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分析與政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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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宏觀經濟分析與政策范文
關鍵詞:GDP;消費;投資;出0;城市化
中圖分類號:F1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0)03-0006-05
一、國內生產總值概況及數據分析
國內生產總值(GDP)指按市場價格計算的一個國家或地區所有常駐單位在一定時期內生產活動的最終成果。國內生產總值一般有三種計算方法:支出法、收入法和生產法。其中支出法是從最終使用的角度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一定時期內生產活動最終成果的一種方法,包括最終消費支出、資本形成總額及貨物和服務凈出口三部分。這三部分就是俗稱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截至2009年9月,中國的GDP總額為217817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7.7%;其中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89 676億元,同比上升15.1%;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155 057億元,同比上升33.4%;對外貿易累計出口8466.5億美元,同比下降21.3%。在國際上,中國2008年GDP總額僅次于美國和日本,居世界第三位,人均GDP以3315美元居世界第106位。
(一)第一駕馬車:消費
2009年1-9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是89676億元,占同期GDP的41.17%。我們先看看有關消費的經濟指標:
1.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自2008年1月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連續幾個月處于低迷狀態,受中外各國經濟刺激政策的影響,從2008年年中緩慢上升,到年末。也就是中國的農歷春節,傳統的消費習慣帶動了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出現一個階段性的,但隨著春節的結束逐步下降。2009年初,國家推出了宏觀調控政策,如四萬億投資、十大產業振興方案等,所以與2008年相比,總體情況有所緩和,經濟回暖、收入上升等因素甚至使2009年10月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比春節期間還要高。整個消費市場出現了走出疲軟、緩慢上升的良好勢頭。
2.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消費者物價指數即CPI fConsumer Price Indexl,是反映與居民生活有關的產品及勞務價格統計出來的物價變動指標,通常作為觀察通貨膨脹水平的重要指標。如果消費者物價指數升幅過大,表明通脹已經成為經濟不穩定因素。
從圖1中可以看出,2008年4月至2009年2月期間,CPI總體呈下降的趨勢,自2009年3月起,CPI顯示LH較緩慢的上升勢頭。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1)貨幣供應量加大,前三季度凈投放現金2 569億元,同比多投放965億元,新增貨幣供應量(M2)逐月呈上升態勢。(2)信貸投放量加大。前三季度人民幣貸款增加8.67萬億元,同比多增5.19萬億元。僅9月份當月人民幣各項貸款增加5 167億元。上述兩因素。通過乘數的作用會導致物價呈現出抬頭的趨勢。
3.生產者物價指數PPI。生產者物價指數即PPI(PreducerPrice Index)是衡量工業企業產品出廠價格變動趨勢和變動程度的指數,是反映某一時期生產領域價格變動情況的重要經濟指標。根據價格傳導規律,PPI對CPI有一定的影響。社會整體價格水平的波動一般首先出現在生產領域,然后通過產業鏈向下游產業擴散,最后波及消費品。雖然CPI與PPI不具備直接的可比性,直接相減缺乏理論上的根據,但CPI大致反應了居民消費品的價格變動趨勢,而PPI反映了工業品的價格變動趨勢,以工業品為原料的居民消費品的價格總體呈上升趨勢,從圖l中是不難看出的。這初步證實了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加的情況下,物價也呈上升趨勢。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目前已經埋下了物價上漲的種子。
4.消費現狀的原因分析。(1)中國百姓的消費心理和消費習慣與西方不同。中國有句俗語叫做“勤儉節約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還有“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等等,從這里面不難看到傳統中國人的消費意識和消費心理。通常,即使最窮苦的家庭,有了收入也不敢一分不剩地花掉,老一輩的人即使在去世前也想著該給兒女留下些什么。這就奠定了中國人在危機來臨時應對的基礎,即使在經濟危機最嚴重的2009年初,也看不到有人流離失所。(2)現行的社會保障制度制約了消費的增長。城市化步伐在加快,但相應的社會保障體系并未同步健全,供房的壓力、子女上學的壓力、贍養老人的壓力,這些都迫使人們不敢花錢。例如,中國現在實行的是“九年制義務教育”,即使不算擇校費,九年也只能是到了初中畢業,高中及大學的花銷對家長來說不可小覷;養老問題目前是個大問題,在農村尤為突出;再加上現在的醫療保障不足的情況,作為家中支柱的中年人就更不敢花錢了,所以幾乎家家都有儲蓄。但是應該指出,儲蓄的增加制約了消費,導致了這些年我們一直在喊的“拉動內需”拉而不動。而同時期美國的消費是要占到GDP的70%左右甚至更高。(3)中國的消費呈畸形化趨勢。根據凱恩斯的消費理論,不管哪個國家,普通人的邊際消費傾向高些,而富人的邊際消費傾向低些,但不管哪個國家,消費均主要由普通人拉動的,換句話說,如果一個國家貧富兩極分化太嚴重的話,這個國家的消費則很難拉動。例如,在金融危機中,全世界奢侈品狂跌14%,僅今年第一季度奢侈品平均跌幅就達到了10%。但作為中國較富裕省份的廣東省,僅麗白廣場一處奢侈品消費便狂漲了20%,價值十幾萬、幾十萬的名表的銷售漲90%以上。畸形的社會消費結構,只使部分富人受益,絕大多數人需求的下降導致了社會總體消費水平的下降。
5.消費小結。通過對上述與消費相關的指標的分析,我們初步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經濟出現緩慢回暖,溫和的通貨膨脹或已開始出現,居民收入水平上漲有限,百姓依然在捂著口袋消費,因此消費對GDP的推動作用短期內是有限的。
(二)第二駕馬車:投資
本文所指的投資主要指固定資產投資。截至2009年9月,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已經達到155057億元,同比增長了33.4%。但是需要注意到的是,其中有133177億元是城鎮固定資產投資,眾所周知,城鎮才是國家信貸投向的重點區域,下面我們的分析,也同樣以城鎮投資為出發點。
從圖2可以看出,城鎮固定資產投資數額整體呈上升趨勢,同時,財政支出與銀行信貸投放量也呈上漲趨勢。其中在2008年8月到10月,城鎮固定資產投資數額與新增貸款情況擬合較好;而2009年4-9月,城鎮固定資產投資變化趨勢與信貸投放的變動趨勢到了幾近完美的程度。
1.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對GDP的拉動作用。從圖2中可
以看到,整個2008年財政支出與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基本呈同一變動趨勢,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救市初期,財政支出在城鎮固定資產投資中是占相當的比重的。就數據而言,前三季度累計,全國財政收入51518.87億元,同比增長5-3%。同時期全國財政支出45202.78億元,同比增長24.1%。在不考慮政府轉移支付的條件下,財政支出占同時期GDP的20.76%強,占城鎮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33.94%強,財政支出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不言而喻。2009年,中央財政多次出現赤字情況,但是比較值得注意的是,1月、9月財政出現赤字的時候正是圖2中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增加幅度較大的時候,也就是說,中央為了拉動GDP的增長,已經不計預算盈虧了。
2.銀行信貸對GDP的拉動作用。在此輪金融危機中,中央雖然提出了四萬億人民幣的救市措施,但政府真正掏出的資金不足一萬億,余下的部分要由地方政府、銀行信貸和民間資本在“中央投資的帶動下”投入到經濟當中去。2009年1-9月,信貸投放量共計8.67萬億左右,占同時期GDP的39.88%。但銀行信貸資金在投放方向上,也出現不少問題,例如,相當多數資金投向了地鐵、馬路等“拉鏈工程”。成了“一錘子買賣”,另有部分資金仍然涌向外貿等產能難以消化的行業,甚至2009年房地產業中迅速崛起的不少“地王”,身后都有著銀行信貸的影子……產能過剩、難以可持續發展等行業占據了太多的銀行信貸資金,短時間內對GDP的拉動作用較強,但長久以來難以形成GDP的可持續性動力。
3.民間資本對經濟的拉動作用。2009年,民間資本的投資到底有多少,其中又有多少投入了制造業,這個不得而知。也沒有現成的數據可查。但可以做一個粗略的估算,將城鎮固定資產投資總額減掉各級政府的支出總額,再扣除銀行信貸的投放,其形狀大致如圖3所示:
應該承認,該圖形較粗略。只能大致反映民間資本投資情況,2009年第一季度之前,民間資本投資是負值,民眾對經濟增長的信心不足。2009年初國家的四萬億投資等救市方案出臺后,居民和企業的信心得以增強、投資開始增加。就絕對量來說,圖3民間資本投資數額最高的是8月份,投資額為8751.88億元,與同時期城鎮固定資產投資總額17593億元相比,僅占49,75%,比率偏低。民間資本投資的低迷導致了我國的制造業面臨窘境。2007年以來,國家曾七次提高利率,五次提高法定準備金率以遏制流動性過剩,但卻忽視了緊縮性的貨幣政策會導致制造業借貸困難加劇的問題,民間資本在缺乏好的投資對象的情況下紛紛撤離,造成了制造業生存壓力的加大。
4.宏觀經濟的“擠出效應”。擠出效應指政府支出增加所引起的私人消費或投資降低的效果,這個效應用來分析今天中國的經濟現狀應該說是再合適不過了。按照上面的分析,金融危機中,政府為了維持GDP的高增長,通過財政或信貸等方式投資于全社會的固定資產投資。雖然GDP增長了,但是在增長過程中,財政支出和信貸支出通過隱性的利率增長“擠出”了相當多的民間資本,而民間資本對一個國家經濟的健康發展顯然是不言而喻的。
5.投資小結。扣除財政支持和信貸投放因素,第二駕馬車本身對GDP的拉動作用有限,盡管實現保8%的增長率困難不大,但依賴信貸支持和財政支出帶動投資增長的模式顯然是難以形成可持續的發展動力。動力應該來自制造業的良性發展和民間對制造行業的資本輸入,這些都是目前的投資環境和投資現狀所欠缺的。
(三)第三駕馬車:出口
1.現狀。在CDP的核算中,我們用的是凈出口,也就是出口減進口的數額。今年的前三季度,中國對外貿易累計出口8466.5億美元,同比下降21.3%;進口7111.7億美元,同比下降20.4%;累計貿易順差1354.8億美元,同比減少26%。2009年1-7月出口降幅平均達到了創紀錄的20%。從圖4可以看出,中國的進出口總額自2008年年中有所下降,在2009年初降到最低,之后又緩慢回升,凈出口即貿易順差的數額在進出口的絕對數額相對較低的2008年11月至2009年1月達到峰值,之后緩步下降,直到今天仍沒有恢復。而同時期2009年19月累計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也僅為26.55%,在以往經濟比較正常的年份,這個數據要占到30%甚至更高。就現狀來說,2008-2009年,幾萬家經營紡織、服裝和玩具的出口型企業倒閉,這里包括中國最大的玩具加工廠、位列全球第三的廣東省東莞市合俊玩具廠,從這個角度上說,本次經濟危機對中國的影響是十分巨大的。
2.原因分析。(1)金融危機中,外國居民購買力的下降帶來中國出口的下滑甚至出口企業的倒閉,同時危機也培養了歐美人民的儲蓄意識,這種意識可能會引起中國未來的出口進一步減少。例如,根據美國最新公布的數據,其居民儲蓄牢已經由過去的0上升為7%了。(2)西方國家有意識保護本國的產業和就業機會也帶來中國出口的下滑例如,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姚堅2009年11月7日在天津舉行的、“2009年中國國際貿易學會暨國際貿易發展論壇”上說,目前全球35%的反傾銷調查和71%的反補貼調查針對中國的出口產品,今年前三季度,有19個國家對中國產品發起88起貿易救濟調查(其中反傾銷57起,反補貼9起,保障措施15起,特保案7起),涉案總額達102億美元。“特別是美國,與中國的貿易磨擦在增加”。由此看來,貿易保護主義已經成為阻礙我國H;口增長的源頭之一。(3)勞動力低成本的優勢正在降低。因為人民幣升值、勞動者收入提高、勞動法要求的各種保障也在提高等原因,勞動力低成本優勢正在逐步降低。據報道,阿迪達斯公司高層表示,鑒于中國工資水平提高,為降低生產成本,準備將部分產品的生產及采購從中國轉移出去。耐克、彪馬等國際鞋業巨頭也準備效仿阿迪達斯,而美世咨詢一項凋查指出,中國的勞動力成本是高于印度的,該公司的報告中提到,在所調查的中國42種職位中,95%的基本工資成本要高于印度,經理層和專業人員的收入甚至為印度同等職位的兩倍以上。
3.出口小結。隨著勞動力低成本優勢的喪失,出口對經濟的拉動效果越來越差,而且這種狀況,因為國外儲蓄意識的提高、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等原因,有可能是不可逆的甚至是永久的。
(四)三駕馬車小結
表1是三駕馬車在不同的年份對GDP的貢獻情況。2005年以來,最終消費支出在GDP中的比重變化不大,資本形成呈上升趨勢,而出口在穩定了三年(2005--2007年)后的2008年、2009年出現了較大滑坡。與2007年對比,消費的增長顯然尚有較大空間;資本形成能否持續以高比率增長難度較大。那么,在未來的發展中,如何才能讓GDP以更加健康和持續地維持以往的高增長才是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二、對策與建議
(一)消費
眾所周知,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占
GDP70%左右甚至更高。而中國的消費僅占40%左右,如何將中國從制造大國轉變為消費大國,這是促進中國經濟良性增長的關鍵。總理也曾提出,目前中國“最大的問題是內生的動力和活力不足”,而這個“動力和活力”顯然來自于消費。而消費之中,尚有巨大的潛力可挖。舉例來說,在2009年前三季度的89676億元的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縣及縣以下的消費額僅占31.96%,但這部分人口卻占了中國13億人口的60%以上,如何挖掘這部分人的消費潛力,筆者提出以下觀點:
1.推動城市化建設,促進農民和農村消費觀念的轉變。城市化的發展至少有以下優點:其一,消化存量房源,帶動新一輪的房地產投資熱潮,拉動GDP的進一步提高;其二,促進消費,托動經濟健康發展。農民不是不愿消費,而是不敢消費。因為農民還有以下幾大問題沒能解決:(1)養老問題。相當多的農民仍然具有養兒防老的思想,依靠子女生活在農村仍占主流。如果能用“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以先富帶動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思維,先將部分農民納入社會養老保障中去,再逐一擴展,農村和農民的消費是可以提高的。(2)醫療。盡管部分農村已經在推廣農村合作醫療保障,但其力度顯然尚不能足以讓農民不增加儲蓄或不儲蓄。如果能將醫療進一步改革,擴大醫保覆蓋范圍,也可以帶動消費的增加,(3)自耕地和宅基地的資本化問題。自耕地和宅基地的資本化將決定農民是否愿意離開土地而進入城市,能否給予農民清晰的產權,將決定他們在城市化過程中對經濟增長的推進力度。(4)變外出務工的農民工為所在城市的市民,中國有九億的農民,其中外出打lT的農民和家屬共計4億左右,這部分人相當多數已經熟悉和習慣了城市生活,建議率先從他們做起,將他們變為市民,以帶動消費的增加。
2.擴大城市中產階級的比重。據不完全統計,美國中產階級的比重占人口的80%左右,新加坡更是達到了90%,而中國尚不足1、5。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也曾明確提出,要擴大中等收入階層人口的比重。因為他們才是社會消費的主力軍。
3.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擴大居民收入的比重。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中國目前的勞動報酬收入僅占GDP的40%左右,比世界平均數低15%,因此分配制度改革也勢在必行。來京參加“2009年諾貝爾獎獲得者北京論壇”的英國經濟學大師理查德?波茨曾提到,中國現在變得越來越富裕,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還有待進一步提高。消費水平上去了,將比其他經濟政策更有助于促進經濟平衡。所以,他也建議中國人的工資水平應該提高。
4.加大醫療、養老的投入比重,培養能夠提高消費率的消費環境。我們要培養的消費環境,除了消費,ON、消費意識外,各種抑制消費的隱性因素也應消除,如城市中養老、醫療等報銷比率的提高,房價的下調等等。
(二)投資
1.在就業形勢較嚴峻的今天,自主創新是維持競爭力和提升產業結構的核心要素。在2009年的經濟救市方案中,產業結構創新在4萬億的救市方案中占比較少,僅占4%。大量資金投向公路、機場等可以大規模地吸收勞動力,刺激消費的行業。但是可能會忽視這樣一點:這些產業是可持續發展的嗎?它能否帶來失業人口的穩定、持續減少呢,它能否使消費的增加也是可持續性的呢?除此以外,中國每年大約有630萬大學生畢業。畢業即失業已經成為不少學生和家長的隱憂,而這些大學生有多少能去建地鐵、修馬路呢?因此建議放手支持民間資本,鼓勵和刺激新興產業出現,鼓勵自主創新以提升產業結構,吸收更多的有技術、有文化的人員就業。自主創新才是經濟持續和穩定發展的動力源泉。
2.勞動力低成本優勢正在逐漸降低,要在國際競爭中取勝,應提升人力資本優勢和創新優勢。我們的勞動力的低成本優勢正在逐漸消失,低成本的勞動力密集型企業必須要轉型,我們需要提升的是人力資本而不是勞動力的數量。那怎么提升人力資本呢?建議改革目前代加工業的現狀,延伸產業鏈,除代加工外,延伸到設計、物流、倉儲、廣告、市場、銷售、推廣等等方面,成為整個鏈條中的99%甚至100%,將各個環節升級換代,人力資本和創新的結合才能更好地促進經濟增長。
3.國家政策支持和信貸投向應向民營制造業傾斜,創造健康投資環境。民營資本是經濟健康發展的必備要素,也是經濟中內生的力量所在,更能引領未來社會的產業升級與產業創新,建議國家通過投資補貼、銀行信貸等方式重點支持民營制造業的發展,以使經濟實現可持續性增長。
(三)出口
第2篇：宏觀經濟分析與政策范文
【關鍵詞】資產價格；貨幣政策；貨幣供應量
一、引言
長期以來，關于貨幣政策對資產價格的影響始終是貨幣經濟學領域關注的焦點，其爭論也未曾停息過。目前，房地產價格，作為最主要的資產價格之一，其變動與金融、經濟活動密切相關，是用于理解經濟行為以及預測經濟和金融發展的中心。同樣地，股票市場是資本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中國的股票市場，自1990年上海證券交易所建立以來，正在迅速擴張。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的股市極度低迷，嚴重打擊了居民的投資信心。
由于股票市場與房地產市場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因而有關這兩方面的研究方法也有其相通之處。瞿強（2001）認為貨幣政策操作要關注資產價格但不宜盯住資產價格。易綱（2002）從股市角度分析了貨幣政策與股價的關系，認為中央銀行在考慮貨幣政策制定的同時應考慮股價及商品與服務的價格。馮用富（2003）建立了中國特定約束條件下的資產選擇模型，說明用貨幣政策干預股市波動是無效的。呂江林（2005）實證考察了我國上證綜指與實際國內生產總值之間的動態關系，發現兩者之間存在著雙重協整關系和單向因果關系，并提出了我國貨幣政策應對股價變動做出適時反應。
本文在構建VAR模型的基礎上，利用中國宏觀經濟實際數據來研究資產價格與貨幣供應量（M2）關系，以此來回答我國貨幣政策是否應該關注資產價格的波動，并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二、研究與計量檢驗
（一）變量選取
為了研究房地產市場、股票市場與貨幣政策之間的關系，我們需要選取相應的變量來進行研究。根據我國大量學者的研究經驗，本研究把房地產綜合景氣指數作為我國房地產市場的代表變量，股票市場的代表變量選擇上海證券綜合指數收盤值。而對于貨幣政策，中國貨幣政策的操作目標是貨幣供應量。央行能夠控制基礎貨幣，并且通過基礎貨幣影響貨幣總量。因此，可以用廣義貨幣M2的月度同比增長表示貨幣政策的變動。
（二）數據收集與處理
考慮到我國房地產市場、股票市場的發展歷史，以及經濟數據的時效性與可得性，本文將用1998年6月到2013年3月的月度數據作樣本進行實證分析。房地產綜合景氣指數、M2月末同比增速及上證收盤綜合指數均來自中經網統計數據庫。其中，房地產綜合景氣指數中很多年份1月數據缺失，采取將相鄰兩月的數據取平均值代替的辦法補充。考慮到收集的數據具有較大的波動性，本文采用區對數的方法來減小波動。經處理后的三個變量分別用LN_FJ（房地產綜合景氣指數）、LN_MS（M2月末同比增速）和LN_SZ（上證收盤綜合指數）來表示。
（三）基本統計特征
表1給出了各時間序列的統計性描述。因為沒有將通貨膨脹的因素考慮在里面，所以從表格中的均值來看，并沒有得到有用的信息。從波動性角度考慮，房地產綜合景氣指數波動相對于上證收盤綜合指數、M2月度增速來說較小，這說明房地產價格水平相對于股票市場價格與貨幣供給的波動小，可以猜測房地產市場對貨幣政策的反應程度不及股票市場對貨幣政策的反應靈敏。
（四）變量平穩性檢驗
本研究利用EVIEWS軟件，對各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以確定變量的平穩性。通過檢驗發現LN_FJ、LN_MS為平穩變量，而LN_SZ為非平穩性變量。本研究對平穩性變量采取差分法，結果見表2.。其中，D（LN_SZ）表示對LN_SZ取一階差分值。從表2可以看出，經過處理后所有數據序列在10%顯著水平下都是平穩的。
（五）協整檢驗與格蘭杰檢驗
1.Johansen協整檢驗。協整關系是檢驗變量之間 是否存在長期的相關 關系。Johansen在1988年及1990 年與Juselius一起提出了一種以VAR模型為基礎的檢驗 回歸系數的方法，對多變量協整檢驗有較好的檢驗能力。主要的檢驗方法有特征根檢驗（Trace）和最大特征值檢驗（Max-Eigenvalue）。 由各變量的平穩性檢驗知道，LN_FJ、LN_MS、LN_SZ并不是同階平穩的，從而它們并不能進行協整分析。
2.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首先明確格蘭杰因果檢驗是檢驗統計上的時間先后順序，并不表示這是真正的存在因果關系，是否呈因果關系需要根據理論、經驗和模型來判定。格蘭杰因果檢驗要求所有的變量應該是平穩的，這是格蘭杰檢驗能夠進行的前提條件，如果單位根檢驗發現兩個變量是不平穩的，那么不能直接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否則可能會出現虛假回歸問題。于是，由于LN_FJ、LN_MS、D（LN_SZ）是平穩的，所以可以對修正后的變量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下表的滯后期設為2。
根據表3的結果，可以看出在10%的顯著水平下，短期內，變量D（LN_SZ）能Granger引起變量LN_FJ，變量LN_MS能Granger引起變量LN_FJ，變量LN_FJ能Granger引起變量LN_MS，其他變量之間的Granger因果關系相對而言并不顯著。這說明股票市場的波動能引起房地產市場的波動，而同樣貨幣政策與房地產市場之間存在相互因果關系。這說明，相比而言，我國的股票市場與貨幣政策之間關系要比房地產市場與貨幣政策之間關系更緊密。
（六）脈沖響應函數分析
脈沖響應函數描述的是在隨機誤差項上施加一個標準差大小的沖擊后，對變量的當前值和未來值所帶來的影響。我們在VAR模型下使用廣義脈沖函數，對是否協整關系不要求。
此處的圖顯示了LN_FJ、LN_MS、LN_SZ三個變量對相對沖擊的動態反應。分析可知：房地產綜合景氣指數對其自身的一個標準差新信息立刻產生了較弱反應，立即增加了0.04%，而且隨后反應程度逐漸上升，知道從第4個月左右開始逐步下降，表現出強烈的自相關性，這可能源于購房者對于房價的”追漲殺跌”；貨幣供應量對來自于房地產綜合景氣指數的新信息沒有立刻產生較強的反應，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增強，到第十個月時到了0.4%，而且從一開始就是負值，可能是因為房地產價格水平上漲后人們調節了資產結構，多持有房地產少持有貨幣；同樣上證收盤綜合指數對來自房地產價格的新信息沒有立刻作出較強的反應，三個月后有了0.1%的增加，而從第6個月開始反應是負值，這可以解釋為房地產價格的上漲導致人們將股票市場中的資產投入房地產市場中。
貨幣供應量對其自身的一個標準差的新信息立即產生較弱的反應，立即增加了0.6%，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該新信息產生的反應慢慢的減弱，到第8個月時穩定在0.4%左右；房地產綜合景氣指數對來自于貨幣供應量的新信息沒有立刻產生較強的反應，但是從第2個月開始就慢慢增加，到第10個月時還有上漲的趨勢，說明貨幣供應量對房地產市場的價格水平可以產生影響，而且影響的持續性較強；上證收盤綜合指數對來自于貨幣供應量的新信息立即產生了較弱的反應，有0.1%的增加，而且到第5個月后基本穩定在0.2%的增長，同樣說明貨幣供應量對股票市場有著持續性的影響，并且與房地產市場比較而言，股票市場對貨幣供應量的反應更加敏感。
上證收盤綜合指數對其自身的一個標準差的新信息立即產生較強的反應，立即增加了0.8%，但從第4個月開始，該新信息產生的反應慢慢的減弱，到10個月后還有繼續減弱的趨勢；房地產綜合景氣指數對來自于上證收盤綜合指數的新信息沒有立刻產生較強的反應，但是在慢慢增加，到5個月后到達最大值，隨后又逐漸減小，10個月后仍有繼續減小的趨勢；貨幣供應量對來自于上證收盤綜合指數的新信息沒有立即產生強烈的反應，2個月后增加0.05%左右，為最大值，但到第6個月開始為負值，10個月后仍有下降的趨勢，這可能是因為股票市場前景好的情況下，也就是“牛市”時，人們會暫且觀望隨后在確定股票市場的前景后會將持有的貨幣投入到股票市場中，于是導致貨幣供應量減少。
三、結論與政策建議
文章采用向量自回歸模型，考察了貨幣政策與房地產市場、股票市場價格波動之間的聯系。經過實證分析認為：貨幣供給量的正沖擊會給房地產綜合景氣指數與上證收盤綜合指數帶來正面的影響，觀察可知房地產市場的反應比較滯后，第一期影響不明顯，第二期開始逐步上升，而股票市場反應則相對靈敏，第一期開始就有較強的反應，而且兩種市場下由貨幣供給量帶來的影響效應具有長期有效性。貨幣供應量對資產價格的影響隨著時間的增加，其影響程度越來越深，因此擴張性貨幣政策會導致房地產價格、股票價格上漲，
本研究認為在貨幣政策的實施過程中，需要納入資產價格，并將其作為調控的目標之一，以消除潛在的資產價格泡沫過度膨脹的隱患。。在對資產價格的波動密切關注的同時，也要對市場的變化要持續關注，如果市場已作出了反應，應及時變化政策，避免走上極端。另外，政策實施過程中，應避免直接的行政干預，力圖順應市場規律，從而維持金融體系的穩定和實體經濟的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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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宏觀經濟分析與政策范文
[關鍵詞]大數據；宏觀經濟學；教學改革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06.162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194（2017）06-0-02
0 引 言
隨著計算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物聯網、云計算、社交網絡等現代網絡新技術突飛猛進的發展，人們通過網絡瀏覽、搜索、購物等行為產生的數據日益增多，致使人們邁入了數據以大量性、多樣性、價值性和高速性為特征的大數據時代。在我國，大數據已提升到國家戰略的層面，國務院于2015年頒布的《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指出，“深化大數據在各行業創新應用”，在文化、教育等領域全面推廣大數據應用和開展大數據應用示范。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十三五”規劃綱要進一步提出了將“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推進數據資源開放共享”。
目前，大數據及大數據技術已經滲透到經濟、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影響著人們的理念、行為和習慣，其中，本科高等教育也深受影響。隨著大稻蕕募鈾俜⒄梗現代教學技術不斷轉型升級，出現了慕課、微課、翻轉課程等新的教學方法，對傳統的本科教學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要求。如何追隨大數據時展帶來的深刻改革，對教師掌握日新月異的現代教學理念，提高教學效果具有重要的意義。國內已有學者探討了大數據對應用經濟學、國際經濟學、財政學、統計學和管理統計學等課程教學的影響及相應的調整策略。盡管劉濤雄和徐曉飛（2015）、姜疆（2016）、申紅艷 等（2014）探討了大數據時代的宏觀經濟分析，但鮮有文獻研究大數據對宏觀經濟學教學的影響。因此，本文擬在大數據時代探討宏觀經濟學本科的教學改革。
1 宏觀經濟學傳統教學模式中的問題
宏觀經濟學是經濟管理類專業中一門承上啟下的基礎課程，是經濟管理類碩士與博士研究生入學考試的必考課程。宏觀經濟學研究整體經濟現象，解釋同時影響許多家庭、企業和市場的經濟變化，主要考察國民收入的決定與變動、短期的經濟波動、長期的經濟增長、就業、通貨膨脹和國際收支等問題。當前大部分高校的宏觀經濟學還是采用傳統的教學模式，存在諸如注重理論教學、輕實踐教學；教學方式單一、學生自主學習意愿不強；考核方式偏向固定化等問題。
1.1 注重理論教學，輕實踐教學
宏觀經濟學是理論性和實踐性均比較強的一門基礎課程，該課程的理論可以指導解決現實生活中的經濟問題和現象。但在傳統的教學中，主要以講授抽象難懂的理論知識為主，如國民收入決定理論模型、IS-LM模型、AD-AS模型等，為了讓學生能夠理解清楚宏觀經濟學理論的內涵，任課教師往往會用大量的時間去講解這些理論知識，盡管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學生掌握理論知識，但占據了太多的課堂時間、消耗了教師太多的精力，教師在課堂上基本沒有多余的時間和精力區開展實踐性教學。
1.2 教學模式單一，學生自主學習意愿不強
大多數高校的宏觀經濟學仍采用教師課前備課，課堂上講授教材附帶或自作的PPT，課后解答疑難問題單一的傳統教學模式。這種教學模式以教師為主體，教師在課堂上講授的內容是學生獲取知識的主要途徑，而且教師課堂講授占據了大部分的課堂時間，留給學生在課堂上討論的機會和時間并不多，學生在課堂上以被動聽講為主，導致學生自主學習意愿不強，這不利于提高學生提問、探索、思考問題的能力。傳統的課堂教學深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教師完全掌握了教學進度，學生基本上按教學大綱進行學習，自主安排學習的空間不多，這不利于激發學生學習的積極性。
1.3 考核方式偏向固定化
傳統的宏觀經濟學考核方式主要以期末考試為主，課程成績一般按照平時成績（包括出勤、作業、課堂表現、期中考試成績等）與期末考試成績3∶7或4∶6的比例加權平均組成。這種考核方式盡管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相對客觀地檢驗學生掌握宏觀經濟學基本概念、原理和規律等內容的情況，但也可能存在教師在試題命題過程中因為沒有為主觀題和客觀題設置合理的比例，而出現學生平時上課不認真聽講，通過考前死記硬背獲得高分的問題，未能檢驗學生運用宏觀經濟學理論分析并解決問題的能力。傳統的考核方式也未對學生的學習態度、實踐能力進行考核。
2 大數據時代宏觀經濟學教學改革的探討
大數據時代為宏觀經濟學教學帶來了海量的數據和新穎的案例等資料，為宏觀經濟學課堂教學提供了既豐富又生動的素材，為推進宏觀經濟學教學改革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在大數據時代，對宏觀經濟學教學進行改革，可以提高教學效率、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更有利于經濟管理類專業學生掌握宏觀經濟學基礎知識，為學習國際經濟學、金融經濟學、財政學等后續專業課程奠定扎實的基礎，并為參加研究生入學、政府機關、金融機構、高校等用人單位的招聘考試做好充分準備。
2.1 形成基于大數據的教學理念
大數據時代要求人們要形成大數據思維，同樣，大數據背景下的宏觀經濟學課程教學改革也需要具備大數據的思維。為了形成基于大數據的教學理念，任課教師要緊緊跟隨大數據時展的步伐，積極參加各種運用大數據改進教學的培訓、進修，認真學數據時代先進的教學技術和方法，并不斷將這些教學技術和方法引入宏觀經濟學課堂教學中。
2.2 多渠道豐富教學內容
第一，添加大數據時代的海量數據信息資料，豐富教學內容。傳統的宏觀經濟學教學存在理論性較強的問題，在大數據時代，任課教師可輔之以海量數據信息資料來豐富教學內容。與純粹理論知識教學不同，基于現實經濟現象的數據案例教學更加生動有趣，更能激發學生學習的積極性，更有助于學生牢固掌握抽象的宏觀經濟學理論知識，并提高運用宏觀經濟學理論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比如，在講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時，可分別引入基于掃描數據、網絡搜索數據、谷歌趨勢（Google Trends）預測CPI等案例分析。宏觀經濟學課程中，所有章節的內容基本都可以通過互聯網查找到大量相關的數據信息資料，利用這些資料可以更新、修訂教學大綱、教案和講義，有利于豐富教學內容，也有助于提高教學效果。
第二，增加運用大數據技術進行宏觀經濟分析的內容。在經濟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發展面臨著更加錯綜復雜的國內外形勢和更加繁重艱巨的任務，因此，宏觀經濟決策對宏觀經濟分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十三五”規劃綱要中指出“完善政策制定和決策機制：注重運用互聯網、統計云、大數據技術，提高經濟運行信息及時性、全面性和準確性”。因此，在大數據時代的宏觀經濟學教學改革有必要加入宏觀經濟分析。
傳統的宏觀經濟分析主要通過對比宏觀經濟指標、構建宏觀經濟計量模型、仿真宏觀經濟動力系統，對宏觀經濟運行形勢及其發展趨勢加以判斷和預測。大數據時代的數據規模大、類型多，拓寬了宏觀經濟分析所用數據信息的來源，并提高了數據信息獲取的時效性。目前，國內外運用大數據的概念、方法和技術進行宏觀經濟分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觀經濟預測（尤其是現時預測）、宏觀經濟分析技術、宏觀經濟政策和宏觀經濟數據挖掘等領域。
第三，借助大數據時代媒體報道拓寬知識面。在學習教材的基礎上，可推薦學生通過互聯網；物聯網；經濟信息聯播、經濟半小時、經濟信息聯播等財經類電視節目；《21世o經濟報道》《經濟觀察報》《金融時報》《經濟學人》等報紙雜志的財經報道，多渠道關注宏觀經濟熱點問題，拓寬學生的知識面。
2.3 加強實踐性教學
培養學生熟練運用宏觀經濟學理論與方法分析國內外現實生活中的經濟問題和現象是宏觀經濟學教學的目標。因此，任課教師在講授理論知識和方法的基礎上，更應注重實踐教學。
大數據時代的宏觀經濟學本科實踐教學，應當以培養學生的主動性和創造性為根本出發點，任課教師可以以宏觀經濟學理論知識和豐富的大數據資源為基礎，結合與大數據相關的課題、論文，將宏觀經濟領域的研究思想、研究方法、研究前沿引入教學。具體而言，教師可通過引導學生如何觀察現實經濟問題進行選題，如何結合宏觀經濟學理論構建數學模型，如何查找和整理文獻，如何搜集大樣本的宏觀經濟數據，如何撰寫學術論文并加以修改等方式增加研究性教學。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到研究中，使學生在研究過程中不斷學習和實踐，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習慣，提高其研究學習能力。
此外，還可采取“走出去”與“請進來”相結合的戰略開展實踐性教學。“走出去”是指組織學生到當地的統計局、發改委、經信委等與宏觀經濟運行緊密相關的政府部門和互聯網、金融、電信、零售等應用大數據的企業進行參觀學習，加強與這些單位開展深入合作，建立校外實訓實習基地，讓學生真正參與宏觀經濟學實踐活動。“請進來”是邀請這些單位既熟悉宏觀經濟學分析，又精通大數據分析的工作人員到學校為學生開展報告、經驗交流座談會。
2.4 采用“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模式
大數據時代的在線教學平臺、翻轉課堂、微課、慕課，為實現宏觀經濟學教學模式，由“以教師為中心”轉換為“以學生為中心”提供了保障。具體來說，教師可先根據課程標準和教學實踐的要求，制作宏觀經濟學課程教學大綱，接著按照微課、慕課、翻轉課堂等教學模式的要求，從學生學習需求的角度出發，將每章節內容制作成PPT、視頻、練習題、測試題、討論題、評分標準等資料，然后將這些資料上傳至教學平臺，為學生提供豐富的學習資源，也為學生提供更多自主學習的空間，這樣學生可隨時隨地通過在線教學平臺進行自主學習。
在線教學平臺采用交互式的短視頻學習模式，以10分鐘左右的片段式多媒體視頻為主，并在線完成配套的測試題，讓學生在輕松有趣的環境下掌握枯燥無味的宏觀經濟學原理，有利于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提高學習效率。在線教學平臺為學生和教師、學生和學生、教師和教師之間搭建了交流平臺，通過平臺可以相互發表觀點、交流意見、提問、解答等，有利于增加師生的互動，也有利于培養學生思考、分析和解決現實經濟問題的能力。此外，在線教學平臺會將學生的學習行為進行記錄，并根據記憶退化曲線提醒學生哪些內容需要及時復習，進一步運用大數據技術對平臺記錄的學生信息進行分析，可提煉出學生的學習能力、性格特征、學習狀態等信息，依此開展有針對性的個性化教育。
2.5 實施多元化考核
在大數據背景下，宏觀經濟學課程應采用多元化考核方式，既考核學生對宏觀經濟學理論知識的理解程度，也考核學生綜合運用宏觀經濟學知識的能力，同時，也考核學生在線學習和參與宏觀經濟學實踐教學等情況。如，其可根據教學平臺記錄學生完整的在線學習過程（包括每一個知識點內容的學習進度、完成配套練習和測試的情況，完成答題的時間、答題的熟練程度、答題的順序和答題的次數等），并結合參加實踐性教學的情況、對各部分內容掌握的情況、課堂表現、出勤等綜合考核，給出合理的課程成績以及相應的評價。
3 結 語
大數據時代的到來，為宏觀經濟學課堂教學提供大量的數據和豐富生動的案例等資料。在宏觀經濟學教學改革中，應緊扣大數據時展的脈搏，充分把握好大數據時代帶來的有利條件，整合一切可以整合的大數據資源，合理運用翻轉課堂、微課、慕課等新教學方法，更好地發揮大數據服務宏觀經濟學本科教學改革，不斷提高教學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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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宏觀經濟分析與政策范文
N．Gregory Mankiw在他的暢銷著作《經濟學原理》中提到――個關于HazyTruman的典故，這位美國前總統在任時曾經“苦惱”地表示，需要找一位獨臂經濟學家，因為當他請經濟學家們提出建議時，他們總是回答：“一方面……另一方面……”(Ontheonehand……On theother hand……)。由于大多數決策都涉及到個人或社會的權衡取舍，因此輕而易舉就得出結論的經濟學家并不被認為是可信的。他們從不輕易做出判斷，并且總是對不同的判斷均使用相對謹慎的措辭，哪怕是被問到如何認識他們本人。高善文就這樣描述自己：“如果從工作角度來說呢，第一，宏觀經濟分析員工作本身的很多內容本人是感興趣的：第二，我對工作的態度應該還算是比較認真的。”他語氣舒緩地說，“基本就是這兩句話。”
而在2005年《新財富》“最佳分析師”評選中，200多位基金經理對這位經濟學家的評價卻不約而同地使用了另外一些詞匯：“對宏觀經濟方向把握準確；具有可操作性、前瞻性、及時性；自成體系，有獨立觀點，深入淺出……”。如果是在另外一些場合，你甚至可以說這樣的評價充斥著譽美之辭。
對于在過去一年問于漫漫“熊市”中摸索的機構投資者來說，眾所期待的無疑是能夠廓清一個大致明確的經濟趨勢和市場方向，所以，當他們得以靜下心來回想過去一年經過耳邊的經濟學家“語錄”，相信留下的，總會是那些最助于他們理解這個方向的聲音。懷疑這些“主觀”的評價，并沒有充分的理由。
其實，這已不是這位經濟學家第一次得到類似的評價，在《新財富》2004年“最佳分析師”評選中，高善文就榮膺“宏觀經濟研究”第一名，緊隨其后的是當時已處于半“退隱”狀態的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許小年。其時，高善文進入證券行業只有一年左右的時間。
對于一位進入證券行業僅兩年多時間，資歷仍淺的人來說，這些贊譽似乎來得太輕而易舉，因此，這位出生于1971年的年輕經濟學家贏得這些贊譽的資本，足夠令人好奇。很多人喜歡打探這種人物的“出身”或者所謂“背景”，并試圖從類似的“出身”與當下的“影響”之間尋找出某種關聯，我們也不例外。
我們不厭其煩，并努力為讀者勾勒出一份關于高善文學歷、資歷等“出身”的清晰面目：
1971－1988年，成長于晉南臨汾；1988-1992年，求學于北京大學電子學系，專業電子學與信息系統，獲頒理學學士；1992-1995年，就讀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經濟管理系(光華管理學院前身)，專業宏觀經濟分析，獲經濟學碩士；1995．7-2000．9，就職于人民銀行總行辦公廳；2000．10-2001年底，受人民銀行總行派遣，就讀于日本國立政策研究大學院，獲公共政策修士碩士；2001年底―2002年底，進入亞洲開發銀行研究所實習；2003年初，回國，2003年下半年，在職業生涯的安排中，恰逢光大證券研究所改組，獲邀并由此進入證券分析行業；另外，高善文1999年開始在人民銀行研究生部讀取經濟學博士，2005年9月正式畢業，導師周小川。
“所有過去的學習、生活和工作經歷都跟目前的工作有很大關系，”高善文說，自己在研究生期間專業相對比較側重宏觀經濟分析；人民銀行的工作在專業內容上與宏觀經濟的觀察分析判斷也有一定聯系，而且在此期間，還去國外中央銀行接受短期培訓，了解了中央銀行在如何制定貨幣政策、如何分析宏觀經濟領域一些比較新的實踐。高善文表示，師從周小川的經歷，讓自己可以站在一個更高的高度去理解經濟形勢、經濟分析和政策制定過程的一些思路，但由于自己商業研究的對象一定程度上包括中央銀行和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所以，他會刻意地回避和人民銀行有關領導有太多過于密切的接觸。
高善文說，“另外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是，本人對這個專業(宏觀經濟分析)也抱有一定的興趣和熱情，”大學生活使他慢慢認識到自己對偏工程性、動手性的專業科目實際上比較缺乏興趣，而經濟分析涉及到很多思考和推理性的東西，動手和實驗性的東西相對很少，這成為高善文此后專業研究的主要興趣和方向。
注重數據和經典而簡單的分析框架
相比于“首席經濟學家”的稱謂，高善文更喜歡自稱為“宏觀經濟分析員”。“我們從事的是商業研究，學術方面的含金量實際上是很低的。”這樣的說辭也許僅僅是一種自謙，也許還包含著對職業理解的“自省”。高善文說，“我們不是研究純粹的理論，我們是商業研究，我們要服務于分析和預測的需要，服務于理解的需要，所以，沒有經驗數據，沒有對經驗數據扎實可靠的分析，就不要談問題。”
對數據和經驗事實的強調，高善文稱之為是約束自己分析過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條件。“每說一句話，每做一個結論，我都努力有數據方面的支持，而且必須是相對比較扎實可靠的數據和經驗證據方面的支持。如果你有一個非常好的理論，包括你對現實的很多問題有一些非常好的靈感和思考，但是這些思考如果不能得到經驗數據方面比較扎實的支撐的話，我寧肯割舍。”
宏觀經濟分析，僅有數據當然遠遠不夠，恰當的分析框架同樣是立論的基礎。現代宏觀經濟學還不是一個非常成熟的學科，過去幾十年間，不同的學派為著不同的理論爭論不休。雖然在宏觀經濟分析的基本框架方面，學術界形成了一些重要的共識，但如何應用這些共識，不同的經濟學家仍經常會作出迥異的抉擇。“我還是傾向于相信現代經濟分析框架和邏輯本身具有一般性，并努力嘗試將這些相對比較標準和規范的宏觀經濟分析框架運用到解釋中國經濟數據的具體分析過程之中。”這是高善文的選擇。
“現代經濟學很多標準的分析框架，標準的分析邏輯，在中國市場具有一般性和驚人的適應性，但是它的提出是基于成熟經濟的實際情況，需要對其具體的應用過程(包括很多基本概念、重要的指標和假定)進行一定的調整，才能更好地適合中國經濟的現實情況和現實的數據體系。”
高善文舉出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如何應用產出缺口。產出缺口在宏觀經濟分析和政策制定過程中是――個比較重要的概念，如何定義和測量產出缺口，在成熟經濟中也存在很多爭議。
產出缺口一定意義上同成熟經濟里所謂的自然失業率存在著比較密切的聯系，但直接把這樣―個概念應用到中國經濟數據的實際分析過程中，會存在很多的困難：衡量中國經濟中的失業率在數據方面非常困難，更不要說去尋找一個恰當的自然失業率；更重要的是在理論層面，對中國經濟的歷次波動、對通貨膨脹的決定過程來講，勞動力市場的緊張是不是在其中扮演了非常核心的作用，這一點本身也令人懷疑。雖然文獻上還有一些基于總量數據來直接對產出缺口做一些數學上的估算，但是完全基于總量數據以及其它一些比較粗略的數據去估算產出缺口，本身可靠性以及它的理論基礎和經驗基礎，都不是非常完善。
“這迫使我思考產出缺口這樣一個概念應用到中國經濟實踐應該用怎樣恰當的方式去衡量?”嘗試過上述各種方法的高善文最后找到了一個他稱之為理論上更接近于產出缺口本原含義的概念，“產出缺口在理論上的另外一個定義方法是比較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一個經濟體所有東西的價格具有高度彈性的時候所表現出的產出水平；另一種情況是一部分重要商品甚至大部分商品的價格存在著粘性(這意味著市場不能隨時出清，不能隨時靈活調整)的時候所表現的產出，這兩種產出的差就被定義為產出缺口。”
使用這個在理論上更接近于產出缺口本原含義的概念，分析中國經濟的實際數據，可以觀測到中國的貿易順差在一定程度上同這樣一個概念的產出缺口之間存在著很強的聯系。而且使用這樣一個類似產出缺口度量的概念去解讀很多重要的經濟現象，包括解釋通貨膨脹的方向、解釋勞動力市場的緊張、解釋社會消費品零售的增長、解釋企業利潤的變化等等，高善文的感受是，“因為它的分析過程變得更簡單．同時它的解釋能力變得更具一般性，解釋能力就比較強，而且很可能它的預測能力也是比較強的。”
一個關子中國經濟的“故事”
我們希望可以看到――個關于最近兩年中國經濟發展脈絡簡單但足夠清晰的描述，高善文說，可以用一個故事把這個說得很清楚。期待戲劇性結局的讀者可能會失望，故事是這樣開始的：
“經濟是處在某一個狀態，不管是偏涼或者偏熱。比如2002年下半年，當時經濟總體上處于偏涼的狀態。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經濟之中有一部分資源沒有被充分利用，除了當時勞動力市場存在大量閑置；另外很重要的是，在全部經濟的資本存量方面也可能存在著很多的閑置，比如說，電力、鐵路運輸等等。在這個背景下，由于內外原因，經濟需求突然加速。需求突然加速的原因可能包括：政府換屆，人民幣升值預期帶來的熱錢流入和貨幣供應的高速增長等等，實體經濟部門的盈利2002年的時候實際上也已經恢復到一個比較健康的狀態。
“在需求突然加速的背景下，我們觀察到勞動力市場還沒有出現同樣的緊張的時候，資本存量方面的資源已經被耗竭了，這表現為：鐵路運輸緊張、電力供應緊張、煤炭供應緊張、港口、遠洋運輸緊張等等。資本存量緊張，那么資本的報酬率就快速地提高，大家就去投資，所以固定資產投資就高速增長；在固定資產投資高速增長和利潤高速增長條件下，經濟的需求就進一步加速。資本存量緊張在宏觀層面會看到總體價格水平的快速上升，但是看價格快速上升的構成，并不是勞動力價格和服務業價格的快速上升，而恰恰是自然資源品。這是經濟波動過程的第一個階段。在新的固定資產投資形成新的生產能力之前，這樣一個緊張狀況始終維持，甚至在進一步強化。
“一旦第一個階段大量的固定資產投資形成生產能力釋放出來，經濟會表現出很多新的特點。
“第一，如果供應能力的增長非常高并超過了需求的增長，那么我們能夠看到各種總體價格指數的全面回落，包括GDP平減指數、PPI和各種商品價格指數的全面回落；第二，在供應能力的增長很快超過了需求的條件下，有一部分過剩供給就會被轉移到國際市場上，就會表現為貿易順差的大幅度增長；第三，供應能力增長一旦超過需求的增長，意味著資本存量相對已經過剩，資本的盈利就會下降，利潤增長率就會大幅度下滑。
“還有一個重要特點是，供給能力快速釋放的過程需要擴大勞動力的雇傭，在這個過程會觀察到勞動力市場的緊張，這種緊張一是表現在整體就業在擴大，甚至還可能帶來勞動力工資的加速上升(勞動力工資的上升速度取決于整個經濟中多余的勞動力有多少)；另一個是，從勞動力的角度來講，一方面收入在改善，一方面就業安全感在改善，反過來會帶來零售的加速。這個時候，我們就能看到消費的加速增長。”
這里僅僅是一些推導過程和由此推導出的經濟或許可能出現的種種現象。然而故事的精髓也許就存在于這個并不復雜的邏輯推導過程里。與推導本身相比，比照現實狀況的經驗數據，像是一個只是事先給出答案的“懸念”。
“拿這個推導觀測中國經濟從2004年四季度到現在的實際狀況，我們看到了各種價格指數的全面下跌，看到了貿易順差的大幅度增長，看到了零售的加速，看到了企業利潤的大幅減速，看到了登記失業率的降低，看到了勞動力工資的加速上升。
“同樣拿這樣一個框架去看2002年下半年到2004年三季度這段時間，或者回過頭來去分析1992-2002年或1992-1998年這輪經濟周期，理論推導結果與經驗數據很一致。在這個簡單的分析框架下，眾多紛繁復雜的經濟現象變得非常容易理解。”
一份印象深刻的預測報告
“既然用這樣一個框架可以解釋這段或那段時期，那么我們就可以使用它去預測下一個時期，”高善文說，“由于它在理論上并不是那么復雜，但它對現實數據的解釋能力應該還是比較強，預測下一個時期就會變得非常的簡單。”
平均每個季度都會就市場重點關注的問題推出一份主題報告的高善文，在2004年7、8月份推出了一份分析企業利潤的報告，并在報告中提出一個基本預測未來兩年，至少對2005年、2006年來講，企業利潤的增長率會持續大幅度下滑，2005年至少會下滑一半，2006年會進一步回到1位數的水平。”當時很多人可能會覺得結論太極端，并且難以接受。高善文仔細檢查了自己的推理過程，包括數據分析過程后，仍然傾向于認為這個結論不會有太大的問題。從2005年的情況來看，預測與現實在趨勢、甚至程度上都比較接近。
這個報告在2004年中就對2006年的利潤趨勢做出了一些預測，當時認同這個預測的分析員不多，而現在，很多分析員預測，明年企業利潤增長率會繼續下滑。
即便是這些已具有相當解釋能力的分析框架，高善文仍有所保留，他說：“在未來進一步的追蹤和分析過程中，也許能找到其它更好的度量方法，這個一方面依賴于數據的改進，一方面依賴于測量技術的改進，一方面可能也依賴于思考的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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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需求和商業競爭壓力，常常迫使證券分析師對許多經濟現象及其趨勢必須做出非A即B的回答。在一貫溫和沉穩的敘述中，高善文除了謹慎地選擇恰當的詞句，還總會不厭其煩地為那些無法準確達意的表述補充合適的定語、狀語或其他修飾，以使之契合或接近其所描述的定義或現象的本原面目。
這位習慣于嚴謹敘述的經濟學家面對著更多試圖探究他本人意圖的對話者，幾乎從不輕易使用任何帶有結論性的語言，這一句可能是惟一的例外：“如果不是特別謙虛的話，我感覺我的口語表達能力和感染能力還不算差，”他這樣說。
上述那個關于中國經濟的“故事”也許在習慣于戲劇方式的聆聽者看來不見精彩，但由此認定這位商業研究者總有著學術化或商業化的表達并不準確。實際上，即便是非常專業和嚴肅的經濟話題，在他的敘述中都有可能輔之以歷史或人文方面的佐證。高善文說，“我自己花在閱讀上的時間比較多。”如果在最近的對話中，聽到他談及科技和漢語這些看上去與經濟風馬牛不相及的話題，應該也可以想像，高善文稱，自己正在讀一些科技專欄并在重點研究漢語。
第5篇：宏觀經濟分析與政策范文
報告稱，2011年中國宏觀經濟將努力凸現出以增長保民生、以民生促增長的協同發展路徑，協同增長目標和民生目標是2011年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主旋律。2011年作為“十二五”的開局之年，一方面，“收入倍增計劃”、“保障性住房工程”、“社會安全網構建”、“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減稅計劃”為代表的“民生工程”加速啟動；與此同時，“戰略新產業規劃”、“區域增長規劃”效應將延續和提速；這些因素將形成2011年中國宏觀經濟的上行力量。
另一方面，“平衡貿易戰略的推進”、“房地產調控政策的持續”、“結構性調整力度的提升”、“進口通脹壓力的凸顯”、“發達經濟體復蘇緩慢”以及“國際資本移動的不確定性”等因素將形成宏觀經濟的下行力量。上行和下行力量的相互交織決定了2011年中國宏觀經濟將面臨復雜的環境，需要通過尋求增長與民生協同的機制來破解“控通脹、去泡沫”和“穩增長、防下滑”的兩難格局，這需要更加積極的民生偏向的財政政策來對沖緊縮性的貨幣政策組合。
依據中國人民大學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模型，報告對2011年中國宏觀經濟作出如下預測：
1、2011年中國經濟增速將出現適度回落，預計全年GDP增長9.63％。
2、綜合考慮到食品、大宗商品價格、相對寬松的流動性、電價改革、“劉易斯拐點效應”、保障房建設和基礎設施投資等因素，再加上翹尾因素，全年CPI達到4.7％。
3、在通脹高企和居民收入不可能出現跳躍性增長的態勢下，居民消費(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全年增長率預計為17.1％。
4、在“貿易平衡戰略”、結構性調整與新規劃效應、保障房工程的相互作用下，投資繼續維持高位，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全年增長率預計為24.6％。
5、在“促進口、穩出口”的貿易平衡戰略下，出口全年增速22.4％，進口增速29.5％，全年順差預計大約在1250億美元。
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在論壇上介紹說，中國銀行研究人員預測的經濟形勢與中國人民大學的報告基本一致，但略為悲觀一點，今年的GDP增長預測為9.3％，通貨膨脹率為4.8％。他認為，在中國經濟未來的增長中，人口結構的變化需要高度關注，要特別注意中國未來家庭結構變動和房地產的變動所導致的新問題。外匯安排問題、就業壓力問題以及各方面的風險問題都需要考慮。建立一個良好的資產負債表，是研究國家未來風險第一重要的思路。
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昕副所長宋立在談及中國經濟未來走勢時表示：“在國際經濟形勢和進出口不確定的背景下，中國的經濟還有進一步下滑的空間。”他認為，從中國經濟增長來看，投資趨勢明顯，消費趨勢穩定，但國際經濟形勢和進出口在目前的不確定性很大。一方面，現在世界經濟的復蘇在很大程度上還是刺激政策推動的復蘇，而隨著各國刺激政策相繼結束，新的增長點若沒形成，世界經濟即將進入增長動力轉換時期的振蕩狀態。
另一方面，日本核危機以及中東、北非的動蕩加劇了世界經濟下滑而物價上升的趨勢。日本核危機可能在全世界范圍內引發退核浪潮，導致在未來三到五年里，能源的供給緊張。北非、中東作為德國主要的出口地，近期的危機將影響德國，進而是歐盟經濟的復蘇。更進一步，如果危機擴大，國際石油價格將可能在120美元之上波動。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中國經濟還有進一步下滑的空間，第三季度經濟下滑幅度將更大，甚至存在低于9％這一潛在水平的可能。
中期報告歸納出了2011年中國宏觀經濟10個應注意的方面：
一是2011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不會出現實質性放緩。投資維持高位運行、出口處于常態化區域以及“增長目標與民生目標的協同效應”確保經濟增長不會出現實質性放緩。
二是考慮到食品、大宗商品價格、相對寬松的流動性、電價改革、“劉易斯拐點效應”、保障房建設和基礎沒施投資等因素，加上翹尾因素，2011年中國通貨膨脹將呈現“前高后不低”的態勢，復雜的通脹因素帶來中國經濟中通脹壓力的“中期化”，但經濟不會出現滯脹。
三是期望消費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邊際第一要素，但存在明顯的隱憂，并極有可能受挫。
四是“民生工程”、“戰略新產業規劃”、“區域增長規劃”效應等因素將使投資繼續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核心要素，經濟存在重回2007年之前增長模式的潛在風險。
五是“平衡貿易戰略”的推進以及發達經濟體復蘇緩慢將導致2011年貿易順差大幅下降。
六是房地產調控政策的“加碼和持續”和“保障性工程”大力推進、住房需求剛性以及投資性需求“慣性”之間的相互博弈將持續；中央政府要民生、地方政府要土地財政、開發商要利潤，三大主體目標函數的不一致性決定了房地產市場價格調整將進入“疲勞期(時間較長)”，而價格調整的“疲勞期”也暗含了房地產市場不會“硬著陸”。
七是受“官員績效考核指標的變化”、“劉易斯拐點效應”和“結構性調整的強化”等因素的影響，東部地區經濟增長速度將出現下滑，中國經濟的增長極將加速向中西部地區漂移。
八是前期刺激計劃的慣性、投資的高位運行以及制造業為主的全球分工位置使得結構性調整困難很大。
第6篇：宏觀經濟分析與政策范文
一、環境經濟學的產生與發展
環境經濟學科的產生與環境問題的日益嚴重并引起社會普遍關注是分不開的。自人類進入工業社會以來，在追求經濟增長的驅使下，人類對自然環境展開了大規模的前所未有的開發利用。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出于戰后重建家園的強烈愿望，一些工業化國家一味追求經濟的快速增長，表現出了空前的增長熱潮。雖然在極短的時期內，人類創造出了巨大的物質財富，但同時，在工業化、城市化的過程中，大大加劇了對耕地、淡水、森林、礦產的消耗，引發了深重的環境災難，給人類社會帶來了巨大的危害和不利影響。僅20世紀50～60年代的“公害”事件就曾使成千上萬的人直接死亡。可以說，這一時期的環境問題與農業社會時期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不僅直接威脅到人們的生命健康，而且嚴重削弱了自然環境系統對人類社會生存發展的支持能力，給人類未來的發展蒙上了一層陰影。這種嚴峻的環境形勢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公眾的環保意識空前高漲，環境運動在發達國家開始蓬勃發展，一大批社會有識之士也加入到宣傳環境保護的行列之中，最著名的莫過于1962年女生物學家萊切爾·卡遜（Rachel.Carson）寫的科普著作《寂靜的春天》引起的轟動。該書描繪了一幅由于農藥污染所帶來的可怕景象，驚呼人們將會永遠失去“明媚的春天”。該書的問世，對公眾的環境意識施加了重大影響，在世界范圍內引發了人類對環境與發展前景的關注。與此同時，學術界也開始對環境問題進行科學意義上的探討。從20世紀50年代起，生物學、化學、地理學等自然科學開始對環境問題進行科學探索，主要是從技術的角度提出了環境污染的嚴重后果并提出了一些可行的解決方案，取得了比較重大的進展。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很多經濟學者開始運用現代經濟理論與經濟學分析方法對環境問題進行重新思考，探討環境與經濟的相互關系、環境問題產生的經濟根源以及解決環境問題的經濟途徑等課題。同時發現傳統經濟理論對環境問題認識的兩大失誤在于，一是低估了環境負外部性對市場經濟運行的廣泛影響。僅僅把外部性當做市場經濟運行中的一種偶然、個別的現象，而忽視了在大規模開發與利用環境資源過程中外部性是一種無處不在的普遍現象這一事實，因而產生了嚴重的環境后果。二是傳統經濟理論片面強調GNP作為衡量社會發展與進步指標的作用，而忽略了GNP增長所付出的環境代價。對環境問題的經濟分析不僅使環境研究有了一個重要的新的分析視角，同時也進一步拓展了經濟學的研究領域。在嚴峻的環境現實面前，越來越多的經濟學者開始關注環境問題，這意味著環境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經濟學分支學科的客觀條件正在逐步成熟，隨著大量的有關環境經濟研究成果如各種關于環境問題的學術研討會、期刊、教科書等的迅猛增加，環境經濟學終于在20世紀60年代開始形成，并且隨著環境現實的發展變化與人們對環境問題認識的不斷深化而得以迅速發展。其發展軌跡實際上沿著兩個方向同時抑或交替地向前推進，一是微觀環境經濟分析的不斷深入，二是宏觀環境經濟分析的不斷拓展。
微觀環境經濟分析主要是在新古典框架內探討環境問題的經濟根源、治理途徑以及與環境治理相關的費用效益分析方法與環境價值評估技術等內容。按照新古典經濟學的觀點，環境問題的經濟根源在于環境資源配置上的市場失靈以及政府干預產生的政府失靈。最初對市場失靈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外部性理論上。所謂外部性是指經濟活動中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或私人收益與社會收益的不一致現象，有負外部性與正外部性之分。前者是指私人成本小于社會成本的情況，而后者則是指私人收益小于社會收益的情況。一般認為，環境問題主要是由于負環境外部性所致。譬如工廠向外排放廢氣對空氣造成的污染雖然損害了周圍地區居民的利益，卻往往并沒有因此而承擔相應的成本，而是將其直接轉嫁給社會。這樣一來，工廠就沒有動機減少廢氣排放，從而造成空氣的過度污染。下圖簡單描述了這一情形。圖中P代表完全競爭市場產品價格，MPC代表廠商生產的邊際私人成本，MSC代表廠商生產的邊際社會成本，由于廠商并沒有考慮污染排放給他人造成的損害，因此邊際私人成本要小于邊際社會成本。廠商按照利潤最大化原則生產時將會生產Q單位的產量，此時邊際私人成本等于邊際私人收益。但如果按照社會利益最大化原則生產，廠商只應該生產Q[*]關水平產量，此時社會邊際成本與社會邊際收益一致。顯然，由于廠商沒有考慮生產的負外部性，生產水平超過了社會最優生產水平，從而產生過度污染。
運用外部性理論來解釋環境惡化的原因實際上來源于庇古的思想。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經濟學》一書中就對此進行了分析，只是當初環境問題尚不突出，因此也就沒有引起太多的關注罷了。不僅如此，庇古還提出了糾正外部性的辦法——對引起外部性的活動征稅或補貼（后者適用于正外部）。庇古稅也因此成為環境經濟學家們為解決環境污染問題開出的最早的經濟藥方。看起來，外部性理論已經對環境問題進行了比較完美的分析，但很快人們就有了新的發現，這源于科斯1960年《社會成本》一書的發表。由科斯等人創立的產權理論為人們對環境問題的經濟分析提供了新的工具。按照產權理論，環境問題的根源不是由于市場缺陷而是由于環境資源產權的不明確所致。哈丁（Hardin1968）關于“公地悲劇”的研究最能說明這一點。其大意是，在中世紀英格蘭的一些農村地區，有供社區成員放牧的公地。當時做出這項制度安排的可能性原因有二。一是草地的細分存在困難，二是牲畜的食草范圍難以控制。然而，社區成員為了從公地上獲取最大利益，競相增加牲畜頭數，結果導致公地上出現過度放牧現象，進而造成公地退化，甚至毀滅的悲劇。經濟學家們以公地悲劇為例說明如果沒有排他性產權安排，必然會導致環境資源的過度開發利用。因此，產權學派開出的治理環境藥方是明確環境資源的產權，然后讓市場來決定環境資源的配置。按照“科斯定理”，只要交易成本為零，不論產權界定給誰，市場都會實現最優資源配置的效果。產權理論并不是對外部性理論的替代，而是進一步豐富了經濟學家們對環境問題的解釋。在這兩種理論的指導下，經濟學家們提出了以直接管制、征稅、排污權交易等各種途徑來解決環境問題的政策。由于環境治理必然涉及到治理成本與治理收益兩個方面，因此，費用效益分析這一基本的經濟學分析方法也自然被用來進行環境政策分析。環境經濟學家認為，環境治理的目標并不是環境質量越高越好，因為隨著環境質量的逐步改善，進一步改善環境的成本會越來越高，而相應地環境改善所帶來的效益則會越來越小，因此，從經濟效率的角度來分析，最優環境質量目標應是在環境治理的邊際成本與邊際收益相等的水平上。環境經濟學家們進一步發現，不同環境政策手段的效率與成本是不一樣的，如何以最小的成本來實現既定環境目標也是環境經濟學要研究的重要內容。與費用效益分析密切相關的是對環境資源的價值評估問題。因為環境資源本身是非市場交易產品，其價值不可能通過市場自動表現出來，也正因為如此，市場對環境資源配置才會失靈。所以，為了給環境資源“定價”，一系列環境價值評估方法如意愿調查法、旅行成本法、享樂價格法、生產函數法等也成了環境經濟學不斷探索的新領域。公共選擇學派的興起為人們探討環境問題提供了又一個新的理論武器。以198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布坎南為代表的公共選擇學派重新審視了政府的性質與作用，將“經濟人”概念進一步延伸到那些以投票人或國家人身份參與政治或公共選擇的人們的行為中，即承認政府追求的也是某種特殊利益而不是全民利益，政府也有失靈的情況。公共選擇學派的這一理論同樣被環境經濟學家們應用于對環境問題的分析，指出政府失靈也是環境問題產生的根源之一。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政府政策沒有糾正現行環境市場價格與實際價格的偏離，二是一部分經濟政策甚至人為地扭曲了市場價格，如不適當的資源補貼價格政策。當然，指出政府失靈也并不是完全否認政府在環境管理中的作用，甚至排除政府對環境問題的干預。環境經濟學家的觀點是，解決政府失靈的關鍵還是在于提高決策當局對環境問題的正確和全面理解，以及制定出可操作性強的政策措施。當然，這也有賴于經濟學家們提出更好的理論解釋和解決問題的辦法。
微觀環境經濟分析主要遵循古典傳統，從資源的角度對環境問題進行探討，使經濟學在解釋與解決環境問題上有了突破性的進展。但人們也同時開始意識到環境問題的惡化與經濟規模迅速擴大是分不開的。因此，很有必要從宏觀的角度來探索環境系統與經濟系統之間的相互關系，揭示其相互影響的內在規律，并從宏觀上提出協調環境與發展的戰略措施。這也是宏觀環境經濟分析面臨的主要任務。傳統宏觀經濟理論主要討論國民收入增長與就業問題，宏觀經濟政策目標主要包括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與國際收支平衡。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宏觀經濟學并沒有把環境問題納入其討論范圍。但是隨著與經濟增長相伴隨的環境問題的越來越嚴重，宏觀經濟理論與環境與經濟之間的相互影響開始給予了越來越多的關注。無論是宏觀理論模型還是應用模型的研究都試圖表明宏觀經濟發展與環境是怎樣相互影響的以及環境與能源政策是怎樣影響宏觀經濟運行等問題。當然對于這些問題的宏觀分析可以應用很多不同的模型，如一些模型包含了很多描述環境方面的方程，而有些則包含很少這類方程。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梅多斯等人受民間國際研究機構羅馬俱樂部的委托，就當前的增長趨勢與未來人類困境關系進行研究，經過兩年多的研究，他們于1972年提交了一份名為《增長的極限》的研究報告。該報告建立了一個精心設計的以電子計算機模擬計算為基礎的世界模型。模型包括決定全球經濟增長和人類未來的五個基本因素：人口增長、糧食生產、工業發展、能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并得出了“如果世界人口、工業化、污染、糧食生產以及資源消耗按現在的增長趨勢持續不變，這個星球上的經濟增長就會在今后100年內某個時候達到極限，最可能的結果是人口和工業生產能力這兩方面發生頗為突然的、無法控制的衰退或下降的可怕結論。《增長極限》的發表，在全球范圍內引起了關于人類增長前景的大討論，也標志著環境問題開始正式納入宏觀經濟理論模型的分析之中。隨著人們對增長認識的不斷深入，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提出了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思想。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對可持續發展的定義是“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而又不損害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的發展”。這一思想很快被納入宏觀經濟分析模型之中，使宏觀環境經濟分析有了新的發展。可持續發展戰略也促使人們開始反思傳統反映經濟福利指標GNP的合理性。一些經濟學家提出了如何建立把資源退化、環境破壞等影響因素包括在新的國民收入指標或者稱為綠色國民收入指標的問題。隨后，這一問題也開始逐步成為宏觀環境經濟分析的一部分。戴利在1991年發表的《避免不經濟的增長》一文中提出了經濟學家應該研究最優經濟規模的觀點，從新的角度探討了環境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此外，對環境問題的宏觀經濟分析也逐步擴展到國際維度，如國際貿易與環境的相互影響、全球氣候變暖的經濟分析以及全球環境問題的共同治理等問題都可以用新的宏觀經濟模型進行分析。
總之，無論在國家范圍內還是國際維度內，宏觀環境經濟分析在預測未來可能發生的環境問題、對環境政策的宏觀經濟影響進行評估、分析能源戰略及其對環境與經濟的影響以及分析國際環境問題中的合作與斗爭等方面都有著重大意義。最基本的宏觀經濟模型如內生增長模型已經拓展到自然資源開發、污染排放以及氣候變化等領域的分析，宏觀經濟理論正在并將繼續對環境政策產生重要影響。這些理論模型，對于正確理解經濟與環境的相互關系是很有裨益的。
第7篇：宏觀經濟分析與政策范文
關鍵詞：DSGE模型；宏觀經濟波動；勞動市場
DSGE對于宏觀經濟分析很有幫助。可以分析RBC理論中經濟的波動[1]，也可用于開放經濟[2]和市場經濟[3]的研究。近年來對DSGE模式的應用也有所增加[4]。本文將利用新凱恩斯DSGE模型來研究我國的經濟波動中受勞動市場的影響形式。
一、新凱恩斯DSGE模型的構建
本文建立的凱恩斯模型包括三個部門：家庭、企業和政府。其中各部門都是理性的：家庭選擇效用最大化，企業選擇利潤最大化。模型的政府部門只考慮銀行。政府采取的貨幣政策是通過調整貨幣增長率的方法來影響實際經濟。
（一）消費
我們的家庭考慮所有的勞動剩余，這樣可以防止免費搭車現象。家庭成員們通過選擇消費束和一期無風險債券來達到期望效用最大化的效果。效用函數如下：
（二）生產和收益
假設企業生產函數是，其中表示整個經濟中的勞動生產力，表示被企業雇傭的工人的工作時間。企業面臨的需求，而且以價格出售他的商品，它在時期的實際收益取決于它支付給工人的工資和出售產品獲得的價格收入：
（三）勞動市場
在時期，公開職位空缺的價值如下式表示：
（四）貨幣政策
本文選擇泰勒型的利率規則。貨幣政策制定者通過改變一期無風險利率，來實現貨幣政策效果。本文選擇的貨幣政策規則的線性化形式如下：
這里，而且是服從白噪聲序列的隨機干擾項。
二、模型估計及分析
本文選取1992年-2019年中國季度數據，首先對數據取對數然后進行HP濾波處理，然后除以基期數據，用實際數據進行分析。
（一）貝葉斯估計方法
對于選擇貝葉斯估計方法估計DSGE模型，設是一個不可觀測的參數，的聯合后驗密度，可以通過的后驗分布密度乘以可觀察變量的聯合分布得出。通過公式表達出：
（二）極大似然函數
使用狀態空間模型，可以簡化模型推導，所以在對模型求解之后，可以把模型的解寫成以下狀態空間的形式：
第一個模型是狀態空間模型，第二個模型是觀測方程。其中St表示狀態變量，Wt代表外生沖擊變量，Yt表示觀測變量，代表結構參數。在條件下，可以給出，在條件下，可給出，進而在和基礎上，給出，最終得到。由此可以看出選擇狀態空間模型的優勢，它使得推導變得簡單易懂。
再利用馬爾科夫性把寫成如下形式：
得出和之后，就可以估計似然函數。
（三）勞動市場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利用上面給出的似然函數和結構方程，在MATLAB的Dynare軟件包中可以實現參數的估計通過變換勞動市場參數，觀察宏觀經濟變量變化情況，以此研究勞動市場對宏觀經濟的影響情況。隨著科技及體制的改革勞動市場中工人匹配能力是可以改變的，所以首先研究勞動市場工人匹配能力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只研究此項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就要保持其他變量穩定，也就是只改變的大小。對此參數的不同取值進行模擬給出相應脈沖響應函數圖，就可分析對應變化情況。下圖就是對應的脈沖響應函數圖。
圖中紅色曲線代表值相對變大，得出的脈沖響應函數圖；藍線代表值相對變小，得出的相應脈沖圖；綠線代表值沒有變化的基準值下的脈沖響應函數圖。
結論
第8篇：宏觀經濟分析與政策范文
一、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的基礎是國民經濟核算體系
宏觀經濟統計分析屬于實證經濟范疇,具有對象的系統性和分析的實證性特點。它是建立在完整反映經濟現象客觀數據基礎上的分析,這是統計分析有別于其它經濟分析的最大不同點。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的基礎是國民經濟核算體系,這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第一,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是反映國民經濟運行過程的統計體系,它提供了一個經濟體的全面觀察數據,為宏觀經濟統計分析提供了實證基礎。“SNA提供了一個包羅廣泛的核算框架。在此框架內,經濟數據可以按照經濟分析、決策和政策制定的要求,以一定的程式編制和表述”[1,P1];“1993年SNA提供了一種分類體系和一種可在不同詳盡程度上加以運用的核算框架”[1,P2];“它增強了各類使用者可得到的統計資料的分析力量”,“它反映經濟參與者的經濟行為、它們的內在聯系及其經濟活動的結果。它完成了資產負債表的聯結工作,因而提供了一幅某經濟體支配其資源的全景。它統一了經濟中某些重要部分的信息———例如,人口與勞動力、價格與物量的計算以及購買力平價———以前這些都是互不相連的”[1,P3]。
事實上, 198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創始人、英國經濟學家理查德·斯通,就是為了獎勵他對發展該體系從而大大改善了經驗經濟分析基礎的基本貢獻。在授予他獎金的時候,主持人說“……體系取得了獨特的國際影響,……是周期性和結構性分析不可缺少的工具。”確實,沒有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提供數據,宏觀經濟統計分析就是無米之炊。可以想象,沒有國民經濟核算數據,我們對國民經濟形勢的描述可能就只能用“好”、“比較好”、“越來越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等空洞無物、蒼白無力的詞語了;沒有國民經濟核算相互聯系的數據,我們對國民經濟的分析只是支離破碎的,無助于國民經濟政策和決策的制定。1990年,我國出現市場疲軟、生產不暢、財政困難等問題,有關方面根據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提供的數據進行定量分析,提出改變調整力度,增加400億元投資,以保持國民經濟適度增長的建議,被國務院所采納,取得了重大的社會、經濟效益。
1996年,我國成功地實現了國民經濟軟著陸以后,又出現了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同樣是根據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提供的數據,進行消費、投資、出口三駕馬車對拉動經濟增長的定量分析,提出了包括財政政策、金融政策在內的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使我國經濟能在全球經濟動蕩中逆風飛揚,保持了高速度的增長。黨的十六大上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并將此寫進了黨的章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最主要的目標之一是國內生產總值2020年力爭比2000年翻兩番,即要達到357 768.88(89 442.2×22)億元左右。一定的經濟總量要有經濟速度作保證,從2001年起,我們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速度應該不低于7.2%,年均增長額至少為134 16億元。到那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將為3 500美元左右,實現戰略目標的第三步,達到世界中等收入國家的水平。統計表明,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達到較高的增長速度相對容易,而在較高水平上達到年均7.2%的增幅是一個偉大而艱巨的目標,但這又是一個可能達到的目標,根據就是基于國民經濟核算的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第二,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決定了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的領域。“國民經濟核算的突出應用是與公共政策相連的。主要依靠貨幣和財政手段的國家發現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十分有用,因為,經濟核算為評價經濟發展的可能趨勢和政府政策所需要的調整提供了一個系統的框架”[1,P9]。比如SNA提供了價格和物量核算,“使之有可能對通貨膨脹以及經濟增長和波動進行系統和詳細的分析”[1,P415]。
人們在評價SNA的目的時候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國民經濟核算主要是經濟統計的組織系統。所以SNA的主要價值在于其分類和定義的一致性,以及它對經濟中各組成部分間的內在聯系的顯示。這種觀點導致對基礎統計改進的偏重,因為只有在此基礎上才能完善核算體系。與此相反的觀點是,國民經濟核算主要為促進經濟的分析和決策服務。綜觀SNA的結構和定義,它不但決定了能夠被開展的分析類型,而且也影響考慮經濟和社會問題的方式。
第9篇：宏觀經濟分析與政策范文
吉姆·奧尼爾（Jim O'Neill），現任高盛資產管理公司董事長，英國皇家經濟學會董事會成員，在金融街擁有巨大的影響力。這并不僅僅因為他的頭銜和職位所帶來的光環，而是他在宏觀經濟領域的長期實踐和成功經驗。特別是“金磚四國”概念以及分析框架的提出并經時間驗證后，他成為全球最受歡迎的人物之一，其言論可以影響全球資本的流動，甚至許多發展經濟體，想方設法希望被他點名進入金磚國家的行業，從而獲得資本市場的大量投資。
自“金磚四國”這一概念2003年以來，這幾個國家的合成指數漲幅遠超美國等發達國家，也使得他擁有了點石成金的能力。《高盛眼中的世界》就是他最具價值的總結，不僅有他形成“金磚四國”這一概念的故事，還特別論述了對以國家為對象的宏觀經濟，應該重視哪些關鍵性指標，以及他的分析框架和體系構成。
在這一國家經濟發展和宏觀經濟分析框架下，我們不僅可以獲得對于一國或一個地區經濟發展前景的現象把握，還能真正掌握其背后的原因，從而洞察在不同的社會文化和制度約束下，一國的經濟發展階段和其發展路徑，從而更好地在這種大趨勢下進行理性決策：于國可以興邦，于己可以投資收益。
更為重要的，奧尼爾對其這一分析框架進行了結果的擴展，并提出“新鉆十一國”（N-11）概念，作為“金磚四國”的補充，其中也涉及成長型市場。奧尼爾高度總結性地論述了第二梯隊的特點和優勢，以及未來對國際政治經濟體制的沖擊。這一觀點的誕生，可能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成為熱門話題，為全球經濟帶來新的機會和認識。當然，“金磚四國”也將繼續保持其驚人的增長速度。
實際上，經濟增長是國民財富的巨大來源，其核心是生產力，生產力受制于水平（技術效率）和規模（勞動者數量）。效率是一個歷史過程，是長期過程，那么，短期來看，一個國家能有效率地組織并釋放低勞動力成本的規模效應，就可以獲得顯著的增長，特別是相對于生產效率和資本投資一定的基礎。
書中提到：“即便同樣是發達國家，1980～2010年間，美國經濟超過歐洲的重要原因，就是美國的勞動人口更多、勞動時間更長。美國人的生產率并沒有高出多少，只不過美國工人更多，更勤奮罷了。”“金磚四國”的增長模式如出一轍，而歐洲的衰退，與其高福利、毫無競爭力的勞動力市場以及工作時間的衰減有重大的關系。
當然，在作者看來，除了勞動力之外，還有5個重要因素。
1.穩定的宏觀經濟背景。一方面，應該是2%～4%的溫和通脹和幣值相對穩定的中央銀行目標；另一方面，需要政府有良好的公共財政政策，也就是政府債務可控。
2.強大而穩定的政治體制。這點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中國、俄羅斯（普京時代）、巴西（結束混亂的30年）都是典型代表。
3.對貿易和外國直接投資的開放。也就是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利用低廉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