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經濟政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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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民族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人力資源競爭力 民族地區 人力資源政策 績效評價
人力資源競爭力指一個區域對人力資源要素的優化配置能力，即該區域對人力資源要素的吸引力和市場爭奪力。近年來，雖然我國民族地區的人才儲備大幅提高，但是人力資源競爭力仍然偏低。有學者運用因子分析法對我國31個省級區域的人力資源競爭力進行了綜合排名，結果9大民族地區（寧夏、、廣西、內蒙古、新疆和云南、甘肅、青海、貴州）中的5個占據了排行榜末位。為此，中央和地方兩級政府一方面進行人力資本投資、強化教育基礎設施建設，另一方面構建人才服務政策，打造人才高地，出臺了一系列民族地區公共人力資源政策。這些政策的績效如何、是否有利于民族地區人力資源競爭力的優化，本文擬進行初步評價。
一、民族地區人力資源政策績效評價的基本原理
當前學者提出公共政策評價的標準很多，主要集中在對其效益、效率和效果等方面，即學者更關注衡量一項公共政策是否產生了所希望的成果、其投入和產出之間的關系和比率以及該政策對社會發展的影響。本文將評價重點放在政策的執行效果上，即該政策是否有效解決了此前存在的突出問題。
本研究的評價方式是較為簡單的“前-后”對比績效評價法，其基本原理就是對民族自治政府人力資源政策實施前后的相關指標進行比對。例如，A1是政策執行前的各項指標水平，A2則是政策執行后在同類指標上的新水平，以此來評價政策績效。這種方法簡單明了，但一個缺點是僅僅通過該方法，我們還無法明確政策效果（即A2-A1）是否是由該政策所導致的。但是鑒于可操作性，我們仍采取本方法，對民族地區人力資源各項狀況以時間為變量進行追蹤對比分析。
評價的指標方面，鑒于本文的評價目的是為提高民族地區人力資源競爭力，因此，在張霞、王林雪(2006)等研究的基礎上，本研究的指標體系主要包括：人力資本力B1，它反映該民族地區的人力資本存量，主要指人力資源數量和人力資源素質兩個指標；人力資源環境吸引力B2，反映該民族地區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對人力資源的吸引能力；人力資源投資競爭力B3，反映某民族地區人力資本的投資和開發力度；人力資源績效張顯力B4，反映民族地區人力資源競爭結果及績效水平，本研究主要從專利申受數量來衡量。
二、民族地區人力資源政策績效的實證評價
1.民族地區人力資本力B1的績效評價
為了反映我國九大主要民族聚集地區的從業人員數量和質量，本研究選擇了2005-2009年間民族聚集地區從業人員數量和質量變化情況，具體情況見表1。
數據表明，各民族地區在這5年間勞動力數量和質量都呈穩步上升態勢，特別是勞動力質量，上升態勢明顯。如青海省從業人員中大學生及以上學歷的比例從2005年的8.87%上升到2009年的10.2%；自治區從業人員中大學生及以上學歷的比例從2005年的0.3%上升到2009年的0.91%，比例增長了兩倍；云南、寧夏等地也變化明顯。
2.民族地區人力資源環境吸引力B2的績效評價
近年來，民族地區人力資源政策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完善勞動力市場、協調勞動力的流動，并不斷提高人才服務的規模和質量。
數據顯示，2005-2009年間，甘肅、新疆等地的職業介紹機構個數均有顯著增多，其中最顯著的是新疆，其職業介紹機構數量從2005年的不足400個增長到2009年的近600個。同時，其服務對象也不斷增長。數據顯示，民族地區的職業介紹機構為數十萬人提供了就業機會，有效緩解了就業壓力，在勞動力供給和需求之間建立了信息橋梁。
3.民族地區人力資源投資競爭力B3的績效評價
對民族地區人力資源投資競爭力進行評價，可以發現其人力資本的投資和開發力度，其目的主要是對該地區未來的人力資本力進行展望。對投資競爭力的評價主要從其培訓力度和區域參保人數來衡量。
數據顯示，大多數民族地區的培訓機構數量和在職教職工人數均有顯著增加，最典型的是寧夏。該區的培訓機構數量從2008年的51個增加為2009年的142個，培訓教職工也從2008年的543人增加到2009年的4053，增幅明顯。總體看來，民族地區社會力量對職業培訓的投資力度增減不一。其中，的減幅最大，而同期寧夏區的增幅則高達520%，其原因可能跟其前期投入狀況有關，前期投入較大的省份，近年往往會減少投資。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民族地區職業培訓力度加大帶動了大批社會力量，其培訓效果將在未來若干年后形成該區域的人力資源存量。
4.人力資源績效張顯力B4的績效評價
人力資源績效張顯力主要用來反映民族地區人力資源競爭績效，是人力資源競爭力的最終結果。特別是其知識型員工數量以及相應的科技產出，則是人力資源績效彰顯力的重要體現。本研究對各地區的專利申請受理情況進行了追蹤調查
數據顯示，民族地區整體科技產出逐年增多，專利申請受理量增幅明顯，如在2005-2010年這5年間，我國九大民族聚集地區的專利申受數量都有顯著增長，而廣西、新疆、云南等部分地區的增長幅度更是突出。此外，人力資源績效張顯力的另一個指標是經濟績效，主要通過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等主要經濟指標來體現。鑒于該項指標在全文中體現得比較多，這里不做重復表達。
三、研究結論與反思
1.研究結論
本研究采用“前-后”對比法，構建了民族地區人力資源綜合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對民族地區近年來的人力資源政策績效進行了初步評價，主要結論有：一是民族地區人力資本力顯著增加。從業人員的數量和質量都有明顯上升，特別是大學及以上學歷的從業人員比重增長明顯。二是民族地區環境對人力資源的吸引力有所改善。民族地區的經濟條件逐步好轉，GDP增速快于全國平均水平，各地區的人才服務機構數量不斷增多、服務對象不斷增長。三是民族地區人力資源投資競爭力顯著提升。各區域職業培訓力度加大，創新投資不斷追加，而且參保人數和人均創新經費逐漸攀升。四是總體看來，民族地區的人力資源政策已經形成了一定的績效張顯力。當前各地區的科技產出明顯增多，這預示著未來各民族地區將迎來新的經濟增長，并進而形成新的人力資源競爭力來源。
2.對民族地區科技人力資源發展政策的建議
第一，加強民族教育立法，加大人才培養力度。當前的民族教育立法已遠遠不能滿足民族教育發展的需要，主要表現在民族教育法規層次過低、內容不完善，地方民族教育立法嚴重滯后，民族教育法規針對性差、特色不鮮明等等。人才培養方面，建議進一步加強民族地區的高等學校建設，擴大招生規模，并結合民族地區的資源特色調整專業設置，提高辦學水平，使本土院校服務于本土經濟；同時，加強全國各地的民族院校建設，讓民族院校成為為民族地區開發培養對口高級專門人才的重要領地。
第二，加強與中東部地區的人才戰略合作，合理處理人才引進與本土培養直接的關系。當前民族地區在人才引進上，存在著“重引進，輕培養”的問題；在引進方面，又存在著“重數量，輕質量”的問題。這極大地制約了民族地區人力資源的可持續發展。建議大力推進東部、中部與西部地區專業技術人才的交流與合作。在直接人才引進相對較為困難的情況下，可以通過以項目為紐帶的方式進行間接性智力引進，特別是以國家重大項目的實施、重點工程的建設和支柱產業的發展為契機，建立區域間穩定長效的合作機制，以進一步提升民族地區人力資源質量和數量。
第三，逐步完善民族地區社會保障制度。其目的是使民族地區的各類人才解除后顧之憂。這一方面需要中央財政加大轉移支付力度，支持民族地區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同時政府也要逐步提高社會保障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從而引導優勢資源向民族地區的流動。
第四，發展經濟，從根本上增強人力資源競爭力。民族自治政府應該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重點實施適度集中開發策略，結合本地區的資源優勢發展優勢產業。例如寧夏有豐富的水資源；西南地區的貴州僅藥用植物就有3700余種，占全國中草藥品種的80%；青海的鹽業、水電資源和礦場資源豐富。民族地區可以選擇相對突出的新材料、生物技術、新醫藥、現代農業等領域，并由此加大差別性與特殊性人才政策措施的建設力度，實現經濟發展與人才戰略相互促進的良好局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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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民族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民族經濟學;方法論;實證分析;規范分析
一、實證分析與規范分析的發展歷程
實證分析是指超越一切價值判斷，從某個可以證實的前提出發，來分析人的經濟活動。是對事實的客觀反映，不加入價值判斷。實證分析就是分析經濟問題“是什么”的研究方法。規范分析是指根據一定的價值判斷為基礎，提出某些分析處理經濟問題的標準。規范分析就是對經濟現象做出自己的評價，加入了價值判斷，它研究“事物的本質應該是什么”。規范分析法是研究經濟運行“應該是什么”的研究方法。
關于實證分析與規范分析論述的第一人是大衛?休謨，他在《人性論》中寫道，“人們從‘是’推斷出‘應該’的命題。”馬克?布勞格在《經濟學方法論》中提到了實證經濟學和規范經濟學的區別問題，他認為事實領域與評價領域兩者之間存在著合乎邏輯的區別。而西尼爾則從經濟學家職責的角度闡述了實證經濟學和規范經濟學之間的差別。
在經濟學的發展過程中關于實證分析與規范分析的爭論一直存在，兩者也在爭論中不斷發展完善。對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的發展起到重大作用的是約翰?內維爾?凱恩斯，他在《政治經濟學的范圍與方法》一書中寫道，“規范的或規制的科學，則可以被定義為關于判別事物可取性的標準的系統化的知識門類;實證科學可以被定義為關于事物本相的系統化的知識門類。”作為實證分析的代表人物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在《實證經濟學方法論》中指出，實證科學的目的是要發展出“理論”或假說，“理論應該它對其希望‘解釋’的一系列的預測能力來檢驗理論是否正確”。而且他認為所有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方法論，包括經濟學的方法論，實質上都屬于實證分析。而規范分析的代表人物英國經濟學家托倫斯?哈奇森發表《經濟理論的意義和基本假定》，他認為經濟學也必須“用經驗總結來檢驗理論”。事實上，如馬克思、凱恩斯等很多經濟學家一直堅持將實證分析與規范分析二者結合起來以促進經濟學研究的發展，中國經濟學家鄒東濤說：“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在經濟學研究中從未截然分開過。
二、實證分析與規范分析在民族經濟學中的體現
民族經濟作為民族經濟學研究的對象，即民族經濟學研究的主體。在其主體確定之后，對民族經濟學研究中出現的矛盾、概念和現象進行的描述和解釋，這屬于民族經濟學研究中的實證分析。
民族經濟學的是為了更好地梳理我國民族經濟結構，理解好經濟運行規律，最終讓我國民族地區經濟迅速發展，提升民族地區人民的生活水平。民族經濟學要解決如何從頂層設計、國家政策、制度改革等方面使得民族經濟健康、合理、持續的發展問題，這屬于民族經濟學研究中的規范分析。
三、對待民族經濟學中實證分析與規范分析的態度
現代西方經濟學認為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具體的經濟分析都不可能離開人的行為。在實證分析法中，關于人的行為的社會認識是其分析的基礎，完全的客觀主義是不存在的。從經濟理論發展的歷史來看，除少數經濟學家主張經濟學像自然科學一樣的純實證分析以外，基本一致認為經濟學既是實證的科學，又是規范的科學，因為提出什么問題來進行研究，采用什么方法來研究，突出強調那些因素，實際上涉及到個人的價值判斷問題。
民族經濟學研究中的實證分析解決了民族經濟學“是什么”的問題，對民族經濟學這一新興學科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而民族經濟學研究中的規范分析解釋了民族經濟學“應該是什么”的問題，民族經濟學家向人們描述和揭示了什么樣的頂層設計、經濟政策、制度改革是有利于民族經濟的發展。民族經濟學研究以民族經濟為主體，在主體明確的前提下，利用實證分析與規范分析這一基本方法，重視民族地區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例如，經濟合理性與文化適應性的問題;民族地區要素稟賦、積累、流動存在的問題;民族經濟結構等問題。
對于實證分析與規范分析作為民族經濟學研究中的基本方法，我們應該充分認識到這對于一門新興的學科是十分必要的。因為民族經濟學的發展是建立在實證調研和實證分析的基礎上的，而民族經濟學所解釋的經濟現象時利用的規范分析是建立在實證分析的基礎上的。我們也應當認識到實證分析與規范分析二者不是對立、割裂的關系，而是相互存在、相互吸收、相互利用的關系。實證分析與規范分析是西方主流經濟學認可的，也是西方經濟學的基本方法。民族經濟學發展應當與時俱進，當今社會經濟發展迅速，民族經濟學作為一門交叉學科，應偏重于經濟學研究。因此，利用實證分析與規范分析也會促進民族經濟學的研究，也會加大民族經濟學在當今社會中所起的作用。
參考文獻：
第3篇：民族經濟政策范文
論文摘要：地緣經濟學是冷戰后出現的一種頗有研究價值的國際關系理論。國內學術界對它的研究尚不深入，并且還存在較多模糊認識。文章對地緣經濟學進行了視角和概念界定，簡要地介紹了它的內涵，著重地分析了其理論特征，并聯系中國實際談了幾點看法。
一、地緣經濟學界定
地緣經濟學(geo-economics)是在冷戰結束后出現的頗有新意的國際關系理論。當然，有看法認為，地緣經濟學是研究一國經濟發展與地緣變量之間相互關系的科學，“是關于國家利益、經濟現象和地緣關系的科學”。還有看法認為，地緣經濟學是基于地理因素考慮爭取國家利益的戰略或政策。愛德華·盧特沃克(EdwardN。Luttwak)強調“地緣經濟學是一種戰略，對軍事對抗起緩沖作用”實際上，從目前地緣經濟學的發展情況看，它既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也還不足以構成一門科學。它還遠不是主流國際關系理論所探討的主要話題，它需要“一個明確、規范的定義，特定的研究內容，可供證偽的假設，而這一切有待于進一步的思考”。地緣經濟學又稱“后地緣政治經濟學”，具有顯著的政策色彩，它強調地在有限空間內爭奪相對受益的競爭性政策，可能引起人們關于貿易保護主義上升的擔心，使其發展陷人窘境；同時，從純粹學術角度看，將地緣經濟學拘囿于戰略或政策層面是不科學的。因此，將地緣經濟學稱之為一種國際關系理論是恰當的。確切地講，它應是國際政治經濟學所探討的理論范疇。
1990年，美國國防部高級顧問、華盛頓戰略與國際關系研究中心的戰略專家愛德華·盧特沃克在海灣戰爭前的一次國會聽證會上第一次提出了地緣經濟學理論。按照他的看法，冷戰的結束使世界進人了地緣經濟時代。在1993年出版的《面臨危險的美國夢——如何阻止美國成為一個第三世界國家并在工業霸權爭奪戰中勝出》一書中，他進一步指出，隨著冷戰的結束，國家間的競爭已經從過去的政治和軍事舞臺轉移到了經濟舞臺。國家間的競爭模式已經變為通過國家調控、參與來占領世界經濟版圖，提高目標市場的占有率。這種競爭新模式就是地緣經濟學。美國蘭德公司政治研究部主任所羅門指出，貿易、金融和技術的流動變化將決定地緣經濟時代的力量現實與政治，搶先啟動的區域性貿易集團將在21世紀的經濟和貿易競爭中占據優勢。L5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學和國際關系教授亨利·諾(HenryR．Nau)在《美國衰退的神話》一書中提出“權力經濟學”(Powernomics)概念，認為地緣經濟時代的國家目標依然是權力，經濟活動應該圍繞權力開展。只不過，這個權力更多是以經濟來定義的，例如市場占有率、金融、物價和就業機會等。我國學者普遍認為，這種以經濟利益和經濟關系取代軍事對抗和政治關系作為國際關系主軸的理論為地緣經濟學。即便將地緣經濟學定位于學科上的學者在對其定義時也跑不出三個因素：地緣關系、經濟手段、國家利益結合上文，筆者認為，地緣經濟學較科學的定義應是：以民族國家行為體為主導，以地緣因素為地理基點和政策輻射點，運用國家干預色彩濃厚的戰略經濟手段獲取國家利益和權力，奪取地緣經濟時代領導地位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
二、地緣經濟學的理論內涵
在經濟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動下，世界相互依存趨勢日益加強，各國面臨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問題普遍增多。而冷戰的結束也為各國政治精英謀劃治國方略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環境。在政治、軍事等“高級政治”的作用相對淡化的同時，經濟、生態等“低級政治”的影響卻愈加突出。決定一國國際地位的不再是武力，而是以經濟實力為基礎、以科技力量為先導的綜合國力。過去的那種以對抗、沖突為主的競爭模式將讓位于以協調、合作為主的非零和思維。但是，作為理性的自私的民族國家行為體追逐相對受益的本性不會因此改變。那么，民族國家如何在變換的時代特征下尋求自身的權力和利益呢，這便是地緣經濟學所要探討的問題。
(一)冷戰結束預示著地緣經濟時代的到來，經濟競爭成為國際關系的主要內容
冷戰的結束意味著傳統意義上的戰爭和沖突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全球面臨的最大威脅已經從核戰爭危險轉向經濟危機和生態破壞，“高級政治”讓位于“低級政治”。在特定的空間范圍內由于資源的稀缺，所有國家的本性還在于爭奪相對利益。但是在地緣經濟時代，國家間競爭的方式卻是經濟競爭取代軍事競爭，“所有官僚機構發現的地緣經濟作用的結果和由利益集團控制的地緣經濟的結果，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案例中雖然各式各樣，但是，從根本上講，國家將按地緣經濟的方式行事”。
(二)國際關系行為體增加，國家的主要任務是爭奪經濟優勢
企業、組織乃至個人都可以參與到地緣經濟中來，而且在地緣經濟時代，它們將和國家更密切地結合起來，它們將以“地緣經濟”的名義尋求來自政府的支持，如果它們是“朝陽產業”或“民族工業”，將更有可能獲得支持。此外，國際層次的區域性國家組織、貿易集團、跨國公司和非政府組織也將在地緣經濟時揮重要作用。地緣經濟學的目標并不在于將國民的生活水準提高到最高程度，而在于本國在世界經濟中優勢地位的獲得及維持，其中，“競爭力”是最主要的工具。衡量權力的尺度是通過高技術的研究與開發獲得的。憑借決定性技術優勢占領未來市場的能力以及獲得進入新興市場的機會比控制實際領土更為重要。國家參與地緣經濟爭奪的方式是多樣的，如產業政策、貿易政策、財政金融政策、經濟外交等。“由國家提供或引導的產業投資資本等同于傳統戰爭的要素——‘軍火’，國家支持的產品開發等同于‘武器’的變革，國家支持的市場干預取代了在國外軍事基地的‘外交影響”’。
(三)美日歐之間的競爭是地緣經濟時代國家間競爭的主要內容
地緣經濟學是在全球化和經濟一體化不斷深化的國際背景下產生的，它的一個核心觀點就是認為世界正在逐步發展成為三個相互競爭的經濟集團：(1)日本率領的環太平洋地區；(2)美國領導的西半球經濟區；(3)以德國為中心的歐洲經濟區。“在未來的競賽中，三個經濟霸權中的每一個都傾向于超過其他兩個。無論哪一個實現了這種超越，都會位居領先，都會像英國主導19世紀，美國主導20世紀那樣，主導21世紀。”為了維護美國經濟和政治利益而重新制定貿易政策成了克林頓政府經濟戰略的主要組成部分。主要體現在減少日本貿易順差，要求日本“自動出口限制”、“志愿出口配額”，甚至要求日本進行經濟改革和體制改革。
(四)不是所有國家都擁有實施地緣經濟政策的能力，也不是所有國家都愿意這樣做
只有屬于“世界事務的核心舞臺”上的國家才有實施地緣經濟戰略的能力。因為只有這些國家之間才能真正擺脫傳統戰爭的威脅，也只有它們才擁有實施地緣戰略所必須的有效的官僚體制和行動能力。另一方面，處于“世界政治的死水區”的第三世界，它們擔心更多的依舊是地區沖突、戰爭威脅等傳統的地緣政治問題，它們或者不愿意，或者沒有能力追求地緣經濟戰略，地緣經濟不是這些國家政府考慮的問題。地緣經濟學就其本質來說是發達國家的國際關系理論，是研究發達國家的經濟關系，而不是發展中國家之間或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關系。
三、地緣經濟學的理論特征
(一)地緣經濟學是經濟／生態政治學的發展
經濟／生態政治學(eco-politics)是根據冷戰后國際形勢的變化，依托國際政治經濟學而產生的。代表性著作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海沃德·奧爾克教授所著的《全球經濟／生態政治學》，其主要觀點是：(1)國際關系從地緣政治學轉向經濟／生態政治學，目前迫切的任務是改革國際經濟體制，調整國際經濟關系，適應冷戰后經濟和生態政治因素增長的需要。(2)冷戰后，軍事威脅減弱了，東西方意識形態對抗也相對削弱；戰爭不可取，實力不可無，經濟與生態將成為實力的主要構成部分。(3)影響國際安全的因素，不僅有政治的和軍事的，更包括經濟的和生態的因素。以維護全球生態安全、保護生態環境為核心的安全體制是20世紀末到21世紀國際新秩序的主要內容。
地緣經濟學的創始人愛德華·盧特沃克認為，冷戰結束后，世界進入了地緣經濟時代，國際關系從地緣政治學向地緣經濟學發展。其理論主張是：(1)意識形態的差異已不如以前那樣重要；(2)按地緣政治標準劃定的對手或敵手，在地緣經濟時代可能同時是貿易伙伴；(3)對全球的最大威脅已從核戰爭危險轉向經濟危機和生態破壞，國際關系中“低級政治”(經濟、社會、生態等問題)的緊迫性和重要性第一次明顯地超過“高級政治”(軍事對抗和核威懾)。這一轉向“開拓了超越國界的、競爭與合作并存的新時代”。可以看出，經濟／生態政治學為地緣經濟學的出現準備了條件，地緣經濟學采納了經濟／生態政治學諸多觀點，它只不過在經濟層面上的著墨濃厚了一些罷了。
(二)地緣經濟學是新現實主義理論
新現實主義是在對傳統現實主義批判、繼承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仍舊認可傳統現實主義所堅持的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國際社會的沖突和競爭模式；國家對權力、利益和安全追逐的理性自私屬性等基本原則。它糾正、完善了傳統現實主義若干不合時展的缺陷，成為當今國際關系理論界占據主導地位的主義派別。它在強調國家行為體是主要國際行為體的同時，還點明了非國家行為體的作用；它在強調相對收益的同時，還說明了合作、協調獲取絕對收益的可能性；它在強調軍事安全攸關國家生存的同時，還闡明了經濟安全對國家的至關重要性；最為重要的是，它發展了傳統現實主義的權力——安全觀，認為權力不再是最終目的，權力是獲取利益、保障安全的手段，這使其不再像權力政治那樣極富進攻性而具有了某種自由主義式的協調性、融合性，為自身理論的發展開拓了視野。
地緣經濟學認為國家所有的經濟較量都是國家利益驅動的。只不過，地緣經濟學強調的是國家經濟利益，它的實現表現在就業人口擴大、市場擴張和產品出新上。地緣經濟學強調國家的經濟權力和國家的經濟安全。為了本國的利益，國家要追求財富、權力、市場和工作機會，任何對本國國際經濟地位進行挑戰的國家對本國的經濟安全都會構成威脅。地緣經濟學認為國家之間的關系在冷戰后主要是競爭和對立的關系，特別是經濟上的競爭與對抗。地緣經濟學盡管贊同非國家行為體已成為國際關系中的重要一員，但仍舊把主權國家作為研究冷戰后國際關系的主要對象。可見，地緣經濟學是以新現實主義為指導的，它是新現實主義在經濟層面上的變種。說的嚴格一些，地緣經濟學是國際政治經濟學中新現實主義學派的一員。
(三)地緣經濟學是經濟民族主義理論
經濟民族主義是民族主義的一種重要形態，又稱新重商主義、經濟現實主義和國家主義。學術界在經濟民族主義的定義問題上存在多視角問題。羅伯特·吉爾平從政治經濟學角度認為“經濟民族主義(或如最初所稱的重商主義)是由近代政治家的社會實踐發展而來，主張政治是重于經濟的第一位因素，經濟民族主義是國家建設最基本信條，它主張市場要服從國家利益，政治因素確定(或至少應該)決定經濟因素”。肖夏娜·B·坦賽從政治主張角度認為“經濟民族主義是指一個國家的這樣一種愿望：在世界經濟體制范圍內掌握本國的經濟命運，以及本國領土范圍內行使主權，決定誰可以開發自然資源，誰可以參與各經濟部門的活動”。即還有一種觀點從區域角度出發，認為經濟民族主義即為東亞國家或地區發展經濟的指導思想和政治路線。陳峰君對東亞經濟民族主義的定義是：把發展經濟、實現現代化并趕超先進發達國家作為全國全民的核心任務；充分發揮國家和政府在經濟建設中的杠桿作用，力圖使之與市場經濟有機融合為一體；在思想領域中利用東方儒家文化中有利于經濟發展的積極因素，激發人民的愛國熱情和民族精神；簡言之，倡導“經濟興國”。
上述定義存在明顯失誤。它們并沒有闡明經濟民族主義(尤其是當代經濟民族主義)的重大特征和實質，而且具有概念界定的理論局限和地區偏見。經濟民族主義的定義離不開民族主義的本質屬性：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識。“現代意義上的民族主義，盡管有各種各樣不同的定義，但往往都被界定為一種以民族感情、民族意識為基礎的綱領、理想、學說或運動。”經濟民族主義所追求的全部便是權力和財富，這還是經濟民族主義所認同的民族利益。筆者并不贊同經濟民族主義對政治權力的追求第一于經濟利益的追求這種說法，反之亦然。經濟民族主義通過國家權力來增進民族經濟利益，又運用經濟實力來獲取國際社會權力。經濟民族主義將兩者放任等值的位置，沒有必要分出高下。當代經濟民族主義具有自由主義和重商主義的雙重特征。經濟民族主義是一個不斷發展演變的歷史范疇，當代經濟民族主義已不再像重商主義、李斯特歷史生產力理論、凱恩斯貿易超保護理論等早期經濟民族主義那樣極富侵略性了。
在強調相對收益的同時，它并不排斥絕對收益，競爭、沖突是其主要思維，但協調、合作也被采納。在經濟全球化和相互依存趨勢的作用和推動下，經濟民族主義走出民族國家領域樊籬，將觸角伸至國家周邊并不斷擴大外延，形成了擴大的經濟民族主義——地區主義。經濟民族主義是一個中性概念，這不僅是對民族國家本身存在理性的經濟民族主義政策和非理性的經濟民族主義政策而言，而且也是對第三世界經濟民族主義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民族主義分別對舊有國際秩序的破壞和維護而言的，這分別是積極的經濟民族主義和非積極的經濟民族主義。因此，經濟民族主義是否可以這樣定義：出于忠誠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感情，在全球范圍內追逐增進民族利益的權力和財富。要求國家權力制定并實施符合這一考慮的經濟戰略和經濟政策，保護、壯大民族經濟并為民族經濟的對外擴張贏取市場和資源。競爭、沖突是常態，合作、協調不可無，參與符合民族利益的區域一體化，爭取有利于自身發展的世界經濟機制和秩序。經濟民族主義是民族國家內部利益集團相互博弈而產生的理論、主張、方針和運動。
地緣經濟學要求國家運用公共權力推行戰略經濟政策，保護國家經濟安全，培養國家經濟競爭力，爭奪世界經濟優勢。在強調國家干預這一點上與經濟民族主義毫無二致。地緣經濟學強調國際經濟關系的地緣性。國家或地區間由于地域上的鄰接性而產生地緣經濟關系，當它們的經濟實力和市場規模發展到一定程度時，這些經濟體就會匯合成新的更大的經濟體并產生經濟超常規發展現象。地緣經濟學將世界經濟劃分為三個彼此競爭的區域經濟集團，它們之間的聯系和運動將對世界經濟的結構和性質產生深刻影響。地緣經濟學的地緣性觀點可以為擴大的經濟民族主義提供理論支持。地緣經濟學強調更多的是國際經濟關系中的競爭和沖突，關心更多的是相對經濟收益，但它本身并不排斥合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兩個地區之間由于經濟產業結構、資源結構上的差異性，而通過互通有無、取長補短來共同促進發展，形成互補關系。地緣經濟學的合作觀點可以很好地解釋當代經濟民族主義對絕對收益的認可。
四、地緣經濟學的啟示
(一)冷戰后國際經濟斗爭的目標是搶奪在世界經濟中的主導地位，成功的希望則是在高科技領域
如果一個國家首先控制在生物工程、電子計算機、電子通訊和新材料等領域中的專利權，它將不會受限于傳統工業產品的關稅壁壘，在國際貿易中贏取較大優勢；高科技經濟所帶來的規模經濟效應、外溢效應不僅存在邊際成本遞減、邊際報酬遞增特點。還可以優化、升級國內產業結構，以乘數效應拉動國民經濟健康增長。如果我國在高科技產出領域中，哪怕只在一個或幾個方面占有主導權，帶來的成果，則可以用滾動發展的辦法推動中國經濟走向繁榮。這里最關鍵的因素是發明高科技專利的科學家是否屬于中國，而現今中國羈絆人力資源創新的最大障礙恐怕便是體制的臃腫，因此，民族富強和國家昌盛需要的關鍵步驟便是富有生機的制度及機制催生出的高科技人才。
(二)冷戰后國際經濟斗爭直接表現為跨國公司、企業和個人在國際經濟上的斗爭，而實質是國家間、政府間、政策水平間的較量
地緣經濟環境下，國際關系交又發展的現實使企業在經濟競爭中的發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困難。當一個國家在選擇某一生產領域作為國家發展的主導領域時，其他國家相關領域的企業在沒有本國政府的支持下就將面臨生死存亡的挑戰。國際市場中的中國企業僅憑自身力量是難以有所作為的。中國政府的參與是必需的，而問題的關鍵在于政府介入的范圍與程度。也就是說，政府必須清楚哪些部門與活動可以調控戰略與規劃應該掌控，用什么手段來干預，通過什么途徑來傳遞，怎樣把握介入時機，如何做到恰到好處。實際上，這里講的是干練而富有成效的經濟決策機制，純粹的行政官僚機構是做不到這一點的。因此，必須創建學習型政府并培養一支高素質的專家治國隊伍。
第4篇：民族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清真寺；經濟功能；小桃園；以寺養寺
緒言
隨著時展，清真寺的社會功能也逐步的多元化。學術界對清真寺的研究成果也可稱得上碩果累累，據統計，截至2005年，近50年來（1949-2005年），僅在《中國穆斯林》刊物上發表的有關清真寺文章約200多篇。有關著作和論文大多還限于對中國清真寺的概括梳理，偏重于清真寺的歷史概況（沿革）、建筑特點、文化特色（主要是碑刻、匾額和楹聯）的介紹。[1]例如：劉致平主編《中國伊斯蘭教建筑》、譚全萬的《清真寺社會功能初探》等。對清真寺的研究涉及方方面面，但很少深究清真寺的經濟功能，而清真寺的經濟功能在整個伊斯蘭教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它是牽動整個清真寺，甚至伊斯蘭教運作的關鍵。所以，本文從其中一點――“以寺養寺”的經濟來源分析上海清真寺的經濟功能及其影響。
一、上海小桃園清真寺概述
小桃園清真寺坐落于上海市河南路復興東路交叉口。從1842年上海辟為商埠后，越來越多的穆斯林開始來上海定居。相傳寺院附近，原有一座小型花園，小桃園之名被沿襲下來，用作街名。人們為了使清真寺名稱不想混淆，就把這座清真西寺稱為寺稱為小桃園清真寺。[2]雖然身處人流較大的小城廂，但是卻一點都掩蓋不了小桃園清真寺的色彩，從遠處天橋望去就可以很容易的看到它的遠景。上海小桃園清真寺主體建筑是典型的西亞-伊斯蘭建筑風格。小桃園清真寺是附帶女寺，寺門是黑色的拱形花格鐵門，很大很高。清真女寺的門較之偏小。清真寺庭院的西面是禮拜大殿，每個門口分別有一個乜貼箱供穆斯林捐助。據調查，禮拜大殿面積500平方米，可容納500人同時禮拜。殿有兩層，底層是正殿，第二層是二殿。門梁上掛著“顯揚正教”的匾額。庭院的東面是三層樓房，二、三層是小桃園清真寺寺史室、文物展室、《古蘭經》展示室，底層是講經堂。而庭院的南面有教長室、外賓接待室及沐浴室等。
二、小桃園清真寺“以寺養寺”具體措施分析
20世紀初，穆斯林已經在珠寶、玉器、古玩、毛筆出口、清真飲食餐館、牛羊雞鴨屠宰加工等行業占有一席之地，并有能力興辦一些宗教文化事業，進而“以寺養寺”的政策開始普及。小桃園清真寺主任哈吉?達吾德?伍進德是個回民，一個虔誠的穆斯林，作為哈吉――伊斯蘭教相對德高望重的地位稱謂，他很歡迎年輕人前去學習。讓人感嘆的是，已經建立了那么久的小桃園清真寺竟然加上阿訇只有8個工作人員，最低工資也只有五六百塊錢，而作為整個清真寺的管理層主任，一個月也只有1050元，工作人員收入都是非常低的。然而，主任卻要做好整個清真寺的支出分配工作。根據對主任的采訪得知，小桃園清真寺的經濟來源主要有：
1、穆斯林的捐助
寺內一共有5個乜貼箱，每周工作人員會收集一次乜貼箱里穆斯林的捐助，一個禮拜平均大約有2000到3000左右，一個月最多10000元左右。而穆斯林的捐助都是出于自愿的，按自己的能力來奉獻。
2、官方的捐助
根據主任哈吉?達吾德?伍進德的敘述，在每年清真寺舉行開齋節等伊斯蘭宗教活動和節日時，上海伊斯蘭教協會會適時的給予捐助，一次大約1000到2000，按照真個清真寺的開銷來看，我認為并不是很多。但是一般情況下，主任并不會去主動向上級申請撥款，主要還是靠清真寺所有人員自己的勤儉來均衡開支。而說到這次世博會的時候，主任說道上海伊斯蘭教協會捐贈了1000萬元對小桃園清真寺進行了翻修，使它的外觀更干凈、神圣，做好各種接待外賓的工作。這對清真寺來說是個很大的幫助。
3、“以寺養寺”具體措施
說到“以寺養寺”的具體措施，嚴格來說，小桃園清真寺并不是發展的很好，只有門口的一個小賣部是作為出售一些穆斯林的帽子和伊斯蘭教的飾品來實現，但是收入是很有限的。主任哈吉?達吾德?伍進德說：“由于需要可持續的發展，我們清真寺里的工作人員也在盡可能的想辦法，想自食其力，用自己所擁有的土地和物品來開發出支持寺內經濟的措施。”據了解，主任正在申請將寺門口的柜臺出租給商人做冬蟲夏草的生意，這樣可以提高寺內的收入。另外，由于主任也已經年近70了，所以覺得如果實在情勢不好，就申請將自己的辦公室出租給一些穆斯林或者民族協會的人作為辦公用途。可見，小桃園清真寺的“以寺養寺”正處于發展階段，并未成熟。
4、一些信徒的幫助
從主任哈吉?達吾德?伍進德那里還了解到，有很多周圍的伊斯蘭教信徒和百姓會主動來問他清真寺是不是缺生活上的物質用品，過節時有時候還會送西瓜等來表示心意。穆斯林的經濟狀況是兩極分化的，所以有的比較富裕的穆斯林在得知寺里的辦公室尚缺空調時就捐一臺空調，說是“捐”，我更想把它稱作是一種奉獻。不僅如此，小桃園清真寺還有一個專有的廚房，用來解決穆斯林和工作人員的一頓午餐，這樣不但做到節儉，也避免了穆斯林找清真餐館的麻煩，而廚師也不是另外花錢去請的，而是四五十歲的穆斯林婦女免費的來幫忙。
在了解小桃園清真寺的這些經濟情況和平時的運作后，我突然很感慨，不管是貧是富，穆斯林都過的很快樂，絕不自艾自抑，相反地，他們用自己辛勤勞動去充實著的生活。
三、小桃園清真寺“以寺養寺”實際操作中的障礙及對清真寺經濟的影響
小桃園清真寺“以寺養寺”發展還不夠完善，需要更多的時間構建“以寺養寺”的經濟體系。在這個過程中，我認為最大的障礙是沒有足夠的產業去使他們有能力去發展自己的經濟，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我想，這還需要政府和上海伊斯蘭教協會的更進一步的支持和關心來實現。比如，在清真寺周圍的一些店鋪可以讓清真寺的管理人員或者穆斯林進行一些小生意，或者在寺內繼續舉辦學校，既可以育人又能成為另一筆可觀的清真寺經濟收入。
另外，在參觀小桃園清真寺以后我發現，寺內的運作很穩定，可是普遍的工作人員的年齡都已經挺大了。主任哈吉?達吾德?伍進德也說到“我已經年近70，雖然身體也算健康，但是已經沒有太大的精力了，十分緊缺的是年輕一代的接班人。”就這兩點很大的不足造成了現在小桃園清真寺“以寺養寺”經濟政策無法貫徹的現狀，亟待各方面的支持和解決。
從經濟功能來看，“以寺養寺”的經濟政策不僅可以解決清真寺的寺內開銷問題，也可以減輕穆斯林的經濟負擔，對與整個社會經濟發展來說，起到的是一定的促進作用。首先，“以寺養寺”的經濟政策所帶動的清真寺經濟對穆斯林自己去經營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動起到了引領的作用并且提供了穆斯林們就業的更多機會。就如哈吉?達吾德?伍進德主任所說的，許多穆斯林會自己開清真拉面店來維持生活并且捐助清真寺。再者，促進了“環寺”周邊地區經濟和民族經濟的發展。在新疆喀什市中心，矗立著全國最大的清真寺――艾提卡爾大寺，離寺不遠便是中國西部最大的穆斯林“巴扎”（集市），濃厚的宗教氣氛與活躍的市場競相并存，這也是穆斯林地區市場建設的一個特點。由于這些經濟由“環寺”而展開，穆斯林經營者大多受宗教影響，主張誠信經營，受到穆斯林群眾和其他民族的好評。[3]
就小桃園清真寺個案來說，我認為雖然它的“以寺養寺”的政策并沒有貫徹的很徹底，但是現在已經在盡力來申請產業去做到“以寺養寺”，就上述兩個“以寺養寺”所帶來的普遍的積極影響來說，對小桃園這個很有代表性的上海清真寺是起到鞏固它原先陳舊的經濟體系的作用，不僅如此，只要“以寺養寺”一點點的發展起來，小桃園清真寺可以更自如的發揮它的社會功能，比如：招聘更多的阿訇來對穆斯林的思想進行更現代化的傳教，讓他們有更好的學習；讓清真寺的寺內需求有更多的寬余空間，不用過的很拮據等等。
結語
上海小桃園清真寺在近些年里得到各種榮譽稱號：文明宗教場所、連續幾年的優秀清真寺殊榮等等。在這些鼓勵和表彰后，作為清真寺的負責人，哈吉?達吾德?伍進德主任認為他應該為此而更好的發展好清真寺的作用。他說：“貧窮并不是我們的選擇，而富裕也不是我們的追求，我們向往的是兩世同樂。”可見，他們的心態是很平和的，沒有功利心和虛榮心。可以說，雖然在“以寺養寺”并不完善的現在，但清真寺的負責人和各個工作人員，包括以寺為家的眾多穆斯林都靠著堅不可摧的和樂觀精神快樂的活著。
整個清真寺很寧靜、很和諧，透露出的是穆斯林對和平、團結的向往。在訪問的最后，哈吉?達吾德?伍進德主任跟我們說道希望社會外界更多的是記得他們的精神，我想穆斯林的這種精神是以后在發展“以寺養寺”的經濟政策時最基本的思想基礎，也只有共同的目標以及虔誠的心，才能一起努力使清真寺的經濟功能更龐大，走上現代化的道路。在全球化進程中，清真寺不但起著傳播宗教思想的作用，在“以寺養寺”的經濟政策全面普及的以后，清真寺的發展可以更穩定，也更有利于促進各民族之間的團結和諧，因此，清真寺肩負的歷史使命和將來對伊斯蘭教的經濟發展功能，任重而道遠。
參考文獻：
[1]羅莉：《我國伊斯蘭教清真寺經濟的現實分析》，《寧夏社會科學》，2004年。
[2]金宏偉：《春風秋雨九十年――記上海小桃園清真寺》，《中國宗教》，2007年。
[3]金幼云：《上海小桃園清真寺沿革》，《中國宗教》，2002年。
[4]馬平：《中國伊斯蘭教寺院經濟結構分析》，《回族研究》，1992年。
[5]蘇雪，劉錦：《中國清真寺社會功能的歷史演變》，《河北經貿大學學報》（綜合版），2009年。
[6]譚全萬：《清真寺社會功能初探》，中廣網。，2010年。
注釋：
（1）魏寒梅，羅欣，馬海陸.《試論中國清真寺的研究現狀》.《青海社會科學》，2008年第4期。
第5篇：民族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少數民族地區 財政支出 特征 政策建議
發展少數民族經濟是包括財政政策在內的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目標，財政支出政策是政府對少數民族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方式。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國家經濟體制的調整變化，我國的財政體制也經歷多次調整，按照地方財政主體獨立性程度，我國先后實行了4種類型的財政體制：統收統支制；統一領導，分級管理體制；劃分收支，分級包干：分稅制財政體制。目前，正在進行省管縣的第5次財政體制改革。不同的財政體制決定著不同的財政支出結構。從1994年的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以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和政府職能轉變。中央和地方政府對民族自治地區財權分配和事權劃分上也日趨完善，少數民族地區的財政支出規模和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一、少數民族地區財政支出的規模特征
財政支出規模反映的是政府活動的范圍和對經濟的干預程度。測量財政支出規模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財政支出的絕對規模。另一種是財政支出的相對規模。財政支出的絕對規模通常用本年財政支出的絕對額表示，支出規模越大，表明政府活動范圍越廣，但這個指標不能準確地衡量政府在整個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財政支出的相對規模，亦稱相對財政支出，通常用本年財政支出與本年國內生產總值的比值來表示，相對財政支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在整個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 財政支出的絕對規模
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來，少數民族地區的財政總收入和總支出都保持了較高的增長態勢。財政總收入從1994年的201億元增長到2007年的1661億元，年均增長59％。與此同時。財政總支出也從1994年的517億元增長到2007年的4899億元，年均增長65％。總體來看，財政收入年均增速低于支出增速，財政赤字持續擴大，從1994年的316億元上升到2007年的3238億元。分階段來看，1995―1998年財政收入年均增速高于支出增速，赤字減速擴大：1999―2002年收入增速低于支出增速。赤字加速擴大；2003年至今，收入增速高于支出增速，赤字又呈減速擴大。
民族地區財政收支和赤字的變化與中央政府實施的財政政策和財政體制改革密切相關。例如，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調動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增加財政收入的積極性，民族自治地區財政收入在隨后幾年的年均增長率均高于同期財政支出的增長率。1999年底我國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隨后實施中部崛起戰略，中央政府在積聚我國97，5％少數民族人口的中西部地區開始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目標在于促進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縮小東中西部經濟差距。同一時期，民族自治地區財政支出高速增長，財政赤字規模也越來越大。2003年隨著國家對民族自治地方轉移支付力度加大，財政收入與支出均呈高速增長態勢，高速增長的收入確保了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實施，從而彌補了民族地區公共建設投資主體缺位問題，為今后民族地區經濟發展和政府財源建設夯實了基礎。
(二)財政支出的相對規模
分稅制改革以來，少數民族地區財政支出占地區生產總值GDP的比重呈先降后升的變化。從1994年到1998年，相對財政支出一直小于15％，1999年這一比值突破15％，到2007年穩定在22％左右。這一變化也是與我國的財政體制改革密切聯系的。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充實了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也調動了地方增收的積極性，財政支出逐漸增加。但與民族地區對公共產品和服務的巨大需求相比，財政支出占GDP的比值還是較低的。這一比值還有較大的上升空間。到1999年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中央政府對民族地區的轉移支付力度大大增加，相對財政支出得到了高速增長，
同時，少數民族地區財政支出的增幅大于地區生產總值的增幅。分稅制改革以來，財政支出每增長1個百分點可能帶來的GDP增長率整體上不足100％，且該指標波動較大，說明民族地區財政支出效益不高，但這種狀況正在得到改善。今后應加強對財政支出資金的監管和審查，深化財政支出管理體制改革，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益。
二、少數民族地區財政支出的結構特征
以財政職能為標準，可以把財政支出劃分為基礎設施建設支出、支農支出、社會文教科衛事業費、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金、社會保障補助支出、行政管理費及其他支出。目前少數民族地區財政支出結構的整體狀況，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第一，基礎設施建設支出比重逐年上升。基建支出由2000年的117億元上升到2006年的445億元，年均增長47％。基建支出占地區總支出比重由2000年的10％增加到2006年的12％，表明基礎設施建設費是民族地區財政支出中非常重要的一項。隨著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會私人投資的不斷增加，基建支出還會有所增加。
第二，支農支出所占比重穩中有升。農業是大多數民族自治地區的支柱產業。隨著2002年以后中央財政對民族地區的傾斜，財政支農支出大幅增加，財政支農支出所占比重穩中有升，目前達到7％，體現了我國國民經濟正在按照城鄉統籌發展方略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針穩步較快發展。
第三，社會文教科衛事業費所占比重波動不大。這一支出是民族地區比較大的財政支出項目，說明我國政府歷來重視對民族地區文化、教育、科學、衛生事業的投入，提高國民整體福利水平。但同全國平均水平相比，該投入規模還是相對不足。根據《中國民族統計年鑒》和《中國統計年鑒》數據計算，2006年民族地區人均文教科衛事業費為480元，全國為510元。而像北京和上海這樣的發達地區都在上千元以上。這一支出太低不僅影響民族地區國民生活和福利水平的提高，也減弱了經濟發展后勁，不利于民族地區經濟增長方式轉變。
第四，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金和社會保障補助支出穩中有升。隨著財政總支出的增加，國家預算用于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投入比例不斷上升，尤其是對自然災害救濟費、弱勢群體社會福利補貼、社會保險基金的補助等。但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這一比例相對較低。一方面，民族自治地區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金比例與全國平均水平大致相當，2006年均約為3％，但是民族地區大多處于自然災害頻發和生態環境惡劣的西部。國家應加大對生態脆弱民族地區的撫恤和救濟資金；另一方面，民族自治地區社會保障補助支出比例低于全國，2006年民族地區為4％，全國為6％，這與民族地區城鎮化率較低有關。社會保障補助多是國家對城市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財政補貼，民族地區多為欠發達的農村地區，農村社會保障體系
很不完善，財政投入相應也較少。今后，在繼續完善城市社會保障的同時。中央和民族地方政府還要大力發展農村社會保障，徹底解決民族地區居民的吃飯、看病、養老等基本生存問題。
第五，行政管理費及其他支出所占比重持續下降，但基數太大。隨著經濟建設和社會公共事業的發展，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也不斷擴大，機構規模逐年膨脹。目前民族地區財政供養人員已過萬人，行政管理費居高不下。當然，這里統計的只是預算內的行政管理費，如果加上預算外的、未公開的行政管理開支，這個比重還會大大增加。民族地方政府應精簡機構編制，調減支出數量，提高運行效率。
三、少數民族地區財政支出的區域特征
由于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很大，因而也造成了地方間財政支出結構差異比較大。民族自治地區人均財政支出呈現如下區域特征：一是除廣西外，4個自治區財政支出遠高于其他自治地區。人均財政支出高達7454元、內蒙古達3395元、寧夏達3200元、新疆達3310元。二是中部民族地區的財政支出普遍低于東部沿海地區。如湖北省人均財政支出僅為1242元、湖南省為1190元，而東部沿海的廣東和浙江均接近2000元。三是西南民族地區的財政支出普遍低于西北。重慶市人均財政支出為1039元、貴州省為976元、云南省為1557元，西北最低的甘肅卻達到1845元。對比全國(2006年為2315元)，除四大自治區、吉林、浙江和四川外，其余13個民族地區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民族自治地區的財政支出總體上較少。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還是分稅制以來，民族地區地方財政收入太少，而中央轉移支付又多偏向四大自治區，限制了地方財政支出規模增長，也限制了政府刺激經濟、調節收入分配等職能。
從財政支出結構來看，民族自治地區呈現如下區域特征：第一，行政管理費及其他支出在地方財政支出中占有最大比重，均超過45％，反映民族地區的財政是“吃飯財政”。第二，除貴州外，基礎設施建設支出在西部地區的支出比重最高，如四川達到13％，寧夏達到20％，更高達29％；第三。支農支出在東部和中部相對較高，如浙江達到14％，湖南達到7％：第四，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金和社會保障補助支出在東北三省、湖南、海南相對較高，這些都是革命老區，如吉林達到15％，湖南達到10％。第四，社會文教科衛事業費在西北區比重較低，反映這些地區財政支出結構重基建、輕民生，仍然處于改造自然環境的社會發展狀態。
四、政策建議
當前民族自治地區財政改革取得了重大進展，財政收支逐年增加，但財政赤字持續擴大，相對財政支出普遍偏低，支出結構不合理，人均支出地區差距較大，財政支出對經濟貢獻不明顯等問題也日益突出。在上述分析的基礎上，這里提出若干改進和完善民族地區財政支出的對策建議。
(一)明晰民族地方政府財權與事權的劃分
財權與事權的不一致是分稅制以后的突出問題，為了使民族地方政府不會因為缺乏財力而使事權得不到有效落實，需要明確劃分民族地方政府財權與事權。一方面需要思考如何擴大地方財權。通過地方主體稅種的構建，適當增加民族地方政府在稅收立法、執法、司法上的一些權利，如賦予地方政府擴大資源稅的征收范圍和提高其比例的權利等，保證民族地區財力有一個穩定的來源。另一方面，減輕民族地區社會保障支出和高等教育支出的事權責任。
(二)改革中央對民族地區轉移支付方式
目前民族地區所獲得中央轉移支付雖多，卻大多是一般性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最具有靈活性的稅收返還卻很少。稅收返還主要受益者是東部發達省份，共獲得全部稅收返還的一半以上。這種狀況造成發達地區財政支出更為自主，民族地區則更多受到中央的影響。同時，財政部調查顯示：一般性轉移支付存在資金難以管理的問題：專項轉移支付也存在中央專項過多。項目交叉，透明度差，并且有些專項轉移支付要求地方配套資金等諸多問題和麻煩。因此，應改變目前稅收返還按收入來源地分配的局面，并實行公式化、透明化的轉移支付制度。
(三)合理優化民族地區財政支出結構
在繼續加大中央對民族自治地區的財政投資同時，民族地區財政支出結構需優化調整。一是退出一般競爭性領域，加大對基礎設施建設、社會公共事業的支持力度。二是充分認識農業在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戰略中的基礎地位，加強對農業的投人。三是加大人力資本投資，發展教育事業，四是在不影響經濟健康增長前提下，逐步增加社會保障支出，加強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五是精簡機構，扭轉行政管理費居高不下的局面。
(四)特殊民族地區應具有特殊的財政支出結構
民族地區內部的經濟發展差異較大。財政支出的經濟效益具有明顯的地區差異。前文分析發現，政府的基礎設施投入主要在西部民族區，支農支出主要在東部和中部民族區，社會科教文衛事業費在西北投入太少，這與民族自治地區千差萬別的自然和地理條件、迥異的社會和經濟狀況有關，所以在進行地方財政支出結構調整時，必須充分考慮各地區的實際情況。按照效率和公平原則，分別進行結構調整，不同地區區別對待。
第6篇：民族經濟政策范文
民族文化創意市場連接著業已存在的民族文化環境，相比于傳統的農產品市場、工業產品市場，具有更加錯綜復雜的市場關系。其市場特征體現出:(一)產品的新奇特征。文化創意本質是生產者和消費者適應新奇觀念的市場［4］，因此，新奇是民族文化產品成為民族文化創意產品的重要標志，是民族文化產品產生經濟效益的核心引擎，是民族文化創意產業形成的重要動力。對民族文化創意產品而言，不管該產品與歷史、社會以何種方式融合，與經濟、技術以何種方式結合，最后以何種形態出現，其本質上都體現出產品的新奇特征。而缺少新奇特征的民族文化創意產品，必然會導致市場的衰落與枯竭。(二)生產的合作創作特征。文化創意是文化和經濟的合作演化，因此，單純的文化創作或純粹的經濟行為，都不能完整表達文化創意的實質，或導致文化缺乏經濟活力，或導致經濟失去文化依托。基于此，民族文化創意的生產過程相比于一般產品的生產過程，更強調民族文化從業人與生產經營者的合作創造。通過合作創造，實現民族文化創意的美學價值、精神價值、社會價值、歷史價值和象征價值的經濟轉換，推進民族文化創意成為一個穩定的、具備自進化能力的高層次的文化與經濟融合的新奇系統。(三)消費的文化身份特征。消費者對民族文化創意產品的新奇進行消費，表面上是一種針對民族文化的消費活動，但從其消費偏好而言，反映出消費者的文化品位，從而本質上體現出消費者對自身潛在的文化身份的一種認同和追求［5］。這不同于一般意義的高檔產品消費。在高檔產品消費中，盡管消費者也體現出一種身份，但主要是基于經濟身份，具有炫耀性。而文化身份，是消費者對自身精神活動的一種追求，具有較強的隱秘性。這種對文化身份的消費，比炫耀性消費層次更高，是在工業文明基礎上發展出來的一種更高層次的文明。(四)價格的社會網絡特征。由于民族文化創意產品的新奇性，使得民族文化創意產品對消費者而言，具有更大的信息不對稱，其定價表現出更大的不確定性。但同時，由于文化創意的社會特質，使得民族文化創意產品的價格確定可以借助更加顯著的社會網絡實現。即是說，面對不確定的民族文化創意產品，消費者的選擇不僅僅取決于傳統的市場價格，更取決于復雜的社會系統中其他個體消費者的消費行為，從而使價格具有社會網絡特征［6］。(五)空間的體驗特征。產品的新奇特征，要求通過一定的體驗完成;消費的身份特征，也要依賴于個體行為與其他個體行為的相互體驗實現。因此，民族文化創意產品的市場空間，不僅僅是一般產品市場的簡單買賣空間，更應是適應文化創意的產品特征、考慮文化創意產品的體驗氛圍、滿足個體消費者互動需求的體驗性空間。通過體驗性空間，可以更好地實現消費者與產品、消費者與生產者、消費者之間的關系互動和相互認同，促進民族文化創意市場的發展和繁榮。
民族文化創意的融合機制
后福特經濟的一種發展景觀，就是以文化和創造力作為經濟發展的工具［7］，更密切地聯合其文化遺產，更重視民族和當地文化，以文化為基礎推動區域擴大和再生。基于此，在民族文化創意的實現機制上，體現出“舊瓶裝新酒”的融合思路。(一)文化與經濟的融合機制。在民族文化創意的實施和發展中，應充分考慮各地方的文化特征，這是文化創意的基礎，也是其差異性所在。必須重視不同民族文化的傳統價值，通過對民族文化的傳統價值進行充分挖掘、整理、提煉，以使民族文化創意產品具有鮮明的、獨特的文化特征。與此同時，民族文化創意雖然根植于文化，但更重要的是一種經濟活動，要求實現財富的增長。因此，必須按經濟規律進行民族文化生產，通過文化與經濟的結合機制，讓傳統文化的美學、精神、社會、歷史和象征等價值煥發出新奇特征和經濟活力，從而激發消費者的文化體驗需求，滿足消費者的文化身份主張，使民族文化實現合理和充分的經濟表達。(二)文化與技術的融合機制。民族文化創意以文化為基礎，但本質是一種創造性經濟和知識型經濟，因此，民族文化創意的生產過程也是民族文化和新技術應用的一種組合選擇。傳統的民族文化，要合理和充分實現其經濟表達，滿足現代社會更高層次的文明追求，將越來越依賴現代技術手段，通過信息處理、物質轉化、空間整合，使其多種價值得以充分和有機反映，使其新奇特征得以凸顯，使其經濟表達得到完整和準確呈現。但另一方面，雖然新技術是民族文化產業向民族文化創意產業轉型和發展的重要工具，但在具體的實踐中，不同的民族文化創意卻應該根據其文化資源的稟賦情況，選擇不同的、適宜的技術實現機制。如依托于勞動力資源的民族文化產品，可以選擇勞動與技術充分結合的技術實現機制;而依托于資本資源的民族文化產品，則可以選擇資本與技術的有機結合。(三)文化與社會的融合機制。由于消費者的文化身份特征、價格的社會網絡特征和空間的體驗特征，決定了民族文化創意離不開社會活動，離不開消費者與消費者間、消費者與生產者間以及消費者與各種中介組織間的社會交往。特別地，作為消費者的文化身份，本身也有一個喚醒、激發和培養的過程，而社會參與將是極其重要的實現途徑。因此，在民族文化創意發展中，建立消費者與消費者間、消費者與生產者間以及消費者與中介組織間的聯系機制，將降低文化創意市場各種主體的社會進入壁壘，促進文化與社會的充分融合，有利于文化創意的深入推進。(四)文化與空間的融合機制。從國際建設的成功經驗來看，基于前文化設施、前工業設施的文化創意再生計劃，由于更能結合城市規劃和多利益相關者，從而有著更強大的可行性［8］。因此，民族文化創意空間，應充分考慮原民族文化設施、廢棄的工業廠房，通過這些文化的延續性載體，借助政府的空間發展機制和經濟政策引導，促進舊的空間有機注入和展現現代文化創意元素，實現民族文化與民族地區廢舊空間的混合再生。也即是說，通過民族文化創意使民族地區的文化空間轉變為創意空間，使民族地區的廢舊空間再生出新奇空間，實現民族空間的財富增長效應。(五)文化與組織的融合機制。民族文化的創意過程，也是民族文化、民族藝術、民族遺產的知識連續、知識合成和知識創造的過程。為此，在民族文化產業向民族文化創意產業的轉化中，必須建立文化知識的建設性和創新性的連接機制，使文化專家、藝術家、企業家、技術專家、各種中介組織、具有創造活力的消費者建立廣泛而緊密的聯系，形成富有創造性的組織網絡。這一網絡，將對文化創意的資源開發、生產流程、技術配置、市場發展等問題充滿興趣，并能夠通過互動和合作，有效促進上述問題的解決。
民族文化創意的企業家行為
民族文化創意企業家是文化企業家中專注于民族文化創意的企業家群體。根據文化(創意)企業家的最新定義［9］，可以將其理解為民族文化變遷的人，他們通過組織民族文化資本、金融資本、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使民族文化與經濟獲得快樂結合、民族藝術家的夢想與企業家的冒險得到創新結合，在獲取個人收益的同時，有力地推進民族文化產業發展和民族地區國民收入增加。作為民族文化創意企業家，其行為具有四個結合:其一，文化行為與經濟行為結合。民族文化企業家具有文化與經濟結合的戰略理念，并致力于經濟上可持續的文化企業發展，因此，他們熟悉和熱愛民族文化，充滿夢想地去尋求和實現民族文化與商業經濟的充分結合。在他們身上，既有文化專家的身影，也有企業家的身份。其二，學習行為與創新行為結合。從民族文化轉換為民族經濟，是一種創造性的轉變。要完成這一轉變，民族文化創意企業家必須具有強烈的求知欲望，通過對文化知識和文化變遷、技術知識和技術變遷、管理知識和管理變遷等的持續學習和不懈關注，以創新性地獲取將民族文化轉換為民族經濟的解決思路。其三，組織行為與合作行為結合。由于民族文化創意的價值分布在文化、經濟、技術、社會等多個環節，因此，在文化創意的經濟活動中，民族文化創意企業家既要對存量的文化、金融、技術、社會、人力等資源進行有機的組織，又要積極探索與文化機構、經濟組織、科研機構、社會組織的增量合作，拓展和豐富新的文化資本、金融資本、技術資本、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其四，自利行為與他利行為結合。文化創意產業在組織上表現的社會網絡性、在空間上表現的混合再生性，決定了企業家在民族文化創意經濟活動中的財富獲取必然建立在自利與他利有機結合的基礎上。對民族文化創意的企業家而言，在實現生產者財富增加的同時增加消費者的價值，在增加新的就業機會的同時保留城市或社區舊的空間情結，在經濟得到發展的同時促進文化繁榮，將是符合文化創意產業特征、具備激勵兼容效應的可持續的行為選擇。
民族文化創意的產業發展
(一)民族文化遺產。民族文化遺產具有十分明顯的私人價值，這種私人價值一般通過民族文化遺產的門票得以體現。同時，民族文化遺產也具有顯著的公共價值，如Throsby［10］所說，作為身份符號的文化遺產，代表著一個民族的身份，告訴人們曾經發生的故事，有助于界定“我們是誰”，從而具有顯著的社會效益。此外，民族文化遺產除自身收益外，還帶動了旅游業、表演業、食品業、制造業等行業的發展，體現出明顯的國民經濟乘數效應，從而成為民族文化創意的重要產業。從供給而言，民族文化遺產的創意一般通過博物館的形式呈現。博物館主要有兩種類型，一種是所謂的巨星博物館，由于其較高的層次定位、較大的空間規模、較強的技術含量、較豐富的產品設計，使其遺產的美學意義、象征意義得到較充分的表達，從而成為民族地區或一座城市的重要標志。另一類是專業博物館，通常規模較小、投入成本較低，通過提供新奇、特殊的展覽而對社會產生一種新的吸引［11］。從需求而言，由于文化需求、休閑需求、收藏需求在人們生活中正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民族文化遺產博物館正成為人們旅游越來越重要的景點。這里，既有個人或家庭的文化愛好和休閑需求，也有企業和各種組織的文化和教育需求;既有社區的社會活動需求，也有對文化遺產感興趣的文物收藏家、文化經營者的經濟需求。從制度形式而言，民族文化遺產博物館既有公共的，也有私人的。但從國外的實際運行來看，很少有純粹的公共博物館或純粹的私人博物館，大多數都是公私合作的營運模式，通過混合的資金甚至混合的產權或混合的經營來實現。比如，幾乎所有的私人博物館都接受某種形式的政府補貼;而公共博物館也接受私人捐贈，通常捐贈者的捐款可以免稅［12］。從產業發展而言，民族文化遺產創意通常以民族文化遺產為內容，依托博物館這一載體，衍化和延伸民族文化遺產的產業鏈。比如，在民族文化遺產博物館提供免費參觀的同時，也可以利用民族文化遺產元素，通過公私合作經營，打造高文化品味、高技術含量的大型民族文化劇目，將民族文化遺產的美學價值、精神價值、社會價值、歷史價值和象征價值充分呈現給消費者，其所獲收益既實現了公私經營者的經濟發展需求，也實現了民族文化遺產的可持續保護、恢復和再利用的目標。(二)民族生態文化。反思工業發展，雖然繁榮了人們的經濟生活，卻也極大地導致了人類精神層面的俗化;雖然促進了資源的合理利用，卻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類生態環境的異化。在工業發展模式日益呈現邊際收益遞減甚至停滯的態勢下，對新的經濟增長模式的探索已刻不容緩。在此背景下，生態文化發展和民族生態文化創意就體現出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民族生態文化創意，意味著民族地區的環境資源和社會資源在生態經濟的視角下將得以嚴肅考慮，通過對民族地區的環境資源和社會資源進行整合，對現有的制度安排進行漸進性變革，以實現經濟上的邊際調整，使民族生態文化激發出綠色的經濟效益。從消費而言，一種生態效率的價值觀正日益融入人們的價值理念中。社會公眾和消費者對企業發展和區域發展的成效判斷，不再是單純的基于成本利益分析的貨幣效率，而是基于可持續發展的投入和產出。富有生態文化的產品、具有生態文化的企業、凸顯生態文化的地區，已經日益融入大眾消費體系，日漸為消費者所推崇和尊敬。可以預見，隨著低碳經濟的崛起，具有生態文化特點的消費必將成為國內的主流消費，而民族地區的生態文化具有天然的和顯然的比較優勢。從供給而言，在創意經濟下融入并突出民族生態文化的差異性，在經濟訴求中強化并蘊藏民族文化的生態美學價值、生態精神價值、生態社會價值、生態歷史價值和生態象征價值，將是民族生態文化創意企業的戰略選擇。比如，以民族生態飲食文化的開發而言，發達的制造設備和先進的生產技術通過日益廣泛的國際銷售網絡和國際技術擴散已越來越容易獲取，其設備和技術的進入壁壘已十分有限，而產品本身的差異化能力將日益凸顯其重要性。在這種背景下，民族生態飲食文化的創意就是要突出民族的生態性、突出地域的文化性，其供給過程就是體現民族生態文化的差異化過程，也是民族生態飲食文化的創意企業以一種及時和有效的方式，預計和回應全球消費者偏好的內在變化過程。從制度形式而言，民族生態文化創意是民族生態文化在市場和非市場的關系和活動中的一種平衡。單純的市場關系，在取得民族生態經濟收益的同時，可能極大地破壞民族生態文化本身，扭曲生態與經濟之間的關系，損害文化與經濟之間的和諧。比如，民族生態文化具有較明顯的公共產品特征，在沒有獲取民族地區居民充分認同和相互合作的情況下，單純的私人創意或廠商創意，必然難以獲取民族生態文化的社會環境和人文環境支持，從而制約私人或廠商的進一步發展。而單純的非市場關系，又因為遠離經濟因素而失去發展的活力，導致民族生態文化發展黯然失色。誠如S•Der-baum［13］所言，在可持續發展中，作為行動者的個體和組織的關系，既可能是市場關系中的一種，也可能是非市場關系中的一種。因此，民族生態文化創意應該在市場和非市場的關系和活動中獲取一種平衡，應該考慮合作，而不僅僅是排他性的競爭;應該考慮社區，而不僅僅是市場;應該考慮共同的產權，而不僅僅是私人產權。從產業發展而言，民族生態文化創意通常以民族生態文化為內容，依托民族生態環境，培育和發展民族生態文化的產業鏈。比如，在民族生態文化的開發中，可以發掘和延伸民族生態的器物文化、產品文化、生產文化、生活文化和精神文化，借助民族生態的特定環境，通過生態休閑、生態觀光、生態體驗，展現民族生態文化的美學價值、精神價值、社會價值、歷史價值和象征價值，使傳統生態的內涵和業態得到豐富和拓展，從而提高民族生態文化的經濟價值，推動民族生態向高級化發展，實現生態文化創意對民族地區的經濟促進和產業帶動。
民族文化創意的政策設計
第7篇：民族經濟政策范文
［作者］田貴義，男，貴州教育學院政治經濟系教師。
摘要：貧窮落后的貴州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實現歷史性跨越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和現實問題。本文從歷史性跨越的基本內涵入手，探索貴州民族地區實現歷史跨越的可行性以及實現歷史性跨越的途徑。
關鍵詞：歷史性跨越；民族地區；觀念；工業化；后發優勢
中圖分類號：F12047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6959(2006)03－0092－04
同志視察貴州時指出，貴州正面臨著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國家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寶貴機遇，努力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性跨越。對此，貴州上下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與震動。長期以邊遠、貧窮落后聞名于世的貴州，尤其是民族地區，能不能后來居上、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性跨越，是值得認真思考與研究的一個重要理論與現實問題。
一、“歷史性跨越”的基本內涵
歷史性跨越是指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發展主體通過發現并抓住發展機遇，借鑒成功經驗，通過觀念、技術、制度和管理創新，擴大比較優勢，使整個國民經濟在時間上和空間上加快發展進程，實現數量和質量的明顯提升和發展階段的跨越。歷史性跨越，意味著是一種快速度的發展，它要求在遵循發展規律的前提下，用盡可能短的時間達到目標；同時，歷史性跨越是一種高水平的發展，要在科技進步的推動下，努力實現產業、技術、質量、效益的新跨越；歷史性跨越是一種趕超先進的發展，要在提高綜合競爭力的前提下，縮小與發達地區的差距，甚至趕上和超過發達地區；歷史性跨越不僅是一種超常規的發展，而且也是一種非均衡的發展，即它不是全面、平行地推進，而是可以在不同的領域有先有后、有所側重；歷史性跨越是一種可持續的發展，要在經濟社會發展和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的情況下，提高可持續發展的能力，使經濟社會發展始終充滿生機和活力。
歷史性跨越又可以通過諸多方面的跨越式發展來實現。經濟發展是一個積累和進化的過程，由于受客觀規律的制約，各個發展階段一般是不能跨越和割裂的，但并不排除某些國家和地區在特定的條件下通過直接借助高新技術或其他優勢，在某些領域、產業或技術領域等方面實現戰略性突破，形成發展新亮點，從而實現跳躍式的發展，越過常規發展的某個階段和形態，提高整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水平。歷史上的英美、日本、亞洲“四小龍”、我國的珠江三角洲和蘇南地區等，都曾經有過這種跨越式發展的歷史。而且，20世紀中葉以后，隨著電力、電子、空間、生物、網絡等技術的發展推動，為自然條件差、經濟發展落后的地區實現跨越式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如美國的鹽湖城崛起于沙漠之中，印度的軟件業主要集中在中部高原地帶的斑加羅爾，芬蘭和愛爾蘭在過去歐洲經濟中是相對落后的國家，而現在芬蘭在通信、愛爾蘭在軟件產業領域都走在了世界前列。這些事例表明，在不斷加速的科技創新面前，落后地區有和先進地區近似的發展機會。
歷史性跨越既然是“歷史性”的，它就要經歷一個過程。實現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跨越，從總體小康到全面小康的跨越，縮小與發達地區的差距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而且不同的地區因其發展基礎條件不同，實現歷史性跨越的目標定位也不盡相同，既有總體目標，又有不同的階段性目標。
二、貴州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實現歷史性跨越的可行性
雖然由于歷史上開發較晚，自然環境條件較差等多方面的制約，貴州省經濟社會發展中還存在不少困難和問題，包括發展基礎條件較薄弱，生態環境比較脆弱，經濟結構還不合理，社會事業仍然落后，改革開放相對滯后，“三農”問題相當突出，與發達地區差距擴大的趨勢尚未扭轉等。但是，必須看到經過20多年改革開放的發展，尤其是西部大開發的實施和中央加大解決“三農”問題的一系列政策的有效實施，貴州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積累了一定的基礎和條件，蓄積了相應的力量，為在新的歷史時期實現跨越式發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礎。
1、黨和國家扶助政策的持續實施。上世紀末開始實施的西部大開發和長期以來實施的解決“三農”問題的政策不斷加大力度，民族地區將長期受益和獲得日益廣泛的積累。再加上建國后國家對民族地區實施的幫助發展、維護民族團結、繁榮民族經濟、提高民族文化等的民族發展政策，使得民族地區的經濟得到持續不斷的積累。
2、后發優勢潛力大。筆者認為民族地區的后發優勢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發展意識的后發優勢。民眾的發展意識是實現社會經濟發展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當人們沒有發展意識時，再好的機會也沒用處，他們只會安于現狀而不會去謀求發展。只有當人們普遍感到生存的危機和生存條件的差異后，才會表現出強烈的發展意識。依據后發優勢理論的解釋，發展意識主要是由經濟發展差距決定的，國家或地區間的差距越大，欠發達地區人民的發展意識越強烈。特別是隨著我國對內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以人員頻繁流動和媒體信息快速傳播為主要途徑，落后地區的民眾對區域經濟差距將有更多的感知與認識，這必將激發民族地區更加強烈的發展意識。
第二、發展理念的后發優勢。國際上先進國家和地區以及國內東部地區的發展歷程，為民族地區提供了大量可供學習、借鑒的理論成果和經驗教訓。這種發展理念方面的后發優勢，集中表現為民族地區各級政府、企業可以充分利用這些既有的理論成果，認真吸取先行者的經驗、教訓，制定更加合理的地區發展戰略，從而盡最大可能避免先進國家和地區曾經犯過的戰略錯誤，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發展過程中的風險成本，尤其是可以在總結東部地區經濟發展經驗的基礎上，制定更加有效的針對民族地區的經濟政策。
第三、制度方面的后發優勢。民族地區在體制改革、建立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時間起點與其他地區是一樣的。某種程度上還有獨特的先天性領先條件，如國有經濟比重小，使新的市場經濟體制能在較小國有制改革阻力的條件下加快建立和完善。
第四、技術方面的后發優勢。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和高新科技的迅猛發展，世界范圍內的技術變革不斷發生，現代科技已成為經濟發展的直接動力。隨著西部開發的深入，大量的資金和先進技術也會不斷滲入西部地區。由于西部整體技術水平較差，甚至在許多方面還存在著空白，技術改造的歷史成本相對較低，因此可以直接引進、學習國內外適用技術、先進技術，從而迅速提高自己的產業技術水平，進而在較高的技術起點上進行技術創新，實現產業技術的跨越。
3、自然生態保存相對完好。貴州自然資源稟賦得天獨厚，特別是民族地區許多地方還處于未開懇的處女地狀態，原汁原味的自然生態相對較完整地保存下來，再加上基本上屬于喀斯特地區，山、澗、洞、林齊備，生態旅游資源、生物資源、動物資源等豐富多彩，為生態產業的發展奠定了無可替代的自然物質基礎。由于天賦的喀斯特地形地貌，貴州到處都有奇山異水、森林草地，加之夏無酷暑、冬無嚴寒的溫和氣候，是最佳的人居環境和旅游勝地。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人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優越的人居環境和旅游勝地的價值越來越大。貴州的生物資源也十分豐富，由于氣候溫和，雨量充沛，具有亞熱帶氣候性質，適應絕大多數植物和動物的生長和繁殖。由于生物資源豐富和多樣，貴州適宜大力發展綠色農業、特色農業、立體農業。另外，貴州的礦產和水能資源也相當豐富。這些都是貴州未來經濟發展的重要資源。
4、以交通為重點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取得了突破性進展，為發展的跨越式突破提供了硬件條件。所有的民族自治州、相當部分自治縣都通鐵路，已經和將要開通高等級公路，長期制約貴州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得到很大改善，西南南下出海大通道基本貫通，綜合交通運輸體系加快形成，交通等公共基礎條件對經濟社會加快發展的支撐力明顯增強。
三、民族地區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途徑
面對跨越式發展的歷史機遇，民族地區必須找準自己的位置，迎頭趕上。錯過一次機遇，就會失去一個時代；抓住一次機遇，就會贏得一次跨越。實現歷史性跨越要結合民族地區的實際，用科學發展觀統領全局，遵循經濟發展規律，把歷史性跨越的要求貫穿于各項工作，貫穿于西部大開發、扶貧開發和經濟社會的各個方面，更要面向未來發展，把歷史性跨越的要求體現在新制定的“十一五”規劃和今后的發展部署中去，與三個文明建設、和諧社會建設緊密結合起來，使之健康推進。
1、進一步創新觀念，為實現“歷史性跨越”奠定思想基礎。觀念是先導，觀念的創新是實現歷史性跨越的前提。沒有觀念的創新，沒有普遍的社會心理氛圍，沒有變革現實的要求，沒有勇于改革的膽略，就談不上歷史性跨越。歷史性跨越是發展戰略的調整，是思維方式的轉變。實踐證明，每當社會孕育大變革、大發展時期，總是強烈呼喚思想解放和理論創新，而每一次的思想大解放和理論創新也總是帶來社會的大變革、大發展。基于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背景，民族地區必須樹立國際化的新思維，開拓國際視野，形成全新的發展理念，努力實現認識的新飛躍，把思想觀念提高到一個新的境界，與時俱進，推動跨越式發展。
2、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積極向中央爭取政策。民族地區長期處于落后狀態，發展民族地區經濟，國家政策的傾斜、優惠不可少。根據我國改革開放實行特區發展的成功經驗，應當對民族地區實行農業特區的政策，徹底放開社會資金投入行業與產品的限制，允許社會資金投入到教育、衛生、水、電、路等公共產品、基礎設施領域，實行特殊的稅費政策。而且民族地區如果沒有外來支持，僅靠自身發展難度極大。因此，要把黨和國家加大對民族地區的投入和支持政策落到實處。要進一步加大民族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生態環境建設的投入力度，幫助民族地區解決好行路難、飲水難、用電難、看病難、上學難等問題。
3、推進工業化為核心，實現現代經濟增長。工業化是現代化進程中不可逾越的發展階段，工業化進程滯后是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滯后的根本原因。工業基礎薄弱不僅導致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缺乏有力支撐，經濟增長乏力，而且導致農業向非農產業的轉化發生困難，限制了現代農業的發展和農民收入的進一步提高。因此，加快推進工業化進程是民族地區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必然選擇。當前尤其要搶抓世界產業轉移的戰略機遇，以科技創新為先導，加快培育有獨特優勢的產業群。第一，要調整主導產業發展方向。優先發展具有民族地區特色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迅速增加城鄉居民收入；積極發展知識（技術）密集、資本密集型產業，盡快促進工業結構調整優化，順利完成產業“轉換過程”。第二，要發展特色輕工業。以生物資源和旅游資源為基礎，以市場為導向，充分利用天然農牧產品資源優勢，采用先進技術，大力發展綠色食品工業和旅游紀念品、民族傳統手工藝品制作業，實施名牌戰略。依托中藥材基地建設，大力發展中藥產業，并給予政策和資金扶持。第三，建設國家水電能源基地和高耗能工業基地。抓住國家實施“西電東送”戰略的契機，積極發展水電工業，把民族地區建設成為我國的水電基地。同時，利用水能資源和礦產資源的聚合優勢，大力發展高耗能產業和特色電冶工業，把民族地區建成全國高耗能工業基地。高耗能工業要走規模化、集約化、知識化的路子，關小聯大，形成產業集團優勢去參與市場競爭，同時要注意保護生態環境，實行保護性開發礦產資源。要盡快建立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低成本和高產出、高效率、高潔凈、高價值的生產系統和經營管理系統，走開發與環保并舉的可持續發展道路。
4、加快和深化改革，建立高效政府，加速建立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民族地區要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按照現代市場經濟的要求，減少政府直接掌控的社會資源和市場資源的數量，降低對非政府職能所需的資源的控制程度。側重于對合法的民營資本、社會資本予以有效的保護、引導，創造趨于公平的社會環境、法治環境、提供法律、政治保障。
5、提高社會開放程度。封閉的社會環境阻隔了落后地區與發達地區之間人才、資金、技術、信息、管理等生產要素的交流。而沒有上述生產要素在兩地之間的充分流動，后發優勢就不能轉化為現實的發展優勢，甚至可能成為“后發劣勢"。因此，提高民族地區的社會開放程度是發揮后發優勢的重要條件之一。民族地區必須要大力營造開放的社會環境，提高社會開放程度。首先，確立以開放促發展、以發展求穩定的正確認識，強化開放意識。其次，積極制定有利于開放的各種制度和具體政策。再次，加強基礎設施的建設，為人們投資、商貿等經濟文化的交流提供更多更好的便利條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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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民族經濟政策范文
論文關鍵詞：國際，營銷，經濟全球化
1、20世紀90年代經濟全球化的興起和原因
1.1冷戰結束為經濟全球化的興起創造了政治和社會條件。
20世紀80年代，特別是90年代以來，完全意義上的經濟全球化，即涵蓋國際流通過程和國際生產過程，亦即世界經濟再生產過程的全球化日益興趣。其主要表現，即貿易全球化、投資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和跨國公司生產經營全球化，包括了國際流通過程和國際生產過程的全球化。
從根本上說，經濟全球化是商品經濟發展到資本主義階段，出現的國際分工和生產國際化發展的必然趨勢，是由資本向全球擴張來推動和發展的。20世紀80年代，特別是90年代以來，隨著國際分工和生產國際化的高度發展和產業資本向全球擴張（其具體表現是工業跨國公司的全球擴張），世界范圍內便興起了經濟全球化的浪潮。具體而言，90年代高新科技突飛猛進、國際分工深入發展、跨國公司的全球擴張、席卷全球的市場化改革和冷戰結束，為經濟全球化的快速發展創造了經濟、政治和社會條件。
1.2現代高新科技突飛猛進，推動現代生產力快速發展。
20世紀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以來，現代高科技取得一系列突破和進展，主要有信息技術、新材料技術、生物技術、空間技術、海洋技術等。隨著現代高科技日新月異的發展，從科學發明到技術創新再到生產中應用的周期大大縮短，幾乎是同步進行的，即所謂“科學－技術－生產”一體化，表明科技轉化為生產力的進程極為迅速。有關資料表明畢業論文的格式，科學研究的成果轉化為工業產品的周期，在18世紀約為100年，19世紀為50年，20世紀初期為30年，20世紀中期為10年，20世紀80年代以來高新技術產品的轉化周期已經縮短到5年以內。據發達國家的測算，手工業、傳統工業、高新技術產業的勞動生產率之比為1:10:100，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20世紀初占5%～20%，在50～60年代占50%，在80年代占60%～80%。現代高新科技的迅速發展和擴散，大大推動了生產力和世界貿易的發展。
1.3國際水平分工深入發展，加強了各國間經濟的相互依賴性。
國際水平分工是在第3次科技革命（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而現代高新技術的發展則進一步擴大和加深了國際水平分工。一般說來，當達國家之間、新興工業國之間在工業生產上的分工，屬于水平型國際分工。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在發展民族工業的過程中，也逐漸參與了工業生產的國際水平分工。例如，現代波音客機（約有450萬個零部件），就是建立在國際水平分工基礎上的高科技產品。有7個發達國家的1500家大企業和分布更多國家的1.5萬家（其中包括中國）中小企業參與協作制造龍源期刊。目前全球有40%的產品是由跨國公司生產的。國際水平分工是當代各國之間進行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基礎，是當代世界市場不斷發展和擴大的基礎，它將各國生產過程密切結合起來，使國民再生產過程向著國際再生產過程發展。這是20世紀90年代經濟全球化興起的根本原因和堅實基礎。
2.國際營銷對世界經濟的影響
2.1對世界經濟的影響
促進世界經濟增長。經濟全球化的本質或核心是生產要素和資源在全球的優化配置和使用，必然會促進世界生產力和世界經濟的增長。隨著現代科學和技術在世界范圍內的流動、轉移和擴散，會改造和優化生產力的各種要素，推動各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的發展。科技進步在今后世界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將越來越顯著，是世界經濟增長的根本源泉。各種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意味著世界生產力布局和產業結構隨之改革，使國際分工日趨合理，促進國際分工。各國經濟的市場化和國際化，推動統一的世界市場的形成和國際競爭的發展，優化世界資源的配置，可提高世界經濟的整體效率，還可優化國際經濟關系結構。
2.2推動世界經濟有序運行。
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各國的國民再生產過程向著國際再生產過程發展，從而要求生產要素和資源在各國之間進行合理配置，要求在國際范圍內按照經濟合理的的原則組織生產和經營，要求有關國家協調它們之間的生產和經營活動。但是，在當代這種再生產過程的國際化，又是建立在民族國家利益基礎上的。這樣，便產生了再生產國際化過程中的國際共同利益和民族國家利益的矛盾。正是為了緩解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的這種矛盾，于是，以國家和國際機構出面組織的國際經濟協調便應運而生。在當代世界經濟領域中，國際市場活動受到3種機制的調節：市場機制的自發調節；各國政府單獨制定的自主經濟政策和措施的調節；在國際協商基礎上若干國家政府的聯合調節，即國際經濟協調。在這3種調節機制中，國際經濟協調機制在當代世界經濟運行中具有重要地位畢業論文的格式，因為市場機制自發調節的缺陷需要國際協調機制予以矯正，而各國的調節政策也需要國際協調機制予以協調（如關稅政策的協調等）。國際經濟協調的核心和目標，是要調節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國際共同利益和民族國家利益的矛盾，實現世界經濟和各國經濟的有序運行，促進世界經濟和各國經濟的增長。由此可見，在當代國際經濟活動中，由于矛盾和利益同在、競爭和合作并存，而國際協調成功與否，則制約著各國經濟的興衰。
3.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國際營銷和國際經濟的發展趨勢和特點
3.1世界經濟進入全球競爭。
80年代以后，特別是9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正處在兩大潮流之中。一是現代高科枝的蓬勃發展，成為推動現代生產和現代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充分顯示出當代世界經濟競爭本質上是科學技術的競爭；二是世界各國，包括不同社會制度、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都在進行經濟結構調整、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以適應前一個潮流即現代高科技和現代生產力發展的需要。因此，冷戰結束以來，國際社會和各國政府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謀求高新技術的發展，特別是發達國家之間展開了一輪高科技發明權、領導權和控制權的爭奪戰。這都表明，80年代以后，特別是冷戰結束以來，世界各國相繼卷入了爭相發展高新技術的國際競爭的大潮之中。展望未來，21世紀上半葉這種國際競爭將會更加發展、深化和激烈。
3.2世界各國在競爭中求合作。
在國際競爭日益激烈的同時，各國在經濟上的相互依賴性和相互合作的關系也日趨增強。其根本原因是現代高科技、國際分工、生產國際化、產業的國際轉移的迅速發展。在國際分工日益發展和深化的基礎上，各國民族再生產過程日益向著國際再生產過程發展；同時，任何一國都不可能擁有發展本國經濟所需要的全部資源，不可能掌握所有的先進技術，也越來越難于壟斷技術，一國科技進步、經濟發展、生產要素配置越來越需要通過國際合作和國際交流才能實現。這就要求世界各國積極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按照比較優勢和比較利益原則來決定取舍，充分發揮國際分工和各國技術、經濟互補性的國際經濟效益。因此，在現代科技和國際分工深入發展的基礎上，各國之間的相互依賴性不斷加強；同時矛盾和利益同在，競爭和合作并存，而國際協調的成敗則制約著世界經濟的沖突和合作、停滯和發展。這可以說是當代和今后一段較長時期內國際經濟關系發展的基本趨勢和基本特征。
4.國際營銷對資本主義國家和發展中資本主義國家的影響
4.1 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發達國家和不發達國家
資本主義是一個世界體系。在這個體系中，資本主義各國處于不同的發展水平、階段和地位。發達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的劃分是這個體系的基本特征。從資本主義發展的幾百年歷史來看，發達國家只是極少數，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則處于不發達狀態。
根據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有關資料劃分，在現代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中，屬于發達國家（市場經濟工業國）的僅有22個：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亞、奧地利、比利時、丹麥、芬蘭、愛爾蘭、荷蘭、新西蘭、冰島、挪威、盧森堡、西斑牙、瑞典、瑞士、葡萄牙。而不發達國家則是原來經濟落后、現在正逐步發展（民族經濟）的國家，一般稱為發展中國家，其中絕大多數是過去受帝國主義統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屬國龍源期刊。據世界銀行有關資料統計，這類國家和地區共有160多個（社會主義國家包括在內）。
4.2 經濟全球化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影響
從一定意義上講，經濟全球化實際是市場經濟全球化。市場經濟是競爭型經濟，是利益和風險同在、機遇和挑戰并存的經濟。所以畢業論文的格式，從總體上看，全球化對世界各國發展經濟既帶來機遇，也帶來挑戰。全球化給各國帶來的共同機遇主要有：第一，提供了各國共同發展的機遇。因為全球化使商品、服務、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在全球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促進各國生產和經濟發展。第二，給各國提供了提高經濟效益的機遇。第三，給各國經濟體制趨同帶來了機遇。這是因為，全球化實際上是各國國內市場與世界市場接軌，建立能夠相互融合的市場經濟體制，促進各國共同發展。全球化帶來的共同挑戰主要有：第一，優勝劣敗的挑戰。既然全球化實際上是市場經濟全球化，也就是世界各國卷入和參與全球競爭的過程，有競爭就必然存在優勝劣汰的法則。第二，金融動蕩的挑戰。金融是國民經濟的神經中樞。經濟全球化的一個重要方面是金融全球化，是各國間的金融活動的關聯度日益密切，一旦某個國家金融市場出現問題，其他國家便會發生“多米諾骨牌效應”，導致區域性，乃至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
4.3 發達國家在貿易、投資、貨幣金融領域的斗爭與協調
發達國家間的經濟關系表現在很多方面，但主要是由貿易、投資、貨幣金融領域的關系構成。
投資領域的矛盾和競爭。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日本和歐共體之間在投資領域的矛盾和競爭日趨激烈，即所謂的“投資戰”。發達國家間的相互直接投資約占它們對外直接投資的80%左右，而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額約占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90%左右。由此可以看出，投資領域的矛盾和競爭主要在發達國家之間。
第9篇：民族經濟政策范文
自1998年始，我國經濟步入“買方市場”，有效需求不足，加上亞洲金融危機的外部因素，對外經濟合作難免受其影響，發展呈放慢態勢，存在的問題也日益暴露出來。下面我們就發展對外經濟合作的意義及其存在的問題作進一步闡述和分析，并對解決問題的思路作初步探索，以求有效促進對外經濟合作的發展，更好地發揮其對國民經濟的重要作用。
一、發展對外經濟合作的意義
1、對外經濟合作的含義及概況。對外經濟合作即國際經濟合作（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是指世界上不同主權國家政府、國際經濟組織和超國家界限的自然人與法人為了共同利益在生產領域和流通領域（側重于生產領域）內所進行的生產要素的國際移動與重新組合配置以及相互間經濟政策協調為主要內容的較長期的經濟協作活動。主要包括資本要素國際合作、技術要素國際合作和國際勞務合作。在我國對外承包工程和勞務輸出成為國際勞務合作的重要內容。
從七十年代末期起步始到目前為止外經企業已在180多個國家和地區開展過業務；業務領域涉及數十個基礎行業及高科技行業；對外提供的勞務也從過去單一的初級勞務為主發展到目前服務的初、中、高兼備，門類齊全的綜合勞務結構；截止1997年底，累計簽訂合同額716.93億美元，完成營業額482.37億美元，上交外匯額度3.7億美元,外派勞務人員154萬人次。經過多年的艱苦努力，外經企業經營業務水平不斷提高，規模不斷壯大，競爭實力不斷增強，國際地位不斷提高。到1998年已有23家中國外經企業榜上有名,躋身于世界承包商強手之林。
2、 發展對外經濟合作的意義
（1）對外經濟合作有助于發揮我國的勞動力資源優勢，解決國內就業問題。我國是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物力資源相對短缺的國家，發展對外經濟合作，有利于使我國豐富的勞動力資源與外國豐富的物力資源相結合，既有助于使勞務輸出與商品輸出共同發展，又可以促進國家間的共同發展。有助于解決我國的就業問題，截止1997年底，我國對外經濟合作外派勞務人員154萬人次，大大緩解就業矛盾。
（2）輸出勞務，創取外匯。以勞務輸出為主要內容的對外經濟合作由于不需要大量投資而能創匯，被譽為創匯的“黃金之路”。世界上許多國家，勞務外匯成為非貿易外匯的主要部分，使許多面臨貿易逆差的國家大大緩和或彌補了國際收支的不平衡。隨著對外經濟合作的發展，其創取的外匯占我國非貿易創匯的比重日趨增大，地位越來越高。
（3）能夠帶動我國的對外出口，促進相關產業的發展。對外經濟合作，直接輸出的是勞動力，由于這些勞動力熟悉或習慣于使用我國的產品，非常有利于帶動我國的出口，如承包工程勞務出口的發展，可使許多與工程建設項目有關的機器設備、材料等物質資料的出口被帶動起來。1998年國際工程承包帶動的國產設備和材料的出口7.59億美元。
（4）加強對外經濟合作有助于促進我國和其它國家的交流，發展對外友好友好關系。對外經濟合作，不僅是經濟方面的合作，而且還能促進不同國家間人民的了解和感情交流，增進友誼，促進相互援助，加強相互貿易合作。同時通過與東道國政府機構、有關企業和人民群眾在工作中的合作，增進了彼此的了解和友誼，促進了當地民族經濟的發展，加強了我國與東道國的經貿合作關系。
對外經濟合作在短短二十年里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具有重要的經濟意義，已是不爭的事實。但成績并不能掩蓋問題，對外經濟合作在發展過程中存在不少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1、對外經濟合作的市場不夠穩定，結構過于單一。一方面表現在市場不夠穩定，1998年新簽合同額1177323萬美元，比上年增長3.7%，落后于1997年的增長幅度6.8個百分點，呈放慢趨勢；另一方面市場結構單一，多集中在發展中國家，如亞洲、北非等地區，效益普遍不高，而發達國家如歐美日等國家的經濟合作由于技術要求較高，其市場難以打入。
2、投資管理不力，效益不夠理想。對外經濟合作企業“一業為主，多種經營”應該說這是一種好的經營戰略，但是現在有些公司隨意投資，到處撒錢，變成以多種經營為主，主業為輔的局面。由于多頭投資，資金分散，而且投資可行性研究不夠，致使大量資金沉淀，投資效益很不理想，甚至投資都難于收回。境外投資缺乏制約，管理混亂，也是效益不好的一個原因。個別企業由于經營管理不善，出現了巨額虧損。近幾年，外經企業營業額每年遞增都在10%以上，而當年利潤增長幅度都大大低于營業額增長幅度。甚至是負增長。外經企業1997年同1996年相比，資金投入增長了40%，但同期利潤不僅沒有增長，反而下降了。重規模、重速度、輕效益、輕管理的思想是造成這種結果的主要原因。有的外經企業由于一味追求經營規模的擴大，不考慮自己的資金實力和管理水平，多頭投資，造成資金愈發緊張和管理上的失控，導致發生項目巨額虧損。
3、資金問題制約著外經企業的進一步發展。當今國際承包市場競爭日趨激烈，業主條件越來越苛刻，帶資承包項目非常普遍，能為業主解決項目資金往往成為奪標的關鍵。目前外經企業資產負債率已達近73%。由于資金匱乏，導致外經企業不得不放棄許多很好的項目。外經企業資金緊張，從自身因素來分析，那就是有的企業內部資金調度不合理，占用不合理，導致資金周轉緩慢，甚至呆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