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經濟根源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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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會經濟根源范文

關鍵詞：經濟法市場失靈國家干預

一、經濟法的產生

經濟法產生于二十世紀初，隨著商品經濟高度發展，自由競爭逐漸被壟斷所取代，破壞了市場自由競爭，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危機。市場無法自我修復，必須借助一定的外在力量即國家干預市場的力量，才可能維持其自身的協調發展。現代市場經濟是由高度非人格化的交換活動組成的經濟形式，這種交換的正常秩序必須依賴一套由國家作為第三方來保證執行的規則體系來維持①。但是國家干預市場也存在缺陷，自身可能造成失范風險，需要借助外力加以規范。可以說，市場缺陷導致“市場失靈”，政府缺陷導致“政府失靈”②，是經濟法產生的直接原因。市場失靈引起經濟法中宏觀調控法和市場規制法產生的具體路徑為：市場失靈――經濟失衡――宏觀調控――政府失靈――依法調控――宏觀調控法；市場失靈――競爭失效――市場規制――政府失靈――依法規制――市場規制法③。因此，現代市場經濟是由經濟法為主導的法規體系維系的市場經濟。

二、經濟法的本質

（一）經濟法本質的界定

目前，關于經濟法本質的表述共有幾十種，本文歸納以下三種：1.經濟法是國家調節社會經濟的意志的體現，人們行為的法律規范，是國家調節即‘國家之手’有效運作的法律保障；2.經濟法是社會責任法，以社會責任為最高準則，無論是國家還是企業, 都必須對社會負責；3.從本質上看, 我國經濟法是國家組織和管理經濟活動的工具, 是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鞏固人民民主服務的。以上觀點的概括基本反映了學術界關于經濟法本質的主流觀點。綜上得出以下結論: 一是經濟法是國家經濟職能專職化和法制化的結果; 二是經濟法是調整國家干預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顧功耘（2006）認為，經濟法是調整在國家干預( 調節、協調) 社會經濟關系過程中而發生的各種社會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國家干預說”抓住了經濟法核心特征, 不僅有利于提升經濟法的實踐性品格, 更是在書卷氣和平民化之間開拓了一條新的學術道路。因此我們應當強調經濟法的本質是干預。

（二）經濟法本質概述

經濟法的本質具有兩層涵義：一是指一般意義上的法的社會性和階級性等；二是指經濟法具有不同于其他法律部門的性質或屬性。

1. 從本質屬性來看，經濟法首先是平衡協調法，其立法和執法是從整個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和社會整體利益出發，調整具體經濟關系，協調經濟利益關系，以促進、引導或強制實現社會整體目標與個體利益目標的統一，保證社會經濟持續、穩定、協調地發展。其次是社會本位法，在經濟關系的調整中立足于社會整體，在任何情況下都以大多數人的意志和利益為重。經濟法以社會整體利益為最高準則。最后是系統、綜合調整法。隨著社會化和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經濟關系復雜多變，相互聯結并滲透，產生了對經濟關系進行綜合治理、系統調整的客觀要求。

2.從特征來看，經濟法具有經濟性、政策性、政府主導性、綜合性。經濟法的經濟性是基于其調整對象的特殊性，對經濟管理關系的調整意味著其調整對象發生在直接的物質再生產領域；經濟法根源于國家對經濟的自覺調控和參與，其任務是實現一定經濟體制和經濟政策的要求，因此比其他任何法律部門更為顯著的政策性；經濟法的政府主導性體現在制定和執行經濟法律、法規政府主導性，在實際運用中，經濟法的政府主導性往往是通過經濟法授予政府以法規制定權、自由裁量權和準司法權等，來體現行政主導的客觀要求；經濟法的綜合性不僅體現在公法因素與私法因素的綜合，而且是多種調整手段的有機結合，是一種對市場經濟的綜合調整。

三、經濟法的價值

經濟法的價值是經濟法在調整經濟關系中，其主體根據需要而認為、希望經濟法所應當具有的最基本的性狀、屬性或作用。概括如下：1.經濟法效益價值。目標方面強調對社會總體效益追求，它要求個體經濟行為與社會總體經濟發展相協調，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行為對整個國民經濟的影響具有有特殊意義，通過實現社會整體利益的最大化來實現對個別利益的一般保護，經濟法是直接追求社會總體經濟效益最大化的。2.經濟法公平價值。經濟法以社會整體效益為價值取向，它所追求的公平必然是社會整體效益的公平。它強調人們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為，必須對全社會的經濟發展而不只是對個別人的特定利益承擔義務，當某具體經濟行為即使不造成特定的損害后果，但卻對整個社會經濟存在危害時，該行為就是不公平的。3.經濟法正義價值。經濟法的基本價值取向取決于經濟法中正義的價值目標具體化為對正義的經濟制度和經濟結構的追求，亦即實質正義的追求，這種正義在于實現社會范圍的實質性、社會性的正義，是一種追求最大多數社會成員之福祉的正義觀。4.經濟法秩序價值。由于經濟法以社會整體效益作為其價值取向，因此經濟法的秩序價值目標追求的必然是整個社會的經濟和諧運行。

綜上所述，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作為市場經濟基本法的經濟法也必將不斷成熟與完善，而社會整體的利益、以及全面的社會公平、社會經濟秩序的穩定也是現代經濟法進行變革和追求的價值所在。

注釋：

① 參見吳敬璉：《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版，第140―141頁

② 漆多俊《論經濟法產生的社會根源》，載楊紫煊主編《經濟法研究（第1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87-112頁

③ 參見張守文；《經濟法學》，北京大學出版2008年版，第12頁

參考文獻：

[1] 吳敬璉：《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版.

[2] 漆多俊《論經濟法產生的社會根源》，載楊紫煊主編《經濟法研究（第 1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3] 張守文；《經濟法學》，北京大學出版2008年版.

[4] 顧功耘：《經濟法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第2篇：社會經濟根源范文

關鍵詞：金融信用 征信 信用評級

金融是經濟的核心，它的存在和正常運轉有賴于良好的社會信用。但近年來，金融環境中信用缺失的現象越來越嚴重。據統計，我國每年因為企業和個人逃廢債務蒙受直接經濟損失約1800億元，信用經濟成了“賴帳經濟”；因為三角債和現金交易，增加財務費用約2000億元，三角債和多角債的大量存在直接阻滯了信用鏈條。有的地方政府從狹隘的地方利益考慮，在企業逃廢銀行債務的過程中推波助瀾，使得銀行在債權債務訴訟中“勝訴率高、執行率低”。金融業在某種程度上說是經濟狀況的集中反映點以及經濟中矛盾和風險的反映點。因此，金融信用環境的惡化在嚴重金融業的同時，也直接阻礙了社會經濟的正常、快速發展，重建金融信用環境，整治金融秩序已成為全社會的共同呼聲，本文擬從金融信用的概念入手，走出將金融信用等同于國家信用的誤區，進而分析金融信用缺失的社會經濟根源，并對發展和完善我國金融信用體系提出建議。

一、金融信用的本質

在西方，“信用”是一個純經濟學概念。它表示價值交換滯后產生的活動，主要體現為商業領域，金融領域和流通領域賒銷，信貸等交易行為。簡言之，即是對借的償還。金融業由于其特殊的性質，從產生伊始，就和信用相伴相生。對于金融業而言，金融信用在金融業的資產中無可置疑的占有首要地位。正如一位銀行家所言：“信用是銀行的生存之本”，金融信用作為銀行賴以生存的基礎，一方面是銀行必須確保存款人自由取款，另一方面需要貸款人確保按時、如數還本付息，缺一不可。如果貸款人都不對銀行恪守信用，那么銀行最終也無法對存款人恪守信用。從這個意義上說，金融信用本質上是企業信用和個人信用的整合。銀行實為經營貨幣的企業，其資產大多數是億萬公眾的財產。但常期以來無論金融業內部或外部（政府、其他企業及公眾）均缺乏對金融業的認識，常常將國家（政府）的信用取代金融業的信用，主要表現在：（1）計劃經濟下，國家對經濟實際起包攬作用，從而將金融信用包攬其身，銀行是國家的，受政府指令運作，銀行信用也就轉化為對國家的信用。所謂三角債即國有企業及銀行都認為債務所涉及的信用均不是自己造成，也不是自己可以解決的，并不將其看成是自己極其重要的信用問題，因而債務難以清償，這一直延續至今。（2）改革開放20余年來，我國經濟快速增長，同時通貨膨脹得到有效抑制，人民生活水平有較大提高，國債償還信譽好，所以國家作為整體對內對外均具有良好的形象和信譽。因此，國內民眾即使不了解國內銀行的信用，也放心地將錢存入銀行。這就是為什么四大國有銀行在不良資產率高達20%的情況下，依然能保持著居民儲蓄存款余額的穩定增長。其實大多數公眾并不知曉什么是不良資產率，他們只知道銀行是國家的，可以放心將錢存進去，國家不會不還給他們的。而國外企業及銀行，即使無法了解國內企業的信用，也以國家信用為其信用的落角而提供信用貨款。而且這種信用又具體落腳于代表國家的各級政府以及政府所屬或支持的企業。

隨著市場化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政府已逐步退出市場，《商業銀行法》規定四大國有銀行的改革方向是建立具有獨立主體資格的商業銀行。因此，國家信用不再成為金融信用的落腳點。然而正在進行的經濟體制在打破了計劃經濟下高度集中統一的信用制度與體系的同時卻一直沒有建立起符合市場規范的金融信用體系，造成了金融市場上信用關系的嚴重扭曲和普遍的道德風險行為。銀行業“惜貸”和中小企業及民營企業融資困難同時并存的現象說明沒有了信用作依托，銀行和企業間出現“雙輸”局面。

二、金融信用缺失的根源

第3篇：社會經濟根源范文

目的：探討轉變育齡群眾婚育觀念的影響因素，尋求轉變育齡群眾婚育觀念的策略和方法。方法：調查我縣育齡群眾1304人，按照文化程度、經濟狀況、年齡結構、性別等內容進行比較分析，用統計學方法進行檢驗。結果：低文化水平、低經濟收入、高年齡層次的傳統婚育觀念分別與高文化水平、高經濟收入、低年齡層次比較均具有非常顯著性差異，而男女之間比較，無顯著性差異。結論：較低的文化素質、落后的社會經濟是嚴重制約廣大育齡群眾傳統婚育觀念轉變的主要因素。所以，努力促進廣大育齡群眾傳統婚育觀念的轉變，實現有計劃的生育，必須要在努力提高廣大育齡群眾文化素質，加大基本國情及國家有關實行計劃生育的政策方針的宣傳力度上下功夫，要在發展社會經濟，努力促進廣大人們群眾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上做文章。從而才會有效地達到促使人口與社會、經濟、環境、資源的協調發展的要求。

人口過多、增長過快是我國的基本國情，面對嚴峻的人口形勢，實行計劃生育是我國的基本國策。隨著社會經濟結構的調整，在農村，傳統的婚育觀念仍然嚴重制約著計劃生育工作的具體實施。所以，實行計劃生育仍然是一項艱巨、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如何轉變群眾的傳統婚育觀念仍然是農村計劃生育工作的重點。經濟不發達、科學文化落后，難以給農村計劃生育提供豐富的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的影響，舊的倫理觀念和生育觀念還在一定程度上束縛著人們的生育行為，針對傳統的婚育觀念的影響因素，探索轉變婚育觀念的對策和方法，是提高農村廣大育齡群眾實行計劃生育自覺性的有效的途徑。

資料和方法：

5月，隨機調查20~49歲育齡群眾1304人，根據其對生育子女的目的回答，作為衡量婚育觀念的標準，然后根據不同文化水平、不同經濟狀況、不同年齡結構、不同性別所占傳統婚育觀念的比率進行比較，采用統計學方法檢驗。

人口過多、增長過快是我國的基本國情，面對嚴峻的人口形勢，實行計劃生育是我國的基本國策。隨著社會經濟結構的調整，在農村，傳統的婚育觀念仍然嚴重制約著計劃生育工作的具體實施。所以，實行計劃生育仍然是一項艱巨、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如何轉變群眾的傳統婚育觀念仍然是農村計劃生育工作的重點。經濟不發達、科學文化落后，難以給農村計劃生育提供豐富的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的影響，舊的倫理觀念和生育觀念還在一定程度上束縛著人們的生育行為，針對傳統的婚育觀念的影響因素，探索轉變婚育觀念的對策和方法，是提高農村廣大育齡群眾實行計劃生育自覺性的有效的途徑。

資料和方法：

5月，隨機調查20~49歲育齡群眾1304人，根據其對生育子女的目的回答，作為衡量婚育觀念的標準，然后根據不同文化水平、不同經濟狀況、不同年齡結構、不同性別所占傳統婚育觀念的比率進行比較，采用統計學方法檢驗。

結果：

1.文化水平對婚育觀念的影響(表1)

類別

樣本量（人）傳統生育觀念人所占比例%

高中

123

21.95

初中

624

33.33

小學

412

51.39

小學以下

14582.07

合計

1304

43.56

文化水平越低，其傳統婚育觀念所占的比率越大，小學以下水平，傳統婚育觀念所占的比率為82.07%，而高中文化水平所占的比率為

2.家庭經濟收入狀況對育齡群眾婚育觀念的影響(表2)

類別(年人均收入)

樣本量(人)

傳統生育觀念人所占比例%

1500元以上

463

26.57

1500元以下

841

52.91

合計

1304

43.56

家庭經濟收入越低，其傳統婚育觀念所占的比率越大，以家庭年人均經濟收入1500元為界，1500元以上的其傳統觀念所占的比率為26.75%，1500元以下的其傳統婚育觀念所占的比率為52.91%，經統計學分析，二者具有非常顯著的差異。

3.年齡結構及性別對育齡群眾觀念的影響

類別

樣本量(人)

傳統生育觀念人所占比例%

20歲

386

32.64

30歲

631

42.47

40歲

287

60.6

男

564

44.33

女

740

42.97

合計

1304

43.56

年齡越大，其傳統婚育觀念所占的比率越大，20~年齡段其傳統婚育觀念所占的比率為32.64%，30歲~年齡段其傳統婚育觀念所占的比率為42.47%，40歲~年齡段其傳統婚育觀念所占的比率為60.63%，經統計學分析，20歲~與30歲~與40歲~比較，30歲~與40歲~比較均具有非常顯著性差異，而男女之間其傳統婚育觀念所占的比率，經統計學分析，比較無顯著差異。

結論：

轉變育齡群眾傳統的婚育觀念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工作，本次隨機調查育齡群眾1304人，其具有傳統婚育觀念的比率占43.56％，而低文化水平、低家庭經濟收入狀況以及年齡偏大的育齡群眾其傳統婚育觀念所占的比率更高。在我國農村，由于傳統的婚育觀念在人們的心中根深蒂固，再加上受舊文化的熏陶，所以，要轉變育齡群眾的婚育觀念，必須要在努力提高廣大育齡群眾文化水平，加大基本國情及國家有關實行計劃生育的政策方針的宣傳力度下功夫，要在發展社會經濟，努力促進廣大人們群眾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上做文章。

對策：

傳統的婚育觀念有著很深的社會根源和歷史根源，同其他觀念一樣，它不會隨著社會經濟制度的變化而很快消失，特別是由于我國農村經濟文化比較落后，傳統的婚育觀念還有其存在的條件，要徹底消除人們傳統的婚育觀念是非常艱巨的，在農村“重男輕女”、“多子多福”等傳統的婚育觀念仍然還在支配和影響人們的生育行為。所以，要逐步轉變群眾傳統的婚育觀念，必須大力發展社會經濟，努力提高群眾的文化水平，積極宣傳新的婚育風尚。

1.發展社會經濟是轉變群眾婚育觀念的主要核心

在農村，從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轉化初期，人們的收入與勞動力數量的投入呈顯著正相關，所以群眾的生育愿望仍然偏向于多生孩子和生男孩，而追求生育數量和追求生男孩的實質，是追求物質利益和傳統婚育觀念影響的混雜表現。調整傳統 農業結構，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是加速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轉化的重要措施，是促進農村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途徑。轉變傳統的婚育觀念應作為全社會性的工作來抓，各級各部門應充分協作，相互配合。如何發展社會經濟，轉變經濟模式，應在如何充分改善農業產業化結構，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上做文章，正確引導群眾改變落后的生產方式，充分改善傳統的農業結構，走科技致富的路子，最大限度地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從而達到社會經濟不斷增加，使家庭經濟收入與科技投入呈現正相關關系，逐步達到根本轉變育齡群眾傳統的婚育觀念。

2.提高育齡群眾的文化素質是轉變群眾婚育觀念的重要基礎

轉變群眾傳統的婚育觀念，是一項科學知識的普及活動，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沒有良好的文化素質做基礎，人們就能以擺脫愚昧落后的傳統的婚育觀念的束縛。偏低的文化素質、愚昧的封建思想嚴重制約著傳統婚育觀念的轉變，為了引導廣大育齡群眾更新婚姻、生育觀念，針對農村缺少科學文化知識，受傳統婚育觀念影響較深的特點，必須長期地、堅持不懈地從科學文化和思想道德兩方面有計劃地進行規范教育，努力提高育齡群眾的文化素質。工作的重心應在如何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努力提高廣大育齡群眾的科學文化水平上下功夫；應在全面凈化文化市場、文化環境，加大科學教育，正確引導廣大育齡群眾崇高先進科學文化，反對封建迷信上做文章，使廣大育齡群眾學會用科學的思維方法去應對周圍的復雜情況，達到相信科學、崇高科學、解放。思想、破除迷信，自覺轉變傳統的婚育觀念，使新的婚育觀念蔚然成風。

第4篇：社會經濟根源范文

關鍵詞：政府信用 危機 根源 理論 體制

作為維系社會共享價值、穩定社會期望模式的復雜機制，“信用”是人類社會生活中必須面對的古老議題。社會信用體系主要包括政府信用、企業信用、個人信用等，其中政府信用在社會信用體系中占主導地位，整個社會信用都是基于政府信用來推動和發展的。就整個社會信用體系來看，政府信用也面臨著危機。分析當前我國政府信用危機的根源，并從根源上解決政府信用危機問題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需要。目前，我國政府信用危機的根源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理論根源

政府信用理論雖然沒有被系統、完整地提出過，但是其它理論學派卻給這一理論提供了豐厚的理論基礎。委托—理論被廣大學者認為是政府信任的理論基礎之一，而委托—情況下的信息不對稱也恰恰是政府信用危機的理論根源。公眾將行政權委托給政府，是委托人，政府是公眾委托的人，政府根據公眾的授權采取行動完成委托的公共事務。而委托人要有效地控制人的行為，就需要了解人本身以及客觀環境的完全信息，了解什么樣的制度安排可以限制人的機會主義。

但是在現實生活中，一方面由于政府對信息的天然壟斷性，另一方面政府決策所要解決的問題也越來越專業，這些都會導致信息不對稱，使公眾對政府監督約束困難。在政府權力缺乏有效監督約束的情況下，委托人和人的關系可能完全顛倒過來，人由于掌握著公共權力而成為管理者。這樣政府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可能會出現反客為主漠視委托人意愿的現象，使公眾的意愿和利益得不到回應，公眾也就無法再信任政府。

體制根源

一是行政管理體制不規范。盡管政府行為的失信形式是多種多樣的，但本質上都是一樣的，即政府未能正確有效地履行其管理和服務職能，不能滿意的回應公眾的期待和信任。受封建文化和計劃經濟體制的深刻影響，我國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行政管理體制不規范，某些管理者超越公眾給予的委托權力。部門之間、地方之間相互推諉責任或者相互爭奪利益的現象普遍存在。

二是約束、監督制度不完善。在實際生活中，我國現行的行政監督機制缺乏應有的力度，監督達不到應有的效果。在行政監督中監督主體過多、監督無力和監督職能不明確以及缺乏獨立性現象普遍存在，這些導致權力機關監督幾乎流于形式。

三是行政責任追究制度不健全。至今我國還沒有建立一套完整的行政責任追究賠償制度。政府決策危害了公共利益時，應對主要的政府責任人給予一定的懲罰，讓失信的行為和失信的責任、后果相對應。長期以來我國行政人員的權責主體很難劃分明確，即使有明確的責任主體，但是由于缺乏嚴格的行政程序規則，當面對行政責任問題時，無力追究或者是不去追究責任人的責任。

四是行政考核機制不健全。目前，對于政府官員的晉升考核機制不健全，過于看重政績和經濟效益，忽略了把社會公眾的滿意度也作為一個考核標準。

能力根源

（一）財政能力有限

政府的存在和運作需要龐大的財政開支，如果財政能力弱小就會限制政府行政職能的履行。而政府行政職能的履行缺乏必要的經費支持，使得政府的政策執行缺乏物質保障，政策執行不力。財力的缺乏也會導致社會公共事業的服務滯后，像教育、衛生、醫療、水電、交通等最基本的公共物品的供給不足。

（二）行政運作的能力低效

我國行政管理體制經歷了二十幾年的改革，各級地方政府的機構設置幾經調整、精簡，但至今仍存在機構臃腫、行政低效的局面。在同樣的財政能力條件下，一個運作能力強、可以高效運轉的行政管理機構，毫無疑問會比一個低效能的行政管理機構更能滿足社會發展和公眾的需求，令公眾滿意和信任。

（三）意識形態的動員能力較弱

在制度經濟學中，意識形態是非正式制度安排最主要的內容。價值觀念、社會道德、風俗習性等會在潛移默化中影響人們的選擇行為。正確的理念引導正確的行為，而錯誤的理念也常常導致錯誤的行政行為。政府危機表面上看是行政行為失范，但是從深層次上看是由于價值思想觀念引起的。對于政府來說，通過意識形態來調整和改變公眾的價值偏好，使其意識形態能為公眾接受，政府就會有很強的威信，就會得到人們的信任。相反如果政府的意識形態的動員能力很弱，就很難使得政府的意識為大眾接受。

（四）制度能力的短缺

提供制度規則是政府的一項重要功能和職責，政府根據社會需要設計和組織實施新的制度安排，來引導社會成員的行為和滿足公共利益的需要。政府也根據制度來為社會成員的行為設置合法的空間，來構建、維護穩定的社會秩序。制度同樣也是“經濟人”行為選擇的一個約束。制度是現代社會最重要的社會信任生成機制，由于一些政府無法維護制度的權威性，無法有效的執行制度，才會直接動搖公眾對政府權威的信任。

利益根源

一是政府官員作為“經濟人”有自己的利益。政府行為的主體是同樣具有個人私利的政府官員，當然也不可能完全超脫于現實社會經濟利益關系之外。在可能的條件下，他們都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特別是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人們更加注重追求自身利益，而這些行為目標并不是總能與社會公共利益相吻合。社會公眾對政府的信任來自于對社會現實生活的切身體驗，來自于同政府行政官員打交道的感知和評判。當公眾感受不到公正時，也就會動搖和瓦解他們對政府的信任。

二是政府機構也有自己的利益。實際上，政府機構本身作為一個獨立的社會經濟主體，也有自己的利益，而且這些利益確實的存在著。隨著政府機構管理地方公共事務的自主權不斷提高，其自利性的行為取向也越來越趨于強化，甚至會被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團所左右。

三是地方政府機構利益。市場經濟要求市場統一、開放、競爭、有序。但是，改革開放以來，很多地方為了追求高速的經濟發展，運用行政手段干預市場經濟的運作，人為割裂市場、限制公平競爭、破壞市場秩序。當地方政府為了利益爭奪運用種種技巧和策略博弈時，社會公眾對政府的信用也就逐漸喪失了。

行為根源

（一）政府對市場的過度介入

在成熟的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主要職能是引導市場的宏觀走向、培育市場體系、監督市場運行、維護公平競爭、創造良好市場環境，讓市場在資源的配置中處于主導作用。但受長期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傳統行政思維定勢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在一些地方和部門，一些行政官員角色錯位介入本不應該介入的微觀經濟活動領域。政府角色錯位不但不會發揮維護社會公正秩序和社會信用體系的作用，而且只會成為信用體系的破壞者。

（二）政府行為不符合實際民意需要

有些地方領導在決策方面背離集體決策的原則，不走群眾路線，不從實際出發，根據自己的喜好和功績來制定某些脫離實際的政策，不但浪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而且沒有任何的價值和效益，導致公眾對政府的政策不予以合作，對政府也更加的不信任。

（三）政府行為的短期化和政策的不穩定性

樹立良好的公信力要求地方政府在制訂出臺政策時必須保持高度謹慎的態度，政策出臺后也必須持之以恒的加以貫徹執行。現行的行政管理體制和干部選拔任用及考核評估機制的存在，客觀上形成了一種誘導、驅使地方政府官員片面追求短期經濟增長績效的激勵機制。這意味著政府的政策不再是穩定和連續的，使人們對未來缺乏信心和穩定的預期，從而降低了企業或個人講信用的積極性，同時也削弱了政府的信用。

（四）行政權力運行的法制化程度低

國家法律是保障國家正常秩序的關鍵，政府必須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活動，良好的社會信用環境是建立在完善的制度保障基礎上的。西方發達國家用了約150年的時間建立了相當完善的信用法律體系，使得在市場經濟下信用不再是單純的道德規范，而更是一種法律要求。我國對政府行政權力運行的制約機制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有關行政法律、規章較為抽象，規范性和操作性差，導致執法部門和執法人員出現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徇私枉法、執法犯法等濫用權力的行為。

（五）政府行為缺乏公開性

我國政府信息偏重保密，公開程度較低，許多涉及公眾利益的規范文件不向利益關系人和公眾公開，公眾也沒有任何獲取信息的手段和途徑。政府信息不公開，公眾對政府缺乏一種信任的基礎，即使政府政策努力追求合理，也難以得到公眾的理解和支持。

（六）社會信用體系不健全

在西方國家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社會信用體系也逐漸完備，并形成了一個較為系統的信用體系。完備的社會信用體系對政府信用的構建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社會轉型時期，由于受文化傳統、小農經濟傳統的影響和社會信用保障的缺乏，我國目前并沒有建立起一個良好的社會信用體系。

參考文獻：

1.安賀新.關于我國政府信用問題的思考[j].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06（3）

2.唐麗萍.關于開展誠信建設的思考[j].山西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6（6）

第5篇：社會經濟根源范文

[關鍵詞] 馬克思 宗教觀 宗教 異化

一

恩格斯曾說：“有實踐意義的首先是兩種東西：宗教與政治。……但是，政治在當時是一個荊棘叢生的領域，所以主要的斗爭轉為反宗教的斗爭。”這是對19世紀30、40年代德國理論界相當貼切的表述。精神領域的革命已成為當時思想界的核心目標，它的價值內涵是自由與解放。然而“宗教是這個世界的總的理論，是它包羅萬象的綱領。”――已成為人們精神生活中理所當然的事件。它以傳統的、教會的、天國的、無限的形式隔離著人們對現實的、自我的、有限的生命覺醒，與人們追求自由與解放的價值取向背道而馳。正由于此，馬克思的思想發展從一開始必然指向對宗教的批判，因為對宗教的批判過程就是追求自由與解放的過程，就是自我意識覺醒的過程；而且“對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通過宗教批判，馬克思的思想才得以深化，并最終找到人類解放的真正道路。因此探討馬克思的宗教觀對于理解馬克思的思想具有重要意義。

二

眾所周知，馬克思并未形成自己完整的宗教觀體系，但是通過對宗教的批判，他卻開啟了一條新的批判維度。馬克思超越了前人賦予宗教合理性的前提，將宗教納入到人類歷史長河來探尋其歷史根源。馬克思對宗教的這種還原性探索在他的整個思想體系中有著重要的地位，是切入他整個批判之域的入口。從他的宗教觀中，我們可以窺見他的理論精神之實質和他偉大的現實主義理想。當然，在一個具有濃厚宗教傳統的國度里成長的馬克思，不可能一開始就能以旁觀者的身份打量宗教，他的這種轉變主要在于：一方面科學的巨大發展，人們已經對自身的理智能力抱有信心，能以一種輕松的旁觀者的心情面對曾權威千年的宗教；另一方面，之前的宗教神學一步一步把宗教內在化，以致上帝與人的關系發生倒置，從另一維考察宗教已水到渠成。

中世紀，作為婢仆的“科學”最初只不過是為神學提供知識基礎與理論證明，但科學所內含的理性觀念與認知方式已經孕育其中，隨著自身的成熟，它逐漸從宗教的羈絆中獨立出來。牛頓力學的興起，達爾文進化論的提出等等科學成就使人們開始懷疑宗教解釋世界之方式的有效性，并逐步開始傾向于接受客觀、經驗的事實，認為事件的背后只有自然的原因，也只需自然的解釋。科學的發展挑起了它與宗教的爭斗，科學與宗教之爭對哲學家、神學家及科學家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哲學家開始探討兩種認識方式的有效性問題；神學家也不得不直面科學的巨大成功，或攻擊，或回避（不管是攻擊還是回避都表明受科學影響），或利用科學成果充實自己；而科學家則又常常以虔誠的基督徒的身份進行科學研究。這些錯綜復雜的情況促使人們的宗教觀念不斷轉變，先后經歷了自然神論、泛神論、道德神學、浪漫主義神學到人本主義神學等階段。這些不同論斷為馬克思探討宗教問題提供了線索。

第一個要揚棄宗教和科學于一體的是自然神論。為之奠定大部分智力基礎和哲學基礎者是洛克等經驗論者。自然神論是神學企圖與科學和解的產物，它的基本觀點認為，上帝創造世界和世界的規律，但這一創造過程一經完成就不再干涉自然的運行。這樣，一方面上帝被保留了他的創造意義，仍是一個具主客二重性的上帝；另一方面上帝的任意性或主體性又受到限制，它不再顯示其神跡，自然的規律則通過人的理智去獲取。不過進一步分析后我們不難發現，此派將創世后的上帝“禮貌”地請出了自然領域，上帝成為一個與自然運行規律無關的存在。然而伴隨科學探求的深入，人們驚訝于自然的美與和諧，這使人不得不去思考一個問題：自然本身是否具有神性或它是否就是神的化身?這種理性主義的思路將人們的宗教觀引入泛神論的視野。

“唯理論”一詞來自拉丁文“理性”，通常被理解為指這樣一種觀點：“所有真理的根源都在人的思想之中，不需要任何形式的超自然的干預或感覺經驗來幫助。”它是理性過程自身，因此只需要在純粹理性自身中就可以演繹出“理性的普遍原則”。笛卡爾根據“我思故我在”這個自明、內在的觀念逐一演繹出心靈、形體等實體，而斯賓諾莎揚棄了笛卡爾的二元論思想，認為只有自因的、無限的、唯一的東西才能稱為實體，而它就是神，就是自然。斯賓諾莎以泛神論的方式揚棄了正統神學與自然神論，認為對自然的探尋就是對上帝的尋求，從而使宗教與科學之間的斗爭得以調解，宗教與科學在自然領域同時具有合理性地位。從正統神學到自然神論再到泛神論，我們看出“神”的意義逐漸地轉變，如果說自然神論對于正統神學來說只不過是形式有所改變，那么在泛神論里則是本質有所不同。上帝的創造意義消失殆盡，高高在上的、全知全能全善的神已經丟掉了它的主體性，純粹地只是與自然一致的客體而已，這就為上帝被置于人的主體范圍打開了方便之門，并隨著康德對人類認識能力的考察納入到人之實踐理性的范圍，道德神學產生了。

三

馬克思首先認為現實宗教是一種異化宗教。在基督教的世界里，“人被降低為動物”，人沒有自我，只有對上帝、天國的依賴，“基督教的原則頌揚怯懦、自卑、自甘屈辱、順從馴服，總之，頌揚愚民的各種特點”。“人”在哪里？人――自由者、思考者、世間之最聰靈者──何以成為受屈辱、被奴役、被遺棄和被蔑視的“動物”，馬克思進而轉向對宗教本質的思考。

馬克思指出，宗教不只是人心靈渴望的場所，也是心靈避難的場所，是“那些還沒有獲得自己或是再度喪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識與自我感覺”。按此觀點，宗教是人與自身相分離的結果，是“非人”或“異化的人”的精神世界，即是說，只要有異化的人存在，異化的宗教就必然存在。它為苦難者、被異化者提供心靈藥劑，一種自我精神陶醉品，“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它以幻想的天國和賜予幸福的承諾左右人們的思想，阻礙人們對自身地位和現實處境的反思。但是，人就是人本身，何以被異化?異化的根源在哪里呢？

第6篇：社會經濟根源范文

經濟法的主體是實實在在存在的社會實體。社會實體主要是指在特定社會關系中以實踐活動為主的人以及階級、階層、民族、集團、國家等，以上主體承載了一個社會的生存和發展。而經濟法主體同樣作為直接參與社會經濟活動的主體存在。與此同時，經濟法主體作為社會中經濟法律關系的承擔者，在一國經濟運行中履行其自有的法律權利并承擔起社會義務。因此，經濟法主體是社會實體的一部分。經濟法在一國法律體系當中占據重要位置，經濟法的主體也是所有法律主體當中的主要構成。經濟法的主體是經濟法律得以建立的基礎，在整個經濟法律關系當中，它既是法律關系的參與者，也是法律權利享有者，最后還承擔了相應的經濟義務。所以，經濟法毋庸置疑的是一種社會實體。經濟法的主體特指了一定經濟法律關系的主體。在社會經濟活動中，規范經濟秩序，厘清經濟關系，確保經濟發展合理有序至關重要，經濟法作為參與者直接對經濟的多個方面進行規范和調節。依照相關法律規定，凡是參加經濟活動并自行承擔法律后果的社會實體都可以被納入到經濟法主體的組織框架以內。

二、對現有經濟法主體學說的探討

關于經濟法主體的相關制度規定賦予了自然人和自然人所組成的社會經濟團體可以參與調節社會經濟或者被調節的權利的義務。由此得出經濟法主體是整個經濟法律體系中承擔相應法律義務，履行相應法律權利的當事人。一個主體唯有進入到宏觀調控或者市場規制等相關經濟關系里，并受到規制才能夠被稱作經濟法主體。經濟法主體制度的確立離不開所在國家的社會性質，是相適應于一國社會經濟環境的。經濟法的主體制度賦予參與經濟活動的各個經濟部門在經濟活動中擁有其特定權利義務的一系列制度規定。并有學者按西方經濟學的組織構架將經濟法主體分為了微觀經濟法主體和宏觀經濟法主體，這樣分類有其道理但過于牽強。王全興教授提出的“政府—社會中間層—市場”的組織框架理論中，市場又被具體細分為投資者、經營者、消費者、勞動者四種。單飛躍則以經濟、社會自治和經濟權利劃分經濟法的主體。經濟法可以敘述為政府、經營者、消費者三類。學說本身是具有一定的時代特征的，不存在完美抑或相對完美的學說可以一直被沿用。所以，我們應當清醒地認識到就當前經濟法律環境而言，依然采用二元論的方法將經濟法的主體分為經濟調節主體和被調節主體，還是分為國家經濟管理主體和被管理主體都顯得過于簡單、對立，從而無法滿足現在迅速發展以及日益改革的社會制度體制的需要。眾所周知，西方經濟學的根源在于人類無限欲望和需求與資源的稀缺性之間的矛盾性，在解決資源配置問題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以市場為主導和以政府為主導的兩種不同方式。單以市場運行機制作為資源配置方式是高效但低利用率的，政府干預則正好相反，正是由于兩種資源配置方式不可避免的有限性，以公司企業為主體的社會經濟團體作為第三種有別于市場調節機制和政府調節機制的資源配置手段出現在現代社會中并單獨作為一種調節機制存在。社會經濟團體在資源配置方面不僅是一定程度上應對了“市場失靈”，而且彌補了市場主導和政府主導的短板。可以看到，以往的二元論學說無法解決三種調節機制相互作用下哪一種才是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調節的調節主體和克服“市場失靈”的主要力量。如果這個問題不能夠得到妥善解決，那么關于如何克服雙重失靈和社會經濟活動調節方面的理論就無從談起，這也必將削弱經濟法獨立的立論基礎。而其他的一些理論學說甚至無法解決自身所存在的邏輯問題。政府為代表的行政力量只是上層建筑的一部分，并不能涵蓋到所有的經濟調節主體，同樣起到調節作用的還有司法公檢等權力機關。在勞動法成為獨立部門法的法律制度下，勞動者也不能作為經濟主體被包括在調節主體中。此外，社會經濟活動中的經營者同時也是投資者，沒有重復列出分開考量的必要。在我國，有一部分法律專家學者提出的非公共性的經濟鑒證性中間層主體、經濟調節性中間層主體中，商業銀行等非公共性的市場中介性中間層主體在實際經濟生產活動中是以普通投資者身份出現的，并不屬于與經濟調節主體、被調節主體并列的社會中間層主體范疇。割裂式的以市場、社會和國家分類，將市場主體中不同的經濟功能的承擔者分為生產者與消費者兩大部分，但具體而言，諸如個人合伙、個體工商戶這些既不屬于生產者也不屬于消費者，這樣的分類法也就不能涵蓋所有的被調節主體。以此類推，政府、經營者和消費者或者消費者、經營者和管理者的分類方法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欠缺。同時，經濟法中的社會共同體如果僅限于同業公會之類的社會團體，也是不夠嚴謹的。

三、結語

第7篇：社會經濟根源范文

(一)體制上的缺陷

從目前我國的財政稅收體制來分析，得知政府收入體系中未包含非稅收收入，也未在該體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擁有協調和解決社會分配的能力，存在設計缺陷的是主要是所得稅和增值稅這兩個稅種，無法促進技術創新。在如今，國營企業的收入還未包含在財政收入中，導致如今各個政府無法呈現出正的金字塔的形式，財政收入呈現出往高處聚集，財力無法協調分配。分稅體制中，由于受到中央和地方的不科學規劃的影響，使得一些稅種沒有明確的定位，沒有進行深入改革，無法構建科學規范的分稅制度。

(二)政府的職能和支出存在矛盾

地方政府在處理財政收入問題上面臨嚴重的問題，各個區域表現出財力失衡的局面。但是，由于各個地方政府在職能以及財政問題的處理上無法隨機應變，導致財力和職能無法相適應。布局不科學，未實現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轉移支付制度分為一般性轉移和專項性轉移，在規模上有著極端的表現，同時各個政府在資金的安排，管理等方面存在局限性，如透明化程度低，不科學等缺陷，導致政府財政效率不高，權威性降低，帶來不利的影響。

(三)未優化預算管理體制

從現如今的稅收體制變革來看，還未取得實質性成果，無法適應如今社會經濟發展的形勢，基于預算體制輻射范圍較小，落后，財政預算沒有得到政府財政工作的全范圍覆蓋，執行過程缺乏管理，財政預算審核只是形式，沒有實際意義，導致該管理機制缺乏讓大眾信服的能力。

二、財政稅收體制缺陷的根源

(一)管理者忽視體制的變革創新

從我國企業以及地方的目前形勢來分析，可以直觀看出存在的缺陷，導致這些缺陷的根源還是在于管理者在稅收方面未引起足夠的重視，從政府角度來看，還未真正將財稅管理體制真正施行，主觀的認為稅收都應該為國家所得，企業的經營收入會因為相關規定上交而下降，所以這些企業或者是地方管理者就會用盡一切手段來控制稅收的支出，嚴重的還會有偷稅漏稅，虛假做賬等違法行為的發生。探究其問題的根源，關鍵在于管理者忽視體制的變革工作，對違法行為眼不見為凈，制約財政稅收的監管機制的作用發揮，從而導致財政稅收體質的變革無法變為現實。

(二)財政稅收的監督和管理體制缺少

在現代社會，各國行業之間為緊跟時代的發展就要求自己不斷創新改革，在此背景下，相關的監督以及管理力度也有了實質性的改變，首先，眾多的地區將管理人員縮減，從而減少了對稅收的監管范圍和力度。比如取消了人員，費用使用不合理化于管理層次上，造成監管團隊的工作者呈現出消極工作狀態，不利于財政稅收的監管。其次，一些地區的管理者隨心所欲使用手中的職權，忽視稅收工作，錯誤認為稅收工作只是國家的工作，和自己毫不相關，未引起充分的重視。甚至還有的管理人員，偷稅漏稅，虛假報賬，為了眼前的短期利益而違法，也有的更是唆使相關工作人員一起來謀取私利，對于稅收工作的順利展開造成嚴重的干擾。所以，就目前財政稅收體制缺陷的根源來看，關鍵在于監督和管理體機構的缺乏以及管理人員缺少嚴格的制約。

(三)各級政府之間的管理職能模糊

我國的中央和地方在財政收入和財政分稅分配上的劃分不科學規范，一定程度上對于我國的財政收入水平以及稅收體質的變革造成了影響，對我國政府在對財政稅收的管理控制上帶來不利因素。我國政府未建立健全轉移支付制度，職能劃分模糊化，不同城鄉之間收入和公共服務有著巨大的差距。某些地方政府在處理財政稅收工作上帶有主觀色彩以及較低的工作效率，資金分配、財務管理等透明程度低等，造成了其無法和自身以及管理職能的要求相適應。

三、關于對該體制的革新的意見

(一)改革需要遵循“放權讓利”的原則

傳統體制的弊端日益凸顯，必須在基于我國如今面臨的基本形勢來展開探索活動，借鑒國外的優秀成果和經驗，不斷地完善和優化稅收體制。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實現良好的發展，關鍵在于經濟體制的創新改革，而要實現這個目標據就需要遵循“放權讓利”的原則。在農村，要積極的推廣度，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優化農業稅的布局結構，逐漸穩定農副產品的價格穩定制度，降低農民的稅收，通過科學合理的手段，對政府權利的使用規定在科學的范圍之內，強化政府的吸引投資商投資的能力，提高生產的自由性，讓地方政府可以在分配財務和利用職權方面具有靈活的自主性。當遵循以上的原則的時候，對于防止權責一致集中和國家在宏觀市場調控政策的無阻礙執行具有關鍵作用。

(二)政府和財政職能二者要及時同步轉換

市場和政府在資源配置市場中中各安其職，解決和處理好市場失靈的問題以及帶來的政策效應是財稅體制的主要職能，有效地替換了傳財稅體制和市場格格不入的管理格局。政府要是實現從傳統走向現代管理，這需政府符合角色和職能二者的轉變要求，將宏觀調控政策的作為政府管理微觀活動的主要手段。實現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題，企業等打造出一個公平公正的良好的環境，在公共服務上提供有關的產品和具體的服務作為基本出發點。

(三)如何建立健全預算管理體制

預算管理體制市政府需要優化和完善的，這對于政府職能的合理運用產生關鍵性的作用。這就要求政府和企業在實現擴寬預算范圍的同時，創建相關的管理委員會以及部門，創建和優化社會監督體系，保證國家在未來的中長期發展過程中該機制可以和其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國家預算范圍和復式預算體系應該分別實現擴大和完善的要求。對于后者的預算內容來說，要包含經常性，資本性等。要盡最大的努力讓預算管理的框架中可以容納政府的一切收支，從而產生對政府財政收在管理以及社會監督的正面作用。

四、結束語

第8篇：社會經濟根源范文

一、“三農”問題的實質及其影響

“三農”問題比較復雜，既涉及到經濟又涉及到政治。概括說來，“三農”問題的邏輯關系也就是農民在農村生活居住，生存發展方式也就是簡單的土地生產，其根本問題也就是“人多地少”的問題。我國的社會經濟的方方面面也受到了這些問題的影響，因而得出“三農”問題的實質，即國家發展戰略的問題。

首先，“人多地少”的矛盾是我國的基本國情，其直接造成的也就是對實現農業發展戰略的影響。“人多地少”也就意味著農業人口很大程度上要依賴土地，可是分散的土地規模、經營權分散和土地利用，決定了土地優化的配置效率難以真正實現，一系列問題決定了無法從根本上實現我國農業現代化，而農業的競爭力又遠遠落后于現代工業和城市的發展，因而嚴重缺乏在國內、國際市場的競爭；其次，“人多地少”的矛盾也對土地利用率、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等方面產生顯著的影響。上述提到了土地利用率分散等問題，對于提高農業技術進步和農業勞動生產率產生了很大的阻礙，這對于農業勞動率水平的提高是很不利的。

總而言之，我們可以得出“三農”問題的三大核心問題，即農村發展、農業經濟模式和土地經營的問題。目前看來，農村發展需要解決的是新型農村管理和運行機制的構建這一核心問題；農業經濟模式需要解決的是新型鄉鎮域經濟模式的構建這一核心問題；土地經營需要解決的是新型農民利益實現和保障體系的構建這一核心問題。

二、對于三農問題出路的思考

(1)農村級經濟組織形式的重組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重點。指出了解決農村問題的基本準則：“在經濟上保障農民的物質利益、在政治上尊重農民民主權利的基本準則”。如今這一準則的指導作用和意義依舊存在。改革開放以來得出的所有經驗告訴我們，只有進行全面深化的農村改革才能使農民的經濟利益和民主權利得到保障，而“村治結構”是一大關鍵問題。就農村建設方面來看，農村的發展是由土地權力和收益決定的，所以說村里的唯一根本事件就是有關于土地的擁有、經營和管理事務，而這些都應該也只能是村民自己來進行管理和決定。一直以來，村治結構都是受上級的管理和“統制”。顯而易見，急需轉變這種方式。在當前社會經濟背景下，村治結構作為新的農村村級經濟組織，在新制度下取得了合法性支持。新農村建設過程中出現了專業合作組織，使得農村管理的基本格局發生了改變。農村經濟組織越來越強大，這就使得村級行政組織在經濟上更加依賴。

(2)鄉鎮域經濟發展是農業問題的重心。城鎮化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體現了社會結構的調整，同時也是一次重要的歷史進程，體現了農業人口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轉變，即從鄉村型轉變為城市型。因此，將其視為解決“三農”問題的一個核心。改革開放依賴，東中西部農村經濟的發展差異越來越大，這也就是因為鄉鎮域經濟取得了巨大的發展成就。因為東部沿海省市呈現出了新的發展模式，也就是將鄉鎮經濟的發展視為區域經濟發展的主攻方向，鄉鎮經濟實現了與城市經濟的一道發展。中西部地區則還處于萌芽狀態，有不少少數民族地區還缺少正規的村級收人和經濟組織。該地區經濟發展的很大阻礙正是由于其鄉村缺乏經濟實力與發展能力。相比較之后，可以發現解決三農問題一定要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的村級經濟組織和鄉鎮域經濟模式。從改革開放以來的經驗，我們可以看出鄉鎮域經濟模式的形成和發展，需要有以下幾方面的作為：一是轉變區域經濟發展的重心，由縣域到鄉鎮域；二是新農村建設的基本戰略應當是通過鄉鎮為基本經濟單位的發展模式的推動來使經濟活力得到激發；三是，新農村建設的基本要求是一系列評價方法和體系的構建和推行，具體有特色經濟指標、資源效率指標和農村發展指標等。

(3)農民擁有土地產權的也就是農民問題的實質。農民是“三農”關系中的主體，土地是核心。農民依賴土地生存，可是擁有的土地產出卻相對較少，這也是農村矛盾中最基本的一對。所以，“三農”問題的解決應該著手于農民和土地的關系，這也是最根本的戰略出發點。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大關鍵就是土地制度改革的問題。農村土地資本化條件漸漸形成之后，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為農民臝得了諸多權利，主要是對土地使用權、收益權的界定，還通過規范產權交易平臺的建立來為農民提供支持，令其對土地使用權的流轉可以以自身的實際需要為依據。因此，農村土地就獲得了實現資本化的兩大關鍵條件，也就是流動性和增值功能。在土地流轉放開之后，需要面臨的基本問題就是使流轉主體、流轉過程中收益歸屬等得以明確。只有將這些問題解決好，才算是將如今農村土地流轉和

“三農”等問題的根本抓住。對于我國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來說，也有助于避免“三農”問題成為長期的困擾和阻礙。

三、結束語

總而言之，三農問題也不僅僅是三農問題，其事關我國發展的所有問題。三農問題的根源不單單是在于制度和觀念的不平等，還因為尚未確立新的文明政治。所以，要想使三農問題得到解決，不僅要打破當下的一些不合理分配制度，還要在社會制度改革方面深人地進行。三農問題得到解決才有望實現社會的和諧。

第9篇：社會經濟根源范文

明明知道次級房貸的申請者大都是收入水平低、信用紀錄不好的人,給他們發放貸款就意味者出現壞賬的風險,為什么貸款機構還要給他們放貸?

表面上看,是因為房地產市場的繁榮導致了房貸條件的寬松,次級房貸的高收益率使貸款機構甘冒高風險,更深層的原因卻是這根源于資本的擴張本性。要使房地產市場繁榮,不得不放寬房貸的條件。

資本一經形成,便成為推動國民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同時也使其本身具有了不可遏制的擴張本性。資本為什么具有擴張的本性呢?

1.資本的增值目的驅使它不斷擴張

資本購買資源不是為了實現資本所有者自身的消費,而是為了價值增值,因此,新增值的價值便盡可能地不被消費掉,而是投入到資本循環的過程中,以實現再次增值,這個過程沒有止境。馬克思說:“為買而賣的過程的重復或更新,與這一過程本身一樣,以達到這一過程以外的最終目的,即消費或滿足一定的需要為限。相反,在為賣而買的過程中,開端和終結是一樣的,都是貨幣,都是交換價值,單是由于這一點,這種運動就已經是沒有止境的了。”

2.資源的資本化生存需要驅使資本不斷擴張

在社會分工的條件下,市場上各種資源相互依賴,孤立的資源無法發揮作用。資源一經資本化之后,便必須在社會經濟流通體系中才能收回成本和賺取利潤,離開市場流通便等于死亡。在市場流通過程中,資本不斷增值,成為社會經濟體系中擴大再生產的新增資本,這些新增資本必須尋求新出路,不斷把外部資源資本化,卷入社會經濟循環體系中,這就必須在原來的流通網絡之外開拓新的市場、新的資源流通渠道,導致經濟體系不斷擴張。如果社會經濟體系不能擴張,那么,資本化的資源將無法流通,造成整個國民經濟體系大面積“淤血”。

3.競爭壓力導致資本的內部擴張力最大化

各個資本之間存在著強大的競爭壓力,它使擴張速度快的企業不斷淘汰擴張速度緩慢的企業,那些資本擴張不力的企業將會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失去其生存權利。于是,競爭迫使資本家將新增的剩余價值盡可能多的轉化為資本,重新投入到再生產過程中,產生了各個企業爭取自身利潤最大化、擴張最大化的傾向,患上了永無休止增長的“擴張強迫癥”。

正是由于資本的擴張本性,當代的資本所有者不會像歐也妮·葛朗臺一樣,緊緊地把金錢捏在手里,讓金錢腐爛,而是千方百計地尋找讓資本流通、讓錢生錢的機會。在經濟衰退的時候,這樣的機會是很少的,資本沒有流通的渠道,不得不自己開辟這樣的渠道。美聯儲連續降息,美國住房與城市發展部率先放寬貸款條件,就是為了激活市場,開辟資本流通渠道。而一旦發現房地產市場開始復蘇,資本便蜂擁而至,一方面給房地產開發公司放貸,另一方面給購房者放貸。在購房者中,收入多、信用好的人占少數,在看到房地產市場升溫的情況下,為了不被其他競爭者搶去所有的利益,貸款機構不得不放寬貸款條件,把錢借給收入較少、信用較差的人。這絕不是貸款機構發善心,要讓收入低的人也能住上樓房,而是為了實現資本的擴張。

二、如果不將次級房貸證券化

貸款公司為什么要將次級貸款轉化為證券出售呢?一個動因是,這樣做可以轉移風險。通過證券化操作,房地產金融機構就可以把抵押貸款的違約風險轉移給資本市場,由次級房貸證券的購買者來承擔相應違約風險,當然,這同時也把一部分盈利的機會轉移了出去。

次級貸款證券化的另一個動因是,雖然發放次級貸款能獲取高收益,但將有限的資金借出以后,就使資本失去了流動性,無法靈活周轉,失去了更多的錢生錢的機會。而出售次貸證券能夠迅速回籠資金以發放更多的貸款,充分發揮了資本的杠桿作用。而這些新發放的貸款又可以轉化為新的證券從資本市場上回籠資金,從而又可以發放更多的貸款……由此,發放次貸者、借錢購房者、投資次貸證券者越來越多,次貸證券猶如一根長長的鏈條,把整個經濟串在了一起。

那么,投資者為什么爭相購買次級房貸證券呢?這也絕不是受到投資銀行和評級機構的蠱惑,而是資本在四處尋找投資機會的過程中,找到了這種高收益的投資方式。當眾多的資本在投資次級房貸證券中獲利時,其他資本所有者怎么能按捺得住?

三、如果房價永不下跌

即使是貸款機構向低收入者發放了貸款,即使是投資者購買了大量的次級房貸證券,只要經濟永不衰退,只要房價永不下跌,就永遠不用擔心借款人還不了貸款,因為有房產作抵押的債券在房價上漲時永遠是優質資產,因此,風險為零。但事實上,經濟衰退、房價下跌是不可避免的,這根源于資本擴張引起的經濟悖論。

資本在競爭壓力下,源源不斷地吸收各種生產要素,源源不斷地生產出剩余價值,同時這些剩余價值又在市場競爭的壓力下源源不斷地轉化為資本,由此構成了資本擴張過程。而這個過程得以實現,必須以不斷擴大的市場為前提條件。市場需求的容量提供資本擴張的空間,市場空間決定資本擴張能力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實現。第一,在資本生產出剩余價值的過程中,必須有充分的市場需求,能夠銷售這些產品,才能實現資本的回籠與增值,真正獲得剩余價值。市場需求量決定資本剩余價值的實現能力。只有銷售量超過一定的數值之后才能實現價值增值,否則必然造成資本的虧損。第二,在剩余價值轉變為資本的過程中,必須具有可以預見的不斷擴張的市場。只有當投資者看到不斷擴張的市場之后,才可能進行投資,將剩余價值轉化為資本。這兩個條件構成資本擴張的社會需求條件:社會需求必須是不斷擴張的系統,才能給資本擴張提供空間,資本的擴張能力才能夠實現。于是,經濟就像騎在老虎背上,要使資本持續擴張,社會需求必須不斷增長,僅僅由于社會需求停止快速增長,衰退也可以到來。

那么,可不可以使社會需求不斷增長呢?確實,人的需求隨著社會發展不斷增長的。但如果需求的增長僅僅停留在人的心理層面而無法轉化為現實的購買力的話,這種增長還不成為能夠滿足資本擴張需要的有效需求的增長。資本不會無條件地滿足人們增長的需求,也不會做虧本生意。即使有再多的能力提供住房,資本所有者也不會為低收入者免費提供。因此,要維持社會需求的持續增長,關鍵在于提高人們的有效需求,而最根本的又在于使勞動者的現實購買力穩步增長。然而,資本邏輯注定了勞動者的現實購買力不可能穩步增長。

資本的最終來源是剩余價值,資本擴張必然要求剩余價值最大化,通過雇傭工人來生產并占有剩余價值,是資本的固有本性。而企業之間的激烈的市場競爭壓力,驅使各個企業爭相擴大生產規模,從而在市場力上獲得生存權利。這種壓力又進一步迫使資本家追求剩余價值最大化,于是,盡可能壓低工人工資,由此導致了工人的貧困化和消費的最小化。經濟越發展,資本越擴張,資本所有者對勞動者創造的剩余價值也就越多,因而就造成了以下情況:(1)資本的擴大產生了更大的生產能力和擴張能力,需要更多的社會需求來消化;(2)資本所有者擁有了更多的貨幣,但由于他們的邊際消費傾向低,因此,即使他們擁有巨大的購買力,也不會大幅增加社會有效需求;(3)勞動者變得相對貧困,雖然他們的貨幣收入也可能不斷增加,但物價上漲的速度往往超過了他們收入增長的速度,因而無法增加社會的有效需求。這樣一來,就產生了資本擴張需要有效需求的增長來支撐和有效需求不足之間的矛盾。

在有效需求不足時,資本所有者便千方百計地通過刺激需求來緩解矛盾。(1)經濟全球化。向國外輸出產品和服務,通過國際上的需求來消化國內的剩余生產力;向國外進行資本輸出,通過對國外勞動者剩余價值的剝削來實現資本的擴張。這是資本在空間上的擴張。(2)擴大國內信貸。勞動者缺乏現實的購買力,資本所有者就以優惠的條件向勞動者提供貸款,讓他們擁有購買能力,刺激有效需求。這是資本在時間上的擴張。然而,勞動者這種購買能力的獲得是以將來償還更多的本息為代價換來的,這實際上是資本所有者對勞動者未來剩余價值的剝削。有許多勞動者辛辛苦苦工作一輩子,才能在臨終前償還房貸,成為地地道道的“房奴”。

為什么在2000年美國經濟陷入衰退時,美聯儲連續降息?為什么在房地產尚未升溫的時候,美國住房與城市發展部就以優惠條件向低收入者提供貸款?因為美國政府要刺激社會需求,經濟衰退使資本失去了擴張的空間,使美國政府不得不這樣做。在房地產開始升溫時,各貸款機構紛紛推出次級房貸,一方面是他們想這么做,來獲取高額利潤,另一方面也是不得不這么做,非此不能刺激消費需求來實現資本進一步擴張。

但是,這些手段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矛盾,延緩了危機的到來,它們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矛盾,也就無法避免危機的爆發。因為被刺激起來的國內外需求引起了資本的加速擴張,造成了投資過熱、通貨膨脹;同時,資本的擴張又進一步加大了對勞動者的剝削,使得勞動者“相對貧困”進一步惡化。房地產及其他經濟泡沫越來越大,提供給勞動者的貸款越來越多,而當通貨膨脹到購房者不得不挪用本應用來償還房貸的錢來購買基本生活用品時,違約便不可避免地產生了,金融危機隨之爆發。表面看來,是2004—2006年利率的不斷調高增加了還款壓力,導致了危機的爆發。實際上,加息原本是為了緩解經濟過熱帶來的通貨膨脹壓力,延緩危機的爆發。如果不加息,危機依然無法避免,而且還會爆發得更加劇烈。

這就是資本擴張的經濟悖論:擴張的資本必然抑制社會需求,由此導致經濟擴張失去其實現條件,產生資本過剩性危機。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中寫道:“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發展的、與人口相比顯得驚人巨大的生產力,以及雖然不是與此按同一比例的、比人口增加快得多的資本價值(不僅是它的物質實體)的增加,同這個驚人巨大的生產力為之服務的、與財富的增長相比變得越來越小的基礎相矛盾,同這個日益膨脹的資本的價值增值的條件相矛盾。危機就是這樣發生的。”經濟危機永遠是細節不同,本質卻相同。1991年日本房地產泡沫如此,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如此,2000年美國網絡泡沫亦如此,這一次的次級房貸危機也不例外,它顯示了一種常規模式,即資產價格上升——信貸擴張——投機——過剩——資產價格下降——違約——市場恐慌,而這種模式的背后是資本擴張引起的經濟悖論。在當前中國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擴大經濟開放的過程中,這個悖論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參考文獻:

[1]魯品越.資本邏輯與當代現實[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6:48-168.

[2]張明.美國次級債危機的演進邏輯和風險涵義[J].銀行家,2007,(9):98-101.

[3]馬丁·沃爾夫.解讀全球金融危機疑問[J].全球商業經典,2007,(10):23.

[4]曾芳琴.次級債危機的蔓延機制及影響[J].中國貨幣市場,2007,(8):25-29.

[5]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77.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