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流動的原因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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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勞動力流動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 勞動力流動；宏觀動因；微觀主體；社會網絡理論；二元經濟；勞動力異質性

中圖分類號 F304.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2）11-0089-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1.014

伴隨著經濟發展、社會變遷、文化滲透和制度更迭，勞動力流動現象呈現出與經濟、社會、文化、制度的共生性與矛盾性，因而長久以來受到諸多領域專家學者的關注，勞動力流動問題也表現出了多面性：它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問題；它體現著文化差異，同時又深受制度影響。正是由于勞動力流動問題的復雜性，導致我們要想全面正確地認識這一現象也極不容易。本文對勞動力流動理論進行梳理，以期掌握勞動力流動問題研究的路徑，為中國勞動力流動問題的研究提供新的視角和思路。

1 早期關注：宏觀動因

勞動力流動問題的系統研究最早關注的是宏觀經濟因素對勞動力流動的影響，基本觀點是由于經濟發展的不均衡性導致勞動力呈現出宏觀層面部門間的流動，對于把握勞動力流動的宏觀動因和機理給與了模型論證和經濟學闡釋，為研究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勞動力流動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劉易斯-拉尼斯-費景漢模型[1]（由于劉易斯首先提出，拉尼斯、費景漢做出修正和擴展，故也簡稱為劉易斯模型），作為二元經濟勞動力流動的經典模型，首次論證了農業部門和工業部門在實現平衡增長的過程中，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工業部門轉移的決定性意義，既從宏觀角度分析了勞動力流動的動因，又揭示了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工業部門轉移的客觀經濟發展規律。二元經濟理論肯定了農業部門剩余勞動力在工業化進程中的重要作用，也強調了農業部門技術進步和人口增長的重要影響。經過擴展和完善的劉易斯模型將發展中國家的二元經濟發展劃分為兩個階段：勞動力無限供給和有限剩余。在第一個階段，勞動力資源非常豐富，處于無限供給階段，工業化發展所需的勞動力不受限制，資本積累決定著整個經濟發展和勞動力轉移的速度與進程，在這個階段，由于勞動力供給充足，勞動力市場處于明顯的需求方控制的買方市場，勞動者作為勞動力供給方沒有發言權，因此工資水平一直處于較低狀態且長期沒有上漲趨勢。隨著工業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和農業部門勞動生產率的逐步提高，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也在加速，當農業剩余勞動力從無限供給變為有限剩余時，二元經濟發展就進入第二個發展階段。在第二個階段，勞動力資源仍有剩余但并非源源不斷，而此時二元經濟結構尚屬于主要經濟結構，工業化的進程仍在不斷發展，此時進入二元經濟發展的關鍵時期，它將決定整個二元經濟發展的速度與質量。

喬根森[2]從新的角度建立了二元經濟模型，他認為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工業部門轉移的宏觀動因在于人口增長和消費結構的變化。人口增長在喬根森模型中被內生化，它認為由于人們對農產品的需求受生理限制是有限的，而對工業品的需求隨著經濟發展卻是無限增加的，因此正是由于這種消費結構的變化，導致消費需求拉動更多的勞動力從農業部門轉移到工業部門。喬根森模型為分析二元經濟勞動力流動的宏觀動因作了有益的補充和推進。

哈里斯-托達羅模型[3]研究認為個體勞動力在效用最大化的利益驅使下實現自由流動，提高了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效率。托達羅模型認為，預期收入差距和就業概率是影響勞動力做出流動決策的主要動機，這是其在研究勞動力流動問題的主要創新，但是托達羅模型的主要缺陷在于它的不存在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假定與發展中國家現實極為不符，而且其提出的政策建議存在爭議。

勞動力流動模式研究中微觀基礎極為薄弱，對于勞動力流動主體的個人特征關注甚少，沒有考察勞動者作為微觀個體的流動決策過程，這對于勞動力流動問題的理論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戰。

2 研究深入：微觀主體

新古典主義勞動力流動理論彌補以上缺陷，以“經濟人”假設作為研究出發點，認為勞動力流動的重要決定性因素在于微觀主體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標。

推拉理論從勞動力流入、流出的角度分析了影響勞動力流動的各種因素。拉文斯坦“人口遷移法則”是最早探討勞動力流動原因的理論，得出經濟因素是導致人口遷移的重要原因。唐納德·博格在此基礎上提出推拉理論，論述了影響勞動力流動的推力和拉力的存在，流動是否發生取決于兩種力量的大小。隨后經過李的擴展，將推拉理論進一步細化，分析勞動者個人特征對推力、拉力的反應，開始將宏觀分析納入微觀因素。

在勞動力遷移行為研究的微觀分析中，成本-收益理論得到了非常廣泛的應用。斯加斯塔德[4]將勞動力的流動決策視為一種投資行為，衡量行為的唯一目標則是通過對流動行為的收益和成本進行對比，追求凈收入最大化為勞動者的遷移目標。成本收益理論將收益成本劃分為貨幣收益、非貨幣收益、貨幣成本、非貨幣成本，貨幣收益和成本決定著流動行為的貨幣性凈收入，非貨幣收益和非貨幣成本則體現了流動行為給勞動者帶來的效用的影響，這種研究方法為我們理清影響勞動者遷移的個人決策提供了很好的基礎，非貨幣性因素更多的表現為勞動者對流動行為的主觀評判，其中個人因素發揮主導作用。

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新勞動力遷移經濟學（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仍然以理性選擇作為前提，但研究主體由個人發展為家庭，其核心理論觀點被稱為斯塔克[5-6] “相對貧困假說”，即家庭作為勞動力流動的決策主體，雖然收入仍是其追求的目標，但更加重視與參照群體的對比效應：家庭追求的是預期收入的最大與未來風險的最小，希望獲得與其他參照家庭同等的福利效用。當收入分配在家庭之間越不均等、家庭間收入差距越大，家庭的貧困感會越強烈，為了分散風險，消除貧困感，做出遷移決策的可能也越大。在發展中國家由于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或是缺失，這種由于相對貧困而做出的遷移和流動更為常見。因此從新遷移經濟學理論觀點出發，經濟因素并非影響勞動力流動唯一動力，收入分配狀況以及家庭作為決策主體的研究視角，對于我們研究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的勞動力流動具有重要啟示。

完全競爭的市場假定是新古典主義方法研究的最大缺陷，因此研究的結論難以解釋現實。原因在于，勞動力流動并非簡單的經濟現象和經濟行為，勞動力作為流動的生產要素不同于資本等普通的生產要素，因為勞動力是依附于勞動者的流動而流動的，而勞動者是活生生的人，人的行為與決策不能簡單應用經濟學假設和原理去分析。行為主義研究方法正是基于對問題的進一步認識，將勞動力流動主體的個人特征置入研究框架，比如勞動者的性別、年齡、受教育狀況等均認為是對流動決策產生影響的關鍵因子，通過借助于勞動者流動的微觀行為來解釋宏觀層面的流動現象。

博加斯[7]的自我選擇模型（selfselection model）就是從勞動力流動決策的內生性，探討了勞動力流動主體的個人特征與其收入之間的關系，重點關注了勞動者個人稟賦的不同在勞動力市場的不同表現，最終發現勞動者會通過自我選擇機制流動到符合自己發揮能力的勞動力市場，個人素質高的勞動者往往會選擇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的勞動力市場，而個人素質較低者則會選擇工資差距較小的勞動力市場。自我選擇模型為我們研究勞動力個人特征對勞動力流動的影響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分析思路，也為勞動力流動能力與方式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

洛伯茲[8]在解釋勞動力在正規部門和非正規部門之間的就業過程時，關注到了勞動者年齡的影響，他提出，勞動年齡人口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可能選擇不同的就業形式：年輕時勞動者可以選擇在小企業（非正規部門）就業，以雇工的身份開始職業生涯，當積累了一定工作經驗、掌握一些工作技能之后，30歲左右會選擇以技術工人的身份向現代部門流動，經過一定時期的繼續積累，40歲左右勞動者會重新選擇回到非正規部門，以創業者的身份開始自己的事業。這種研究結論對于研究勞動流動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和參考價值。

3 創新性研究：社會網絡理論的中觀視角

社會網絡理論（Social Network Theory）對勞動力流動的研究最具有時代特點，它彌補了已有研究局限于宏觀經濟結構、微觀個人決策的角度，開辟了一個介于二者之間的社會網絡結構的研究層面。社會學家波斯特[9]和梅西[10]勞動力流動因素的研究集中在人際結構框架之下，重點關注潛在遷移者與相關親朋好友的關系與聯系對遷移者遷移行為的影響，認為人際關系網絡可以降低勞動者流動的成本與風險，從而引發了更多的遷移行為、擴張了遷移的范圍。

社會網絡理論的代表性理論模型有社會資本理論和風險多樣化模型。社會資本理論將社會資本置于人際網絡結構的研究中，勞動力通過利用社會資本最大化其流動所得收益。波斯特認為社會資本就是社會成員通過利用在社會網絡結構中的地位和資格，從而更加有效地支配各種社會資源的能力。社會資本的擁有會使得勞動力流動的信息更為充分、渠道更加多樣，風險和成本卻因此降低，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勞動力流動的概率。風險多樣化模型沿用了新家庭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以家庭作為決策單位，認為勞動力遷移的目的一方面追求家庭收入最大化，另一方面也追求家庭風險最小化，家庭作為決策單元主體，利用所搭建的社會網絡多樣化其收入來源，分散家庭收入風險。

卡林頓和戈登對社會網絡理論作了修整和擴展，其結論也非常具有借鑒價值。卡林頓[11]通過建立成本內生化的動態勞動力流動模型，論證了勞動力流動成本隨著時間的推移，由于社會網絡的構建而呈現遞減的趨勢：較早的遷移者會在信息傳送、工作搜尋、環境適應、語言溝通等方面給與潛在遷移者更多的幫助和支持，這種遷移網絡一旦形成，勞動力遷移成本就會較前期下降，遷移的速度也會隨之加快。戈登[12]的貢獻在于加入了勞動力遷移決策中性別、家庭準則、預期、人力資本、家庭資源、社區特征的作用，建立了一個綜合性的遷移決定行為模型，研究發現遷移意愿和遷移行為的決定性因素并不相同，顛覆了長久以來人們在該問題上的錯誤認識。如何區分影響流動意愿和流動行為的因素，并能準確地確定何種因素在何種情境下會起主要作用，這是戈登研究給與我們的重要啟示。

早期經典的勞動力流動理論對于勞動力流動的解釋僅僅局限于工資差別，并且將勞動力流動看作是完全競爭市場下無成本的流動，因此對于勞動力流動的具體內容和動力機制缺乏解釋力。社會網絡理論恰好彌補了這一空白和缺陷，它將勞動力流動看作一種“鏈式流動”，并且在流動中嵌入網絡結構，很好地解釋了勞動力流動的動態機制以及無法用收入因素解釋的諸多流動行為，社會網絡理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論支撐和思路啟發。

勞動力流動理論的研究，均是在勞動力流動經典模式的基礎上展開的，這其中有許多支持其發展的經驗驗證，也有關于其命題的激烈爭論，無論何種聲音，都對二元經濟框架下勞動力流動理論起到了完善和補充的作用。正如Gustav Ranis[13]所言，在發展中國家的早期發展階段，由于農業和非農業部門的相互作用處于經濟發展的核心地位，二元主義的勞動力市場理論提供有效的、經驗的、實際可行的分析框架，其理論意義和作用毋庸置疑。事實上，即使發展中國家二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只要一體化的現代經濟還未實現，二元理論就不失其指導價值，但要注意的是既然二元經濟的分析框架引起諸多爭論，我們就不得不考慮經濟發展現實與二元理論的相符性，如何在繼承經典理論分析框架的基礎上做出有意義的發展，是我們認清二元經濟發展歷程，解決二元經濟發展問題的必然之舉。

4 國內研究動態：二元經濟及其拓展

國內學者在二元經濟理論的基礎上展開對我國勞動力流動問題的研究，結合中國勞動力流動實踐，做了大量的調研、論證與分析工作，有關文獻不勝枚舉。理論界對于勞動力流動問題的研究發端于上世紀80年代初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關注，然后隨著勞動力流動規模和范圍的逐步擴大，勞動力流動研究也擴大了其研究的深度與廣度。勞動流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勞動力流動與收入差距的關系、勞動力流動的制度分析，以及納入性別、年齡、教育、婚姻狀況、人均土地面積等多因素的實證研究等，研究人員試圖從多方面、多角度認識勞動力流動的原因、方式、影響及結果。

4.1 二元經濟分析框架的理論探索

眾多研究人員[14-15]認為，二元經濟勞動力流動理論對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具有借鑒價值，但必須充分考慮中國的國情。陳吉元[16]將非正規部門引入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研究框架中，在借鑒二元經濟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中國三元經濟理論，對勞動力鄉城轉移的動因和機制作出合理解釋，對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理論與實踐作出了開創性探索。杜鷹、白南生[17]建立了外出家庭決策模型，研究發現由于中西方文化理念的影響，家庭因素成為影響中國勞動力流動重要因素，有別于西方遷移決策研究中個人利益最大化的決策過程，中國勞動力流動則體現出明顯的家庭利益最大化的決策特征，并以經濟收入的獲得為直接目的。楊春瑰[18]以托達羅模型為基礎，建立了勞動力遷移的logistic離散模型，在考慮制度因素的前提下，研究發現預期工資率的差異與遷移的增長率呈正比。黃泰巖[19]、張宏偉[20]以二元經濟理論為基礎，創新性地提出了“農業經濟、工業經濟和知識經濟”三元并存的三元經濟理論，突出了人力資本在勞動力流動過程中的作用。肖六億[21]則在充分考慮技術進步對二元經濟社會影響的基礎上，將決定勞動力流動的深層次原因從收入層面推進到技術進步層面，創新性地提出工資差距是決定勞動力流動的直接力量，而技術進步才是勞動力流動的原驅力的觀點。朱農[22]通過分析指出，由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特殊性，使得勞動力遷移過程既不同于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也有別于托達羅的三部門模型，創新性地提出了“中國四元經濟”的假設，即中國勞動力遷移是在農業、農村非農產業、城市正規部門和城市非正規部門這個四元經濟中進行的。蔡昉對中國勞動力流動問題的研究集中了經濟學、社會學、人口學等多種學科角度，對該問題的研究非常深入，但蔡昉認為[23]，目前國內關于勞動力流動問題的研究還處于盲人摸象階段，他一直致力于將中國經濟發展和轉軌過程與勞動力流動結合起來，從而完成集大成的研究重任。

4.2 實證研究：二元經濟勞動力流動的路徑探索

近年來，關于勞動力流動問題的專題性研究越來越多，而且實證分析占據主要比重，由于所選用的模型不同、樣本對象不一致、分析方法與評價標準不統一，研究結果往往不具有可比性，但實證分析作為理論研究的補充和驗證，彌補了理論分析的不足，同時對我們如何科學使用分析方法與分析工具提供諸多借鑒。

白南生[17]通過調查與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在農業生產規模一定的條件下，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并不必然導致農業生產的下降或提高，也并不構成對勞動積累的必然障礙。杜鷹[17]依托實地調研和抽樣調查獲得的大量數據，對上世紀90年代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基本特征和宏觀經濟背景做了實證研究，將民工潮形成的基本原因作了分析和透視，合理闡明了當時中國勞動力流動的現實原因和宏觀背景。趙耀輝[24]在研究影響中國人口鄉城轉移的因素中發現，耕地面積不足、勞動力過剩是農村勞動力流動的重要因素，而農村稅收的增加更加激發了勞動力向外流動，更多的本地非農就業機會會減少勞動力外出就業的動機和可能。同時農村剩余勞動力對于城市的工作和收入缺乏穩定預期，導致農村消費沒有發生大的變化，對城鎮化進程也產生了一定阻礙。鄭真真等[25]將勞動力流動過程中的女性勞動力作為研究對象，探討了流動婦女的婚育和生殖健康，指出性別因素在勞動力遷移流動中存在質的差異。袁志剛[26]對“農村勞動力流動與城鎮失業的相關性”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表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增加并非城鎮失業的主要因素。趙偉，李芬[27]開始關注異質性勞動力流動行為，通過對新經濟地理學經典模型進行擴展，研究顯示高技能勞動力的地區集聚更傾向于擴大地區收入差距，而低技能勞動力流動有利于延緩地區收入差距的擴大。張永麗，黃祖輝[28]通過甘肅省10個樣本村調查所獲資料，對比分析了兩代農民工的流動行為，研究發現，新生代農民工漸漸成為流動主體，他們在流動過程中呈現出新的特點和趨勢將會對我國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產生深遠影響。孫文凱等[29]對2003-2006年大中城市戶籍制度改革的效果進行檢驗，通過雙差回歸方法研究，發現當前的戶籍制度改革在引導農民工流動方面的作用有限，反之社會網絡、農村收入增加都對農民工外出務工有顯著影響。

5 理論述評與思路啟發

5.1 理論述評

國外勞動力流動理論的研究表明，二元經濟分析框架下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研究逐漸從宏觀視野邁向微觀分析，從經濟人假設深入到社會人研究，從個體決策延伸至家庭及網絡影響。一方面證明勞動力流動問題的復雜性和多面性，研究該問題越來越需要多學科相互融合，另一方面也啟發我們對于宏觀經濟現象的研究應該從微觀切入，認清和把握微觀經濟行為的決定性因素，才會看清宏觀經濟現象的趨勢與特點。

國內研究表面上看似乎涉及到勞動力流動現象的方方面面，尤其越來越多的專題性研究和實證分析已從各種可能的角度予以研究和論證，以至于我們在進行文獻梳理時難以找到很好的分類標準將各類研究歸類，然而諸多研究之間缺乏邏輯聯系，對各種勞動力流動現象的探討背后缺乏系統的、抽象的宏觀把握，所以直到目前為止，關于中國勞動力流動問題的一般化理論或分析框架仍未建立，有效解釋我國勞動力流動現象還需從微觀分析中走出來，在微觀分析的基礎上總結出宏觀的流動規律和特點，構建符合中國實踐的勞動力流動的一般化理論。筆者認為在已有研究基礎上，從微觀分析入手，避免具體性研究的特殊性缺陷，將研究視野放眼于整個宏觀經濟背景，以勞動力主體作為整個研究的切入點，看似微觀的分析手段，實際上著眼于整個宏觀勞動力流動問題的研究，通過對勞動力主體的分析和論證，考察勞動力在勞動力流動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從而得出后人口紅利時代勞動力流動的內在機理和流動模式，為我國在經濟發展新的歷史時期更好地引導勞動力流動提供決策支持，同時也為構建我國勞動力流動的分析框架作出理論上的創新與完善。此外，國內最新研究成果更多地集中于勞動力流動的制度分析、性別差異以及對新生代農民工的關注，這表明當前影響勞動力流動的因素呈現多樣化，如何將諸多影響因素置于統一的分析框架，是研究需要考慮的問題。勞動力特征的提出和論證將有助于將整個研究建立在一致的邏輯范疇，通過規范性的分析方法建立的理論與模型才具有代表性和一般性。

5.2 思路啟發：研究視角的時代選擇

劉易斯二元經濟分析框架對于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勞動力流動問題研究的基礎性作用毋庸置疑，但其對于勞動力同質性的假設前提不符合勞動力流動現實。新家庭經濟學以及社會網絡理論在分析異質性勞動力方面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論依據，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勞動力流動實踐為人口紅利時代勞動力流動理論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當前突顯的勞動力市場結構性問題又為我們分析后人口紅利時代提供了現實依據，中國人口轉變歷程的特殊性也為異質性勞動力的分析框架提供了有效的人口基礎。筆者認為如此扎實的理論基礎和充分的現實依據，有利于在異質性勞動力分析框架下展開對我國后人口紅利時代勞動力流動問題的研究。

將異質性勞動力納入勞動力流動研究中并非首次，但是已有研究中涉及到的異質性基本上限定于勞動力在人力資本方面的差異，無論是教育與培訓經歷的區分，還是技能與非技能型的分類，均只考慮了勞動者異質性的一個方面。事實上，關于影響勞動力流動決策的異質性因素并不唯一，而且也逐漸引起了學者的關注，比如對新生代農民工、農民工返鄉創業、勞動力反復流動、女性勞動力流動、大學生就業等問題的關注。但到目前為止，對異質性勞動力的內涵和外延還沒有統一的界定，缺乏有效論證。筆者認為勞動力的異質性并非僅局限于人力資本的不同，影響勞動力流動的異質因素并不唯一，所有造成勞動者個人決策差異的非經濟因素都是異質性勞動力的內涵所在，他可能會包括勞動者對區域經濟的整體預期、對出生地的眷戀、對人際關系的依賴、對自我價值實現的考慮、對生存環境的選擇等等很多方面。異質性的突顯與經濟發展階段有著密切聯系，當整個經濟達到一定發展程度，社會福利和保障達到一定水平，勞動力流動會更多地通過非經濟因素做出決策。筆者有意通過對異質性勞動力內涵及外延進行嚴格界定，并將異質性因素納入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對劉易斯模型進行擴展和豐富，從而有效解釋我國新的歷史時期二元經濟結構下的勞動力流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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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 Changes and Path Exploration of Labor Migration Theory

SUN Xiaofang

（School of Economics，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aiyuan Shanxi 030006，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macromigration model，micromigration theory， social network theory and elaborates on the different concerns in different economic periods.At the same time in the dual economic analysis framework，the paper reviews the theory on domestic labor migration.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the lack of a logical link in the current studies in China and the

failure to come to the nature of the phenomenon of labor migration are the main defects. Considering “shortage of migrant workers”，“tide of rushing home”，“difficult Employment for college students”and “beachhead battle”，the author proposes research priorities that explore the essence of these phenomena and

establish

the generalized theory to explain labor migration in China effectively. It puts forward that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preference of subject of labor （individual）， which is called heterogeneity

第2篇：勞動力流動的原因范文

關 鍵 詞：城鄉收入差距；地區收入差距；勞動力流動

中圖分類號:F047.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0892(2007)04-0016-06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勞動力流動問題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社會現象，勞動力流動也呈現空前的規模。與此同時，中國的收入差距也日益嚴重，并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這已成為中國經濟協調發展與構建和諧社會的巨大障礙。理論上說，勞動力流動會縮小收入差距，但事實并非如此。這種與理論相悖的現象并不是中國獨有，許多國家在其發展過程中也有過類似經歷。但是，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又有其特殊性。本文將圍繞中國的收入差距與勞動力流動的特殊性、收入差距與勞動力流動之間的關系、勞動力流動為什么沒有縮小收入差距等問題的相關文獻進行綜述和分析，以便更好地理清這些問題的研究思路。

一、中國的收入差距：現象與原因

1. 城鄉收入差距

改革開放以來，城鄉收入差距呈先縮小后擴大的態勢。20世紀80年代中期是一個轉折點，之后城鄉收入差距又呈不斷擴大態勢。從農村家庭人均純收入和城鎮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兩個指標的比較來看，若考慮零售物價指數的變化，城鄉收入比率（以農村收入為1）從1978年的2.6一度下降到1988年的1.5，隨后提高并達到2003年的2.4。[1]按照一些學者的觀點，這里使用的城鄉收入概念并不完全可比，如果把城市居民享受的其他福利折合成收入，城鄉收入差距還會大幅度擴大。[2]此外，從我國東、中、西部的城鄉差距來看，改革開放以來，西部地區的城鄉差距一直高于同期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1980-1985年間，東部和中部地區城鄉差距呈縮小趨勢，而西部地區維持不變。其后，三大地區的城鄉差距不斷擴大，但西部地區的變化趨勢更為顯著。1980年，東、中、西部地區的城鄉收入差距分別為2.01、1.63和2.11。然而，到2000年，中、西部地區的城鄉收入差距上升為2.49和3.62，而東部地區卻只有2.30。[3]城鄉差距在不同地域上的嚴重程度不同，這也是我國城鄉差距的特征之一。

對于不斷擴大的城鄉收入差距，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分析與解釋。從我國經濟發展歷程來看，城鄉收入差距始于城鄉勞動力市場的行政分割。1958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形成了幾乎延續至今、阻礙人口遷移和勞動力流動的制度框架。這種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城鄉二元分割體制所造成的勞動力市場扭曲，被認為是導致城鄉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4-7]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地區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等生產要素均傾向于城市集聚，加之城鄉之間產業結構的根本差異，導致在市場機制作用下城鄉收入差距存在自然擴大的趨勢。同時，政府在基礎教育等資源分配上的城市傾向，以及對城市計劃控制部門的工資和福利的制度保護，都會加劇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8]此外，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入、對外貿易的發展、勞動者素質的差異、就業的所有制結構調整、政府參與經濟活動的程度、分配不公以及財政支出結構的調整等，也是擴大城鄉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9-10]

2. 地區收入差距

與城鄉收入差距相一致，中國地區收入差距也呈上升趨勢，[11-14]而且根據收入差距分解顯示，地區間收入差距本身就與中國巨大的城鄉收入差距有關。[15-16]地區差距的擴大在20世紀90年代尤其明顯，[17]1980年中、西部人均收入分別相當于東部的78%和70%，到2000年，它們占東部的比例分別降到了62%和54%。[18]為此，學者們提出了各自的觀點。概括地說，不斷擴大的地區差距與政府政策、要素流動、市場化進程、資源稟賦、教育投資等因素有關。

王小魯和樊綱（2004）通過考察資本、人力資本和勞動力在各地區間的流動和配置狀況、市場化進程在各地區間的差異、城市化對地區經濟差距的影響等方面，指出我國東部和中西部地區之間的差距主要是由于生產率的差別以及由此引起的資本流動所導致。[18]陳秀山和徐瑛（2004）經過實證分析得出的結論是，要素投入、市場化進程與要素的使用效率是影響地區差距的因素。[11]林毅夫和劉培林（2003）指出，地區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趕超戰略下形成的生產要素存量配置結構與各地要素稟賦結構決定的比較優勢符合程度不一致。[12]蔡和都陽（2000）通過考察中國地區經濟增長中存在著俱樂部趨同以及條件趨同的現象，認為中西部地區存在著一系列不利于向東部地區趨同的因素，如人力資本稟賦稀缺、市場扭曲和開放程度不足。[19]還有一些研究將中國地區差距與城鄉差距的原因歸結于外商投資，[20-23]以及中央政府的地區傾斜政策或地理、文化等因素。[24-25]他們認為，國外資金的流入、中央政府對東部地區的優先投資是中西部地區落后于東部地區的根源，同時，中西部不利的地理條件也限制了這些地區的發展。

二、中國的勞動力流動：規模與特征

1. 勞動力流動的規模

改革開放以后，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以及人口遷移、戶籍政策的逐步松動，我國勞動力流動規模越來越大。根據我國1990年、2000年兩次人口普查和1987年、1995年兩次1%人口抽樣調查資料，1982-1987年間中國勞動力遷移規模是3053.3萬，1985-1990年增至3412.8萬；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遷移規模在1990-1995年間達3642.6萬，而1995-2000年高達13122.4萬。[26]

2. 勞動力流動的特征①

按流動人口的遷移距離劃分，可以分為近鄰流動、中程流動和遠程流動。②在全國流動人口中，屬于近鄰流動的人口為6563.4萬人，占45.5%；中程流動人口為3633.8萬人，占25.2%，兩項合計占總流動人口的70.7%。遠程流動人口為4241.9萬人，占29.3%。此外，勞動力遠程流動多發生在經濟相對較發達、體制創新快、工業貿易發展較活躍的地區。從三大地帶看，沿海地區是遠程流動比重最高的地區，達39.9%，遠高于中部地區（10.5%）和西部地區（21.1%）。[27]這說明遷移規模與遷入地和遷出地的經濟差距成正比。

從勞動力流動的方向看，沿海地區成為勞動力凈流入地區，凈流入人口總計3195.8萬人。內陸地區成為勞動力凈流出地區，凈流出人口為2358.4萬人。從各省區來看，廣東、上海、北京、浙江和福建的外來人口中來自于內陸地區的比例分別為76.74%、59.2%、53.99%、91.06%和91.7%；而內陸地區的四川、安徽、湖南、江西和河南則是主要的勞務輸出省，其遷往沿海地區的比例分別為72.04%、91.88%、92.14%、95.71%和73.32%。[28]由此可看出，地區收入差距對于勞動力流動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

按戶籍是否變化分類，所有的遷移人口可分成兩類，即戶籍遷移和非戶籍遷移。后者占全部遷移人口的65.1%，其中以務工經商為遷移目的的占45.9%，反映了勞動力特別是農村勞動力的跨地區就業。城市到城市的遷移和農村到城市的遷移，構成了全部非戶籍遷移的80.3%。實際上，這些遷移者構成了城市就業的重要組成部分。[29]

三、收入差距與勞動力流動的關系

由上述數據可看出，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出現了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與勞動力流動規模不斷擴大并存的現象。按照經典的遷移理論，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是誘發人口和勞動力流動的主要推動力量之一，而勞動力流動又會縮小收入差距，但中國的事實并非如此。理論與事實的相悖引起了研究者們的極大關注，學者們就收入差距與勞動力流動的關系進行了研究。由于數據獲取等原因，目前直接研究收入差距對遷移決策影響的實證結果還較少。[30]從現有的研究看，由于研究的角度和采用的方法與數據不同，其得到的結論也存在差異。

1. 收入差距對勞動力流動的影響

一些學者應用實證分析方法就收入差距對勞動力流動的影響進行了研究。Zhu（2002）使用probit模型的結構方程（structural equation）證實了城鄉收入差距在中國農村向城市遷移過程中的正向作用。[31]蔡（1996）研究了本地農村人均收入與全國農村人均收入的比率對于遷移的影響，發現這一比例的增加可以減少遷移。[32]林毅夫等（Lin，et al.，2004）利用人口普查數據分析了地區收入差距與人口流動之間的關系，其結論是，20世紀90年代末，遷移對地區收入差距的反應顯著提高。[33]Zhang和Song（2003）利用時間序列和橫截面分析，指出收入差距是省內遷移和省際遷移的巨大推動力。他們認為，既然省際遷移主要是從內地的農村遷往沿海的城市，那么任何減少內地與沿海收入差距的方法不僅可減少這種遷移，而且可為廣大內陸省份提供大量的發展機會。[34]Wu和Yao（2003）在人口無限供給的假設條件下，運用需求導向模型，對中國的省際遷移與省內遷移進行了研究。其結論是，城鄉收入差距是遷移產生的原因，但除此之外，還存在著其他決定勞動力流動的因素。[35]王春超（2005）也有相似的觀點，他利用相關的調查數據分別從“收入差異和勞動力流動性”以及“勞動力就業集聚”兩方面做出檢驗，得出的結論是，城鄉收入差異并不是影響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主要原因，農民在轉移過程中將愈來愈關注其轉移的成本以及決定其轉移成本的政策或制度性限制因素。[36]

在家庭層面上，Hare（1999）發現人均生產性資本對遷移沒有顯著影響，但是，人均生產性資本每增加100元，可以使轉移持續時間增加2%。[37]都陽等（Du，et al.，2005）研究了中國的遷移與農村貧困的關系，結果顯示，處于貧困線附近的家庭比那些更富或更窮的家庭更傾向于遷移。[38]杜鷹（2006）在對四川和安徽兩省調查資料的分析中，也得到了相同的結論，即中等偏低收入戶往往是外出打工的最大受益者。對于最低收入戶和貧困戶而言，他們主動利用這個機會的能力是有限的。[39]因為，某些基本條件的缺陷制約了他們的遷移。[40]

Zhao（2005）指出，這些發現與Harris-Todaro兩部門模型一致。然而，已有的研究沒有回答V形的城鄉收入差距對于勞動力流動趨勢的影響，且目前直接研究收入差距對遷移決策的影響的實證結果還太少。[30]

2. 勞動力流動對縮小收入差距的作用

從現有的文獻看，大部分學者認為遷移會縮小收入差距。如段平忠等（2005）認為，中國人口流動地區分布的差距與中國經濟增長的地區差距具有高度的相關性，人口流動對增長差距的收斂作用明顯。[41]跨地區勞動力流動會縮小地區差距，其作用主要發生在兩個方面：一是中西部低收入地區的勞動力外流，會緩和這些地區農村人口對土地的壓力和就業壓力；二是勞動力流動為中西部地區帶來了大量的匯款，對流出地區農民收入的增長起了直接支撐作用（王小魯和樊綱，2004）。[18]然而，遷移縮小城鄉或地區差距并非是無條件的，而戶籍制度的繼續存在使得這些條件不能滿足，以致遷移不能發揮其縮小地區差距的作用。[1]姚枝仲等（2003）也有類似觀點，他們認為，勞動力流動除了能使地區間要素收入相等以外，還能改變各地區的需求結構，削平地區間要素稟賦差異，最終實現地區間人均收入相等。他們的經驗分析表明，由于中國的勞動力流動受到較大的限制，勞動力流動還沒有對地區差距縮小發揮重要作用。[42]林毅夫等（Lin，et al.，2004）通過估計遷移者對收入差距的反應彈性，認為遷移的確是一種縮小差距的機制，但他們也觀察到，由于戶籍制度的存在和沿海地區過快的發展速度，目前的遷移規模仍不足以縮小現存的收入差距。[33]

一些學者也有不同的觀點。如李實（2003）指出，農村勞動力流動對整個農村收入差距的縮小起到微小的作用。勞動力流動在一些富裕地區有助于縮小收入差距，但在一些貧窮地區卻起到了擴大收入差距的作用。這是因為，在富裕地區外出的勞動力主要來自于一些低收入家庭，而在貧窮地區則主要來自于中等偏上收入家庭。[2]因此，現階段僅依靠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并不能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張慶等，2006）。[43]同時，遷移并不能通過自身解決中國的貧困問題（Du，et al.，2005）。[38]而完全相反的結論是，跨省勞動力流動的結果反而擴大了地區間發展差距（孫自鐸，2004）。[44]

3. 為什么勞動力流動沒有縮小收入差距

多數學者認為，包括戶籍制度在內的一系列制度因素是中國勞動力流動未能縮小收入差距的決定因素。

Whalley和Zhang（2004）通過一項模擬表明，③一旦取消以戶籍制度為代表的勞動力流動的障礙，現存的收入不平等則會全部消失。[45]蔡則更深入地分析了這個問題，他認為，遷移能夠縮小城鄉或地區差距需滿足一定的條件。根據理論分析和世界各國的經驗，他歸納了四個條件：一是遷移應反映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這種結構性變化；二是流入勞動力有機會且比較穩定地實現就業轉換；三是城鄉總產出分配格局應從不均等趨于均等；四是勞動力流動應是不受制度約束的自由流動及長期行為。一旦社會的遷移活動不符合上述四個條件中的任何一個條件，勞動力流動的擴大就不能保證收入差距的縮小。就中國而言，計劃經濟時期遺留至今的制度，使暫時性的勞動力流動替代了永久性的人口遷移，其結果是，雖然遷移規模擴大，卻沒有相應帶來收入差距的縮小。[1]

韋偉和傅勇（2004）認為，主要有三個方面原因導致勞動力流動沒有縮小收入差距：一是中國由于存在許多制度障礙，流動成本非常大，使農業勞動者在城市的工資超過農村收入的部分被流動成本抵消。二是，農村勞動力在城市就業的工資收入被固定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一方面，農村勞動力在農村的收入較低，純收入更低，導致其在城市就業的機會成本很低；另一方面，城市勞動力需求還不足以吸收全部農村剩余勞動力，所以，農業平均勞動生產率及農民收入還未能因農村人口的轉移而得到明顯提高。這樣，無論農民選擇進城還是選擇務農，其收入都不高。三是撇開流動成本抵消作用來看，農村勞動力無法進入具有高工資和福利的計劃控制部門，這部分差距處于制度保護之內，不能通過人口流動或市場機制來解決，這是導致我國城鄉差距過大的一個重要原因。此外，在市場主導部門，農村勞動力因其具有較少的人力資本稟賦而在城市中只能獲得較低的報酬，這也是人口流動沒能縮小城鄉差距的原因。[8]同時，沿海地區過快的發展速度也使得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不能縮小。[33]

四、解決勞動力流動未能縮小收入差距的對策建議

在現有的研究中，大多學者還是主張應充分發揮政府的作用。就政府應發揮的作用而言，學者們的觀點不盡相同。

在轉軌過程中，勞動力流動與城鄉收入差距同時擴大是一種制度現象，其主要原因在于戶籍制度等對勞動力永久遷移的約束，從而不能滿足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條件。所以，應改革戶籍等制度，減少對勞動力流動的限制，降低勞動力流動成本（蔡，都陽，2004）。[29]從解決地區發展不平衡的角度看，最有效的方法是完善政府職能、加強宏觀調控，利用政策導向引導流動人口向“后發地區”流動，逐漸消除地區差異。同時，加快城市化進程，促進人口向城市流動，也可成為解決地區差距的最有效辦法（段平忠，劉傳江，2005）。[41]

Zhang和Song（2003）則認為，人口向城市遷移的步伐、規模受經濟增長和發展水平的影響。由于工業與城市社會服務業吸收勞動力的能力有限，以及經濟增長導致的大量城鄉遷移和城市化等因素帶來了一系列失業與貧窮問題，因此，要抑制失業，政府有必要采取控制城鄉遷移的措施。另外，政府還應著手解決因城鄉收入差距擴大而帶來的城市遷移人口增長問題。可以采取兩種政策：一是創造更多的城市工業和服務業崗位；二是限制勞動力流動。[34]

韋偉和傅勇（2004）認為，應立足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充分利用市場機制來調整城鄉關系的扭曲，在城鄉壓力逐步釋放的同時，改革傳統的城鄉體制。另外，各級政府應在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8]

五、研究的困難及進一步研究的方向

從眾多的文獻看，真實且充分的數據對于收入差距與勞動力流動的研究是至關重要的。至于更深入的研究，最大的困難莫過于獲得適用的數據。目前我國關于勞動力流動的真實統計數據不僅非常缺乏，[46]而且普查數據與現實不符的問題嚴重。{4}有關收入差距的數據也不能真實地反映事實。現有研究所討論的收入差距都是以國家統計局的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純收入數據為基礎，但是，按照國際規范的個人收入定義，中國官方統計資料中的城鄉居民個人收入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低估問題，其中城鎮居民收入的低估幅度遠遠大于農村居民。[2]因此，從這一角度來說，對中國收入差距與勞動力流動關系的研究任重而道遠。

在經驗研究方面，還有很多有關收入差距與勞動力流動關系的問題需要驗證。農村流動勞動力進城就業無疑會對收入差距的變動產生多重效應，它會影響到農村內部的收入分配，也會影響到城鎮內部非技術工人的工資水平，從而影響到城鎮內部的收入差距，對城鄉收入差距產生較大影響。然而，這些效應是隨著時間的變化、勞動力管理制度的變化和勞動力市場競爭程度的變化而發生變化的。對這些變化進行經驗上追蹤驗證是完全必要的。[2]此外，對不同地區勞動力流動的跟蹤調查，從社會學角度進行研究較多，而從經濟學角度研究勞動力流動前后城鄉與地區差距變化的實證研究較少。試想，如果沒有大量的流動勞動力，我們的收入差距會是一種什么樣的情況？類似于這方面的研究很少。事實上，這是中國收入差距與勞動力流動之間關系最有說服力的研究。

此外，在諸多的實證研究中，研究者們多采用抽樣調查和典型調查的方法，因而使用規范的定義和利用合理的調查與分析方法是獲得科學結論的關鍵。由于采用不同的樣本，或者使用不同的收入和轉移勞動力的定義，或者利用不同的測量方法等，往往都會得出不同的估計結果。正如前述的研究成果，雖然增進了人們對收入差距與勞動力流動之間關系的認識，但仍存在一些假說性的解釋未得到經驗的驗證。而且，有些模型是建立在大量的不切實際的假設之上，[47]因而對問題的解釋也受到了一定的制約。勞動力轉移會縮小地區差距和城鄉差距的理論預期與現實不符，形成了一個悖論。[48]這要求研究者通過獲得更真實的數據，借鑒更先進的方法，把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推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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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① 此處的分析均為2000年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據。

② 近鄰流動是指人口在縣內或市內各鄉、鎮、區之間的流動；中程流動是指人口在省內跨縣、跨市的流動；遠程流動是指人口的省際流動。

③ 這里，他們的假設是戶籍制度是勞動力流動的惟一障礙，或者說，存在戶籍制度就意味著勞動力不能流動。參見蔡的《中國收入差距和貧困研究：我們知道什么，我們應該知道什么》（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工作論文系列四十二，2005(b)，第1期）。

④ Johnson（2003）通過對中國1990年和2000年兩次人口普查數據的分析指出，中國省際遷移的數據沒有包括數以百萬計的只是遷移但未登記的人口。此外，兩次人口普查對城市居民定義標準的變化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對遷移的估計。就業的種類沒有完全包括在城市就業之內，嚴重限制了對就業的估計。還有，擁有大量就業來源的中國農村，沒有可獲得的就業數據來源渠道，其就業數據嚴重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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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Thijs ten Raa，Haoran Pan．Competitive Pressures on China：Income Inequality and Migration [J]．Regional Science & Urban Economics，2005，(35)：671－699．

第3篇：勞動力流動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民工荒；人口流動規模；產業轉移

中圖分類號：F240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1.11.46 文章編號：1672-3309（2011）11-102-03

一、文獻概述

研究人口流動因素問題的文獻眾多，每個學者都通過自己的研究方法對人口流動的影響因素問題給出了解析。他們的研究成果大致可分為以下三類：

第一，政策因素。盧向虎等（2006）[1]研究了制度因素對于人口流動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制度因素是阻礙農村人口遷移規模增加的重要因素。蔡（2001）[2]、丁洪（2001）[3]等研究了戶籍制度對人口流動的影響，其中丁洪通過實證分析發現，戶籍制度限制了人口流動，阻礙了中國經濟的發展。沈坤榮等（2011）[4]研究了市場化改革對人口流動的影響，發現市場化改革也是影響人口流動的因素，它有益于產生農村移民對城鎮居民收入的溢出效應。

第二，宏觀經濟因素。王云娜，孫海娟（2007）[5]研究發現區域間生活水平，就業機會的差異是人口流動的成因。高洪（2003）[6]對人口流動的宏觀分析發現，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城鎮發展的需要和政策的松動引起了人口流動。盧向虎（2006）[7]通過利用計量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城鎮失業規模，實際收入差距和制度因素對人口流動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城鎮收入差距的擴大阻礙了農村人口到城鎮，城鎮失業規模對遷移規模影響很小。陳吉元（1990）[8]，研究了國民經濟，第三產業的發展狀況等宏觀因素對人口流動的影響，最終發現農業和工業的生產率提高都將加快轉移，其中農業起推力作用，工業起拉力作用。朱農（2005）[9]將影響因素劃分為流入地和流出地分開進行考察，研究了相對收入，相對市場潛力，遷入地第三產業規模等對人口流動的影響，結果發現相對收入，相對市場潛力，遷入地第三產業規模對人口流動呈正向關系。

第三，微觀因素。王桂新等（2002）[10]，陳欣欣等（2003）[11]都利用浙江省的數據對引起人口流動原因的年齡，文化水平因素進行分析。其中王桂新通過實證分析的方法還對婚姻狀況，家庭規模，收入水平等因素進行了研究，研究結果發現性別對遷移的影響不是很大，15-16歲的年輕勞動力更愿遷移，而且隨著年齡的增加遷移意愿遞減。已婚，家庭規模較小的更不愿遷移，當地收入水平越高則更不愿遷移。陳吉元（1990）[12]也研究了勞動者的素質對人口流動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轉移的人群以具有小學和初中文化程度，缺少專業技術訓練的農民為主，勞動素質越高，轉移的穩定性越強。朱農（2005）[13]研究了距離對人口遷移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距離越遠，遷移的概率越低。

這些文獻都從不同的方面給出了論述，但沒有學者對影響人口流動規模的因素進行實證分析，并給出他們之間的數量關系。本文基于以上學者的貢獻，給出某些影響因素的數量關系，并以此說明現實問題。

二、實證檢驗

㈠模型構建

通過對以上一些學者（蔡,2001；朱農,2005）的研究成果分析可以發現，影響我國人口流動的因素很多，如收入、國家政策、婚姻、性別、流入流出地的生產總值、人口規模、城市化水平等。根據唐納德•伯格的推―拉理論，可以知道影響遷移決策的因素分為兩類：推力和拉力。前者是促使遷移者離開的負向因素，后者是促使遷移者離開的正向因素，遷移行為是這兩個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基于此，在研究人口流動規模的影響因素上，筆者選取了以下幾個常見變量以及相關預測：

流入（出）地人口總數：地區的人口總數可以作為勞動力市場和其他資源規模的代表。人口越多，勞動力市場越大，提供就業的機會就越多，從而形成拉力。但人口數又可能對資源造成壓力，從而又會形成推力。所以對經濟較發達的城市來說，人口數對人口流動是一種拉力，但對經濟不發達的城市來說是一種推力。

流入（出）地人均GDP：人均GDP反映當地的發展水平，人均GDP越高的城市創造就業的機會就越多，從而會對人口流動形成一種拉力，較低的人均GDP則會對人口流動形成推力。

流入（出）地城市化水平：城市化水平為當地城鎮人口數占當地總人口數的比例來衡量的，城市化水平越高對人口流動的拉力作用就越強，反之則會起到推力作用。

流入（出）地第三產業的GDP：第三產業為吸納勞動力的主要產業，第三產業的GDP是當地發展水平及吸納勞動力能力的直接表現指標。第三產業GDP越高則會對人口流動形成拉力，反之則會形成推力。

流入（出）地人均可支配收入：收入是驅使勞動力流動的主要因素，收入越高的地方，勞動力越聚集。收入越高拉力作用越明顯，收入越低就會形成推力。

兩地之間的距離：距離是勞動力轉移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通常距離越遠，人口流動規模越小。

對于以上變量，筆者發現，影響人口流動規模的因素可以概括為三類：流入地的因素、流出地的因素和距離因素。故可構造模型如下：

Y=F（X1，X2，X3）

其中X1指流入地的因素X2，指流出地的因素，指X3距離的因素。

通過對以上的變量分析可得，流入地因素通常表現為人口流動的拉力，流出地因素通常表現為人口流動的推力。它們對于人口流動規模的作用機制通常是相反的。

㈡數據及初步分析

本文采用2005年的橫截面數據，模型中包含12個變量，它們分別為人口流動規模（Y），流入地人口總數（X1），流入地人均GDP（X2），流入地城市化水平（X3），流入地人均可支配收入（X4），流入地第三產業GDP（X5）,流出地人口總數（X6），流出地人均GDP（X7），流出城市化水平（X8），流出地人均可支配收入（X9），流出地第三產業（X10），兩地之間距離（X11）。

數據來自《2005年1%全國人口抽樣調查》和《統計年鑒》。在數據收集中，筆者選出了10個省（直轄市），其中五個省為人口流入大省，另外五個為人口流出大省。這10個省是：北京、上海、江蘇、浙江、廣東、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四川。它們都是人口流入或流出的大省（直轄市）。10個省人口流動的詳細數據見表1：

從表1可以發現，北京、上海、江蘇、浙江、廣東為流入大省，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四川為人口流出大省。這10個省份人口流入量占全國總流入量的72.91%，流出量約占全國流出量的56.37%，總流量占全國總流量的64.64%。

數據就是由這10個省份之間形成的90個觀測值，為了使參數易于估計并減少數據的波動性，對這些數據進行取對數處理。

㈢研究結果分析

本文將人口流動規模作為被解釋變量，其余變量作為解釋變量，建立多元線性模型，進行最小二乘法估計，建立的回歸模型如下：

LNYi=1LNX1i+2LNX2i+3LNX3i+4LNX4i+5LNX5i+6LNX6i+7LNX7i+8LNX8i+9LNX9i+10LNX10i+11LNX11i+12LNX12i

通過對這些變量進行相關性分析發現一些變量之間存在相關性。故通過逐步回歸法對各變量進行實證分析，得到的結果見表2：

表2考察了4種情況下不同的影響因素組合對人口流動規模的影響。首先，從回歸1和回歸2發現，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對人口流動規模的影響是顯著的，而且流入地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與人口流動規模都正相關，流出地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與人口流動規模呈負相關。距離在兩個回歸中都與人口流動規模呈負相關，這與前面根據推―拉模型得出的結論是一致的。回歸的不足是常數項不顯著，且這兩個回歸調整后的擬合優度不是很理想。觀察回歸3可發現，城市化水平對人口流動規模的影響也是顯著的，流入地的城市化水平對人口流動規模呈正相關關系，流出地的城市化水平對人口流動規模作用是反向的。距離對其影響也是反向的，都與推―拉模型分析結果相一致。對于回歸4，在回歸3的基礎上引入了流入（出）地人口數，發現調整后的擬合優度明顯提高，而且各變量都非常顯著。唯一不足的是流入地，流出地對人口流動規模的影響都是呈正向關系，與以上分析相違背。但流入地人口數的影響較顯著。這與朱農（2005）分析結果相一致。最后，通過比較4個回歸結果發現，回歸4的回歸結果最理想，但其他結果也說明了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對人口流動規模的影響是顯著的。

三、問題討論

人口流動問題在各個時期都呈現不同的特點，從改革開放前的人口限制流動到改革開放后的人口自由流動。從90年代的“民工潮”到現在的“民工荒”，各個時期都有其特點。對于現在的人口流動問題，“民工荒”是熱點。

各年的人口流動規模的數據由于沒辦法得到，不能給出各年人口流動規模的變化趨勢。但可以利用可得到的數據，通過以上得到的模型對人口流動規模進行估計。

廣東為各省份中流入人口規模最大的省份，筆者以廣東為例，通過利用以上模型研究歷年流入廣東人口規模變化情況，來驗證現在廣東的“民工荒”問題。

在有人口流入廣東的各省份中，選取江西、河南、湖南、四川4個省份，這4個省份流入廣東的人口總數達53%，研究這幾個省的數據足以說明廣東的人口流動規模問題。

由以上回歸結果得到模型：

LNY=1.17LNX1+5.22LNX3+0.65LNX6-2.08LNX8-0.88LNX11-31.67

將相關數據代入此模型，得到4個省流入廣東人口規模的匯總情況，如表3。其中數據為取對數后的結果，由于時間間隔較短，具體數據難以取得，故將每年的人口數假設為定值。

通過以上結果可以發現，2005－2006年流入廣東的人口規模是增加的，但2006年以后流入廣東的人口規模開始減少。可以得出，2006年為人口流動的轉折點，2006年以后流入廣東的人口規模開始逐漸萎縮，到2011年，流入廣東的人口規模還在減少，也許2007年、2008年人口規模的減少幅度對當地的勞動力市場沒造成很大的影響，但時至今日，影響的結果開始顯現，民工荒問題就出現了，所以廣東地區的民工荒問題是存在的。如果不采取措施，情況還會更加的嚴重。由模型可以發現，距離和人口總數不變條件下，流入地和流出地城市化水平決定人口流動規模，如果流出地的城市化水平增長速度超過流入地的城市化水平增長速度的2.5倍，進入流入地的人口規模就將減少。這也是流入廣東的人口流動規模在2006年后逐年減少的原因。

四、政策建議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發現，一些經濟人口流入大省之所以出現了“民工荒”問題，原因是其發展的速度明顯低于人口輸出大省的發展速度。現在產業結構逐漸開始轉移，由沿海地區向內陸地區轉移，由經濟發達的地區向經濟不發達的地區轉移，地方經濟不斷發展，外資不斷注入，使得很多勞動力輸出的大省不用進行遷移，在當地就可以就業。所以原本勞動力輸出的省份發展勢頭迅猛，發展速度遠遠大于人口流入大省的速度，這使得“民工荒”問題出現，并越來越嚴重。所以為了解決這些大省的民工荒問題，就必須加快地區的產業轉移，將勞動密集型的產業不斷向勞動力多的省份遷移，并大力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只有這樣才能抵御民工荒帶來的經濟沖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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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陳吉元.論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M].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1990.

[9][13]朱農.中國勞動力流動與三農問題[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

第4篇：勞動力流動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農民流動 民工潮 農民工

自20世紀8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初以來，我國農村勞動力的大規模跨區流動，即“民工潮”，日漸成為令人矚目的社會現象。對此大規模的民工流動，國家采取一切措施以期平安渡過，但現實中真正的問題并不在于流動的短暫時期內造成的交通運輸及相關社會影響，而在于這些勞動力在流入城市之后造成的社會后果和遠期效應。從這一點來看，目前的討論大部分注重現象的描述和流動利弊的分析，并未用社會學系統的觀點看問題。與許多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所遇到的情況類似，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已是不可逆轉的現實問題。從輿論傾向看，理論界和民工流動地強調其利，而流入地（尤其是大城市）政府與居民多重視其弊。事實上，不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從操作上，現在該做的已不是利弊分析，而是必須著力研究政府和社會各個部門如何興利除弊，系統協調城市與民工的關系，使各種社會資源包括民工勞動力的配置趨于最優化，使與民工流動相關的社會利益分配失衡降低到最小。本文將深入細致地探討“民工潮”背后隱藏的社會問題及其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一、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原因

1、我國國情的特殊性決定了農村勞動力大規模流動的必然性

（1）大批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存在。人口眾多是我國最突出的國情，龐大的農村人口基數帶來巨大的就業壓力。

一方面，耕地逐年減少，農村就業彈性十分小；另一方面，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土地對勞動力的需求相對下降。這使得農村剩余勞動力迫切需要尋求其它就業渠道，從而出現了各種方式的流動。

（2）農業比較效益下降。由于農業比較收益下降，土地對農民的吸引力越來越小，再加上農民收入增長不前，各種收費增多，負擔沉重，這是“民工潮”的直接動因。人口問題和農業問題的交織已將許多農民推向城市，由此構成不發達省區“民工潮”的推力。

（3）典型的二元結構特征的內在要求。我國的工業化進程是在生產技術極為落后的農業基礎上開始的，建國后所走

的重型工業化道路使國家的生產結構和就業結構偏差越來越大，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更加突出了國民經濟的二元結構特點。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及一系列偏向城市的政策導致兩個明顯不同的階層的出現：農村人口與城市人口。我國現階段正處于農業勞動力非農化時期。轉變二元結構格局，推進農業勞動力非農化，從而實現現代化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

2、城鄉和地區間收入差距是農村勞動力大量流動的根本原因

我國長期以來重城市輕農村的發展政策，導致城鄉間經濟差距較大。農民在意識到了這一點后，產生了強烈的離土流動的傾向。就全國來看，農村經濟發展是不平衡的，我國的中西部人口7.2億，集中了全國63%的人口。其中農村人口5.77億，占全國農村人口的64.4%，中西部農業勞動力占全國勞動力的76.2%，我國的勞動力大部分集中在中西部，而且基本上是以從事農業為主。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大批農民從中西部流往東部地區，從內地奔向沿海，從農村涌向城市，形成了大規模的農村勞動力跨區域流動。

3、農民觀念的更新和寬松的政策促進了農民的流動

隨著改革的深化，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農民的市場意識不斷增強，觀念不斷更新，眼界不斷開闊，沖出家園致富的愿望越來越強烈。加上不少地區把勞務輸出作為本地區經濟的一條途徑，注意加強引導、服務和組織，消除了農民外出打工的一些限制，所以，農民一般憑一張身份證就可走南闖北。

總之，我國現階段正處于二元結構向現代化經濟過渡的轉型時期，上述各種原因的存在決定了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是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必然過程。

二、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對經濟和社會的影響

十幾年來，進城民工為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所作的貢獻是巨大的。他們在城市“苦、臟、累、險”行業中已成為主力軍；他們把勞動所得寄回家鄉，為當地經濟發展增加了大量資金；他們在城市學到了知識和技能，回鄉后成為促進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新生力量；他們增加了城市與農村的聯系，加快了農村城市化進程。但大量農民流入城市，也給社會治安管理造成很多困難。由于他們沒有固定住所，沒有固定職業，較難以管理。在民工高度聚集的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的一些城鎮中，各種刑事犯罪多數是民工所為，有的地方甚至比重高達90%左右。

三、加強對農村流動人口的管理

1、提高認識水平，破除陳舊觀念

（1）必須充分認識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外轉移的客觀必然性和歷史進步性。尊重市場經濟下人口流動的規律性，從根本上轉變對流動人口自由擇業的歧視和不公正待遇。不得侵犯流動人口的合法權益，不能一提流動人口，就把他們同“盲流”和流竄犯罪分子聯系起來，隨意清理和遣返。對于已取得就業崗位的流動人口，不能肆意延長勞動時間、提高勞動強度、克扣工資，甚至進行人身侮辱等。

（2）要克服城市自我保護意識，從市場經濟發展的戰略高度，給農村剩余勞動力應有的地位。

（3）改革城鄉戶籍制度，打破戶口身份上的終身制和世襲制，實現人口遷移的自由。

2、加快和培育勞動力市場，引導勞動力合理流動

為了減少人口流動的盲目性，必須加快建立和培育勞動力市場，引導勞動力合理流動。第一，應在交通便利的城市區建立區域性勞動力供求交易中心，為流動人口和用人單位提供公平競爭和雙向選擇的場所。第二，加強市場中介組織建設，如信息機構、職業介紹機構、職工培訓機構的建設，開展咨詢、職業介紹、培訓等系列化就業服務，以減少農村剩余勞動力盲目流動所帶來的風險。

3、規范政府管理行為，加強管理法規建設

（1）為加強流動人口的管理，一些地方根據各自的實際情況制定了許多改革措施，這些改革措施雖然在指導農村剩余勞動力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存在不少問題，必須進行認真的清理和完善，使之走上規范化、條理化和科學化的軌道。其中，凡是對流動人口管得太死、短期行為嚴重、存在歧視的政策條文應一律廢止；互相制約或不完善、不嚴密的政策條文應予調整和完善；徹底改變重收費輕管理的不良傾向。管理是政府行為，政府有相應的資金渠道，不能一提加強管理就同設卡收費和罰款聯系起來。當前農民負擔仍然沉重，即使他們外出打工掙幾個錢，也是血汗錢，來之不易，不能任意收取，對該收的費用、該辦的證卡，應力求合理、簡便、適合于流動人口的具體情況。

（2）加強市場規則建設。為了保證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上平等競爭、公平交易和自由擇業的權利，必須加快市場規則的建設。對那些搞市場壟斷、歧視、侵犯自由權和契約權的不正當行為嚴加制裁。

第5篇：勞動力流動的原因范文

內容摘要:本文在分析托達羅人口流動模型的基礎上,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路徑選擇的成本收益進行比較,并對縣域經濟發展與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關系進行了探討,發現我國人口流動的實踐和托達羅模型提出的背景極為相似,即農村勞動力大量剩余并涌入城市和城市失業現象并存。文章最后指出,大力發展縣域經濟是最佳的路徑選擇。

關鍵詞:托達羅模型 農村剩余勞動力 縣域經濟

問題提出

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出現了規模龐大的農村勞動力流動現象。到2008年,鄉村勞動力占全國總勞動力的72%,長期處于流動狀態的農業人口約1.4億,大約占全國總人口的10%,其中農民工大約有1億人。龐大的農村勞動力流動,成為我國市場經濟建設與社會全面發展的一大特色。農村勞動力的大規模流動伴隨著工業化進程和城鎮化建設,給我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各個方面帶來了巨大影響。農村勞動力流動是農村勞動力尋求經濟上出路的一種行動。十七屆三中全會也明確提出實現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大力發展縣域經濟是一個重要途徑。

此外,農村工業發展相對遲緩也是限制農村勞動力就業的一個方面。作為農村工業主體的鄉鎮企業,面對劇烈的國內外競爭,正處于改革和調整時期,總體上不景氣,對勞動力的吸附能力明顯減弱。同時,農村工業企業布局高度分散,形不成區位優勢和集聚效應,對第三產業的帶動能力不強,很難為農村提供較多的就業機會。本文基于托達羅人口流動模型,試圖為我國農村人口的流動問題尋求解決途徑。

托達羅模型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相關文獻綜述

國外對農村勞動力的研究重點在引起農村勞動力流動的作用上,是什么原因促進農村勞動力流動的,主要研究在城鄉就業的不均衡和收入的不對等上,隨著數學對經濟學的豐富,對這種原因的分析更深入,在模型的精確度和方向上都有了很大突破。

國內學者除了積極借鑒西方理論,對已有西方模型進行修正外,更重要的是中國學者更關注農村勞動力流動分析的細化,在其原因及受教育程度、組織,影響和政策上,更注重研究的實踐意義,這些研究為我國農村現代化進程提供了寶貴的意見和建議,為政府制定政策和構建和諧社會提供了巨大的智力支持和依據。主要包括:以向鄉鎮企業流出的農村勞動力為對象的研究,農村勞動力的流出和跨區域流動的因素分析研究,從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動力分析,從農村勞動力的素質和受教育程度分析,從農村勞動力的流向和組織性分析等。

國內對托達羅模型的研究并沒有突破托達羅框架,主要是托達羅模型的政策含義在中國的適用。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對托達羅模型政策的追隨

我國當前存在著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城市就業形勢又相當嚴峻,要全面解決中國的就業問題,可以借鑒托達羅人口遷移理論,實現城鄉綜合就業(蔣智華,2000;黃寧,2003;唐玨嵐,2005),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不宜走城市化道路,應走“農村就地轉移的道路”。實現農村勞動力向小城鎮的轉移,是我國人口城市化的重要途徑(王曉云,2007)。張海濤、楊為燕(2007)應用托達羅人口流動模型,通過對我國農村勞動力就業狀況分析,認為進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是我國農村發展的最佳路徑選擇。

(二)對托達羅模型政策的修正

國內有一批學者反對對托達羅模式的照抄,認為托達羅模型不符合二元結構轉換的實踐,特別是不符合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情況(周天勇,2001),托達羅模型的政策實踐給經濟發展帶來鄉村人口增長過快、生態環境惡化、發展成本太高、比較劣勢無法轉化為比較優勢等后果。同時會導致農業發展低水平均衡、經濟增長低效率和經濟結構低級化等消極后果(王學真、郭劍雄,2002)。馬穎、朱艷紅(2007)通過計量檢驗得出結論,推進中西部城鎮化戰略以擴充中西部城鎮吸納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容量,是目前加速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一種可以考慮的選擇。

(三)從人力資本角度分析托達羅模型的政策含義

教育在解決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中的作用不容忽視(伍向文、沈薇,2004),托達羅模型對解決發展中國家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有一定的借鑒意義,但有一些與我國的實際不適應。應根據我國的國情選擇城鄉統籌發展、共同吸納的方式,進行戶籍改革及制度創新,建立適應農民需要的培訓體系及大力發展農村職業教育(田朝輝,2006;朱熠,2008)。

(四)對托達羅就業概率的修正

肖文韜、孫細明(2003)對托達羅人口流動行為模型進行修正,認為決定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是遷移的預期凈收入,即托達羅模型的預期收入中考慮工作目的地的生活費用之后的收入。工作目的地的生活費用是決定遷移者能否找到工作和是否留下來工作的重要因素之一。為了提高在城市中找到工作的概率,他們的遷移和工作生活決策基本上是有目的、有準備的理。衣光春、徐蔚(2004)在中國二元制度的背景下,建立了一個在前提、變量及政策主張諸方面不同于托達羅人口流動模型的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模型,指出在中國特殊的制度背景下影響農民作出外出務工決策的主要因素是其流入城市的凈收益現值,并對決定這一現值的各變量進行了考察。

發展縣域經濟的路徑選擇―成本收益比較分析

(一)農民務農的成本收益

務農成本,令其為CA。根據古典生產函數Q=F(L, K),這里L指勞動力, K指資本, F指支配投入轉變為產出的技術,即產出是在一定技術條件下由勞動、資本決定的,一定產出的成本即一定量的物質資本投入量和勞動力投入量。

對于我國農民來說,務農的成本有:第一,物質資本K。包括用于購買種子、化肥等的流動資本和用于拖拉機、收割機等勞動工具的固定資本。第二,勞動力L。用勞動時間加以計量,所以也可以認為是勞動時間的投入,包括種植、收割、采摘、作物生長期的看管及農產品銷售。第三,采用新技術所花的成本。包括勞動工具的改進與更新,新品種的引進、新的種植方法的采用等所消耗的直接成本,和一些引致的技術成本,主要是產生于新技術對勞動者素質提出了新要求從而進行的技術、農業知識的培訓。

務農的收益,指務工的機會成本,令其為YA,YA等于農民一年總收入Y扣除各項稅費T, 即YA=Y-T。

(二)農民就近務工的成本收益

務工成本,令其為CI,包括可用貨幣計量的經濟成本和不能用貨幣計量的非經濟成本。

經濟成本主要是農民進入城市后城市化所帶來的共同利益而付出的成本,包括用于進城的路費和路途其他開支的旅途成本,為獲取在城市的暫住證和就業證及其他相關證件而形成的證卡成本,由尋找工作過程中的開支而形成的房租、飲食、日用品、醫療等生活成本。

非經濟成本包括離開家人、家鄉產生的思鄉情緒的心理成本,受到當地居民不良看法與對待,社會歧視等,各種務農時所享有的權利的喪失,如選舉權、子女受教育的權利與機會等。

務工的收益,令其為YI,主要包括農村勞動力進城的就業收益,這種收益可分化為以下方面:

貨幣性收益,即農民在城市就業所獲得工資和其他貨幣收入。由于一般情況下,城市的工資水平比農村要高,因而對農村勞動力有強大的進城拉動力。

技能性收益,即在城市務工的各項勞動中所獲得的工作技能以及有關的各種知識,在一定意義上,這是他們進城后所獲得不用自己投資的無形的人力資本。許多進城務工的農村勞動力在積累了一定技能性收益后,返回家鄉開辦企業,成為當地經濟增長的推動力。

文化性收益,指在城市中所分享到的城市文化環境及其他方面的收益。

(三)農民的成本收益分析

由托達羅模型可知,當YI*π > YA時,農民會選擇外出務工。那么,如果農民工選擇去較遠的地方(尤其是大城市)務工,則一定滿足下列的條件:

YI近-CI近>YI遠-CI遠(1)

YI近*π>YA(2)

在我國目前,一個家庭中的一個勞動力出外打工,可由家庭其他成員替補他的工作時間,因此,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不會帶來農業生產的損失,也就是說其機會成本很低或者為零(周天勇,2002)。事實上,農村勞動力在城市不管是否找到工作,都要支付一定的生活成本,而且這一成本一般比他們在家鄉的生活成本要高,有些情況甚至可能要高得多。不難得出CI近

縣域經濟發展與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關系分析

(一)農村剩余勞動力有序轉移對農民增收的影響

首先,農村勞動力轉移到非農產業使得從事農業的勞動力減少,從而帶來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進而使得人均農業收入增加,人均農業收入的增加是農民收入增長的一個重要方面。

其次,農村勞動力轉移使得農村居民的時間資源得到更充分有效的利用,從農業部門轉移出去的勞動力,到非農產業部門就業,這也使得農民收入得到了提高,非農產業收入構成了農民收入一個很重要的來源。1990-2006年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結構變化情況(見表1)。從表1不難發現,隨著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繼續推進,非農收入(尤其是工資性收入)的上升趨勢將得以持續。非農收入作用的提升表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狀況已經成為影響農民收入的一項決定性因素,轉移的數量越多、速度越快,對農民增收的促進作用就越強。(郝楓、趙慧卿,2006)。 (二)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分析

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結構效應對我國經濟增長有重要作用,這種資源再配置效應對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影響尤其突出。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不僅有助于農業的發展,提高農民的收入,閑置的農村勞動力在非農產業的就業,也能帶動縣域第二、三產業的發展,從而繁榮農村經濟。

(三)縣域經濟發展水平與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程度的關系

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社會分工就越發達,而分工越細,非農部門就越有可能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非農部門就業崗位的數量決定著對農業部門剩余勞動力的需求量。因此,縣域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由于其第二、三產業能提供較多的就業崗位,不僅能使當地農村剩余勞動力實現就地向非農業轉移,還能吸納大量外來勞動力就業。

全國各省市區縣域經濟與剩余勞動力數量比較(見表2)。由表2可知,縣域經濟的發展好壞與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關系重大,即縣域經濟發展水平與農村勞動力剩余程度關系密切,大體呈反向關系。縣域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的地區,農村剩余勞動力越少;相反,經濟發展水平越低的地區,農村剩余勞動力越多。發展縣域經濟是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重要途徑。

結論與對策

本文著重于在托達羅模型下分析我國農村人口流動的問題,意在得出是否可以用托達羅模型的政策建議緩解目前的狀況。通過對我國農村勞動力就業現狀和托達羅人口流動模型的分析,不難發現,我國人口流動的實踐和托達羅模型提出的背景極為相似,即農村勞動力大量剩余并涌入城市和城市失業現象并存。而大力發展縣域經濟是最佳的路徑選擇。

發展縣域經濟,加快小城鎮建設,有利于低成本、高效率地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我國目前縣域基礎設施建設還不夠完善,因此應在完善縣域基礎設施的同時推進小城鎮建設。

發展縣域經濟,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可以更多地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因此要進一步推進縣域綜合改革,擴大縣級經濟管理權限,優化縣域經濟發展環境。

發展縣域經濟,有利于發展農村第三產業,提高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吸納能力。就是要優化產業結構,加大對農業這一“弱勢產業”的扶持力度,增強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內部吸收能力;以勞動密集型產業作為發展重點,提高第二產業的就業比重;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加快勞動力向第三產業轉移,促進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優化。同時,加強農村基礎教育和農民工培訓工作,提高農村人力資本質量。

參考文獻:

1.蔣智華.托達羅人口流動模型對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啟示.經濟問題探索,2000(5)

第6篇：勞動力流動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勞動力市場 農民工 城鄉分割 流動性大 收入低

中圖分類號：C91 文獻標識碼：A

一、問題的提出

根據價格信號的引導，勞動力一般會流向經濟較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事實也正是如此，所以對于東部地區的流動人口研究以及東部地區的勞動力市場研究是相當豐富的，而西部勞動力市場少有研究者關注，西部地區農民工勞動力市場的特點及狀況目研究前仍處于空白狀態。本文以國家衛計委2013年全國外來流動人口的調查數據為依據，對西部地區勞動力市場的流動人口工資、社會保障、教育程度等維度進行研究，深刻剖析西部勞動力市場的現狀，以及流動的驅動力，以達到規范勞動力市場的目的。

二、西部地區農民工勞動市場概況

（一）樣本數據描述

根據國家衛計委2013年全國外來流動人口的調查數據，西部12省共有64824個個案。表1為各省的樣本數量，西北地區和西南地區的樣本量，基本達到1：1。

就各省的流動人口來源來看，我們發現西部的絕大多數省份（除新疆、和青海外）都有一半以上的省內流動率，其次就近跨省流動也是比較多的，像貴州，省內流動占到65.2%，其余流入貴州省前三名的省份分別是四川、湖南、重慶。（這種情況在其他省份也適用）。這顯然很容易理解，由于城市的收入高于農村，這吸引了農民工流入城市，但考慮到遷移的成本，所以有不少人了選擇省內流動或就近跨省流動。但值得注意的是新疆、和青海這三個省，省內流動將近30%，而跨省流動的比例遠大于其余幾個西部省份，研究發現這三個省份的流動人口大多來自四川、河南、甘肅這三個省份。四川與河南都是人口大省，成為西部地區跨省流動的主要人口輸出地。即使是這樣也遵循就近跨省流動的原則。

（二）受訪農民工的個人特征（見表2）

分析一下西部地區流動人口的基本特征。從性別結構上看，男性被訪者占55.3%，女性比例占44.7%，男性略高于女性，我們可以看出男性的流動意愿略高于女性。從年齡結構上看，20-50歲是的農民工占到近90%，20歲以下和50歲以上的農民工是極少數的，將近10%。從農民工的年齡分組情況，我們可以看出，青壯年勞動力的遷移意愿往往是比較強的。從婚姻狀況層面上，76.3%的農民工處于已婚狀態，其他婚姻狀態的只占到近25%。在民族構成上看，漢族仍然是大多數，占到將近86%，少數民族僅占14%，同時研究發現，像新疆、這樣的少數民族聚居區，向外流動的人口是非常少的，反而是人口流入的大省。究其原因，有兩方面，其一少數民族有自己獨特的信仰和生活方式，在其他的地方生活難以適應，其二是國家政策支持西部的發展，給他們許多優惠的政策，建設美好家園不失為一種明智的選擇，基于以上兩方面原因，他們的跨省流動的意愿很低。從教育程度方面看，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占總數的71.1%，高中及專科學歷的占26%，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到2.9%，總的來說，男性的受教育水平略高于女性，但從這個數據我們不能忽視的是，農民工的總體受教育水平還是偏低的。

人力資本理論的主要觀點即認為收入和人力資本的高低有著極強的聯系，而在人力資本因素中，又將教育、培訓視為提升人力資本的途徑。很多新生代的農民工意識到教育對于收入的貢獻率，因此在城市務工期間努力拿到函授、夜大的文憑，以提升自己的收入，這種情況在東部地區（如：北上廣）超大城市尤其明顯。而在西部地區農民工總體的教育水平普遍低于東部發達地區，因此受教育水平對于西部地區農民工工資（工資狀況見表3）的影響是不顯著的。

（三）農民工勞動力市場的總體現狀

以下主要是從農民工的工資收入，農民工就業身份，就業行業以及社會保險的覆蓋情況，來評估西部勞動力市場的總體情況。

首先，根據表3西部農民工的工資水平來看，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西部地區農民工的月平均工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總體來講，西北地區的農民工工資水平略高于西南地區的農民工工資水平，西南地區除外，其余五省均未達到西部地區整w的平均水平，而西北地區的青海、內蒙古、陜西、甘肅四省均高于全國整體水平。因此，總體來看，西北地區的農民工工資水平高于西南各省的農民工工資水平。更出乎意料的是，的農民工的平均月工資達到了3846.73元，遠高于全國的平均水平，甚至高于東部發達地區的農民工工資水平。這和地區的地理位置有著極其密切的關系，地處青藏高原上，環境惡劣，無論做什么工作，都會比非高原難度要大很多，再加上本就地廣人稀，勞動力短缺，根據供求理論，供不應求，價格上漲。反之，重慶、四川和廣西，人口密集，勞動力供大于求，因此價格下跌。

表4進一步分析了不同性別的農民工收入的差異，西部地區男性農民工收入為3441.59元/月，女性農民工收入為2683.4元/月，男性收入是女性收入的約1.28倍。這個情況與其他地區的情況非常吻合，這表明不同性別的收入差異跟所處的地區關系不大。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也顯而易見，農民工更多的是從事體力勞動，由于男女體能上的差異，男性農民工相比女性會獲得更高的收入。其次，依據西部地區總體的就業性質，從事個體工商業和在私營企業工作的比例分別占到47.7%和24%，無單位的農民工也占到12.4%，在機關事業單位和國有集體企業工作的共達到10.6%。從農民工的就業身份來看，雇員占到50.6%，雇員的平均工資在2755.66元，大部分雇員的工資為3000元（即眾數）；雇主占10.3%，月收入均值為4473.76元，大部分雇主收入為3000元；自營勞動者占36.2%，這部分人的月收入的均值為3426.94元，眾數為3000元；家庭幫工占2.9%。從以上描述中，顯而易見的得出農民工主要還是以雇員和自雇為主，稍微有點積蓄的農民工做私營的買賣，賺的錢會多一些，但這部分人仍占少數。

農民工所處的次級勞動力市場，工作時長普遍高于初級勞動力市場，分析西部農民工每周工作天數，我們發現每周工作6天和7天的農民工分別占到26.8%和57%，而只在工作日工作的比例都不到20%。進一步分析，農民工每天的工作時長，8小時及以內的占到41.9%，9至12小時的占到54%，13到18小時的占到4.1%。農民工周工作時長明顯比初級勞動力市場的勞動者長，而工資卻相差不少。但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工作時間越長，收入越高。

表5為西部地區各行業共計55254個案（除去系統缺失的9570個案例）行業占比和社保覆蓋狀況，通過表4我們可以很清晰的看出，吸納農民工比較多的行業，前五名的分別為批發零售業、住宿餐飲業、社會服務業、建筑業和制造業，這與全國的農民工就業的情況是相吻合的。總體來講，男性多從事批發零售、建筑業、采掘業等行業，而女性更多的從事服務行業，如批發零售、住宿餐飲、服裝店、超市等，農民工多從事個體經營或在私營單位打工，能夠進入正規單位的農民工少之又少，這一點與其他地區的農民工就業狀況基本一致，即農民工在務工地更多的是進入非正規部門就業，難以進入初級勞動力市場。如此現狀跟農民工群體自身的素質是分不開的，零售餐飲業、建筑制造業等對學歷和技術的門檻要求相對較低，主要從事簡單的體力勞動，必然也就成為了農民工的集聚的行業。然而，我們發現在農民工集聚的批發零售業、餐飲業、社會服務業，社會保險的覆蓋情況是非常糟糕的，在這三個行業一項社會保險都沒有的農民工均達到了80%以上，這意味著一旦農民工在工作期間生病或出現意外，醫藥費都是自己負擔，沒有醫療保險的保障，因此很多農民工表示“在外務工期間，最恐懼的就是生病”。農民工社會保障覆蓋情況之所以如此不樂觀，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其一，我國對于農民工社會保險制度還存在許多問題，到目前為止，仍未出臺政策文件來保障農民工的權益；其二，很多用人單位為一己私利，不按時給農民工繳納社會保險，而這種不當的行為，并未受到應有的處罰，而且被默認為是次級勞動力市場應有的現象；其三，農民工自身在求職的時候，對社會保險方面不重視，缺乏自我維權的意識，只看重眼前的利益，缺乏長遠的考慮。從表5中，我們可以看出在建筑業、制造業、農林牧漁業，這三個行業的農民工也相對較多，社保覆蓋情況要比批發餐飲服務業好些，我們會驚奇的發現這三個行業1-3項社保占比較多，更多的是繳納了工傷保險。而其他行業發生工傷的機會比較小，索性就一項也不繳了。總之，西部地區次級勞動力市場在社會保障這個方面亟待完善。

圖1為西部12省0項社會保險的占比情況，很清晰地發現的農民工沒有任何一項社會保險的比例高達95.1%，而重慶、四川、新疆是12省中，社保情況稍微好一點的，但仍高達50%以上。由此可見，西部地區各省在農民工參與社保的情況，均難以達到目前的整體水平。總之，農民工所處的次級勞動力市場本就非常的不正規，不完善，而西部的情況卻更嚴峻。

圖2為最近一次看病報銷的占比情況，在樣本總體中，近期看病的個案共有4550個，這部分群體中沒有享受任何報銷的占到近78%，而看完病后由單位報銷的只有2%。可見，醫療保險的繳納情況極其糟糕，而對于體力勞動繁重的農民工群體來說，醫療保險和工傷保險是他們緊急而又迫切的需要，因此對于農民工社會保險覆蓋情況亟待完善。

雖說農民工在城市的很多權益都得不到保障，但他們仍甘愿進城務工，一是由于農村不能吸納如此多的勞動力，二是因為他們在城里務工，總會比在農村獲得更高的收入。因此，受高收入的驅動，該群體對于社保方面的缺失也就直接忽略了。

三、結論與建議

通過對西部地區農民工來源地、人口學特征、工資水平、工作時長以及社會保險水平的分析，西部地區次級勞動力市場極其的不完善，具體特征體現在以下三方面：①周工作時間太長，總體工資水平偏低，“同工不同酬”的現象嚴重；②社會保險的覆蓋情況太低，用人單位基本上不給雇員繳納社會保險；③農民工主要聚集在批發零售、住宿餐飲、建筑以及社會服務行業，住宿餐飲服務業的工資水平較低，批發零售業的收入差距較大，建筑采掘業的工資水平比較高。

因此，規范西部地區勞動力市場需在三個方面入手。首先，在宏觀政策層面，政府部門急需出臺相關政策來保障農民工群體的權益，在社會保險方面，強制雇主給農民工繳納三險一金（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失業保險以及住房公積金），未按規定給農民工繳納社會保險的雇主或單位一律嚴肅罰款。或者政府、單位（或雇主）和雇員實行“三三制”的社保繳納方式，為農民工繳納五險一金。其次，在中觀層面，企業應積極聯合政府和社會組織為農民工提供必要的就業培訓以及其他福利服務，協助其提高工作技能，以增強農民工對企業的歸屬感和認同感，減少雇員的流失率。最后，在微觀層面，農民工自身素質有待提高。社會保障方面的缺失以及收入低，除了客觀環境的原因，跟農民工自身也是分不開的。一方面，他們文化程度相對較低，缺乏必要地社會保障意識，也缺乏專業技能，更多的從事體力勞動，他們需要在選擇好行業的前提下，在工作中積累經驗和工作技能，逐步在工作中獲得“一技之長”，以提升自身收入；另一方面，該群體流動性太大，有些企業想給他們繳納社會保險，但出于流動性大的原因，也會大打折扣。因此，建議農民工群體在選擇就業時，盡量保持工作的持續性，不要流動太頻繁。

總而言之，二元勞動力市場的問題，是城鄉戶籍制度的苦果，單靠政府、企業和勞動者三個主體的努力改進，難以起到顯著效果。只有全社會都為構建平等和諧的勞動力市場出謀劃策，才能促使問題更好更快地解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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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沈潔.新生代農民工收入影響因素證分析――以鄭州市為例[J].青年學報，2015（01）：43- 48.

[3] 金曉彤，楊瀟.差異化就業的新生代農民工收入影響因素分析――基于全國31省（市）4268個樣本的實證研究[J].青年研究，2015（03）：20- 29，9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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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馬廣海.二元勞動力市場與對農民工的制度性歧視[J].山東省農業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3（05）：18- 20+159.

第7篇：勞動力流動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農村學校；教師；流動；政策；待遇

近年來，農村地區教師流動出現了一股熱潮，大批教師由農村流向城市，農村教師大量流失，學校教學質量出現明顯滑坡，嚴重影響了教師資源的均衡配置，影響了基礎教育的均衡發展。由此看來，教師的流動，不僅僅是教師的個人行為，應該引起社會各方面的重視。因此，研究農村學校教師流動的原因，探尋解決問題的對策，不僅是學校的需要，也是保障農村人口素質，落實國家九年義務教育，保證基礎教育質量的客觀的和現實的需要。

一、農村學校教師流動原因分析

（一）社會經濟轉型原因

近幾十年來，我國的經濟體制經歷了一個轉型的過程。經濟體制的改變，推動了社會發展。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與日趨完善，勞動力資源變的尤為重要，在社會建設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對勞動力的需求，促使勞動力開始了大面積的流動，我國出現了大規模的人口流動。這是我國社會發展的一個必然現象。農村學校教師的流動也是我國勞動力流動的的一個部分，教師作為一個重要的勞動力資源，他們不再固定于某一地點，擁有了自由流動的權利，可以根據自己的意愿和需求流動，這是社會發展經濟轉型的結果。

（二）城鄉二元政策原因

我國教師政策的城鄉二元取向是造成大量農村教師流動的重要原因。我們可以將其歸納為以下一個方面：

1.城鄉教師工資水平不同。在我國，教師的工資一般由當地的政府發放，所以與當地經濟有密切聯系，城市地區經濟發達，教師工資方法及時并且工資水平較高，農村地區經濟落后，工資較低，還經常被拖欠。城鄉教師工資水平差異顯著。

2.城鄉教師福利水平不同。城市教師享受著更好地福利待遇，例如，在住房福利方面，城市教師的住房享有各級人民政府住房的優先、優惠政策，有住房公積金等福利。而農村教師的住房則主要有縣、鄉財政尤其是鄉級財政予以保證。農村教師住房狀況較差，得不到保障。

3.城鄉教師編制狀況不同。根據國務院等以下列的文件可以看出，城市教師編制情況明顯優于農村地區，城市教師的在編教師是農村的十倍以上，而事實上，農村教師數量龐大，但是大量教師無法入編，無法保障工資和各項福利。針對這一編制情況，龐麗娟教授曾認為，這種以城市有限的編制標準，存在編制標準整體偏緊、城市偏向和城鄉嚴重倒掛的突出缺陷，這與我國農村地區廣大，生源分散，教師人數匱乏的現實狀況相違背。①

（三）教師個人原因

隨著經濟的發展，政治、文化等方面也隨之發生改變，傳統的價值觀念受到沖擊，人們的思想觀念發生轉變。許多教師不再把當一名人民教師作為自己的人生目標，作為實現自身價值的平臺，而更多地將教師這一職業視為一種謀生的工具，他們不甘于做一名默默奉獻的犧牲者。教師們在社會環境的影響下不再安貧樂道，他們希望改變自身貧困的現狀，追求經濟的富裕和自身價值的發揮。

同時隨著經濟的發展，個人意識覺醒，自我價值的實現開始影響教師的職業選擇，教師開始追求個人價值、尊嚴和利益，學校不合理的管理方式成為許多教師流動的原因。教師們努力將個人的發展與社會的需求相結合，迫切希望走出當前封閉的環境，由此，大批的農村教師開始走出農村，進入城市，尋求自身的更好發展，造成了農村教師的大批流失。

二、農村學校教師流動管理的對策建議

農村學校教師的流動對于我國農村地區教育教學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所以要進行科學的管理，引導農村學校教師合理的進行流動。農村學校教師流動政策的改變保障了農村地區基礎教育的師資，有利于實現教育公平，為我國教師流動的良性發展起到推動作用。

（一）提高農村學校教師工資福利待遇

工資水平是影響教師流動的重要因素。農村教師教書育人，為我國廣大農村地區培養人才，并且農村地區條件艱苦，他們承受著比城市教師更大的壓力，所以，他們不僅要獲得豐厚的薪資，他們的福利待遇也要切實提高。因此，我國政府應切實提高農村教師的工資收入及福利待遇，盡可能縮小城鄉間的工資差異，減少農村教師因經濟因素而引發的流動。

（二）改善學校管理模式

社會在不斷發展，每個人的獨立意識也在覺醒，教師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他的民主意識要求學校管理模式進行變革。我國農村的民主意識落后，大部分學校采取的是校長負責制，校長是整個學校中的管理中心，校長的意愿決定著學校的管理。校長的特點決定著學校的面貌。然而，不是每個校長都具有較高的素質，可以合理安排學校的日常管理，有的校長自身素質并不高，管理水平有限，造成學校管理混亂，許多教師感到不公平，覺得自己的價值得不到體現，由此，產生了流動的意向。因此，學校管理者必須改善學校管理制度，重視教師的需求，促進農村學校教師的成長。

（三）完善教師流動政策

當前，我國農村地區教師資源比較缺乏，教師素質有待提高，許多教師存在流動的意向，長此下去，農村教師出現更多流失。所以，國家要重視這一現狀，根據這一現實制定相關的教師流動的政策，一方面制定鼓勵性政策引導教師流動，另一方面要制定強制性政策約束教師流動。由此使得農村教師能在政府的指導下科學、合理的進行流動。

第8篇：勞動力流動的原因范文

Abstract:Peasant laborer, this special and important community, has made the great contribution f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social progress. The Chinese peasant laborer's flowing has provided the labor force continuously for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關鍵詞：農民工流動 經濟后果 社會后果

key word:The peasant laborer flows economic consequences society consequence

一、 中國勞動力流動的經濟后果

勞動力流動對經濟的影響一直是勞動力流動研究的熱門話題。農民工流動對經濟的影響也是多方面、多方向、多層次的。

（一）對農村經濟的影響

大部分學者認為勞動力的流動有利于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村勞動力轉移能夠提高農業生產率、轉換農業結構，實現農業規模經營（李實等，1997），有利于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高迎斌2000），使勞動者價值觀念、思維習慣、生活方式等都發生變化，勞動者素質得到提高。盛來運（2007）指出農民工流動推動了農業機械化、加快了農業新技術的應用、提升了人力資本等，在很多方面有利于農村經濟的發展。有些學者則持反對意見，認為農村勞動力轉移使農地荒蕪或農民耕種土地的積極性下降，只是種“應付田”，對土地施行粗放式經營（寧光杰1995）。

（二）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學者們普遍認為農村勞動力流動引起的資源再配置效應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原因之一。研究表明，1995年至2005年，假設農民工勞動生產率與城市產業工人一樣，則農民工對中國二、三產業產值貢獻占到產業產值的14.77％～24.35％，而且貢獻份額逐年增長。農民工占城市二、三產業勞動力的比重已超50％，農民工對中國國民經濟的貢獻功不可沒（沈漢溪2007）。

（三）對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影響

農村勞動力流動對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影響，學界普遍認為農村勞動力的流動對于增加農民收入有積極作用。學者們主要利用人口抽樣調查數據和全國居民收入抽樣調查數據、中國農村住戶調查年鑒及其他部門調查數據等計算分析。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勞動力的流動規模呈現出不斷擴大的趨勢，與此同時，農村居民收入水平迅速提高，收入構成比例發生顯著變化，外出打工所占比例顯著增加（杜鑫2007）。

（四）對城鄉收入差距和地區收入差距的影響

勞動力流動促進了經濟更快增長，優化了資源配置，也就是說“蛋糕做大”了，接下來要看“怎么分蛋糕”了，這才是城鄉收入差距和地區收入差距的關鍵。部分學者認為勞動力流動縮小了城鄉收入差距和東西部的收入差距；也有部分學者持反對態度，就這個問題并沒有達成共識。李強 (2001)通過對在四川農村的調查數據的分析，發現農村外出勞動力具有高額匯款回鄉的傾向，這種資金的回流有利于縮小區域收入差距。然而，關于農村勞動力流動對城鄉收入差距和地區收入差距的影響，學術界始終存在不少爭議。張慶（2006）認為勞動力流動在一些富裕地區外出的勞動力主要來自于一些低收入家庭，有助于縮小收入差距， 但在一些貧窮地區，因為主要來自于中等偏上收入家庭，卻起到了擴大收入差距的作用。

二、中國勞動力流動的社會后果

學者們對勞動力流動的社會后果的研究相比經濟后果的研究少的多，但有些學者注意到了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中產生的一系列社會性問題。農民工在城市的工作和生活狀況也形成了很多社會性問題，比如就業歧視、生活狀況、子女受教育、社會保障問題嚴重（王璐2008）等。

（一）農村勞動力在城鎮勞動力市場上受到多種就業歧視待遇，主要包括職業歧視和報酬歧視

農民工更多地就業于制造型小企業、服務業、私營小商店、小餐館等，比本地勞動者就業于公有制單位的概率低55% (王美艷2005)，農民工基本從事于臟、累、險的職業。城鎮勞動力市場在城鎮職工和農民工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同工不同酬”的現象。農民工的月收入僅為當地職工的61%（孟昕2006）。

（二）農民工的生活居住條件堪憂

在農民工聚集區，從分配制度、職業分布、消費娛樂、聚居方式和社會心理等多方面，農民工與本地居民形成了兩個不同的系統（周大鳴，2000)。農村流動人口在城市大多數是靠用人單位提供的宿舍或工棚和臨時租用條件差又擁擠的便宜房子維持生活。在北京和上海的流動人口調查顯示，農村流動人口人均住房面積只有城市居民的1/3，其中1/3住在用人單位提供的宿舍或工棚，一半以上靠租房，擁有房屋所有權的不足1%（吳維平2002）。

（三）農村勞動者在城市的社會保障條件較差

農民工進城面臨著由傳統農業社會的社會風險轉變為工業化社會的社會風險，這些社會風險主要包括失業、養老、工傷、疾病、公共衛生等（關信平2005）。一方面是農民工抗社會風險的能力較差。無論是公共衛生服務狀況還是職業衛生及職業安全狀況都不容樂觀（衛生部調研組2006），其他抗風險能力，如抵御突發事件的能力等相對于城市居民都弱很多；而另一方面由于城市的社會排斥政策，農民工缺乏抗風險的社會機制（白南生2008）。

三、結語

對農村勞動力的關注越來越多，農村勞動力的流動、流動帶來的各種經濟社會后果，農民工本身的生活和生產條件等問題，學界的研究越來越多。對農民工群體了解的有助于流入地和流出地經濟的發展，有利解決農民工帶來的各種社會問題，有利于改善農民工的生活和生產狀況。對農民工生產和生活狀況的研究還有利于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和諧進步。

參考文獻：

[1]都陽:遷移與減貧――來自農戶調查的經驗證據，《中國人口科學》，2003(4)

第9篇：勞動力流動的原因范文

Abstract： China's reform and open and modernization promotes social transformation, which accelerates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ountrysid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ountryside is large number, large scale, complicated structure, and diversified cause, which brings about serious governance predicament in countryside such as unstable population, hollowing out population structure, decentralized authority, and low integration. In this historical process, analyzing carefully and objectively,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e resolution of them is building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security system in countryside, stepping up effort to invest in countryside, accelerating the speed of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narrowing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constructing the flow mechanism of land, strengthening the effort to develop rural education resources, and intensifying the endogenous variables of rural management, ect.

關鍵詞： 社會轉型；農村；人口流動；治理困境

Key words： social transformation; countryside; floating population; governance predicament

中圖分類號：C924.24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1）05-0328-02

1農村人口流動的現狀及成因分析

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高速增長和波動比較明顯的社會轉型時期，伴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農村人口流動波濤洶涌，令人關注。

1.1 改革開放以來農村人口流動現狀

1.1.1 流動規模大、速度快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我國的流動人口急劇增加，不僅數量大而且速度快。進入本世紀后，就近幾年的情況來看，一方面，全國范圍內的流動人口數量大增。各地流入人口數量除極個別地區略有下降外，其余都在劇增；另一方面，各地區本縣、市內的流動人口數量仍在大幅上升。

1.1.2 流動者以農村剩余勞動力為主，流向上仍舊是從農村涌向城市，從欠發達地區流向發達地區據農業部調查統計，截至2007年，我國外出務工的農民已經超過1.5億人，部分鄉村由于精英流出太多，以致在家鄉務農的人主要成為“603861”部隊，即老人、婦女和兒童。國家統計局的相關統計資料亦顯示，我國流動人口從流向上呈現以下特征：①以近距離的省內流動為主體；②從經濟欠發達地區向經濟發達地區流動；③主要從鄉村向城鎮流動。

1.1.3 流動者素質、技能水平并無明顯提高，從事的基本上仍是“3D”職業“3D”是英文單詞“Danger、Difficult、Dirty”的縮寫。所謂“3D”職業即指危險性大、做起來比較困難、對城市人來說相對骯臟的職業。農村流動人口外出后的主要職業大多是城市人或國有企業的人不愿意從事的體力工作。他們外出只是從原來的鄉村換到另一個可以賺錢的地方而已，而且由于職業的性質，他們自成“圈子”或成為城市的“邊緣群體”，很難與城市人融合。因此流動人口的素質的技能并沒有在高頻的流動中得到提高。

1.2 農村人口流動的成因分析

1.2.1 社會全面轉型是人口流動的總背景社會轉型是指人類社會由一種存在類型向另一種存在類型轉變，意味著社會系統內在結構及其各方面全面而深刻的革命性變革。從社會形態變遷上看：中國社會正在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封閉性社會向開放性社會的社會變遷和發展。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農村人口流動速度日益加快，數量越來越大。

1.2.2 國家有關政策的放寬和城市門檻降低是農村人口流動的前提條件政策在中國經濟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歷來是十分重要的。對于人口流動來說，政策的威力是強大的。長期以來，受戶籍制度和勞動用工制度的影響，人口的流動，特別是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受到了人為的限制。改革開放從政策上為城鄉人口流動開了綠燈。

1.2.3 剩余勞動力大量增加是農村人口流動的根本原因隨著改革開放和在農村的普遍推行，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人口與土地資源的矛盾日漸突出。以四川省為例，全省人均耕地已不足0.9畝，只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2/3，全省4500多萬勞動力一年中約有一半時間沒活干。同時，全國農村中每年還有大批青年男女陸續進入流動年齡。1978年以來，農村新增勞動力平均每年在900萬人以上。農村對剩余勞動力的巨大“排斥力”逼迫他們向非農產業轉移，向城鎮轉移。

1.2.4 城市建設或城市化發展對勞動力的大量需求使農村人口流動成為可能八十年代中期，城市經濟改革與發展全面展開，城市開發建設的一系列投資優惠政策出臺。按照1978年的價格口徑，從1980年到1987年的七年間，城市投資額年均增長率為17.30%。固定資產投資額的逐年遞增，導致基本建設規模迅速擴大，從而造成城鎮建設對農村勞動力的大量需求。到1988年，建筑業人數中農村勞動者達總數的60.39%。在新增勞動者中，來自農村的達86.46%。

1.2.5 經濟利益的誘惑是農村人口流動的直接動力長期以來，農村生活條件差，經濟來源路子窄，經濟利益誘惑、外出打工賺錢成為農村人口流動的直接動力。杜鷹、白南生等曾在《走出鄉村――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實證研究》中即充分論證了“農民工外出的動機絕大多數是賺錢”。

2農村人口流動造成的新時期鄉村治理性困境及其表現

人口流動意味著人力、資金、技術以及需求等資源的再配置，因此是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變量。近代以來，中國的人口流動大致經歷了這樣三個階段：“不離土不離鄉”、“離土不離鄉”、“離鄉又離土”。而改革開放以來，絕大多數農民離開農村離開土地以后就不想再回去了，這樣就造成了鄉村發展的相對“空心化”，給鄉村治理帶來了一系列問題。

2.1 高頻人口流動使鄉村穩定備受挑戰首先，農村流動人口外出的主要動機是掙錢，但是他們不一定都能夠尋找到正當的掙錢的機會，其預期目的與現實會產生差距。其次，由于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因素，農村流動人口往往得不到公正的對待，甚至處于被歧視的地位，從而激起內心的不滿。第三，現代意義上的自由是做法律允許做一切事情的權利，自由必須守法。但從鄉土社會的角度看，自由就是不受任何制約。農村流動人口作為掙脫了土地束縛的“自由人”，對現代自由的真諦理解很少。第四，傳統鄉村較穩定，是建立在有勞有得，欲望不高的基礎上。他們進城后，發現城市人并不比他們勞累，生活卻比他們好得多，城鄉差距使他們的心理失衡；城市的繁華生活使他們的欲望急劇膨脹，而他們的消費能力十分有限，從而加劇心理失衡。第五，由于城市管理規則的不完善，農村流動人口的正當權益得不到保護，甚至經常上當受騙，他們往往只能尋求最原始的方式――暴力來處理各種糾紛。只要稍加分析，我么就能看到，在現有體制下，進城農民真正“進城”的是其廉價的勞動力，而勞動力的醫療、教育、住房、培訓等社會權利卻被拒之“城”外。絕大部分流入城市的農民并沒有融入城市主流社會，而是作為“邊緣人群”處于有流動無規則的態勢。當許多人被迫回流于鄉村后，他們把傳統鄉土秩序已經遺棄，而現代城市文明規則和秩序卻尚未內化。因此，他們作為特殊群體，便嚴重沖擊著鄉村社會秩序，影響社會穩定。

2.2 大量人口流動使鄉村人口結構“空心化”趨向嚴重所謂鄉村發展的“空心化”，是指支撐鄉村可持續發展和文明轉型的資金、技術、知識、人才和需求等資源大量流失，鄉村治理可利用的手段嚴重匱乏，從而陷入鄉村發展的困境。不可否認，在農村人口流動中，一些農民精英往往寓資金、技術、知識和人才于一身，并對城市文明形成強大的親和力。他們與農村的聯系僅僅是戶籍和身份證，隨著戶籍制度改革，他們與原住地的聯系會完全中斷。在這樣的情況下，農村人口結構日益趨向“空心化”，留守農民中就出現了“603861”部隊，即老人、婦女和兒童，從而嚴重制約鄉村的發展。

2.3 土地經營分散化和使用權的絕對化大大限制了三農問題的解決農村人口流動并未帶來農地經營的“規模化”。20世紀90年代形成的“民工潮”，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我國人地關系高度緊張的局勢。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大規模流動，成為農村土地通過規模經營獲取社會平均利潤的必要條件，但并非充分條件。實踐表明，在當前我國農村土地制度仍舊實行家庭承包制的情況下，農村人口流動并未帶來土地流動。造成如此窘境，原因主要是國情所致。我國一直呈現人多地少的緊張局面，人地關系“剪刀差”式的發展趨勢直接造成我國耕地資源結構的嚴重失衡。在人口壓力下，土地對于農民而言，首先表現為“生存資料”，活命的基礎，而不是“資源優化配置”的生產要素，農地所承載的社會保障功能在逐漸“超越”其生產功能。土地的家庭承包，不僅造成土地的細碎化、分散化，難以形成“規模經營”可持續發展，而且造成土地難以流轉，難以按資本、技術、知識相對優勢來配置土地。農民流動造成的土地撂荒、拋荒等現象，直接影響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村的健康有序發展。

2.4 人口流動加速了鄉村社會的分層，社會整合程度降低，治理難度加大流動加速了農民經濟收入差距的拉大，進而加速了鄉村社會的分層，這種貧富差距帶給留守農民更大的“失衡感”。而流動使農民的現代性提升傳統性下降，誠如周曉虹所說：“農民流動本身就是一所培養農民現代性的大學校。”國內外學者的實地調查研究也表明，流動會促使農民現代性增強與傳統性削弱。城市生活參照系的絕對優勢使未流動農民內心逐漸產生并積聚起一種強烈的“不斷增強的受挫感”。“他們感受到的是他們與城市居民之間的生活差距并非因經濟發展而帶來一種縮小，現實使未流動農民的‘期望―收益比’變得無法彌合”這些都直接導致了農民對現有權威政治的疏離和文化認同下降，加大了社會治理難度。

3多措并舉，共同架設走出鄉村治理困境的橋梁

在構建現代社會的進程中，鄉村治理結構的重建，亟待政府、社會及鄉村等對現有社會資源重新配置和組合，尤其是政府要不斷完善已有制度安排并適時進行制度創新，加快城鎮化建設的速度，加大對農村的投資力度，盡快走出農村的治理的困境。

3.1 加快建立健全鄉村社會保障制度，規范鄉村社會結構改革開放后，隨著家庭承包責任制的實施，農民的醫療、教育、養老等社會保障也逐步“土地化”。高頻的農村人口流動改變著農村原有的社會結構，伴隨著鄉村精英階層的外流，長久居住在農村的人口已一步步趨向老齡化、婦女化和兒童化。因此，政府應加快鄉村社會保障體制的建設，盡快建立健全財政投入機制和出臺制定社會資金回流鄉村的導向性政策。全面保證政府對鄉村財政投入的連續性和穩定性， 充分發揮政府在社會資源配置中的作用。

3.2 加大對農村農業的投資力度，全面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當前農村農業發展滯后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資金缺乏，科技落后，農村精英的大量流失。因此，政府部門應加大對農村農業的投資力度，建立健全農村的公共衛生設施，教給他們資金運作和賺錢的方法，加大對農村各項政策實施情況的監督，同時輔以科技扶持，引導農民在技術創新上走出發家致富路子，全面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3.3 加快城鎮化建設步伐，縮小城鄉差距，促使社會資源有序流動城市化是現代化的重要特征。縮小城鄉差距已成為鄉村治理走出困境的必然選擇。由于我國特殊的國情，我國城市化的道路應當以積極發展小城市為主，走小城鎮化之路。為此，各級政府就應該在統一規劃的基礎上，制定優惠政策以吸引那些有經濟實力但不再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口聚集到小城鎮。通過小城鎮建設促使社會資源有序流動，不斷縮小城鄉差距。

3.4 建立健全農村土地流轉機制，促進土地“規模化”經營建立在土地的家庭承包經營基礎上的統分結合、雙層經營體制是中國農業的基本經營制度。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家庭經營的內涵發生了變化，農業生產的專業化、商品化、市場化程度大大提高。因此，面對農村人口大量外流，部分土地無人經營、管理的現象，政府應加速建立健全農村土地流轉機制，從根本上促進土地的專業化和規模化經營，解決流動人口面對土地的困境。

3.5 加強鄉村教育資源開發力度，塑造現代農民，強化鄉村治理的內生變量鄉村的主體是農民，農民的狀況如何，將直接影響鄉村治理的成敗。加強鄉村教育資源開發力度，不斷提高農民素質，塑造新型農民，已成為鄉村治理成敗的關鍵。只有改造農民、教育農民、提高農民素質，才能改變農民的地位，實現農民的解放，才能釋放作為鄉村治理主體的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才能在此基礎上由傳統農民過渡到現代農民。目前就是要大力推進農民的教育培訓，逐漸消除農村的文盲半文盲現象，培養一大批有知識、懂技術、會管理、明法律的農業勞動者。并通過教育破除各種陳規陋習、等級觀念、封建殘余，樹立民主、法治、平等的現念，全面造就具有現代商品市場意識的新型農民。使農民成為鄉村治理的真正主宰。

總之，鄉村治理不能離開農民來進行，而不改變農民長期以來形成的某些落后觀念和行為方式，不僅難以提高農民的社會主義覺悟，也談不上鄉村的現代化。作為鄉村社會主體的農民綜合素質的提高，不僅是鄉村社會全面發展的重要保證，而且也是鄉村治理的重要內容和鄉村治理成功的重要標志之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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