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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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最新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范文

關鍵詞:財政主導型制度；價格水平決定的財政理論；自主性貨幣政策；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

中圖分類號：F015；F822.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6260（2008）06-0008-06

一、引言

1995年3月18日《中國人民銀行法》的頒布和實施，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重要的一次貨幣制度改革。其改革動力源于對中國通貨膨脹周期的深刻反思和向國外貨幣政策理論和實踐的學習。當時，研究中國通貨膨脹和產出增長周期的經濟學家一致認為，貨幣創造的變動是通貨膨脹周期的直接原因，而貨幣創造的變動是源于彌補財政赤字的需要（Deng，1994;Leroy，1994;Shahid，1994;World bank,1995）。因此，根據上述理論邏輯，似乎必有如下政策建議：若要保持價格水平穩定，中國人民銀行必須實施獨立的貨幣政策。我們認為，盡管理論邏輯沒錯，但是綜觀對制度變革前通貨膨脹周期的經驗研究，我們發現，他們并不是以一個充分體現該邏輯并有著豐富內涵的跨期理論框架――財政主導型制度為基礎的。

二、經過修正的財政主導型制度及其檢驗框架

（一） Brandt等的基本邏輯及局限

Brandt等(2000)認為，非充分的經濟分權和中央政府對國有企業就業增長的承諾之間的矛盾是導致通貨膨脹周期的制度根源。他們的理由是：一方面，市場化改革允許非國有企業進入。但由于沒有承諾的硬預算約束下的非國有企業相比有承諾的軟預算約束下的國有企業有著明顯的效率優勢，因此，享有金融分權的國有銀行就有激勵把貸款貸給非國有企業，從而放大了非國有企業和國有企業之間的產出增長率缺口。這樣，為了維持對國有企業就業增長的承諾，中央政府就必須給予國有企業轉移支付。但是，由于財政分權導致中央政府財政收入下降，而金融分權又剝奪了中央政府分配信貸資金給國有企業的權力，因此，中央政府不得不求助于貨幣創造。正是貨幣創造直接導致了通貨膨脹的增加。另一方面，通貨膨脹之所以下降而出現通貨膨脹周期，是因為對貨幣創造存在最大值的考慮和出于對惡性通貨膨脹的擔憂，中央政府不得不重新收回控制信貸資金配置的權力。貨幣創造減少，通貨膨脹下降。我們認為：這個解釋框架的最大局限在于沒有意識到中央政府發行國債也是彌補轉移支付的一種有效方式，因而也就忽視了中央政府在國債、信貸、財政收入、財政支出和貨幣創造之間進行跨期選擇的可能以及這種選擇對通貨膨脹周期的含義。另一個不可忽略的局限在于，沒有對引起貨幣創造的因素進行徹底的分析就不能充分地解釋通貨膨脹周期。因為，除了給國有企業的轉移支付會導致財政赤字外，還存在其它導致財政赤字的因素，這些因素都有可能導致貨幣創造。綜合以上考慮，我們認為，政府跨期預算方程才是解釋通貨膨脹周期的最有效工具。

（二）經過修正的財政主導型制度及其檢驗框架

財政主導型制度首先由Sargent等(1981)提出，他們展示該制度的工具是政府跨期預算方程。經過簡單推導，就有了如下有用的等式：政府上期期末的負債實際值等于基本盈余的現值和鑄幣稅的現值之和。 其含義是，給定政府上期期末的負債實際值，跨期預算方程展示了如果基本盈余的現值減少，那么，鑄幣稅的現值就必須增加以保證跨期預算方程成立。或者說，給定基本盈余的現值，如果貨幣當局試圖降低今天的通貨膨脹和鑄幣稅，那么未來的通貨膨脹和鑄幣稅肯定要上升。但是，在解釋中國通貨膨脹周期時，為什么還需要對跨期預算方程進行修正呢？理由是前面所討論的制度背景賦予了銀行信貸作為彌補財政赤字的一種方式的合理性。經過變換，我們容易得出如下的經過修正的跨期預算方程：政府上期期末的負債實際值等于基本盈余加銀行信貸的現值和鑄幣稅的現值之和。 其含義是，給定政府上期期末的負債實際值，如果基本盈余和銀行信貸的現值減少，那么，鑄幣稅的現值就必須增加以保證跨期預算方程成立。或者說，給定基本盈余和銀行信貸的現值，如果貨幣當局試圖降低今天的通貨膨脹和鑄幣稅，那么未來的通貨膨脹和鑄幣稅肯定要上升。

從歷史上看，通貨膨脹是否是赤字的后果？既有文獻專注于對赤字對貨幣增長的影響做經驗估計。但是否存在財政主導性，正反兩方面的證據都有（沃升，2004）。有一種反對此類實證文獻的觀點認為，將貨幣增長對赤字做簡單回歸，或者使用不加限制的VAR分析來評估格蘭杰因果關系（即赤字是否含有對未來貨幣增長的預測信息），這都忽視了跨期預算平衡所蘊涵的關于稅收、債務和鑄幣稅長期行為的信息。跨期預算平衡表明，基本赤字和債務存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赤字成分和債務存量之間的這種聯系限制了開支、稅收和鑄幣稅的時間序列行為，而這表明對這些變量行為的實證建模應當采用向量誤差糾正模型（VECM）。一個可借鑒的文獻有Bohn(1991)。不過該文獻考慮的是政府支出、政府收入（政府稅收和鑄幣稅之和）和上期期末實際債務之間而非赤字、鑄幣稅和上期期末實際債務之間的協整關系，因此，就不能直接顯示政府赤字和鑄幣稅或通貨膨脹的關系。考慮到實際需要，我們認為，只要構造經過銀行信貸修正的赤字、鑄幣稅和上期期末實際債務三變量向量誤差修正模型，即VECM，并在此基礎上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就可以檢驗經過修正的財政主導型制度對中國1981―1994年期間通貨膨脹周期的解釋力。需要指出的是，之所以選擇1981年作為考察期的始點，是因為這一年是中央政府恢復發行國債年。

三、FTPL的經驗合意性、檢驗策略及其制度變革的方向

（一）價格水平決定的財政理論（FTPL）及其相關概念界定

第一種：Leeper意義上的FTPL

Leeper（1991，1993）認為，通貨膨脹永遠只是一種貨幣現象只在特定的條件下才成立，這個條件就是積極型貨幣政策與被動型財政政策的組合（簡稱為AM/PF）。在近期，Davig等（2006a）對Leeper中的政策性質作出了如下具體的定義：積極型貨幣政策（active monetary policy）是指名義利率對通貨膨脹的反應系數超過1，否則是被動型貨幣政策（passive monetary policy）;[JP]積極型財政政策（active fiscal policy）是指稅收對債務的反應力度不足以支付實際利息成本，否則為被動型財政政策（passive fiscal policy）。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定義取決于Leeper的模型結構，對于不同的模型，政策性質的具體定義將會有所區別。在上述組合下，財政政策只是起到平衡政府現值預算約束的作用，對價格水平的決定不起任何作用；但是若是被動型貨幣政策與積極型財政政策的組合（簡稱為PM/AF），則通貨膨脹不完全是一種貨幣現象。其中財政政策在價格水平的決定中起著重要作用,而貨幣政策以非傳統理論所預期的結果在起作用指緊縮性\擴張性貨幣政策所導致的未來高\低通貨膨脹現象。這是一種傳統理論所無法解釋的“價格之迷”（Price Puzzle）（Davig ，et al，2006b）。，這就是Leeper意義上的FTPL。以上兩個組合是在可使一個模型經濟獲得局部惟一理性預期穩定均衡的意義上定義的，又常被稱為“政策誘導性均衡”（policyinduced equilibria）（Favero,et al，2005）。或許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第一定義比下面的第二定義更加適用于政策分析。值得一提的是，還存在一種更為激進的觀點，Creel等（2006）認為即使貨幣政策是積極的，積極型財政政策依然影響著價格水平，只不過是以爆炸性的方式在起作用。因此，我們可以獲得一個經過擴展的Leeper意義上的FTPL：只要財政政策是積極的，它都將在價格水平決定中起著重要作用。

第二種：基于政府現值預算約束的定義

若認為政府現值預算約束不是約束，而是均衡條件常被表示成政府債務或政府負債（政府債務加基礎貨幣存量）期初的名義值與價格水平的比值等于政府實際基本盈余加鑄幣稅的現值。，則該理論就是FTPL或被稱為非李嘉圖制度（Woodford，1995；Canzoneri,et al,2001）。需要指出的是，FTPL成立的一個隱含前提是貨幣政策必須是自主的。Woodford（1996）認為，所謂自主的貨幣政策就是不直接對財量作出反應，而是直接對非財量作出反應。否則，貨幣政策就從屬于財政政策，這樣，現值預算約束完全可以通過當前或未來的鑄幣稅來平衡，這就意味著通貨膨脹依舊是一種貨幣現象Sargent 等（1981）曾對此情形加以探討。。因此，沃升（2004）依然把它歸為李嘉圖制度的范疇即上文中的財政主導型制度和下文中的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都屬于李嘉圖制度。。基于以上考慮，FTPL所探討的正是自主性貨幣政策下的財政政策決定價格水平的機制（Woodford，1996， 2001）。當實際基本盈余外生變動時，政府現值預算約束得以實現的機制有三（Woodford,1996; Davig,et al,2006a）必須指出的是，他們僅在上述Leeper被動型貨幣政策的意義上給出FTPL的三個機制。我們給出的機制更具一般性。即也可在積極型貨幣政策意義上來探討FTPL的三個機制。或許，從這個角度也可以看出第二定義比第一定義更具一般性。更詳細的比較參見Woodford (1995)的注腳12和30。：其一，貨幣政策內生變動貨幣存量―創造鑄幣稅，以使貨幣供給等于貨幣需求盡管在自主性貨幣政策的隱含假定下，Woodford(1996)量化了每個機制的相對重要性，并發現了第一機制不重要的證據。然而，我們不應試圖以比較三個機制的相對重要性來懷疑財政政策在價格水平決定中的重要性，因為第一機制只是內生于由財政擾動所影響的價格水平，而不是相反，這一點受啟發于Woodford(1995,2001)。；其二，財政沖擊導致的不可預期性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可以減少（或增加）未清償的政府負債的實際值；其三，政府債務應付實際利息成本的變動。

若認為政府現值預算約束是個必須滿足的約束，則價格水平由自主性貨幣政策決定，而財政政策只是被動地滿足這個約束，這種情形常被稱為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Woodford，1995；Canzoneri,et al,2001）。

若從Leeper(1991,1993)政策搭配的角度理解，則上述的FTPL或非李嘉圖制度可由兩類搭配構成，第一類是被動型貨幣政策與積極型財政政策的搭配，第二類是積極型貨幣政策與積極型財政政策的搭配。它們將分別實現惟一理性預期穩定均衡解和爆炸性理性預期均衡解。同樣，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也可由兩類搭配構成，第一類是積極型貨幣政策與被動型財政政策的搭配，第二類是被動型貨幣政策與被動型財政政策的搭配。它們將分別實現惟一理性預期穩定均衡解和不可決定性理性預期均衡解（Leeper，1991，1993）。

經驗上，只要真實世界中出現被動型貨幣政策與積極型財政政策的搭配和積極型貨幣政策與積極型財政政策的搭配中的一種，則FTPL將被證實，否則被證偽，此時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將被證實。

（二）FTPL的經驗合意性

之所以認為FTPL而不是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具有經驗合意性，是基于如下事實的邏輯推理：第一，1995―2006年是中央銀行實行自主性貨幣政策時期，而FTPL所探討的正是自主性貨幣政策下的財政政策決定價格水平的機制。這是FTPL成立的基本前提（Woodford，1996）。第二，1995―2006年是中央銀行執行被動型貨幣政策時期，而使具有惟一理性預期穩定均衡解的FTPL成立的一個必要條件，就是中央銀行執行被動型貨幣政策（Leeper,1993;Woodford,1996）。1995―2006年是中央銀行執行被動型貨幣政策時期的正式依據為：謝平等（2002）和蔡輝明（2005）認為在1992―2001年間中央銀行執行的是被動型貨幣政策；樊明太（2004）給出了1992―2003年間以三大利率工具（銀行間拆借利率、存款利率和貸款利率）估計的貨幣政策反應函數為被動型貨幣政策。第三，張茵等（2005）通過1985―2000年真實工業產出增長率和通貨膨脹兩變量的SVAR發現，總需求的一個正向沖擊也生成了通貨緊縮現象。這與Kim(2003)識別FTPL的條件完全一致。下面將給出Kim的識別條件。第四，與制度成熟的美國相比，用FTPL解釋中國宏觀經濟現象風險最小。Woodford（2001）、Cochrane（2006）和Davig等（2006a）認為，美國1979年之前的不穩定性通貨膨脹，可以不用太陽黑子均衡來解釋，建議用FTPL來解釋。因為在積極型財政政策和被動型貨幣政策搭配下，可以實現惟一理性預期均衡解，而不必通過太陽黑子均衡去獲取一個自我實現性預期均衡。其中用太陽黑子均衡（被動型貨幣政策與被動型財政政策搭配的結果）解釋那段歷史的典型學者是Clarida等(2000)、Lubik等 (2004)。就中國而言，在主要以經濟增長速度指標作為考核地方官員業績的政治激勵模式下，中國地方政府行為自然更多地表現為擴張沖動，進而傾向于選擇積極型財政政策，而這正好滿足Cochrane（2006）、Davig等（2006a）所期望FTPL成立的另一個極為重要的必要條件。再結合被動型貨幣政策，可以實現惟一理性預期均衡解，借以解釋我們所觀察到的宏觀經濟現象。但遺憾的是，中國學術界至今還沒有進行過這方面的努力。

若以上基于事實的邏輯推理還不足以令人信服的話，下面基于正式檢驗策略所給出的正式經驗證據，將強化我們的信念。

（三）檢驗策略與正式經驗證據

方紅生（2008b）認為局部制度模擬的視角是現有檢驗策略中最好的一種，這方面的代表性論文還有Sala(2004)和Kim(2003)。Sala（2004）的識別條件是，若在一個系統中一單位正向稅收沖擊造成了實際利率的顯著正向反應，則該系統所依賴的政策搭配是積極型財政政策和被動型貨幣政策的搭配， FTPL從而被證實；若為顯著負向反應或不顯著反應，則該系統所依賴的的政策搭配是積極型貨幣政策與被動型財政政策的搭配，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從而被證實。他所采用的實證方法是五變量VAR，其變量分別是實際GDP、實際財政收入、實際政府支出、實際聯邦基金利率和實際政府債務；所用樣本為美國1960年第1季度―2003年第2季度的季度數據。實證發現FTPL在1960―1979年具有適用性，而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在1990―2003年具有適用性。Kim(2003)的識別條件是，若一單位總需求的正向沖擊或一單位總供給的負向沖擊造成通貨膨脹的逆轉現象（reversal）（指先高于穩態然后低于穩態的現象），即先為通貨膨脹時期后為通貨緊縮時期。則該系統所依賴的政策搭配是積極型財政政策和被動型貨幣政策的搭配， FTPL從而被證實，否則為以積極型貨幣政策與被動型財政政策搭配為基礎的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他所采用的實證方法是兩變量結構向量自回歸（SVAR），其變量分別是產出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所用樣本是美國1947年第1季度―2000年第4季度的季度數據。實證發現是，FTPL在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最具有適用性，而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在1960―1982年和1983―2000年兩個樣本期間最具有適用性。雖然上述兩位學者在他們共同的考察期內的發現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他們基本肯定了20世紀90年代是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最可能存在的時期。因此，同時采用以上兩種方法是鎖定制度類型所在時期最穩健的方法。

基于上述Sala（2004）的五變量VAR和Kim（2003）的兩變量SVAR方法，方紅生（2008a）發現了以下從不同角度支持價格水平決定的財政理論在中國適用的正式經驗證據：（1）在絕大部分時間里，實際利率對于一單位的實際稅收正向沖擊的反應為正；（2）不僅顯著存在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的交替脈沖反應過程，而且還顯著存在產出擴張和衰退的交替脈沖反應過程。由于數據限制，我們的考察期間僅為1996年1月至2006年10月。

（四）第二次制度變革的方向

基于以下三點理由，我們認為，中國第二次制度變革方向是基于積極型貨幣政策與被動型財政政策搭配的貨幣主導型李嘉圖制度：第一，根據Kim(2003)的研究，在生成惟一理性預期穩定均衡解的政策搭配中，只有被動型貨幣政策與積極型財政政策的搭配才生成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并存的現象；第二，Woodford(2003)通過嚴密論證后發現，只有貨幣主導型李嘉圖制度指積極型貨幣政策與被動型財政政策的搭配。才可實現價格水平穩定；第三，我們在經驗上證實，中國現有的政策搭配模式是被動型貨幣政策與積極型財政政策的搭配。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認為，經過修正的財政主導型制度和價格水平決定的財政理論可以分別對1981―1994年和1995―2006年兩個時期的通貨膨脹史進行解釋，其中前者源于對既有經濟學文獻的綜合分析，后者源于以事實為基礎的邏輯推理和最新正式經驗研究。本文的一個重要現實政策含義是，要實現價格穩定和可持續經濟增長，中國務必要進行第二次制度變革，其方向是以積極型貨幣政策與被動型財政政策搭配為基礎的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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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easible Framework to Explain Inflation in China: 1981-2006

FANG Hongsheng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School,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Hangzhou 310018)

第2篇：最新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范文

7月4日到7月11日，國務院總理四次召開經濟形勢座談會，下半年宏調框架浮出水面：“繼續把穩定物價總水平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處理好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管理通脹預期三者關系，既要把物價漲幅降下來，又不使經濟增速出現大的波動”。

“有重點，也兼顧其他目標，是本輪調控目標的特點。”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劉元春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表示，“下半年如何解決調控兩難問題，仍然是政策的主要看點。”

記者采訪接近決策層的經濟學家及分析人士發現，面對諸如控物價與穩增長、促進投資與推進樓市調控等“兩難”問題，業界普遍認為，應以保持政策平穩作為主基調，貨幣政策不能輕易放松。

受訪者指出，為了保證投資增長，應對國際市場可能出現的波動，宏調政策應在下半年有針對性地實現微調：以總量控制與結構性政策的搭配來應對，根據不同領域實行貨幣政策的定向調整，結合產業政策來布局積極的財政政策。

此外，還應防止政策累積效應和市場變化因素可能帶來的各種政策之間的疊加與抵消。

經濟形勢走穩

國家統計局7月13日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2011年二季度中國GDP同比增長9.5%，增速比一季度小幅放緩0.2個百分點。

“從當前的形勢來看，下半年的宏觀經濟形勢將以走穩為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表示。

“走穩”這一特征，將主要表現為物價上行態勢減弱，以及經濟增速平穩放緩。

劉世錦表示，6月份CPI提前破六，說明當前通貨膨脹的上漲幅度已經超出了上半年的普遍預期。“CPI的高點，預計將維持到7、8月份。”

他同時指出，此后物價水平的同比增速將出現穩步回落，2011年全年的物價走勢將呈現“前高后穩”的態勢。但預計環比數據可能還將以較快速度上行。“從這個角度看，當前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理應放在控制通貨膨脹的問題上。”

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師范劍平對記者表示，斷言經濟出現減速趨勢為時尚早，目前只是存在減速的苗頭。

他指出，造成經濟出現減速苗頭的原因有三：外需市場疲軟，國內房地產、汽車銷售減速，市場資金緊張。

消費和投資需求在下半年雖然難以出現振奮人心的反彈，但仍將總體持穩。

上半年消費需求的下滑中，比較引人關注的下降是汽車消費。根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近期的數據，今年上半年，中國汽車累計銷售932.5萬輛，同比增長3.35%。與2010年汽車銷量同比增長32%相比，大幅收縮將近30個百分點。

“雖然汽車產銷量回落，但中國仍然處于汽車消費需求持續上升和供給能力不斷提高的階段，全年范圍來看，產銷量仍將保持一個穩定的增速。”劉世錦預計，全年的汽車銷量將保持大約10%的同比增幅。

從投資角度來看，嚴格的房地產調控措施將在下半年逐漸發揮作用。未來數月，商品房投資將出現扭轉。

7月上旬的國務院經濟形勢座談會，針對房地產業釋放了“有保有壓”的政策取向。會議指出，要堅定不移地把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落到實處，繼續抑制不合理的住房需求。會議同時強調，要重點抓好保障性住房和普通商品房的建設，落實好1000萬套保障性住房開工建設計劃。

“這預示著，市場自發投資將出現回落。”劉元春表示，“但保障性住房的開工，將部分對沖商品房投資萎縮給固定資產投資帶來的整體影響。”

基礎設施建設可能給下半年的投資增長帶來不確定性。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國研中心研究員對記者表示，其觀測的數據顯示，各地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落于歷史較低水平，其下行或將給全年的投資帶來不少減分因素。“但這究竟是短期的偶然波動，還是中長期趨勢，目前尚難以確定。”

農業銀行大客戶部專員何志成對記者表示，在銀根整體緊縮的背景下，部分基建項目的貸款“斷頓”，可能是造成上述現象的重要原因。

貨幣持穩，財政積極

保持貨幣政策的穩健，同時實施較為積極的財政政策，針對外需市場疲軟提前布局外貿政策，將成為下半年宏觀調控的關鍵點。

“總體而言，以穩為主，但應多采取結構性政策，以解決經濟中的突出問題，并促進經濟轉型。”劉世錦表示。

劉元春認為，由于通貨膨脹仍是當前宏觀調控的首要目標，貨幣政策取向不會調頭，其緊縮程度難以在短期內全方位地實現放松。但進一步地推出更強有力的緊縮政策的可能性也不大。

雖然難以出現根本性松動，但是貨幣政策的調控方式將有所改變。記者了解到，未來數月，數量型的調控方式或將暫停，同時價格型工具可能將得到進一步加強。

貨幣政策保持總量緊縮，意味著未來數月，促進經濟增長和結構調整的任務，將主要落于財政政策的肩上。

財政部最新數據顯示，2011年上半年，財政收入增速強勁，為下半年較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奠定了基礎；另一方面，審計署針對地方融資平臺債務風險的報告，顯示政府債務好于預期，為中央及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擴大赤字提供了空間。

上述國研中心研究員表示，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向基礎設施建設領域輸血，成為政策層面保證投資能夠平穩增長的一項手段。“這也是啟動大規模水利基建項目的一個背景，在一定程度上有對沖下半年投資下滑的意味。”

而由于保障房開工已下達硬性指標，其資金來源將獲得一定程度上的政策傾斜。國家發改委于6月底發文允許地方融資平臺發行企業債用于保障房建設。接下來，相關政策可能還包括中央財政將擴大投入力度，并允許商業銀行采取定向的信貸放松措施。

本輪財政政策將在投向上更加凸顯結構調整的特征。“部分部委正在強力推動通過積極財政政策促進產業升級的布局，主要體現為建立更大規模的、針對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產業投資基金。”一位參與國務院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政府智囊人士對記者表示。

這一政策早在2009年10月便已在部分地區開始試點，主要做法是，中央財政做原始投入，由國家發改委引導各地財政加大后續的支持力度，并吸引募集社會資本參與其中。

“過去是小范圍實施，目前的政策導向傾向于將其推廣開來，并加強財政投入力度。”上述人士表示，“鑒于以上措施，下半年財政支出增幅將保持30%以上的高速增長。”

外貿政策觀望期

貨幣與財政政策的基調目前已經基本確定，但由于國際市場的波動性因素難以預期，外貿政策目前仍處于觀望中。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長夏斌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表示，外需市場疲軟將成為中國經濟面臨的長期問題，也是下半年中國經濟調控面臨的一個重要背景。從目前美國經濟恢復的程度來看，外部需求低迷的態勢還可能變得更加嚴峻。

“外貿政策應該提高前瞻性。”劉元春說。雖然面對外需萎縮的根本解決之道是提振國內消費與私人投資，但是從下半年的一個短周期來看，仍然應主動布局外貿政策，防止國際市場波動給中國經濟增速帶來更多的不利因素。

第3篇：最新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范文

2016年接連出現的英國脫歐和美國大選等黑天鵝事件，曾經給2017年的世界經濟帶來了不確定性和悲觀情緒。經濟學家和金融機構紛紛對英國和美國增長前景發出警告，下調了對2017年的世界經濟預期。然而，從最近各國相繼公布的宏觀數據看，全球經濟復蘇形勢明顯好于預期，無論是即將進入特朗普時代的美國經濟，還是公投退歐的英國經濟；無論是深陷通縮的日本經濟和歐元區經濟，還是通脹高企的巴西經濟和俄羅斯經濟，都出現了鮮明的亮色。

2017年主要發達經濟體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組合分歧將進一步增大。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組合為“松緊搭配”，即寬財政、緊貨幣。歐元區的政策組合為“雙松搭配”，即財政政策小幅擴張、貨幣政策維持寬松。日本政府的政策組合為“緊松搭配”，即財政政策逐步緊縮、貨幣政策繼續擴張。英國政府將繼續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與中性貨幣政策的政策組合。

美國經濟強勁復蘇

經濟復蘇進程加快，通貨膨脹率走高。2016年第三季度，美國經濟增長率為3.2%，超過市場預期的3%，創兩年以來最高紀錄。個人消費支出增長2.8%、核心個人消費支出增長1.7%。個人消費是美國增長的主要支柱，占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個人消費的恢復有利于經濟長期增長。2016年11月，美國消費物價指數同比增長1.7%，創兩年以來最大升幅，接近 2%的通脹目標。經濟學家預測，2016年美國經濟增長率為1.6%、2017年為2.3%，2018年為3%，另一種更樂觀的預測是，2017年美國經濟增長率為2.5%-3%，2018年為3%-3.5%，2019年為4%。

失業率超預期下降。勞動力市場改善，新增就業人數上升，2016年11月，美國失業率大幅降低至4.6%，創造9年以來歷史最低，接近充分就業目標。個人收入環比0.6%，高于市場預期的0.4%。平均工資同比增長2.8%，為2009年以來最快增速。

房地產市場和汽車市場回穩。美國房地產市場價格持續上漲，創歷史新高。2016年9月，美國平均房價超過2006年7月的峰值，這表明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美國房地產市場最嚴峻的時刻已經過去。11月美國汽車銷量增長大幅上升至5%，2016年美國汽車銷量可能突破2015年的創紀錄水平。

先行指標走強。2016年11月，美國消費者信心指數上升至107.1，高于市場預期的101.5，創2007年以來新高，恢復到了危機前水平。美國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PMI）終值為54.1，高于市場預期的52.5，這表明美國制造業商業環境和商業信心有所改善。

特朗普政策組合：寬財政、緊貨幣

在美國大選中，特朗普提出的政策目標是年均經濟增長3.5%以上；政策組合是寬財政、緊貨幣；政策思路是通過大幅減稅、放松政府管制和振興制造業來推動美國經濟復蘇。

財稅政策。特朗普的財政政策主要包括減稅和增加基礎設施投資兩個方面。關于稅收政策：大幅降低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一方面，將企業所得稅由39%降至15%以下；加快固定資產折舊；允許企業把滯留在海外的利潤帶回美國，按10%的稅率一次性納稅。另一方面，將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從39.6%降低到33%；簡化稅級，將個人所得稅累進檔從目前七檔簡化為三檔，分別為12%、25%和33%；對年收入低于2.5萬美元的個人和低于5萬美元的夫婦實行免稅；將個人所得稅扣除限額從6300美元提高至15000美元。廢除遺產稅。關于增加基礎設施投資：重建公路、高速公路、鐵路、橋梁、隧道、機場、排水系統和電網，并以此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貿易政策。采取更加強硬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重新評估現有多邊自由貿易協定，包括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和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對進行“不公平傾銷和補貼”的國家征收處罰性關稅，采取更嚴厲的貿易制裁措施。

產業政策。實行“再工業化”，支持制造業回歸，將“流向海外的制造業就業機會重新帶回美國本土”。重新審視能源政策，取消對能源行業限制，振興美國煤炭業，大力發展石油和天然氣等傳統能源。

貨幣政策。特朗普多次抨擊美聯儲的貨幣政策，他認為長期的低利率政策可能造成資產價格泡沫和股市虛假繁榮；長期的貨幣寬松可能導致通脹壓力、增大金融風險。兼顧穩定與增長的考慮，特朗普會選擇“緊貨幣、寬財政”的政策組合。

美國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擴大

截至2016年9月30日，美國財政赤字達到5874億美元，較2015財年的4391億美元增加了34%。財政赤字占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2015年的2.5%上升至3.2%，為2009年以來首次擴大。2017年特朗普上臺后，財政赤字勢必大幅攀升。與此同時，美國國債高達19.5萬億美元，為國內生產總值的106%、財政收入的6倍。到2016年底，美國國債可能突破20萬億美元。美國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擴大，會給美國經濟和世界經濟帶來潛在風險。

歐元區失業率回落，通縮風險緩解

經濟復蘇加快、通縮風險緩解。2016年第三季度，歐元區19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1.6%，接近危機前水平。通脹形勢好轉，2016年11月，歐元區綜合消費者物價指數上升為0.6%，創2014年以來新高。歐洲中央銀行預測，歐元區通脹率或將于2018-2019年接近2%的政策目標。

失業率回落至個位數。2016年10月，歐元區失業率下降至9.8%，為危機以來首次回落至個位數，創2009年以來最低紀錄，成為歐元區經濟恢復中的亮點。不過，從最新數據看，歐元區19個國家失業率仍呈兩極分化態勢，捷克和德國的失業率，分別僅為3.8%和4.1%；希臘和西班牙失業率最高，分別為23.4%和19.2%。

先行指標走強。2016年11月，歐元區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PMI）終值為53.7，為2014年以來最高。歐元區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連續41個月高于50，這表明歐元區經濟整體前景向好。

不確定性仍然存在。歐元區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消費和投資帶動，考慮到外需不振和銀行業壞賬增加等問題，經濟復蘇仍然面臨不確定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2016年和2017 年歐元區經濟增長率將分別為 1.7%和 1.5%；消費物價水平將分別為 0.2%和 0.9%。

歐元區政策組合：財政政策小幅擴張，貨幣政策維持寬松

貨幣政策維持寬松。近日，歐洲中央銀行宣布，將原定實施至2017年3月末的資產購買計劃延長至2017年12月。一方面，維護歐洲中央銀行三大基準利率水平不變，即主要再融資利率為0%、隔夜貸款利率為0.25%、隔夜存款利率為-0.40%；另一方面，從2017年起，將資產購買計劃（APP）中的每月購買資產規模從800億歐元減少到600億歐元。歐洲中央銀行希望，在量化寬松政策環境中，歐元區各國采取有效措施，進行結構改革，使歐元區在面對經濟沖擊時更具韌性。

財政政策小幅擴張。近日，歐盟委員會測算，2015年、2016年和 2017 年歐元區19國的財政擴張力度分別為 0.2%、 0.5%和 0.2%。在此情況下，即使 2017 年歐元區各國繼續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擴張力度也僅為 2016 年的一半。

建立統一的存款保險體系仍無進展

對于歐元區的經濟增長和金融穩定來說，銀行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為歐元區大約有70%的信貸來源于銀行體系，30%來源于資本市場。美國僅有約30%的信貸來源于銀行體系，并且已于20世紀30年代建立了全美統一的存款保險體系。2016年歐洲銀行業監管局在解決資本、銀行不良貸款和銀行重組等問題上行動遲緩，建立統一的歐元區存款保險體系仍未獲得實質進展。

公投脫歐后的英國經濟好于預期

2016年三季度，英國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2.3%，各項宏觀指標均超出預期，其中，服務業PMI指數超過行業枯榮線；制造業PMI達到55.4的高位，創2014年以來最高水平；建筑業PMI重回增長區間。英國失業率大幅下降為4.8%，為2005年以來11年歷史最低。通脹率升至1.2%，創兩年以來最高紀錄，預測2017年將接近3%。在英國公投脫歐之后，這一系列超出預期的宏觀經濟數據使得國際市場重新看好英國經濟前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英國經濟已經實現了軟著陸，2017年出現經濟衰退的可能性極小。英國政府也表示，盡管不確定性是各方關注焦點，但英國經濟依然強勁，市場已經從脫歐的震動中冷靜下來，當前宏觀經濟超出預期表現了英國經濟的韌性。2017年，英國將繼續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與中性貨幣政策的政策組合。

日本經濟形勢好轉

2016年第三季度，日本國內生產總值增長2.2%，高于市場預期的1%，連續三個季度呈增長態勢。2016年11月，日本失業率大幅降低至3%，為主要發達經濟體最低水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2016年和2017年日本經濟增長率將分別為0.5%和0.6% 。2016年11月，日本消費物價指數同比下跌0.4%，盡管較9月份的0.5%有所收窄，但距離日本中央銀行2%的通脹目標尚有較大差距。

日本政策組合：財政政策逐步緊縮，貨幣政策繼續寬松

2016年9月，日本中央銀行宣布，將貨幣政策操作目標從調控基礎貨幣改為調控國債收益率曲線（QQE with yield curve control， QQEYCC），設定長期利率目標和短期利率水平，短期利率是對金融機構在日本中央銀行的部分超額存款實施-0.1%的利率；長期利率目標是通過購買國債，將10年期國債收益率維持在 0附近，國債購買規模將基本維持目前每年80萬億日元，不再設定購債的平均剩余年限。同時，承諾將繼續擴大基礎貨幣供應，直至核心通脹率同比漲幅超過 2%。

日本政府強調，將于2020 年實現財政盈余。這意味著在未來5年內，日本將逐步縮減財政赤字，由擴張性財政政策轉向緊縮性財政政策。

印度建立全國統一的消費稅體系

2016年印度通過憲法修正案，將于2017 年建立全國統一的消費稅體系（The Good and Services Tax，GST）。長期以來，印度的稅收制度和稅務體系紛繁復雜。印度的27個邦，各邦政府對自己轄區的商品和服務實施不同的稅率和稅收制度。主要稅種包括：國家增值稅、中央消費稅、服務稅、過境稅、入市稅等，有很多是中央和地方重復征收。由于稅收體系復雜、國內稅制不統一、稅收征管權力分散、稅收征管水平低下，稅務部門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造成稅收管理體制低效率和稅務腐敗。并且間接稅從生產到銷售的各個環節都存在重復征收，稅負最終被轉嫁給商品和服務的最終購買者，從而加重了企業和居民的稅收負擔。為了統一稅制，印度進行了70年的努力。

2016年第三季度，印度經濟增長7.3%，是目前全世界增速最快的國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2016年印度經濟增長率為7.6%。從2017 年4月開始，印度將建立全國統一的消費稅體系，不僅會在短期內增加聯邦政府的稅收收入，而且將長期利好印度企業和市場，從而促進印度經濟發展。

俄羅斯經濟重新步入增長軌道

俄羅斯經濟開始恢復。2016年前三個季度，俄羅斯外商直接投資為83億美元，高于2015年的59億美元。最近俄羅斯中央銀行強調，2017年俄羅斯經濟將重新走上增長道路。俄羅斯總統普京指出，始于2014年的俄羅斯經濟衰退的主要原因在于國內問題，為此，俄羅斯政府正在制定新的國家經濟發展計劃，以使俄羅斯在未來3至4年內實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經濟增速。 2015年俄羅斯通脹率為12.9%，普京希望2016年能將其控制在5.8%左右，以保證在2017年實現4%的通脹目標。

“俄羅斯并不需要高油價”。俄羅斯經濟學家認為，如果較高的石油價格水平能夠在較長時間內維持，將利好俄羅斯經濟。如果石油價格大幅上漲，短期內能使俄羅斯受益，但不利于俄羅斯經濟長期增長。一方面，高油價可能只是曇花一現，美國頁巖技術基本成熟，基礎設施投資基本到位，一旦國際油價大幅上漲，頁巖產業必將迎來新一輪泡沫，石油價格將再次下跌。因此，由高油價給俄羅斯帶來收益注定是短暫的；另一方面，高油價也將成為替代能源技術發展的新動力。未來5年，能源技術可能取得革命性突破，石油價格走高將會加速這一進程。由于缺少在能源科技領域的投資，替代能源使用率僅占俄羅斯能源消費的2%。新能源革命進程加快，將會對俄羅斯經濟構成挑戰。目前的低油價不僅能夠限制美國頁巖企業搶奪市場，也能夠對替代能源及相關技術發展形成牽制。因此，石油價格在現有低水平上維持的時間越長，對于俄羅斯經濟利好越大。

巴西中央銀行將大幅降息

巴西經濟繼續萎縮。2016年第三季度，巴西經濟環比萎縮0.8%，同比萎縮2.9%，這是巴西經濟連續第七個季度出現負增長。2015年巴西經濟同比萎縮3.8%，為1990年以來衰退最嚴重的一年。經濟學家預測，2016年巴西經濟將衰退3.43%，2017年將增長0.8%。

第4篇：最新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范文

【關鍵詞】歐元;匯率;希臘債務危機;生存環境

一、前言

2009年12月,以標準普爾(S&P)為代表的三大國際評級機構先后宣布將希臘的長期信貸評級下調一檔,拉開了希臘債務危機的序幕,歐元匯率自此開始持續下跌。2010年5月10號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通過最高為7500億歐元的緊急貸款計劃,歐元區乃至整個歐盟對7500億緊急貸款寄予厚望。從資金規模的角度來看,這個數字足以讓歐盟區債務問題國家撐上數年,而現實是殘酷地,事實與期望相背。自2010年5月10日起,歐元繼續下跌,6月7日,其對美元匯率跌至1.19,幾乎接近四年來最低點,隨后多有措施出臺,但是效果不明顯,其整體處于低迷狀態(如圖一)。

數據來源:筆者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相關數據計算得出

由上可以看出,解決歐元持續走低的問題已經不能單純地從歐元本身或歐元區出發。那歐元為什么會持續走低呢?由希臘等國債務危機引發的這次持續走低為什么在7500億緊急救助后還是未能止住?這些都是本文將要解決的問題。

二、理論回顧

貨幣有貨幣與超貨幣之分,縱觀人類歷史長河,到目前為止有且僅有貴金屬可稱之為超貨幣,在以國家信用為后盾的“紙幣本位制”下,只能說是其貨幣或者說國家貨幣,歐元的出現,使人類第一次看到紙幣成為超貨幣的可能。

歐元是在歐洲大部分范圍內“紙幣本位制”下的超貨幣。歐元的出現,是人類貨幣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自其出現之日起,就受到全世界各個國家政府和經濟學者的關注,學者們對此也進行了大量研究。一般認為,歐元的理論基礎是最優貨幣區理論(Optimum Currency Areas簡稱OCA)。根據《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最優貨幣區是指一種“最優”的地理區域,在這個區域內一般的支付手段是一種單一共同貨幣,或者是幾種貨幣之間具有無限的可兌換性,其匯率在進行經常易和資本交易時互相盯住,保持不變;區域內的國家與區域外的國家之間的匯率保持浮動。在最優貨幣理論方面,蒙代爾(1961年)、麥金龍(1963年)、格魯博(1979年)、戈登(1972年)、石山(1975年)、威策特(1976年)等著名經濟學家作了開創性的研究,他們從區域貨幣的的經濟特質到評估參加一個貨幣區的收益和成本等作了系統性的分析,克魯格曼和奧博斯菲爾德(1998年)對該理論曲研究作了總結,并提出了GG-LL模型,主要用于判斷加入貨幣聯盟的時機。

雖然最優貨幣區有著強大的理論后盾,蒙代爾等人也因此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但是其一系列的存在條件一直是其軟肋,首先,其對加入貨幣區的國家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協調性要求高;其次,要求區內各國家經濟狀況要與貨幣區的總體經濟環境相協調,借貸成本和物價水平保持一致等等,這些前提條件也影響到了其日后的應用。

三、歐元內外生存環境分析

歐元是對傳統區域貨幣的一次大的擴展,在世界貨幣史上有劃時代的意義。但是這一切都不能掩蓋其先天性缺陷,這些缺點幾乎與最優貨幣區理論的前提條件與假設一一對應:成員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分離。根據歐盟綱領性文件《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和《里斯本條約》的相關規定,其要求貨幣區國家讓渡出一些國家,財政統一(歐元國家區財政標準),要素市場統一,歐元的出現要求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分離,經濟和政治分離;但是,由于區內各國勞動要素差異較大,要素單方面流動,貨幣統一后,在生產力方面未能一體化,貨幣政策調整乏力。歐元的先天性缺陷或許在一定的條件下并不那么為人所知和注意,但問題一旦顯現,后果將不堪設想。希臘等歐元區國家債務危機的持續和加劇,將歐元的缺陷徹底展示在人們面前,致使人們對其預期降低,這或許是其這次匯率的持續低走的根本原因。

從歐元區內部各國來看,存在問題也不少,各國債務比及赤字率遠超《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規定(如圖二、圖三)。

數據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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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最新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范文

一、“獎出限進”的貿易政策是導致長期貿易順差的根本原因

雖然我國外貿方針一直表述為“實現進出口基本平衡”，但實際上，我國對外貿易政策服從并服務于“拉動經濟增長，減輕就業壓力”等內部平衡目標。無論在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層面，均將擴大出口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因此，我國對外貿易政策，事實上是“獎出限進”、追求盈余的。

（一）匯率水平與匯率制度

開放條件下，匯率構成宏觀經濟平衡條件的一個關鍵性政策調節參數。維持一個低于均衡水平的名義匯率，是我國實現“獎出限進”、實現盈余目標最為基礎性的要素。

從嚴格意義上講，我國的外匯制度依然屬于固定匯率制度，而且采取的是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由于美元對其他貨幣的匯率是浮動的，以及各國價格水平的變化波動，因此，雖然我國的名義匯率是固定的，但實際匯率一直在變化。1998―2001年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不斷升值（年均5.5%），貿易順差逐年縮小；2002―2004年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出現了貶值的趨勢（年均9%），貿易順差隨之不斷擴大。外部平衡的變動與實際有效匯率的變化有著更密切的聯系。

近年來由于人民幣匯率缺乏靈活性或彈性，難以對美元和其他主要儲備貨幣間的匯率變化及其影響做出反應，加之我國的通脹率被控制在相對更低的水平上，結果是名義匯率保持穩定，而實際有效匯率卻不斷貶值。

在我們以往的宏觀經濟指導思想中，經濟增長是第一位的。因為增長可以緩解和有助于解決一系列問題。因此，我們一直積極肯定凈出口對增長的貢獻，而沒有從內外均衡的角度考慮持續超出會破壞內部均衡和增長的基礎，更沒有從恒等式（S＝CA＋I）的角度考慮――維持低于均衡水平的匯率水平鼓勵盈余（CA＞0），本身就意味著“激勵儲蓄而抑制消費”，意味著“擴大外需而抑制內需”。以致多年來，我們的匯率水平安排，實際上與中央早就提出的“擴大消費”、“擴大內需”的意愿相左，抵消著擴大內需和擴大消費的努力。

（二）出口獎勵和進口限制

長期以來，在我國出口管理政策中，出口退稅政策一直處于舉足輕重的地位。自1985年開始，我國一直全面實行出口退（免）稅政策，目前平均的出口退稅率在13%左右。此外，政府還對出口企業給予充分的信貸保證以及利率優惠，通過進出口銀行，對資本貨物出口提供信貸支持，對出口貿易提供風險擔保。

進口限制方面，1994年外匯并軌后，政府實施配額和許可證制度。中美入世談判中，我們承諾降低控制幅度。估計1999年許可證與配額管理控制占到進口額的20%，目前的控制比例已低于5%。關稅方面，1992年以前，我國進口關稅稅率算術平均水平為43.2%，在2001年加入WTO時，平均稅率降到17%（而同期發達國家的加權關稅水平在3.8%左右），實行數量限制的產品占進口總額的比重降到了20%。2005年關稅稅率降到10%。此外，進口限制還體現在外匯結售制度以及用匯審批制度上，企業和居民對進口的需求因此受到抑制。

客觀地說，我國出口鼓勵和進口限制政策的力度，在入世以來都明顯弱化了，但仍不足以抵消人民幣名義匯率低估、實際匯率持續走低對CA的影響。

綜上所述，在我們分析的時期內，無論是匯率水平和匯率制度的安排，還是管理法規的設置，我國的對外貿易政策實際上實行的是“獎出限進”政策，其效果必將使對外貿易傾向于盈余，持續地激勵外部需求、抑制內部需求，造成貿易順差的持續存在和擴大。

二、僵化的匯率制度是妨礙貿易順差自動調整的關鍵環節

長期以來，人民幣名義匯率水平一直固定不變，從2005年7月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是匯率浮動區間依然很小（0.3%）。央行依然在不斷通過收購外匯的辦法避免人民幣升值過快和波動。

在外部失衡調整方面，由于人民幣匯率缺乏靈活性或彈性，難以對美元和其他主要儲備貨幣間的匯率變化及其影響做出反應，結果是人民幣名義匯率保持穩定，而實際匯率不斷貶值，導致貿易順差持續擴大，外部失衡加劇。

三、缺乏兼顧內外平衡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對貿易順差起著助推作用

上世紀90年代初，央行采取了擴張的貨幣政策，國內基礎貨幣投放迅猛增加，M2快速上升（1993年升到37.3%），引發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國內需求增加，對外貿易趨向逆差；1994―1997年為治理通貨膨脹，貨幣政策由擴張轉為收縮，基礎貨幣增速和M2增速逐漸下降（1997年M2增速降到19.6%），通脹率下降，國內需求相對下降，對外貿易轉向順差。這說明1997年以前，外部平衡狀況變動主要由內部平衡的變動引起，而后者又受到貨幣政策的影響。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我國堅持人民幣不貶值政策，實際匯率不斷上升，出口受到影響，為保持經濟平穩增長和物價穩定，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2000年赤字率由1997年的0.8%上升到2.5%），以擴大內需。1998

―2001年貿易順差逐年縮小。

2001年后人民幣實際匯率轉向貶值，貿易順差逐漸擴大，外匯儲備不斷增加，這導致基礎貨幣的增加，通脹壓力逐步增大，同時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在高位運行。迫于這些壓力，央行采取了中和措施，且力度不斷加大，貨幣政策逐漸失去主動性。同期財政政策明顯收縮，赤字率逐年縮小（2005年降到1.1%）。這些政策取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國內需求的增加，加劇了外部失衡，同時也妨礙了經濟自動調節功能的發揮。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制定，缺乏一個內外平衡目標兼顧的思維框架，政策目標的關注點主要集中在內部平衡目標――“高增長、低通脹”的實現，而忽視了外部平衡。事實上，內部平衡和外部平衡是相互影響和依賴的，1997年以前，內部的快速擴張和逐步的收縮，直接影響了外部平衡狀況的變動；2001年后外部失衡的加劇，對內部平衡產生了壓力，而關注內部平衡目標的調控制政策，又推動著外部失衡的加劇，也妨礙著經濟系統本身自動調節功能的發揮。

四、調整政策建議

在我國當前經濟“高增長、低通脹”的表象下，實際上存在內外兩方面的失衡問題。從內部看，存在著內需不足、消費不足的失衡；投資內部也有對基礎設施和制造業投資比重高、而對教育和公共衛生等投資不足的失衡。從外部看，貿易順差過大，國家外匯儲備增長過快。內外經濟失衡在宏觀經濟中的突出表現，是貨幣過量供應和流動性過剩。

（一）轉入科學發展軌道，走上和諧發展之路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的、舉世矚目的成就，人民的生活發生了巨大變化，怎樣評價都不為過。但是我們的增長方式是粗放的、高代價方式的，以致資源環境約束加劇。為了多一些出口拉動，我們通過壓低本幣幣值和出口補貼以提高產品的“國際（價格）競爭力”。這種增長是不可持續的，也是不科學、不和諧的。必須轉變觀念，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入軌”“上路”。

（二）堅持擴大內需，放棄“獎出限進”的外貿政策

根據上述對外部失衡原因的分析，我國長期實行的“獎出限進”的貿易政策，是導致貿易順差長期存在的根本原因，應進行全面調整，取消出口退稅，逐步降低進口關稅水平，取消不利于進口的一些管制措施，為盡快恢復外部均衡創造良好的環境。

（三）加快完善匯率形成制度

中國作為一個大國，著眼長期必須堅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逐步使匯率水平在市場基礎上確定，使得經濟向均衡狀態收斂。

（四）加快法制建設和市場完善

中國最緊迫的發展瓶頸是環境污染的約束，而環境污染的實質是產品價格的不完全。我們必須按照堅持科學發展觀和建設和諧社會的要求，加強相關法制建設和完善市場機制，最終將會把環境生態成本逐步“內生化”給企業，使其產品價格趨于完整，減少國民福利的損失。而這些合理成本的增加和價格的合理上升，將有利于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增加匯率彈性。

（五）在貨幣政策方向上，不宜采取過度緊縮措施

其一，在匯率調整過程中，我們還需要在中美之間繼續保持一定的利差；其二，當我們持續地對實際匯率進行調整，隨著CA縮小，國民經濟有可能出現趨冷變化。

（六）必要時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使經濟保持平穩增長

第6篇：最新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范文

新年伊始，經濟疲軟像瘟疫一樣在很多國家傳播，但印度經濟一枝獨秀地在春天綻放。在這一耀眼增長的背后，外界注意到其財政政策刺激力度加大、財政赤字率走高的新動向。

過去數月，伴隨印度經濟走強，是外界的各種將信將疑。3月2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為印度經濟“公證”，IMF指出，印度2016/2017財年經濟增長率應會提高至7.5%，作為亞洲第三大經濟體的印度，在3月31日結束的2015/2016財年，經濟增長率可望達到7.3%。IMF駐印度代表托馬斯?理查森（Thomas Richardson）表示，總體而言，以國際標準來看，印度經濟增長軌跡相當強勁，更不用說與發達經濟體相比。

印度高層官員一度為該國需求下降而煩惱，于是想通過提高財政赤字率救駕。曾有提議希望將印度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從3.5%提升至3.7%或3.9%;也有建議希望推遲一年實施“到2017/2018財年將財政赤字控制在3%的目標”。不過在2月29日，印度政府公布2016/2017財年的預算方案，財政預算赤字占GDP比重從2015財年的3.9%下降至3.5%。

在印度已經考慮用3.5%的赤字率支撐7.6%的經濟增長之際，包括中國在內的更多經濟體，則祭出更有力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以拯救低迷的經濟。在經濟下行壓力之下，近期中國財政部和央行有關人士，亦對提高中國的財政赤字率齊齊發聲。

看起來，在全球經濟困窘之際，以財政政策來刺激增長又回到決策者視野中，提高赤字率成為一個主要選項。

美國咨詢公司藍水資本顧問（Blue Water Capital Advisors）創始人及CEO 凱文?威爾遜認為，很多經濟體的負債率都上漲了很多，而且處在一種不可持續的水平，新興經濟體情況更糟糕，它們的負債率增加了一倍多。威爾遜對《財經》記者說，負債率過高的問題是，債務要從經濟增長中做減法;同時，很高的負債率似乎總會與不當投資相關聯。目前全球存在的大問題是由不當投資造成的產能過剩，這又要歸結到廉價信貸上。

貨幣政策失靈了嗎

2016年一季度全球市場發出的信號混亂而令人不安，經濟增長更明顯的放緩，已經不再是不切實際的悲觀論調。

投資者發現，收益率曲線變平。今年初，全球各大資本市場創下了有記錄以來的最糟表現。原油庫存過剩的陰云籠罩市場，1月份原油收盤價一度跌破30美元，下探12年以來最低點。雖然近來原油市場不斷地忽略不利消息和數據，但基本面預示著油價降至30美元/桶左右也不令人意外。

在經濟動蕩之際，避險投資品種黃金則迎來30年來最好的開年。COMEX 4月黃金期貨漲幅在盤后交易中擴大漲幅至超2%，刷新2015年2月以來高位至1269.30美元/盎司。3月的第一周黃金有望累計上漲3%。美元走軟以及疲軟的經濟數據推動金價創一年多來最高收盤價。

距2007年-2008年的金融危機已有七八年之久，各主要經濟體的貨幣政策仍然沖在刺激需求的最前沿。但全球經濟復蘇依然疲軟，通脹率依然低迷。全球經濟可能卷入新一輪衰退。各經濟體避免衰退的對策似乎黔驢技窮。

在通貨緊縮的泥潭中苦苦掙扎多年的日本，其央行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受到廣泛質疑。在2008年一季度至2015年三季度的連續31個季度里，有14個季度日本實際GDP季環比增長年率為負，其中有四次出現了連續兩個或以上季度負增長的情況。

情急之下，日本央行寄希望于負利率政策。但在負利率政策實施一個多月以來，通脹遲遲沒有起色，日本1月份家庭支出同比下降3.1%，企業利潤自2011年四季度以來首次下滑。日本央行進一步實施寬松政策的空間也不大，通脹目標似乎也遙不可及。

歐元區需求低迷，失業率居高不下，歐元區2月通貨膨脹五個月來首次降至負值，歐元區已重返通縮狀態。2015年12月，歐央行將關鍵利率下調至-0.3%的歷史低點，并承諾在2017年3月之前繼續其每月600億歐元的債券購買計劃，顯然，歐央行通過延長空前的貨幣寬松來重振歐元區經濟的最新努力，并未大力提振歐元區經濟。

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增速下降，IMF的數據顯示，不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在2015年僅勉強取得1.92%的產值增長，比發達世界1.98%的增長率還低。過去，新興市場強勁的增長支撐油價，油價通過石油美元循環支撐資金流動，相應地，大量的資金流入又支撐了經濟增長，如今這一循環已經由良性變成惡性循環。有些新興市場經濟體由于貶值引發輸入型通脹，使其國內貨幣政策陷入兩難。

以中國為例，2016年開局中國就顯出實體經濟乏力的癥候。分析人士預計前兩個月工業生產可能有所放緩，雖然通縮壓力開始有所緩解，但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前委員余永定對《財經》記者說，在通貨收縮時期，貨幣政策的效力有所下降。

即便是在全球經濟少有的亮點之一的美國，美聯儲褐皮書報告對美國經濟狀況的描述相對黯淡。

2月份最后一周，美國初請失業金人數增加，有報告顯示2月份美國服務業增長速度放緩，且1月份工廠訂單的增幅不及經濟學家們的預期。指向經濟衰退的指示燈開始閃爍。

一個重要而常被忽略的指標是勞動生產率指標。2015年四季度，美國企業的勞動生產率下降2.2%。美國政府上個月報告稱，2015年最后三個月內美國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年化數字下降3%。但修正后的數據表明，這些企業生產和提供的產品與服務實際上更多。即便如此，這些生產率的增長最多也只能說是溫和的。

過去一年勞動生產率比上年同期僅有0.5%的增長，2015年全年僅微漲了0.7%，2014年的數據是0.8%;自2007年-2008年以來，平均每年勞動生產率大約增長1.2%。

摩根大通一位不愿具名經濟學家對《財經》記者說，如果勞動生產率增長只是溫和的，經濟增長不可能強勁。同時，盡管就業機會在增長，但就業增長并未進入到制造業領域，而制造業是勞動生產率提高的主要核心。如果勞動就業的增長進入非制造業領域，資本性支出將保持較低水平，這會使生產率增長緩慢的情況得以強化。勞動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可取代;而面對勞動生產率增長淤滯的問題，貨幣政策束手無策。

爭議3%的赤字法則

在威爾遜看來，由于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自上世紀90年代起，一系列的股市泡沫孕育成形，膨脹之后破裂。而近年來，主要經濟體的財政部門也把權力讓渡給了中央銀行，這使得各國債務大量疊加，在全球范圍內，自2008年金融危機后，債務增加了57萬億美元。而靠債務來促進經濟增長的效果正變得越來越差。 2016年一季度全球市場發出的信號混亂而令人不安，經濟增長更明顯的放緩，已經不再是不切實際的悲觀論調。

如今，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運行必須同軌的聲音正在匯聚。IMF和經合組織都對全球增長停滯發出警告，并敦促各國利用財政支出提振需求。威爾遜指出，很多經濟體采取緊縮政策，恰恰積極地抵消了貨幣刺激的負作用。這些方面的范例國家是冰島、愛爾蘭和印度，這些經濟發展得可圈可點的國家的經驗表明，非凱恩斯主義的方式似乎在起作用。

在鞏固財政后，愛爾蘭經濟持續復蘇的勢頭非常強勁。雖然同歐元區經濟體其他成員一樣，受到英國脫歐和歐洲難民危機的影響，但愛爾蘭的失業率和赤字都在明顯下降，銀行情況在好轉。冰島在控制通脹、削減公共債務、降低失業率以及解除資本管制方面都讓人側目。

冰島統計局曾有一份經濟報告顯示，預計冰島2015年經濟增長率為4.3%，2016年經濟增長3.5%。報告說，由于民眾工資提高以及政府推出的減稅政策，預計冰島民眾的可支配收入和消費能力將大幅增加和提高。

冰島、愛爾蘭和印度的復蘇策略有其不可復制性。在可選的財政工具中，很多國家選擇了提高赤字率。環顧全球主要經濟體，目前美國赤字率達7%、日本6.2%，俄羅斯2016年財政赤字將會高達4%。美國財政部數據顯示，美國年度赤字率已從2009年至2010年的高點10%以上逐年遞降。2016年，美國國會預算局發表報告，預計該國2016財年赤字率或升至2.9%，是六年以來首次增加。

報告亦提出，美國政府在2015年8月決定長期執行一系列減稅措施，是赤字增加的主要原因。世界銀行數據顯示，同一時期的英國也錄得9%至10%的高赤字率。

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尼古拉斯?拉迪對《財經》記者說，從全球角度來看，赤字率在提升，但赤字擴大可能會有債務風險，提高赤字率的捷徑對經濟體是否適用、是否有債務風險，還要看具體的宏觀經濟條件以及債務可持續性指標。

以新興經濟體為例，在經濟復蘇的路徑選擇上，多數新興經濟體大幅增加了杠桿。

穆迪首席經濟學家馬克?贊迪（Mark Zandi）對《財經》記者說，在過去十年間，許多新興經濟體杠桿的增加，對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前景施加了很大壓力，因為大部分新增債務用于支持制造業和大宗商品生產部門的投資，由于大宗商品價格暴跌等影響，已經陷入泥淖。另外，相當大的債務是以美元計價，隨著美元升值這也變成了更大的麻煩。新興國家的企業和政府應著手減緩杠桿的增加，在某些情況下，去杠桿是重要的。

財政穩健的新興經濟體會有更大彈性空間，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約瑟夫?加儂（Joseph Gagnon）給《財經》記者舉例說，巴西負債率很高，利率也比較高，而且巴西有通脹水平過高的歷史趨勢。巴西的利率水平已比中國高出很多，利率水平越高，意味著財政赤字的成本也就更高。目前尚不清楚多少經濟體的負債率不可持續，也許有少數幾個國家是這樣。負債率不可能無止境地增加，但是如果這些經濟體的利率較低，它們可以適度地增加負債率。

歐元區因整體政策導向，1999年歐元區建立以后未見有年度赤字，直至2009年才開始出現，但都維持在3%左右的安全水平。有觀點指出，歐盟各國現在的實際赤字率水平高于3%的標準。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資深研究員雅各布?柯克加德說，歐盟3%的赤字紅線及60%的國債警戒紅線被寫入歐盟的法律中，所以成員國在法律上有義務盡其最大努力守住這一紅線。實際上，一些歐盟成員負債率已不限于60%，有的達到100%甚至還要高，對這些國家來說，運行更大的赤字難度很大。盡管經合組織等一再敦促歐元區展開更多的刺激措施，但歐盟成員國內部的壓力使得歐盟成員國遵守3%的赤字率標準。

第7篇：最新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范文

[關鍵詞]非常規貨幣政策;退出策略;資產負債表[CD15]

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閉之后,全球經濟迅速惡化,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推出了很多新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挽救金融市場以及實體經濟。危機期間主要發達經濟體如歐盟、美國、英國等國家都將基準利率降低到接近零的水平,但是并沒有起到刺激經濟的作用,銀行等金融機構的流動性急劇下降。為了應對危機,美國等發達國家創造了大量的新型貨幣政策工具,也就是所謂的信貸寬松和數量寬松的非傳統貨幣政策。2009年10月6日,澳大利亞在危機后宣布加息,將基準利率從3%提高到3.25%,上調了0.25個百分點,成為金融危機后首個加息的20國集團成員。此后,又分別于11月3日、12月1日、2010年3月2日和2010年4月6日將基準利率上調到4.25%。澳大利亞、挪威和以色列的加息以及經濟的進一步好轉,使得何時退出、如何退出非常規貨幣政策成為當前的一個熱門話題。

一、美國當前的經濟指標分析

要判斷美聯儲的非常規貨幣政策是否應該退出,必須首先觀察反映其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發展狀況的一些關鍵指標。由于貨幣政策從產生到對實體經濟產生影響之間存在時滯,因此我們有必要通過反映貨幣政策的一些短期指標和長期指標來觀察貨幣政策實施狀況。[1]

(一)LIBOR-OIS Spreads

指的是倫敦銀行同業拆息(London Interbank Offered Rate, LIBOR,通常指的是3個月期美元LIBOR)與隔夜指數掉期(Overnight Indexed Swaps, OIS)利率之間的息差。該息差是反映同業拆借市場交易對手風險的指標,息差擴大,表示銀行相信其交易對手違約的風險加大,放款的銀行要求收取較高的利息以補償這一風險,因此息差擴大被視為反映銀行間拆借的意愿下滑。該息差的擴大還反映出信貸市場運營相對不暢,而這是潛在的經濟緊縮的信號。若LIBOR-OIS息差縮小,則表示銀行相信其交易對手違約的風險下降,因此放款的銀行愿意接受較低的利率。因此息差縮小被視為反映銀行間拆借的意愿增強。該息差的縮小還反映出信貸市場運營相對通暢,而這是潛在的經濟擴張的信號。從下面的息差圖可以看到,在經歷了2008年10月份左右的高息差后,當前美國的息差水平已經基本上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而從3個月美元LIBOR利率與隔夜掉期指數的各自數值來看,目前兩者的值已經接近零,甚至比危機前的利率水平還要低出好幾個百分點,這說明短期金融市場狀況大為好轉,金融市場的狀況已經十分寬松。

(二)VIX Index

VIX指數是由CBOE(芝加哥期權交易所)在1993年推出的波動率指數,VIX指數越高,表示市場參與者預期后市波動程度會越加激烈,同時也反映其不安的心理狀態;相反,VIX指數越低,則反映市場參與者預期后市波動程度會趨于緩和的心態,因此VIX又被稱為投資人恐慌指標(The Investor Fear Gauge)。從VIX的走勢可以看到,目前VIX指數與危機嚴重時期相比已經大幅度下降,但是與危機前相比,仍然要高一些。

(三)收益率曲線

自次貸危機發生以后,美聯儲為拯救金融市場,于2009年3月份推出了總額為12萬億美元的債券購買計劃,包括購買7500億美元由房利美和房地美擔保的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和最高1000億美元的機構債券,還包括3000億美元的長期政府債券,以壓低抵押貸款和其他消費者貸款的利率來刺激支出和經濟復蘇。從圖2我們可以看出購買計劃推出后,10年期和30年期的政府債券收益率在2009年3月份有明顯的下降,然后開始緩慢地反彈,目前利率仍然低于危機之前的水平。這說明隨著近期美國經濟的好轉強化了市場對實體經濟復蘇的信心,會增加市場對資金的需求,這是導致國債利率上升的一個比較重要的原因。從貨幣市場的一個代表性利率3月商業票據利率來看,自2009年8月份以來一直是低于0.25%的聯邦基準利率,說明目前短期貨幣市場的資金狀況非常的寬松,銀行對市場的流動性信心比較充足。

(四)貨幣乘數

貨幣乘數從下圖可以看到,自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閉后,美國的貨幣乘數迅速下降,從原來的9左右下跌到目前的4。從這個數據可以發現,銀行的大量超額儲備就是基礎貨幣,雖然在危機期間大量增加,但是并沒有直接創造出大量的貨幣供應量,M1變化基本不大,而M2只是略微增加,上升的幅度也比較平緩。從當前的貨幣乘數我們可以粗略地判斷當前美國經濟依然比較脆弱,寬松貨幣政策尚不能完全退出。

(五)宏觀經濟指標

1失業率以及GDP的變化。 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的失業率不斷攀升,從2008年1月份的5%上升到2009年10月的最高點10.1%,到2010年3月份,失業率仍然維持在9.7%。雖然失業率仍然很高,但是根據美國勞工部的報告,非農就業人數在增長,2009年3月非農就業人數增長162萬。而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公布的GDP環比數據,按照當前美元和2005年不變美元計算,2009年1季度以后都呈現出明顯的反彈趨勢,到2009年第4季度達到5.6%。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將美國的失業率回歸到危機前的充分就業水平并不能一蹴而就,但是情況還是在向好的方面轉變。為了進一步降低失業率,量化寬松政策有必要繼續保持一段時間。

2通貨膨脹的變化。 從以下的月度環比CPI的變化來看,經歷了2008年10月份以后接連幾個月的暴跌之后,自2009年開始CPI環比開始上漲,雖然期間也有下跌,但是CPI環比波動幅度大幅度減少。利用5年期和10年期國債和相應的通脹指數債券收益率(TIPS)之差所得到的隱含通貨膨脹率可以發現,自2009年4月以后不斷上升,到2010年3月份5年期隱含通脹率為1.93%,10年期的隱含通脹率為2.22%。10年期的隱含通脹率基本恢復到危機之前的水平,而5年期的略微低了一些。從圖4我們可以發現,目前無論是看CPI環比數據還是隱含通脹率都處在一個比較合理的均衡位置,但是隱含通脹率的進一步上升則會代表人們對未來通脹的預期。因此,即使目前這些指標仍然處在合理的區間,但是一定要密切關注。

二、非傳統貨幣政策退出的原因

非傳統貨幣政策在金融危機期間,憑借其對金融市場提供的大量流動性以及向金融機構注資,可以說挽救了一場更深的大衰退的出現。但是這種政策在經濟形勢步入正軌時就要逐漸退出,因為這種貨幣政策在穩定金融市場、抵御金融危機的同時,也會帶來很大的副作用,從而造成資源配置的扭曲。[2]具體來說有以下幾點:

(一)非傳統貨幣政策會引起通脹或者通縮

美聯儲的貨幣政策首要目標是保持價格的穩定和充分就業。非傳統貨幣政策的實施,通過長期保持接近于零的低利率以及向金融機構和市場注入大量的流動性,雖然可以穩定金融市場,但是也帶來了價格不穩定的隱患,也就是有可能出現通脹或者是通縮,無論哪種情況出現都會對當前經濟的復蘇產生很大的反作用。如果貨幣政策退出得過早,盲目提高利率,就可能會使經濟陷入通貨緊縮的情況。[3]當聯儲發放貸款或者購買債券,資金就會進入銀行體系,最終以銀行或其他存款機構的儲備金形式留在聯儲的負債方。這些儲備余額現在已經超過了1萬億美元,與危機前相比大幅度增加。當經濟復蘇,企業和個人貸款需求增加,市場風險下降時,銀行就會將其儲備貸出,那就會導致廣義貨幣量的大量增加,以及更加寬松的信貸狀況,這勢必會帶來通貨膨脹的壓力。為防止未來的高通脹美聯儲必須想辦法收回過多的流動性,也就是要賣出其持有的大量資產。因此,當前既有人擔心非傳統政策過早退出帶來通貨緊縮,也有人擔心通貨膨脹,美聯儲要穩定價格以及價格預期,就必須審慎考慮當前非常規貨幣政策的退出策略。

(二)美聯儲的獨立性受到威脅

過去幾十年,越來越多的中央銀行獲得了法律上的獨立地位。在美國,美聯儲是高度獨立的,美聯儲主席的貨幣政策權力非常大。而且由于美國作為世界頭號強國,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美聯儲一個小小的政策調整都可能會影響到全世界的市場。而美聯儲主席也因為其可以獨立制定貨幣政策而擁有極高的聲望。但是在次貸危機期間,美聯儲所實行的這些貸款項目就本質來說,更類似于一種準財政政策或者信貸分配政策,而斯坦福大學的教授約翰?泰勒教授更是開創了一個新的詞匯“mondustrial policy”,稱美聯儲的政策為“貨幣行業政策”,即貨幣和行業兩種政策的混合體。因為這些措施不是通過一般的貨幣政策調控,也不是通常的財政政策,通過稅收或者公共債務來進行融資,而是通過美聯儲的貨幣創造幫助某些公司或者部門進行融資,其實施沒有明確規定是否應該由獨立政府機構來負責。美國憲法規定公共資金的使用應該由國會決定,這也是為什么許多國會議員要求美聯儲進行徹底審查的原因。一旦聯儲執行這些非常規政策,就很難保持其獨立貨幣決策的地位。[4]

(三)對貨幣市場和信貸工具的價格造成扭曲

在一般的情況下,中央銀行會盡力避免貨幣政策操作影響到某些具體的市場或機構。以救助某些特殊市場為目的的貨幣政策工具會在市場競爭之間創造不平等,從而使得資源配置不當。在危機期間這種做法帶來的收益可能會超過其成本,但是當市場恢復后成本就可能會超過收益。如果銀行可以很容易從美聯儲獲得流動性資金,其超額儲備存在美聯儲也可以獲得利息,就會使得銀行等金融機構沒有激勵去貨幣市場籌集基金。中央銀行代替貨幣市場行使職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破壞這些市場的基本結構,并使得銀行削減他們自己的基于市場的流動性管理職能。[5]因此,一旦市場恢復正常,美聯儲就要將這些職能還給市場。

三、美聯儲非常規貨幣政策退出策略的選擇

由于存在上面所說的這些負面效應,經濟復蘇后這些量化寬松政策必須退出,美聯儲必須重新回到危機前的傳統貨幣政策的操作框架。具體來說就是:聯邦公開市場操作委員會定出聯邦基金利率目標,當通貨膨脹超過目標就提高利率,反之當經濟陷入衰退,出現通縮就要降低利率;保持政策的獨立性,將政策的主要目標集中在通貨膨脹控制和宏觀經濟穩定,美聯儲不通過調整其對某些公司或部門的資產組成來直接分配信貸或者介入財政政策。美聯儲的非常規貨幣政策要退出,需要達到以下三個目標:(1)讓資產負債表的規模恢復到原來的水平;(2)聯邦基準利率要提高;(3)改變聯儲資產的投資組合。如何才能通過調整某些工具來達到這三個目標,使得貨幣政策重新回到常規的利率操作框架,就是所謂的退出策略。

(一)退出時機如何選擇

關于退出時機的選擇,其實是一個比較模糊的概念。因為美聯儲所創造的很多短期信貸便利,如PDCF、AMLF、CPFF等已經隨著到期日的來臨逐漸退出了,因此,本文將退出時機界定為美聯儲提高基準利率的時機。根據我們對美國宏觀經濟指標和金融指標的分析來看,大部分金融指標顯示金融市場狀況出現好轉,已經基本上恢復到了危機前的水平;但是從貨幣乘數和銀行貸款來看,貨幣乘數仍然處于下降的趨勢當中,這說明銀行的放款意愿仍然比較低,這也會影響企業和個人的融資需求,因此目前銀行系統中大量的超額準備金不會立刻轉化為市場的流動性。從宏觀經濟面來看,雖然實際GDP自2009年第2季度開始逐漸上升,目前已經達到6%左右,但是失業率仍然是居高不下,這成為困擾美國經濟的一個重要方面。綜合以上這些喜憂參半的指標,本文認為美國非傳統寬松政策退出應該暫緩,必須是等到實體經濟和就業率出現明顯好轉,銀行貸款意愿增加,從而貨幣乘數開始重新增加時才是開始考慮提高聯邦基金利率的時機。

(二)如何改變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

改變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一方面,包括改變其資產以及負債的組成,使其恢復到危機前的狀態;另一方面,則是改變資產負債表的規模,也就是要給資產負債表進行“瘦身”。

1從銀行的資產負債表進行分析。從資產面來看,自2008年10月份以后,資產組成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美聯儲持有的美國財政部國債大量增加,從2007年1月的1.2萬億美元猛增到2010年4月的2.2萬億美元。通過大量購買國債,向市場釋放了大量的流動性,還創造了很多非傳統的貨幣政策工具,這主要就是表現在2008年10月以后中央銀行的流動性互換、回購協議、其他貸款、定期信貸拍賣和抵押貸款支持債券的購買。到目前為止,中央銀行所持有的資產中的很多短期信貸便利都已經沒有了,但是抵押貸款支持債券MBS仍然沒有減少的趨勢,還有一小部分回購協議。因此,改變美國的資產負債表,最主要的是關注資產方的國債和MBS。從負債表來看,由于負債表的組成相對比較簡單,在次貸危機之前,美聯儲負債表中的主要負債就是流通中的現金,自2008年9月以后,負債表急劇增加的最主要的組成部分就是金融機構存款和儲備余額的大量增加。另外明顯增加的還有一小部分逆回購,其中最明顯的就是銀行儲備的大量增加,這是造成負債大幅度增加的最大部分。而資產和負債的變化又是緊密相連。[6]美聯儲直接購買金融機構的債券使得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儲備大量增加,而銀行不把儲備貸出,從而表現在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的負債方的超額儲備大量增加。因此,要改變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組成和規模,主要需要做的就是:減少對國債和MBS的持有、減少美聯儲的超額儲備。

2改變美聯儲資產負債表的步驟。要改變美聯儲目前的資產負債表狀況,需要結合當前經濟狀況,靈活運用多種手段。以短期開展逆回購和減少甚至取消流動性便利為主,長期賣出MBS和國債,最終達到資產負債表的組成和規模的變化。

第一,美聯儲當前的非常規貨幣政策的調整。其實在我們熱議美聯儲應該如何退出的時候,美聯儲已經在開始著手一些政策的微調,主要是以下兩點:(1)美聯儲于2010年3月底徹底終結了對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和機構債的長達15個月的購買計劃,累計購入規模約為1.25萬億美元的MBS和1720億美元的機構債。這也傳達了危機期間的非常規政策開始出現微調的信號。(2)一些短期的流動性計劃大多數已經到期,這些應急貸款計劃的自動退出,本身也代表了貨幣政策的調整。根據美聯儲2010年3月的最新報告,2010年2月24日,美聯儲對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和財政部債券的購買量比2009年有所增加,但是所持有的定期債券貸款便利為零。另外,主要交易商和其他經紀人信貸、資產支持商業票據貨幣市場共同基金流動性便利以及中央銀行流動性互換的持有為零。其他信貸便利如定期信貸拍賣也大幅度下降。因此,隨著經濟的好轉,危機期間的一些短期流動性便利和信貸便利已經自動退出。[7](3)美聯儲可以通過回購協議向金融機構出售其持有的部分證券,并承諾在未來某一時點購回,從銀行收回一部分超額儲備,這種方式可以在一段時間內吸收部分超額準備金,縮減資產負債表的規模。為了更好地發揮正回購協議的作用,聯儲可以擴大交易對手方的范圍,延長正回購協議的期限,增加正回購交易的品種。但是由于正回購時間一般時間較短,因此其對資產負債表的作用是暫時的。[8]

第二,提高聯邦基金利率,賣出MBS以及持有的國債。在美國經濟持續復蘇以后,勞動力市場的失業率出現比較明顯的下降,銀行信貸標準放松,導致貨幣供給量出現顯著增加,大宗商品價格出現明顯上漲,資產價格泡沫出現時,美聯儲就要開始考慮提高聯邦基金利率來遏制通貨膨脹抬頭,并可以選擇合適規模配合以MBS和國債的賣出來回收市場上的過剩流動性。這種做法是最終可以徹底改變資產負債表的有效手段,但是賣出的時機一定要選擇好。由于在經濟剛剛開始復蘇的時候市場仍然比較脆弱,盲目地出售長期國債和債券會造成市場信心的大幅度下降,以及市場利率的提高,不僅使得美聯儲蒙受損失,而且購買債券的金融機構也會遭到損失,從而使得市場的流動性重新收緊,有可能會對金融市場帶來毀滅性打擊。所以,賣出國債和MBS的時機應該是選擇在各項宏觀經濟指標如就業、GDP、消費者信心、工業生產、房屋銷售等出現企穩且表現較好,而且國際市場環境也開始改善,市場對未來預期較樂觀的情況下,從而保證可以成功地在不損害實體經濟和金融市場的情況下實現對資產負債表的改變。[9]

(三)退出過程中與各方進行協調

這種退出政策的協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1)與各國的貨幣政策進行協調。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全球金融市場聯系日益緊密,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有重要的溢出效應。舉例來說,假如中國提前加息,而美國不加息,就會使得大量的熱錢流入中國進行套利,從而加大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因此,當全世界主要國家都實行寬松貨幣政策之后,接下來如何退出就需要各國之間進行相互協調。尤其是開放度比較高的大國,其貨幣政策的改變會給全球經濟帶來影響。因此,在這個后危機時代,與各個國家協調好退出政策就對一國的經濟復蘇至關重要。[10](2)寬松貨幣政策的退出要與該國的財政政策相協調。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聯系,最主要的就是通過利率的升降來影響國債的收益率從而對國家債務成本產生影響。比如,如果中央銀行對銀行儲備的利率提高,銀行就會將錢存入央行來獲取利息,從而與政府債券形成競爭,提高了政府通過發行國債來融資的成本。

(四)加強與公眾的交流

美聯儲在實施退出策略的時候,一定要注重與公眾的充分交流和溝通。這里具體又包括兩方面:(1)通過小規模和因影響程度較小的工具操作來測試市場反應。比如,可以逐漸小幅的提高貼現率,并在時機恰當時小幅度提高聯邦基金利率,因為這兩種利率具有一種信號作用,其利率提高向市場傳達了一種緊縮貨幣政策的信號。(2)在進行債券賣出時,要進行事先的政策宣告,留給市場充分的時間來消化這一消息。通過定期實現的政策宣告與公眾進行交流,引導市場對利率的預期,從而可以將賣出債券對市場的潛在影響減少到最小。[11]

主要參考文獻:

[1]IMF. 2010,“Existing from monetary crisis intervention measures-background paper" , prepared by the Monetary and Capital Market Department ,

approved by Christopher Towe, January 25 ,2010.

[2]Olivier Blanchard,The crisis: basic mechanisms, and appropriate policies,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ZK)]

[3]胡艷妮,周 峰.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退出策略[J].銀行家,2009-12.

[4]譚小芬.美聯儲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退出及其對中國的影響[J].國際金融研究,2010(2).

[5]何 帆,馬 錦.美聯儲能否及時退出“數量寬松"政策[J].中國金融家,2009(7).

[6]苗永旺,王亮亮.全球金融危機經濟刺激方案的退出策略:歷史經驗與現實選擇[J].國際金融研究,2010(2).

[7]John B. Taylor,An Exit Rule for Monetary Policy.

[8]Peter Stella,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Balance Sheet: What Happened and Why it Matters,IMF Working Paper,May 2009.

[9]Mewael Tesfaselassie,Looking Forward: Exiting U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y,The Crisis and Beyond, Edited by Henning Klodt and Harmen Lehment.,November 2009.

[10]Jürgen von Hagen, The Monetary Face of the Crisis and Implications for Exit Strategies, December 2009.

[11]Federal Reserve System Monthly Report on Credit and Liquidity Programs and the Balance Sheet,March 2010.

Research on U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y in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Crisis

Dai Jinping1 Zhang Huaning2

第8篇：最新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范文

綜觀這一輪經濟運行出現的問題，本質上其實是結構、體制和增長方式問題，是結構矛盾和體制缺陷的綜合反映。在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通過宏觀調控使經濟結構趨于合理，是調控的最終落腳點。在宏觀調控向縱深挺進時，根據經濟運行情況隨時調整完善政策至關重要。

中國當前的經濟增長具有與以往完全不同的特點，供給增長能力大大提高，無論最終消費品還是基礎產品，增長的潛力都很大。幾個一度緊缺的行業中，糧食增產已成事實，鋼材、水泥、有色、電力的生產能力也大幅度提高。新一輪經濟增長中，經濟的周期性繁榮或將結束于生產過剩，而不是以往的由結構性供給不足導致的過熱和通貨膨脹。

目前最應該擔心的不是未來供給不足，而是出現新的過剩。物價繼續上漲，需求大于供給時，意味著增長仍然有一定的上升空間；當物價回落，供給開始大于需求時，則是繁榮期結束的標志。當然，由于這一輪增長的消費需求空間巨大，過剩問題始終是周期性，不會很嚴重，也不會持續時間很長。經濟發展的基本約束仍是需求而不是供給。

當前的宏觀調控是在市場配置資源的環境下進行的，致力于保護可能的經濟上升空間，防止過早地約束需求導致經濟增長回落，應該以市場為基礎改善宏觀調控。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是穩定需求和控制風險，為保障調控成果及經濟的健康發展，目前宏觀調控的重點應該轉向總量方面，以經濟增長、物價、國際收支為核心，減少行政手段，多使用經濟和法律手段，通過利益、風險責任之間的聯系亦可約束企業行為。

隨著基本經濟制度的完善，市場競爭的風險，包括生產過剩的風險，將主要由企業、居民等市場主體承擔，經濟運行的市場化特征(周期性的過剩，通過破產失業消化過剩；各種價格對生產和要素流動起主要調節作用等)將逐步明顯。因此，宏觀調控體系的改革方向應該是：進一步減少直接的行政手段對市場活動的千預；規范和穩定宏觀調控各部門之間的關系；提高對宏觀經濟運行的分析預測水平，通過宏觀調控目標的適時調整協調財政貨幣政策，引導市場主體的活動，保持經濟總量平衡，優化經濟結構。調節模式應該向市場化、規范化、法制化、透明化方向轉變。

當前宏觀調控中某些經濟手段的作用不夠理想，調節措施伴隨的風險較大，都與宏觀調控的基礎不完善有關。例如銀行和金融企業的內在機制不完善，權、責、利關系不對稱，造成了國家承擔大部分的金融風險責任，同時以行政手段(控制不良貸款比例等)約束大多數的金融活動，使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暢，調節措施伴隨的風險較大；又如財稅體制不完善，財政支出還不夠規范和透明、各級政府的財權和事權不夠一致，稅收體制也還存在諸多問題。

這都增加了財政政策的風險，限制了減稅措施的實施。應該加快推進投融資體制、金融體制、財稅體制改革，促進資本等要素市場發展，盡快完善宏觀調控的基礎。另外，理順宏觀調控各部門的關系，尤其是計劃、金融、財政等部門間的關盡，規范穩定各自的職能，宏觀調控才能達到最終效果。

計劃的職能今后宜集中在捉出宏觀調控的目標；政府支出的安排則宜集中到財政部門。財政職能應該重點強化公共財政職能，完善轉移支付制度。各級財政支出首先應保證社會公共產品和服務的需要；基礎設施建設必須由財政支出的也應盡可能引導社會資金參與，財政資金不能再投入一般競爭性產業。將所有財政性支出納入預算范圍，完善預算管理制度，實行部門預算和國庫集中收付制度，完善預算體系，提高預算編制、執行的透明度，加強預算的責任和監督。

第9篇：最新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范文

這與其說是反映了政策層的多變與出其不意，還不如說是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的風云突變，迫使決策層不得不在較短的時間內作出拐點式的抉擇。從流動性過剩到中小企業融資困境，從順差過高到出口減速，從經濟過熱到增長下滑，我們僅僅用了半年的時間就完成了由火焰向海水的轉變。而在次貸危機第二波之前，很少有人相信當前正在經歷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

是什么扣動了央行放松貨幣政策的扳機？可以說是多種因素積累的結果。但筆者判斷，更直接的原因在于美國金融危機的急劇升級。央行最新數據顯示，8月貨幣供應量和信貸同步放緩；與此同時，CPI出現了令人欣慰的明顯下降；資產價格尤其是樓市的調整明顯加快。但在了解所有這些信息的基礎上，央行行長周小川不久前仍表示，央行關注的焦點是控制通脹。這似乎打消了市場對貨幣政策在短期內放松的預期。

只有一個變量在中秋節期間發生了重大變化，那就是美國多個大型金融機構在很短時間內陷入深度危機，包括美國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宣布申請破產，更大的投行美林也即將被美國銀行收購，美國最大的儲蓄與貸款銀行華盛頓互助銀行（Washington Mutual）出現巨虧，以及美國最大的保險公司美國國際集團（AIG）已然危機重重。在一系列中小金融機構先后倒閉或被接管之后，一個個航空母艦也在搖搖欲沉。這只有在最嚴重的金融危機時才會出現。

海外危機的升級成了壓垮國內從緊貨幣政策的最后一根稻草。應該注意到，最近貨幣政策的調整將國際因素放在了越來越重要的位置。美國金融危機的升級從好幾個途徑作用于國內的貨幣政策選擇：首先，美聯儲在一定時期內難以進入加息周期。畢竟，在金融動蕩面前，一定程度的通脹已變得相對次要，也就是說，中美利差不會向此前預期的那樣出現縮小，這為國內主動降息縮小利差提供了激勵；其次，海外危機升級加劇了央行對國內經濟發展可持續性的擔憂。現在已有更強的信號表明，全球經濟正進入一個下降通道，即便中國經濟部分實現脫鉤，但隨著海外市場的積弱不振，終將受其拖累；最后，同行的經驗證明，貨幣政策必須將極端的金融市場調整考慮在內。當前我國的資產價格出現了令人擔心的調整，這個調整看上去無法在實質政策真空的條件下，憑借自身調整找到支撐。這些調整固然反映了經濟基本面因素，但資產價格過度波動本身也足以構成一場危機。

此次貨幣政策調整有以下幾個匠心蘊含其中，反映了當前經濟形勢的復雜性：

其一，只降貸款利率，未降存款利率。這體現出貨幣政策促進結構調整的意圖，企業可以較低成本融資，而銀行高達3-4個百分點的存貸利差將再次縮小。這對沖了降息和調整準備金率對銀行利潤的利好。

其二，區別調整貸款利率。從9月16日起，下調一年期人民幣貸款基準利率0.27個百分點，其他期限檔次貸款基準利率按照短期多調、長期少調的原則作相應調整。顯然，期限較短的貸款對防止經濟過快下滑的意義更大，而長期信貸所形成的產能將會增加未來宏觀經濟重新過熱的不確定性；并且，區別調整貸款利率也與此前著重對存款利率做結構調整形成對比。

其三，區別調整存款準備金率。對大型商業銀行和郵儲銀行暫不下調準備金率充分體現了有保有壓的原則，重點照顧到了中小企業和災后重建地區的融資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