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比較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比較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比較范文
一、動態“新凱恩斯主義”的理論模型
(一)基本假設假定在一個包含中間廠商和最終廠商的摩擦經濟中，經濟行為的主體包括代表性消費者、廠商和政策主體。各自的經濟問題如下:1．消費者的經濟問題對于經濟系統中的代表性消費者，假定其效用函數為:其中:Ct代表消費者的實際消費，Nt代表勞動供給量，Mt/Pt代表持有貨幣給消費者帶來的經濟效用(Mt為名義貨幣供應量，Pt為總物價水平)。參數項中，σ為消費的風險厭惡系數，ψ為費里希勞動供給彈性的倒數，ξ為貨幣余額的替代彈性。此處的效用函數為可分離的形式。此時代表消費者的經濟問題為:2．廠商的經濟問題本文以動態“新凱恩斯主義”常用的Dixit和Stiglitz(1977)［23］壟斷競爭模型為基礎，將廠商分為中間廠商和最終廠商，其中中間廠商在壟斷競爭市場中面臨價格調整的壓力。對于最終產品廠商而言，其最終產品Yt需要通過中間產品Yt(j)形成。最終產品的生產過程為完全競爭的市場，參照Dixit和Stiglitz的基本設定，假定生產函數為:3．政策主體問題對于政策主體而言，假定其為一個多功能的“復合政府”，其經濟政策分為三個方面。一是貨幣政策的政策規則，具體規則可以分為兩大類。規則之一是擴展的Taylor(1993)利率規則。目前多數文獻認為該規則可以更好地刻畫中國貨幣政策實踐(如謝平和羅雄，2002;張屹山和張代強，2007;李成等，2010;鄭挺國和劉金全，2010;等)［26－29］，本文綜合相關文獻的研究，設定我國的貨幣政策規則如下:二是對“財政政策”規則的考慮。綜合各國政府的實踐，財政政策規則主要存在于表1所列示的幾種情形:由于我國中央地方財政關系尚未完全理順，因而各級政府主體的財政支出“決策運行模式”存在縱向、橫向間的差異性和政策實踐的復雜性，從而導致財政政策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定位也不盡相同。表1中gt為政府總公共支出Gt的對數化形式，后文線性化系統中的小寫形式同樣為其大寫形式的對數化表達。表1中“規則一”是較多文獻都會考慮的規則，如張杰平(2012)［4］、王文甫(2010)［7］;“規則二”是政府采取“相機抉擇”的形式;“規則三”是政府綜合“相機抉擇”與盯住“通貨膨脹”的形式，對此，張宇麟和昌忠澤(2008)［34］認為治理通貨膨脹應該重視財政政策的作用①亦即政府的總支出(包括總公共開支、當期債務還本付息支出和當期公眾持有的貨幣形式)等于政府的總收入，收入項目為政府發行的債務收入、總稅收收入和發行貨幣的收入。符號變量的含義同預算約束(2)中的結果。
(二)系統均衡問題對代表性消費者的基本問題進行優化求解，獲得消費者優化問題的一階條件。將具體的一階條件進行線性化。對于中間廠商而言，根據成本最小化的問題可以獲得廠商“價格總水平”的變動方程。其結果為:根據上述經濟系統的設定，可以對不同貨幣政策規則下的財政政策效應進行比較。
二、參數估計
(一)初步參數校準整個經濟系統中的內生變量包括:yt、bt、ct、kt、nt、πt、wt、pt、mt、it、Rkt、Tkt、at、gt、vt(替代變量包括t、zt)。該經濟系統中需要進行校準的參數包括:β、θ、σ、ψ、ξ、η、α、e、δ、εp、ρr、1、2、3、ρv、ρa、ρg、ρtk(替代參數包括Γ1、Γ2、Γ3、ρ)。對于系統的相關參數，根據歷年的名義利率水平設定主觀的貼現因子β為0.947;設定價格粘性程度θ為0.75;考慮到消費效應的對數形式并參考張衛平(2012)［3］的估計結論，本文對消費風險厭惡系數估計為1。對于費里希勞動供給彈性的倒數，同樣估計為1;將貨幣余額的替代彈性ξ取值為1;對于貨幣需求對利率的半彈性，借鑒張杰平(2012)［4］的結果估計為2.58;基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中的基礎數據，在對原始數據進行GDP價格指數調整、H－P濾波(獲得趨勢項)及時間序列回歸后，估計出資本的產出彈性α和政府支出的產出彈性e，取值為0.627和0.50。本文借鑒賈俊雪和郭慶旺(2012)的生產函數模式將政府支出直接納入產出函數估計相應的參數。進而本文資本的產出彈性α和政府支出的產出彈性e根據受約束的回歸方程(產出函數的對數化形式)進行計量回歸獲得;參考王文甫(2010)的估計結論，將不同商品的替代需求彈性εp取值為4.61。對于不同貨幣規則的估計系數，參照Zhang(2009)［36］采用GMM估計方法的結論以及張杰平(2012)［4］的結論，將貨幣政策規則的相關參數分別估計為0.75、2.6、0.4、0.6、0.51、0.8、1.5、0.75。對于非結構參數———技術進步、政府支出與收入稅的一階自回歸系數ρa、ρg和ρtk，在同一樣本數據下將其估計為0.60、0.61和0.556。具體參數的估計結果見表2。對于貨幣政策規則二中的參數選擇，同Zhang(2009)［36］GMM估計方法的結論和張杰平(2012)［4］的校準考慮，初步校準見表3。對于上述系統的線性化結果，還需估計的穩態值有:Tk、R、C/Y、K/Y、G/Y、b/Y、m/Y。對于宏觀稅負Tk，根據歷年總稅收數據和GDP數據估計出“平均稅負”，其他參數則通過一階系統的穩態值并結合初步的參數校準進行估計。
(二)“貝葉斯”參數估計對于上述參數校準的初步結果，本文采取不同于張佐敏(2013)、胡永剛和郭長林(2013)等的參數校準方法，而是對非結構參數通過“貝葉斯”估計方法進行再估計。在估計的過程中，采用馬爾科夫－蒙特卡洛模擬方法(MarkovChainMonteCarlo，MCMC)，基于MH算法隨機抽樣2萬次，并去掉前1萬次①。具體抽樣時，對每一個參數選擇一個標準的概率分布函數，然后根據參數的初始值和抽樣設定的次數進行統計抽樣，最后根據設定的接受概率(一般在0.2～0.5之間)獲得后驗的結果。而標準概率分布的選擇是根據參數的性質、取值范圍綜合判斷形成，方法參見Griffoli(2010)［37］的分析。在進行“貝葉斯”估計之后獲得檢驗多變量“收斂性”的統計量，結果如圖1所示。由圖1中的結果可知:在后期1萬次以后，曲線擬合較好，說明參數的“貝葉斯”估計結果整體性能較好。基于貝葉斯估計結果，可以比較不同貨幣政策規則下的財政政策效應，下文將分“同一”貨幣政策規則和“不同”貨幣政策規則兩種情況分別進行研究。
三、搭配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配合的經濟效應
基于上述“貝葉斯”估計的參數結果，本文通過Matlab的嵌套軟件包Dynare4．2．5進行數值分析。假定財政政策規則形成一個標準單位的沖擊(即假定財政支出增加1%)，其對于產出的影響結果如表4所示②。由表4中的結果可知:在貨幣“利率規則”之內，除規則四之外，不同的財政政策規則對于“經濟總產出”具有相似的經濟效應。政府增加公共開支在短期內會使總產出增加，并且在第二期旋即到達最大化。當然，財政支出增加1%，即期(隨后的第一期)的正向“擴張效應”相對較小，“規則一”下僅為0.0177%。這一結論不同于Christiano等(2011)財政政策乘數大于1的結論(名義利率的零約束下)。當然，從整個觀察期內的累計效應來看，就貨幣利率規則而言，財政政策“規則一”對于經濟產出的總彈性為0.3426，而其他規則二、三、五對于經濟產出的總彈性分別為0.2587、0.3120和0.3505，差距相對較小。在貨幣供應量規則之內，不同財政政策規則對于“經濟總產出”也具有相似的經濟效應，只是考慮“盯住債務”的“規則四”與其他略有不同。財政政策“規則四”對于宏觀經濟具有凱恩斯主義的“非線性”影響。由于貨幣政策規則組內的財政政策差異較小，此處以財政政策“規則三”為對象比較不同貨幣政策規則中的政策差異。限于篇幅，以經濟總產出Y、私人消費C、通貨膨脹效應π和債務水平B的響應為分析對象。四個宏觀變量的響應過程如圖2所示。在財政政策搭配貨幣“利率”規則時，財政政策的波動效應要小于其與“貨幣供應量規則”的搭配結果。在貨幣政策的利率規則下，財政支出增加1%，隨后其在第一期的產出“擴張效應”為0.0269%;而在貨幣供應量規則下，財政政策的即期正向“擴張效應”為0.0531%;在貨幣政策的利率規則下，財政政策“規則三”在觀察期內的總產出彈性為0.312，而在貨幣供應量規則中，財政政策“規則三”在觀察期內的總產出彈性為0.286。對于代表性消費者的消費而言，財政政策在不同的貨幣政策規則下對其影響過程存在差異，但均對私人消費產生了一定的“擠出效應”，并且擠出效應趨于穩態的時間遠遠大于產出，效應也較大。貨幣利率規則之下，財政政策的波動要小于其與“貨幣供應量規則”的搭配結果。在貨幣利率規則下，財政政策的總擠出效應為1.476%。就通貨膨脹而言，不同的貨幣政策規則之下，財政政策對其的影響過程與對私人消費的影響相似。貨幣利率規則下，財政政策的波動小于其與“貨幣供應量規則”的搭配結果。對于債務而言，不同的貨幣政策規則之下，財政政策對其的影響過程有很大差異。其中，在貨幣政策的利率規則中，財政政策開始擴張政府債務，但第三期之后債務水平開始逐漸下降并低于穩態水平，最后趨于穩定。在這一規則下財政政策使政府債務膨脹的最高水平達2.1688%(財政支出水平增加1%)。而在貨幣供應量規則中，擴張性財政政策在初期降低債務，但隨后即產生擴張效應，財政政策使得政府債務擴張的最高水平達3.743%。而結合貨幣政策的脈沖響應結果可發現，“利率沖擊”對于政府債務的控制影響比貨幣供應量規則更為顯著。針對上述不同“沖擊源”對于宏觀經濟波動的沖擊影響，表5將不同的財政搭配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照進行討論。由表5的結果可知:(1)無論是在“利率政策規則”還是在“貨幣供應量規則”之下，貨幣政策沖擊對于我國宏觀經濟的波動貢獻較大;(2)在同一貨幣政策規則下，財政政策是影響宏觀經濟波動的第三個主要貢獻源;(3)貨幣供應量規則與不同的財政政策搭配時，財政政策的經濟波動效應較大。這說明為降低公共支出對產出的波動影響，考慮由利率規則搭配財政政策較好。
四、結論
第2篇：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比較范文
[關鍵詞]財政政策 協調配合 思考
一、引言
隨著金融危機以及世界經濟增長的不斷減速以及影響,使得我國的經濟運行困難越發的凸顯,為了能夠切實的去解決好經濟發展過程當中的比較突出的矛盾和問題,必須應當將財政政策同貨幣政策進行適當的調配,將穩健的財政政策轉化成為積極地財政政策,相信只有這樣才能夠有效地將從緊的貨幣政策調節成為寬松并且適度的貨幣政策。
二、問題的提出
學者關于研究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必要性這方面,已經形成共識。國家宏觀調控的兩大重要政策工具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這二者雖然有區別,但是也必須協調配合。能夠提高宏觀調控的有效性,能夠實現經濟穩定發展的目標,這樣才能更好地維護我國在開放條件下的經濟利益,必須進一步加強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之間的協調關系。為了使政策搭配發揮其最大的合力,我認為在宏觀調控中應該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1.經濟運行的外部環境
我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隨著深入的改革開放,發生了深刻變化,從而對宏觀調控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要符合國際條約和慣例,則要結合國內和國際的形勢來考慮。要能更好地發揮兩政策配合的合力,則要及時調整宏觀經濟政策,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才能遵循市場經濟原則與全球化的發展規律,及時對國內外經濟形勢進行預測和分析。
2.微觀經濟基礎
不論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發揮作用的重要基礎是市場機制。市場機制和微觀經濟主體的反應決定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有效配合作用的發揮及效果的大小,而且要求其能夠做出理性的選擇通過市場和政府政策的變化。為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提供市場依托,則可以擴大企業債券發行規模,完善債券管理體制,才能加快發展債券市場,擴大直接融資規模和比重,構建多層次的金融市場體系。
3.運用財政、貨幣政策工具的組合
各個市場主體調整自己的行為可以根據央行的這個信號。如果一組政策力度不夠,想使得市場主體的投資行為變得越來越理性一些,還可再出一個信號或者說連續出一系列信號來讓企業調整。國家綜合運用財政貨幣政策工具,來調整經濟結構,使得能夠提高居民收入,促進企業的投資和消費,實現經濟平穩的發展,可以通過以下幾種方式:稅收、國債、財政補貼,財政支出、出口退稅、利率、匯率、信貸、窗口指導、存款準備金率、再貼現、公開市場業務等。所以宏觀調控頻繁采用的手段就是適時、適度地靈活多次地利用財政政策工具及貨幣政策工具的組合進行調控。
4.應當同其他的經濟政策相互配合
經濟的運行內外的環境一直在發生著變化,在經濟的運行過程中它的問題產生的因素也趨于復雜化,自然其解決的方式也就漸漸地趨于多元化了。這樣也就對政策有了新的要求,就是希望政策能夠同其他政策相互組合起來,從而來體現一種政府的合作的精神。通過這樣的一種政策合力的方式來實現宏觀調控最終達到預想的效果。
在這樣的開放型經濟的大前提之下,進出口的資金流動已然成為了影響國民經濟持續平穩發展的重要點,更使得宏觀經濟的運行更為復雜化。雖然這個時期的國際金融危機形勢緊迫,然而對實體經濟的沖擊仍舊在持續地加深著,因此,只需要我們靈活的去運用宏觀調控的手段,選擇一個能夠同其他政策相互配合的政策,從而實現一種政策的合力,那么相信我們的經濟必定是能夠呈穩步增長趨勢的。
三、對于目前我國的財政貨幣政策具體配合的相關建議
從總體上來分析近些年來我國的財政、貨幣政策由于協調配合良好,因為獲得了多方的發展,尤其是在兩大政策結合的階段都實施了一些比較有新意的安排,可以說這對我國經濟發展的穩步發展發揮了非常積極的作用,然而又因為受到多方的影響,使其配合之間仍舊存在著諸多的不足之處,下文就給予些許建議:
1.充分發揮貨幣政策在穩定總需求中的作用
應當進行適當的調低貨幣的供應增長量的預期值,時刻去優化信貸結構,合理地去將政策工具組合。應當考慮到讓匯率的政策發揮到更大的作用,并且應當將匯率進行一個適度的調整,要逐步地將人民幣升值壓力降到最低,并且同時還應當加強對國際資金流動的一個監管力度,要嚴格地把國外的短期投資流入控制好,以此來維護金融市場的穩定。
2.應當努力去完善財政政策
應當將財政政策的穩健取向同貨幣政策的從緊取向進行結合,從而減少赤字以及一般性的建設支出。要狠抓財政收入大幅增加的有力時機,從而來推進財稅體征的進一步改革,不斷去優化財政支出的結構,要不斷地加強公共財政的制度性的建設,從而縮小各個抵觸的基本的公共服務的差距,并且應當大力的去支持節能減排,加大現行轉移的制服力度。加快去研究并且應當建立起資源環境稅體系。
四、結束語
總而言之,在當今這樣一個比較復雜的宏觀經濟形勢之下,特別是在政策的選擇上面,更需要將各類的政策工具搭配著進行使用。應當去加強對結構調整以及社會發展事業的支持度,以此來減輕各級財政對基本建設項目的支持力度。
參考文獻:
第3篇：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比較范文
關鍵詞：歐元區；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協調機制
一、隨歐盟發展而發展的財政與貨幣政策協調機制
隨歐盟的發展，歐盟財政與貨幣協調機制的發展主要經歷了三個歷程。
1、《布魯塞爾條約》和西歐聯盟，這一時期為1948年到1957年。二戰后為了壓制德國和恢復歐洲諸國的國力，以法國牽頭成立了西歐聯盟和歐洲煤鋼共同體。這一時期出現了煤鋼兩種戰略資源的共同市場和軍事聯盟，經濟政策上的協調機制尚不存在。
2、《羅馬條約》和歐洲經濟共同體，這一時期為1957年到1992年。1957年時西歐六國在羅馬簽署條約成立了歐洲三大共同體：煤鋼、原子能與經濟共同體。直到1973年因為布雷頓森林體系尚運行完好，因此歐盟并沒有建立統一貨幣，一些貨幣上的協調制度只是為了讓共同市場運行更好。1986年歐盟通過了《單一歐洲法令》促進了全面的政治合作。這一時期出現了共同體內取消貿易壁壘、對外共同關稅、共同農業基金等協調機制。
3、《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和歐洲經濟貨幣聯盟，這一時期為1992年至今。1992年《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簽訂，歐洲三大共同體合作成為歐共體，歐共體內部實現商品、人員、勞務、資本的完全自由流動。1999年歐元開始運行，歐元區各國的貨幣政策協調達到最高水平（完全統一），財政政策協調機制也在《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和《穩定與增長公約》的規定原則之下建立起來。
二、歐元區財政與貨幣政策協調機制的框架闡述
1、貨幣政策協調機制框架
（1）機構體系：歐元區的貨幣政策以歐洲中央銀行體系為核心。歐洲中央銀行體系包括歐洲中央銀行（總部在德國法蘭克福）和歐元區各成員國中央銀行。歐洲中央銀行體系是歐元區貨幣政策的唯一決策者。
（2）法律體系：其法律依據為《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和《ESCB法令》。在相關法令的規定中，歐洲中央銀行擁有超越國家的獨立性。這種獨立性包括組織機構和人事、經濟、制定規章與執行、制訂貨幣政策四種。但制度上的一個缺點在于歐洲央行的主要責任性較弱，不受各國政府與歐洲議會的制約（但需要接受監督），中央銀行法不能在歐洲議會修改，否決機制沒有復審程序，決策層失誤沒有制裁規章。
（3）政策目標：歐洲央行體系的首要目標是保持物價穩定。具體說來目標任務是將歐元區消費者物價調和指數衡量的年均通脹率維持在2%并在中期得以維持，以及保證M3的4.5%年增長率。央行擁有公開市場操作、存貸款便利和最低處被要求三個貨幣政策工具。
2、歐元區共同財政
歐盟共同財政是由歐盟掌握的財政。共同財政的雛形始于煤鋼聯盟時期，在1963年開始實行的歐洲共同農業基金后開始成型。歐盟比較重視共同財政，在共同財政方面有比較嚴格的制度保證。
（1）機構體系：核心機構是歐盟委員會、歐盟財長理事會和歐洲議會。共同財政使用案首先由歐盟委員會討論起草，然后送交歐盟財長理事會討論審核，通過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決定是否通過。最后由歐洲議會對預案進行審查，提出建議并返回財長理事會。
（2）法律體系：其法律依據為《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和《穩定與增長公約》。兩份法令中規定共同財政有兩個來源：一是歐盟的自收入，包括對農產品的進口差價稅、糖稅、歐盟共同關稅。二是成員國的攤派，依各成員國的GDP比例進行攤派。
（3）政策目標：歐盟共同財政不必負擔社保和社會秩序維持的責任，所以歐盟共同財政主要用于反哺農業，主要包括農業補貼、農業指導和保障基金、漁業指導基金；其余的用于對外政策與活動、行政開支以及歐洲地區發展基金和歐洲社會基金。
3、財政政策協調機制框架
因為歐盟共同財政預算往往不到歐盟總GDP的2%，無法有效發揮其自動穩定器的作用，因此歐盟的財政政策還是以各成員國的自主政策為主。
（1）機構體系：歐盟的財政政策主要由三個機構負責協調：歐盟委員會、歐盟財長理事會、歐洲議會。其中歐盟委員會負責起草法令，對各成員國進行監督與評估；歐盟財長理事會由歐盟各國財政部長組成，負責協調各國經濟政策和財政預算；歐洲議會負責整體監督和提供咨詢。其中歐盟委員會和歐洲議會是超國家的覆蓋全歐盟的政治組織，監管和協調財政政策只是其功能之一。
（2）法律體系：歐盟財政政策約束條款主要寫在《馬斯特里赫特條約》中。約束包括三個要素：財政紀律、自和協調。具體目標任務有如下幾點：
規定各成員國預算或實際財政赤字不得超過當年GDP的3%；政府債務不得超過當年GDP的60%；禁止金融機構或央行對政府赤字融資；禁止歐盟機構或成員國為其他成員國的債務承擔責任；所有財政政策的制定執行都應該建立在維持物價穩定的基礎上。
保證約束的工具主要寫在《穩定與增長公約》中。具體包括如下幾點：各成員國財政政策應該收支平衡或略有盈余；遇到非正常情況觸發豁免程序后各成員國應該盡快恢復《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所規定的正常情況；超過赤字會受到歐盟財長理事會的勸告，必須在四個月內采取措施。如一年內未能糾正過度赤字，則需繳納保證金，其額度由固定和浮動保證金兩部分決定。固定部分為GDP的0.2%。浮動部分為當年赤字超出GDP3%馬約要求部分的10%。如果兩年后仍然沒有消除超額赤字則將保證金無息沒收并在未超標國家間分配；采用趨同的稅制和稅率。
4、歐盟各成員國經濟政策協調機制補充
歐盟成員國間的經濟政策協調還主要通過如下幾個途徑：
（1）條款約束。1993年生效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和1997年生效的《穩定與增長公約》規定了歐盟財政政策的基本規則。
（2）共同指導。每年六月歐盟財長理事會起草和歐盟理事會簽署的總體經濟政策指導原則發表，并在再六個月后由專門委員會發表執行報告。該指導原則用于為歐盟各國提供主要宏觀經濟政策的指導。
（3）歐元小組。這是歐元區國家間組織的非正式的財政政策協調論壇。四，其他途徑。
（4）其他途徑。除此三大途徑之外，還包括信息交流、政策對話、多邊監督、正式勸告與制裁等等協調途徑。主要負責經濟政策協調的機構是歐盟財長理事會、歐元小組、經濟與財政委員會、歐盟永久代表委員會以及總體經濟政策指導委員會等。
三、歐元區經濟政策的協調機制分析
1、歐元區各成員國的經濟差異分析
隨著歐盟幾十年的發展，歐盟各國特別是歐元區各成員國間的經濟進一步相關，經濟趨同性加強。但各國因歷史、文化與傳統政治勢力等原因還是存在著很多差異：例如國土面積、資源存量、政策偏好、法律體系、市場結構與勞動力制度等。例如在歐元啟動的前一年1998年，歐元區十一國中的六國宏觀經濟指標如下：
表中選取了當時歐元區十一國中GDP排名正數前三與倒數前三的六國。從表格中我們可以看出，盡管為了加入歐元區和達到《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要求各國付出了巨大努力，但仍然差異明顯。表外國家例如西班牙的失業率更是高達18.9%，為全歐元區成員國中最高，明顯高于歐元區平均的11%水平。
在歐元正式啟動后，歐元區各國的GDP增長和通脹率仍然存在著顯著差別。以1999～2000年的平均GDP增長率來說，愛爾蘭為歐元區最高，高達7.2%；而意大利則是―0.7%。通脹率方面，西班牙為全歐元區最高，為0.7%；而希臘則是―1.8%。
根據默斯等人針對1971～2000年間歐元區各國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的研究，他們指出，歐元區各國經濟增長的推力不同。一些國家由非對稱性沖擊推動增長，而令一些國家則由通貨膨脹推動增長。而非對稱性沖擊對歐元區中的小國造成了更嚴重的影響。
以上數據和分析說明，歐元區各成員國的差異很大。這種差異將導致各成員國間的政策產生溢出效應。而從目前歐元區政策協調機制的框架來看，溢出效應包括如下兩種：一是一元的貨幣政策在不同成員國之間因傳導機制差異而引出的溢出效應；二是多元的財政政策會對其他成員國產生溢出效應。
2、一元貨幣政策的溢出效應
（1）一元貨幣政策溢出效應的來源
貨幣政策影響經濟運行的過程是首先影響利率，然后通過利率影響總需求。但不同國家的資本市場不盡相同，同樣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可能引起各國貸款利率和資產購買的不同調整。而歐元整體利率的變化將嚴重影響歐元區中部分開放度較高的國家，對那些開放度較低的國家則影響較小。
貨幣政策的傳導速度也會因各國的具體情況不同而有差別。
（2）一元貨幣政策溢出效應的具體表現
根據IMF的一項研究表明，歐元區國家可分為兩組。第一組以比利時、德國、芬蘭和奧地利為代表，歐洲央行的利率政策對經濟運行開始發揮效果需要三年左右，但能起到預期效果。第二組以法國、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為代表，起效時間在一年左右，但只能起到預期一半的效果。
而在銀行貸款政策方面，也可分為兩組；第一組以法國、德國為代表，因為長期以來這些國家以長期貸款為主，因此投資受利率影響較小，歐洲央行的利率政策對其影響也較小。第二組以意大利、奧地利等國為代表，與第一組情況相反。
歐元整體利率匯率的變化，對愛爾蘭和比利時這些歐元區開放度最高的國家將起到較大的影響。而對德國、法國等影響則沒有這么大。
（3）降低一元貨幣政策溢出效應的實踐
因為一元貨幣政策有溢出效應，所以如何考慮公平，不讓歐元區整體貨幣政策成為僅服務于少數幾個大國的工具，并且要盡可能的破壞一元貨幣政策溢出效應的傳導就成了歐洲央行制定貨幣政策時的主要考慮點。歐元區共同財政作用相當有限，無法配合貨幣政策，因此貨幣政策還是能夠調整歐元區整體經濟運行的唯一工具。
歐洲央行實行的戰略被稱為“穩定導向型貨幣政策戰略”。其具體含義是指，綜合運用貨幣目標控制和直接通貨膨脹控制，以達到最大程度的貨幣政策有效性、透明度、明確性，使其既具有前瞻性，又保持對過去成功的貨幣政策戰略的連續性。在這一戰略下，其貨幣政策最高目標就是《馬斯特里赫特條約》中規定的“維護價格穩定”。貨幣政策溢出效應的傳導機制也被有效破壞。
歐元運行以來，歐元區各國面臨的外匯市場與匯率的不確定性都有效減低了。歐洲央行的貨幣政策穩定了物價，配合歐元區共同市場的其他政策，使收入機制、利率機制和相對價格機制這三大溢出效應傳導機制都被有效遏制，歐元區各國的經濟趨同性不斷加深。
3、多元財政政策的溢出效應
（1）財政政策溢出效應的危害
對歐元區來說，財政政策的溢出效應主要有如下幾個危害：
①影響跨國界資源配置效率。這是指在歐元區的共同市場建立后，資源和勞動力流動取消壁壘，歐元區各國將重新面臨兩大壓力：公共產品供給與稅源爭奪。稅收將成為歐元區內影響跨國界資源配置效率的最主要因素，為了爭奪一些優良稅源，可能引起一些國家的惡性稅收競爭。
②會干擾中央銀行對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和《穩定與增長公約》已經明確規定禁止赤字融資，這就使得不少政府可能會在已有負債率的情況下采取緊縮財政政策或向央行提出實行擴張貨幣政策的要求，從而扭曲信息并干擾歐洲央行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行。
③威脅歐元區的穩定。在各國財政政策受到掣肘的情況下，如果歐洲央行出手調整貨幣政策，因為貨幣政策的溢出效應對不同國家將產生不同影響。這時，沒有收到希望效果的一些成員國可能有退出歐元區的危機和壓力，將會對歐元區的穩定性造成很大的影響。
④溢出效應影響財政政策的最終效果。在歐元區貨幣政策一體化的背景下，財政政策缺少了貨幣政策的配合，其溢出效應被放大。而這種負溢出效應最終甚至將抵消甚至超過財政政策本身的正面效應。
（2）歐盟應對財政政策溢出效應的實踐
歐盟關于財政政策的約束條款主要寫在1993年生效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和1997年生效的《穩定與增長公約》中。
《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主要目標是通過對成員國財政政策的約束實現歐洲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減少其貨幣政策來自債務救援方面的壓力。但是《馬斯特里赫特條約》一方面有著嚴格的數量要求，另一方面卻在文字上比較含混，使這個財政政策協調機制的可信度受到了懷疑。
《穩定與增長公約》是由德國財長魏格爾在1995年建議設立的，是《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補足，提出在滿足其條件后應該繼續嚴格執行其標準要求。其主要目的是進一步穩定價格穩定和對各成員國的財政政策給出預防和指導。
4、歐元區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互作用
第4篇：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比較范文
【關鍵詞】歐洲貨幣聯盟 歐債危機 貨幣政策 財政政策
歐洲債務危機的爆發引發了人們對歐洲貨幣聯盟的深入思考。從政策層面上看，是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存在的一些事前隱患導致了歐債危機的爆發，而歐盟目前也只能采取一些事后措施來補救。歐洲貨幣聯盟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從制定到爆發危機到實施改革的發展歷程，可以為當下熱議的中國-東盟貨幣合作項目提供豐富的經驗教訓。本文就將從歐債危機的視角來探析歐洲貨幣聯盟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
一、歐債危機前歐洲貨幣聯盟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從1999年歐元誕生到歐洲債務危機爆發之前，歐洲貨幣聯盟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主要是由《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和《穩定與增長公約》來規定的。
（一）貨幣政策
歐洲貨幣機構對貨幣政策策略的定義是“中央銀行決定如何實現其最終目標，即價格穩定所遵循的一套程序”。[1]可以看出兩點：貨幣政策是由歐洲中央銀行制定和實施的；價格穩定作為最重要的貨幣政策目標，其地位是既定的。[2]
歐洲貨幣聯盟相比于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貨幣聯盟，一個重要的區別是建成了一個統一的、超國家中央銀行。《馬斯特里赫特條約》（以下簡稱“《馬約》”）和《歐洲中央銀行體系與歐洲中央銀行章程》（以下簡稱“《章程》”）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了歐洲中央銀行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合法性。歐洲中央銀行獨立地發行區內統一的貨幣——歐元，并在全區內自由流通和使用。
盡管貨幣政策的目標有很多個，但《馬約》規定了歐洲中央銀行體系貨幣政策的首要目標是維護物價穩定，即“在不妨礙穩定價格目標的前提下，歐洲中央銀行體系應該支持在共同體的總體經濟政策，以期對實現第2條所制定的共同體目標做出貢獻”。[3]
針對貨幣政策中的信貸政策，歐盟公約還規定了“不救助條款”：1.禁止歐盟機構或其他成員國為任何一個成員的財政承諾承擔責任；2.禁止歐洲中央銀行體系直接為成員國政府的預算赤字提供融資。[4]
（二）財政政策
歐洲貨幣聯盟的財政政策主要由《馬約》和《穩定與增長公約》中的相關規定來約束。
《馬約》對成員國進入貨幣聯盟的最后階段時規定了四項“入盟條件”，體現了一種相對嚴格的數量要求，但其中仍然存在著較大的靈活性：第一，財政赤字不應超過年度國內生產總值的3%，如有超過則應保證該比例持續地、令人滿意地向參考值靠攏，或者赤字比例的突破只是暫時的、偶然的；第二，累積債務不應超過年度國內生產總值的60%，除非超過的債務正以令人滿意的速度減少，向參考值靠攏[5]。可以看到，諸如“令人滿意地”、“暫時的、偶然的”等措辭都極為含糊。
正是由于《馬約》的規定在理解和解釋上比較模糊，靈活性強，約束力不夠，才有了《穩定與增長公約》的出臺。《穩定與增長公約》主要是對不履行《馬約》的成員國規定了具體的處罰措施：凡公共赤字超過規定標準的國家，如不按期糾正，需加納無息儲備金，一定期限后，仍不能達標的，儲備金將被作為罰款予以沒收。《穩定與增長公約》同時還規定了一些免于處罰的特殊情況，然而德國總理在當時的《金融時報》上宣稱不會讓“布魯塞爾”來支配其財政政策，公然違背《穩定與增長公約》，隨后，法國、意大利、希臘這幾個歐洲經濟大國也加入其行列，使得《公約》執行起來相當困難。
二、歐洲貨幣聯盟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存在的隱患
歐洲貨幣聯盟成立時，各國便有不同的立場和觀點，其所推行的各項政策也是在多方爭執中妥協的產物，故而不可能盡善盡美，存在的隱患和問題也是顯而易見的，即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不對稱性，這種不對稱性將是誘發危機的根源：
（一）政策的不對稱性導致政府過度赤字化傾向
歐洲貨幣聯盟實行的是統一的貨幣政策，由歐洲中央銀行集中管理；但是財政政策卻不統一，各成員國保持財政自。“在設計歐洲經濟與貨幣聯盟中的財政機制時所面臨的主要挑戰在于：自主性、約束性與協調性三者之間尋求一種適當的組合。”“財政自主性和靈活性的要求源于成員國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兩項政策工具的喪失，歐洲經貨聯盟事實上對成員國運用財政政策來針對國別沖擊而實現短期穩定和中期調整提出了新的要求”[6]。這樣看來，當個別成員國遭受不利沖擊時，由于貨幣政策不能自主決定，該國就只能運用財政政策，通過擴大財政赤字來緩解不利沖擊的影響。《馬約》雖然規定了3%和60%具體的“入盟條件”，但處罰措施較輕且多流于形式，雖然歐盟內部有大部分國家達不到這兩個硬性指標，但也仍未見有任何處罰。大國違反《穩定與增長公約》讓人們覺得“小”國家必須嚴格遵守規定，而“大”國家則可以有例外，故而其規定難以實行[7]。在如此寬松的財政約束政策之下，道德風險隨之增加，各國很可能選擇過度赤字來轉嫁稅務負擔。到2009年希臘債務危機爆發時，其財政赤字占GDP的比值高達12.7%，公共累積債務占GDP的比重為113%，遠超過3%和60%的上限。與此同時，愛爾蘭、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赤字比重均超過8%，而意大利的累積債務比重更是高達115%。
（二）過度赤字的財政政策產生的“外部不經濟”
成員國財政政策的過度寬松還會在聯盟內部產生不利的“溢出效應”，即外部不經濟。一旦個別成員國負債過高，歐洲中央銀行在制定和執行其貨幣政策時就會面臨壓力，從而很難堅定地貫徹其既定的貨幣政策。如果歐洲中央銀行體系無視個別成員國的財政狀況而堅定地執行其既定的貨幣政策，個別成員國的“資不抵債”就會成為一種“共同關心的事務”，因為個別成員國財政與金融狀況的惡化會引發聯盟內部的金融危機。
霍爾伍德與麥克唐納[8]也指出，一旦區域內某國由于經濟蕭條而采取擴展性財政政策，比如政府以債務形式融資，不僅會帶動該國國內的總需求，也會帶動整個區域內的需求量，引發區域內的通貨膨脹。而這種財政赤字還會使市場利率上升，緊隨其后的“溢出效應”就是區域內的匯率上升和出口下降。
三、針對歐債危機暴露的政策弊端，歐盟積極推進順應形勢的改革
2009年，希臘宣布國債高達3000億歐元之后，歐洲債務危機便以希臘為導火索逐漸拉開了序幕。整個歐元區深陷泥潭，歐元前景堪憂。由于歐元區之前明文規定了“不救助條款”，導致了危機救助方案的延緩出臺，引發了危機傳染效應。為了有效化解危機，歐盟各國推出了一系列危機救助的新機制，主要通過EFSF、ESM、IMF這三個機構組成了一個危機救助體系，保障歐洲金融穩定。
（一）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
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是歐元區17個成員國于2010年5月9日創立的由歐元區成員國共同擁有的一家公司。其主要職責是以歐元區成員國的信用作為抵押發行債券融資并向申請援助并得到批準的歐元區成員國提供緊急貸款。2010年5月歐盟出臺了危機救助應急方案，共有7500億歐元的貸款，其中，EFSF承擔了其核心部分，即4400億歐元的貸款。但EFSF存在到期日，即2013年6月30日為到期日。[9]
（二）歐洲穩定機制（ESM）
為了解決EFSF存在到期日的問題，歐盟決定于2012年3月14日創立一個永久性的危機救助機制，即歐洲穩定機制（ESM）。ESM將在2013年取代EFSF成為歐元區常設救援基金，來維護歐元區的金融穩定。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樣，當其成員國市場融資的正常途徑受阻，或面臨受阻的風險時，ESM將為其成員國提供金融穩定的支持。各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都表示，ESM將和IMF類似享受優先債權人地位，但若兩者同時介入，IMF將享有高于ESM的債權人地位。
（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在1944年7月的布雷頓森林會議上，西方主要國家的代表聯合簽訂了《國際貨幣基金協定》。1945年12月27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應運而生。它與世界銀行（WBG）并列為世界兩大金融機構之一，主要負責監督匯率波動情況和各國的貿易情況、必要時提供技術和資金協助，確保全球金融制度正常運作。這次歐債危機爆發后，許多救助方案都是IMF與歐盟聯合出臺的，IMF在這次危機救助中起到了一個中流砥柱的作用。
（四）應對危機的金融安全網的初步形成
歐債危機爆發后，歐盟和IMF聯合出臺了兩大救助方案：一是向希臘政府提供1100億歐元的貸款，800億歐元由歐元區其他國家分攤；300億歐元由IMF提供。二是籌集一個規模高達7500億歐元的安全資金：2500億歐元由IMF提供；4400億歐元由EFSF提供；600億歐元由ESM提供。此后又推出了一系列危機救助方案。但始終是EFSF、ESM、IMF發揮主要作用，這三個機構共同構成了一個金融安全網，暫且不目前其作用發揮的成效如何，至少歐元區的危機管理框架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也是一種進步。畢竟都是一些事后補救措施，效果也需要經歷時間的檢驗，但有一點可以確信：歐洲貨幣聯盟將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致力于危機管理體系的完善。
四、對中國-東盟推進區域貨幣合作的啟示
歐洲貨幣聯盟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從制定到暴露問題到解決問題，經歷的這一系列過程很值得我們去思考。尤其是在目前我國呼吁深化中國-東盟區域貨幣合作的背景之下。歐洲貨幣聯盟的經驗和教訓可以給我們建立貨幣合作區域提供一定的指導和參考。
（一）財政政策需要與貨幣政策相一致
這次歐債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歐洲貨幣聯盟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不協調，即一體化管理的貨幣政策和分散化管理的財政政策相沖突。中國-東盟的區域貨幣合作就必須避免這一點，盡量做到貨幣與財政政策的協調一致。要想保持這種一致性的最大障礙是各國必須放棄各自的政治，但這在中國-東盟地區顯然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建立一個集中的猶如財政聯邦制的控制中心倒是一個很好的選擇。早在1977年的歐洲委員會上，Mac Dougan Report就提及“一個可行的財政聯邦制的建立需要各國GNP的5%作為公共預算”[10]。中國-東盟可以借鑒上述觀點，各自出繳GDP的5%作為公共預算，形成一個類似于中央財政體系的制度安排。平時，各國可以保持較高的財政自，只有當區域內某個國家發生危機時，才動用這個中央財政體系，利用其公共預算部分，制定統一的財政政策來配合統一的貨幣政策，用于對抗區域內的非對稱性經濟沖擊。但是這種安排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一致性，并不能實現這兩種政策工具的完全協調。
（二）需要建立一個保障金融穩定的危機救助體系
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不能取得完全一致的情況下，危機還是有可能發生，所以必須建立起區域危機救助與資金融通機制，能夠在成員國發生危機時提供足夠的流動性支持。對此，可以在成員國之間成立一個“中國-東盟債券市場”，一個健全的區域性債券市場可以為政府與私人投資者提供一種高效便捷的直接融資渠道，既能避免區內閑置資金外流，又能在危機時提供足夠的流動性支持，不至于產生資金鏈斷裂的情況。只有融資渠道的健全才能從根本上遏制金融危機。
中國及東盟各國的外匯儲備資源是比較充足的；另外，表一顯示各國居民儲蓄率也相對較高，中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的居民儲蓄率甚至位居世界前列：
各國的國家外匯儲備和居民儲蓄若能有序地流入債券市場，那么“中國-東盟債券市場”將會有廣闊的發展空間。另一方面，正是因為金融市場不夠健全，才有了較高的外匯儲備和儲蓄率，這些資金的投資需求更需要一個安全的債券市場來進行投資和融資。也就是說，建立一個“中國-東盟債券市場”不僅具備現實的資源，而且還順應了各方的利益需求。
中國—東盟區域貨幣合作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制定方面可以借鑒歐洲貨幣聯盟的相關經驗與教訓，努力保持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一致、努力建立一個保障金融穩定的危機救助體系，相信其今后一定會有更大的作為和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參考文獻
[1]The Songle Monetary Policy in Stage Three，Elements of the Monetary Policy Strategy of the ESCR[M]. European Monetary Institute. 1997.
[2]Otmar Issing，Vitor Gaspar，Ignazio Angeloni，Oreste Tristani.Monetary Policy in the Euro Area Strategy and Decision-Making at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3]陳衛東、李靖堃.歐洲聯盟條約[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02.
[4]Johan Van Overtveldt.The End of The Euro，The uneasy future of the European Union[M].Agate Publishing，Incorporated.2011.
[5]李卓.歐洲貨幣一體化的理論與實踐[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
[6]駱傳朋.歐盟的財政約束及其所面臨的挑戰[J].經濟評論，2005，（1）.
[7]Otmar Issing.The Birth of the Euro[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8]保羅·霍爾伍德、羅納德·麥克唐.國際貨幣與金融[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
[9]金圣榮.歐元大崩潰——債務危機引發的歐洲經濟大衰退[M].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2010.
[10]宋瑋、楊偉國.論歐元區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不對稱結構[J].歐洲，2002，（1）：44-51.
第5篇：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比較范文
這樣一個戰略會呈現怎樣的面貌,相關政策時間和力度上應如何配合?對此,記者采訪了渣打銀行大中華區研究主管王志浩、中央財大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發改委經濟研究所經濟運行與發展研究室主任王小廣、社科院財貿所研究員楊志勇四位學者,共同構想未來刺激政策退出時的可能圖景。
經濟恢復達成共識
從前兩個月各項宏觀數據看,經濟已經有了強勁回升,當前我們的貨幣和財政政策是怎樣一個狀態?
王志浩:我們基本上認為中國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已經開始退出。 財政政策已經很明顯回歸中性了,這從今年的預算可以看出來。2010年預算支出增長只有6%,但是預算收入增長也有望達到6%,而且很可能超過這個數。因此,2010年我們很可能看到財政收入增長超過了支出增長,所以今年的財政政策是非刺激的一個政策。
在中國,很大程度上“財政”意味著政府批準投資項目的情況。目前看,國家發改委顯然已經暫緩批準大型項目,銀行對地方政府投資項目的信貸也受到管束。 貨幣政策雖然還沒有到中性,但正在往這個方向走。貨幣政策的退出可以有更大的靈活性,可以稍晚一點回歸正常。
郭田勇:刺激政策早晚都是要退出的,這是必然的。政府不能一直取代民間來唱主角。隨著內生性經濟增長動力不斷恢復,刺激政策必然要退出。 不過,雖然眼下經濟已經恢復,但從今年調整經濟結構的方面考慮,一個好的寬松的貨幣環境還是需要的。 貨幣政策不能盲目收緊,不能像去年那樣畸形化,但也不能機械化,應使貨幣政策回到一個合理、適度的空間去。 不要讓貨幣政策在宏觀經濟當中,總是處在一個扎眼的位置上。相對來講,今年財政政策發揮的空間更大一些,因為要解決收入分配的問題,要解決保障的問題,要解決擴大消費率的問題。 既是為了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的需要,也是為了調整經濟結構的需要,財政政策應該比貨幣政策更積極一些。
王小廣:去年8月之后貨幣政策已經開始退出了。就目前來說,大家討論的退出主要指貨幣政策,在財政政策上大家沒什么分歧,至少今年財政政策依然會是積極的。從貨幣政策角度,我覺得以當前的形勢看,還可以繼續退出。
楊志勇:我個人認為談退出還沒到時候,最早也要等3月份的數據出來,最好是5月份的數據出來后,再分析刺激政策淡出方案會準確一些。
加息時間窗口
下一步,如果我們的刺激政策選擇退出,如何退,誰先誰后?
王志浩:貨幣政策退出現在還需進一步。從當前信貸增長趨勢分析,每一兩個月調一次存款準備金率是可以的。 因為老百姓預期接下來通脹肯定會來,所以政府必須應對這個預期。加息是引導老百姓通脹預期比較好的手段。本來我們就是負的實際利率,所以我覺得加息加一兩次是應該的。而且現在就可以加息,27個百分點的利率上調不應該令人擔憂。
我們認為,下半年還是有很多不確定性,但從目前的宏觀經濟形勢看,所有的數據都進入了一個理性的恢復,適當地、逐步地退出沒有什么問題。
王小廣:貨幣政策應該逐漸退出,信貸規模擴張慢一點,去年信貸增量達到了9萬多億,今年目標是7.5萬億,我覺得最后五六萬億就可以了。接下來讓市場發揮作用。另外,既然我們的GDP實現8%已經沒有問題,那么就要加快結構調整。
不過,我覺得貨幣政策還沒到加息的份兒上,現階段應該抑制房地產,取消優惠房貸利率。
未來,如果銀行貸款規模仍不斷快速增加,那么存款準備金率就需要調整了。
楊志勇:雖然經濟企穩回升,但基礎并不是那么牢固,比如,3月份又可能有一個新現象,貿易出現逆差。從消費、投資、出口來看的話,現在的整個經濟還不是那么穩。 但即使經濟提振不起來,財政政策也不可能長期這樣擴張下去,需要找一些替代性的辦法。如近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交通、電信等行業向民間資本開放,這就是在打好基礎,一旦政府的刺激政策不再有效,民間的、市場的作用可以使經濟能夠穩定持續。
我覺得真正退的話,貨幣政策在先。因為政府的很多政策起作用還是靠財政政策,貨幣最重要的作用是提供一個市場經濟的價格信號,價格信號不能老是被打亂,否則整個市場沒辦法決策。 加息應該是最后一個選擇,因為加息傳遞的影響是很大的,那就直接決定了很多消費。
今年的信貸規模多少比較合適?
王志浩:今年央行銀監會是否能控制7.5萬億信貸規模是關鍵。相比于此,加息、提高存款準備金率都算是微調。一、二季度,能否把信貸規模控制在一定范圍內,這對央行和銀監會來說是最大的挑戰。目前這也是最有效的貨幣政策。市場上有一種說法是,3月份新增貸款規模控制在5000億,那么說明信貸已經控制住了。
4萬億投資中,很大一部分是銀行貸款給政府融資平臺后形成的,隨著銀監會和央行對這部分貸款的收緊,我們可以說政府在投資這塊的刺激在減弱。而與此同時,財政政策也在減弱。中國貨幣和財政政策是非常緊密聯系的,而不是在兩條線上。
郭田勇:信貸規模沒那么可怕,關鍵是把握流向,是要刺激產出,而不是刺激通脹和刺激泡沫。從實體經濟的角度來看,如果企業真的有這么大的資金需求,而你就是不給放貸,恐怕也是不妥的。但地產商炒地的行為就不應該從銀行獲得貸款。 貸款收不收緊,關鍵不是看貸了多少錢,而是看資金的使用效率,錢投到了哪里,錢能否形成效益。今年新增貸款規模在七八萬億都是可以的。
退出時間表
什么因素會影響刺激政策的退出時間表?
王志浩:我覺得上半年刺激政策會逐步退出,到了6、7月份,中央可能會再想一想如何調整政策。可能是加息,可能是存款準備金率,可能是對房地產行業的貸款控制等。美國的經濟學家認為,下半年美國房價可能再次下跌,貸款情況會進一步惡化,美聯儲有可能繼續推行寬松貨幣政策。到下半年美國還是擔心會通縮,這會影響中國決策層的決策。所以那時中國有可能會停止退出的步伐。
還有一種理論,如果GDP增速10%,那么貸款利率也應該是10%,但中國這么多年來GDP的增速一直高于貸款利率很多,這同樣被看作是刺激性的貨幣政策,從一定角度說,中國貨幣政策一直在刺激。
第6篇：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比較范文
關鍵詞：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 協調配合
一、影響財政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不利因素研究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受到國內經濟形勢變化的影響，存在諸多不利的因素，甚至導致兩大政策出現矛盾沖突：
（一）兩類政策內部不協調
一方面是財政政策內部不協調，在使用增加財政支出的同時，卻忽略了稅收的減少。目前國內企業的稅收負擔相對較重，而且稅收的范圍廣，體現不出政府擴張性的政策意圖。另一方面是貨幣政策內部不協調，在短期之內，難以協調物價的穩定和充分的就業需求，致使貨幣政策目標之間存在矛盾。而物價穩定和經濟增長存在矛盾，難免會影響國內經濟的協調平衡增長。另外人民銀行和商業銀行在目標、人事、工具等方面缺乏獨立性，并沒有真正實現自我經營、約束、發展和完善。
（二）政策協調配合缺乏技術含量
一是國債政策與市場業務的不協調。我國國債的品種單一，二級市場效率不高，市場發展之后，從利率調控的角度分析，目前國債市場還不具備市場基準利率產生的條件，不利于儲蓄利率的提高。二是政策性與金融技術性因素的影響，目前我國政策性金融機構，以市場份額為追逐目標，采用業務滲透等競爭手段，導致過多的財政資金進入市場競爭領域，從而破壞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性，另外政策性銀行沒有過多的資金籌集渠道，會使得財政補貼資金難以足額到位，從而影響兩類政策協調配合效力的發揮。
（三）政策效應傳導和協調機制的缺失
首先是財政貨幣政策效應的傳導機制，無論在理論方面，還是在實踐方面，并沒有將財政政策的目標分成多個層次，導致傳導機制未能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一樣的清晰，以致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不容易被把握和控制。其次是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機制問題，受到不健全的宏觀調控運行機制的影響，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機制在觀念轉變方面不及時，不能很好地適應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需要，對于國際形勢的變化，也不能及時做出反應，致使最佳的調控時機錯失，降低了政策協調配合的效果，甚至需要為國際市場的經濟發展付出較大的成本。
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思路
（一）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基本原則
首先是根據經濟格局的變化，對兩者協調配合的變化進行相應的調整，針對國內存在的經濟發展問題、體制轉型問題，對政策目標和政策手段，進行適當調整，以便更好地適應經濟格局的轉變。
其次是在財政政策的協調中，重點關注體制的改革和結構的調整，尤其是在經濟波動問題產生的時候，要對體制改革和經濟結構進行妥善處理，同時借助一定的微觀基礎，解決短期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供應量失衡問題，為經濟的長期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
再次是為了提高宏觀經濟調控的穩定性、連續性、公平性和透明性，要在一定的規則范圍內，要求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予以遵守，逐步確立包括企業和居民在內市場主體的經濟體制，以便提高市場主體對經濟變量變化的敏感程度。
最后是鑒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調控手段的差異性，在協調配合兩類政策的時候，對兩類政策的位置進行確定，以便讓兩類政策能夠承擔不同的宏觀經濟調控職責，雖然兩類政策之間的地位沒有固定的形式。還要根據經濟調控的需求，對哪種政策的需求性比較強，就應該采取那種調控政策，譬如在不受年度限制的情況下，可以采用執行時滯短，而效果時滯長的貨幣政策。
（二）提高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技術含量
首先是強化國債方面的協調配合，國債的品種少、流動性差，經濟調節的時候，要調整其品種和期限結構。在重大措施出臺之前，結合調控的總目標，對市場調控方向和力度進行控制，對國債發行時間、發行量、期限結構、發行利率、發行對象等進行協調配合。但很多具體問題因為財政和央行職能差異性使然，在期限結構上，央行會通過短期國債的發行滿足公開市場業務需求，而財政部門會重點關注現金的管理，調整財政季節性的收支差額，因此國債的發行，必須與央行資金調度協調好。
其次是強化政策性金融方面的協調配合。通過對政策性金融體系完善，將金融體系和財政貨幣政策融合在一起。一方面需要定位好金融體系，以便對財政投資的方向進行控制，而政府在公共建設等方面的權責要劃分清楚，以便調控基礎設施領域的宏觀財政。另一方面是鼓勵投資主體拓展融資渠道，包括交通、郵政、通信等行業，而每種投資主體中，政府都是其中的一方，鼓勵地方政府進行投資，實行競爭性的管理模式，借鑒相關的經驗做法，使得管理制度專業化。而對于建設性資金的撥付，要采用競爭補貼的方法，以減少財政補貼和財政管理的漏洞。
（三）塑造財政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
首先是利率市場化改革步伐的加快。一是改革企業和銀行的經營管理體制，以便企業和銀行在利率變動的時候，能夠快速做出反應，在建立微觀經濟主體市場行為的基礎上，形成市場化的利率；二是改革企業直接或者間接的融資體制，對利率政策的傳導機制進行擴大，企業方面要拓展融資渠道，同時中小型企業的融資比重要適當加大；三是以央行的基準利率為基礎，構建合理化的利率市場機制，這樣就能夠實現金融機構與市場之間的靈活調節。
其次是財政貨幣政策傳導中金融市場作用的發揮。一方面是發展資本市場，防止資本市場過度投機風氣的擴散，對資本市場運作進行規范，以理性投資作為引導，發揮資本市場中投資需求的調節功能。另一方面是發展貨幣市場，創新金融體系，建立統一性的國債市場，使得貨幣市場體系逐漸完善，同時確保票據市場的健康穩定。
最后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推進，提高國有企業投資利率的彈性力度，發揮利率在投資中的調節作用，以健康的社會投資和消費拉動內需的增長，以此消除內需擴大時的不利因素。讓國企以市場主體的身份，融入市場當中，以獲得足夠的金融資源，但相關的措施采取要有選擇性，符合內需政策擴大的需求。
三、結束語
綜上所述，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手段，服務于經濟發展，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受到國內經濟形勢的變化影響，存在諸多不利的因素，包括財政貨幣政策內部不協調、政策協調配合缺乏技術含量、政策效應傳導和協調機制的缺失。這些不利因素的存在，降低了政策協調配合的效果，甚至需要為國際市場的經濟發展付出較大的成本，因此，我們要確定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基本原則，提高宏觀經濟調控的穩定性、連續性、公平性和透明性，并提高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技術含量和塑造財政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構建合理化的利率市場機制，使得貨幣市場體系逐漸完善，以便更好地適應經濟格局的轉變。
參考文獻：
[1]王銀枝.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問題研究[J].經濟經緯，2008年05期：132-134
[2]藺懷國.當前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現狀、制約因素與對策[J].天津經濟，2012年04期：34-36
第7篇：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比較范文
隨著歐盟經濟政治一體化進程的和歐盟單一貨幣政策的啟動，歐洲中央銀行已開始在歐洲經濟與貨幣聯盟中擔當了執行宏觀調控的責任，雖然歐洲中央銀行作為一個超國家的機構，從建立至今在維持物價穩定、促進經濟增長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統一的貨幣政策在運行中也暴露出一系列，需要有針對性地采取措施加以完善。
一、歐洲中央銀行統一貨幣政策機制的內在缺陷與矯正
首先，與歐洲中央銀行較高程度的獨立性相對比，歐洲中央銀行擔負的責任較弱。歐洲中央銀行的責任義務應包括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的決策、實施貨幣政策的透明度及最終責任三個方面。歐洲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是保持物價穩定，在中期內確保統一物價指數的增長在0%—2%之間，同時授予歐洲中央銀行在不干擾價格穩定的情況下支持共同體的其他經濟政策。也就是說，歐洲央行能夠宣稱其唯一的責任是抑制通貨膨脹，它將不對經濟周期的變化和就業變動承擔任何責任。這與其他中央銀行的職責對比是相當強烈的。在透明度方面，歐洲中央銀行的法規中涉及的條款很少，只是要求歐洲中央銀行至少每季度發表歐洲中央銀行體系的運行報告。與其他中央銀行不同，歐洲中央銀行是新建機構，要受到市場的嚴格、詳細的審查，金融市場要了解歐洲中央銀行關于經濟狀況和其政策執行情況，有了更好的透明度，可以減少公眾錯誤理解貨幣政策的危險及喪失信譽。因此，歐央行應盡可能地將信息公布制度化、提高透明度。例如，中央銀行可以在年度報告之外定期公布貨幣包括關于貨幣政策的運作和未來計劃的詳細報告及中央銀行向公眾解釋其達到目標的程度。在貨幣政策的最終責任方面，歐洲中央銀行只是向歐洲議會負責，但歐洲中央銀行和歐洲議會的關系不能簡單地與國家議會和國家中央銀行的關系相比較，事實上，歐洲議會不是一個真實的立法機構，盡管在很多情況下，歐洲議會與歐盟理事會一起決策，但在一些重要領域歐洲議會只起到咨詢作用。唯一能夠改變歐洲中央銀行的辦法就是經由成員國一致同意后對《馬約》做出修改，才能改變法規。可見，歐洲銀行的責任義務是比較弱的，原因是：在歐盟的機構中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政治機構能夠執行對歐洲中央銀行運行狀況的監督控制，這種狀況將會給歐洲中央銀行的政治支持帶來長期問題。為彌補缺乏正式的責任義務，歐洲中央銀行應以更高的透明度來強化非正式的責任義務。即歐洲中央銀行向公眾通報其目標和達到目標的立法，保持決策的公開性。另一方面，需盡快建立經濟與政治各領域新的制衡機構。如在歐盟內部建立某種“經濟政府”以平衡中央銀行的權利，并且為中央銀行與各成員之間保持充分的信息交流提供順暢渠道。
其次，從行長理事會的成員構成看，國家中央銀行的行長在行長理事會中擁有明確的多數（18個成員中占12個），這在一定程度上將導致歐元體系過于分權；因為國家中央銀行在行長理事會的過大，行長理事會在制定歐元區共同的貨幣政策時，各國中央銀行行長的投票就將對政策的制訂起至關重要的作用。這樣就可能存在各國行長投票時過多的照顧國家利益而犧牲整體利益。因此，為進一步完善其權力的制衡機制，應制定相應的處罰機制。
再次，歐洲央行銀行貨幣政策戰略的“兩大支柱”存在潛在矛盾，在實際運用中往往發生沖突。歐洲央行銀行選擇了“兩大支柱”組成的貨政策，即4.5%的M3增長值日標（第一支柱）和基于明確的通貨膨脹目標（第二支柱），歐洲央行貨幣政策的兩個支柱實際上反映了界對通貨膨脹的不同觀點。例如，1999年4月，作為第一支柱的M3增長率表明有通貨膨脹的風險，但作為第二支柱的通貨膨脹目標卻認為有必要降低利率。既然兩個支柱的結果不同，那么對歐洲中央銀行來講不論采取哪一種政策均有據可依，這樣歐洲中央銀行的決策就顯得沒有固定的標準，易在投資者中引起混亂，讓市場難以相信和理解。同樣，2001年5月歐洲中央銀行重新定義M3，它認為實際M3的指標被高估了，因此將非歐元區居民手中的貨幣市場基金從原M3定義中去掉，這樣調整后的M3就明顯低于原設置的貨幣參考值，M3的變動同時引起利率下降，給市場帶來了巨大的波動。歐洲中央銀行調整M3口徑的這種技術性理由無法使市場理解，受到各方的質疑，嚴重破壞了歐洲中央銀行的聲譽。從長遠看，歐洲央行應推行一種與英格蘭或美聯儲相似的貨幣政策戰略，即從兩支柱并重的政策轉換為以通貨膨脹為目標的貨幣政策。
二、歐洲中央銀行統一貨幣政策的外在制約與協調
首先，歐盟各成員國水平的差異使歐洲中央銀行難以采取統一、有效的貨幣政策。歐洲央行從框架設計上盡管參照了西方其他國家中央銀行的制度和經驗，但主要是以德意志聯邦銀行的操作模式為藍本，兩者在組織結構、貨幣政策目標、工具、獨立性設計等方面都頗為相似。而且其3%的初始利率也是參照了德國聯邦銀行的利率標準確定的。可見，歐洲央行在政策制定時，表現為明顯的非對稱性安排，即由主導國（德國）的貨幣供給量和利率決定其他成員國的貨幣供給量和利率。盡管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聯邦德國始終采取謹慎的貨幣政策而使其有著很高的貨幣信用度，但歐元區各國不同的“菲利普斯曲線”及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決定了德國式的貨幣政策并不適合所有的歐元區成員國。歐元區不同國家之間的經濟增長率也是高低懸殊，但在歐元區內，無論增長率高還是低，無論是存在通貨緊縮還是通貨膨脹，各國都必須五條件地執行歐洲中央銀行制定的統一利率。這種情況證明，維持歐元區國家實行統一的利率政策，并不適合歐元區每一個特定國家的具體情況。
其次，歐元區統一貨幣政策與成員國相對獨立的財政政策之間存在矛盾。歐洲中央銀行實行統一的貨幣政策，與過去相比，成員國也就喪失了貨幣政策的自主權，當遇到不對稱沖擊時，各成員國可通過相對獨立的財政政策進行反周期的宏觀調控。歐洲中央銀行統一的貨幣政策欲實現預期的目標往往離不開各成員國財政政策的配合，但兩者的決策是分離的。這種體制設計上的先天不足必然使歐洲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效果被各成員國分割的財政政策效果部分抵消，同時，各國財政政策也失去了貨幣政策的有利配合，兩者的配合優勢不能得以發揮，造成微觀和宏觀上的效率低下。在微觀層面上，各國不同的稅制是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障礙，雖然歐盟對成員國的稅制安排和改革已作了原則性的規定，但目前成員國還是依據各自的稅法制定本國的稅制，并行使其稅收管理權。成員國的稅制各異，稅收差別很大。這成為國際資本在各成員國之間流動的重要因素，客觀上扭曲了資源的有效配置。這就要求各成員國之間要進行稅率、稅制的協調來提高要素的優化配置。在宏觀層面上，成員國財政政策的溢出效應干擾了統一貨幣政策的運作。在貨幣聯盟條件下，歐盟各成員國有一種內在的財政赤字擴大的傾向，而且隨著歐元的啟動，市場無論從廣度、深度方面都有了很大發展，成員國在資本市場上融資更加便利。另外，成員國財政赤字的加大可以刺激本國經濟增長，增加就業。這既有利于政府征得民眾意愿，同時又可以把通貨膨脹的責任歸于歐洲央行。這就使財政赤字的擴大對各國更具有誘惑力。雖然《穩定與增長公約》對成員國的財政赤字做了限制，即不得超過其國內生產總值的3%，如果每超過這一標準的一個百分點，就要向歐洲中央銀行繳納相當于該國國內生產總值的0.25%的無息“穩定存款”。如果兩年內財政赤字仍不達標，則將存款變為罰款。這一標準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保證單個成員國的赤字政策不會引起歐元區的通貨膨脹還有待于實踐的檢驗。可一旦成員國的財政赤字超過了“可維持”的限度，就會使聯盟內利率上升。為減少利率上升對經濟負面的影響，各成員國就會對歐洲央行施加壓力，要求歐央行放松銀根，而這又與歐央行保持物價穩定的目標相悖。而且，財政政策的溢出效應會使一些國家將財政赤字的代價轉移到其它國家，當負面的溢出效應波及到整個歐元區時，有可能引發各國之間的赤字大戰，導致一些國家不堪重負退出歐元區。因此，在統一貨幣政策的前提下，由于財政政策擴張有很大的溢出效應，成員國財政政策的獨立性從長期來看有無效趨勢，通過目前過渡階段的協調走向統一，才能減少其與統一貨幣政策的矛盾。
總之，對歐央行統一貨幣政策的外在制約，可采取以下方式進行改革。一是重新審視歐央行的政策取向，在擴展貨幣政策。目標的同時，使貨幣政策更具靈活性。二是加速歐洲的聯合，減少政治不對稱的影響；同時為貨幣聯盟提供一個更具一致性的利益聯盟，縮小各成員國面臨的內部和外部沖擊時的特異反應和政策偏好的差異。
：
[1]鐘曉敏。論歐盟稅收政策的協調[J].世界經濟，2002，（2）。
[2]李文龍。歐盟直接稅制的一體化發展[J].外國經濟與管理，2002，（5）。
[3]王鶴。歐洲經濟與貨幣聯盟[M].北京：文獻出版社，2002.
第8篇：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比較范文
那么，當前經濟復蘇態勢是否已經穩固?在經濟退回和政策退出兩大矛盾博弈下，刺激政策是否將逐步退出歷史舞臺?退出方式又將以什么樣的面孔呈現?
政策正在“回歸”
渣打銀行中國研究部主管王志浩：中國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已經開始退出，財政政策已經明顯回歸中性，這從今年的預算可以看出來。2010年預算支出增長只有6％，但是預算收入增長也有望達到6％，而且很可能超過這個數。從經驗上看，財政部對收入預測總是很保守的。
因此，2010年我們很可能看到財政收入增長超過了支出增長。在中國，很大程度上“財政”意味著政府批準投資項目的情況一國家發改委暫緩批準大型項目，銀行對地方政府投資項目的信貸也受到管束。從這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財政政策已經走向了中性。換句話說，整體預算既不刺激經濟，也不為經濟降溫。而2009年財政政策卻是非常刺激性的，這也是我認為政策已回歸的原因。
貨幣政策雖然還沒有到中性，但正在走這條路，逐漸退向非刺激的。貨幣政策的退出應該是有更大的靈活性，因此可以稍晚一點回歸正常。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王小廣：去年8月之后貨幣政策已經開始退出了，現在是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就目前來說，大家討論的退出主要指貨幣政策，在財政政策上大家沒什么分歧，至少今年財政政策依然會是積極的。從貨幣政策角度，我覺得以當前的形勢看，還可以繼續退出。財政政策應更積極一些
中央財經大學銀行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道理上講，任何刺激政策都是要退出的，這是必然。政府不能一直取代民間來唱主角。隨著內生性經濟增長動力的不斷恢復，刺激政策必然要退出。
當前經濟開始好轉，而且具有可持續性，貨幣政策沒有繼續保持去年那種狀態，但這也不意味著貨幣政策就要收緊。今年從經濟增長、實體經濟、調整經濟結構方面考慮，一個好的、寬松的貨幣環境還是需要的。也就是說，貨幣政策不能盲目收緊，不能像去年那樣畸形化，也不能機械化，應使貨幣政策回到一個合理、適度的空間去。
相對來講，今年財政政策發揮的空間更大一些。因為要解決收入分配的問題，要解決保障的問題，要解決擴大消費率的問題。既是為了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的需要，也是為了調整經濟結構的需要，財政政策應該比貨幣政策更積極一些。加息應是最后選擇
王小廣：我認為貨幣政策應該逐漸退出，信貸規模擴張慢一點。去年信貸增量達到了9萬多億元，今年目標是7.5萬億元，我覺得最后五六萬億元就可以了。接下來讓市場發揮作用，讓市場成為推進和穩定經濟的主要力量。另外，既然我們的GDP實現8％已經沒有問題，那么就應加快結構調整。
不過我認為貨幣政策還沒有到加息的程度，現階段應該調整取消優惠房貸利率，七折八五折都應該取消。而且不分商業地產還是民用住宅。
如果銀行貸款規模仍不斷快速增加，那么存款準備金率就需要調整了。
王志浩：貨幣政策現在還需進一步退出。從當前信貸增長趨勢分析，每一兩個月調一次存款準備金率是可以的。
因為老百姓預期通脹肯定會來，所以政府必須應對這個預期，那么加息是引導老百姓通脹預期比較好的手段。本來我們就是負的實際利率，所以加息是應該的。
而且現在就可以加息，加息是引導老百姓通脹預期、抑制通脹的最好途徑，目前27個百分點的利率上調不應該令人擔憂。
下半年還是有很多不確定性，但從目前的宏觀經濟形勢看，所有的數據都進入了一個理性的恢復，適當逐步地退出沒有什么問題。
中國社科院財貿所財政研究室副主任楊志勇：雖然經濟企穩回升，但基礎并不是那么牢固，比如可能有一個新現象：貿易出現逆差。如果從整個經濟，從消費、投資、出口來看的話，現在的整個經濟還不是那么穩。
但即使經濟提振不起來，財政政策也不可能長期這樣擴張下去，需要找一些替代性的辦法。如近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交通、電信等行業向民間資本開放，這就是在打好基礎。一旦政府的刺激政策不再有效，民間的、市場的作用也可以使經濟能夠穩定持續。
所以我覺得真正的退出應貨幣政策在先。因為政府的很多政策起作用的還是財政政策，因為貨幣最重要的作用是提供一個市場經濟的價格信號，價格信號不能老是被打亂，否則整個市場沒辦法決策。
加息應該是最后一個選擇，因為加息傳遞的影響是很大的，直接決定消費。
王小廣：我們所談的退出也只是針對經濟蕭條所采取的刺激經濟的措施，退也是退這些如財政政策退出就退那些如減稅政策，或家電下鄉補貼措施等等，而不是社保、廉租房等投入，這是一個政府需要實現的基本職能，與刺激經濟無關，現在很多人還沒有理解。
刺激政策退出時間表
王志浩：我覺得上半年刺激政策會逐步退出，到6、7月份中央可能會再想一想如何調整政策，可能是加息，可能是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可能是對房地產行業的貸款控制等。美國的經濟學家認為，下半年美國房價可能再次下跌，貸款情況會進一步惡化，美聯儲有可能再進行寬松貨幣政策。到下半年美國還是會擔心通縮，這會影響中國決策層的決策。所以那時中國有可能會停止退出的步伐，需要觀望美國以及全球經濟形勢。
還有一種經濟理論認為，如果GDP增速10％，那么貸款利率也應該是10％，但中國這么多年來GDP的增速一直高于貸款利率很多，這同樣被看作是刺激性的貨幣政策。從一定角度說，中國貨幣政策一直在刺激。
楊志勇：財政政策從擴張回歸中性從我們的制度來說應該不會在今年。從減稅政策說起，其中像增值稅、所得稅等都是制度性改革，這些刺激不可能回到原來，而一些臨時性優惠措施如車輛購置稅也已明確優惠到年底，所以年內取消這些減稅政策比較難。
而中央政府118萬億元的投資今年還有9600多億元需要支出，這些支出通過項目已安排，在年內進行縮減的可能性很小。
同時4萬億的刺激經濟的計劃到年底結束，所以如果說退出，不論減稅、投資還是貸款都會在同一時間退出。
尋找適合的信貸規模
王志浩：新增貸款規模作為擴張政策的一個重要指標備受關注，關系到刺激政策退出與否，對于貨幣政策來說，今年央行、銀監會是否能控制7.5萬億元信貸規模最為關鍵。相比于此，加息、提高存款準備金率都算是微調。一二季度，能否把信貸規模控制在一定范圍內，這對央行和銀監會來說是最大的挑戰。目前這也是最有效的貨幣政策。市場上有一種說法是，3月份新增貸款規模控制在5000億元，那么說明信貸已經控制住了。
4萬億投資中很大一部分是銀行貸款貸給政府融資平臺后形成的，隨著銀監會和央行對這部分貸款的收緊，我們也可以說政府在投資這塊的刺激在減弱，也是財政政策的減弱。在中國貨幣和財政政策是非常緊密聯系的，而不是在兩條線上。
郭田勇：信貸規模沒那么可怕，關鍵是把握流向，是要刺激產出，而不是刺激通脹和刺激泡沫。但從實體經濟的角度，從企業經營來看，如果真的有這么大的資金需求，而你就是不給放貸，恐怕也是不妥的。從結構上來說，旁地產等炒地行為就不能從銀行獲得貸款。
第9篇：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比較范文
其實，影響2012中國經濟幾個關鍵變量的變化趨勢還是比較確定的。首先，2012年通脹走勢比較確定，即通脹壓力全面緩解，這主要是受總需求持續回落、輸入性通脹壓力減輕等因素的影響。其次，2012年中國經濟回落趨勢也是比較確定的，特別是房地產投資、出口等因素將對總需求產生一定的沖擊。再次，2012年政策轉暖也是比較確定的，為了防止經濟出現硬著陸的風險，管理層將會及時調整政策，貨幣政策操作空間擴大，而財政政策也將會比今年更積極。
通脹率將持續回落
2011年11月匯豐中國制造業PMI初值下跌至48，低于10月份的終值51.0，為2009 年3 月份以來最低。匯豐中國制造業PMI初值的下滑預示著工業增加值的增長很可能在未來幾個月進一步回落至同比11-12%左右，這反映了內需放緩和外需前景疲弱的影響。
豬肉價格漲幅回落，將帶動食品價格漲幅回落。實際上自從2011年月中旬以來，全國大中城市生豬出場價格周環比連續9 周下降。目前豬肉價格連續下滑的原因主要是市場供應量增大、存欄量充足及近期進口豬肉的增加。2012年春節后生豬供應增加，食品進入新的供應周期。
輸入性通脹壓力減小。2012年全球經濟疲軟，大宗商品價格將保持穩定甚至下降。在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的情況下，進口中占比最大的原油價格將會在未來3-6個月內沒有多大的上升空間。
房地產和出口雙引擎減弱
本世紀以來，中國經濟在城市化和加入WTO的推動下，實現了經濟的整體高速增長。然而在2012年，中國經濟的兩大推動引擎呈現明顯減弱的趨勢：一是房地產調控持續導致房地產投資增速持續下滑，由于地產行業會影響鋼鐵、建材、家電、機械等多個上下游行業，這個引擎熄火會對中國經濟產生較大負面拉動；二是出口，歐債危機蔓延和海外經濟低迷背景下的外需不振會影響到出口依存度高的中國經濟。
房地產調控持續是為了抑制這些年來房地產泡沫累積的潛在風險。然而，長期利好的同時也會引起短期的陣痛，房地產投資將不可避免地出現下滑。房地產投資增速10月份為31.1%，表面上仍然很高，實際上危機重重。
貨幣政策逐步寬松
在房地產投資明顯下滑和外需不振的情形下，中國經濟要實現軟著陸，政府必然要對宏觀政策進行調整：一是貨幣信貸及時轉向，改善企業面臨的資金緊張狀況；二是發揮積極財政政策的作用，部分對沖房地產大幅下滑造成的負面影響。如果貨幣信貸依然偏緊，積極財政政策也跟不上，那么市場對經濟下滑的擔憂情緒將變成現實。貨幣政策就是在價格穩定的前提下保證經濟增速能夠回歸到均衡水平上，有足夠的就業吸納能力。首先，我們在長期的視角下評估中國明年合意的增長水平。其次，從技術角度看如何實現與合意的經濟增長水平相一致的貨幣政策，也就是我們對于明年貨幣政策的預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