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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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高中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范文
今年全球金融經濟的基本格局是“再調整”，包括三大結構調整：全球金融結構調整、經濟結構調整、經濟與貨幣周期的結構調整。這些調整將為2014年帶來更多的希望和挑戰。
2013年這一頁翻過去了。走進2014年，全世界正以充滿希望與不確定性的姿態迎接新一年的全球經濟與金融市場。
在經歷全球危機重創后，主要發達國家正逐漸走出過去3年的低增長，步入緩慢復蘇與增長的新階段。新興市場在保持危機后數年內相對穩健的表現后，過去半年卻在“縮減QE（量化寬松）”的陰影下經歷了一波動蕩。
回顧整個2013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認為，全球經濟復蘇贏得了動力，但世界經濟仍然沒有達到馬力全開的狀態——未來幾年可能依然動力不足。IMF的最新報告預測2014年全球GDP將增長3.6%。這個數字雖相當漂亮，但仍低于約4%的潛在增長水平。
這就意味著，無論是發達經濟體、新興市場還是發展中經濟體都還有更多工作要做。IMF副總裁朱民前不久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今年全球金融經濟的基本格局是“再調整”，包括三大結構調整：全球金融結構調整、經濟結構調整、經濟與貨幣周期的結構調整。這些調整將為2014年帶來更多的希望和挑戰。
全球貨幣政策“分道揚鑣”
2014年全球經濟政策最明顯的一個趨勢是主要央行貨幣政策的“分道揚鑣”：美聯儲將從本月起開始將QE3每月的購債規模從850億美元減至750億美元。但日本央行正在貨幣寬松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歐洲央行仍然面臨進一步寬松的政策壓力，英國央行在短期內也不會開始收緊政策。
由于宏觀數據見好，美國經濟正強勁復蘇，即使美聯儲開始縮減QE，但“縮減”并非“收縮”，今年美國的貨幣政策整體上仍將保持擴張性。經濟學家們普遍預期QE將持續至2014年三季度或四季度，加息則可能要至少到2015年。
盡管日本央行的“量化與質化寬松（QQE）”貨幣政策正幫助日本穩步走在擺脫通縮的道路上，但去年4月起執行的消費稅可能會扼殺經濟復蘇的萌芽，市場預期日本央行今年夏天可能會進一步擴大寬松規模。
在歐元區，隨著通脹率下行至1%以下，歐洲央行仍有空間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以降低資金成本，提高中小企業獲得信貸的能力。
新興市場的貨幣政策受外部條件的影響各不相同，政策差異性在2014年或將繼續。更容易受到美聯儲縮減QE影響的國家往往是那些曾有過信貸泡沫史、資本賬戶開放、高額經常賬赤字和外債的國家，例如印度、印度尼西亞、巴西、土耳其等。
花旗在其最新全球經濟展望中預計，2014年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不大可能出現轉折性的變化，財政政策緊縮也不至于影響經濟復蘇。新興市場經濟或受美聯儲縮減QE的干擾，但重陷危機的可能性不大。
盡管貨幣政策不如2013年寬松，財政政策緊縮卻會有所改善，結構性改革雖緩慢但仍有可能在全球的不同角落生根發芽。
因此，從宏觀經濟政策整體來看，包括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在內的三大政策走向將助力全球經濟復蘇。
結構性改革挑戰
在增長回暖的同時，2014年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都將面臨結構性改革的挑戰，其中改革順序和執行力是關鍵。
全球經濟結構調整最艱巨的任務還在新興市場。新興市場在經歷過去的強勁增長后，從2011年開始不斷放慢增速，如今開始平穩，繼續下滑的風險已較小。
朱民同時認為，新興市場的財政空間正急劇減少，貨幣政策擴張得很厲害，經濟結構面臨挑戰。所以，2014年新興市場要繼續穩住發展，必須應對結構性挑戰。
他強調，新興市場的結構性改革包括重建財政空間、重新緊縮貨幣政策、加大結構調整，包括對市場和基礎設施等一系列結構調整，才能把經濟穩住。
中國經濟面臨三重挑戰，即如何在控制信用和房地產泡沫的同時避免金融緊縮和周期性經濟失速。中國政府擁有別的國家所沒有的中央計劃工具和機制，或可以從“金融過度”中實現有控制的退出，但仍存在經濟和金融市場出現劇烈調整的風險。
第2篇：高中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范文
【關鍵詞】中央銀行 貨幣政策 有效性
當前，中國經濟快速發展，資產價格持續攀升，物價上漲，流動性過剩，人民幣升值，如此特殊的經濟情況是前所未有的。中央銀行已多次實行貨幣政策，但在目前復雜的經濟環境下，貨幣政策是否能發揮其應有作用。本文就此問題進行探討。
一、文獻綜述
1.西方經濟學關于貨幣政策有效性的爭論
在西方經濟學的主要流派中，凱恩斯學派和貨幣學派認同貨幣政策的作用，而理性預期學派則提出不同意見。
(1)凱恩斯學派。凱恩斯認為，“有效儲蓄之數量乃定于投資數量，而在充分就業限度以內，鼓勵投資者乃是低利率。故我們最好參照資本之邊際效率表，把利率減低到一點，可以達到充分就業”。可見，凱恩斯雖然偏愛財政政策，但也不否定貨幣政策的作用。
之后，凱恩斯主義者漢森、薩繆爾森、索羅和托賓等人也肯定了貨幣政策的作用。隨著他們對貨幣政策作用的認識的加深，他們提出了“逆經濟周期調節”的“相機抉擇”的貨幣政策主張。
(2)貨幣學派。貨幣學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認為，“貨幣政策能夠防止貨幣本身成為經濟波動的一個主要根源”，“貨幣政策能夠發揮的第二個作用，是為經濟運行提供一個穩定的環境——繼續用米爾的比喻，就是使貨幣政策這架機器運行”，“貨幣政策有助于抵消經濟體系中來自其他方面的主要波動”。由此可知，弗里德曼充分肯定貨幣政策對穩定經濟的作用。
(3)理性預期學派。理性預期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盧卡斯曾提出過著名的“政策無效性命題”。他指出:“當擴張性貨幣政策反復推行時，它不再能實現自己的目標。推動力消失了，對生產沒有刺激作用，期望生產能擴大，但結果卻是通貨膨脹，而不是別的。”顯然，盧卡斯完全否定了貨幣政策的作用。
2.中國經濟學界關于貨幣政策有效性的觀點
對于貨幣政策能否發揮調控作用，中國經濟學界主要有三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貨幣政策的作用過分突出甚至否定貨幣政策的有效作用。中國人民大學黃達教授認為，“給人的印象，貨幣政策得心應手，是極有利的工具。但實踐證明，過分高估其效能，不是實現不了設想的目標，就是在強力貫徹實施中帶來很大的副作用”。
第二種觀點認為，貨幣政策的作用具有非對稱性即通貨膨脹得力而治理通貨緊縮乏力。對外貿易大學的吳軍教授認為，“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我國的宏觀經濟調控實踐，可以證明再經濟衰退階段的恢復經濟增長方面，財政政策的強效應和貨幣政策的弱效應”。
第三種觀點對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持肯定態度。南京大學的范從來教授認為，“我國并沒有陷入流動性陷阱，投資和消費的利率彈性是存在的，貨幣政策發揮作用的條件是具備的”。
二、評價我國貨幣政策有效性的標準
弗里德曼說，“我相信，某一貨幣總量是目前可得的、最好的、貨幣政策的直接指示器或評價標準。而且我相信:與選擇價格水平的做法相比，具體選擇哪一種貨幣總量所帶來的妨害則小得多。”可見，弗里德曼認為評價貨幣政策有效性的標準是貨幣供應量。
在國內，李春琦等學者在研究貨幣政策有效性時，多數也采用貨幣供應量M2作為評價指標。而崔建軍(2006)認為，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體現在貨幣政策目標及其實現程度。但其是在封閉的環境下，用物價穩定、充分就業、經濟增長來評價。
考慮到，在我國貨幣供應量是否應作為中介目標尚存爭議，而且經過線性回歸的檢驗，發現貨幣供應量與CPI的擬合程度不高。中國經濟已逐步與國際接軌，中國的市場已不再封閉。所以本文以中央銀行制定的貨幣政策目標作為評價標準，即“維持幣值的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發展”。通過分析貨幣政策在近期調控中發揮的作用，評價貨幣政策的效果。
幣值穩定，包括對內幣值穩定和對外幣值穩定。本文通過06年和07年的CPI指數和人民幣匯率走勢，進行考察。而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則通過GDP增長率來評價。
三、我國貨幣政策有效性評價
經過數據統計，在這兩年中央銀行已多次上調存款準備金、年存貸款利率。存款準備金以達14%，創歷史新高，凍結了商業銀行大部分資金。年貸款利率也調至7.47%，比06年年初上升了1.89%，明顯是要控制商業銀行的信貸規模。雖然中央銀行頻繁地實行貨幣政策，但物價仍呈上升趨勢，超過警戒線3%，這似乎與貨幣政策的調控目標背道而馳。
而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一路上升，人民幣持續升值，貿易順差也持續增長，外匯儲備屢創新高。我國實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匯率要控制在一定范圍，但現在匯率已上升了一定幅度，中央銀行似乎無法控制。
再看GDP增長率，07年第一季度GDP增長率為11.1%，第二季度為11.9%，第三季度為11.5%，第四季度為11.2%，仍成雙位數增長，并沒有放慢的跡象。緊縮的貨幣政策并沒有影響到經濟的增長。
如果貨幣政策的緊縮效應顯著，應該能平抑通貨膨脹，且不影響經濟發展。雖然貨幣政策在這輪調節過熱經濟的過程中，沒有影響到經濟的增長。但沒有成功地維持幣值穩定，人民幣仍然對外升值，對內貶值，并且日趨嚴重，所以貨幣政策的效果不顯著。
四、影響我國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原因
影響貨幣政策的因素有很多，尤其在復雜的國內外經濟環境下，既有貨幣政策本身存在的缺陷，也有經濟環境的制約。主要表現為:
1.貨幣政策本身的缺點
貨幣政策存在時滯性。貨幣政策由制定、執行到產生效果，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在市場較完善的發達國家，貨幣政策發揮效用需為六個月到一年。在中國，國有商業銀行信貸集中，貨幣政策傳導渠道阻塞，由貨幣政策所推動的貨幣供給很難達到縣域地區。貨幣市場體系尚存缺陷，市場利率尚沒形成，這也影響到貨幣政策發揮效用。此外，中央銀行隸屬于國務院，只有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的權力，沒有決策權。所以，貨幣政策的時滯要比發達國家要長。
貨幣政策的傳導主要通過商業銀行，而商業銀行一般很少給中小企業貸款。所以，貨幣政策的作用影響不到中小企業，中小企業能夠按往常一樣進行貸款投資。在我國，中小企業占據市場的大部分。調控不了中小企業，貨幣政策的效果也減弱。
從貨幣供給性質來看，目前我國處于轉軌經濟，同時，我國奉行二級銀行體制，中央銀行、商業銀行體系、企業、居民個人都參與貨幣創造過程。因此，我國的貨幣供給同時具有外生性和內生性，而不是純粹的外生性，中央銀行控制的貨幣供應量有限，貨幣政策的效果有所減弱。
2.國內外經濟環境的制約
本次的通貨膨脹屬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所以貨幣政策的效果不顯著。這次的物價上漲是由食品價格上漲引起的，而食品價格的上漲又引起其他物品的價格上漲。全面的物價上漲，自然引起工資上漲，市場上貨幣供給增多，從而使通脹加劇。即便中央銀行能控制貨幣的供給，但不管貨幣政策如何緊縮，人們都不可能將購買食品的錢存入銀行。在這種情況下，緊縮的貨幣政策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
由于我國實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匯率被控制在一定范圍內。而人民幣持續升值，外界對人民幣產生升值的預期，也看好中國的經濟發展，所以國內外的投資者都拋出美元，買入人民幣。中央銀行為維持匯率穩定，被迫拋出更多的本幣，使貨幣供應量上升，流動性加大，通貨膨脹加劇，貨幣政策產生了反效果。
我國的金融體系不完善，利率的種類很多，有基準利率、同業拆借率、存貸款利率、銀行間債券利率等，沒有統一的市場利率，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利率政策的實行。
3.中央銀行實行貨幣政策的情況
根據理性預期學派的觀點，貨幣政策要超出人們的預期，才能發揮作用。但現在人們對貨幣政策已有預期，中央銀行所制定的貨幣政策沒有考慮到預期因素，所以貨幣政策沒有達到所需要的效果。此時，貨幣政策在更大程度上只是一種警告，真正的調控作用較弱。
中央銀行決定執行貨幣時，已經延誤了時機。市場已存在大量貨幣，緊縮的貨幣政策很難控制住這種趨勢。而且，每次上調存款準備金或年存貸款利率都是小幅度的調整，到后期才增大幅度，所以貨幣政策暫時效果微弱。
五、提高我國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建議
針對影響貨幣政策的種種原因，本文將從三方面提出改善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建議:
1.盡量減弱貨幣政策的時滯性
首先，縮短貨幣政策產生效果的時間。貨幣政策的時滯性不能完全消除，但以我國目前的情況，時滯性可以減弱。這就要求中央銀行提高對經濟情況的預見，制定出有預見性的貨幣政策。而且中央銀行的調控要適時，避免貨幣政策在經濟情況發生轉變時才起作用。而且，中央銀行要有一定的獨立性。雖然和建國初期相比，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有了很大的提高，但還是較弱。我國的中央銀行隸屬于國務院，沒有決策權，執行貨幣政策要遵照國務院的決定。這在一定程度上延誤了實行貨幣政策的時機。此外，還需商業銀行的配合。商業銀行的分支機構要深入縣級金融機構，并放寬對中小企業的貸款限制，使貨幣政策得到更有效的傳導。
2.改善貨幣政策實施的環境
繼續推進我國的利率市場化改革，促使市場利率形成。這有利于我國貨幣市場的發展，而貨幣市場的完善則使貨幣政策的傳導更有效。因為中央銀行的公開市場業務，主要通過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票據，若利率能夠市場化，則利率所反映的市場情況更加真實，有助于中央銀行運用貨幣政策進行宏觀調控，制定的貨幣政策也更有效。 如果財政政策不和貨幣政策相配合，這也會使貨幣政策的效果被抵消掉。考慮到現在通貨膨脹產生的原因，財政政策似乎比貨幣政策更有效。通過政府補貼、減免稅收、政府限價等措施可降低食品生產的成本，控制價格，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物價上漲的幅度。通過制定對出口的管制，取消部分出口產品的優惠政策，可控制住貿易的持續順差。財政政策是一種直接調控的政策。所以貨幣政策應與財政政策配合使用，會事半功倍。
匯率政策是貨幣政策體系的重要部分。現在人民幣被低估，對外貿易持續順差，造成較多貿易摩擦，人民幣面臨較大的升值壓力。而國內通貨膨脹的問題日趨嚴重，政府可考慮放寬對人民幣匯率的控制，以緩解通貨膨脹問題。人民幣升值，出口減少，進口增加，擴大國內供給，而且也減少了貨幣供應量，對解決通貨膨脹問題有較大幫助。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國力增強，金融市場的逐步開放，美元走弱，升值是人民幣必然的趨勢。或許要人民幣一次升值較多會對中國經濟和金融穩定造成沖擊，但政府可根據中國具體國情，讓人民幣逐步升值，達到人民幣真實的價值。
3.提高中央銀行執行貨幣政策的能力
加強金融創新。目前，一般的貨幣政策工具主要有存貸款利率、存款準備金、公開市場操作，但這些工具都有各自的缺陷。現在經濟形勢越來越復雜，中央銀行很應該創造出適合當前情況的新貨幣政策工具，加大對沖的力度。
中央銀行實行貨幣政策要考慮到預期因素，每次的貨幣政策能超出人們的預期之外，將使調控更有效果，也表明中央銀行調控的決心，加大了警告作用。
加大貨幣政策的強度。中央銀行每次上調存款準備金或利率都是小幅上調，效果不大，反而使通貨膨脹的情況越來越嚴重，增加調控的難度。所以，中央銀行可以減少調控的次數，但加大調控的強度。有人認為這種做法會造成經濟的“硬著陸”。但以現在的經濟情況，市場能承受得了較強的緊縮政策。相反，現在頻繁地使用貨幣政策，效果不大，對市場的警告作用也不大。當貨幣政策產生累積效應時，也同樣會導致經濟的“硬著陸”。
中央銀行也可以嘗試使用窗口指導等貨幣政策措施，加大對商業銀行貸款規模的控制，同時督促商業銀行承擔穩定經濟的義務。
六、結語
綜上所述，2006到2007年以來，我國的貨幣政策因其自身缺點和環境影響等原因，所以效果不太顯著。貨幣政策有效性偏弱，對宏觀調控十分不利。以現在的經濟形勢來看，中央銀行必須實行宏觀調控以穩定經濟，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迫在眉睫。所以，中央銀行要根據現時中國經濟的情況，分析影響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原因，加深對貨幣政策的認識和研究，克服貨幣政策的缺點，改善金融環境，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以便更好地實現貨幣政策目標。只有這樣，中央銀行才能充分發揮調節經濟的作用，有效地控制本次的經濟過熱，維持經濟穩定增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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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鴻業.西方經濟學(宏觀部分)[X].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第3篇：高中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范文
關鍵詞：新課改理念；學生主體性；合作探究
財政的作用是普通高中思想品德必修一《經濟生活》第八課內容，它是整本書的重點也是難點，更重要的它還是高考的必考考點。但是學生對這一塊知識的掌握情況并不理想，特別是高一學生。為了讓學生很好地掌握并能靈活運用這部分知識，并反思新課改模式，課堂上讓學生進行小組探究（根據情況我分了三個小組），給學生充足的時間進行討論，然后小組展示。感覺效果很好。我之前都沒想到學生會說得這么好，可能是太不相信學生了，其實他們的靈感一旦被我們教師激發，會有無限的潛能。所以想跟大家一起分享，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財政的作用在教科書上主要有三點：第一，財政是促進社會公平，改善人們生活的物質保障。第二，財政具有促進資源合理配置的作用。第三，財政具有促進國民經濟平穩運行的作用。其中一、二兩點很容易理解，教師不必多言。比較難理解和掌握的就是第三點。這里我想就第三點談談我是如何引導學生分析的。
要想促進國民經濟平穩運行，即要求社會總供給與社會總需求保持基本平衡。（關于社會總供給與社會總需求的名詞解釋在書本第66頁。讓學生先自學，做到心里有數。）如果不平衡，會導致經濟大起大落。這里讓學生回憶前面講過的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的實質。學生猶豫了一段時間，慢慢就有學生想起來：也是社會總供給與社會總需求不平衡（這里教師不要急著幫學生回答，因為學生回憶的過程就是梳理思路的過程，能達到溫故而知新的目的）。所以要想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必須保持社會總供給與社會總需求平衡。然而在現實生活中二者經常不平衡。當然解決不平衡的辦法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發揮財政的作用。具體如何發揮作用，學生在理解保持基本平衡的要求之后，根據書本講述和材料進行合作探究就簡單多了。
大屏幕展示：
“材料一：2014年中央財政支出向民生傾斜：
材料二：2014年中央財政增加基建投資，共投資4376億元，同比增長8.6%：其中居于第一位的“三農”和重大水利設施，居于第二位的是保障性安居工程及城鎮基礎設施，居于第四位的是節能減排、保護環境和生態。
結合材料一、二，說明財政是如何促進國民經濟平穩運行的？”
（分工：第一組討論社會總需求小于社會總供給，第二組討論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第三組補充）
第一組展示討論成果，當社會總需求小于社會總供給時，導致經濟發展滯緩。題目材料都是在增加支出，明顯是需求不足。我們組認為通過財政最好的辦法是擴大社會總需求，特別是擴大國內總需求。其中財政支出應增加，稅收應減少，這樣就可以增加市場上貨幣的流通量，從而達到刺激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的目的。根據2014年我國經濟發展過緩，中央財政增加民生支出和基建投資，可以看出我們可以通過財政支出來擴大消費需求，從而保持國民經濟平穩運行。
第二組展示討論成果：當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時，出現經濟過熱的情況。這與材料經濟態勢情況正好相反。因為老師之前講過一定時期社會總供給是一定的，我們要想平衡社會總供給與社會總需求二者之間的關系，我認為最好的辦法是：抑制社會總需求。關于財政，我們剛預習過財政的收入和支出，所以我們就可以從財政的收入和支出兩方面來發揮作用。對于財政支出，我感覺應該是減少支出，這樣才能控制市場上貨幣的投放量，從而達到抑制總需求的作用。同樣道理，還可以增加稅收來減少市場上的貨幣供應量。
第三組補充：他們兩組的措施好像正好相反，書上好像也是這樣，我們組想問問是不是經濟過熱和經濟滯緩和前面學的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有什么關系？
第4篇：高中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范文
關鍵詞：財政政策；財政收入；擴張性
1997年下半年，始發于泰國的東南亞金融危機，給全球經濟帶來了巨大沖擊，全球貿易和經濟增長明顯減慢，中國經濟也受到了嚴重影響。在當時嚴峻而復雜的國內國際經濟環境下，中國政府審時度勢，果斷地調整了宏觀調控策略，實行了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
一、對我國積極財政政策理念長期化的隱憂
由于我國目前的市場態勢，總體上已由“經濟短缺”過渡到“經濟過剩”，“經濟過剩”有可能成為我國今后經濟運行中的一種“常態”。對此問題的關注，實際上反映了大家對我國近幾年大規模財政赤字及政府償債能力的擔憂。
首先，“擴張性”財政政策（即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實施，從短期看，的確能促進經濟的增長，這一點是沒有任何疑義的。但是，不管哪個國家，“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實施，最終都要受到國家財政能力的制約，沒有足夠的財力做后盾，長期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是難以支撐的。雖然從1999年我國的國債負擔率和居民應債能力兩個指標來看，我國的國債余額占GDP的比重為12．93％（國際公認的安全警戒線為60％左右），國債余額占居民儲蓄余額的比重為17．60％（國際公認的警戒線為30％左右），說明我國國債的發行仍有較大的余地；但從國債償還率指標來看，我國1999年國債還本付息額占當年財政收入的比重達16．8％（國際公認的安全警戒線為10％左右），已大大超過了國際公認的安全警戒線。再從債務依存度看，這一指標逐年增加，居高不下，全國債務依存度1999年達30．6％（國際公認的安全警戒線為20％左右），而中央債務依存度更是高達98％（國際公認的安全警戒線為30％左右），都遠遠地高于國際公認的控制標準。1998年以來，整個國家財政有1／4的支出、中央財政有1／2的支出依靠發行國債來維持，這充分顯示出我國財政的脆弱性，必將對我國未來的財政安全構成巨大的潛在風險。盡管我國目前的國債負擔率和居民應債能力兩個指標距國際警戒線較遠，但實際上我國的財政債務與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的財政債務并沒有現實可比性。因為西方的財政債務一般都等于公共部門債務，而我國的財政債務一般小于公共部門的債務。造成這種差別的原因，主要來自于以下三個項目：一是準國債項目；二是國有銀行體系不良資產中的潛在損失；三是隱性養老金債務。顯然，如果只單純計算國家的財政債務，而不把以上三個項目考慮在內，就自然會低估政府債務規模；反之，如果把以上三個項目計算在內，則公共部門的債務規模就會大大增大。在我國，由于社會性質決定了政府財政是所有公共部門債務的實際最后承擔者，所以，我國的公共部門的債務規模要遠遠高于財政債務規模。據有的學者估算，1999年我國公共部門的實際債務已超過當年GDP的50％，已接近甚至超過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
其次，“擴張性”財政政策實施的結果，即加大財政赤字。財政赤字不僅僅是個經濟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從理論上講，只要經濟不斷增長，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公眾保持良好的信心，一定的財政赤字規模（由此導致的國債規模）就是可以承受的，也不會導致什么財政風險，即隨著赤字與債務的繼續增加，到未來的某一天，政府既無法用財政結余來彌補赤字，又不能通過借新債來換舊債和彌補赤字，且又得不到國際上的有力援助。那么，政府只有兩個選擇：一是多印發鈔票；二是宣布廢除舊的債務。前者意味著惡性通貨膨脹，后者意味著國家信用的破產，這兩者都意味著經濟或政權的崩潰。本人認為，由于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本來是在蕭條時期應該暴露出來的問題，如經濟結構問題，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收入差距問題，銀行的不良資產問題等，在財政赤字對經濟增長的刺激下，被暫時地掩蓋起來，一旦財政赤字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刺激作用減弱，這些問題就又會重新暴露出來，對經濟增長形成障礙，應引起足夠重視。
再次，政府債務籌資，也需要支付成本。就政府債務而言，其成本就是債務利息。一般來講，債務籌資成本是與政府的信譽成反比。但是，即使信譽再高的政府也不能做到一味地以低利率在國內外無限量地借款。在一般情況下，債臺高筑的政府信譽級別與其債務規模成反方向變動，而政府的債務風險卻又隨債務規模的擴大、信譽級別的下降而增加，如俄羅斯財政與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就在于此。
最后，“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實施，最終要靠政府機構來運作，并與行政行為結合在一起，這在執行過程中必然要帶有濃重的行政色彩，容易導致計劃經濟體制的復歸，弱化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和效率。由于我國目前的產權改革一直沒有真正到位，沒有建立起真正有效的法人財產主體，所以，在“擴張性”財政政策實施的過程中，投資決策失誤、效率低、效益差的局面不可能得到根本性改變。加上缺乏有效的監督與約束機制，公共投資被貪污、被侵占、被挪用和大量流失現象也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扭轉，這都必然會嚴重影響到財政支出的實際效果。
二、改進積極財政政策的幾點思考
目前，處于轉型期的中國經濟，總量矛盾與結構矛盾是相互交織、相伴而生的，采取簡單的總量擴張政策是難以解決有效需求不足問題的。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采取擴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但經濟卻始終啟而不發，關鍵在于日本未能將結構調整政策有效地結合于總量擴張政策之中，未能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因此，目前情況下，我們不能一味地依賴擴大財政赤字與大規模發行國債來刺激經濟增長，財政支出的增加，必須建立在財政收入可靠增長的基礎之上，同時注意解決如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積極財政政策的完善應該從轉變政府投資方式入手。積極財政政策的重點，應該從財政投資這種直接手段轉向利用財政投融資、財政貼息等間接手段，使政府投資成為杠桿，有效地帶動社會投資。具體包括：（1）改變財政投融資方式，逐步建立起適合中國國情的財政投融資制度，以便從制度上解決財政投資需求與投資供給之間的矛盾。（2）采取多種手段吸納社會資金。運用財政貼息、財政參股、財政擔保等手段吸納社會資金，尤其是民營企業參與社會基礎設施、高新技術產業和房地產開發等領域，從而產生“四兩撥千斤”的功效。值得進一步指出的是，民間投資的增長對于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近幾年來，在積極財政政策的帶動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幅較快，但如果民間投資增長緩慢，則會影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因此，除了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之外，還應全面落實引導擴大民間投資的政策，如落實準入政策、降低準入門檻，在稅收上切實實行國民待遇，防止稅負不公、雙重征稅等歧視性措施。要加強金融支持，拓寬中小企業的直接和間接融資渠道，加強法律保障和服務機構。
第二，運用公共支出政策，刺激國內需求增長。根據我國目前實際情況，充分利用有利條件，適當多增加一些公共支出，主要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環境治理等投資風險小、既有經濟效益又有社會效益的項目。這樣做，不僅可以改善經濟發展的環境條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長期以來制約經濟增長的不利因素，而且也有助于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緩解就業壓力，增加城鄉居民消費。
第5篇：高中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范文
而中國的基礎經濟從很多方面來看都是向好的，盡管國家基礎設施投資增長減緩，但消費者信心指數仍然穩定，私人消費以每年約10%的比率增長，上千萬的農民工工資待遇持續提升，私營部門投資增長勢頭強勁。城市化的推進，工業化的擴張，教育水平的改善以及勞動力技術水平的提高，都是長期經濟增長動力的一部分。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得更多的家庭成為“中產階級”，進而提高了他們的邊際消費。這些都是所謂的“簡單”增長，在其他亞洲經濟體的趕超發展過程中有著類似的增長模式，且這一增長仍在繼續。
同時我們還需認識到中國自身經濟在幾個方面的脆弱性。
2008年9月〜10月份，中國宣布了4萬億人民幣基礎設施投資的經濟刺激計劃，該政策發揮了作用，同時也存在兩個遺留問題。地方融資平臺由于過度負債而產生了潛在的不良貸款，而地方財政已經完全分配，售地所帶來的財政收入也是有限的，同時售地所帶來的財政收入已越來越多地用在了建設保障房以及水利灌溉等方面。
另外，房地產泡沫未完全消化。自2010年5月到現在所采取的措施主要針對房地產投機以及增加保障房供應量，在某種程度上說是成功的。但是，潛在的問題并沒有得到解決，一旦放松貨幣政策，房產泡沫仍會繼續膨脹。
就業數據是風向標
從數據上看，PMI指數維持在50以上。同時雖然經濟增長率下降了，但當前就業市場依舊強勁。就業應該是核心，我們應當時刻觀察就業情況而不是GDP增長的數字。如果GDP增長能維持在8%，且就業方面沒有系統性的問題，中國經濟就是健康的。
有人擔心上百萬的人找不到工作，我們對這個數字持質疑態度。人口統計資料在變化（當今勞動力市場新增的年輕人減少），這也意味著我們無需像上世紀90年代一樣擔憂就業問題。如果有上百萬的人難以就業，那么對于農民工工資的大幅上漲就難以解釋了。據調查顯示，制造業平均工資水平上調幅度達10-15%，有些地區甚至高于這一比例。
中國應當監督就業市場的動向，并且時刻做好應對全球出現更為嚴重衰退的準備。如果一場沖擊確實發生，或者全球經濟的增長進一步惡化，我們便需要作出回應。
放松貨幣政策并定量控制信貸
如果需要的話，貨幣政策可以放松。最優的做法將是降低21.5%的存款準備金率，以放開更多的信貸流動。在降低利率方面的需求會更小，當前的利率已經很低了，繼續降低利率只會對經濟造成傷害。可能需要放松貸款控制，但仍然需要央行控制由銀行所擴展的新的信貸量。只要中國保持低的實際利率，對信貸的需求將層出不窮。沒有定量控制的話，我們將會得到另一個信貸井噴。中期看來，中國需要找到一個貨幣政策可以領導、而不是滯后于經濟周期的機制，來阻止刺激性的低利率使房地產泡沫繼續膨脹。
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許多都是由于銀行信貸太廉價造成的，比如過高的房地產價格和中小企業融資困境。解決這些問題意味著政府在降低利率方面應該非常謹慎。如果中國需要刺激信貸增長，可以降低準備金要求，而當周期到來時需要再次提高利率。此過程中，由于擔心熱錢流入，中國需要正確的貨幣政策以統籌更為底層的資金。
擴張性的財政政策
在更深層次的經濟放緩的情況下，正確的財政政策是 “財政刺激”，該措施能衡量整體預算平衡的變化。鑒于當前的財政政策是緊縮的，中國有空間轉移到一個真正的財政擴張的立場，一旦需要，就通過增加開支來實現。增加的資金應當被輸送到地方政府平臺運作的基礎設施項目，好項目大都面臨融資困難。
這是以巨量財政刺激改善升級的明智方式。中國已經增加醫療開支，尤其是在農村地區。九年的免費義務教育也是進步，雖然一些學校似乎仍收取額外的費用，但中國可以做得更多，比如提供免費高中教育等；可以成立國家基金，讓更多的農村貧窮的、有潛力的學生進入大學。
中期，中國需要處理與財政政策相關的最大問題，也就是推動表外債務的處理。地方政府和鐵道部的債務，大部分由銀行持有。銀行業監管機構已經很努力地保護銀行，防止債務在與他們接觸到的當地政府平臺上翻一番，人們不愿意見到問題的積累。
中國需要通過中央預算來建設基礎設施。這樣可以監控其質量，衡量支出的節奏，并確保人們正確地為自己的決定負責。同時驅動銀行做好分內事，即發現好的企業然后幫助他們成長。另外，允許地方政府發行債券是一個不錯的主意，但如果公眾被要求購買其債務，則需要詳細的預算。監督是關鍵。
人民幣轉強是趨勢
自本世紀初以來，為保護出口商和創造就業機會，中國一直保持人民幣弱勢地位。但由于國內需求的發展，和國家戰略要求的演進，中國可以走向一個更強勢的人民幣政策。這將推動中國出口在價值鏈上的位置的上升，確保海外資產的低廉，并幫助全球需求。保持人民幣的弱勢地位，在更長的一段時間里，將會帶來更多的通脹和資產泡沫累積。
一旦人民幣達到接衡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的水平，提升利率將變得更為容易。假設我們沒有受到一個大的外部沖擊，現在可以是人民幣行動的時刻。如果美元下跌，與美元掛鉤，甚至是爬行釘住匯率制，都對中國不再有好處。
外匯儲備是重要的，但它并不是國家真正的財富。當然，我們需要在危機中，利用外儲以保護國家，但持有3.5萬億的的投資組合，很難想象它會不斷下降到危險的低水平。事實上，人們可能會認為中國的外匯儲備是為了保持人民幣匯率被低估所付出的代價。這是為了支持中國的出口，進而增加就業機會，同時利用所賺取的利潤吸收全世界的制造技術。
第6篇：高中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范文
對于未來中國經濟的改革和發展來說，國債市場將長期成為重要的議題。這是因為，上世紀末以來，需求不足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的常態，所以，努力擴大內需已經成為我們必須長期堅持的戰略方針。剛剛結束的黨的十六大進一步重申了這一戰略方針。貫徹落實這一戰略方針，財政赤字，以及相應的國債規模的擴大和種類的增加，都將是題中應有之義。因此，深入研究國債問題，應當成為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研究的重點之一。
由于國債兼有財政和金融的雙重功能，圍繞它的研究一向就集中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方面。本文將在這一背景下展開討論，重點則在于分析國債的規模問題。
一、從美國國債規模縮減談起
關注國債市場運行及其理論研究動態的人們一定會注意到，1997年以來，在全球金融界，掀起了一波新的關于國債問題的熱烈討論。討論的因由來自美國：這個實行赤字財政政策時間最長，國債未清償額規模最大的國家，預算開始出現盈余。1998年和1999年，美國財政盈余分別為690億美元和1230億美元，由此，美國財政部開始在市場上凈額清償國債，致使國債余額下降，進而導致其占國民經濟和資本市場的份額不斷下降。統計顯示：公眾持有的國債余額占GDP的比重，已從1994年的50％降至1999年的40％，而且還有進一步下降之勢。在資本市場上，國債發行所占的市場份額已從1995年的38％降至2001年的14％，同期，其余額所占份額也從33％降至16％，并且首次落在抵押貸款債券和公司債券之后，在全部債券中名列第三。
赤字的消除和赤字國債的發行額及國債余額的下降，固然使美國的國民經濟和全體國民受益，但是，它也給財政證券的管理，特別是給金融市場的運行和貨幣政策的實施帶來了新的課題。問題的焦點是：在預算持續出現盈余的情況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如何協調？這個問題當然涉及很多方面，但其中最迫切需要研究的是國債的凈額清償對金融體系的影響。人們普遍注意到，財政部在市場上清償國債，已經在金融市場上造成了嚴重的流動性不足。這是因為，國債已成為所有金融機構的流動性儲備資產（所謂“二級準備”）的主要構成部分，同時也成為中央銀行調控基礎貨幣（通過公開市場操作）所要買賣的主要資產。所以，該資產的迅速減少，幾乎使所有的金融機構均感到流動性不足，同時也使得中央銀行感到缺乏有效的手段來展開公開市場操作。
眾所周知，美國財政證券具有信譽高、流動性強和可減免所得稅等多種優勢，它不僅是投資者的理想選擇，也是其他固定收益證券的基準價格。規模龐大且交投活躍的回購市場和期貨市場，更為投資者進行套期交易、規避風險提供了便利。財政證券余額的下降、發行規模及發行周期的變化，將對其流動性、交易活動和競標差價產生不可低估的影響，從而削弱財政證券基準價格的功能。在新的情況下，如何保障財政證券市場實現其三大目標，即，始終保持充足的現金余額、降低納稅人的融資成本，以及提高資本市場的效率，以維護其基準價格的地位，成為財政證券管理面臨的新問題。
為了減少財政證券余額下降對其金融功能的影響，美國財政部在債券管理上做了若干新的嘗試和努力。（1）降低發行規模，維持國庫券定期發行的周期不變。1996年，國庫券每周的發行規模平均為200億美元，1998年降至140億美元，降幅為28％，1999年后又有升降。（2）將定期發行有息證券的次數從每年39次減少至26次。為此，財政部取消了3年期和30年期國債，將5年期國債從按月發行改為季度發行。這種調整，為財政部繼續發行大量的、流通性強的基準定價證券奠定了基礎。
然而，僅憑簡單的規模調整并不能滿足新形勢下國債管理的需求。為維持不同期限債券的規模，美國財政部進一步啟動了三種新的債券管理工具：（1）在一級市場上重新拍賣（reopening）已發行的債券品種，以增加此種國債的余額，提高其流動性。根據原有發行貼現規則（OID），只有當發行價格跌破一定幅度后，才可重新拍賣。按照新的規則，財政部有權在債券發行一年內重新拍賣，從而有效地維護基準價格債券的規模和流動性。（2）回購未到期債券。這種回購的優勢在于：可以維持基準價格債券的規模和拍賣的規模；可以靈活地調整債券的期限結構，在不影響現有債券期限的情況下發行期限較長的債券；回購可作為現金管理工具，在一定階段內（如四月份稅收余額大于財政支出時）吸納過量的現金余額。（3）盡管沒有彌補赤字的需要，財政部還是發行了一種為期4周的短期債券，以緩解市場上流動性不足的問題。幾年來，這種發行進行過多次。
值得注意的是，在財政證券基準定價功能不斷減退的同時，美國聯邦機構債券的基準定價的功能卻日趨顯現出來。1998年1月，聯邦國民抵押協會就效仿財政部，開始發行投資組合大、不可提前兌現的“標準價格中期債券”（BenchmarkNoteProgram）。1998年4月，聯邦住宅抵押公司也推出了自己的“參照價中期債券”（ReferenceNoteProgram）。緊接著，1999年3月，農戶信貸銀行啟動了“指標長期債券計劃”（DesignatedBondsProgram），同年6月，聯邦住宅貸款銀行也推出了自己的“全球債券項目”（TapIssuanceProgram&GlobalDebtProgram）。1999年11月，聯邦國民抵押協會和聯邦住宅公司還推出了“短期基準價格債券”（Short-termBenchmarknote）。盡管這些機構每次發行的基準價格債券的規模均比財政證券的規模小（約為國債的1／5—1／2），但是，經過若干年的此盈彼消，情況勢必發生重大變化。1999年，公眾持有的聯邦機構債券余額為1.4萬億美元，國債為3.7萬億美元，后者是前者的2倍多；到了2001年，兩者的規模分別達到2.2萬億美元和3.0萬億美元，已經相差不多了。預計，到2007年，聯邦機構債券市場規模就可能超過財政證券市場。人們希望，聯邦機構證券將取代國債，成為美國金融市場上其他定期收益證券可參照的基準債券。
從文獻上看，因財政部凈額清償國債而導致金融市場流動性不足的情況，在美國歷史上曾出現過若干次。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就是一次。當時，由于戰爭結束，生產得到恢復，經濟增長強勁，運用財政赤字手段來籌集戰爭經費的必要性消失，政府預算開始出現盈余。面對此狀，美國政府開始在市場上凈額收回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發行的國債。當時就曾出現了金融部門流動性不足的現象。應對這一問題所采取的措施，就是財政部緊急發行了一筆非赤字國債。我們看到，這一次，財政又一次出現盈余，同樣的政府債券凈額清償的現象也開始出現，繼爾，同樣的金融市場流動性不足的問題又一次出現，而且，財政部采取的補救措施也基本相同。有所不同的是，這一次，政府更多地借助了政府機構債券來填充財政部債券凈額清償留下的空白。如果考慮到這兩類債券均以政府信用為基礎的共同點的話，美國當局這一次采取的對策事實上是乏新可陳的。
從美國的經驗中我們至少可以得出三點認識：（1）國債不只是一個財政問題，甚至不主要是一個財政問題；它在相當程度上是一個金融問題。（2）在現代經濟條件下，無論財政收支平衡狀況如何，發行并保持一定規模的國債市場，是維持金融市場健康運行的必要條件之一。（3）退一步說，如果財政部因種種原因一定要減少國債的發行，金融市場也一定要找到另一種以政府信用為基礎的債券（在美國，即政府機構債券）。我認為，上述第二、三兩點尤其值得我們深入研究，因為它指出了用政府信用（通過國債和政府機構債券）來支撐金融市場運行的必要性、不可替代性和可能性。
二、國債的財政觀點
從理論文獻上看，對于國債問題，從財政角度和從金融的角度所做的分析以及得出的結論，幾乎完全相反。
立足于財政角度展開分析，人們對國債基本上持比較消極的否定態度。普遍認同的看法是：財政運行必須遵循“謹慎財政”原則，即必須追求收支平衡，不到萬不得已，政府不出赤字，當然也就不發行國債。與此相應，一旦財政預算有盈余，政府便自然地要凈額清償國債。
不妨將此類觀點稱作關于國債的財政觀點。與此相關的幾個主要觀點如下：（1）政府赤字以及相關聯的發債有排擠效應，因此，發行國債不利于經濟的發展。這種觀點認為，相比政府而言，市場和民間企業是更有效率的，它們能夠更好地使用經濟資源。政府通過發債擠占了民間的資金，因此會使整個經濟的效率降低。這是關于國債的一個基本看法。（2）根據“李嘉圖等價”原理，現在的債就意味著未來的稅，二者沒有太大的差別。既然如此，政府就不應當發債。這種觀點認為，債的經濟效果和稅對經濟的效果是一樣的。然而，最近的一些比較深入的研究表明，“李嘉圖等價”成立所需要的前提條件是非常嚴格的。而這些前提條件在現實生活中并不可能完全具備。因此，李嘉圖等價原理并不是經濟的現實，我們不能用它來評判國債的經濟影響。（3）從“代際交換”角度看，這一代人發行債券并安排支出，其實質是提前占用了本應由后人使用的一些經濟資源。對這些經濟資源的使用（而且常常是濫用），會給后一代人使用資源造成一些缺口；后一代人會因此而承擔沉重的負擔。在一定意義上，這種說法與李嘉圖等價異曲同工，即，它們都特別強調，這一代人用發行國債方式籌集了資金，就要由下一代人用增加稅收的方式來償還。當然也有不同，這就是，“代際交換”觀點更關注實際可用的經濟資源的消耗問題，其討論的重點在實體經濟層面；而李嘉圖等價則更多考慮的是資金的跨代運作以及帶來的相應問題。（4）從與貨幣政策的關系來看。在理論上，國債的增加容易導致較高的利率，貨幣當局若想降低利率，則須增加貨幣供應，因此，國債的增加將導致貨幣政策擴張，長期來看，則會引起通貨膨脹和較高的名義利率。這種觀點看似有理，卻無實踐的支持。以美國為例，至少在上世紀的肋、90年代，貨幣政策對財政政策沒有明確的這種反應。（5）政府大量發債，會降低私人部門的儲蓄意愿，從而降低全社會的儲蓄率，并最終導致經濟增長率下降。這是因為，儲蓄率，以及長期來看由之決定的投資率，究竟還是決定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
簡言之，從財政角度出發，如果確認謹慎原則是健全財政政策的立足點，則對財政赤字以及與之關聯的國債一般持否定態度。從總體來講，雖經多年發展，這種財政觀點依然沒有變化。凱恩斯主義也罷，自由主義也罷，新古典主義也罷，一旦財政出現盈余，都是主張立刻要清償政府債務的。可見，平衡預算，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等等，是財政當局根深蒂固的指導思想，是其必須遵循的最基本原則之一。
當然，在財政界也有其他的看法。比較重要的看法是，認為公債和私債不能等量齊觀。這種看法認定，從國民經濟總體來說，公債是從左口袋掏錢放到右口袋里，而且，發行公債，在整個國家中，并沒有任何人感覺到增加了負擔，相反，倒是很多人感覺到金融財富在增加。而私債就不是這樣。私債雖然并不構成整個國民經濟的負擔（因為，在宏觀層面上算賬，債權和債務是相互抵消的），但是，對于很多人來說（主要是債務人），私債一定是凈的負擔，因而一定會改變很多人的行為方式。不過，在財政界，這種觀點并不占主導地位。
三、國債的金融觀點
與此相反，對于國債，金融界一般持比較積極的態度，至少，金融界的人們一般不會去討論國債規模是否過大的問題。
金融界對于政府債券市場的認識，是以金融市場的流動性為基礎的。在這里，金融市場的流動性和政府債券市場作為核心金融市場的特性，是最值得我們注意的兩個主要內容。
在金融理論中，“流動性”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概念。在一般意義上，它指的是“資金的可獲得性”（availability），即金融資產迅速變現而免遭面值損失的能力。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流動性問題對于金融體系的重要性受到前所未有的強調。因此，保持流動性，成為金融體系健全運行的基本原則之一。
“市場流動性”盡管在原理上與“流動性”相通，但畢竟存在較大差別，如果說流動性著重刻畫的是微觀經濟個體取得資金的便利性的話，那么，市場流動性則側重刻畫的是金融市場的運行狀態。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的解說，市場流動性指的是“市場的參與者能夠迅速進行大量金融交易，并且不會導致資金資產價格發生顯著波動”的情況。仔細體會兩個定義的差別，大致可以這樣認識：市場流動性是全體市場參與者的流動性狀態的綜合反映，它是一個更整體的概念。而市場“流動性”是金融市場微觀結構理論的基礎性概念。刻畫某一市場的流動性狀態，人們通常使用交易規模、交易者數量、交易頻率、價格波動幅度等一系列指標。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國際清算銀行推薦使用密度（Tightness）、深度（Depth）、彈性（Resiliency）等三個指標來對之進行深入分析。
我認為，相比而言上面的指標中，后三個指標有其更反映本質的優越性。（1）所謂市場密度，指的是交易價格偏離市場中間價格的幅度，它反映的是與市場價格無關的交易成本，通常可以用債券買賣價差（bid—askspread）來刻畫。一般地，債券買賣差價越小，市場密度越高，說明市場競爭越激烈，市場效率越高。反之則相反。度量買賣價差的方法有幾種：一是交易商報價的價差（quotedspread），二是一段時期中交易價差的加權平均（realisedspread），三是實際交易的價差（effectivespread）。從效果上看，后一種能夠更為準確地反映價格的實際變化及其發展趨勢。（2）所謂深度，是通過不會影響現行價格的市場交易量來加以反映的。實踐中，人們一般用某一既定時期間做市商（market—maker）交易訂單中的交易量來刻畫，也可以通過債券的過手率（年交易量／未清償量）來反映。一般地，不影響交易價格的交易量越大，說明市場越有深度，市場效率越高。（3）所謂彈性，指的是交易引起的價格波動恢復均衡的速度。從其實際意義看，市場彈性是從另一個角度來刻畫的市場深度。通常，人們通過觀察、比較新的債券交易后市場恢復正常狀態（買賣差價、交易量、價格水平）的速度來確定市場的彈性。顯然，市場在新的交易沖擊后回歸其初始狀態的速度越快，該市場的彈性越大，市場效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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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說來，各種金融市場在提供流動性方面，能夠自主地做出一些制度安排。而且，市場流動性存在一個基本特征，就是該市場是可以“自我強化”（self—fulfilling）的。就是說，如果市場參與者預期市場的流動性在可預見的將來繼續保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他們就更愿意持有債券，就會更積極地從事交易。相應地，市場的流動性就越高。但是，市場流動性仍然具有一定的“公共產品”特征：提高市場流動性的好處是“外溢”的，所有市場參與者和整個經濟都能以“搭便車”的方式享受到它所帶來的好處；因而，單個市場參與者缺乏足夠的促進和維持市場流動性的積極性。這就意味著，公共部門（財政部、中央銀行等）在促進市場流動性方面應該發揮積極的主動作用。
上面所說的市場流動性是就金融市場整體而言的。在現實中，一國的金融市場通常由多個子市場構成，而且，市場的運作通常會環繞一個核心市場展開。具體言之，在金融體系中，如果存在這樣的一個市場，該市場的債券存在于所有市場參與者的資產結構中，從而，其充分的流動性有助于提高整個金融市場的效率，這樣的市場就可被稱為核心金融市場（corefinancialmarket）。在絕大多數國家，國債市場正是這樣的核心金融市場，因為，國債的規模巨大，發行主體同一（政府），不同國債的付息時間、期限均較穩定，所以，不同的國債之間的替代性或同質性（homogenous）更強。同時，國債作為一種零風險資產，是其他資產定價的基準（benchmark）和眾多衍生金融資產（例如回購、期貨、期權等）的基礎資產，也是交易者對沖風險的重要工具。
市場流動性對于金融體系的重要性，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一是能夠提高市場參與者對金融市場運行效率的信心，二是提高貨幣政策的操作效率。
一個發達的國債市場所以能夠提高金融市場參與者的信心，提高金融市場的運行效率，主要有三個原因：（1）它為投資者們提供了一種無風險（無信用風險）的資產，使之成為銀行、養老基金、保險公司、投資基金、社會公眾的主要投資對象。（2）由于國債具有無風險的特征，借助它，市場可以計算其他債券和衍生金融工具的價格。（3）國債是投資者在進行投資組合、減小資產風險時的一種重要資產。
市場流動性的重要性，還可以從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政策條件方面看出來。我們知道，在現代市場經濟中，中央銀行的主要功能是制定并實施貨幣政策，同時實施金融監管。這兩項功能得以順利履行，均以金融市場具有足夠的流動性為前提條件。既然發達的國債市場有助于提高金融市場的流動性，它對于提高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操作和金融監管效率的涵義就是不言而喻的。
國債市場發展對于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操作的意義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1）國債是央行公開市場操作的最主要對象，是其貫徹實施貨幣政策的主要渠道和場所。如果國債市場缺乏流動性，央行調節貨幣供應和社會信用總量的能力就會受到限制。我們知道，公開市場操作在國外已有多年歷史。就是說，國債一直就同貨幣供應密切聯系在一起。例如在美國，2001年底，聯邦儲備券（我們通常所說的“美鈔”）的發行準備資產的94％以上是政府債券。上世紀90年代以來，情況更有了新的發展。我們看到，在主要市場經濟國家中，傳統的準備金率、再貼現率等貨幣政策工具被逐漸封凍，或者干脆被廢棄不用，公開市場操作逐漸獨占鰲頭。在這種情況下，貨幣政策要想富有效率和彈性，沒有一個規模龐大、密度高、有深度、富于彈性的國債市場是不可想象的。（2）國債市場上形成的利率期限結構，能夠反映利率的長期變化和人們對長期價格變化的預期，從而為貨幣政策的實施提供準確信息，使得貨幣政策的意圖能夠有效地傳導。（3）國債作為零風險金融資產，既是其他所有金融資產定價的“基準”，也是多種衍生金融資產的基礎，同時還是從事金融交易時對沖風險的主要工具。因此，央行通過公開市場操作而在國債市場上顯示出的政策意圖，將全面影響金融市場的運行，并影響市場參與者的行為方式。
此外，一個富于流動性的國債市場，也有助于保持金融體系的穩定。這是因為，當民間的金融機構以及非金融機構能夠通過資產形式轉換的方式從金融市場融資時，資產價格就不會過度波動，金融市場至少不會出現結構性失衡，進而，央行作為最終貸款人的壓力無疑會大大減小。
顯然，從金融角度來討論國債市場，我們會得到另外一種看法。這種看法是基于金融市場的核心概念——市場流動性之上的。概括本節的討論，我希望強調兩個要點：（1）因為提高市場流動性是發展金融市場的核心任務，鑒于國債市場構成核心金融市場，所以發展一個規模適當，運作有效的國債市場，是建立有效的金融市場的題中應有之義。（2）在中央銀行主要通過購買國債的方式來增加貨幣供應的制度背景下，在各類金融機構和非金融機構將國債當作應付流動性需求的二級準備的條件下，事實上存在一個不斷增加國債而不會引致通貨膨脹的適當的空間。這使得貨幣政策同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有了新的內容。
四、國債的規模應考慮金融市場的需要
以上我們分別從財政和金融角度討論了國債問題，旨在指出國債在經濟生活中的多方面功能和多樣化影響。
不難看出，對于財政政策來說，國債并非絕對必要；只是在財政出現赤字需要彌補時，當局才會不情愿地使用它。由丁同樣的原因，一旦資財充裕，當局首先就會想到去凈額清償債務。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對于金融部門來說，情況則相反。在現代信用制度下，國債市場成了金融市場有效運作的基礎設施，打個比方，它是金融市場有效運作的“劑”。質言之，在貨幣供應只能通過信用渠道發放，而且這種發放必須有無風險、高流動性的金融資產與之對應（所謂貨幣發行準備，其作用是“擔保”貨幣發行的價值）的條件下，貨幣當局將成為國債的穩定需求者。與之對應，在中央銀行主要通過吞吐國債來增減基礎貨幣并調控市場利率的條件下，所有的金融機構均須在其資產中保持一個顯著的國債份額：一方面保證取得無風險收益，另一方面則形成其應對流動性變化的二級準備。不僅如此，就是廣大的非金融企業以及普通的居民戶，也都需要在其資產結構中保持一個相當規模的國債投資。因為，作為市場參與者，大多數企業都需要在自己的資產中保持一個無風險的資產來應付越來越大的市場不確定性；作為總體的風險厭惡者，大多數居民需要獲得產生自國債的無風險收益。
這就回到了本文一開始所討論的美國經濟近年來遇到的問題：由于財政部凈額清償國債，美國的金融界日益感覺到市場的流動性不足。事實上，國際金融領域的流動性不足問題，在我們中國也有感覺，當然是在與美國的金融資產相關聯的那些部門中，首先有了這種感覺。舉例來說，最近三年以來，由于美國政府凈額清償國債，我國外匯儲備的“擺布”就出現了新問題。過去，我們的外匯儲備主要“擺布”在以美元定值的債券，主要是美國國債上。現在，由于美國國債的供應已絕對減少，其他替代性的產品又不足，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外匯管理當局，很長時間以來都覺得無所適從。
上面說的是國際的情況。其實，與美國相類似的問題，在中國也已出現。自從貨幣政策的運作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將國債市場納入視野以來，我們就曾多次感受到缺乏有效和大容量國債市場的限制。舉例來說，1994年以及其后幾年中，我國外匯儲備每年以300億美元以上的速度在增長。當時國內物價水平較高，外匯儲備的迅速增加，更給國內帶來了“輸入型”通貨膨脹。那時我們就發現：如果能夠在大量買人外匯的同時，反方向地大量賣出等額的國債，貨幣供應量就不會控制不住，物價上漲就不會那么嚴重。遺憾的是，在我們的中央銀行手中，當時根本就沒有可供用來做這種“對沖”操作的工具和手段。
現在我們又遇到了相反的情況。1997年以來，我國經濟陷入物價持續下跌境地。為了弱化物價下跌的不利影響，我們需要增加貨幣發行。同樣，我們也痛切感覺到，此時，我們的市場上并沒有那么多無風險的國債可供中央銀行去“購買”，以便將貨幣供應擴大。總之，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國債市場的規模太小、品種過于單一，已經嚴重束縛了貨幣政策的操作。我們注意到，中央銀行為了彌補這個缺陷，不得不采取很多替代性的手段。如允準發行金融債券，甚至用自己的融資債來進行操作，等等。上述種種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當金融系統從投資和保持市場流動性的角度提出了對國債的穩定需求時，當國債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可以被經濟社會當作一種無風險資產來持有和交易時，對于應否在經濟中保持一個適度的國債規模不予清償問題，對于國債的規模可否脫離開財政赤字籌資而有單獨的政策考慮等問題，均須重新認真研究。
既然肯定了國債在現代經濟中不可或缺，為了更完整、更科學起見，我們必須回過頭來，分析國債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表明，國債的規模（無論是用哪一個指標來衡量）與國民經濟運行的相關程度是不高的。就是說，在現實中，由于國債占GDP的比重很高而導致經濟出現問題的國家有之；但是，由于國債占GDP比重很高導致經濟發展非常迅速且質量很高的國家也有之。相反，國債占GDP比重很低而導致經濟發展良好的國家固然有之；但國債占GDP很低，而經濟狀況不好的例子也不勝枚舉。很典型的是東南亞危機的例子。在危機發生之前，用各種標準來衡量，亞洲各國的財政狀況都算是較好的，有的國家甚至被IMF夸獎為“財政十分健全”。但是，金融危機還是在那里發生了。這意味著，衡量國債規模的若干指標，諸如負債率、償債率、債務率等等，雖然都有很強的經濟分析意義，但用來指導具體的實踐，其操作性尚待提高。
說到這里，如何管理國債規模，使之適應金融部門的需要的問題，自然需要提出。這里的根本問題在于：財政部門的國債規模是與財政赤字相聯系的，而金融部門對國債的需求則是相對穩定且不斷增長的。顯然，要解決這個矛盾，我們必須割開國債發行與財政赤字的僵硬關聯。
在這方面，看一看若干發達國家的經驗，有助于尋找解決的思路。我們注意到，發債在大多數國家是彌補財政赤字的一個手段，這是一個基本的因素。但是，在很多國家，在彌補財政赤字之外，也常常還有其他一些理由也需要發債。
第7篇：高中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范文
通貨膨脹預期攀高是當前經濟運行的一個重要特點。食品等基礎消費品價格上升，使得居民原本因為工資、養老金待遇提高而有所上升的實際福利水平打了很大折扣，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險基金甚至遭遇了負實際利率。
對于通貨膨脹，我們并不陌生。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中期，我們經歷過兩次通貨膨脹。這一次還沒有那么嚴重，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構成價格全面上漲，但如果因此而忽視它，是相當危險的。
而且，這次和上世紀兩次通脹的原因也不相同。上世紀80年代的通脹主要是由生產資料價格上漲引起的；90年代的通脹則主要是因為投資需求過量。至于這次通脹的原因，多數經濟學家強調匯率和貨幣發行的問題；政府部門則多認為只是短期的和所謂“結構性”的價格上漲，而不是通脹。在我看來，此次通脹的原因是綜合性的，匯率問題是主要原因，卻不是惟一原因；2007年下半年CPI已經明顯上升，雪災的影響只是短期性的。
一段時間以來集中實行的寬松的財政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以及最低工資標準、新《勞動合同法》等一系列影響市場的舉措，也會刺激價格水平上漲，雖然它們不見得是主要因素。這不是一個令人感到愉快的觀點。但是，反通脹的財政政策的確應該是反周期的，那么，在經濟增長的高點上，在實行寬松貨幣政策的同時實行寬松財政政策，對降低價格水平不會產生正面效果。
因為補償性財政支出是社會保障的重要支撐，所以，本文的批評者有可能會把我的觀點曲解為不要社會保障、不要改善民生。有必要聲明，我不會持有這樣的觀點，而是說，改善民生的社會政策及有關財政政策要與經濟發展的要求相協調；改善民生的社會政策以及相應的補償性財政支出政策，應避免進一步刺激價格水平上升。
在一般均衡情況下，勞動力市場和資本市場同時達到均衡，這時的資本勞動比應是最優的。長期來講，資本勞動比是由技術水平決定的。這是經濟學的一個簡單原理。近年來，中國相繼推行多項社會政策，如取消農業稅；建立“新農合”；建立城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實行最低工資制度；提高養老金水平；增加工資等，尤其是實施新《勞動合同法》，為保護勞動者權益提供了更加嚴格的法律依據。這些法規和政策對民生狀況有很大改善，但是也增加了企業的用工成本，同時，因為技術水平短期內不會改變，所以，資本勞動比不會發生改變，這樣，資本的名義價值就會提高。
另外，對于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之一――土地，其批租制度的市場化運作多半還只是流于形式和表面，建設用地的價格形成過程中存在著名目繁多的行政收費，賣地在很多地方是政府的主要財政收入來源。這一方面對耕地保有量形成壓力，另一方面也削弱了農村基層組織甚至是農民種地的意愿，所以，也會拉高農產品的相對價格。
對于目前中國經濟出現的通貨膨脹苗頭，貨幣和匯率政策也許是主要因素，但是，我認為還有三點需要注意：一是中國在短時間內集中推出了力度很大的民生政策，政府開支迅速增加；二是推出了較多直接干預市場、特別是直接干預勞動力市場的社會政策，使得勞動力成本大為增加；三是在改革攻堅戰中，土地批租這樣的堡壘還沒有被攻克，既得利益集團操控市場，必然導致嚴重后果。對于廣大中低收入者來說，通脹無異于雪上加霜，不但實際福利受損，而且與富裕者的實際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
事實上，新《勞動合同法》、最低工資等法規或政策的主要著力點是勞動密集型行業，增加的勞動成本最終由這些企業來承擔。然而，企業做出了一些讓某些法規制定者始料未及的應對。近來，廣東等沿海地區出現了中小外資企業撤資、停產的現象，企業破產立案率也有所上升。勞動者的風險如果全部要求雇主來承擔，從任何意義上講都不是好的選擇。而從目前一系列政策的目標和實際效果來看，低端勞動力市場的風險并沒有被有效地分散出來。
增加社會福利對于價格水平的影響，在發達國家的歷史上也能找到蹤跡。例如，許多歐洲國家在“二戰”以后迅速推行福利國家政策，但是，高稅收、高失業和持久的通貨膨脹也如影隨形。時下，國內有人士對西方福利政策推崇有加，對其后果卻視而不見，委實令人擔憂。
眾所周知，“二戰”后引導西方國家經濟增長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主張用以進行需求管理的財政政策，是一種反周期的宏觀政策，即在經濟衰退時擴張，通脹加速時緊縮，如果反過來順周期運用，其結果不言自明。當前，中國政府為了抑制通脹苗頭，實施從緊的貨幣政策，但是力度夠不夠，以及僅靠有限的緊縮性貨幣政策夠不夠，還是一個問題。20世紀80年代初期，里根政府就曾經一度實行過“寬財政－緊貨幣”的政策組合，但是并不成功。此外，中國還有一個現實問題，即貨幣政策能不能獨立于財政政策，二者如果不能獨立運用，也會削弱政策效果。
綜上所述，通貨膨脹壓力增加，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在短時期集中推出力度很大的社會福利政策，增加政府開支，并且讓中小企業承擔大部分成本，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由此，更能看出十幾年前一些經濟學家提出的“劃撥國有資產償還養老金隱性債務”這一思路和建議的價值。如果我們能夠用存量資產或國有股權來支持養老保險，那么，就不會因為要在短期內增加社會福利支出而產生過大的流動性，還可以由此建立一個現收現付與積累制相結合的制度，使其成為調節經濟運行的另一個杠桿。由于二者是相互補充的，所以，在現收現付或積累制任何一部分壓力過大時，另一部分都可以分擔。
另外，從縮小收入分配差距上說，如果能讓養老保險或社會保險基金代表廣大中低收入者接持那些壟斷性行業的部分股份，或許比任何轉移支付政策都更加實實在在，比起現在許多論者主張的公平更加公平。
但是，2001年開始的做實基本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的試點，無一不是用財政資金即現金做實的。不僅起不到杠桿作用，而且沒有彈性，無助于減少資本市場的流動性。
此外，我們現在實行擴大內需的政策是對的，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有助于擴大內需，但是，在通脹勢頭明顯，尤其是食品等基礎消費品價格居高不下時，我們還應當把事關消費的政策做得更細。要在鼓勵私人消費的同時，堅決壓縮公共消費，用壓縮公款吃喝等辦法來抑制對食品的過度需求，用壓縮公車消費和公款旅游的辦法來緩解油價壓力。可是很顯然，這些都是難啃的“硬骨頭”。
我絕非不主張提高國人的福利水平，只是想說，我們在提高社會福利或發展社會保障時，不能忽略其成本怎樣負擔的問題。應當尋求更好的途徑，找準和正視問題的根源，那些改革還不曾攻克的堡壘，無論如何是無法回避、也不應回避的。怎樣在改善民生的同時保持經濟健康發展，是我們必須回答的問題。我們不能忘記和忽視市場經濟的客觀規律；不能任憑一些人假借公平的名義去傷害市場，那不是別有用心就是沒有經濟學常識。
第8篇：高中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范文
關鍵詞：貨幣政策；有效性；綜述
近幾年國內許多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分析了我國貨幣政策有效性較弱的原因，并且做出了大量的解釋和探討，本文將從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中涉及到的調控主體、傳導渠道和微觀主體出發，對國內學者的主要觀點以及最新研究成果進行歸納和總結,以求推動對我國貨幣有效性問題的進一步研究。
一、 中央銀行
一些學者從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目標獨立性出發對央行獨立性與貨幣政策有效性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分析。汪紅駒（2003）、任嘯（2005）認為中國貨幣政策的決策并非由中國人民銀行自主決定，而是各個利益集團經多方談判、博弈達到利益均衡的結果，這種決策過程降低了中央銀行的目標獨立性，使得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目標可能受到各方的干擾。范方志，蘇國強（2005）認為中國貨幣政策實質上受到物價穩定、匯率穩定等多目標約束，這迫使中央銀行在多目標之間尋找平衡，于是中央銀行就可能采取機會主義的手段注重短期效果和表面效果，或把實現一種目標當作不能實現另一種目標的借口，這種做法往往使貨幣政策顧此失彼，嚴重影響了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執行。
另一些學者從中央銀行的操作獨立性出發對兩者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張靚在《對我國中央銀行獨立性的現狀分析及對策探討》中認為由于中國貨幣市場不發達，目前貨幣政策主要通過國有商業銀行的信貸渠道傳導，于是中央銀行制定貨幣政策，必須與商業銀行共同商討確定信貸規模，這種狀況必然削弱中央銀行的操作獨立性。汪紅駒（2003）認為政府用于公共產品支出的貸款容易產生部分銀行壞賬。當中央銀行意識到銀行壞賬可能威脅到銀行的健康運行時，甚至導致金融企業經營困難時，中央銀行作為最后貸款人就不得不采取措施拯救這些“有問題”的金融機構，而當隱蔽的財政赤字積累到巨額銀行壞賬直至影響銀行正常經營以后，最終還要由中央銀行或政府來解決，這嚴重干擾中央銀行調控基礎貨幣，影響貨幣政策有效性。
二、商業銀行
一些學者從國有商業銀行組織制度出發論述了商業銀行與貨幣政策有效性之間的聯系。徐洪水（2000）認為國有商業銀行行政化組織制度使資金的縱向分配格局難以打破，資金難以在市場機制作用下橫向流動，不利于滿足各種市場融資主體多樣化，多層次的資金需求，導致金融資源配置的分散化和使用的低效率，影響貨幣政策的基層實施。任嘯（2005）認為我國四大商業銀行的行政治理結構缺乏有效的激勵機制，容易導致銀行經營背離利潤最大化的目標，從而影響了貸款的增加，導致信貸增長障礙，影響貨幣政策的實施。張本照、楊皓、邱媛（2007）認為由于我國商業銀行的國有產權使得銀行貸款偏向國有企業和中小企業的信貸擔保體系不健全等因素，使得非對稱信息下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嚴重，影響了商業銀行對中小企業放貸的積極性，形成了信貸和貨幣供應量擴張的障礙機制，也就影響了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
一些學者從國有商業銀行信貸集中的特征出發分析了商業銀行與貨幣政策有效性之間的聯系。楊時革（2003）認為當前我國貸款來源主要集中于國有商業銀行，貸款投向過度集中于國有和大型企業、大型重點項目，貸款渠道相對狹窄，放貸對象趨同，造成企業間資金狀況分配不均，大量的企業資金緊張，而少數企業獲得的超額貸款，新增貸款覆蓋面過于狹窄，使中央銀行貨幣信貸政策的作用范圍受到限制。崔建軍（2006）認為國有商業銀行信貸機構，貸款管理權限，貸款期限，貸款區域均過于集中，這就造成貨幣政策傳導渠道梗阻，由貨幣政策操作所推動的貨幣供給在省級分行停止，很難達到縣域地區，貨幣政策傳導鏈條中斷，同時，商業銀行系統內信貸資金卻自下而上“回流”，這樣會造成縣域金融服務真空，這樣就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導致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
還有學者從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的角度出發論述了商業銀行與貨幣政策有效性之間的關系。楊米沙、楊國英（2006）認為商業銀行出現大量不良信貸資產，將導致對可用資金的擠占，從而使可用信貸資金得不到擴充，所以在存在大量不良資產的情況下，這種“惜貸”行為使得銀行將較多地資金配置在央行存款和購買國債等高流動性資產上，導致商業銀行信貸收縮。這種非正常經營狀況危害貨幣供給機制，中斷供給路徑的延伸，妨礙了中央銀行貨幣供給渠道的暢通，使中央銀行的政策意圖無法實現。
三、貨幣市場
張國喜（2006）認為在貨幣政策的傳導過程中,貨幣市場發揮的作用集中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貨幣市場是解決各經濟主體短期性或臨時性資金需求的場所,為各經濟主體提供流動性管理的途徑,使各種經濟主體的資金供求得以平衡；貨幣市場為貨幣政策實施提供活動場所；貨幣市場為中央銀行制定基準利率提供依據。孔曙東（2003）認為隨著我國貨幣市場的不斷發展和完善，交易規模越來越大，貨幣市場在貨幣政策的傳導中開始發揮出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第一，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和債券市場已成為調節金融機構資金的重要場所。第二，貨幣市場的發展為運用公開市場業務等貨幣政策工具發揮作用創造了條件。第三，銀行間債券市場，同業拆借市場，票據市場等貨幣子市場的發展為利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提供了基礎，從而有利于貨幣政策通過利率機制來傳導。同時，孔曙東也指出目前我國貨幣市場存在弱化貨幣政策有效性的五大缺陷：交易主體單一，交易工具單一，貨幣市場流動性較差、交易不活躍、各子市場嚴重分割，風險防范能力差，貨幣市場各子市場發展不均衡、結構不合理。
四、資本市場
托賓的q效應理論認為,貨幣供給通過利率變動影響收入變化,其間存在著一個股票市價或企業市價變化的問題和一個固定資本重置價格變化的問題,即貨幣政策是通過影響證券資產價格從而使投資者在不同資產之間做出選擇而影響經濟活動的。為此,托賓引入一個新概念“q”,即企業的市場價值與資本重置成本的比值,q的高低決定了企業的投資愿望。如果q＞1，意味著企業的市場價值要高于其資本的重置成本,則企業將增加投資,經濟呈現出景氣態勢;相反,如果q＜1,即企業的市場價值低于其資本的重置成本,則投資萎縮,經濟不景氣。
財富效應理論認為消費者是具有理性的,個人將在更長的時間內計劃其消費和儲蓄行為,以期在整個生命周期內實現消費資源的最佳配置。因此,決定消費的不是現期收入,而是消費者的畢生資財,包括人力資本、真實資本和金融財富,股票是金融財富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因此,貨幣供給量的變動將通過改變利率和股票價格來影響居民的金融財富及其一生的財富量,進而影響其消費需求和國民收入。
流動性效應理論認為,企業或居民在選擇持有何種資產時會考慮流動性的要求。其原因在于耐用消費品(如汽車、住宅等)的流動性較弱,當發生財務困難而必須出售這些資產時,不可能完全收回它們的價值;而金融資產(如銀行存款、股票或債券)的流動性很強,在需要時可以很容易地按市場價值出售而收回現金。當寬松的貨幣政策刺激了股價上升,金融資產的價值提高,使得消費者持有的流動性資產量擴大,消費者感到其出現財務收支困難的概率大大減少,于是增加耐用品和住房支出,由此拉動了總需求和產出的擴大。
非對稱信息理論經分析發現，在貨幣政策傳導的信貸渠道中，由于信息不對稱而產生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會降低銀行的貸款意愿，從而影響到企業的投資支出，弱化貨幣政策的調控效果。非對稱信息理論認為，要解決這一問題的有效辦法就是提高企業凈值或貸款擔保的價值，從而減小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而股票市場的發展，股票價格的上漲是導致企業凈值增加的重要途徑，當股價上漲時候，企業凈值就會增加，使企業借款時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減少，銀行貸款隨之增加。這就是說股價水平的上升通過強化銀行信貸渠道而間接地作用于企業的投資支出，從而作用于實體經濟。
劉茂平（2005）通過實證分析證明了股票市場上的財富效應及流動性效應在我國還難以體現，我國資本市場在貨幣政策傳導過程中的作用還不太突出。何靜（2006）認為由于我國資本市場發展規模偏小,運行效率不高,導致資本市場的財富效應和流動性效應并不明顯，即資產價格變化對實體經濟尤其是投資和消費的影響不大。史金哲（2007）提出資本市場內在運行機制和制度不合理、作為傳導客體的上市公司投資預算軟約束和滯后的中國金融體系市場化進程等也是造成我國貨幣政策通過資本市場傳導途徑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
五、外匯市場
王呂、王斌卿（2007）、劉超（2006）認為在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下，由于我國近年來持續大量的國際貿易順差，在外匯市場上外匯供給過量引起人民幣有升值的預期，這樣就與固定的匯率制度相沖突，為了維護匯率的穩定，中央銀行要發行大量的人民幣進行干預、對沖，由此形成了了外匯占款，雖然一部分外匯占款可以由于央行發行政府債券來收回，但是這個過程實際上減少了中央銀行的獨立性，進而減少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張建斌、劉清華（2006）認為我國現有的強制結售匯制度對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產生了重大影響，當國際收支出現順差時,外匯指定銀行就要動用存放在央行的超額存款準備金結匯,在外匯頭寸的限制下,外匯指定銀行只能擁有小部分的外匯頭寸,而剩余的就由央行統一收購,這樣一來,外匯指定銀行在央行的超額存款準備金率就會減少,從而降低了貨幣乘數（貨幣乘數＝ 1 / (法定存款準備金率+超額準備金率+提現率) ）,這樣貨幣乘數就隨著超額存款準備金率的減少而增加，這樣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就相應的降低。
劉鳳（2006）分析了我國外匯市場的資本管制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影響。該觀點認為從理論上講匯率和利率是相互影響的，但在資本管制嚴格的情況下，利率和匯率的相互影響存在較大的阻隔，無法通過市場機制實現。由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可知：在固定匯率制度下，財政政策有效，貨幣政策無效；而在浮動匯率制度下，財政政策無效，貨幣政策有效。因而在我國存在資本管制并且實行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的情況下，貨幣政策是要大打折扣的。
六、企業
藍天祥、侯治國、劉澄（2006）從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在獲取銀行貸款的難易程度的角度出發，分析了企業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影響。國有企業在改革初期，存在“預算軟約束”和對信貸供給的高度依賴，在緊縮貨幣政策下，國有企業“倒逼”中央銀行擴大信貸規模，從而降低了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在轉軌時期，雖然國有企業比重不斷下降，但是國有商業銀行貸款仍向國有企業傾斜，既導致資金利用效率降低又使得以國企為傳導主渠道的貨幣政策效果大打折扣；非國有企業對利率極其敏感，但由于信息不對稱及政策的慣性，很難獲得外源融資。這樣貨幣政策無論從信貸途徑（依靠國有企業）還是從利率途徑（國有企業效率低，非國有企業很難獲得外源）都受到了阻塞，大大降低了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石長洪（2004）通過建立計量經濟模型，從企業的現實結構、所有制的不同、企業的區域結構、行業結構及融資結構五個方面出發論證了企業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影響，得出以下結論：在企業自主決策的情況下，中央銀行必須針對企業的現實結構做出合理的評估，并在此基礎上確立更為實際的觀察指標，才能提高中央銀行政策的直接性和精確性；由于所有制不同的企業對信息的選擇、理解與利用持有不同的態度和傾向導致對貨幣政策的傳導會因所有制的主導結構不同而不同；對于不同的區域結構，企業的集中度也不相同，金融資源會由于企業的集中度的疏密而對貨幣政策產生不同的效果；由于企業的行業結構的資金密集度和勞動密集度不同，不同的資源密集度的行業對貨幣政策的傳導作用也不同；企業在面臨融資時，會因為不同融資渠道的不同造成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不同。
七、居民個人
居民個人可以通過貨幣需求、消費機制影響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陳學彬、楊凌、方松(2005 ) 認為：現階段決定我國居民消費、儲蓄的最主要因素仍然是居民收入；對利率敏感度較差的工薪收入在居民收入中比重甚高，并且居民儲蓄中對利率敏感度較高的金融資產收入比重甚低；居民收入的不確定性上升和風險意識的增強，導致預防性儲蓄增加。這些因素綜合作用導致我國居民消費儲蓄對利率的敏感度較低，使得通過利率傳導的貨幣政策效應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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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高中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范文
[論文摘要]通過政府的宏觀干預進行反周期調節，是有效應對當前經濟調整的重要保證。國外近年來在危機應對和周期性調整中采用過諸如改革金融體系、實行擴張性財政、保障農業增長、實行結構性減稅、改革公積金制度、刺激中小企業增長等措施，這些經驗和教訓對于我們應對此輪周期性調整，具有重要借鑒。
1 金融體系:改革現有體系還是解決流動性
經濟調整時期最明顯的表現是銀行不良資產的爆發和流動性不足，為避免衰退，刺激增長，西方國家首先要做的是穩定銀行體系，逐漸通過各種干預措施，刺激其釋放流動性。政府可以通過購買銀行股票或次級債券，直接或通過官方清收機構購買不良債權，以及用政府債券置換銀行不良債權等形式注入公共資金等。以美國為例，對整個金融體系和經濟環境進行配套改革和調整的措施包括三個層次:一是危機時對不良資產的處理方式，通過在銀行體系內自行消化、對不良資產存量的形式進行非中介化改造，以及將其從總資產中剝離出來轉移給新的回收機構、債權拍賣等方式進行;二是對金融業進行了全方位的制度改革和創新;三是對銀行體系外部經濟環境進行的全方位改革。
和美國不同，中國的銀行業風險主要在于外部危機的輸入性風險、實體經濟增長滑坡和外匯敞口風險。因此，政府在以增長為取向的金融體系的干預中，審時度勢的調整貨幣政策并積極完善金融風險監控體系建設，以應對外部環境的變化、國內企業經營風險，推進經濟增長和結構調整，是當前我國金融體系面臨的最主要問題。在金融干預上，我國需要采取適合自身的調整路徑和舉措，在迅速補充流動性確保實體經濟金融需求基礎上，密切關注是否存在“流動性陷阱”，嚴防金融干預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穩步推進包括衍生業務在內的金融體系的改革和完善。
2 擴張性財政政策:如何避免“擠出效應”和“政策失靈”
作為蕭條時期運用最普遍的政府干預手段，擴張性財政因見效快而備受重視。但是財政政策的運用需要復雜的集成條件和時機把握，否則，會造成嚴重的赤字和債務危機。日本20世紀90年代巨額的財政支出主要用于刺激企業的投資需求和居民住宅等耐用消費品需求，如擴大基礎部門投資、促進民間設備投資、促進中小企業投資等。然而，財政支出沒能保持長期的經濟增長，反而導致日本陷入財政危機之中。到90年代末期，日本政府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為7.4%，國債依存度為28.8%，長期債務余額對GDP之比為64.4%，成為西方國家擴張性財政的深刻教訓。日本財政政策失靈的教訓在于:一是忽視了擴張性財政政策的適用環境是貨幣政策和資本市場的相協調，金融自由化擴大了財政政策擠出效應，導致日本擴張性財政政策對國民收入增加并沒產生長期影響;二是過分依賴財政支出來擴大有效需求，忽視了擴張性財政政策不能解決體制導致的需求委靡;三是多重政策目標的競爭削弱了財政政策的效果。
因此吸取日本的教訓，在運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保增長時，首先，特別注意財政政策的綜合配套使用，防止把財政資金投入從短中期過程拖入到中長期過程。其次，財政投入是拉動投資需求的引導者，但并不是唯一參與者，它是拉動內需的先鋒而不是拉動內需的主力。再次，要高度警惕和防范“財政擴張—債務擴張—過度赤字—財政危機”的陷阱，確保財政政策的推行建立在充足的財政支付能力和有效的赤字限度內。
3 農業增長:選擇就業導向還是科技導向
宏觀經濟調整時期，農業的基礎性地位既表現在確保經濟下滑期間的基本生產生活資料的供給，也表現在通過提高農業就業創造能力，吸引工業產能不足所造成的勞動力分流就業問題。在全球滯漲的20世紀80年代末，國際勞工組織推行了一種“以農村為中心的就業導向發展戰略”，主旨是通過把農村地區的非農經濟和生產率快速增長的農業部門連接起來，以提高農村地區的勞動力吸納能力。主要措施包括:一是通過發展農業對非農企業尤其是位于農村地區的非農企業產品的有效需求，來加強農業和非農業之間的聯系。二是推進非農部門的就業增長，迅速提高農業產出的國內需求。
作為傳統農業大國的中國，在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中，應認識到農業增長的基礎性作用。兼顧發展中國家的就業導向和發達國家的科技導向，既要重視農民工的就業和農業產業化發展，也要關注對農業科技的投入和引導，加大對農業的各項支持力度，特別是農業教育、科研、推廣和育種技術、溫室技術、提高單產的技術。進一步優化投資主體和投資結構，及時調整升級農產品生產和貿易結構，積極推進有助于大幅度提升農產品附加值的流通體制建設。
4 結構性減稅:如何保持減稅效果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多國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減稅計劃。2008年，加拿大政府將該國的商品與勞務稅稅率下調1個百分點，此次稅率下調，使加拿大消費者減輕稅負60億加元。墨西哥降低公司所得稅和社會保險稅稅率，同時小公司所有者和自雇者如果通過網上申報納稅，可以獲得1000比索的抵扣，全年的減稅總額約為131億比索。美國則是延長對住房抵押貸款保險費用的稅收扣除期限到2010年。
但是，減稅對宏觀層面的影響是復雜的。從我國實際情況看，作為一個處于戰略趕超階段的發展中大國，中國工業化、現代化的任務還很重，政府職能不可能調整到“守夜型”，保持稅收負擔的相對穩定是一種必然選擇。另外，各有利益取向的稅務陣營本不愿意放棄更多可征稅項以及相應的征管職權，全面減稅不僅意味著他們可能喪失一些利益，更意味著他們的職權將受到相應壓縮與裁減。當稅負被結構性削減，由于稅外收費的無限擴張，又可能抵消掉減稅的實際效用。這給政府提出一個不可回避的要求，就是必須盡可能地逐步清理體制外收費以及加大政府的社會保障支出。
5 調整公積金制度:如何平衡積累和消費的關系
公積金制度是保障員工福利的重要措施，其繳存比例的高低對于企業的財務績效有很大影響。20世紀80年代中期新加坡經濟下滑的一個重要因素是新加坡長期高積累以及過快提高公積金比率，給實體經濟在短期造成過重負荷。短短的六年時間，新加坡政府將個人公積金交納比例從37%提高到50%，從而大大增加了生產成本，減少了企業利潤，同時也抑制了個人消費，導致經濟衰退。面對危機，新加坡政府從降低雇主交納比率，降低企業成本入手，在陷入衰退的兩年內將雇主的交納比率從原來的25%降為10%，最大程度的保障了微觀經濟實體的流動性與活力，為企業減輕了負擔。但是，降低公積金比率卻抑制了個人的住房消費和貸款，又造成個人消費的抑制，對于房地產業的發展帶來消極影響，從而造成政策效應的對沖和抵制。
從新加坡的改革可以看出，特殊時期對公積金制度進行調整，通過降低企業和個人繳費率可以有效促進反周期調節，但為應對由此帶來的消費抑制，必須通過系統性政策來平衡與協調積累與消費的關系。另外，適當增加我國公積金的靈活性與流動性，增加公積金在資本市場的投資力度，采取各種便利措施，適當擴大公積金在房地產之外的使用限制，鼓勵和促進居民使用公積金滿足和改善居住條件，是促進當前內需的必要選項。
6 扶持中小企業:政策性資金如何充當“放大器”
中小企業是解決就業的重要支柱，也是調整時期最容易受到沖擊的部門。經濟衰退時期的許多歐洲國家，都有各種鼓勵創辦新企業尤其是中小型企業的政策，目的是減少失業并提高生產率。德國主要通過稅收政策刺激中小企業增長。德國在1984年就開始實行對中小企業的特別優惠條款，1986年又開始稅制改革。目前對中小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主要有:對大部分中小手工業企業免征營業稅;提高中小企業營業稅起征點;提高中小企業設備折舊率;降低所得稅下限等。法國重視通過財政補貼使中小企業擁有充分的資金。其地方優惠計劃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在政府采購的報價、信息披露方面，為中小企業降低競爭門檻，并擴大信息網絡和提供社會化服務;二是降低政府采購項目的標的，增強中小企業的競爭;三是制定面向中小企業的政府采購目標。
政府扶持中小企業的核心是幫助中小企業取得更多的市場機會。從發達國家的經驗看，政策性資金在彌補中小企業金融缺口中主要是充當“放大器”，以有限的政策性資金去孵化出更多的其他資金，并在市場環境和交易平臺等方面進行扶持。我國在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過程中，要積極借鑒經驗，在政策性資金上對中小企業給予支持和傾斜，并在中小企業政策性資金發放、項目可行性審核、資金使用監管、資金利用效果等方面強化專業化的運行機制，避免造成政策性資金的浪費。同時，更應鼓勵中小企業的創業和發展，尤其是要提供交易平臺幫助中小企業，幫助其建立可持續發展的擔保機構運行機制和可循環的風險投資運行機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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