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直接投資的形式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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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外國直接投資的形式范文
關鍵詞：低碳經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新思路；必要性
中圖分類號：F7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12-0169-02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在短時間內實現了跨越式發展。2002—2009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平均增長速度達到54%以上的；截至2009年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達到2 457.5億美元，分布在全球177個國家和地區[1]。2003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一個拐點，自那時開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進入了快速增長的新階段。同樣在2003年英國政府首次提出了低碳經濟的概念，世界開始步入低碳經濟時代。
低碳經濟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基礎的盡可能的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模式。低碳經濟對經濟發展有著特殊的要求，而中國目前的對外直接投資多不符合低碳經濟的發展要求，也不能適應國內發展低碳經濟的要求。低碳技術的開發和先進的低碳管理制度與經驗對發展低碳經濟意義重大，而當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中對科技領域的投資所占比重很低。低碳經濟的興起將催生一個巨大的低碳產業市場，如何占領這樣一個巨大的國際市場也是中國要面對的問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進入快速增長的階段的與低碳經濟興起的契合，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的一個重要的歷史機遇，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的機遇。中國當前的對外直接投資思路不能適應世界發展低碳經濟的發展要求，調整對外直接投資思路是中國政府和企業要妥善處理好的問題。
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思路轉變的必要性分析
1.國內發展低碳經濟需求的推動。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CO2排放國，而且占世界排放總量的比重還在不斷上升。在未來的發展中，中國將面臨巨大的碳減排壓力。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進程遠未完成，仍處于倒“U”型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上升階段。二是中國“富煤貧油少氣”的能源資源結構和“以煤炭為主、多種能源互補”的能源消費結構。中國所處的發展階段和資源狀況決定了，中國要發展低碳經濟只能依賴于降低單位GDP的CO2排放強度，依賴于技術的創新與制度創新，其中低碳技術是關鍵。中國整體科技水平低，研發和創新能力不足，是我們不得不承認的事實，也是中國由“高碳經濟”向“低碳經濟”轉型的最大制約因素。雖然《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議定書》和《哥本哈根協議》都有要求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轉讓技術的規定，但由于種種原因情況并不樂觀。先前中國實行的“市場換技術”策略，丟了市場卻沒有得到多少核心技術。用錢買不到核心技術，核心技術要自主開發。自主開發有兩條路可以走，在國內自主開發和在國外自主開發。前者往往存在成本高，研發周期長的問題。后者是指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在國外智力資源密集、科技創新能力強的國家利用當地的智力資源進行低碳技術和低碳產品的研究與開發。“對外直接投資作為投資國導入先進技術的手段正日益得到廣泛應用”。“通過到發達國家直接投資的方式引進先進技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西方發達國家對高新技術的壟斷，與國內獨立開發相比成本低得多。”[2]尋求先進低碳技術將是中國未來很長一段時期內進行對外直接投資主要動因。
2.減輕國內碳減排壓力的途徑。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實行的是外貿導向型的發展策略，對外貿易是中國國民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量。除2009年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外中國進出口總額均有所下降以外，中國對外貿易保持著高速增長勢頭，貿易順差也持續擴大。對外貿易在促進中國經濟增長方面功不可沒，但也同樣給中國的環境和資源造成了巨大的壓力。許多研究都表明：貿易是導致溫室氣體排放增加的重要原因，中國溫室氣體排放量急劇增加的一大部分是為了滿足發達國家的生產和生活需求而排放的，即通過出口大量廉價商品而排放的[3]。從國際貿易視角看，由于產品生產國和消費國出現地域的分離而引起的溫室氣體排放歸屬權的爭議，這部分蘊藏在貿易品中的溫室氣體稱為“貿易內涵排放”。Weberetal（2008）發現中國的凈出口產品的碳排放量占國內碳排放總量的比重已從1978年的12%增加到2005年的1/3強。潘家華（2008）研究發現考慮加工貿易的情況下，2006年中國出口碳排放約為31.4億噸，凈出口內涵排放達12.5億噸CO2 [4]。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加大對產品設計開發和銷售及售后服務的投資，盡早擺脫在“微笑曲線”底端進行高碳強度和高能耗加工而低利潤的局面。同時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將中國的邊際產業和高能耗產業轉移到國外。這樣可以大大減輕外貿內涵排放給中國帶來的減排壓力。
3.占領國際投資新領域的要求。低碳經濟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基礎的盡可能的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模式。向低碳經濟轉型涉及社會經濟的各個方面，是一項龐大工程，需要巨額的資金投入。根據OECD/IEA的《世界能源展望2008》，“根據參考情景預測，在2007—2030年期間需要累計投資總額超過26萬億美元（以2007年美元價值計算）”；“在兩個氣候政策情境中，能源供應和需求的巨大轉變需要大幅增加新的資本開支，尤其是在發電廠、更多的節能設備和電器方面。在2010—2030年期間，政策情景總計需要比參考情景多投資4.1萬億美元，平均相當于每年世界GDP的0.24%。其中大部分投資用于現有技術的部署和改進。” [5]“麥肯錫全球研究院在報告中估計，目前有1 700 億美元的能源效率投資機會，其內部收益率（IRR）將達到17% 或更高。麥肯錫的研究表明，一項旨在利用提高能源效率的成本效益機會的計劃，有可能使全球能源需求的增長減少一半，并能削減溫室氣體的排放，產生極具吸引力的投資回報。”[6]由上可以看出，低碳經濟發展將催生一個非常廣闊的低碳投資市場。中國正處于對外直接投資快速發展的階段，改變傳統的對外直接投資思路，抓住低碳經濟帶來的發展機遇，占領國際投資的新領域，將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莫大的積極影響。
4.適應各國經濟政策變動的需要。面對即將來臨的低碳時代，各國紛紛采取各種措施發展低碳經濟。通過立法或政府政策的方式確立了國內溫室氣體減排的目標，通過稅收、補貼等財政手段加大對低碳經濟發展的支持，通過限額—貿易機制來發展低碳經濟，降低成本。總而言之，以后企業不可能再像原來那樣無所顧忌的進行溫室氣體排放，必須進行低碳投資，開展節能減排，使自己的生產過程符合相關國家的環境法律要求。中國企業在國外直接投資也要意識到這種變化，積極轉變投資思路。在直接投資中注重節能減排，重點投向低碳產業領域，積極應用節能減排技術，學習國外先進的低碳經濟管理經驗。此外，歐美發達國家還打算實施碳關稅使氣候成本內部化，將改變國際貿易商品結構，使發展中國家出口商品的比較優勢下降甚至發生逆轉。對外貿易在中國國民經濟占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而且目前機電、建材、化工、鋼鐵等高碳產業占據了中國出口市場的一半以上。碳關稅一旦實行將對以上行業的出口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給中國經濟發展造成難以估量的影響。除了積極采取碳減排措施外，發展對外直接投資不啻為繞過歐美發達國家碳關稅壁壘的好辦法。
5.改變中國企業形象的大好機遇。全球企業的經營理念已經發生變化，企業社會責任興起并成為全球不可逆轉的趨勢。當今氣候變暖是全球最受關注的環境問題，企業要履行社會責任必然要注重節能減排，走低碳發展道路。低碳經濟的興起與發展必將深刻改變人們對發展的認識，影響消費者對企業的認知和對企業產品的選擇。在低碳經濟時代，消費者更注重節能減排，將改變生活合消費方式，選擇購買含碳量低的商品是一種必然的趨勢。“據《文匯報》報道，85%的英國消費者在購買時會考慮產品的環境成本，而非傳統意義的‘性價比’。”對外直接投資是中國企業與外國外消費者的直接接觸。在低碳經濟時代，中國企業轉變對外投資思路，積極進行節能減排，履行相關的環境義務，創建良好的企業公民形象，將改善中國企業在外國消費者心中的形象，減少當地居民對中國企業的抵觸情緒，對提升中國企業的綜合競爭力有著深遠的積極影響，使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成功的機會大大增加。此外，中國企業國際形象的改善還將有利于改善中國商品的出口環境，促進中國對外貿易發展。
三、結論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進入了快速發展的軌道。2003年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的一個拐點。面對以全球氣候變暖為主要特征的氣候變化問題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巨大挑戰，低碳經濟逐漸興起。2003年英國政府首先提出了低碳經濟的概念，并確定了發展低碳經濟的目標，世界進入低碳經濟時代。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進入快速發展階段與世界進入低碳經濟時代的歷史性重合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的重大歷史機遇。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鑒于國內發展低碳經濟需求的推動，減輕國內碳排放壓力，占領國際投資新領域，適應各國經濟政策變動，改變中國企業形象等各項需求，中國要積極改變對外直接投資思路，以適應世界經濟形勢的變化。
參考文獻：
[1] 商務部，等.2009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EB/OL].商務部網站，mofcom.省略.
[2] 楊大楷.國際投資學[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3:291.
[3] 李麗平，等.國際貿易視角下的中國碳排放責任分析[G]//張坤民，等.低碳經濟論.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08:235.
[4] 易綱，等.最終消費排放與碳減排責任的經濟學分析[J].經濟研究，2010，(1):5.
第2篇：外國直接投資的形式范文
關鍵詞 外國直接投資 外匯儲備 協整 誤差修正模型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經濟增長，特別是對外經濟增長，中國國家外匯儲備一直處于相對穩健的增長趨勢（圖1）。整體來看，中國外匯儲備增長可劃分為兩個基本階段：第一階段，自改革開放初期至1994年，這期間，中國國家外匯儲備規模增長趨勢比較緩慢，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對外經濟增長整體上處于初級發展時期，企業創匯數量比較少，另一方面也因為這個期間中國外匯結算制度使得企業可以采用一定比例的外匯留成。第二階段，1994年至今，中國國家外匯儲備規模處于高速增長期，這是因為1994年的國家外匯制度改革規定取消了企業的外匯留成與上繳，實行統一的銀行結售匯制度，加之這一時期中國對外經濟增長速度加快，使得中國國家外匯儲備高速增長。如今，中國外匯儲備規模高達14336.11億美元（2007年9月，國家外匯管理局），規模數量遠遠超過排名第二的日本，成為世界外匯儲備規模第一的國家。除了上述宏觀外匯制度改革與宏觀經濟發展外，本文試從更微觀的角度，來研究哪些因素具體影響與促進中國外匯儲備增長的問題。
目前，國內外針對外匯儲備增長的研究文獻中，直接考慮外國直接投資（FDI）對外匯儲備增長的文獻相對較少，更多的是研究外國直接投資對外匯儲備額的間接影響機制，即外國直接投資促進對外貿易發展，繼而提高外匯儲備增長。例如，Mundell（1957）提出了FDI與國際貿易之間的替代效應觀點：一種商品可以通過貿易或投資的方式進入一國的市場，兩者是相互替代的。小島清（1987）、Bayoumi and Lipworth (1997)則根據日本經濟發展情況認為，一定條件下國際商品流動和國際資本流動是互利的；換言之，對外貿易與FDI是相互促進增長的。
針對中國的外匯儲備增長，部分研究者基于一些更具體的研究角度，考察了一些因素對中國國家外匯儲備增長的影響效應。例如，Zhang and Song（2000）等指出，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入，促進了大量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在華建立；一般來看，這些外資組建企業的出口額巨大，基本上占據了整個中國出口份額中一半以上的份額，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的出口，特別是中國的制造業出口，繼而增加了中國企業出口創匯規模。Wang and Xu（2000）的研究進一步表明，出口創匯確實是中國外匯儲備的主要來源，而外國直接投資流入則有利于促進中國的出口，進而增加外匯儲備這一機制。何青、楊曉光（2003）研究了中國外匯儲備增長的出口效應與外國直接投資（FDI）效應。他們發現，外國直接投資對中國外匯儲備增長的實際貢獻已經接近出口對外匯儲備增長的實際貢獻，并有逐漸增強的趨勢。周靖祥、劉渝琳（2007）研究了出口貿易、FDI與外匯儲備之間的關系，他們發現，中國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對國家外匯儲備的貢獻較之于出口貿易更明顯，但波動幅度比較大。此外，趙慶明（2007）則基于外資流入的渠道，進一步認為，中國國家外匯儲備增長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FDI流入。
綜觀上述，FDI與中國外匯儲備增長之間確實存在一定程度的影響關系。因此，本文則在上述文獻基礎上，進一步測算FDI對中國外匯儲備增長的貢獻度，繼而提供一個檢驗證據。
二、外國直接投資與外匯儲備增長的實證分析
（一）數據與變量選擇
本文數據以中國國家統計局歷年公布的《統計公報》中的實際利用外資額（FDI）作為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的度量，以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歷年年末公布的外匯儲備額（FEX）為國家外匯儲備額，樣本區間為1985-2006年。本文根據這兩個時間序列，來檢驗外國直接投資對中國外匯儲備增長之間的關系。其中，FDI為年度流量，外匯儲備則為歷史存量。樣本區間設定為1985-2006年，一方面是由于改革開放最初幾年的FDI數據沒有單獨列出；另一方面是，最初幾年的外匯儲備額，規模非常小，呈劇烈波動態勢。針對FDI與FEX，本文采用自然對數形式，得到LFDI和LFEX兩個時間序列。
（二）時間序列平穩性檢驗：ADF檢驗
根據時間序列理論，如果隨機變量是非平穩序列，則進行Granger因果檢驗時容易出現偽回歸（Spurious Regression）現象。所謂偽回歸，是指當隨機變量服從單位根過程時，即使變量之間不存在任何線形關系，回歸后得到的系數估計值也有顯著的t統計值；如果就采用這樣的t統計值作判斷，就容易形成錯誤的結論。為了避免上述偽回歸，本文首先進行單位根檢驗，判斷序列的平穩性。這里，本文的單位根檢驗采用ADF檢驗行，檢驗結果見表1。根據表1提供的檢驗結果，LFDI和LFEX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均沒有通過平穩性檢驗；但是，兩者的一階差分則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均通過了檢驗，表明LDFDI和LFEX序列都是一階單整，可以進行協整檢驗。
(三)協整檢驗：Johansen檢驗
根據協整理論，如果兩個單整階數相同的序列存在協整關系，則這兩個變量之間就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進而可以有效避免前述偽回歸問題。這里，本文采用向量自回歸模型VAR（Vector Auto-Regression）的Johansen協整檢驗方法，對LFDI和LFEX進行協整檢驗。鑒于本文的重點在于研究FDI與外匯儲備之間的關系，在此忽略了其他因素，且將VAR模型簡化為如下不含外生變量的形式：
其中，Ai和Bi是待估計的參數矩陣。模型中，內生變量p階滯后，稱為VAR（p）模型。針對VAR模型滯后期數的選擇，一方面希望滯后期數足夠大以反映模型的動態特征；另一方面，滯后期越大，會造成自由度的損失。因此，本文采用滯后長度準側（Lag Length Criteria）檢驗來確定滯后階數（p），具體檢驗結果如表2。根據表2提供的VAR模型滯后期數選擇的檢驗，表明模型的滯后階數應該為2，進而確定為VAR（2）模型。
進一步，為了確定兩個時間序列之間的因果關系，本文進行了Granger因果檢驗，具體見表3。根據表3，LFDI是LFEX的Granger原因，而LFEX不是LDFDI的Granger原因。這表明，外國直接投資是引起外匯儲備變動的原因，反之卻不是。
為了進一步檢驗LFEX和LFDI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本文采用了Johansen協整檢驗，結果見表4。根據表4，在序列有均值，協積方程有截距項的情況下，5%的水平下跡統計量（Trace test）和最大特征值檢驗都存在并且只存在一個協整關系。這表明，FDI與外匯儲備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進一步表示如下式。根據式（3），FEX和FDI之間存在著長期正相關關系，且FDI的流入量每增加1個百分點，外匯儲備就會相應增加1.970640百分點。
LFEX=-5.213056+1.970640×LFDI（3）
（四）誤差修正模型：VEC
上述協整檢驗表明，外國直接投資與中國外匯儲備增長具有長期均衡關系。但是，由于其他各種擾動因素（例如宏觀經濟、政策因素、匯率因素等）， 外國直接投資與外匯儲備增長之間的均衡關系在短期內可能發生偏離。為了檢驗這種可能存在的短期性偏離程度，本文構建了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VEC模型設定采用VAR（2）結構，選取序列有均值、協積方程有截距項的形式，估計結果見式（4）。
LFEX=0.140015LFEX(-1)-0.001488LFEX(-2)+0.193035LFDI(-1)+0.498779LFDI(-2)+0.087122CointEq1（4）
這里，CointEq1(-1)=LFEX(-1)+5.213056+1.970640LFDI(-1)為誤差修正項，反映了外國直接投資對外匯儲備增長的短期內偏離長期均衡的程度，系數描述了擾動發生致使外匯儲備額的對數值偏離長期均衡水平時，外國直接投資與外匯儲備額向長期均衡水平的方向和速度。模型中，這一系數為0.087122，方向為正，表明當偏離長期均衡水平時，誤差修正項的作用起到正向調整，即擴大了偏離程度，這與近幾年來我國外匯儲備額受到人民幣匯率升值預期的擾動下呈現較大增加的實際相符合。此外，外匯儲備額前一期增加系數為正，會對當期增加有相同方向的作用，前二期系數為負，則有相反方向的作用，從系數的大小來說同向的影響大于反向的作用，外匯儲備額的滯后作用是同向的。而外國直接投資的各差分滯后項的符號都為正，說明短期動態關系中，外國直接投資的增加短期內會帶動外匯儲備額相同方向的增加，同時由于系數值比較大，外國直接投資的滯后效應比較明顯。上述分析說明，該誤差修正模型對我國外國直接投資流入與外匯儲備額的短期關系模擬較好，對我國特別是近幾年的外匯儲備額的實際變化有較好的解釋。
三、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根據中國1985-2006年期間的外國直接投資（FDI）與中國外匯儲備規模增長之間的協整檢驗表明，FDI是長期性的、促進中國外匯儲備增長的非常重要的因素。這是因為，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入，為我國引進先進技術、設備和緊缺物資提供了關鍵的外匯支付能力，促進了經濟發展；同時，FDI通過資本、技術、管理等的投入等，提升了我國貿易產品的競爭力，通過技術外溢效應，提升了我國經濟整體結構。
值得指出，隨著我國外匯儲備基數的增加，FDI流入的百分比增加效應也在不斷地被放大，外匯儲備規模也在不斷創新高。如今，巨額的外匯儲備可能給我國經濟健康發展帶來的諸多不利影響，例如，減弱我國貨幣政策的作用，大量外匯儲備的利用問題，影響我國獲得IMF等組織的優惠政策等。面對高速增長的巨額外匯儲備，對我國經濟發展來說是亦喜亦憂。因此，確定合理的外匯儲備額，減緩外匯儲備的增長速度就顯得尤為重要。對此，本文提出了如下的政策建議：
第一，優化投資軟環境，確保FDI流入的持續和穩定。保持國家整體環境政策和法律環境一致性、連續性，提高其透明程度，以維持FDI的持續穩定流入；同時逐步審查和取締各地政府為吸引外資所采取的各種不正當的優惠政策，包括各種特殊的優惠政策或是低廉的土地資源的變向的優惠政策，以限制外商投資的過度流入，同時也給予國內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以公平的競爭環境。
第二，優化FDI投資企業的產業結構，提高FDI流入質量。主要是加強FDI產業導向政策，優化外商投資的產業結構，鼓勵FDI流向新興、高新技術產業，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同時限制其流入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污染產業；逐步提升外商投資企業加工貿易結構，改變外商投資于勞動力密集型的簡單加工貿易比重過高的狀況。進一步完善FDI的地區布局結構，引導其向中西部地區轉移。
第三，鼓勵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對于由外商直接投資引起的外匯儲備增加，最有效的方法，是鼓勵FDI的逆向流動，即鼓勵我國的企業加大對外直接投資的力度。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直接影響是減弱了FDI流入的凈額，同時，通過我國在國外建廠等方法可以有效地替代出口貿易，轉化為在目標國市場的直接就地生產，同時還能避免反傾銷和貿易壁壘等一系列問題。
（作者單位：楊記軍、王榮濤，西南財經大學；肇啟偉，四川大學）
參考文獻
何青、楊曉光：出口和FDI對我國外匯儲備增長的實際貢獻，《管理評論》，2007年第9期。
小島清：《對外貿易論》，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年。
趙慶明：我國外匯儲備增長根源及治理研究，《國際金融研究》，2007年第8期。
周靖祥、劉渝琳：“FDI、外匯儲備與凈出口貿易：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計量經濟學檢驗”，《世界經濟文匯》，2007年第4期。
Bayoumi, T, and G.. Lipworth, “Japa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Regional Trade”, IMF Working Paper WP/97/103, 1997.
Mundell, R.A.,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actor Mobi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7, 47: 321335.
第3篇：外國直接投資的形式范文
[內容摘要]：目前，國際融資已成為一國融資的重要手段之一。其主要的融資方式包括國際債券融資，國際股票融資，海外投資基金融資，外國政府貸款，金融組織貸款等，我國不僅在國內廣泛籌集資金，也將國際融資作為籌集資金的重要方式，我國應更好地發揮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作用，進一步加強和完善對外商直接投資和對外債的管理。 [關鍵詞]：國際債券 國際股票 海外投資基金 外國政府貸款金融組織貸款 國外商業銀行貸款 國際融資是指在國際金融市場上，運用各種金融手段，通過各種相應的金融機構而進行的資金融通。隨著國際資本的流動速度的加快，對資金需求的增加，國際融資越來越成為一國融資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旨在通過對國際融資的種類特點及其績效進行探討，進而對國際融資在我國運用的情況進行分析。 一、國際融資的主要方式及其特點 根據國際融資關系中債權債務關系存在的層次來分類，有存在雙重債權債務關系的間接融資，還有只含單一債權債務關系的直接融資。 （一）直接融資 1．國際債券融資 國際債券即發行國外債券，是指一國政府及其所屬機構、企業、私人公司、銀行或國際金融機構等在國際債券市場上以外國貨幣面值發行的債券。國際債券主要分為歐洲債券和外國債券兩種。 歐洲債券融資主要有如下特點： (1) 管制松散。歐洲債券市場的所在貨幣當局，對銀行及金融機構、跨國公司、國際金融機構的融資活動管制都很松。如果在美國紐約市場發行美元債券，美國對此審查相當嚴格很難獲準；而在歐洲貨幣市場發行美元債券，手續則較為簡單，不需評級機構評級，也不必向任何機構登記注冊，而債券注冊則只向當地證券交易所提交說明書即可。 (2) 幣種多樣化。歐洲債券可以有更多的貨幣種類選擇，而且當一些借款人想展期籌集較大金額的資金時，歐洲貨幣市場都能滿足這些需要，滿足貨幣種類和數量的需要。 (3) 交易集中。歐洲債券市場的交易全部在證券交易所里成交，沒有場外市場，要接受證券交易所規章制度的管理和監督。 (4) 資金調撥方便。歐洲市場是完全自由的市場，不存在限制和標準。加上在歐洲的一些金融中心，銀行林立，業務經驗豐富，融資類型多，電訊聯系發達，銀行遍布世界各地，資金的調撥非常方便，若融資后需調換成各種所需貨幣，可在最短時間內完成調換并調撥到世界各地。 外國債券融資主要有如下特點： (1) 發行外國債券首先要對借款者進行評級。借款者涉及許多機構或公司企業，其信譽程度決定了能否發行債券及借款的數額，資信高的可以獲準發行，且發行限額較高。如日本政府規定，發行日元債券，屬政府級即aaa級，貸款數額可不受限制；aa級的限定只可發行300億日元；未評級的只能發行100億日元。 (2) 外國債券發行額較大且籌資多國化、多樣化。美國就規定在美國發行美元債券，規模至少5000萬美元，從世界發行境外債券籌資數額來看，相當可觀約占國際籌資總額的60%。 (3) 資金使用無嚴格限制，但不得干擾債權國的財政金融政策。發行外國債券籌到的資金，其具體的用途及使用進度，債權國一般沒有特殊要求，但債券畢竟是在外國發行，各國的經濟、金融、稅收等政策和法令又各異，在發行過程中要熟悉掌握和注意執行當地的法律。 (4) 外國債券要受外國當地有關金融當局的管理，因此籌資手續相當復雜。比如，在美國發行揚基債券要經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批準。而且，外國債券融資對資信評級、申請手續和報送的資料都要求較嚴較細，非常復雜。 2．國際股票融資 國際股票即境外發行股票，是指企業通過直接或間接途徑向國際投資者發行股票并在國內外交易所上市。 國際股票融資具有如下特點： (1) 永久性。這是由股票融資這一方式決定的，由于股票沒有期限的限定，股東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要求退股，因此，引進的外資能夠成為永久的生產性資金留在企業內，而不至象一般合資或合作企業一樣，會因合同到期或意外變故，外方抽回資金而使企業陷入困境。特別是通過發行b股融資，籌資國吸引的外資只會增加而不會減少，b股只能在外國投資者之間進行交易而不能賣給國內投資者，因此籌資國所籌外資就較為穩定，該國吸引外資的數量也不會受到游資的沖擊。
(2) 主動性。通過股票吸引外資，籌資國可運用法律和政策性手段約束投資者的購買方式、購買種類、資金進出的方式、稅率等，并做出相應的規定，籌資國還可以自主決定哪些行業、企業允許外商投資，哪些不行，從而正確引導投資方向。 (3) 高效性。國際股票融資有利于對外發行股票的企業在更高層次上走向世界。國外股票持有者從自身的利益出發，會十分關心企業的經營成果，有利于企業改善經營管理，提高盈利水平。而企業因股票向外發行，無行中提高了國際知名度和信譽，有利于企業開拓產品銷售市場，開展國際化經營。 3．海外投資基金融資 海外投資基金融資的作用在于使社會閑散的資金聚合起來，并在一定較長的期間維系在一起，這對融資者來說相當有益。此外，穩健經營是投資基金的一般投資策略，因而投資基金對資本市場的穩定和發展也相當有益。 海外投資基金融資具有如下特點： （1）海外投資基金的共同特點是，以開放型為主，且上市銷售，并追求成長性，這就有利于具有持續贏利能力和高成長潛力的企業獲得資金，得到快速的發展。 （2）投資基金不能夠參與被投資企業的經營管理，這就避免了投融資雙方利益失衡，融資方資產流失及喪失控股權等弊端。 4.外國直接投資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中出現了兩個引人注目的現象：其一、國際直接投資超越了國際貿易成為國際經濟聯系中更主要的載體；其二、國際直接投資超過了國際銀行間貸款成為發展中國家外資結構中更重要的構成形式。 外國直接投資的發展過程出現的最大特點就是，發達國家和地區不僅是外國直接投資流出的主角，也是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的主角。自外國直接投資產生伊始，發達國家和地區就是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角。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前期，發展中國家在外國直接投資發展中地位一度有所提高，1993年，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流出占全球的比重在達到了16．1％，對外直接投資流入占全球的比重在1994年達到了39．9％。然而，20世紀90年代后期，這一趨勢卻又急轉直下，發達國家重新占據主導地位。 外國直接投資發展的另一個特點是發達國家之間相互投資非常活躍。1995－1999年，美國和西歐的相互投資由840億美元增加到2863億美元，增加了240．8％。其中，美國對歐盟的投資由488億美元增加到582億美元，歐盟對美國的投資由351億美元增加到2281億美元，分別增加了19．3％和549．9％。由于美國和歐盟間相互投資的迅速增加，其相互投資占外國直接投資的比重（按對內直接投資額計），就由1995年的25．3％提高到了1999年的33．1％。 （二）間接融資 1．外國政府貸款 外國政府貸款是由貸款國用國家預算資金直接與借款國發生的信貸關系，其多數為政府間的雙邊援助貸款，少數為多邊援助貸款，它是國家資本輸出的一種形式。 其特點是：（1）貸款條件比較優惠，貸款期限長，利率低。政府貸款具有雙邊經濟援質，按照國際慣例，政府貸款一般都含有25%的贈予部分。據世界銀行統計，1978年世界各國政府貸款平均年限為30.5年，利率為3%。具體來看，日本政府項目貸款轉貸期限一般為30年，利率2.2%左右；德國政府貸款轉貸期限一般為20年，利率0.75%－3.25%。（2）貸款與專門的項目相聯系。比如，用于借款國的交通、農業、衛生等大型開發項目。（3）由于帶有一些政治因素，有時規定購買限制性條款。所謂購買限制性條款，是指借款國必須以貸款的一部分或全部購買提供貸款國家的設備。（4）政府貸款的規模不會太大。政府貸款受貸款國國民生產總值、財政收支與國際收支狀況的制約，其規模不會太大，而且，一般在兩國政治外交關系良好的情況下進行。 2．國際金融組織貸款
國際金融組織貸款是由一些國家的政府共同投資組建并共同管理的國際金融機構提供的貸款，旨在幫助成員國開發資源、發展經濟和平衡國際收支。其貸款發放對象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對發展中國家提供以發展基礎產業為主的中長期貸款，對低收入的貧困國家提供開發項目以及文教建設方面的長期貸款，對發展中國家的私人企業提供小額中長期貸款。 國際金融組織貸款的特點是： （1）貸款條件優惠。國際金融組織的貸款一般利率較低，期限較長，如國際開發協會，主要是對低收入的貧困國家提供開發項目以及文教建設方面的長期貸款，最長期限可達50年，只收0.75%的手續費。 （2）審查嚴格，手續繁多，從項目申請到獲得貸款，往往需要很長的時間。 3．國外商業銀行貸款 國外商業銀行貸款是指從國外一般商業銀行借入自由外匯。它按其期限的長短不同分為短期貸款和中長期貸款。短期貸款是指企業為了滿足對流動資本的需求或為了支付進口商品的貸款而借入資金的一種銀行信貸。其特點是期限較短，用途不限，無須擔保，形式靈活，手續簡便。中長期貸款是指企業為了滿足對固定資產投資的需要而向銀行取得的貸款。其特點是期限較長，風險較高，借貸雙方須簽訂協議并有借款人所在國政府擔保。 國外商業銀行貸款的特點有三個，一是貸款用途不受限制，企業可以自由使用；二是貸款供應充足，企業可以靈活選用幣種；三是與發達國家國內同類貸款相比，其利率較低。 二、國際融資方式的創新 近二十年來，隨著國際金融市場全球化，證券化以及自由化程度的進一步加深，金融領域的創新業務日新月異，國際融資這一業務也不例外，融資方式和融資工具發生了新變化，出現了一些新型融資工具，例如：項目融資中的bot、abs，國際股權融資中的存托憑證，債券融資中的可轉換債券、中期債券、“龍債券”、歐洲票據，以及風險基金、戰略結盟式融資、結構融資等。 融資方式的創新擴大了資金來源的渠道，不僅給投資者帶來較高且穩定的收益，也提高了投資者資產的流動性，同時也推動了金融管制方式的調整，進而刺激金融機構進一步進行創新活動。 三、國際融資的經濟績效 （一）彌補資金短缺，加快經濟發展 國際資本的流入為一些急需資金的企業開拓了融資渠道，緩解了資金的供求矛盾，為一些正在成長中的高科技企業的發展提供了大量的資金。例如，象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建設中，資金短缺是一個突出的問題，單靠我國的資金積累不能適應經濟快速發展的需要，必須把視野擴展到國際范圍實行國際融資。這樣就可以把一些當前本國無力舉辦的重要項目搞上去，從而有力地推動經濟的發展。 （二）國際融資有利于受資企業技術改造，推進技術升級 首先，國際融資能帶來大量的適用技術和先進管理經驗。其次，通過市場競爭將有利于企業的技術外溢，加速技術在企業之間的流動。最后，還有利于培養高級管理人才，以市場為導向進行研究。這些從長期來看都將從根本上提高受資企業的技術水平。 （三）培養了企業技術和管理人才，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 在利用外資的過程中，有相當數量的科技管理人員直接參與項目的生產和管理，他們可以從中借鑒國外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從而有利于培養出一批具有高級技術和管理人才，促進技術和管理的現代化。而且隨著利用外資規模的不斷擴大，外資企業吸收的勞動力數量不斷增加，給受資國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 （四）國際融資有利于國際分工，提高企業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國外大型跨國公司在資金、管理及全球網絡方面都有明顯的優勢，通過國際融資，可以充分利用資金、技術和市場網絡，把受資國生產的產品銷往海外或提高產品的附加值，為其沖擊國際市場創造良好的條件。 （五）外國直接投資推動了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 外國直接投資對一國的國際貿易的作用主要表現為對出口和進口規模及結構的影響上：外國直接投資促進了我國出口的發展，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曾對52個東道國1995年數據進行的一項統計分析（可以把它稱為跨國直接投資對東道國出口貢獻彈性分析），論證了跨國直接投資流入和其對制造業出口貢獻的正相關關系，對發展中國家，吸收跨國直接投資人均1%的增長，制造業出口增長0.45%，高科技產品出口增長0.78%，低技術產品增長0.31%。；外國直接投資促進了我國進口的發展，外國直接投資者在運營的初始階段由于往往對我國市場和當地投入要素可供性了解有限，其進口可能要比后來階段為多，從貿易平衡的角度來說，跨國直接投資對出口市場擴大的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了，甚至隨著進口的增多，可能出現負效應，但是從長期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只要這種進口有利于緩解國內供給的不足，特別是中間產品和資本貨物供給的不足，將會增強東道國產品的競爭力。
四、國際融資在我國的運用 多渠道的吸引外資，積極穩妥地培育國內資本市場是我國發展經濟的戰略之一。為更好的發展經濟，我國不僅在國內廣泛籌集資金，也將國際融資作為籌集資金的重要方式。我國主要采取吸收外國直接投資，國際金融機構借款，國際商業銀行借款，國際債券，國際股票等融資方式。 我國發行國際債券開始于1982年1月22日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在日本債券市場，首次發行了100億日元私募債券期限12寬限期5年從1982年1月29日起計息年利率為8.7%半年息一次寬限期后每年還款8%，此后的幾年間中國在國際債券場都很活躍這一階段的發行條件較好利率接近倫敦同業拆借利期限一般在7年以上。 我國利用股票進行國際融資是從1991年上海、 深圳兩地發行的b股開始的，到1994年底共有50余家上市公司向境外投資者發放b股，上市總額達30多億人民幣，籌集外資數億美元。目前我國企業發行的人民幣特種股票（b股）、在香港上市的h股和紅籌股、在美國上市的n股、在英國上市的l股以及在新加坡上市的s股都屬于國際股票。 為了推動我國國際融資的發展，更好地發揮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作用，應進一步加強和完善對外商直接投資和對外債的管理，在外商直接投資方面要盡一步完善外商投資的導向，將更多的外資引向中西部、基礎設施、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在對外借債方面，要在計劃管理、債務監測、借款使用、管理法規進一步加強和改善。 參考文獻： 1． 盧漢林：《國際投融資》，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年10月。 2． 史燕平：《國際融資學教程》，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2001年1月。 3． 儲祥銀：《國際融資》，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1996年10月。 4． 張昌彩：《中國融資方式研究》，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9年7月。
第4篇：外國直接投資的形式范文
關鍵詞：老撾；礦產資源；經濟貿易
一、中國礦企對老撾礦業投資發展現狀
（一）中國礦企對老撾礦業全國投資比重
從表1可以看出，中國礦企對老撾礦業直接投資日趨增長，中國對老撾投資總額從2002年的29.88百萬美元增長到2014年的129.48百萬美元，累計金額為5276.84百萬美元。其中，中國礦企對老撾礦業直接投資從2002年的20百萬美元增長到2014年的116.68百萬美元，累計金額為2742.08百萬美元，其占中國對老撾投資總額從2002年的66.94%最早到2014年的90.11%。具體來看，2002-2005年中國礦企對老撾礦業直接投資比較為緩慢，從2002年的20百萬美元下降至2005年的4.95百萬美元，其占中國對老撾投資總額從2002年的66.94%下降至2005年的13.68%，在此期間雖然老撾政府為引進更多外資并于2004年第二次修訂《外國投資法》，并縮短申請程序和時間，但老撾于2004年主辦東盟峰會，政府主要引進外資更傾向于基礎設施的建設，例如建筑等。2006-2010年，中國礦企對老撾礦業直接投資增長較快時期，投資金額從2006年的75.28百萬美元增長到2010年的377.21百萬美元，其占中國對老撾投資總額從2006年的44.16%，到2010年為40.70%，在此期間老撾政府于2009年第三次修訂《外國投資法》，增加了一站式服務，從而促進外資大量進入老撾。2011-2014年期間，中國對老撾礦業直接投資呈現高峰期增長，中國礦企對老撾礦業直接投資增長較快時期，投資金額從2011年的261.31百萬美元，到2104年金額為116.68百萬美元，其占中國對老撾投資總額從2011年的43.60%增長到2014年的90.11%，在此期間老撾政府為進入世界貿易組織而不斷調整相關法律法規，并于2012年年底加入世貿組織，從而給中國商者對老撾礦業直接投資提供良好條件。
（二）中國礦企投資占老撾全國礦業投資比重
隨著中國企業對老撾直接投資的增長及投資領域不斷擴大，中國礦企對老撾礦業逐年上升。從表3可以看出，2002-2007年期間中國礦企對老撾礦業直接投資金額的增長較為緩慢，在此期間投資金額從20 百萬美元下降至8.8百萬美元，占外國對老撾礦業直接投資總額的比重從100%降至51.07%中國礦企對老撾礦業直接投資總共有16個項目，累計金額為122.19百萬美元， 占外國對老撾礦業直接投資累計的比重為64.24%。2008-2014年期間中國礦企對老撾礦業直接投資金額的增長比較快，投資金額從2008年的691.3百萬美元，到2014年為116.07百萬美元，外國對老撾礦業投資總額的比重從32.55%降至26.57%在此期間總共有78項目，累計金額為2619.88百萬美元，占外國對老撾礦業直接投資累計的比重為45%。可見，雖然近幾年來中國才剛對老撾礦業進行直接投資，但投資增長比較大，在未來老撾政府為拉動經濟增長而對自然資源的開采將會不斷上升，中國企業技術先進、資金濃厚，以此為基礎中國企業對老撾礦業進行投資也將不斷上升。
二、結論
從1988年 老撾開始推行新改革開放路線即對外開放，從而實現了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迅速增長“老撾政府意識到國家自然資源十分豐富，但由于技術落后和資本稀缺阻礙了本國企業的開發能力，因此引進外來投資是政府最佳的政策”。2006年 老撾黨召開，全面總結了20年的新改革開放政策實踐過程， 并對繼續堅持新改革開放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革新開放和對外開放使得老撾經濟快速增長，開放程度不斷擴大，今年老撾對外開放取得良好效果，尤其是引進外的工作效果良好“老撾政府歡迎中國企業到老撾投資，中國政府同樣鼓勵企業到老撾投資”。今年來老撾政府為推動產業升級而不斷對工業進行投入 ，礦業是其中一個，主要投資資金以外資形式為主，中國是老撾引進外資來源國之一。上面分析中國對老撾礦業直接投資，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夠給決策者一個借鑒，促進中老兩國礦業資源開發上的合作。參考文獻：
[1] 老撾計劃與投資部：老撾人民民主共和國促使投資法（第三次修訂）[M]，萬象：計劃與投資部出版社，2009
[2] 老撾計劃與投資部：老撾人民民主共和國投資指南[M]，萬象：計劃與投資部出版社，2008
[3] 朱廣維，《中國對老撾的礦業投資的法律風險研究》[D]，中國地質大學（北京），2014年
[4] 郭瑾瑾，《我國對老撾礦業投資風險評價研究》[D]，中國地質大學（北京），2014年
第5篇：外國直接投資的形式范文
關鍵詞:外國直接投資;內向型/外向型國際化;內外向聯系模型
中圖分類號:F2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9)16-0003-02
1 世界內外向投資的基本情況
2000-2007年外國直接投資和國際生產的若干指標如表1所示。表中將統計項目主要分為:外國直接投資流量、外國直接投資存量、內/外向外國直接投資存量的收入、跨國并購、合同方式及出口方式六類。以下將選取有代表性的數據加以分析。
1.1 企業內/外向國際化的劃分――基于企業國際化內外聯系模型
企業國際化,是指企業積極參與國際分工,由國內經營向全球經營發展的過程。國際化是一個雙向過程,它包括內向國際化和外向國際化兩個方面。內向國際化是指以“引進來”的方式參與國際資源轉換和國際經濟循環,即通過引進外國企業的產品、服務、資金、技術和人才等要素,不斷學習和積累國際經營知識與經驗,逐步實現企業的國際化;而外向國際化是指采取“走出去”的方式參與國際競爭與國際經濟循環,即通過本國企業產品、服務、資金、技術和人才等優質要素走向國際市場,國內市場向國際市場延伸,進一步學習和積累國際經營知識與經驗,最終實現企業的國際化。芬蘭學者威爾什和羅斯坦瑞尼在1993年發表的題為“國際化中的內外向聯系”一文中,認為“企業內向國際化過程會影響其外向國際化的發展,企業內向國際化的效果將決定其外向國際化的成功。”對于后發展型跨國公司而言,企業的內向國際化是其外向國際化的基礎和條件。外向國際化的形式主要指直接或間接出口、技術轉讓、國外各種合同安排、國外合資合營、海外子公司和分公司;內向國際化活動主要包括進口、購買技術專利、三來一補、國內合資合營、成為外國公司的國內子公司或分公司(如表2)。
1.2 數據分析
世界經濟特別是發達國家經濟前景和國內政策調整將是影響投資流向的主要力量。2001年,世界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入量與流出量均出現大規模下降,與2000年的數據相比,幾乎減半,主要原因是世界經濟發展下降,股市低迷;2002-2003年,由于對經濟恢復的信心不高,外國直接投資流量繼續維持下降趨勢,但降幅明顯下降;從2004年開始,由于發展中國家強勁的發展趨勢,世界FDI流量結束下降趨勢;2005-2006年,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都保持加速增長的態勢,到2006年底已恢復到2000年水平;2007年,企業利潤率、股市價格以及跨國并購快速增長,使得世界范圍內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與流出量分別達到18330億美元和19970億美元。
從2005-2007年,內向、外向外國直接投資存量的收入呈持續增長,其中外向外國直接投資的存量收入多于內向外國直接投資的存量收入。因此,以下分析將集中在外向型國際化方式上,其中跨國并購方式在外國直接投資額中的份額最大。幾種主要外國直接投資方式的表現如下:
(1)出口方式。
2000-2007年以貨物和非要素服務為代表的世界出口持續增長。其中2001-2002增長較緩慢,增長率在0.05%-0.06%之間;2003-2005年增幅增大,維持在0.15%以上的增長率;2006年增長率略有下降,但仍保持在0.1%以上;2007年世界出口快速增長,其增長率幾乎是2006年增長率的兩倍,達到0.21%。
(2)合同方式。
合同安排方式中主要選取特許經營及許可證貿易方式。2000-2007年,合同方式總體趨勢是上升的,在2005年出現拐點,與2004年相比減少了70億美元,下降率為0.07%。在2006、2007年,保持高增長態勢,增長率分別為0.45%和0.24%。
(3)合資/獨資方式。
2001年,全球跨國并購較2000年下降了近一半,主要由于全球性衰退,特別是三大經濟體經濟增長乏力,新科技企業和股票市場的繁榮破滅,股市下滑,削弱了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能力和意向;2002年世界經濟尚未恢復,股市繼續低迷、公司利潤率下滑,減緩產業重組的速度,跨國并購值再次減半;2003年下降至2970億美元,但由于世界經濟的增長、企業利潤增加與股市轉機,跨國并購數量出現反彈;2004年,由于多個行業中的領導企業開始尋求新的競爭力,向外尋求資源,規避各國的政策限制,世界范圍內的FDI流量開始增長,跨國并購也重現活力;2005年,股市復蘇帶動大宗交易,跨國并購值增長至7160億美元,數量達到6134起;2006年,跨國并購仍然主導FDI,跨國投資額達8800億美元,綠地投資開始增長,尤其在發展中國家;2007年,跨國并購繼續整合,大大推動了FDI的全球增長,此類交易額達到16370億美元,比2000年的創紀錄水平增長了21%,美國次貸危機對2007年全球跨國并購沒有產生明顯的削弱影響。
2 中國內外向投資狀況
外國直接投資和我國對外投資分別是內向和外向國際化的重要指標。1989年至2004年,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總額基本上保持增長的趨勢。2002年,我國吸引的外接直接投資總額居世界第一。
與我國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相比,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要少得多。表1、表2分別陳列了2000-2007年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流量、存量情況以及中國跨國并購的相關數據。從表1中可以發現,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無論是流量還是存量,都是內向型多于外向型。其中,2005-2007年增長尤為明顯。而在外國直接投資中占主要地位的跨國并購方式中,通過出售國內公司成為外國企業的子公司方式進行的企業國際化總值也明顯多于收購國外企業的方式(如表3)。
通過以上兩個表格可以發現,我國企業國際化過程主要依靠內向型國際化方式。
3 對中國企業FDI的啟示
(1)積累經驗與組織經營能力,并注重總結與應用。
國際化進程是一個以知識的持續積累和根據反饋進行調整為核心的動態的、多維的過程。在制定關于國際化經營的決策時,知識和組織學習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企業國際化階段理論模型集中討論了企業在國際化進程中的逐步演變。不斷的獲取和應用關于國外的市場和經營方法的知識被認為是國際化進程的核心,也是企業進行國際化的基礎。內向國際化通過知識的獲取與利用對外向國際化起到推動作用。另外,我國企業在經營過程中也要注重有意識的總結與應用,抓住時機向外向國際化轉變。
(2)利用內向國際化提高資金數量與質量,為外向國際化奠定基礎。
資金是推動企業國際化發展的重要因素。從資金數量上看,外國直接投資可以為東道國帶來大量外部資金,為東道國經濟的發展注入活力,是外商對東道國經濟增長做出的最主要、直接的貢獻之一。從資金的質量上看,來自發達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通過提高東道國資金的配置效率、促進資產質量的改善,改善東道國總體的投資質量。提高資產質量所需的創造性資源如人力資本、技術水平、技術開發與使用能力、國際市場開拓能力、管理技術水平、技術開發與使用能力、國際市場開拓能力、管理能力、對客戶需求的理解能力等,都會隨著跨國公司的投資一同進入國內。
我國一直是資金短缺國,外商直接投資在我國固定資產投資額中所占的比重總體上呈較大幅度的上升趨勢。所以在我國企業應該抓住內向國際化中積累的資金優勢,利用外來資本的數量與質量,把握優勢資源,積極進行外向國際化。
(3)抓住內向國際化的技術溢出效應,推動企業“走出去”。
外國直接投資的技術外溢是其在東道國生產經營活動的副產品。技術外溢的途徑通常包括:逆向設計、技術工人的流動、示范效應和供應商-客戶關系。
我國企業在進行大量的內向國際化的過程中,已經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外國直接投資的技術外溢效應,因此應該利用這些成果積極展開外向國際化,將企業國際化水平提高到一個新階段。另外,在繼續內向國際化的過程中,也應該選取“技術外溢”較多的方式與對象,為外向國際化打下基礎。
(4)利用網絡效應,加強外向戰略聯盟。
我國企業在發展國際戰略聯盟方面內向型戰略聯盟比較多,外向型聯盟則相對較少。內向型戰略聯盟多是在政府政策的引導下,與跨國公司在我國本土建立合資、合作企業,開放市場和勞動力換取對方的資金和技術,從而推動我國后發的工業化進程。跨國公司的資金與先進技術進入國內后需得到合理、充分的利用,才能值得我國在市場與資源方面做出的犧牲。企業應在內向型的國際戰略聯盟中建立的關系網絡,學習和積累的知識,然后積極參與外向型的國際戰略聯盟,加快國際化的進程。而在國家的宏觀政策層面上,利用內向對外向國際化的推動作用機制,以更好地利用內向對外向國際化的技術溢出效應、戰略聯盟的內外向聯系效應等,推動中國企業更好地“走出去”。
參考文獻
[1]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第6篇：外國直接投資的形式范文
傳統理論研究東道國的稅收政策對外國投資的影響時假定外國投資者在作出投資地點決策時，主要考慮的是投資的稅后實際收益率，而東道國的稅收政策直接影響投資收益率。在分析稅收對外國投資的作用時，一般也是考慮到居住國對外國來源所得的稅收政策。對外國來源所得的課稅有兩項原則，即地域原則（Territorial principle）和居民原則（Residence Principle）。按照居民原則，居住國對母公司的外國來源所得征稅，但有外國稅收抵免或扣除；按照地域原則，居住國對外國來源所得不征稅，故東道國對外國投資的征稅就是最終的納稅義務。從目前來看，各國采用的征稅原則一般都是居民原則。
哈特曼（Hartman，1985）在分析稅收對外國投資的影響時，建立了一個簡單的模型。他把外國子公司劃分為兩類：一類是“成熟的”企業，即無需母公司繼續注入資金；另一類是“不成熟的”企業，這類企業需要母公司增加投資資金。哈特曼（Hartman，1985，p. 110-111）認為，以前的稅收對外國投資刺激的影響的分析，不是忽視了子公司收益的再投資，就是假定保留收益比率（股息分派率）是固定的，所以，邊際直接投資可能被認為是直接來自母公司的轉移資本。成熟的企業進行的投資利用的是保留收益，而不成熟的企業進行的投資利用的是來自其居住國的轉移獎金。倘若子公司的投資是用保留收益融資的，那么，居住國對外國來源所得的課稅不影響邊際投資決策；倘若子公司需要用其母公司的資本進行投資，則情況就變了。
2．基本模型
假定某一居住國對海外取得的資本所得課征的稅率是t，對東道國已課征的稅收（稅率為t*，t*t時，外國稅收才顯得重要。
為了說明一家跨國公司內部融資渠道不同的影響，假定子公司有一元，并打算再投資于海外，在沒有資金轉移的情況下，母公司來自子公司投資的期末收入是：
1+r* (1-t*)
倘若收益匯回，則母公司收入為：
[(1-t)/(1-t*)][1+r* (1-t*)]
（式中各符號的經濟含義是：t居住國的邊際稅率、t*東道國的邊際稅率、r*東道國的毛收益率。）
倘若股息匯回與股本投資結合在一起就會在最初匯回之時產生向居住國政府支付不必要的稅收。這種稅收支付使得母公司僅有（1-t）／（1-t*）元而不是一元用于海外投資。在期末，子公司的收入為：
（1-t）／（1-t*）+r*（1-t）
或者在假定最初匯回的（1-t）／（1-t*）無收入免稅的情況下，如果全部所得都匯回，則母公司的收入為：
[（1-t）／（1-t*）][1+r*（1-t）]
所以，不管該企業是愿意在期末再投資于海外還是從海外匯回其全部資產，向海外轉移股本雖然匯回收益，但也是次優策略。
總之，外國子公司應當利用其利潤為進一步投資融資，而不是向母公司支付股息并以任何形式從母公司獲得直接投資，只有那些收益不充足的外國子公司才依賴母公司融資。
3．稅收對成熟企業的影響
假定外國子公司擁有一元外國稅后收益，這筆收益既可以用于再投資，也可以匯回給其母公司。如果用于再投資，這筆收益加上一時期的投資收益在期末匯回給其母公司。
如果該子公司立即匯回收益，母公司獲得一元，需要繳納居住國稅收，但允許外國稅收抵免，最終收入是：
（1-t）／（1-t*）
在該時期把這筆收入進行投資之后，母公司收入為：
[(1-t)/(1-t*)][1+rn]
（式中，rn代表在居住國可獲得的凈收益。）
如果子公司把這一元都再投資于其自身經營中，到期末作為股息匯回給母公司的收益是[1+r*(1-t*)]。對于這筆股息收益，母公司就其最初獲取的收益繳納居住國稅收，但它有權要求抵免已支付的外國稅收，所以，母公司獲得的收入是：
[(1-t)/(1-t*)][1+r*(1-t*)]
比較這兩種決策可以看出，倘若r*(1-t*)>rn，子公司的最佳決策是進行再投資而不是把利潤匯回。也就是說，居住國的延期征稅制度和對東道國稅額的抵免制度，促進跨國企業在海外投資達到這樣的水平，在該水平上，在國外可獲得的外國稅后收益等于在本國可獲得的稅后收益。出人意料的結論是：對外國來源所得課征的國內稅收在企業的邊際投資決策中不起作用；企業的行為方式與居民國對外國來源所得不征稅時沒有什么兩樣。所以，如果影響東道國企業決策和在東道國的外國投資者決策的稅率相同，就說居住國的稅制具有“資本輸入中性”。
這一結論與以前的觀點截然不同：以前的觀點認為，按國內稅率征稅并準許外國稅收抵免將形成“資本輸出中性”，即跨國公司的外國投資收益與國內投資收益適用的稅率相同（Caves，1982）。霍斯特（Horst，1977）假定母公司預先提供的新資金是直接投資的邊際來源，得到的結論是企業好能使下式成立：
rn=[1-pt-(1-p)t*]r*
（式中，p代表股息分派比率。）
哈特曼的居住國稅率不影響成熟子公司的投資決策這一結論，也適用于稅收扣除取代外國稅收抵免情況。在這種制度下，匯回給母公司的一元外國稅后收益，母公司獲得（1-t）元，一個時期之后變為（1-t）（1+rn）。相反，如果把上述一元用于再投資，子公司得到[1+r*(1-t*)]，匯回之后，母公司得到(1-t)[1+r*(1-t*)]。因此，在沒有達到r*(1-t*)＝rn這一點之前，企業就會向海外投資。
4．稅收對不成熟企業的影響
我們來考察一下不成熟的企業的情況。不成熟的企業從母公司轉移資金。假定r*是東道國外國投資的毛收益率，t*是東道國的邊際稅率，那么，凈（稅后）收益率是r*(1-t*)。如果該企業把這筆利潤匯給母公司，那么，居住國對這種轉移的資金征稅，并允許外國稅收抵免。稅后收益可以寫成：
r*[(1-t*)/(1-t*)](1-t)=r*(1-t)
如果在居住國發生邊際投資，稅后收益率是rn。所以，如果r*(1-t)>rn，企業將投資于外國。如果外國公司稅和預提稅可以抵免居住國稅收，那么，國內投資適用的稅率與來自外國所得適用的稅率將相同，如果r*>rn，不成熟的企業將投資于東道國。該不等式意味著全部所得不管其來源如何，都要同等納稅，投資者在哪里投資沒有差異。投資于國內還是國外的決策取決于毛收益率，這就是所謂的“資本輸出中性”。倘若我們站在東道國的立場來看，外國直接投資受到居住國稅收的影響，但不受東道國稅收的影響。所以，如果東道國利用稅收刺激來吸引外國直接投資，不會有什么效果。然而，如果企業拖延外國所得，而且東道國的稅率比居住國的稅率低，那么，對投資于東道國就具有很強的刺激性（Yu，1994）。
5．結語
“古典”外國直接投資理論認為，外國投資者的資本投資決策依據的是各種投資方案可獲得的稅后收益率。也就是說，隨著國外可獲得的收益率的提高而國內可獲得的收益率下降，企業更多地投資海外。站在東道國的觀點來看，古典命題表明，提供財政刺激是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必要條件。因此，按照這種“老”觀點，無論是東道國還是居住國的稅制都很重要。
第7篇：外國直接投資的形式范文
一、經濟全球化的主要表現
(一)生產活動全球化。生產活動的全球化主要表現為傳統的國際分工正在演變成為世界性的分工：1國際分工的內容發生變化。國際分工從傳統的以自然資源為基礎的分工逐步發展成為以現代工藝、技術為基礎的分工；從產業各部門間的分工發展到各個產業部門內部的分工和以產品專業化為基礎的分工；從沿著產品界限進行的分工發展到沿著生產要素界限進行的分工；從生產領域分工向服務部門分工發展。2國際分工的形成機制在變化。即由市場自發力量決定的分工，向由企業，主要是由跨國公司經營的分工和由地區經貿集團成員內組織的分工發展，出現了協議性分工。3水平型分工成為國際分工的主要形式，其內容為產品型號的分工，產品零、部件的分工和產品工藝流程的分工。4形成了世界性的生產網絡。5世界性的國際分工使各國成為世界生產的一部分，成為商品價值鏈中的一個環節。它有利于世界各國充分發揮優勢，節約社會勞動，使生產要素達到合理配置，提高經濟效益，促進世界經濟的發展。
(二)世界多邊貿易體制形成。1國際貿易對世界經濟拉動作用增強。它表現為國際貿易增長率大大高于世界經濟增長率。如以1990年為100，世界貨物出口值指數從1985年的56，上升到1995年的144，同期世界生產指數從86上升到107；世界實際國內生產總值指數同期從85上升到106。1990-1995年間，世界貿易出口量年均增長率為6％；同期世界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為1％。2服務貿易發展迅速。世界服務貿易額從1985年的3809億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11，678億美元，在國際大貿易(貨物與服務)中的比重同期從163％上升到188％。3國際貨物貿易交換品種多樣化。在世界貿易中，占世界出口1％以上的貨物從1980-1981年的11種增加到1993-1994年的21種。在發展中國家出口貨物中，80年代中期，制成品所占比重開始超過一半；在出口中占1％以上的貨物種類從1980-1981年的6種增加到1993-1994年的19種。4發達國家同類貨物相互交換增加，主要的經濟貿易大國一般既是某類商品的主要出口國，也是該類商品的主要進口國。5國際貿易趨同化。它表現為：電子化貿易手段普遍使用，EDI(電子數據交換)已在國際貿易中廣泛使用，其他如電子商務(EC)，電子貿易撮合(ETM)，電子資金轉賬(ETF)等已在許多國家開始使用；ISO9000系列成為國際貿易商品的共同標準；貿易合同標準化。6世界貿易組織建立，多邊貿易體制正式確立。1995年1月1日誕生的世界貿易組織，標志著世界貿易進一步規范化，世界貿易體制開始形成。作為世界多邊貿易體制組織和法律基礎的世界貿易組織，以其法人地位對所有成員方都有嚴格的法律約束力。因此，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標志著一個以貿易自由化為中心，囊括當今世界貿易諸多領域的多邊貿易體制大框架已經構筑起來。
（三）各國金融日益融合在一起。1金融國際化進程加快。9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的大銀行根據《巴塞爾協議》的要求，開始了大規模合并、收購活動，以提高效益。如法國里昂信貸銀行買下了大通曼哈頓銀行在比利時和荷蘭的附屬機構。德意志銀行、巴克萊銀行和國民希敏寺銀行也吞并了一些歐洲其他國家的小銀行，以擴大在歐洲的網絡。為了提高本國銀行的競爭能力，很多國家對于大銀行的合并表示了支持的態度，1993年以來，世界排名在200名之內的大銀行之間至少發生過25次合并。2地區性經貿集團的金融業出現一體化。歐盟統一大市場建立后，銀行、證券公司和投資基金等金融機構可在歐盟內經營不受國界限制的保險和投資業務；美國和日本的銀行則可通過收購、兼并等形式加緊滲透歐洲市場，歐洲的金融市場將演變為真正的國際金融市場。3金融市場迅猛擴大。到1995年，外匯交易額已上升為世界貿易額的60倍，全球外匯日交易額已超過12萬億美元。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特別是國際信息的網絡化，外匯市場的資金交易正以"光的速度"從一個市場轉移到另一個市場。
(四)投資活動遍及全球，全球性投資規范框架開始形成。其主要特點如下：
第一，投資成為經濟發展和增長新支點。國際直接投資額年均額與年均國際貿易額的比例在縮小，國際直接投資額年均增長率高于國際貿易年均增長率。1990-1996年年均世界出口貿易額為41，14571億美元；同期，世界各國對外直接投資額為2，56535億美元，二者之比為160∶1，差距進一步縮小。1991-1996年對外直接投資年均增長率為118％；而同期世界出口貿易額年均增長率為7％，后者大大低于前者。
第二，國際對外直接投資與吸收外國直接投資主體多元化。據統計，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總額已從1985-1990年年均1，55578億美元增長到1996年的3，46824億美元。同期，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額從1，45005億美元增長到2，94732億美元，在全球對外直接投資中的比重從932％下降到849％；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額從10554億美元增長到51469億美元，在全球對外直接投資中的比重從67％提高到148％。同期，全球吸收外國直接投資額從1，41930億美元增長到3，49227億美元，其中，發達國家從1，16744億美元增長到2，08226億美元，在全球吸收外國直接投資額中的比重從822％下降到596％；發展中國家從24736億美元增長到1，28741億美元，所占比重從174％上升到369％。第叁，對外直接投資與吸收外國直接投資并行，一些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與地區成為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對象。發達國家中主要對外直接投資的國家同時也是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國家。1995年，德國、法國、瑞典、英國、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荷蘭和日本等發達國家占當年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756％；同年，除日本以外的上述國家占當年世界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的53％。與此同時，一些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成為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對象。1985-1995年，有20個國家和地區成為世界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吸收者。第四，國際借貸資金流動量增長很快，證券股權投資迅速發展。1993年流動金額為8185億美元，1994年增加為9534億美元，1995年增加為12，584億美元。與外國直接投資一樣，證券股權投資依然偏向于少數新興市場國家，1995年亞洲就占了流向新興市場的外國證券股權投資凈流量的53％。此外，外國證券股權投資的來源存在一定程度的集中性。1992-1994年，流向新興市場的這種投資35％以上來自美國，15％來自日本，11％來自英國。近幾年來，香港特區和新加坡的投資者也向新興國家進行這種投資。第五，投資自由化成為各國國際直接投資政策的目標，國際直接投資規范安排提上日程。90年代以來，保護和促進投資的雙邊投資條約數量大幅度增加，截至1997年1月1日，全世界已簽署這種條約1330個，涉及162個國家，在5年里條約數增加了2倍。1991-1996年，各國政府共對外國直接投資管理體制進行了約600次調整，其中95％是放松對外資管制的措施。1995年，在64個國家的112項立法變化中，106項屬于趨于自由化或促進外國直接投資的立法。國際社會為達成國際性的投資協議開始行動。關貿總協定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第一次將投資問題納入多邊貿易的體系，并達成《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議》。出現通過協商建立一個綜合性多邊國際直接投資框架的行動，1996年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第九次會議對未來多邊投資框架進行了探討，并已達成協議。
(五)跨國公司作用進一步加強。90年代以來，跨國公司蓬勃發展。第一，跨國公司的數目劇增。據統計，1996年跨國公司已達到44，508家，在全球的附屬企業已達到276，659家。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增加到36，380家，所占比重下降到817％；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跨國公司增加到7932家，所占比重上升到178％。第二，以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為基地的最大跨國公司日益全球化。按外國資產排列的100家最大的跨國公司在它們的外國附屬企業中擁有17萬億美元的資產(控制了約1/5的全球外國資產)。第叁，跨國公司開始結成新型的"戰略聯盟"。面對競爭壓力、自由化浪潮和新投資領域的開放，越來越多的企業，包括發展中國家的企業采取各種辦法參與全球化經濟的活動，通過各種形式結成聯盟。通過兼并與收購在國外建立自己的生產設施，以保護、鞏固和增強自己的競爭能力。1988年到1995年間，全球跨國兼并與收購總額增加了一倍，達到2290億美元。1996年，有45起跨國兼并與收購的規模超過10億美元。與此同時，一些跨國公司以協定(股份和非股份)方式加強聯合。1995年締結了近4600項這樣的協定，而1990年只有1769項。1990年以來，跨國公司之間在核心技術(信息和生物)方面也加強了戰略性研究與開發伙伴關系。第四，跨國公司國際生產的規模和重要性日益增加。跨國公司內部貿易在其國家貿易中的比重提高，出現了無國界經濟。
(六)經貿文化、人才出現世界性。以全球化、高速化、個體化為特征的多媒體網絡正在覆蓋全球；出現了經濟生活和貿易文化的全球性趨同現象；"國際人"開始走俏，全球性的共同發展目標形成。為了在經濟競爭中取勝，"國際人"正在成為各個國家、各大公司的首選目標，培養"國際人"、尋找"國際人"已成為世界性的人才戰略潮流。日本公司率先提出"國際人"戰略。他們認為，國際人應具備以下10個基本條件：積極肯干，但是不蠻干；人際關系融洽，不以自我為中心；興趣廣泛，知識豐富；外語出色，樂意結交外國人；行動迅速，快食、快眠、快便；迅速適應并愛上異國他鄉；意志剛強，富有忍耐性；深謀遠慮，但不優柔寡斷；安排、處理好家庭生活關系；身體健康，精神煥發。此外，綠色主義、環保哲學，共同反黑、掃黃、打白(毒)和反腐敗，共同致力于發展與和平，共同把可持續發展作為經濟發展戰略目標，均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
二、經濟全球化對世界經濟貿易的影響
經濟全球化對世界各國的經濟貿易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對傳統的衡量國家之間經濟貿易權益的概念與統計構成了嚴重的挑戰。
(一)經濟全球化使得各國經濟相互依存與互動加強。
1.經濟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國經濟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相互依存進一步加強。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發達國家之間貨物、服務、資金、技術和市場高度融合，而且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上述關系也在加強。
2.經濟全球化使得各國經濟相互傳遞障礙在減少，互動性加強。在經濟全球化趨勢加強下，對外貿易與國際資本流動在各國之間的經濟傳遞中的作用在加強。80年代以來，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下，對外貿易與投資逐漸變成雙向傳遞渠道，發達國家把經濟發展與衰退通過對外貿易與投資傳遞到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和金融波動也將影響到發達國家。1994年底，墨西哥金融危機震動了全世界；1997年7月由泰國引發的金融危機并未使發達國家幸免。
(二)經濟全球化迫使人們的概念在創新。1大國際貿易概念出現。在經濟全球化下，一國對外經濟交往合作中，不能只考慮貨物貿易，還要把貨物貿易與直接投資、金融、服務、技術綜合考慮。因為，貨物貿易與投資相輔相成，互相促進，已成為各國經濟發展的兩個支點。2將大國際貿易概念與本國經濟的調整優化、改革開放密切地結合起來；"貿易立國"、"貿易為本"的傳統信條已讓位于"經濟接軌"和"市場融合"。3變被動接受經濟全球化為主動參與經濟全球化。越來越多的國家認識到經濟全球化是科技革命作用的結果，是大勢所趨，紛紛主動改革本國經濟體制，發展開放性經濟，推行貿易、投資和金融自由化，為跨國公司創造投資條件，并積極參與多邊貿易體制和活動。4變單邊制裁為求得"雙贏"。在經濟全球化下，一國對另一國單方面采取"貿易保護"、"貿易摩擦"、"貿易制裁"等以鄰為壑的措施，已開始由自我保護的工具變成了雙刃劍，在制裁別國的同時也會使自己受到傷害。其上策是通過談判，達成互惠互利的協議，促進雙方的經貿發展，取得"雙贏"。
(三)經濟全球化使國家受到沖擊，相互協調成為時代主旋律。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傳統的國家內容發生了一定程度的改變。原本是一國獨有的權利，日益成為國際社會共同擁有的權力。各國的經濟活動越來越多地遵循國際條約、協定、規范和慣例來運作；跨國公司在各國經濟生活中地位的提高，使國家對產業政策的干預作用在減弱。在國家存在的情況下，出現了讓與，但它是以對等為原則的。當今世界各國都是擁有的獨立國家。共享是讓與的前提，沒有共享也就不會有讓與。經濟全球化迫使各國把二者結合起來，出現了相互協調，使它逐步成為各國處理對外經濟貿易關系的基石。隨著烏拉圭回合談判的結束和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和運行，協調管理貿易政策在國際上和各國貿易政策中開始成為主流。
(四)經濟全球化要求貿易理論與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一體化。20年來，面對國際貿易格局的變化，特別是產業內部貿易的增長，新貿易理論將產品差異、規模收益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等工業組織理論引進傳統的比較優勢框架，為國際貿易理論分析做出了貢獻。但它仍然假定企業只在某一個區位生產商品和服務，將對外直接投資排除在分析之外。同時，對外直接投資(跨國公司)理論成功地解釋了不同類型跨國公司直接或間接地創造的各類貿易流動，但仍是以單個企業為依據的投資分析，未推廣到國家層次。80年代初以來，經濟全球化要求把貿易與投資理論結合在一起分析貿易與投資利益與效益，出現了新的理論分析，其理論模式主要集中于縱向或橫向一體化。在這些理論分析中，產品增值鏈活動的不同假定可以在不同地理位置上進行，在不同的國家可以進行完全相同的生產加工。在貿易與投資一體化理論中，企業行為被分為兩大類型：
第一，總部行為。總部行為包括工程、管理和金融服務，以及信譽、商標等甚至可以無償轉讓給遠方生產區位的服務，這類行為有時被簡化概括為研究與開發。
第二，實際生產行為。實際生產行為又可再分為上游生產(中間產品)和下游生產(終極產品)。所有這些行為都被假定為具有規模收益遞增效應。由于總部服務的運輸成本極低，企業可以將生產行為從總部分離出去，但為了獲得規模經濟效益，企業將某些生產行為集中在某一區位。在貿易分析中典型采用的兩國均衡框架，國外市場和國內市場之間不存在任何差異。企業在兩個國家進行活動時，可以將總部行為安排在母國進行，但其實際生產或轉移到東道國進行(縱向一體化)，或者既安排在國內，又安排在國外進行(橫向一體化)。因此，現在的企業不僅通過價格和質量進行競爭，而且還通過生產的組織進行競爭。這些理論模型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單個企業的經營活動決定了國內、國際經營企業的總格局。這一問題屬于理論分析中的國際化生產部分。一旦國際化生產活動分布格局形成，國際貿易的格局便隨之確定。貿易與投資理論的一體化表明，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不能以單純的貿易行為來衡量國家之間的經濟利益。
(五)經濟全球化對表明國家之間經貿權益的傳統概念和統計方法提出了挑戰。1傳統的對外貿易差額概念未能反映經濟全球化下國家之間實際的貿易利益。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家之間的經貿利益出現了幾種變化。第一，在產業內部和跨國公司內部貿易大量增加下，按總貿易和專門貿易劃分的國家之間的進出口掩蓋了國家之間在產品價值上的實得；第二，母國公司對東道國的直接投資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母國公司對東道國的商品直接出口，變相地進入了東道國的國內市場，因此，母國公司在東道國國內的投資和商品、服務的銷售收益應計入母國的經貿收益；第叁，在一國以加工貿易為主的情況下，把該國進出口貿易額作為該國的貿易利得，更加失實。因此，在經濟全球化下，在計算各貿易國的貿易收益時，上述幾個現象不能忽略。2以原產地規則為核心的國際貿易統計滯后于經濟全球化的現實，應予修正。以原產地規則為核心的國際貿易統計制度來源于美國，并逐漸成為世界貿易各國的貿易規則的重要組成部分，原關貿總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對之都有相應的條款和協定。在國際貿易局限于產業間和投資不普遍的情況下，按原產地進行統計基本上可以反映貿易國的貿易利益。但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下，按原產地統計則會出現兩種誤差。第一，未能如實反映跨國公司在全球的大規模的直接投資活動。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進行全球化經營，它們生產的零部件、產品的進出口，按價值鏈、資本所有，理應屬于母國，但卻計入東道國的貿易統計。第二，原產地規則以貨物貿易為主，未包括服務貿易等，因此，原產地統計在不能真實反映貨物貿易的同時，也不能全面如實地反映國與國之間的大貿易關系。
(六)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機遇與挑戰并存。經濟全球化給發展中國家提供了發展的機遇。
第一，有利于發展中國家利用外資和資本外投。1996年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的《1997年世界投資報告》指出，發展中國家1996年接受了1290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對外投資了510億美元，二者都創造了歷史最高紀錄。它們在獲得世界投資總額中的比重從1995年的30％上升到1996年的37％。其中，48個最不發達國家在1996年的資本流入量也增加了56％。
第二，促使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商品結構優化。由于資本的流入、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活動和本國產業結構的改造，發展中國家出口商品結構有所改善，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重從1980年的560％上升到1990年的733％和1994年的777％。
第三，迫使發達國家把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問題予以考慮和解決。發達國家日益認識到在經濟全球化下，它們的經濟穩定和發展有賴于發展中國家。在債務解決、地區經濟一體化和聯合國的改革等問題上不得不考慮發展中國家的權益。
第四，經濟全球化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整體改革。
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構成了嚴峻的挑戰。1經濟全球化有利于發達國家構筑以其為中心的國際經貿基礎。在此情況下，發展中國家的將會受到更大的削弱。2發展不平衡在加劇。
第一，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不平衡在加劇。經濟全球化為以發達國家為主的國際資本開拓了尋求更高利潤的地域和空間，在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經濟實力相差甚大的背景下，經濟全球化，使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收入差距在拉大。1965年，七個主要發達國家人均收入是世界最貧困國家的20倍，1995年擴大到39倍。
第8篇：外國直接投資的形式范文
關鍵詞：利用外資形式 實證分析 優化
一、文章背景
中國利用外資取得很大成就，加快了中國經濟建設速度，但由于受“以量取勝”戰略及政策傾斜等因素的影響，中國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方面還存在一些問題：外資引入重數量不中質量、外資來源渠道單一，投資國主要集中于東南亞一帶、外資引入危害國家經濟安全、外資引入與“綠色投資”相背、中國對外資監管偏松等，這些問題的存在嚴重影響了中國利用外資水平的提高。
二、利用外資形式實證分析
不可否認，外商投資對中國經濟發展有很大績效。然而，鑒于國際資本的逐利動機和外國投資者所追求的目標與中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目標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和矛盾沖突，外商投資在對中國經濟產生積極作用的同時也不可避免的帶來了消極影響。我們指出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經濟發展的矛盾和沖突，不在于否認外商投資對中國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而在于加深對這種矛盾和沖突的正確認識，以便在新時期的引資過程中進一步統一認識，在實施引資戰略的同時，控制引資的結構、形式和流向，尋求判斷引進外資質量的合理標準，從而達到合理規避矛盾，提高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質量和效益的目的。
（1）合資經營企業在中國投資所占比例，逐步由狀態4向狀態2轉移；（2）其轉移并不是一步到位，而是遞次發生的；（3）狀態的轉移具有不可逆轉性。現階段，合資經營企業所占份額將有可能固定在狀態2，因為轉移矩陣顯示，在狀態2形成了一個“吸收壁”，即一旦合資經營企業投資比例到達狀態2，將不會向其他狀態過渡；（4）研究其發展趨勢，可知合資經營企業投資的比例越來越小，在不久的將來有可能轉移到狀態1。
綜合以上分析結果：
第一，就目前形式看，合資經營企業、合作經營企業、合作開發和外商獨資企業都在一定的狀態下穩定存在下來（合資經營企業以狀態2為穩態；合作經營企業和合作開發均以狀態1為穩態；外商獨資企業以狀態4為穩態），也就是說，這四種外商直接投資形式在某種程度上達到了一種均衡；
第二，從對歷史中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實證分析中，可以看到，合資經營企業與外商獨資企業所占比重互為消減關系，從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合資經營企業一直占據著主導投資形式，但是隨后，隨著外商獨資企業比例的上升，合資經營企業的比例逐漸下降。但是這兩者與合作經營企業和合作開發并無太多相互影響之處。而且，就其發展態勢而言，如果沒有外界因素干擾，這種發展趨勢會繼續延伸下去；
第三，外商獨資形式比重過大，合資形式比重過小，造成了中國把市場讓渡出去，卻沒有適合的方法和途徑對外商直接投資加以控制、左右的情景。這是中國在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時不能實現其真正目的的根本原因；
第四，合作開發項目一直以來都處于小份額狀態，這不利于中國與世界先進技術水平的接軌，也不利于中國獨立進行先進技術的開發和研究；
第五，沒有新的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形式。這種狀態一是不能與跨國公司最新發展動態接軌，失去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大好形勢；二是不能根據中國本身的用資意圖創造有利的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形式，只能被動的追隨跨國公司的發展而發展，這樣只能處于被動挨打的地位。因為跨國公司追求的是利潤最大化，而不是如何才能更好的被東道國所利用。
三、優化利用外資形式
以上實證分析得出外商直接投資形式的份額已經處于穩態——外商獨資企業獨占熬頭，然而這種穩態對于中國而言卻不是一種“最優選擇”，因為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并沒有完全起到我們當初引進外資的真正目的，甚至隨著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造成了很多的負面影響。
那么，什么才是“最優”？中國應當采取什么樣的措施，使得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狀況向“最優”發展呢？我們可以根據歷史的印記尋找中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最佳形式。
根據國內生產總值（GDP）的發展狀態可將其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89年之前，第二階段為1990-1993年，第三階段為1994-2003年，第四階段為2004-2011年。GDP在第二階段的1990出現下滑，眾所周知，是由于1989年的“六·四”事件引起了國民經濟的正常發展，屬于經濟發展的非正常因素。當“六·四”事件的影響過后，GDP在1993年達到一個新的高度后再次下挫。自此，GDP的增長一直比較穩定（2003年增長率有所抬頭）但第四階段的增長率明顯小于第三階段的增長率。但是無論第三階段還是第四階段其增長率都遠沒有第二階段和第一階段的增長率高，分別從1989年、1993年做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的延長線可以很直觀的看到這一結論。
將國內生產總值的趨勢同中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各形式趨勢進行比較可以發現在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合資經營企業所占市場份額最大的時候，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也最大。1993年合資經營企業所占份額達到最高點，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也達到最高點。自此以后便逐年下滑，直到1999年，合資企業所占份額達到平穩，持續4年，到2003年有明顯的增長，但是遠沒有達到它曾經擁有的輝煌。合資經營企業份額的減少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的減少幾乎同步，這是不是一個很偶然的現象呢？
外商獨資企業所占份額在1993年也同合資企業一樣達到有始以來的頂峰，但是仍然小于合資企業份額。從1999年開始，外商獨資企業卻已前所未有的速度搶占市場份額，其飆升速度之快，趨勢之猛烈，令人咋舌。但是外商獨資企業份額的增加并沒有像人們與其的那樣給中國的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活力，國內生產總值仍是以它四個階段中最慢的增長率前進著。
四、結論與對策
現實告訴我們，中國需要合資經營企業，在發展是硬道理的理論面前，合資經營企業需要重新回到歷史的主流，與外商獨資企業共同為中國經濟發展“出謀劃策”：
第一，中國應當適時進行制度改革，并重合資經營企業和外商獨資企業，使其平分秋色，以投資國和目的國共同的利益；
第二，由于合資經營企業與外商獨資企業存在互逆關系，因此可通過減少外商獨資企業比重來擴大合資經營企業份額，使中方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時不至于總是處于被動挨打的地位，進而謀求外商直接投資順著中國的用資意圖前進；
第三，盡量增加合作開發項目份額，培養中國獨資進行研發的能力。合作經營企業因偏離外商直接投資意圖太過遙遠，所以已經不適應時代的發展，應當逐漸廢棄這一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形式；
第四，逐漸創造新的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形式，不能總是尾隨跨國公司的需要而被動接受其投資形式。在中國日漸成為世界最大投資目的國時，應根據自己的需要，結合雙方利益創造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形式，以便最大限度地實現中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目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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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外國直接投資的形式范文
面對著世界經濟發生的巨大變化，大多數欠發達國家紛紛致力于調整本國的對外政策，采取更加開放的姿態吸引外國直接投資，以求獲得更多的有助于提高本國經濟增長率的外國資源，即使是以前對跨國公司充滿敵意的欠發達國家，也都在放松對外國直接投資的管制條例，以免被全球化的發展進程排除在外。更具戲劇性的是，直至20世紀70年代末，許多研究欠發達國家發展問題的經濟學家們還對外國直接投資在增長和發展方面的作用表示懷疑，并由此而引發了一場激烈的爭論。如今，爭論似乎已經結束了，而不斷增長的共識是，外國直接投資在欠發達國家經濟增長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相反，近年來，隨著流入欠發達國家直接投資的快速增長，越來越多的西方經濟學家針對發達國家中日益嚴重的失業與停滯問題而憂心忡忡，甚至把這一問題歸咎于全球化發展對發達國家所造成的消極后果。正確看待這個現象有助于我國經濟的發展。
二、外國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這里我們認為，一般來說，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主要通過資本積累、國際收支、技術變化以及產業結構等不同途徑對東道國經濟增長產生影響。
1． 資本積累。從資本積累這方面來看，有人認為，外國直接投資為東道國提供了儲蓄和投資的主要來源，尤其是當國內的儲蓄能力較低、資本存量嚴重不足時，外國直接投資的效應就更為顯著，例如：在一些欠發達國家經常出現依靠吸引外資以謀求經濟發展的情況。因此，外國直接投資提高了儲蓄和投資約束型經濟的增長率，并且與國外資本流入的其他形式相比，直接投資缺少自由流動性，這樣就避免了短期資本頻繁、大規模地進出發展中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微觀經濟主體（例如企業）乃至宏觀經濟變量所造成的巨大影響。與這一觀點針鋒相對，有人認為，跨國公司經常在東道國內部籌集它們的資源，而外資的流入也不比其他類型的資本流入更具穩定性(參見Helleiner，1984)。此外，由于高水平的利潤匯出(特別是考慮到諸如“轉移定價”這一慣例的存在)，從長期來看，新的直接投資的流入大多少于因利潤匯出而引發的資本流出，最終，外國直接投資對于國內企業發展經常產生有害的影響，減少了國內投資，也減少了國內儲蓄，有關這一問題無論是理論還是經驗分析都沒有得出一個明確的結論(參見Jenkins，1987.PP.95-111)。但是，從新興工業化國家(地區)以及第三世界總的情況來看，外國直接投資對于國內資本積累的貢獻（以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內總資本形成中所占比率衡量)似乎很小。
2． 國際收支。至于國際收支，有人認為，外國直接投資作為資本流入的結果，直接改善了東道國的國際收支狀況，也就是說，通過增加跨國公司在東道國中生產的產品的出口，并減少這些產品的進口，有效地平衡了國際收支，因而可以提高受外匯制約的經濟的增長率。與這一觀點相反，另一種論調則認為，如果考慮到跨國公司不間斷的利潤匯出的話，那么，外國直接投資的進入就意味著外資的凈流出，此外，一些限制性條款也阻礙了跨國公司所生產產品出口的快速增長，同時，對進口原材料和資本貨物的需求也增加了，而不是減少了進口(參見Jenkins，1987 PP.111-114)。經驗研究經常顯示出對外直接投資的消極效應(參見Lall和Streeten，1977，Hood和Young，1979)，但是，這些結果根本上取決于所做假設的反事實的性質，一些新興工業化國家(地區)(盡管不是全部)早期發展階段的經驗似乎提供了一些論據，跨國公司在制造業出口擴張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Helleiner，1984 P.1472)。
3． 技術變化。關于技術變化，有人認為，對于欠發達國家來說，跨國公司是國外技術流入的主要渠道之一。跨國公司可以帶來本國無法獲得的新技術，一旦本國工人學會使用這一新技術，或本國企業在與跨國公司的競爭中通過采用這一新技術而努力趕超外國公司時，或為跨國公司提供中間投入品的本國企業掌握了新技術時，對于東道國的技術擴散就發生了。在這一過程中，欠發達國家開發了本國吸收和發展技術的能力。有人指出，對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實行開放的國家比那些對直接投資實行高度限制的國家能夠從技術轉移中獲得更大的收益。一般來說，主要服務于東道國國內市場的跨國公司不可能帶來更為先進的一般技術，而只會引進那些足以使它們稱雄國內市場的技術，但是，如果使這些跨國公司更具出口導向性以及對國際競爭更加開放的話，那么，跨國公司可能會在技術轉移上采取更為積極的態度。與此相反，有人則認為，技術轉移的成本非常高，轉移的技術無論從生產的產品來看還是從要素密集度來看，都不適合東道國的需要，這樣的轉移對于本國技術能力的開發會產生不利的影響(參見Jenkins，1987，chap.4，Casson和Pearce，1987，96-107)，事實上可能會減少東道國適當地吸收外國技術的能力(參見Helleiner，1984，1469-70)。本土技術能力開發的重要性在近期一些有關技術變化的文獻中得到了強調，認為，以前人們把技術創新和技術擴散這兩個過程加以區分是不恰當的，因為成功的技術擴散實際上必須包含著持續的不斷增長的技術變化，以便改進借用技術來適應于本地的條件并達到高標準的生產要求(Bell和Pavitt，1993)。現在的方法是對生產能力與技術能力進行區分，前者包括了在既定的效率水平和既定的投入組合上用以生產工業品的資源，而后者包括了用以形成和管理技術變化的其他一些性質上截然不同的資源。比如，技能、知識和經驗以及制度結構和聯系(Bell和Pavitt，1993，PP.260-1)。與此對下面兩個過程加以區別：技術變化，主要是關于新技術被引入到生產者的生產能力中去的方法；技術學習，主要是指加強技術變化能力的任何過程。而在這些方法中，改進了欠發達國家生產工藝的技術轉讓，應當被看作是開發了技術能力，增強了技術學習的技術積累的眾多過程中的一個方面。欠發達國家成功的發展戰略不能夠僅僅依賴于從發達國家吸收大量的可用技術，而不考慮為了促進技術變化而對能力進行高昂的投資。事實上，Bell和Pavitt(1993，P.270)在總結了大量論據的基礎上指出，欠發達國家主要是利用技術進口，但是，它們也開發了自身擁有的與擴大的生產能力相關的技術能力。
4． 產業結構。關于產業結構，有人認為，實力雄厚的足以參與限制性行業經營活動的大型跨國公司的進入減少了東道國中產業的競爭程度，導致了與效率、技術變化和工業活力有關的諸多問題的出現，因而對增長產生了不利影響(參見Newfarmer，1979，Lall，1980)。然而，另外一些人認為，跨國公司的進入打破了國內企業的壟斷，這其實也是不同的跨國公司之間的競爭(參見Reuber，1973和Vernon，1977)。
三、對我國經濟發展的意義
由此可見，在世界經濟全球一體化的發展進程中，對外直接投資對于東道國和母國究竟會產生什么樣的作用仍然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經濟全球化為發展中國家帶來了發展機遇的同時，也提出了嚴峻的挑戰，特別是全球化競爭使其感到了巨大的壓力。然而，無論是從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還是從經濟全球化的客觀趨勢來看，只有當他們積極投身于經濟全球化的大潮中去，在驚濤駭浪中經受鍛煉和考驗，才能把握主動，占據優勢地位，化不利因素為有利因素，以盡可能小的代價獲取最大收益。在這方面，臺灣和韓國、以及一些東南亞國家已經為中國做出了榜樣。
我們認為，中國利用外資應繼續堅持以直接投資為主，直接投資以生產性投資為主，借用外債以中長期為主的原則。我國作為世界第二、發展中國家第一大吸收外資國，之所以未發生類似其他東南亞國家所遭受的金融危機，除了資本項目沒有開放以外，主要就是準確把握了利用外資的總量和結構。在利用外資問題上，不但要強調其數量，而且還要注重其質量，注重外資的合理流向，注重外資所產生的經濟效益，注重對其管理上的規范化。我們應當按照國民經濟發展的總體要求合理引導外資的投向，優化利用外資的結構，揚長避短，趨利弊害。要鼓勵外資投向農業、基礎工業、基礎設施、支柱產業以及高新技術產業，對高新技術項目和國家產業政策鼓勵的項目繼續實行優惠政策。要引導外資流向中西部地區，促進地區經濟的合理布局和協調發展。同時，我們應當努力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效益，進一步增強我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
這里提出兩個值得注意的問題：一是利用外資，不僅僅是為了彌補我國經濟建設的資金缺口，更重要的是解決我國的技術落后問題。為此，我們應當加大引進先進和適用技術的力度，并加強消化和創新。這里的適用技術是指引進的技術必須：（1）與我國的要素稟賦基本適應，即引進的技術既不能造成過度的失業，也不能導致人力資源的過度匱乏而使技術處在閑置狀態；（2）沒有太高的隱含成本；（3）有利于提高產品的技術層次與我國的國際競爭力。在當前我國失業壓力不斷增長的新形勢下，引進適用的技術比較符合我國的基本國情，因此，政府在強調發展高科技的同時，還應大力提倡引進合適的技術改造和發展傳統產業。二是在擴大利用外資的同時要注意發展和保護自己，要支持民族工業的發展，建立健全反壟斷、反補貼、反傾銷法律和法規。利用外資的根本目的是為了發展本國經濟，因此，我們應正確處理對外開放和保護民族工業的關系。對外開放總體程度應當與民族工業的國際競爭力相適應，充分考慮民族工業對國際競爭壓力的承受能力，絕不能危及民族工業的生存、損害民族工業自主發展能力。
參考文獻：
1．克魯格曼，奧泊斯法爾德．國際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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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李周．比較優勢與發展戰略──對“東亞奇跡”的再解釋．No．C1999006，1999-5，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htt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