴大。

（三）資金結構與政府職能

進一步分析各國在籌資結構方面存在的差異可以發現，一國資金來源相對結構的形成與其政府職能范圍密切相關。

一是預算資金的相對規模和比重與政府職能范圍直接相關。在第一部分分析主體結構特征時我們已有較為詳細的說明。二是金融體系結構與政府干預程度也密切關聯。政府對商業銀行等間接融資機構的影響力和控制力一般要強于對資本市場①。當政府在經濟方面的職能范圍更為寬泛、更為直接時，從政府角度來講，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體系結構更有利于職能的履行。從東南亞各國、法、德等政府主導和干預傳統較強的經濟體，以及政府職能更為廣泛的北歐諸國來看，間接融資的相對規模通常遠高于直接融資相對規模。而對比奉行自由市場原則的美、英、加、澳等國，這些經濟體中間接融資規模就沒有絕對優勢②。

三、投資調控和管理的國際比較

投資的宏觀調控和政府投資管理確切地說屬于政府的兩項不同職能。前者是國家宏觀調控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政府社會管理者職責的具體體現；而后者則是政府相關部門為提高政府投資效率而采取的各種具體的管理手段。幾個具有代表性經濟體的投資調控、投資管理主要特征整理如下表5。

從表5我們可以看出，各國政府在投資調控、投資管理方面采取的具體措施同樣與各國經濟傳統、發展階段、經濟結構、政府職能等因素密切相關，具體來說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政府職能范圍

政府職能可以說是一國投資調控和管理方式最直接的決定因素。一方面，政府對投資的調控屬于宏觀調控的重要組成部分，但調控的目標、干預的方式、具體的政策工具和手段則由政府職能所決定；另一方面，在投資管理方面，政府的介入程度取決于政府投資范圍，而政府投資范圍從根本上說也是由政府職能所決定，政府投資的范圍越廣，投資管理涉及的事務就越多，可能采取的管理手段也會更豐富。

（二）經濟發展階段和發展模式

發展階段和發展模式對投資調控和管理的影響主要在于，不同的發展階段和發展模式下，政府在經濟方面的職能范圍會有所不同。通常欠發達國家在經濟起飛的初期會采取趕超發展戰略，而這種戰略下政府對于經濟領域尤其是投資領域的介入很深。政府實施的投資調控和管理都是圍繞實現既定發展戰略目標而進行的，而且在具體的方式、手段方面可能會不拘一格。相比之下，在經濟發展程度較高的自由市場經濟體中，政府的角色定位為 “市場的守夜人”，這樣一來，政府職能也就非常有限，政府對投資領域的介入也就比較間接。

（三）經濟傳統和經濟結構

除了發展階段和發展模式以外，政府職能在很大程度上也會受一國經濟傳統和現實經濟結構的影響。這種影響傳導到投資領域，就表現為各國調控目標、調控手段及管理方式的差異。例如，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的發展階段和發達程度在全球無疑處于前列，但國家干預的傳統使得日本與美英等國的投資調控和管理同樣存在很大差別。另外一個典型就是法國。在西歐傳統資本主義強國中，法國的投資調控和管理完全是另類。這主要是因為在法國經濟結構中國有企業占據很重要的比重，而且在法國的經濟傳統中，自然壟斷性行業應由國有企業經營。

四、政府職能等因素與投資體制的關系

（一）政府職能與投資體制形成

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無論是投資主體結構、投資的資金來源結構還是投資的宏觀調控及投資管理，都與一國政府職能有著密切的聯系。

首先，政府職能范圍的大小直接影響到投資決策主體的結構。投資決策主體結構是由私人投資和政府投資的相對比重決定的。政府職能范圍較廣的經濟體，通過政府投資來完成和實現的職能通常也更多，最終反映為政府投資比重的提高。

其次，政府職能影響政府投資范圍的同時也影響了財政預算中用于投資方面的支出規模。而投資資金結構恰恰是由財政預算資金、直接融資資金、間接融資資金等構成的。此外，政府為實現特定職能還可以通過影響政策性金融機構進而影響間接融資的相對規模。如各國的政策性銀行，其融資性質屬于間接融資，但其融資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服從政府安排、服務于政府特定職能的實現。

此外，投資調控和投資管理更是與政府職能范圍密切相關。

（二）影響投資體制的其他因素

除了政府職能外還包括經濟發展階段、采取發展模式、奉行的發展原則、歷史傳統以及現行的經濟結構等等。上述因素中，有的也是政府職能范圍的決定因素，并通過對政府職能范圍的影響來進一步影響投資體制的形成。

當然，有些因素本身對投資體制也會產生直接影響，如現行經濟結構。一方面，現行經濟結構直接影響政府投資調控和投資管理的方式和具體手段。當經濟結構中國有企業比重較大時，投資調控會偏重于計劃等直接調控的方式和手段，在投資管理方面更多地體現為政府對投資活動的直接控制；而當經濟結構中私人企業占絕對主導時，投資調控則主要依靠各種間接調控方式和手段，在政府投資項目的管理上也通常會引入市場機制和私人企業。另一方面，在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一國的經濟結構往往也會對政府職能范圍產生影響。例如，當產業結構表現出明顯失衡時，政府便可能將實施產業政策、優化產業結構納入其職能范圍，并因此對整個投資體制產生影響。

（三）投資體制相關因素間相互作用機制分析

經濟體所處的特定發展階段、秉承的經濟傳統、采取的發展模式、現行的經濟結構以及政府職能范圍都是投資體制形成的影響因素，但其作用機制又有所區別，具體來說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1）政府職能范圍的大小影響著投資體制的每個方面；（2）發展階段、經濟傳統、發展模式和經濟結構對政府職能范圍的確定有著直接影響，并進而間接影響投資體制的形成；（3）發展階段、經濟傳統、發展模式和經濟結構之間也存在著一定的因果關系，主要是發展階段和經濟傳統對于發展模式的選擇和現行經濟結構的形成有著很大的影響；（4）經濟傳統、發展模式及經濟結構對于投資體制的不同方面也有著直接影響；（5）投資體制中，投資主體結構、資金來源結構和投資的調控管理直接也存在著相互影響和作用。例如，投資決策主體的結構能夠影響預算資金在資金結構中的比重，而直接融資、間接融資的發達程度也會對投資中介機構、融資機構的組成結構產生影響。

投資體制的形成和確立對于經濟增長和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經濟體所處的發展階段、現行的經濟結構都會發生變化，未來選擇的發展模式也會有所調整。這樣，上述因素在長期動態中就形成了一個相互作用的循環鏈條，如下圖1所示。

五、未來投資體制演變趨勢分析

根據前面對投資體制各方面的橫向比較及投資體制影響因素的分析，對投資體制的演變及未來的發展趨勢，我們大致可以總結出以下幾點。

（一）政府作為投資決策主體參與投資的領域將越來越集中于公共事務領域（包括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這一趨勢是由政府職能范圍的發展趨勢所決定的。隨著各國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市場機制將得到的不斷完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效率優勢也將不斷顯現。政府職能將逐步退出競爭性領域，并致力于市場缺失和失靈的公共事務領域。

（二）即使在由政府主導的公共投資領域，市場機制也將被逐步引入到投資項目的具體運作中。這主要可以歸結為兩方面原因，一方面政府對其投資項目通常會面臨資金不足的問題，引入市場機制意味著私人企業和民間資本的介入，可以有效緩解資金不足的矛盾；另一方面，引入市場機制有利于提高投資項目資金使用效率。

（三）政府在投資的宏觀調控方面將主要采用間接調控的方式。間接調控重在運用經濟杠桿調節市場主體的行為，是符合市場規則的調控方式，也體現了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有限干預的原則。

（四）在投資的融資結構中，以資本市場為依托的直接融資的相對規模將不斷提高，以商業銀行體系為依托的間接融資的相對規模將出現下降。這主要是因為，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的變化取決于金融體系的變化，而未來資本市場的日益繁榮和傳統商業銀行的日漸式微基本是大勢所趨。

（五）財政預算資金相對規模則可能呈倒U形變化。這是因為，財政預算資金相對規模主要取決于政府職能及其投資范圍。而在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高和市場機制不斷完善的過程中，政府職能范圍可能出現縮小和擴大兩種趨勢。一方面隨著政府對競爭性領域的退出，政府職能范圍將不斷縮減；另一方面，經濟發展帶來的分工的不斷細化將產生許多新的公共事務，從而拓寬了政府職能及政府投資的范圍。

（六）投資中介機構在投資體制中的地位和作用將越來越大。隨著經濟規模不斷擴大，整個經濟系統變得越來越復雜，投資項目涉及到的事務也越來越多，客觀上需要由一些專門的機構獨立出來承擔一些投資服務的功能。與此同時，市場的不斷完善，也為這些機構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這也是經濟發展過程中分工越來越細化的必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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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比較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范文

【關鍵詞】 中小企業 融資方式 內源融資 直接融資 間接融資 政策性融資

Abstract ： in recent years， China's financing problem facing the majority of SMEs in General. Capital is a key strategy for supporting enterprise development and financing are critical to the business. Due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more new ways of financing ongoing， diversified financing channels. For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faced with numerous forms of financing， should contact their own size characteristics， comparativ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various financing methods， analysis of 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problems in practice after the financing decision. To solve the financing problem of SMEs， improving the financing capacities of SMEs，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a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

Keywords ：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Financing method Internal financing Direct financing Indirect financing Financing policy

引言

我國中小企業現有的融資方式有企業內源融資、直接融資、間接融資和政策性融資四種。

內源融資一般來自三方面：一是企業和企業主自身的積累；二是某些暫時閑置的可用來周轉的資金，包括折舊費及非付現費用、保留盈余等；三是企業內部集資。

間接融資是由金融機構（主要是指銀行）充當信用媒介來實現資金在盈余部門與短缺部門之間的流動，資金提供者通過金融中介機構間接向企業融資。該方式主要有三種形式：銀行抵押貸款，直接貸給企業；對個人抵押貸款和消費信用貸款，貸給企業股東個人；專業擔保公司擔保貸款。還包括在金融危機之前十分流行的投資銀行融資。此外，融資租賃、票據、典當等也都屬于間接融資。

直接融資方式主要包括直接從資本市場上獲得資金的股權融資、債券融資、風險投資基金融資。

政策性融資主要來自政府的財稅支持、政策性銀行、中小企業專項發展基金及貸款擔保基金。

中小企業融資方式比較

內源融資。中小企業來說，由于其規模小，管理不成熟，負債能力低，并且資金需求一次性量小，頻率高，增加了融資的成本，很難吸引外部資金投入到企業。因此，中小企業從建立到發展，主要是依靠內源融資。通過企業自身發展形成的利潤累積以及國家優惠政策帶來的利潤增加，是中小企業在不改變股權結構與控制權前提下實現穩定發展的首要選擇。對中小企業來說，內源融資的特點是融資成本低，靈活性強，缺點是風險大。內源融資的資金來源主要是企業主的積累和對其朋友親戚的借貸、內部集資等，除了資金有限，不能發揮債務杠桿作用之外，企業往往承載著企營之外的較多壓力，一旦投資出現問題，難以以此方式繼續融資，信用喪失、債務糾紛等一系列問題比較嚴重。

間接融資 企業最常用的融資渠道就是向銀行貸款。相對其他外源性融資手段，銀行貸款速度比較快，利率偏低，但相對于大企業，中小企業得到銀行貸款的幾率小得多。而銀行一般不會承擔較大風險，只愿意向規模大、收益或現金流相對穩定的企業貸款。對于中小企業來說，銀行借款跟其他融資方式相比，缺點在于：第一，銀行提供的長期貸款比例小。我國的中小企業平均壽命比較短。中小企業受市場環境影響大，抗風險能力弱。銀行出于風險控制的需要，大多發放短期貸款。第二，銀行收取的費用名目多，數額大。諸如“財務顧問費”、“貸款安排費”、“風險保證金”等費用名目繁多，收取對象主要是中小企業。

直接融資，即通過發行股票、債券、基金等方式融資。由于證券市場門檻高，創業投資體制不健全，公司債券發行的準入障礙，中小企業難以通過資本市場公開籌集資金。雖然深圳中小企業板已經建立，但符合上市條件的企業仍是少數。股權融資。是指以債券和股票的形式公開向社會籌集資金的渠道。顯然，這種籌資方式只有極少數符合嚴格條件的公司制中小企業才能使用。股票的流動性比出資證明書的流動性大。股份公司的股票經過批準后可以上市流通，流動性大，使得股票成為一種融資工具，發行股票可以籌集不用承擔償還風險的融資方式。而有限責任公司只能通過股權轉讓或增加新股東而實現資金的融集。其轉讓只能協議轉讓，發行也只能協議發行。我國尚未建立起完善的資本市場，因而只能有少數符合條件的高科技型中小企業才能通過中小企業板進行直接融資。目前科技型企業日益興起，這些有前景的企業承擔著巨大的風險。通過發行股票融資，是促進企業發展的一條有效途徑。但股票上市也有不利之處：首先是上市的條件嚴格，門檻較高，絕大部分中小企業難以滿足上市條件；第二是上市時間跨度長，競爭激烈，無法滿足企業緊迫的融資需求；三是信息公開成本較高，加上信息公開的面臨商業秘密的泄漏等等。所以，企業上市成本是比較高的。

政府基金。政府為了支持中小企業的發展建立了許多基金，但其比重很小。我國政府設立了國家科技型中小企業創新基金、中小企業發展專項資金等，這些基金的特點是利息低，償還的期限長。但是要獲得這些基金必須符合一定的政策條件。

改善中小企業融資的措施如典當融資和存貨融資。典當是指當戶將其動產、財產權利作為當物質押或者將其房地產作為當物抵押給典當行，交付一定比例的費用，取得當金，并在約定期限內支付當金利息.償還當金，贖回當物的行為。典當業作為現代金融業的鼻祖，在國外一直被稱為國民的"第二銀行"。典當行融資與銀行信貸相比，有著優越性：第一，手續簡便，能快速地獲得資金；第二，當品的種類多樣化，靈活性強。我國典當業迅速發展的同時也存在著問題.需要相關制度、法規的管理。保證典當融資的合法性，同時要公開辦理程序，收費規定。使典當融資透明化，從而保證中小企業融資的安全性和維護自身利益。存貨融資是指中小企業將其原材料、在制品和產成品等存貨作為擔保物向金融機構融通資金。但是，考慮到銀行等金融機構的信貸風險，通過存貨擔保來獲得的資金相對較少。不過這可以用來緩解短期的資金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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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比較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范文

摘 要 在后經濟危機時代,許多企業都面臨融資困難,我國也加大了對中小企業的貸款,但這在解決企業資金流動困難的同時,也積累了商業銀行自身的風險。本文試圖通過分析中國企業當前的融資特點,對英、美、德、日等發達國家的融資模式和融資結構比較,以便為中國企業融資模式的選擇提供有益的借鑒。

關鍵詞 企業融資 英美模式 外源融資

一、發達國家企業融資模式

目前發達國家的企業融資主要有兩大模式:一種是以英美為代表的證券融資模式。另一種是以德國、日本銀行貸款融資為主導的模式。

1.英美企業以證券為主導的融資模式

由于美英國是自由市場經濟國家,資本市場比較發達高度證券化,企業不但可以通過銀行借貸,而在資本市場可以發行企業債、公司債獲得融資。英美企業主要通過發行企業債券和股票方式從資本市場上籌集長期資本,證券融資成為企業外源融資的主要方式。

從上表可以看出截止1999年12月,美國的非金融類企業的融資渠道中,來自銀行的貸款占12.1%,股票和債券類融資占到總額的74.8%;英國的企業融資模式和美國及其相似,而且英美主要是以內源融資為主。隨著英美機構持股得到快速發展,目前在總量上約占全部上市公司股本的60%。

2.日本、德國企業的銀行融資模式

德日模式是指一種銀行實行綜合制經營,并通過銀行對企業參股與持股而全面介入企業經營過程的模式。日本的企業融資主要為外源性融資,且銀行貸款所占比列較高,占到外源融資總比的90.33%,而以股票為主的資本市場對企業的貢獻較小。而德國企業的融資模式基本上與日本相同,實行的是一種全能銀行融資體制,可以持有任何非金融企業任何數量的股票由此產生的融資方式主要依靠自身積累再投資和銀行貸款。與日本相似,德國的銀行貸款融資比列較高,也占到33%左右。

二、我國企業融資特點與評價

我國的企業融資長期以來受到融資渠道的限制,主要以銀行貸款為主。這主要是我國居民儲蓄率較高且證券市場落后造成的。我國企業融資的特點:

首先,企業內源融資率低,外源銀行融資依賴過高。目前我國企業資金80%來源于外源融資,其中60%以上又來自于銀行。

其次,直接融資發展迅速,但比重仍然偏小。雖然我國資本市場改革,股票債券市場發展迅猛,但規模較發達國家仍然落后且不成熟。

再者,是以銀行為中介的間接融資為主。我國四大國有專業銀行集中了全社會75%以上的存款和80%的貸款。

企業直接融資的困難加重了對銀行間接融資的依賴,企業融資中股票和債券結構失衡。在發達國家的企業外源融資結構中,股票所占的比重一般在 20 %以內,債券占到 80%以上,但我國企業在債券籌資結構中債券與股票的比例卻正好相反;2006年,股票和債券共僅占21.3%,這也說明了我國企業面臨著直接融資較少且渠道單一的狀況。

三、發達國家融資模式的經驗借鑒

通過分析英美德日四國企業融資模式,可以為我國企業提供一些經驗借鑒,但是出于我國資本市場的滯后現狀,我們更應該根據國情適當借鑒發達國家融資經驗。

1.應該發展多種形式的企業融資手段

政府應著手改變我國企業融資渠道主要靠銀行的畸形局面,大力發展銀行、證券、內源、商業信用和國際融資等多種融資手段,這不僅能降低企業融資風險,優化企業的治理結構,而且有助于經濟和社會體系的平穩運行。

2.促進股權融資和債權融資的良好協調

我國不僅直接融資比重較小,在直接融資中也存在著股權與債權融資比例不協調的問題。由于債券融資成本低于股權融資,所以上市公司融資方式應首選債券融資,其次才是股權融資,進一步合理調整融資結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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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比較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范文

關鍵詞：小微企業；現狀；原因；對策

一、小微企業的定義和標準

根據2011年我國修訂的《小微企業劃型標準規定》，小型企業為：20人以上從業人員，或者300萬元以上營業收入。微型企業為：20人或10人以下從業人員，或300萬營業收入以下。

二、小微企業的特點

生產規模小；數量大；分布行業廣；小微企業財務制度不規范、信息透明度低、信用觀念不強；小微企業普遍沒有適宜的抵質押品。

三、小微企業的融資現狀

（一）小微企業的自身融資能力低

企業自身融資，即企業在生產經營過程中的融資，也稱內部融資。企業通過晚付早收等方式，既滿足了自身的資金需求，也不會產生利息，同時對企業的發展不會產生明顯的負面影響。但是很多小微企業，生產經營規模小，效率低，在初創階段常常遇到資金瓶頸，因此很多企業自身積累的資金無法滿足企業正常運營的需求，只能通過外部機構提供貸款解決困難。

（二）融資渠道單一，融資成本過高

由于小微企業的特殊性，目前大部分小微企業的融資來自于間接融資，即是通過民間借貸或者銀行來獲取的。由于自身發展的問題，通過股權或則發行債券進行直接融資幾乎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說公司要上市了。僅僅只有不到1%的資金由小微企業靠直接融資獲得，這使得小微企業融資途徑比較單一。同時，民間借貸、銀行借款的成本相對較高，無形中加重了企業的運營負擔，即便如此，款項的發放還會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而造成延期發放的問題。

（三）股權融資等直接融資方式受到限制

直接融資成本低，而且融資金額很大，但是直接融資對企業的要求比較高，小微企業規模不大，不符合直接融資的一般性條件，無法獲得投資者的信賴，很難進行股權和債券融資。進行IPO條件更高，對小微企業來說更是天方夜譚，根本沒有辦法實現。

四、小微企業融資難的原因

（一）小微企業管理問題

目前，很多小微企業管理制度及流程控制存在漏洞，而且并不能嚴格執行，企業在經營的過程中無形當中要承擔很大的風險，資本累計速度過慢，這都是小微企業融資難的原因。

（二）小微企業的信用缺失問題

小微企業對行業沒有清晰的認識，對企業的未來發展缺乏應有的預測，直接造成了小微企業無法滿足銀行的貸款條件，以至于借了款，無法歸還銀行借款本息。同時小微企業很多信息不進行披露，銀行無法獲得小微企業真實的經營狀況，這樣更加加重了銀行對小微企業的不信任，信用貸款無法通過，這都是信用缺失造成的。

（三）外部原因

商業銀行也是盈利性機構，在對外放款時會對放款風險進行評估，出于自身發展的考慮，銀行一般不會支持小微企業貸款。因此，作為高度商業化的銀行這無可厚非。種種原因，銀行對小微企業的貸款條件越來越苛刻，同時很多銀行都采用授權授信制度，在嚴格的審批制度下，銀行的內部風險降到了最低，相應增加了小微企業從銀行貸款的門檻，這無疑對小微企業融資來說是雪上加霜。

（四）根本原因

制度是小微企業融資難的根本原因，小微企業的自身發展特點和融資特點與現行的商業銀行主導的融資體系不匹配。

當前我國小微企業的主要融資體系是以商業銀行為主導，嚴格審批下的金融供給體系。在這種體系當中，監管者對準入企業有嚴格要求，由于制度的原因，銀行具有天然的壟斷地位，金融機構體系主導了間接融資，而與之對應的直接融資市場則發展不成熟，資本市場體系比較單一。小微企業很難在這樣的金融體系中，找到自己的融資途徑。因此，我國小微企業的資金供給被金融制度牢牢控制住了，不充足的資金供給成了小微企業發展的障礙。經濟學原理及社會發展規律都在告訴我們：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當生產力不能決定生產關系時，就要進行變革，是什么約束了小微企業的融資，是現行的金融體制，所以，解決小微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必須進行金融體制改革。

五、解決小微企業融資問題的對策

（一）政府要加大扶持力度，拓寬小微企業直接和間接融資渠道

政府在制定相關政策時要向小微企業傾斜，為小微企業融資創造更多條件，加強小微企業的幫扶力度。政府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來打通小微企業更多的融資渠道。1、財政補貼，政府對小微企業的補貼主要是培訓、環保設備等等。2、貸款貼息。3、減免稅。4、提供擔保，政府牽頭成立小微企業商會，為小微企業融資提供擔保。5、政策性保險。

（二）充分發揮政府在小微企業信用體系建設中的作用

要發揮政府在小微企業信用體系建設中的主導地位，首先應該營造一種誠實守信的從商氛圍，培養守信用的企業文化。受幾十年計劃經濟的影響，人們商業信用意思淡薄，宣揚契約精神，形成誠實守信的氛圍。其次建立全國性的信用收集管理系統，把企業的信用資料全部收入其中，實現共享，對不守信用的企業在各個方面進行限制，讓其寸步難行。加強誠信體系建設，引入誠信評級制度，來形成良好的商業信用氛圍。

（三）樹立企業的良好形象

小微企業要學會自律，向外展現出自己良好的企業形象，加強企業內部控制管理，定時對企業進行內部審計，還要把企業的審計、財務等信息及時反饋給銀行，實現企業運營更加透明，建立一種相互信賴的合作關系。企業應有長遠的規劃，多從企業的長遠利益思考問題，不貪圖暫時便宜，及時還款，為蠅頭小利而使自己的信用產生污點，得不償失。即使有困難無法還款，也要和銀行多交流，讓銀行了解企業，樹立自身良好形象，促進企業健康良性發展。

（四）建立健全小微企業信用擔保體系

1、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加大對小微企業信用擔保的資金投入，也可以政府牽頭建立市場化的擔保機構，來專門為小微企業服務。2、建立擔保基金補償制度，政府在做預算時專門留出一筆費用作為小微企業的擔保基金。3、確定擔保比例，合理分配擔保機構與協作銀行之間的風險分配。央行應該制定相應的政策引導商業銀行在風險分擔和業務開展上積極與擔保機構的合作。（作者單位：寧夏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參考文獻：

[1] 張敬坤.我國小微企業融資難的現狀與對策研究[J].中國商貿，2011（6）.

[2] 盧文陽.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小微企業融資難問題研究[J].江西社會科學，2010（3）.

第8篇：比較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范文

融資是企業資本運動的起點,也是企業收益分配賴以遵循的基礎。足夠的資本規模,可以保證企業投資的需要,合理的資本結構,可以降低和規避融資風險,融資方式的妥善搭配,可以降低資本成本。因此,就融資本身來說,它只是企業資本運動的一個環節。但融資活動,決定和影響企業整個資本運動的始終。融資機制的形成,直接決定和影響企業的經營活動以及企業財務目標的實現。

一改革開放以來,企業融資體制發生了重大變化,表現在:

1.企業資本由供給制轉變為以企業為主體的融資活動。

改革以前,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均在國家計劃下進行,企業是否需要資本,需要多少,長期資本或是短期資本,均由國家通過財政或銀行予以供應。這種體制下,企業不需要研究融資渠道、融資方式和融資成本,更不用研究企業資本結構問題。經濟體制改革以來,企業自的擴大,特別是作為市場經濟主體建立以后,企業為主體的融資活動代替了原來的供給制。企業根據市場狀況和前景,進行投資計劃,并努力為實現投資計劃融資。這一變化表明,融資活動由宏觀性計劃分配轉變為微觀性融資。

2.由縱向融資為主向橫向融資為主轉變。

供給制條件下,企業資本均由國家限額、限用途供應,資本分配是由上而下的分配活動。隨著改革的不斷進行,為了實現資源最優配置,企業與企業間的橫向融資活動日益增加,存量流動提高了資本運營效率。

3.融資形式由單一化向多元化轉變。

計劃分配資本體制下,企業融資形式單一,財政分配形式或銀行分配形式,至多也是二者兼而有之。商業信用的確立,資本市場的建立,企業內部積累機制的形成,企業融資形式呈現多元化,形成內源融資和外源融資、間接融資與直接融資、股本融資與債務融資等多種形式(見表1)。

上述變化,最本質的在于融資體制正在實現計劃分配向市場引導融資的轉變。過去,財政、銀行作為國家總資金分配的兩個手段,不斷進行著總資金量的分割。盡管后來銀行分割總資金量的比例增大,并占了絕對比例,但與現在資本市場融資相比是不同的,這是一個質的變化。伴隨這一變化,各種融資工具職能回歸并日益得以體現。對財政投資與銀行貸款的認識,也不只限于有償和無償的劃分、量上的分割,而是循其自身的特點,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二雖然融資體制發生了重大變化,但企業融資機制并未形成。

以企業為主體的投融資活動,還沒有真正的以市場為主導,理性地根據資本成本、風險和收益對稱原理選擇融資方式,確定資本結構。因此,企業融資機制的形成,還需要從存量和增量兩個方面進行。

存量調整是基礎,它是針對過去融資行為及其形成結果進行的處理;增量是存量形成的前提。融資活動在增量方面的規范性和規律性,則是企業融資機制形成的關鍵。存量調整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過高,而國有企業高負債率是由于體制原因形成的。據統計,1980年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率為18.7%,1993年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為67.5%,1994年為79%。如此巨大變化,不是非體制原因所能形成的。我國80年代中期開始實行固定資產投資由財政撥款改為銀行貸款,即所謂的“撥改貸”,從1998年開始銀行統管流動資金。這一改革的初衷是國家試圖通過銀企債務關系來硬化對企業的約束。但實踐結果事與愿違,由于銀行體制本身的嚴重缺陷,借貸雙方因產權不清而形成信貸軟約束。盡管1993年以來國家出臺了一系列貸款約束規則,延緩了國有企業“完全債務化”的速度,但負債增長速度仍遠遠超過資本增長速度。

企業與銀行關系不順、不清,他們之間不僅僅是債務關系,而且存在著在這種關系表面掩蓋下的所有者與經營者關系。而且,銀行還承擔有政府的職能,企業依附于銀行,銀行貸款并非遵循安全性、流動性和盈利性三原則,有時不僅不遵循,反而相背,在企業嚴重虧損或停產、半停產而不能破產情況下,銀行仍不得不發放違背市場規則的貸款。因此,當國有銀行實行商業化改革時,國有企業高負債率問題,已經造成了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問題,同時也加重了企業的支出負擔。為了減輕企業利息支出負擔,1996年以來中央銀行先后七次降息,但企業減負效果并不明顯。其實,企業利息支出高,不是利率水平高引致,而是貸款數額大形成,而效率不高情況下的高負債形成,是典型的計劃分配結果。降低利率不僅沒有減輕企業利息負擔,相反,降低利率有可能進一步刺激貸款需求,國家不得不進一步強化行政干預手段,在降低利率同時,仍輔以貸款規模限制,抑制貸款需求。

問題的關鍵在于,國有企業貸款是計劃分配結果,而非市場引導的資源配置,因此,貸款數量并非企業所能左右。由于貸款數額過多造成高負債率,從而加重企業負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股權融資(或自有資本)的股利支付是在投資形成效益以后,而債務融資在投資活動開始就支付利息,在國有企業投資缺乏資本金的基本上,貸款包攬一切的后果,造成了企業巨大的利息負擔。另一方面,由于貸款關系模糊不清,特別是80年代中期推行所謂“稅前還貸”,使得貸款關系更加復雜化。在后來進行的國有企業產權界定中,將“撥改貸”投資形成的資產界定為國有資產,意味著企業貸款面臨兩次分配,一是支付貸款利息回報債權人,二是支付股利回報所有者。

公司融資理論認為,增加負債可以取得財務杠桿收益,由于企業支付的債務利息可以計入成本而免交企業所得稅,債權資本成本低于股權資本成本,因此,資產負債率似乎越高越好,因為負債率提高時,企業價值會增加,但負債比率上升到一定程度之后再上升時,企業價值因破產風險和成本的增加反而會下降。這樣,由于企業負債率增高會令企業價值增加,同時也會引起企業破產風險和成本上升而使企業價值下降,當兩者引起的企業價值變動額在邊際上相等時,企業的資本結構最優,負債率最佳。

上述討論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企業必須要用較高的銷售利潤率來彌補負債經營帶來的風險,企業的盈利能力(凈資產收益率)只有超過銀行貸款的資本成本時,企業負債經營所體現的財務杠桿效應才是正效應,否則為負效應。也就是說,只要一個企業運行良好,盈利能力強,負債再高也是可以良好運轉的。從這一角度分析,負債率高低只是說明了企業融資結構,而不能以此作為衡量企業負擔高低的標準。我國理論界有代表性的觀點認為,造成企業經營困難的原因是過高的負債率造成的,這是值得商榷的。

我國近幾年致力于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降低的研究,采取了相應的措施。但高負債率是由于體制原因形成,必然應從體制上解決這一問題,因此,高負債率治理過程,不只是企業負債多少的量的治理過程,而是企業融資渠道、融資方式等選擇和形成的過程,需要綜合配套措施才能解決。例如1998年開始推行的“債轉股”制度改革,如果只限于債權轉成股權,降低負債率從而減少企業利息支出的思路操作,這一改革最終是要失敗的。因為體制不改變,企業治理結構不改變,降低了的資產負債率還會再提高,債權和股權的性質仍會被扭曲。因此,債轉股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在于:通過債權轉股權,形成企業新的治理結構,使得股權所有者通過改造企業制度,實現融資結構最優。我國第一家實行債轉股的企業———北京水泥廠,債轉股以后,資產管理公司持有股份達到70%以上,從而為通過債轉股實現企業轉制、改造提供了可能。

計劃分配資本的體制引致國有企業高負債率,改革正是應從體制入手,改變國家計劃分配資本從而決定企業融資結構的做法,形成企業在市場條件作用下自主決定融資結構的體制。

三現代公司融資理論認為,融資機制的形成,表面上是融資形式的選擇,實際上是企業通過決策融資結構,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的過程。

所有這些,都是由融資工具本身的特征、融資成本和融資風險決定的。

融資方式的選擇,是企業融資機制的重要內容。融資方式多種多樣,按照不同標準,可以劃分為內源融資和外源融資、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股票融資和債券融資等。

企業融資是一個隨經濟發展由內源融資到外源融資再到內源融資的交替變遷的過程。一個新的企業建立,主要應依靠內源融資。當企業得以生存并發展到一定水平時,利用外源融資可以擴大生產規模,提高競爭能力。當企業資產規模達到一定程度時,企業往往會從融資成本的比較中選擇一種更高層次的內源融資方式。實際上,就內源融資和外源融資關系來說,內源融資是最基本的融資方式,沒有內源融資,也就無法進行外源融資。從國外資料分析,在發達市場國家中,企業內源融資占有相當高的比重(見表2)。

表2主要發達國家企業資金結構(%)美國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英國內源資金75544662443475外源資金25405926526632其他06-51240-7注:美國為1944—1990年平均數,其他國家為1970—1985年平均數。

內源融資獲得權益資本,企業之所以可以外源融資,首先取決于企業內源融資的規模和比重。內源融資規模大,才能吸引更多的投資者投資,同樣的,也才能獲得借入資本。從融資原理分析,企業負債經營,首先是企業自有資本實力的體現,自有資本為企業負債融資提供了信譽保證。而且,經濟效益好的企業,投資回報率高,股東收益好,更應注重內源融資。如果增發股票,無異是增加更多的股東,良好的投資回報會被新的投資者分享,這是得不償失的做法。

與發達經濟國家不同的是,我國企業主要依賴于外源融資,內源融資比例很低,這說明:(1)體制決定了企業對銀行貸款的依賴性;(2)企業缺乏自我積累的動力和約束力;(3)一些上市公司可以比較便宜地通過股票融資。

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方式的選擇,是外源融資決策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我國改革開放以前,企業只允許間接融資,而否定直接融資。實際上,能否直接融資,主要是取決于國民收入分配制度和企業制度改革。1952—1978年,我國采取的是低收入分配加社會福利的政策。低收入集中分配的政策,造成了積累主體單一化,直接融資是經濟體制改革、國民經濟分配結構變化后才出現和可以利用的。從1978年開始到90年代初,通過擴大企業自方式實現了政府向國有企業分權,1994年以后又推行以股份制為主體的現代企業制度改革。1978年,居民持有的金融資產僅占全部金融資產的14%左右,占GDP的比重為7%;1995年上述兩個比重分別為50%以上和76%。

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選擇,還與一個國家的資本市場發育和金融體制有密切關系。目前,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究竟以誰為主,主要有兩種模式:一種是以英美為代表的以證券融資方式(直接融資)為主的模式;另一種是以日德為代表的以銀行融資方式(間接融資)為主的模式。由于英美是典型的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國家,資本市場十分發達,企業行為完全是在市場引導下進行。在美國,曾任美國金融學會會長的著名學者梅耶斯(S·Myers)提出的優序融資理論(ThePeckingOrderTheory,1989)得以實證,企業融資的選擇,先依靠內源融資,然后才外源融資。外源融資中,主要是通過(1)發行企業債券,(2)發行股票方式從資本市場上籌措長期資本。由于法律上嚴格禁止銀行成為工業公司的股東,英美企業與銀行之間只是松散的聯系。日德模式的特征是:間接融資為主,銀行在金融體系中居主導地位,產融結合。資本市場發展受到抑制。日本的銀企關系有著特定的制度安排,即主銀行制度。主銀行是指對于某企業來說在資本籌措和運用方面容量最大的銀行。這一銀企關系的特征表現在:(1)主銀行是企業最大的出借方。所有公司都有一個主銀行,每個銀行都是某些企業的主銀行;(2)銀行與企業交叉持股。(3)主銀行參與企業發行債務相關業務,是債務所有者法律上的托管人。德國實行主持銀行制度,特征與日本主銀行制度相似,其存在背景都是資本市場不發達,產權制約較弱,銀行在金融體制和企業治理結構中扮演重要角色。

上述分析說明,試圖確定一個所謂的以直接融資為主的模式還是以間接融資為主的模式,似乎沒有必要。典型的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融資結構構成中,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比例是一個隨機變量,根據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條件,成本和效率的變化,由企業自身決定。我國長時期形成了企業對銀行的依附關系。90年代也曾實行了主銀行制度,但這一制度無論是形式還是內容與日本等國家都有重要差異。盡管我國不可能達到美英那樣直接融資比例,也很難確定最佳的融資比例,但提高直接融資比重是必然的。發展股票、債券等直接融資形式,改善企業融資結構,將是我國企業融資結構方面的方向性選擇。資本市場,特別是證券市場發展,股票融資和債券融資成為企業的重要外源融資方式。但如何決策股票融資或是債券融資,現代公司融資理論已有明確的結論:融資成本決定融資方式,股票融資成本高于債券融資成本。現實卻與經典理論相背,我國目前上市公司融資結構具有三個明顯特征:一是內外源融資比例失調,外源融資比重畸高;二是外源融資中偏好于股權融資,債券融資比例低;三是資產負債率較低。由于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造并上市直接融資,對企業來說可以帶來的收益是顯而易見的,以至于企業還來不及研究和掌握股票融資的特點,就不遺余力地積極爭取股票融資了。由于中國資本市場規模的限制,能夠成為上市公司的數量很少,而通過重組、改制,按市場經濟要求塑造的上市公司,其非經營性資產、無效資產可以剝離,可以取得優惠融資權,緊缺的殼資源成為企業爭寵的對象。在這種狀況下,公司通過股票融資的成本遠遠低于債務融資成本,這是因為:(1)理論上說,股權融資成本最高,這是以企業正常的運營,即生存和發展為前提的。如果企業經營不善,甚至虧損企業仍可以發行股票的話,那么這種股票的融資成本很低,甚至趨近于零。(2)上市公司中,國有股權占有絕對比重,由于國有股權所有者虛位,對投資分紅的要求呈軟性,而中小股東要么無權或難以左右分配方案,或者根本就不關注利潤分配,因此,上市公司較少發放現金股利,權益融資能避免債務融資造成的現金流壓力。

上述原因造成了股票融資成本低于債務融資成本(債轉股也有這種嫌疑),以至于一些企業不惜一切手段成為上市公司,實現股票融資。一旦融資成功,似乎萬事大吉,許多公司通過股票募集資金后無法落實投資項目,不得不存放銀行;有的上市公司甚至通過發行股票融資償還債務,例如,1997年底上市公司股東權益比上年增長了36.66%,負債增長了10.6%,由此使上市公司整體負債率下降了5.26%,說明上市公司通過發行新股和配股所募集的資金的相當一部分用于償還了債務。另外,一些經營效率指標均保持較好水平的上市公司,資產負債率卻較低。據對1998年868家上市公司調查分析,在這些公司中,有27家公司的平均凈利潤率高達24.1%,而其資產負債率卻低于10%。有的上市公司公開宣稱“不缺錢花”,甚至干脆就不再向銀行借款,通過負債實行財務杠桿的效應沒有得以充分利用。

上述現象可以說明企業通過上市進行股票融資,增資減債,存在數量上的矯枉過正,本質上的問題依然是體制原因造成企業尚未能就融資方式等問題做出合理的、科學的決策。

四企業融資機制的形成,結論性意見是:

1.體制決定政策。通過經濟體制改革,創造有效地市場經濟環境,在此基礎上,企業財務政策決定企業融資方式、融資結構。

2.企業融資機制的形成,依賴于國有企業的改革和制度創新。通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形成合理法人治理結構,使融資活動融于企業產權運營和變革中。

3.培養和發展資本市場,特別是證券市場。增加市容量,完善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結構。在完善主板市場的同時,推動二板市場的設立,以滿足各類企業融資需要。

4.只有當資本的使用者使用任何資本都必須支付其真實的社會成本,從而不存在免費成本時,企業的資本結構選擇才有意義。

5.企業根據收益與風險,自主選擇融資方式,合理確定融資結構,以資本成本最低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是企業融資機制形成的標志。

參考文獻:

1.劉鴻儒,李志玲:《中國融資體制的變革及股票市場的地位》,《金融研究》1999年第8期

2.謝德仁:《國有企業負債率悖論:提出與解讀》,《經濟研究》1999年第9期。

3.陳曉,單鑫:《債務融資是否會增加上市企業的融資成本?》,《經濟研究》1999年第9期。4.袁國良:《規范配股理性融資》,《金融時報》1999年4月14日。

5.楊咸月,何光輝:《貨幣市場、資本市場與國有企業運作效率》,《金融研究》1998年第5期。

第9篇：比較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范文

融資是企業資本運動的起點,也是企業收益分配賴以遵循的基礎。足夠的資本規模,可以保證企業投資的需要,合理的資本結構,可以降低和規避融資風險,融資方式的妥善搭配,可以降低資本成本。因此,就融資本身來說,它只是企業資本運動的一個環節。但融資活動,決定和影響企業整個資本運動的始終。融資機制的形成,直接決定和影響企業的經營活動以及企業財務目標的實現。

一改革開放以來,企業融資體制發生了重大變化,表現在:

1.企業資本由供給制轉變為以企業為主體的融資活動。

改革以前,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均在國家計劃下進行,企業是否需要資本,需要多少,長期資本或是短期資本,均由國家通過財政或銀行予以供應。這種體制下,企業不需要研究融資渠道、融資方式和融資成本,更不用研究企業資本結構問題。經濟體制改革以來,企業自的擴大,特別是作為市場經濟主體建立以后,企業為主體的融資活動代替了原來的供給制。企業根據市場狀況和前景,進行投資計劃,并努力為實現投資計劃融資。這一變化表明,融資活動由宏觀性計劃分配轉變為微觀性融資。

2.由縱向融資為主向橫向融資為主轉變。

供給制條件下,企業資本均由國家限額、限用途供應,資本分配是由上而下的分配活動。隨著改革的不斷進行,為了實現資源最優配置,企業與企業間的橫向融資活動日益增加,存量流動提高了資本運營效率。

3.融資形式由單一化向多元化轉變。

計劃分配資本體制下,企業融資形式單一,財政分配形式或銀行分配形式,至多也是二者兼而有之。商業信用的確立,資本市場的建立,企業內部積累機制的形成,企業融資形式呈現多元化,形成內源融資和外源融資、間接融資與直接融資、股本融資與債務融資等多種形式(見表1)。

上述變化,最本質的在于融資體制正在實現計劃分配向市場引導融資的轉變。過去,財政、銀行作為國家總資金分配的兩個手段,不斷進行著總資金量的分割。盡管后來銀行分割總資金量的比例增大,并占了絕對比例,但與現在資本市場融資相比是不同的,這是一個質的變化。伴隨這一變化,各種融資工具職能回歸并日益得以體現。對財政投資與銀行貸款的認識,也不只限于有償和無償的劃分、量上的分割,而是循其自身的特點,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二雖然融資體制發生了重大變化,但企業融資機制并未形成。

以企業為主體的投融資活動,還沒有真正的以市場為主導,理性地根據資本成本、風險和收益對稱原理選擇融資方式,確定資本結構。因此,企業融資機制的形成,還需要從存量和增量兩個方面進行。

存量調整是基礎,它是針對過去融資行為及其形成結果進行的處理;增量是存量形成的前提。融資活動在增量方面的規范性和規律性,則是企業融資機制形成的關鍵。存量調整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過高,而國有企業高負債率是由于體制原因形成的。據統計,1980年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率為18.7%,1993年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為67.5%,1994年為79%。如此巨大變化,不是非體制原因所能形成的。我國80年代中期開始實行固定資產投資由財政撥款改為銀行貸款,即所謂的“撥改貸”,從1998年開始銀行統管流動資金。這一改革的初衷是國家試圖通過銀企債務關系來硬化對企業的約束。但實踐結果事與愿違,由于銀行體制本身的嚴重缺陷,借貸雙方因產權不清而形成信貸軟約束。盡管1993年以來國家出臺了一系列貸款約束規則,延緩了國有企業“完全債務化”的速度,但負債增長速度仍遠遠超過資本增長速度。

企業與銀行關系不順、不清,他們之間不僅僅是債務關系,而且存在著在這種關系表面掩蓋下的所有者與經營者關系。而且,銀行還承擔有政府的職能,企業依附于銀行,銀行貸款并非遵循安全性、流動性和盈利性三原則,有時不僅不遵循,反而相背,在企業嚴重虧損或停產、半停產而不能破產情況下,銀行仍不得不發放違背市場規則的貸款。因此,當國有銀行實行商業化改革時,國有企業高負債率問題,已經造成了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問題,同時也加重了企業的支出負擔。為了減輕企業利息支出負擔,1996年以來中央銀行先后七次降息,但企業減負效果并不明顯。其實,企業利息支出高,不是利率水平高引致,而是貸款數額大形成,而效率不高情況下的高負債形成,是典型的計劃分配結果。降低利率不僅沒有減輕企業利息負擔,相反,降低利率有可能進一步刺激貸款需求,國家不得不進一步強化行政干預手段,在降低利率同時,仍輔以貸款規模限制,抑制貸款需求。

問題的關鍵在于,國有企業貸款是計劃分配結果,而非市場引導的資源配置,因此,貸款數量并非企業所能左右。由于貸款數額過多造成高負債率,從而加重企業負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股權融資(或自有資本)的股利支付是在投資形成效益以后,而債務融資在投資活動開始就支付利息,在國有企業投資缺乏資本金的基本上,貸款包攬一切的后果,造成了企業巨大的利息負擔。另一方面,由于貸款關系模糊不清,特別是80年代中期推行所謂“稅前還貸”,使得貸款關系更加復雜化。在后來進行的國有企業產權界定中,將“撥改貸”投資形成的資產界定為國有資產,意味著企業貸款面臨兩次分配,一是支付貸款利息回報債權人,二是支付股利回報所有者。

公司融資理論認為,增加負債可以取得財務杠桿收益,由于企業支付的債務利息可以計入成本而免交企業所得稅,債權資本成本低于股權資本成本,因此,資產負債率似乎越高越好,因為負債率提高時,企業價值會增加,但負債比率上升到一定程度之后再上升時,企業價值因破產風險和成本的增加反而會下降。這樣,由于企業負債率增高會令企業價值增加,同時也會引起企業破產風險和成本上升而使企業價值下降,當兩者引起的企業價值變動額在邊際上相等時,企業的資本結構最優,負債率最佳。

上述討論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企業必須要用較高的銷售利潤率來彌補負債經營帶來的風險,企業的盈利能力(凈資產收益率)只有超過銀行貸款的資本成本時,企業負債經營所體現的財務杠桿效應才是正效應,否則為負效應。也就是說,只要一個企業運行良好,盈利能力強,負債再高也是可以良好運轉的。從這一角度分析,負債率高低只是說明了企業融資結構,而不能以此作為衡量企業負擔高低的標準。我國理論界有代表性的觀點認為,造成企業經營困難的原因是過高的負債率造成的,這是值得商榷的。

我國近幾年致力于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降低的研究,采取了相應的措施。但高負債率是由于體制原因形成,必然應從體制上解決這一問題,因此,高負債率治理過程,不只是企業負債多少的量的治理過程,而是企業融資渠道、融資方式等選擇和形成的過程,需要綜合配套措施才能解決。例如1998年開始推行的“債轉股”制度改革,如果只限于債權轉成股權,降低負債率從而減少企業利息支出的思路操作,這一改革最終是要失敗的。因為體制不改變,企業治理結構不改變,降低了的資產負債率還會再提高,債權和股權的性質仍會被扭曲。因此,債轉股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在于:通過債權轉股權,形成企業新的治理結構,使得股權所有者通過改造企業制度,實現融資結構最優。我國第一家實行債轉股的企業———北京水泥廠,債轉股以后,資產管理公司持有股份達到70%以上,從而為通過債

轉股實現企業轉制、改造提供了可能。

計劃分配資本的體制引致國有企業高負債率,改革正是應從體制入手,改變國家計劃分配資本從而決定企業融資結構的做法,形成企業在市場條件作用下自主決定融資結構的體制。

三現代公司融資理論認為,融資機制的形成,表面上是融資形式的選擇,實際上是企業通過決策融資結構,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的過程。

所有這些,都是由融資工具本身的特征、融資成本和融資風險決定的。

融資方式的選擇,是企業融資機制的重要內容。融資方式多種多樣,按照不同標準,可以劃分為內源融資和外源融資、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股票融資和債券融資等。

企業融資是一個隨經濟發展由內源融資到外源融資再到內源融資的交替變遷的過程。一個新的企業建立,主要應依靠內源融資。當企業得以生存并發展到一定水平時,利用外源融資可以擴大生產規模,提高競爭能力。當企業資產規模達到一定程度時,企業往往會從融資成本的比較中選擇一種更高層次的內源融資方式。實際上,就內源融資和外源融資關系來說,內源融資是最基本的融資方式,沒有內源融資,也就無法進行外源融資。從國外資料分析,在發達市場國家中,企業內源融資占有相當高的比重(見表2)。

表2主要發達國家企業資金結構(%)美國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英國內源資金75544662443475外源資金25405926526632其他06-51240-7注:美國為1944—1990年平均數,其他國家為1970—1985年平均數。

內源融資獲得權益資本,企業之所以可以外源融資,首先取決于企業內源融資的規模和比重。內源融資規模大,才能吸引更多的投資者投資,同樣的,也才能獲得借入資本。從融資原理分析,企業負債經營,首先是企業自有資本實力的體現,自有資本為企業負債融資提供了信譽保證。而且,經濟效益好的企業,投資回報率高,股東收益好,更應注重內源融資。如果增發股票,無異是增加更多的股東,良好的投資回報會被新的投資者分享,這是得不償失的做法。

與發達經濟國家不同的是,我國企業主要依賴于外源融資,內源融資比例很低,這說明:(1)體制決定了企業對銀行貸款的依賴性;(2)企業缺乏自我積累的動力和約束力;(3)一些上市公司可以比較便宜地通過股票融資。

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方式的選擇,是外源融資決策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我國改革開放以前,企業只允許間接融資,而否定直接融資。實際上,能否直接融資,主要是取決于國民收入分配制度和企業制度改革。1952—1978年,我國采取的是低收入分配加社會福利的政策。低收入集中分配的政策,造成了積累主體單一化,直接融資是經濟體制改革、國民經濟分配結構變化后才出現和可以利用的。從1978年開始到90年代初,通過擴大企業自方式實現了政府向國有企業分權,1994年以后又推行以股份制為主體的現代企業制度改革。1978年,居民持有的金融資產僅占全部金融資產的14%左右,占GDP的比重為7%;1995年上述兩個比重分別為50%以上和76%。

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選擇,還與一個國家的資本市場發育和金融體制有密切關系。目前,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究竟以誰為主,主要有兩種模式:一種是以英美為代表的以證券融資方式(直接融資)為主的模式;另一種是以日德為代表的以銀行融資方式(間接融資)為主的模式。由于英美是典型的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國家,資本市場十分發達,企業行為完全是在市場引導下進行。在美國,曾任美國金融學會會長的著名學者梅耶斯(S·Myers)提出的優序融資理論(ThePeckingOrderTheory,1989)得以實證,企業融資的選擇,先依靠內源融資,然后才外源融資。外源融資中,主要是通過(1)發行企業債券,(2)發行股票方式從資本市場上籌措長期資本。由于法律上嚴格禁止銀行成為工業公司的股東,英美企業與銀行之間只是松散的聯系。日德模式的特征是:間接融資為主,銀行在金融體系中居主導地位,產融結合。資本市場發展受到抑制。日本的銀企關系有著特定的制度安排,即主銀行制度。主銀行是指對于某企業來說在資本籌措和運用方面容量最大的銀行。這一銀企關系的特征表現在:(1)主銀行是企業最大的出借方。所有公司都有一個主銀行,每個銀行都是某些企業的主銀行;(2)銀行與企業交叉持股。(3)主銀行參與企業發行債務相關業務,是債務所有者法律上的托管人。德國實行主持銀行制度,特征與日本主銀行制度相似,其存在背景都是資本市場不發達,產權制約較弱,銀行在金融體制和企業治理結構中扮演重要角色。

上述分析說明,試圖確定一個所謂的以直接融資為主的模式還是以間接融資為主的模式,似乎沒有必要。典型的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融資結構構成中,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比例是一個隨機變量,根據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條件,成本和效率的變化,由企業自身決定。我國長時期形成了企業對銀行的依附關系。90年代也曾實行了主銀行制度,但這一制度無論是形式還是內容與日本等國家都有重要差異。盡管我國不可能達到美英那樣直接融資比例,也很難確定最佳的融資比例,但提高直接融資比重是必然的。發展股票、債券等直接融資形式,改善企業融資結構,將是我國企業融資結構方面的方向性選擇。資本市場,特別是證券市場發展,股票融資和債券融資成為企業的重要外源融資方式。但如何決策股票融資或是債券融資,現代公司融資理論已有明確的結論:融資成本決定融資方式,股票融資成本高于債券融資成本。現實卻與經典理論相背,我國目前上市公司融資結構具有三個明顯特征:一是內外源融資比例失調,外源融資比重畸高;二是外源融資中偏好于股權融資,債券融資比例低;三是資產負債率較低。由于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造并上市直接融資,對企業來說可以帶來的收益是顯而易見的,以至于企業還來不及研究和掌握股票融資的特點,就不遺余力地積極爭取股票融資了。由于中國資本市場規模的限制,能夠成為上市公司的數量很少,而通過重組、改制,按市場經濟要求塑造的上市公司,其非經營性資產、無效資產可以剝離,可以取得優惠融資權,緊缺的殼資源成為企業爭寵的對象。在這種狀況下,公司通過股票融資的成本遠遠低于債務融資成本,這是因為:(1)理論上說,股權融資成本最高,這是以企業正常的運營,即生存和發展為前提的。如果企業經營不善,甚至虧損企業仍可以發行股票的話,那么這種股票的融資成本很低,甚至趨近于零。(2)上市公司中,國有股權占有絕對比重,由于國有股權所有者虛位,對投資分紅的要求呈軟性,而中小股東要么無權或難以左右分配方案,或者根本就不關注利潤分配,因此,上市公司較少發放現金股利,權益融資能避免債務融資造成的現金流壓力。

上述原因造成了股票融資成本低于債務融資成本(債轉股也有這種嫌疑),以至于一些企業不惜一切手段成為上市公司,實現股票融資。一旦融資成功,似乎萬事大吉,許多公司通過股票募集資金后無法落實投資項目,不得不存放銀行;有的上市公司甚至通過發行股票融資償還債務,例如,1997年底上市公司股東權益比上年增長了36.66%,負債增長了10.6%,由此使上市公司整體負債率下降了5.26%,說明上市公司通過發行新股和配股所募集的資金的相當一部分用于償還了債務。另外,一些經營效率指標均保持較好水平的上市公司,資產負債率卻較低。據對1998年868家上市公司調查分析,在這些公司中,有27家公司的平均凈利潤率高達24.1%,而其資產負債率卻低于10%。有的上市公司公開宣稱“不缺錢花”,甚至干脆就不再向銀行借款,通過負債實行財務杠桿的效應沒有得以充分利用。

上述現象可以說明企業通過上市進行股票融資,增資減債,存在數量上的矯枉過正,本質上的問題依然是體制原因造成企業尚未能就融資方式等問題做出合理的、科學的決策。

四企

業融資機制的形成,結論性意見是:

1.體制決定政策。通過經濟體制改革,創造有效地市場經濟環境,在此基礎上,企業財務政策決定企業融資方式、融資結構。

2.企業融資機制的形成,依賴于國有企業的改革和制度創新。通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形成合理法人治理結構,使融資活動融于企業產權運營和變革中。

3.培養和發展資本市場,特別是證券市場。增加市容量,完善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結構。在完善主板市場的同時,推動二板市場的設立,以滿足各類企業融資需要。

4.只有當資本的使用者使用任何資本都必須支付其真實的社會成本,從而不存在免費成本時,企業的資本結構選擇才有意義。

5.企業根據收益與風險,自主選擇融資方式,合理確定融資結構,以資本成本最低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是企業融資機制形成的標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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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陳曉,單鑫:《債務融資是否會增加上市企業的融資成本?》,《經濟研究》1999年第9期。4.袁國良:《規范配股理性融資》,《金融時報》1999年4月14日。

5.楊咸月,何光輝:《貨幣市場、資本市場與國有企業運作效率》,《金融研究》199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