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學研究方法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人文科學研究方法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人文科學研究方法范文

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是相對醫學的自然科學性質而言的。醫學的自然科學性質十分顯著。首先,作為醫學研究對象的人,具有自然屬性。其次,醫學研究和醫療活動具有豐富的自然科學內涵。醫學作為一門應用學科對自然科學基礎學科、技術學科的依賴非常明顯。醫學在具有顯著的自然科學性質的同時,還具有顯著的人文科學性質。首先,作為醫學研究對象的人,具有人文屬性。人不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社會存在物,人之為人,就在于其有精神活動、能夠能動地改造環境;人以社會的方式存在,人的生存不僅要與外界交換物質,而且要與他人、與社會發生這樣那樣的聯系;人的健康狀況與疾病同人的精神活動、與人賴以生存的社會環境有著直接或間接的聯系;醫學對健康和疾病的認識也必須建立在對人的精神活動的認識、對人與社會的聯系的基礎之上。其次,人文科學也是認識人的健康和疾病的重要工具。醫學作為一門應用學科依賴于人文科學,包括哲學、心理學、社會學在內的許多學科也是醫學發展的基礎。這些學科已經或正在為醫療衛生活動、醫學研究、醫學人才培養提供方法和途徑,成為醫學發展的重要基礎。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還突出地表現為,醫學研究和醫療活動是以對人的尊重、對人的生命的關愛為基礎的,沒有對人的尊重和關愛就沒有醫學,治病救人,提高人的健康水平永遠是醫學的永恒目標,是醫務工作者不懈的追求。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與醫學的自然科學性質共存于醫學活動之中,二者既相互區別又緊密聯系,相互交融,猶如一枚硬幣的兩面,不可分割。人的健康和疾病是自然因素、心理、社會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人們在與疾病的斗爭中逐步認識到健康和疾病的自然性質和人文性質,并積累了含自然科學技術和人文科學方法在內的諸多預防、診治疾病的方法。

2新醫學模式的確立與醫學人文科學性質的重新發現

綜觀醫學發展的歷史,對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的主動自覺認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在相當長的時期里,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并未得到應有的重視,甚至被忽略了。時至今日,仍存在模糊認識,仍有人僅僅看到醫學的自然科學性質,將醫學限定為自然科學。原因何在?這主要根源于醫學的內部,是醫學自身發展的結果,確切地說,與醫學在近代以后的發展直接相關。在古代,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在醫家認識和預防、診治疾病的具有籠統模糊猜測特征的整體觀念中是包含著“自然科學”、“人文科學”(這里的“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帶引號是因為當時的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還不是16世紀以后的嚴格意義上的科學)的觀念和方法的。西方醫圣希波克拉底強調“醫術是一切技術中最美和最高尚的”,醫生應具有“利他主義、熱心、謙虛”的品質,人的疾病與人的生活方式相關;中國唐代藥王孫思邈強調“大醫精誠”,都是很好的證明。盡管古代醫家的人文觀念、他們借助當時的人文知識認識健康和疾病現象與醫學的原始形態(尚不獨立)相關聯,在本質上,是一種被動和無奈,但融自然科學萌芽和人文科學萌芽于一體的古代醫學注重整體的觀念無疑是正確的。

近代以后,情況發生了變化。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武裝了醫學,為醫學的發展開辟了道路,使醫學日益成為沿著生物學、化學、物理學等自然科學思路和方法認識并解決問題的學科,使醫學形成了生物醫學的觀念和模式。與古代醫學比較,精確、清晰成為近代醫學的特征。但這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近代醫學在注重精確、清晰的同時,不經意地忽略了古代醫學的整體觀念。其中,包括對社會、心理因素致病作用和預防、診治疾病的人文科學方法的忽略。用歷史的眼光看,這是一種必然,是近代醫學發展的代價。因為,當時醫學的獨立和以科學技術為基礎的發展,激發了醫生們的興趣和熱情,占用了他們的精力和時間,也限制了他們的視野,使他們看不到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忽略、甚至遠離了人文科學。當然,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被忽略也有醫學之外的原因,與人文科學的發展水平低下有關。提出并重視醫學人文科學研究是以當代人文科學研究為背景的。應當說,當前的人文科學研究為醫學人文科學研究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條件。隨著醫學的發展,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終于得到應有的關注。筆者認為,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的凸顯與醫學模式的轉換直接相關。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對生物醫學模式的取代,使人們重新發現了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醫學模式轉變是在根本的意義上即在關于醫學本質的意義上對醫學的基本理念、基本原則、基本結構的反思,對醫療衛生服務的目的、原則、方式的反思。

這一反思既是對現代醫學進步和醫療衛生服務的理論層面的總結,更是對醫療衛生服務中存在的過分強調醫學的自然科學性質、技術性質,忽略甚至無視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傾向的糾正。醫學模式不僅植根于醫學活動,而且反作用于醫學活動。在近代醫學基礎上建立的,促進了近、現代醫學的發展生物醫學模式,由于其顯著的片面性最終成為制約醫學發展的桎梏。而以20世紀中葉以來自然科學進步、人文科學進步特別是醫學自身發展為基礎的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則為醫學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天地。醫學進入了人文科學的視野,人們重新看到了醫學的人文性質。新醫學模式的建立揭示了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成為落實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的推動力量。但是,正如新醫學模式的落實不盡如人意一樣,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也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因為,新醫學模式的確立和在實踐中的實施是一個過程,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被普遍認同也是一個過程。令人欣慰的是,新醫學模式在實踐中的實施已經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認同,成為醫學研究和臨床工作的重要理念和指導思想;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也在不斷深入人心,成為人們的共識。

3當代科技進步、市場經濟建設與醫學人文科學性質的凸顯

對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的關注還與當代科技進步和市場經濟建設相關。嚴格地說,是在對醫學活動中存在的科學技術至上、市場至上的思潮反思和糾正中,引發了對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的關注和認識。科學技術進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是醫學發展的兩個重要背景。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的發展為醫學研究和醫療活動提供了層次越來越高、范圍越來越寬闊的平臺。人類基因組研究、蛋白質組研究、干細胞移植前景喜人,醫學影像技術、內窺鏡技術、微侵襲手術方式、新的非手術治療手段廣泛運用且效果顯著。醫學對人體健康、疾病的認識不斷深化,預防、診斷、治療、康復方法與日俱增,都得益于科學技術進步。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及其迅速發展,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改變了并仍在改變著中國的面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直接間接地促進了醫學和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市場經濟建設的成果為醫學研究和醫療衛生工作奠定了基礎,提供了條件;競爭機制引入醫學研究和醫療衛生工作極大地調動了醫院和醫學工作者的積極性。然而,這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無論是科學技術進步,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對醫學的作用都不是單向的。科學技術令人震驚的發展和在醫學中的應用強化了人們頭腦中根深蒂固的醫學的自然科學性質和“科學技術萬能”;市場經濟創造的巨大物質財富以潛移默化的形式宣揚著“市場萬能”。在科學技術的視野里,人是靜態的“物質”、動態的“生物”,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具有生物-心理-社會綜合屬性的人;科學技術對人的健康和疾病現象的認識不斷微觀化、精確化,向基因水平深入,但這種深入并不深刻,因為基因僅僅是健康和疾病的自然基礎,基因組和基因組后研究都不能揭示健康和疾病的社會根源;科學技術武裝了臨床診斷、治療,不斷為疾病的診治開辟道路,也形成了對科學技術的過分依賴。市場經濟的負面影響,導致醫療高新技術應用上的無序甚至濫用,造成醫療衛生資源的浪費。拜金主義、道德滑坡,成為醫學發展的障礙。科學技術至上、市場至上的思潮不能不引起人們的重視,不能不引發人們對這些錯誤思潮的批判。但筆者認為,科學技術至上、市場至上思潮之于當代醫學的發展還只是外在的東西。醫療活動接受錯誤思潮的影響,根源于醫療活動自身。在醫療活動中本應給予強調、重視的東西未得到強調和重視,才抵擋不住錯誤思潮的侵襲。這就涉及到對醫學的基本性質的認識。人們終于發覺,已有的關于醫學性質的認識是片面、陳舊的。人們對醫學的認識其實是個模糊概念,僅僅將醫學判定為自然科學是片面的。

4醫學人文科學性質的研究與當代醫學進步

明確醫學同時具有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兩種性質事關對醫學的基本認識和醫學的基礎性的理念,意義十分重大。醫學既然同時具有自然科學性質和人文科學性質,那么,任何一項醫學研究、任何一種醫療活動就既要符合自然科學的規律和原則,又要符合人文科學的規律和原則;醫學既然同時具有自然科學性質和人文科學性質,那么,醫學的成果就不僅是自然科學進步,還必然是人文進步;醫學既然同時具有自然科學性質和人文科學性質,那么,無論從事醫學研究還是從事醫療活動都必須具備自然科學精神和人文科學精神;醫學既然同時具有自然科學性質和人文科學性質,那么,醫學家的科學探索使命與其承擔的社會責任就必然是合二為一的;醫學既然同時具有自然科學性質和人文科學性質,那么,醫學教育就必須以培養具有科學素質和人文素質的人才為目標。可見,關于醫學的人文評價、關于醫學的人文精神的研究、關于醫學生的人文素質教育都是建立在醫學具有人文科學性質這一認識基礎之上的。

在強調醫學的自然科學性質的同時,發現、發掘、闡釋醫學自身具有的人文科學性質,至關重要。醫學具有人文科學性質提示,要重視人文科學在醫學發展中的作用,深入開展醫學人文科學研究,實現醫學人文科學在當代醫學發展中的價值。20世紀70年代以來,伴隨著自然科學技術進步而發展,醫學有了長足的進步。生物學、物理學、化學、數學、工程學諸多分支學科的研究成果對醫學發展的促進作用,引起了人們的高度重視。醫學工作者關注自然科學技術進步,科技工作者關注醫學問題,醫學工作者與科技工作者密切合作、聯合攻關,開展以解決醫學問題為目的的應用基礎研究,取得了一項又一項成績。人類對自身的認識已經達到基因水平,人們認識了許多以往未全面認識甚至根本未認識的疾病;人們創造了許多診斷治療疾病的新方法。但醫學的進步并不盡如人意。許多疾病病因不清、機理不明;即使未來的基因組后研究、蛋白質組研究能夠揭示作為生物體的人的先天遺傳特征,也無法說明與人的后天社會、心理狀況直接相關的人的健康水平。

第2篇：人文科學研究方法范文

關鍵詞：生命；理解；生命解釋學；二難困境

19世紀以來，西方社會的人文科學遭受著自然科學從思維方式與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肆意侵擾而舉步維艱。狄爾泰(W.Dilthey，1833～1911年)，一位深懷歷史使命感的德國哲學家，一方面根據康德批判哲學和德國歷史學派的思想啟示，努力憑據其研究方法與對象的特殊性來拯救人文科學，尤其從精神生命這一根本性的研究主題方面，充分關注貫穿人文科學研究過程始終的生命傾向；另一方面，經由一種奠基性的哲學研究，他又試圖證明人文科學知識也能擁有近似于自然科學知識的那種普遍有效性，以維護人文科學作為“科學”而應有的地位與尊嚴。

也就是說，狄爾泰既強調人文科學研究所具有的生命傾向以破除自然科學的枷鎖從而維護自身的獨立性，又在辯護人文科學之地位與尊嚴的過程中接受了自然科學在認知成果方面的衡定標準。然而，人文科學在其研究主題的生命傾向與其認知目標的科學性要求之間始終存在著難以彌合的溝壑。我們看糾，狄爾泰有生之年的絕大部分哲學思想都致力于解決這一矛盾，即在充分顧及人文科學研究之生命特性的同時，力圖滿足其對“科學”身份的要求。1900年以后，他對生命解釋學理論的著力探討正是以上意圖的充分體現。令人遺憾的是，生命解釋學依然陷入了二難困境：要么充分注重人文科學研究中的生命傾向而放棄其對認知目標的科學性要求，要么接受人文科學對認知目標的科學性要求而抹去其研究過程的生命特性。這一困境不僅揭示了人文科學研究中上述矛盾的尖銳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狄爾泰生命解釋學理論建構目標的流產、甚至于其畢生哲學探究努力的最終失敗。

狄爾泰生命解釋學既是其人文科學思想中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西方解釋學理論從傳統向現代、從方法論向本體論轉變中一個必要的過渡環節。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其所面臨的理論困境啟發了海德格爾對理解活動的本體論闡釋，以至于扭轉西方解釋學的發展方向。因此，本文試圖深入剖析狄爾泰生命解釋學理論中二難困境的成因，這無論是對于理解其本人的人文科學思想還是對于把握西方解釋學的流變都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作為一種哲學認識論與方法論，以討論理解活動為基本內容的生命解釋學在狄爾泰后期的人文科學研究中具有極為重要的分量。從認識論角度分析，理解活動涉及理解的對象、理解的主體以及理解的過程三方面。我們認為，正是對以上三方面的獨特闡釋使狄爾泰的生命解釋學最終陷入二難困境。

一、理解對象的生命意蘊與認知目標的科學要求

“歷史哲學之父”，意大利人文科學家維柯(G.Vico，1668～1744年)早在1725年就指出：社會歷史世界是人類自己的創造物，所以人類能夠認知自己的創造物：相比而言，人類認知歷史世界甚至比認識上帝的創造物——自然界——更有優勢。維柯的這一觀點影響深遠。

17世紀以來，西方自然科學的卓越成就展示了人類理性前所未有的認知力量。自然科學的發展對近代人文科學研究的影響是雙重的：一方面，自然科學試圖以其特有的思維方式與認知方法主導人文科學的研究；另一方面，如果根據維柯的上述觀點，自然科學又反過來給人以啟示，即人類對自然的認知尚且能成就斐然，那么對社會歷史世界的理解與把握就更應該充滿信心。對社會歷史世界的理解從屬于人文科學的研究范圍。從歷史上看，關于解釋的方法與理論自始就與西方的人文科學研究緊密相聯。在狄爾泰之前，無論是法學解釋學與神學解釋學，還是施萊爾馬赫(F.D.E.Schleiermacher，1768～1834年)的普遍解釋學，它們致力于解決的都是如何對人類自身的創造物——或是權威法典，或是圣經文本，抑或是一般性的文本——做出有效性認知這一問題。狄爾泰沿著先哲的足跡，將解釋學的對象范圍進一步拓展為整個社會歷史世界，“把歷史世界理解為某個要解釋的文本”。然而，作為理解的對象，歷史世界這個廣義的文本在其存在上有何特點?其特點對歷史理解的目標有何影響?

自18世紀70年代赫爾德(J.G.Herder，1744～1803年)開創德國的歷史學派以來，歷史主義在德國的信徒隊伍日漸壯大，“歷史意識”廣泛地影響著人們對歷史研究的態度與理路。承認歷史的流變，強調歷史現象的特殊性與唯一性，歷史主義的這一特點要求人們在歷史研究中對歷史語境與歷史關聯作盡可能全面的把握，盡可能恢復研究對象的歷史原貌。正是心懷這種歷史意識，施萊爾馬赫提出，我們對一般性文本不僅要作語法上的解釋，還需要一種心理學上的解釋，即通過全面還原作者的創作背景而從心理上進一步理解其原初的創作意圖。

注重理解對象的歷史關聯，無疑這是先哲給狄爾泰心頭留下的一道深深烙印。在狄爾泰看來，不論是自己先前考慮的心理事實或心理狀態，還是后期偏重的生命表達、乃至于由客觀精神構成的整個歷史世界，所有這些理解對象無不相似于以下諸點：它們均為一種歷史性的實在，都從歷史個體的內部心靈被給予出來，因而都直接或間接地體現了某種精神生命。他指出：“人文科學的確比自然科學優越，因為它們的對象不像后者的那樣是在感覺中給予的表象，不單純是在意識中對實在的反映。它們的對象首先和主要是一種內在的實在，一種在內心得以體驗的關聯。”顯然，我們不能、也不應把歷史認知的對象簡單地等同于那些沒有多少內在精神價值的自然對象。各種社會歷史實在，當作為理解的對象而被呈現時，我們必須注意其原始的生命關聯。這意味著，歷史實在不僅是歷史個體精神的創造物，而且還是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對歷史對象的理解，我們側重的是領悟其所體現的內在精神生命，而非如自然科學那樣將之演繹式地歸附于某種普遍的因果規律之下。只有盡可能充分地挖掘理解對象的生命意蘊與歷史關聯，我們方能更深刻地理解歷史，才能更準確地領悟歷史中蘊藏的人類精神生命。

然而，理解對象的生命關聯性是一柄雙刃劍。一方面就如狄爾泰所作的維柯式斷言，“精神能理解的，只是它所創造的”，由于歷史實在均由人類自身所創造，所以我們應該能對它們做出準確的認知。另一方面，狄爾泰本人也承認正是理解對象的這種特質給我們帶來了困難：作為一種歷史性的生命關聯產物，社會歷史實在均都由獨特的生命個體根據特殊的思想意圖在特定的生命關聯中所創造，因而具有特殊性和個別性。但歷史理解的問題是，我們怎樣才能把對這些特殊物的認知帶入到一種普遍有效的層面?歷史理解首先是針對個別物，力圖對它們作一種客觀有效的把握。理解和解釋對于人文科學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狄爾泰深以為然的是，人文科學研究方法的確定性完全依賴于對個別物的理解能否被提到普遍有效性(dieAllgeme-ingultigkeit)這一高度。正因如此，人文科學中理解對象的生命關聯性為我們帶來了一個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學認知的特殊問題：在理解特殊與個別性的歷史實在時，我們怎樣才能獲得一種普遍有效的知識?換言之，我們怎樣才能普遍有效地理解他人的生命表達、進而獲得關于歷史世界的一種普遍有效的知識?歸根結底，我們如何確保人文科學知識也能擁有近似于自然科學知識的那種普遍有效性?可以說，理解對象的生命意蘊性特點是造成狄爾泰生命解釋學中二難困境的一個首要因素。

二、理解主體的生命本質與認知目標的科學要求

自從赫爾德提出“要沉浸到全部歷史中去，要在萬物中感同身受”的歷史研究要求以來，19世紀的西方人文科學家們在歷史認知活動中將集注的目光主要偏向理解的對象，而理解主體作為生命存在的歷史性特質卻未能吸引更多的眼球。施萊爾馬赫在其普遍解釋學中主張，為了消除文本與讀者在時空上的距離以避免對文本的誤解，理解者應盡可能全面地把握文本由之而出的歷史語境，盡可能充分地掌握作者原初的創作心境，以實現對文本的“重構式的”理解，甚至達到“比作者本人還更好地理解他自己”的那種理想境界。

然而，真正的歷史意識指向的不僅僅是歷史理解的對象，其實還有理解的主體。盡管稍后的蘭克(R.vonRanke，1795～1886年)已在一定程度上意識到歷史學家不可能在毫無預設的情況下展開工作，但他依然主張歷史學家應該忘卻自我，并“依照其原樣”地、客觀地重構歷史。19世紀的人文科學家愈益意識到，“依照其原樣地”重構過去，這可能只是一種美好的幻想。狄爾泰就已較為充分地注意到歷史理解主體本身的歷史性特質。美國學者巴姆巴克先生就指出，在狄爾泰那里，“歷史性”概念不僅指對象而且也指主體，不僅指主體的認知方式，也指主體的存在方式是歷史的。

歷史理解的主體首先是一個活生生的生命個體。早在1883年的《人文科學導論》第一卷中，狄爾泰就嚴正批判了康德等人對認知主體純然抽象的構想，認為他們“所設想的認識主體的血管之中并沒有流淌著真正的血液，而毋寧說只存在作為某種單純的思想活動的、經過稀釋的理性的汁液。”對此，狄爾泰提出了所謂的“整體性原則”，要求把理解主體作為一個活生生的生命整體看待，人的精神生命不僅具有理性這一基本成分，而且還包括不可或缺的非理性因素，理解主體是知、情、意的有機統一。這意味著，不再可能存在一個清除了情感與意志成分、擠干了真實血液、因而被人為地抹平了各種棱角而無個性差異的抽象主體。理解主體必然在情感與意志等方面存在多種主觀差異，必然具有獨特的個性。狄爾泰指出，我們每個理解主體都受到自身意識的限制，個人獨特的意識將其主觀性賦予我們所理解的一切對象。有鑒于此，我們如何可能抹去自身的主觀性而客觀地去理解對象?

其次，歷史理解的主體還是一個具有歷史存在性的生命個體。這即是說，一切理解主體總是置身于特定的歷史關聯中。對歷史實在的理解，他既無法擺脫自己的主觀偏見和先前假設，也無法脫離當下的風俗習慣和輿論導向，更不可能對當前的時代精神視而不見和聽而不聞。

歷史個體，無論所作為歷史實在的創造者還是理解者，都以自我為中心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封閉世界，展現為諸多相對自足的萊布尼茨式的“單子”。美國學者林格指出，“解釋學起源于主體間性的斷裂。”生命解釋學中對歷史實在的理解歸根結底就是諸多生命個體相互間的溝通。盡管狄爾泰相信生命個體普遍擁有共同的人性，然而主體對歷史實在的理解畢竟是兩個相對自足性世界之間的相互溝通。個體怎樣才能把那些經由感官而獲得的獨特的生命表達提升到一種普遍有效的客觀理解層次?簡言之，具有主觀性和歷史性的理解主體怎樣獲得關于歷史實在的普遍有效性知識?理解主體與理解對象的生命特性決定了兩者間的完全重合可能成為一個永遠難解之題。理解者應該“依照其原樣”去理解歷史，蘭克曾經提出的這一要求現在幾乎可以被視為一種歷史認知中的“烏托邦”。

三、理解活動的生命特性與認知目標的科學要求

社會歷史實在是人文科學研究的直接對象。由于歷史實在具有內在的生命意蘊并牽涉到某種歷史性的關聯從而區別于自然科學的對象，所以對歷史認知的方式也相應地有所差異。狄爾泰明確指出：“我們說明的是自然，而理解的則是精神牛命。”理解是人文科學中把握歷史最重要和最根本的認知方式。對人文科學認知方式本身的規定直接制約著人文科學的認知結果，影響著對人文科學之“科學”身份的認同。

自17世紀西方哲學實現認識論轉向以來，人類針對外在世界的主導性認知方式先后遭遇了兩次嚴重的危機。在我們看來，無論是經驗論者著力強調的觀察實驗與經驗歸納方法，還是唯理論者極力推崇的理性演繹方法，它們其實僅僅是人類理性的不同方面。隨著近代西方哲學的演進，在徹底貫徹經驗論原則的前提下，休謨的懷疑論從經驗歸納方面表明人類理性能夠擴展認識范圍但缺乏普遍有效性。與此同時，以萊布尼茨一沃爾夫哲學為代表的唯理論哲學也漸次從理性演繹方面暴露出人類理性的另一局限，即它雖能保證了認識的普遍有效性卻不能拓展認知的范圍。以上兩方面困境首次展現出人類理性這一主導性認知方式的危機：無論憑據經驗歸納還是依靠理性演繹，人類理性似乎都無法提供普遍有效的知識。令人振奮的是，康德在其批判哲學的“哥白尼式革命”中，通過對先天綜合判斷的解析與建構，他將人類理性認知能力中經驗論與唯理論曾各執一端的兩方面有機地整合，最終宣告“人的知性為自然立法”!這表明，康德從先驗哲學層面成功地克服了人類主導性認知方式遭遇的首次危機。我們看到，沿著康德先驗哲學的思路，德國古典哲學所討論的人類理性認知能力最終在黑格爾恢弘的思辨唯心主義哲學體系中得到極度張揚。

然而，黑格爾客觀唯心主義哲學體系隨后的崩潰表明傳統的理性主義哲學業已窮途末路。另一方面，由人類理性日漸促成的扭曲的現代社會生活也使人越發意識到理性本身確有其局限。理性并非萬能!作為對傳統絕對理性主義哲學的反抗，非理性主義哲學在狄爾泰生活的世紀應運而生。以叔本華和尼采為代表的非理性主義者們認為，不僅是某種非理性之物構成了世界的基礎與本質，而且我們也只能以一種非理性的方式去把握外在世界，理性的認知方式不適合、至少不能深入地而準確把握世界的本質。從認識論角度觀之，非理性哲學的興起可以說給傳統以理性為主導的認知方式帶來了第二次危機。

如果說，上述第一次危機揭示了人類的主導性認知方式對經驗歸納能力與演繹分析能力進行綜合的必要性，那么第二危機預示的則是人類的認知方式對自身意識活動中理性因素與非理性因素予以綜合的必然趨勢。它意味著，要對外在世界、尤其是對已然深深留下了人類精神生命烙印的社會歷史世界進行全面而深入地認知，我們必須采取一種更周全、更妥當的認知方式。

施萊爾馬赫在建構其普遍解釋學過程中曾著力探討了心理學的解釋方法。他認為這一解釋方法需要一種心靈上的預期(dieAhnung)或預感行為(cindivinatorischesVerhahen)的參與。正如洪漢鼎先生指出，施萊爾馬赫論及的預感行為實際上就是“一種心理轉換，一種把自己置于作者的整個創作中的活動，一種通過想象、體驗去對作者創作活動的模仿。”顯然，某些非理性因素構成了這種預感和心理轉化過程的必要成分。而稍早于狄爾泰的德國歷史學家德羅伊森(Droysen，1808～1884年)則更明確地指出了理解過程中的非理性方面。在他看來，對于歷史世界，“理解可能是適合人類的最完美的一種認知方式。這是一種直接的、突然的過程，它并不需要對那些活躍于其中的邏輯機制有所意識。因此，理解活動就像是一種直接的直觀……”德羅伊森和施萊爾馬赫的理解觀表明，理解活動雖然主要表現為一個理智性的過程，但從根本上說，它畢竟融合了理性與非理性的認知因素。

狄爾泰無疑受到了上述哲學發展理路的影響，從而較為充分地注意了理解活動的生命特性。作為活生生的生命個體，理解主體不僅是一種理性的、還是一種非理性的存在物，主體的精神活動表現為一個理性與非理性因素的統一體，具體包括了知、情、意三種基本成分。生命個體的一切活動必然帶有生命的特性。狄爾泰清楚地意識到，盡管三種成分在生命個體的不同活動中所起的作用與身居的地位并非處處都能等量齊觀，但它們總是內在地相互關聯。故而，理解主體的任何一種活動都同時包含著不同程度的理性與非理性因素，歷史認知活動亦毫不例外。

為了“從生命自身”、在其“原初狀態”中把握精神生命，1900年以前，狄爾泰較為重視內省和直接的自我觀察等心理學方法的認知性作用。但是，這種認知方法的正當性和有效性受到廣泛的質疑。1900年在實施解釋學轉向后，他開始探討較為理解這一認知方式。具體說來，狄爾泰對理解活動的本質性構想表現在如下幾方面：

首先，由于信奉施萊爾馬赫關于人類本性同質的浪漫主義思想，狄爾泰在早年就曾保留了前者提出的心理預期這一非理性的認知成分，認為預期有助于文本理解。其次，在后期的《對他人及其生命表達的理解》一文中，狄爾泰指出，要從眾多復雜而零散的生命表達中把捉到內在的精神性結構關聯，一方面我們必須借助理性的歸納推理，另一方面還必須考慮到生命表達由之而出的那種特定的生命關聯，也即是需要考慮特定的環境因素對生命個體從非理性方面對其生命表達活動的影響。只有從理性與非理性兩方面著手，我們才能從歸納所得的內在精神關聯出發而推斷生命個體在未來相似的境遇中的生命活動。狄爾泰明確表示這種推斷根本說來并不具有普遍必然性與客觀有效性，僅僅是一種心理上的預期。最后，狄爾泰在對理解的最高級形式的討論中進一步發揮了施萊爾馬赫重構式的理解觀。在他看來，我們需要把在自身中體驗到的知情意之間的結構關聯移入到對他人的理解中，并據此按照事件之進展順序在我們心中完成一種重新體驗和重新構建。此過程完成的理性根據盡管在于那近似客觀的結構性精神關聯，然而它在很大程度上還是依賴于一種非理性的想象活動，甚至在那貌似客觀的結構性精神關聯中，也絕非理智成分的純然存在，情感和意志等非理性因素同樣占有一席之地。據此，理解主體試圖重新體驗與建構的絕不僅僅是他人生命中的理智過程，而是同時關涉理智、情感和意志三方面。顯然，狄爾泰吸納了施萊爾馬赫的心理學解釋方法，只不過把該方法以一種更具技術性的方式予以了貫徹。也即是說，在狄爾泰的后期思想中，心理學和解釋學有機地結合在一起，解釋學更直接地先行鋪墊了心理學分析道路。正如美國著名學者馬克瑞爾先生所言，狄爾泰后期并不是放棄了早年的心理學設想，而是在構建生命解釋學的過程中把心理學與認識論和方法論聯系起來，重新考慮心理學在人文科學中的地位問題。

以上可見，從理解對象與理解主體的生命意蘊出發，狄爾泰在構想理解這一歷史認知方式時，較充分地注意到了其生命特性，從而將理性與非理性的認知成分融于其中。也就是說，他并沒有像傳統理性主義者那樣完全從絕對理性的角度透視理解性的認知過程，而是在剖析理解活動中理性因素的同時，也辯護了非理性因素的合法地位。但是，根據自然科學的認知模式，認知結果的普遍有效性必須獲自于理性對認知過程的絕對監控。以這一標準來看，那介于理性與非理性之間的理解性認知方式怎么能夠確保歷史認知的普遍有效性?顯然，這又從另一個方面造就了狄爾泰生命解釋學中認知主題的生命傾向與認知目標的科學性要求之間的二難困境。

第3篇：人文科學研究方法范文

1人文社科的含義

人文社科，顧名思義即人文社會科學，它是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合稱。人文科學，相比于神學來說是有很大差異的。在以前相當一段時間里被指為與人類的利益息息相關的學問，后來經過時間的洗禮，在狹義上被定義為對拉丁文、希臘文、古典文學的研究，其中包括哲學、經濟學、政治學、教育學、語言學、民族學等等。社會科學，從字面上我們不難理解，它既是以社會現象為對象的科學研究，其中有政治學、經濟學、史學、社會學等等。社會科學的最終目的是鉆研和寫述所有社會現象和其特有的發展規律。

就兩者對比而言，從研究對象來看，人文科學是以人類的精神世界及其沉淀的精神文化為對象的科學；而社會科學是一種以人類社會為研究對象的科學。從角度上劃分，人文科學偏重于研究意識、觀念、精神、情感的精神文化生化即主觀的，其涵蓋的學科有：文、史、哲及其衍生出來的美學、倫理學、文化學、藝術學等等；社會科學則重點在于具體個人及主觀世界的客觀認識，其涵屬的科學主要有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等等。總而言之，人文科學就是以精神層面以及其積淀的精神文化為對象的科學，它主要運用于以意義的分析和詮釋的方式來證實人類的觀念、精神、和價值；社會科學是以社會普遍客觀存在的現象的事實為研究對象，主要運用于以科學邏輯的驗證方法來證實研究人類社會以及人身上所表現出來的客觀存在的事物，自然世界和社會世界是它的研究重點。但是，由于“人”與“社會”在本質上的一致性和不可分割性，也就有了瑞士學者讓·皮亞杰所說的，盡管在理論上可以將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區別開來，在實際中，“不可能對它們作出任何本質上的分別”，所謂的社會現象，主要“取決于人的一切特征”，而人文科學在這方面或那方面又都是社會性的，因而在實際生活中，人們往往是將它們作為一個整體加以討論的。

2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課程的特色

人文社科類，其實狹義上說它的重點是人。它的一切研究都是圍繞著人的。對于精神和觀念領域的研究即人文科學研究具有很強烈的自主性、主觀性、感受性、豐富多樣性，而社會科學則具有很強的邏輯性、客觀性、事實性、不可變形、單一性。例如說，法學、政治學、經濟學等等這些學科都是客觀存在的，不因為個人的改變而改變，它是自然界中客觀存在的，是大自然或者是古往今來先輩們約定俗成的客觀真理，對于這樣的科學而言除非理據夠充分，必須得嚴格去遵守；例如美學、藝術學、倫理學等等這些學科更注重的是個人感受和認識，沒有一定的定義和要求，主要是仁者見仁。這樣的學科對于個人的感受、感覺、情感和精神要求比較高。不難看出，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各具特點而且占據的特色各有不同，正因為這樣的不同特點才構成了人文社科類課程的特點。作為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合體，人文社科類課程的最大特點在于融和了人文和社會科學的所有的特點，包容萬象、海納百川，從邏輯到精神，從客觀到主觀，從自然到人文，人文社科包含了宇宙所有，它的最大特點是大。大到沒有什么它不包括，不含有，不內括。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上說，人文社科類又因為客觀或者主觀存在的，所以它的可感受性，可操作性也是很強的。人文科學，可以切實的感受到精神、感覺、情感的變化，社會科學，因為自古以來存在或者被總結，它也是可觸摸，可驗證，可實踐的。所以，人文社科類更多的是可以在實踐中感受。在實踐中的人文社科類課程能發揮到它的最大效用，人文社科類更注重于個人感受和實踐性。在學習美學的時候，個人對于一幅畫的感受是最重要的，學習法學的時候，學習者對于法律在社會實際中的運用應該是最重要的。

二PPT多媒體課件教學的特色及缺陷

PPT是Power Point辦公軟件的縮寫形式，它主要用于課件內容的制作和展示。傳統的使用方法中基本上都帶有文字說明解釋的。文字教材與幻燈片也就是PPT文字內容相一致的來進行教學演說。這是電子時代帶給人類的便捷。這不僅給教師提供了方便，而且給學生的學習過程帶來了新意。作為新時代的產物PPT，字體一致，排版程序化，多彩豐富的內容和圖片，原來定格的圖片、聲音、圖形可以靈活的變化在可見之中；多種播放方式的使用，是傳統教學中黑板粉筆所代替不了的。因為電腦的發展與普及，現如今的漢字不僅僅局限于筆上。PPT中的文字變化萬千，顏色、大小、字體的隨意轉換，使得課程教學在一定程度上的質量有所提高。圖片、聲音等在PPT中的應用大大的提高了教學的質量，尤其是在美學教育中可以更直觀更便捷的提供直接客觀的觀察與感受，這樣做可以更形象生動。但是，正是因為功能多樣化，使得教學與PPT之間存在了喧賓奪主的問題，因為圖片的豐富，視頻、音頻的加入，學生們更加注重這些直觀的多彩的內容而忽略了教學本身的一些知識層面的東西。對于一些比較嚴肅的課題和內容，如果使用PPT多媒體課件教學就會使得它的知識層面的獲取率大大降低，內容和理論的傳授率降低。

教學的過程重點在于師生的互動，PPT的出現雖然讓學生們更直觀生動的看到教學的流程，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少了互動。教師們只是在機器旁邊操作著鍵盤鼠標，而學生們只是在看著大屏幕上顯示的五彩繽紛的圖文，省去了思考提問的時間。這樣的結果背離了教學的目的。師生之間沒有了交流，有的只是被人機交流所取代。老師念著課本，學生對一節課的內容印象不深刻，這樣的效果使得教學過程的成果微乎甚微。PPT是教師課前準備好的，很少有教師考慮到授課過程中的實際情況，制約著教學過程的靈活性。如同放電影一般的課件流程，對于一些公式的推進以及運算過程的推導沒有了生氣，死氣沉沉的放在一張張課件中，學生只是在看的過程中理解，課后往往會出現“一看就會，一做就錯，一考就砸”的現象。有的教師為了追求把握學生的注意力，而不惜犧牲教學的真正目的，一味的只注重形式上的豐富性，忽略學生的自身情況和本學科應有的風格，使用夸張的不切合實際的甚至虛假的課件，這樣的行為做法實在不是教學課件進入教育界的初衷。在教學過程中，因為多媒體課件的加入，教師節省了板書，畫圖的備課時間，其實在實際中也加大了教師的負擔，為了能更全面更具體的讓學生了解相關內容，教師準備了大量的課件插件，但是因為課時的限制，不得不加快課程教學的速度，而學生的接受能力差異很大，在短時間內傳授如此之多的知識，難免會重蹈“填鴨式”教學的覆轍。

三PPT多媒體課件在人文社科類課程教學中的長處與不足

信息技術的發展，對于教育行業來說有著空前絕后的影響力。與先前的黑板粉筆式教學相比較，PPT多媒體課件教學節省了一些不必要的課時時間浪費，增加了教學的效率和質量。

人文科學，在意注重個人情感、精神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學科，在這樣的學科教育中注重的是學生們個人的情感、感覺和精神世界的發掘和認識，而這些認識可以基于先哲們給予的指引。沒有先哲們的指引，我們現如今不會有如此大的收獲。但是先哲們的理論是豐富的大量的，如果僅靠教師的板書和教材是有限的，在這個時候PPT多媒體課件教學過程便提供了這么一個便捷的教學平臺，信息包容量大，直觀性和形象性大大的縮短了與先哲們的理論的距離感，不僅能在僅有的時間內了解到大量的思想和真理，而且能夠更直觀和形象，這樣聲情并茂的教學無疑給了師生們一個愉悅高效的學習氛圍，使原來呆板、枯燥的教學變得生動、有趣，讓學生有身臨其境，充分發展了學生們的思維空間和想象空間。就語言學教學來看，單從教師教學方面來講，因為環境文化的不相同以及個人的認識差異，添加了課程課件教學，音頻視頻的播放使得學生更直觀的感受的異地文化和口音，有了更強的感官刺激，就能夠更加詳盡的進行語言的學習。如此這般，師生之間的互動加強，有利于教學過程的進行。有一項調查數據顯示，以咸陽師院教學課堂為調查對象，在藝術專業的兩個平行班中，對于同一節課程其中一個班采用PPT多媒體教學，另一班則采取傳統教學方式，在實驗進行7天之后對兩個班進行試卷考查結果表明使用多媒體教學比傳統教學的班級平均分多了13分，最高分相差5分，最低分相差20分之多。可見在教學中PPT多媒體教學明顯優于傳統教學方式。

然而，在多媒體教學過程中卻或多或少存在不足，甚至阻礙和降低教學質量。強大的信息量可以讓學生看到更多的知識，增加知識面。但是，因為信息量的巨大在僅有的課時中，學生們的接受容量有限，往往會出現“走馬觀花”的現象。教學質量不高，學生們無法記住課時中傳授的所有的知識點。就像在看電影一樣，做筆記的少之又少，師生之間的交流也越來愈少，沒有了情感交流，沒有了一問一答。比如說法學，法律的應用應該是最實際的，但是在多媒體教學下，似乎有了一紙空文的意思，學生們了解到了理論層面，對于每一條法律在現實中的利用卻沒有交流，使得法學的學習脫離了現實，這樣的教學沒有了它的最終目的。以上面相同的模式去在法學專業學生中實驗，實驗結果表明，盡管最高分都相同，但是在接受PPT教學的學生的平均分比傳統教學模式的班級學生的最低分中相差28分，平均分相差21分，這樣的數據差距可見一斑。結果證明沒有了互動，不了解講臺下學生的具體情況的教學是不切合實際的，是沒有意義的。相當一部分教師把多媒體教學當成了一種教學的重心而不是一種手段，忽略了教學過程中的師生互動，便會使教學效率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把老師備課、學生思考學習的積極性降低了。

科技的發展，推動著教育的改革與創新，但是在改革創新的同時不能將教學的本質和重心丟在一邊，應該有的放矢把握輕重緩急，只有這樣才能更加有效地將教學質量不斷地提升。

參考文獻

[1]蔡創.多媒體技術在教學中應用的優勢與不利因素[J].科技創新導報，2007（35）.

第4篇：人文科學研究方法范文

人文藝術是人類心智的偉大積淀，它源于心靈的經驗外化與重塑，在心靈危急的時刻，人文藝術帶來終極的慰藉，無論人類自身是否意識到它的此種作用，它都在孜孜不倦地推進中改良和陪伴著社會歷史進程的節奏，人文藝術的創作終究是人作為主體的精神驕傲。

人文藝術帶來生命精神的眾多喜悅。紀錄片作品《遷徙的鳥》是雅克·貝漢的真誠之作，全片的攝影角度與影像風格的真實訴求，讓觀者在欣賞過程中時常產生舒暢的心境情懷，仿若化作一只自由飛翔的大鳥，與鏡像中的鳥群齊飛翔齊穿越，找尋夢的天堂。這正是藝術帶來的心靈自由感，這種審美愉悅的感性與理性的交融，是所有人文藝術的共在價值。

人文藝術帶來“審慎的思考”。阿爾莫多瓦的電影《吾棲之膚》展現了極其冷靜克制的殘暴，雖然沒有逃脫大師一貫的自我身份尋找、心靈的焦慮與背叛等主題，但故事講述的手法驚世駭俗。身體發膚受之父母，源于生命，肌膚棲居之地便是生命傳統古老的家，作品實際上是在強調或者尋找一種安全的傳統的本真，凸顯身體之于心靈的真實意義。這種思考構筑我們的精神強度，尤其對于身處視覺時代的我們，是對身體在哲學層面上失落的一種回歸企盼。

人文藝術能拓展生命的理解力。“如果我們可以與藝術家和哲學家融為一體，如果我們可以分享他們的思想、情感、希望、恐懼、美的意識，分享他們的遺憾、勇氣，甚至分享他們最狂野的想象，那么我們就不再僅僅是我們自身”，①在藝術創造和人格塑造中，我們只有更好的理解生命的存在意義，完善我們自身的人格架構，才能更幸福的活躍于世。《入殮師》的藝術價值在于人對自我的檢閱與心靈重生的可能性。通過整部電影作品的藝術建構，我們更好地理解了情感、生命，理解生命本身應有的意義。

人文藝術不僅僅體現在這些直接的意義層面，它最重要的意涵是讓我們獨立，產生和發現一種情懷。如果人文藝術是人類對自身的一種精神尋找和生命認知的話，人文的研究則是這種找尋的延續。從此種意義上來看，人文科學方法的研究也就成為膜拜中的膜拜，找尋中的找尋，成為開啟和明慧人之為人的主體激勵。

人文科學的研究既然是找尋的找尋研究，深入的深入探求，那么方法的不同則路徑不同結論也不同，對于人的主體思維的影響與斷定也會大為不同，尤其是通過情感、理智、直覺等直接作用于人自身的人文藝術領域。所以，本文從人文科學研究方法中需注意的角度，即主體之間的關系研究角度展開分析，從實例分析上做關鍵語匯的研究，在人文藝術的研究角度選擇與藝術的核心訴求之間雙向建構關系，探討人文科學研究方法的注意事項與二者之間的內在關聯。

二

創作者創作時不能離開具體的社會語境，必須還原創作情境，才能更好地理解作品的意涵與存在意義。雅克·貝漢的紀錄片《遷徙的鳥》歷時4年，耗資4000多萬美元拍攝完成。創作團隊邀請了很多鳥類專家，挑選了近30種遷徙的候鳥，對1000多個鳥類的蛋進行孵化培養。創作團隊每日與拍攝對象親近交流，與鳥類之間產生親密的友情。這樣拍攝出來的作品更能體現一種自然的情感，產生真實的影像效果。從影片的鏡頭選擇與最后的剪輯成果中可以看出片子拍攝的難度，好像無形之眼在帶領觀者觀看各種景別景況，也好像作為觀者的我們變成了鳥群中的一只，在觀望和參與著同伴們的遷徙遭遇。影片之所以能產生這樣強烈的視覺震撼效果，能讓攝影機如此親近的接近這些“鳥演員”，很大程度上在于創作過程中創作者和“鳥演員”之間的關系處理。

從作品來看，作為拍攝主體的鳥，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中國哲學中強調大一統，“天、地、人”為一個“大一”，那么鳥類和人實際上是真正的朋友伙伴。這部片子最終呈現了鳥類對人類夢想的踐行，這種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意義表達，正是源于前期創作理念中對自然和鳥類主體的真正尊重和愛護。

尊重和愛護的拍攝主旨，有意識的推進各主體之間關系的和諧，是《遷徙的鳥》能夠呈現一種審美大境界的緣由之一。創作者尤其是攝像師讓攝像機陪同看護鳥兒成長，當鳥兒對這個龐然大物沒有恐懼感和陌生感，并把它當做一個伙伴的時候，攝像機就能拍到鳥兒最自然和最真實的狀況，才能使創作者的敘事方法得以展現。觀者在鳥類遷徙的各個場景感應著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反省著自身的人格品性，獲得內心的審美建構與提升。從這一角度來分析和研究該作品審美影像的呈現和敘事結構的展現，可以很好地把握該作品的創作意圖與實現路徑，從而證明人文藝術對于人的心靈與自由解放的巨大功效。

隨著大眾全民參與電視時代的來臨，不同群體的電視觀眾參與節目制作成為電視鏡像的常態。很多觀眾不光坐在家中觀看電視節目內容，還成為了節目展示的內容，所以這個節目不光對觀看節目的觀眾產生影響，也對作為節目要素內容的個體發生作用，只不過這點目前正是被忽視的。電視創作者不單要考慮節目的品味質量，還要注意協調和建構好與參與者的關系，注意引導參與者作為一個人格個體的內在塑造。很多電視節目往往忽視了對作為節目參與元素或者被節目編導主宰的個體的主體性建構，把參與節目的觀眾作為無生命的節目要素，來硬生生表現編導的節目意圖，忽視作為參與者的個體的內在精神需求。比如在江蘇衛視《人間》節目中出名的“鳳姐”，通過其語錄可以看出她是一個對自我沒有正確評價和認識的社會異態個體，但她卻被很多電視節目設置成議題不斷傳播。

還原這些節目的創作過程，我們發現，其實節目的創作者作為創作主體事先都是了解鳳姐心理狀態的，但他們不去考慮節目播出后對社會各階層倫理價值的影響和自我認知的引導，而是不斷追捧，幾度傳播，不僅拉低了電視節目的文化品味，也使得各類認知有誤的異態個體對同類群體的認知更加有偏差，紛紛欲躋身于電視屏幕，所以各類女扮男、男裝女、瘋癲表演頻頻現于熒屏。不難看出，這些搞怪求異的個體心理，正是看準了電視大眾文化捧起的異類文化，這正是前期節目傳播的“培養效果”發生作用的后果。其實絕大部分觀眾還是有審美判斷能力的，電視節目創作者不光低估了觀眾的基本審美觀，同時也嚴重忽略對個體的主體性建構與傳播引導的責任意識。電視節目的藝術創作不能僅僅是一種真實現實的展示，也必須有創作者的主觀介入和引導，前期采編與后期剪輯等主觀操控，都要有意識的引導參與者內在品味的提升，才能互動建構起節目的品味，才能對整個社會的品味良性建構起到積極的影響。

研究人文藝術類節目與作品，不能忽視其中主體與主體之間的關系，更不能忽視作為主體自身的主體性建構的問題。從這個角度意義上展開分析，才是真正吻合藝術與人的建構之間的互動需求，才能發現更契合藝術使人成為人的理念的創作方法與路徑。

三

人文科學的研究是找尋的找尋，如果藝術是使人成為人，那么人文藝術的研究則是這種洞悉與體察的助推器。“人文學意義上的‘人’意味著他必須學會在個體生命實踐中通過有限與無限的張弛關系來洞悉生命的本真現實，學會在各種外在現實的羅網之中依然能夠堅持探究關于自身和世界的永恒真理”，并且在“所有人都在劫難逃的時代里幫助人發現、滋養、耕犁他的獨一性，也就是他的個性，進而讓他成為一個人文學意義上的‘人’”，②所以，對這種滋養、發現人獨一性的藝術手段的研究，是人文科學包括藝術在內的學科的終極目的。

人文科學方法的研究角度非常多，不單單要注意理解主體之間的關系，還要注意分析主體與自身生活世界的關聯等，這些都源于方法研究者和闡釋者的心靈意識，能夠意識到主體內在的建構，意識到主體與主體之間的關系需要緊密相連，遠比分析出個一二三要深刻的多。人文藝術的研究是開放的，它不限于時間與空間的界定，最終能夠深入個體心靈的層面獲得靈魂的安息。最重要的是這種研究方法對于主體的關照與重視不是流于形式，而是抓住主體的行為特征或者內在狀況，在更廣闊的空間聯系分析和考量，促成藝術使人成為人的創作根本訴求。

研究方法始終是活的，對于一個相對靜止的“死去”的作品進行分析，必須使作品在人的心靈中活過來，同時使人在欣賞與進入這個作品的同時能夠活成一個獨特的自我，完意義上人的“成人”。而這種成人的訴求，又積極推動著人文學方法研究的現實進程與角度拓寬，所以，人文科學方法研究角度的擇取與藝術的成人訴求在方向上是一種互動建構的過程。明確這種互動的意義，才能讓方法的選擇更加柔韌，才能在復雜矛盾的現實世界中突出重圍，在找尋的找尋世界中獲得意義的深層明鑒。

（作者單位：中國傳媒大學）

第5篇：人文科學研究方法范文

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是“自然”，它通過科學實驗、數學及系統演化等方法去尋求自然規律，這些方法決定了自然科學的可還原性特征。這種可驗證性決定了自然科學在同一問題上只能有唯一答案，這就是自然科學持之以恒追求的真理。

但這個真理性科學建立在未經科學證實的假設基礎上，當前自然科學對這些自然規律為什么存在及其為什么這樣存在難以回答，對這些問題的擱置顯現了自然科學的無力感與學科缺陷。

自然科學編輯的首要職責和任務是甄別自然科學學術成果的前提、方法、程序、結果等的創新性。“首創性、理論性和實驗性這三項準則，是相互補充、相互聯系的有機整體。首創性體現論文的信息價值，理論性體現論文的學術水平，實驗性則體現論文的可靠性。以這三項準則為基礎，建立科技編輯的審稿思維和方法，將有助于提高審稿水平，確保審稿質量。”

其次就是判斷這些科學成果的合理性，選擇那些有利于國計民生的成果刊發，使自然科學的最新成果成為人類共享的成果。那么，哪些自然科學的成果有利于國計民生？哪些成果能增進人類的福祉？這就涉及社會科學乃至人文科學的價值追求。

如果說針對同一問題，自然科學的答案只有唯一正確答案的話，那么社會科學針對同一問題的答案則是多元的。社會科學廣泛地牽涉“應然”、“愿望”等諸多心理動機問題，心理動機的判斷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社會實踐者的思想動機。由于能動的人具有自組織、自創造和自發展的能力，個別人物的隨機性、模糊經常成為導火索，發展成為改變時代和歷史的大事件，研究者很難從偶然因素中推斷事件的必然性，這給社會科學進行客觀的判斷帶來了挑戰。

同時，社會科學研究者對社會事件（事務）的認知和評價也要受自身主觀因素（尤其是情感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如因經濟利益形成的微妙關系而導致的“主題先行”等情感（尤其是特定歷史時期的民族、階級情感）因素的介入，致使其難以站在中立、客觀、理性的立場上觀察和研究問題，所研究的社會科學及結論也容易淪為其所偏向的民族情感與階級利益的片面科學或結論。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還具有不可逆性和不可復制性，因此許多社會科學的結論在較小空間或較短時間內難以得到驗證，也增加了社會科學研究的難度。

社會科學編輯首先需要具有與自然科學編輯所涉及的社會生活中“是”的實然問題（亦即“客觀是什么”問題）同樣的判斷能力。正如馬克思所說：“科學只有從自然科學出發，才是現實的科學。歷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為人這一過程的現實部分。自然科學往后將包括關于人的科學，正像人的科學包括自然科學一樣：這將是一門統一的科學……”

其次，社會科學編輯應關注社會生活及科學所涉及的社會“應然”的走向問題（亦即社會“應該是什么”問題）。由于社會科學無法進行實證和重復檢驗，所以社會科學的“應然性”判斷實際上就是人類社會實踐方向“最大值”的選擇問題。何謂“應然”？如何判定“應然”？何謂人類實踐方向的“最大值”？當美國國會每年人權報告評價中國的人權，當倫敦《金融時報》評論中國養老制度是劫貧濟富，而我國針鋒相對地回擊時，社會科學及其學術期刊編輯們該如何判斷和選擇呢？這就把人類科學進一步深化到人文科學領域。

人文科學的研究對象是“人”，對“人”理解的深淺及其做“人”的實踐決定了一個人、一個國家與民族的各種制度設計乃至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決定了社會科學很多分歧問題的合理解釋與最終解決。

人之所以為人是由人的基因所決定的，“是一個人”就決定了其享有天賦的人權。人權的抽象體現就是他享有獨立自主的天賦人格，盡管人格此時是抽象的，但由于“人既是高貴的東西同時又是完全低微的東西。他包含著無限的東西和完全有限的東西的統一、一定界限和完全無界限的統一”。它決定了尊重人格的重要性，決定了每一個有人格的人必須始終恪守“人”性的邊界并努力向著普遍本質的人回歸，這也是人類道德追求的動力，約束內在的任性和，追求普遍性的人。“人格”的內涵使每個人成為人變成人的一種權利、動力乃至道德命令。

第6篇：人文科學研究方法范文

【摘要】 目的 探討道地藥材的屬性及研究對策。方法 文獻分析加理論探討。結果 道地藥材具有科學和文化的雙重屬性。結論 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結合是道地藥材研究的必由之路，與地理標志的接軌有利于揭示道地藥材的文化屬性，連續變異的理念是揭示道地藥材科學內涵的鑰匙。

【關鍵詞】 道地藥材；地理標志；人文科學；連續變異

Abstract：Objective To discovery the attributes of Chinese geoherbs and find it’s study strategy. Method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theory model structure. Results Both natural science and literae humaniores are attributes of Geoherbs. Conclusions Natural science combined with literae humaniores is the necessary way to study Geoberbs. The conception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was favorable to discovery the literae humaniores properties. The theory about continuous variation was the key to found the scientific properties of Chinese Geoherbs. 　Key words：Chinese Geoherbs；Geographical Indications；literae humaniores；continuous variation

道地藥材的理念根植于傳統中醫藥理論，來源于生產實踐，它是一項古人評價中藥材質量的獨特標準。謝氏[1]指出：“道地藥材就是指在特定自然條件、生態環境的地域內所產的藥材，且生產較為集中，栽培技術、采收加工也都有一定的講究，以致較同種藥材在其他地區所產者品質佳、療效好、為世所公認而久負盛名者稱之。”近年來，不少學者就道地性的表現形式及科學內涵、道地藥材的形成機理、道地藥材的質量評價及鑒別等問題展開研究和討論，并已取得卓有成效的研究結果[2-9]。

作為中醫藥的精髓，藥材的道地性既有來源于歷史和文化的屬性，又涉及到遺傳、環境及生產實踐等方方面面。筆者從藥材道地性所蘊含的科學內涵和文化屬性相結合的角度，對其研究對策進行探討。

1 道地藥材是自然與人文結合的典范

作為一個約定俗成的概念，道地藥材的優良品質，除了中醫臨床療效外，還包括藥材的外觀性狀、采收加工和貯藏運輸方式，甚至可能也可以包括它的傳播方式、市場口碑等能讓道地藥材增值的任何因素。為此，肖氏[9]根據中藥系統演進的三大動力——遺傳變異、環境飾變和人文作用(含生產技術、臨床選擇、文化傳播、市場交通、社會政治等)，及其對道地藥材形成的貢獻大小不一致這一事實，將道地藥材形成模式分為生境主導型、種質主導型、技術主導型、傳媒主導型以及各種多因子關聯決定型。可見，道地藥材不是個純粹的自然科學概念，它除了具有自然科學的屬性，還同時具有它的文化屬性和經濟屬性。有學者將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比做人類的一雙眼睛，指出它們是認識世界的兩大工具。承認道地藥材具有人文科學的成分，就不能完全套用自然科學的思路和方法研究道地藥材。只有尊重道地藥材這個客觀事實，分清道地藥材這一概念所涵蓋的自然科學問題和人文科學的問題，并采用相應的手段去研究這些問題和解決這些問題，才能真正認清道地藥材的科學本質。

因此，必須要承認道地藥材是個已經存在的客觀事實，不論其化學組成的特征是什么，目前藥理藥效學能否證明其良好療效，也不論其遺傳上的特異性是否被揭示，環境對道地藥材的影響是什么，它作為一個被廣泛稱譽的地理產品，其經濟價值、市場信譽及產品的號召力都已使它成為一個貨真價實的“優質”產品，既道地藥材的身份無須懷疑。一個道地藥材的產生可能起源于特點產地、特定加工、特定遺傳背景、特定文化背景、特定傳播方式等諸多原因中的一個或多個原因的共同作用，甚至不排除來源于歷史上的一個非常偶然的原因。它成為道地藥材的原因可能會被最終揭示，也可能會永遠遺失在歷史的長河里，但它作為道地藥材的屬性卻實實在在地留了下來，這個特定的屬性就是它產于某個特定的地方，并被廣泛承認具有優良的品質，而且可以創造巨大的經濟價值。

為此，道地藥材的科學研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尊重科學研究規律，不論是使用自然科學還是人文科學手段，都應尊重學科本身的要求和規范，最主要的就是不能用自然科學的結果去揭示和懷疑道地藥材的人文科學內涵。總之，只有將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進行完美結合，才能更科學更客觀地揭示道地藥材的本質。

2 與地理標志的接軌有利于揭示道地藥材的文化屬性

地理標志(Geographical Indications)和原產地命名制度在國外已經有100多年的歷史。法國一開始主要利用該制度對其國內生產的香檳酒和其他一些酒類進行保護。WTO成立后，《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協議)明確將地理標志納入了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地理標志成了當今世界普遍關注的一項知識產權。我國自1999年實施地理標志產品保護制度以來，已對500多個地理標志產品實施保護。2005年7月，國家質檢總局新頒布的《地理標志產品保護規定》正式施行。

TRIPs第22條第1款將地理標志明確定義為“地理標志系指標示某商品來源于某成員領域內，或來源于該領域中的某一地區或地方，而該商品的特定質量、信譽或其他特征主要與該地理標志來源相關聯的標志”。簡單地說，地理標志具有如下特點：①在漢語地理標志通常的結構是“地理名稱＋商品名稱”，如紹興黃酒、鎮江香醋、(河南)道口燒雞、(遼寧)盤錦大米等；②結構中的地理名稱具有真實性，能夠說明所標示商品或服務的真實原產地；③地理標志所表示的商品或服務具有獨特的品質、聲譽或其他特征；④地理標志與其所標示商品、服務的質量、聲譽或其他特征之間存在密切聯系。這是地理標志的最本質特征。一個普通的地理產品名稱之所以能夠發展為地理標志，關鍵是因為商品的質量、聲譽或其他特征與該原產地內的特殊的自然環境以及人為因素有密切關系。這里的自然因素是指該地域所具有的特殊的地理環境、氣候、土壤、水質、物種等；這里的人為因素通常是指獨特的傳統生產工藝、配方、秘訣等。如新疆葡萄、西湖龍井茶等，都是當地獨有的地貌、氣候、土壤、植物等自然生態環境，加上千百年來獨具特色的采制工藝，形成其獨特的品質特征。

分析地理標志的特征，有助于我們認識道地藥材與地理標志的關系。從形式上看，不少道地藥材在藥名前多冠以地名，以示其道地產區。如西寧大黃、寧夏枸杞、川貝母、川芍、秦艽、遼五味、關防風、懷地黃、密銀花、亳、宣木瓜、杭白芷、浙玄參、江枳殼、蘇薄荷、茅蒼術、建澤瀉、廣陳皮、泰和烏雞、阿膠、代赭石等[1]，這一點與地理標志有異曲同工之妙。更重要的是，地理標志協議強調產品原產于某一地域，且其主要品質、聲譽或其他特征與該地理原產地密切相關，這一點與道地藥材完全一致。中藥道地藥材從選種、育苗、栽培、收獲到加工成品，無不是當地人民數百年來辛勤的充滿智慧的勞動與自然環境的完美結合，因此，其藥材優良品質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就是“天、藥、人合一的作品”，即道地藥材是自然的恩賜與特定地域人民聰慧大腦完美結合的產物。由此可見，道地藥材的內涵里包括地理標志所要求的所有本質特征，即道地藥材是一類典型的地理標志產品。

地理標志作為知識產權的一種，是一種無形的財產權，其具有的巨大的經濟價值，體現為促成該商品具有某種獨特的品質、聲譽或其他特征的人的智力成果。與一般產品相比，地理標志產品是具有高質量、高知名度、高附加值的產品。同時，地理標志與其標示的商品或服務的質量密切相關，它具有區別于其他同類產品的功能。可見，將道地藥材的概念與被世界廣泛理解并接受的地理標志和地理標志產品的概念接軌，不但有利于提醒人們重視道地藥材的文化屬性，還可以借鑒國際上地理標志產品研究的理論體系及思路方法，來研究和闡述道地藥材的科學內涵。同時，利用地理標志產品保護制度，通過地理標志產品命名及其控制手段，確定道地藥材生產條件和生產標準，保證藥材的質量和特色，不僅有利于保護中藥道地藥材的文化精髓，促進道地藥材研究和發展，也是道地藥材走向國際化的必由之路。近年來，已有不少中藥申請了地理標志，長白山人參、長白山的“中國林蛙”油、云南的“文山三七”等，為中藥道地藥材地理標志的推行積累了經驗。

3 連續變異的理念是揭示道地藥材科學屬性的鑰匙

越來越多有關種內變異的研究表明，種內變異對中藥材表型性狀、遺傳變異及質量變異有巨大影響[10-16]。如中藥中所含化學成分是道地性的物質基礎，但不同產地同種中藥材中的同一個化學成分或有或無，或多或少，甚至存在數量級的差別，如甘草、龍膽、烏頭、黃芪、大黃、麻黃等[6，17]，有時種內化學成分變異會遠遠超過種間的變異，如蒼術、關蒼術[13-16]。對此，黃氏等[2]指出，道地藥材包含的遺傳變異越多，產生外部形態、組織結構及化學組成差異的基礎越厚，其居群間的分化越深，這種分化又會隨著居群地理分布范圍的加大，表現為“地理宗”的分化，當“地理宗”間出現進一步趨異時就可能導致新種的形成。而道地藥材在生物學上就是指某一物種的特定居群，是由一定的土壤、光熱及陰濕等生境所決定的，有著比較穩定的邊界，是一個比較穩定的“地方居群”(loca1 popu1ation)，是在特定的空間和時間里生活著的自然的或人為的同種個體群，即道地藥材的生物內涵是同種異地。

而作為一個種下的特定居群，道地藥材與非道地藥材居群之間存在著一系列的過渡性和模糊性。肖氏等[7]指出，中藥的優劣是源于種內居群的連續變異，道地藥材與非道地藥材間既連續又間斷，是量變、漸變。道地藥材本身的模糊性與質量評價工作的明晰性、品質變異的復雜多樣性與品質評價等級的階層正是道地藥材質量評價產生困惑的根本原因。黃氏[18]進一步分析了道地藥材的分子機理和遺傳本質，指出“道地性”所表現出來的連續性，如性狀特征、次生代謝產物等的連續性是多基因控制的結果，即“道地性”是多基因性狀，表現為連續變異。并指出道地藥材性狀變異、化學成分變異所呈現出連續變異的特點，是其長期進化過程中適應地理環境的連續變異的結果。

轉貼于

針對多基因的表達容易受環境影響，以及環境連續變異的特點，道地藥材研究中應高度重視尺度效應(包括遺傳學尺度、生態學的尺度及由此引起的藥材質量變異的尺度)對研究結果的影響。同時，只有借鑒數量統計學的理論和方法，利用頻率、均數、方差等統計學指標，同時，配合適當的多變量分析手段或模糊綜合評判手段，對道地藥材質量進行綜合評價，并在居群水平上研究遺傳與環境的交互作用，才能充分認識道地藥材居群內和居群間(組內和和組間)的連續變異，并最終揭示道地藥材的品質特征和生物學本質。郭氏等[19]針對蒼術種內的連續變異，利用單株取樣大量的方法，結合均數分析、方差分析、主成分分析、聚類分析等統計方法，揭示了蒼術道地藥材揮發油組分的特征，即總揮發油含量顯著低，其歸一化百分含量大于1%的組分數目顯著高，蒼術酮加蒼術素的含量極其顯著高，而茅術醇加β-桉葉醇的含量極其顯著低，蒼術道地性在揮發油組分中的表現主要為蒼術酮、茅術醇、β-桉葉醇及蒼術素呈現出的一種特定配比關系。作者同時采用居群遺傳結構的分析，通過隨機擴增多態性(RAPD)方法，證實茅山蒼術在長期適應環境的過程中，已經發生遺傳分化。類似研究，為道地藥材的居群生物學研究探索了方法。

總之，道地藥材的優質性具有連續性、相對性和模糊性，它只是個量的概念，表現為適度的含量，特定的配比等，而非質的差別。連續變異作為遺傳與環境交互作用的表現形式和必然結果，在某個特定的域值表現為藥材的“道地性”，因此，連續變異的研究必將成為揭示道地藥材生物學本質的一把金鑰匙。

【參考文獻】

[1] 謝宗萬.論道地藥材[J].中醫雜志，1990，40(10)：43.

[2] 黃璐琦，張瑞賢.“道地藥材”的生物學探討[J].中國藥學雜志，1997， 32(9)：563－566.

[3] 胡世林.中國道地藥材原色圖說[M].濟南：山東科學技術出版社， 1998.22－23.

[4] 王 強，徐國鈞.道地藥材圖典[M].福州：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2002.31－32.

[5] 肖小河，陳士林.論道地藥材的系統研究[J].四川中草藥研究，1991， 5(2-3)：15.

[6] 胡世林.中國道地藥材論叢[M].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7.74.

[7] 肖小河.中藥材品質變異的生態生物學探討[J].中草藥，1989，20(8)：42.

[8] 胡世林.中國道地藥材[M].哈爾濱：黑龍江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89－92.

[9] 肖小河，夏文娟，陳善墉.中國道地藥材研究概論[J].中國中藥雜志， 1995，20(6)：323－328.

[10] 葛 頌，洪德元.泡沙參復合體(桔梗科)的物種生物學研究Ⅰ.表型的可塑性[J].植物分類學報，1994，32(6)：489.

[11] 葛 頌，洪德元.泡沙參復合體(桔梗科)的物種生物學研究Ⅲ.性狀的遺傳變異及其分類價值[J].植物分類學報，1995，33(5)：433.

[12] 葛 頌，洪德元.瀕危物種裂葉沙參及其近緣廣布種泡沙參的遺傳多樣性研究[J].遺傳學報，1999，26(4)：410.

[13] Osami Takeda， Eiji Miki， Makoto Morita， et al. Variation of Essential Oil Components of Atractylodes lancea Growing in Mt. Maoshan Area in Jiangsu Province， China[J].Natural Medicines， 1994，48(1)：11.

[14] Osami Takeda， Eiji Miki， Susumu Terabayaslli， et al. Variation of Essential Oil Components of Atractylodes lancea growing in China[J].Natural Medicines，1995，49(1)：18.

[15] Osami Takeda， Eiji Miki， Susumu Terabayaslli， et al. Variation of Essential Oil Components of Atractylodes chinensis growing in China[J].Natural Medicines，1995，49(1)：543.

[16] Osami Takeda， Eiji Miki，Susumu Terabayaslli， et al. Variation of Essential Oil Components of Atractylodes lancea(Thunb) DC. growing in Shanxi and Henan provinces， China[J].Natural Medicines， 1996，50(4)：289.

[17] 胡世林.現代道地論概要[J].中國中醫藥信息雜志，1995，2(7)：7.

第7篇：人文科學研究方法范文

(一)定位狹窄

高校建設文科實驗室主要是為了解決專業實踐困難而興建的，傾向于文科教學服務領域，對其他學科的建設服務較少，服務面偏小。而大學生人文素質教育不是針對個體，具有全局性，比如建設美術實驗室時，普遍觀念可能是為美術專業服務，對于未開設美術專業的高校來說，這種實驗室基本不存在。所以，這種文科實驗室建設受到專業的限制，容易就專業建設而建設，定位比較狹窄。

(二)體制缺失

受傳統教育觀念的影響，我國教育行政部門對實驗室建設的投入主要是針對理工科院校。長期以來我國文科實驗室建設的發展相對理工科實驗室建設來說比較滯后。很多高校還沒有專門的文科實驗室組織機構，特別是廣大的理工科高校。而且僅有的高校文科實驗室，管理機構尚簡單，管理人員不足，未受到應有的重視。［3］

(三)形式單一

文科實驗室涉及多個文、史、哲、經、管、法、教育等多個人文社會學科門類，不可能只有一種模式。如法學的模擬法庭、教育學的心理調查中心、經濟學的證券模擬交易中心等，不同學科的實驗室，其實驗內容指向不同，其模式也不同。而現在很多高校都傾向于建設“機房型”的文科實驗室。

(四)協作不夠

高校各部門(如教務處、學生處、招生就業處和各二級學院等)統籌協調，共同致力于大學生的培養。同樣地，在提升高校大學生人文素質方面，高校各部門都肩負有一定責任，文科實驗室建設需要多個方面的協作、協調和協同。然而，在目前，我國高校文科實驗室建設中，許多學科所在學院都是自成一體———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二、人文素質教育下建設高校文科實驗室的建議

以人文關懷為指導思想，為培養出更具競爭力和適應性更強的人才作貢獻，是高校文科實驗室建設的必然出路。根據我國高校人文素質教育的需要，新時期建設高校文科實驗室可采取以下措施。

(一)轉變觀念

人文學科和自然學科的爭論由來已久，而且二者的差異一直存在。不斷驗證、不斷求證是自然學科實驗的主要步驟，而人文社會科學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中擔當著與自然科學截然不同，然而又與之有相互交叉的使命:自然科學的高速發展，必然帶動人類文明水平的提高;人類文明水平的提高必然在人文社會科學中得以體現。盡管有很多聯系存在，然而，人文科學基本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與自然科學研究存在明顯的差異，諸如實驗方法、對象和需求存在差異。因此，在理科實驗室建設中，以硬件投入為主，需購置高精尖設備，滿足理科教學和科研的需求;而文科實驗室則以軟件為主，用于采集數據、建設數據庫等來分析結果。理科實驗對設備的依賴性較強，而文科實驗對材料的依賴性強。所以，在建設文科實驗室時，我們應轉變觀念，不能完全照搬理工科實驗室的標準和相關要求，而應從人文科學的實際出發來建設和管理文科實驗室。［4］

(二)科學定位

文科實驗室是專業知識傳授的重要基地，是培養學生思想道德素質的重要場所，是培養學生創新能力和團隊協作能力的重要搖籃。在建設過程中，要科學規范和制定文科實驗室的功能定位。必須結合人文社會學科的特點，以某一學科為核心集中建立具有共性的各專業能共同使用的基礎知識和技能訓練的實驗室。統籌規劃、全面提升文科實驗室的整體實力。以貴州財經大學為例，學校將文科實驗室統一管理，并將資源共享，打破了系部的條塊分割和各自為主的局面。學校在新校區實驗室的建設過程中，按照學科門類進行實驗室的統籌、規劃和建設，改變了過去那種數量眾多、投資分散、效率不高和水平低下的現象。文科實驗室建設要以建設大學生人文素質教育基地為切入點，要讓實驗室服務于科研，為文科專業的教師和學生提供實踐基地，培養專業綜合能力。讓實驗室服務于全體教師，為教師提供教學和科研的基地，成為其提高專業化發展的平臺;讓實驗室服務于全體學生，提高全體學生的人文素養;讓實驗室服務于社會，實行對校外開放，將實驗教學與社會實踐有機結合。這些舉措將在很大程度上培養學生寬泛的適應能力，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創新激情，將創新、創造、創業型人才的培養融入到實驗、實踐中。

(三)創新模式

第8篇：人文科學研究方法范文

關鍵詞：人文精神；科學精神；融合；工科高等教育

中圖分類號：G64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9）07-0230-02

現代大學教育理念的核心是“以人為本”，即在教育工作中堅持人文精神、科學素養、創新能力的統一，培養通專結合，具備創新能力，既有人文精神又有科學素養的綜合型人才。針對中國高等教育的現狀，高等教育健康發展需要人文精神的引領，但同樣離不開科學方法論的指導和現代化的科學技術手段。因此，加強大學生的人文素質教育和科學精神教育是高校素質教育的一項基本要求。人文素質教育和科學精神教育相互滲透融合，在促進大學生的全面發展中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一、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教育的內涵

1.人文精神教育的內涵及其特點

人文精神是人類通過長期的文化實踐活動，在對自身的認識、發展、完善過程中形成的反映人的文化價值觀念和主體性的社會意識。人文精神是整個人類文化所體現的最根本的精神，是人類文化生活的內在靈魂，其實質是人生意義和人的文化價值屬性的肯定。

人文精神的特點主要表現為：以人為尺度，尊重人的精神文化價值，追求人生的價值理想；以人自身的全面發展為目標；注重社會的精神支柱和文化繁榮的重要性；強調主體自我反思、自我抉擇和自我負責的自律性和不斷創造超越的自由創造性。

人文教育的目的是“人性養成”，其價值追求是培育健全的“人”，是把人類優秀文化成果內化為學生的人格，教會學生如何做人，如何處理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關系。在此基礎上培養出來的學生應具有獨立自由理性的人格和創新精神，具有強烈的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有學識、智慧、熱情、能力、修養、愛心和膽識。

2.科學精神教育的內涵及其特點

科學精神是人們在長期的科學實踐中形成的認識自然、適應自然和變革自然活動的信念追求、價值準則和行為規范的集中體現；是人類認識自然及其認識成果的精神升華，是對科學這一特殊社會存在在意識形態上的反應[1]，是徹底的唯物主義精神。

科學精神作為人類文明的崇高精神，它表達的是一種敢于堅持科學思想的勇氣和不斷探求真理的意識，它具有豐富的內涵和多方面特征。追求認識的真理性，堅持認識的客觀性和辯證性，是科學精神的首要特征；崇尚理性思考，敢于批評，是科學精神的突出特點；其內在要求則是以創新為靈魂，以實踐為基礎。

二、加強工科院校人文教育和科學教育融合的重要性

現代社會已進入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經濟不僅要求經濟的知識化，更重要的是人的知識化，因為知識經濟時代所追求的不僅僅是經濟的發展，它追求的是包括思想、道德、文化、觀念等等在內的社會的全面進步。這里所說的知識是一個綜合性的概念，它不僅包括了科學技術知識，還包括了人文社會科學知識。這就要求我們既重視科學文化知識的教育，更要重視人文和科學精神的教育融合統一。

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二者是內在統一的。單獨提升科學精神，必然會使科學主義泛濫起來，從而導致對人文主義的忽視；反之單獨提升人文精神，不用科學精神來限定人文精神的界限，人文精神就會淹沒在神秘主義和信仰主義中。只有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才能共同推進社會的全面發展與進步。

長期以來，中國工科高等教育存在著重科學教育輕人文教育的傾向，在教育教學工作中沒有把人文教育擺在應有的重要位置。這種狀況直接影響了高校的學科建設、專業設置和人才培養，也影響到在校生的學習與發展，無論是學校還是學生，都表現出明顯的實用主義和急功近利傾向，重理工輕人文，重實用輕修養，從而難以形教育的應有氛圍。人文教育的薄弱及人文教育與科學教育的相脫離已經成為嚴重的現實問題，已引起教育界的警惕和憂慮。針對中國高等教育的現狀、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是高等教育發展的應然取向。高等教育健康發展需要人文精神的引領，但同樣離不開科學方法論的指導和現代化的科學技術手段。 因此在高等教育特別是工科高等教育中必須強調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融合。

三、加強人文教育和科學教育融合的途徑和措施

1.樹立人文和科學相結合的教育理念，增強學生的綜合素質培養。中國高校長期單科性教育形成的重專業知識教育輕人文教育的氛圍，從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到決策導向，都體現出與應有的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培養觀念的距離。要實現大學現代化及人文教育和科學教育的融合， 必須重建現代大學教育理念，強調整體協調性，多學科綜合解決問題，以培養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相結合、思想政治素質、文化素質、身體素質和心理素質充分發展、和諧結合的人才為核心。

針對當前工科院校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處于分離缺失狀態，必須形成關于工科大學生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培養教育的共識，充分認識加強培養綜合素質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2]。加強人文科學研究和教育，注重學生綜合素質培養，強調自然科學、技術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繼承與綜合，在學科教學的同時注重介紹學科專業中涵合的人文知識和所學理論的社會價值。在教學實踐中把專業教學和人文科學教學有機結合起來；把挖掘學生的創造潛能，培養學生的創造性、判斷力、意志力，與學生獨立人格的培養結合起來；把人文精神浸潤在專業知識中。讓學生從傳統的思維定式中解放出來，提高學生的理解能力、想象能力，注重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

2.完善教學體制，優化課程設置，構建人文科學融合的平臺。目前眾多工科院校的文化素質教育大多停留在知識層面，在教學過程中學校明顯忽略了人文精神的培養必須是依靠熏陶。為此高校必須打破原有的教育模式，改革教育體制，科學設置人才培養課程結構，有計劃地進行學科整合，拓寬專業口徑，擴充專業內涵，在課程設置上注重文理滲透。

在原有人才培養方案中增設文、史、哲、社會學等核心課程。對學生實行通才教育，是學生全面了解人文科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藝術等方面的主流思想。在學籍管理上努力推行彈性學分制，鼓勵學生文理交叉學習，拓寬學生的知識面，培養學生解決復雜問題的綜合知識和能力，塑造完善人格。

3.注重教師在課程教育中的主導作用，充分發揮教師的示范作用。教育者要有人文素質教育的主導意識。現代教育的理念，不僅要關注學生的科學技術素質，而且更要關注學生的思想、生理、心理素質， 培養學生創新思維、團隊合作、終身學習、人際交往、自我認知等方面的能力。在教學過程中，教師要注意從專業中挖掘出豐富的科學與人文教育內容，重視激發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培養其獨立學習、研究的能力和創新的意識；將傳授理性知識、培養理性能力和關注學生非理性精神世界的完整性有機地統一起來。

教師必須準確把握教師崗位和教育職業的時代特征， 塑造新的師德， 不斷優化知識結構， 除提升自己的專業水平之外， 更要拓寬知識面， 廣泛涉獵其他相關學科特別是人文學科和交叉學科的知識， 增強對自身教育教學反省的能力， 不斷提高教育教學的整體素質。

4.加強校園文化建設，營造人文科學和諧發展的文化氛圍[3]。校園文化是高等教育中的隱性課程， 其中蘊涵著價值觀、態度、理想、信念等意識形態內容。重視隱性課程的設計與對人才的教育作用。學校要以先進文化為切入點，充分發揮校園文化的教育導向、自我實踐和自我完善功能，創造出有利于培養學生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良好環境。

校園文化建設首先要大力加強校風教風學風建設，培養學生的求真、求善、創新精神，在師生中形成高尚的道德情操、嚴謹的治學態度、民主的學術空氣，這些都對大學生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培養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其次， 要強化學生主體意識，讓學生變被動為主動參與，讓學生明白自己是校園文化建設的主體和受益的主體。大力開展健康向上、格調高雅、內容豐富的文化活動，在舉辦活動過程中盡可能考慮到學術并進、文理交融。再次要充分發揮輿論的導向宣傳教育作用。要注重加強校報、校園網、宣傳櫥窗、校內廣播電視、論壇沙龍等宣傳輿論陣地的建設和管理，做到用科學的理論武裝人，用正確的輿論引導人，用高尚的精神塑造人，用優秀的作品鼓舞人。從而引導學生從中獲取豐富的精神價值， 陶冶情操，鑄造人格。

總之，高等教育健康發展需要人文精神的引領，但同樣離不開科學方法論的指導和現代化的科學技術手段。這就要求我們在教育培養學生過程中將提高人文修養和增強科學精神有機融合起來，努力搭建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融匯的教學平臺，逐步形成獨具特色的校園文化，樹立起可以傳承的大學精神。

參考文獻：

[1]聶莉娜，周金聲.論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的互滲教育[J].教育探索，2006，（12）.

第9篇：人文科學研究方法范文

關鍵詞：體系音樂學 自然科學 研究方法 邏輯推理 實證

一、體系音樂學的產生、概念

體系音樂學由德國音樂家阿德勒在1885年的《音樂學的范圍、方法和目的》一文中首次提出。阿德勒體系是以歷時性研究和共時性研究為依據的分類標準，分為歷史音樂學和體系音樂學。此后的維奧拉體系將音樂學的各學科分為三大類：音樂史學、體系音樂學、音樂民族學和民俗學。由此，體系音樂學開始以它豐富而個性的內在特征處于音樂學領域。

一般說來，表示研究手段的詞放在前面為修飾語，表示研究目的之詞則放在后面為中心詞。如“民族音樂學”這個詞組中，“民族”是修飾語，“音樂學”是中心詞，它是采用民族學的方法，對音樂進行研究的一個學科。[1]相對于體系音樂學來說，“體系”為修飾語，“音樂學”為中心詞。體系音樂學就是研究音樂學體系方面的文化知識。那體系（system）從詞義上講是一個科學術語，泛指一定范圍內或同類的事物按照一定的秩序和內部聯系組合而成的整體。如工業體系、思想體系等。體系音樂學是和自然科學相聯系，以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來研究音樂學各學科之間的內在關系。

（一）自然科學的定義

科學主要指精確科學（如化學、物理等），自然科學的相關科目可以進行定量定性分析，針對所觀察的事物，憑借邏輯推理便可得出可驗證性的結論的推理方式和方法。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多數相關科目是不能用這種邏輯推理的方式和可驗證性的結果進行研究和評價的①。

（二）自然科學的認識對象

自然科學的認識對象主要是物質自然世界，基本目標是發現自然界的真理，揭示自然界的奧妙。自然科學家通過對個別的、具體的、大量的自然現象進行分析研究，運用實驗觀察、邏輯歸納和推理分析的方法來構建起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科學體系，再用得出的一些抽象的概念、原理去解釋分析具體的自然現象。

（三）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

一種理論與結論要被科學界普遍接受，要成為一種科學真理，一方面在思維理性上必須符合邏輯法規，具有邏輯上的嚴密性和統一性，經得起邏輯的分析與推導；另一方面，在實踐上可以被確證，可以被反復檢驗。[2]

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可歸結為兩大類：以邏輯推理為特點的思辨方法；以實踐驗證為標準的實證方法。

二、體系音樂學的研究范圍

體系音樂學是音樂學中的一個大的分支，包括兩方面的內容：第一：有關音樂的自然科學基礎和原理的一些學科；第二：有關音樂的精神科學層面的幾門學科。[3]

在筆者所參閱的文獻資料中，前者包括音樂音響學、律學、樂器學音樂地理學等學科。后者包括音樂心理學、音樂美學、音樂社會學等學科。

三、體系音樂學的研究方法

體系音樂學的研究方法是在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基礎上加以變化。歸結起來為兩大類：思辨性和實證性。筆者認為，對有關音樂的自然科學基礎和原理的一些學科而言，大體可采用實證性原理；輔以思辨性研究方法；對有關音樂的精神科學層面的幾門學科來講，可采用思辨性原理進行研究，輔以實證研究方法。

（一）有關音樂自然科學基礎和原理方面學科的研究方法

以音樂律學為例。律學是用數理方法來探討音程關系以及音高、音準的規定性學科，此方面的研究定要運用物理學和數學的方法，研究者要通過實踐計算的方法計量各種音程的大小。我國古代的五度相生律、純律、三分損益法，直到平均律，律學家們都為了黃鐘還原而潛心研究著。

（二）有關音樂精神科學層面的幾門學科的研究方法

以音樂美學為例，音樂美學是從美學角度揭示在音樂藝術的創作和欣賞中人類審美活動的最根本的規律，感性、主觀的因素多一些。音樂美學的研究方法有三種。一：哲學的方法，探討音樂美和審美的基本規律就需要采用哲學的方法；二，社會學的方法，將音樂作為社會的一部分，探討音樂與社會的關系，比如音樂的社會功能，音樂與現實生活的關系等；三，心理學的方法，借助心理學的研究成果，對音樂美學諸種問題進行生理、心理層面的研究。

俞立森在《教育科學研究的方法》中，提出了“構建教育科學研究方法體系的設想”[4]，并將教育科學的研究方法分為三大類：一是求“理”的方法，是指追求用來指導教育科學研究的基本原理的方法；二是求“問”的方法，即要借助研究客體來作用于研究問題；三是求“學”的方法，即渴求學問的獲得。文中提到的研究方法雖沒有直接說明是針對體系音樂學的研究方法，但是秉著兼容并蓄的原則，有效地利用這些方法，對研究者來說也會得到頗多的收獲。

四、結語

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原因，國內音樂學研究工作并沒有象史學或文學一樣受到廣而大的關注，此方面的一些研究文獻多數還是從西方國家引入，沒有形成我國獨有的觀點，在這方面需要各界的關注和眾多學者的努力。針對學科的理論構架和研究方法，有必要且必須努力地從其他人文科學學科得到借鑒，但借鑒不等于是原樣照搬，要針對音樂本身的學科特點、分支學科的研究對象及目的，對已有的方法加以改造和創新，使之成為益于音樂學研究的新方法。

參考文獻：

[1]杜亞雄.音樂學論文寫作教程 11頁

[2]王耀華,喬建中.音樂學概論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