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政策的基本理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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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貨幣政策的基本理論范文

關鍵詞 新古典綜合派宏觀財政政策

一、新古典綜合學派的概述

新古典綜合派是在二戰以后,以薩繆爾森為代表的一批美國經濟學家的努力下,逐漸形成了的宏觀經濟學。所謂的“宏觀經濟學”是在凱恩斯基本理論基礎上的最新研究成果被綜合在一起而形成了。而傳統的經濟學理論,包括價格理論,消費理論,生產理論,市場理論以及分配理論和一般均衡理論與福利經濟學則被冠以“微觀經濟學”的名稱。

新古典綜合學派是繼“凱恩斯革命”之后起初最有影響力的凱恩斯學派,又先后自稱“后凱恩斯主流經濟學(Post-Keynesian Mainstream)”和“現代主流經濟學新綜合”。

反映這個學派理論觀點的代表著作是薩繆爾森的《經濟學》。在經濟政策上,主張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調節總需求,以減少失業、抑制通貨膨脹。在經濟制度方面,主張混合經濟論,即公私機構共同對經濟施行控制①。

二、當前國內外經濟形勢

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金融危機對各經濟體都造成了不可低估的沖擊。受其影響,經濟已告別“高增長、低通脹、貿易流量大幅增長”的黃金時期,經濟增長減速、就業壓力加大與貿易保護抬頭使各國步入“多事之秋”。 美國第四季度GDP下降了4.5%,剔除貿易的貢獻,內需增長下滑顯著,個人消費和投資等降幅都比較大,制造業遭遇到近30年來最為嚴重的衰退,新的訂單和產量也降到了1948年以來的最低谷。與美國相似,歐盟經濟前景堪憂,日本經濟也添內憂外患,新興市場經濟體增長明顯放緩②。在這場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嘯中,中國也不能幸免。我國的GDP已增長放緩,已從以前的兩位數增長跌落至個位增長③。

三、從新古典綜合學派角度評析我國當前財政政策

從新古典綜合學派的角度,在凱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論和擴張性財政政策思想的基礎上,新古典綜合派進行了兩個方面的創新。一是主張采取“逆經濟風向行事”的財政貨幣政策,以減少經濟周期對經濟發展的不利影響。

我國目前處在全球經濟衰退的背景下,經濟增長下滑的威脅正一步步逼近我國。現階段我國應該通過主動的政策選擇,從需求、供給、制度改革等多個角度入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正如當下熱議的四萬億投資擴大內需之事:

一是加快建設保障性安居工程。二是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三是加快鐵路、公路和機場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四是加快醫療衛生、文化教育事業發展。五是加強生態環境建設。六是加快自主創新和結構調整。支持高技術產業化建設和產業技術進步,支持服務業發展。七是加快地震災區災后重建各項工作。八是提高城鄉居民收入。九是在全國所有地區、所有行業全面實施增值稅轉型改革,鼓勵企業技術改造,減輕企業負擔1200億元。十是加大金融對經濟增長的支持力度④。

新古典綜合學派的第二個創新是主張在經濟上升期實行赤字預算、發行國債,刺激經濟快速增長。當前我國四萬億擴大內需資金的來源,中央政府承擔11800億,其它近三萬億。

由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各有特點,作用的范圍和程度不同,因此在使用哪一項政策時,或者對不同的政策手段搭配使用時,沒有一個固定的模式,所以政府應根據不同情況,靈活地決定。 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關系方面,新古典綜合派有兩個基本主張:一是財政政策比貨幣政策更為重要。二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應“相機抉擇”。

新古典綜合派又提出運用多種政策工具實現多種經濟目標。實現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微觀化。即政府針對個別市場和個別部門的具體情況來制定區別對待的經濟政策。這樣可以避免宏觀經濟政策在總量控制過程中給經濟帶來的較大震動,使得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和調節更為靈活有效。例如,財政政策在穩健的前提下可采取有針對性的結構性松動措施。如大幅度增加對農業、農村基礎設施、社會保障及社區醫療等薄弱環節及弱勢群體的支出,尤其要加大對災后重建以及中西部縣域基礎設施的投入力度;繼續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的同時提高稅率水平,這樣也有利于緩解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擴大。

參考文獻:

[1]潘醒東.論新古典綜合學派對凱恩斯經濟學的發展.阜陽師范學院學報.2005.3.

[2]馬宏范.當前國際金融危機與中國財政政策選擇.經濟研究參考.2009.7.

第2篇：貨幣政策的基本理論范文

[關鍵詞]西非貨幣聯盟貨幣合作區域合作

一、引言

區域貨幣一體化是一定地區的國家為建立相對穩定的貨幣區域而進行的貨幣協調與合作，其最終目標是組建一個由統一的貨幣管理機構發行單一貨幣、執行單一貨幣政策的緊密的區域性貨幣聯盟。

迄今為止最成功的區域貨幣一體化就是歐洲貨幣聯盟。因而，借鑒歐洲貨幣一體化的成功經驗，促進西非貨幣聯盟的發展，探索非洲區域貨幣協調與合作前景就顯得十分迫切和必要，這將對西非區域政治經濟合作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目前，西非共同體正在研究起草一個關于統一流通貨幣區域的草案。基于對貨幣一體化基本理論及西非貨幣一體化研究的綜述，本文介紹了西非貨幣一體化歷程及其架構，接著對貨幣一體化進程中所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最后提出了對西非貨幣一體化的政策建議。

二、文獻綜述

1.貨幣一體化基礎理論綜述

最優貨幣區理論。RobertMundell最早明確提出最佳貨幣區理論，主張用生產要素的高度流動性作為確定最佳貨幣的標準。按照他的提法，所謂“貨幣區”是指由不同國家或區域組成，實行單一貨幣或雖有幾種貨幣但相互之間匯率永久固定、對外統一浮動的貨幣聯盟區。

最佳貨幣標準理論。1963年，RonaldMeKinnon提出以經濟的高度開放性作為確定最佳貨幣的標準。麥金農將社會總產品區分為可貿易商品和不可貿易商品，經濟開放性與可貿易商品在社會總產品中的比重成正相關關系，該比重越高，經濟越開放。PeterKenen于1969年提出以低程度的產品多樣性作為形成一個最佳貨幣的標準。與蒙代爾一樣，凱南的建議是建立在國際收支失衡是宏觀經濟需求波動的主因這一假設之上的。他認為，一個產品相當多樣化的國家，出口也是多樣化的。因此，高程度產品多樣化性的國家可以承受固定匯率的后果，而低程度產品多樣性的國家則不能，它們適宜采用匯率靈活安排的獨立(最佳)貨幣區。針對以上實物標準分析無法圓滿解說最佳貨幣區理論的情況，JamesIngram于1969年指出，在決定貨幣區的最優規模時，有必要考察一國的金融特點(而不是真實的特征)。伊格拉姆的金融高度一體化標準只強調了資本要素的流動，但資本要素的流動不一定能成為國際收支的一種有效調節機制，而且，他還忽視了對經常賬戶考慮。

2.西非貨幣一體化研究綜述

從一定程度上說，貨幣區的概念建立于發達國家的經驗之上。Devarajan和Demello(1957，1990)以及Guillaumont(et.al.1985)是眾多對發展中國家研究最優貨幣區理論的典型代表，這些有關于法郎區的西非法郎的研究，如DEVARAJAN和DEMELLO的研究，其的在于比較法郎區國家與一組非法郎區國家在GDP增長比率上的區別。結果表明在20世紀70年代，由于強有力的貨幣聯盟，法郎區國家的GNP增長明顯比非法郎國家快得多。但是，研究結果同時表明CFA貨幣聯盟的職能并不是盡善盡美。Devarajan和Demello的研究認為法郎區國家的發展，尤其是匯率貶值引發的。另外一個與之相關的調查來自Guillaumont，他運用了比較分析和動向分析方法，評價了現存的貨幣聯盟。然而Jenkins和Thomas將注意力放在南非國家對貨幣聯盟的準備工作上，他們測出由于該地區國家集中，宏觀經濟易變，所以推斷該地區尚未為貨幣聯盟做好準備。西非國家有許多對建立貨幣聯盟潛在影響的測試，其中大部分是以歐盟的經驗為基礎。

三、西非貨幣一體化進程中存在的問題

1.各國經濟結構普遍單一，國民經濟有增長無發展

盡管法郎區與非法郎區經濟近幾年來持續增長并且中長期前景被看好，但是并不能以此斷定西非經濟己處在不再下滑的拐點，其基礎依然非常脆弱。克服和擺脫不發達、消除貧困，仍是非洲各國面臨的長期任務。影響非洲經濟發展的幾大不利因素仍將長期存在。勞動力素質低，基礎設施滯后，從而嚴重抑制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難以提高。另外，巨額外債、艾滋病蔓延、內戰等隱患也嚴重抑制了經濟持續發展的能力。最為重要的是，盡管西非經濟從1996年開始持續了9年的增長勢頭，但是這種低速增長的態勢仍不足以提供西非人民擺脫極度貧困所需要的動力，嚴峻的貧困現象成為中西部非洲經濟的持續增長的障礙。

2.次區域內貿易和投資發展緩慢，統一要素市場有待完善

西非地區與歐洲地區在國家間組織模式、經濟相互依賴程度方面有所不同。西非地區成員國經濟落后，結構相對單一，工業化程度低，國內和地區內部各生產部門之間缺乏相互依賴關系，各國經濟互補性差，制約著地區貿易的進一步發展。非洲內部貿易的不算太大的規模及其固有的內部支持的缺乏，就顯出對外貿易對聯盟的重要性。非洲的貿易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外部依賴性。盡管在非洲簽署了許多地區性貿易協議，在次區域范圍內可能建立了自由貿易區，但還并沒有像歐洲那樣在全洲范圍內建成一個統一的商品與要素大市場，這使得西非貨幣聯盟匯率制度的基礎還不夠完善。

3.金融市場不發達，銀行體系不完善

由于西非金融系統僅包括個別的金融中介及那些缺乏資本、急需銀行監管的金融機構，這使得銀行很難達到規模經濟所要求的規模。這些不完善的金融體系不僅造成金融部門效率低下，并且使政府消除金融波動的能力非常有限。西非金融市場發展滯后，這不僅與非洲的整體經濟發展水平落后有關也與西非國家獨立30多年來所實行的金融政策有關。

4.國家間缺乏一個超國家機構進行政策協調

西非法郎區和非法郎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因此若建立一個超國家的貨幣機構，使成員國商討得出的共同貨幣政策滿足所有成員國的利益，那么這個貨幣政策就必須向基礎設施最差的成員國傾斜。至今西非還沒有建立具有國際主義精神、能犧牲各個國家局部利益從而確保全局利益的超國家機構，制定、執行統一的貨幣政策和區域結構政策，協調、監督各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所以西非至今仍缺少強勁的動力去促使各國形成政策協調、融合。

5.財政紀律的嚴格執行存在困難

在西非的法郎區與非法郎區國家，其財政政策協調的模式基本上與歐盟相似，均規定一定的經濟指標或是設立合作基金。但是由于其經濟發展水平的低下以及成員國間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其真正意義上的政策合作也沒有正式展開。總的來說，西非的財政合作尚處于初級階段，稅收大權依然主要掌握在各國政府手中，各國財政與聯盟共同財政同時存在。

四、政策建議

西非貨幣金融合作目前處于第一個階段向第二個階段過渡一匯率合作階段，屬于較高形態的貨幣合作。鑒于西非經濟發展程度和經歷的貨幣危機，西非貨幣金融合作只能走循序漸進的道路，具體應該把握以下幾點：

1.促進兩個次區域的密切關系

進一步密切兩大區域間的經濟聯系，并以此推動地區經濟一體化的展，在適當的時候將東南非經濟共同體和北非一些國家包括進來。非洲法郎能否取代南非蘭特作為非洲貨幣聯盟中的單一貨幣，這是和西部非洲貿易和投資一體化密切相關的，通常貨幣區成員國的經濟一體化程度越高，則加入貨幣區的收益越大，損失越小。從收益來講，西非經濟兩個區域間的貿易交往和投資聯系進一步深化，法郎化降低了交易成本和匯率風險，為各自經濟體帶來較大收益。從成本來講，兩大區域內的國家經濟狀況越為相近，所受沖擊的相似程度越高。這樣，兩大區域各自的貨幣政策同樣有助于緩解對方國家受到的沖擊，各國喪失貨幣政策獨立性的成本有所下降。轉貼于中國論文下載中心

2.積極推進財政體制和勞動力市場的改革

要實現兩大區域的進一步融合，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就會進一步削弱，財政政策將擔負起調節國家經濟的重任。因此，政府需要積極推行財政體系改革，嚴格財政紀律，完善財政體系。首先，為了彌補鑄幣稅和通貨膨脹稅的損失，政府必須進一步健全稅收機制，合理利用稅收收入；其次，為了有效的防范債務危機。政府應當嚴格控制外債規模，同時健全國內債券市場，弱化債務風險。從勞動力市場來看，政府必須努力消除國家間勞動力市場的制度障礙，提高勞動力要素的流動性和彈性。

3.發展金融市場，進一步開放金融業，支持區內貿易的發展

西非地區金融一體化要和經濟一體化同步推進，充分利用貨幣一體化進程的內生性，相互促進。在發展貨幣市場的同時，要共同研究開發資本市場特別是債券市場，推動債券交易市場聯網，建立各地區支付清算系統。加強各國和各地區中央銀行的合作，建立跨西非地區政策協調機構，協調各國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維護西非地區的匯率穩定。建立區域金融信息的溝通交流機制，及時交流各國和各地區金融法規的制定降低不良貸款和處置高風險金融機構的經驗，共同建立地區金融風險早預警系統。建立區域危機預警、救援和防范機制，主要是通過信息溝通宏觀政策相互協調、儲備資產的集聚與共享，共同保衛區域金融安全。

第3篇：貨幣政策的基本理論范文

【關鍵詞】新凱恩斯主義；貨幣中性；貨幣非中性

一、新凱恩斯主義的產生

70年代滯脹問題使凱恩斯主義陷入危機，以盧卡斯為代表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趁勢而起，他們以理性預期和市場出清為假設，證明了凱恩斯主義相機抉擇的經濟政策并不能促進經濟穩定，主張政府減少對經濟的干預，重新回歸到古典經濟學所提倡的自由主義。在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咄咄逼人的態勢下，20世紀80年代，一批仍然堅信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學者對原凱恩斯主義理論進行了修改與補充。他們在堅持原凱恩斯主義基本理論的同時，吸收了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的理性預期、自然率假說等理論成果，以現實市場不完善性為基礎，為原凱恩斯主義構造微觀基礎。其代表人物有費希爾（Fischer）、費爾普斯（Phelps）、泰勒（Taylor）、鮑爾（Ball）、曼奎（Mankiw）、羅默（Romer）、布蘭查德（Blanchard）、阿克洛夫（Akerlof）、耶倫（Janet Yellen）等人。

二、新凱恩斯主義有關貨幣中性與非中性的一些命題

在貨幣中性與非中性問題上，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繼承了凱恩斯關于工資剛性的論斷，他們積極尋找實現生活中存在各種剛性的原因，并認為這些剛性的存在導致了市場的不完全，在這種情況下，貨幣在短期會表現為非中性，他們還接受了凱恩斯主張利用貨幣政策調節經濟的思想，認為在各種剛性的存在下，貨幣政策能夠有效地抵消各種外來沖擊，能夠促進經濟平衡發展。費希爾1977年在《長期合同，理性預期和最佳貨幣供應規則》一文中，證明了在名義剛性條件下，即使存在理性預期，貨幣政策也是有效的。隨后泰勒（1979）和卡爾沃（1983）分別在費希爾的模型中引入工資和價格的批次調整和隨機調整因素，同樣證明了貨幣政策有效性。阿克洛夫和耶倫1989年在《效率工資和失業》一文中，利用一個近似理性模型解釋了貨幣的非中性。鮑爾和羅默1990年在《在實際剛性與貨幣非中性》一文中認為名義剛性不足以解釋經濟中存在的持久剛性現象，并提出了實際剛性和貨幣非中性論。曼昆和羅默曾明確表示：“‘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意味著對如下兩個問題作出解答：（1）這個理論違背古典二分法嗎？它斷定名義變量（如貨幣供應）的波動影響實際變量（如產出和就業）的波動嗎？即貨幣呈非中性嗎？（2）這個理論假定經濟中的實際市場不完善性是理解經濟波動的關鍵嗎？如不完全競爭、不完全信息和相對價格粘性這些思考是理論的核心嗎？”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對上述兩個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并且構成了與其它學派的主要區別。

新凱恩斯主義更加著重理論的現實性，他們認為在西方發達國家，工資合同普遍都以長期勞動合同形式簽訂，相對多變的經濟形勢，工資表現出明顯的剛性。以美國為例，在美國存在工會的行業里，勞動合同的簽訂一般是以一年到三年為期限的，在此合同期限內，名義工資率是比較固定的。勞動市場為什么會普遍采用長期勞動合同呢？阿克洛夫用近似理性說明了這是企業和工人最優化選擇的結果。他寫到“對工人來說，他們一般都是風險厭惡者，與不斷變動工資相比，一份穩定固定的工資合同更能滿足他們平穩的生活需要。對企業而言，勞資雙方頻繁的工資談判會耗費企業大量的物質成本和時間成本，這些成本既包括由談判本身引起的各種費用支出，還包括因談判而被擾亂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所帶來的損失。因此企業和工人都愿意簽訂一份長期穩定的勞動合同。”[1]費希爾1977年利用一個二期勞動合同模型證明了在工資剛性假定時，即使公眾存在理性預期，貨幣政策同樣具有消除經濟波動的效果。要模型中，當政府變動貨幣供給時，只有合同已到期的那一半工人的名義工資可以得到調整，另一半合同名義工資則不能進行調整，此時經濟中出現的擾動不能影響到這一半工人的名義工資，政府針對經濟中的擾動而制定的相應貨幣政策，雖然不能影響到合同已到期的那一半工人的實際工資，但合同未到期的那一半工人的實際工資則會因為名義工資不能發生相應變化而受到影響，全社會的平均實際工資水平就會因此偏離均衡水平，貨幣不再呈中性。他寫到：“盡管存在理性預期，與勞動合同的期限相比，貨幣當局調整貨幣供給的時間更加頻繁，并由此使得貨幣政策在短期內具有真實效應，貨幣短期內表現為非中性。”[2]

三、新凱恩斯主義的貨幣政策

新凱恩斯主義的一系列工資價格黏性模型表明，貨幣在短期呈非中性，在長期呈中性，且在短期內由貨幣政策導致的總需求變化會引起產出和就業同方向變化，因此，當經濟處于衰退階段時，貨幣當局可利用擴張性貨幣政策促進產出增長；當經濟處于高漲時期時，貨幣當局可利用緊縮性貨幣政策控制通貨膨脹。新凱恩斯主義的這一貨幣政策含義與其它凱恩斯主義模型完全相同。然而，新凱恩斯主義的貨幣政策還有其獨特含義。凱恩斯本人強調貨幣供給通過利率中介對產出產生影響；新古典綜合學派則利用菲利普斯曲線，得出擴張性貨幣政策會通過實際工資的減少引起產出增加，但是新凱恩斯主義放棄了前二種分析思路，他們更注意研究現實生活中各種剛性導致的貨幣非中性，在新凱恩斯主義提出的一系列工資價格黏性模型中，效率工資模型最具影響力。在效率工資模型中，貨幣當局實施擴張性貨幣政策并不一定會使效率工資下降，因為在新凱恩斯模型中，由擴張性貨幣政策引起的總需求增加并不一定會引起黏性價格水平上升。在沒有價格的預先或伴隨上升情況下，產出短期會增加，因而貨幣政策對產出的影響不是價格變化的函數，而是貨幣供給自身變化的函數，實際上，價格的任何上升都會減輕貨幣擴張對產出的影響。因此，對于貨幣擴張情況下的價格與產出之間的關系，新凱恩斯模型的結論與菲利普斯曲線模型的結論相反，前者是負相關而后者是正相關，而且在新凱恩斯模型中，產出和貨幣供給的關系是非線形的，因為后者的增加將引發價格更快地調整，其結果是產出增加得比較少。因此，新凱恩斯主義認為微調的貨幣政策比激烈的貨幣政策更有效果。

四、對新凱恩斯主義貨幣非中性理論的評價

20年代80年代以來掀起的研究新凱恩斯主義的以及當前新凱恩斯主義在經濟學界的巨大影響力使得許多經濟學家認為，新凱恩斯模型正在替代原凱恩斯模型，但是，在原凱恩斯貨幣短期非中性模型中存在有一些獨特內容，例如，對利率理論的重視、預期錯誤、動態分析中協調機制的缺乏以及菲利普斯曲線分析方法中的不穩定勞動合同，都沒有完全帶入新凱恩斯模型，而這些現象在現實中似乎存在著堅實的基礎。此外，新凱恩斯模型的一些內容，如強調短期實際工資剛性與價格黏性，強調理性預期和微觀基礎等內容與凱恩斯和凱恩斯主義的思想并不一致。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之所以承認理性預期，用意在于他們企圖解釋貨幣工資剛性和貨幣價格黏性，以及貨幣沖擊能產生真實效應。然后，正如托賓所說：“我認為這并不是凱恩斯的思想，凱恩斯關心的主要內容并不是名義需求沖擊，而是真實需求沖擊，即使價格是靈活的，真實需求沖擊也會帶來問題，新凱恩斯主義者說他們所要做的只是證明名義價格無伸縮為什么是合理的，并且進一步推導出失業的結果，以便為貨幣政策提供理論基礎。然而不僅僅是我，而且我相信凱恩斯也不會覺得菜單成本會造成大蕭條或者經濟活動的其他任何嚴重損失。”因此，新凱恩斯主義貨幣短期非中性模型應當被視為對原凱恩斯主義貨幣短期非中性的補充而不是完全替代。

此外，理論界對新凱恩斯主義者為宏觀經濟學構建微觀基礎的行為也產生了分歧，一部分學者否定了新凱恩斯主義的這種做法，認為這是對凱恩斯經濟學的一種扭曲，他們以系統論為例，認為“整體并不等于個體簡單相加”。托賓就指（下轉第262頁）（上接第257頁）出：“我認為那種較堅實的‘微觀基礎’是一種方法論上的錯誤，已造成了許多危害……這已經使我們在宏觀經濟學或所謂的宏觀經濟學中走上了錯誤道路。”奇克（Chick）也說到：“我不相信只有建立在微觀經濟學基礎上，宏觀經濟學才能存在下去，”另外，羅賓遜夫人還認為新凱恩斯主義者為宏觀經濟學尋求微觀基礎的做法也不符合凱恩斯在《通論》中的本意，她指出：“凱恩斯革命從理論方面來說，就在于從均衡觀向歷史觀的轉變；在于從理性選擇原理到以推測或慣例為基礎的決策問題的轉變，而由于未來的不確定性，所以嚴格的理是不可能的。經濟生活很大部分都是根據公認慣例來處理的。”[3]由上所述，盡管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在貨幣中性與非中性理論上取得了豐碩成果，對指導貨幣政策實踐具有重要參考價值。但在如何正確處理貨幣中性與非中性理論微觀基礎以及如何正確繼承與發展原凱恩斯主義貨幣中性與非中性理論等問題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參考文獻

[1]王健.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M].經濟日報出版社，2004：78.

[2]Fischer，S.Long Term Contracts，Rational Expectations，and the Optimal Money Supply Rul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7（85）：191-205.

[3][英]瓊?羅賓遜著.凱恩斯革命的結果怎樣[M].商務印書館，1979：20-21.

項目基金：本文為海南師范大學博士啟動基金項目《貨幣中性與非中性理論演變》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

第4篇：貨幣政策的基本理論范文

關鍵詞：貨幣政策股票市場傳導機制

Abstract:ThroughmorethantenyearsdevelopmentofstockmarketofChina,ithasgrowupdaybydayandbecomeanindispensableimportantpartinnationaleconomy,whichiscalledtheeconomic"barometer".Themonetarypo1icy,asoneofthesignificantmeansformacroeconomicreadjustmentinourcountry,hasbeenfoundapparentlyrestrictedinitsroleinrecentyears,duetotraditionalchannelsfadingandtransmissionmechanismimpediment．Withvigorousdevelopmentofthestockmarket,whichislinkedmorecloselywiththenationaleconomy,theimplementationofmonetarypolicyinevitablyinfluencesitstrend.Thistextdoesthebriefsummarytothemonetarypolicyandstockpolicyatfirst,analyze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stockmarketandmonetarypolicyfromcurrencysupply,interestrateandinterbankofferedrate.Putsforwardsomeadvicetoimprovingtheefficiencyofthestockmarketintransmittingthemonetarypolicy.

Keywords:monetarypolicy;stockmarket;thetransmissionmechanism

引言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經濟金融結構演變的一個突出趨勢是以股票市場為核心的資本市場得以持續發展，隨著世界范圍內股票市場規模的不斷擴大，股票市場對國際經濟、國內經濟的影響也迅速加大。作為現代市場金融經濟的主要宏觀調控手段，貨幣政策對于熨平經濟波動、促進一國經濟金融的良性持續平穩發展已舉足重輕。當然，貨幣政策與經濟金融的具體演進態勢是相互作用、互為影響的，貨幣政策的運用會對經濟金融的發展造成巨大影響，反過來經濟金融格局的演變也必定會作用于貨幣政策，引起貨幣供求、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乃至政策效果的變動，所以無論如何貨幣政策的制定都必須以現實的經濟金融結構為前提和條件，否則貨幣政策可能將受到極大的制約甚至出現錯誤決策，從而對經濟金融的發展造成巨大動蕩。中國加入WTO之后，如何維持本國金融系統的穩定，以及如何提高國內金融系統配置貨幣資源的經濟效率等問題的理論闡述和政策含義已經是國內經濟理論界和政府相關部門關注的重點。

一、基本理論解析

（一）貨幣政策相關理論解析

貨幣政策是貨幣當局或中央銀行為實現宏觀經濟調控目標而采用各種方式調節貨幣供應量和貨幣運行環境，并以此影響宏觀經濟變量的方針和政策總稱。貨幣政策實際上是中央銀行通過貨幣政策工具對宏觀經濟進行控制的別稱，它是一個國家經濟政策的重要構成部分，服從于總的經濟政策的要求。

第一，貨幣政策目標。貨幣政策目標是貨幣政策所包含的首要內容，它包含兩個層次的內容：最終目標和中介目標。最終目標是指貨幣政策在一個較長時期內所要達到的最終目的與要求，它的確立與經濟社會所發生的經濟問題密切相關中介目標應具有可測性、可行性、相關性等條件，它是指為了達到最終目標，貨幣當局必須先掌握的一些指標，這些指標在一定時期內應達到一定數值。

貨幣政策作為宏觀經濟政策之一，通常有四大最終目標：物價穩定、充分就業、經濟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它們的提出和確立是經濟形勢變化和經濟政策轉變的結果。對于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各經濟學派理論分歧頗大，遠未取得一致意見，但實際操作機制中，西方貨幣當局主要以利率和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

第二，貨幣政策工具。貨幣政策工具是指貨幣當局用以控制貨幣供給量和貨幣運行環境，并經由中介目標去逼近最終目標所借助的方法和手段。貨幣政策工具分為兩大類：一般性貨幣政策工具和選擇性貨幣政策工具，前者指以整個商業銀行系統的資產運用與負債經營活動為對象，影響整個經濟社會的信用和貨幣狀況的貨幣政策工具；后者指以某些個別商業銀行的資產運用與負債經營活動或整個商業銀行系統的某種資產運用與負債經營活動為對象，只影響某些特殊經濟領域中的信用和貨幣狀況的貨幣政策工具。西方國家一般性貨幣政策工具包括公開市場業務、法定存款準備金率、貼現率政策。通常采用的政策工具是公開市場業務，即貨幣當局在金融市場上公開買賣有價證券的活動。公開市場業務通過控制貨幣供應量的變動，幾乎可以實現貨幣當局的任何中介目標，因此為許多經濟學家所推崇。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直接影響商業銀行可貸資金的多少，對經濟作用的威力巨大但彈性效果低下，故不常采用。貼現率政策使貨幣當局只能被動等待，不能主動出擊，同時還會產生難以測度的告示效應，干擾貨幣政策目標的實現。選擇性貨幣政策工具包括道義上的勸告、法定保證金比率、消費信用管制、房地產信用管制和利率最高限額等，它們對經濟的調控作用微弱且存在一些難以避免的弊端，因此許多也已逐步取消。

第三，貨幣政策傳導機制。貨幣政策工具的實施，如何引起社會經濟生活的某些變化，最終實現既定的貨幣政策目標，就是所謂的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對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分析，在西方主要分成凱思斯學派的傳導機制理論和貨幣學派的傳導機制理論。

凱恩斯學派認為，從局部均衡觀察，貨幣政策的作用首先是改變貨幣市場的均衡，然后改變利率，通過利率變動，改變實際生產領域的均衡，其基本傳遞過程為：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實施，首先是引起商業銀行的準備金數量發生增減變動，然后引起貨幣供應量發生增減變動，這必然會引起市場利率的變動，進而引起投資發生增減變動，通過乘數效應，最終將影響到社會總支出和總收入的變化。

貨幣學派強調貨幣供應量變動將直接影響名義國民收入的變動，其基本傳遞過程為：中央銀行運用一定的貨幣政策工具，如在公開市場上購入證券，則商業銀行準備金增加，使商業銀行貸款能力增強，于是利率降低，擴大投資和放款。利率降低，使金融資產價格上升，這就相對地降低了耐用消費品和房屋等真實資產的價格，從而增加了人們對這類真實資產的需求，使其價格上漲，并且會波及到其他的一些真實資產，這樣循環下去，又增加了新的貨幣需求，使其社會的名義收入提高。

（二）股票市場相關理論解析

股票市場是指股票發行和買賣的場所，股票市場是金融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金融市場中居于重要地位。股票市場分為股票發行市場（一級市場）和股票流通市場（二級市場），前者指發行人經證券承銷商包銷或代銷，將未公開發行的股票上市以供交易的市場；后者指已發行的股票在投資者之間相互轉移的市場。股票發行市場和股票流通市場的發展互為條件，相互促進，共同組成了一個有機整體。

第一，股票價格。股票市場的行為通過股票價格得以定量反映。股票價格是股票市場上最為重要的概念之一，它代表了股票市場的一切走勢和行為特征。股票價格包括股票發行價格和股票交易價格。股票發行價格是指股份有限公司將股票公開出售給特定或非特定投資者所采用的價格，通常由發行人依據股市行情及其他有關因素決定。它受發行人的收益狀況、社會聲譽、地理位置、股市供求狀況、二級市場股價狀況、政府政策等因素影響，常見的發行價格有面值發行和溢價發行兩種。股票交易價格是指在股票交易市場上流通轉讓時的價格，它能夠對貨幣政策做出直接的反應和變化。股票交易價格是股票的持有者(讓渡者)和購買者（受讓者）在股票交易市場中買賣股票時形成的股票成交價格，目的是完成股票交易過程，實現股票所有權的轉移。與其他商品的價格一樣，股票的價格也是由其內在的價值和外在的供求關系所決定。

第二，股票市場的作用。股票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產權交易、風險分散和公司治理的市場機制，對經濟增長和其他經濟變量的影響日益突出。股票市場的作用主要表現在：為企業籌集資金，促進企業快速發展；促進企業技術改造和更新，增加其市場化程度，促進國民經濟的結構調整；促進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深化金融改革，改善宏觀調控手段；改變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等。

二、我國貨幣政策與股票市場發展的相關性分析

當中央銀行變動貨幣政策時，就通過貨幣政策有關手段促使貨幣供應量和市場利率水平波動，使流入股票市場的社會信貸資金、社會游資和儲蓄分流資金相應增多或減少，從而引起股票市場規模和股票價格指數相應變化。股票價格決定于股票的內在價值和市場上的供求關系，貨幣政策對股票市場的影響主要是指貨幣政策對股價指數影響。從股票價值角度看，當松動性貨幣政策啟動，社會貨幣供應量增加時，企業和居民所持有的貨幣資產總額相應增加。增加的貨幣數量打破了原先貨幣數量供求的均衡狀態，導致貨幣資產短期內收益下降。由此，社會貨幣資產和實物資產價格比例引起變化，企業和居民負債和資產結構也要發生相應變化。就是說，隨著人們手中貨幣數量的增加和貨幣收益率的下降，人們必然把更多的資金投向實物資產，從而引起實物資產價格的隨之上漲。股票價格是實物資產價格的縮影。確切的講，股票價格體現代表著實物資本的價值，當實物資本價格因貨幣數量增加而上漲時，其價值的虛擬代表股票價格因其敏感度強，早就發生了變動；另一方面，從資金面角度看，任何貨幣政策的實施，在使社會貨幣總量變動的同時，不可避免地會影響股市中資金量。股市中增量資金的增加會改變股市供求關系，引起股價指數上漲。松動型貨幣政策一旦實施，既使是企業和個人的投資傾向沒有發生變化，人們的資產結構也保持不變，股市中的資金絕對量也會相應增加。這是因為，社會貨幣供應量的增加，將按照原先股市資金與資金相同比例流進股市和其他領域。同樣，緊縮型貨幣政策又以相同比例和方式減少著股市資金量。當然，不同的貨幣政策手段，或貨幣政策實施長短，對股市資金量影響特征會有區別。因此貨幣政策的實施可以同時改變股票內在價值和股票市場上的供求關系，從而對股票價格也有明顯的改變作用。（一）貨幣供應量對股票市場的影響

第一，調節貨幣供應量對股市的影響。中央銀行可以通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和再貼現政策調節貨幣供應量，從而影響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的資金供求，進而影響股票市場。如果中央銀行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商業銀行體系創造派生存款的能力，并通過貨幣乘數的作用，使貨幣供應量大幅度地減少，股票行情趨于下跌。同樣，如果中央銀行提高再貼現率，商業銀行資金成本增加，市場貼現利率上升，社會信用的收縮，證券市場的資金供應減少，使股票行情走勢趨軟；反之，如果中央銀行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或降低再貼現率，通常都會導致股票行情上揚。

貨幣供應量對股票價格的影響有三種表現，一是貨幣供應量增加，可以促進生產，扶持物價水平，阻止商品利潤的下降；使得對股票的需求增加，促進股票市場的繁榮。二是貨幣供應量增加引起社會商品的價格上漲，股份公司的銷售收入及利潤相應增加，從而使得以貨幣形式表現的股利會有一定幅度的上升，使股票需求增加，從而股票價格也相應上漲。三是貨幣供應量的持續增加引起通貨膨脹，通貨膨脹帶來的往往是虛假的市場繁榮，造成企業利潤普遍上升的假象，保值意識使人們傾向于將貨幣投向貴重金屬、不動產和短期債券上，股票需求量也會增加，從而使股票價格也相應增加。由此可見，貨幣供應量的增減是影響股價升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公開市場業務對股票市場的影響。公開市場業務是指中央銀行在金融市場上公開買賣有價證券，以此來調節市場貨幣供應量的政策行為。當中央銀行認為應該增加貨幣供應量時，就在金融市場上買進有價證券(主要是政府債券)；反之就出售所持有的有價證券。當中央銀行大量購進有價證券時，市場上貨幣供給量會增加，從而推動利率下調，資金成本降低，企業投資規模擴大和居民消費增加，生產擴張，利潤增加，這又會推動股票價格上漲；反之，股票價格將下跌。我國中央銀行的公開市場業務的運作是直接以國債為操作對象的，這會直接影響到國債市場的供求變動和國債行市的波動，進而影響股票市場的行情變化。公開市場業務包括債券正回購和逆回購。正回購是指央行在向商業銀行賣出債券的同時，約定在未來某一時間、按照約定的價格再買回上述債券的業務，其實質是央行用債券做抵押借入資金，目的是為了回籠貨幣；逆回購則與正回購相反，目的是為了投放貨幣。由于正回購和逆回購的操作會影響市場的貨幣供給量，往往對股市會產生一定影響。如2002年的6.24井噴行情后，央行公開市場業務立刻由投放資金的逆回購轉成回籠資金的正回購，長達半年，總計回籠資金2430億元，其間行情一路下挫。可見公開市場業務的調控工具最先、最直接地對股票市場產生影響。

（二）利率政策對股票市場的影響

作為貨幣政策的重要工具，利率并不是單向地通過商業銀行和貨幣市場來傳導其作用過程，它還會通過股票市場這一中介傳導其對實質經濟的調節作用。利率是股票市場的一個敏感指標，中央銀行的每一次利率調整，甚至投資者對利率走勢的預期或市場對利率變動的謠言都極易造成股票價格的波動。利率對股票價格的影響主要是通過以下幾個途徑實現的：首先，利率發生變化會使不同投資工具的收益結構發生相應的變化。當中央銀行降低利率時，持有債券所得到的收益相對于股票而言就會降低，那些債券持有者將賣掉債券轉而投資股票，從而推動股票價格上漲，而股票價格的上漲必然會為企業的股票籌資活動提供更加廣闊的市場空間。隨著企業股票發行和籌資量的增加，企業的投資會相應擴大，通過投資乘數的作用，進而會帶動社會投資、消費和收入的增長。相反，中央銀行提高利率，則會導致股票價格下行，進而降低企業的股票市場籌資能力和實物投資積極性，在投資乘數的作用下，進一步引起社會收入、消費和投資規模的收縮。其次，利率的變化會對公司的利潤產生影響。當利率提高以后，公司貸款成本提高，公司利潤下降，這會影響到企業的生產經營，從而降低股票價格。再者，對于投資者而言，利率的提高會給靠銀行信貸進行股票抵押買賣或實行保證金買賣的短期股票交易帶來較大影響，增大交易成本，引起股票需求下降，從而使股票價格下降。

股票市場的存在和發展使儲蓄分流成為可能，而利率下調則使儲蓄分流由可能性轉變為現實。我國中央銀行自1996年5月至2002年2月8次下調了存貸款利率，使一年期定期存款的名義利率降為1.98%，扣除利息稅后的收益率僅為1.584%。在預期股票價格在較長時間內持續上漲的情況下，由于股票投資的預期收益率遠遠高于存款的報酬率，部分居民將一部分存款轉化為股票和基金投資。

表2-11997—2004年我國居民儲蓄及增長率

年份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平均

儲蓄（億元）46280534075962264300737629430711069512619678571

增長率（%）19.317.111.67.914.717.117.414.014.89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06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實踐表明，中央銀行的利率調整極易造成股票價格的波動。從1996年至2002年，為擴大內需，刺激消費和投資，中國人民銀行連續八次下調人民幣存貸款利率。1996年5月1日，央行首次降息，上交所股市對這一利好做出了積極反應，步入持續上升的態勢；1996年8月23日，央行實施第二次降息，企業一年期存款利率降低1.71個百分點，幅度之大超出了人們的預期。受此消息刺激，股指屢創新高，并在當年年底沖上804的高點。1998年3月25日和7月1日，央行再次降息，雖然力度沒前三次大，但對準備金利率做出大幅下調，下調幅度分別為2.34和1.71個百分點。1998年12月7日，央行第六次宣布降息，一年內三次降息的間隔之短，在我國銀行利率調整史上也實屬罕見。但降息當日，上交所股指從前番降息時的1316點下跌到1260點。2002年2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第八次宣布降低人民幣存貸款利率，上交所股指也于消息宣布后開市首日應聲而漲。

（三）銀行同業拆借利率對股票市場的影響

銀行同業拆借利率指的是銀行同業之間的短期資金借貸利率。它有兩個利率，拆進利率表示銀行愿意借款的利率；拆出利率表示銀行愿意貸款的利率。一家銀行的拆進（借款）實際上也是另一家銀行的拆出（貸款）。同一家銀行的拆進和拆出利率的利差就是銀行的收益。

在20世紀初80年代開始的金融體制改革只能感，金融組織結構進行了大規模調整，通過“分立”和“擴容”兩條途徑，改變了由中國人民銀行“大一統”的局面。各家專業銀行和各類非銀行金融機構在客觀上要求進行資金借貸，調劑余缺。1984年，中國人民銀行專門形式中央銀行職能后，實行“實貸實存，相互融通”的新的銀行信貸制度，鼓勵金融機構利用資金的行際差、時間差、地區差進行拆借。1986年，國務院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銀行管理條例》，明確規定專業銀行之間可以相互拆借，同業拆借市場得以真正啟動，在全國范圍內形成了以上海、武漢、廣州等城市為中心的有形市場。然而，由于缺乏有效的規范，在經濟過熟和通貨膨脹的情況下，拆借市場上出現了嚴重的違規現象，大量短期拆借資金被用于房地產投資，炒股票，或用于在開發區上項目，進行固定資產投資，延長拆借期限，哄抬拆借利率，干擾了金融宏觀調控，擾亂了金融秩序，而且市場內存在系統分割和地區分割，降低了融資效率。1995年，中國人民銀行撤消了各商業銀行及其分行開辦的融資中心、資金市場等同業拆借中介機構。在此基礎上，1996年1月3日借助于全國外匯交易中心提供的電子交易系統和信息服務，全國統一的同業拆借市場在上海建立由中國人民銀行牽頭成立的融資中心停止自營業務，并逐漸淡出市場。此后，中國人民銀行在增加入市主體、完善相關法規等方面積極推進同業拆借市場建設。隨著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深化和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同業拆借市場成員的數量不斷增多，類型更加廣泛，資金供求趣同的矛盾有所緩和，交易規模日趨擴大。

銀行同業拆借說明資金的流向和需求，當市場資金需求大的時候銀行同業拆借的利率就會上漲，利率上漲將會導致股市看淡，但這都是技術上理論。對股市實質的影響并不大，要結合其他很多因素一起看，比如遠期利率，或導致銀行同業拆借利率上漲的真正因素或匯率等。單研究銀行同業拆借利率意義不大，只能知道市場近期的資金需求情況和是留入還是留出，那對股市的影響也不直接的指導作用。

第5篇：貨幣政策的基本理論范文

關鍵詞宏觀調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礎政策效應政策邊界

與20年來的市場化改革進程相伴隨，中國的宏觀調控也先后經歷了總需求大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總需求小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擴大需求型兩個階段。如果說1997年以前，面對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情形還能通過強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壓制總需求來實現宏觀經濟總量均衡的話，那么，1997年以后，面對在市場機制作用不斷擴大基礎上形成的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宏觀總量非均衡情形，盡管政府實施了更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但三年來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與預期結果仍相距甚遠。對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實證分析和政策的規范研究業已引發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學術界大多數關于宏觀調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觀調控政策能完全解決經濟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繹的邏輯推論而陷入了宏觀調控認識的誤區。本文基于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制度安排的觀點，依據現代宏觀經濟學理論，在對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礎與邊界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試圖構建一個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

作為一種制度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內生與外生的績效

當新制度經濟學家們摒棄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設從而將經濟運行分析由“無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轉向“新制度”的框架下進行時，市場被描繪成一種為降低交易成本而選擇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將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產和交換理論并更深入地分析現實世界的制度問題中，新制度經濟學家同樣給出了各種非市場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這就是，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客觀存在使對市場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為把有限理性的約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時保護交易免于機會主義風險的影響，經濟主體必然會尋求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與創新無非是特定條件下人們選擇的結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無疑是經濟增長(績效)的必要條件。正是通過對產權、交易成本、路徑依賴等問題的強調，使新制度經濟學得以將經濟增長問題納入制度變遷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釋。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圍相當寬泛，這里，筆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規和非正規的制度問題，而只是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某些術語(這些術語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內涵)，在闡述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礎上，就它相對市場基礎而言是內生還是外生的角度來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問題。

市場經濟中，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是市場機制，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理論已由標準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給定。盡管市場實現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條件過于苛刻而被認為在現實市場中不可能具備，但市場經濟的發展史表明，對市場制度作用的認識不是削弱而是加強了。出于完善市場配置功能的需要，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在市場基礎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場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針對市場失靈而由政府進行的微觀規制(管制)；(2)針對市場經濟總量非均衡而由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的宏觀調控。作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觀調控是政府在宏觀經濟領域的經濟職能，是現代市場經濟中國家干預經濟的特定方式，它的內在必然性實際上可由市場經濟運行的本質是均衡約束下的非均衡過程推論出來(吳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機理已在標準的凱恩斯主義模型中得到了經典的揭示，并被戰后西方國家長期的實踐所驗證。

眾所周知，宏觀總量是由微觀個量組成，宏觀經濟不可能離開微觀基礎而存在，宏觀調控也必然要依賴于現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我們可以簡單地從宏觀調控是否具有堅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出發，將宏觀調控區分為內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兩類。市場經濟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意指宏觀經濟政策具有與市場制度邏輯一致的傳導條件和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市場化主體。相對而言，如果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在沒有或不完善的市場基礎和傳導條件下進行的，那么宏觀調控顯然就是一種外生于市場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生安排的效應顯著，而外生安排的效應則會受到極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們可以給出一個分析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為何不理想的理論框架。

中國1993—1996年的主導政策被普遍認為是經濟轉型時期的一次比較接近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調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來總需求嚴重大于總供給的宏觀非均衡經濟實現了“軟著陸”。但宏觀經濟只經歷了短暫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沖擊和內部制約的條件下，陷入了持續至今且嚴峻的另一種類型的宏觀總量非均衡即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狀態。面對嚴峻的宏觀經濟形勢，出于“速度經濟”的要求及基于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常識，中國首先選擇的是以貨幣政策為主的宏觀調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經濟增長率持續下降的勢頭。然而，到1998年7月為止，盡管包括下調利率、取消貸款限額、調整法定準備金率、恢復中央銀行債券回購業務等市場經濟通用的主要貨幣政策工具幾乎悉數釋出，經濟減速和物價下跌的勢頭卻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鑒于直觀的宏觀經濟現實，當時人們普遍的共識是貨幣政策失效。關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數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進行的，其中主要的觀點是“投資陷阱”論、“流動性陷阱”論、“消費陷阱”論等。應該說，這些觀點基本上是在給定貨幣政策的制度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前提下，主要從貨幣政策本身的作用機理方面實證分析了制約貨幣政策效應發揮的各種因素，這些政策層面的分析無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針對性的。可是，如果給定的前提在現實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備，那么，這種僅在政策層面的分析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對策。

第6篇：貨幣政策的基本理論范文

【關鍵詞】宏觀經濟學；本科教學改革；教學方式方法；教學內容

1引言

宏觀經濟學是經濟學類和管理學類各專業的重要基礎理論課程之一，是金融學專業、投資學專業、國際貿易學、西方經濟學專業和管理學專業等必修課程和專業基礎課程。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是西方經濟學課程的兩個組成部分，兩者共同構成了現代經濟學理論體系。本課程的學習不但為了解其它相關經濟管理專業課程奠定理論基礎，而且能夠掌握宏觀經濟政策分析工具，用來認識和解決現實中的宏觀經濟問題，尤其是中國宏觀經濟問題。通過對宏觀經濟理論的學習，使當代大學生了解和掌握現代宏觀經濟理論的基本理論觀點、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主要經濟理論、發展動態、研究方法和前沿成果，并結合國內外宏觀經濟形勢來分析當前宏觀經濟中的熱點問題，學會應用宏觀經濟理論分析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探索經濟運行中所出現的問題，并提出合理的對策措施。進而培養當代大學生理論聯系實際的能力，使之能夠分辨出能為我國政府借鑒和利用的理論觀點和宏觀調控政策措施。此外，通過對宏觀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學習，使當代大學生在掌握宏觀經濟學重要理論觀點和經濟政策的基礎上，熟悉經濟學科各門課程之間的相互關系，為對其他專業各課程的深入學習奠定基本的經濟理論基礎，并舉一反三地分析、解剖和解決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不同類型不同性質的宏微觀經濟問題。宏觀經濟學的教學以講授為主，以案例分析和課堂討論為輔。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結合案例分析，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主動性，鼓勵學生自學相關的參考書，完成大量的課外習題，不斷提高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2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

2014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總結了我國經濟新常態的幾個方面特征：①模仿型排浪式消費階段基本結束，個性化、多樣化消費漸成主流；②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一些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投資機會大量涌現；③我國低成本比較優勢發生了轉化，高水平引進來、大規模走出去正在同步發生；④新興產業、服務業、小微企業作用更凸顯，生產小型化、智能化、專業化將成產業組織新特征；⑤人口老齡化日趨發展，農業富余人口減少，要素規模驅動力減弱，經濟增長將更多依靠人力資本質量和技術進步。

3宏觀經濟學教學分析理論框架的構建

本課程以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理論為主體框架，并且融合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和新增長理論。這意味著本課程的教學分析模型主要參考借鑒新凱恩斯DSGE模型。接下來我們忽略數學上的嚴格性，省略模型的具體推導細節和詳細推導過程，重點介紹新凱恩斯DSGE模型的演變、特點、總體框架、分析方法和研究思路。構建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進行政策分析首先要區分模型中的經濟主體，并描述和分析其經濟行為。由于將金融摩擦和金融沖擊引入到模型中是近年來新凱恩斯DSGE模型的一個最前沿的建模方向，因此我們在本文以一個典型的包含金融摩擦和金融沖擊的新凱恩斯DSGE模型為例來刻畫、描述和分析模型各個經濟主體及其行為決策。該模型的經濟主體主要包括：家庭部門、生產部門和政府部門。生產部門包括中間品廠商和最終品廠商。對這些經濟主體的行為決策筆者詳述如下：①家庭在勞動供給方面是異質的，但在其他方面都是同質的。這意味著勞動市場處于不完全競爭狀態，從而將工資粘性引入到模型中。家庭部門是廠商的所有者即股東，通過購買廠商發行的一期債券和權益為廠商提供生產活動所需的資金。家庭部門的收入包括因將作為生產要素的勞動提供給廠商而獲得勞動工資、因持有廠商的股份而獲得的廠商發放的權益支付和廠商償還的債務和利息。家庭部門的支出包括通過向廠商購買消費品而進行的消費支出、購買廠商發行的用于融資的一期債券的支出、購買廠商發行的用于融資的權益的支出以及支付一期總額稅的納稅支出。最后，在預算約束下家庭部門通過選擇消費支出、勞動供給、廠商權益份額持有量及廠商一期債券持有量以使其預期終身效用最大化。②中間品生產廠商使用融資獲得的資金購買勞動和投資品，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下通過使用勞動和有效資本（資本利用率乘以資本）兩種生產要素并結合一定的技術條件生產出異質中間品，這些異質中間品最后銷售給最終品生產廠商。這意味著中間品生產廠商具有一定的產品定價權，處于不完全競爭市場。中間品生產中所投入的資本來自于中間品生產廠商的資本累積，在資本積累過程中面臨一定的投資調整成本和投資效率沖擊。中間品生產廠商為引入價格粘性使價格調整遵循Rotemberg機制。通過發行債務和權益中間品生產廠商為生產活動進行融資，債務融資相對于權益融資具有稅收優勢，也即債務融資面臨一定的稅收抵扣。中間品生產廠商在生產決策中同時面臨預算約束條件與借貸約束條件。在生產過程中，中間品生產廠商的收入包括中間品產出和借入資金，而支出包括購買勞動生產要素的工資支出、購買投資品的支出、權益發放支出、融資結構調整成本和償還債務的支出。中間品生產廠商面臨的借貸約束（強制約束）條件意味著，一方面更高的債務會使借貸約束更加束緊也即更加嚴格，另一方面更高的資本存量則會放松該約束。借貸約束還受反映每單位抵押品可以獲得的貸款量的金融沖擊的影響。金融沖擊值增加意味著單位抵押品可以獲得更多的貸款量即生產廠商借貸限制放松，反之則反是。最后，有家庭部門擁有的中間品生產廠商在生產函數、資本累積方程、預算約束條件和借貸約束條件下通過選擇權益支付、勞動投入、投資支出、債務發行量和資本投入以使得股東收益最大化。③最終品生產廠商購買異質的中間品，并將異質中間品作為生產要素投入生產出同質的最終品，這意味著最終品生產廠商處于完全競爭市場。最終品生產廠商將同質最終品分別銷售給其他部門（比如政府購買、中間品廠商的投資品和家庭部門的消費品等）。最后，最終品生產廠商的利潤最大化行為產生中間品的反需求函數也即中間品價格。④政府部門包括中央銀行和財政部門，中央銀行負責貨幣政策，財政部門負責財政政策。在財政政策方面，財政部門執行預算平衡政策，通過向家庭部門征收一次性總額稅為其購買支出和中間品生產廠商的債務利息支出的稅收抵扣融資。在貨幣政策方面，中央銀行采用利率規則形式的貨幣政策，且貨幣政策同時盯住通脹和產出增長率。當研究最優貨幣政策時，給定家庭部門和廠商部門等部門的最優化行為決策，憑借最小化不同貨幣政策下的福利損失函數，我們獲得不同的最優貨幣政策，通過比較不同最優貨幣政策下的福利損失，我們可以開展不同最優貨幣政策的比較和選擇。很多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經濟變量將最后可能收斂于一條均衡增長路徑，為此在開始求解模型之前，我們必須首先對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進行穩態經濟變換。[1]

4我國高校宏觀經濟學本科教學改革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理論知識不夯實，偏離實際。課程設置不夠科學，課程門類有待進一步完善，教材內容不夠新，有點陳舊。宏觀經濟學教材內容有點脫離市場實際，停滯不前。宏觀經濟學實踐教學方面表面化，嚴格的執行和督導不足；宏觀經濟學教學資源不夠豐富，高校不夠重視宏觀經濟學實踐教學；對宏觀經濟學課程目標認識不完整，宏觀經濟學課程價值與實際教學不一致。[2]教學方法單一，不重視實踐教學。宏觀經濟學教師素質亟待加強，缺乏全面的理論經濟和應用經濟知識，實踐經驗比較缺乏，宏觀經濟學教師不但要具備深厚的全面徹底的理論功底,更要具備豐富的相關實踐經驗,真正具備“雙師型”高校教師的基本素質。[3]當前宏觀經濟學使用的教材內容顯得過于單薄,知識和容量不夠寬廣,內容缺乏必要的前瞻性、新理論、新知識在教科書很少有反映。宏觀經濟學教師專業知識面不夠廣，教與學兩方面積極性較低；專業知識不專業，沒有掌握相關的方式方法。[4]教師學歷層次有待進一步提高。宏觀經濟學教學方式手段單調呆板，說教式、單向傳送式、灌輸式的教授法使廣大當代大學生容易產生對宏觀經濟學抵觸不耐煩的情緒。較少運用現代化教學手段，考核方式不夠豐富，匱乏呆板單一。許多學校宏觀經濟學主要集中在理論知識,缺乏必要的實踐知識。學習興趣不是很高，對宏觀經濟學課程缺乏足夠的認同感；宏觀經濟學教材水平較低，且反復出版。當前我國高等學校正式的宏觀經濟學教育手段教學方式非常單一匱乏，基本都是傳統教育單向傳輸的。教材選用不夠規范，不夠合理。說教式、單向灌輸式已經不符合現代宏觀經濟學教學理念，宏觀經濟學的教學應該是教與學之間的互動,教師應該成為主導,學生應該是學習的主體。以知識傳播為重中之重，相應專業教師明顯不足，當前從事宏觀經濟學教學工作的教師可以分為四種類型：[5]①教師的本專業就是宏觀經濟學，②教師本專業為理論經濟學方面的專業，③教師本專業為應用經濟學方面的專業④教師即非經濟學科班出身。其中教師屬于第一種類型的較少，屬第二、第三種類型的最多，屬第四種類型的教師也占一定的比例，特別是在20世紀80年代末的宏觀經濟學開設初期，絕大多數教師都屬于第四種類型，他們幾乎沒有從事宏觀經濟學教學經驗，他們教學內容局限于自己原來的教學領域，雖然有少數教師通過了宏觀經濟學相關的進修學習，但也難以完全達到宏觀經濟學教學的要求。

5完善我國高校宏觀經濟學本科教學改革的對策建議

教學內容方面：改革宏觀經濟學教學內容，優化課堂教學的教學內容，突出經濟學思想方法教學,幫助學生形成經濟學思維，重視智力因素，優化宏觀經濟學教學大綱，完善宏觀經濟學課程內容和課程體系，深化教學實力建設，選擇合適的宏觀經濟學教材。教學方式方法方面：改革、創新和優化宏觀經濟學教學方式方法，避免“滿堂灌”教學，重視宏觀經濟學的引導發現法教學，建立長期穩定的校企合作機制，采用多種教學方法和教學形式提高教學效果，運用現代化的科學的教學手段。強化宏觀經濟學教學管理與督導，借鑒集中與分散相統一的教學管理模式。增加案例教學數量，擴大案例的領域覆蓋范圍，加強宏觀經濟學案例引導，提高不同能力水平的大學生的案例參與度。考評考核方式方面：建立多方面能力理論指導下的大學生考評體系，改革創新考試制度，優化考核方式和教學過程。建立科學、開放、多元、全程化的新型考核評價體制機制，在評價形式的綜合性和評價主體的多面性方面完善實踐教學評價體系。教師方面：打造高素質的教師隊伍，加強宏觀經濟學師資隊伍建設，充分發揮宏觀經濟學課程組的作用，提高教師綜合素質，建立宏觀經濟學“雙師型”教師制度，加強師資隊伍建設，定期開展教師幫助下的研究性學習活動，提升教師素質，建立教學保障團隊，完善課程設置。通過校外引入和校內挖掘等途徑強化宏觀經濟學教師隊伍建設。通過完善中青年教師培養計劃、打造魅力教師和提供教師更多發展機會等途徑打造宏觀經濟學教學團隊。實踐教學方面：加強實踐教學力度，增加實踐教學活動，構建大學生主體平臺，激發大學生學習動力。將單一集中的實踐轉變為“全程式”的分散實踐，強化宏觀經濟學實踐教學基礎技能課。建構雙向共贏的校企合作實踐教學模式，優化教學設備和實訓基地，加強實踐教學的經費保障體制機制建設。增設實踐課程類型，培養大學生多項能力。理順理論與實踐關系，建立實踐環節培訓體系，培養大學生實踐操作技能。教材方面：加強理論型與應用型教材建設，挖掘優質教學資源，優化課程種類和課程體系結構，完善自編教材,建立科學的宏觀經濟學教材體系，強化教材建設，改善實訓條件，構筑新型的宏觀經濟學教材體系。教學目標教學理念方面：更新教學理念，樹立明確的教學目標，準確定位培養目標，創新人才培養方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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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煊.我省高校房地產專業教學改革探析[D].長沙：湖南師范大學，2009.

【4】李安娜.地方高校本科旅游管理專業實踐教學改革研究[D]錦州：渤海大學，2016.

第7篇：貨幣政策的基本理論范文

摘要：中國擴大內需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不理想主要不是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市場基礎與制度條件方面的問題。文章從宏觀調控政策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觀點出發，通過比較內生安排與外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的不同績效，給出了一個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通過對政策邊界的明晰界定，從理論上揭示了短期的總量穩定與長期的經濟增長的關系，以及如何正確地把握宏觀調控政策的問題。

關鍵詞宏觀調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礎政策效應政策邊界

與20年來的市場化改革進程相伴隨，中國的宏觀調控也先后經歷了總需求大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總需求小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擴大需求型兩個階段。如果說1997年以前，面對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情形還能通過強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壓制總需求來實現宏觀經濟總量均衡的話，那么，1997年以后，面對在市場機制作用不斷擴大基礎上形成的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宏觀總量非均衡情形，盡管政府實施了更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但三年來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與預期結果仍相距甚遠。對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實證分析和政策的規范研究業已引發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學術界大多數關于宏觀調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觀調控政策能完全解決經濟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繹的邏輯推論而陷入了宏觀調控認識的誤區。本文基于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制度安排的觀點，依據現代宏觀經濟學理論，在對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礎與邊界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試圖構建一個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

一、作為一種制度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內生與外生的績效

當新制度經濟學家們摒棄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設從而將經濟運行分析由“無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轉向“新制度”的框架下進行時，市場被描繪成一種為降低交易成本而選擇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將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產和交換理論并更深入地分析現實世界的制度問題中，新制度經濟學家同樣給出了各種非市場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這就是，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客觀存在使對市場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為把有限理性的約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時保護交易免于機會主義風險的影響，經濟主體必然會尋求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與創新無非是特定條件下人們選擇的結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無疑是經濟增長(績效)的必要條件。正是通過對產權、交易成本、路徑依賴等問題的強調，使新制度經濟學得以將經濟增長問題納入制度變遷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釋。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圍相當寬泛，這里，筆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規和非正規的制度問題，而只是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某些術語(這些術語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內涵)，在闡述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礎上，就它相對市場基礎而言是內生還是外生的角度來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問題。

市場經濟中，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是市場機制，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理論已由標準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給定。盡管市場實現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條件過于苛刻而被認為在現實市場中不可能具備，但市場經濟的發展史表明，對市場制度作用的認識不是削弱而是加強了。出于完善市場配置功能的需要，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在市場基礎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場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針對市場失靈而由政府進行的微觀規制(管制)；(2)針對市場經濟總量非均衡而由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的宏觀調控。作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觀調控是政府在宏觀經濟領域的經濟職能，是現代市場經濟中國家干預經濟的特定方式，它的內在必然性實際上可由市場經濟運行的本質是均衡約束下的非均衡過程推論出來(吳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機理已在標準的凱恩斯主義模型中得到了經典的揭示，并被戰后西方國家長期的實踐所驗證。

眾所周知，宏觀總量是由微觀個量組成，宏觀經濟不可能離開微觀基礎而存在，宏觀調控也必然要依賴于現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我們可以簡單地從宏觀調控是否具有堅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出發，將宏觀調控區分為內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兩類。市場經濟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意指宏觀經濟政策具有與市場制度邏輯一致的傳導條件和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市場化主體。相對而言，如果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在沒有或不完善的市場基礎和傳導條件下進行的，那么宏觀調控顯然就是一種外生于市場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生安排的效應顯著，而外生安排的效應則會受到極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們可以給出一個分析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為何不理想的理論框架。

中國1993—1996年的主導政策被普遍認為是經濟轉型時期的一次比較接近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調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來總需求嚴重大于總供給的宏觀非均衡經濟實現了“軟著陸”。但宏觀經濟只經歷了短暫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沖擊和內部制約的條件下，陷入了持續至今且嚴峻的另一種類型的宏觀總量非均衡即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狀態。面對嚴峻的宏觀經濟形勢，出于“速度經濟”的要求及基于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常識，中國首先選擇的是以貨幣政策為主的宏觀調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經濟增長率持續下降的勢頭。然而，到1998年7月為止，盡管包括下調利率、取消貸款限額、調整法定準備金率、恢復中央銀行債券回購業務等市場經濟通用的主要貨幣政策工具幾乎悉數釋出，經濟減速和物價下跌的勢頭卻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鑒于直觀的宏觀經濟現實，當時人們普遍的共識是貨幣政策失效。關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數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進行的，其中主要的觀點是“投資陷阱”論、“流動性陷阱”論、“消費陷阱”論等。應該說，這些觀點基本上是在給定貨幣政策的制度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前提下，主要從貨幣政策本身的作用機理方面實證分析了制約貨幣政策效應發揮的各種因素，這些政策層面的分析無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針對性的。可是，如果給定的前提在現實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備，那么，這種僅在政策層面的分析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對策。

事實上，中國仍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中，市場制度基礎的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還不完善。中國以增量促存量的漸進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觀基礎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國有企業——基本上是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建立起來的，它們具有產權明晰的特征，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的反應，其行為由市場機制調節，是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國有企業——雖然歷經不斷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變，但其積重已久的深層問題并非短期內能得到徹底解決，無論在產權結構還是在治理結構中，國有企業都存在著明顯的政企難分的特征，因而其行為具有對市場與政府的雙重依賴性，是不完全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目前國內經濟學界對這種二元格局的另一種流行劃分法是所謂的體制內的國有企業與體制外的非國有企業。其實，這是相對計劃經濟體制而言的，如果相對市場經濟體制而言，則體制內的就應該主要是非國有企業，而體制外的是傳統的國有企業。

有效的貨幣政策除了要有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微觀基礎外，還必須有政策賴于傳導的條件。在市場經濟中，利率是解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最重要變量，它通過多種途徑傳導并影響到實體經濟。Munddl(1968)與Fleming(1962)分析了開放經濟條件下利率變化經由總需求和匯率波動效應傳導的過程；robin(1969)通過對q值(資本資產的市值對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義并將它作為把中央銀行與金融市場連接到實體經濟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資產結構調整效應的傳導過程；Modidjani(1977)從居民消費需求角度分析了財富變動效應的傳導過程。所有這些傳導過程都是以利率市場化為前提、并以相對完善的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為基礎的。嚴格地說，中國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確定。利率機制傳導的市場化前提不存在，所謂的“流動性陷阱”、“投資陷阱”、“消費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確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場供求，被認為是一種準市場化的利率，那么，在資本市場受到嚴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場被制度的性質強制分割的情況下，金融市場制度基礎的局限也極大地制約著利率機制的有效傳導。謝平和廖強(2000)明確地指出了利率傳導機制的資產結構調整效應與財富變動效應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國的非貨幣金融資產與貨幣金融資產、金融資產與實際資產之間的聯系不緊密、反饋不靈敏，金融體系與實際經濟體系各行為主體和運行環節之間遠未銜接成一個聯動體。張曉晶(2000)則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結論的基礎上論證了開放條件下由固定匯率和資本有限流動引致的套利行為以及外匯占款必然制約中國試圖通過降息刺激經濟政策效果。結合對微觀基礎的更進一步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兩點結論：第一：非市場化的利率使中國的貨幣政策在總體上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經濟的政府安排，實體經濟難以對其作出靈敏反應；第二，假定這種利率等同于市場化利率，那么，貨幣政策雖然相對于市場經濟體制內的微觀基礎是一種內生安排，但金融市場的制度分割與局限使體制內的主體無法對利率作出反應，而體制外的主體使貨幣政策相應地又變為外生安排，加上體制外的改革滯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觀主體基于金融風險的考慮必然又會限制體制外主體的反應(這就是所謂的“惜貸”)。

金融市場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國貨幣政策的傳導實際上更主要是通過信用機制來進行的。理論上，貨幣政策的信用傳導機制主要有銀行借貸和資產負債表兩種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從銀行貸款供給方面揭示了前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從貨幣政策態勢對特定借款人資產負債狀況的影響方面闡明了后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信用機制能否有效地發揮傳導作用，其關鍵的問題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對稱環境下存在于借貸行為過程中的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等問題，從而使信用具有可獲得性。就中國的現實而言，體制內外不同的微觀主體的信用可獲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非國有企業)因金融市場的制度歧視被隔絕在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之外，貨幣政策相對于它們是一種外生的安排，效應當然無從談起。市場體制外的微觀主體(國有企業)的反應則可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是，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良好的主體，它們并非惟一地依賴銀行借貸渠道融資，這就意味著信用傳導機制所必需的銀行貸款與債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難以成立，即使這類主體不受市場的制度歧視，而且金融機構也愿意與它們發生借貸行為，但貨幣政策對它們的效力相當微弱；另一方面，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不良的主體，由于它們存在嚴重的道德風險和過大的監督成本，金融機構出于自身穩健經營的要求，又往往不愿與其發生借貸行為，所以形成銀行普遍的“惜貸”或“慎貸”現象，貨幣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引誘也不明顯(只是較大地減輕了它們的利息負擔)。由此可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不顯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貨幣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問題。

中國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同樣可以在制度內生與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說明。1998年中期，當日益嚴峻的“通貨緊縮”和“有效需求不足”問題使得貨幣政策一籌莫展，以及東南亞金融危機致使通過出口擴大外需受阻的情況下，為了解決總體物價水平持續下跌、經濟增長率遞減、失業(下崗)面不斷擴大等宏觀經濟問題，政府秉持通過宏觀調控擴大內需以啟動經濟的思路，確立了以財政政策為主并與貨幣政策相互配合的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取向。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積極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移動IS曲線的方式實現擴大總需求的目的，實際上是凱恩斯主義政策主張在中國的一種實踐。對積極財政政策選擇實施的時機和它的重要意義(穩定人們的預期)幾乎沒有人表示懷疑。盡管以增發國債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被認為在擴大基礎設施投資進而拉動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權威部門統計測算的結果是增發國債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別達1．5％和2．1％)，但作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種宏觀調控政策，財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僅僅體現在擴大支出的直接效應方面，而是在于通過政府支出的擴大去拉動民間投資的間接效應方面，否則，財政政策就與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投資沒有兩樣。就后一方面而言實際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擔心積極財政政策長期繼續下去有可能導致計劃體制復歸和債務危機。

關于積極財政政策為何難以有效地拉動民間投資需求增長的原因，學術界已展開深入的探討并提出了多種解釋。其中大多數的分析都將問題的癥結歸咎于基礎設施的產業鏈太短以及整個產業結構不合理方面，強調正是基礎設施的產業關聯性差，當把財政資金集中投向本來就已存在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基礎原材料部門，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攬而不是貼息、參股和項目融資等方式投入的情況下，民間投資自然不可能參與進來，最終的結果是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不大，經濟啟而不動。無疑，中國積極財政政策效應在現象層面表現出來的因果關系確實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卻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擴張與體制收縮的矛盾。如果從財政政策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觀點出發。我們可以就它與微觀基礎的關系對政策效應作出進一步的解釋。這就是，由于財政政策與政府關系緊密的行為主體(特別是國有主體部門)具有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這種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恰恰又是人們所擔心的計劃體制復歸的重要表現)，積極的財政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引誘效果相對明顯；由于財政政策相對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是一種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積極財政政策的各種乘數效應受到體制的摩擦，因而對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需求的拉動效應不明顯，亦即IS曲線移而不動。

上述給出的僅僅是制度基礎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觀調控分析的全部內容。如果到此為止，則很容易使人誤解為：只要宏觀調控政策是內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實現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其實，即使是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著它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凱恩斯主義政策70年代在“滯脹”面前的失靈就是明證)。因為，如果宏觀調控作用的僅僅是宏觀經濟總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決結構問題；如果宏觀調控政策的本義只是一項短期的穩定政策，又豈能冀望它來實現長期的經濟增長?這實際上也就涉及宏觀調控政策是否存在一個有效的邊界問題，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也只有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才能得以釋放出來。

二、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短期還是長期?

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長期與短期之爭，實質上也就是關于政府經濟職能邊界的理念之爭。在西方，現代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間對此也展開過激烈的論爭，從凱恩斯主義到貨幣主義再到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和新凱恩斯主義，其政策理論的核心實際上也可歸結為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問題。比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論主張，應該會有助于我們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一)短期邊界論：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及新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

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背景下，凱恩斯從不變的價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總產出水平及相應的就業水平的現實出發，以現實存在的貨幣工資剛性、價格剛性、流動性陷阱和利率在長期缺乏彈性等作為分析前提，把經濟分析的重點放在宏觀總體的真實變量上，指出宏觀經濟總量的非均衡主要是總需求波動(有效需求不足)的結果，市場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復充分就業均衡。根據總需求決定原理，凱恩斯進一步推論出，只有通過政府制定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引導消費傾向和統攬投資引誘，并使兩者互相配合適應，才能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從而使經濟在充分就業的水平上保持穩定。

在凱恩斯看來，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的總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機抉擇的短期政策，因為“在長期我們都死了”。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短期邊界論，我們可用標準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加以說明。在圖1中，假設總需求曲線AD0與總供給曲線AS相交的A點表示經濟最初處于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Yn)，當經濟受到現實總需求的沖擊，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現實中存在著貨幣工資剛性和價格剛性，必然導致廠商削減產量和就業量(從Yn減到Y1)，這時，經濟將在小于充分就業水平的B點實現均衡，而不可能任由價格的自由下降調整到C點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正是投資者不確定預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點以下演變為一條具有正斜率的總供給曲線，它意味著完全依靠市場力量很難迅速有效地將Y1恢復到Yn。因此，要使經濟在較短的時間內從B點回復到A點，最有效的辦法是通過政府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使AD1，移動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問題解決后，AS曲線恢復到古典的垂直狀態，市場價格機制繼續發揮作用，此時如果繼續實施積極的政策會加劇價格水平的上漲(通貨膨脹)。從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中不難看出，總需求管理政策的邊界只限于AS曲線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態。

在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當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政策在“滯脹”面前日益失靈的情況下，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說和自然率假說來解釋“滯脹”現象，并對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發難。貨幣主義者認為，長期菲力普斯曲線是一條起自自然失業率的垂直線，不存在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交替關系。雖然短期內通過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影響產量和就業量，但就長期而言，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使得財政擴張的量不過是對私人部門支出的量的替代，稅收的變化也因不能影響持久收入而僅有非常微弱的乘數效應。貨幣政策也同樣只會在短期內當人們按錯誤的價格預期決策時對產量和就業量產生影響，而在長期一旦錯誤的價格預期得到糾正，即“貨幣幻覺”消失之后，實際工資、產量和就業量都將復歸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過政府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試圖保持較高的和穩定的產量和就業量水平的努力，最終只會導致通貨膨脹的加速上升和經濟的更不穩定。與重視財政政策作用的凱恩斯主義者不同，貨幣主義者從穩定的貨幣需求函數出發，堅持經濟在遭遇需求沖擊后仍會相當迅速地恢復到自然率的產量和就業水平附近，強調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會使事情變得更好，因為政策制定者為了某種政治利益而操縱經濟導致的政府失靈可能比市場失靈更糟。因此，為了穩定經濟，應該用旨在穩定價格預期的貨幣規則取代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凱恩斯主義從最大化行為和理性預期的基礎上去探尋關于工資和價格粘性的原因，進而建立了包含確定價格和接受需求的廠商、新古典生產函數、市場不完全性、信息不對稱等方面具有堅實微觀基礎的宏觀經濟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導出的政策含義強調，由于經濟自動均衡將以長期的蕭條為代價，因此，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經濟在短期內穩定在產量和就業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凱恩斯主義關于短期政策的觀點分別以工資粘性模型(圖2)和價格粘性模型(圖3)來說明。在圖2中，LAS是一條與古典一致的垂直總供給曲線，SAS則是由一定的預期價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給出的短期總供給曲線。假定經濟初始在產量和就業自然率水平(Yn)的A點上運行，當發生意外的總需求沖擊后(總需求曲線從AD0移到AD1)，即使價格可自由伸縮，但由于工資已由談判合同固定，經濟必然從A點移動向小于充分就業均衡(Y1)的B點。正是因為工資合同需要交錯調整不可能使勞動市場在C點出清，新凱恩斯主義者強調政府對意外沖擊的反應遠比私人部門協商調整工資迅速。因此，在短期內，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能夠將經濟穩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圖3表明的是，總需求的沖擊之所以使經濟從A點移向B點，主要是因為存在價格粘性(比如菜單成本)。如果商品市場不可能在C點迅速出清，那么總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應該有所作為。

(二)零邊界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政策主張

建立在理性預期、自然率假設和市場連續出清基礎上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包括以盧卡斯為代表的貨幣經濟周期學派和以巴羅、基德蘭德、普雷斯科特等為代表的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前者從需求沖擊、信息不完全及閑暇(勞動)的跨期替代效應方面建立起解釋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和傳導機制的貨幣經濟周期模型，認為在短期內，雖然不完全信息下發生的意料之外的貨幣沖擊會導致經濟總量的波動，但在長期中，由于人們能夠根據不斷獲得的信息去修復錯誤的預期，經濟將自行恢復到自然率的增長路徑。基于預期到的貨幣沖擊對經濟沒有實際的影響，因而旨在穩定經濟的貨幣政策在任何時候都無效。這種貨幣政策零邊界的推論可由圖4說明。

在圖4中，垂直的LAS曲線表明具有理性預期的經濟主體行為完全由市場價格機制調節，每一條傾斜的SAS曲線則由相應的預期價格水平給出。假設現期發生了出乎意料的總需求增加(貨幣沖擊使AD0移到AD1)，則貨幣工資和價格水平必然會因商品和勞動市場存在超額需求而上升。此時，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廠商(工人)誤將一般物價水平(貨幣工資)的上升當做相對價格(實際工資)的上升并相應地增加產品(勞動)供給，那么經濟將暫時“意外”地沿SAS0曲線從A點移動至B點。然而，一旦經濟主體理性地認識到實際工資和相對價格并未發生變化并完全調整預期，則SAS0會迅速移到SAS1，產量和就業復歸到自然率水平(C點)。因此，除非貨幣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則，無論長期還是短期的貨幣政策都歸無效，而意料之外(欺騙公眾)的貨幣政策本身只能進一步加劇經濟波動。如果用“適應性預期”替代“理性預期”概念，則圖4也是一個貨幣主義的AS—AD模型。

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堅持貨幣中性論，認為貨幣對實際經濟變量沒有影響，因為是產出水平決定貨幣變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貨幣政策的作用為零。他們主要從生產函數與總供給的關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強調實際因素(尤其是技術)沖擊是經濟周期波動的根源。在他們看來，當一個部門出現技術進步后，它必然會通過部門性的波動源傳導到經濟的其他部門，技術沖擊的隨機性使產出的長期增長路徑出現隨機性的跳躍，產量和就業的波動實際上并不是對自然率水平的偏離，而是對生產可能性變化的最優反應，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產的沒有意義的。關于實際經濟周期模型的政策含義，巴羅通過復活李嘉圖等價命題，認為公債是中性的，經濟主體的預期理性會抵消政府無論是以公債還是稅收等方式籌資的效應，因而試圖刺激經濟擴張的積極財政政策無效。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則通過比較有無約定條件下的均衡解，從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譽方面論證了凱恩斯主義的相機抉擇政策是無效的。

由上可見，凱恩斯主義為政府提供了市場經濟中反蕭條的最初的政策理論，并將其邊界嚴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應也被戰后西方國家20多年的實踐所證實。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將宏觀經濟政策的期限邊界定格為零，雖然這種政策主張遠離現實，但作為政策理論卻為反思傳統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提供了一種路徑。現代宏觀經濟學中，幾乎沒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觀調控政策當做長期的政策。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與目標邊界：總量穩定還是結構增長?

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宏觀調控政策必然會存在一定的作用對象與目標。關于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對象究竟是總量還是包括結構?它的目標究竟是穩定還是增長?對此的不同認識顯然直接影響到對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評價，而在更寬泛的意義上則影響到能否正確地認識市場經濟中市場與政府的作用。

(一)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是宏觀經濟總量

現代市場經濟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經濟職能從總體的內容層次上可以區分為一般的市場條件的創立與維護、微觀經濟規制、宏觀經濟調控三大類。與基于市場失靈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預經濟的微觀規制安排不同，宏觀調控是市場經濟內在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并導致經濟總量嚴重非均衡基礎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動態經濟中經濟出現周期的波動是不可避免的，雖然市場機制如果假以時日能夠自動調節經濟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經濟達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經歷一個較長時期的蕭條意味著必須付出總體社會福利損失的嚴重代價，因此，現代市場經濟一般內在地要求通過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去調控經濟總量，以減少市場機制調節時滯產生的高昂成本。從宏觀調控的內涵來看，它作用的對象顯然是總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結果又必然會間接地影響到具體微觀主體的行為。而正是這種直接對象與間接結果的傳導表明了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這也是為什么說有效的宏觀調控必須有堅實微觀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原因。有必要說明的是，如果依據作用結果來界定政策邊界，那么也許可以把結構列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不過，隨之而來的問題可能就會陷入體制認知的誤區(這點將在后面說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邊界嚴格界定為總量的觀點也明確地反映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中。

(二)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

前已述及，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結果不僅會而且應該影響到微觀主體的行為決策和產業結構的相應調整。但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卻并不針對具體的行業和部門，否則宏觀調控就等同于微觀規制。理論和實踐的發展表明，對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普遍認同，推動了市場經濟在世界范圍內的廣泛發展。在市場經濟中，通過市場競爭和價格機制對供求關系進行調節，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使資源在各產業和部門間得到有效配置，產業結構的形成和優化正是市場在產業間配置資源的必然結果。歷史地看，產業結構的形成和調整也曾在不同的體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來安排(通過產業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及所謂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體制(如日本和韓國等)。不過由政府取代市場、通過產業政策干預市場機制在產業間的資源配置而形成的產業結構從長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韓國經濟(金融)危機不斷，中國重復建設問題嚴重，政府安排的產業政策不能不說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產業政策在實質上是政府依據自己確定的經濟變化趨勢和目標設想來干預資源在產業間的配置，產業政策在資源配置的方式上與計劃經濟是相同的，計劃經濟所固有的缺陷必然會重現于產業政策的制定上(湯在新、吳超林，2001)。政府對具體產業的干預應以市場失靈為依據確定。如果將產業政策當做一種宏觀調控政策，顯然它相對市場基礎是一種外生的安排，其績效將存在體制的制約。不僅如此，如果將產業結構作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也與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存在邏輯上的矛盾。應該承認，中國當前的經濟問題主要是結構問題，但結構問題不是宏觀調控直接的對象，結構問題的解決有賴于市場基礎的發展和完善，這也是理解為什么要大力發展市場經濟的關鍵之所在。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是為市場對資源的基礎性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

對于通過宏觀經濟政策減少經濟周期波動、促進經濟總量均衡從而為市場機制有效進行資源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的目標業已獲得廣泛的認同，并為當今世界各國政府所采納(除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反對外)，不過，關于經濟增長是否應該作為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則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嚴格地說，經濟增長屬于總供給的范疇，它取決于生產要素的投入與組合，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一般堅信構成總量內容的總供給方面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即使出現總供給沖擊的經濟周期波動，認為也應該由市場機制來調節。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理論中，宏觀調控政策歸屬于總需求的范疇，政策的目標被界定在因總需求沖擊引起經濟周期波動后的穩定方面，而且強調的是短期。如果說凱恩斯主義所強調的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中包含了一定的經濟增長目標，那么這種增長主要也是隨積極財政政策穩定投資者預期而來的私人部門的增長，公共財政支出的增長本身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然屬于穩定的手段，目標是為民間投資的啟動創設良好的外部環境。在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實踐中，貨幣政策事實上也一直是以穩定通貨而不是經濟增長為目標。

最近10年來，隨著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發展，特別是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對政府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能夠產生合意的長期經濟增長表示懷疑，認為過分關注短期穩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視了長期經濟增長的問題。他們指出短期的產量波動雖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長期經濟增長的福利含義遠遠超出任何短期波動的影響(Romer，1996)，強調現代經濟分析的重點應該從總需求轉向總供給方面(因為總量非均衡都是微觀扭曲的結果)。這種從對短期穩定的關注轉向長期經濟增長路徑探討的理論發展方向所給出的政策含義是，政府既能夠積極地也能夠消極地影響長期經濟增長，而積極政策的作用主要體現在為經濟的最優增長路徑提供良好的外部條件。

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像中國這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由于市場基礎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一直附存著經濟增長的目標。在中國擴大內需的宏觀調控實踐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確地將貨幣政策作為保證8％的經濟增長率目標的手段，當認識到依靠貨幣政策難以實現預期目標的情況下，又進一步明確提出啟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來保證經濟增長。應該承認，一系列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對于阻止經濟增長率的嚴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現實結果與預期目標的巨大差距表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目標嚴格界定為短期穩定更為確切。實際上，多重目標之間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釋放，積極財政政策的短期經濟增長目標在中國經濟的存量部分還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經濟的增量部分則明顯難容。目前，國內已有不少學者開始在關注短期穩定的基礎上探討中國長期經濟增長的路徑問題，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宏觀組(1999)就曾明確提出：“宏觀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要始終堅持以市場化為取向，通過制度創新、加快結構調整來求得長遠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擴大內需如果不是作為一項短期政策而是作為一項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給管理的政策結合起來”。特別是從2000年5月中國經濟出現重大轉機后，關于長期經濟增長要依賴市場基礎和制度條件的完善已逐步成為共識。

四、簡短的結語

在中國的經濟發展進程中，我們一向重視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這無疑是中國客觀現實的要求。與此同時，我們又必須對政府制度安排在經濟的不同領域和層次內容上的差異有一個清晰的認識。事實上，就宏觀調控政策作為一種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國家的理論和實踐中具有比較清楚的界定，而國內對其內涵和目標等問題上的認識則是相當含混或者說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們對宏觀調控問題的基本認識是：

——市場經濟有效配置資源是以產權明晰的市場主體行為和形成理性預期從而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反應為基礎的。針對經濟總量非均衡的宏觀調控如果沒有堅實的微觀基礎，那么，作為一種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應釋放必然受到極大的制約。宏觀調控政策的傳導還需要相應有效的市場傳導條件或機制。在中國，由于市場結構并不完全，特別是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屬管制市場，缺乏有效的市場傳導機制使宏觀調控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條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觀調控政策能否發揮作用已不僅僅是政策本身的問題。

第8篇：貨幣政策的基本理論范文

在近現代世界經濟史上，金融泡沫曾經多次出現過，比較著名的有17世紀的荷蘭郁金香狂熱(DutchTulipMania)、1720年英國的南海公司泡沫(SouthSeaBubble)、1929-1933年的全球經濟大蕭條(TheGreatDepression)等。盡管這些事件前后相差幾百年，發生的地點也不同，但它們的成因、演變及其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卻有很大的相似之處。

在20世紀末期，世界經濟又經歷了另一個巨大的金融泡沫。這個泡沫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日本的股票與房地產泡沫，它在1989年達到了頂點，日經指數曾達到38740點，到2002年年底則跌落至8579點，而現在的房地產價格只有高峰時的三分之一；另一部分是美歐的股票泡沫，美國道瓊斯與納斯達克指數分別從2000年初最高峰的11722.98點和5048.62點跌落到2002年底的8341點和1335點，7.5萬億美元的“財富”被蒸發了，而彭博歐洲50種藍籌股票指數由最高峰的5405點跌到2002年底的2500點左右。

經濟學家對歷次金融泡沫有過詳盡的研究，并總結出了很多值得借鑒的經驗。縱觀歷次金融泡沫的演變過程，難免讓人們得出歷史在不斷地重復自我的結論：

1、大多數人包括經濟學家、中央銀行官員均無法準確地預測股市暴跌。例如，作為20世紀美國最為著名的經濟學家之一的歐文．費雪，在1929年股市暴跌之前14天還在預測股票會繼續上漲。格林斯潘也被認為是20世紀最偉大的中央銀行行長之一，當道瓊斯指數在1996年達到6000點的時候，他曾經潑過冷水，認為投資者存在著“非理性的過分樂觀”情緒，但在此后他改弦易轍，再也沒有提出類似的警告，聽任股票攀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2、在暴跌之前往往彌漫著過于樂觀的情緒，投機盛行。市盈率是衡量股市是否偏離均衡價值的基本指標之一。從美國歷史上看，市盈率一般在8-20之間，平均為15，而到了2000年初，美國標準普爾500股票的市盈率超過了40，即便在股市下跌40%的現在，市盈率仍然超過了20。此外，有人認為一個國家股票市場的市值不應超過GDP的70%，而美國股市在最的時期達到了140%。這些傳統的經驗指標已經失去了它應有的警示作用。投資者變成了投機行家，盡管他知道股票價格已經過高，但仍然決定買進，因為他相信股價會繼續上升，能夠把股票賣給下手。經濟學家把此時的投資者行為形象地比喻為“更大的傻瓜理論”(greaterfooltheory)。

3、股市暴跌發生時的私人部門（個人與企業）債務比率往往很高。舉債意味著信心，而不切實際的信心意味著過度消費與不明智的投資。據經濟學家統計，美國私人部門凈儲蓄額占GDP的比重在1960-1995年期間平均為1.4%，而2000年卻降到-6%左右。

4、股市暴跌往往發生在宏觀經濟狀況看起來很好的時候，這往往會讓大多數投資者猝不及防。在2000年初股票開始下跌的時候，世界經濟狀況很好，而美國正在進行著其歷史上最長的一次經濟增長期，看不出任何走下坡路的跡象。誰也不會想到泡沫破滅就在眼前。統計表明，在被深度套牢的投資者之中，大多數是在1998年之后入市的。

二、中央銀行的嶄新使命：防范與治理通貨緊縮

歷史告訴我們，股市暴跌之后往往伴隨著長期的經濟蕭條。道理很簡單：泡沫狀態是實體經濟不均衡發展的集中體現，它的爆破，必將以極具破壞力的形式，對經濟過程予以強制性的糾正，由此對宏觀經濟造成嚴重的負面效果。據歷史統計，在1720年南海泡沫過后的20年里，英國工業產量年增長率不到0.5%，在隨后的40年里，年增長率不到1%。1929年股市暴跌引發了20世紀最大的經濟蕭條，并為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一人類歷史上極其慘烈的災難埋下了禍根。日本股市泡沫的破滅導致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13年的經濟停滯與巨額銀行壞賬，即便到現在仍然看不到復蘇的前景。

面對這一嚴峻的宏觀形勢，世界各國政府應該審時度勢，果斷地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避免歷史悲劇的重演。

世界各國的中央銀行行長們可能沒有想到：他們在過去20年間治理與防止通貨膨脹取得巨大成功之后，面對通貨緊縮卻顯得有些束手無策。目前在全球范圍內，除了服務品價格有一定幅度的上升之外，其他物價水平呈整體下降趨勢。日本、德國、美國等發達國家均是如此，而作為世界經濟主要亮點的中國，物價水平也是連續下跌。面對這種情況，有些經濟學家開始懷念那種以溫和通貨膨脹為特征的經濟運行狀態。

在通貨緊縮期間，生產過剩是一種普遍的現象，消費者持幣待購心理嚴重，生產廠家失去了定價主動權，利潤空間受到很大的擠壓，進而影響其對未來投資的信心，裁員成為經常發生的事情。此外，物價下跌變相增加了借款的實際成本，加大了借款人的償債負擔。這一趨勢如果得不到扭轉的話，經濟衰退將是必然的結果。日本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通貨緊縮盡管表現為整體物價水平的持續下跌，但人們不能只從貨幣供給量乃至貨幣政策上尋找答案，也不能僅以放松銀根為基本對策，這需要財政政策的配合與其他綜合治理措施的實施。但同樣不容回避的是，貨幣政策在防止與治理通貨緊縮上負有巨大的責任。而且從日本的經歷來看，治理通貨緊縮要比防止通貨膨脹困難得多——這一教訓對決策者尤其重要。

2002年11月6日，美國聯儲第12次下調聯邦基金利率，達到了1.25%這個41年來的最低水平。這次大幅降息行動并沒有在市場引起積極的反映，反而引發了人們的擔憂——美國是否在重蹈日本的老路？美國經濟現在的狀態與10年前的日本有很多的相像之處。日本銀行在2000年3月已把利率降到零的水平，而整體物價水平還是連年下降，經濟萎靡不振，貨幣政策似乎失去了調控經濟的作用，成為了凱恩斯“流動性陷阱”的典型案例——由于借款人對經濟前景失去了信心，無論利率降到什么水平，都不愿意借款與投資。

人們難免要問：如果利率降到了無法再降的地步，中央銀行還有什么刺激經濟增長的工具？為了打消人們的擔心，美聯儲高層人士不斷表示：即便是聯邦基金利率降至零，它仍然有充足的工具來刺激經濟。格林斯潘最近表示：中央銀行可以購買政府債券，以此降低政府的融資成本及長期利率水平（在西方，中央銀行所能夠控制的只是短期利率，長期利率仍然由市場決定）。聯儲理事會理事BenBernanke走得更遠，他在2002年11月下旬的一次公開談話中，明確指出在1942至1951年期間，美國中央銀行購買了大量債券，促使政府債券收益率水平保持在2.5%的水平（相當于現在的5%）。如果這一手段仍不奏效，中央銀行可以接受商業票據為抵押，通過貼現窗口向銀行貸款，以此降低借貸成本。Bernanke先生還提出了第二個備選方案，就是由聯儲購買外國政府債券，迫使美元貶值。但他同時注意到美元政策是財政部的職責范圍，而且鑒于美國對外貿易占GDP的比例不是很高，美元貶值不能有效地解除通貨緊縮壓力。Bernanke先生提出的第三個方案更為極端，即聯邦政府推行減稅政策，以刺激經濟，同時，聯儲購買聯邦政府發行的債券，所籌集資金用來彌補減稅造成的虧空。這一方案的實質是中央銀行開動印鈔機，發票子。

上述政策建議出于聯儲高層口里，多少有些讓人震驚。在過去20年里，世界各國的中央銀行一直把防止與治理通貨膨脹當作自己最重要的職責之一，貨幣主義成為了它們的基本理論信條。中央銀行通過調節貨幣供應量與利率水平，把物價控制在認可的范圍之內。但到了現在，世界經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短期利率處于歷史低位，中央銀行投放基礎貨幣失去了正常的渠道，在這種情況下，中央銀行表現了應有的膽量與勇氣，探索非正統的政策工具，駛向了這段沒有航標的里程。

日本銀行已經率先這樣做了。為了刺激經濟，維持銀行體系的流動性，日本銀行從2000年3月開始在市場上大量買進政府債券，并于2002年11月20日決定把其銀行體系往來賬戶余額的上限提高到20萬億日元（相當于1200億美元），這意味著每月需要在市場上買入1.2-1.5萬億日元的債券，等于日本政府凈融資額的三分之一。日本銀行的主要目標是盡可能地把長短期利率控制在歷史最低位上，由此減輕私人借款人及日本政府的融資成本（盡管日本政府債務余額達到了其GDP的140%，而其30年債券的收益率只有2%左右）。此外，日本銀行在9月18日宣布：它準備從商業銀行手中購買它們所持有的股票，并于12月初付諸實施，以此幫助商業銀行清理包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其11月份的日本年度報告中肯定了上述做法，并督促日本銀行“在沒有標尺的地方堅定地走下去”。

日本國內現在正醞釀著一個更具爭議的貨幣政策——要求日本銀行明確確定一個通貨膨脹目標，比如說是3%，然后想方設法達到它。這樣做的目的，一是進一步增發貨幣，擴大貨幣供應量，同時引導公眾及企業的價格預期，以此解決通貨緊縮問題。對于盯住具體通貨膨脹率的貨幣目標，其他國家的中央銀行也有這樣做的，如英格蘭銀行，但它們的出發點是把通貨膨脹率控制在既定目標之內，而不是像日本銀行那樣，設法把負通貨膨脹率抬升到既定的目標。

第9篇：貨幣政策的基本理論范文

論文摘要：中國擴大內需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不理想主要不是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市場基礎與制度條件方面的問題。文章從宏觀調控政策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觀點出發，通過比較內生安排與外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的不同績效，給出了一個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通過對政策邊界的明晰界定，從理論上揭示了短期的總量穩定與長期的經濟增長的關系，以及如何正確地把握宏觀調控政策的問題。

關鍵詞宏觀調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礎政策效應政策邊界

與20年來的市場化改革進程相伴隨，中國的宏觀調控也先后經歷了總需求大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總需求小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擴大需求型兩個階段。如果說1997年以前，面對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情形還能通過強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壓制總需求來實現宏觀經濟總量均衡的話，那么，1997年以后，面對在市場機制作用不斷擴大基礎上形成的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宏觀總量非均衡情形，盡管政府實施了更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但三年來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與預期結果仍相距甚遠。對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實證分析和政策的規范研究業已引發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學術界大多數關于宏觀調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觀調控政策能完全解決經濟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繹的邏輯推論而陷入了宏觀調控認識的誤區。本文基于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制度安排的觀點，依據現代宏觀經濟學理論，在對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礎與邊界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試圖構建一個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

一、作為一種制度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內生與外生的績效

當新制度經濟學家們摒棄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設從而將經濟運行分析由“無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轉向“新制度”的框架下進行時，市場被描繪成一種為降低交易成本而選擇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將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產和交換理論并更深入地分析現實世界的制度問題中，新制度經濟學家同樣給出了各種非市場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這就是，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客觀存在使對市場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為把有限理性的約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時保護交易免于機會主義風險的影響，經濟主體必然會尋求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與創新無非是特定條件下人們選擇的結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無疑是經濟增長(績效)的必要條件。正是通過對產權、交易成本、路徑依賴等問題的強調，使新制度經濟學得以將經濟增長問題納入制度變遷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釋。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圍相當寬泛，這里，筆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規和非正規的制度問題，而只是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某些術語(這些術語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內涵)，在闡述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礎上，就它相對市場基礎而言是內生還是外生的角度來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問題。

市場經濟中，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是市場機制，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理論已由標準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給定。盡管市場實現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條件過于苛刻而被認為在現實市場中不可能具備，但市場經濟的發展史表明，對市場制度作用的認識不是削弱而是加強了。出于完善市場配置功能的需要，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在市場基礎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場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針對市場失靈而由政府進行的微觀規制(管制)；(2)針對市場經濟總量非均衡而由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的宏觀調控。作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觀調控是政府在宏觀經濟領域的經濟職能，是現代市場經濟中國家干預經濟的特定方式，它的內在必然性實際上可由市場經濟運行的本質是均衡約束下的非均衡過程推論出來(吳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機理已在標準的凱恩斯主義模型中得到了經典的揭示，并被戰后西方國家長期的實踐所驗證。

眾所周知，宏觀總量是由微觀個量組成，宏觀經濟不可能離開微觀基礎而存在，宏觀調控也必然要依賴于現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我們可以簡單地從宏觀調控是否具有堅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出發，將宏觀調控區分為內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兩類。市場經濟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意指宏觀經濟政策具有與市場制度邏輯一致的傳導條件和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市場化主體。相對而言，如果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在沒有或不完善的市場基礎和傳導條件下進行的，那么宏觀調控顯然就是一種外生于市場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生安排的效應顯著，而外生安排的效應則會受到極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們可以給出一個分析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為何不理想的理論框架。

中國1993—1996年的主導政策被普遍認為是經濟轉型時期的一次比較接近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調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來總需求嚴重大于總供給的宏觀非均衡經濟實現了“軟著陸”。但宏觀經濟只經歷了短暫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沖擊和內部制約的條件下，陷入了持續至今且嚴峻的另一種類型的宏觀總量非均衡即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狀態。面對嚴峻的宏觀經濟形勢，出于“速度經濟”的要求及基于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常識，中國首先選擇的是以貨幣政策為主的宏觀調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經濟增長率持續下降的勢頭。然而，到1998年7月為止，盡管包括下調利率、取消貸款限額、調整法定準備金率、恢復中央銀行債券回購業務等市場經濟通用的主要貨幣政策工具幾乎悉數釋出，經濟減速和物價下跌的勢頭卻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鑒于直觀的宏觀經濟現實，當時人們普遍的共識是貨幣政策失效。關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數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進行的，其中主要的觀點是“投資陷阱”論、“流動性陷阱”論、“消費陷阱”論等。應該說，這些觀點基本上是在給定貨幣政策的制度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前提下，主要從貨幣政策本身的作用機理方面實證分析了制約貨幣政策效應發揮的各種因素，這些政策層面的分析無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針對性的。可是，如果給定的前提在現實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備，那么，這種僅在政策層面的分析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對策。

金融市場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國貨幣政策的傳導實際上更主要是通過信用機制來進行的。理論上，貨幣政策的信用傳導機制主要有銀行借貸和資產負債表兩種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從銀行貸款供給方面揭示了前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從貨幣政策態勢對特定借款人資產負債狀況的影響方面闡明了后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信用機制能否有效地發揮傳導作用，其關鍵的問題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對稱環境下存在于借貸行為過程中的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等問題，從而使信用具有可獲得性。就中國的現實而言，體制內外不同的微觀主體的信用可獲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非國有企業)因金融市場的制度歧視被隔絕在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之外，貨幣政策相對于它們是一種外生的安排，效應當然無從談起。市場體制外的微觀主體(國有企業)的反應則可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是，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良好的主體，它們并非惟一地依賴銀行借貸渠道融資，這就意味著信用傳導機制所必需的銀行貸款與債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難以成立，即使這類主體不受市場的制度歧視，而且金融機構也愿意與它們發生借貸行為，但貨幣政策對它們的效力相當微弱；另一方面，對于那只是較大地減輕了它們的利息負擔。由此可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不顯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貨幣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問題。

有效的貨幣政策除了要有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微觀基礎外，還必須有政策賴于傳導的條件。在市場經濟中，利率是解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最重要變量，它通過多種途徑傳導并影響到實體經濟。Munddl(1968)與Fleming(1962)分析了開放經濟條件下利率變化經由總需求和匯率波動效應傳導的過程；robin(1969)通過對q值(資本資產的市值對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義并將它作為把中央銀行與金融市場連接到實體經濟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資產結構調整效應的傳導過程；Modidjani(1977)從居民消費需求角度分析了財富變動效應的傳導過程。所有這些傳導過程都是以利率市場化為前提、并以相對完善的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為基礎的。嚴格地說，中國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確定。利率機制傳導的市場化前提不存在，所謂的“流動性陷阱”、“投資陷阱”、“消費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確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場供求，被認為是一種準市場化的利率，那么，在資本市場受到嚴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場被制度的性質強制分割的情況下，金融市場制度基礎的局限也極大地制約著利率機制的有效傳導。謝平和廖強(2000)明確地指出了利率傳導機制的資產結構調整效應與財富變動效應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國的非貨幣金融資產與貨幣金融資產、金融資產與實際資產之間的聯系不緊密、反饋不靈敏，金融體系與實際經濟體系各行為主體和運行環節之間遠未銜接成一個聯動體。張曉晶(2000)則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結論的基礎上論證了開放條件下由固定匯率和資本有限流動引致的套利行為以及外匯占款必然制約中國試圖通過降息刺激經濟政策效果。結合對微觀基礎的更進一步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兩點結論：第一：非市場化的利率使中國的貨幣政策在總體上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經濟的政府安排，實體經濟難以對其作出靈敏反應；第二，假定這種利率等同于市場化利率，那么，貨幣政策雖然相對于市場經濟體制內的微觀基礎是一種內生安排，但金融市場的制度分割與局限使體制內的主體無法對利率作出反應，而體制外的主體使貨幣政策相應地又變為外生安排，加上體制外的改革滯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觀主體基于金融風險的考慮必然又會限制體制外主體的反應(這就是所謂的“惜貸”)。

事實上，中國仍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中，市場制度基礎的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還不完善。中國以增量促存量的漸進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觀基礎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國有企業——基本上是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建立起來的，它們具有產權明晰的特征，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的反應，其行為由市場機制調節，是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國有企業——雖然歷經不斷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變，但其積重已久的深層問題并非短期內能得到徹底解決，無論在產權結構還是在治理結構中，國有企業都存在著明顯的政企難分的特征，因而其行為具有對市場與政府的雙重依賴性，是不完全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目前國內經濟學界對這種二元格局的另一種流行劃分法是所謂的體制內的國有企業與體制外的非國有企業。其實，這是相對計劃經濟體制而言的，如果相對市場經濟體制而言，則體制內的就應該主要是非國有企業，而體制外的是傳統的國有企業。

中國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同樣可以在制度內生與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說明。1998年中期，當日益嚴峻的“通貨緊縮”和“有效需求不足”問題使得貨幣政策一籌莫展，以及東南亞金融危機致使通過出口擴大外需受阻的情況下，為了解決總體物價水平持續下跌、經濟增長率遞減、失業(下崗)面不斷擴大等宏觀經濟問題，政府秉持通過宏觀調控擴大內需以啟動經濟的思路，確立了以財政政策為主并與貨幣政策相互配合的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取向。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積極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移動IS曲線的方式實現擴大總需求的目的，實際上是凱恩斯主義政策主張在中國的一種實踐。對積極財政政策選擇實施的時機和它的重要意義(穩定人們的預期)幾乎沒有人表示懷疑。盡管以增發國債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被認為在擴大基礎設施投資進而拉動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權威部門統計測算的結果是增發國債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別達1．5％和2．1％)，但作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種宏觀調控政策，財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僅僅體現在擴大支出的直接效應方面，而是在于通過政府支出的擴大去拉動民間投資的間接效應方面，否則，財政政策就與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投資沒有兩樣。就后一方面而言實際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擔心積極財政政策長期繼續下去有可能導致計劃體制復歸和債務危機。

關于積極財政政策為何難以有效地拉動民間投資需求增長的原因，學術界已展開深入的探討并提出了多種解釋。其中大多數的分析都將問題的癥結歸咎于基礎設施的產業鏈太短以及整個產業結構不合理方面，強調正是基礎設施的產業關聯性差，當把財政資金集中投向本來就已存在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基礎原材料部門，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攬而不是貼息、參股和項目融資等方式投入的情況下，民間投資自然不可能參與進來，最終的結果是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不大，經濟啟而不動。無疑，中國積極財政政策效應在現象層面表現出來的因果關系確實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卻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擴張與體制收縮的矛盾。如果從財政政策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觀點出發。我們可以就它與微觀基礎的關系對政策效應作出進一步的解釋。這就是，由于財政政策與政府關系緊密的行為主體(特別是國有主體部門)具有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這種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恰恰又是人們所擔心的計劃體制復歸的重要表現)，積極的財政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引誘效果相對明顯；由于財政政策相對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是一種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積極財政政策的各種乘數效應受到體制的摩擦，因而對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需求的拉動效應不明顯，亦即IS曲線移而不動。

上述給出的僅僅是制度基礎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觀調控分析的全部內容。如果到此為止，則很容易使人誤解為：只要宏觀調控政策是內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實現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其實，即使是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著它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凱恩斯主義政策70年代在“滯脹”面前的失靈就是明證)。因為，如果宏觀調控作用的僅僅是宏觀經濟總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決結構問題；如果宏觀調控政策的本義只是一項短期的穩定政策，又豈能冀望它來實現長期的經濟增長?這實際上也就涉及宏觀調控政策是否存在一個有效的邊界問題，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也只有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才能得以釋放出來。

二、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短期還是長期?

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長期與短期之爭，實質上也就是關于政府經濟職能邊界的理念之爭。在西方，現代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間對此也展開過激烈的論爭，從凱恩斯主義到貨幣主義再到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和新凱恩斯主義，其政策理論的核心實際上也可歸結為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問題。比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論主張，應該會有助于我們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一)零邊界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政策主張

建立在理性預期、自然率假設和市場連續出清基礎上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包括以盧卡斯為代表的貨幣經濟周期學派和以巴羅、基德蘭德、普雷斯科特等為代表的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前者從需求沖擊、信息不完全及閑暇(勞動)的跨期替代效應方面建立起解釋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和傳導機制的貨幣經濟周期模型，認為在短期內，雖然不完全信息下發生的意料之外的貨幣沖擊會導致經濟總量的波動，但在長期中，由于人們能夠根據不斷獲得的信息去修復錯誤的預期，經濟將自行恢復到自然率的增長路徑。基于預期到的貨幣沖擊對經濟沒有實際的影響，因而旨在穩定經濟的貨幣政策在任何時候都無效。這種貨幣政策零邊界的推論可由圖4說明。

在圖4中，垂直的LAS曲線表明具有理性預期的經濟主體行為完全由市場價格機制調節，每一條傾斜的SAS曲線則由相應的預期價格水平給出。假設現期發生了出乎意料的總需求增加(貨幣沖擊使AD0移到AD1)，則貨幣工資和價格水平必然會因商品和勞動市場存在超額需求而上升。此時，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廠商(工人)誤將一般物價水平(貨幣工資)的上升當做相對價格(實際工資)的上升并相應地增加產品(勞動)供給，那么經濟將暫時“意外”地沿SAS0曲線從A點移動至B點。然而，一旦經濟主體理性地認識到實際工資和相對價格并未發生變化并完全調整預期，則SAS0會迅速移到SAS1，產量和就業復歸到自然率水平(C點)。因此，除非貨幣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則，無論長期還是短期的貨幣政策都歸無效，而意料之外(欺騙公眾)的貨幣政策本身只能進一步加劇經濟波動。如果用“適應性預期”替代“理性預期”概念，則圖4也是一個貨幣主義的AS—AD模型。

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堅持貨幣中性論，認為貨幣對實際經濟變量沒有影響，因為是產出水平決定貨幣變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貨幣政策的作用為零。他們主要從生產函數與總供給的關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強調實際因素(尤其是技術)沖擊是經濟周期波動的根源。在他們看來，當一個部門出現技術進步后，它必然會通過部門性的波動源傳導到經濟的其他部門，技術沖擊的隨機性使產出的長期增長路徑出現隨機性的跳躍，產量和就業的波動實際上并不是對自然率水平的偏離，而是對生產可能性變化的最優反應，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產的沒有意義的。關于實際經濟周期模型的政策含義，巴羅通過復活李嘉圖等價命題，認為公債是中性的，經濟主體的預期理性會抵消政府無論是以公債還是稅收等方式籌資的效應，因而試圖刺激經濟擴張的積極財政政策無效。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則通過比較有無約定條件下的均衡解，從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譽方面論證了凱恩斯主義的相機抉擇政策是無效的。

由上可見，凱恩斯主義為政府提供了市場經濟中反蕭條的最初的政策理論，并將其邊界嚴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應也被戰后西方國家20多年的實踐所證實。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將宏觀經濟政策的期限邊界定格為零，雖然這種政策主張遠離現實，但作為政策理論卻為反思傳統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提供了一種路徑。現代宏觀經濟學中，幾乎沒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觀調控政策當做長期的政策。

(二)短期邊界論：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及新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

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背景下，凱恩斯從不變的價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總產出水平及相應的就業水平的現實出發，以現實存在的貨幣工資剛性、價格剛性、流動性陷阱和利率在長期缺乏彈性等作為分析前提，把經濟分析的重點放在宏觀總體的真實變量上，指出宏觀經濟總量的非均衡主要是總需求波動(有效需求不足)的結果，市場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復充分就業均衡。根據總需求決定原理，凱恩斯進一步推論出，只有通過政府制定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引導消費傾向和統攬投資引誘，并使兩者互相配合適應，才能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從而使經濟在充分就業的水平上保持穩定。

在凱恩斯看來，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的總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機抉擇的短期政策，因為“在長期我們都死了”。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短期邊界論，我們可用標準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加以說明。在圖1中，假設總需求曲線AD0與總供給曲線AS相交的A點表示經濟最初處于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Yn)，當經濟受到現實總需求的沖擊，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現實中存在著貨幣工資剛性和價格剛性，必然導致廠商削減產量和就業量(從Yn減到Y1)，這時，經濟將在小于充分就業水平的B點實現均衡，而不可能任由價格的自由下降調整到C點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正是投資者不確定預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點以下演變為一條具有正斜率的總供給曲線，它意味著完全依靠市場力量很難迅速有效地將Y1恢復到Yn。因此，要使經濟在較短的時間內從B點回復到A點，最有效的辦法是通過政府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使AD1，移動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問題解決后，AS曲線恢復到古典的垂直狀態，市場價格機制繼續發揮作用，此時如果繼續實施積極的政策會加劇價格水平的上漲(通貨膨脹)。從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中不難看出，總需求管理政策的邊界只限于AS曲線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態。

在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當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政策在“滯脹”面前日益失靈的情況下，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說和自然率假說來解釋“滯脹”現象，并對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發難。貨幣主義者認為，長期菲力普斯曲線是一條起自自然失業率的垂直線，不存在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交替關系。雖然短期內通過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影響產量和就業量，但就長期而言，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使得財政擴張的量不過是對私人部門支出的量的替代，稅收的變化也因不能影響持久收入而僅有非常微弱的乘數效應。貨幣政策也同樣只會在短期內當人們按錯誤的價格預期決策時對產量和就業量產生影響，而在長期一旦錯誤的價格預期得到糾正，即“貨幣幻覺”消失之后，實際工資、產量和就業量都將復歸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過政府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試圖保持較高的和穩定的產量和就業量水平的努力，最終只會導致通貨膨脹的加速上升和經濟的更不穩定。與重視財政政策作用的凱恩斯主義者不同，貨幣主義者從穩定的貨幣需求函數出發，堅持經濟在遭遇需求沖擊后仍會相當迅速地恢復到自然率的產量和就業水平附近，強調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會使事情變得更好，因為政策制定者為了某種政治利益而操縱經濟導致的政府失靈可能比市場失靈更糟。因此，為了穩定經濟，應該用旨在穩定價格預期的貨幣規則取代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凱恩斯主義從最大化行為和理性預期的基礎上去探尋關于工資和價格粘性的原因，進而建立了包含確定價格和接受需求的廠商、新古典生產函數、市場不完全性、信息不對稱等方面具有堅實微觀基礎的宏觀經濟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導出的政策含義強調，由于經濟自動均衡將以長期的蕭條為代價，因此，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經濟在短期內穩定在產量和就業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凱恩斯主義關于短期政策的觀點分別以工資粘性模型(圖2)和價格粘性模型(圖3)來說明。在圖2中，LAS是一條與古典一致的垂直總供給曲線，SAS則是由一定的預期價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給出的短期總供給曲線。假定經濟初始在產量和就業自然率水平(Yn)的A點上運行，當發生意外的總需求沖擊后(總需求曲線從AD0移到AD1)，即使價格可自由伸縮，但由于工資已由談判合同固定，經濟必然從A點移動向小于充分就業均衡(Y1)的B點。正是因為工資合同需要交錯調整不可能使勞動市場在C點出清，新凱恩斯主義者強調政府對意外沖擊的反應遠比私人部門協商調整工資迅速。因此，在短期內，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能夠將經濟穩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圖3表明的是，總需求的沖擊之所以使經濟從A點移向B點，主要是因為存在價格粘性(比如菜單成本)。如果商品市場不可能在C點迅速出清，那么總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應該有所作為。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與目標邊界：總量穩定還是結構增長?

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宏觀調控政策必然會存在一定的作用對象與目標。關于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對象究竟是總量還是包括結構?它的目標究竟是穩定還是增長?對此的不同認識顯然直接影響到對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評價，而在更寬泛的意義上則影響到能否正確地認識市場經濟中市場與政府的作用。

(一)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是宏觀經濟總量

現代市場經濟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經濟職能從總體的內容層次上可以區分為一般的市場條件的創立與維護、微觀經濟規制、宏觀經濟調控三大類。與基于市場失靈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預經濟的微觀規制安排不同，宏觀調控是市場經濟內在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并導致經濟總量嚴重非均衡基礎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動態經濟中經濟出現周期的波動是不可避免的，雖然市場機制如果假以時日能夠自動調節經濟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經濟達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經歷一個較長時期的蕭條意味著必須付出總體社會福利損失的嚴重代價，因此，現代市場經濟一般內在地要求通過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去調控經濟總量，以減少市場機制調節時滯產生的高昂成本。從宏觀調控的內涵來看，它作用的對象顯然是總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結果又必然會間接地影響到具體微觀主體的行為。而正是這種直接對象與間接結果的傳導表明了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這也是為什么說有效的宏觀調控必須有堅實微觀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原因。有必要說明的是，如果依據作用結果來界定政策邊界，那么也許可以把結構列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不過，隨之而來的問題可能就會陷入體制認知的誤區(這點將在后面說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邊界嚴格界定為總量的觀點也明確地反映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中。

(二)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

前已述及，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結果不僅會而且應該影響到微觀主體的行為決策和產業結構的相應調整。但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卻并不針對具體的行業和部門，否則宏觀調控就等同于微觀規制。理論和實踐的發展表明，對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普遍認同，推動了市場經濟在世界范圍內的廣泛發展。在市場經濟中，通過市場競爭和價格機制對供求關系進行調節，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使資源在各產業和部門間得到有效配置，產業結構的形成和優化正是市場在產業間配置資源的必然結果。歷史地看，產業結構的形成和調整也曾在不同的體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來安排(通過產業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及所謂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體制(如日本和韓國等)。不過由政府取代市場、通過產業政策干預市場機制在產業間的資源配置而形成的產業結構從長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韓國經濟(金融)危機不斷，中國重復建設問題嚴重，政府安排的產業政策不能不說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產業政策在實質上是政府依據自己確定的經濟變化趨勢和目標設想來干預資源在產業間的配置，產業政策在資源配置的方式上與計劃經濟是相同的，計劃經濟所固有的缺陷必然會重現于產業政策的制定上(湯在新、吳超林，2001)。政府對具體產業的干預應以市場失靈為依據確定。如果將產業政策當做一種宏觀調控政策，顯然它相對市場基礎是一種外生的安排，其績效將存在體制的制約。不僅如此，如果將產業結構作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也與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存在邏輯上的矛盾。應該承認，中國當前的經濟問題主要是結構問題，但結構問題不是宏觀調控直接的對象，結構問題的解決有賴于市場基礎的發展和完善，這也是理解為什么要大力發展市場經濟的關鍵之所在。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是為市場對資源的基礎性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

對于通過宏觀經濟政策減少經濟周期波動、促進經濟總量均衡從而為市場機制有效進行資源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的目標業已獲得廣泛的認同，并為當今世界各國政府所采納(除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反對外)，不過，關于經濟增長是否應該作為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則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嚴格地說，經濟增長屬于總供給的范疇，它取決于生產要素的投入與組合，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一般堅信構成總量內容的總供給方面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即使出現總供給沖擊的經濟周期波動，認為也應該由市場機制來調節。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理論中，宏觀調控政策歸屬于總需求的范疇，政策的目標被界定在因總需求沖擊引起經濟周期波動后的穩定方面，而且強調的是短期。如果說凱恩斯主義所強調的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中包含了一定的經濟增長目標，那么這種增長主要也是隨積極財政政策穩定投資者預期而來的私人部門的增長，公共財政支出的增長本身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然屬于穩定的手段，目標是為民間投資的啟動創設良好的外部環境。在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實踐中，貨幣政策事實上也一直是以穩定通貨而不是經濟增長為目標。

最近10年來，隨著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發展，特別是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對政府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能夠產生合意的長期經濟增長表示懷疑，認為過分關注短期穩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視了長期經濟增長的問題。他們指出短期的產量波動雖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長期經濟增長的福利含義遠遠超出任何短期波動的影響(Romer，1996)，強調現代經濟分析的重點應該從總需求轉向總供給方面(因為總量非均衡都是微觀扭曲的結果)。這種從對短期穩定的關注轉向長期經濟增長路徑探討的理論發展方向所給出的政策含義是，政府既能夠積極地也能夠消極地影響長期經濟增長，而積極政策的作用主要體現在為經濟的最優增長路徑提供良好的外部條件。

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像中國這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由于市場基礎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一直附存著經濟增長的目標。在中國擴大內需的宏觀調控實踐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確地將貨幣政策作為保證8％的經濟增長率目標的手段，當認識到依靠貨幣政策難以實現預期目標的情況下，又進一步明確提出啟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來保證經濟增長。應該承認，一系列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對于阻止經濟增長率的嚴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現實結果與預期目標的巨大差距表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目標嚴格界定為短期穩定更為確切。實際上，多重目標之間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釋放，積極財政政策的短期經濟增長目標在中國經濟的存量部分還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經濟的增量部分則明顯難容。目前，國內已有不少學者開始在關注短期穩定的基礎上探討中國長期經濟增長的路徑問題，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宏觀組(1999)就曾明確提出：“宏觀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要始終堅持以市場化為取向，通過制度創新、加快結構調整來求得長遠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擴大內需如果不是作為一項短期政策而是作為一項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給管理的政策結合起來”。特別是從2000年5月中國經濟出現重大轉機后，關于長期經濟增長要依賴市場基礎和制度條件的完善已逐步成為共識。

四、結束語

在中國的經濟發展進程中，我們一向重視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這無疑是中國客觀現實的要求。與此同時，我們又必須對政府制度安排在經濟的不同領域和層次內容上的差異有一個清晰的認識。事實上，就宏觀調控政策作為一種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國家的理論和實踐中具有比較清楚的界定，而國內對其內涵和目標等問題上的認識則是相當含混或者說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們對宏觀調控問題的基本認識是：

——宏觀調控中的積極財政政策的目的主要在于通過政府支出的擴大進而拉動民間投資的增長，如果民間投資啟而不動而又長期依賴財政擴張，那么，一方面是政府復歸為投資的主體，而財政政策的擴張與收縮演變為經濟周期波動的根源；另一方面是財政擴張在長期的可持續性將成為嚴重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