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政策正常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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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貨幣政策正常化范文

一、宏觀背景新常態：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

當前中國經濟正處于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關鍵時期。內外紅利衰退，經濟從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換擋已是必然。從供給端來看，人口紅利衰退，儲蓄率出現拐點，潛在增速下滑，勞動力比較優勢喪失。從需求端來看，內部人口結構拐點導致房地產引擎失速，外部全球化紅利衰退，全球經濟從失衡到再平衡，導致外需和外資引擎失速。

傳統的增長模式已走到盡頭，中國經濟必須頂住陣痛加快結構轉型，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這個過程中，貨幣政策必須改變思路，一方面保持定力、維持總量穩定，另一方面定向微調、促進結構優化，為經濟的轉型升級服務。

保持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既不放松也不收緊銀根將是未來貨幣政策的主基調。政策要高度關注這個時期經濟運行中的潛在風險，避免中國經濟出現“硬著陸”。

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有關放松總量政策刺激經濟的呼聲很高。但考慮到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高企，M2和信貸占GDP比率高企，當前中國經濟下滑不僅和周期性的產出缺口有關，更和結構性的潛在增速下滑有關。應對經濟轉型期的潛在經濟增速下滑問題，宏觀經濟的分析框架得發生一定改變，從“挖坑放水”到“開渠引水”。

未來解決結構性問題必須更多的依靠“開渠引水”式供給管理，為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創造穩定的貨幣金融環境，寓改革于宏觀調控之中，把貨幣政策與深化改革緊密結合起來。其核心不是通過簡單的大規模刺激政策，而是通過改善資本、勞動力、生產資料、制度和技術等生產要素的供給，激活經濟自身的造血功能，提升經濟的潛在增長率。

中國經濟已由過去那種起伏劇烈、峰谷落差極大的波動軌跡，向著起伏平緩、峰谷落差縮小的波動軌跡轉變，與央行不斷完善的貨幣政策調控手段有關。

此外，總量寬松的貨幣政策并沒有促進經濟轉型。一方面是房價不斷上漲，房地產行業高投資回報率能承受高利率；另一方面是地方平臺和過剩產能國企對資金需求大且具有財務軟約束特征，對利率不敏感，也能承受高利率。盡管是總量寬松的貨幣政策，但金融機構提供信貸給其他行業動機不足。

總量寬松貨幣政策副作用顯而易見：房價泡沫，制約內需潛力；產能過剩愈發嚴重，經濟效益下降和環保壓力增加；債務集中于國企和地方平臺，生產率高的行業無法獲得金融支持，伴隨著勞動力人口紅利衰退，中國經濟潛在增速不斷下移。

因此，2012年三季度以來，央行基本放棄了直接的總準備金率和存款利率調控，取而代之的是將正、逆回購操作作為流動性供給的主要渠道。

總而言之，貨幣政策的新常態將是由過去“挖坑放水”式的寬貨幣、總需求管理轉向“開渠引水”的式供給管理，其手段由過去的依賴總的準備金率和利率調控轉變為精耕細作的公開市場操作，總體思路還是為了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服務。

二、政策目標新常態：安內必先攘外，重塑貨幣政策獨立性

但實際情況中，為了遏制“挖坑放水”式寬貨幣的發生，光做到杜絕大規模刺激政策是不夠的。外匯占款大規模流入同樣能引起貨幣被動投放，成為國內寬貨幣的源頭活水。在現行匯率制度和結售匯體制下，國際收支順差意味著外匯占款的增加，而外匯占款的增加會引起基礎貨幣投放的增加。

央行需要通過央票發行和提高準備金率對沖外匯占款的增加，但考慮到央票發行和提高準備金率對沖的成本，回收很難過量，往往是回收不足，貨幣被動寬松。

安內必先攘外，要想實現促轉型、調結構，單純摒棄大規模刺激還不夠，必須杜絕外匯占款的擾動，重塑貨幣政策獨立性。

據克魯格曼的“三元悖論”，匯率穩定、資本自由流動和貨幣政策獨立三者是不能兼得。為了提高貨幣政策獨立，預計未來央行會穩步推動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和資本賬戶開放。通過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和加快資本賬戶開放倒逼國內改革。

三、政策工具新常態：精細化公開市場操作，助力經濟結構調整

在保證我國存量貨幣穩定之后，貨幣政策是如何通過嫻熟細致的公開市場操作，來引導金融機構為經濟結構轉型升級服務的呢？為了清晰的說明這個問題，需要從2013年下半年，貨幣政策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引導非標等影子銀行業務規模收縮說起。

緊縮的宏觀調控政策導致地方政府項目的后續資金得不到有效的滿足，前期投資借貸的大量資金到期無法得到償付，房地產商開發貸款資金捉襟見肘，提高了對貨幣的需求。由于地方和部分產能過剩部門的財務軟約束特征對利率不敏感，房價不斷上漲導致房地產行業盈利能力強于其他制造業，銀行在資產端高收益的驅使下，透過非標等影子銀行業務，繞過監管為上述部門提供信貸。

非標等影子銀行業務的擴張在穩定經濟增長方面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同時也要看到金融機構通過同業業務擴大了資產負債表，在高杠桿化的盈利模式驅動下，許多短期同業資金最終對接到了期限較長的非標資產，期限錯配風險嚴重。

另一方面，產能過剩行業、地方融資平臺和房地產行業的強貨幣需求導致了資金在大投資項目與銀行間來回空轉，降低了貨幣利用效率，導致債務堆積的風險加劇，擠占了實體經濟的信貸份額，對大量具有高生產力和解決就業能力的中小企業產生了“擠出效應”，不利于中國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

為了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引導商業銀行加強流動性和資產負債管理，提高流動性風險管理水平，央行開啟了公開市場操作方式上的創新，在提供短端流動性的同時，主動鎖定主流機構的長期流動性，其政策目的在于降低金融機構資產期限錯配動力。

此外，央行提供的短端流動性均屬于資金利率大幅上升之后的救急行為，央行并沒有主動提供流動性主動引導短期限資金利率的下降，也沒有提供金融機構任何有關對資金利率波動和運行中樞的穩定預期。

期限錯配被精確打擊后，自然迎來了非標等影子銀行業務規模的萎縮。銀行通過同業渠道創造貨幣的路徑，在資產上記錄為買入返售金融資產，在負債上記錄為非金融企業在銀行機構的存款。由于非金融企業在銀行機構的存款不屬于一般性存款，不計入存貸比考核，也無需繳納存款準備金，其貨幣創造能力強于表內貸款。

因此，當非標規模萎縮后，盡管出現了明顯的“非標轉標”趨勢，但仍難以彌補實體經濟的流動性缺口，從而導致部分領域的融資成本上升。

非標規模的萎縮自然導致金融機構在銀行間儲備了大量流動性，央行公開市場設定的14天和28天正回購利率分別為3.8%和4.1%，為這部分流動性提供了一個較高收益，激發了金融機構將無法市場出清的資金主動上繳央行，相當于是引導金融機構主動配置了超額準備金。當前的公開市場狀態的累積效應長久看形成的是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的效應，是相對于傳統行業的信貸資金變相的提高了存款準備金率。

對傳統行業惜貸自然導致相關部門的信貸利率高企，導致傳統行業的投融資需求下降，金融機構出于資產質量下降和去杠桿壓力容易導致對實體經濟信貸資金的“一刀切”。拉動經濟需從提高實體融資需求入手。中央適度加杠桿的“寬財政”政策應運而生。

這就產生了另外一個問題，中央用于穩增長和調結構的“寬財政”資金從哪來？因非標規模萎縮，金融機構沉淀在銀行間的流動性通過正回購主動上繳至央行。央行可以利用這個“錢袋子”，通過定向寬松，為中央的“寬財政”穩增長政策保駕護航。

除此之外，央行還可以利用這個“錢袋子”盤活存量，優化增量，通過定向寬松，支持再貸款促進信貸結構優化，鼓勵和引導金融機構更多地將信貸資源配置到“三農”、小微企業、現代服務業相關等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

四、政策思路新常態：總量穩定、結構優化

總體看，貨幣政策工具的變化最終是為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政策目標服務。

從過去的寬松貨幣轉向穩健貨幣，兩點含義：國內不采取大規模刺激政策，推動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吸收外匯占款波動。

在存量穩定下，用好增量：回籠過去提供給傳統行業的流動性，利用這個“錢袋子”，通過定向寬松，支持再貸款促進信貸結構優化。

在傳統行業逐步收縮和新興產業逐步擴張的過程中，在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和轉變發展方式過程中，既會面臨結構調整的陣痛，也會漸顯經濟結構調整和改革所激發的活力。這個過程中的核心是要保持定力。

在中國潛在增速下降和轉型升級的大背景下，宏觀管理框架由過去的需求管理將更側重于供給管理，相應的貨幣政策會遵循“總量穩定、結構優化”的取向，當經濟面臨周期性下行時，貨幣政策會適時適度預調微調，穩定產出缺口，但更多的是通過盤活存量，優化增量繼續為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創造穩定的貨幣金融環境。

未來的新常態是：產能過剩行業、房地產行業和地方融資平臺等傳統部門將面臨持續偏緊的信用環境，而中央政府引導的基建投資、生產業、三農、小微和消費等高生產力和有利于中國經濟結構優化的領域將面臨較寬松的信用環境。

第2篇：貨幣政策正常化范文

隨著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的爆發和中國金融改革的不斷發展,貨幣政策手段受到重視并成為我國宏觀調控的一個重要手段,利率市場化改革成為我國金融改革的重要環節,2013年7月央行放開貸款利率標志著我國貸款利率市場化已經基本完成,同時存款利率市場化也在小步前行。但是由于我國經濟結構的特殊性和過去非市場化的金融體系的慣性,商業銀行在進行信貸活動時依然對不同所有制企業存在不同標準,國有企業貸款相對容易,大型國有企業能夠用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商業銀行存貸款基準利率貸款,而中小只能在借貸市場上以較高的利率貸款,部分中小型企業貸款難現象依然存在。因此在分析我國貨幣政策時,必須考慮我國經濟結構的特殊性,區分不同經濟類型的企業所受到的貨幣政策和利率市場化的影響,為我國的利率市場化改革提供充分的理論依據。

二、利率市場化前不同類型企業融資成本狀況

(一)利率市場化前國有企業的融資狀況

利率市場化改革是當前我國金融領域的一項重大改革,在2013年之前的利率管制時代,國有企業能夠以優惠的貸款利率得到比私營企業更多的貸款,而且數額較大,特別是一些大型的國有企業,還能長期以低于基準利率的水平獲得貸款。這其中既有傳統思維習慣的原因,也是由于在利率管制的條件下,銀行缺乏動力和風險意識,只要將資金以央行規定的利率貸給國有企業就可以了。正是由于銀行對國有企業的這種保護,造成了資金大量流入國有企業,導致原材料等基礎資源價格扭曲和低水平重復建設等一系列問題,金融泡沫嚴重,很多虧損的國有企業靠銀行貸款維持虧損經營,不但浪費了大量的社會資源,也使社會經濟進入一種不正常的狀態,使央行的貨幣政策未能發揮預期的作用,大量的資金進入煤炭、鋼鐵等產能嚴重過剩和低效率的國有企業,拖延了社會經濟產業升級的步伐,一些國有企業存在著依靠國家補貼和壟斷思維,經營能力和市場意識差,市場風險意識和企業管理都很薄弱,無法適應市場競爭。

(二)利率管市場化前中小企業的融資狀況

與國有企業相比,銀行對中小企業的貸款要謹慎的多,由于中小企業經營規模較小,貸款單筆數額較小,審批程序復雜且利息收入有限,很多銀行不想對中小企業發放貸款,由于銀行沒有利率自,銀行也缺乏通過貸款獲取利潤的動力。從銀行的實際發放貸款情況來看,很多中小企業無法獲得足夠的貸款或者要以較高的利率貸款,甚至一些地方政府也要以高于中央行基準利率得到資金。中小企業出現的資金匱乏、融資渠道狹窄等問題,影響了企業的技術升級和進一步發展。國有企業和私營中小企業的融資貸款成本的現狀扭曲了資產價格,加劇了產能過剩和銀行負債,嚴重影響了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也干擾了國家的貨幣政策的效果。從銀行方面來說,利率管制導致商業銀行缺乏市場化的經營意識和經營動力,無法通過競爭來提升企業的管理水平。在利率管制的情況下,商業銀行的存貸款利率無法自己決定,只能在央行規定的基準利率內上下浮動,導致銀行體系缺乏競爭機制和創新動力,銀行金融風險管理體系不完善,銀行享受了制度上的低成本,更愿意將貸款發放給國有企業獲得穩定收益,而不是通過改善經營狀況和提高對私營企業的貸款利率來獲得收益最大化。中小企業在缺乏資金支持的情況下只能通過壓縮企業內部開支來維持運轉,由于中小企業在國民經濟中占據重要地位,中小企業的經營困難也影響了居民消費的提升。

三、利率市場化對不同類型企業經營方式的影響

(一)利率市場化對國有企業經營的影響

2013年7月,央行全面放開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管制,使我國貸款利率實現市場化,利率水平將由市場供需水平決定,利率波動增大使銀行的貸款風險意識隨之增加,銀行更加注重經營和加強金融風險。在利率市場化的情況下,商業銀行會根據企業的經營狀況進行差別化貸款,企業自身的信用會成為銀行制定貸款利率時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促使也會促使企業加強內部管理,轉變以前存在的依靠國家補貼和壟斷思維,增強市場風險意識和完善風險防范措施。由于利率市場化的展開,銀行主要提供短期融資,而企業的長期融資則主要通過資本市場來完成,這將使企業的融資結構發生變化,股權融資比重上升,從長遠來看,將使國有企業股權結構更加完善,企業獲得更大的發展。

(二)利率市場化對中小企業經營的影響

利率市場化將改善中小企業的融資環境,中小企業是我國國民經濟中最具活力的組成部分,在完善市場體系和產業升級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利率市場化之后,企業的融資成本將發生很大的變化,銀行在追逐利潤最大化的同時會完善科學的風險管理體系,企業也不再被簡單的分為國企和私企,銀行將根據企業的發展前景和信用情況決定貸款利率,很多被拒之門外的小型企業將會被重新定位,一些優質的中小企業會成為銀行爭搶的對象,中小企業在融資時也有了更多的選擇。利率市場化之后,利率波動會很大,中小企業受到的外部影響會比國有企業大,對外部環境也比較敏感,當利率波動時,中小企業會通過調整工資、勞動力等生產要素來適應這種變化。私營企業的勞動力和工資等方面的變化很大,而國有企業這方面的波動較小。在利率完全市場化之后,絕大多數企業都面臨著共同的市場利率,,中小企業的生產經營比國有企業受到的影響更大,由于中小型私營企業在國民經濟和就業中占據重要地位,中小企業的生產波動會對勞動力市場的價格和市場消費產生很大影響,名義上的價格和工資等會隨著利率變化產生劇烈變動,但從長遠來看,一些低效率的企業會因為高昂的貸款成本而退出市場,而一些優質企業將發展壯大,最終使社會資源得到優化配置。

四、結論

第3篇：貨幣政策正常化范文

今年，我國經濟面臨著嚴峻挑戰，經濟增速和通脹水平雙雙下降、外需疲軟等一系列風險的出現，令今年經濟形勢的復雜程度遠勝于去年。為了保證“穩增長”目標的順利實現，今年的財政政策會更加積極，貨幣政策也將穩中有松，特別是針對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各大銀行將加大信貸的支持力度，扶持實體經濟和拉動內需就要求了貨幣政策需要再度釋放積極的信號。業內人士認為，在去年1 2月份央行下調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之后，存準率仍有進一步下調的空間，預計今年將數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熱錢流出，沛動性減少

央行1月13日的數據顯示，2011年12月份央行和金融機構外匯占款減少人民幣100e億元，這是繼2011年10月、11月分別凈減少249億元和279億元之后的第三次外匯占款下降；截至2011年12月底，我國外匯儲備規模降至3.181萬億美元，較第三季度末下降了205.5億美元。

“外匯儲備和外匯占款的減少，是歐債危機影響下近期外匯市場波動的正常表現，符合市場的預期。”對外經貿大學金融學院院長丁志杰認為，歐洲債務危機已影響到短期國際資本的流動方向，熱錢流出的跡象正越來越明顯。

自去年10月以來，歐債危機持續升級，全球經濟形勢也越發不明朗，加上中國經濟增速放緩讓市場充滿擔憂，人民幣升值預期大幅下降，不少避險資金開始從新興市場撤出，轉而回流歐美。業內人士表示，從以往的經驗上看，熱錢的出逃往往伴隨著貨幣政策微調，下調存準率就是央行對沖資本外流的主要工具之一。

國泰君安首席宏觀分析師姜超表示，熱錢大幅流出導致外匯占款下降會減少基礎貨幣投放，因而仍需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增加貨幣乘數來對沖其影響。“雖然央行采取了逆回購的措施緩解貨幣市場資金需求，但在熱錢持續流出及貨幣政策微調的背景下，不排除近期出現下調存準率的可能性，預計未來存準率還將持續下調。”年內調降存準，政策回歸正常化。

自去年以來，我國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普遍遭遇貸款難問題，業內人士表示，2011年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6次上調存準率、3次加息，導致了實體經濟對資金的需求明顯增強。

平安證券在研究報告中指出，從中央釋放的信息可以看出，今年貨幣政策的基調是保持穩健并適時進行預調微調，使之能更好地服務于實體經濟正常運行，一旦市場出現流動性偏緊的狀況影響到實體經濟，央行會適度加大貨幣政策調整力度。

近幾個月來，我國貨幣信貸有所回升，統計數據顯示，去年12月份新增貸款增加了6405億元，同比增加1800多億元。此外，市場普遍預計，今年新增信貸額度將在去年7.47萬億元得基礎上，增加至8萬億元左右。匯豐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屈宏斌表示，今年將是寬松之年，從新增貸款額度的預期增加可以看出明顯的貨幣寬松走向，今年的貨幣政策也將主要以數量型工具為主，價格工具為輔，在今年上半年至少會有三次的存款準備金率的下調。

申銀萬國首席宏觀分析師李慧勇表示，“從貨幣政策來看，2012年的工作重點還是避免外匯占款大幅下降導致的貨幣供應緊縮，為保證經濟平穩運行，預計今年存準率會下調4次左右，最主要時段在第三季度之前。”

此外，我國通脹水平的回落也為下調存款準備金率提供了動力，CPl連續數月的回落已經為政策放松預留了空間。屈宏斌表示，通脹已經不是中國經濟的主要風險，經濟增速放緩成為目前中國經濟的核心問題。

第4篇：貨幣政策正常化范文

英鎊為何如此脆弱?除了與歐元區多國債務危機相關之外,英國國內依然疲弱的經濟基本面、寬松貨幣政策以及嚴峻的財政赤字問題,都給英鎊造成了極大的打擊。

首先,歐元區多國債務危機是導致近期英鎊連續走弱的最直接推動力。

隨著希臘信用評級相繼被三大評級機構調降、葡萄牙發債金額被迫減少以及西班牙發債成本提高等一系列突發事件的爆發,市場對歐元區債務危機問題的擔憂凸顯。市場普遍擔心如果債務危機繼續蔓延,面臨違約風險的歐洲銀行數量不斷增加,將引發整個歐洲銀行體系新一輪危機。投資者紛紛選擇大量拋售英鎊,以削減資產的風險敞口。

其次,疲弱的經濟基本面是英鎊表現不佳的最根本原因,這也是左右英鎊走勢的長期因素。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后,英國在各大經濟體中率先受到拖累,房屋市場也出現明顯的下滑,英國式金融經濟危機的擔憂不絕于耳,英國經濟基本面變得相當脆弱。

目前英國諸如信貸、消費、就業率以及產能利用率等經濟指標均處于相對較低的水平,英國經濟仍將經歷一段較長的調整期。這也意味著英國的經濟前景將要落后于其他主要國家,必將對英鎊造成壓制。

第三,定量寬松政策的不確定性也給英鎊造成了阻礙。自危機爆發以后,世界主要國家都推行了定量寬松政策,隨著經濟的逐步好轉,各國也開始考慮逐步的退出。毫無疑問,貨幣政策正常化的先后順序將左右未來外匯市場的走勢。

隨著美聯儲在2月中旬決定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的措施出臺,美國已經率先于其他發達國家在貨幣正常化這條道路上邁出了堅實一步。雖然在今年2月份的央行會議中,英國央行仍維持債券購買規模于2000億英鎊不變,但亦表示現有的債券購買計劃給經濟帶來大量刺激,如有必要未來可能增加債券購買規模。這也意味著,英國央行在貨幣正常化的道路上仍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目前來看,由于美國經濟復蘇和增長走勢比較明顯,所以美聯儲何時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時間表比英國央行更為清晰,這將抑制英鎊的走勢。

第四,目前歐元區的信用危機問題是市場的關注重點,其實英國的債務問題也不小。英國目前負債率和赤字率都高于歐盟所規定的上限,分別為69%以及12.1%。持續攀升的公共債務,在很大程度上讓投資者對英國國債失去了信心,如果英國出現類似希臘的“苗頭”,英鎊遭遇更大的貶值就不可避免。

其實,評級機構惠譽早就表示,英國政府將極有可能面臨失去其AAA信用評級的風險。而在2月初,惠譽表示,英國政府需要制定一個更強有力的中期財政鞏固計劃,以保住其珍貴的AAA信用評級。

不過,雖然目前英國政府債臺高筑,但離出現債務危機還有較長的一段距離。一旦英國經濟復蘇勢頭不能延續以及歐洲其他國家信貸危機的連鎖影響,會造成英國金融市場動蕩,這也將對未來英鎊的走勢造成極大的不確定性。

第5篇：貨幣政策正常化范文

5月份國際原油價大幅震蕩下行。截至23日，美國紐約輕質原油期貨價格震幅16.41%，下跌15.55美元/桶，跌幅12.31%。倫敦北海布倫特原油期貨價格震幅18.01%，下跌15.46美元/桶，跌幅13.59%。

綜合考慮影響國際油價走勢的各種因素，我們繼續維持之前的判斷，預計二季度及未來六個月國際原油平均價格變化將更多地受歐美經濟形勢與政策左右，很可能繼續圍繞100美元/桶震蕩，短期內大幅上升和大幅下跌的可能性都不高。

國際能源署下調全球原油需求

高油價正抑制原油需求增長。5月12日國際能源署(IEA)公布的月度原油報告將全球原油需求的平均增速從2010年3.3%的年化增長率（相當于87.9百萬桶/日)下調至2011年1.5%(相當于89.2百萬桶/日)。

利比亞戰事導致原油供給下滑。國際能源署（IEA)數據顯示4月份全球石油供應減少5萬桶/天,至87.5萬桶/天。受利比亞戰事持續的影響，4月OPEC原油供應下滑23.5萬桶/日，至28.75百萬桶/日。IEA希望產油方增加原油供應，避免能源價格上漲導致全球失衡加重，影響經濟復蘇進程等消極后果。

通脹壓力增大 美國貨幣政策面臨轉向

美國4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同比上升3.2%，環比上升0.4%。核心CPI環比上升0.2%，符合市場預期。受能源價格走高推動，美國4月份生產者價格指數(PPI)上升0.8%,核心PPI同比上升2.1%，是繼2009年8月同比上升2.3%以來的最大同比升幅。

6月份，美國QE2計劃到期，根據目前的經濟運行情況，美國進一步實施新的量化寬松政策的可能性較小，貨幣政策將逐步正常化。美聯儲會議紀要顯示，基于通脹壓力不斷增大，美聯儲自次貸危機以來第一次將貨幣正常化問題擺上議程，這將助推美元重拾升勢。

歐元區短期無意繼續加息 歐元對美元走弱

歐盟統計局公布的初步數據顯示，4月份歐元區通脹率較今年3月份的2.7％進一步上升至2.8％，是自2008年11月以來的最高值。也是歐元區通脹率連續第五個月高于歐洲中央銀行為維持物價穩定所設定的2％的警戒線，并且有持續上升的勢頭。

鑒于4月7日歐洲央行啟動了自金融危機以來首次加息，將歐元區主導利率上調0.25個百分點至1.25％，歐洲中央銀行行長特里謝表示無意在6月份加息，導致歐元匯率大幅下挫。歐債危機愈演愈烈。自歐債危機爆發以來，希臘、愛爾蘭、葡萄牙、意大利和西班牙歐豬五國先后爆發債務危機。5月20日，惠譽、標普再次在歐元區成員國負面評級，將希臘評級下調至“B+”，前景展望為“負面”，將意大利評級展望自“穩定”調降至“負面”。西班牙執政黨工人社會黨在地方選舉中遭遇慘敗，西班牙政黨的更替讓政治風險凸顯，給西班牙經濟未來的發展帶來了新的不確定性。數據顯示，西班牙經濟體規模超過葡萄牙、愛爾蘭和希臘的總和，歐債危機有擴大和波及歐盟核心國家的趨勢。歐債危機愈演愈烈，美國貨幣正常化日益臨近，助推美元重拾升勢。5月份以來，美元指數上升已經超過4%，突破76點整數關口，強勢美元給以美元計價的原油市場造成重壓。

美國政府一系列政策打壓高油價

第6篇：貨幣政策正常化范文

金融危機后，為應對經濟的持續低迷，美聯儲將聯邦基金利率降至0～0.25%的最低水平。在觸及零利率下限之后，美聯儲轉向使用非常規貨幣政策，采取了三輪量化寬松政策（QE），購買了大量政府債券和住房抵押貸款債券。

2008年11月25日，美聯儲開始實施第一輪量化寬松政策，宣布購買1000億美元房地美、房利美和聯邦住宅貸款銀行的直接債務以及5000億美元的房地美、房利美和吉利美支持的抵押貸款支持證券。2010年11月4號，美聯儲宣布啟動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在之后8個月以每月750億美元的進度增持美國國債。2012年9月14日，美聯儲開啟第三輪量化寬松政策，決定將無限期每月購買價值400億美元的抵押支持債券（MBS），同時繼續執行賣出短期國債、買入長期國債的“扭曲操作”。美聯儲推出的第三輪量化寬松政策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個是集中購買按揭抵押債券，顯示美聯儲希望從房地產市場找到經濟復蘇的突破口；二是規模不設置上限，為美聯儲的政策操作提供充足的靈活性，使得美聯儲可能在年底財政懸崖威脅加劇時能夠有所作為。

美聯儲資產購買政策對資產負債表的影響。金融危機前，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溫和穩步擴張，資產端一直以美國國債（包括聯邦機構債）為主，在2007年年末達到了7546億美元，占美聯儲總資產80%以上。金融危機后，從2008年9月開始，美聯儲開始借助非常規性貨幣政策措施應對危機，其資產負債表開始快速擴張。初期的資金運用方向主要是補充貨幣市場流動性不足，另一個重要的資金運用方向是救助金融機構。在緩解貨幣市場流動性不足后，美聯儲在短期資金市場逐步退出，對金融機構的救助資金也逐步收回。

美聯儲最主要和持久的資金運用方向主要是購買美國國債和MBS，在向金融市場提供美元流動性的同時，也有助于財政擴張和房地產市場復蘇。總體而言，美聯儲在QE1期間退出了短期市場的支持和金融機構的救助。

從期限結構看，縮表對美國國債的中期影響或遠大于MBS。截至今年3月29日，美聯儲所持國債中有25.5%到期期限在十年以上，15.3%在5～10年內到期，49.4%在1～5年內到期，9.9%在1年內到期；MBS期限較長，僅有0.6%在5～10年內到期，其余均在10年以上，但MBS每月都有到期份額，仍然涉及到再投資的問題，而且我們無法簡單以到期規模來推斷縮表的幅度，因為從歷史情況看，即使退出了QE，美聯儲的資產端也將持有高比重的美國國債，而是否持有MBS則存在變數。

美聯儲縮表的利與弊

今年3月美聯儲加息之后，美聯儲官員們頻頻在公開發言中提到縮表，可能是希望與市場平穩溝通縮表事宜，這意味著縮表很可能在2017年的議息會上提上討論日程，但對于縮表本身仍然存在諸多爭議。

目前來看在2017年年底之前或在2018年結束再投資都是適宜的，雖不清楚美聯儲最終應當將資產負債表的規模縮減多少，但總體原則是平穩縮表，將對市場的扭曲風險最小化，并支持在未來的資產組合中以持有美債為主。

縮表的好處，也就是縮表的目的，是退出寬松的貨幣政策，使資產負債表規模回歸合理水平，使美聯儲貨幣政策回歸正常，防止經濟過熱、通脹水平的過度抬升，增強未來貨幣政策靈活性，降低持有的資產可能給央行帶來損失的可能性，增強金融體系穩定性。

但市場更為擔憂的是縮表帶來的潛在風險。美聯儲的資產端收縮，則負債端也會相應收縮，并可能抬升無風險利率水平。2008年金融危機前，流通中的貨幣是負債端的最大構成部分，金融危機后，流通中的貨幣以更快的速度穩步增長，縮表的直接影響可能是超額存款準備金的數量下降，從而影響銀行間市場的流動性，同時也將減少持有資產的利率水平，無風險利率水平的上移既可能對金融資產價格造成壓力，也可能進一步向實體經濟傳導，阻礙當前的經濟復蘇，其核心在于利率變化的速度與幅度，然而這也是最難以預測的。

何時縮表？如何縮表？

從美聯儲3月議息會議紀要的內容來看，通過退出本金再投資，以漸進的和可預測的方式縮表是美聯儲內部的共識，在縮表前將會就美聯儲所期望的在更長期實現的資產負債表的構成和規模與公眾溝通。

在會議紀要中，美聯儲官員再次確認資產負債表正常化的方式將遵循《政策正常化的原則與計劃》中的安排。在正常化的順序上，采取先加息、后收縮資產負債表的次序；同時，當聯邦基金利率明顯脫離低水平后，美聯儲將以停止到期本金再投資的方式減持持有資產；不會直接拋售MBS，但從長期來看可能部分出售。美聯儲更長遠的目標是不再持有貨幣政策有效、高效運行多余資產，并且結構上將主要持有國債，從而將美聯儲對經濟中各部門的信用分配的影響最小化。

何時縮表？經濟形勢好則會發生在今年年末，基本面轉弱則很可能推遲。大部分美聯儲委員贊同縮表在時間上不設限，而是要以經濟和金融市場的情況為依據，但基于目前符合預期的較好的經濟狀況，大部分官員預計聯邦基金利率仍將逐步上升，并且再投資政策在今年的晚些時候發生調整可能是合適的。基于基本面的調節意味著如果美國經濟延續當前較好的發展勢頭，則年末看到再投資政策的調整概率很高，但如果未來的經濟基本面轉差，美聯儲和市場對于縮表的預期都會弱化。

對于停止債券再投資，美聯儲內部提出了兩種方案：一是逐步退出再投資，溫和地減少美聯儲持有的證券，其優點是降低了引發金融市場動蕩的風險和向市場傳達誤導性信號的風險。二是直接一次性停止再投資，其優點是更易與市場溝通、更快地完成資產負債表的正常化。

目前沒有證表明美聯儲更為傾向使用哪種方式，但基于目前的風險與必要性對比來看，全球經濟仍然處于較為脆弱的低增長之中，多數國家經濟基本面弱于美國，美元維持強勢水平；美國的資產價格在實行寬松政策以來出現了大幅上漲，也存在一定泡沫；美國經濟增速仍然處于2%水平附近，核心通脹沒有出現明顯的上行趨勢，一直較為平穩。激進收縮資產負債表的必要性不足，但刺破資產價格泡沫和損傷經濟的風險尚存，且主動收縮資產負債表缺乏有效的歷史經驗參考，影響如何存在很大不確定性，美聯儲沒有必要在此時過于快速地收縮資產負債表。并且，政策變化后，一旦經濟出現明顯的負面信號或受到負面沖擊，美聯儲可能會快速調整政策，重啟債券再投資。

縮表將如何影響

資產價格？

美聯儲QE政策最直接、最大幅度的壓低了其本國國債、MBS收益率水平，但同樣，其政策對本國股市也有推動，并且其影響會向新興市場的資本市場溢出，從而拉低了整體新興市場的收益率、推升了新興市場股市。

美聯儲的第一輪QE帶來了美國長端利率的下降，甚至包括貨幣政策中未購買的證券的利率水平，這主要體現了風險溢價和期限溢價的下降。由于改善了市場流動性，并消除了私人部門投資組合的提前償還風險，QE對聯邦機構債券和MBS的長期利率影響更大；對企業債、利率互換等的利率也產生了一定的壓制作用。總體而言，美聯儲的資產購買計劃壓低了私人部門借貸利率，刺激了經濟活動。

如果我們認可美聯儲進行資產購買期間的預期效應和實際購買對資產價格的推動作用，那么一個合理的假設便是寬松預期的逆轉將導致發達國家、新興市場債券收益率有上行壓力，且發達國家收益率壓力大于新興市場，股市也將面臨著調整壓力，新興市場同樣有資金凈流出證券市場的壓力，但幅度仍然小于發達國家。但是，這種負面影響是邊際上的，并不代表它將一直主導資產價格的走勢，從目前的信息來看，縮表的速度將明顯比擴張時期更慢，其影響也將更為緩和。

第7篇：貨幣政策正常化范文

“圓者之轉，非能轉而轉，不得不轉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世間萬物，易變不居，重要的趨勢變化，總有勢在必然的內因。

從內因看特朗普時代的中美經濟，雖然新型大國關系依舊可信，但貿易摩擦及其引致的貨幣博弈將成為變化集中的兩大主題。一方面，在現實訴求和歷史趨勢的驅動下，中美貿易摩擦加劇難以避免；另一方面，在經濟金融內生聯系紐帶的影響下，中美貿易政策與貨幣政策相互共振，金融博弈將更加復雜。

隨著特朗普時代的正式到來，中美貿易戰越發成為撲朔迷離的一個話題。悲觀來看，多名對華貿易強硬派人士獲得組閣提名，特朗普政府的鷹派風格持續強化。“利益是最現實的普世價值”，特朗普將秉持實務重利的執政路線，美國政治制度也決定總統施政不會偏離美國的現實利益。

因此，對于中美貿易走勢的判斷，不應惑于特朗普政府的表面姿態，而應考察內在動能。而基于美國經濟的現實訴求和歷史趨勢，即便貿易大戰難以發生，2017年中美貿易摩擦的加劇可能也難以避免。

特朗普的執政綱領將“增加國內就業”視為核心目標之一。而在特朗普的工具箱中，大規模減稅和基建在高赤字條件下存在內生矛盾，可行性尚不明晰。制造業回遷周期漫長，短期內難見成效。因此，若要在2017年如期實現就業增長，目前最高效的工具之一就是通過大幅加強貿易保護，激活國內現有過剩產能并迅速吸納就業。

鑒于此，中國可能將是貿易保護主義的重要標靶。

經濟系統是內生關聯的，貿易政策和貨幣政策具有相互共振的特質。對于中美各自的貨幣政策而言，2017年都將是重要節點。

此時，如果中美貿易摩擦加劇，不僅會對兩國經濟產生直接沖擊，更可能與貨幣政策產生共振，加劇兩國政策分化，并引致諸多不確定性。

第一，加快美國加息頻率。2017年中美聯儲加息一次已成為市場共識，但其后的加息節奏依然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基于兩個途徑，中美貿易摩擦可能加快美聯儲加息進程。

一方面，相較于中國，美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內生增長模式，外貿依存度較低，在貿易對峙中處于相對優勢地位。在目前緊盯就業目標的貨幣政策規則下，就業數據的向好有助于堅定耶倫的行動勇氣，加快美國貨幣政策正常化的步伐。

另一方面，由于限制了來自中國的廉價消費品供給，美國消費物價有望進一步抬升，增強通脹水平的現有上升趨勢，促使美聯儲提高加息頻率。

第8篇：貨幣政策正常化范文

關鍵詞：量化寬松政策；金融危機；通貨膨脹；中國經濟

一、金融危機與第一次量化寬松政策

由于美國次貸危機而爆發的2008年金融危機將全球各大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卷入其中，造成全球經濟衰退，各國央行不斷降息，短期利率近零，美聯儲在雷曼兄弟倒閉后推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通過主要購入長期國債和其他方式向經濟注入巨大流動性以應急日益崩潰的市場和各大企業，其關鍵是在于穩定銀行體系，這種極端性政策通常是在利率無效時才推出。盡管早在2001年日本首次推出量化寬松政策后慘遭敗局，在美作出這一決策后，日、英和其他主要經濟體還是紛紛進入量化寬松，以此謀求金融市場穩定。這是經濟危機歷史上首次全球大規模采取量化寬松政策，但此政策很難把控，風險非常大，難免對全球經濟金融產生深遠影響并在各個層面引發惡性循環式的共振。

一般來說在正常情況下，央行降息會引發一系列資產替代，而導致證券收益率下降，而經濟衰退時期就多可能出現短期利率近零，由于利率再無法下調，重復操作上述措施就可能失效，或形成癱瘓，陷入流動性陷阱。如今對于凱恩斯的這個理論存在一些爭議，但無論是否有流動性陷阱，在低利率的情況下貨幣政策傳導變得非常困難，因而量化寬松變成一個有效的措施。然而就其本質而言，量化寬松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央行承擔經濟風險的程度，一旦經濟無法復蘇，央行承擔的風險就很可能爆發，而最終由社會承擔；假如經濟得到復蘇，其逆向操作在使市場正常化的過程中則會出現通貨膨脹，引發新的惡性循環。

然而在第一次量化寬松過程中各央行背負了大量不良資產之后，經濟雖然得到持續復蘇，但形勢疲弱，近兩年來未擺脫短期利率近零狀態，而通貨膨脹問題仍然存在，美國在接受了這一事實和適應了這種“慢性病”后。奧巴馬內閣出于一部分政治因素，提出第二次量化寬松政策，繼續忽視通脹率和試圖減輕對中國這個最大的債務對象的還貸壓力。

二、二次量化寬松對美國和全球的影響

由于美國經濟復蘇緩慢乏力，就業增長遲緩，失業人口數字依然龐大，各種數據均不樂觀，奧巴馬內閣救援經濟力不從心，中期選舉失利，因而不難想象二次量化寬松這劑非常規激素被迫打入。新一輪的量化寬松通過將本來近零的基準利率再壓零邊，以大量買入國債和機構債券等中長期債券的方式來增加基礎貨幣供應，向市場注入大量流動。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提出二次量化寬松政策不久后，g20(二十國集團會議)便在韓國舉行，本次與會中有不少新興經濟體，白宮委托美聯儲在會上提出此政策，被“g19”聯合圍攻，各國央行紛紛表示擔憂量化寬松既無擔保又無助于應對美國以致全球的經濟問題，而本，伯南克則聲稱-、此舉是為拯救全球經濟(并不只為了標治美國就業問題)。事實上此政策在美國金融投資界也引起很大轟動，美國多位來自各個金融與投資機構的投資家，基金會長，以及著名大學的經濟學家聯名寫給伯南克一封關于反對量化寬松政策的公開信，而伯南克只是在華盛頓郵報上輕描淡寫地表示：美聯儲并不能夠獨自解決所有危機。從美國方面對量化寬松的反應中可以看到，假如不印刷新貨幣，大量放債將會引發經濟走向通貨緊縮的邊壓中，而美國承諾的可承受的3％通脹率未必就能夠使經濟的多方面矛盾走向平衡。二次量化寬松不僅使美元再度貶值，還會讓美聯儲地位和美元可信度走上危機邊緣，同時界內巨大的爭議還將帶來偏見和誤解，而導致未來經濟市場的混亂和扭曲，即使美聯儲能夠利用量化寬松政策解決一時需要，在量化寬松逆向操作中推出正常化政策時極有可能再次進入另一個惡性循環。

美元繼續貶值必然傷害出口型經濟體的復蘇，這些國家尤其是一些高度依賴出口的新興經濟體為了穩定匯率將被迫跟隨美元實行寬松貨幣政策。日本已作出反應調整日元匯率，而英國方面也表示不應為緩慢的經濟增長而擔心通脹，暗示英國央行可能再次跟隨最化寬松政策，直接注入流動性，而澳大利亞央行則宣布停止加息行動，在這之前他們是最早退出貨幣寬松政策的國家。

新的問題總會不斷出現，美國政府是否能保證實利主義不會引起一個“美元危機”?即使美國政府不擔心再通脹問題，聲稱早巳做好準備并認為通脹率本該再提升，而簡單化的分析邏輯(或者單純是應急措施)必然忽略美國貨幣基礎的結構性變革，尤其是貨幣乘數下降和新的經濟衍生品監管制度的日益嚴格和變遷，現在為通脹下結論還太早。根據經濟學家佛里德曼所說：通貨膨脹是一種貨幣現象，過度發行貨幣必然是會導致通脹的。

三、量化寬松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中國在前段時間已和美國就人民幣對美匯率的再次提升大干了一場，政府通過宏觀調控挺住了匯率跟隨，卻迎來3000億美元的量化寬松，可以說被動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已經無法避免，若不選擇跟進，人民幣很可能產生更大的升值壓力，這意味著上半年與美國的周旋徒勞無功，并且，美國給予的3％通脹壓力，中國每承擔1％，都會損失數千億外匯儲備。盡管中國貨幣供應量充足，但假如經濟復蘇慢于貨幣增長，將有可能出現虛擬擴張或滯漲，其次量化寬松會帶來中國海外資產風險系數的增加。為此中國必須通過擴大政府支出，增加赤字并降低貿易順差的方式來應對這個危機，而如今在全球經濟衰退的過程中，又需要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來避免持續的巨大順差。

中國政府為避免量化寬松政策對外匯儲備造成流失，采取了部分減持美國國債，重新分配中國在世界各國中債務比例的措施。其中，中國對日本國債的增持創歷史性新高，目前中國是持有日本國債比例最多的國家。量化寬松政策刺激了中國內部經濟體制，加快了中國由外向型經濟轉變為內向型經濟，中國外匯儲備投資的重點由外轉向內部，中國政府使用外匯儲備大力改善基礎設施建設，降低銀行貸款條件，積極投資企業等措施避免風險。

中國政府應對量化寬松政策的態度是積極的，同時也需要把握好量化寬松政策帶來的問題，把問題轉變為機遇，努力把中國內部經濟體制從轉型到改善到鞏固加強，使中國在這次金融危機中獲得最大的回報與提升。

參考文獻：

第9篇：貨幣政策正常化范文

2011年中國經濟的一道風景線，是食品通脹的高位回落與服務業通脹的低位上升之間的交替與反差。筆者預言，由于服務業提價，通貨膨脹很難大幅下降，政策利率也難不大幅上升。

今年1月CPI數據的最大看點，不是國家統計局對CPI分類指數權重的調整，而是服務業價格指數突然升至4.6%，比上期的2.8%大幅上揚。這是非食品類通脹升溫的第一個重大信號。

服務業通貨膨脹起步，源于工資的全面上調。漲工資，對提高中國普通消費者及農民工的購買力有幫助，也是中國經濟向內需拉動轉型的重要步驟。不過許多國家的經驗表明，服務業工資大漲，服務業價格必然跟著漲。與制造業相比，服務業生產效率提高的空間有限，多數領域也不存在產能過剩。面對眾多的小消費者，服務企業有加價能力，也有加價動機。

政府認為，今年上半年通脹有進一步上升的可能，不過至年中CPI會見頂，之后因基數效應，通脹在下半年會滑落至3-3.5%區間。筆者認為，基數效應根本就不是經濟學家分析的問題。用基數來測算通脹的前提是，其他情況不變，而這個前提恰恰是錯誤的。服務業價格上升，使基數效應對CPI不再具有主導作用。政府經濟學家在兩年內被同一塊石頭絆倒兩次。在2010年他們也是強調基數效應，預言CPI年中見頂，結果食品通脹打破其他情況不變的假設，下半年通脹不降反升，招致一場手忙腳亂的貨幣政策調控。2011年也會這樣。

筆者預計，CPI在年中見6.5%，之后的回落速度因服務業通脹而遠慢過市場預期，基本上在5%左右徘徊。一旦這種情況出現，中國人民銀行在下半年也要繼續加息。

現在，筆者將問題掉轉過來再問：中國是一個經濟高速增長的新興市場國家，出現5-6%的通貨膨脹率真的那么可怕嗎？過去十年，新興市場國家的平均通脹率為6%，而工資增長率為3%（遠低于中國），與其說今天中國的通脹高，不如說過去的幾次通縮出現得不正常。

其實目前中國的通貨膨脹在正常化過程中，邁向與高速增長相匹配的物價環境。隨著農民工供應數量、外出打工意愿及工資預期的改變，中國的工資水平在正常化，帶動通貨膨脹水平正常化，隨后還有貨幣環境、利率環境的正常化。

今天的問題，不是通脹水平過高，而是市場和政策制定者對通脹的預期偏低。當人們最終意識到5%的CPI乃是中國通脹的新常態時，市場便不會每個星期五都出現加息恐慌，政府也不必為每一個超過4%的CPI數字解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