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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鹽鐵論:儒家;經濟自由
《鹽鐵論》是關于是否應該承襲漢武帝時代的鹽鐵政策的會議記錄,以賢良文學為代表的儒生們堅持傳統儒家的立場,他們反對鹽鐵專營、酒類專賣,反映了儒家的經濟自由思想。正如陳啟智先生所言:”儒家的經濟思想近似于我們今天所謂的市場經濟原則,甚至就是我國古代的市場經濟理論?!贝擞^點在《鹽鐵論》中也得到印證,以下則對賢良文學們在辯論中所體現出的經濟自由思想進行闡述。
一、以“天下”為大局,注重社會和諧發展
(1)注重社會整體發展。儒家一貫注重“經濟”。但這里的”經濟”不同今天的”經濟”,它包含了政治、經濟、文化、法律、農田、水利、建筑等方面內容。在《鹽鐵論》中,充分體現了這一點,除了直接談論經濟,即鹽鐵經營制度、賦稅政策、貧富問題,還談到農田水利、法律制度等。(2)注重物質基礎建設。儒生們認為良好的物質基礎是社會教化的前提,他們不是空乏談論良好社會風氣的形成,而是在進行教化前,社會是否具備相應的經濟條件,如若條件具備,良好的社會風尚自然會形成。賢良文學們認為,只有能奉養父母,使自己免除衣食之憂,才能推行教化。(3)追求社會均衡。在辯論中,賢良文學們認為古代人的俸祿和其它收益不同時擁有,各行業相差不大,貧富差距小,因此,賢良還引用孔子的話“有國有家者,不患寡患不均,不患貧患不安?!笨梢姡t良文學們也堅持社會財富要均衡,國家要安定,統治者也應以此為目標引領國家的發展。
二、廓清政府職能,為社會提供良好的經濟運行環境
(1)實行“仁政”。朝廷是官員們實行仁政的依托,應該為百姓服務,讓百姓過上美好的生活。政府作為公共權利的代言人和執行人,應該“和百姓,潤眾庶”。所以,古代為官者以個人美好的品行即仁義來充實自己的地位,而不是用權利來滿足自己的私欲。(2)防止政府腐敗,儒家賢良文學們并沒有高估為官者的道德素質,認為他們都有可能貪污,這必將帶來政府失信于民,無法完成政府使命,所以他們提出了三個方法:一是爵祿豐厚。賢良文學們根據社會現實。提出了俸祿養廉的建議。古代為官者之所以能安心為民辦事,在于他們沒有物質方面的后顧之憂。二是領導示范。官員們要做社會的榜樣,如果在上者貪污受賄,惡行累累,那么整個政府的腐敗就形成了,《春秋》之所以從來就沒有責備老百姓,因為為官者沒有以身作則。領導清正廉潔,下屬自然會效仿。三是制度防止。賢良文學認為由于追求私利是人情所不能抑制的。因此,古代圣人制定制度,以防止權力腐敗。(3)推行道德教化。重視社會教化是賢良文學們所堅持的能給社會提供良好經濟環境的重要途徑。他們認為三代之類社會沒有動亂,得益于教育。政府的重要職能在于興辦文化教育事業,政治與教化密切結合,讓人們明禮義,只有人民明禮義,社會就安定,反之就會紛爭不休,導致社會不和諧,引起社會不均衡,最后導致貧富分化。
三、利源于“民”,因此要還于民
關鍵詞:鹽鐵論;經濟政策;王道;霸道
《鹽鐵論》是漢宣帝時廬江太守丞桓寬就當時的御史大夫桑弘羊和賢良文學的辯論寫成的“議文”,即今天人們所說的“會議記錄”。
一、《鹽鐵論》展現的各方觀點。
御史大夫桑弘羊所代表的是帶有法家思想的維護漢武帝時期政策的利益集團。他們站在統治者的角度,更看重的是政策的實用性,因而主張繼續實行鹽鐵專營以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削弱地方勢力。而賢良文學一派則是從儒家思想的角度出發,更多提到百姓利益,似乎看重的是政策的施行效果的長期性。對于實行這兩種政策的好壞及這場辯論的輸贏,學術界的分歧較大。一種觀點認為,以賢良文學代表的儒學派更多的考慮了普通百姓的利益,進一步促進了儒家思想的發展與傳播,是真正的贏家,事實上《鹽鐵論》一書的作者桓寬在寫這本書使也是明顯傾向于賢良文學一派的思想的。另一種觀點認為,以御史大夫桑弘羊為代表的捍衛漢武帝時期有效的政策一派的論證有理有據,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正確的。
二、《鹽鐵論》中雙方辯論的問題
(一)辯論的中心問題:是否取消鹽鐵官營政策。這個辯題不僅僅只涉及了鹽鐵官營的一項政策,它還可以拓展到以農為本還是農商并重的問題。對于是否取消鹽鐵官營這個問題,桑弘羊明確的指出了鹽鐵官營對于中央財政及中央財政支持下國防費用的意義。對于桑弘羊的這一鮮明觀點,賢良文學們的回答并不能令人信服,他們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賢良文學們的觀點突出了傳統的仁義,但須知仁義德行并不能當飯吃,國家的財政及對軍隊的支持并不是仁義德行能夠解決的。
如果將他們辯論的這個問題推廣到現在,我們會發現《鹽鐵論》所涉及的這個問題在當代表現在產業結構方面的意義更為突出。無論是當時的官營還是現在的國營,都是體現了中央政府對一個國家經濟的控制能力,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對產業結構的調節能力。這是政府對國家進行治理的先決條件之一。從產業結構的代表的角度看,以桑弘羊為代表的革新派是當時構建新型產業結構的代表,即從完全的農業產業到農商并重的產業結構轉變的代表。而賢良文學一派則是舊的奴隸社會式的落后產業結構即單一農業結構的代表。在當代,人們考慮更多的是在農業發展到足以滿足人們的吃飯的需要的同時,如何協調好各產業之間的比例和關系。正如桑弘羊所提倡的這種現實的、使利益最大化的思考問題的方法一樣,我們在如何協調各產業之間的比例這個問題上也應該這樣考慮。
(二)國家的對外政策問題。從表面上看,桑弘羊的觀點好像帶有一定的侵略性,對內郡的條件感到不滿足并覬覦匈奴的豐草肥馬,但放在當時那種大的國與國之間的關系的背景下,我們就能理解到這與近代邊界已經基本確定卻貿然入侵的其他國家的情況是有著本質區別的。在九州未定,開疆拓土的年代,這種想法就是進步的,有益的。而賢良文學的觀點是對中原之地處于中心地位的自信的表現,仔細分析下就可以察覺到其實是有種在裝腔作勢下自卑的據守一隅之地的意味。
同樣的,桑弘羊的這種強硬的外交思想在當代也有著重要借鑒意義。桑弘羊的觀點,拿到現在并不是要我們出去侵略,而是要拿出足夠的勇氣和具有前瞻性的眼光來實行我們的外交政策。
(三)對腐敗問題的思考。這主要是從賢良文學的觀點中得出的。文學曰:“古者事業不二,利祿不兼,然后諸業不相遠,貧富不相懸也。夫乘爵祿以謙讓者,名不可勝舉也;因權勢以求利者,入不可勝數也?!保ㄘ毟坏谑撸┻@句話對現在社會很有啟示,事業不二,利祿不兼就能夠使諸業不相遠,貧富不相懸。這可以類比到當今的官員不能從事或間接從事和自己職權有關的工商業活動,這樣可以有效減少貪污的發生。漢朝人對中國的腐敗問題就已經有足夠深刻的認識,可見腐敗與反腐敗一直是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不可繞過的一個話題。要進行廉政建設,就要從這些早已經被確定是正確了的結論中吸取教訓,總結經驗。
(四)王道政治與霸道政治的交鋒,或者說是儒法之爭給當代的啟示。在古代中國,儒家的王道政治取得了絕對的勝利。但在當代,并不存在這兩種思想的絕對對立,非要一爭高下不可。二者都是古人給我們留下的寶貴的精神遺產,這兩種思想對當代都有借鑒指導意義:第一,桑弘羊為代表的法家的無條件的行使中央政府權力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因為在社會還沒發達到“絕對和諧”的情況下,必然需要一種無條件的強制力來實現國家的統治目的。但在絕對權力行使的同時發揮儒家所倡導的以禮治國的民主也有其深刻的合理性的。第二,從桑弘羊的思想角度看,有些時候我們需要從政治家管理好國家的角度思考問題,而不是只一味的機械的強調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從較為狹隘的角度來看,這里強調的是高明的政黨或者政治家應該具備的煽動人民向著好的方面、利于自己所設想的方向發展的能力。即通常所說的執政能力問題。第三,由腐敗問題引發的思考。政治是政治家執政的手段,而國家的發展的進程甚至是方向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家的良心和能力決定的。
《鹽鐵論》作為一部中國古代的有著深刻思想內涵的著作,它對當代的啟示性遠不止這些。我們要做的是分析其中各學說的合理性,并把這些合理性應用到當代的國家建設上來,這樣才能實現古代的思想的進一步發展和當代社會更好的得到治理的雙贏。
參考文獻:
[中圖分類號]G63[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0457—6241(2012)13—0014—06
宋代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重要的轉型時期,這種轉型體現在宋朝社會的方方面面,其影響直接滲透到近現代社會。王國維認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動與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漢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标愐∫苍赋觯骸叭A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后漸衰微,終必復振?!边@些評價足以證明宋代在中古史的地位。反觀中學歷史課標,對中古史的要求大都是寬泛的整體概念,如“列舉從漢至元政治制度演變的史實,說明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特點”。“列舉古代中國手工業發展的基本史實,認識古代中國手工業發展的特征”?!案攀龉糯袊虡I發展的概貌”,等等,對應課標,教材便將各朝代史實一一羅列。這樣雖然可以讓學生了解某一方面歷史發展的全貌,但卻無法突出歷史的主干及橫向聯系。學生受傳統思維的影響,往往會關注比較熟悉的統一王朝如秦漢、隋唐和明清,而忽略了“積貧積弱”的宋朝,殊不知宋朝在中古史的轉型地位之重絕不亞于任何一個時期,因此筆者認為,中學歷史教師在教學中有必要改變教學策略,抓住“轉型”這一特征,加深學生對宋史的理解。
宋史專家鄧廣銘認為:“兩宋期內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可以說是空前絕后的?!睂嶋H上,兩宋時期,除了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它的政治文明也出現了重大的轉型,如宋代官僚政治體制內的改革,貴族政治的殘余蕩然無存,特別是科舉完全向庶民開放、再無門第限制等等,但由于高中歷史課程標準對宋代的政治文明并無明確要求,因此,本文將著重探討宋代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教學策略。
(一)物質文明
關于宋代的物質文明成果,教材的陳述主要分散在必修二第一單元各課中。傳統的觀念使人們一提宋代就會想起“積貧積弱”,實際上,宋代弱卻并不貧,即使貧,也僅僅是指其中央政府在一定時期內的財政困難,整體上宋代經濟發展的程度是高于唐朝的,某些領域甚至出現了質的飛躍。
宋代經濟的轉型主要呈現在商業方面,這是教材描述比較多的部分,也是教學中教師應該強調的部分。斯塔夫里阿諾斯認為:“除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時期值得注意的是,發生了一場對整個歐亞大陸有重大意義的商業革命?!辟M正清在他的《中國:傳統與變革》中也把宋代經濟的發展稱為“商業革命”,顯然,宋代經濟轉型地位的確立主要歸功于商業的高度發達。以商業城市為人口,唐都長安的平面圖是一個棋盤式的結構,經營商業的地區“坊”是一個封閉的區域,而再看北宋都城開封的平面圖,學生很自然就會發現,這種封閉性的結構被打破了,商業活動從封閉的“坊”中走了出來,擴散到大街小巷,酒樓、茶坊、食店、瓦肆交相輝映,早市、夜市晝夜相接,呈現出繁華的商業氣息和市井色彩,“御街一直南去,過州橋,兩邊皆居民。街東車家炭,張家酒店,次則王樓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鋪、曹婆婆肉餅、李四分茶。至朱雀門街西過橋,謂之曲院街,街南遇仙正店,前有樓子,后有臺,都人謂之‘臺上’。街北薛家分茶、羊飯、熟羊肉鋪。向西去皆館舍,都人謂之‘院街’。余皆羹店、分茶、酒店、香藥鋪、居民”。宋人孟元老的這段描述形象地展現了當時開封濃厚的商業氣息,而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更是用寫實的手法向世人直觀地展現了宋都一派繁華的景象。凡此種種都表明,宋代的商品經濟已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在如此發達的商業經濟面前,金屬貨幣已不能滿足需要,由此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宋仁宗時,政府正式發行,至南宋時,紙幣已成為主要流通的貨幣。紙幣的發行對商業的發展有重大意義,有學者將紙幣的產生稱為“金融革命”。至南宋以后,商品經濟的發展較之北宋有過之而無不及,南宋都城杭州的繁華使馬可·波羅驚訝得瞠目結舌。
宋代商品經濟的日漸興盛必然會引發政府經濟政策轉變以及社會經濟運行模式變動。筆者認為,高考并不會簡單地只關注歷史現象本身,更多的還是關注歷史規律的發展,因此,對于宋代物質文明的轉型,教師應站在更高的角度幫助學生加強理解。
宋代經濟政策的轉變首先體現在商稅政策上。自漢武帝以來,封建國家大都直接經營商業,通過均輸、平準等手段獨占商利,因此,在宋朝以前,政府是不需要完備的商稅制度的。但宋代以后,由于商品經濟的高度發達,政府直接經營或完全排斥私商已不可行,而任其發展又會與國爭利,因此,宋代制定系統的商稅制度,將商人吸納到國家的專賣領域,實行間接專賣,通過稅收手段來建立國家與私商新的分利機制。商稅的多樣化使國家獲利豐厚,學者陳長華曾統計:“慶歷時,北宋一年的商稅收入為1975萬余緡,酒課為1710萬余緡,鹽課為715萬余緡?!笨梢?,商稅收入已成為政府的重要財源。社會利益的分配呈現出多元化的格局,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商人的地位逐步提升,工商業者亦成為國家之本,民營手工業也相應得到持續發展,在制瓷、紡織等領域占據重要地位,至明朝中葉以后,終于超過官營占據全社會的主導地位。
一、《管子》經濟思想的邏輯基礎
《管子》在具體經濟政策中,創造性提出了以人為本、本末并舉、解放生產、鹽鐵官營、市場干預、財政政策、奢靡消費等重要舉措,這些舉措的成功實施充分依托了自利主義的個人行為和宏觀調控的國家行為?!胺蚍踩酥?,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程,夜以繼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強調“趨利避害”乃為人之常情,明確了相當于現代經濟學中提到的“理性人”的前提假設,具有明顯的經濟自由主義的理論色彩。
他還談到:“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并在具體實踐中充分貫穿了這一觀點,強調即使是實施國家宏觀調控,也要遵循客觀經濟規律,發揮好經濟個體的自主行為,綜合運用各種手段因勢利導,進而實現預期的經濟目標。因此,可以說自利主義正是《管子》經濟思想和理論一個重要的邏輯基礎。
二、以人為本的富民強國思想
《管子》特別強調百姓休養生息之于富民強國的重要意義,從正反方面提出了以農為本、開墾荒地、愛惜民力、輕徭簡賦、勤儉節約、安土重遷、藏富于民等重要的民本思想。譬如“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地不辟,則六畜不育,則國貧而用不足”,處在一個農業文明社會,他極為明智地提出了提高農民的社會地位,推廣普及科學的農耕技術,注重農田的開辟,從而擴大農業生產的政策主張?!爸圮囷?,臺榭廣,則賦斂厚矣;輕用眾、使民勞,則民力竭”、“纖嗇省用,以備饑饉”,提出要愛惜勞動力,并反對對生產資料和勞動成果的無端浪費?!懊裎阌喾e者,其禁不能止……則危亡隨其后矣”,以及“無事則歸之于民”,提出要讓百姓有余糧,主張國家無事的時候就藏富于民,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春賦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提出要適時向農民提供貸款或必需之農具,避免“大賈蓄家”趁機對他們進行巧取豪奪。
生產力是一個國家持續發展的根本動力,從《管子》一系列的舉措可以看出,他在促進農業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上,采取了具有鮮明的注重鞏固根本、注重發展生產特征的供給主義主張。在當今的時代,我們繁榮和發展市場經濟,增強經濟實力,同樣需要對市場主體采取這樣“保育式”的扶持政策,比如,降低市場進入壁壘,減少行業壟斷,擴大中小企業主體數量,樹立更多的行業品牌,保護知識產權,規范市場競爭,降低土地和資金成本,等等。
三、輕重治理的均衡思想
《管子》強調實施國家宏觀調控、開展動態管理的重要作用,提出要運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市場買賣、國家舉債等方式,有效調劑市場余缺、平衡物價、穩定幣值,暢通經濟發展活力?!疤煜虏换紵o財,患無人分之”、“時貨不遂,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也”,這些觀點要求把各種閑置和囤積起來的資源充分流通起來,達到資源優化配置的目的?!包S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有余則輕之,故君子斂之以輕;民不足的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等,主張要利用貨幣政策和市場手段,推動實現供需平衡,并且“衡無數也,橫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闡明了宏觀管理的時效性、連續性,以及經濟運行的動態平衡。
輕重管理的均衡思想的一個典型案例就是他提到的“物賤傷農,錢賤傷賈”,管子深刻地認識到了物價和幣值之間對應關系。他建議,當出現“谷賤傷農”的情況時,就增加財政購買和貨幣發行,以市場價格收儲一部分糧食,同時,伴隨著政府購買的增加、市場供應的減少以及貨幣發行的增多,糧價因之得到提高。當糧價過高時,為防止出現大商人通過壟斷來哄抬價格、小商人因物價過高而銷量減退的問題,國家就應該增加糧食的供應,并回籠一部分貨幣,這樣便實現了一種供需平衡方面的調和。同時,在低買高賣的過程中,政府也能夠獲得一定的財政收入。
四、奢靡消費的需求刺激思想
奢靡消費的需求刺激思想,是管子經濟思想的一個重要創舉,管子在一次與齊桓公的對話中提到,在帝堯的時候“山不童而用贍,澤不弊而養足,耕以自養,以其余應良天子,故平”,意思是說那時地廣人稀,耕地也足夠自足自給,并有余糧可以上繳國家,因此無需官府,百姓也能安居樂業。而到了周朝“地重人載,毀弊而養不足,事末作而民興之”。即:人口增多,土地相對稀缺而昂貴,百姓生活貧困而食養不足,但若能大力發展工商業,則有利于促進農產品的市場化,進而刺激農產品生產,改善百姓的生活水平。這段對話揭示了從單純強調擴大生產轉向生產供給與市場需求兩者并重的現實根據。
刺激需求是有條件的,他講“天子臧珠玉,諸侯臧金石,大夫畜狗馬,百姓臧布帛”,不然的話,強者智者占有和操縱珠玉,使貴重的物品降價、輕賤的物品漲價,很多人就會因之不得生計,這從奢侈品和必需品之間的關系說明了通貨膨脹的問題。當奢侈品占用了大量社會資金時,用于購買必需品的貨幣數量就會相應減少,導致糧食等必需品價格下降,使農民的利益受到傷害。所以,《管子》的奢靡消費思想提出之初就先做了消費階層的劃分,只要求在顯貴大富階層提倡奢靡消費,因為顯貴大富階層多余的貨幣本來就不該追逐糧食等必需品,而用于奢靡消費,可以避免對必需品市場的沖擊。同時,提倡奢靡消費有利于增加社會就業,比如“巨棺槨,所以起木工;多衣衾,所以起女工”,實現從富有人家到貧困百姓的財富轉移。貧困百姓拿著這筆收入,增加的是對必需品的消費,屬于必需品市場需求的合理增長,有利于刺激生產,且不會造成必需品價格的過分波動。
《管子》的奢靡消費思想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一種財富的轉移支付。當前,區域發展不均衡,群眾收入不均衡問題依然存在,我們可以運用財政的轉移支付功能,實現對各種不均衡問題的有效調節。
五、結構治理的雙向互補思想
《管子》思想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發展的辨證思維,比如,有的政策出臺貌似是矛盾的、對抗性的,有的甚至是方向相反的,但是他能夠在結構治理過程中找到一種結合點,使沖突的兩個政策,成為重要的互補關系。比如,“知侈儉則百用矣,故儉則傷事,侈則傷貨”,即:過于節儉,就會抑制生產的發展和財富的創造,反之,過于奢侈又會危及國家經濟基礎,惟有將二者有機結合,才能促進經濟的長遠發展和良性循環。
這其中的關鍵就是結構治理思想,建立結構框架,進而進行結構性調整,這是提高政策針對性和時效性的重要法寶。比如奢靡消費就是有效解決消費結構問題方式之一。如果我們的消費刺激政策忽視了消費結構,就會出現很多偏頗。試想,如果我們只是強調在最大范圍刺激消費,就容易產生以下問題:一是全面擴大消費,會不會導致資源的大量浪費?二是會不會導致物價的上漲和貨幣的超發?三是會不會導致財富兩極分化的問題更加嚴重?四是會不會使原本消費結構更加扭曲,部分領域的經濟泡沫更加膨脹?等等,與之相反,結構性綜合治理卻可以做到有保有壓,把短期管理和長期管理充分結合起來,形成強強互補。
首先,歐元區不聽從美國的指令,堅決實行財政平衡政策,哪怕這一政策會帶來經濟的下行也在所不惜。
歐元區著火點的“笨豬五國”全部推出嚴厲的財政緊縮計劃,而德國、法國、荷蘭等情況較好的國家,也宣布要勒緊腰帶過緊日子。在多倫多G20峰會前,不顧美國總統、財長的呼吁信,歐洲堅持把緊縮進行到底,其中也包括了非歐元區國家、美國的堅定盟友英國。
對于歐洲來說,威脅歐元的只有一點,就是各國不遵守財政紀律。5月31日,歐洲央行最新一期金融穩定報告稱,公共財政是歐元區金融穩定的最大威脅。這是德國理念的翻版,二戰之后德國奉之如圭臬,絕不允許再次出現惡性通脹,但次貸危機之前的泡沫高峰期卻使歐元區出現了混亂,假帳游戲在泡沫消退后浮出了水面。
首先,德法等國要把歐元區帶上控制之路,這是歐元信用的基礎。如果說歐洲在經濟創新、技術人員儲備等方面均無法與美國相比,那么在貨幣信用上卻能超過美元,尤其是在困難時期堅持緊縮財政,讓人看到了歐元信用的堅定基石。
其次,歐元貶值對于歐洲經濟并不是壞事。出口在歐洲國家GDP中的占比較高,國際經合組織(OECD)指出,歐元下跌10%等于歐洲經濟增長1%,通脹僅溫和增加約0.5%-1%。
自去年5月以來,德國的出口已經實現28.8%的增長,其中對歐盟國家以外的市場出口增長為39.5%。今年5月份德國工業產出增長2.6%,提升了此前一個月1.2%的增速。位于柏林的德國經濟部給出的報告稱,金屬加工業和汽車制造業的增幅“高于平均水平”。季節性因素調整后德國5月份出口環比增長9.2%,這一數字幾乎與今年3月的增幅相當。今年3月10.8%的增幅是上世紀90年代初以來德國統計部門公布的最大環比增幅。
中國需求助推歐洲出口。德國汽車制造商戴姆勒近日報告稱,該公司6月份在中國市場的銷售量達到1.37萬輛,同比上漲177%,這幫助其旗下梅賽德斯和Smart等品牌的全球銷售量上漲13%。而中國銷量大增的奢侈品和紅酒等,前景同樣看好?!督洕鷮W人》指出,歐元匯率下降將推動大型制造企業(尤其是北歐國家)和奢侈品企業(尤其是意大利和法國)的出口,同時促進歐洲大陸的旅游業。
歐元剛誕生時擁有內部紅利,歐元區內部貿易額上升,而歐元節節上升,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的希臘等國又沒有貨幣可以貶值,只能通過歐元區的貶值,來獲得未來的全球出口紅利。等到歐元區情況好轉,東歐更多的國家加入歐元區,區內的貿易額將有一輪新的上漲。
第三,歐元區仍在擴張。7月13日,歐盟27國經濟和財政部長在布魯塞爾批準愛沙尼亞從2011年1月1日起加入歐元區,并通過了相關法律條令,由此,愛沙尼亞將成為歐元區第17個成員國。
歐元區目前共有16個成員國,包括德國、法國、意大利、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愛爾蘭、希臘、西班牙、葡萄牙、奧地利、芬蘭、斯洛文尼亞、塞浦路斯、馬耳他和斯洛伐克,歐元區的人口已超過3.2億。歐元區經濟總量與人口與美國大致相當,在困難時期仍然不停東擴步伐,志在長遠。
歐元兌美元前五個月貶值14%,刺激了德國等國向俄羅斯、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出口??v觀歐美經濟體,都在要求對方采取刺激經濟政策,而自己則采取貨幣貶值、增加出口、財政平衡等辦法,所謂固本培源,靜待下一輪周期增加話語權,這是中國古代哲學中張弛有道的真義。
歐元無法與美元抗衡,他們在金融危機中暴露出了各國財政體制不協調這一致命缺陷,但風險的暴露恰恰給歐元區提供了改正缺陷、加強監管的機會。也許在未來十年中,歐元都無力與美元抗衡,但十年之后,改革財政體系,取消高福利制度,歐元可能還有發展的機會。筆者曾說,歐元完了。是的,與美元的第一回合大戰,通過債務危機,歐元完敗。但歐元可以謀求東山再起。
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起碼從2003年起,其計劃口徑的指標,從來都是按照8%來設定的。但是,即便如此,在人們的心目中,卻從來沒有把8%當作一回事。高于甚至遠遠高于8%的實際增長速度,才是被人們真正心儀的目標。
與此高度相關,我國的財政收入增長速度,其預算口徑的指標,從來都是根據經濟增長計劃指標來設定的?;蚋哂谄?至2個百分點,或干脆簡單地將其直接搬用過來。但是,基于同樣或類似的思維方式,人們也從來沒有把財政收入增長的預算指標當作一回事。遠高于甚至幾倍于預算增長指標,才是人們心中設定的真正目標。
眾所周知,現實的情形也是這樣,這些年來,我國實際的經濟增長速度和財政收入增長速度,不僅遠高于其計劃或預算指標,有時甚至以計劃或預算指標的倍數計算。
如此的情形延續下來,十幾年甚或幾十年如一日,經濟增長計劃指標也好,稅收收入預算指標也罷,已經在人們的心中變了味道——不過是當年葉公所愛好的“龍”的翻版。一旦形勢稍有變化,“龍”真的來了——計劃或預算指標真的要成為現實,沉不住氣的,大有人在。
當前我們正處于這樣的矛盾關口。在國內外經濟陷入新一輪波動、我國步入經濟增長速度放緩期的背景下,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精神,本來已經做出了將經濟增長計劃指標調至7.5%、財政收入增長預算指標調至9%的安排。但是,隨著今年1月—4月份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增長統計數字的先后,人們發現,實際增長速度真的如計劃或預算所安排的那樣放緩了,便猶如天要塌下來似的。于是,在我們的身邊,趕快掉轉槍口,較大幅度調整既定經濟政策和財稅政策等方面的呼聲,撲面而來。
如果只是一般意義的議論,倒也無礙。但是,在不少場合,類似的議論已經深入到具體政策的實施層面,則不能不格外令人警惕。比如,已經有這樣的說法,鑒于財政收入增長速度已經放緩,甚至有可能持續下去,結構性減稅的安排有另做打算的必要?;蛘?,起碼要減少力度、放緩進程。否則,今年的財政收支形勢會極為嚴峻。
事情到了這步田地,即使僅僅出于澄清事實的目的,也須對此做出相應的分析和判斷??梢粤⒓刺峒暗囊蛩兀辽儆腥缦聨讉€:
從目前的統計數字看,無論經濟增長速度,還是財政收入或稅收收入增長速度,即便確有放緩現象,但迄今為止,它們都只不過是在以往持續高速增長之后的必要調整。而且,這種放緩,既非較大幅度下滑,更非負增長。不必也不應對當前計劃或預期內的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增長速度的放緩反應過激。此其一。
實際上,錢穆有一部系統的《中國經濟史》,只不過它是以課堂講稿為基礎,后由學生根據筆記整理而成。
“經濟”一詞,在我國出現甚早,但多作“經世濟民”之義。在古代,用來表達“經濟”之義的詞,是“食貨”。故研究我國經濟發展史,不得不讀的,是各正史中的《食貨志》與《通典?食貨典》《通志?食貨略》等文獻。錢穆這本書的材料,亦多來源于此。
盡管《史記》中的《平準書》《河渠書》《貨殖列傳》已具備后世《食貨志》之雛形,但真正將“食貨”單撰一志,進行專題考察的,是班固的《漢書》。班固認為,“食”指的是生產范圍內的事情,“貨”則屬于流通范圍內的事情。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前者自以農業生產和田制為主,后者則以貨幣制度和手工業為主。
首創《食貨志》,是班固的一大歷史貢獻,后世史書亦多遵循其例。自隋迄清,除歐陽修私修的《新五代史》外,歷代正史都有《食貨志》,這為后世考察中國歷代經濟帶來了極大便利。
便利固然有了,但文獻仍屬浩瀚,而如何在眾多資料中獲得需要的史料,并從中篩選,最終成書,便是考驗一位史家“史學”與“史識”的時候。錢穆在這本不到300頁的書中,講述了自上古至明清的經濟及財政狀況,既有通觀全局的論述,又有微觀細致的考證,大有“縱橫古今”之氣象。
所謂“縱”,即是他注重制度變化的傳承性,將經濟制度及財政政策的歷史沿革梳理得非常清晰,如幣制、田制、稅制等,我們都可以從各個章節中輕松找到相關專題論述,進而單提出來,考察該項制度的發展史,甚至稍微擴展一下,即可成書;所謂“橫”,則是他注重考察經濟政策的制定與王朝之興替、制度之行廢、文化之盛衰、軍力之強弱間的關系,能夠在有限的篇幅內抓住要害,進行論述。
例如,在講授三國時期的經濟制度時,錢穆敏銳地發現這一時期最具時代特色的是屯田制度,將其分以曹魏前期、曹魏后期、孫吳、蜀漢四個專題加以評說。在這些專題中,錢穆細致考察了魏蜀吳三國屯田制度的緣起、發展,并與歷史相結合,評價各國屯田之得失:曹魏屯田使得中原統一而穩定;東吳常將屯田賜與臣屬,使屯田易于衰?。皇駶h自恃天府之國,屯田起步較晚,成效不著。讀畢本節,讀者自然會對魏國(西晉)能夠統一全國在經濟方面的因素,了然于胸。
值得一提的是,眾所周知,《三國志》中并無《食貨志》,故錢氏這一章節引用的材料,多散見于《三國志》《晉書》中。他對典籍的熟悉程度與“剪輯”史料的功力,可見一斑。
我認為對西方經濟學原理學習之后應該要明了三個問題,即:(1)什么是經濟學,(2)經濟學的基本概要,(3)學習西方經濟學的意義。
首先,經濟學是什么。對于經濟學的定義有多種多樣。我國古人將經濟釋意為經世濟民。西方學者的解釋則更多。二十世紀初,瓊.羅賓遜在《論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意義》一書給經濟學下的定義為:“經濟學是一門科學,它把人類行為作為目的與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資源之間的關系來研究”。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在其所著的《經濟學》一書中給經濟學下的定義為:“經濟學是研究人和社會如何進行選擇,使用可以其他用途的資源以便生產各種商品,并在現在和將來把商品分配給社會的各個成員或集團以供消費之用”?,F代經濟學家普遍認為,經濟學是研究如何將稀缺的資源分配于不同的用途,以滿足經濟主體多樣化需求的科學。經濟學是為解決資源稀缺性問題而產生的,因此,經濟學研究的對象就是因為資源的稀缺性而引起的如何進行選擇的問題,即資源配置問題。這也是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具體而言,他要解決一下問題:(1)生產什么物品和勞務以及生產多少(howmuch)。(2)怎樣(how)進行生產(3)為誰(forwhom)生產。
其次,經濟學的基本概要。以經濟學的歷史時期劃分,西方經濟學經歷了以下階段:古代的和中世紀的西方經濟學說,近代的西方經濟學理論,現代宏觀經濟學。西方經濟學因其研究對像的范圍不同,分為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一,微觀經濟學是以單個經濟體為研究對象的,來說明價格機制如何解決社會的資源配置問題。微觀經濟學研究一個經濟社會的經濟資源被用來生產那些產品,生產多少及采用什么生產方法,產品怎樣在社會成員之間進行分配,也就是經濟資源的配置問題。而資源配置又是這樣決定的:廠商生產什么,生產多少是由消費者的需求決定的,如何生產則由不同生產者之間的競爭以及成本與收益關系來決定,為誰生產則取決于生產要素的供求關系所決定。微觀經濟學中包含:(1)需求和供給理論(2)消費者行為理論(3)生產理論(4)成本理論(5)市場理論(6)生產要素定價理論(7)一般均衡與福利經濟學。二,宏觀經濟學以整個國民經濟為研究對象,通過研究經濟學中各有關總量的決定及其變化,來說明資源如何才能實現充分利用。宏觀經濟學用來分析國民經濟中幾個根本問題:一是充分配置到各個生產部門和企業的經濟資源總量的使用情況是如何決定一國的總產量或就業量。二是商品市場和貨幣市場的總供給和總需求是如何決定一國的國民收入水平和一般物價水平。
三是國民收入水平和一般物價水平的變動與經濟周期及經濟增長的關系。其中國民收入的決定和變動是一條主線。宏觀經濟理論包括:(1)國民收入的核算與循環(2)簡單國民收入決定理論(3)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的一般均衡(4)總需求----總供給模型(5)通貨膨脹與失業理論。(6)經濟增長理論(7)經濟周期理論(8)經濟政策(9)開放條件的宏觀經濟分析。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各有研究對象,二者的聯系相互滲透,日益緊密。
關鍵詞:古希臘;民眾;農業;思想
希臘文明的中后期,普通民眾對于農業的看法,不可能像一些精英思想家那樣用筆記載下來,但我們仍然可以從當時的一些文獻資料、具體政策和非文獻資料中得到不少有關普通民眾重農思想的佐證。
首先,從文獻資料來看,許多普通民眾深深地喜歡農村。
《奧瑞斯忒斯》里的農民(自耕農)很少走進城市和市場;克雷埃內托斯認為貧困這只野獸尤其存在于城市中;狄開俄波利斯討厭城市什么都得買,思念應有盡有的農村;斯瑞西阿得斯懷戀快樂的鄉下生活。這些都反映了自耕農本能的鄉村意識和對城市生活方式的抵制。在他們心目中,農村自然也就成了自耕農的精神家園。因而,重視農業也就成了他們觀念中的本能意識,而所謂的鄉巴佬作風正是農民重農思想意識的外在表現。
公元前4世紀的哲學家塞奧弗拉斯托斯在其作品里,對鄉巴佬作風有著淋漓盡致的描繪:“鄉巴佬作風表現出來的是不得體的無知,鄉巴佬就是這種人,他喝了提神兒的混和飲料后就去開公民大會,并說任何一種香油都香不過百里香,他穿的鞋比腳大得多,他還哇里哇啦地大聲講話……當他進城的時候,他遇見一個人就會問人家硝皮和熏魚是多少錢,今天是不是到月初了,人家要回答說是,他就會馬上說要去理發。在路上,他就會到阿爾齊亞斯的熏魚店買上熏魚。他還會在澡堂里唱歌。他把鞋底兒都釘上了釘子?!?/p>
盡管此文通篇透漏著譏諷之意,然而我們透過所謂的鄉巴佬作風看到的卻是古典時代普通民眾熱愛農村生活、熱愛財富、熱愛農業、重視農業的思想意識和精神風貌。
其次,許多改革都圍繞著農業來進行,這說明農業在整個社會中的份量,而普通民眾構成了整個社會的主體,因此許多改革之所以能夠進行,恰恰反映了大多數普通民眾的重農心聲。
在古代社會,土地作為最重要的農業經濟資源,往往會同其所有者的經濟權利乃至政治權利有著密切的關系。所以,在古希臘只有公民才能擁有土地。一個沒有公民權的自由人或外邦人可以十分富有,可以購置房產,但卻不能購置地產。因此,土地問題也就成為極為敏感和重要的農業問題,而雅典歷史上的幾次改革的中心問題都是農業。由此可見,土地在普通民眾心目中的地位絕非一般言語所能表達的,由此也反映了普通民眾對農業的重視。
除此之外,非文獻資料也有不少有關農業的佐證。比如,碑銘、陶瓶圖案等藝術作品,考古遺址及出土文物也有大量反映農業的情況。公元前6~公元前5世紀雅典農民栽培、收獲葡萄和橄欖的勞動場景的浮雕、石刻、圖案等藝術品,公元前5世紀的希臘花瓶畫上捕魚者的圖像。魚的圖像是黑漆魚碟上最常用的繪畫題材,這種碟子是一種中間有凹陷的大平盤,凹處是用來放辛辣佐料的,人們是用釣鉤和魚網來捕魚的。除了魚之外,希臘人還捕撈各種食用的軟體動物,如牡蠣、貽貝等。另外,阿提卡的花瓶及繪畫也給我們提供了狩獵場面的情景。希臘人有各種各樣的獵取野獸的方法,用陷阱和套網捕獲,用獵狗追捕,也有用投擲矛或標槍的。所有這些都意味著古希臘人,尤其是廣大普通民眾對狩獵和漁業的喜愛和重視,他們一方面積極參與種植、狩獵和捕魚,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社會上大部分民眾對于上述內容的認可和接受,并把它們作為一種美學的欣賞,以滿足內心情感的慰藉。另外,具有象征意義的古希臘錢幣,其“裝飾圖案往往是農作物,而不是其他東西”,這也恰恰反映了古希臘民眾對農業的重視,而不是“農業是希臘城邦社會的最重要特征”。因為農業能否成為希臘城邦社會的最重要特征,取決于農業在整個城邦經濟中所占的比重,而不是其他。此外,鑄有橄欖圖案的雅典貨幣之所以在公元前6~公元前5世紀得以流行,也說明了一方面雅典經濟之發達和貨幣之堅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雅典和希臘其他地區的民眾對橄欖栽培的重視。
總之,在古典和馬其頓時期的希臘,廣大的普通民眾非常重視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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