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作用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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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作用范文
【關鍵詞】國家干預主義 經濟自由主義 啟示
所謂國家干預主義是強調市場失靈，認為市場機制的缺陷必須通過國家干預來彌補市場不足的經濟理論和政策。而經濟自由主義是強調市場機制的有效作用，反對國家干預的經濟理論和政策。分析和研究這兩種經濟主義的演進以及每個階段所采取的政策主張，對我國建立健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一、重商主義與古典政治經濟學
重商主義起源于中世紀高度的國家主義思想的產生，其歷史背景是始于15世紀西歐地區新型民族國家的興起，即用專制的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取代中世紀封建地方割據的諸侯小國。重商主義強調國家的作用，把中央集權的國家干預經濟看作是經濟發展、國家富強的有力保障。早期重商主義者要求禁止金銀的出口，增加金銀的進口，以積累本國的金銀貨幣。而到了晚期，重商主義者則要求國家鼓勵出口，讓金銀貨幣投入貿易，保持貿易順差，吸引更多的金銀貨幣流入本國。
重商主義的學說和政策后來阻礙了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因而受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
古典政治經濟學反映了這一歷史時期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要求，他們反對封建貴族的特權，要求取消一切不利于資本主義發展的限制措施和政策。他們提出了“自由放任”的口號，推崇“自然秩序”的思想，反對國家對經濟的干預。
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主要代表是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他對重商主義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他于1776年出版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一書的第四篇《論政治經濟學體系》之中。亞當·斯密提出的自由放任的思想，主張讓“看不見得手”調節經濟，被視為現代經濟學的真正開端。
二、凱恩斯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
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金融危機爆發前，新古典經濟學在理論和政策方面都是支配著統治階級和學術界的經濟思想。
然而1929———1933年的經濟危機猛烈的沖擊了新古典經濟學否認危機和失業的理論。嚴重的經濟危機和大量的失業現實，使古典經濟學家處于很尷尬的境地。凱恩斯經濟學就是在批判新古典經濟學中建立起來的。凱恩斯在1936年出版《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以此來批判古典經濟學的學說。
與古典經濟學的觀點相反，凱恩斯提出的新觀點的核心在于反對自由放任主義，強調國家干預。凱恩斯認為一個國家經濟的發展取決于有效需求是否充分，而有效需求不足的最終原因在于人們的心理預期，經濟機制對此無能為力。因此，調節有效需求需要通過國家的干預。他強調，實行國家干預既是使現代經濟避免全盤毀滅的唯一可行方法，也是使個人才能得以成功發揮作用的必要條件。
新古典經濟學的統治地位被凱恩斯經濟學所取代，主張國家干預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成為西方經濟學中的主流經濟學，并成為西方國家的政府經濟學。國家干預主義與經濟自由主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大論戰中，以國家干預主義的勝利和經濟自由主義的失敗而告終。此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主張國家干預主義的凱恩斯主義在西方經濟學中獨領，經濟自由主義退居非主流的次要地位。
三、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之爭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各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了“滯漲”，即增長率消失、失業率高漲和通貨膨脹加劇，凱恩斯主義束手無策。因為以往的現象通常是：失業率高的時候，通貨膨脹率一般比較低；反之，通貨膨脹率較高的時候，失業率比較低。凱恩斯主義對付高失業率的措施是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付高通貨膨脹率的措施是實行緊縮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但是，滯漲卻是高失業率和高通貨膨脹率同時出現。面對凱恩斯主義的無策，經濟自由主義的浪潮又一次掀起。
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西方經濟學發生巨大的變化。凱恩斯主義獨領的歷史結束，代替它的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對峙和論戰的新局面。
20世紀60———80年代，在思想領域以及政策層面上，國家干預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此消彼長。一方面，隨著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興起，以其為指導的經濟政策日益被采用；另一方面，以國家干預為特點的凱恩斯主義有了新的發展，雖然其發揮受到很大限制，但并沒有沉淪。
四、國家干預主義與經濟自由主義的融合
進入90年代以來，國家干預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此消彼長，從而出現融合的趨勢。倡導國家干預主義的新凱恩斯主義逐漸吸收了貨幣學派、理性預期學派的一些觀點，使國家干預經濟的政策體系發展到一個新的層面。另一方面也吸收了理性預期、自然失業率等觀點，在運用大量模型的基礎上，提出為了消除市場失靈，政府應該對經濟進行適度的干預。
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經濟實踐表明，在經濟思想領域和經濟政策層面上，國家干預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的融合不斷深化。單一的干預政策或自由放任的政策都無法保證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國家干預和經濟自由的沖突日益淡化，融合是大勢所趨。
五、國家干預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演進的啟示
1.不應該單純的評價國家干預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的是非功過，不能脫離特定的歷史階段去評斷它們的成敗得失。只有把特定的學說和主張放在特定的歷史階段上來考察，才能準確的評定它們特定的歷史地位。
2.無論采取哪種方式的經濟政策，都應該從歷史的視角出發，應該根據一國自身的發展情況和國情出發。
參考文獻：
［1］吳易風.經濟自由主義和國家干預主義論爭的歷史考察[J].當代思潮，2002（2）.
［2］劉燦.經濟自由主義和國家干預：基于經濟思想史的理論回顧[J].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12）.
第2篇：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作用范文
近幾年來，國內學者對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進行了大量研究，集中在經濟危機、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的特征及其所處的階段、資本主義的歷史走向等重要方面,取得了新的理論進展,加深了人們對當代資本主義的認識。
一、關于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問題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一方面讓人們認識到了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存在經濟危機這一論斷的正確性，進一步說明了馬克思經濟理論對現實世界解釋的有效性和科學性;另一方面,金融危機的爆發也暴露出當代資本主義的一些新現象,如全球化的發展、虛擬經濟的膨脹、金融衍生品的發展，等等,從而使人們認識到有必要進一步深化經濟危機理論的研究，從而客觀科學地分析當代資本主義的經濟運動規律。如何運用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解釋新的國際金融危機發生的原因和機理,成為近幾年來經濟學研究的一個熱點,學者們提出了各種不同的理論觀點,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觀點有：
第一種觀點認為經濟危機是由新自由主義政策引起的。這種觀點認為,新自由主義政策在全球的泛濫導致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更加尖銳化。新自由主義政策下，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在現階段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一方面,生產的無限擴大和廣大人民群眾購買力相對狹小、個別企業的有組織性與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的矛盾更加尖銳;另一方面,當代資本主義發展中還出現了新的矛盾，主要表現為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嚴重失衡以及全球經濟結構的失衡。新自由主義政策所形成的一系列矛盾和后果,只能通過危機的強制性來解決。因而,新的金融經濟危機宣告了新自由主義理論與政策的失敗,解決危機首先必須清除新自由主義的影響。
第二種觀點認為新的金融經濟危機實質上仍然是一種生產過剩危機,但這種生產過剩不僅僅表現為物質產品的生產過剩,還表現為虛擬經濟的過剩即金融衍生品的泛濫,是一種隱蔽的生產過剩。這種觀點認為,從現象上看,這次由美國引發的金融經濟危機,不是直接表現為傳統的由消費不足而導致生產過剩,而是消費需求過度、貸款消費導致信用鏈條斷裂,進而引發金融危機。危機不像過去從實體經濟波及金融系統，而是相反。然而這次金融危機仍然是由實體經濟本身存在的危機所引起的。具體而言,實體經濟中存在的生產過剩特別是房地產的過剩，通過信用方式得到暫時的緩解，但是信用經濟的發展導致了金融衍生品的泛濫,造成了虛擬經濟的發展與實體經濟的嚴重脫節,同時虛擬經濟發展而產生的巨大虛假需求,更進一步使實體經濟盲目擴張,從而進一步加劇了實體經濟中的生產過剩。這種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互相推動與刺激，發展到一定的時點，危機不可避免地。
第三種觀點主要是通過運用馬克思關于平均利潤率下降規律的理論來揭示本次金融經濟危機發生的機理。這種觀點認為,本次危機是由于利潤率下降導致的結果。有學者指出,從實證角度來看,1975-2008年間，美國的實體經濟并未得到有效恢復，由于資本主義國家生產過程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進行了重組，并在這之后出現了“彈性化”，非生產性工人比重上升導致利潤份額下降，利潤率出現了長期停滯的現象,于是，美國形成了依靠金融活動進行資本積累的新模式和依靠信用的膨脹來維持經濟增長的局面,同時，由于美元的特殊地位更進一步刺激了美國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脫節,結果導致實體經濟的利潤率下降和金融市場的惡性膨脹，最終引發嚴重的金融經濟危機。有學者進一步認為,利潤率下降規律支配了資本主義發展規律，剩余價值的生產條件和實現條件的矛盾、生產擴大和價值增殖的矛盾，資本過剩與人口過剩的矛盾等等，都是利潤率下降的結果。
第四種觀點認為2008年的經濟危機是經濟金融化的結果。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指出,20世紀70年代以后,世界貨幣的性質發生了重大變化，由黃金發展為以美元為代表的各種世界紙幣,從而使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可以不通過國民收人的合理分配來擴大市場，而是采取擴充信貸的方式來刺激市場的擴大，維持資本主義再生產正常進行的這種方式,在擴大市場的同時也為金融壟斷資本利用貨幣、金融手段賺取高額收益提供了機會和刺激,從而形成了20世紀后期資本主義經濟的金融化、金融的全球化現象，這體現了資本主義經濟通過開辟新的空間來突破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對資本主義發展構成的限制的規律。而本次經濟危機則是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發展空間開發殆盡的結果。有學者認為，正是由于在全球化、自由化推動下,發達國家資本積累模式的轉變體現為資本積累的金融化，貨幣資本和虛擬資本因過度擴張和積累而引起整個國民經濟高度金融化，并最終引發危機。
第五種觀點從長波的角度考察了本次金融危機。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根據長波理論,認為此次全球金融危機是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危機,很可能是新一輪長波的下降期的到來，而這也意味著金融危機要持續10年或更長時間的蕭條期。這種觀點認為，戰后50-60年代的“黃金增長期”不過是長波中出現的短暫繁榮，90年代的美國“新經濟”也不過是長波中暫時繁榮的表現。此次金融危機預示著長波下降趨勢的開始。有的學者還指出長波后期往往會出現金融化的現象，而本次經濟危機由金融領域引起正是出現了金融高度金融化的現象，契合長波的特征。
二、關于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的新特征
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陷人了嚴重的“滯脹”危機，為了應對危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生產方式進行了調整，同時通過各種國際性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等機構,向全球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而隨著信息技術和網絡技術的發展,出現了新全球化浪潮，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成為了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在全球占據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對于1970年代以來的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的新特征，國內外學者從以下各個不同的側面進行了概括和分析。
生產自動化和管理信息化。新的技術革命即電子技術和信息技術的革命是1970年代以來的一個重要現象，并對社會生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計算機技術與通信技術融合的基礎上,實現了生產的自動化和網絡化控制,從而極大地提高了生產效率并加快了商品的流轉速度，并且使勞務的遠程及時利用成為可能，極大地擴展了生產要素的配置空間,新的國際分工獲得了巨大的發展。
資本社會化程度空前提高。一方面是隨著20世紀后期年金基金和共同基金的擴大，以及法人資本和機構投資者的興起，促進了股份制的發展和股票持有人的普遍化，使資本的終極所有權高度分散化;但是另一方面，股權的高度分散化和社會化,不僅強化了少數大公司和大機構的控股權，而且也強化了掌握著資本經營管理權的高級管理階層的權利。
收人分配兩級分化日益加深。隨著1980年代中期以來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推行,發達國家的勞動者在社會總財富所在比重不斷縮小,財富分配兩極分化日益嚴重。在美國,近三十年,美國企業高管與普通員工的工資差距,從40:1擴大到357:1。普通勞動者家庭的收人沒有明顯增加，而占人口0.1%的富有者的收人卻增長了四倍，占人口0.01%的最富階層的財富更是增加了七倍。
經濟全球化和高度金融化。隨著冷戰的結束，國際經濟關系得以重組,其中最重要的表現就是發達國家利用發展中國家對外開放所提供的機會,加緊對外投資,一方面消化過剩產能,另一方面獲取比國內更高的利潤率。與此同時,發達國家的金融業獲得迅速發展,金融資本總量迅速趕超產業資本并占據優勢和支配地位。發達國家經濟在結構上表現出明顯的去工業化和高度金融化特征。與此相聯系，資本積累模式也體現為資本積累的金融化。世界經濟的不平衡進一步加劇。信息化和新自由主義政策推動了以資本為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形成了新的世界市場，同時，在發達國家的主導下，在世界范圍內建立了新的全球經濟規則和機制。在這個過程中,市場經濟一統天下，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和配置。全球化在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同時，又進一步加劇了世界經濟的不平衡:一是進一步強化了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從而有助于美國獲取鑄幣稅以及轉嫁國內危機;二是發達國家在強調貿易自由化的同時,卻對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流動采取嚴格管制,使全球化成為一種不對稱的、片面的全球化;三是發達國家在經濟、政治、軍事、科技以及戰略性資源處于壟斷和支配地位，發展中國家處于依附地位;四是世界經濟體系的不平衡性進一步加深，形成了“一超多強”的世界格局等。
三、關于當代資本主義的歷史階段問題
資本主義從誕生起就處于不斷的發展中，并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最初出現的是商業資本主義，然后是產業資本占主導地位的自由競爭資本主義，19一20世紀之交出現了以私人壟斷為特征的壟斷資本主義,20世紀30~^0年代進一步出現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20世紀70年初英美等發達國家發生了長達10多年之久的滯脹現象，于是，在20世紀80年代英美等發達國家相繼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從而重組了資本主義世界國家與資本、資本與勞動、資本與資本之間的關系，資本主義發生了深刻的新變化。進人新世紀之交,發達資本主義經濟的金融化、去產業化、全球化等特征越來越明顯,這些現象表明當代資本主義進人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理論界對于當代資本主義究竟處于何種階段提出了不同的觀點，歸納起來主要有：
1.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金融危機充分暴露出了金融資本在美國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地位和作用,金融資本能夠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搜取各國財富、參與剩余價值分配,但金融資本又幾乎被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幾家大型金融機構和組織所壟斷。正是由于上述現象的出現，有些學者認為當代資本主義處于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如蔡萬煥通過分析資本主義壟斷的發展過程、資本的社會化程度、勞動和資本之間所反映的階級關系、國家與市場的關系所出現的變化等四個方面,指出20世紀70年代后金融資本已經控制了發達國家經濟命脈，并且通過經濟全球化、對外擴張將其壟斷勢力擴張到世界范圍，因而當前階段資本主義的實質是金融資本的統治,也就是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有的學者則指出推動發達資本主義由國家壟斷向國際金融資本壟斷過度的三個力量分別是信息技術和網絡技術的發明和廣泛運用、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以及以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資本流動及資本運作的“自由化”和美元霸權為主要內容的當代國際金融貨幣體系。而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的理論就是以“華盛頓共識”為其完成形態的新自由主義。"
2.金融化全球化的壟斷資本主義。高峰認為應當從和資本結構變化相聯系的資本主義制度結構演變的特征角度來劃分資本主義經濟的歷史階段，而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的主導性制度特征首先具有壟斷資本主義的性質,因為具有壟斷性質的巨型企業在資本主義的主導產業中仍占支配地位;其次又具有全球化的特征，因為壟斷資本已經在生產要素空前自由的國際流動基礎上進行全球化的自由配置，并通過跨國投資與并購來爭奪、瓜分和控制世界市場;最后壟斷資本還具有金融化的特征,不僅金融業資本及其交易已發展到在資本總量中占有壓倒優勢，而且非金融企業也大量從事金融交易，金融業和非金融業的壟斷資本已成為當代資本主義經濟中起支配作用的資本力量和獲取高額金融利潤的主體。因而,可以把當前的資本主義歸結為金融化全球化的壟斷資本主義。
3.新自由主義。20世紀70年代末,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應對“滯脹”危機,開始放棄長期堅持的以國家管制經濟為內容的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政策,代之以“市場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為主要內容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并且向全世界推行,新自由主義理念成為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的理論基礎。在很多學者看來，正是新自由主義才導致了經濟危機,因而可以把當代資本主義稱之為“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國外學者如大衛?科茨杰拉德?杜梅尼爾和多米尼克?列維等都持有這種觀點。國內也有些學者認同此觀點，如劉盾等指出英美國家依照貨幣學派和供給學派的理論方法,對經濟體制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并且導致經濟社會發生了重大變化,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古典自由主義的回歸,因而可以稱之為新自由主義階段。有學者還據此進一步分析了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所產生的后果,即世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波動性以及矛盾的進一步尖銳化。
4.新帝國主義。經典作家如盧森堡、希法亭、列寧等人都對帝國主義進行過深刻的論述。近年來,一些學者認為當代資本主義仍然處于列寧所說的帝國主義階段,只是新時代下出現了一些新特點,并以“新帝國主義”來稱謂當代資本主義。如楊承訓等通過分析二戰后資本主義的發展歷程，認為戰后資本主義處于國際超級金融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突出表現是美國擁有的超級金融壟斷地位,實質是一種新帝國主義。趙常慶則指出當代新帝國主義除具有傳統帝國主義的擴張和掠奪本性外,還具有一些新特點:如倚仗軍事和科技實力在全球推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通過跨國公司，以科技成果和金融產品獲取壟斷利潤,延續老牌帝國主義損人肥己的貪婪本性;改變過去侵略擴張的殖民統治方式,代之以搶奪和控制石油等戰略性資源作為控制世界和鞏固霸權的手段;美國操縱世界金融貨幣體系,濫用美元發行權,剝削發展中國家,左右世界經濟;充分利用其軟實力,向全球推行其價值觀,從意識形態領域控制發展中國家。而蒯正明印則指出與傳統的殖民掠奪方式不同,新帝國主義構筑了一套更加靈活的資本積累和剝奪體系,新帝國主義實質是以美國為首的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對世界經濟和政治進行滲透和控制，這套體系涉及的范圍更大、運行更靈活、成本更低。
此外,也有一些學者以金融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信息化資本主義、數字資本主義等不同的概念來概括當代資本主義所處的歷史階段。
四、關于當代資本主義的未來走向問題
新的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爆發伊始,一些經濟學家特別是西方主流經濟學家曾經樂觀地預言危機很快就會過去,美歐等發達國家的經濟在不久的將來就能復蘇。然而,事實證明資本主義世界陷人了持續的動蕩,經濟持久蕭條低迷，金融危機、債務危機一波持續一波,而經濟危機更引起全球范圍內的政治、社會危機,如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以及英法等國發生的社會騷亂、中東北非地區的政治動蕩,等等。經濟停滯和社會的動蕩局面不僅構成了對“發達國家經濟很快就會復蘇”這類預言的有力回擊，更引起人們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深刻反思。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已經陷人了死胡同,未來資本主義制度將發生重大調整。但是，資本主義未來的發展趨勢究竟是什么？對此，學界也提出了不同的觀點：
1.資本主義制度衰落論。一些學者認為這次金融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由盛轉衰的標志,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總危機。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根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變化,從技術、所有制、資本形態、資本運動空間、調節方式等各個方面探討了當代資本主義日益走向衰落的原因。具體來說，技術方面:信息化導致資本主義出現產業空心化和無就業增長；所有制方面:資本社會化程度的加深意味著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合法性的喪失;資本形態方面:金融資本成為占主導地位的資本形態,資本運動方式進人了最高階段和最后階段;空間上:過去幾十年的全球化使得資本運動的空間巳經達到了極限;最后，資本主義國家采取了包括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所有手段,仍然無法解決危機,各種干預政策都失去效力。因此，這些跡象表明，資本主義可能陷人長期的停滯狀態，資本主義正走向歷史性衰落。有的學者指出無論是從資本主義國內的階級矛盾、同世界人民的矛盾還是同社會主義國家的矛盾，都表明資本主義矛盾在不斷深化,資本主義正走向衰變。有的學者則認為資本主義巳經進人了由國際金融壟斷資本所主導的新階段,因而寄生性、腐朽性更強，更接近于垂死的資本主義。
2.制度調整論。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雖然金融危機是對資本主義的一次沉重打擊,但是并不構成全面性、總體性危機,也沒有撼動資本主義的根基，特別是現在英美發達國家的執政黨仍然是屬于中右翼政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仍然具有較大影響力,而工人階級力量和社會主義力量仍然弱小,因此,資本主義為了盡快走出危機會采取一定的措施調整現在的發展模式，但都是基于資本主義制度前提下的調整，而不會發生根本性的變革。另外,由于資本主義生產力還有較大的發展空間，因而資本主義經濟能夠在自身調整中走向復蘇。至于調整的方向,有的學者認為可能是瑞典模式,該模式的核心是注重社會平等、充分就業和完善福利,重視階級合作，突出強調勞動者的權利和社會地位以及最大程度地發揮市場經濟的社會功能;129157有的學者則認為可能是“新萊茵模式”，是一種基于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發展模式基礎上的改進,包括積極的社會福利政策、投資社會化、注重企業的技術創新和長期發展以及讓社會各階層分享發展成果、注重各國以合作方式進行全球治理等內容。
3.對外轉嫁危機論。有的學者指出，資本主義危機史表明走出危機的有效途徑只有兩種:一種是放任危機從而銷毀相對過剩資本，緩和積累與消費之間的矛盾,為新一輪資本積累創造空間;另一種就是通過貿易沖突、軍事手段等打垮競爭對手，為國內資本積累創造外部空間，特別是軍事戰爭還能夠帶動國內需求。由于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擁有強大的金融、政治、科技、軍事實力，因而向世界分X體系的外圍國家轉嫁矛盾、輸出危機是資本主義發達國家解決危機的不可避免的選擇。而根據現在的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對外轉嫁危機的手段包括在經濟上通過金融戰爭來遏制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政治上加快對新興國家特別是中國的“和平演變”步伐,為金融壟斷資本的擴張提供政治保障;軍事上有可能進一步加強軍事遏制甚至發動局部戰爭。的學者更指出除非發動帝國主義的戰爭,否則資本主義將會進人長期停滯的局面。
4.社會主義前景說。一些學者認為,當前的金融危機表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越來越難以適應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資本主義制度已成為制約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障礙。而中國在金融危機中經濟依然增長強勁，同時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國家在一定程度上采取的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改革取得不錯的成績，這些都說明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因而，無論是從人類的發展趨勢還是從現實世界發展情況來看，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都是必然的。
五、簡短的小結
進人新世紀以來，隨著中國加人WTO,中國已經融人世界經濟體系,并成為世界經濟日益重要的組成部分，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特別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聯系不斷加深。一方面,中國經濟發展深受世界經濟形勢的影響；另一方面，中國經濟的發展又對世界經濟發展的影響越來越大。在這樣的背景下,在全世界都關注中國經濟發展的同時,為了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我們必須高度重視對當代世界經濟特別是發達資本主義經濟的研究,并據此制定科學的對外經濟政策。從當前我國經濟學界對當達資本主義經濟的新特征、所處歷史階段和發展趨勢等各方面的研究來看，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新進展，但仍有許多問題有待進一步研究。
首先，關于經濟危機的理論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經濟危機理論是經濟學的重要內容,但是，由于馬克思本人并沒有在某一部著作或著作的某個篇章中完整地闡發自己的經濟危機理論,從而使馬克思之后的學者形成了各種不同的經濟危機理論，如生產過剩理論、消費不足理論、利潤率下降理論，等等。在對新的國際金融資本經濟危機的討論中,經濟學者大多數分別沿用上述幾種不同的理論進行分析,因而,從總體上來看，理論創新的力度明顯不足。在金融資本占據統治和主導地位的現實背景下,如何構建一個系統的金融經濟危機理論，仍然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重大理論課題。
第3篇：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作用范文
【關鍵詞】凱恩斯；《通論》；滯漲
一、引言
不同流派的經濟學家由于使用不同的經濟術語和解釋體系，會得出相異的結論，并會導致完全不同的政治訴求和政策主張。事實上，經濟學家們在微觀和實證方面的分歧要少得多。即使是大家認為爭論最激烈的宏觀經濟學領域，對長期問題的看法也基本一致。弗里德曼曾說，“經濟學家對實現‘穩定’這一目標并沒有分歧，爭論在于對各種問題的解釋，以及相應的政策主張上。”經濟學幾百年的發展過程中，其理論主線一直圍繞著市場與政府的關系進行討論。
二、經濟自由主義
在《通論》出版之前，經濟學中占主流地位的是新古典經濟學。這種自由主義的思想基礎來自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和其經濟自由的哲學觀，它提倡自由市場機制、反對政府干預，認為是自由價格的作用調節著受利益驅動的經濟活動者在完全競爭市場中的行為，在無意中促成整個社會福利和經濟的增長。方法上，新古典運用了邊際分析，構建了一般均衡的市場模型，其集大成者就是馬歇爾，即20世紀微觀經濟學的主流。新古典經濟學家們否認了市場經濟會發生以生產剩余和失業為特征的經濟危機的可能性。他們認為只要市場機制正常發生作用，供求就會自發平衡，充分就業也就得以實現。在新古典經濟學看來，市場經濟是一部自發運行的機器，無需大量政府干預，否則擾亂內在的作用機制會引發無法預見或解決的問題。
三、國家干預主義
20世紀30年代，那一場經濟危機打破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神話，引起人們對自由放任經濟和自由主義哲學觀的重新審視。退回一戰前的生產水平、25%的勞動力失業使傳統的古典經濟學束手無策，既無法解釋現實問題，亦無法提出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案。這時凱恩斯發表了《通論》，不但建立了一種新的經濟學體系，同時提出了國家干預主義學說以及相適應的財政、貨幣政策。當然，《通論》并不完全是大蕭條的產物。早在20世紀初，大英帝國就陷入了長期停滯，凱恩斯對這個問題的思考早已反映在了他其他一些著作中，而大蕭條只是《通論》的催生劑而已。可以說，自由主義與國家干預在這里產生了一個分水嶺。
凱恩斯的《通論》是一種思想創新，它拋棄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同時回答了當時最迫切的問題，解開了人們久久無法擺脫的困惑。根據凱恩斯的理論，無為而治的結果是失業的存在；因此必須用政府的支出來彌補私人的有效需求不足，即對經濟實行國家干預。凱恩斯國家干預經濟的政策中最重要的是財政政策，尤其是用赤字財政支出增加基礎設施投資。這種政策的出臺標志著自由放任時代的結束。
長期以來，凱恩斯提出的國家干預主義學說和相匹配的財政、貨幣政策，成為了歐美國家政府制定經濟政策的重要參照，并使得歐美國家實質性的走出了經濟衰退的陰影，并引領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第二個黃金時代。凱恩斯革命的意義在于，它對古典學派以來奉為神明的完全競爭、市場機制和自由放任等思想提出了挑戰。20世紀30年代以前，整個西方經濟學界幾乎都一直信奉著斯密的“看不見的手”，“自由市場”是那個時代的一種思潮，任何超出“保護性國家”職能范圍的政府干預措施都被認為是多余的，以至于任何偏離國家干預主義的自由言論和觀點都會遭到攻擊和排擠。20世紀30年代的世界性經濟危機和而后的大蕭條，使得那些長期恪守“自由放任”的經濟學家開始懷疑市場調節的有效性，凱恩斯的理論使人們開始放棄了“市場萬能”的信條而接受了國家干預的思想，即市場經濟中，國家應作為宏觀經濟積極干預者和管理者，在財政、貨幣和分配等諸多方面發揮矯正市場失靈的作用。
四、新自由主義
大蕭條之后，人們將凱恩斯的理論奉為神明。但此時，這樣的信條又要經受現實的考驗。一旦某種理論完全變成了宗教，它就失去了生命力。20世紀70年代以后，凱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論開始無法解釋英美發達國家的“滯漲（Stagflation）”現象，即通貨膨脹、失業和生產停滯并存，因此遭受到了越來越激烈的攻擊。而在這個背景下，美國總統里根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幾乎同時上臺執政，他們的經濟政策都體現出這樣一些理念：限制工資增長，減輕稅負，令商人賺的更多的利潤，再將這些利潤用于擴大再生產，創造就業，從而刺激經濟發展，也讓低收入人群獲得更多的工作機會。
代表新自由主義的各種學派應運而生，它們都力圖恢復經濟自由主義在經濟學理論中的正統和主流地位，打破凱恩斯理論的壟斷。從學術思想淵源看，它們都來自于古典經濟學的自由主義及其哲學觀。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在1970年以后幾乎恢復了古典經濟自由主義哲學的地位，并提出了使資本主義回到自由競爭體系的政策主張。弗里德曼對1929—1933年的經濟危機進行了深入研究，得出了與凱恩斯相反的結論。他認為大蕭條不是一個必然事件，聯邦儲備體系對此負主要責任，貨幣量前所未有的急劇下降是貨幣當局未能提供足夠的流動性以使那些瀕臨破產的銀行及時償還債務的結果。他批判了凱恩斯的“貨幣無用論”，認為貨幣至關重要，貨幣政策在蕭條時期是根本沒有運用；并且發現，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表明聯邦儲備體系曾經從事公開市場操作或者以任何卓有成效的方式向銀行提供流動性。
五、結語
今天，無論我們怎樣評價凱恩斯，都無法否定他在現代經濟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美國《時代》雜志曾提到，不了解凱恩斯就無法了解當代。經濟學中的各種流派，無論是繼承和發展凱恩斯主義的，還是反對凱恩斯主義的，其出發點都是凱恩斯。可以說在現代經濟學中，沒有一個人的影響超過凱恩斯，沒有一本書像《通論》一樣廣為人知。
參考文獻：
[1]劉燦.經濟自由主義和國家干預：一個基于經濟思想史的理論回顧[J]. 福建論壇. 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12）.
[2]梁小民.讀經濟學書[M].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第4篇：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作用范文
「關鍵詞經濟法、凱恩斯主義、干預主義、協調主義
經濟法的本質和法的本質一樣也有兩個方面的含義。一種就是經濟法和其他所有的法律部門一樣，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另一種含義是經濟法區別于其他法律部門的質的規定性，也就是經濟法的法律屬性。傳統法律部門是以調整對象和調整方式來劃分的。這種劃分方式，受到了來自經濟法理論和實踐兩方面的挑戰。因為包括經濟法在內的許多法律部門都可以調整兩種或兩種以上的社會關系。本文是在第二種含義上討論經濟法的本質，對法律部門的劃分采用的是主客觀相統一的觀點：任何一個法律部門的形成，都有主客觀兩方面的條件。客觀方面是由社會環境造就出的具有某種特殊性的社會關系和法律關系領域，主觀方面要由法學家來解釋和總結。對于從與其他法律部門相區別的角度來理解經濟法的本質，經濟法學界主要有兩種觀點：干預主義和協調主義。
一、干預主義
1.干預主義的內涵。持干預主義的學者認為經濟法是國家為了克服市場調節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調整需要由國家干預的具有全局性和社會公共性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或者簡而言之，經濟法是調整需要由國家干預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實際上，國家干預和政府干預是沒有本質的區別的。因為國家干預是通過政府或者說主要是通過法律的形式來實現的。干預主義的經濟學基礎是凱恩斯主義。1926年，現代經濟學最有影響的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發表了《自由放任主義的終結》一文，開始否定傳統經濟學的基本命理。1936年凱恩斯出版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以下簡稱《通論》）。在《通論》中，凱恩斯否定傳統經濟學中建立在薩伊定理上的充分就業觀點，論證一國短期的均衡收入和就業水平是由有效需求決定的。所謂有效需求是指商品總供給與總需求價格達到均衡時的總需求，而總供給在短期內不會有大的變動，因而就業水平實際上取決于總需求或有效需求。他指出，資本主義國家存在蕭條和失業，是因為“消費傾向”、“對資本的未來收益的預期”以及對貨幣的“靈活性偏好”這三個基本心理因素所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資本主義不存在自動達到充分就業均衡的機制，因此，他主張國家干預經濟，通過政府的政策、特別是財政政策來刺激消費和增加投資，以實現充分就業。
凱恩斯主義從產生直到上個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一直以其為理論基礎，制定了大量的以國家干預主義為基礎的經濟政策，并且將許多政策都上升為法律。1946年英國制定了《就業法》，首次把凱恩斯的“充分就業”思想應用于立法實踐。二戰之后，英、法、德、日都制定了反壟斷法，在經濟法思想比較發達的日本制定了包括反壟斷法在內的大量的經濟法。這一時期對經濟法本質的認識也受到凱恩斯主義的影響，把經濟法定為國家干預之法。人們將凱恩斯稱作戰后“繁榮之父”。
2.干預主義的破產。70年代初，西方國家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經濟現象：滯漲，即高失業和高通貨膨脹同時并存。滯脹的現實對占統治地位的凱恩斯主義給予了有力地批判。因為，按照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失業率高時，通貨膨脹率下降；失業率低時，通貨膨脹率上升。于是，西方學者開始懷疑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向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場制度“復歸”；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新貨幣主義、以拉夫爾為代表的供給學派、以華萊士為代表的產權學派、以加爾布雷斯為代表的新制度學派、以布坎南為代表的公共選擇學派等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在西方經濟學中逐漸代替了凱恩斯主義并逐漸占據主導地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基本主張是：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看不見的手的原理仍然是正確的；資源的有效配置只能由市場來執行，任何市場以外的力量都不能代替市場的作用，而只會起破壞作用；即使市場本身具有難以克服的缺點，但克服與糾正市場缺點的唯一辦法在于通過產權明晰等措施來予以完善，決不能依賴市場以外的政府干預。以往之所以會出現市場失靈，正是由于政府干預的結果，而不是市場本身的原因，政府本身也有不可克服的致命缺陷。因此，7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取代凱恩斯主義在西方國家取得了主流地位。多數西方國家都加速私有化，減少政府的干預，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
80年代，由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解釋現實問題上依然乏力，一批主張“國家干預”的經濟學家在繼承原凱恩斯主義基本信條的基礎上，引入一些新的經濟分析方法對原凱恩斯主義進一步修正，提出國家的經濟政策還是有積極作用的，這批經濟學家的主張被稱為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西方不停地論戰，以建立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主流地位。但從經濟生活的發展歷史中可以看出，這兩種經濟學的主張將長期并存，任何一方都不能絕對地取代另一方。從以上論述中可以看出，現代社會對經濟生活的調整，是綜合運用“市場之手”和“國家之手”的結果，忽視任何一個方面都會造成災難性的后果。
二、經濟法本質：協調主義及其經濟學基礎
從人類發展史看，社會整體利益和社會個體（組織和個人）利益的矛盾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支配著人類社會的始終。這一矛盾又表現為國與民、國家和企業、宏觀和微觀、統和分、管理和自主、經濟集中與經濟民主、縱向關系和橫向關系、計劃與市場、國家調節和市場調節、秩序和自由、公平與效率，以及公法與私法等等。在以上矛盾中，最重要的是處理國家與企業的關系。即要處理國家的意志、行為和利益與企業的意志、行為和利益之間的關系，以達到關系協調、利益兼顧，使各方都處于應有的合理位置和最佳的聯結狀態。經濟法是社會協調說，是社會經濟法。“經濟立法和執法要從整個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和社會整體利益出發，來調整具體經濟關系，協調經濟利益關系，以促進、引導或強制實現社會整體目標與個體利益目標的統一。轉
協調主義的經濟學基礎是市場缺陷和政府失靈的對立統一的經濟學。一般地認為，市場缺陷有三類：第一類是市場本身缺陷：一是自由競爭的結果是必然導致壟斷，而壟斷必然增加社會成本。二是市場不能很好地解決某些外部經濟問題。“只要一個人或一家廠商實施某種直接影響其他人的行為，而且對此既不用賠償，也不用得到賠償的時候，就出現了外部性。”（注：［美］斯蒂格利茨：《經濟學》（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46頁。）外部性分為正的外部性和負的外部性。負的外部性一般來講對社會是有害的，比如污染使一方受到損害卻得不到賠償。三是市場機制不能解決宏觀經濟均衡，經濟主體追求利潤最大化時或效用最大化行為恰使每一市場的供求相等，均衡價格把秩序強加在可能發生的混亂上，這時政府或國家的干預是有用的。四是市場經濟存在信息不對稱，信息不對稱會導致市場失靈。五是市場機制無法解決公共物品的生產。六是市場無法解決社會公正問題。自由競爭所導致的收入和財富的兩極分化，只有通過國家廣泛控制社會資源的制度，從而使中央有計劃地分配工業品成為可能，這樣才能找到有效的補救辦法。第二類市場缺陷是由于市場本身發育不完善而出現的功能。市場缺陷的存在要求國家對經濟生活進行干預。但國家干預也不是萬能的。國家即政府在干預經濟時，也存在國家失靈或曰政府失靈（雖然政府失靈和國家失靈在政治學上有一定的區別，但從對經濟生活干預的角度上來說，國家失靈和政府失靈沒有本質的區別，因此，下文中提到政府失靈也是指國家失靈）。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說“對那些提議對市場失靈和收入分配不平等采取政府干預的人們，經濟學家提醒他們也不要忘記政府同私人市場一樣有缺陷”。（注：［美］斯蒂格利茨：《經濟學》（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502—503頁。）“當政府政策或集體行動所采取的手段不能改善經濟效率或道德上可接受的收入分配時，政府失靈便產生了。”（注：［美］保羅？A？薩繆爾森、威廉？D？諾得豪斯：《經濟學》（下），中國發展出版社1992年版，1189頁。）受現在流行的公共選擇理論的影響，經濟學家又把政府失靈稱為公共失靈。（注：公共選擇理論是當代西方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同時也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政治學研究領域。它運用現代經濟學的邏輯和方法，分析了現實生活中與我們密切相關的政治個體（選民與政治家）的行為特征以及由此引出的政治團體，特別是政府行為的特征。公共失靈即政府失靈是公共選擇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一般認為，公共失靈有以下幾個原因：一是政府所獲得的經濟信息受政府本身的信息傳遞機制和政府本身的判斷能力的限制，這些限制會使政府的決策失誤。二是政府機構的低效率。即政府機構本身缺乏競爭導致低效率；沒有機制能降低成本；監督信息不完備。三是政府的干預容易導致尋租（rentseek）。尋租是指“為了尋求對自己有利的政府政策而采取的活動”。（注：［美］斯蒂格利茨：《經濟學》（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26頁。）政府是一個特殊的組織，它擁有一般組織所沒有的權力。政府制定的政策有時會對一些人有利，而對另外一些人不利，這時，某些企業或個人就會設法使政府制定對他們有利的政策，導致政府的政策不一定對社會的資源配置有利。市場缺陷和政府失靈在任何社會都存在。在自由主義盛行的時代，忽視政府或國家的作用，市場失靈就更加明顯。在國家干預主義盛行的年代，忽視市場的作用，政府失靈更加明顯。“市場機制的缺陷和有時失靈為政府干預留下了作用的空間，其存在和發生作用的價值需要經濟法加以確認。而政府干預的缺陷和有時失靈也不容忽視，它需要經濟法予以糾正、限制乃至禁止。這樣，就產生了我們認識經濟法本質的基礎。”（注：王保樹：《論經濟法的本質》，載馬俊駒主編《清華法律評論》（第二輯），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頁。）因此從市場缺陷和政府失靈的邏輯中，我們可以看出，強調任何一方面都存在著巨大的隱患。因此，筆者認為，我們應當強調經濟法的本質是協調。
三、把協調主義作為經濟法的本質有重要的法學意義
第一，有助于正確指導我國經濟立法的實踐。法學理論對實踐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對立法活動的指導。強調經濟法的本質是協調主義就要求在制定經濟法時，既要規定政府的權利，也要規定政府的義務和責任；既要規定市場主體的義務，也要規定市場主體的權利。忽視任何一方的權利和任何一方的義務和責任，都會導致法律的失誤。特別是對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我國，既要肅清國家干預過多遺留的問題，又要防止片面強調市場調節的作用，認為市場調節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的不切實際的做法。
第二，強調經濟法的協調主義符合法律的發展趨勢。其實，強調公正的法學家從另外一個角度，也論述了協調思想。美國社會法學的創始人龐得把法律看成是一種在通過政治組織的社會對人們的行為進行安排而滿足人們的需要或實現人們的要求的情形下，能以最小代價為條件而盡可能地滿足社會需求的社會制度。龐得對法律秩序所應保護的利益進行了分類。他把利益劃分為個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會利益。最后一類利益中，除了其他內容以外，他還把一般安全利益、個人生活方面的利益、保護道德的利益、保護社會資源（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的利益以及經濟、政治和文化進步方面的利益包括在內。龐得也認識到了各種利益之間的沖突，提出在一個時期可能應該優先考慮一些利益，而在另一時期則該優先考慮其他一些利益。但是龐得認為“法學家所必須做的就是認識這個問題，并意識到這個問題是以這樣一種方式向他提出的，即盡可能保護所有的社會利益，并維持這些利益之間的、與保護所有這些利益相一致的某種平衡或協調。”（注：龐得：ASurveyofSocialInterests，57HarvardLawReview1（1943），pp.1—2，轉載于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第148頁。）雖然龐得是從法學家的任務提出的，但是他的各種利益的平衡協調的思想是與經濟法本質的思想是一致的。這也是經濟學家和法學家思想在協調主義方面的耦合。事實上，要求所有的法律部門都兼顧各種利益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每一種法律部門總要優先考慮某一方面的利益。比如民法始終不能也不必沖破“自由的財產流轉法”的藩蘺，否則民法不就是民法了。而作為社會化生產與生產關系的矛盾、經濟管理的社會化與國家介入經濟生活、“無形之手”與“有形之手”即兩只手的協同并用、縱向經濟關系與橫向經濟關系的平衡結合、經濟集中與經濟民主的對立統一之經濟法，比其他法律部門更應當強調協調主義。
第5篇：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作用范文
【論文摘要】當今世界發達資本主義都曾經采取過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和國家干預為主的經濟政策，都取得過成功也都出現過問題，實踐證明單一的任何一種經濟政策都不能有效地解決經濟運行中的所有問題，本文回顧了這兩種理論的產生和發展過程，證明了只有將兩者結合起來才是促進經濟發展需要采取的合理經濟政策。
自英國古典主義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1776年3月9日完成了他的經濟學著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即《國富論》）之后，“自由主義經濟”就被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奉為經濟運行的金科玉律。他們認為：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會自發地調節供需之間的平衡，市場就是萬能的上帝，而政府的角色只應是資本主義的“守夜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這一經濟法則之下，經濟迅速發展，物質財富急劇增加。馬克思當年曾經這樣感嘆道：“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由于資本主義制度是建立在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基礎之上的，放任自由的經濟必然會因其個體生產者的短視而盲目無限制地擴大生產規模。因此在資本主義早期經濟蓬勃發展之時，放任自由的經濟發展自身所具有的缺陷也就不時的暴露出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頻繁發生就是這種缺陷的真實寫照。自1825年英國發生第一次經濟危機之后，經濟危機就像一個幽靈一樣困擾著資本主義世界，不僅表現在危機爆發的周期越來越短，而且所產生的破壞性也越來越大。每當經濟危機到來之時，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生產停頓，經濟滑坡，工人失業，各種矛盾極端尖銳，整個資本主義世界處在一片風雨飄搖之中。
在資本主義世界爆發的經濟危機中，1929～1933年危機是資本主義歷史上最深刻的一次危機。工業生產下降的幅度是之前歷次危機所從未有過的，而且，其延續時間也異常持久。以美國為例，由危機時的最低點恢復到危機前水平所需的時間，煤、生鐵、鋼等都長達四十多個月。因此，1929-1933年危機成為資本主義歷史上時間最長的世界經濟危機。此外這次危機還導致了資本主義世界信用，貨幣制度的崩潰。到1933年，美國銀行共倒閉11730家，企業倒閉252000家。這場空前劇烈的經濟危機，宣告了“自由放任主義”的失靈。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理論從此受到了冷落，市場萬能論的聲音日漸式微。于是，提出通過加強“國家干預”來刺激經濟和保持“充分就業”的凱恩斯主義便應運而生。1936年12月凱恩斯了發表他的著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在這本書中他說道，政府不應只是扮演“守夜人”的角色，而應該在經濟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他提出了國家應該積極的干預經濟，主張政府應通過調節需求來達到充分就業。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況下，擴大政府開支，增加貨幣供應，實行赤字預算來刺激國民經濟活動，以增加國民收入，實現充分就業。應該說，這種主張基本上是符合當時資本主義世界的實際情況的，1933年。新上任的美國總統羅斯福正是接受了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在經濟生活中加大了國家干預的力度，實行積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才逐漸克服了經濟危機的消極影響，使生產得以逐漸恢復。戰后，歐洲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也都對經濟進行了國家干預，還通過建立普遍的社會福利制度，緩解了日益緊張的勞資沖突，并且降低了失業率，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以前困擾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也沒有再次爆發，整個資本主義國家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局面。以美國為例，戰后美國工業生產年平均增長率50年代為4.0％， 60年代為5.0％。 1970年與1950年相比，工業生產增加了1.24倍，其增長速度明顯地高于美國兩次大戰之間時期的速度。國民生產總值也從1945的3552億美元增加到1960年的5037億美元，人均收入達1883美元。60年代美國經濟繼續快速發展，渡過了“繁榮的十年”，1970年國民生產總值增加到9741億美元，人均收入增長了37.5％，達到了2579美元。
在度過了20年的平穩發展之后，國家干預的弊端也逐漸顯露了出來。1973年12月至1975年4月，美國再次發生了戰后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在這次危機中，美國的工業生產下降了13.8％，國民生產總值下降了7.8％，全國失業人口達850萬。1975年上半年危機渡過后，美國經濟增長速度緩慢，出現了相對停滯的趨勢，但同時又出現了通貨膨脹的情況。西方經濟學界把這種現象稱為“滯脹”。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的“滯脹”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根本原因在于戰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國家干預的情況下，不斷推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導致大多數國家財政赤字不斷擴大。另外，國家不斷推行反危機的政策和措施，結果使得經濟危機不能充分展開，過剩的生產力和過時的機器設備不能夠被有效淘汰，所以生產的潛力不能被充分釋放。另外，國家的干預也使得企業自主性降低，企業的生產動能不足，組織和管理效率低下。而傳統的凱恩斯主義理論對當時的“滯漲”是無能無力的，因為根據凱恩斯理論，失業和通貨膨脹是不能并存的，但當時的情況卻是高失業率和高通貨膨脹一起發生，凱恩斯主義理論陷入了困境。在這種情況下，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又重新抬頭，曾經一度被忽視的市場作用又被重新提起。不過西方經濟學家也認識到，單純靠自由放任的市場調節，是絕對不可能處理好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必須要將國家干預的宏觀調控和市場配置資源的微觀調節有機的結合起來，只有這樣，才能使經濟長期平穩地運行。因此，一種試圖糅合這兩種經濟思想優點的經濟理論——新古典綜合經濟理論，開始被后來的美國總統所采用，并作為指導國家經濟運行的主要經濟政策，逐漸使美國經濟從“滯漲”的泥潭中擺脫出來，并在20世紀的90年代步入高速發展的階段，自1991～2001年，創造了經濟連續增長10年，年增長率達3.5%的世界上最長的經濟持續增長周期的記錄。其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生產總值的比重也由“1990年的24.2%提高到28.6%”。可見，市場不是萬能的，但缺失了市場對資源的有效配置又是不行的。國家干預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完全靠國家干預的弊端也是十分嚴重的。當前，我國正在致力于建設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市場已經在資源配置的過程中發揮了越來越大的作用。但并不表明有效的國家干預就該在經濟領域中完全撤出，必須要將國家干預和市場調節二者巧妙地結合起來，既要發揮我們國家宏觀調控的引導作用，又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的微觀調節作用。并且廣泛吸取國外優秀的經濟研究理論成果，走一條獨具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之路，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我國經濟產生大的波動，保持經濟的持續平穩快速運行，創造出惠及全國人民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最終實現我們目前正致力于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美好藍圖。
參考文獻
第6篇：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作用范文
關鍵詞：金融危機次級貸款自由主義
2008年9月集中爆發了被稱為“華爾街風暴”的金融危機，其影響之大、范圍之廣，使得人們將之與1929-1933年資本主義經濟大蕭條相提并論。
9月7日，曾占據美國房貸市場半壁江山的房利美和房地美被美國政府接管；9月15日，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申請破產保護，第三大投行美林被美國銀行收購；9月21日，美國第一大投行高盛和第二大投行摩根士丹利轉型為銀行控股公司，加上今年3月第五大投行貝爾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購，至此，美國前五大投行已“全軍覆沒”。其它的金融巨頭也未能幸免：9月16日，世界最大保險公司--美國國際集團（AIG）告急；9月25日，美國最大儲蓄銀行華盛頓互惠銀行被美國聯邦監管機構接管；9月29日，美聯銀行被花旗銀行收購……金融機構紛紛倒閉不僅意味著“華爾街模式”的覆滅，而且引發了人們對于金融市場的深刻反思。
美聯儲前主席艾倫·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10月23日表示，信貸危機“與我所能想象的任何情形相比，涉及面都要大得多”。在回答美國眾議院監督委員會主席沃克斯曼(HenryWaxman)的問題時，美聯儲前主席表示，他從自己的思路中“發現了一個缺陷”。格林斯潘說：“當時我犯了一個錯誤，就是假定各機構(具體來講就是銀行和其它企業)的自我利益決定了，它們是保護自己股東利益的最佳方面。”[1]
格林斯潘曾經是神話般的人物，他1987年8月開始擔任美聯儲主席，并且史無前例的四次連任，歷經四位總統。他導引下的美國經濟經歷過兩次衰退、一次股市泡沫和一次歷史上最長的增長期，在克林頓時代創造出了“零通貨膨脹”的經濟增長奇跡。美國媒體曾經毫不掩飾的宣稱：“誰當總統都無所謂，只要讓艾倫當聯儲主席就行。”
由于格林斯潘對美國經濟政策的影響力，人們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后“清算”到他頭上也不奇怪，那么格林斯潘錯在何處？他的錯誤對今天的危機應當負多大的責任？要討論這個問題，首先要理解這次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
一、投機與擴張--華爾街模式的本質
長久以來，以大摩和高盛為代表的一批從事證券買賣、為客戶提供咨詢服務、同時比從事儲蓄和貸款業務的傳統銀行受到更少監管的獨立投行，一直是華爾街的“形象代言人”。他們以少量資金投入，通過杠桿作用，對各種衍生證券進行炒作，以小博大，極短時間內實現牟取暴利。在這樣的模式下，風險也隨著一次次交易進行而累計、擴大，最終爆發出來。
金融衍生產品主要的積極作用是“對沖”投資損失，或者說規避風險，但并不是消除風險，只不過把一部分人的風險轉移到另一部分人頭上。比如商業銀行為居民提供住房貸款，就面臨著居民違約的風險；為了轉移風險，商業銀行將這些貸款合同賣給房地美、房利美和投資銀行等機構；投資銀行當然不能成為最終的風險承擔者，它一方面將貸款處理成債務抵押債券CDO（CollateralizedDebtObligation），賣給包括商業銀行、保險公司、養老金、對沖基金等在內的全球投資者，讓債券持有者來分擔房貸的風險；另一方面，投行創造出“信用違約保險”CDS（CreditDefaultSwap），讓保險公司如AIG等為這種次債提供擔保。
金融衍生產品的另一個作用是投機和套利，炒家除了會投機升跌，還會投機波幅。在1995年時，衍生金融工具投機得到臭名遠播。尼克·李森，巴林銀行的一名交易員，造成13億美元的損失，導致這家有數百年歷史的金融機構破產。
“次級抵押貸款”是指一些貸款機構向信用程度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貸款，無法還貸的風險很高。隨著美聯儲連續17次加息，次貸購房者的還貸負擔不斷加重，同時美國房價下跌，使次貸購房者難以通過出售或抵押住房來獲得融資，這樣，越來越多的次貸購房者無力還貸。于是，房貸機構（商業銀行）形成了大量的次貸壞賬；“兩房”、投資銀行、全球各類投資者手中的大批次債由于失去償付來源而大幅貶值，金融危機從此洶涌襲來。
“把錢借給能還錢的人。”是人類第一間銀行大門柱上刻的唯一一句話。可是今天這些世界頂尖的銀行家們竟集體把錢借給低收入者，投資銀行給把貸款做成債券并且給予很高的等級，保險公司甚至為這種債券擔保，為什么？
追逐利益固然是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則可以用心理學的一個規律解釋：群體在做同一件事情時，個體容易喪失自我。于是人們相信：只要美國地位不變，全世界的人就都想去美國定居，美國的土地有限，那么房子價格總是要上升的，只要住房還在，我的貸款就不會收不回來。
次貸危機之所以演變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機，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則是金融衍生市場的高杠桿性。衍生產品的交易采用保證金制度(margin)，即交易所需的最低資金只需滿足基礎資產價值的某個百分比。以雷曼兄弟為例，從2004年到2007年，雷曼炒作的資產負債表高達3000億美元，主要是通過購買住宅和商業房地產貸款證券作支撐的后盾。而同一期間，雷曼只增加了60億美元的股本--相對3000億，可說微乎其微。所以，雷曼的資產從極高位的24倍資本，增加到了更高位的31倍。反過來，如果投資總價值下降3%，那股東的權益便完全被銷除一空。[2]
二、新自由主義--格林斯潘拒絕監管衍生金融市場
既然認識到了衍生金融市場本身的高風險，以及銀行家及投資精英可能利用專業知識和影響對其他投資者作出不當引導，那么首先想到遏制危機的重要辦法就是加強市場監管。然而美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就奉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強調減少政府對金融、勞動力市場的干預，從而埋下了危機的禍根。
20世紀90年代，有些人聲稱，衍生品市場已變得如此龐大，并且難以理解。為了金融系統的整體安全，他們要求聯邦政府介入，加強衍生品監管。無論是會見政府官員、出席國會聽證會，還是在聽眾云集的場合發表演講，格林斯潘一直堅決反對限制衍生品交易。他希望這一問題由華爾街自行解決。[3]格林斯潘一方面信奉市場的力量，相信華爾街金融市場的參與者行為是可靠的，因為他們都應該是自己機構利益的最佳代表；另一方面，他認為與個人私利相比，政府的干預會是“邪惡的”。1998年，對沖基金“長期資本管理”因衍生品投資而陷入破產境地，
引起一場金融風暴。但在格林斯潘施壓下，美國國會仍然宣布凍結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6個月監管權力。
格林斯潘對華爾街的信任并非毫無理由--經濟學基本假設之一就是“理性人”：參與市場活動的主體知道什么是有利的，什么是不利的，并且總是趨利避害。所以華爾街精英們應該珍惜自己的聲譽，把握好風險與收益之間的關系。然而，他低估了市場擴張的力量，一個人冒險固然不是明智之舉，拉上其他人一起“攤薄”風險之后，人們的行為就要大膽得多。正是有投行的分析、金融創新作為支撐，商業銀行才一再擴大次貸業務；而投行有了保險公司、商業銀行以及其他投資者作為客戶，金融創新之舉也越來越多。當經濟不再增長，資金鏈斷裂，自然是一損俱損。
在反對一切政府干預和宏觀調控的政策下，政府放棄了對市場的有效監管，金融市場的高風險性也無法得到有效控制。高度自由最終導致金融風險爆發，對金融系統和實體經濟造成嚴重沖擊。
三、政策導向的變化--金融危機的影響
金融危機的影響不僅僅是大量金融機構的倒閉、危及實體經濟，還將改變經濟政策導向。從格林斯潘“認錯”來看，金融危機將促使人們重視金融監管，背離自由導向的市場原則。
自現代經濟學產生的三百年間，西方國家一直強調自由市場的力量，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還曾頻頻指責其他國家比如中國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市場的優點非常明顯，能夠促進效率，而它的缺點也非常明顯，以自我為中心的盲目擴張容易導致危機。1929-1933年的經濟大蕭條是一例，這次金融危機也是。
理論在現實面前總是虛弱的，盡管美國一再推銷“讓金融體系自己尋找平衡點”的自由主義金融政策，但是自由給我們帶來了什么？拉美債務危機；美國儲蓄和貸款危機；斯堪的納維亞銀行業危機；美國房地產危機；日本房地產泡沫和隨后的金融危機；墨西哥龍舌蘭危機；亞洲和俄羅斯金融危機；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ong-TermCapitalManagement)破產；“網絡泡沫”；以及現在的“次貸危機”。金融自由化的好處明顯：讓很多人變得格外富有，但壞處也是明顯的：危機頻繁并且代價高昂。
于是在金融危機面前，白宮毫不猶豫的舉起了干預大旗：10月14日，美國政府宣布向銀行注資2500億美元，同時為銀行新債提供擔保；10月21日，美聯儲表示，將動用多至5400億美元，用于向貨幣市場共同基金購買短期債務，以扶持美國金融體系的一大關鍵支柱；推行從陷于困境的金融企業買入問題資產的7000億美元計劃；[4]等等。
美國政府這次市場干預的政策力度堪稱歷史之最，對我們也有重要啟示。首先，市場自由是相對的，比信奉自由主義更重要的是把握好國家在經濟中的職責，那就是維持經濟穩定，尤其注重行業監管的力度，預防危機的發生--多數人相信，如果美國政府重視金融市場的風險，對金融衍生品加以管制，那么次貸危機不會擴展到今天這個地步；第二，金融危機的關鍵是如何恢復信用，政府注資私人銀行最主要的作用不在于提供資金，而在于給出一個信號：政府將對銀行貸款提供擔保。
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美元本位制給中國資本市場帶來的困擾乃至災難的風險急劇增加，如何應對國際金融市場動蕩的傳遞效應，這已是關系到我國金融戰略和中國整體發展戰略的問題。尤其是我國正處于金融市場改革的重要時期，以一種什么樣的態度制訂政策、如何對待衍生金融市場，都需要更加謹慎的考慮。
參考文獻
[1]引自《格林斯潘“認錯”》，FT中文網，2008-10-24
[2]引自《希望，華爾街模式的消失》，揚子正如
第7篇：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作用范文
關鍵詞：凱恩斯；有效需求理論；國有企業改制；內需不足
一、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論
1936年凱恩斯出版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由于其在理論、和政策這三個方面都提出了不同于西方傳統經濟學的觀點和主張，被稱為“凱恩斯革命”，并標志西方宏觀經濟學體系的創立。在二戰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成了正統，并指導西方國家進入了從1950-60年代期間經濟繁榮和失業率不高的“凱恩斯”。盡管，197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出現了經濟史上從未有過的“滯脹”局面（按照凱恩斯理論，有效需求不足引起失業，過度需求則引起通貨膨脹。所以，失業和通貨膨脹這兩者不可能成同方向發生。）曾一度對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提出了嚴重挑戰。正如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托賓(1990)所指出的，“70年代滯脹之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如同30年代大蕭條之于古典派正統觀念一樣”。新自由主義者的代表人物哈耶克甚至把1970年代的“滯脹”完全歸咎于凱恩斯及其追隨者的錯誤論斷和錯誤處方的后果。在凱恩斯的《通論》發表50周年之際，一些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曾經斷言:“凱恩斯主義已經死亡。”然而，現在看來，不是凱恩斯主義已經死亡，而是新自由主義越來越面臨著死亡的威脅。到1980年代末凱恩斯主義不僅在西方國家“官方經濟學”中逐漸成為制定經濟政策的基調，而且在與新自由主義的論戰中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微觀基礎和總供給—總需求的框架，這與失去了往日的輝煌、愈來愈走進自由放任死胡同的新自由主義恰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吳先明，1997）。1990年代，克林頓就任美國總統以后，采取了積極推行國家干預經濟的政策，加強宏觀調控，將減稅改為增稅，調整發展戰略，增加對民用與開發的投資，其實質是凱恩斯主義（克林頓總統自稱走的是介于凱恩斯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之間的“第三條道路”）。
綜觀凱恩斯的經濟理論，主要內涵及政策主張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對于失業，凱恩斯認為除傳統理論所說的“摩擦失業”和“自愿失業”外，還有“不自愿失業”，若不加救治，這類失業將引發自下而上的革命。因此，他改變了傳統經濟學強調物價穩定的戰略目標，而主張把保證“充分就業”、消除經濟危機和實現經濟增長作為經濟政策的首要目標。其二，對于經濟危機及失業根源問題，凱恩斯歸結為由“消費傾向”、“資本邊際效率”、“流動偏好”三大“心理”和貨幣所決定的“有效需求”不足，而一國的就業水平恰恰取決于“有效需求”。他認為總需求是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之總和，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不足將導致總需求或“有效需求”不足。其三，對于如何實現就業均衡的問題，凱恩斯認為，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不存在自動達到充分就業均衡的機制，在自由放任的狀態下，資本主義總是存在“有效需求”不足，不能達到充分就業。為此，就需要擴大政府機能，對經濟進行干預。
可見，凱恩斯經濟學的基礎和核心就是“有效需求原理”。凱恩斯反復強調，“消費乃是一切經濟活動之唯一目的，唯一對象。就業機會必受總需求量之限制”[1，P91]，這是凱恩斯就業理論的出發點。鑒于在自由放任的社會狀態下，“非自愿失業”是長期存在的，而且單憑自發的供給和需求，或自發的儲蓄和投資的均衡所決定的“有效需求”不能實現充分就業，凱恩斯主張政府干預經濟，通過政府的決策來刺激消費、增加投資，實現充分就業。凱恩斯把增加和穩定就業的希望寄于增加和穩定投資上，但他不同意把投資完全委托私人資本家，而是主張實行“投資社會化”，由國家、政府來總攬。“僅僅依賴銀行政策對利率的似乎還不足以達到最適度的投資量。故我覺得，要達到離充分就業不遠的境界，其唯一辦法，乃是投資這件事情，由社會來綜攬” [1，p325一326]。
對國家總攬投資所需要的大量資金來源問題，凱恩斯提出以“舉債支出”，即推行赤字財政政策來解決。與此相適應，他拋棄了傳統自由經營論的貨幣數量論和物價穩定的理論，設計出一個“半通貨膨脹”理論:在就業不足的前提下，增加貨幣數量可以擴大社會支付能力、壓低利率，從而刺激消費、誘發投資，促使“有效需求”增加、經濟增長和就業穩定；在保持貨幣工資不變的條件下，用提高物價的辦法還可以消彌或緩解政府的債務壓力。
自1998年以來，中國政府實行的以增發長期建設國債（從1998年到2003年共計8000億元，今年又發行1100億元）、增加赤字、擴大公共投資為主要特征的積極財政政策其實質也是凱恩斯主義，目的是針對當時的有效需求不足。當時推行積極財政政策的原因之一，是基于實行的多項貨幣政策措施效果不顯著、中國經濟落入了“凱恩斯陷阱”之中的判斷，實行赤字政策可以將經濟拉出陷阱，然后再丟掉赤字“拐杖”（黃飛鳴，2003）。對此政策效果包括本人在內的許多學者曾做出過評價，詳情請參閱黃飛鳴（2003）、劉尚希和趙全厚（2002）、馬拴友（2002）以及劉國光（2002）和王美涵（2002）等。這里筆者不再贅述，而對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想從國有企業改革或改制的角度加以分析。二、國有改革（改制）的思想導向及評析
從擴大自主權和利潤留成算起，國有企業的改革已經走過了近20 年的。如何評價這項改革的成效？中國學家的主流觀點是，十幾年來的國有企業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或者說是失敗的。對中國經濟學家來說，這種不成功可以說是一個不容置疑的、人所共知的事實，并被絕大多數政府官員、企業經理、以及普通民眾所分享（張維迎，1997）。
羅先初(2004)認為從1990年代初開始，為優化和調整國有企業的產權體制，國家就積極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兼并、聯合、重組、破產、承包、租賃、經理人和職工持股等，推進國有企業改制。但從國有企業改制的效果來看，因還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在企業建立產權制度的，所以國有企業改制的目標還遠沒有實現。
這里我們應注意：國有企業“改革”與“改制”只差一個字，涵義卻相反了。按照中央的方針，國企改革的本意是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完善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將國企搞活、搞好。國企改革的正確方向，本來應當是形成足夠有力的國有財產保值增值機制，在這個前提下以一系列的制度建設來保障職工權益，減緩改革對原國有企業職工福利的沖擊。
而“國企改制”，是指我國對國有企業從產權制度入手進行的改革，是要改掉公有制，實行私有產權制度，將國企搞死，乃至消滅。請看近20年來的流行思潮的關注點：就是單純強調其它所有制成分的企業，企圖以此逐步縮小公有制企業的比重而使其消亡。對國有企業本身，它先是鼓吹“放權讓利” ，后是大力推進“產權交易”、不同所有制混合經營，最近幾年則以“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和“改制”為旗號，公然將國有企業逐出中國經濟活動的舞臺，實行少數人掠奪全國人民財富的權貴私有化。
最初的所謂“放權讓利”，將企業的一切大權都讓給廠長或經理一個人，不對其資金運作進行任何監督。結果是方便了國有企業的少數經理人員大肆進行在職消費，任意揮霍企業資金，甚至侵吞公有財產，不但造成了先于收入兩極分化的消費兩極分化，為上的財產兩極分化提供了土壤，而且使國有企業的財務運作陷入混亂，經營狀況越來越壞。許多暴富者由此而掘到所謂的“第一桶金”，而大批的國有企業則因此而衰敗。
由于至今為止我國沒有形成有效的國有財產保值增值機制，1990年代以來興起的國有企業辦“混合所有制企業”和“產權交易”的浪潮，實際上就變成了少數特權人物轉移資金以侵吞國有資本的手段。此后掀起了兩場運動：“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等于不準國有企業繼續經營，“改制”則更是明目張膽地實行私有化，而且基本上是以向少數特權人物白送國有財產的方式實行權貴私有化，讓少數人放手掠奪全國人民的財產。張維迎（1997）認為經過十幾年的改革，中國國有企業事實上在相當程度上已被個人以各種形式所“占有”。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把這種事實上的占有變成上的“所有”。就是十多年來這兩個階段的“國有企業改革”，不僅將許多國有企業送上了絕路，而且在一極喂養出了一個有驚人財富的暴富階層，在另一極斷送了大部分國有企業職工的生路，使他們墜入了貧困的深淵。
這里筆者無意于更多的評判國有企業“改革”或改制的是與非，僅想談談由此所造成的有效需求的不足問題。
三、國企改制與內需不足
有效需求的不足包括投資需求不足和消費需求不足兩個方面。
（一）國企改制造成的投資需求的不足。根據凱恩斯，總需求是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之總和，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不足將導致總需求或“有效需求”不足。因此，主張政府干預經濟，通過政府的決策來刺激消費、增加投資，實現充分就業。國有企業改制政策之一是其“退出競爭性行業”。誠如這一政策主張者所言，國有企業幾十年來一直使用著投資資金的最大部分，且常常帶來投資過度和經濟過熱。但是正因為如此，國有企業就一直構成了投資需求的主要源泉。非國有的鄉鎮企業和私營企業當然也熱衷于通過銀行貸款而造成投資需求，但是由于它們自有資金極為有限，商業化經營后的銀行害怕壞賬風險而不敢多貸款，因而從資金上限制了它們的投資需求。在這樣的環境下推行“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行業”的政策，等于強行下了一道“不要向國有企業投資”的禁令，只能導致投資需求大幅度減少，造成投資需求不足。
在當代經濟自由主義的時髦理論中，本來就不承認“壟斷行業”和“競爭行業”的差別。這意味著幾乎所有的行業都是“競爭性行業”，而“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行業”就等于國有企業從一切行業退出，等于消滅國有企業。在這樣一片“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行業”的鼓噪聲中，許多地方政府一刀切地強行要“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行業”，甚至本來生存得不錯的國有企業也強迫其“退出”（這有歷以寧“靚女先嫁”理論的作支持）。由于對這些還能經營的企業不能通過關閉來強制其“退出”，地方官員們就強迫其“改制”即私有化。這不僅造成了極大的分配不公平，而且造成了許多混亂和職工失業，也妨礙了資金的融通和投資需求的擴大。
在主流的理論思潮里，由于國有企業的產權不清晰，認為其必然虧損，進而認為向國有企業投資會增加國家的風險，因此而主張不向國有企業投資。不說這種論調在理論上是否站得住，就是在實踐經驗上也并非一定如此。在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20年過程中，許多國有企業有良好的業績并取得了巨大的發展。就是在這20多年中完全新建的國有企業，有許多也經營得極其成功。范例之一就是寶山鋼鐵公司和大連的華錄錄像機生產公司。它們的經營成功表明，只要有足夠的投資規模和嚴格而的管理，向國有企業的大規模投資是可以有利可圖的。在當前投資資金過剩（從2003年銀行存差額近5萬億元人民幣，城鄉居民存款11萬億元人民幣反映出來）而投資機會不足的環境下，我們需要考慮的是如何寶鋼等國有企業的成功經驗，加大國家對競爭性行業的投資，解決投資需求不足和下崗就業問題。
（二）國企改制引起的消費需求不足
近十幾年的國有企業改制，使企業的管理層與一般員工之間的財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進一步加劇，造成兩極分化。一方面是，企業管理層少數人掠奪全國人民財富的權貴私有化、國有資產流入私人腰包；另一方面是由于國企的幾千萬員工剝離（1998—2002年，國有企業下崗職工達2700多萬人，見2003年政府工作報告）。這種“剝離”，不僅意味著原國有企業的員工因失去工作和收入而“下崗”，也不僅意味著他們按西方國家的定義陷入失業境地，更主要的是意味著他們失去了任何社會保障，落入了被國家和社會完全拋棄的地位——他們往往被迫以幾萬元甚至幾千元就“買斷”了工齡，從此政府就擺脫了向他們提供養老金的義務，這在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社會保障資金嚴重不足，使這些被“剝離”的原國有企業員工在將來可能得不到養老保障。
筆者認為造成我國社會保障資金嚴重不足也是起因于國有企業改制。十多年來“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和“改制”兩個階段的國有企業“改革”，不僅將許多國有企業送上了不歸路，而且在一極喂養出了一個有驚人財富的暴富階層，在另一極斷送了大部分國有企業職工的生路，使他們墜入了貧困的深淵。國企改革20多年來，國有企業職工的人數一直沒有增加，最近幾年還大幅度地減少國有企業職工，使領取養老金的退休人員越來越多，這不能不增加每個在職職工負擔的領取養老金人數；又由于每個國有企業職工創造的增加值相對于社會平均水平增加緩慢，而他們繳納的養老保險費只能來自于這個增加值扣除工資以后的余額，這就使每個國有企業職工能夠繳納的養老保險費相對于社會平均水平越來越低；再加上1990年代某些部門和企業大幅度提高了退休人員的養老費，在當前實行現收現付制的社會保障體制下，造成社會保障資金缺口越來越大。
20多年來的國企“改革”方案都想盡量減少有權享受社會保障的職工人數，而無權享受社會保障的職工也沒有義務繳納社會保障費，這使我們面臨社會保障資金來源越來越少的尷尬。因為至今為止社會保障資金的主要來源還是國有企業。那些消滅國有企業的政策更是會使我們馬上面臨得不到社會保障資金的困境。以“改制”的名義廉價“出售”國有企業，在“出售”的招牌下白送國有財產給少數個人。這樣造成的國有財產流失不僅加劇了分配的不平等，而且減少了未來可以出售以彌補社會保障基金不足的國有財產。
根據乘數原理，積極財政政策政府投資的作用效果與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相關，只有增加就業、增加居民收入、穩定居民對未來收支增長的預期，使邊際消費傾向增大和穩定，才能發揮財政投資支出的乘數效應。然而，國企改制人員剝離，不但沒有擴大就業規模，相反失業率逐年提高，城鎮登記失業率2001年3.6%，比上年提高0.5%個百分點，2002年為4%，2003年為4.5%，加上隱蔽性的失業，中國失業率已經相當高。根據奧肯定律，失業率的上升會導致實際GDP的下降，美國的經驗數據是失業率每上升1%實際GDP下降2%。此外，就業制度、醫療保險制度、社會保障制度、住房制度、制度以及糧棉流通體制等各項改革，加大了居民對未來收入和支出增長不確定的預期，根據袁志剛等（1999）的，對未來收支的不確定性是居民增加儲蓄、減少消費的主要原因，城鄉居民邊際消費傾向嚴重下降，財政投資的乘數效應微乎其微，擴大消費需求的目標難以實現。而在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消費的權重最大（約占60％左右），經濟增長根本驅動力是最終消費。從中國目前經濟狀況，是需求總量不足，特別是消費需求不足，邊際消費傾向低，消費量增長慢，致使投資乘數變小，加速系數也變小，積極財政政策效應發揮不出來，這也使經濟增長的目標也難以實現。
四、簡短結語
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論及其政府干預經濟的政策主張在1950、60年代的西方國家曾獨領近30年，“滯脹”的出現也曾使其被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擠出了西方國家“官方經濟學”的舞臺。但吸收融合了自由主義的成果并建立了微觀基礎的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崛起、又使凱恩斯主義在近十幾年來得以復興，重新占領了西方國家主流經濟的寶座，也成了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制定經濟發展政策的理論基石。中國自1998年以來實行的積極財政政策，發行特別建設國債，搞政府主導的公共投資，即所謂的赤字財政策來擴大國內需求、帶動經濟增長，就是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
中國近些年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因素引起的。筆者從國有企業改制的角度來分析，認為十多年來尤其是最近幾年推行的國有企業名為改革實為“改制”是中國內需不足的根源，國企改制直接帶來投資需求的減少，造成投資需求不足；國企改制大量原國企人員下崗失業，收入銳減，保障降低，又導致居民儲蓄增加、消費減少，造成消費需求不足，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積極財政政策的作用效果。因此筆者建議國有企業改制應慎重，國有企業改革應調整方向，回到使國有財產保值增值，并保障處于弱勢的廣大職工權益的軌道上來。
這樣論述，筆者無意于否決國有企業改革或是阻礙國企改革的進程（當然也阻礙不了），但對國企改革的方向應須做出調整，基于產權改革的所謂國企“改制”必須調整，應關注工人階級的利益，保障職工權益，減少改革對原國有企業職工福利的沖擊。：
[1]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M].商務印書館，1997，第91、325一326頁.
[2]托賓.宏觀學的當前爭論:四個流派[J].哈佛大學校友會通訊，1990.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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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作用范文
關鍵詞：經濟法；國家干預
社會經濟不斷發展造成市場經濟分為：其中一種是國家進行調節、彌補市場缺陷的干預主義經濟觀，一種是重視市場自我調節而反對國家調節的自由主義經濟觀。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開放，自由主義經濟觀念已不能很好地解決市場經濟中出現的問題，因而導致國家干預觀念的產生應用。
一、現代經濟法的產生
在人類社會生產與交換中產生了市場。市場的產生意味著各種經濟關系的出現，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相繼出現壟斷組織，損害消費者利益、破壞市場秩序，于是在1929年，全球市場經濟出現崩潰，市場出現嚴重失靈，社會動蕩不安。正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不少經濟學者進行反思，市場這只無形的手的調節作用是否已經跟不上經濟飛速發展的步伐，那么是否應該由國家干預的經濟政策來緩解市場失靈的經濟危機。于是，國家干預經濟的理論逐步成為現代經濟法的核心觀點。
二、經濟法角度下的國家干預觀
（一）國家干預的形式是法律干預
現代經濟的經濟法的歷史使命往往在于對市場失靈的救濟，對市場機制運行過程中的經濟關系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調整。事實上，經濟法也就是國家與市場的關系之法，除了市場失靈需要法律法規調整外，國家干預超過了一定限度也會發生政府失靈的現象，此時，經濟法也是調整政府失靈的重要保障。經濟法是國家干預市場的手段，有兩方面法律關系的主體，一方主體是國家，也就是管理者、干預者；另一方主體則是市場經濟主體，他們是被管理者、預者，這兩方面的主體都受到經濟法的約束，是經濟法本質的體現。
經濟法對市場的干預是法律的干預而非政府權力的干預，盡管經濟法在性質上有一定的強制性，但絕不是國家或政府為干預經濟而頒布的“實質上的行政法”。經濟法所調整的國家與市場經濟主體間是一個相對平等的關系，國家干預經濟過度的情況下發生政府失靈。由此可見，權力歸結于政府往往會導致政府權力膨脹、政府濫用權力等，這些反而形成了影響經濟運行的新障礙。
確定以法律的形式干預市場經濟，要建立完善的經濟法律制度，經濟法律制度要全面的覆蓋市場經濟的范圍，在市場機制無法調節的關鍵時刻，政府充分利用經濟法律制度的武器解決難以協調的經濟關系。
（二）市場需求是國家干預的生成動因
經濟法產生的原因主要是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由于市場自身的自目性、自發性而引發市場機制不可協調的經濟矛盾，這時，則需要國家采取不同于傳統民商法中的相關規定，以防止市場失靈和保障社會公共利益為目標的新的政策，該新的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規范，也就是經濟法的生成。因此，經濟法的生成動機就是市場需求。
有些學者認為，經濟法的生成來自于國家主動干預經濟的主觀意圖，事實上，國家干預經濟是通過經濟法的形式進行，盡管表面上來看，在市場失靈的情況下，國家進行及時有效的干預可以緩解危害結果，但本質上來講，國家干預還是以法律干預的形式進行。也就是說，先有了得以調整經濟關系的經濟法，才有國家干預的情形，經濟法的生成還是來于市場需求。
三、對國家干預經濟的哲學思考
（一）消除我國市場失靈的手段探索
經濟法調整的是由于市場競爭中形成的盲目性、壟斷性的社會關系，由于市場的盲目性，則需要政府進行宏觀調控，使得市場經濟可以有序發展；由于市場的自發性容易形成壟斷性組織，則需要政府進行市場調節，加強市場的自由競爭。于是，經濟法主要劃分了兩個部分：市場競爭法與宏觀調控法。
眾所周知，市場經濟主體都希望可以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們會不斷地壓縮成本甚至不惜犧牲社會公共利益來實現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市場失靈主要是源于各個經濟主體間利益的失衡，對于這樣的市場失靈現象要通過市場競爭法的正確指導，改變各個經濟主體間的偏好結構，對各經濟利益主體進行協調。經濟法借助公權力，直接對市場經濟主體的私權利進行控制，使資源配置更為合理，確立良好的市場競爭秩序。
（二）對克服我國政府失靈的方法思考
經濟法是規范市場經濟的強制性法制，是對經濟自由的限制，也是對經濟發展的保障。但由于干預的強制性，如果國家干預超過了警戒線，就會導致更為嚴重的結果-政府失靈。一旦政府失靈，經濟法所體現的立法宗旨也會變成一紙空談。
這就要求我們，在引入國家干預彌補市場失靈時，要把握好政府行使權力的程度，干預是否對市場經濟的運行起到促進作用，干預的程度會不會引發市場新的問題。事實上，政府在進行宏觀調控時，能夠恰好地使市場機制發揮其應有的功能，并且能夠確立良好有效的競爭秩序，這對市場經濟來說則是適當的干預。另外，國家干預經濟最好的手段是法律，特別是作為經濟自由實現保障的經濟法。市場自身的自發性、盲目性是市場失靈的根源，這就需要公權力的干預，而公權力過度又會導致政府失靈。所以，我國在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同時，必須處理好對國家干預程度把握的問題。因此，國家干預必須保持與市場需求一致。
四、結語
總之，經濟法是國家干預經濟活動的一種法律形式，不僅要達到彌補以及矯正市場失靈的現象，同時也要緩解政府權力的失靈現象。在經濟活動中，它不僅約束市場主體也約束政府行為，為現代市場經濟的運行提供基礎保障作用。
作者：劉靜
第9篇：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作用范文
經濟學思想在西方行政法治理論的演進歷程中起了不容忽視的重要作用，經濟自由主義只能產生警察行政法觀，國家干預主義可以產生福利行政法觀。而當代行政法是實質的服務行政法，服務與合作是其人文精神，增進社會福利，謀求公共利益最大化，全面提高人民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其價值追求。
「關鍵詞行政法治理論行政權力政府干預市場機制
西方國家的文化是多元的，西方行政法治理論的思想基礎也是多元的。時代的發展、行政法的演變需要我們以更廣博的視角來審視西方行政法治理論的發展歷程。我們在關注其哲學基礎、法理學基礎的同時，亦不能忽視經濟學思想在其發展過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事實上，政府與市場關系問題是行政法學和宏觀經濟學所共同關注的一個基本問題。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經驗表明，盡管“市場失靈”和對公平的關注提供了政府干預的經濟學基礎，并由此誕生了凱恩斯的政府干預主義和福利經濟學，但市場的不完全和信息的不對稱等同樣導致“政府失靈”，而試圖以政府替代市場的做法將要付出更大的代價。市場失靈置換了市場萬能的觀念，政府失效拒斥了國家的神話。可見，沒有一個有效的法治政府，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是不可能的。特別是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更是促使我們再次思考這樣一些問題：政府的作用是什么，它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以及如何更好地去做這些事情。因此，如何在尊重市場邏輯的前提下建設一個有效的法治政府已成為全世界重新關注的焦點。本文擬從宏觀經濟學的角度闡釋西方行政法治理論的發展歷程，洞察其歷史脈絡及深層次的發展規律，并窺探其發展趨勢。這對于政府角色的重塑，政府功能的重新定位以及新世紀我國行政法的發展和完善都具有極為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經濟自由主義與警察行政法觀
17～19世紀是資產階級奪取并鞏固政權，發展資本主義的時期。在這一時期，資產階級尚未擺脫封建統治陰影的籠罩，深感喪失自由和財產的恐懼。因而，他們要求取消一切不利于資本主義發展的限制措施和政策，論證并且實現經濟自由，促進資本主義經濟的迅速發展。人們深信“最好的政府，最少的管理”。這使得在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期，各國無不圍繞“行政權力”構建本國的行政法律制度。在素有“行政法母國”之稱的法國，19世紀70年代以前，行政法治理論基本上是以拉菲利埃（E.Laferriere）提出的“公共權力說”為主流。按照“公共權力說”，行政行為被區分“權力行為”和“管理行為”，前者是行政機關在立法機關的授權下執行國家意志的一種行為，受行政法約束，并接受行政審判權的監督；而后者則是行政機關作為社會生活的參與者和組織者而為的一種行為，屬于私法范疇，接受司法審判權的監督。通過這種區分，行政法的主要任務被確定為劃分公共權力與私人失誤之間的界限，并對超過這一界限的“越權行為”予以制裁。這樣，行政權的作用便被局限于國防、外交、警察和稅收等以“權力行政”為特征的狹小范圍。“公共權力說”確立后，影響到整個大陸法系國家的行政法理論。我們可以把這一時期的行政法治理論稱為“警察行政法觀”。
這種行政法治理論不僅是當時生產關系狀況的反映，而且也與當時的主流經濟學———新古典學派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想相一致。以亞當。斯密（AdamSmith）為代表的新古典學派將整個經濟系統分為商品市場、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以及國際貿易、政府預算、居民收支等緊密相聯的組成部分。“看不見的手”并不是簡單地調節其中某一個市場，使其實現供求平衡，而是通過價格信號同時對整個系統發生作用。任何一個外來沖擊，如某種商品的價格或數量的變化，某項政府政策的變化，都會通過各種渠道傳遞到系統的每一部分。如果商品市場、勞動力市場和資本市場同時達到均衡的話，這就是“一般均衡”（GeneralEquilibrium）。如果外來的沖擊破壞了初始的均衡狀態，那么，“看不見的手”將通過價格調整，使其轉向另一個均衡。
新古典學派強調市場機制的作用。他們認為，政府的干預很可能會阻礙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給經濟系統帶來扭曲，從而造成社會福利的損失。有了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就不需要政府干預了。但是，新古典學派并不完全排斥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他們主張建立一個嚴正的司法行政機構，把政府的活動限制在一定范圍之內，即政府應當保證發展生產、公平貿易和積累財富的外部環境，并且向社會提供那些私人所不能提供的公共產品（publicgoods）。①于是，政府甘居幕后，扮演“警察”的角色，擔當起社會“守夜人”，行政職能集中于“秩序行政”，即保障國家的安定、社會安寧，維護私有財產權和契約自由。
二、國家干預主義與福利行政法觀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不斷發展壯大的資本主義創造出了比以往任何社會都要豐富的物質財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由自由競爭發展為壟斷。資本主義制度嚴重地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周期性經濟危機開始頻繁爆發。與此同時，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日益頻繁，社會關系更趨復雜，社會形勢的變化更趨迅速，但個人的生存能力卻受到社會的嚴重制約，就業、教育、衛生、交通以及環境等都已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為了解釋經濟危機以及一系列社會問題產生的原因，經濟學家們開始更多地關注對整個國民經濟活動的研究。在這一時期，新古典學派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想開始受到挑戰。在法國經濟學家瓦爾拉（L.Walras）的均衡理論和均衡分析方法的影響下，瑞典經濟學家繆爾達爾（K.G.Myrdal）和林達爾（E.R.Lindahl）提出了動態均衡理論，以德國經濟學家施穆勒（G.V.Schmoller）為代表的新歷史學派和以美國經濟學家凡勃倫（T.B.Veblen）為代表的制度學派也相繼產生。在宏觀經濟政策方面，上述理論與經濟自由主義截然不同，它們主張政府應對經濟進行干預，強調政府在調節和管理經濟中的作用。在政治方面，它們宣揚階段利益調和，迎和了資產階級加強統治的需要，因而對當時西方各國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②于是，在西方國家，行政權的作用范圍開始拓展。政府在實施有限的間接調控的同時，也開始少量地直接投資，從事教育、衛生、交通以及公共事業等方面的活動。在這些活動中，典型的“權力”特征已經很微弱。但這些活動又是以公共利益為目的，不同于私人行為，因而不受民法規則支配而適用行政法規則。在這種形勢下，法國行政法上傳統的“公共權力說”開始動搖，以狄驥（L.Duguit）為代表的波爾多學派提出了“公務說”。“公務說”認為，“行政法是公共服務的法”，行政行為也是“以公共服務為目的的個別。”③按照這一標準，行政主體直接以滿足公共利益為目的的活動都是公務行為；行政主體與相對人之間的關系是一種服務與合作的信任關系；政府的服務是一種通過執行法律為公眾提供的服務即公務，因而服務與合作關系就是一種公務關系；公務構成了行政法的基礎，行政法將隨著公務的需要而變化。“公務說”產生后，對大陸法系國家以及一些其他國家的行政法都產生了影響。從此，發生了西方行政法治理論發展史上的偉大變革。
到了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爆發于1929～1933年的世界性經濟危機，給整個資本主義體系帶來了致命的沖擊。這次經濟危機的時間之長、程度之深都大大超過了人們的預期。按照傳統的新古典宏觀經濟理論，無論經濟繁榮或衰退，政府都不應當積極干預經濟活動，“看不見的手”會自動把經濟導向穩定狀態。可是，這只“看不見的手”并沒有把資本主義國家從經濟危機中拯救出來。面對嚴峻的挑戰，政府顯得軟弱無力。資產階級理論家們認識到，對這種社會形勢，除了政府之外，沒有任何一個組織或個人能夠應付，政府的角色有必要重新塑造。
時代呼喚出來一個全新的經濟理論———政府干預主義。凱恩斯（J.Keynes）在1931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中，系統地提出了政府干預經濟的政策主張。凱恩斯認為，完全的市場機制是“看不見的手”充分發揮作用的基礎。但是，在現實生活中關于完全市場機制的假設往往并不存在。信息不對稱、交易成本、經濟行為的外部效應以及交通運輸約束等情況的存在，使得市場機制失靈（marketfailure）。凱恩斯認為，周期性經濟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他用“消費傾向”、“資本邊際效率”和“流動偏好”三大心理規律來解釋這一命題，并指出在自由放任的經濟中必然會產生有效需求的不足。按照凱恩斯提出的“有效需求原理”，在小于充分就業的情況下，只要存在著一定量的總需求，就會產生相應數量的總供給。既然“看不見的手”不能有效地對市場進行調節，那么就應當讓政府擔當起調節供求關系的責任。據此，凱恩斯認為應當放棄主張自由放任、無為而治的新古典經濟學，在市場失靈的情況下，國家應當積極地干預經濟，擴大政府職能，刺激投資和消費。同時，他認為政府直接投資不僅可以彌補私人投資的不足，以維持國民收入的應有水平，而且政府每增加一筆凈投資，還可以通過乘數效應帶動私人投資和消費，使國民收入量比最初的凈投資額有成倍的增長。因此，凱恩斯“希望國家多負起直接投資之責”。④總之，政府的責任就在于運用各種政策以糾正市場失靈，保證資源優化配置，撫平經濟周期波動的創傷，促進經濟發展。只有政府為社會發展提供全方位的服務，才能使公共利益最大化。
后來，這一理論發展為凱恩斯主義，成為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官方經濟學”。于是，行政權力開始大舉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隨著資本主義由一般壟斷階段過渡到國家壟斷階段以及各國經濟的恢復和高速發展，行政權也日益膨脹，行政立法大規模出現。在社會生活中，行政權的作用已是無所不在，無時不在，以促進公共福利為目的行政服務功能得到了極大的發揮。面對新形勢，“福利國家論”應運而生。盡管隨著“福利國家”等現象的出現，“公務說”已不能全面界定行政法的外延，出現了行政法理論基礎多元論的局面，但行政法理論中服務與合作的基本精神并未改變，即提供“從搖籃到墳墓”的服務，給相對人以“生存照顧”是行政主體的職責；享受服務、得到“福利”是相對人的權利。在這一時期，行政主體與相對人關系的主體范圍不斷拓展。同時，因分享公共利益而形成的關系以及因行政事實行為引起的關系也都被納入行政主體與相對人關系的范圍。西方行政法治理論甚至開始將行政主體與相對人關系的觸角伸向了傳統的民法領域。總之，這一時期行政法理論的中心思想是：只有不斷地縮小市場機制作用的領域，擴大行政權力作用的范圍，才能為相對人提供更為廣泛的服務，公共福利才能實現最大化。因而，我們可以稱之為“福利行政法觀”。
三、政府干預主義的困惑、修正及西方行政法治理論的重構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凱恩斯的政府干預主義風光了幾十年。一直到70年代初，普遍奉行政府干預主義的西方各個工業發達國家的經濟穩定增長，并沒有遭遇到較嚴重的經濟危機。但是，70年代以后，西方各國的經濟卻遇到了麻煩———“滯脹”現象，即高失業與高通貨膨脹并存。盡管各國政府按照凱恩斯的主張采取了各種藥方，但是經濟衰退仍越來越嚴重。對此，凱恩斯的政府干預主義既不能在理論上給以解釋，又不能提出有效對策。特別是70年代“雪上加霜”的兩次石油危機以及“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更是動搖了政府干預主義的基礎。于是，主張經濟自由、減少政府干預的新經濟自由主義學者對凱恩斯的政府干預主義展開了尖銳的批評。西方各國也相繼放棄政府干預主義，而選擇經濟自由主義為制定政策的指導原則。到80年代末期，過度的放任自由導致西方國家的經濟又一次出現衰退，國家干預主義重新得勢。
看起來，似乎新古典學派主張的經濟自由主義與凱恩斯學派主張的政府干預主義在經濟學舞臺上是“你方唱罷我登場”。但是，無論是新古典學派還是凱恩斯學派，都在不斷地汲取對方的長處，修正自己的觀點。例如，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P.Samnelson）把自己的學說稱為“新古典綜合學派”或“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1985年以后又改稱為“現代主流經濟學新綜合”。又如，克林頓政府強調政府干預，不過克林頓政府的政策并不是片面地強調增加需求，而是采取既強調需求方面，又強調供給方面的兩手政策。克林頓也認為，自己的經濟政策既不是新經濟自由主義，也不是政府干預主義，而是一條結合兩者長處的新道路。⑤總之，兩大學派的融合反映了西方宏觀經濟學正在加深對客觀規律的認識，探尋政府權力作用的最佳范圍，整個資本主義也“幾乎在不知不覺中，演變成保持公私兩個方面主動性和控制權的混合經濟。”⑥面對宏觀經濟理論各派林立，爭論不休，國家政策頻繁變動的新情況，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的西方行政法治理論也表現出了應有的適應性和靈活性，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行政權作用范圍的有限縮小。學者們認為，在現代社會，政府并不是唯一的“公共體”：“公共產品”除了可由行政主體提供外，還可以由其他公共體———社會自治組織提供。這是因為，非政府的社會公共體行使公共權力，可以避免或減少行政國家異化的許多弊端，如腐敗、低效率、濫用權力等。而且由于它更貼近公眾，公眾可更直接地參與其運作和更直接對之進行監督。除此之外，學者們也認為，過分強調為公眾提供全方位的“生存照顧”會使人的生存能力和創造能力退化；行政權的過度延伸不僅不會使公共利益進一步擴大，而且還會對其產生抵銷作用；應該重新重視市場機制激勵作用，“只有在個人無力獲得幸福時，才由國家提供服務。”⑦因此，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紛紛對行政權重新估價，放松政府管制而加大市場調節的力度。政府也將一些政府壟斷項目轉到市場競爭領域，或者引入市場機制到公共領域適用。于是，國家行政、社會公共行政的結合和對私人力量的利用便構成了維護、分配和發展公共利益的多元力量結構。⑧第二，行政強制的弱化。西方學者認為，行政行為既然是一種服務，在相對人能自覺合作的情況下，也就是在公共利益能夠實現的情況下，也可以不運用強制性的行政行為，而運用一些非正式、非強制的行政行為來服務。并且，傳統上以“公權”和“強制”為特征的行政行為的性質及形式，都需要重新界定和概括。這種觀念上的變化在行政法上便反映為：一些新的行政行為形式或者原來在行政法領域中不甚重要的行政行為形式，如行政合同、行政指導、行政規劃、行政給付和行政私法等，已經或者將在行政中發揮新的或者更重要的作用。行政合同和行政規劃在法國，行政指導在日本以及行政給付在瑞典等都已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行政法制度。這些行政行為形式中既包含了行政主體的意思表示，又體現了相對人的意志，既有行政權力的因素，又有市場自由的精神。它們所具有的應急性、簡便性、溫和性和實效性等特點，也正是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
第三，行政程序法治理念的增強。學者們普遍認為，新時期行政法治不僅應重視服務的結果或已發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行為，而且還應強調行政程序，即服務與合作的過程。通過行政程序，擴大行政民主，調動相對人對服務的合作或參與，增進行政主體與相對人之間的相互溝通和信任，使行政主體的意思表示融合相對人的意志，使行政行為具有公正性、效率性、準確性和可接受性，以避免行政權在其作用領域中的濫用，行政主體與相對人之間因對抗而致使公共利益遭受損失。而行政強制的弱化，行政程序法治觀念的增強，必然會促使行政效率的提高，公共利益的實現。為此，開始于20世紀60年代的行政程序法典化浪潮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以后仍然方興未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