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務風險和解決辦法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財務風險和解決辦法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財務風險和解決辦法范文
各位領導、同事們：年在激情和收獲中逝去，但這一年非常值得我個人總結、反思。20年初，我被聘為公司財務部主任。在這一年間，得到了領導和全體財務人員大力支持，順利完成了公司交給我的任務，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也存在一定的問題。下面我將的工作進行了簡要的總結，向領導和同事們匯報。
一、主要工作
（1）籌措資金。資金是公司的血液，雖然近幾年公司業績逐年攀升，但面對強大的競爭壓力，我們必須通過不斷擴大規模來提高市場占有率，才能有更大的發展。而這些，都要靠強大的資金來支持。為此，我上半年的工作重點放在與不同銀行之間建立聯系，并比較各種貸款政策，最后確立了與工商銀行的信貸關系，貸款5000萬元。下半年，市場競爭情況開始惡化，正是因為有了這筆貸款，才能讓公司保持正常經營。
（2）提升財務的分析和監控能力。財務部重點分析和審核了公司的重點開支項目，并對銷售部不合理的開支進行了優化，使得這些項目開支相對于節省了100余萬元。
（3）建立健全各項管理制度。之前財務部使用的是制定的管理辦法，因為現在技術手段和業務范圍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原來的制度已經不能適應公司發展的需要，于是我請示了公司領導，重新對以前的制度進行修訂。對不合理的條款進行了修改，并補充了一些新的條款，新的管理制度大大提高了財務工作的運行效率，并為公司提供了更加優秀的財務服務。
（4）強化隊伍建設。團隊意識是公司的主要文化。對于財務部，大家既要分工明確，又要能夠相互補臺。遇到大的財務活動或者工作較輕松時，我就組織大家進行交流和學習，使大家充分了解了財務工作，并且增進了彼此的了解，讓團隊的氣氛更加融洽。遇到常規問題大家照章辦事，新問題大家積極討論解決，并進行記錄。
二、存在問題和解決辦法
（1）軟件不夠熟悉。底開始使用新的財務軟件，經過一年的使用，仍然有些軟件功能還沒有完全掌握。解決辦法：聯系軟件公司，對財務人員進行培訓。
（2）財務分析、預測水平有待提高，因為財務分析和預測能力對分析人員的綜合能力要求較高，還有很多地方需要學習。解決辦法：通過學習和交流彌補。
（3）工作缺少前瞻性、系統性。解決辦法：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并努力向領導學習。
（4）部門管理能力仍需加強。解決辦法：制定部門內部管理辦法，約束大家的行為。
三、工作設想
不但是奧運之年，也是我們公司的發展之年，財務部會根據公司的要求，繼續做好財務服務工作，具體進行如下兩方面的工作。
（1）加強財務風險控制能力。
（2）對去年工作進行總結，對工作中的不足之處積極進行改進。
謝謝大家對我一如既往的支持！
第2篇：財務風險和解決辦法范文
一、管理會計在企業中發揮的作用
（一）管理會計為企業日常經營管理提供依據
企業對管理會計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經營管理，管理會計必須要對企業目前或者將來的經營管理提供理論和數據信息的依據。在當今信息高度發達的21世紀，信息已經變得越來越重要，這個時候人們不僅關注的是企業的經營成果和盈利能力，還需要對企業的投資空間、資本運轉率和創新能力進行評估，而這些信息數據的收集和處理離不開管理會計。
（二）管理會計為企業經營活動進行預測
管理會計是為企業內部管理部門服務的。財務會計記錄的是過去的會計信息，而管理會計提供的是未來的會計信息。因為相比于過去的會計信息，企業管理者更喜歡關注企業未來的發展。所以管理會計必須豐富會計信息的來源與渠道，提供及時、可靠、準確的會計信息，對企業的經營活動、經營目標和發展方向做出預測，為管理者的決策提供依據。
（三）管理會計在企業成本核算中的地位
隨著市場競爭的不斷加劇，以及多元化的市場渠道，導致很多企業不得不隨時調整經營范圍以適應市場，但是企業間的收購、兼并、破產和清算并不少見，使得企業會計前提中持續經營很難維持下去；所以會計分期核算和報告提供的會計信息已經不能滿足管理者的需求。于是，管理者將希望寄予了管理會計，要求不斷加強管理會計中的成本核算能力。
二、管理會計在企業管理中的應用策略
（一）企業管理者加強對管理會計的認識
企業管理者首先從思想上轉變對管理會計的認識，管理會計最主要的作用是管理，而不是核算。很多企業管理者只是將管理會計用來核算，而沒有真正發揮出管理會計的作用；對管理會計提供的數據和信息不以為意，堅持按照自己的想法執行。孰不知現代市場變化速度非常快，管理者只依靠自己的判斷做出的決策是不科學的。所以管理者應對管理會計加強重視，積極發揮出管理會計在預測、決策、規劃和控制中的作用，特別是關鍵時候決策需要聽取管理會計提供的信息。其次，企業管理者在管理會計中加入風險意識，企業在經營和投資中少不了會遇到財務風險，而財務風險受到市場需求的變化和同行業的競爭影響，要是不對風險進行評估、預測和控制，企業管理和投資就會有很有可能投資失敗或管理失誤，所以需要管理會計中加強對風險意識的重視。
（二）管理會計的職能
管理會計主要的職能是決策職能和執行職能。決策職能是指管理會計必須要根據管理中出現的問題，及時可靠地提供全面的經營管理信息，并且根據這些信息對解決問題提出措施，然后將信息和解決辦法提交給管理者進行參考和借鑒。這主要是由于現代經濟中只依靠經驗很難解決問題，而且現代企業的活動日益多樣化，僅靠管理者自身是無法做出科學合理的決策，所以需要在管理會計中引入決策職能。而管理會計的執行職能是指能夠合理分配資源和實現有效內部控制。首先是能夠根據不同狀態進行合理的資金和人力資源的分配，然后能夠為企業決策的執行提出正確的意見，確保決策能夠達到既定目標。
（三）更好的發揮出管理會計的作用
首先，要加強對財務管理內容的延伸，因為管理會計的決策是建立在財務分析的基礎上的。管理會計應該根據企業的生產經營狀況，對市場進行調查，提高資金利用效果，將金融風險與稅務管理等內容歸納到財務管理中，使得財務管理內容更豐富全面，財務管理分析更科學準確。其次，要進行科學的成本核算。將成本看作是一種價值表現，是材料價值和勞動價值的集中體現。所以在進行成本核算中，必須通過多種渠道和方式去對成本進行核算，這樣核算的成本才更全面準確。成本管理不僅包括生產成本管理，還有供應成本管理和銷售成本管理，使得成本管理形成一個完整的循環，為資金使用管理和營銷渠道管理提供依據。同時，要對成本進行事前預測，事中控制和事后分析，全面提供對成本的管理水平。
第3篇：財務風險和解決辦法范文
一、財務風險預警系統綜述
企業財務風險預警系統是指通過全面分析企業內部經營和外部環境各種資料，對企業的財務危機狀態進行監測，并建立相應的數學化分析模型，以財務指標數據形式將企業面臨的潛在危險預先告知經營者，同時尋找財務危機發生的原因和企業財務管理中存在的問題，使經營者及早采取相應措施加以防范的管理體系。主要具有以下功能：
1、預報功能。即跟蹤上市公司的生產經營過程, 將上市公司生產經營的實際情況同上市公司預定的目標、計劃、標準進行對比, 對上市公司營運狀況做出預測, 找出偏差, 進行核算、考核, 從中發現產生偏差的原因或存在的問題。當危害上市公司的財務關鍵因素出現之時, 可以進行預報, 讓上市公司經營者早日尋求對策, 以減少財務損失。
2、診斷功能。即根據跟蹤、預報的結果對比分析, 運用現代管理技術、診斷技術對上市公司營運狀況的優劣做出判斷, 找出上市公司運行中的弊端及其病根之所在。
3、預控功能。即通過預報、診斷, 判斷上市公司存在的弊病, 找出病根后,應對癥下藥, 預控上市公司營運中的偏差或過失, 消除隱患, 使上市公司及時回復到正常運轉的軌道。
4、保健功能。即通過預警分析, 上市公司能系統而詳細地記錄財務風險發生的緣由、處理經過解除危機的各項措施, 以及處理反饋與改進建議, 作為未來類似情況的前車之鑒。這樣, 將上市公司糾正偏差與過失的一些經驗、教訓轉化成上市公司管理活動的規范, 以免重犯同樣或類似的錯誤, 不斷增強上市公司防范財務風險的能力。
二、財務風險預警系統的模型比較
市場經濟的瞬變性和不可準確預見性，加之決策者決策水平的影響，促使上市公司必須卓有成效地規避和防范各種風險因素，否則勢必使企業的未來發展陷入嚴重的危機境地。由于誘發財務危機的各種因素，都將直接或間接地在資金運動的晴雨表――一些敏感性財務指標值的變化上體現出來，因此通過觀察這些敏感性財務指標的優劣變化，建立相應的預測模型，便可以對上市公司的財務危機發揮預警作用。
1、單變量判定模型
最早研究公司失敗問題的是美國的威廉比佛，他通過比較研究1954-1964年期間的79家失敗企業和相同數量、相同資產規模的成功企業提出了單變量預警模型，并提出了幾個預測財務失敗的比率：
債務保障率=現金流量/債務總額×100%；
資產收益率=凈收益/資產總額×100%；
資產負債率=負債總額/資產總額×100%；
資產安全率=資產變現率－資產負債率×100%。
他首先以單變量分析法發展出財務危機預警模型，使用五個財務比率分別作為變量對79家經營未失敗公司和79家經營失敗公司進行一元判定預測，發現債務保障率預測的效果最好，資產收益率次之，在失敗的前五年可達70%以上的預測能力，失敗前一年更可達87%的正確區別率。其中，“現金流量”來自“現金流量表”的三種現金流量之和，除現金外還充分考慮了資產變現力，同時結合了企業銷售和利潤的實現及生產經營狀況的綜合分析，這個比率用總負債作為基數，是考慮到長期負債與流動負債的轉化關系，但是總負債只考慮了負債規模，而沒有考慮負債的流動性，即企業的債務結構，因此對一些因短期償債能力不足而出現危機的企業存在很大的誤判性。
2、Z 計分模型
最早運用多變量區別分析法探討公司財務危機預測問題的是另一位美國學者奧曼（Altlan,1968）。他將若干變量合并入一個函數方程：
Z＝0.012 X1＋0.014 X2＋0.033 X3＋0.006 X4＋0.999 X5其中：
X1＝（期末流動資產－期末流動負債）／期末總資產
X2＝期末留存收益／期末總資產
X3＝息稅前利潤／期末總資產
X4＝期末股東權益的市場價值／期末總負債
X5＝本期銷售收入／總資產
X1 為營運資本／資產總額，反映了企業資產的折現能力和規模特征。營運資本是企業的勞動對象，具有周轉速度快，變現能力強，項目繁多，性質復雜，獲利能力高，投資風險小等特點。一個企業營運資本的持續減少，往往預示著企業資金周轉不靈或出現短期償債危機。
X2反映了企業的累積獲利能力。期末留存收益是由企業累積稅后利潤而形成，對于上市公司，留存收益是指凈利潤減去全部股利的累積余額。一般說來，新企業收益較少，因此相對于老企業來說X2 較小，而財務失敗的風險較大。
X3即EBIT／資產總額，可稱為總資產息稅前利潤率，而我們通常所用的總資產息稅前利潤率為EBIT／平均資產總額，分母間的區別在于平均資產總額避免了期末大量購進資產時使X3降低，不能客觀反映一年中資產的獲利能力。EBIT 是指扣除債務利息與所得稅之前的正常業務利潤（包括對外投資收益），不包括非正常項目、中斷營業和特別項目以及會計原則變更的累積前期影響而產生的收支凈額。原因在于，由負債與資本支持的項目一般屬于正常業務范圍，因此，計算總資產利潤率時以正常業務經營的息稅前利潤為基礎，有利于考核債權人及所有者投入企業的資本的使用效益。該指標主要是從企業各種資金來源（包括所有者權益和負債）的角度對企業資產的使用效益進行評價的，通常是反映企業財務失敗的最有力依據之一。
X4測定的是財務結構，分母為流動負債、長期負債的賬面價值之和；分子以股東權益的市場價值取代了賬面價值，因而對公認的、影響企業財務狀況的產權比率進行了修正，使分子能客觀地反映公司價值的大小。對于上市公司，分子應該是：“期末未流通的股票賬面價值＋流通股票期末市價×流通股股份數”。 X4 的分子是一個較難確定的參數，尤其對于股權結構較復雜的企業。
X5為總資產周轉率，企業總資產的營運能力集中反映在總資產的經營水平上，因此，總資產周轉率可以用來分析企業全部資產的使用效率。如果企業總資產周轉率高，說明企業利用全部資產進行經營的成果好，效率高；反之，如果總資產周轉率低，則說明企業利用全部資產進行經營活動的成果差，效率低，最終將影響企業的獲利能力。Z 分數模型從企業的資產規模、折現能力、獲利能力、財務結構、償債能力、資產利用效率等方面綜合反映了企業財務狀況，進一步推動了財務預警的發展。奧曼教授通過對Z 分數模型的研究分析得出：Z 值越小，該企業遭受財務危機的可能性就越大。企業的Z 值的臨界值為1.8，Z分數模型具體判斷標準是：當Z大于等于3.0時，財務危機的可能性很小；當Z大于等于2.8小于等于2.9時，有財務危機的可能性；當Z大于等于1.8小于等于2.7時，財務危機的可能性很大；當Z小于等于1.8時，財務危機的可能性非常大。
3、F 分數模型
由于Z 分數模式在建立時并沒有充分考慮到現金流量的變動等方面的情況，因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為此，有學者擬對Z 分數模型加以改造，并建立其財務危機預測的新模式――F 分數模型。F 分數模型的主要有以下三個特點特點：
第一，F 分數模型加入現金流量這一預測自變量。許多專家證實現金流量比率是預測公司破產的有效變量，因此它彌補了Z 分數模型的不足。
第二，本模型考慮到了現代化公司財務狀況的發展及其有關標準的更新。比如公司所應有的財務比率標準已發生了許多變化，特別是現金管理技術的應用，已使公司所應維持的必要的流動比率大為降低。
第三，本模型使用的樣本更加擴大。其使用了Compustat PC Plus 會計數據庫中1990年以來的4160 家公司的數據進行了檢查；而Z 分數模型的樣本僅為66 家（3 家破產公司及33 家非破產公司）。
F 分數模型如下：
F＝－0.1774＋1.1091 X1＋0.1074 X2＋1.9271 X3＋0.0302 X4＋0.4961 X5
其中：X1、X2 及X4 與Z 分數模型中的X1、X2 及X4相同，這里不再進行分析。
X1＝（期末流動資產－期末流動負債）／期末總資產
X2＝期未留存收益／期末總資產
X3＝（稅后純收益＋折舊）／平均總負債
X4＝期末股東權益的市場價值／期末總負債
X5＝（稅后純收益＋利息＋折舊）／平均總資產
F 分數模型中的五個自變量的選擇是基于財務理論，其臨界點為0.0274；若某一特定的F 分數低于0.0274，則將被預測為破產公司；反之，若F 分數高于0.0274，則公司將被預測為繼續生存公司。
三、運用財務風險預警系統模型應注意的問題
一些現實問題將會影響財務風險預警系統模型的實用性，應當引起我們的充分重視。
1、會計信息的失真問題
幾乎所有的財務預警模型都是以企業財務報表所提供的信息來進行構建的，若財務預警模型所采用的信息都不真實可靠，那也無從談起模型預測的真實性與可靠性了。隨著我國證券市場的發展，市場已開始由“脫離業績炒個股”的狀態向注重公司業績的投資理念轉變，投資者會越來越關注披露的會計信息。因此，會計信息的失真將誤導投資者的決策，從而損害證券市場的資源優化配置功能。雖然近年來我國財會界乃至整個經濟界對會計信息失真的原因和解決辦法從各個層面做了分析研究，并提出了多種應對措施，但就總體而言，會計信息失真的狀況尚未從根本上得到遏制。
2、行業的差異化
行業的差異化也是影響預警模型有效性的一個重要因素。由于各個行業生產、銷售情況都有不同，相應的各個行業的財務狀況就有較大的差異性。比如生產周期長的企業其應收賬款周轉率、存貨周轉率、利潤率具有較大的差異。如果不考慮這些行業固有的差異，硬將所有的行業都使用統一的預警模型，不僅會降低預警模型的正確率，而且也是不現實的。
第4篇：財務風險和解決辦法范文
關鍵詞：風險；風險管理審計
中圖分類號：F239.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7-00-01
風險管理審計是對傳統審計方式的突破和創新，是內部審計發展的方向。各企業都在嘗試推行風險管理審計，將內部審計自身的監督職能與企業的經營目標有機地結合起來，充分發揮內部審計在企業經營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一、風險的基本概念及相關知識
1.風險：《國際內部審計專業實務框架》將風險定義為，對實現目標有影響的事件實際發生的可能性。其衡量結果是后果和不確定性。
2.風險的特征：不確定性、未來性、目標性和雙面性。
3.風險的種類：《中央企業全面風險管理指引》將企業的風險分為戰略風險、運營風險、財務風險、市場風險和法律風險。要求企業辨別出對戰略和經營目標影響最突出的重大風險，進行重點管理。
4.風險管理：《中央企業全面風險管理指引》指出，風險管理是圍繞公司的總體經營目標，在公司管理中各個環節和經營過程中推行風險管理流程，培養風險管理文化，建立風險管理體系，為企業經營目標的順利實現提供可行的、合理的保證。
5.風險管理的目標，主要包括3個方面，一是降低風險發生的可能性；二是使企業的目標實現的更好；三是在降低風險發生的可能性的同時，使企業的目標實現的更好。
二、傳統模式下的內部審計已不適應企業發展的需要
從傳統的內部審計看，其審計范圍大多局限于經濟責任審計和財務收支審計，并且這兩項審計工作還只是單純的查錯防弊，且均是事后審計，很難做到事前監督、事中控制，內部審計工作所要達到的效果不明顯。
對于經濟責任審計而言，基本是干部新的工作崗位已經確定，干部管理部門才下達“干部離任經濟責任審計委托書”，根本做不到先審后離，如果離任干部沒有原則性的錯誤和失職，審計結論不會對其造成任何影響，審計工作成了走過場，審計結論不能真正成為選拔任用干部的依據。
財務收支審計是筆者所在公司前些年開展較多的一項審計項目，原則上每年對下屬的十幾個分支機構進行財務收支審計，但也僅僅局限于賬務處理是否合理、有無錯賬等查錯審計方面，基本都是一些會計核算問題，提出的問題也都是賬務處理的合規性、合法性問題。與通過審計結論對企業的經營活動進行監督并以提高企業經濟效益為目的的審計模式相比，有很大的區別。
無論是經濟責任審計還是財務收支審計，筆者所在的公司，傳統的審計過程均是從制度審核入手，問卷式的內控調查方式不痛不癢，可有可無，回答的嚴絲合縫，反映的表象是管理嚴謹；而實際操作中往往是有令不止，有度不行。通過制度審核往往只是了解了企業的基本管理情況，實際審核時，仍然是循序漸進，按部就班，按業務的發生順序進行審計，往往就是一些報表數據的統計工作。審計結束后，只是提些不大不小的問題，對企業經濟效益的提高意義不大，所以審計的結果也不能夠引起管理層的足夠重視，相反卻引起各個相關部門的抵觸情緒。長期下來，勢必造成審計部門在企業中的地位低下，提出的審計建議被審計單位不得不改，卻又應付了事，整改不到位，推進困難。
三、嘗試開展風險管理工作
風險導向審計是內部審計發展的方向，它注重的是風險預知，風險管控，弱化了循序漸進的審計模式，節約了審計資源，提高了審計效率和審計質量。
筆者所在的公司2010年進行了重組，按照新公司風險管理的需要，每年需開展風險信息搜集及評估工作，并編制全面分風險管理報告。依照風險類別，審計部門嘗試組織公司管理層、中干層和普通技職人員進行了風險管理初始信息的填列、收集工作，并在此基礎上進行風險排序。結合公司的實際狀況，經管理層評估，確定公司的十項重大風險，見下表。
針對十大風險，審計部門組織各風險相關部門分別制定了管理策略和解決方案，如：
(一)針對現金流風險，其管理策略為：通過資金預算管理、融資渠道拓寬、資金及時回籠、資產清理盤活等策略的實施，確保公司科研生產正常進行。
其解決方案：1.加速貨幣資金的回籠。杜絕增加并逐步減小應收賬款余額；加強陳欠款的清理；多渠道幫助經銷商融資，縮短回款時間；逐步完善經銷商信用等級評價。
2.提高貨幣資金的使用效率。嚴格執行年度收支預算制度，合理安排使用資金；執行貨幣資金的授權審批制度；重新劃定對供應商的付款原則，增強供應商信心，防止供貨中斷。
3.增強外部融資能力。充分利用大集團提供擔保的平臺及信息網絡，增強融資能力；拓寬融資渠道；隨時關注國家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掌握宏觀調控方向，調整信貸比例。
4.清理盤活資產。提高資產運營能力、清理閑置資產，提高資產使用效率。
(二)針對成本費用風險，制定的財務成本管理策略為：借助于集團公司本年度“成本領先”工程的開展，通過降低單車成本、優化車型配置、降低單車廢品率和提高勞動生產率等具體項目的實施，進行有效控制風險的發生。
制定的財務成本解決方案為：事前：制定年度成本費用預算指標；事中：嚴格按成本費用預算指標予以控制；事后：分析預算執行情況，若實際與預算存在差異，找出形成差異的原因及解決辦法。
制定的采購成本管理策略為：不同公司同類車型產品價格還原配置后價格對標；同類產品還原配置后價格對標；精準價格基準核算模型。
制定的采購成本解決方案：事前：二嚴，嚴格要求按價格審定流程執行，嚴把價格審定關；事中：三查，抽查價格審定情況，詳查價格審定情況，追查有反饋價格的情況；事后：三分析，分析問題產生原因，分析解決方案，分析杜絕再出問題的解決方式。
審計部門通過在全公司范圍內全面推廣風險管理調查、相關培訓，將十大風險分解為58項具體風險，以“問題跟蹤表”的方式落實到責任單位，并要求各單位提出管控措施。2010年成立《風險管理及審計委員會》后，明確了“委員會”的組織機構及其職能，定期召開了風險管理會議，初步建立了全面風險管理體系，對風險管理工作的推進起到了很好的促進作用。不僅增強了公司全體員工對風險防范的意識，更使風險管理成為一種理念，而且從風險管控的角度對業務流程進行了完善，增強了公司內部風險管理的水平，提升了風險規避的能力。
四、開展專項風險管理審計
風險管理審計要考慮公司管理層的風險偏好，其核心內容是企業的各種風險，站在公司治理的角度，從歷史上曾出現及未來可能出現的風險問題入手，選擇適合的審計項目，采用系統化、規范化的方法，通過對存在風險的辨析，將抽象的風險概念具體到日常的經營管理事件。
通過審前調查來了解被審計單位的資本情況，圍繞審計目標，制定審計方案，確定重點審計內容，以便從具體的管理情況入手開展審計活動，使審計工作緊緊圍繞企業重點、熱點問題展開，將審計問題提升到經營層面和決策層面的高度。
第5篇：財務風險和解決辦法范文
最近幾年，中小企業在我國正處于一個非常好的發展時期，并且發展到了至關重要的時期。如果想要中小企業健康有序的發展，則必須要加強企業財務管理，而財務管理目標則是做好財務工作的基礎和前提。
1 我國中小企業的概況及其特點
1.1 我國中小企業的概況
我國的中小企業數量繁多，已經超過一萬戶，在全國企業中占99%，而其中不到300人的小企業就占95.8%。而這些中小企業創造出來的價值在全國生產總值中占60%左右，也給我國80%以上的城鎮及農民工提供了就業崗位，給國家上繳的稅收也占國家稅收總額的50%以上，所以在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過程中，中小企業的地位和作用也在不斷增強，而且在拉動內需、推動創新、提高經濟、擴大出口和解決就業等方面不斷發揮著重要作用。
1.2 我國中小企業的特點
（1）中小企業規模小數量多且生產方式和經營方式靈活多變。
（2）股份制公司少，股份制上市公司更是鳳毛麟角，在總體上來說是所有制結構比較單一。
（3）中小企業更多地是關注本企業的獲利情況，要比其他企業更加的迫切的追求利潤增長；
（4）中小企業的管理體制相對不健全，管理水平普遍不高；
（5）由于職工流動性比較大，下崗和跳槽的員工比較頻繁，因此中小企業在財務決策中就很少考慮到員工的利益。
2 要實現中小企業的財務管理目標是現實選擇
2.1 實現中小企業的利潤最大化
中小企業財務管理應以實現企業利潤的最大化為目標。中小企業利潤的最大化目標的優點，就是企業如果想要追求利潤最大化，那就必須做好經濟核算，同時加強財務管理，并引進先進的生產技術，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使產品的成本降低。所有這些措施，都是有利于中小企業的資源整合與配置，這樣就更有利于中小企業的整體經濟效益的有效提升。
2.2 實現股東利益的最大化
中小企業財務管理也要以實現股東的財富最大化為目標。特別是在上市公司，股東財富就是由其所持有的股票數量及其股票市場價格所決定的。在擁有一定數量股票時，股票價格提升的越高，股東財富增值就最大。因此上與利潤最大化相比，實現股東財富最大化的優點是：在考慮了風險因素后；是能避免企業短期行為的；而對于上市公司而言，實現股東財富最大化目標是非常容易量化，且便于考核和獎懲的。
2.3 實現企業價值的最大化
企業財務管理最主要也是以實現中小企業的價值最大化為目標的。我們可以把中小企業的價值理解為中小企業所有者的權益在市場價值中的有效體現，也可以說是中小企業所能創造出來的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想要實現中小企業價值最大化，中小企業就必須采用最優質的財務政策，充分考慮資金的時間價值以及風險與報酬之間的關系，確保中小企業在長期穩定發展的基礎上，使中小企業的總價值達到最大。
3 我國中小企業無法實現利潤最大化的原因
由上述我國中小企業的特點我們不難看出，財務管理目標的現實選擇，是由于我國中小企業大多沒進行股份制改造，即便有少數中小企業也發行了股票，但是股票也大多都不能上市流通，從而導致股東財富最大化和企業價值最大化目標以及無法實現企業利潤的最大化的最主要的原因，且可操作性不大，因此，中小企業的財務管理目標不大可能是無法實現股東財富最大化和企業價值最大化的主要原因。盡管有人認為，中小企業實現利潤最大化很容易使企業為了追求利潤而不顧及其長遠利益，并會導致中小企業財務決策的短期化，從而直接影響中小企業的長遠發展。但是也有人認為真正的中小企業利潤最大化指的是更長時期內的利潤最大化的實現，而且它必須是要建立在可持續發展基礎上的。
4 實現中小企業在以可持續發展的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必須抓好以下幾個方面
4.1 提高中小企業凈資產收益率，增強中小企業盈利能力
中小企業的凈資產收益率就是凈利潤與凈資產之間的比率，也是杜邦財務分析體系的最核心指標，我們可以通過這一指標，找出影響中小企業利潤高低的主要因素及解決辦法。從而我們就要求中小企業應擴大銷售收入，并最大限度的降低產品成本和費用，努力加強中小企業內部財務管理，同時也可以適度的負債經營，要充分發揮中小企業財務管理的杠桿作用，使企業能夠更多的獲得利潤。
4.2 提高中小企業的償債能力，增強中小企業的籌資能力
中小企業適度的負債經營可以發揮財務管理的杠桿效應，但是如果負債過多就會加重中小企業的經濟負擔，更加大了企業的財務風險。與此同時，企業的償債能力是決定中小企業的投資人，在投資時據以借貸的評判標準，因此有效的提高企業的償債能力，也會緩解中小企業籌資難的問題。企業追求利潤的最大化更是有助于中小企業提高償債能力。
4.3 中小企業一定要保持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第6篇：財務風險和解決辦法范文
當前，有關管理人員沒有認識到會計審核工作的重要性，會計審核工作是公路管理的核心內容。正是因為這一點，部分公路管理單位缺乏先進的會計制度觀念，會計審核人員缺乏相關知識，這將直接阻礙會計審計工作前行步伐。然而在實踐過程中，管理單位主要實施事后的審計、核算、調查，使會計工作嚴重滯后，忽視了審計工作的重要作用，大大削弱了單位的內部控制意識，使管理單位難以實現預期的會計審計效率。
二、完善新會計準則下公路管理單位會計審計的具體策略
(一)培養專業的審計工作隊伍想要使管理工作順利完成，就需要培養專業的審計工作隊伍，培養專業的審計人員有以下三點：一是單位應建立完善的學習制度，提高會計人員的學習能力，加強會計專業知識學習，提高專業素養和責任意識，促使會計審計工作者全面掌握新會計制度和先進計算機技術等環節的知識不斷增強其業務能力。二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工作人員完成預期任務目標后，要總結經驗和教訓，為接下來的任務目標順利開展提供堅實基礎。三是做好會計審計的管理工作。管理工作是其中最重要的，相關人員在實踐操作中，要結合自身特點，制定相應的管理體系并嚴格根據基本原則、科學立場，有針對性地開展業務工作，要全面了解審計工作者為會計管理培養專業素質高的會計人才隊伍。
(二)增強會計審計的獨立性會計審計工作只有具備權威性，其作用才會得到良好保證。如果缺乏獨立性，將會阻礙職能作用的發揮，就很難實現經濟的有效監督。在新會計準則的普及下，對于內部審計工作有了更高的要求，尤其強調實現審計的獨立性。為了增強會計審計的獨立性，不僅公路管理單位要設立專門的審計機構，將其獨立于被審計部門之外而且相關工作人員也應具備獨立性，避免發生利益相關聯的情況，實現審計的規范性、獨立性。
(三)推動審計工作有效進行當前，審計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是核心內容，所以公路管理單位必須要高度重視審計工作，為了審計工作的正常運行，不僅要科學合理的評價單位內所有活動，體現單位的實際生產經營狀況，為單位領導者提供正確有力的依據；還要制定一套內部控制的制度，讓其貫穿于各個管理環節中，嚴格根據相關財經法律法規和單位具體情況，強化會計核算及其監督工作，清晰劃分各部門、崗位的工作任務，嚴厲禁止出現控制真空情況。
(四)探索適應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新的審計工作思路要想突破會計管理工作中死板的經驗，就需要總結過去失敗和成功的經驗教訓，要放棄過去的條條框框，不斷創新發展，要有新的嘗試、新的思考、新的經驗，在會計工作的體制上、機制上、制度上、規范化、創新化力求站在審計工作的最前沿。
(五)培養專業的審計人員。培養專業的審計人與培養專業的審計工作隊伍是一樣的，都有三點。其中最重要的是學習，審計人員只有不斷的學習專業知識提高自身專業素質。管理單位內部要形成一個良好的學習制度，要加強新會計準則和計算機操作知識的學習，將理論知識和實踐知識結合起來。二是要注意理論和實踐的結合，理論要在實踐中總結，每次審計工作都要注意實踐總結，這樣才會不斷進步發展，提高自身處理問題的能力。三是加強會計審計工作的管理，這要求審計工作者有良好的職業素養，要有堅定的立場與原則。管理的業務工作必須是有計劃、有要求、有考核，以構成一套完善的管理體系，這對審計人員的專業素養的提高有很大的幫助。為管理工作培養一批具有高素質、高業務水平的專業人員。
三、結語
第7篇：財務風險和解決辦法范文
西方各國的工業史表明，最初階段的發展重點在基礎工業，如原料工業、動力工業、鋼鐵工業、重化工、建筑材料工業、交通運輸業等，原料和能源消耗居高不下。所走的是一條大量消耗資源和污染破壞環境的路。雖然推進了社會的發展，卻也付出慘痛代價，進入后工業化時期，由于生態技術的引入，產業結構的調整，對于原材料和非可再生資源的消耗逐漸減少，對環境的破壞也明顯下降。緩解了社會發展對資源和環境帶來的壓力。近二十年來，我國的生態型工業園區借鑒國外的技術理念也日趨成熟，在全國大中城市有了很好的案例，但是目前國內工業園區的建設還遠遠的不能實現資源利用的最大化和廢物排放最小化這一目標，工業園區景觀的生態設計只停留在綠化層面上，沒有深入探討和研究。環境問題依然得不到根本的解決辦法。
二、系統性風險壓力
工業園區是大面積的建設，并且擁有多個決策者的系統。園區內的生態體系如果沒有一個很優良的規劃，將會使工業園區面臨著巨大的風險壓力。生態風險是指在一定區域內，具有不確定性的事件或過程對生態系統及其組分可能產生的不利影響，從而導致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的損傷，危及生態系統的安全和健康，增加生態系統的赤字。Heikkila等提出一般工業園區中的生態風險來源分別為內部風險(物流與設置、、生產、人力以及財務風險)、受外部影響風險(市場風險、社會風險與其他風險)、影響外部的風險(產品、環境、災難和社會問題)、信息風險以及決策風險，那么塑造生態型工業園區景觀屬于影響外部的風險。TuderT認為生態工業園區存在不少不足：系統潛在的脆弱性，生態工業園區的規劃設計，發展方向和實施監控各個階段都存在問題。工業園區的生態風險壓力具有以下多方面特性：
1、經濟的損失性生態工業園區的規劃方案設計，基礎設施的建設，廢棄物交換利用技術，企業建設等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由于風險的存在，可能會造成財產的損失和實際價值的下降。
2、組分系統的危害性一個生態系統或整個景觀系統受到外部干擾，生態系統作為風險承受者及其組分將有可能產生結構和功能的損傷，導致生態系統內物種的病變、植被交替成長過程的中斷和改變，生物的種類的減少等，從而減少該系統的健康、遺傳結構、生產力、經濟價值和美學價值。
3、環境的破壞性主要指生產過程中的污染破壞與生態破壞。前者廢棄物的排放引起了環境污染的損失，后者之自然資源的非可持續開發和利用導致的生態退化損失，污染損失包括水體、河流與海洋的污染、大氣污染、水土流失、土壤污染、森林與草原的退化等損失。生態退化包括礦產資源、化石資源、淡水資源、土地資源、生物物種的損失等。
4、外部因素的不可抗拒性一些外部因素毫無預料的發生，決策者和當事人無法抵制或者改變的原因或者情況，具有不能遇見、不能避免和不能克服的特點。主要包括自然災害，政府行為和社會異常事件等。生態工業園是自然系統和社會系統的子系統。受到自然災害，地區戰亂、罷工、疾病、匯率、國際政治環境等不可抗拒性因素影響。也無法預計風險所發生的時間、地點、強度、范圍及原因。
三．整體生態基礎薄弱
工業革命以來，工業使社會不斷的發展工業園區也隨之增長，大量的建設。工業用地在城市建設用地中的比例一般為15％一25％，成為了城市的主要功能區域，成為城市發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大量的工業園區建設給城市帶來發展的同時也出現了一系列生態問題，例如：資源的浪費、環境的污染和生態的破壞，在過去的100多年里，人們只注重工業帶給人的方便與進步，而沒有意識到它的破環性，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沒有顧及沒有目的的生產制造、破壞和污染，結果給人類的生活環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壞，土地鹽堿化和沙漠化非常嚴重，河流海洋等水資源被嚴重污染．非可再生資源的浪費，以及大氣和空氣的污染，動物和植被的變種與滅絕，人的身體健康越來越脆弱，大大的破壞了人類生活的生態平衡。工業園區的生態基礎相當脆弱。直到上個世紀60～90年代里，人們才提出可持續發展戰略，有意識的在保護自然，資源節約利用。和對生態環境的維護的前提下從事工業園區的規劃和生產建設。這是個艱巨的任務，人類的目前的任務不但是要確保當下的生產建設不對自然和生態以及生活環境產生破壞，還要加大力量保護100多年以來已經被破壞的生態環境。
四、現代景觀生態設計的含義與工業景觀生態設計的意義
現代景觀生態設計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是指以景觀生態學的原理和方法來進行的景觀規劃設計，主要側重于景觀空間格局的變化和空間過程的相互聯系。景觀空間格局包括生態斑塊、生態基質、生態廊道、生態邊界等元素，這些元素在規劃設計的時候要有良好的銜接性和異質性。廣義是指運用生態學(生物生態學、系統生態學、人類生態學和景觀生態學等)的原理和知識的運用，對某個大尺度、大規模的景觀場地進行規劃和設計，在這一層面上的景觀生態設計實質上是對自然景觀保護的生態設計。現代意義上的工業景觀生態設計主要是由于工業發展對自然環境和人的身心健康的雙重破壞而興起，以協調人和自然和諧相處的目標為己任。與以往的工業園區景觀設計相比較，根本區別在于現代景觀生態設計主要創作對象是人，是以創造適合人的生活環境為主要因素，設計形成一個完整的人類生活的生態系統，強調人類和自然環境協調發展的可持續發展觀。
五、現代景觀生態設計結婚自然
麥克哈格在《設計結合自然》中對生態設計有全面深入的分析論述及實踐經驗。他指出“人類必須要改變價值觀念不單是需要對人類和自然的關系持有較為正確的觀點，并且需要一個相對成熟的工作方法來保證我們中少數人的工作不會產生更多的掠奪性”，“人和自然的關系問題不是一個為人類表演的舞臺提供裝飾性背景．或者甚至為了改善一下骯臟的城市，而是需要把自然作為生命的源泉、社會的環境、育人的老師、神圣的場所來維護”。劉易斯．芒福德在為《設計結合自然》寫的緒言中指出：“為了建立必要的自覺的觀念、合乎道德的評價準則、有秩序的機制。在處理環境的每一個方面時取得深思熟慮的美的表現形式。麥克哈格既不把重點放在設計上面，也不放在自然本身上面，而是把重點放在介詞“結合”(with)上面，這包含著人類的合作和生物伙伴關系的意思。他尋求的不是武斷的硬性的設計，而是最充分利用自然提供的潛力”。現代工業景觀生態設計結合自然主要表現在尊重自然的地方性、保護與節約自然成本、自然的自我維護能力和對自然的保留。
1、尊重自然的本土地方性當地人的生活方式是對環境的理解和對場所生活經驗的衍生和積淀。一個良好的場所規劃設計必須首先考慮當地的自然特色和傳統文化，這樣才能更加適宜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2、保護與減少資源浪費生態設計還包含對不可再生資源加以保護和節約使用，和對可再生資源的保本取息的采用方式。盡可能減少對能源、水、土地和生物資源的使用，采用新技術利用自然的過程能量，如水、風、光等能量，來代替能源的消耗。重新規劃利用廢棄的土地資源和重新利用包括植被、土壤、磚石以及廢舊設施等服務于新的功能。在自然生態系統中，物質和能量的交換是一個流動和循環的系統，因此，大自然沒有廢物，在生態設計的時候應考慮其生態代價，包括資源的消耗，環境的污染、棲息地的喪失等生態結構的破壞。
3、自然的自我維護能力自然是一個健康的生態系統，都有一個完善的食物鏈和營養級，例如秋落葉的變廢物為營養．返還地表水，補充地下水等都屬于自然的自我維護能力，熱力學第二定律告訴我們，一個系統當向外界開放，吸收能量、物質和信息時，就會不斷進化，從低級走向高級，自然的自我維護能力是寬宏大量的。包含了不同的生物鏈和生物物種。他們循環的生長和延續。維持了自然的生態系統的健康和高效。人類與自然相合作的設計就是應該尊重其本身的生態結構和維護其生態的多樣性，主動地維護自然的生態結構，讓自然的自我維護能力發揮作用，保持自然環境的生態平衡和完整。
4、對自然的保留和顯露設計的過程中對自然的保留能幫助我們看見并且關注人類在大地上留下的痕跡，把被隱藏和看不見的系統和過程顯露出來，讓復雜的自然過程可見和可以理解，并且強調人與自然尚未被認識的聯系。美國伊利諾大學的全國景觀設計展中，以“生態顯露設計”為主題，即“顯露和解釋生態現象、過程和關系的景觀設計”。“顯露自然”作為現代景觀生態設計的一個重要設計理念和美學原理，受到設計領域的越來越大的重視和采用。
第8篇：財務風險和解決辦法范文
關鍵詞：IRR模型 非自愿移民 貧困風險 反貧困 保障
在20世紀的最后20年中，由發展項目導致的非自愿移民的數量每年大約有10000000左右，20年中全球總共有大約200000000移民。由于大規模頻繁移民引起不良后果，使得移民問題成為一個全球性的問題。
一、社會公平和強制性移民
因發展而需要進行強制性移民的說法體現了發展本身固有的有悖常理的矛盾。由于這種移民表現出發展的收益和損失的不公平分配現象，從而導致了較多的道德問題。
強制性移民是由于修建新的企業、灌溉工程、高速公路、電站等基礎設施或者如醫院、學校、飛機場等城市公用設施而引起的，這些項目毫無疑問是必需的，它們改善了許多人的生活水平，提供就業機會并且提供了更好的服務。但是由這些項目引起的非自愿移民同時也會給有些群體帶來不公平的負擔。因為國家政府的介人，移民的權力往往會受到限制，而這種介入的方式往往會使移民的情況變得更糟，這就引起了許多有關社會公正和平等的爭議。“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的原則被一貫用來說明非自愿移民的合理性，實際上，這個原則經常被濫用并且被演變成一種為了忍受可以避免的傷害的不正當的理由。結果是發展的成本和收益的不公平分配，一些人享受著發展的成果，而其他人則承受著發展帶來的痛苦。
非自愿移民的最廣泛的影響就是導致了相當一部分人的貧窮。在印度，研究人員發現，近40年來大致有20000000人由于國家發展計劃所需而被強制移民，但其中75％的移民沒有得到“妥善安置”，他們的生活水平沒有恢復到先前水平。實際上，在印度大多數移民已陷入貧困之中。
但是這并不僅僅發生在印度。在許多發展中國家，這種非自愿移民帶來的貧困以及社會不公平現象也很明顯。在每個案例中物質和文化上的損失是巨大的。比較嚴重的結果是當強制性移民面臨政治壓力的時候。強制性遷移使某些群體受到社會排斥，包括被原有地域的自然排斥和被一套正在運行的社會網絡的經濟和社會方面的排斥。這種排斥的概念更有助于對非自愿移民產生貧困的理解。Sen進一步地評論過各種形式的社會排斥有悖于發展的本質，因為發展是為了不斷取得更大的自由。
然而發展將繼續要求改變對土地和水的使用，這樣有時就會不可避免地產生不同程度的人口遷移。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發展的收益和代價的不平等分配本身是必然的或道德上是正當的。實際上，這種不平等完全有悖于發展的目標，沒有理由接受這種生存空間的再安排和由此帶來的損害，而認為是不可避免的悲劇。無論何時只要發展導致了風險和確實可以預測的損失，我們都應該不容置疑地堅持社會公正和平等的原則，尊重公民的權利。
如果貧困是移民過程中可能出現的風險，移民工作的挑戰便是如何避免風險以及提供安全保障，這樣通過減少一些可避免的弊端來提高發展的效益。我們不可能阻止每一種負面影響，但是可以在有財政支持的情況下因地制宜，制定合理的措施以使發展帶來的損失和效益的分配更趨平等。在開明的政策引導下，一定可以比現狀更有效地保護公民的權利、人的尊嚴以及作為非自愿移民而享有的經濟權利。
那種使許多人遷移但只安置了一部分人的傳統計劃方法沒有很好地避免風險和保障移民權利。沒有社會的安全措施，失敗就會重現。在許多案例中，移民工作者都沒能夠降低移民的傷亡和貧困，但是這種僅有遷移而不安置的做法歸咎于許多國家內現行政策的固有缺陷，并不僅僅是計劃程序的原因。我們認為這種所謂的“發展”政策以及由此而產生的計劃方法必須糾正過來或改變。
實踐證明，有效的方法可以完全避免非自愿移民或者至少減少移民規模，盡管從歷史的角度看，移民作為發展的一種形式不可避免，但并非規劃者所提議的每一個工程的移民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即使移民不可避免，移民的結果也并非都造成大量的貧困，因而對貧困不應該一味忍受。有很多方法可以減少移民的困境和對社會經濟的負面影響。
從經濟和道德的角度看，糾正移民受到的不平等待遇，讓他們共同分享發展的利益，不僅僅是可行的，也是必須的。以平等為指導原則的移民工作，能夠避免長期貧困，并且對國家和地方的經濟都有益處，這種移民可稱之為具有社會責任感的移民。然而，那些批準和設計有移民的項目的人經常地喪失了“公平原則”，這些原則本可以指導他們如何分配項目資源以及防止或減少貧困化風險。為了幫助發展這種平等原則，本文提出一種移民工作中的風險和重建模型，它指出了移民規劃和財政支持政策和方法中的許多缺陷，并且提出一些改良移民政策和實踐的建議。 二、風險和風險避免模型
以下我們給出一種非自愿移民的理論模型，這個模型能說明移民中引起貧困的內在風險，并提供了一些方法來抵消或減少這些風險，這個理論模型被定義為移民中的貧困風險和重建模型，簡稱IRR模型。這個模型的主要目的是：①說明在大規模的非自愿移民這樣一個很重要的任務中會發生的情況。②創建一種理論的。可靠的手段，在政策、規劃和項目實踐活動等方面給予指導以消除負面影響。我們相信這個模型能發揮解釋、診斷、預測以及規劃功能，這樣可以為復雜的移民情況作一個知識性的指導。
在提出這個IRR模型過程中，我們首先強調關于移民研究的理論模型的必要性，并且對以前的類似模型進行了簡要的回顧。我們還討論了難民和移民之間的共同點，以及這個移民模型適用于難民研究的可能性。其次，我們明確這個模式的4種功能，并且進一步明確和記錄每一個貧困的主要風險。在下一部分中，我們逆向使用這個模型，討論模型如何提出消除風險的方法以及如何基于“恢復經濟”的原則，指導重建移民生活的策略。最后是移民操作和分析方法方面，對當前主流做法與新模型提出的做法進行比較，并且提出改進移民實踐和研究的建議。
在這些年中，在新的土地上規劃居民定居點的研究者們已經提出幾個理論上的模型來描述規劃定居點的過程。在20世紀60年代末，Chambers定義了一種描述在非洲土地定居生活的演變過程的三階段通用模型。不久，拉丁美洲的Nelson在綜合了新土地安置的許多經驗的基礎上驗證了這種模型。Chambers和Nelson的模型中都概括了自愿移民的經驗以及土地安置項目管理的機構或組織的重要性。
在這些早期思想基礎上，Scudder和Colson在1982年提出將安置模式分為四階段：招募、過渡、發展和合作／移交。這個模型主要是按照階段進行建模的，它關心移民的壓力以及每一階段他們具體的行為反應。起初，這個模型被應用于自愿移民過程中。后來，Scudder也把它用到一些非自愿移民項目中，但僅局限于那些經歷了所有4個階段的成功的非自愿移民案例，因為這一模型不適用于失敗的和沒有完成最后兩個階段的移民案例。
回顧先前主要的難民研究，我們注意到由Em-mannuel Marx提出的用以解釋難民狀況的理論模型。這個模型以社會學的網絡理論為基礎，圍繞作者所說的“難民的社會世界”展開。
從一個理論模型到另一個，這些把大量的知識經驗濃縮到模型和理論框架中的努力，已經創造了智能的工具，可用來幫助研究人員解釋他們獨特領域的成果。它們已經幫助說明了規律，并且建立了關于移民過程的理論。然而除了這些優點外，在一些重要的方面這些模式并不是很有效。沒有一個模式曾經注重過貧困的開始、產生以及脫貧的過程。以上提到的理論模型中，只有一個，即Scudder-Colson模型，可以應用于非自愿移民，但它也僅僅適用于成功的移民。然而歷史地講，大部分非自愿移民是不成功的，失敗的移民所累積的影響并沒有在Scudder-Colson的階段模型中被模擬。
正如Scudder陳述的那樣，在文獻（de Wet 1988，Partridge 1989）中曾經有過圍繞這些理論模式的深層次討論，然而很不充分。但是大家都普遍認為，有必要努力尋求一套理論來解釋和說明移民的復雜性。
在要求開發一種更綜合的理論模型方面，Brenchin，West和他們的同伴在有關從自然保護區內移民的大量著作中強烈提出過。他們主張的許多涉及非自愿移民的發展決策并沒有充分預料到對移民的全面影響。因而非常需要一種可以解釋和預言移民的累積影響并且可以提供一種實踐中的引導的模型。他們寫到：
被專家和學者很少理解的似乎是移民安置的社會影響。當居民被迫遷移時，一些通常的影響可以被預料，但是對社區或其他社會組織所產生的集體的社會影響卻因案例不同而差異很大，直到今天仍沒有一種模型能預測累積的影響。
文章所提出的貧困風險和重建模型主要目的，是為了使“累積影響”能被理解，從不同的方面和他們的內部聯系。通過對組成整體的各部分過程建立模型，并且通過深思熟慮建立阻止和減少風險的機制。這個模型的建立及其取得的進步是以先前提到的模型經驗總結為基礎的。
相對來說，IRR模型是近年來才建立和開發起來的，在20世紀90年代，一系列的研究為模型的建立與發展奠定了基礎。該模型的最初的版本在1993～1994年，首次被大范圍應用于近200個世行項目的移民檢查。模型主要是基于經驗和理論而開發的。經驗上，主要來自于20世紀最后25年以來，世界范圍內的關于移民方面的經驗的積累，參考了許多國家關于該方面的研究報告。理論上，主要得益于同一時期的移民理論方面的最新發展水平。①
①關于移民理論研究的各主要領域的最新發展水平在Cernea，1999年中已經進行了詳細的討論；也可參考Cuggenheim，1994年出版的非自愿移民的參考文獻，但由于該出版物是1994年出版的，而之后的大量的移民文獻繼續以爆炸性的速度在增長。
三、難民和移民狀況中的類似之處
如在本文的最后部分所展示的那樣，IRR模型在一些移民研究和實際實施中已經被應用過。然而，最近出現的一個問題是：最初為解釋開發項目引起的移民問題建立的這個模型，是否也有助于研究難民安置。這個問題出現于難民研究和移民研究之間建立溝通的嘗試與趨勢中，這種趨勢越來越明顯和普及。實際上，因發展而導致的非自愿移民與為逃離暴力（戰爭或武力沖突）的難民之間有許多很相似的社會經濟問題。這兩部分人口占全世界范圍內遷移人口總數的很大比例。最近分別對移民和沖突后重建家園的難民的研究表明，他們之間有很大的聯系。
為了拉近這兩個領域的距離，很有必要首先在內部建立各自的理論。從兩者的特殊性和個性中概括出一般性的常識，以說明這兩類人口狀況的共同之處。每一個領域必須努力提出新的觀點。成果目錄、結構性的對比以及理論模型，為建立兩者知識的最終結合作智力上的儲備。如Harrell-Bond和Voutira在關于主要國際機構的實踐上正確指出的一樣，要克服這種知識間的相互交流會有體制上的困難。但這并不會降低那些為知識整合而努力的學者的作用，實際上這反而加強了這種作用。考慮到可比的前景，Harrell-Bond和Voutira也強調“提出一種能夠適用于非自愿移民中各種不同情況（貧困、內戰或發展項目）的關于移民的理論模型”的挑戰性和難度。Voutira和Harrell-Bond強調說：“實際上對于各類移民……從方法論上說（貧困）可以用來作為難民和被驅逐經歷的共同特性”。然而因為貧困的原因和“成功”的定義不相同，因而很有必要保留這種差異的情況。
實際上，問題不是取一個理論模型并且應用或改變它的位置到在另一種過程中。挑戰主要是檢驗它作為一個研究工具所提供的增量價值以及創造性地使用它來說明其它過程。在這方面，Kibreab認為這個IRR模型是作為適用的工具可以應用于相關難民的研究和實際救濟工作中。“不管移民和難民狀況表面上的不同”，Kibreab寫到，“最近一項考查表明所謂的區別并不限制這個模型的適用范圍，而是使它更相關”。
四、IRR模型的四個基本功能
IRR模型關注于非自愿移民和重建這兩個過程中的社會和經濟方面的問題，這個模型在記錄當時的活動方面非常同步，但是它也能及時地反映移民沒有得到恢復的狀況。模型的核心思想是三個主要概念：風險、貧困和重建，其中每一部分又包含更具體的內容，如后面將會提到的，每一因素又反映出另一因素，貧困或重建的變化（如：失去土地、邊緣化、發病率以及社會解體）。這些變量間相互聯系相互影響，有的起著最初的作用，其他起著派生的作用（主要是作為給定環境下的一種功能），引進這些相互聯系的概念一定程度上拓寬了關于移民過程的理論討論，也有助于說明它的本性、內部聯系、病態機理以及社會經濟補救方法。
這個理論模型指出了潛在風險和已發生風險的差別。所有的非自愿移民極易導致嚴重的社會經濟風險，但不能消極地放任這些風險的發生。
我們利用風險的社會學概念來說明項目中的某些行為可能引發有害的影響——損失和破壞，這個風險概念是和安全相對的：移民的風險越高，移民的安全就越低。作為一個客觀事物，風險常常可以直接感知，也可通過科學手段來測量。風險的文化詮釋——社會風險或自然風險——能加強或減弱風險的嚴重性，甚至也可以忽略它，但這仍不能改變風險的客觀存在。
安置風險模型源于把綜合的、多方面的移民過程分解成可鑒別的、原則性的和通用的部分，包括：①喪失土地；②失業；③無家可歸；④邊緣化；⑤食品不安全；⑥發病率增加；⑦失去享有公共財產和服務的權利；⑧社會解體。本文將依次作進一步說明。
最重要的是模型的內部邏輯，它建議阻止或克服貧困以消除風險。這個過程可以通過確定目標戰略，以及足夠的財務支持來實現，這個模型將顯示必須采取的策略和方法：①從喪失土地到以土地為基礎的安置；②從失業到再就業；③從無家可歸到家園重建；④從邊緣化到融入社會；⑤從疾病增加到醫療保健改善；⑥從食品不安全到充足的營養的提供；⑦從財產損失到社區財產和服務的恢復；⑧從社會分化到社會網絡重建。
這個模型不僅強調可避免的風險，而且強調了重建策略——構造其用途作為重建行動的指南。像其他模型一樣，在要求或允許的既定條件下，為了減少某一個或某些因素的影響，可以通過重新設計，對模型的組成部分進行調整或“處理”。這就要求將這些變量通過它們之間的共同關系作為一個系統考慮，而不是將它們看成是一系列單個獨立的因素。
理解模型的各部分之間的相互聯系能使決策者更有效地采取措施減輕風險或挽回損失。作為一個概化的模板，模型也具有兼容性，可以整合其他相關的元素以及適應模型應用環境的變化。
除了實用于單個的項目外，這個模型還可以用于整體政策制訂中。它可以引導移民過程的社會參與者，包括政府和決策者，社會研究人員，項目設計者，移民，執行機構和其他相關團體。該模型還可以與其他模型進行連接，以補充其他觀點和知識。
模型的4個不同而又相互聯系的功能為：預測（警示和計劃）功能；診斷（解釋和評價）功能；解決問題的功能（在引導和調節移民重建方面）和研究功能（在提出假設并展開理論領域調查方面）。
每一種功能的簡要特性描述如下：
1．預測功能
這個模型的預測功能產生于模型對以前項目實施經驗的總結，這些經驗總結可以幫助工作人員預測隱藏在新環境中的問題，這些問題被概括為8個主要貧困風險，預測實際上就是可能要出現的重大社會問題的早期警示，這個警示可以在搬遷決定之前較長一段時間內進行討論。這樣，這個模型就使管理者和規劃者有能力預先了解到某種規劃可能帶來的風險。
這個功能的實際用途就是它能使計劃者和移民清楚地提前認識風險，尋求其它選擇以避免移民或提出減少移民的措施、降低成本的策略以及處理的方法與步驟。不能提前認識到顯著風險，政府、機構和計劃者只能給他們自己以及受影響群眾帶來更為嚴重的負面影響。
2．診斷功能
這個功能，首先把對項目的一般診斷轉變為對手邊的具體項目情況的現場診斷，來進行解釋和評估。模型的這個功能可以看作一個用來引導評估工作和衡量在給定條件下某個貧困風險強度的認識工具。
診斷功能的實際用途是向決定移民的政府官員和深受其害的移民們，揭示移民的風險和可能后果。這個具體的風險評價（診斷）為規劃項目和預防風險提供早期信息和重要建議。
3．解決問題功能
解決問題功能源于模型分析的透徹和它具體的行動導向，IRR模型重視移民中的社會成員，他們的相互作用。相互交流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為達到解決問題的目標，模型中鑒別貧困化風險的部分必須被完全倒轉，“堅持它的方向”，本文將進一步說明。通過從預測和診斷功能轉向提供行動指南，模型的實際功能大大提高。這個模型成為重建移民生活狀況，推進直接救濟機制和再發展的策略指南。
4．研究功能
對于社會工作者而言，IRR模型為他們進一步創建和組織的理論工作指明方向。模型激勵了關于在移民安置過程中的主要變量之間關系的假設的產生。同時探查關聯風險之間的相互聯系性、互補性或相互抵消性。
它的實際價值在于有利于以統一的方式搜集整理不同的數據，以及對文化背景相異，不同國家，時間相異條件下的相同參數進行比較。 五、移民的主要貧困風險
盡管對于不同項目，情況會有很大的不同，但許多移民研究人員的經驗成果表明其中有基本規律存在。這種基本規律形成了清楚的模型。對比這些經驗成果，我們識別出8種常見過程并建立了一個綜合的風險模型。這些過程影響的轉化和累積導致貧困的快速顯現。在移民發生之前，這些過程僅僅是面臨社會和經濟風險的威脅。一旦沒有進行合適的反作用，這些潛在的危險會轉變成嚴峻的貧困化災難的現實。
這些風險不僅威脅著移民，同時也會影響當地（區域）經濟，造成重要損失和破壞。個別風險強度會隨當地條件而變化。但是模型的功能使其有可能預測這種典型的風險，以及它們是否會在將來同樣可比的移民過程中會發生。下面是每一種重要風險的簡明闡述，并用一些經驗證據來說明。
1．喪失土地
土地被征用使人們失去了創建生產系統、商業活動以及生活條件的主要基礎，這就是移民失去資產和貧窮化的主要形式，因為他們失去了自然和資源。
除非是在另外為移民們重建生產系統，或者給予他們一份收入穩定的工作，否則，一旦失去土地，受影響家庭就會變得貧困。Nayak指出在印度奧里薩邦的Kisan部落土地被征收，而補償并沒有恢復他們的土地基礎，喪失土地的貧困沒有減輕，反而迅速演變成對部落的其他風險和損失。在印度的Rengal項目中，Ota報告到搬遷后沒有土地的家庭的比例超過以前的2倍——從4．6％到10．9％；同時，Reddy指出在Singrauli附近煤炭開采項目的移民中，沒有土地的人所占比例從搬遷前的20％飛躍到72％；對肯尼亞的kiambere水電站項目的社會學研究發現，移民后農民家庭的平均土地占有量從13公頃降到6公頃；牲畜減少超過1／3；每公頃玉米產量減少了68％，豆的產量減少75％，家庭收入從10908肯尼亞先令減少到1976先令——82％的損失。在印度尼西亞，Padjadjaran大學生態研究所對Saguling水庫的移民進行了調查，他們發現移民家庭的土地擁有量減少了47％，而且他們的收入也被減半。在巴西也有類似情況。人類學領域的研究成果表明，對于從事農業的家庭來說失去土地所產生的后果通常要比失去房屋要嚴重得多。
2．失業
不論是城區還是農村移民，對于那些工作在工廠、服務業或農場的人來說，失業的風險很高，然而創造新的就業很困難并且需要較多的投入，在實際的搬遷之后，移民們中的失業者和待業者還要忍受很長時間才可獲得一份工作。
失業大體上有三種來源：在城區，工人失去在企事業或服務業的工作；在農村，勞動力沒有土地并且沒有機會在別人的土地上勞動，也無法獲得公共財產制度下的財產使用權；自己經營的小生產者——手工藝人，小店主及其他也喪失了生意的人。在1993年的馬達加斯加的塔納湖平原項目調查中，一些小私營企業——工廠、食品店、手工作坊，由于移民后沒有權利獲得相應的補償，而且失去了原有的商業圈和顧客。在印度奧里薩邦的Talcher地區的五個村的部落戶主的調查中，發現失業率從9％增加到43．6％，其他就業人口的從業結構從第一產業大幅度轉移到第三產業，受影響的部落及世襲階層的收入水平減少了50％～80％。對一些移民提供短期的培訓能夠掌握一些技能，但并不是需要的工作。發達國家中也有類似的情況，在加拿大馬尼托巴湖的Churchill-Nelson水電站項目中，土著的居民生產安置計劃如：養魚、水禽捕捉、皮草加工等沒有被實施，研究者發現這個社區非生產性時間顯著的增長。
移民失業在搬遷后的一段時間后才會出現，而不是立即。因為在短時間內移民可以從項目開發相關工作中獲得就業。然而這樣的就業是很短而不持久的，幾個大壩項目證據表明可以通過臨時的新的建設來吸引一些移民以形成所謂“就業繁榮”，但隨著項目結束而結束。這就形成了移民中長期或臨時的失業問題。
3．失去房屋
也許對許多移民來說，失去家園是個暫時性的問題，但對有些失去家園者而言，卻是個長期擔憂的問題。從廣義的文化角度上說，失去自己的家園以及失去歸宿群體的文化空間會導致一種疏離隔絕之感。對于難民，無家可歸和“失去歸宿”是其定義所固有的。
有關喀麥隆Douala城市項目，2000多戶移民在建房時遇到困難，僅有5％的移民得到了貸款去支付被指定的宅基地的費用。據來自于中國丹江口水庫項目報告，大約20％的移民沒有房屋并且窮困。在一些地方，強行拆遷居民的房屋是為了快速逐出在無主土地上的合法居民（在烏干達的kibale公園）。當政府發動強制性的土地村有化政策并且強迫人們移民，家庭就會失去天然的資源和人工的財產并且要在長時期內忍受沒有居住地。如果拆遷房屋的補償是按市場價格進行估算而不是重置價格，那么移民房屋條件惡化的風險就會增加。
移民通常不能得到人力和財務支持以迅速重建房屋而被迫遷到“臨時”住所，這些住所類似于難民營，一夜之間就可建成。項目把“緊急住房中心”和“臨時安置帳篷”作為一種“臨時”后備措施（如印度卡納塔克邦的克利須那河上游大壩和灌區項目），然而卻經常演變成一種長期而不是短暫的情況。在北非毛里塔尼亞的Foum－Glebia灌溉項目中，881戶移民中只有200戶成功地重建了他們的房屋，其他人則住在帳篷或防水布下，并持續了2年或更長時間。在印度馬哈拉施特拉的Kukadi-Krishna灌溉子項目中發現，有59％的移民家庭在被搬遷后，仍住在臨時或半永久房屋中長達10到15年。然而可以通過充分的項目財務支持和及時的準備來避免移民無家可歸以及相關的失業、邊緣化和疾病的風險。
4．邊緣化
邊緣化是因為許多家庭失去了經濟能力和向地位低的社會階層變動過程中產生的。中等收入的農場主不會變得沒有土地，他們會變成小的土地所有者；小的店主和手工藝人會縮小規模且會跌到貧困線下。許多人在新的安置區無法使用他們以前所掌握的技能，人類資本喪失或者變得消極和無用。經濟的邊緣化常常伴隨有社會和心理的邊緣化，表現為社會地位的下降，對社會和自身沒有信心，不公平感以及極端的脆弱。這種強迫性的搬遷和移民們的犧牲會導致移民自我形象的貶低，并且由于移民的社會地位降低導致他們經常被安置區居民所歧視。
邊緣化是多重的，當移民們到了新的安置區時，他們的文化地位被削弱，在那里他們成為“陌生人”且沒有機會和權利。在移民計劃中往往忽略移民的心理邊緣化及其所產生的后果。但是文化和行為上的不適應、焦慮以及信心下降在許多地方都曾被廣泛報導過。早在搬遷開始之前，相應的經濟上的剝奪和邊緣化就初顯端倪，因為遠在項目建設之前，搬遷區的基礎設施和服務設施的建設就已經被停止了。部分但是顯著的耕地的喪失（如，因修建道路或渠道占用土地）導致了一些小型農場經濟上無法維持，雖然實際上他們似乎可以生存下去。當移民后靠安置時，他們在土地上被邊緣化，因為他們將失去河谷地帶的肥沃和高產的土地，而得到的卻是高程較高的而且貧瘠的土地。此外，邊緣化也出現在非農業收入來源的損失過程中，如在尼泊爾的Kule-hani水電項目和斯里蘭卡的Kotrnale項目中就曾經出現過。
對于城市移民，邊緣化在搬遷后的一段時期有一定程度地發生。例如，當移民得到一份臨時工作而不是得到一塊土地時，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其收入來源不是很穩定的。政府機構也默認這種移民邊緣化的持續，且他們認為移民無法恢復以前的生活水平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
5．食物沒有保障
強制性搬遷會導致移民臨時或長期的營養不良的風險增加。因為其熱量和蛋白質的攝入量低于人們正常的成長和工作的最低需要。
食品不安全和營養不良是未妥善安置移民的結果和癥狀。在實際遷移中，食物供應量和經濟收入都會突然猛跌。因為遷移后的新地方正常的食物生產能力可能需要幾年的時間才可得到恢復，因而有可能造成長期的饑餓和營養不良。Green就關于難民和移民的與糧食有關的風險問題給出了一個綜合的觀點，雖然二者之間有顯著差異。接著，Hakim在對印度古吉拉特邦的Vasava部落移民中的糧食風險和結果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在那里移民被強迫種植經濟作物來代替糧食作物。實際上這一點在所有的安置點都有報道。塞內加爾的Manantali大壩與水情管理項目所造成的負面影響，用“發展導致的糧食不安全”這一概念對其進行了形象的描述。在斯里蘭卡的維多利亞大壩工程中，大約有55％的重新安置家庭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一直在使用食物救濟卡。在中國的Bailiambe水庫工程中，移民人均耕地面積從搬遷前的0．087hm2降到安置后的0.027hm2，當地的食物生產因此供應不足。所以，幾年中必須有每年75000噸的糧食救濟。營養不良風險會增加疾病和死亡的風險，而且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早期的喪失土地和失業風險是否被有效降低。
6．發病率和死亡率的增加
大量的人口遷移會導致健康水平的嚴重下降。發展帶來的社會壓力和心理創傷有時會伴隨著與搬遷有關的疾病的爆發，特別是瘧疾和血吸蟲病等。不衛生的用水和不健全的排污系統更增加了慢性腹瀉和痢疾等疾病的感染。免疫力最弱的一些人群——如嬰兒、兒童、老人所受到的影響最大。
經驗表明移民在搬遷后對疾病的抵抗能力要比搬遷前低得多。大型基礎設施項目建設帶來的一個間接影響是，在項目區內那些沒有搬遷的群體的發病率也上升。總之，在缺乏安全的健康措施情況下，直接和間接的疾病影響包括：心理疾病、衛生疾病（如腹瀉與痢疾）、水介疾病（寄生蟲病）等。在斯里蘭卡，傷寒在維多利亞大壩附近傳播甚廣。在Mahawelis項目的第C號移民安置區，患瘧疾的人由8．9％升到15．6％。在加納的Akosombo地區，20世紀60年代的短短幾年中，血吸蟲病的發病率從移民前的1．8％迅速攀升，成年人中發病率高達75％，而在他們的孩子們中則高達100％。在毛里塔尼亞的Foum-Gleita灌溉項目中，學生中患有血吸蟲病的人增長到75％，農民的健康也因為引用臟水而惡化。在泰國的Nam Pong水庫中，檢查證實當地的發病率——肝蛭和鉤蟲感染要高于全省平均水平，這是由于惡劣的生活環境和不健全的水處理系統導致的。
這個風險模型中所包括的健康惡化和喪失住所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前就被討論過。研究表明脆弱群體，如老人，失去原有房屋的直接影響就是導致發病率和死亡率的上升。因為“社會壓力”而產生的精神上的疾病因年齡、性別、婚姻及職業狀況不同而有差別。
發病率的增加也會產生于新建水庫或新的水域周圍的意外事件中。由于缺乏正確的信息和預防措施，在印度尼西亞的Saguling水庫旁，在項目動工的最初14個月中，由于缺少必要的防護措施造成了一百多人溺死湖中。同樣，在印度尼西亞的Girata水庫，在蓄水后的頭10個月中，有10人溺死水中。
7.失去享有公共財產和服務的權利
對窮人而言，特別是沒有土地和資產的人們，無法使用安置區當地的公共財產（如牧場、森林、水域、墓地以及采石場等），從而造成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顯著惡化。比較典型的是當地政府對移民原有的公共財產不給予補償。這些損失包括公共服務設施，如學校以及這一類風險中的群體損失。
kibreab提供了一種在公共財產資源、貧困以及貧困風險之間建立聯系的理論分析。針對典型的權力結構和移民的弱點，Kibreab指出公共財產資源的損失會對移民的生活和社會地位產生長遠的影響。經驗表明在所有地方，很大一部分家庭收入是來自于可食用的森林產品，薪炭林、公共牧區以及公共采石場。喪失了這些資源留下了一個大缺口。例如，在印度的半干旱地區，91％～100％的燒柴，66％～89％的家用燃料，69％～80％貧困家庭的牧草都是由公共土地供應的。據一份有關印度的奧里薩邦1950～1994年中造成移民的7個項目的研究顯示，沒有一項工程給予公共財產以補償。在印度的Rengali大壩項目中，移民前所有家庭都可以使用牧場和墓地，但搬遷后，只有23．7％的人可以使用牧場，17．5％的人可以使用墓地。當移民享受公共財產區資源的權力不被保護，他們就會侵犯受保護的森林或增加安置區公共資源的壓力，這本身就成為一個社會沖突和環境惡化的新的原因。
8．社會解體
強制性的移民擾亂了現存社會結構。導致社區分解和裂化、社會組織與人際關系的平臺被破壞，同時也使親屬關系變得淡化。互幫互助的關系網，當地脆弱群體組織以及自發組織的服務團體都被拆散了。這些非常有價值的所謂“社會成本”的直接損失包括自然的、物理的以及人文的資源損失（如前所述）。由于社會解體而導致的社會成本的損失，常常在項目中沒有得到考慮，也沒有進行賠償，而這種實際的損失會產生長期的影響。
曾經促使人們為公共利益或為個人需要而忙碌的社會關系網絡一旦被解體就很難重建。尤其是用分散的方式安置移民，隔開他們以前的鄰居關系，而不是以群體和社會單元的方式來安置。這些情況下的損失比起將移民整體安置在一起更大。由Behura和Nayak進行的關于印度一個大壩項目的社會學研究中發現，在親屬關系的社會解體過程中有很多不同的形式，例如親情關系松散、疏遠甚至出現混亂，親人之間行為的約束力減少，家庭凝聚力降低。由于缺少購置嫁妝的錢，無力置辦婚宴和購買禮物，婚禮常被延期。移民與沒有搬遷的親戚之間的關系漸遠，家庭之間的來往也大為減少了。因此而帶來社區活動減少，豐收后的歡宴、朝圣不復存在，公共墓區一片混亂不堪。印度的一份關于Hirakud大壩研究的論文指出，“其經濟地位受到嚴重損毀的移民們”在重新安置許多年后都未能與安置區居民“融為一體”。“人們看上去繼續存在著，但是以往的社區已經不復存在了”，因為它的空間、時間和文化基礎已經不存在了。移民歷史學家指出移民的代價已經遠遠超過了“純粹的金錢成本”：“所有代價中最大的是人們熟悉環境中的人際關系的疏遠，而要到一個陌生環境去面對新的社會經濟的不確定性”。貧窮不僅是因為沒有收入和財產——土地、住所和食物，相互幫助網絡的喪失直接導致并加劇了貧困——沒有權利，無依無靠以及變得脆弱。轉貼于 六、風險強度的差異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主要貧困風險的內部存在著內在的聯系。它們經常影響著人們，被描述成令人延誤的風險。然而這種嚴重的風險群是強加在移民的身上，使他們的意志無法轉移。移民必須同時面對和處理這些風險，而不是單獨地去考慮。結果是一場危機。
隨著移民發生的環境、區域（城市或農村）以及時間的不同，各種風險的強度是不同的；有時，對于一個特殊的受影響群體甚至可能不會遭遇其中的某個風險。相反地，其他的風險可能會出現。個體的情況總是比一般情況來得復雜，而且有所不同。但是綜合性模型面對的是所有的情況，盡管個體有所差異。在理論和政策方面問題假設的基礎是，強制性移民本身就具有一個基本的風險屬性。
為了舉例說明這種變化，我們注意到近期研究表明，婦女所受影響更為嚴重地顯示出婦女在補償費標準上受到了明顯的歧視。例如，在印度奧里薩邦，規定未婚個人可獲得土地補償費的資格是男性大于18歲，但女性要大于30歲。從世界范圍來看，上述強制性移民的貧困風險帶給土著和部落群體的危害比對一般群體的影響更大。而且深入的研究，通過解釋這些人口的特殊的脆弱原因來說明為什么這一切會正在發生。
對處于一個特殊年齡段的兒童，受到了特別嚴重的影響，鑒于從印度取得的一些經驗，Mahapatra建議“上述貧困風險中應加入一條——失學對兒童的影響”。移民安置使許多孩子中斷學業，其中有些孩子再沒有回到學校。移民后，由于家庭收入下降，許多孩子過早地進入勞動力市場。因此，不同的脆弱群體應以不同的措施區別對待。
七、安置區居民的風險
在順利的移民安置中，安置區居民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尤其在由發展或沖突造成的大規模遷移中。在使用IRR模型時認識到安置區居民的具體風險是很有必要的，有利于模型的完整性。
很顯然，安置區居民的風險在本質上或強度上都不同于移民的風險，但和他們有聯系并且也可能受到牽連而導致貧困。移民的大量涌入增加了對資源和社會服務的壓力，也增加了就業競爭。安置區物價會上漲，健康風險也會增加。文化沖突頻繁（在不同種族之間），社會緊張會持續較長一段時間。另外，對環境的負面影響會同時威脅安置區居民和移民的生活。
對安置區居民利益最有效的保護就是制定具有詳細設計和資金充足的移民安置計劃。當安置點和安置區影響人口確定后，項目的計劃階段就是一個很恰當的時機來考慮移民和安置區居民的風險。經驗表明當移民有一些特有的機會時，如果有可能，明智的做法是讓安置區居民也享有這些機會。這樣可以減少兩者之間的緊張和競爭。
總之，IRR模型概括了很大范圍的危險——不僅是經濟風險，也包括社會和文化風險。它提出了關于移民的一種觀點，這個觀點揭示了貧困的發生機制，它的主要過程和范圍。這些包括收入性貧困和非收入性貧困，例如財產、房屋、健康、營養和教育方面的貧困，失去組織，喪失權利。在遷移過程中，人們喪失掉了所有形式的資產——自然資本、人工資本以及人文和社會資本。保護這些資本不至于損失是很必要的，但不僅僅是保護。因此我們認為重建策略必須是多方面的，要編制一個綜合的和系統的移民安置計劃。這將在IRR模型的第二部分“關于將風險分析轉變為重建戰略”中談到。
八、生活重建的基本過程
現在要回答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如果移民模型能夠幫助預測和診斷遷移的風險，那么它也能指導問題的解決嗎？
回答是肯定的。風險和重建模型用移民的社會經濟重建的具體框架來補充它的風險診斷。模型不僅僅是不可避免的貧困化的預言者；而且也引導抵消移民風險和解決問題，這個風險模型必須轉過頭來，“逆向”去讀，這樣它會指出為移民的生活重建的道路，下面將進一步闡述。
九、反風險：模型的自毀預測
正如RObert K．Merton所指出，一個不良后果的預測可以當作一個“自毀預測”。也就是說，一個風險預測模型的最大用途不是體現在它所預測的災難果真降臨了，而是體現在由于人們采取了某些預防措施，使得風險不發生或造成最低程度的危害，使得預測的災難沒有出現。IRR模型的預測－規劃功能產生于它“集成”了智能的預警能力。這就是IRR模型可以摧毀它自己的預言的原因。
風險識別對好的計劃很重要。不僅僅是提供普通的警告，這個模型對不同情況下風險變化機理進行現場評價。它可以幫助識別每一特定人群遷移風險的具體組成，這樣現場風險評估能夠而且實際上一定直接導致和制定規避風險的計劃。作為一種工具，這個模型曾被用來為項目準備移民計劃。
正如前面所講一樣，IRR模型的內部邏輯建議要阻止和克服貧困，很有必要及時行動以攻克風險并阻止它們成為現實。識別風險并不是為研究的目的而進行，而是為了更好地計劃以避免風險。
從逆向思維的角度使用IRR模型，可以知道保護、重建以及發展應該采取什么方法。例如，為了避免移民導致的喪失土地，在遷移前甚至剛剛開始必須構思以土地為基礎的移民（當然要考慮當地的具體情況）。為了防止無家可歸，房屋重建計劃也必須提前設計。這包括不僅只有單一的方法，還有對移民可行的許多不同手段等。
為了更進一步說明這個觀點，我們說IRR模型包括了兩個基本信息：政策信息和策略信息。在這個模型中體現的主要政策信息是，移民所固有的風險可以通過政策性的指令和財政支持的互相配合使用進行控制。但這種內部相互關聯的風險群不能通過零散的措施來控制。
這個模型中體現的策略信息是，任何時候都需要具體的移民計劃，主要是為了在一般的風險模型和實際的移民環境之間建立一個橋梁，并促使利益相關的機構和社會組織采取一致行動。單一的手段，例如，僅僅現金補償并不能抵消所有風險。簡單的補償并不能彌補策略的不足以及代替一個完整的計劃。
雖然政府有義務制定一種政策以恢復和分配所需的資源——資金的、機構的、技術的等等，但如果沒有移民的親自參與和創造，政府可能會構思出一個至上而下的不切實際的重建計劃，這樣的努力是無效的。所需的策略不僅僅是政府的單獨策略，而是所有人共同的策略。盡管可能會出現意見多極化的情況，但是重建中讓所有相關人員的參與（移民、當地領導、非政府組織以及安置區群眾）是必不可少的。
當然，發展導致的移民和沖突引起的難民在安置重建過程中的資金和技術措施會不同。對于前者，政府有義務為重建提供資源；然而對于后者情況并非如此。當然，兩者也有相似之處；模型中定義的重建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相同的，這些相似之處為處理難民與移民的經驗交流提供了一條聯系紐帶。 十、重建的組成部分
任何非自愿移民的基本目的應該是防止貧困，恢復和提高移民生活水平。在以下進一步討論重建的組成部分時，我們將稍微調整一下，與闡述風險的次序略有不同。首先，討論兩個最基本經濟變量——土地和就業；然后再討論社區重建、房屋以及社會服務設施。
1．從失去土地到以土地為基礎的安置，從失業到就業
移民重建的核心任務是使移民再次有土地耕作，有工作獲得收入而賴以生存。成功的移民重建一般都會與一些對策有關：確定同等數量的土地，開發和改良荒蕪土地，實行農業集約化或種植經濟作物，開展農業和非農業的多種經營，利用工程帶來的一些資源如水庫、灌區等。在安置區投資創造一些新的穩定就業機會也是很重要的。
在非洲，以土地為基礎的農業安置方案常常被用來解決移民和難民的問題，為他們創造新的生產基地。Lassially-Tacob說明和對比了本文中這些經驗。在人口稠密地區，土地稀缺需要新的對策。在中國的水口大壩項目中，為了克服土地稀少這一難題，（中國）項目官員盡了很大努力把水庫周圍的山或陡坡修成梯田來植樹造林。由項目資助機械設備進行大面積土地開墾。在遷移開始前幾年便種植許多果園，這樣在遷移后果樹便快要結果。其中包括3533hm2的果樹，667hm2的茶樹，1733hm2的竹子，13333hm2的林木。集約化農業和種植模式的改變為大約20000名移民提供了新的土地、工作以及生計來源。他們的平均收入遠遠高于原移民規劃預期值。盡管移民的人均土地從0．065hm2降到0．021hm2，他們的經濟條件仍有很大提高。綜合開發策略和多種經營使水庫后靠移民受益，6％的移民從事養殖業（包括養鴨和養魚業），13．4％的移民從事交通、服務行業，19．3％的移民進入新建企業工作等。在印度尼西亞的Saguling程中，當地移民主動地將即將被淹沒的庫區的肥沃的土壤搬運到山上，改良那里的土壤。
綜合發展中國家的經驗表明，用土地代替土地——或者用模式的術語——“以土地為基礎的移民安置”是迄今比現金補償更為成功的措施，更優良的措施，因為現金補償常常并沒有實現恢復收入，而仍需改良。另外，系統的研究表明僅僅提供新的土地并不能取得成功，即使對自愿移民也如此。技術援助和可行的社會政策性措施必須和以土地安置的移民而結合使用。
移民工程資助加上當地移民的主觀能動性和資源，可以將失去土地轉化為“耕作水面”的機會，也就是說，在新的水庫中進行水產養殖。通過發展水產業，許多新的水庫已經成功地變成移民收入的一個來源。在墨西哥的Aquamilpa庫區，1989年只有4．1％的移民從事漁業，然而到1995年底，已經有60．8％的移民從事該產業。印度尼西亞的Cirate庫區，從事網箱養魚的工人每月比同一地區從事農業種植的工人多掙56000盧比。
國家公園和生態保護區的建立總是重復地給當地居民帶來遷移的威脅。幾乎每一個案例都表明問題的解決主要依靠解決土地和就業問題。然而對受影響人來說從世代居住的土地上遷走簡直是災難。實際上很少的遷移——能像瑞典Mololtoja國家公園那樣能取得成功，其成功的原因是因為選擇很好的土地，以很謹慎的方式來安置移民。這些例子再一次證明土地對生產重建的重要性。一種可以避免遷移的辦法是結合土地權利和在保護區工作中創造就業機會，幫助當地居民在保護區獲得既得利益以作為他們的收入來源。
培訓移民以掌握新的技能只有和市場或新的投資項目對實際的就業新技能的要求相結合才是有效的。在印度Dudichua煤礦項目中，378位移民中有225位經過培訓得到工作（每個家庭安排一個工作崗位），他們的平均收入是當地農村平均收入的8倍。在阿根廷的Yacyreta項目中，一部分制磚工人在有限的項目資金的幫助下，成功地重新開始他們的工作并且提高了收入。然而，一些重要的困難局面無法解決，在其他的一些具體政策上，土地安置無法解決的問題，如在無主土地上合法定居的人或濫用征用權的陋習。通過界定，城市里“在無主土地上合法定居的人”主要居住在公用地，如“公用道路”用地和其他公用地，而且往往得到了市政部門的默許。同時這些人往往屬于最貧困一族。當新建項目需要占用他們居住的土地時，他們得不到安置只是被趕到其他的地方，而變得更加貧困。要解決這一問題，但處理結果又必須防止其他人效仿，確實是很困難，需要制定非常詳細的政策和法規。
另一個爭議的問題是征用權原則的無限制使用。一個很有價值的論點是，當為了新的發展項目要求土地的原所有者必須交出大量的土地時，這些土地的所有者應該成為新的發展項目的直接共同業主，在整個新項目的運行期一直是共同受益人。或者，采用其他措施而不是將土地全部征用，政府可以讓他們成立一個公司繼續擁有這些土地，然后將土地出租給新的項目使用，租用期限可以是1999年，或新項目的整個運行期。這樣就不需要強行使用征用權，使得土地被突然剝奪而可能長期陷入貧困。在選擇這些解決方案時需要仔細地權衡利弊，因地制宜靈活使用，而不能生搬硬套。
另一種理想的恢復和發展的選擇是在下游新的灌區安置水庫移民，然而這種方法很少使用。印度的一些邦（Madhya，Pradesh，Gujarat邦等）努力通過頒布限制新灌區土地最多擁有量的法律，在規定的區域內安置移民，這種措施應該加強以獲得安置地農民的合作。總之，提供土地和就業機會的結合應用是很好的恢復策略，尤其對于那些既沒有土地也沒有工作的群體，這可以保證移民勞動力的充分利用。
2．從無家可歸到重建家園
在改善移民生活方面，改善居住條件是相對容易實現的。但對于住所和財產沒有任何補償的難民們，這會變得很困難。
從對世界范圍內的經驗研究中我們可以得到至少兩種相同的發現。首先，事實反復證明，因住所喪失而導致的貧困可以通過在移民項目預算中正確評估房屋重建成本而得到有效制止。其次，在全世界范圍內，移民們都顯示出對他們的生活水平能比過去有所改善的強烈愿望。他們通過增加實物（勞動力）和資金投入來實現這一愿望。即使身處背井離鄉的黯然和對低的補償標準的憤怒之中，然而對住宅的迫切需求以及渴望更好的生活的根深蒂固的愿望使得移民們作出最大努力去建更大、更耐用的房屋。為了實現這個目的，移民們采取不同的策略：動員家庭勞動力，請求親朋好友的幫忙，貸款以補充補償資金的不足，挪用部分土地補償用來建房，并分階段重建——首先修建一個可以建大房子的地基，然后根據家庭財力和需求，分階段修建房屋。
關于移民投資操作的大量經驗證據表明許多人使用一部分生產性財產補償來建房，他們使用超過房屋補償的錢來重建比以前更好的住所。
家庭住所條件的改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更多的人均房屋面積，質量好的建筑材料（尤其對屋頂），服務設施便利（水電），安全的衛生設施，有家庭花園等。在房屋重建過程中典型的問題主要包括：來回往返平均距離變長以及在城區的運輸成本增加，支付能力和長期貸款（抵押）的負擔以及沒有合法土地身份的房屋的補償權利問題。從新房屋狀況來看，其生活水平不僅僅是“恢復”了，這已經在大量的項目中有說明：阿根廷yaeyreta大壩的首批移民；尼泊爾的hali Gandaki大壩以及進場道路的大部分移民；中國的水口大壩項目中，每戶的居住面積增加了25㎡；肯內亞的出口發展項目的移民。另外，在上海，因為排水項目導致的移民可以選擇租借國家的公寓或者購買私人公寓，而移民只須花費相當于1／3的建筑成本費用。另有報導在房屋重建中的方法創新，如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使用的代金券。在西非多哥的Nangbeto項目，項目提供交通工具每天把移民送到新址，這樣使他們通過增加額外的房間以擴大項目原來所能提供的房屋面積。總之，廣泛的證據表明無家可歸并非不可避免，實際上，房屋重建并不意味著僅僅恢復到先前通常很低的水平，而是建得比以前更好。
3．從社會解體到社區重建，從邊緣化到融于社會，社區財產／服務從喪失到恢復
社區、網絡以及社會凝聚力的重建是很重要的，然而在現在的政府政策中它很少被認真考慮過。規劃人員往往忽視了這些社會文化和心理（不僅僅是經濟）因素，也很少關心安置區居民與移民共享服務設施以及移民的集體公共財產的補償等方面的問題。
上述三個方面是部分區別和部分重疊的。區分他們的原因是為了強調，在重建項目中使用這種潛在的協同關系巧妙地處理模型的不同變量可取得更好的效果。社區重建是群體組織行為，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組織，而克服在單個家庭層次上的邊緣化行為。當村子或鄰區作為一個需要社區財產和公共服務的社區單位被建立，或者臨時將移民分散安置在安置區已有的社區中而增加了安置區現有服務設施及當地居民所有的公共資源的壓力時，現場方法要有所不同。
重建社區結構和社區所擁有的資源是一項復雜的工作，不能在短時間內完成。關于斯里蘭卡的Mahaweli移民項目的研究表明，對移民最初的資源分配，包括有權享受公有財產資源，對于移民成功地在新地區安家落戶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如果享有公有資源的權利低于某一標準時（戶均或人均標準），就會非常危險，但是如果搬遷剛開始給予移民最基本的條件，然后進行后期發展扶持也能達到成功安置的目的。因此，不管采取什么形式，能使移民家庭擁有資源及其共享社區的資源得到增加，是成功移民安置的關鍵。這一結論在很多地方都已得到證明。
有一些來自中國、埃塞俄比亞、希臘以及墨西哥關于保護社區結構或者幫助形成新社區網絡的引人關注的經驗的報導。在中國，項目負責人必須通過法律與作為個人和團體的移民同時談判。政府提供的移民資金按一定比例在家庭（補償家庭損失）和代表社區的鄉鎮委員會（補償公共損失）之間分配。在遷移中社區所喪失的所有財產被估價并且由政府補償按照原樣或可比的標準重建社區財產，這些財產使移民的生活條件得到恢復。移民村莊的一些社會組織可以在移民中發揮作用，并且繼續他們的存在和履行他們的職責。而且，在共同承擔損失（尤其是土地）方面，社區的團結性被充分體現，他們要求把本村內非移民擁有的未受影響的土地通過重新分配，使失去土地的移民也得到了土地，在這點上，中國的方法很獨特。
重建社區機構對成功的移民和生活的恢復是極為重要的。在埃塞俄比亞，Woldeselassie報告了在遷移后恢復村莊的宗教組織及其風俗起到了很好的正面效果。它可以集體組織去幫助最脆弱的群體以及被邊緣化的社區成員加快融入集體中。在希臘，Hirschon分析了希臘移民的經驗，表明在重新凝聚和整合過程中，共同的文化價值取向可以克服物質貧乏，經濟缺陷以及不利的自然條件。因此，社區的重新凝聚不需要由經濟重建來實現，它本身可以超前進行。墨西哥的Aquamila移民項目不僅恢復了以前的社區服務，而且建了幾個新的社會服務設施。這些經驗是很重要的，因為對社區資源的恢復經驗似乎少于對私有財產的恢復，而為移民和安置區居民之間發生沖突留下了后患，總之重建過程的三個方面都需要建立機構以及安置區居民的合作。
4．從食品不安全到營養充分，從增高的發病率到更好的健康治療
營養水平和健康狀況最終還是取決于移民經濟水平的恢復進度（如食品，土地和就業）。但是在短期內，我們的重建模型要求，即使經濟水平未能恢復，也必須采取緊急的措施來抑制食品供應不足以及對健康和生命的威脅。借鑒一些成功的難民援助（緊急救濟）工作的經驗對解決移民的營養和健康風險問題以及重點關注最脆弱群體（兒童、老人以及孕婦等）的方法是非常有效的。然而，可持續的重建工程也需要長期規劃，除了緊急救濟措施之外，需要掌握大量信息與知識，并注重培養移民對新環境的適應能力。
現有證據表明，相對于健康風險，移民的食物短缺風險更容易被移民機構注意到。對于這方面的風險防范很少有長期的規劃。移民本身也認為首先要解決的是食品需求。國際衛生組織（WHO）對湄公河流域下游的四個國家（老撾、泰國、柬埔寨和越南）的研究表明，減少大壩水庫移民健康的負面影響最有效的長期策略是建立健全衛生機構。研究建議四個國家把“人類健康因素都考慮進入所有的一體化流域開發項目中”，以預防高疾病率和死亡率的風險。多哥的Nangbeto大壩項目提供了這方面參照的成功實踐的例子：它引進了一個貫穿整個建設期間內的連續的健康監測研究計劃，這有助于保護移民和安置區居民的健康狀況。
移民生活重建的形成部分已在上面分組說明，但很有必要再一次說明模型強調了他們之間的相互依賴的關系。因此，優化重建策略要求在考慮由地方項目環境所決定的內部優先權的同時要注意跟蹤這些關系的趨勢。
總之，IRR模型的重建部分為沿著幾個清晰的方向跟蹤移民重建提供了廣闊的藍圖。提供的證據表明：①貧困風險可以被成功抵制和消除；②生活重建盡管很難，但只要明確了具體的方向也是可行的；③可參考的積極的經驗在不斷增加。
十一、現行移民實踐的必要發展
IRR模型如何與現在發展項目非自愿移民的一般實踐操作相對照？
證據表明IRR模型的框架在某些方面超前于現在一般的移民實踐活動，它的廣泛應用將明顯提高移民實踐的標準和操作水平。它帶來了一系列有別于傳統方法和手段的新的要素。它建立在目前最新的移民科學研究基礎之上，為發展項目的移民問題提供了一種診斷、費用估算、規劃、資金管理以及實施的更好方法。這能切實糾正目前某些被廣泛批評的移民分析中的缺陷以及執行中的不足。
IRR模型完全適合于目前最新的移民政策，并且給出了一個有效的方法，以廣泛提高這些政策實施的延續性和效力。1980年最早采用的世行移民政策導則（后來1986年，1990年以及1994年又正式地被強化和修改），已經逐漸被其他援助組織采用。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成員國，亞洲開發銀行（ADB）等。然而更多機構的重點和嚴厲的監測要求它們的一致性應用。如在這些導則下項目準備階段所應用的經濟分析方法經常與導則本身不一致，它們為費用的具體化留下了足夠的空間以及非常不完善的風險分析。貧困風險分析方法仍然需要在世行、亞行或者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資助項目中得到普及。對于沒有明確的非自愿移民政策的眾多發展中國家和一些發達國家來說，IRR模型可以為這些國家在制定移民政策導則時提供幫助。
作為計劃和監測的工具，在過去的四五年的時間里，IRR模型已經在不同國家的一些項目中得到應用。在印度和菲律賓，有報道說在移民準備和計劃階段應用了IRR模型。其他主要的應用在于移民操作的現場監督和項目實施的監測工作。在非洲南部的萊索托王國，Scudder提出了一系列指標來評估國家大型水利工程項目造成的貧困風險以及實際發生的影響。在Mathur和Marsden的書中寫道，來自于印度各邦的移民規劃人員和業內人士在一個研討會上對IRR模型在移民規劃上的潛在用處進行了分析和探討。
然而，對于大部分有移民的建設項目來說，在其規劃期間并沒有系統地解決貧困風險問題。這主要發生在對于項目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上沒有太多要求的一些國家內部項目。但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由雙邊、多邊捐贈機構或放貸實體資助的項目中。
IRR模型可以與其他項目風險工具相互銜接，并且可以改進和提高其中的一些方法。我們主要強調了糾正常規的規劃方法中三個暗藏的缺陷的必要性。這些將會導致忽視貧困風險的缺陷包括：①傳統的項目風險分析方法中的缺陷與不完善；②過分信賴成本效益分析的結果，盡管它存在著明顯的不足；③缺乏真正的協商和受影響人的參與。
下面將逐一論述。
1．傳統風險研究方法中的缺陷
目前常規的“風險分析”是項目經濟和財政準備方法中的一部分。然而遷移導致移民的風險并不屬于常規風險，也不屬于由規劃者在項目經濟分析和財務分析中所進行的敏感性分析。
傳統的項目風險分析主要評估影響項目投資收益率的風險的起源和規模。評估關鍵變化（如項目執行期限，成本超支，地方配套資金的能力等）所引起的變化量以及項目凈現值對這些變化的敏感性。對每一個這些變量的敏感性都要進行分析，因為每一個變化都會影響項目的產出以及對投資者的回報。必要時，對所有備選方案及其不可預見性進行敏感性檢驗，所有的努力都是為了減少財務風險以使投資收益最大化。
但是傳統的經濟風險分析（簡稱CBA）并不包括對受項目影響人群的風險。傳統的項目經濟分析以及敏感性分析通常用來識別、估計以及幫助阻止對項目和投資者的收益率所面臨的風險，它們并不被用以識別和衡量包括受項目影響的移民在內的其他利益相關者所面臨的風險。這僅僅是現行項目風險分析中的基本缺陷。這種分析方法的偏見是很明顯的：對項目投資者以及投資基金的風險被仔細分析和衡量，而對受項目影響的人群的移民的風險卻往往沒有得到同樣嚴謹、具體和系統的分析。遷移所引起的風險僅僅是影響投資的間接風險，它們被排除在投資風險分析中所謂的“典型”風險類型之外。這和保護人們的利益和幸福的最終目的有沖突，它也有悖于減少貧困的總體政策目標。
因而，結論是傳統的項目風險分析方法必須從根本上進行修訂和拓寬，使其包括項目對作為項目利益相關者的被影響人所產生的風險。也就是說項目風險分析必須明確包括在IRR模型中重點提到的貧困風險，并且提出保障措施，以及在可能的范圍內設計出風險保護和社會安全網。
對可預見的貧困風險的最佳防范措施是尋求能夠避免移民或者至少可以減少遷移人數的替代方案。這樣的替代方案有時在技術上是可行的。例如，可以通過修正高速公路路線以避開現存住宅區；改變大壩的位置，或減少大壩高度。然而，當不可能完全避免產生移民時，政策制訂者和規劃者可以在模型的指導下，制定一些具體的措施來防止每一個可預見的風險。這些措施可以是經濟、財務、技術、法律或文化方面的。他們應該和風險程度相對應，一個有經驗的規劃者會識別出每一個具體案例中哪些風險會較多出現，它們怎樣相互作用的，以及那些風險需要首先得到遏制，以發揮積極的連鎖效應使其他風險的發生得到避免或減少。
2．成本效益分析（CBA）完整的原因
更遠地說，過分依賴CBA來評價有移民存在的項目，是粗暴地對待這些項目所固有的貧困風險的另一個主要原因。CBA分析是完全不充分的，因為它僅僅是宏觀經濟的工具，并不能說明成本或收益在項目利益相關者中的分配。
當項目總收益與總成本的差額超過了可接受的幅度時，CBA分析法便認為項目是可行的。但這種判斷很不充分。主要有幾個原因：第一，項目影響人口的損失和傷害沒有在項目收益中得到補償，因為這些收益的分配沒有被相應劃分。移民很少被列入這些項目的直接受益者之中。因為CBA分析方法不能預見和引導項目將來收益的合理分配。這種成本和效益的整體計算掩蓋了項目效益在分配上的不合理和隨意性。第二，移民真正的損失和全部成本也沒有得到正確評價和衡量。因而，他們也沒有在項目的CBA中被包括和充分考慮。
因為從經濟方面判斷項目可行是以成本——收益分析為基礎的，因而補償水平總是盡可能被降低以遵循CBA的成本最小化原則。因而，移民中最常用的措施便是給予移民盡可能少的補償，以把很大一部分真實成本外部化，而且放任移民在搬遷后自己去謀生。盡管這種方法在許多項目中已經導致貧困的大量肆虐，但它卻仍被廣泛使用著。
在本章第一部分中對資本損失（物理的、自然的、人文的和社會資本）的分析，說明在現行程序中許多社會經濟成本往往被忽略。在現行實踐中這些真實成本很大一部分被“外部化”。這些被從項目預算中剔除出來的成本被加到了移民身上。這就是為什么通過總成本－收益計算來判斷對個人的成本在邏輯上是粗糙的，而且掩蓋了真實的貧困影響。它低估了個人的損失并且給社會經濟留下了許多沒有解決的負面影響。
發展項目為受益者們帶來的長期收益的事實并沒有為移民減輕一絲被逐出家園的痛苦。在現階段，個人損失既沒有從總收益中扣除，也沒有被項目受益人支付。這些成本中被補償的僅僅只被征用財產中的一小部分，而且以“為了更多數人獲得更大利益”的名義，使其他大部分成本由占很少比例的受影響群體作出犧牲來承擔。這種不合理性有悖于社會公平，同時也損害了發展的目標和計劃的實施。而且在項目經濟分析中使用這種不完整的分析方法不利于促進規劃人員尋求真正可行的解決方案。總之，這個CBA方法以及它的片面應用，是造成忍受不必要風險的原因，而且，由于忽視，也是造成本來可以消除的負面影響擴大的原因。
為了克服CBA方法中的缺陷，應該在發展項目分析方法中引進具體的分類分析方法。涉及移民的項目是項目殊的一個子類，它要比其他項目在項目影響上更具復雜性，因而它們應該包括一個不同于CBA的特殊的經濟和財政分析方法。這種分析必須強調分類進行。“平等原則”要求根據不同類的受影響群體（受正面或負面影響）來分別計算成本和收益，而不是不加選擇地以整個社會或整個項目進行計算。這個要求來自于不同的影響必須被識別的原則。事實上，也是這個原則要求采取如移民政策這樣的保護政策。因此，這個原則應該被貫徹到經濟分析方法當中以區分這種不同。
在許多國家中仍然存在不合適的移民成本分析方法，因為在這些國家中缺乏相應的政策和法律體系，而這些是為了保護那些由政府或私有部門投資項目所引起的移民的權利。在這樣的政策真空狀態下極易出現專橫武斷。需要通過對發展目標和策略進行公開辯論的方式，建立平等的政策和修改過時的與移民有關的政策條款（如土地征用、征用權法或其他法律）。因而不僅僅是一些過程而且對在決策者、政治家以及工程人員大腦中的固有觀念也有所影響和改變。要在許多國家和發展機構內進行政策辯論和政策決策以要求改變項目經濟分析、風險分析的方法以及CBA方法以應用到非自愿移民項目中。
也許單獨而又片面地應用CBA方法最為嚴重的后果是項目移民的資金不足。如果移民的損失沒有在補償中被公平計算，而且經濟和財務分析中沒有把恢復生產和發展所需的投資列入預算，那么對移民的最終財務支持必然是不充分的。結果使得貧困變得便不可避免。
對照一下，我們認為這種貧困的解決辦法是不僅僅只考慮“經濟補償”而且也要考慮“經濟恢復”和發展。這種區別是基礎性的。它要求除了補償外，要充分計算移民成本和投資分配。這意味著需要一種比CBA方法更為優越的移民經濟分析方法，并產生不同的移民財務支持模式。
必須明確說明，一個移民家庭和社區的生產性恢復的成本一定會高于這個家庭和社區財產損失的市場價值。因此，單純的補償對于恢復移民以前的社會經濟基礎是永遠不夠的，如果移民計劃僅僅圍繞財產補償，將無法達到恢復和提高移民生活水平的政策目標。因而很有必要創建一門新的移民經濟學，把重點從現在通用的以補償為基礎的經濟學轉變成恢復經濟學。新的恢復經濟學將除了提供補償以支持移民發展外，還包括確定移民活動需要增加的投資。提出這樣一種具有一整套獨立的分析方法和手段的恢復經濟學，對于經濟學家們是一個職業性的挑戰。但是最終批準和建立一種新的經濟學是一個政治行為，它是用以解決發展中難題的公共政策的一部分。
結論是無可回避的：因為政府機構利用政權和法律的力量進行征地和移民，所以政府有責任使移民恢復他們以前的生活狀況，并且分享他們由于遷移所可能帶來的收益。
只有通過制定政策使移民能夠分享他們曾有過貢獻的項目的收益，移民生活重建所需資金才能夠真正得到滿足。Van Wicklin已經提出了提供這種分享收益的許多選擇方法。在其他可利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這種分享不僅是一種平等而且是必需的方法，使重建的真實費用得到財務支持。
3．移民參與風險分析
最后，在項目準備期間和最終決策之前缺乏和即將搬遷的移民進行商議，客觀上配合了由不完整經濟分析方法提出的謬論。潛在的受影響群眾的參與對于“開發性移民”是必不可少的。由于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移民規劃和實施機構的能力較差，使得受影響群眾的參與變得更加需要。
在早期警告和實施可行的預防性行動方面，規劃人員和移民之間的信息和交流是一個重要的手段。然而，信息交流仍然很少發生。在決策者和受影響人群之間缺乏交流是導致移民失敗的一個原因。正如Mairal和Bergua曾明確指出，在認識移民所導致的風險這一點上，將要遷移的人和技術專家及機構的想法會有很大不同。他們的研究已經證實機構沒有掌握對風險的預警“導致了在西班牙Zaragoza壩區沖突擴大化”。
對移民自身而言，IRR模型的預警功能使他們以及他們的組織認識到風險，并且及早參與、協商并提前采取策略。移民必須即時準確得收到信息，充分理解近在眼前的遷移，克服懷疑和不滿情緒。當移民不可避免時，IRR模型通過預測搬遷可能會帶來的一些列連鎖反應，通知移民及時參與并選擇應對方案，在搬遷前盡量讓移民做好充分準備，以保護他們的權利。
相反，在信息和交流方面的不暢通會導致“負面參與”，即竭力反對搬遷、抵制開發項目。一些機構采用了不明智的方式，對移民和移民權利封閉信息，實際上導致了這種反面效果。用封閉信息來代替參與和公開，往往被某些官員用來防止恐慌和壓力。然而這實際上是自欺欺人的。它取代了早期對移民們重建生活的動員。他們的作用是移民中很重要的因素，盡管這一點在移民文獻中很少提到。
4．移民研究和IRR模型
為了總結說明IRR模型，很有必要簡述一下自從這個模型問世以來，它在現在及以前研究中的應用。
在最近幾年中，IRR模型已經引起了研究者的廣泛討論，而且服務于現在許多發展和研究項目。在印度奧里薩邦，由社會經濟發展所（ISED）進行的大型研究中，把IRR模型作為他們研究7個大項目（大壩、熱電廠、礦場以及企業）引起的移民的理論和方法基礎。樣本包括31個村莊、441戶、涉及2274人，樣本來源于95個受影響村莊，1977戶。這個研究是印度有史以來進行的關于移民影響的最綜合和最完整的調查之一，在大規模的現場調查的要求下確定了這個模型。它的主要成果是圍繞著IRR模型中貧困的風險展開的。另一個研究圍繞“消除貧困風險”出現在印度的Rengali大壩研究報告中。這個研究衡量了每種不同風險的實際影響，分析了抵制風險的辦法，并且建議在現場中需要的措施。在水利工程項目國際監督小組的要求下，關于貧困風險及其影響的研究在非洲南部萊索托王國展開；在尼泊爾的Kali Candaki項目，模型在幾個正在進行的移民影響評估研究中的得到了應用，總結了很有用的移民經驗，并且提出了可行的建議。
在最近四五年內，在哥倫比亞、南非、印度、美國及其他地方舉行的國際科學會議上都廣泛討論過IRR模型的理論含義及潛力。一些書籍和大量的論文對模型的有效性進行了討論，檢驗其應用性，或者對其中的模塊進行了不同程度的開發。1999年，印度移民專家L．K Mahapatra出版了一本書，書中寫到了他所進行的對模型的最初檢驗。作者對印度近20年到30年移民文獻中幾乎所有的經驗研究進行了廣泛的回顧分析，通過研究文獻中記載的發現來說明這個模型是否有效。他的分析證實并肯定了這個模型。Parasuraman在他關于印度移民的著作中討論了由IRR模型所確認的貧困風險，并且指出“在印度，喪失土地是引起遷移后貧困的一個最主要原因”。M．Basu研究了IRR模型和“基本需求”模型之間的聯系。Juliette Hayes從IRR模型的風險部分發展出一種關于移民過程的“資本損失模型”。
一些學者建議通過包括其它不同風險和損失來拓展IRR模型，如喪失享用公共服務設施，喪失公民權，或由于搬遷移民中的學生暫時不能上學。是否將這些風險加到通常的風險模型中仍需考慮，但是這些建議都增加了模型的靈活性和可用性，使它更趨完全。文章即將付梓之時，Robert Hackenberg在《人類組織》雜志上的論文已開創在這個雜志上由人類學家們進行關于貧困風險和非自愿移民經濟和重建的“公開討論”。
在哥倫比亞，Robert Muggah在難民問題大規模研究中，對IRR模型進行了檢驗和應用。這個研究的重要發現是關于的由沖突引起的內部人口遷移的一些特殊約束和要求，它為難民安置建立嚴密的自下而上的機構及其能力提出了要求。接著，Crisp按照IRR模型，認真回顧了聯合國高級難民署（UNHCR）在莫桑比克大沖突后難民安置規劃。關于“分化的社會又走到一起來”，Crisp指出“從社會分化到社會重建”這個過程中成功和失敗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