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直接投資決策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對外直接投資決策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對外直接投資決策范文

    傳統理論研究東道國的稅收政策對外國投資的影響時假定外國投資者在作出投資地點決策時，主要考慮的是投資的稅后實際收益率，而東道國的稅收政策直接影響投資收益率。在分析稅收對外國投資的作用時，一般也是考慮到居住國對外國來源所得的稅收政策。對外國來源所得的課稅有兩項原則，即地域原則（Territorial principle）和居民原則（Residence Principle）。按照居民原則，居住國對母公司的外國來源所得征稅，但有外國稅收抵免或扣除；按照地域原則，居住國對外國來源所得不征稅，故東道國對外國投資的征稅就是最終的納稅義務。從目前來看，各國采用的征稅原則一般都是居民原則。 

    哈特曼（Hartman，1985）在分析稅收對外國投資的影響時，建立了一個簡單的模型。他把外國子公司劃分為兩類：一類是“成熟的”企業，即無需母公司繼續注入資金；另一類是“不成熟的”企業，這類企業需要母公司增加投資資金。哈特曼（Hartman，1985，p. 110-111）認為，以前的稅收對外國投資刺激的影響的分析，不是忽視了子公司收益的再投資，就是假定保留收益比率（股息分派率）是固定的，所以，邊際直接投資可能被認為是直接來自母公司的轉移資本。成熟的企業進行的投資利用的是保留收益，而不成熟的企業進行的投資利用的是來自其居住國的轉移獎金。倘若子公司的投資是用保留收益融資的，那么，居住國對外國來源所得的課稅不影響邊際投資決策；倘若子公司需要用其母公司的資本進行投資，則情況就變了。 

    2．基本模型 

    假定某一居住國對海外取得的資本所得課征的稅率是t，對東道國已課征的稅收（稅率為t*，t*t時，外國稅收才顯得重要。 

    為了說明一家跨國公司內部融資渠道不同的影響，假定子公司有一元，并打算再投資于海外，在沒有資金轉移的情況下，母公司來自子公司投資的期末收入是： 

    1+r* (1-t*) 

    倘若收益匯回，則母公司收入為： 

    [(1-t)/(1-t*)][1+r* (1-t*)] 

    （式中各符號的經濟含義是：t居住國的邊際稅率、t*東道國的邊際稅率、r*東道國的毛收益率。） 

    倘若股息匯回與股本投資結合在一起就會在最初匯回之時產生向居住國政府支付不必要的稅收。這種稅收支付使得母公司僅有（1-t）／（1-t*）元而不是一元用于海外投資。在期末，子公司的收入為： 

    （1-t）／（1-t*）+r*（1-t） 

    或者在假定最初匯回的（1-t）／（1-t*）無收入免稅的情況下，如果全部所得都匯回，則母公司的收入為： 

    [（1-t）／（1-t*）][1+r*（1-t）] 

    所以，不管該企業是愿意在期末再投資于海外還是從海外匯回其全部資產，向海外轉移股本雖然匯回收益，但也是次優策略。 

    總之，外國子公司應當利用其利潤為進一步投資融資，而不是向母公司支付股息并以任何形式從母公司獲得直接投資，只有那些收益不充足的外國子公司才依賴母公司融資。 

    3．稅收對成熟企業的影響 

    假定外國子公司擁有一元外國稅后收益，這筆收益既可以用于再投資，也可以匯回給其母公司。如果用于再投資，這筆收益加上一時期的投資收益在期末匯回給其母公司。 

    如果該子公司立即匯回收益，母公司獲得一元，需要繳納居住國稅收，但允許外國稅收抵免，最終收入是： 

    （1-t）／（1-t*） 

    在該時期把這筆收入進行投資之后，母公司收入為： 

    [(1-t)/(1-t*)][1+rn] 

    （式中，rn代表在居住國可獲得的凈收益。） 

    如果子公司把這一元都再投資于其自身經營中，到期末作為股息匯回給母公司的收益是[1+r*(1-t*)]。對于這筆股息收益，母公司就其最初獲取的收益繳納居住國稅收，但它有權要求抵免已支付的外國稅收，所以，母公司獲得的收入是： 

    [(1-t)/(1-t*)][1+r*(1-t*)] 

    比較這兩種決策可以看出，倘若r*(1-t*)>rn，子公司的最佳決策是進行再投資而不是把利潤匯回。也就是說，居住國的延期征稅制度和對東道國稅額的抵免制度，促進跨國企業在海外投資達到這樣的水平，在該水平上，在國外可獲得的外國稅后收益等于在本國可獲得的稅后收益。出人意料的結論是：對外國來源所得課征的國內稅收在企業的邊際投資決策中不起作用；企業的行為方式與居民國對外國來源所得不征稅時沒有什么兩樣。所以，如果影響東道國企業決策和在東道國的外國投資者決策的稅率相同，就說居住國的稅制具有“資本輸入中性”。 

    這一結論與以前的觀點截然不同：以前的觀點認為，按國內稅率征稅并準許外國稅收抵免將形成“資本輸出中性”，即跨國公司的外國投資收益與國內投資收益適用的稅率相同（Caves，1982）。霍斯特（Horst，1977）假定母公司預先提供的新資金是直接投資的邊際來源，得到的結論是企業好能使下式成立： 

    rn=[1-pt-(1-p)t*]r* 

    （式中，p代表股息分派比率。） 

    哈特曼的居住國稅率不影響成熟子公司的投資決策這一結論，也適用于稅收扣除取代外國稅收抵免情況。在這種制度下，匯回給母公司的一元外國稅后收益，母公司獲得（1-t）元，一個時期之后變為（1-t）（1+rn）。相反，如果把上述一元用于再投資，子公司得到[1+r*(1-t*)]，匯回之后，母公司得到(1-t)[1+r*(1-t*)]。因此，在沒有達到r*(1-t*)＝rn這一點之前，企業就會向海外投資。 

    4．稅收對不成熟企業的影響 

    我們來考察一下不成熟的企業的情況。不成熟的企業從母公司轉移資金。假定r*是東道國外國投資的毛收益率，t*是東道國的邊際稅率，那么，凈（稅后）收益率是r*(1-t*)。如果該企業把這筆利潤匯給母公司，那么，居住國對這種轉移的資金征稅，并允許外國稅收抵免。稅后收益可以寫成： 

    r*[(1-t*)/(1-t*)](1-t)=r*(1-t) 

    如果在居住國發生邊際投資，稅后收益率是rn。所以，如果r*(1-t)>rn，企業將投資于外國。如果外國公司稅和預提稅可以抵免居住國稅收，那么，國內投資適用的稅率與來自外國所得適用的稅率將相同，如果r*>rn，不成熟的企業將投資于東道國。該不等式意味著全部所得不管其來源如何，都要同等納稅，投資者在哪里投資沒有差異。投資于國內還是國外的決策取決于毛收益率，這就是所謂的“資本輸出中性”。倘若我們站在東道國的立場來看，外國直接投資受到居住國稅收的影響，但不受東道國稅收的影響。所以，如果東道國利用稅收刺激來吸引外國直接投資，不會有什么效果。然而，如果企業拖延外國所得，而且東道國的稅率比居住國的稅率低，那么，對投資于東道國就具有很強的刺激性（Yu，1994）。 

    5．結語 

    “古典”外國直接投資理論認為，外國投資者的資本投資決策依據的是各種投資方案可獲得的稅后收益率。也就是說，隨著國外可獲得的收益率的提高而國內可獲得的收益率下降，企業更多地投資海外。站在東道國的觀點來看，古典命題表明，提供財政刺激是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必要條件。因此，按照這種“老”觀點，無論是東道國還是居住國的稅制都很重要。 

第2篇：對外直接投資決策范文

關鍵詞：國際金融危機；國際化風險；企業資源優勢；加拿大跨國公司；FDI

中圖分類號：F75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0594(2011)03-0055-06　收稿日期：2010-11-01

作為重要的新興市場國家之一，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受到了眾多國外企業的青睞，中國不僅成為了發達國家國際貿易的目標市場，而且成為了國際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目標國。在眾多的中國貿易伙伴中，加拿大與中國之間的貿易往來和直接投資頗為引人矚目。自1970年兩國經貿關系正?；?，雙邊貿易不斷增長，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雙邊貿易速度不斷加快。中國目前是加拿大第二大貿易伙伴，2008年，加拿大對華投資增加了37％。然而，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海嘯使得加拿大和中國的經濟發展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由于對美國經濟依賴性較強，加拿大經濟受到金融危機沖擊尤其明顯。2009年3月31日，經合組織(OECD)預測說，加拿大衰退程度超過預期，而反彈更加微弱。加拿大總理哈珀2009年12月就認為加拿大經濟目前依然脆弱，面臨來自“境外的風險”(趙青，2009)。這些“境外風險”將如何影響加拿大跨國公司(MNEs)在華的對外直接投資?加拿大MNEs如何根據對風險的感知和企業自身資源優勢調整在華的對外直接投資?加拿大MNEs在華對外直接投資發生了哪些變化?對于這些問題的解答，不僅有助于了解加拿大MNEs在華對外直接投資的變化軌跡，更有助于兩國更好地采取政策措施，促進相互之間持續穩定的發展。

一、文獻回顧

(一)　國際化風險感知及其維度一般而言，企業在國際市場中開展商務活動以及進行直接投資時通常比國內的企業面臨更大的風險(Ghoshal，1987；Miller andBromiley，1990)。有關企業國際化風險的研究也日趨受到研究者的關注，然而，已有的絕大部分研究對國際化風險中的某一個或某幾個方面進行了研究，比如：國家風險及政治風險(Esther Sanchez-Peinado et a1.，2007)、匯率風險(Luehrman，1990)、產品及市場需求風險(Frank Bradley and Michael Gannon，2000)、距離導致的風險(Ellis，2008：H?kanson and Ambos，2007；Sousa and Bradley，2006)、文化風險(Choi and Geisffeld.2004；Esther Sanchez-Peinado et a1.，2007)等等。鑒于企業國際擴張中所面臨環境的復雜性和多維性，Brouthers(1995)、Miller(1993)、Shan(1991)等學者開始了構建多維國際化風險模型的研究，在此基礎上，Miller(1993)提出了一體化國際風險感知的概念模型。Werner，L.E.Brouthers and K.D.Brouthers(1996)通過實證研究，對Miller提出的概念模型的維度進行了實證檢驗，修正并最終確定了一體化國際風險感知模型的模型及其維度，該模型包含宏觀環境風險、行業環境風險、企業內部風險三個維度。其中，宏觀環境風險包括：政治風險、政府政策風險、宏觀經濟風險、人文風險；行業環境風險包括：競爭風險、產品市場風險、原材料市場風險、行業技術風險；企業內部風險包括：經營決策風險、營運風險、社會責任風險、人力資源風險、籌資風險、投資風險、股利分配風險。本文認為，一體化國際風險感知模型全面而系統地反映了管理者在企業國際擴張過程中所面臨的各種風險類型。對于跨國公司FDI而言，企業決策者必須在國際化風險感知的基礎上，權衡企業的資源優勢、成長性及收益等因素，從而最終做出是否在某一國家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決策。

(二)　企業資源基礎觀概述從思想淵源來看，Penrose(1959)的《企業成長論》毫無疑問是企業資源基礎觀的基礎。在該書中Penrose認為，企業經濟收益的基礎是企業所擁有的資源和能力，企業間績效及競爭地位的差異也受到企業資源稟賦的重要影響。正是基于Penrose的論斷，Wernerfeh(1 984)在其論文《企業資源基礎論》中對該觀點進行了進一步的闡述。他認為企業在自身內部積累的組織能力、資源和知識等資源對于企業獲得超額收益和維持持續競爭優勢至關重要。承接著Wernerfeh的觀點，Barney(1991)認為“持續”并沒有一個確切的時間期限，而是取決于競爭對手對本企業所獲得的競爭優勢復制的可能性，只要競爭對手無法復制競爭優勢，企業所獲得的競爭優勢就可以認為是持續的競爭優勢。為了使企業的競爭優勢不可復制，企業所掌握的資源必須是有價值的、稀缺的、不可模仿也不可替代的，前兩項構成企業競爭優勢的源泉，企業擁有了具備這四項特征的資源才能獲得持續的競爭優勢。

二、基于國際化風險感知與資源基礎觀的企業FDI概念模型構建

伴隨著二戰后世界經濟的快速發展，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也應運而生，而FDII~JX是伴隨著跨國公司的海外擴張才有了飛速的增長。與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前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快速發展相對應，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研究也不斷繁榮，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得以豐富和完善。然而遺憾的是，絕大部分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均誕生于宏觀經濟環境相對比較平穩的情景之下，部分對外直接投資理論也直接或間接地強調風險和企業資源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決策的影響，比如Hymer(1960)提出的壟斷優勢理論就認為，跨國企業在東道國投資需要付出比東道國企業更高的代價，要冒更多的風險，如匯率風險、政治風險等，但是只要跨國企業擁有顯著的壟斷優勢，如技術優勢、資金優勢、管理優勢等，他們就可以在與東道國企業的競爭中獲勝，并能獲得高于東道國企業所獲得的利潤。Dunning(1977)提出的國際生產折中理論也強調了企業通過自身所具有的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和內部化優勢抵御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中由于市場失靈帶來的風險從而獲取企業的競爭優勢。毫無疑問，企業所擁有的資源對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積極影響在絕大部分對外投資理論中得到了凸顯，但是國際化風險

在這些理論中依然是一個尚未打開的黑箱，而且這些理論也并未對突發性風險(諸如國際金融危機)會引發跨國公司對外投資中的哪些風險，這些風險進而對跨國公司的對外投資產生什么樣的影響等問題提供現成的答案。

鑒于以上分析和本文前述的文獻回顧，我們認為：(1)國際化風險是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活動中必然面臨的問題，一些突發性的風險甚至會引發跨國公司面臨的一系列風險，導致這些風險在企業內部傳導和擴散，跨國公司管理者對國際化風險的感知將對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產生重要的影響；(2)根據企業資源基礎觀理論并結合已有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我們認為企業所擁有的資源是形成企業優勢的源泉，而企業的對外投資決策又基于企業所具備的優勢，歸根結底，企業的資源是企業對外投資決策的內部基礎；(3)跨國公司的對外投資決策取決于管理者對國際化風險感知和企業資源相互作用，三者構成一個互動的系統，國際化風險感知對于系統的運轉提供反向作用力，而企業的資源基礎為系統的運轉提供正向作用力，當正向作用力大于反向作用力時，企業將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反之則反是?；诖?，我們提出本文的概念模型(見圖1)。

三、金融危機引發的跨國公司國際化風險及其傳導與擴散

如前所述，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中必然面臨各種國際化風險的考驗，對于跨國公司而言，其所面臨的國際化風險并非一個有形的獨立存在體，它僅僅是由于某種因素的變化導致企業內部系統的失衡，而且這種不平衡狀態還可能通過不同的風險載體在企業內部傳導、擴散。根據已有的企業風險研究的文獻，企業風險傳導可以看成是由于某種不確定性而導致的風險在企業中經由某種路徑或渠道，依附于風險載體在企業內部甚至企業之間各利益相關功能節點或流程之間傳導和擴散，致使整個企業系統風險狀態得以擴張從而導致企業陷于失衡狀態的過程。因此，由某種不確定性引發的跨國公司面臨的風險必然影響企業的經營管理活動，甚至企業的對外投資決策。據此我們認為，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作為跨國公司面臨的突發不確定性，引致了跨國公司所面臨的國際化風險的全面爆發，甚至導致了風險之間的傳導和擴散，使得跨國公司的處境急劇惡化，從而對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造成了重大沖擊。從國際金融危機可能引發的跨國公司所面臨的宏觀環境風險來看，首當其沖的是宏觀經濟風險得以凸顯，各國的宏觀經濟走勢急劇下滑，宏觀經濟發展的頹勢在金融危機下表現極為明顯，也正是由于宏觀經濟發生了巨大變化，各國調整政府政策措施，因而又可能引發政府政策風險(比如一些國家調整關稅、貿易政策等等)。從行業環境風險層面來看，在國際金融危機下，受宏觀環境風險的影響，消費急劇萎縮從而導致企業之間的競爭加劇，競爭風險和產品市場迅速擴大，與此同時，金融危機使得部分原材料供應商陷入危機，原材料風險隨之而來，這些風險使得跨國公司面臨的行業環境也不容樂觀。由于行業技術的變化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因此，金融危機引發行業技術風險的可能性較小。在企業內部風險層面，由于受宏觀環境風險和行業環境風險的雙重影響，金融危機下企業的日常營運將首先受到風險的沖擊，而企業經營的不景氣，使裁員增效成為了企業常用的手段，人力資源風險也相繼產生，外部的不景氣和內部風險的擴散使得企業處于內外交困的狀況中，企業的籌資也必然受到牽連，在各種風險的影響下，管理層的投資和經營決策以及股利分配也毫無疑問會面臨新的挑戰，投資風險、經營決策風險和股利分配風險也相伴而生。同樣，由于企業的社會責任涉及企業在長期經營過程中對承擔社會責任所做出的承諾，短時間內不可能發生較大的變化，因而金融危機引發社會責任風險的可能性較小?；谝陨戏治鑫覀冋J為，突發性的金融危機作為一種外在的不確定性，它會引發企業各個層面的風險，甚至使得企業面臨的風險相互影響、傳導、擴散，從而對企業的決策甚至生存產生重大影響。鑒于以上分析，本文構建金融危機下跨國公司國際化風險及其傳導概念模型(見圖2)。

四、基于齒輪互動模型的FDI變化軌跡：加拿大MNEs對華FDI數據的實證分析

面對金融危機的肆虐，加拿大MNEs面臨的風險也不斷加大，加拿大多家著名企業如歷史最悠久百貨公司哈德遜海灣公司、最大啤酒廠商莫森公司以及加拿大鋼鐵公司Stelco先后被外國公司收購。一些實力強大的加拿大跨國公司也同樣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盡管這些跨國公司擁有著比一般企業更豐富的優勢資源，但在金融危機下，管理者感知的國際化風險產生的反向作用力將逐漸增大；受各個層面風險的影響，企業的資源優勢產生的正向作用力將有所減少，從而導致加拿大MNEs對外直接投資產生波動。正是基于本文提出的齒輪互動模型，我們以加拿大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的數據探尋并驗證互動模型的內在機理。

(一)　金融危機前后加拿大跨國公司對華FDI變化情況作為重要的新興市場國家，中國的國家特定優勢對于加拿大MNEs的投資行為是“有意義的”，而且是“至關重要的”(許暉、張軍，2007)，再加之中國市場的巨大潛力，眾多加拿大MNEs紛紛登陸中國市場，據我國商務部數據顯示，截至2007年底以各種形式在中國運營的加拿大MNEs達到了3355家，注冊資金總額達903,091 367S美元。但是，國際金融危機引發的跨國公司風險必然給加拿大MNEs帶來不利影響，從而可能進一步影響加拿大MNEs對華直接投資。為此，我們收集了2005年1月至2009年6月有關加拿大MNEs對華FDI的項目數、項目投資金額，并在此基礎上計算出平均項目投資金額，通過項目數和平均項目投資金額兩個指標的數據(見表1)對國際融危機前后加拿大MNEs對華FDI的變化情況進行探討。

1.金融危機前后加拿大MNEs對華FDI投資項目數變化軌跡。跨國公司投資項目數的多少一方面可以反映在華直接投資的加拿大MNEs數量的多少，另一方面可以反映這些跨國企業參與投資項目的積極性。如果投資項目數多，不僅說明在華直接投資的跨國公司數量可能比較大，而且其投資項目數量也比較可觀。2005年1月至2009年6月加拿大MNEs在華FDI的項目數變動情況見圖3。從圖3我們可以看出，以黑色線條為分界線，金融危機爆發之前(2005年1月至2007年12月)，加拿大MNEs各月對華FDI的項目數均高于國際金融危機全面爆發之后(2008年1月至2009年6月)。

2.金融危機前后加拿大MNEs對華FDI項目平均投資金額變化軌跡。我們進一步分析金融危機前后加拿大MNEs對華FDI各月項目的平均投資金額的變化情況。各月項目的平均投資金額高低可以反映出加拿大MNEs在投資項目上資金投入的變化，如果項目平均投資金額較高，有可能是資源優勢較高、資金實力雄厚的跨國公司進行直接投資的力度較大，而且投資項目

本身也需要大量的投資資金的支持；反之，如果項目平均投資金額較低，說明很多資源和實力一般的跨國公司也加入到對外投資的大潮中，將資金投入到一些投資資金需求不太高的投資項目。2005年1月至2009年6月加拿大MNEs在華FDI的項目平均投資金額變動情況見圖4。圖4顯示，同樣以黑色線條為分界線，與圖3中金融危機前后加拿大MNEs對華FDI項目數的變化趨勢相反，金融危機后加拿大MNEs對華FDI的項目平均投資金額高于國際金融危機之前。

(二)　國際融危機前后加拿大MNEs對華FDI差異性檢驗由于PJ,Jk分析僅僅是對金融危機前后加拿大MNEs對華FDI有關數據變化軌跡的圖示檢驗，通過圖示可以初步判斷金融危機前后加拿大MNEs對華FDI確實存在一定的變化，但單憑以上圖示的變化軌跡我們不能判定加拿大MNEs對華FDI在金融危機前后的變化存在本質差異，因而我們更不能基于此對金融危機對加拿大MNEs在華FDI的內在影響機理做出深入的分析。因此，我們進一步對金融危機前后加拿大MNEs對華FDI的項目投資數和平均項目投資金額進行實證檢驗，以確定這兩個指標在金融危機前后是否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其差異是否具有統計意義，而這也是問題的關鍵之所在。因此，本文將對采用兩組獨立樣本的T檢驗法，檢驗國際金融危機前后加拿大MNEs對華FDI的項目數和項目平均投資金額是否存在顯著差異，差異是否具有統計意義。

第3篇：對外直接投資決策范文

（阜陽師范學院 信息工程學院，安徽 阜陽 236041）

摘 要：隨著全球經濟復蘇步伐放緩，我國中小企業對外投資面臨有利契機.同時，我國中小企業對外投資也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對外投資存在問題，構成了阻礙中小企業發展的因素，在此基礎上可有針對性的從政府層面和企業自身提出可行策略.

關鍵詞 ：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發展策略

中圖分類號：F27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260X（2015）02-0122-02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中小企業的快速發展不但使經濟總量有了明顯的提高，而且使更多勞動者的生活質量得到改善.但我國中小企業的資源尤為短缺，所以它們只能自謀生路.特別是浙江，廣東等沿海地區的中小企業紛紛“走出去”，我國中小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時出現了一系列問題，只有分析這些問題并探析對策，才能加快中小企業“走出去”的步伐.

1 我國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基本情況

1.1 我國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外部條件

1.1.1 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

我國許多中小企業已經發展到一定程度，但國內市場空間無法滿足企業的需求，企業沒有足夠的發展空間并且競爭愈發激烈.中小企業規模小，資金少，積存的剩余產品使得企業資金周轉困難，無法購買新的設備進行投資，國內市場需求的約束和發展空間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中小企業進一步發展壯大.

1.1.2 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勢

我國中小企業經營具有很強的靈活性，并且管理環節少，人員不多，再加上投資額較小，進退市場成本低，能更快地適應國際市場[1].項目小，容易籌資，且體制新，機制活，反應靈活，能更好的接觸客戶，獲得有用的市場信息，同時建設工期較短，能很快提供適應市場需求的產品.

1.2 我國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現狀

根據2012年商務部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地區分布廣泛，全球140多個國家共有我國4000多家境外企業.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域主要集中在亞洲和拉丁美洲，投資占總額的90%以上.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項目的產業主要集中在價值高、技術含量高的第三產業，第三產業逐漸成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勢產業.

1.3 我國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特點

1.3.1 投資規模不斷擴大

近年來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數量不斷增長，2012年對外投資金額更是達到700多億美元.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全球各個國家開始加大引資力度，吸引企業到本國發展.2012年開始，全球經濟復蘇步伐普遍放緩，我國中小企業跨國經營面臨有利契機.企業規模不斷擴大使企業能夠獲取更多市場機會、減小自身經營風險、增強自身融資能力.

1.3.2 投資對象以發展中國家為主

我國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地區主要在亞洲，拉丁美洲等地區，在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也有投資.發展中國家有著豐富的資源，我國的技術也相對發展中國家而言比較先進，因此，我國中小企業投資對象以發展中國家為主.

1.3.3 投資方式以合資為主，跨國并購逐漸活躍

我國中小企業大多采取合資的投資方式在當地投資.金融危機之后，各國競相加大引資力度，為了增強企業的競爭力，采取合資方式進行投資不僅可以減少企業的投資風險，解決資金不足的問題，通過合資企業還可以分享合資者擁有的資源，快速占領國際市場.

2 我國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的問題

2.1 中小企業自身存在的問題

2.1.1 中小企業規模小，融資能力低

在中小企業高速發展的過程中，資金不足的問題日益顯現出來，我國中小企業規模小，金融資產相對較少，負債能力比較低，因此難以獲得銀行的大額貸款，其主要的資金來源是自身所賺取的資金.而中小企業自身并沒有多少資金，不具備對外直接投資的實力.

2.1.2 決策者素質偏低，管理能力不足

在資金不足且融資困難的情況下，如何利用好自己手上的資金進行有效的投資對每個決策者而言都是個難題.許多中小企業的決策者對于企業管理的理念過于陳舊，缺少現代化企業管理理論知識，傳統觀念根深蒂固、難以動搖.這些都導致了中小企業的決策者素質偏低，難以適應瞬息萬變的市場競爭.

2.1.3 缺少優秀專業人才

隨著新經濟時代的到來，市場競爭最根本的因素在于人才的競爭，吸引優秀、高層次的人才已成為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關鍵.現在很多中小企業只看重經濟利益，并不重視人才的發展，且我國許多中小企業在管理方面的用人主要以“親屬、熟人”為主，無形中使得公司的管理缺乏活力與效率.

2.1.4 研發投入少，創新能力低

我國大部分中小企業的產品檔次低、技術開發投入少,企業技術水平低,技術創新的投入嚴重不足[2].為實現利益最大化，節約成本成為其主要的手段，而對陳舊設備和技術的依賴又成為很多中小企業節約成本的主要手段.很多中小企業為減少開支而不愿意引進先進的設備與人才，這使得企業創新能力低下.

2.2 阻礙我國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宏觀因素

2.2.1 審批手續繁雜

目前我國對外投資項目審批制度仍舊是政府部門一級向上一級的逐級審批，中小企業申請一個項目往往要付出大量的時間和金錢，并且審批后，企業只能生產一種產品.而對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來說，審批資格要求高，審批手續更復雜，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小企業經營靈活的優勢.

2.2.2 相關法律體系不完善，缺少政府部門引導

我國中小企業對外投資發展緩慢，相比較韓國來說，相關法律、法規體系還不健全，韓國制定了較為完整的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方針政策，對外直接投資政策扶持體系比較完善，而我國《中小企業促進法》[3]中對中小企業對外投資的描述比較抽象，而且政府缺少對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管理監督.

2.2.3 金融制度有缺陷，融資渠道不暢通

我國銀行對于中小企業一直存在著嚴重的歧視現象，不愿意為中小企業提供貸款服務.伴隨著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國家對信貸資金的管理將更為規范，金融機構作為一個獨立的經濟實體，必須依照經濟市場化、商業化的規定對金融業進行調整，所以金融機構的信貸標準也將越來越嚴格，這使得中小企業從金融機構獲得資金的難度繼續增大.

3 我國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發展對策

3.1 政府層面上的對策

3.1.1 進一步完善我國對外投資的法律體系

政府應該在法律法規和制度的制定上提高對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政策扶持力度，為了保障對外投資的健康快速發展，需要進一步完善相關的法律和法規，用法律的手段來為對外投資的發展提供保障；同時，政府應該成立一個咨詢部門，該部門負責向企業提供和對外投資有關的法律、政策、東道國的法律環境等信息，促進中小企業對外發展.

3.1.2 改革審批制度

我國審批制度手續相當復雜，一般情況下，審批一個項目將耗費大量的時間.政府應該簡化審批程序，減少審批的部門，同時放寬對外直接投資的金額限度.此外，還要加強對中小企業投資活動的管理和監督.

3.1.3 構建對外投資服務體系

政府部門頒布的《環保指南》[4]，是我國建設企業對外投資服務體系的重要措施.政府制定的《環保指南》，對于引導企業對外合法經營投資，監督企業履行應該履行的義務，加強企業與東道國當地的融合，豐富社會公共信息服務有著積極的意義.

3.1.4 改善金融體制結構，加強金融支持力度

我國目前實行各種金融機構共存的金融體制，但在多種金融機構并存方面還是相當不完善.首先，應改變長期以來對中小企業貸款條件限制苛刻的做法；其次，簡化企業的貸款流程，降低成本，積極及時的研討針對中小企業的金融服務；同時，政府應大力支持中小企業的融資擔保體系建設，進而使擔保體制在中小企業融資中更好地發揮作用.

3.2 企業層面對策

3.2.1 提高中小企業投資者知識水平

企業的管理者是投資的決策者，把握著整個企業的經濟脈搏.中小企業管理者的知識素養，對于中小企業的投資決策質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中小企業的管理者要時時刻刻關注投資管理方面知識技能的更新；及時的根據市場和信息的反饋進行知識結構的調整；跟隨時代的腳步，及時更新投資管理的觀念，提高投資決策能力.

3.2.2 勇于創新

經營的核心是創新，也就是說擁有自己獨特技術的中小企業才能夠與眾不同，長遠發展.我國的中小企業也應該在吸取大型企業成功經驗的基礎上，重點開發核心產品和創新思維，培養管理人才，勇于創新，敢于實踐，圍繞核心技術來發展壯大.

3.2.3 注重人才培養，提升企業形象

中小企業應該定期對自己的核心員工進行培訓，使他們掌握更多最新的咨詢和管理經驗.采取適當的員工激勵策略，以物質獎勵和精神激勵為主，一批好的員工對于任何一個中小企業而言都是一筆不可代替的財富.

參考文獻：

〔1〕吳景豐.我國中小企業對外投資現狀分析與建議[J].企業管理，2009（48）.

〔2〕李俊敏.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存在問題及對策[J].金融經濟,2011（12）.

第4篇：對外直接投資決策范文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東道國；新經濟地理學

國際直接投資的區位分布有其內在的規律性，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東道國分布也并不均衡，從企業實施對外直接投資實際產生的績效來看，不同目標國的選擇也會有不同的結果，而這種差異性的存在必然有其特殊的原因，很多學者也致力于研究如何才能選擇最合適的投資目標國以實現成功的對外直接投資。然而，到目前為止，學術界尚未出現完整的和系統的區位選擇理論來解釋國際直接投資的分布規律，而且，主流派理論都是以發達國家境外直接投資為研究對象，主要研究一些經濟因素和硬環境指標對于對外直接投資產生的影響。近年來，國內也有不少學者分別從不同的角度來研究影響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因素，下面將綜合這些文獻主要從新經濟地理學視角來對前人的研究進行評述。

人類的經濟活動都是存在于一定的時空概念之中的，各種經濟活動離開空間地理位置之后將無法解釋，而且微觀企業的異質性在對外直接投資中也發揮著重要的影響作用，新經濟地理學將地理和經濟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把空間地理融入經濟，把微觀經濟引入地理學。在一般均衡模型的框架下，新經濟地理學能夠比較清晰地闡述經濟活動區位選擇的微觀機制，也能夠很好地解釋經濟活動為什么會在一些地理空間上集聚及其集聚力的來源是什么。從新經濟地理學視角研究OFDI區位選擇尚處于初期階段，主要是從研究運輸成本的存在與企業在空間的集聚或者分離行為之間的關系方面出發的，一個地區的FDI存量往往對投資者的投資區位決策產生示范效應或者集聚效應。

一、集聚效應對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研究

現有從新經濟地理學角度出發研究中國OFDI區位選擇的文獻主要集中在國內，已有不少文獻分析了中國OFDI區位選擇中存在的集聚效應，中國OFDI區位選擇與東道國的基礎化設施、中國在東道國的已有FDI存量、貿易成本等因素有著密切的關系。謝杰、劉任余（2011）從新經濟地理學空間視角，運用空間計量經濟學方法對影響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各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發現，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在集聚效應，不同地區的投資存在空間互補效應，貿易雙邊距離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影響并不顯著；張娟（2007）則是把空間集聚程度作為一個解釋變量，運用34個東道國的城市化水平、運輸成本、GDP、市場規模、集聚程度等14個區位因素作為解釋變量，綜合考察中國企業OFDI區位選擇的決定因素，最終得出市場規模、東道國GDP總量及集聚程度等因素是影響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重要因素；張遠鵬、楊勇（2010）從東道國區位決策的影響因素出發，通過偏最小二乘法（PLS）將中國對40個國家或地區2003-2008年直接投資的面板數據進行回歸分析顯示，在東道國的累計FDI、生產成本、東道國基礎設施完備程度以及東道國的貿易關系是影響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因素，同時也證實了地理距離因素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中的影響力逐步下降；曾琪芳（2010）以中國對79個國家和地區的OFDI為樣本，2008年為樣本期，運用橫截面數據建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重點考察中國對東道國滯后一期投資流量，當期東道國市場規模，當期東道國人均國民收入，當期東道國貨幣兌換美元的期末匯率，當期中國對東道國出口額以及中國對東道國累計投資流量等因素對當期中國對東道國直接投資流量影響作用的顯著程度和影響方向，發現滯后一期投資流量，中國對東道國當期出口額和中國對東道國累計投資額對中國對東道國當期投資流量的影響非常顯著，這也說明了集聚效應對于我國OFDI區位選擇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二、貿易成本和市場規模對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的影響研究

也有學者選擇新經濟地理學中貿易成本的角度來研究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王方方（2012）在企業異質性條件下研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得出東道國的市場需求越低，企業OFDI的傾向越小，東道國生產成本越高，企業OFDI的傾向越小，東道國的貿易成本越高，企業OFDI的傾向越大等結論；張燕、謝建國（2012）選取2003-2008中國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國別數據，通過建立一個企業的出口與投資決策模型，對影響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傾向的因素進行了實證檢驗，結果表明，貿易成本降低使得國內企業更傾向于出口而不是對外直接投資，即貿易成本與中國OFDI區位選擇存在負相關關系；金相郁、樸英姬（2006）利用2002年中國210個地級以上城市數據進行的實證研究結果顯示，勞動力成本的影響不明顯，而市場規模、基礎設施、教育和研究開發條件以及地方金融規模對OFDI區位選擇具有顯著影響。

綜合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從新經濟地理學的角度來研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的文獻很多，不同的學者都利用不同的數據樣本和不同的實證研究方法，從不同的角度證實了新經濟地理學的各個方面，如東道國的市場規模、東道國的GDP、基礎設備設施、貿易成本等，對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所產生的影響，綜合起來就是從集聚效應和貿易成本兩個方面來做出更進一步的研究。

參考文獻：

[1]郭建中.論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北京工商大學學報，2002（4）

第5篇：對外直接投資決策范文

一、后經濟危機時代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一）面臨的機遇

1、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經濟全球化是歷史發展的潮流，隨著分工國際化和生產效率的提高，經濟全球化將會以更快的進度推進。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步伐將加快。

2、一些發達國家受到次貸危機沖擊較重，為我國企業“走出去”提供了有利的時機。次貸危機對發達國家一些大企業的生產布局產生了重大影響，一些企業要重新思考發展戰略并積極引進外資來增加抗風險的能力。

3、人民幣升值減少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成本。目前各國紛紛降低利率以刺激經濟復蘇，低利率會帶來進口的增加從而降低本國匯率，相較之下，我國具有大量的外匯儲備，并實施了漸進式的匯率改革，人民幣匯率彈性不斷加大，走上了升值的道路，降低了對外直接投資的成本。

（二）面臨的挑戰

1、一些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愈演愈烈。各國積極采取各種措施促進經濟復蘇無可厚非，但是一些國家為了促進本國經濟增長，競相采取不正當手段來提高貿易保護壁壘，在進出口、投資等領域設置諸多限制和障礙，這不利于各國經濟的交流發展，尤其對企業的跨國投資帶來了不利的影響。

2、東道國政治敵意。由于一些國家對我國開展跨國并購產生政治上的敵意和對我國企業性質認知上的模糊，往往使一些大的并購案件“流產”。

二、國際直接投資新趨勢

（一）投資增速波動化

總體而言，國際對外直接投資的總量不會驟減，但是由于受到經濟危機的影響，投資增速會出現一定波動。由于西方經濟發達國家受到較嚴重的經濟沖擊，一些大型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中會重新考慮投資實力和投資成本，因而影響投資決策，導致資金在全球重新進行分步。

（二）投資地區擴散化

盡管西方世界陷入美國次貸危機的泥淖，但是他們統一的地區市場、熟練的勞動力、成熟的供應商以及良好的基礎設施等吸引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勢不會改變。越來越多的資金將流向有著廣闊市場、豐富資源以及良好經濟表現的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亞洲將持續成為投資熱點。

（三）投資領域集中化

隨著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投資領域也將發生相應變化。以制造業和服務業比較為例，1990年投向制造業和服務業的FDI存量分別占全球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41%和49%；2006年，兩項指標則變為28%和62%。這種存量結構的變化表明服務業已經成為吸引外資的主要領域。受次貸危機的影響，許多國家將大量資金投入通信、運輸等基礎設施領域以刺激經濟、拉動內需。除此之外，跨國公司自身戰略調整，非核心業務的剝離使得涉及商務流程外包、物流以及后臺支持等服務領域業務將增長迅速?？梢灶A見，對外直接投資將更加傾向服務業，特別是向與基礎設施相關的領域集中。

三、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趨勢分析

（一）投資主體多元化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一直以來是以大型企業為主，其中以國有企業居多。具備規模的私營企業、有限責任公司和民營企業已逐漸發展成為我國對外投資的新生力量，投資主體多元化格局日益明顯，占據投資主導地位必將成為新的投資趨勢。

（二）投資方式多樣化

首先，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以跨國公司并購為主，因為其進入市場和獲得資產的方式快于綠地投資，而發展中國家在較長的時期內仍以綠地投資和合資企業為主。其次，由于金融衍生市場的發展，投資方式將越來越復雜化，不再單一采取用資金直接購買股權的方式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會更多地采取股權置換、私募股權投資等方式提高對外投資的水平。再次，目前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方式正在與國際同步，由于我國企業跨國經營能力在不斷增強，一批有條件的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通過進行專業化、集約化和規?；目鐕洜I，增強了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的能力，有利地促進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

（三）投資區位多極化

第6篇：對外直接投資決策范文

一、經營地點的選擇

從稅負最小化出發，考慮經營地點的選擇，通常要關注以下幾方面情況：

（一）稅負總水平。雖然由于基礎設施建設和基礎制度建設上的差距導致投資企業的總體成本水平在不同地區特別是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較大的地區之間不可比，使得稅負總水平與吸引外資未必相關，但是稅負總水平對特定類型的投資還是一個相對重要的考慮因素。一般說來，資源導向或出口導向型投資對東道國的稅負總水平更為敏感。因此，在其他條件相同或相似的情況下，資本會流向稅負總水平低的國家和地區。

（二）主要稅種。直接稅是由支付者負擔的，而間接稅雖然由企業支付并影響產品定價及收入總額，但最終卻可以轉嫁給消費者。因此，稅負的總水平主要是針對直接稅而言的，在投資的財務決策中主要需要考慮的稅種是所得稅，與之密切相關的稅種是扣繳稅。此外，對于進口稅的分析，也往往需要從多個角度考慮。由于進口稅通常會附加到產品價格中從而降低企業在當地市場抑或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低進口稅率或免進口稅就顯得非常有利，而與之相比，高進口稅率不但影響企業產品的價格，而且還會導致投資成本的增加。但是，如果外國投資者將向某國出口貨物改為市場導向的直接投資，高進口稅率在這樣的投資決策中則具有積極意義，它可以阻止競爭對手對投資所在地出口商品，擴大本集團的全球市場份額。

（三）稅收優惠。在其他投資條件相同或相似的情況下，稅收優惠自然成為選擇經營地點的重要因素。但是，稅收優惠的一個悖論是往往不發達地區、勞動力素質低的地區和失業率高的地區稅收優惠的力度更大。因此，單純考慮稅收優惠，忽略基礎設施和基礎制度落后所導致的高成本負擔及政治和經營風險，則未必是最佳投資決策，甚至可能造成投資決策的失誤。

（四）產業政策導向。一些國家以及某些特定地區對特定行業或特定業務提供了較為優惠的稅收待遇，例如農業、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研究與開發活動、交通運輸業以及其他基礎設施建設。

（五）特區。實行特殊稅收優惠政策的免稅區、保稅區、經濟特區、技術開發區等，在投資地點的選擇時是優先考慮的。有的跨國公司為了實現全球稅負最小化的目標并便于在海外調撥資金，往往在國際主要避稅港設置旨在轉投資的子公司，以降低從其他國家子公司獲得的股利的稅負以及其他收入的稅負，并減少海外資金調撥的難度。在稅負水平低、資金調撥限制少，實行屬地原則的英屬維爾京群島和我國的香港等地，這類公司相當多。

二、經營形式的選擇

從稅負最小化出發，考慮經營形式的選擇，主要涉及的問題是在投資所在地建立相對獨立經營的子公司還是設立屬于母公司業務延伸性質的分部或辦事處。通常，建立子公司可以享受稅收優惠，而建立分部或銷售點則不能享受稅收優惠。當然，經營形式的選擇還應當是從海外業務發展總體戰略籌劃出發來考慮，不能單純從納稅的角度出發來決策。

（一）擬設立子公司

在考慮設立相對獨立經營的子公司的情況下，基于稅負最小化的考慮，需要關注以下幾個方面：

1、扣繳稅率以及扣繳稅的實施范圍。

扣繳稅（withholding tax）是投資所在國對非居民收入課征的稅種，主要課征對象是匯往國外的派得股利、利息收入、特許權使用費、技術協助費、技術訣竅使用費、母公司管理費等。由于它不能轉嫁，因此是一個較容易發生相應避稅行為的稅種。一項關于跨國公司在歐洲經營的調查表明，絕大多數回應者認為扣繳稅是對外直接投資的最大障礙。因此，一些國家在稅收優惠規定和國際稅收協定中對扣繳稅制定了相應的條款。

2、稅收優惠的種類和力度。

稅收優惠是吸引外資、降低失業率、促進技術進步、調整產業結構的重要工具，也是轉型經濟和發展中國家廣為實施的政策。亞歷克斯。伊森（Alex Easson）認為，對外直接投資的稅收激勵的主要形式如下：

①所得稅免稅或降低稅率；

②減免稅期；

③投資貸項、投資補貼和加速折舊；

④特別扣減，指對促進出口或對外國客戶服務業的一些費用在所得稅計稅環節的特別扣減或雙重扣減，例如馬來西亞對旅游業和員工培訓費用的雙重扣減，某些國家允許對研究與開發支出進行額外的扣減；

⑤再投資補貼，指按再投資額免稅或按再投資額的比例扣減應稅利潤，或按比例或全額退稅；

⑥只用于技術轉移目的的貸款利息、技術使用費或技術協助費以及免稅利潤上的股利支付額的扣繳稅減免；

⑦個人所得稅、工薪稅和社會保險統籌減免；

⑧財產稅減免；

⑨主要針對資本商品的進口稅和關稅減免。

稅收優惠的實施，往往附以特定的前提條件，諸如投入外資的規模、外資參與的程度以及企業的組織形式。享受稅收優惠，需要注意一些問題：就減免稅期來說，主要是對所得稅而言的，各國的規定長短不一，長的可達20年，短的僅僅一年而已。減免的程度也往往有很大差別，有的是所得稅全免，有的只免除一定的比例，有的可能還減免相關的稅種（如扣繳稅）。同時，減免稅期開始的時間規定也很重要，在投資決策的過程中必須準確把握這一點，否則極有可能導致實際的投資效益與預期大相徑庭。減免稅期一般有以下幾種：政府批準企業設立日；企業注冊或公司成立日；生產經營或業務開始日；企業首次獲取收入日；企業首次獲取利潤日。其中，具體日期的界定在實務中往往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釋。諸如建筑企業的生產經營開始日究竟是公司批準成立日或是開業致慶日還是破土動工日迄今尚有爭議。此外，對于企業首次獲得利潤日往往還會因利潤是主營業務利潤、生產經營利潤抑或利潤總額而產生分歧。有時，企業在試運行產生的利潤也可能引發減免稅期是否開始的問題。

3、母國的立法是否有對海外控股公司管制和外國收入的稅收優惠條款。

通過對外投資在東道國設立企業，從而在稅收方面獲得的優惠，可能因為母公司所在國的海外控股公司管制法規的存在而被抵消。由于跨國公司的總體目標在于股東利益最大化，而全球稅負最小化對于這一總體目標的實現具有促進作用，因此跨國公司在實施其全球戰略的過程中必然會考慮居住國有關法規的不利限制，并將其納入對外投資財務決策的考慮之中。同時，居住國法規對來自海外的收入的優惠條款往往對母公司調回資金以及擴大對外投資具有促進作用，諸如本國所得稅的外國稅貸項，來自外國收入的稅負的遞延，外國分支機構虧損抵減母公司盈余，甚至免征外國收入所得稅等。這些都是對外投資財務決策需要考慮的重要方面。

4、轉移定價及外匯的管制法規。

跨國公司為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的總體目標可能采取多種策略，其中包括運用轉移定價策略。轉移定價扭曲了稅制的設立原則，導致稅收資源在國與國之間的不當分配甚至大量流失，從而有悖公平與效率原則，也有損于特定稅制的激勵原則。實際上，如果不是各國在市場諸方面設有管制法規，跨國公司完全可能做到不在投資所在的東道國實現利潤和隨心所欲地在全球范圍內調撥資金。這主要靠轉移定價手法來實現。亞歷克斯。伊森的研究表明，全世界跨國銷售的商品和服務中三分之一以上是在跨國公司的關聯企業之間進行的。轉移定價的操縱范圍可以很廣，但主要涉及商品和勞務的提供、資產的轉移以及產權交易?？鐕就捎酶哌M低出或低進高出的手法，把利潤和資金甚至資本轉移到稅率低、外匯管制不嚴或沒有管制、通貨膨脹風險小、政治風險小的國家和地區，以實現全球稅負最小化的目標并降低相應的風險。此外，跨國公司還可以通過海外子公司用可以作為所得稅抵扣項目的對母公司的支付來轉移利潤和調撥資金，例如與母公司提供資金和勞務有關的貸款利息費用、設備租賃費、母公司管理費、技術協作費、專利權使用費、技術訣竅使用費、設計咨詢費、員工技術培訓費等。這些手法的運用，可能會受到稅收及外匯管制的制約及相應的處罰。對轉移定價的審查與調整是涉及跨國公司業務的國家的一項重要的管制措施，包括東道國和居住國。審查與調整的范圍和力度都是跨國公司在考慮采取轉移定價策略時就應該充分預期的。

5、第三國稅制及稅收協定。

所得稅和扣繳稅是投資決策涉及稅收方面需要著重考慮的因素。各國所得稅率水平一般較高，通常在30%-40%之間；扣繳稅率水平一般較低，通常在10%-20%之間。由于所得稅后利潤通常采取股利分派的形式，因此還會進一步發生扣繳稅。然而，在訂有稅務協定的國家之間因利潤分配而發生的扣繳稅率通常在5%-10%之間。這樣，在進行跨國投資決策時，就要充分考慮有關國家之間稅務協定的因素，使海外子公司的設立便于在利潤分配的過程中實現集團稅負最小化。當然，從稅收監管的角度說，扣繳稅低稅率的存在，可能成為向母公司以支付勞務的形式跨國轉移資金和利潤甚至抽逃資本的誘因。

（二）擬設立分部

在考慮設立屬于母公司經營業務延伸性質的分部的情況下，基于稅負最小化的考慮，通常主要關注以下幾方面的情況：

1、是否在收益上有稅負。

有的國家對外國公司的分部或辦事處的業務收入課征所得稅，而有些國家則沒有。這樣，有一定業務收入的分部或辦事處就要權衡其所得稅負，在其他條件相同或類似的情況下，在投資地點之間做出選擇。

2、是否在費用支付上有稅負。

有的國家對外國公司的分部或辦事處的費用支出課稅，這就會加大其運作成本，因而也成為需要考慮的一個比較重要的因素。

3、兩國是否有稅務協定。

由于外國公司的分部或辦事處一般不享受投資所在國的稅收優惠，因而需要在籌劃投資時認真研究兩國稅務協定的適用條款，以便正確選擇投資形式。

此外，在經營形式的選擇方面還應當注意的一個因素是，擬投資地區的稅收政策是否就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加以區別。有的國家對中小企業或非上市公司提供稅收優惠，而上市公司則不能享受這樣的優惠。

三、籌資渠道的考慮

第7篇：對外直接投資決策范文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理論；評述；啟示

1傳統跨國公司理論

1.1壟斷優勢理論

美國學者斯蒂芬•海默1960年在其博士論文《國內企業的國際化經營：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中，運用關于廠商壟斷競爭的原理說明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提出了“壟斷優勢理論”。

主要觀點：（1）市場的不完全性是跨國公司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根本原因和基礎，認為完全競爭不僅是一種純粹的理論假設，并且在完全競爭下對外直接投資也并不會發生，現實經濟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是各種不同類型的不完全競爭市場，包括：商品市場的不完全、要素市場的不完全、規模經濟造成的市場不完全以及由于政府干預形成的市場不完全。免費提供（2）市場的不完全性使得跨國公司能夠擁有壟斷優勢，而這種壟斷優勢正是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評述：壟斷優勢理論是最早研究對外直接投資的獨立的理論，奠定了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研究的基礎，指出培養和提升各自的壟斷優勢是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必要前提條件。但是壟斷理論的產生背景是對具有明顯壟斷優勢的美國跨國公司的研究，因而沒有壟斷優勢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興起解釋乏力，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也不能解釋有壟斷優勢的企業放棄出口和技術許可證的轉讓而直接對外直接投資的原因。

啟示：企業的壟斷優勢固然是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一個重要前提，但也應該認識到，企業優勢的形成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我國具有一定實力的企業也可以通過對外直接投資逐步培養和不斷提升自己的壟斷優勢。

1.2產品生命周期理論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雷蒙德•維農，于1966年5月在《經濟學季刊》上發表了《產品周期中的國際投資和國家貿易》一文，提出了“產品生命周期理論”。

主要觀點：將企業的壟斷優勢、產品生命周期以及區位因素結合起來，動態的調整跨國公司的對外投資行為：（1）產品的創新階段：創新國企業率先進行新產品的開發與生產，由于新產品的特異性而具有較低的需求價格彈性和較高的收入彈性，企業能獲得壟斷優勢，產品傾向在國內生產；（2）產品成熟階段：由于產品需求價格彈性的日益增大、技術的擴散以及貿易壁壘的影響，創新國企業始到次發達國家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在當地進行生產與銷售；（3）產品標準化階段：當非技術型熟練勞動成為產品成本的主要部分，企業的競爭將主要表現為價格競爭，這時企業傾向通過國際直接投資將生產轉移到勞動成本較低的發展中國家，產品出口將出現逆流現象。

評述：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動態解釋了發達國家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時機與區位選擇之間的關系，一定程度上體現出世界經濟的一體化進程,也從一個側面闡述了企業國際化經營的動機，并且從內外因兩個方面論證了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必要性。但該理論主要針對最終產品市場，而對于資源、技術開發型的對外投資現象解釋乏力。并且，該理論難以解釋非代替出口投資的增加以及跨國公司海外生產非標準化產品的現象。

啟示：（1）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決策之前，分析產品所處的生命周期階段：首先，對產品的生產技術的性質、類型以及其擴散性和轉移性進行分析；其次，對產品本身進行swot分析，確定產品的競爭優勢、劣勢、機會以及威脅；最后，對產品的國內銷售、國外出口以及國內外市場情況進行分析。根據以上分析，最終確定產品所處的生命周期，以指導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市場進入決策。（2）將進入成熟期的產品的生產地點轉移到生產要素價格低且靠近市場的地區。我國的家電、輕紡、機械、電子等行業由于生產能力過剩，產品嚴重供大于求，已進入產品的成熟期，再加上國際上反傾銷、貿易保護主義的影響，我們只能改變以往單純依靠出口的策略，而選擇將這些產業的生產設備和能力向合適的地區轉移出去，在國外進行生產制造。

1.3內部化理論

1976年，英國里丁大學經濟學家巴克萊和卡森以及加拿大經濟學家拉格曼，以科斯的交易費用理論為基礎，以市場的不完全性為起點，提出了內部化理論，強調企業將壟斷優勢保留在企業內部，并通過內部使用而取得優勢的過程。

主要觀點：由于外部市場失效，中間產品（除了通常意義上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外，更重要的是指專有技術、專利、管理及銷售技術等“知識中間產品”）價格難以確認而使交易成本過高，公司為了克服各種經營障礙、保證企業獲得最大利潤，就有動力形成一個內部化市場，不僅使資源和產品在各子公司之間進行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還可以有效地防止技術擴散，保護企業的知識產權。

評述：內部化理論從企業間產品的交換形式與生產的組織形式分析了跨國公司的性質與起源，對跨國公司的內在形成機理有比較普遍的解釋力，適用于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并且以交易成本最小化為目的，論證了內部化的必要性和優越性。但內部化理論僅從跨國公司的主觀方面探尋國際直接投資的動因和基礎等內部因素，對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考慮不夠，對跨國公司的國際分工、生產、經營的布局以及區位選擇也缺乏總體認識。

啟示：（1）實現規模經濟優勢，擴大內部市場。如果企業自身規模較小，企業的內部市場也小，這樣企業的外部交易成本就會很高，所以我們可以通過企業之間的強強聯合、兼并、垂直、橫向或縱向一體化或政府的扶植實現企業的規模經濟優勢，擴大企業的內部市場，增加其內部化優勢；也可以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組建大型企業集團，做到產權明晰，管理協同，充分發揮內部化市場的作用。（2）實現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的結合，增強內部市場的融資能力。企業應該建立自身的財務金融子公司，通過內部市場靈活調資，縮短融資時間，提高融資速度，降低融資成本，以擴大企業經營規模；（3）注重培育企業知識、技術的專業性與獨特性。加強企業對技術創新的重視，加大對科技部門的資源投入，并加強企業與高校、科研機構間的合作，促使企業不斷的進行技術創新，并重視度新技術的專利申請保護，通過組織系統和信息網絡將信息與技術等知識產品內部一體化，為企業贏得利潤。

1.4比較優勢理論（也叫邊際產業轉移理論）

20世紀70年代末，日本學者小島清運用赫克歇爾——俄林的資源稟賦差異導致比較優勢原理，把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結合起來，以20世紀50年代-70年代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為考察對象，著重分析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果，提出了具有本國特色的“比較優勢理論”。

主要觀點：（1）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投資國比較成本已經處于劣勢或即將喪失比較優勢的產業——“邊際產業”開始，將其投向東道國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同類產業。由于投資與貿易之間是互補關系而非彼此替代關系，這樣能更好的促進雙方貿易的發展；（2）中小企業應走在對外直接投資的前列。因為：①同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中小企業相對于大企業更容易成為“邊際企業”；②具有邊際效率的中小企業與東道國相應工業的技術差距更小，更適合于當地的生產條件。

評述：比較優勢理論從宏觀角度分析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具有開創性，并且對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的關系作了有機結合的統一解釋。但是它只是一個階段性的理論，只能解釋經濟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以垂直分工為基礎的投資。最后比較優勢理論低估了發展中國家接受高新技術的能力，認為發展中國家只能接受發達國家的邊際產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啟示：（1）從轉移邊際產業開始，逐步優化國內產業結構。將我國具有一定比較優勢、生產能力過剩的輕紡、家電、電子等行業轉移出去，在獲得由于技術優勢而產生的超額利潤、保障國內經濟發展的資源需求的同時，還能通過技術的傳遞和市場的拓展促進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并逐步實現產業遞進，最終向高附加值產業延伸。（2）中小企業由于其小批量生產，經營靈活，適應性強等特點，更容易在海外市場找到立足點并迅速占領當地市場，所以我國應大力鼓勵中小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3、在對外投資的區位選擇上，選擇在經濟發展程度、技術發展水平上和中國差距較小的國家和地區，積極關注和投資開拓這些地區相對落后的產業，發揮我國的比較優勢。1.5國際生產折衷理論

英國著名的跨國公司問題專家、里丁大學國際投資和國際企業教授約翰•鄧寧在借鑒了壟斷優勢理論、內部化理論，并結合國際貿易理論中的資源稟賦學說的基礎上，采用折衷的方法提出了“國際生產折衷理論”。主要觀點：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是保證跨國公司國際直接投資的必要條件，區位優勢是國際直接投資的充分條件，只有三種優勢同時存在，國際直接投資才會成功，而這三個方面的優勢決定了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投資決策和投資方向。（如表1所示）。

評述：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借鑒和綜合了以往跨國公司理論的精華，最為完整的解決了對外直接投資研究的動因和決定因素，被譽為解釋跨國公司行為的“通論”。它的形成，標志著跨國公司理論進入了一個相對成熟和穩定的階段。但是折衷理論所提出的對外直接投資條件過于絕對化，并將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以及區位優勢3種因素等量齊觀，缺乏主次之分且對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缺乏動態的分析。

啟示：（1）充分認識和利用企業已具備的所有權優勢，將其作為今后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國家研究并制訂促進這些優勢發展的鼓勵政策，企業建立產品創新和更！新管理的機制，不斷形成新的所有權優勢。（2）發揮我國企業內部化優勢的潛力。我國部分企業在引進、生產產品并使之適應東道國市場方面具備了一定的技術優勢，同時也具有使這類技術優勢內部化的動機。企業通過申請專利保護、嚴格限制技術的使用范圍、期限和條件來確保技術等無形資產的內部化，并利用跨國公司內部的母公司與各子公司之間的轉移價格確保外部貿易內部化。（3）重視區位優勢。不僅要重視風俗、消費習慣、市場距離等區位因素較優越的亞太地區，還要對發達國家的技術領域進行有選擇的直接投資來獲得高新技術以及大容量市場等。

2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理論

2.1小規模技術理論

美國哈佛大學研究跨國公司的著名教授劉易斯•威爾斯在1977年發表的“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國際化”一文中提出小規模技術理論，并在1983年出版的《第三世紀跨國公司》專著中對該理論作了較系統的闡述。

主要觀點：（1）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競爭優勢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①發展中國家的小規模生產制造技術正好為低收入國家的小市場需要服務；②發展中國家在服務于海外同一種族產品需要而建立的海外生產中頗具優勢；③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具有大型跨國公司所無法比擬的低價產品營銷優勢。（2）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走出國門的動因主要有：保護出口市場；突破配額限制；尋求低成本；種族紐帶；分散資產；本國、東道國政府或國際機構的倡議和幫助；企業主為親朋好友尋找職業，以及在海外培訓人才等。

評述：小規模技術理論把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競爭優勢的產生與這些國家自身的市場特征結合起來，被學術界認為是研究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開創性成果，對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具有十分積極的指導意義。但是，威爾斯將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競爭優勢僅僅局限于小規模生產技術的繼承和使用上，可能會導致這些國家在國際生產體系中的位置永遠處于邊緣地帶和產品生命周期的末端，也很難解釋一些發展中國家的高新技術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生產具有較高技術含量和競爭力產品的行為。

啟示：鼓勵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雖然我國的中小企業技術不夠先進、經營范圍和生產規模不夠龐大，實力相對較弱，但是中小企業可以利用低成本、適當規模和適應技術優勢開展對外直接投資。

2.2技術地方化理論

英國學者拉奧在1983年出版了《新跨國公司：第三世界企業的發展》一書，對印度跨國公司的競爭優勢和投資動機進行了深入研究后，提出了“技術地方化理論”。

主要觀點：（1）強調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技術引進不是被動的模仿和復制，而是對引進的技術加以消化、改進和創新的再生過程。（2）發展中國家形成自己的獨特優勢主要有四個因素：①發展中國家技術知識的當地化往往與一國的要素價格及其質量相聯系；②發展中國家通過對進口的技術和產品進行某些改造，使其生產和產品與當地的供需緊密結合；③創新活動中所產生的技術在小規模生產條件下具有更高的經濟效益；④發展中國家企業生產的產品能夠適應相同收入水平國家的消費需求。啟示：（1）積極引進和吸收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同時加強這些技術在國內的再生過程和自身技術的改造和創新能力，努力形成自己的差異優勢；（2）對投資國市場進行深入的研究，了解當地的生產供需狀況、市場特征和企業條件，開發不同的產品，培育我國企業持續的競爭優勢。（3）以民族文化為紐帶，加強民族產品的優勢。加強我國部分產品（如中藥、絲綢）的民族特色和不可模仿、不可替代性，以民族文化為紐帶，拓展生存空間。

2.3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

坎特威爾和托蘭提諾針對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新興工業國家和地區對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活動，提出了“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主要觀點：（1）發展中國家企業技術能力的提高是一個不斷積累的結果，并最終導致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的升級。（2）發展中國家現有的技術能力水平是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決定因素，影響著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的形式和增長速度。（3）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和地理分布會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變化：在產業分布上，從以自然資源開發為主的縱向一體化生產活動向以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為主的橫向一體化生產活動轉化；在地理分布上，遵循“周邊國家－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的漸進發展軌跡。評述：該理論為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提供了思路，并且為不具備絕對優勢的發展中國家企業參與國際競爭提供了技術積累的路徑。但該理論認為，發達國家企業的技術創新表現在大量的研發投入上，而發展中國家企業的技術創新則沒有很強的研發能力，其主要是利用特有的“學習經驗”與組織能力來掌握與開發現有的生產技術。啟示：（1）在區位選！擇上，遵循漸進發展軌跡，首先利用種族聯系在周邊國家進行直接投資，隨著經驗的積累再逐步向其它發展中國家擴展，最后，為獲得更為先進、高級的技術開始向發達國家投資。（2）以技術積累為內在動力，以投資區位拓展為基礎，不斷推動對外投資的發展和本國產業的調整和升級。

2.4投資發展周期理論

鄧寧于20世紀80年代初，在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的基礎上，采取實證分析的方法，將67個國家1967-1978年間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與經濟發展的階段聯系起來進行考察，提出了投資發展周期論，從動態角度描述了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與對外直接投資地位的辯證關系。

主要觀點：鄧寧用人均gnp代表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用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與外國對本國的直接投資流量的差額代表該國的凈對外直接投資，區分了對外直接投資的四個經濟發展階段：（見表2）第一階段（400美元以下）、第二階段（400-2500美元）、第三階段（2500-4000美元）、第四階段（4000美元以上）。評述：投資發展周期理論是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的發展和完善，為發展中國家投資地位的變遷描述了一個大概輪廓。但該理論只強調了事物發展的普遍性而忽略了特殊性，沒有認識到大多數國家的經濟結構迥然不同，而且經濟結構也存在不平衡性，僅用人均gnp單一指標來劃分經濟發展階段和對外直接投資水平，難免帶有片面性和局限性。

啟示：（1）根據投資發展周期理論，我國基本處于第二階段，對外直接投資的所有權、內部化以及區位優勢仍較微弱，所以，應以我國的具體國情和企業的自身實力為基礎，謹慎決策，而不應盲目的追風，一味進行對外直接投資。（2）由于我國經濟發展結構的不平衡性，我國個別發展程度較高的產業和企業可以將對外直接投資作為其發展壯大的一種方式，并在此過程中不斷提升自己的競爭力。（3）企業可以通過對國外技術和經驗的消化、吸收和改造，增強自身的實力，培養自身的競爭優勢，為大規模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早日進入投資發展周期的第三階段打下基礎。

第8篇：對外直接投資決策范文

【關鍵詞】 中小企業走出去優勢劣勢戰略

一、“走出去”的戰略主體應該是中小企業

1、“走出去”戰略的層次含義

從理論上講，“走出去”戰略主要指我國產品、服務、資本、技術、勞動力、管理等資源以及企業本身走向國際市場，到國外去開展競爭與合作。在現實中，我們將“走出去”理解為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活動，將各種生產要素輸出到國外，到國外投資開辦工商企業，將生產能力問題向國外延伸和布局。

“走出去”并不等于一般意義的商品進出口，往往是投資、生產、貿易技術及管理經驗等各種要素的綜合載體?！白叱鋈ァ睉鹇源笾驴梢苑譃閮蓚€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商品輸出層次，是指貨物、服務、技術、管理等商品和要素的輸出，主要涉及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技術貿易及承包勞務等：第二個層次，是指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涉及的是到海外投資建廠和投資開店。

2、中小企業應成為“走出去”的主體

跨國經營的形式可以靈活多變，并非所有的跨國經營都需要巨額資本。如技術資本、設備資本、組建合資企業、補償貿易，以及品牌和管理進行跨國經營，都不需要巨額投資。中小企業完全可以根據自身條件和特點，選擇靈活多樣的形式進行跨國經營。

作為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小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已成為我國對外開放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宏觀層面看，中小企業“走出去”是解決我國宏觀經濟問題、保持國民持續高速發展的必然選擇；從微觀層面看，中小企業應積極轉變觀念，開拓國際市場。中小企業開展跨國經營，不僅短期內可以走出困境求得生存需要，也是企業自身長期發展的戰略需要。

二、我國中小企業“走出去”過程中的優勢和問題

1、中小企業“走出去”過程中的優勢

（1）生產技術優勢。與中小企業相比，大型企業的技術優勢當然更明顯，但中小企業由于自身的一些特點也具有對外投資的技術優勢：其一，技術創新的時效優勢。中小企業一般不設置獨立的研究開發機構，而主要和科研機構共同進行研究開發，相比大型企業通過獨立的研究開發部門進行技術創新模式，中小企業在與科研機構聯合協作方面表現出更能迅速地把科研成果推向市場的能力。中小企業能根據項目的需要，致力于開發周期短、見效快的技術，能較快地獲得經濟效益，因此，中小企業在創新時間和創新效率上明顯優于大型企業。由于具有技術創新的時效優勢，中小企業在對外投資的過程中更能適應國際市場上技術更新頻率越來越快的趨勢。其二，小規模技術優勢。就我國而言，中小企業的小批量制造技術和多功能的機器設備就較為適合發展中國家市場的需要；勞動密集型技術以及在引進發達國家先進技術和設備的基礎上經過改造的技術和設備，就更符合發展中國家的偏好；就地取材的技術較為容易受到外匯緊缺的發展中國家的喜歡。

（2）決策管理優勢。企業在對外投資過程中實施科學的決策管理是對外投資取得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大型企業成立的時間長，加之規模大，一般都建立并實施了現代企業制度，具有較為明顯的決策管理優勢。與大型企業相比，中小企業的決策管理優勢，一方面體現在對外投資決策更趨近于市場決策。在中小企業中非公有制企業所占比例較大，相比國有大型企業使用國有資產對外投資，中小企業對外投資的資金往往是經過多年的艱苦經營積累起來的，用自己的資產對外投資，其決策必須經過縝密的考慮。在對外投資決策更具科學性的基礎上，中小企業對外投資成功的可能性就更大。另一方面，體現在中小企業的對外投資決策具有效率性。中小企業進行決策時所需的信息量沒有大型企業所需的那樣大，有些信息不需要經過長時間的收集和傳遞過程，特別是中小企業的決策者往往具有更大的決策權，一般不需要層層請示，所以，中小企業對外投資決策比大型企業更有效率，更能根據投資環境的改變及時地作出有利于企業發展的對外投資決策。

（3）投資環境優勢。企業對外投資環境包括投資國的投資環境和東道國的投資環境。在投資國的投資環境方面，我國已制定了支持中小企業“走出去”相關政策，如我國“中小企業國際市場開拓資金”的設立就為中小企業對外投資提供了資金支持。同時，在我國加入WTO以后，要求開放資本市場，允許外資銀行進入，將使中小企業有更多的渠道和方式獲得間接融資與直接融資機會。在東道國的投資環境方面，首先，我國中小企業在海外特別是在WTO成員國投資時，能有一個多邊、穩定、可預見的公平競爭環境，使我國中小企業進行對外投資面臨良好的機遇。其次，我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廣大的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建立了良好的外交關系，并給予了它們大量的經濟援助，其中多數國家對我國的投資特別是援外投資給予了相關優惠政策。

（4）市場占有優勢。大型企業大規模生產產品的產能決定了它們有自己特定的產品市場，但中小企業的小規模生產能力也決定了其自身獨特的市場占有優勢。首先，中小企業能夠滿足市場多樣化需求。一般而言，大型企業適宜于大批量產品的生產，但產品花色品種比較單調，缺少特色；而中小企業適宜于生產批量小、花色品種多的產品。隨著科技的發展和大眾消費水平的提高，國際市場的消費結構正朝著多樣化、高級化、個性化和專門化的方向發展，越來越多的產品轉向多品種、小批量的生產，因此，中小企業對外投資更能適應國際市場上日益凸顯的市場多樣化需求趨勢。其次，中小企業能夠滿足市場專業化需求。大型企業在大批量生產科技含量較高的產品上往往具有優勢，但在勞動密集型的民族傳統和特色產品的專業化生產上中小企業一般更具有優勢。據統計，到20世紀末，我國有海外華人華僑約3000多萬人，這些華人華僑散居在世界各地，且經濟實力強，其資產總額已超過3000億美元，然而，這一特殊群體對具有華人民族傳統和特色的產品情有獨鐘，而生產這些具有民族傳統和特色的產品正是中小企業的優勢所在，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更能夠滿足華人市場對民族傳統和特色產品的需求。

2、中小企業“走出去”過程中的問題

（1）融資困難。在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下，2008年以來，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更為突出，相當部分中小企業面臨資金鏈斷裂的困境，甚至處于停產、半停產狀態。在對外貿易和跨國經營中，企業要走出去，就要投入大量的費用進行市場調研、開拓，建立銷售渠道、組織規?；a，于是融資便成為中小企業走出去最大的困難，這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企業發展，成為制約中小企業提高國際競爭力水平的一個主要因素。中小企業因自有資金不足、貸款難和融資渠道少，造成市場開拓能力弱、業務難以做大。

（2）抗風險能力差。由于生產經營規模小，融資困難及資金不足等原因，中小企業在對外投資中預測風險，管理風險以及抵抗、預防風險的能力都比較弱，特別是對非企業本身因素造成的風險?？鐕洜I過程，中小企業由過去僅承擔生產經營風險轉變為應對復雜的國際競爭風險，環境更復雜，而這一弱點也更強。

（3）信息不足。與大型企業相比，中小企業在人力、財力上存在較大差距，其收集信息的能力相對較差，信息來源渠道也較少，因此無法對投資國環境、投資機會以及法律等作出詳盡的分析，同時國內也缺乏相應的信息支持系統。

三、對我國中小企業“走出去”戰略的對策建議

1、微觀層面，即企業角度

（1）跨國經營的區位選擇方面。當前國際經濟競爭異常激烈，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轉型經濟國家等國家和地區的國家經濟合作環境都不相同。在這種形勢下，我國中小企業必須審時度勢，權衡利弊，結合自身的優勢及特點，積極而謹慎地開展對外經濟合作，正確的區位選擇是中小企業走向成功的前提條件。我國中小企業對外貿易應該以發展中國家為主，以發達國家為輔。

（2）國際競爭力提升方面。國際競爭力，就是企業在一定的外部經濟環境下成功地進行國際生產與經營活動的能力。一是企業集群。企業集群，是指在某一產業或產品生產中，大量相互聯系的企業及相關的機構在一定地域聚集，并依靠比較穩定的分工協作，形成有競爭優勢的群體。企業集群是介于純市場組織和企業組織之間的一種中間性產業組織，以此種方式“走出去”的中小企業具有以下優勢：能夠在集群內高效地獲取專業化資源，即使集群內的中小企業不存在產業鏈關系，但由于各自的優勢具有較強的互補性，就可以通過資源整合把這些企業組成利益共同體，充分發揮優勢互補集群優勢性，共同“走出去”，開拓國際市場；集群內所有企業都能夠獲得單個游離的中小企業很難獲得的規模經濟和成本優勢；企業集群能夠提高群內企業的創新能力，這是保證中小企業在跨國經營過程中獲得持續競爭的關鍵。二是跨國戰略聯盟。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未來的競爭將不再是企業與企業的競爭，而是聯盟與聯盟的競爭，是大勢所趨。全球的電子企業和計算機制造商已加入了建立戰略聯盟的行列。盡管存在著超乎尋常的激烈競爭，但是也達成了一些水平協定。如蘋果和數字公司已達成了有關生產標準的協定、松下和德國的儀器公司已達成合作開發芯片的協議、理光和松下半導體公司達成合作生產半導體元件的協議。在航空業，西班牙航空公司和泰國航空公司建立了航空運輸戰略聯盟。在石油業，英國殼牌石油公司與俄羅斯石油公司建立戰略聯盟，合作開發西伯利亞油田等。而我國中小企業通過戰略聯盟實施“走出去”戰略，可以提高我國中小企業的國際市場競爭能力，與國際市場接軌。

2、宏觀層面，即政府角度

（1）融資支持。我國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中資金缺乏、融資難主要是因為貸款成本高、政府因素以及企業自身因素。我國政府應該采取措施，對“走出去”的中小企業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幫助其采取多種融資方式在各地獲得國際化發展所需的資金。比如要求中小企業提高素質，加強信用度、建立健全信用評審和授權制度、建立政府和中小企業扶持政策體系、大膽嘗試股權和債券融資等。

（2）信息支持。信息支持包括宏觀上的國外經濟發展趨勢、產業總體規劃有關法律法規、政府投資證詞、金融外匯市場狀況、海外政策等，也包括微觀上的產品供需狀況、價格市場周期、合作伙伴資信等。因此，政府有關部門應健全信息咨詢和社會服務體系，為中小企業獲得技術、市場、人才、信息等提供便利。

第9篇：對外直接投資決策范文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OFDI） 流量和存量 資本流出 投資轉型

一、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特征

對外直接投資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是指國內的投資者在國外或境外設立、購買國（境）外企業，并以控制該企業的經營管理權為核心的經濟活動。

（一）我國對外投資行業分布多元化、地區分布不均衡

當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覆蓋了國民經濟所有行業類別，體現了對外直接投資主體的多元化。但其中租賃與商業服務、金融業、采礦業、批發和零售以及制造業五大行業占了整個對外投資行業類別比重的絕大部分。從產業結構角度來看，主要以第三產業為主，偏重初級加工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而科研與技術服務、信息傳輸和計算機軟件業等技術密集型產業投資比重較小。

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地區分布是不均衡的，對發達經濟體投資增長不盡理想。OFDI主要分布在亞洲和拉丁美洲，兩者占比高達八成。對亞洲地區的投資主要集中于香港（中國）地區；對拉丁美洲的投資分布主要在英屬維爾京群島和開曼群島；香港（中國）、英屬維爾京群島和開曼群島的投資分布如此集中，源于這三個地區十分發達的離岸金融體系，其對資本流動限制少，稅收政策也比國內優惠。

（二）國際投資地位成功轉型

中國的國際投資地位已經從單純的資本輸入成功轉型為資本輸入輸出趨于平衡，這說明我國從主要依靠出口貿易和引進外資的格局發生了重大的轉變。參考英國著名國際投資專家鄧寧（J.H.Dunning）提出的對外投資發展階段論，我國正處于對外投資發展階段論中的第三階段向第四階段轉折的時點。到了第四階段，凈對外投資額將不斷擴展，對外直接投資流出量將高于流入量。

（三）非國有企業對外投資活躍度增加

在我國進行海外投資的企業類型當中，非國有企業的對外投資占比不斷擴大，而國有企業對外投資的流量占比降至四成。民營企業對外投資活躍，國家政策也鼓勵民營企業、中小企業“走出去”，走向國際化經營和競爭。

二、中國對外投資熱潮的導因分析

（一）經濟轉型的必然要求

對外投資加速是我國經濟轉型的必然要求。中國正處于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重要時期，平穩的國內經濟環境為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良好契機。另外，國內的勞動力成本逐漸上升，資源環境的壓力也逐漸增大，企業此時將目光移至海外，可加強利用多國資源和市場。

（二）國內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提高

我國國有、民營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是呈逐漸上升趨勢的，其國際化經營的意愿和能力也在不斷變強。在美國經濟學家海默提出的壟斷優勢理論中，企業具有的壟斷優勢是其選擇對外投資的重要原因。具有這種優勢的跨國經營企業能夠克服各種社會、經濟、文化、地理位置等方面存在的困難。

（三）示好的對外投資前景

一方面，發達國家有良好的投資環境。投資發達國家能形成經濟發展和產業技術上的優勢互補，吸收世界領先的科技優勢與發展經驗。另一方面，欠發達國家有良好的投資機遇。亞洲、非洲、南美洲一些發展中國家、欠發達國家，其經濟發展進程中需要大量引進國外的資本和技術，巨大的需求量預示著巨大的機遇。

（四）政府的不斷鼓勵與支持

中國政府推行“走出去”戰略，鼓勵有條件的企業對外投資、跨國經營，并加大了對跨國企業的信貸、保險、外匯支持力度。商務部的新修訂《境外投資管理辦法》中一個最大亮點在于切實落實企業對外投資自，有利于落實企業自主進行投資決策，推進境外投資便利化進程。

（五）國外相關優惠政策的鼓勵

經濟的高度一體化令許多國家在促進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推出了一些優惠政策以鼓勵、吸引外商直接投資（FDI），以推動本國的經濟的發展。歐債危機后，許多歐洲國家經濟發展徘徊不前，出于拉動經濟考慮，都表示將給予稅收減免等投資優惠政策，鼓勵國外投資者進行投資。亞洲市場也不斷在推行鼓勵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措施。

三、中國企業海外投資擴張的對策及建議

（一）加大政策支持，完善相關法律體系

堅持“走出去”發展戰略，制定相關戰略規劃，鼓勵、支持及引導我國企業的跨國公司健康發展。提高對跨國企業的金融支持，有助于其擴張海外融資渠道。盡快建立并完善符合國際慣例的相關法律法規體系，加強對國際慣例規則的研究工作。

（二）企業內部結構升級，注重與東道國文化環境的融合

首先，應借鑒國際知名企業的管理經驗，重視提高國內企業的品牌價值，吸收其先進的科學技術，注重提高企業的海外市場占有率及投資回報率，保持其持久的競爭力。其次，要有國際化經營意識，具備創新意識，持續更新經營觀念，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企業國際化、經營管理機制和企業文化。再者，注重公司本土文化與投資國當地的文化背景相融合。

（三）具備風險意識，做到未雨綢繆

跨國投資包含機遇也有挑戰，對外投資并不一定代表高收益。面對復雜的國際投資環境，中國企業在進行海外擴張的過程中要真正落實到實地考察，增強企業社會責任感和風險意識，做足市場分析并明確定位，深度思考投資行為中包含的潛在利弊，能夠快速識別環境和市場的變化并做出迅速的反應。做到理智分析、謹慎行事，防患于未然，培育出有品牌，有實力，規模與質量雙優的大型跨國企業。

參考文獻

[1]Thilo Hanemann.Chinese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EU and the US：a comparative view [J/OL].Asia Europe Journal.8 April 2014.

[2]楊挺.2013-201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特征及趨勢[J].《國際經濟合作》2014年第1期.

[3]李玉梅.國際投資規則比較、趨勢與中國對策[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4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