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貨幣政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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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綠色貨幣政策范文

隨著從緊貨幣政策的深入實施，特別是各級人民銀行都把控制信貸增長作為監控的重點，銀行如果敢越“雷池”立即會受到差別存款準備金率、強制購買特種存款、約見負責人談話等措施的“勸誡”。在這種“高壓”下，票據貼現以其期限短、周轉快、成本收益穩定等特點，一時成了銀行爭搶的“香餑餑”，被當作了應對從緊貨幣政策、保證貸款規模的靈活工具，在一定程度上使從緊貨幣政策的效應打了“折扣”，應引起關注。

大家知道，票據貼現也屬于貸款，在從緊貨幣政策下銀行似乎沒理由辦理票據貼現，直接發放貸款不更能解決問題嗎？但只要稍作分析，就會發現這其中還真有些“門道”耐人尋味。首先，從票據貼現的期限看，票據貼現期限不得超過6個月，一般以3個月為主，這就有利于銀行在季初辦理貼現貸款在季末收回貼現資金，這部分貼現貸款金額在每季度貸款增量中被“隱藏”“化解”并不顯現，從緊貨幣政策下人民銀行按季監控貸款增量時銀行并不超規模，實施了“曲線救國”。其次，從票據貼現的變現能力看，票據貼現后若想很快融通資金，可以通過向人民銀行再貼現、向其它金融機構轉貼現、到票據市場上賣出貼現票據等多種途徑，這樣就能很快地壓縮貸款余額和增量，“從容”應對從緊貨幣政策，實現了“不顯山不露水”。再者，從票據貼現的盈利能力看，雖然貼現利率略低于同期貸款利率，但其在辦理時就可先扣收利息，收入穩定、可測，在從緊貨幣政策下由于盈利壓力不減，參與票據貼現市場賺取價差成為中小銀行的“現實”選擇。由于以上原因使銀行將貼現貸款的擴張與壓縮當成了其調節資產負債規模和結構的重要手段，紛紛“搶灘”票據貼現市場。

當票據貼現倍受銀行“青睞”成為“搶手貨”時，幾種潛在的問題可能去“蠶食”從緊貨幣政策的效應，尚需引起各方關注。一是銀行對貼現票據貿易真實性及其貿易用途合規性的審查會放松，出現“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現象，辦理票據貼現的條什和標準會有所降低，使得一些國家宏觀調控政策限制的行業或企業、從緊貨幣政策鎖定“從緊”范圍內的項目或產業也魚目混珠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取得銀行信貸資金，從緊貨幣政策的實施意圖因而被淡化、異化。二是銀行大量信貸資金被票據貼現“占壓”，從緊貨幣政策堅持有保有壓、區別對待、更好地支持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政策內涵得不到很好的貫徹落實，該“保”的項目、行業、領域因為資金有限得不到很好的信貸支持，尤其是“三農”、消費、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等表現最為突出；該“壓”的項目、行業、領域卻因票據貼現而獲取信貸支持，本末倒置，從緊貨幣政策被執行“歪”了。三是銀行辦理票據貼現的逐利性，其片面追求利潤收入容易忽略本身應負的社會責任，不能正確處理好與宏觀調控政策、地方經濟發展的關系，不能充分結合各地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進行有效的信貸支持，不能為防止經濟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物價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貨膨脹做出應有的貢獻。四是銀行辦理票據貼現業務，和各地人民銀行玩起了“捉迷藏”，這既不利于人民銀行對貨幣政策執行情況的監測和分析，也不利于人民銀行對從緊貨幣政策效果的控制，更不能為更好地完善從緊貨幣政策提供有益的幫助和支持。

當然，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面性，我們決不能因為票據貼現對于從緊貨幣政策具有一定的影響，就因噎廢食，只要我們把握住票據貼現的時機和“度”，還是能為從緊貨幣政策“添柴加火”的。一是銀行要組織全體員工認真學習、領會從緊貨幣政策的背景、內涵、意圖、作用，使全體員工都能對從緊貨幣政策有一個深刻的認識，從而自覺服從和服務于從緊貨幣政策，特別是一切信貸活動都要圍繞從緊貨幣政策展開，真正將從緊貨幣政策當作各項工作的指導思想和重中之重。二是銀行要正確處理從緊貨幣政策與票據貼現貸款之間的關系，貫徹執行從緊貨幣政策是銀行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從而將從緊貨幣政策當作其經營管理的主基調、核心、基礎和第一位的。票據貼現貸款必須圍繞從緊貨幣政策展開，并且當從緊貨幣政策與票據貼現發生沖突時，票據貼現必須無條件讓位于從緊貨幣政策，票據貼現貸款只有在充分保證從緊貨幣政策所支持的“保”的領域、行業、項目等的基礎上，仍有剩余的可貸資金才能辦理。三是銀行要加大對貼現票據貿易真實性和用途合規性的審查審核力度，堅持條件不能松、標準不能低、用途不能亂的原則，真正為從緊貨幣政策所“保”領域的企業營造更加寬松、便捷的信貸“綠色通道”，切實把從緊貨幣政策所“壓”領域的企業“拒之門外”，確保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落實，從而實現票據貼現更好地為從緊貨幣政策服務。四是金融監管部門要加強對票據貼現業務的監督檢查力度，并做好監測分析，及時進行提示預警，尤其對于票據貼現中的違規違法問題要堅決進行查處，以“凈化”票據貼現市場，為票據貼現服務于從緊貨幣政策提供有力保障。

第2篇：綠色貨幣政策范文

7月1日，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金融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指導意見》。7月19日，經國務院批準，中國人民銀行決定，自2013年7月20日起全面放開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管制。

與此幾乎并行的是，2013年陸家嘴論壇于6月27日-29日在上海舉行，7月19日“綠色金融與實體經濟發展論壇”在貴州省貴陽召開，此外，有關專家也對《意見》和利率管制放開等提出了思考和建議，作出了相應解讀。可以說，論壇、專家建議與金融改革開放已形成良好互動。

流動性正常，但需加大風險管理

2013陸家嘴論壇主題是金融改革開放新布局，包括中國金融改革開放與經濟轉型升級等議題。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力挺目前貨幣政策，稱“當前我國經濟金融運行總體平穩，物價形勢基本穩定，說明穩健貨幣政策是合適的，效果是好的”，并表示人民銀行將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

針對近期銀行間市場流動性緊張的問題，中國銀監會主席尚福林表示，銀行體系流動性并不短缺。截止6月28日，全部金融機構備付金余額約1.5萬億元人民幣左右，高于正常支付清算需求量一倍還多；而近日銀行間市場流動性緊張問題已開始緩解，這種情況不會影響中國銀行業平穩運行總體格局。同時他指出一些商業銀行流動性管理和業務結構方面存在著一些缺陷，應該引起銀行業高度重視，銀行業要加大風險管理、結構調整和業務轉型的力度。

影子銀行“責任不可推卸”？

一無是處？

有觀點認為，影子銀行是美國次債危機的始作俑者。所謂影子銀行，是指美國金融市場把銀行貸款證券化，通過證券市場獲得資金或進行信貸無限擴張的一種融資方式，在我國目前表現為銀信合作理財、地下錢莊、小額貸款公司、典當行、民間金融、私募投資、對沖基金等非銀行金融機構貸款。這種融資方式把傳統的銀行信貸關系演變為隱藏在證券化中的信貸關系。

對銀行“流動性緊張問題”，市場一些觀點認為，影子銀行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現金體外循環過多，導致短時“失血”。在陸家嘴論壇浦江夜話“影子銀行的發展與監管”專題會場上，澳新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師劉利剛認為，影子銀行非常活躍，折射出中國貨幣條件過于寬松的影子，同時貨幣政策的執行沒有與時俱進，特別是在海內外經濟狀況大幅變化的情況下，央行沒作出及時反應，造成了影子銀行更大扭曲。影子銀行存在著嚴重期限錯配，借短期的錢為長期的項目融資，沒有把偏好風險的錢放在有風險的東西上，而把回避風險的錢放在偏好風險上，這樣平時風平浪靜沒有問題，一旦有問題就導致資金鏈斷裂。

而上海交通大學中國金融研究院副院長嚴弘認為，影子銀行在一定程度上對經濟發展起到促進作用。他認為，人們的擔心主要是看不清它的真實面目，所受監管較少，投資額權益保護也不完善。解決好影子銀行問題，需要對金融體系進行較徹底的梳理和改革，讓“銀行做銀行應該做的事”，比如加快利率市場化步伐，為投資者提供更多金融投資工具，而不是一味提供理財產品。

應對量化寬松，調結構、慎管理、推改革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紀志宏在陸家嘴金融論壇浦江夜話：發達經濟體量化寬松政策對中國貨幣政策的挑戰專題會上，針對美國的QE、日本的QQE給中國的央行貨幣政策帶來的挑戰，表示：中國的貨幣政策在過去比較成功地應對了量化寬松對中國經濟或者說貨幣政策帶來的沖擊，當然這個過程非常的長。

他說，我們綜合運用各種貨幣政策工具，積累了比較多的經驗。我們發現凡是規模較大、匯率靈活程度較高、資本市場較發達、金融市場深度較大、內部程度深的經濟體，可能受到負面沖擊越小，應對也越容易，從這些角度來講中國更重要的還是加快經濟結構調整，促進經濟均衡增長。從危機后經驗教訓來看，還是要加強宏觀審慎管理。“松”的周期性特別長，所以也要加強“密”周期的宏觀審慎管理，加快利率、匯率、資本市場改革，提升抗沖擊力。

QE來得如此“兇猛”，對匯率、利率改革和人民幣國際化速度，有不同聲音，是慢一點還是快一點？紀志宏說，我覺得不快不慢正好。當然要根據環境變化作調整。這些年來匯率機制、利率制度改革以及資本項目可替換，實際上都在推進，在交錯、同步進行。

“錢緊”靠創新，向綠色發展轉型

7月19日下午，貴州省貴陽“綠色金融與實體經濟發展論壇”上，針對貨幣超發，而實體經濟尤其是小微企業“錢緊”的問題，出席論壇的金融高管、專家們支招：只能依靠金融創新。將自真正交給銀行，實現利率市場化，是中國銀行業的必然選擇。中國銀行行長李禮輝指出，取消貸款利率浮動下限，將貸款風險定價自交給銀行。

他強調，金融創新同樣要與生態文明結合，不斷創新產品、改進服務，引導和推動產業轉型和升級，加大對環境友好型企業的金融支持，嚴格限制對高能耗、高污染企業的信貸投入，加大對戰略性新興產業支持，支持低碳經濟發展。

論壇召開同日，央行宣布放開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管制的決定。

不同的聲音，利于“耳聰目明”

政策往往在聽取不同聲音和實踐中得以完善。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盧鋒認為，《意見》主要涉及原則問題，具體落實措施還沒有出來。如，第九條規定“嘗試由民間資本發起設立自擔風險的民營銀行”，如何操作？

他還認為，如果匯率改革沒有到位，央行就會因此儲備過多外匯，導致貨幣過多擴張，外部壓力和矛盾增多，甚至影響國民福利分配。匯率管不好，利率就沒法持久，兩者是相聯的。匯率改革是關鍵。

銀河證券首席總裁顧問左小蕾表示，取消利率管制是利率市場化的前提。目前存款利率上限并未放開，這意味著對于金融機構的定價能力依然未構成挑戰。

而此次改革對于農村信用社貸款利率不再設立上限，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表示，這意味著明確許可突破4倍限制，有利于覆蓋小微、“三農”貸款風險。

有中小銀行人士擔憂，由于在利率定價市場上歷來是“大行定價、小行跟隨”，取消貸款利率下限后，大行可利用較強的定價能力獲取更多收益，中小銀行則會面臨壓力。

第3篇：綠色貨幣政策范文

一、日本2010年前三季度經濟運行特點及相關政策

（一）出口增長趨緩，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出現停滯

2010年前三季度日本出口環比增長率分別為7.0%、5.6%和2.4%，出口增長明顯趨緩。自2009年二季度開始，因中國等新興市場需求快速增長、以及歐美等經濟的緩慢復蘇，日本的對外出口已連續5個季度呈現快速增長趨勢，面向新興市場國家的出口成為主要增長方向。但自2010年下半年開始，受希臘等國債務危機和美國定量寬松政策等全球金融形勢變化、日元快速升值、以及全球經濟特別是亞洲新興市場增長放緩等因素影響，7―9月出口增長出現明顯回落，特別是以汽車為中心的出口下滑，使得凈出口對實質GDP增長的貢獻度下降到僅為0.02%的水平，出口對經濟增長的主要拉動作用已經出現停滯。7―9月盡管日本對美國的出口環比增加1.9%，對歐洲的出口環比增長4.3%，但對亞洲的出口卻環比下降了2.6%。

盡管受到全球經濟形勢變化的影響，日本的進口依然保持了穩定增長的局面，2010年前三季度日本進口環比增長率分別為3.2%、4.0%和2.7%，日元快速升值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的影響。此外，自今年3月份以來外匯儲備持續上升，10月份已達1.118萬億美元的高點，超過金融危機前的水平。

（二）受短期政策影響消費可能反彈，但極可能出現大幅波動

2010年前三季度日本民間最終消費的環比增長率分別為0.7%、0.1%和1.1%。民間消費自2009年二季度以來保持連續增長趨勢，受短期政策因素影響，2010年三季度對GDP增長的貢獻度已達0.7%，成為本季度的首要增長拉動因素。7―9月家電銷售額明顯上升，其中以綠色補貼制度為背景，平板電視銷量持續增加，受9月份綠色汽車補貼制度到期影響，汽車銷量快速增長，同時，受酷暑影響，空調銷售數量也明顯提高，7―9月僅汽車和空調兩項的消費增長就達到11.1%，對GDP增長的貢獻度達0.6%；但是，面對各種綠色補貼政策已經或即將到期，以及持續的較高失業率和工資收入增長停滯等因素影響，新車銷售量已由9月份的47.2萬輛下降到10月份的30.4萬輛，10―12月民間消費下行概率很大。

民間住宅投資2010年連續出現正負波動，盡管7―9月住宅投資有所反彈，在4―6月負增長0.8%后，實現1.3%的增長，政府減稅等住宅消費支持政策產生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受就業和收入等嚴峻形勢影響，即使未來住宅投資可以保持持續增長，也將是極為緩慢的。

（三）民間和政府投資弱化，企業效益有所好轉

民間企業投資呈現連續4個季度的正增長，7―9月設備投資環比增長0.8%，增長勢頭弱化。除運輸機械設備投資小幅減少外，整體設備投資4―6月與1―3月基本持平，7―9月明顯增加。除船舶、電力外的機械訂單數一改全球金融危機以來連續下降的趨勢，自3月份開始一直呈正增長趨勢（6月份有小幅負增長）；企業設備開工率也由2009年的63.1―84.1%的低水平，提高到今年1―8月88.3―91.3%的相對較高的穩定狀態；大用戶用電量自今年6月份開始基本恢復到了金融危機前的平均水平；汽車產量也基本上恢復到了危機前的水平，但各月之間仍有較大波動；盡管7―9月制造業、非制造業及服務業等分類別的投資均有較大幅度的增長，但受日元升值、出口與生產鈍化等因素影響，設備投資增長的基礎相對較弱，且設備過剩的問題并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這些都將影響到設備投資的未來發展。

企業經營狀況出現了全面轉好。對占上市企業總數56%及市場價值82%的885家上市企業的統計表明，2010年7―9月的經常性收益同比提高49%，已經恢復到了危機前的7成水平，銷售收入提高7%，也已恢復到危機前9成的水平。同時，以新興市場需求及國內政策支持為背景，制造業業績回升迅速，大企業的訂單增加，制造業銷售額提高13%，經常性收益為去年同期的3.3倍。

公共需求方面，盡管政府消費連續保持較弱的增長態勢，但政府投資進一步下降，繼4―6月環比下降2.3%后，7―9月又下降0.6%，已連續5個季度持續下滑，政府公共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仍在持續減弱，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負影響因素。此外，受政府債務負擔沉重等因素影響，預計下一季度政府公共投資還將有所降低。

（四）通縮狀況沒有明顯改觀，就業形勢依然嚴峻

2010年前三季度日本繼續處于通縮狀態之中，7―9月扣除生鮮食品的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分別為-1.0%、-1.0%和 -1.1%，盡管與上半年相比略有好轉，但通縮的總體趨勢并沒有改變。2010年前三季度就業狀況仍不見好轉，完全失業率一直在5.0%左右徘徊，受企業降低成本策略影響，7―9月份失業率為5.2%、5.1%和5.0%，9月份完全失業人數340萬人。因企業經營狀況整體向好，有效求人倍率呈現輕微的改善跡象，7―9月份分別為0.53、0.54和0.55，但未來走勢依然很不明朗，并且明年大學畢業生就業確定率降至57%的最低水平，比去年同期下降4.9%，進入“就業冰河時代”。

（五）金融環境逐步改善，金融機構效益明顯好轉

日本廣義貨幣M2在7月增長2.9%的基礎上，8―10月份分別增長2.8%，在經濟增長率很低的情況下，繼續保持穩定寬松的貨幣供應。銀行間市場同業拆借月加權平均利率維持在0.1%左右的水平，10年期長期國債平均利率自8月份開始降低到了1.0%以下。日本6大銀行4―9月的純收益是去年同期的2.7倍，達1.2兆日元，債券的銷售擴大7.7倍，不良債權損失減少81%，貸款同比減少7.5%。盡管銀行資金充足，信貸環境改善，企業資金借貸成本有所降低，資本和債券市場運行狀況良好。但受歐美經濟不景氣及日元升值等因素影響，未來發展的不確定性仍然很大。

受美國和歐洲經濟不景氣，以及美國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等影響，日元快速升值，由4月份的1美元兌93.38日元的平均值，提高到10月份的81.81日元，升值幅度超過12%，對日本的出口增長產生了明顯的沖擊，并且影響到了國內就業與政府財政收入狀況。

二、宏觀經濟政策

（一）實施更為寬松的貨幣政策，并著手稅收政策的調整

為減輕日元升值對日本經濟的影響，日本銀行于10月5日宣布，將銀行間無擔保拆借利率從0.1%，下調到0―0.1%，開始了實質性的零利率政策。

日本銀行8月30日出臺的《追加金融緩和對策》。規定到2011年上半年，繼續維持長期利率1.0%左右的寬松政策，同時還規定以較低的固定利率方式擴大信貸供給，在原有的3個月資金信貸量基礎上再追加20兆日元的資金，并啟動了為期6個月的信貸供給政策，為此提供10兆日元的資金。

針對法人稅在OECD國家處于明顯的高位以及消費稅偏低等狀況，為進一步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和發展能力，日本政府正在研究降低法人稅5―10個百分點，并提高消費稅5個百分點等相關措施，但在提高消費稅方面國內出現了明顯的意見分歧，并對7月份的參議院選舉產生了影響，面對日益嚴重的政府債務，消費稅的提高似乎不可避免。

（二）出手干預匯市并進行資產購買，追加日元升值和應對通縮預算

9月15日，當日元對美元的匯率突破83∶1后，日本銀行在東京外匯市場拋售日元并買進美元，直接干預日元匯率，這次行動日本銀行動用了約250億美元的資金，使日元對美元匯率在當日下跌至85∶1的水平，這是今年全球匯率爭議出現以來國際上首次由國家出面干預匯市，也是日本政府6年多以來首次干預匯市。

日本銀行在10月4―5日的例會上，除再次確定了零利率政策，并確定了執行到2012年以后的時間表外，還在上述30兆日元的信貸政策的基礎上，又推出了5兆日元的資產購買方案，主要用于購買國債（到期時間兩年以內）、短期國庫券、以及企業債券等其它金融資產，以進一步刺激經濟增長。

針對7―9月經濟增長明顯下滑的現象，以及政府財政收入低、負債嚴重等問題，日本政府以10月29日的《日元升值和應對通縮的緊急綜合經濟對策》為基礎，向國會提出了5.1兆日元的2010年度預算修正案，該修正案已于11月16日在眾議院獲得通過。主要涵蓋就業和人才培養、推進新成長戰略、醫療看護、以及提高地區經濟活力和搞活中小企業4個主要領域。

（三）以新成長戰略為目標，在政策上將應對日元升值、通縮等與新成長戰略密切結合，以進一步提升經濟競爭力

在2010年8月出臺的《經濟對策基本方針》中，針對日元升值和全球經濟不景氣等可能帶來的經濟下滑風險，以及應對經濟下滑的擺脫通縮措施，從應對日元升值和全球經濟不景氣的經濟下滑風險，和構建低碳社會等的《新成長戰略》兩個視角，更加注重實效地對創造新需求和就業的政策措施進行嚴格篩選并實施，以期盡快擺脫通縮局面，相關的5個主要支柱包括：就業、投資、消費、區域防災減災、以及體制機制改革。同時，通過設立《新成長戰略》實施促進機構、召開就業和人才戰略對話會議、實施日本國內投資促進計劃、編制2011年年度預算等措施，加速推進《新成長戰略》的實施。

經濟產業省在2010年9月10日出臺的《與經濟產業省相關的經濟對策實施概要》中，提出了通過大力發展綠色產業促進低碳型就業和投資、對中小企業實施高附加值化與銷售渠道開拓等緊急支援、強化新畢業人員的就業對策、延長家電綠色生態返點制度、延長住宅綠色生態返點制度、支持中小企業融資等6項重要措施，以及促進法人稅下調、設立《新成長戰略》實施推進機構、實施促進日本國內投資促進計劃、加速體制機制改革等相關措施，來更有效地應對當前的經濟不景氣局面。

經濟產業省在2010年10月出臺的《日元升值和應對通縮的緊急綜合經濟對策》的相關部分中，提出基于經濟產業省的8500多億日元相關補充預算，通過資金支持、以及技術開發和海外拓展支持、領域開拓支持、地區商業活化、緩解就業壓力等具體措施，來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創造就業和提高地區活力；通過家電綠色生態返點、以及住宅綠色生態返點范圍的擴大、住宅太陽能電池設施補貼、中小企業低碳發展支持、綠色柴油車購買補貼等具體措施，來創造新的就業機會；通過促進國內投資、加速技術開發、有效應對稀土危機、日元升值正面效果運用、以及醫療看護產業支持等具體措施，來推進《新成長戰略》的實施，以建立和鞏固中長期經濟成長的基礎。

（四）以APEC會議為契機，強化區域合作、努力開拓亞洲市場，增強外需拉動力

日本以APEC東道主的身份，大力推進亞太地區的經濟合作進程。在2010年11月14日發表的橫濱宣言中，明確了努力糾正世界經濟不均衡狀況、追求健全的財政運行政策、抑制貿易保護主義等區域經濟合作目標，同時，對未來發展提出了許多重要戰略設想，以促進亞太國家間的經濟自由化和一體化進程，穩定并增強亞太國家的外需，從而保證為日本經濟未來持續穩定增長提供相應的外部動力。

同時，日本經濟產業省以《新成長戰略》中的海外市場拓展戰略為核心，在《產業結構展望2010》中，將高速鐵路、核電等11個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確定為海外拓展的重點領域，并提出了加大研發投入、提升產業競爭力，通過官民結合等方法，加強海外市場拓展等策略。日本企業也借助日元升值的有利時機，以新興經濟體和環境領域為重點，繼續加大海外投資并購力度，據估算2010年日本企業主要海外并購額超過1兆日元，主要集中在制藥、化妝品、機電等領域。2010年海外設備投資額預計將同比增長35.1%，達2.76兆日元，在制造業的1.9兆日元新增投資中，汽車行業增長44%，電氣電機行業增長55.5%，成為海外投資增長的主體。日本已連續4年加大在汽車、電力等領域的研發和投資力度，日本7大公司在2010年將保持14―52%的投資增幅。日本企業希望通過占領新興市場來進一步提高其收益，以帶動本土相關產業發展，并基于國內外一體化的戰略考慮，從整體上保持目前的發展勢頭。

三、2010年日本經濟發展趨勢分析

（一）經濟增長明顯放緩，通縮狀態將長期持續，美國定量寬松政策及全球經濟不景氣帶來的不確定性進一步加大

1、外需市場下滑趨勢明顯，貨幣和財政政策已基本窮盡

目前美國6000億美元的二次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已經出臺，韓國G20峰會并沒有對相關問題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案，澳大利亞、日本、巴西等國匯率升值嚴重，新興經濟體面臨著更大的通脹壓力，不僅通脹率高，貨幣升值也普遍較快，巴西、泰國、新加坡、韓國等已紛紛出臺相應措施控制熱錢流入，全球經濟進入新的不穩定期。對日本經濟增長支撐很強的中國及亞洲經濟不穩定性增加，已經使得日本7―9月對亞洲的整體出口呈下降趨勢。同時，日本企業經營狀況全面轉好加上日元持續升值的影響，會進一步加快企業的海外投資進程，進而對日本的出口及稅收、就業產生明顯的負面影響，使得政府未來的財政與貨幣政策更加捉襟見肘。

由于政治和戰略層面上對美國的嚴重依賴，日本在金融政策方面的自主性受到了明顯的限制。盡管9月15日日元對美元的匯率突破83∶1后，日本銀行采取了直接干預日元匯率的行動，但由于美國和歐盟的批評，在美國出臺二次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后，日元對美元的匯率一度跌破81∶1時，也沒有再次干預匯市。5兆日元的資產購買量化寬松政策相對于美國6000億美元的水平來說，也只能是小巫見大巫。目前日本的寬松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已經走到了盡頭，利率已接近于零，并且由于日元升值加速企業走出去，將會使日本政府本已債臺高筑的財政狀況進一步惡化，很難再通過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來刺激經濟的復蘇。

2、內需反彈非常不穩定，相關政策有待延續和加強

盡管國內需求拉動在2010年三季度由負轉正，并成為三季度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個人消費和住宅投資政策也有一定的效果，但受失業率高居不下、收入增長緩慢以及經濟前景渺茫等因素影響，內需反彈非常不穩定，10―12月份極可能出現明顯的負增長。汽車綠色生態返點政策已經在9月底到期，綠色家電及綠色住宅補貼返點制度也將在12月底到期（國土交通省已經決定將綠色住宅補貼返點制度再延長一年），新的拉動政策的出臺將受到政府日益沉重的債務負擔的嚴重制約，影響甚至決定今后內需的持續改善，民間銀行收益持續下滑等因素，已經對地方投融資產生明顯的負面影響。

（二）2010年日本經濟發展預期

日本國內經濟學者對10―12月的經濟增長普遍不看好，認為汽車消費等將出現明顯下滑現象，并且工礦生產業將連續兩個季度繼續下滑，將出現與1994年和2004年相類似的，因短期政策等原因第四季度由正轉負的經濟增長格局。

從相關經濟研究機構的分析來看，三菱綜合研究所認為日元升值對實質GDP的影響為-0.4%，其對今明兩年的經濟增長預測與第一生命經濟研究所、伊藤忠商社相同，2010年的實質GDP增長率為2.6%，2011年為1.0%；日本總研對2010年實質GDP增長率預測也為2.6%，2011年為0.2%；日本經濟研究中心的預測為2010年2.7%，2011年1.3%。

四、啟示與建議

（一）內外并舉，從戰略高度看待和處理通脹問題

與日本的貨幣快速升值和經濟通縮不同，受美國二次量化寬松及我國去年寬松貨幣與財政政策的滯后效應雙重影響，我國當前面臨著巨大的通脹壓力，盡管今年已經6次提高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率，加息一次，人民幣匯率也升值了近3%，但10月份的通脹率還是達到了4.4%的水平。鑒于拉美債務危機和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沉痛教訓，我國更應著眼于預防定量寬松后熱錢流出的更為嚴重的后果，并與當前的通脹控制措施有效結合起來。為此，首先，應加大與往年相比的人民幣升值幅度，以抵消部分國際通脹的傳入影響，并防止人民幣兌美元以外的其它貨幣的明顯走低對結構調整的不利影響和外匯儲備的進一步增加。其次，應大幅收緊國內的貨幣流動性，提高加息幅度，著眼長遠，特別重視與制止資產泡沫相關的金融手段的應用，控制資本和熱錢流入。再次，還可以考慮配合采用一些價格管制等行政手段。總之，這次美國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帶來的沖擊不僅是一次重大挑戰，也是一次重要的機遇，我們應抓緊國內經濟結構和收入分配調整工作，練好內功，以更有效抵御未來更大的外部沖擊。

同時，既然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無法在短期內被替代，通過大量減持美國國債的方式，降低美國國債和美元信譽來制止美國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繼續實施，又將引起中美間的政治沖突與全球性風險。所以，我國應在與其他國家密切合作，加快國際金融改革的同時，加大對美國的國際壓力，并優化自身的外匯結構，以10＋6為基礎，加速區域金融一體化進程，通過更加緊密地金融合作在區域貿易結算中降低美元的使用，以減輕外部通脹壓力及相關影響。此外，還需要采取相關措施，幫助受影響大的東盟、澳大利亞、巴西等國提高抵御能力，為我國未來經濟的可持續增長提供相應的資源和市場保障。

（二）加快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根據自身發展制定相應的策略

第4篇：綠色貨幣政策范文

綠色產業帶是指當地大力發揮林竹和生態旅游等資源豐富的特有優勢，重點發展竹木深加工、生態旅游、綠色食品加工、花卉、畜牧業、珍稀食用菌、生物制藥等新的經濟增長點，并在第一、第二、第三產業中占據重要地位并發揮重要作用的新的產業群帶。

一、構建綠色產業帶是三明產業結構調整和融入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的必然選擇

1．構建綠色產業帶是三明融入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的需要。“海峽西岸經濟區”北起浙江溫州，南至廣東汕頭，牽涉三個省，##構建海峽西岸經濟區具有三個比較優勢：一是對臺優勢；二是港口優勢；三是生態優勢。三明要融入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前兩個優勢不明顯，只有第三個優勢比較突出——具有明顯的生態優勢。因此，三明只有最大程度地發揮綠色資源優勢，構建綠色產業帶，才能加快融入海峽西岸經濟區的建設。

2．綠色經濟和綠色產業是21世紀世界經濟發展的大趨勢，符合人類、自然和社會協調發展規律，是朝陽產業，有利于實現人口、資源、環境的良性循環，是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根本途徑。

二、三明構建綠色產業帶的基本情況、特點及融入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的優勢分析

通過近幾年發展，三明的綠色產業帶已初具規模。全市綠色產業總產值占三明GDP總值的比重已接近三分之一，生物制藥、苗木花卉、綠色食品、森林旅游等新興產業產值也達到了一定規模。全市規模以上林產工業企業146家，林產品達350多種（集中分布在木材加工及木竹滕制品業、造紙及紙制品業）。現有省級林業龍頭企業11家、市級林業龍頭企業38家。三明的綠色產業帶不僅具有一定的數量規模，而且呈現以下三個特點：一是已初步形成區域集中。如林竹產業主要集中在永安，沙縣等地；森林旅游主要集中在泰寧、市區等地，綠色食品加工主要集中在沙縣、建寧、尤溪等地；二是部分產業和產品已在具有相當知名度。如在生態旅游方面，泰寧已是世界級地質公園。在林竹方面，“青山牌”皮卡紙、“饒山牌”拷貝紙、“永林藍豹牌”金剛板、“企鵝牌”膠合板、“天河牌”竹涼席、“孟宗牌”筍干等產品在國內、省內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在綠色食品方面，“三早”牌系列蓮產品、“三雪”牌中華獼猴桃汁、“文鑫”牌建白蓮已分別獲得國家綠色食品標志使用權；“閩江源牌”綠茶飲料，“黃花梨”已申報成功“國家無公害食品”；三是已出現一些新興的綠色產業。如清流的苗木花卉產業（清流的里田花卉基地已建成全省規模最大的鮮切花種植基地）、明溪的生物制藥產業（明溪南方紅豆杉生物技術有限公司和利科生物有限公司）、畜牧業（清流的肉羊養殖、明溪的肉牛養殖）

根據目前實際，三明構建綠色產業帶融入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具有以下三個優勢：

1．資源比較優勢，表現為林竹和生態旅游資源特別豐富。三明是我國南方主要林區之一，享有##“綠色寶庫”的美譽。三明市現有森林面積2645．5萬畝，森林覆蓋率達76．8％，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54個百分點；活立木蓄積量1．15億立方米，毛竹儲量3．8億株，各類竹林面積400萬畝，居全省第二位。三明地處##西北部的武夷山脈中段，丹霞地貌分布面積大喀斯特地貌的巖溶洞多以“山、水、洞、林、石、古文化”為特色的旅游風景區（點）有58處，其中有1個世界地質公園，3個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4個國家4A級旅游區，1個國家2A級旅游區，2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4個國家森林公園，2個國家地質公園，3個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豐富的林竹和生態旅游資源，為三明構建綠色產業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林改政策優勢，表現為林業改革已在全國率先實現突破。三明是國家率先推進以林權到戶為核心的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地區。目前許多縣（市）已對農戶發放了集體林權證，明晰了所有權和使用權，最大限度地調動了廣大林農造林育林的積極性，確保了林業資源的永續利用。同時，金融部門以林權證為抵押，加大了對林農的資金投入。

3．交通改善優勢，表現為三明的交通設施條件已發生深刻變化。一是在公路方面，京福高速公路、泉三高速公路、邵三高速公路、永安至武平高速公路正在建成或建設中。二是在鐵路方面，除原有的鷹廈鐵路外，長汀至永安鐵路項目已進入前期工作，向莆鐵路已納入鐵道部“十一·五”規劃。三是在航空方面，三明機場的建設也擺上了議事日程，已在招商引資中。這些交通設施條件的變化，拓寬了山海協作通道，有利于綠色產業的集裝箱產品直接運抵福州、泉州、廈門，為構建綠色產業帶，推動三明融入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條件。

三、當前金融在支持三明構建綠色產業帶，融入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中存在的不足方面

1、金融部門還未從營造良好金融生態環境的高度，認識支持建設綠色產業帶的重要性。表現在：一是未把金融的可持續發展與構建綠色產業帶有機地統一起來，沒有按照國家宏觀調控的需要，通過信貸結構的調整，引導區域產業的合理布局，把綠色產業帶的構建作為信貸培育的主要方向；二是支持綠色產業項目的意識不強。由于綠色產業項目技術性較強，且具有不確定性，前景難料，金融部門普遍存在觀望和等待的態度；三是貨幣政策服務滯后。現行央行的貨幣政策，大多數是針對大中型企業或中小企業的，很少是適應綠色產業發展需要的。

2、金融在支持綠色產業創立品牌方面辦法不多。一是信貸品種缺乏，如三明的商業銀行至今未發放以品牌等無形資產為標的質押貸款。二是培育綠色產業創立品牌的貨幣政策缺乏 商業銀行也沒有制定適應綠色產業品牌發展的信貸管理辦法和服務方式。

3、金融機構在綠色產業鏈各環節之間的投入主體沒有明確界定。如“農戶”環節的資金投入主體已明確為農村信用社，但“基地”和“公司”兩個環節的資金投入主體尚未明確定位。

4、資金投入不足。隨著綠色產業規模的不斷擴大，資金短缺問題日益突出，從政府來說，由于當地財政支大于收，對綠色產業的投入捉襟見肘，上邊的專項資金也很有限，往往還不能及時到位。從金融部門來看，一者商業銀行的信貸支持重點仍是圍繞著水電、煙草、電信等優勢行業，而綠色產業因為投入大、周期長、見效慢等因素，商業銀行仍不愿過多參與，二者在國有商業銀行貸款權上收后，基層行貸款權限受到很大制約，在支持綠色產業發展上力不從心，如對林竹產業，永安市投入貸款24582．5萬元，貸款總量僅占該市貸款總量的7．52％，而其中永林集團占了85．6％，該市共有木竹加工企業203家，與銀行有信貸關系的企業只有34家，占16．75％，大多數木竹加工企業包括一些上規模的企業都無法獲得銀行的信貸支持。又如對生態旅游，泰寧縣投入基礎設施貸款8600萬元，貸款總量僅占該縣貸款總量的16．16％。再如對綠色食品加工業，商業銀行介入較少，而農村信用社由于受監管部門單戶貸款比例不得超過資本金10％的監管條例制約，無法滿足生產大戶的信貸需求，如今年前5個月，建寧縣有3家綠色食品加工企業貸款申請都在300萬元以上，農村信用社受單戶貸款比例限制而無法放貸。

5、綠色產業缺乏風險補償機制。綠色產業由于受季節和自然災害的影響大，產品的市場風險較高，一旦風險出現，大部分將轉嫁給提供資金支持的金融部門上，由于當前金融部門尚未建立完善的信貸風險補償機制，且當前基層的擔保體系也不健全，通過擔保機構分流風險的可能性不大，僅依靠金融部門自身提取的呆帳準備金進行補償還遠遠不夠。

四、金融支持構建綠色產業帶加快三明融入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的對策建議

1、提高金融部門對構建綠色產業帶的認識水平。支持綠色產業的發展是金融部門探索經濟金融雙興共贏的最佳契入點，也是支持農民增收的有效途徑。當前三明的綠色產業帶已初具規模，對金融部門來說是一次機遇，也是一次挑戰，金融部門有必要培養新的經濟增長點。要從營造良好金融生態環境的高度看待發展綠色產業，積極介入綠色產業的發展進程。通過支持綠色產業的發展，實現經濟、金融“共贏”，并促進農民增收。

2、發揮人行在支持綠色產業帶建設中發揮導向作用。一是制定金融部門支持發展綠色產業的措施意見，明確支持重點，加大對綠色產業在資金、結算、咨詢、信息等方面的金融服務；二是發揮央行貨幣政策工具的調控作用，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加強信貸投向指導，引導金融機構增加對綠色產業的有效信貸投入；三是發揮利率等價格工具的導向作用，引導金融機構充分利用利率浮動政策，加大對綠色產業的扶持力度；四是在綠色產業中引入循環經濟理念，通過金融的杠桿大力促進企業節約降耗，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促進企業清潔生產，從生產和服務的源頭減少污染物的產生，保證生產綠色、循環綠色和生態平衡。

3、支持綠色產業的產品打響品牌。一是試辦以商標品牌、企業主信用、未來收益作抵押的無形資產貸款業務；二是根據不同的產品品牌實施不同的信貸支持策略。對企業原有的知名品牌，商業銀行要繼續給予資金上的支持，保證企業現有品牌發展成為國內知名品牌，并最終向國際知名品牌進軍。對正在創建的品牌，商業銀行要根據企業的發展前景給予不同的支持，若產品具有高科技含量，市場供不應求，具有較大發展前景的企業在創建品牌時，要優先給予支持。

4、拓寬融資渠道，建立支持綠色產業發展的多元化融資體系。一是加大商業銀行的信貸支持力度，探索建立適合綠色產業發展的信貸品種。例如積極推廣林權證質押貸款。林權證抵押貸款使林農手中的林權證通過抵押貸款形式變為流動資金，有效解決了林農擴大林業再生產貸款擔保難的問題，是一種符合林業特點的資產抵押貸款運行機制。要進一步推廣永安林權證抵押貸款業務，擴大林農的受益面；又如在綠色產業鏈中推廣運用商業票據，擴大票據融資；再如試行銀團貸款制度。對在綠色產業中起支撐和引領作用的龍頭企業，通過銀團貸款解決大額資金需求。二是積極發揮農村信用社在支持綠色產業發展中的作用，要以當前全國農村信用社正進行改革為契機，不斷擴大農戶小額信用貸款和農戶聯保貸款的受益面。三是爭取國家開發銀行的委托貸款支持。四是鼓勵綠色產業中的部分企業走向資本市場，爭取在中小企業板塊上市融資。五是激活民間資本。在綠色產業中采用獨資、合資、股份等方式，把外地資金引進來。

5、改善對綠色產業帶發展的金融服務水平。一是按照國家產業政策的要求，選好項、立好項，爭取上級的資金支持；二是用足用好用活貨幣信貸政策，加大信貸支持力度，對有市場發展前景，信譽良好，有還本付息能力的綠色企業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務；三是對綠色產業企業采用綜合授信辦法，簽訂有一定有效期的最高額擔保借款合同，由企業根據生產需要，在授信額度和有效期限內自主決定借款或還貸，隨用隨貸、周轉使用；四是重建縣域金融體系，發展中小企業投資公司、股權投資公司、金融服務公司等機構，試辦金融租賃、典當融資業務，為綠色產業的發展提供支持。

第5篇：綠色貨幣政策范文

關鍵詞：通貨膨脹；成因；應對措施

當物價不停上漲，同時貨幣供應不斷增加，此外經濟也出現過熱的現象，就是發行的貨幣量遠遠大于及經濟需要交易的貨幣量，進而導致貨幣貶值，物價上漲，這就是通常說的通貨膨脹。

一、我國通貨膨脹的成因

（一）不斷上升的要素成本

要素成本包括：勞動力成本、能源成本與原材料成本。首先是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勞動力成本上升主要是因為通貨膨脹引發的物價上漲增加了日常生活成本；為了滿足不斷增加的物質和文化需求，勞動者需要增加收入；在進入21世紀之后，我國計劃生育政策顯示出了其效果，廉價勞動力時代已經過去，此外，近幾年我國出臺的惠農政策緩解了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外出打工的農民工逐漸減少，導致不少企業缺乏勞動力，增加了企業的勞動力成本。其次，能源和原材料成本的增加。勞動力成本的提高對農產品的價格產生了影響，致使糧油等產品提升價格，進而促使生產原料等成本上升。而能源以及原材料價格的上漲提高了制造業的成本，進而引發商品提價。此外，隨著全球經濟的發展，全球增加了對石油的需求，同時全球局勢的不穩定，促使石油價格不斷提高。

（二）全球流動性過剩

例如，美國，在應對次貸危機時采取了不少有效措施：傳統的政策手段、對流動性管理工具進行創新、改革金融監管體系等。可是，隨著經濟全球化以及美元為主的國家貨幣市場的發展，這些政策很難從根本上改變美國的經濟狀況，反而增加了美國通貨膨脹的壓力。接著，美元的貶值促使國際資本以沖基金的形式進入國際各種原材料以及商品中，以此避免風險，而像石油、糧食等以美元為主要結算形式，發生了大幅漲價的現象，增加了全球通貨膨脹的壓力。

（三） 我國的經濟結構是出口導向型的

在改革開放以后，我國進出口商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不斷增大的貿易順差促使我國的經濟發展轉為出口為主，同時也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增加了就業率，增加了外匯儲備等，可是在這個過程中也引發了一些問題。不斷增加的貿易順差增加了外匯儲備，也就增加了央行通過外匯占款投放基礎貨幣，進而增加了國內流動性，增加了通貨膨脹的壓力。

二、我國應對通貨膨脹的措施

（一） 形成寬松的財政政策和緊縮的貨幣政策

通貨膨脹形成可能和寬松的貨幣政策有關，因此就要逐漸形成緊縮的貨幣政策。例如，政府2012年實施了穩健的財政策略以及貨幣政策，提高了調控的針對性、有效性、靈活性。松緊適中的財政以及貨幣政策可以緩解通貨膨脹。而針對民生的財政政策最好持續寬松一段時間，促使財政政策更好的發揮效果。

（二） 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進行深入改革

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進行深入改革，提高人民幣匯率的彈性。匯率制度越靈活，就越容易進行內外部比價，對國際收支進行良好的調節，也減慢的外匯的涌入以及外匯儲備的增加，實現緩解通貨膨脹的目的。我國雖然資源豐富，可是人均資源有限，需要進口大量的商品。因此，對外匯進行調整就可以有效的緩解因為涌入的外匯而導致的通貨膨脹。同時，對浮動外匯制度進行完善，提高人民幣匯率的合理性和均衡性，也就提高了收支的平衡性，提高了金融市場的穩定性，促使經濟可持續發展。

（三） 建立健全通貨膨脹的預警體系

通貨膨脹的直接體現就是物價上漲。財政和貨幣政策發揮效果需要一段時間，所以如果等物價開始大幅度上漲的時候再制定和實施政策，就存在著一定的滯后性。所以需要建立健全通貨膨脹的預警體系，在還沒有發生突出的通貨膨脹現象之前，就制定和實施應對政策和方案，預防可能出現的經濟大波動。

（四）增加國際之間的合作

因為經濟發展的趨勢是全球化的，國家和國家之間聯系更加緊密，任何一個國家出現通貨膨脹都會影響其他國家，所以國家之間應該相互合作解決通貨膨脹問題。首先，增加對國際資本流動的監督和管理。各個國家應該加強監管出入境的監管，各個國家都要對對外貿易、投資等資金流動進行規范；任何國家都要強化真實性審核意識，更好的辦理外匯業務，進而對不良資金的動向進行有效控制，也可以預防撤資引發的各種問題，實現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目的。其次，促使熱錢規范有序的參加實體經濟。在對全球流動性涌入各國這個問題進行治理時，要對熱錢的源頭進行控制，對涌入各國的熱錢進行合理的疏導，降低其對經濟的影響。政府也要提供機會，促使熱錢積極地參與到實體經濟中。

（五）增加對農業的投入

增加對農業的投入，對農業基礎設施進行改善，改善農業設備條件，不斷創新和應用新科技，提升我國農民的素質，這樣也就從源頭上提高了農產品的產量和質量，放緩農產品價格上漲的速度。還可以制定并實施減免稅費的政策，補貼農民，開通農產品運輸的綠色通道等，促使農民積極生產。想要有效的控制通貨膨脹，就要促使產品價格更加平衡和合理，避免產品價格發生很大的波動，政府也不能強行控制產品的價格，要通過政策引導，柔性控制產品價格。

三、 結語

通貨膨脹會引發物價上漲，增加了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壓力，不僅影響了經濟穩定，更影響了社會穩定。有效控制通貨膨脹可以促進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社會和諧發展，所以加強對通貨膨脹成因以及應對措施的研究有很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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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金融宏觀調控的思考［J］.咸寧學院學報，2011（12）.

第6篇：綠色貨幣政策范文

樊綱首先談到對國際金融危機走勢的看法，他認為，全世界正在經歷一次比1929年更大的經濟危機，由于各國政府采取了比較得當的應對政策，可以說已成功地避免了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重現。國際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依然存在，一是西方國家失業率普遍繼續上升，如美國的失業率已達到9.5％。上升幅度雖有所下降，但由于此次危機造成的大量高端失業，對消費需求的影響是巨大的。二是大量的金融問題需要逐步進行清理。美國一開始是從住房次貸問題爆發危機的，美國商業地產是否會成為次貸第二，有待觀察，其發展走勢將對明年產生巨大影響。三是大公司仍在倒閉。美、歐、日三大經濟體明、后兩年保持零增長率、負增長率和低增長率是基本態勢。

樊綱指出，凱恩斯正是在1936年大蕭條的腥風血雨中提出宏觀經濟學理論的，闡明在社會出現非理性危機時，政府應對市場進行密封調節。用公共政策對市場加以調整，并非假設政府比企業高明，此次危機證明，市場的確需要政府的-這一職能，政府在市場經濟發展中的宏觀調控功能是必須的，使市場經濟發展更加平穩，更加理性。

其次，樊綱簡要分析了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造成的影響。他說，我們之所以受損不大，復蘇較早，首先是得益于我國政府一直重視采取宏觀調控的措施，其次是得益于政策調整及時，動作快，有效地擴大內需，彌補外需的不足。我們應當全面分析此次國民經濟下滑的原因，全球經濟危機固然是一個因素，但中國經濟經過持續多年的10％到14％增長率的過熱增長，本身也需要進行調控。中國經濟本來泡沫不大，所以在兩個季度后就開始恢復，增長勢頭不錯。

對目前中國宏觀經濟走勢，樊綱持樂觀態度。他相信復蘇是可以持續的，政府今年的大投入會使今明兩年的增長率保持在8％以上。他認為有四個增長點將對增長率做出貢獻：一是房地產投資在2008年調整后，土地已在今年開盤，這會使明年房地產的銷售上升，因而對GDP和投資增長作出較大貢獻。二是今年對工業的投資量大，存貨和過剩生產能力在經濟復蘇中可以得到消化。一些行業如機械、化工，有可能在明年恢復投資。這將對明年GDP做出較大貢獻。三是外貿形勢雖不樂觀，但過去幾個月的月環比都在改善，10月份有希望恢復正增長，明年凈出口可能會提高，對GDP做出貢獻。四是政府投資仍然需要保持一定力度。政府投入加上以上三點，明年8％的速度是有保證的。

第7篇：綠色貨幣政策范文

并未出乎預料，中國經濟增速下降已成不爭之事實。經濟增速和通脹雙降意味著什么？有人據此讀出了中國經濟“軟著陸”。然而，“軟著陸”的前提是隨著經濟增速下滑，經濟結構得到順利調整，新的增長點逐步形成。國研中心資環所副所長李佐軍指出，如果隨著經濟增速下滑，經濟結構沒有順利調整，新增長點沒有形成，而是企業虧損破產增加、債務負擔加重、金融風險增加，就是“硬著陸”。

在此背景下，防止更多社會問題的發生，振興實體經濟被決策層空前關注。上半年國務院提出了“穩增長”的舉措，現在又將其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而非議頗多的央行連續密集降息，鼓勵銀行增加放貸，呼聲較高的結構性減稅以及全面減稅，為民間投資爭取更多空間的“新36條”，推出汽車下鄉、家電節能補貼等政策以促進消費等，都是“穩增長”政策下的蛋。此前，房地產調控不動搖已強調數次。

近期，地方版產業規劃密集出臺，涉及投資額動輒上萬億元，由地方政府主導的新一輪投資潮來臨。據不完全統計，7月以來已公布的地方投資計劃涉及金額達七萬億元。毋庸諱言，其與數年前的四萬億是一脈相承的，實則讓中國經濟的結構轉型，再度陷入僵局。

依賴投資驅動，經濟質量下滑之禍

2008年前，中國依靠改革開放釋放的制度紅利、加入WTO帶來的全球化紅利以及憑借原有的人口紅利（市場空間）釋放、要素紅利（土地、勞動力）的釋放等，帶來繁榮的制造加工出口、火爆的房地產市場和基礎設施投資，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

當上述紅利的作用逐漸遞減之時，恰逢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當時，中國經濟在此打擊下迅速蕭條，出口不振、制造業企業大量倒閉、工人大量失業，GDP增速創下17年以來的低位。為此，中國推出了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而效果也可謂立竿見影：經濟觸底反彈，GDP不斷飆升，一時引得西方國家競折腰。

但其帶來的副作用，卻也讓凱恩斯主義的忠實執行者始料未及。四萬億為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提供了政治背書。結果，地方政府投資在地方融資平臺的掩護下全面失控，銀行新增貸款更創下震驚市場的天量規模。

同時，過度的刺激還使房價快速飆升，通脹卷土重來。但這卻使決策層又陷入更大的挑戰：通貨膨脹、高房價引發公眾不滿、地方政府債務危機。應對上述狀況，中央采取了多管齊下的策略。幾帖猛藥下去，效果自是明顯，但如此療法的副作用也令人揪心。

如今，回頭重新審視四萬億元的成敗，一個普遍被接受的觀點是，其加劇了中國經濟的失衡狀態，主要體現在產能過剩以及結構不合理等，使中國經濟白白浪費了寶貴的三年調整時間，而換來的只是“短期漂亮而虛幻的有毒數字”。事實上，2008年的金融危機已經讓許多企業下定決心轉型升級，但四萬億元無疑打亂了企業的計劃。而更為千夫所指的是，四萬億元進一步增強了國企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而相應的最需要扶持也最重要的中小民營企業的地位則進一步弱化。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韋森指出，從投資驅動向消費拉動的轉型，本身就意味著經濟高速增長期正在過去。如果意識不到這一經濟發展的自然法則，在人為啟動一輪大規模的投資，就會像一個老長跑運動員靠服大量興奮劑來維持自己過去的速度一樣，那會大傷身體的，甚至會導致沒跑到終點就突然倒下，那就是大的經濟衰退。

評論人士指出，對土地財政的依賴導致地方政府熱衷于促成新的投資項目。這一直以來都是地方政府的通病，主要原因就是相比其他促發展的方式，投資的見效最快。各地為了迅速做大產值，以在同僚的競爭中勝出，都喜歡開展大投資，大項目。于是，地方政府對于官辦壟斷企業和資源性企業的依賴亦日益加重，而民營中小企業的生死無人問津。

可以理解，培育本土產業需要漫長時間，與央企聯姻，背靠大樹，則可以迅速做大蛋糕，提升總量，也能抬高增速。但在相關人士看來，判斷一個地方經濟的活力，要的指標是民營經濟的比重。中國各省份中，廣東和浙江的民營經濟比重高，與此對應的是，其固定資產投資率也低，為全國極少數固定資產投資不到一半的省市。

相關人士認為，大項目崇拜的流行，亦表明中國經濟的倒退。壟斷官辦企業，尤其是中央級官辦企業勢力越來越大，對地方的擠壓力量越來越強。由此，地方的發展，不得不依靠它們，出現了大面積的戰略聯盟，造成的后果不言而喻。

熱衷于大項目、工程，或許還意味著更大的尋租空間。好好的一座橋，要拆了重修，好好的一條馬路，隔了半年就要重鋪。為什么？難道是這項工程只有一年的保修期，還是想掩蓋這原本的豆腐渣？為何鐵道部會出現一部價格達上千萬元的宣傳片項目？

如果說，動輒大手筆投資和大項目崇拜，都是當下地方政府為貫徹落實“穩增長”而采取的重要舉措，那么，其顯然忽略了“十二五”時期“調結構”這條更重要的主線。因為穩增長比較容易出成績，而調結構則不能速成。地方在落實中央政策過程中，很多都已貌合神離。

更多情況下，地方政府對中央政策陽奉陰違。這在房地產調控問題上，表現得淋漓盡致。一方面地方政府堅決擁護房地產調控不動搖的政策；另一方面，不斷地挖空心思，找出各種各樣的借口，適時放松房地產調控。前有東莞、珠海、蕪湖、揚州、鄭州，后有南京。

這一切要歸根于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并未改變。可喜的是，現在，監管機構令銀行增加對中小企業的貸款，減少對國企的貸款，努力引導資金流向更具生產性的領域。財政體制改革也取得了一些進展，其目的，就在于減少地方政府對土地出讓的依賴。

而高耗能、高污染項目冠冕堂皇地獲得電價優惠，則是地方政府陽奉陰違的另一表現。媒體評論指出，在穩增長和降能耗之間，地方政府和中央又出現了類似于房地產調控的博弈格局。

部分地方政府的逆行倒施，一次次浮出水面，又一次次被按壓下去，此起彼伏的背后，是政府官員考核機制，政績機制的問題。如何解決？或許建立綠色GDP核算體系不失為有效的解決方案。但綠色GDP核算體系談何容易？如今，國家層面的綠色GDP核算體系至今沉寂，可能被一個更為“軟性”的資源環境統計指標體系替代。

壟斷難言破局，

民間資本何以接棒

對于拯救中國經濟，人們并不擔心政策設計，而擔心的卻是，政策設計的初衷能否惠及民營企業。前車之鑒是，2008年的四萬億元經濟刺激計劃，更偏向國有企業，而中小、民營企業的作用顯然被忽視了。這一次，民資能否接力政府投資成為“穩增長”主力？

與宏觀CPI數據與人們生活感受并不符類似，盡管處在同一屋檐下，國企與民企的冷暖也不盡相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副所長張文魁將國企比作高油耗白牌車：當用管理學方法來看一輛高油耗白牌車時，就會得出“這是一部好車”的結論，因為它開得快，還可以闖紅燈；但用經濟學方法來研究，這些高油耗白牌車消耗了過多的汽油，而且它們橫沖直撞，影響其他機動車的正常行駛并破壞了交通規則。

現實也是，壟斷國企因獲得政府的資源、特權傾斜而飽受詬病。正如張文魁指出的：國企與政府有著天然的政商關聯，它們能得到更多資源、特權和保護，出了事有人罩著，常常以各種堂而皇之的名義排斥競爭、構筑壟斷。下一步，恐怕連江上清風和山間明月也要配置給國企了。如此國企于中國經濟是何作用？一言以蔽之，扭曲資源配置、妨害公平競爭。

相關人士建議，向民營資本開放產業上游，為民企發展注入更大活力。開放產業上游就是允許民營資本自由進入國有企業占據的能源資源領域。一是不設置門檻或設置很低的門檻，二是所有領域都要開放，三是不搞試點。如果仍然按照“摸著石頭過河”的思維，產業上游向民營資本開放先搞試點，總結經驗教訓后再全面開放，會再次延誤時機。同時，政府要著手進行國有經濟布局調整，力促一部分國有資本從產業上游退出。也有人建議，放寬私人資本從事私募股權投資的限制，引導更多資本進入實體經濟。

值得欣慰的是，民間資本遭遇的玻璃門、彈簧門狀況正逐步減少。在本輪經濟刺激計劃下，中央各部委對民間資本也持開放態度，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投資健康發展而制訂的細則相繼出臺。如此，民間資本進一步進入各個行業的道路可謂已經鋪平。“新36條”實施細則的可操作性以及未來打破民資準入限制的實質進展，成為民營資本以及相關專家學者關注的焦點。

有關專家表示，壟斷格局不破，是廣大民間資本遲遲不進入實體經濟的關鍵因素。分析人士指出，“新36條”細則頒布之前面臨的問題是，政策缺乏細則、準入門檻過高、體質改革不到位、執行中有苛刻障礙。現在實施細則基本出畢，應該盡快解決公平準入問題、可操作細則要陸續完善、降門檻的過程要盡量縮短，同時深化各領域改革，清理“附加條件”，讓在各個領域中各種所有制投資能夠公平享受各種待遇。

一些民企負責人稱：在經濟下行的大背景下，這些細則的出臺非常及時，對政府來說，重要的是營造公平的競爭環境，而作為民企必須盡快提升自己的實力，這樣才能在政府引進門后繼續生存下去。盡管各部委出臺的細則仍有待進一步細化和完善，但民營企業的發展環境的確更為寬松，尤其值得關注的是金融行業對民資開放，民資進入銀行業，不但拓寬了民資的投資渠道，也拓寬了民營企業的融資渠道。

溫州中小企業協會會長周德文表示，要真正吸引民間投資，政策應持之以恒，不能朝令夕改。建議相關部門應該制定出更細的有關民資投資配套制度以及優惠扶持政策、搭建一些投資平臺，如類似于投融資洽談會等信息平臺；并應推出一些好項目，讓民間資本能夠得到合理的投資回報，逐漸吸引民資進入更多的領域。

政策紅利有限，

寄望中長期制度改革

權衡各部門的利益，需要有頂層的制度設計。經濟學家李佐軍認為，需從國務院層面進行統籌協調，讓各部門內部自行協調肯定效果不太好。他談到各種政策工具的組合時指出，政策能否有效執行還取決于各部門（如央行、發改委、工信部、財政部）等部門協作、聯動。

的確，無論是解決當務之急的“穩增長”舉措，還是“十二五”時期的“調結構”主線，抑或更宏大的經濟復蘇計劃，一定要設計一套好的政策體系。這個政策體系應該涉及貨幣政策、財稅政策、產業政策、投資政策、外匯政策等。

決策層在貨幣政策的使用上看似更加得心應手、游刃有余。前期，央行連續12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后又連續降息，時間密集得超乎很多人預料，連續的逆回購又打開降準的窗口。對此，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與金融學教授許小年指出，關于貨幣政策，弗里德曼有一“繩子理論”，抽緊管用，放松沒用，推一根繩子并不能將力量傳導到實體經濟。經濟下行時，企業的資金需求跟著下降，市場上不缺錢，這時放松銀根，相當于下雨天滿街灑水。

財經評論員馬光遠也表示，在一定程度上，通過降息和下調存款準備金等貨幣政策工具，對刺激經濟回升是有一定作用的。但他擔心的是，由于物價的回落，管理層將不再擔心放松貨幣導致惡性通脹，因而將穩增長的希望更多地寄托在貨幣政策，而不是寄托在以減稅為核心的財政政策，以推動民間投資、加快收入分配、資源價格改革為核心的深層領域的改革政策，以加大結構調整和升級為核心的產業政策。

相關人士認為，當前面對正在回落的經濟增長速度，要求放松貨幣政策而保經濟增長的呼聲越來越強，貨幣政策如何著力，仍是中國經濟著陸的調控難點。在經濟增長速度回落性與物價回落不確定性之間，貨幣政策應側重于控制通脹。更好地平衡保增長與控通脹之間的關系，雖然體現了貨幣政策使用的技術性與藝術性，但是，對控制通脹的要求應更堅定。

在產業政策方面，決策層已經打出了系列組合拳。近幾年來，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工業轉型升級規劃、戰略新興產業“十二五”發展規劃先后出臺。一方面，堅持不懈地推動傳統產業的升級轉型，另一方面，積極地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生根落地。

在穩定投資與擴大消費需求方面，決策層也毫不懈怠。在歐債危機不斷發酵的背景下，過多奢望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顯然不現實，投資和需求被推到風口浪尖。在相關人士看來，目前賴以支撐經濟的手段比較有限，投資還是穩增長最大最有效的武器；且在短期內調動投資在體制上也有優勢，盡管可能會帶來一些后遺癥。但韋森認為，中國現在面臨的問題并不是“過度投資”，而是大量“錯誤投資”和“不當投資”。投資更多體現為地方政府和國企擴張，以及一些民企在發改委產業政策鼓勵下，在尚不能盈利的產業盲目擴張。這與其他國家企業根據利潤預期而自行擴張有本質區別。

以李佐軍為代表的主流經濟學家都認為，經濟走出危機必須有兩個重要前提：一是出現重大的技術變革；二是出現重大的制度變革。這是走出危機的根本出路，但現在這兩個條件還沒有完全具備。而歐美國家危機后的復蘇路徑，就是最好的經驗證明。在李佐軍看來，增長動力、結構轉型不到位，對中國經濟增長而言，意味著新的增長點形成、新興產業成長、新競爭優勢形成都難以實現，走出經濟低谷也就很難實現。增長動力、結構轉型的關鍵是制度變革和技術進步，其中制度變革又是重中之重。

第8篇：綠色貨幣政策范文

[關鍵詞]內外失衡；通貨膨脹預期；宏觀政策；增長路徑

[中圖分類號]F123.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0)04－0001－07

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仍在持續，我國面臨著保增長、調結構等諸多難題，哥本哈根氣候大會的召開促使人們越來越多地關注節能減排與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中國宏觀經濟面臨更加嚴峻的約束條件。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國經濟學界在宏觀經濟理論和宏觀政策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豐碩成果，特別是內外均衡、通貨膨脹預期、經濟增長路徑、經濟周期波動、金融危機沖擊下的宏觀經濟走勢、宏觀財政政策及其效應、宏觀貨幣政策及其效應、資源與環境約束下的可持續發展與宏觀政策等問題的研究上取得了新的進展。

一、宏觀經濟內外失衡問題研究

收入分配失衡已經成為我國經濟失衡的重要表現，并且往往成為宏觀經濟內部其他失衡，甚至外部失衡的主要原因。

白重恩等在分析了1992年-2005年間我國國民收入在企業、政府和居民三部門之間分配格局的變化之后發現：居民部門在全國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1996年達到最高，此后逐年降低。在初次分配階段，居民部門下降了10，71個百分點，企業和政府部門則分別上升了7，49個和3，21個百分點；在再分配階段，居民和企業部門分別下降了2，01和1，16個百分點，政府部門則上升了3，17個百分點。在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門勞動者報酬和財產收入占比的下降是居民收入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同時，初次分配中生產稅凈額占比上升進一步導致居民收入占比的下降。

羅長遠等從產業角度對中國勞動收入占比的變化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產業結構變化和不同產業勞動收入占比呈正相關，二者均加劇了勞動收入占比的波動。同時，勞動收入占比在地區之間也存在巨大差異，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該差異在逐漸縮小，這也與產業結構和產業內勞動收入占比的變化密切相關。

朱玲等借助統計分析表明，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對全國居民收入不均等的影響，高于地區之間收入差距的影響，并且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更多地表現為中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的差距；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更多地表現為中西部地區的城鄉差距。他們發現，農村勞動力轉移具有縮小城鄉和地區收入差距的作用，因此，強化社會緊急救助，為農村進城勞動者提供社會保障，促進低收入群體就業和創業，以及消除個人所得稅中的累退性，對于減少收入不均等程度和增強社會穩定至關重要。

樊綱等從理論和實證兩個角度均指出，企業可支配收入相對于勞動者報酬不斷提高帶來的收入結構和儲蓄結構失衡，是導致我國儲蓄一投資長期失衡的根本原因，而長期的儲蓄一投資失衡又是造成我國貿易順差的重要原因，經常項目持續的大規模順差，往往給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帶來一系列的不利影響。

陳享光認為，收入分配失衡不僅會造成經濟內部失衡，而且會引起外部失衡。收入差距的擴大與消費率的下降存在直接關聯關系，而造成收入差距過大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勞動力價值過低引起的勞動性收入比重下降。勞動性收入下降自然限制消費增長，加之國內投資能力的限制和外商投資的競爭性擠壓，結果造成國內儲蓄過剩，在這種情況下，鼓勵出口是合乎邏輯的選擇。但是在開放條件下，相對勞動力價值過低和收入分配的過度失衡，又必然造成外部非均衡，從而使本國極易遭受國際金融資本的侵害。

張連城等總結了中國經濟增長與周期高峰論壇年會上的諸多觀點，指出我國內外經濟失衡主要表現為外需和內需的失衡、投資和消費的失衡、經濟增長付出的資源環境代價過大，以及城鄉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協調，因此，短期政策安排應著力于積蓄復蘇的力量，如提高居民購買力等，而中長期政策應以改革為先導，把保增長、擴內需與調結構有機地結合起來，同時應改善政府服務質量，全面支持中小企業發展。

二、通貨膨脹和通貨膨脹預期問題研究

隨著寬松財政和貨幣政策的實施，通貨膨脹和通貨膨脹預期成為人們關注的一個熱點問題。董直慶等利用互譜和CF濾波的方法考察了CPI和PPI周期波動的關聯性和決定因素，并且發現，短周期CPI波動源于食品類消費品供給變化而非流動性過剩，CPI是PPI的先行指標；中長周期CPI和PPI呈現同步波動特征，且中長周期PPI波動由投資驅動，而CPI變動則源于貨幣供應量而非消費需求。

肖爭艷等基于BVAR模型的分析表明，國際價格因素對國內價格影響存在滯后性，國際石油價格、國際糧食價格在短期內會對我國的CPI產生影響，而國際工業原材料價格在中短期內都會對我國CPI產生顯著影響。

陳彥斌等通過VAR和BVAR模型的實證研究發現，MO、MI、M2均對我國通貨膨脹沒有影響，因此，在短期內不能單純采用控制貨幣供應量的貨幣政策來治理通貨膨脹。

楊繼生考察了通貨膨脹預期的性質以及流動性過剩對我國通貨膨脹的影響，指出我國通貨膨脹的動態性質具有短期新凱恩斯混合Phillips曲線的典型特征，即同時存在著向后看的適應性預期和向前看的理性預期。對零售商品價格而言，理性預期的影響略強于適應性預期；對消費價格而言，適應性預期的影響要強于理性預期。他同時發現，通貨膨脹率對于流動性過剩近似具有單位彈性，準貨幣是導致通貨膨脹趨勢的主要根源。因此，明確公布并切實執行緊縮的貨幣政策對抑制通貨膨脹是有效的。

柳欣等則認為，我國實行的是“釘住”美元的匯率政策，為了穩定匯率，就要求中央銀行在外匯市場上頻繁地使用沖銷工具。中央銀行的沖銷政策導致了基礎貨幣的大量投放，這些投放的基礎貨幣通過商業銀行進入經濟體系，并且通過乘數效應進行放大，從而導致了貨幣供給的增加超過了經濟系統所需的貨幣數量，由此產生了通貨膨脹。

戴國強等運用ARDL模型對我國資產價格和通貨膨脹的關系進行了經驗分析，結果表明，資產價格波動影響通貨膨脹，但各因素對通貨膨脹的影響差異較大，具體來說，房地產價格和匯率兩個指標作用顯著，股票作用則較弱。

楊子暉研究了我國通貨膨脹對世界經濟的影響。通過采用“有向無環圖”等技術方法，他發現，在通貨膨脹的國際傳遞中，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實體的美國發揮著主導作用，與此同時，無論是在中國“通貨緊縮”時期還是在“通貨膨脹”時期，中國對各主要貿易伙伴國物價水平的沖擊均十分微小，也就

是說，中國并非引致全球通貨緊縮或通貨膨脹的重要因素，在國際物價傳遞中，中國既沒有輸出通貨緊縮，也沒有輸出通貨膨脹。

三、宏觀經濟增長及其路徑問題的研究

結構轉變是經濟內生增長的重要動因之一。干春暉等分析了我國1978年-1992年、1992年－2001年及2001年-2007年三個階段生產要素構成的變化和產業結構演進以及要素生產率水平和增長率的差異，并利用偏離一份額法分析了產業結構的增長效應。他們發現：(1)勞動力和資本的結構變動度在加快，而產業結構的變化則較為平滑；(2)生產率的增長主要來自產業內部，尤其是第二產業內部；(3)勞動力要素的產業間流動具有“結構紅利”現象，資本的產業間轉移則并不滿足結構紅利假說。

呂冰洋等利用空間計量技術，對區域間經濟效率提高的路徑、源泉和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后發現，經濟效率的提高有三種方式：知識積累和企業內部治理結構改革帶來的微觀技術效率提高、政府支出的正外部性和外部治理環境改善帶來的宏觀經濟運行效率提高，以及打破市場封鎖等帶來的資源配置效率提高。實證研究表明，資本結構改善、政府生產性支出擴大和以產品市場發育、非國有經濟發展為代表的市場化程度提高可有效地提高經濟效率，而投資過快增長和對外開放度提高則會抑制經濟效率的提高，教育水平、要素市場發育對經濟效率提高的影響不顯著。

郭慶旺等通過建立一個包含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兩階段人力資本積累模型說明，公共教育政策通過影響不同教育背景家庭的人力資本投資行為，以及熟練和非熟練勞動力的相對供給和相對效率，從而對經濟增長和人力資本溢價產生影響。基于我國省份經濟的實證研究表明，我國地方公共教育投入政策并未充分發揮對地區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同時，教育資源更多地向基礎教育傾斜能更好地促進地區經濟的增長，中等職業技術教育和高等教育支出對地區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則并不顯著。

劉飛等改進了巴羅具有擴大產品種類的技術擴散模型，將FDI國際R&D溢出、加工貿易國際R&D溢出、國內R&D作為經濟增長的解釋變量，運用中國的宏觀數據進行了實證檢驗，結果顯示，人力資本和國內R&D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統計上較為顯著性，且存在長期均衡關系，但沒有足夠的證據表明FDI和加工貿易對經濟增長的顯著正向外溢效應。

王定祥等運用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說明了金融資本是社會分工的必然結果，其適度形成是經濟穩定增長的必要條件，并且只要市場機制健全和制度富有彈性，偏離適度的金融資本就會自動恢復到適度狀態，進而促，進經濟穩定增長。在對中國進行實證研究后發現，1952年以來，外生金融深化和內生金融抑制政策的實施并沒有使外生金融資本成為促進我國經濟增長的有利因素，相反，金融資本的內生形成有助于我國經濟的穩定增長。

不僅金融業的形成和發展，金融結構對于經濟增長也至關重要。林毅夫等認為，處于一定發展階段的經濟體的要素稟賦結構決定了該經濟體的最優產業結構、具有自生能力的企業的規模特征和風險特性，從而形成對金融服務的特定需求。而各種金融制度安排在動員儲蓄、配置資金和分散風險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因此，各個經濟發展階段的最優金融結構需要與相應階段實體經濟對金融服務的需求相適應。這樣才能有效地實現金融體系的基本功能，促進實體經濟發展。

此外，周先波等基于面板數據模型非參數估計的結果表明，全球化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正的邊際影響，其促進作用的增幅大小和經濟體的全球化程度有關。具體來說，全球化水平存在一個界限，當經濟體的全球化水平小于這個限度時，開放程度的提高會增加其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反之，開放度的提高則會削弱其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

四、經濟周期與經濟波動問題研究

黃賾琳運用1978年-2005年的經濟數據，考察了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波動性、協動性、穩定性以及沖擊的持久性特征，并總結出了中國經濟周期的特征事實，即在考察的21個經濟指標中，除就業、城鎮居民消費以外的經濟變量的波動性均高于產出的波動性，投資、勞動生產率等經濟變量與產出呈較強的正向協同變化，出口、政府消費、貨幣等經濟變量的穩定性較強，就業、居民消費等經濟變量的穩定性較差，并且產出具有較強的沖擊持久性，居民消費等經濟變量具有比產出更弱的持久性，而第二、三產業就業可能存在偽周期信息。

梁煒等從經濟總量水平、經濟結構、制度水平的變化以及創新水平四個方面對我國1978－2006年的數據進行整理，同時借助Fisher最優分割法進行系統分析后認為，改革開放30年以來，我國經濟發展經歷了四個階段，目前我國正處于第四個階段，即工業化逐漸成熟、開始邁進工業化高級階段和經濟穩定增長的階段。

陳師等將投資專有技術變遷引入到一個具有內生資本利用率的不可分勞動RBC模型，考察了這種技術變遷及其沖擊對中國經濟周期波動的影響。他們發現，這一模型能夠解釋76％以上的中國經濟波動特征，并能較準確地解釋包括就業在內的主要實際變量周期波動的特征事實，也就是說，投資專有技術進步在短期內對中國宏觀經濟波動存在著影響。

王少平等運用Beveridge和Nelson提出的趨勢周期分解技術，將1992年42008年GDP總量的季度數據分解為確定性趨勢、隨機趨勢與周期，并基于方差比度量隨機沖擊對我國經濟波動產生的持久性效應，得出以下結論：(1)我國GDP中存在穩健的確定性趨勢，隨機沖擊效應在總體上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2)我國經濟共經歷八輪完整的周期，并于2008年第一季度進入第九輪周期的下行期；(3)隨機沖擊對我國經濟的長期波動產生的持久性效應為20％。瞬間效應高達80％。

方福前等利用結構向量自回歸方法，分離出經濟中的總需求沖擊和總供給沖擊，在識別產出變化和失業變化的總需求沖擊和總供給沖擊根源的基礎上，估計了總需求沖擊和總供給沖擊下失業變化和產出變化之間的關系。結果顯示，短期內，總供給沖擊是產出波動的主要來源，總需求沖擊則是失業波動的主要來源；長期中，總需求沖擊對產出沒有影響，總供給沖擊對產出有顯著的正的影響，總需求沖擊在長期對失業沒有影響，但總供給沖擊在長期會對失業產生不利影響。

瞿強在批判主流理論對經濟波動解釋的基礎上，借鑒奧地利周期理論對資本異質性和資源跨期配置的強調，并結合費雪一托賓的“債務一緊縮”理論，構建了一個附加信用的結構性經濟周期模型，分析了貨幣和信用因素對宏觀經濟的擾動作用。

五、金融危機沖擊下的宏觀經濟與金融走勢研究

裴平等選取2007年－2008年的月度數據，實證研究了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對主要出口對象的出口總額與這些國家人均GDP、股市總市值、失業率和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之間的關系，

結果顯示：(1)這些國家人均GDP下降和失業率增加對我國出口貿易的負面影響很大；(2)這些國家股市總市值的變化和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波動對我國出口貿易的負面影響較小。這表明，這些國家實體經濟的惡化，是我國出口持續下降的主要原因。

范志勇(2009)認為，由于美國、歐洲和亞洲等國家和地區在國際經濟、貿易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各國對于危機之后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要求，及其在金融體系調整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同。同時，由于各國在金融危機中所受到的沖擊不同，危機之后經濟調整的路徑也存在較大差異。在新布雷頓體系背景下，要擺脫金融危機的沖擊，需要各國政府對經濟政策主動進行調整。就中國經濟而言，金融危機在造成很大負面影響的同時，全球大宗商品價格的下降也為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提供了機遇。

中國經濟增長與宏觀穩定課題組從貨幣霸權視角建立起失衡與危機的數理模型，指出本輪全球金融危機與全球失衡、美國擴張性貨幣政策及美元霸權密切相關。在各經濟體相互鎖定、相互影響的情況下，一國走出危機要依賴外部環境的積極變化和各國之間的協調配合。他們分析了危機沖擊與政策反應模式，指出經濟體的充分彈性是中國經濟復蘇必不可少的條件，因此應該提高勞動力市場的彈性，促進商品的順暢流通，提高私人投資的積極性，推進資源價格改革，提高匯率彈性。

趙彥云等強調，創新是推動經濟持續增長、走出危機陰影的重要動力，他們結合我國自主創新的目標和過程，以及非技術創新的特殊性，依據知識生產函數理論，編制了中國區域創新指數，在研究過程中他們發現，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產生了比較大的影響，但是我國區域創新能力仍在持續發展，2009年乃至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國應進一步強化創新能力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

陳雨露等通過將金融危機置于金融自由化和國家控制力動態匹配的框架下加以解讀，指出匹配失衡的金融自由化和國家金融控制力的衰微在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危機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因此，對于同時處于改革和開放雙重背景下的發展中國家而言，金融業的開放進程需要在金融業的穩定和效率之間進行綜合權衡，通過適度的國家金融控制，在確保金融穩定的前提下促進金融效率并對開放進程進行適當把握，不僅有助于金融效率的實現，還能最大限度地降低這一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和潛在風險。

戴相龍認為，美國金融危機的根源在于：金融監管缺失、宏觀經濟政策不當、實行了低儲蓄高消費的經濟體制，以及國際貨幣體系的不合理。因此，面對嚴重的全球經濟金融危機，中國政府應積極應對，采取擴張的貨幣政策和適當寬松的財政政策等一系列措施，促進經濟平穩快速增長；擴大直接融資，改善社會資金結構；改善國際收支狀況；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積極參與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

六、宏觀財政政策及其效應

王立勇等利用非瓦爾拉均衡理論中的巴羅一格羅斯曼宏觀～般非均衡模型對我國財政政策的非線性效應進行了理論分析，并結合區制轉移向量自回歸模型、區制轉移向量誤差修正模型，選取1952年-2008年度數據進行了實證檢驗，得出了我國財政政策具有顯著非線性效應的結論，即在1952年-1982年、1987年-1990年和1994年－1995年區制中，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具有非凱恩斯效應，這主要由我國短缺經濟和政府數量約束等原因所致；在1983年-1986年和1991年-1993年，特別是1996年-2008年間，財政政策具有凱恩斯效應，其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同時文章還指出，財政初始條件和財政調整幅度等影響主體預期的因素不是我國非線性效應產生的必然原因。

李富強等利用脈沖響應函數對相機抉擇財政政策產出效應、通貨膨脹效應的非對稱性進行了檢驗，結果表明，無論是產出效應還是通貨膨脹效應，我國財政政策均存在明顯的非對稱，也就是說，擴張性財政政策的產出效應和通貨膨脹效應明顯大于緊縮性財政政策，前者可從公眾預期、政府政策實踐和消費者信用市場不發達等方面尋找原因，后者可從價格和工資黏性的角度得到解釋。

劉風良等基于內生增長模型，利用ARDL方法得出我國目前階段的最優宏觀稅負為16，47％的結論，這低于實際宏觀稅負水平，因此需要進行較大幅度的減稅。他們根據稅收影響經濟增長的渠道，通過核算行業TFP，認為為了促進長期增長，稅收結構調整的重點應該放在降低營業稅上。

龔六堂等在一個具有內生化勞動選擇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中考察了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理論分析表明，財政支出結構與稅收結構通過影響家庭的勞動一休閑選擇、儲蓄一消費選擇以及生產性公共支出占總產出的比例，影響經濟增長。同時，通過基于1997年-2007年我國31個省份數據的面板模型，他們發現，生產性公共支出并不一定總能促進經濟增長，并且生產性公共支出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存在地區差異，可能的原因在于，生產性公共支出的規模超出了地區經濟的適度范圍，或是生產性公共支出的使用效率較低。

呂煒等認為，當前我國的財政政策面臨著如何權衡緩解經濟危機沖擊和實現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問題。從中國財政政策實踐來看，單純的反周期調節可以拉動經濟走出低迷，卻無力恢復經濟的自主增長能力，因此，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其著眼點不僅在于應對這次全球金融危機對中國帶來的沖擊，更重要的是利用這次契機化解中國經濟發展長期存在的體制性約束，轉變中國經濟增長方式，實現經濟的穩定和可持續增長。也就是說，應對當前中國經濟出現的長期內部失衡更需要財政政策著眼于整個改革過程和整個經濟結構。

七、宏觀貨幣政策及其效應

周光友發現，電子貨幣的產生和發展不僅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習慣和支付方式，而且給傳統的金融理論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特別是加大了中央銀行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的難度。通過計量模型，他檢驗了電子貨幣與貨幣供給之間的相關性。結果表明，電子貨幣對傳統貨幣具有明顯的替代效應，電子貨幣模糊了各種貨幣層次之間的界限，也改變了貨幣的供給結構，從而對貨幣供應量產生影響。

范從來等結合1996年-2008年的數據，對中國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從內外兩個方面進行了研究。他們首先利用Granger因果檢驗分析貨幣數量與外匯儲備是否存在因果關系，從外部沖擊來判斷貨幣政策是否喪失了自主性；其次基于VEC模型來考察利率變動是否導致貨幣數量同向變動、貨幣數量是否是內生變量，從內部作用機制系統性地來判斷貨幣政策是否喪失了自主性。其結果表明，在這一區間，中國的貨幣政策總體上保持了高度的自主性。

卞志村等在對開放經濟下我國貨幣政策的規則性成分和相機抉擇性成分進行分離的基礎上。利用Cholesky方差分解等技術手段。發現開放經濟條件下我國貨幣政策操作以相機抉擇性成分為

主。通過動態模擬，他們指出，規則型貨幣政策可以大大減少我國開放經濟下真實GDP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及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的波動，因此，他們建議，開放經濟下我國的貨幣政策應盡快向規則型轉變。

鐘偉等評價了近十幾年來宏觀貨幣理論的“新共識”在宏觀框架和貨幣政策方面的不足，指出貨幣政策的中介手段不應以短期利率為惟一工具，而應回歸到數量工具、價格工具和其他工具并用的傳統。

李稻葵等利用擴展的貨幣數量論方程和菲利普斯曲線，建立了一個綜合考慮市場情緒、資產價格等因素的貨幣政策模型，他們的理論分析和政策模擬均表明，市場情緒和貨幣政策兩者的結合會影響資產價格，因此貨幣政策應該考慮并對沖市場情緒。在資產價格過分波動的情況下，以保持產出穩定為部分目標的貨幣政策應該起到對沖市場不理性情緒的作用。

歐陽志剛等以經濟增長率和通脹率為閾值變量建立非線性貨幣政策反應函數，其估計結果表明，我國貨幣政策對通脹和產出的反應隨著預期通脹率和經濟增長率的變化而有顯著的非線性非對稱性，貨幣政策對通脹率的調節區間為2，96％－3，32％，對經濟增長率的調節區間為8，52％－8，83％，因此，當經濟增長率或通脹率高于調節區間的上限時，央行應以通貨膨脹為主要目標，實行從緊的貨幣政策，反之則應以經濟增長為主要目標，實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

盧盛榮等使用二步OLS法及Markov-Switch―ing模型實證研究了貨幣政策效應的雙重非對稱性，結果發現，貨幣政策不僅存在方向上的效應非對稱性，而且存在區域間的效應非對稱性。在我國，東部、中部、西部地區對于同一貨幣政策的反應彈性不同，具體來說，中西部地區對擴張政策的反應彈性小于緊縮政策的反應彈性，東部地區對緊縮政策的反應彈性小于擴張政策的反應彈性。

陳璋等運用SVAR模型及脈沖響應函數，檢驗了我國貨幣政策的區域效應，結果顯示，我國貨幣政策存在明顯的區域效應，并且發現，區域生產力水平的差異是影響貨幣政策區域效應的長期因素，生產力水平越高的區域，可能受到貨幣政策的沖擊效應越大。同時。區域產業結構和區域金融結構都是影響貨幣政策區域效應的重要因素，其中，區域金融結構對削弱貨幣政策區域效應更具實際意義。

八、能源與環境約束下的經濟增長與宏觀政策

韓玉軍等在對“環境庫茲涅茲假說”暗含的同質假設前提提出質疑的基礎上，對165個國家進行分組檢驗后發現，經濟增長與環境之間的關系存在著4種不同類型，“高工業、高收入”國家出現了“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倒u”型趨勢，

“低工業、低收入”國家出現微弱“倒u”型趨勢，

“低工業、高收入”國家表現出了“～”型趨勢，而“高工業、低收入”國家環境污染與收入增長同步。

陳詩一構造了中國工業38個二位數行業的投入產出面板數據庫，利用超越對數分行業生產函數估算了中國工業全要素生產率變化并進行了綠色增長核算，結果發現，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業總體上已經實現了以技術驅動為特征的集約型增長方式轉變，能源和資本是技術進步以外主要驅動中國31jk：t曾長的源泉，勞動和排放增長貢獻較低甚至為負。但是，一些能耗和排放高的行業仍然表現為粗放型增長，必須進一步提高節能減排技術，最終實現中國工業的全面可持續發展。

楊俊等引入考慮了“壞”產出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產率指數，測算了1998年-2007年地區工業考慮了環境因素情況下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及其分解。結果表明：(1)忽略環境因素會高估我國工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2)西部地區工業化過程中存在較嚴重的資源浪費與生態環境破壞，東部地區有力地促進了我國工業向"SL好又快”方向發展；(3)人均GDP、資本勞動比、外商直接投資對考慮環境因素的生產率增長水平有顯著影響。

吳軍也通過Malmquist-Luenberger指數將環境因素納入全要素生產率分析框架，研究了1998年－2007年環境約束下中國地區工業TFP增長及其成分，并檢驗了它們的收斂性。結果顯示：(1)環境約束下西部地區工業TFP增長最快且波動幅度較大，中部地區增長最慢且較為平穩，東部地區則均介于二者之間；(2)各地區工業TFP增長主要源自技術進步，東部地區是推動環境技術創新的主要地區：(3)東部和西部地區工業TFP存在俱樂部收斂現象，而中部地區僅存在條件收斂。

第9篇：綠色貨幣政策范文

2010年以來，美國和日本的經濟復蘇進程逐步減緩。面對低增長、高失業率與高財政赤字的兩難處境，兩國政府選擇了前者作為當前政策主要著力點，而將解決財政赤字問題暫時擱置。為進一步刺激經濟，增加就業，美、日一方面陸續推出新的經濟刺激計劃；另一方面繼續將基準利率維持在零或接近零利率的歷史低位，并開始重啟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

（一）推出新經濟刺激計劃

2010年2月1日，奧巴馬政府向國會提交了總額超過3.8萬億美元的2011財年預算報告。其中包含了1000億美元的新刺激經濟計劃，涉及個人及中小企業減稅，基礎設施開支及清潔能源計劃等領域。3月份，為擴大本國產品的市場，提升就業率，美國政府公布了首個以推動出口為目標的專門戰略――國家出口戰略，計劃將出口在未來5年內翻一番。隨著二季度經濟增長放緩和國會中期選舉的臨近，奧巴馬在9月6日和8日接連提出了總額達3500億美元的新經濟刺激計劃。

2010年1月29日，日本國會通過了鳩山內閣提出的2009財年第二次補充預算方案，授權政府實施總額7.2萬億日元的經濟刺激計劃，以改善就業、幫助中小企業融資和促銷環保類商品。9月10日，菅直人內閣推出了其上臺后的首份經濟刺激計劃，總額達到9150億日元。10月8日，為應對通貨緊縮和日元升值所帶來經濟下行風險，日本政府在間隔不到1個月的時間內再次出臺刺激措施，規模也上升至5.05萬億日元。

美、日兩國政府相繼推出的經濟刺激方案中既包含了刺激消費，增加就業等短期目標，也涉及到了更新基礎設施，扶持新興產業等遠期發展戰略。但從資金分配看，其政策重心仍是力圖在短期內通過減少個人和企業稅收，增加政府公共支出來刺激國內消費和投資，達到帶動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的目的。由于制造業和建筑業是美國在本輪衰退中失業最為嚴重的兩個行業，就業人口分別減少了15%和25%，其刺激政策也相應的集中在這兩個行業以及零售業。而日本則由于出口對其經濟增長和就業影響較大，政策重心較為偏向出口部門。

（二）進一步放寬貨幣政策

在陸續推出經濟刺激計劃的同時，兩國央行繼續實施低利率政策以維持國內寬松的信貸環境。美聯儲自2008年12月以來，一直將聯邦基準利率的目標區間維持在0―0.25%不變，并一再重申將在較長時間內維持利率在“異常低位”。隨著美國經濟的大幅放緩，11月3日，美聯儲宣布了規模達6000億美元的國債購買計劃，以進一步刺激支出和信貸。

2010年10月，日本央行為阻止日元進一步升值和經濟下滑，將隔夜拆借利率從0.1%降至零至0.1%，時隔4年再次實行零利率政策。降息的同時，日本央行還推出了5萬億日元的資產購買計劃，在主要發達經濟體中率先啟動新一輪量化寬松政策。

此外，匯率政策也成為兩國一系列經濟刺激措施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美聯儲自實施低利率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以來，實際上是實行了美元貶值政策。弱勢美元有利于減少美國的貿易赤字以及奧巴馬政府5年出口倍增計劃的實現。隨著美元持續貶值，日元出現被動升值。為應對日元走強對出口造成的不利影響，日本政府要求日本中央銀行進一步放松貨幣政策，必要時采取包括干預匯市等在內的措施以阻止日元升值。在9月14日日元匯率刷新1美元兌83日元的15年低點后，日本央行開始在外匯市場上直接拋售日元以壓低日元匯率，這也是日本央行6年多來首次直接干預匯市。

二、歐盟各國延續寬松貨幣政策，并陸續推出財政緊縮計劃

進入2010年，歐盟各國為刺激經濟繼續保持了寬松的貨幣政策。歐洲央行、英格蘭銀行分別將基準利率維持在1%和0.5%的水平上。而債務問題在2010年以后逐漸由希臘一國蔓延至西班牙、愛爾蘭、葡萄牙和意大利等歐盟國家，并在4月演變成為一場波及歐洲多個國家的債務和歐元信用危機。債務危機使得歐盟各國開始下決心整頓政府財政并相繼出臺了各自的公共支出緊縮計劃。在各國推出的緊縮計劃中，主要包含了“節流”和“開源”兩方面的內容，“節流”主要是改革退休制度、削減公務員崗位和薪酬以及政府在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方面的支出；“開源”則主要是增稅或開征新稅以增加政府收入。

債務危機發生后，希臘、葡萄牙、愛爾蘭、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國相繼推出了公務員減薪和削減債務方案。6月，德、法、英三國也提出了各自的緊縮計劃。6月7日，德國內閣通過了分4年削減816億歐元的財政緊縮方案，計劃將德國政府債務占GDP比重由目前的5%降至3%以內。方案包括裁減至多1.5萬個公共部門的工作崗位，針對銀行、航空旅行和核電業征收新稅等措施。6月12日，法國政府宣布采取緊縮措施，計劃在未來3年中削減450億歐元的公共開支，以便把法國國債占GDP比例由8%降到3%以下。6月，英國推出了近30年來最嚴厲的財政緊縮預算《緊急預算案》，并于10月20日公布了具體的緊縮措施。為降低財政赤字，英國政府計劃未來5年削減830億英鎊的財政預算。

三、各國宏觀經濟政策效果分析及展望

（一）新興經濟體進一步調整國內經濟結構

多數新興經濟體退出寬松的貨幣政策將有利于抑制國內通貨膨脹和部分資產價格過快上漲的勢頭，從而為經濟實現平穩增長提供保證。但與此同時，由于仍存在諸多結構性問題，受貨幣政策收緊、財政刺激政策陸續到期以及發達國家經濟疲弱造成的外需不振等因素影響，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將出現放緩跡象。

對于未來的政策取向，抑制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過快上漲，限制國際資本流入仍是這些國家一段時間內面臨的主要問題；長期來看，新興經濟體需要及時調整國內經濟結構，改變過度依賴外部需求的經濟發展模式。IMF在其秋季《世界經濟展望》中就指出，“新興經濟體要實現危機前那種增長率，將需要進一步重新平衡其增長，使其轉向依靠國內增長來源，這也有助于實現必需的外部重新平衡”。

（二）美國、日本經濟刺激措施效果有限

美國和日本推出的新經濟刺激計劃短期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兩國的經濟增長，長期來看，則可能會給世界經濟帶來不利影響。兩國出臺的刺激政策中所涉及的個人及企業減稅、商品銷售、出口補貼以及基礎設施建設等措施有助于提振國內消費和投資，拉動經濟增長。但其對經濟的刺激效果將十分有限。

首先，此次兩國推出的刺激計劃總體規模要小于前一輪經濟刺激計劃，其對經濟的刺激力度可能要打一定折扣，難以使經濟重現今年一季度的復蘇勢頭。

其次，計劃中包含的更新基礎設施，扶持新能源等戰略新興產業等措施雖然在長期中可能為經濟增長提供持續動力，但目前來看，受制于創新周期以及新技術大規模產業化應用的時間限制，短期內很難對拉動經濟增長和增加就業起到實質性作用。

第三，單靠一輪經濟刺激計劃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美日兩國經濟中的結構性問題。對美國來說，要實現經濟增長和增加就業，就需要扭轉制造業持續下滑和貿易逆差不斷擴大的趨勢。但從目前來看，美國在低端制造業并不具備勞動力比較優勢，高端制造業又面臨日、德等發達國家競爭，其工業產品很難在國際市場上取得競爭優勢，依靠傳統制造業難以實現奧巴馬提出的“再工業化”和出口倍增計劃的目標。日本經濟的結構性問題則在于過度倚重出口，在外需不振和日元持續升值打擊下，日本出口短期難以為拉動經濟增長作出大的貢獻。此外，奧巴馬9月提出新一輪刺激計劃的用意更多是為即將到來的國會中期選舉造勢，近期難以付諸實施。

長期來看，高額的政府債務可能將迫使兩國政府采取財政赤字貨幣化措施。隨著新一輪經濟刺激計劃的推出，兩國政府債務將進一步高企。2010年美國預算赤字將達1.34萬億美元，財政赤字占GDP比重為9.1%。日本債務總額更是達到其國內生產總值的兩倍多。在利率接近零的情況下，為刺激經濟和緩解財政壓力，兩國央行只能重啟購買國債的量化寬松政策為經濟注入流動性和替政府債務融資。截止目前為止，美國和日本已經分別推出了6000億美元和5萬億日元的資產購買計劃。由于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特殊地位，美國重啟量化寬松政策可以通過美元貶值向國外轉嫁刺激經濟的成本和削減外債水平，而其他國家貨幣被動升值將使各國采取競爭性貨幣貶值措施的可能性大大增加。這將加劇國際紛爭、引發全球貿易保護主義，不利于世界經濟的健康發展。

（三）歐盟被迫放棄短期增長目標，著力經濟結構調整

歐盟各國推出的財政緊縮措施短期內將對歐洲經濟復蘇產生不利影響，但從長期來看，一方面可以降低成員國政府債務負擔，使債務占GDP比重達到或接近歐盟《穩定與增長公約》3%的標準，增強政府財政收支的可持續性，有助于重建市場對歐元乃至歐洲經濟增長的信心；另一方面，各國推出的財政整頓計劃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增強勞動市場活力和企業的競爭力，緩解歐盟內部的經濟結構失衡，從而為歐洲經濟提供持續的增長動力。

長久以來，歐洲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制度的過度發展使這些國家超過半數的公共開支都被用于國民收入的再分配領域里，而政府在研究和創新等領域的投資相對不足。債務危機在某種程度上為歐洲各國解決這些長久困擾經濟發展的制度性問題提供了一個契機。面對國內工會組織和反對黨的抗議示威，各國政府形成了空前默契與共識，紛紛表明整頓財政的決心。而且，各國暫時將增長目標讓位于財政整頓是為了未來更為持久的經濟增長。2010年6月17日，歐盟舉行夏季首腦會議并公布了“歐盟2020戰略”。各國首腦在戰略中提出，在未來10年中將使歐盟經濟實現以知識和創新為基礎的“靈巧增長”，以提高資源效應、提倡“綠色”、強化競爭力為內容的“可持續增長”，以擴大就業、促進社會融合的“包容性增長”。

（四）全球經濟復蘇有賴于國際間的政策協調

金融危機期間，世界主要經濟體間的國際協商以及政策合作在恢復信心和避免危機深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各國協作推出的經濟刺激政策成功遏制了世界經濟陷入衰退的趨勢。然而，危機后世界經濟不均衡的復蘇態勢使得各國進行政策協商和協調的難度不斷加大，全球經濟復蘇進程變得更為脆弱。

在6月份舉行的G20多倫多峰會上，各國首腦盡管在鞏固財政基礎，加強金融監管以及反對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方面達成了一定的共識，但在制定同步的經濟刺激退出策略上的矛盾和分歧難以協調。會后聲明不得不在強調加強復蘇的同時，表示各國可以根據各自國情量身定制自身的政策行動。各國各自為政的政策舉措將導致全球經濟中的摩擦加劇，并有可能進一步引發國際沖突或者貿易保護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