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公平政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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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財政公平政策范文

    [關鍵詞] 基本公共服務 差距 對策

    目前我國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制度實行的是一條城鄉分割的發展道路,除國防、外交等公共服務外,其他眾多的公共服務在農村和城市之間明顯失衡,主要表現在農村公共服務供給總體不足、結構失衡、效率低下。

    一、基本公共服務的城鄉差距

    1.中小學義務教育方面。由于我國農村義務教育政府財政投入實行鄉財政或縣財政負擔的體制,而縣鄉財政普遍困難,所以農村義務教育經費普遍低于城市。1997年城市學生人均教育經費是農村學生的4倍,城市初中生的人均教育經費是農村初中生的近8倍。1998年,我國農村接收義務教育的學生1.23億,占當年全國接受義務教育學生總數的65%,但農村義務教育投入占全國義務教育投入的比重僅為56%。2004年,全國城鄉小學、初中生均預算內公用經費分別為1.4:1和1.3:1。

    2.醫療衛生方面。我國城鄉醫療衛生方面存在巨大的差距。2000年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63.7%,但農村衛生總費用占全國衛生總費用的比重僅為32.07%,農村人均衛生總費用只相當于城市的26.8%;農村衛生事業費占全國衛生事業費的比重僅為32.77%,農村人均衛生事業費用僅為城市的27.7%。1991年~2000年,全國新增衛生經費投入中只有14%投入到農村,而14%中的89%又成了人頭費,真正專項的農村衛生經費只有1.3%。2005年,我國人均衛生總費用城鄉之比高達3.53:1。

    3.社會保障方面。目前城市社會保障制度涉及到的保障項目已相當齊全,而農村社會保障項目十分缺乏。2004年,全國城市醫療保險覆蓋率為42%,農村合作醫療覆蓋率僅有10%左右,80%以上的農民屬于自費醫療群體。2002年~2006年,城鎮養老保險參保人數增長27.35%,而農村養老保險參保人數卻下降1.61%;截至2006年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數為2240.1萬人,農村為1593.1萬人,考慮到城鄉之間巨大的人口差異,農村最低生活保障的覆蓋率遠遠低于城市。

    4.公共基礎設施方面。在傳統體制中,城市的公共基礎設施主要由國家提供,而農村的基礎設施由農民自己解決,國家只給予適當的補助,造成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落后。

    改革開放以來,對基礎設施進行了投資體制的改革,主要是引入了多元投資主體。積極引導私人經濟主體等投資經營公共基礎設施,城鄉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決定了農村私人投資主體的缺乏,而城市投資主體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很難將資金投入農村,農村公共基礎設施投資遠遠落后于城市。

    二、我國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差距形成的原因

    從總體上看,現行的中國城鄉基本公共服務的不平衡主要是政策主導與制度安排造成的。建國初期我國采取了“先工業后農業”、“先城市后農村”、“先工人后農民”的政策,在政策和制度上優先發展城市。資金、優惠政策多投向城市。政策制度上的原因是造成我國二元經濟社會結構的主要原因,也是造成城鄉基本公共服務不均等的主要原因。

    1.工農業發展價格剪刀差的政策對于城鄉收入差距及公共服務差距產生了重要影響。中國的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是犧牲農村、農民利益而加速工業化資本積累的不公平的分配制度,是人為加劇城鄉差距的歷史起因。通過這一制度將農民應獲得的利益向城市居民發生了轉移,也使農村社會經濟發展所需的資本不斷的向城市地區轉移。城市獲得了經濟發展所需要的經濟積累,而農村經濟發展受到了損害。造成了嚴重的社會不公平和城鄉差距。城鄉基本公共服務的差距就是表現之一。

    2.現行財政體制的運行機制。現行財政體制名為分稅制,卻由于實施過程中的不完善,導致了許多地方財政體制的運轉變成了分稅制與財政包干體制進行機會主義結合的產物。由此導致縣鄉政府被迫虛報財政收入、財政困難和財政風險不斷蓄積,從而擠占本應用于支持農村公共服務供給的支出。

    目前統籌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應重點加強對農村地區的支持,在資金政策上向三農傾斜。從貢獻補償的角度看,這是對工業化初期以“剪刀差”方式吸納三農資金予以補償,通過提升農村基本公共服務對農民生產生活做出補償。

    三、統籌城鄉基本公共服務不平衡的對策

    1.改革不合理的政策,制度,消除造成城鄉分割的體制方面的因素,打破城鄉分割,建立統籌城鄉的教育、醫療衛生和社會保障制度。如取消農民工子女在城市上學的借讀費,農村合作醫療與城市醫療保險接軌等。

    2.改革完善公共財政制度。把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作為深化財政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調整財政支出結構,把資金更多的投向農村地區。按照財權與事權相匹配的原則,改革財政體制,建立由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分類別、按比例合理負擔農村公共物品的機制,采取以中央、省兩級政府為主導,地方財政適當配套的方式解決當前農業經濟發展、農民生活緊密相關的公共服務供給問題。建立以公共服務最低公平為基礎的轉移支付制度。

    3.建立城鄉統一的公共服務制度,提高公共服務的統籌層次,先實現區域內公共服務的均等化,逐步提高層次最終全國城鄉各地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

    4.建立城鄉一體的社會保障體系, 搭建城鄉統籌平臺。打破城鄉界限, 建立城鄉有機銜接、一體化的社會保障模式可以更好地借助政府的力量, 在完成風險有效分散和損失分攤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穩定, 在最大范圍內通過社會保障的轉移支付功能達到社會的公平和穩定。

    參考文獻:

第2篇：財政公平政策范文

關鍵詞:義務教育;教育公平;教育財政投入

中圖分類號:F810.45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0)26-0094-03

社會公平是人類的崇高理想和永恒的價值追求,教育公平則是文明社會追求的共同目標。縮小教育差距,實現教育公平是人類孜孜以求的理想。而義務教育因其處于基礎教育中的基礎地位,理所當然地成為教育公平的根本立足點和出發點。同時,義務教育由于其公共產品屬性及巨大的利益外溢性,決定了政府必然是其發展過程中資源配置的主導力量和資金供給主體。因此,對于促進義務教育公平而言,政府的教育財政投入政策和方略無疑將發揮決定性的作用。特別是在當前我國義務教育不公平現象依然存在,矛盾依然突出的現實背景下,從教育財政投入的角度入手,分析和探討如何促進義務教育公平發展,無疑將具有重大的社會現實意義。

一、義務教育公平的內涵及教育財政投入的作用

教育公平是教育領域中教育價值和利益分配合理性的一種反映,在客觀上它主要是指公共教育資源分配的狀態,而在主觀上則表現為人們對教育需求的滿足程度[1]。具體來說,教育公平的內涵可以分為三個層次:(1)確保人人都享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權利和義務;(2)提供相對平等的受教育的機會和條件;(3)教育成功機會和教育效果的相對均等。通常,這三個層次被概括為:起點公平、過程公平和結果公平。

作為一種教育形式,義務教育公平具有教育公平的一般涵義。但由于義務教育屬于應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之一,相對其他階段的教育公平,有其特殊性。第一,義務教育公平是一種基本權利的平等。接受義務教育是每個公民的基本權利,這種權利在個體之間的分配應該是公平的。第二,義務教育公平是“同質”平等觀下的教育機會均等,即要保證起點意義上的教育公平――人人都有開始其學習生涯的機會;受教育過程的機會均等――平等的享受公共教育資源;以及受教育結果的大致均等――每個學生在完成義務教育時獲得大致相同的學業成就。第三,義務教育公平不僅意味著要對所有適齡兒童進行符合義務教育標準的充分教育,而且要努力縮小因各種原因而造成義務教育的差距。

義務教育公平是實現教育公平的首要目標,也是社會公眾根本利益的集中體現。而政府作為國民利益的人掌握著巨大的政治、經濟等資源,理應且能夠在實現義務教育公平進程中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政府可以通過科學民主的政策選擇及制度安排來實現義務教育的均衡、公平發展,可以通過財政資源的合理配置來平衡各方利益實現的需要,補償弱勢群體,促進社會的和諧進步。總之,政府的教育財政投入職能的有效發揮是推動義務教育資源配置平衡、補償救濟弱勢、促進義務教育公平的有力工具。

二、義務教育不公平的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義務教育實現了跨越式的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特別是2008年秋季以來,我國城鄉義務教育全部免除學雜費在全國范圍內得以實現,成為我國教育史上的一座新的里程碑。但與此同時,由于歷史和現實因素造成的義務教育區域、城鄉、階層間的差距仍然存在,義務教育不公平現象依然比較突出。

1.區域差距。由于我國實行區域發展差異戰略,使得我國各地區之間經濟發展差異巨大,加上我國實行分級管理的財政體制,教育投入的主要責任由地方政府承擔,財政能力的差異會不可避免地造成地區之間義務教育供給能力的不均等[2]。這種由全國各地區之間經濟發展水平及其財政收入差距造成的東部、中部、西部義務教育發展差距日益增大。從2007年全國教育經費執行情況統計數據來看,東、中、西部不同地區在生均預算內教育經費及生均預算內公用經費都存在差距,東部地區的生均預算內經費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如表1、表2所示)。經濟發達的東部地區,教育投入有較強的財政支持和其他資金來源,投入教育的經費相應較多,經費的其他來源也比較充裕; 而中西部經濟相對落后,教育投入主要依靠財政進行撥款,但其財政收入增長緩慢,甚至早已處于入不敷出的困境,所以教育投入很少。教育投入的地區分級負擔和地區經濟發展的差異,使得義務教育發展地區之間的不均衡進一步加劇。

2.城鄉差距。我國教育公共支出中,農村和城市比例嚴重不協調。長期以來,在城鄉二元結構、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了一種忽視城鄉差別的“城市中心”的價值取向:國家的公共政策優先滿足甚至只反映和體現城市人的利益[3]。在這種價值取向下,城鄉教育發展存在差距成為必然。雖然從我國城鄉普通小學教育支出規模和城鄉人均普通小學教育支出規模來看(如表3所示),城鄉生均義務教育支出在2003 年之前存在非常顯著的差異,但是這種現象在以后的年度得到了不同程度地解決。即便如此,歷史長期形成的城鄉義務教育發展水平和質量仍然存在較大的差距。

3.階層差距。近年來,隨著在社會轉型中城鄉差距、貧富差距逐漸拉大,教育制度作為社會分層的機制逐漸凸顯,義務教育中學生的階層差距正在擴大。義務教育中的階層差距是社會階層差距的表現,在不同類型的國家,擁有更多經濟、政治資本的優勢階層在接受義務教育是占有明顯優勢,而弱勢群體階層子女則處于劣勢,這是一個基本現象。在我們國家,不同階層的學生由于家庭方面的原因在接受義務教育方面也出現了明顯的差異。不同階層義務教育入學機會的不公平,既表現在不同階層子女進入重點學校的比率,更表現在義務教育系統的分布上,不同階層的子女在不同層次的學校分布有明顯差異。擁有更多政治、文化、經濟資本的強勢階層的子女在重點中小學占有較大份額,而農民、城鄉無業人員的子女最低。

三、義務教育不公平的原因

1.經濟的不均衡發展。首先,在區域經濟發展方面,我國基本上采取了梯度推移的發展戰略。東部沿海地區依靠自身發展和固有的地理優勢以及國家所給予的明顯優惠政策,其經濟和社會發展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不可避免地拉大了中、西部地區的差距。在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狀態下,某地區的教育發展水平往往是同該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呈正相關的,隨著東中西部經濟發展水平差距的擴大,教育水平差距也必然擴大。其次,體現在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上。我國長期以來實行的城鄉二元經濟體制,造成了城鄉經濟發展水平的嚴重失衡。由于農村地區經濟發展相對落后,導致長期以來教育經費投入不足,造成城鄉教育差距日趨擴大。同時城鄉經濟發展不平衡拉大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這種差距又反過來使城鄉教育發展水平的差距越拉越大,由此形成惡性循環。

2.教育資源配置的失衡。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因素,在教育資源的分配上, 我國形成了重經濟發達地區輕經濟欠發達地區、重城市輕農村、重視高等教育輕視義務教育的格局。正是在這種教育資源配置不均衡的格局下,由于教育與經濟的正相關性,決定了區域教育投入差異引起區域經濟發展的差異,導致了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加劇,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又進一步引起教育資源配置失衡。

3.社會階層的急劇分化。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社會階層逐漸分化,貧富差距逐漸拉大,代表貧富差距水平的基尼系數不斷呈現上升態勢(如表4所示)。基尼系數目前已由1980 年0.23上升至2007 年0.47,這種變化具體可表現為城鄉之間、不同階層、行業、職業之間、不同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逐漸加大。社會階層的分化造成在升學和擇校方面除了能力競爭之外,越來越依賴家長的社會關系、經濟能力,其中弱勢群體往往缺乏選擇性,城市不同階層對入學機會和學校質量差距造成的不公平正在增加。階層差距正在影響義務教育公平,而義務教育的不公會進一步拉大階層差距。

四、促進我國義務教育公平的財政投入對策建議

(一)提高義務教育財政投入水平及質量

1.提高義務教育財政投入水平。一般而言,政府教育財政投入水平是以該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為基礎,國際上通常用政府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來度量和評價政府教育投入水平。有關學者經過研究測算,給出了在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條件下,政府教育投入的國際平均水平參考標準(如表5所示)。我國人均 GDP 在 1998 年已經超過了 800 美元,到2003年已超過了 1 000 美元,但公共教育經費占 GDP的比重一直沒有達到 4%,多年來一直徘徊在 2.5%水平。圖1列出了我國近十四年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占 GDP 的比例。

從圖1中可以看出我國的財政教育經費占GDP的比重太低。要實現教育與經濟的良性發展, 加大教育投入刻不容緩。因此,在堅持義務教育重中之重的地位不動搖,明確政府對義務教育管理投入主體地位及職責的基礎上,完善我國義務教育投入“地方政府負責,以縣為主”的管理體制,建立教育成本分級負擔制度,健全中央到地方的義務教育資金保障機制,加大各級政府財政資金對義務教育的支持保障力度,對于實現義務教育的公平發展具有重大的作用。

2.優化義務教育支出的結構。

(1)調整城鄉義務教育投入結構。調整教育支出結構,進一步規范財政轉移支付政策, 加大對農村地區、弱勢群體教育的扶持力度, 逐步縮小城鄉教育水平差距, 在經費投入和師資調配上向農村和薄弱學校傾斜, 努力縮小學校之間的差別。

(2)調整義務教育投入的地區結構。加大對中西部地區和農村地區教育的資金保障和扶持力度。特別是高度重視教育在西部發展中的關鍵作用, 尤其是西部的基礎教育普及和改變西部農村貧困狀況的農民職業技術教育, 利用教育公平來促進社會公平, 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3)調整義務教育與非義務教育的投入結構。根據義務教育與非義務教育所具有的不同產品屬性、在社會經濟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及社會資金允許參與程度的不同來合理調整政府財政經費的負擔比例,積極拓寬教育籌資的渠道,把公共財政有限的資金用于教育發展中最基礎、最薄弱并最能有助于實現社會公平的教育領域。

(二)建立完善義務教育轉移支付制度

規范的教育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應以合理化、均衡化為原則,結合地方實際財政能力、學齡人數、教育成本等客觀因素,確定教育經費支出的合理標準,對于教育需求大、財力水平弱的地方多給予補助,富裕地區少給予補助。中央政府應側重于與國家整體利益相關的教育問題,如少數民族教育資助、基礎學科、國防科研項目補助等;省政府的補助則側重于滿足地方教育的經常性需要,平衡省內地區間及城鄉間的教育發展水平;公共財政除了加強對貧困地區和貧困家庭的直接資金補助之外,更重要的是實行傾斜政策,取締義務教育階段中小學學校之間的重點與非重點之分,代之于均等化的義務教育;對城市“外來人口”的子女應一視同仁,給予無差別的就地接受義務教育和參加高考的平等機會。

(三)開拓義務教育資金籌集的新渠道

從國際范圍看,教育經費籌措的途徑主要有兩種:一是政府支出,二是私人投資。除此之外,社會融資也是一條重要的渠道。結合我國目前義務教育投入不足的實際情況,可以采取如下的方式籌集義務教育資金,確保義務教育公平。

1.發行教育專項公債,積累教育資金。鑒于我國債券市場逐步趨于成熟,具有開拓新品種的條件,特別是在國債市場上形成了長、中、短期國債相結合,一般國債、專項國債、特種國債相結合,可上市國債和不可上市國債相結合的局面,這些都為義務教育國債的發行創造了條件。教育國債的發行既不會使稅收急劇增加也不會擠占其他項目,并且將社會閑置資金集中起來用于義務教育,保證義務教育的發展需求。

2.發行教育彩票,拓展新的融資渠道。中國的彩票市場具有很大的潛力,而且發行教育彩票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在我國,一方面,義務教育的發展需要龐大的資金,而國家財政性撥款數量始終有限;另一方面,我國國民已具有購買教育彩票的熱情、心理承受能力和經濟能力。因此,發行教育彩票,籌集民間資金,是促進義務教育特別是欠發達地區義務教育發展的一條可行新路。在我國經濟基礎和市場環境均具備發行教育彩票的大好時機下,可以充分發揮我國彩票市場的潛力,彌補國家對教育投入的不足。

3.完善企業、個人對義務教育的捐贈規定。目前,對義務教育事業的捐贈沒有相關的規定,政府應通過稅收政策的杠桿效應來引導社會資源捐資義務教育領域,只要稅收政策引導得當,吸引社會資源通過捐贈方式投入義務教育還有很大空間的。具體而言,政府和學校應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激發企業與個人的捐贈熱情,宏觀上講,政府應對捐資者實行稅收減免和其他的一些優惠政策,特別是對西部貧困地區的捐贈;微觀上講,學校則可給予捐贈者相應的榮譽來吸引更多的捐助。

(四)建立合理的義務教育補償救助機制

雖然我國實現了城鄉義務教育學雜費的全面免除,但是并不意味著免費義務教育的實現。而且據有關資料顯示,即使學費很低的情況下,還是會有部分貧困家庭的學生因受經濟條件限制及受家庭背景、地區差異等制約而無法正常完成義務教育階段的學業,由此會造成教育機會不均等。因此,必須實行學生貸款制度和助學金制度,對家庭貧困的學生予以適當救濟,減少經濟因素對貧困學生帶來的壓力,幫助其獲得平等接受義務教育的機會。

參考文獻:

[1] 鮑傳友.轉型時期我國義務教育公平的內涵與政策取向[J].教育科學,2007,(10).

[2] 王艷艷,陳齊龍.促進我國教育公平的財政投入對策研究[J].教育經濟,2008,(6).

第3篇：財政公平政策范文

關鍵詞：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公司；財務管理困境；對策

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是地方政府為解決經濟發展中的資金問題，有效履行政府職能而設立的。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的職能主要有兩個：一是配合當地政府融資，取得經濟發展及相關項目建設所需資金；二是協助當地政府投資，進一步說投資方向主要是公益及民生類建設項目。一般來說，此類公司多注冊為有限責任公司，企業高層多為政府職能部門領導兼任或任命，帶有很強的政府控制力及非市場化色彩。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公司財務管理中存在管理不夠規范、與政府關系不清晰、財務人員缺乏主動性與責任感等問題。因此，積極改善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的財務管理方式，尋求系統化、組織化及高效化的財務管理模式成為有效需求。

一、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公司財務管理面臨的主要困境

（一）數量眾多，沒有規范統一的財務管理模式

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公司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創立以來，經歷了快速的發展時期。此類公司在創立之初，是為了有效推進城市化建設進程，解決地方政府在經濟建設中面臨的資金缺乏問題而產生的。截止到目前，全國已創立各種類型的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公司近9000家，其中多數屬于中小型公司。從近兩年來的發展趨勢來看，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公司的數量呈快速上升態勢，但目前缺乏健全、規范、統一的財務管理模式。

（二） 體量小，業務依賴性強，財務管理意識薄弱

地方性投融資平臺公司，大多規模不大，業務鏈短，依賴性強，財務管理意識相對較弱，無論是公司高層還是基層，更多時候認為財務管理部門只是收付資金、記賬報賬的職能。基于企業經營創造價值的財務管理意識談化，導致此類公司的財務管理水平與經濟高速發展不相適。

（三） 業務性質復雜，財務處理方法超越現行準則

一般來說，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公司多執行企業會計準則，但很多經濟業務行使的卻是政府職能，這就給企業的財務處理方法帶來諸多挑戰。例如，同為國有全資的2家企業，以資抵債的債權債務核銷問題（資產公允價值不能完全覆蓋債務金額），通常情況下，按照企業財務準則規定，主體雙方按照債權債務金額與抵債資產公允價值之間的差額確認損益，但此處，更可能將次事項拆分為兩個獨立事項來處理：一是，股東收回或追加投資，減少或增加資本公積；二是，股東調入或調出資產，增加或減少資本公積。

（四）與政府關系糾纏不清，財務管理職能不能獨立有效發揮

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公司與當地政府之間關系糾纏不清，導致公司不能完全按照市場機制來有效安排企業活動，也不能獨立行使公司的財務管理職能。這主要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表述：首先，公司基本喪失對高層財務管理人員的任命、監督及罷免權力。由于此類公司基本由當地政府控制，尤其在高層管理者的任命方面，基本依賴于當地政府部門的指派或者安排。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公司由于缺乏獨立運營中的人事管理權限，故不能在財務管理中做到獨立自主。其次，公司的經濟活動會受到政府的經常性干預，如投資項目的選擇，因此財務管理很難做到獨立自主。

（五）財務人員缺乏主動性與責任感

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公司由于發展體制的特殊性，決定了財務管理人員帶有的政府及行政管理色彩。由于公司業務大部分是政府參與的投融資發展類型，因此財務人員在業務處理的過程中，容易忽視企業財務治理要求，并極易形成政府官本位下的財務管理優越感。一方面，就財務人員本身來說，由于公司自身帶有的非市場特點，決定了財務人員在實際的財務處理過程中會帶有導向性，并且在業務發展過程中極易逃避責任。另一方面，就財務人員的業務處理流程來看，由于其本身缺乏自主性與獨立性，決定了財務管理者在實際工作中主動性缺失，不能按照實際發展的需求，而是按照指令或者標準結構進行財務工作的處理。

二、 改善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公司財務管理的對策建議

（一）把控數量，實施市場化的財務管理方式

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公司作為地方政府進行融資、投資活動的有效組織形式，在量與質上需要受到一定的約束。就目前來說，此類公司的數量已經達到了能夠有效滿足地方政府進行投融資活動的限度，因此有必要加強管理，把控數量，將公司的實際數量控制在合理有效的范圍之內。具體來說，對于在當地有過多投融資平臺公司的當地政府來說，可以選擇縮減規模、減少此類公司數量或者進行相關公司的合并，并進一步增強現有公司的發展能力。

為了有效控制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的財務管理不夠規范的風險，必須積極尋求有效的財務管理方式。具體來說，轉變公司原有的政府主導的會計制度，形成市場化條件下的財務管理機制。如公司財務人員在業務處理過程中要嚴格執行企業會計制度，使公司的財務管理活動更符合市場化運營的標準。

（二）減少政府干預，發揮公司制財務管理優勢

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公司作為帶有政府性質、公司制形式運營的發展組織，具有復雜性的影響作用。為減少政府干預，發揮公司制財務管理的優勢，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做好工作。第一，給予公司獨立任命及任免高層財務管理人員的權力。一個公司要想在市場化環境中獨立運營，并取得市場的認可，公司自身必須擁有基本的人事任免權。具體來說，財務管理層及業務人員的安排要適度脫離政府的相關管制，以公司選舉制取代政府任命制，提高財務管理部門的組織靈活性。第二，公司的經營管理活動要盡量減少政府的干預。該平臺公司投融資活動大部分依賴于政府信用，不可避免與政府管理之間發生一定的交叉，可以采取政府引導與監管、企業市場化運作、科學決策、防范風險的原則運行，這樣，公司可以逐步實現財務的獨立性，然后以發展的方式取得市場地位，為公司形成有效的財務管理機制打下基礎。

（三）提高財務人員的專業水平，增強主體意識

為有效改善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公司的財務管理現狀，必須致力于提升財務人員的專業水平，增強主體意識。具體來說，財務人員的專業水平主要體現在兩點：一是財務人員的業務處理水平，為了提高財務人員的業務處理技能，必須不斷學習財務知識，完善自身的結構網絡，尤其是學習關于該平臺公司財務管理的經濟管理知識、法律法規及相關政策性文件；二是財務人員要提高自身的素質與修養，財務管理者作為公司極其重要的人事組成，其作用不容忽視。在當前市場化條件下，財務管理人員作為公司的重要資源，必須有效把握業務處理獨立性、制度化、流程化等原則，盡量減少財務處理中的人為操控風險。此外，公司財務人員還要增強主體意識，將財務部門員工個人的發展與整個公司的未來發展相連，成為公司的有效建設者。

三、結束語

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公司作為地方政府有效融資，合理投資的載體，在促進地方經濟發展及改善公益民生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當然，該平臺公司財務管理在實際發展過程中存在一些問題，需要我們在提升財務管理風險防范水平、減少甚至避免政府干預及有效提升財務人員管理水平等方面做出努力。這些改進將有效促進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公司的多元化、市場化和規范化。

參考文獻：

[1]劉峰.政府投融資運作研究[J].建筑經濟，2007（2）：23-25.

第4篇：財政公平政策范文

[關鍵詞] 公共財政；民辦高等教育；政策研究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7. 11. 100

[中圖分類號] G648.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 - 0194（2017）11- 0201- 02

0 前 言

改革開放近40年以來，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深入發展，人民群眾對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日趨強烈，公辦高等教育已不能滿足社會大眾對教育的需求。鼓勵、引導社會力量辦學，開辟教育供給的新空間，不僅是社會發展的需要，也是國家施行科教興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必然之舉。從數據資料來看，1981年我國民辦高等院校僅有1所，到1998年增長為22所，到2015年底全國民辦高校增加到734所（含獨立學院275所）。無論從我國教育的基本國情來看，還是從民辦高等教育的發展速度、規模來看，無不顯示著民辦高等教育在高等教育體系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

1 公共財政扶持民辦高等教育發展的必要性

1.1 有利于緩解民辦高校資金緊缺的現狀

辦學經費緊缺是困擾民辦高等教育發展的關鍵所在。公共財政對民辦高校的扶持力度偏弱甚至缺失，是制約我國民辦高校健康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1]。由此帶來的直接影響是教師隊伍不穩定、專業學科建設不合理、產權歸屬不明確、教育質量無保障、財務風險較大、已有政策落實不到位等，這些問題嚴重影響民辦高校的健康持續發展。

1.2 有利于民辦高等教育成本的合理分擔

通過經濟學家對物品和服務的屬性進行分類后，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教育是準公共物品，其供給可以是市場也可以是政府，但就世界各國的發展經驗來看，在準公共物品的供給中，無論是選擇市場、政府機制、自愿捐贈，或者三種機制混合供給，政府都必須承擔相應的責任。作為準公共物品的民辦高等教育，給學生本人、家庭帶來利益的同時，也為國家和社會帶來巨大的正外部性效益。根據民辦高等教育的產品屬性和成本分理論的“獲利原則”，政府既是二次分配的主體，又是民辦高等教育的受益者，理應承擔民辦高等教育部分成本。

1.3 有利于促進教育公平和社會公平

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重要基礎之一，所謂教育公平的主要表現就是人人能夠平等的享有公共教育資源。民辦高校在校生也應享有這一權利，受教育者進入民辦高校就讀，并不等于被剝削了平等享有公共教育資源的權利。政府作為社會公平的保障者，通過政策手段給予民辦高校資金支持是自身職能所在，是合理可行的。而實現教育公平要體現民辦高校對公共教育資源具有平等的占有權利，國家公共財政在公辦高校與民辦高校之間進行合理分配是促進教育公平的有效途徑[2]。無論從民辦高等教育本身、教育成本分擔或是教育公平和社會公平的角度來說，政府公共財政扶持民辦高等教育的發展都有其合理性必要性。

2 公共財政扶持民辦高等教育發展政策的價值追求

任何一項政策的提出和執行，總要受其價值追求的影響，作為公共政策之一的教育政策亦不例外。

一方面基于教育改革的價值追求。教育體制機制不完善、行政化嚴重、辦學活力不足、教育觀念落后、教學內容與方法陳舊、教育投入不足、教育經費利用效率與辦學效率不高等問題都需要教育領域進行有針對性的改革，而改革的重要力量之一來自民辦教育[3]。

另一方面基于教育公平的價值追求。合理的教育政策的價值取向總是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而變化，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側重或偏倚，在不同教育階段也各有側重而在高等教育階段，政府應首先保證最基本的教育公平，教育政策的制定應考慮到各種因素，根據不同情況區別對待。因此，教育政策只能明確地以公平為其首要的價值追求，進而來縮小區域內教育發展存在的差異[4]。

3 公共財政扶持民辦高等教育發展的政策建議

2017年1月18日，國務院印發《關于鼓勵社會力量興辦教育促進民辦教育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指出，要對民辦學校實行分類管理和差別化政策扶持。但要確保《意見》落到實處，還需因地制宜制訂相關實施細則、配套政策。

一是要制訂合理靈活的財政扶持政策。如設立民辦高等教育發展專項資金，按年度撥付給民辦高校；政府無償劃撥教學用地，支持民辦高校校舍建設；依據民辦高校學生學費的數額與公辦高校生均經費的差額來補貼民辦高校在校生；設立專項基金用于民辦高校教師培訓、科研，對按規定退休的民辦高校教師。

二是要優化民辦高等教育政策執行環境。民辦教育相關政策的制訂、執行、評估、終結等環節，都需要涉及民辦高校本身以外的多個部門，要優化民辦教育政策的執行環境，就需要在相關部門的協調下進行，不僅要加強政策宣傳力度，更要明確各職能部門的責任。

三要是監督政策落實情況。教育政策執行監督，是教育政策正確貫徹執行，達到預期政策目標的重要保障。即便是制定十分周密、科學的教育政策，在執行時偏離了既定的教育政策目標方向，最終導致政策失敗或效果不明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教育政策執行監督不規范，不到位。因此，要將民辦教育政策執行監督列為民辦教育政策落實的一項重要工作來開展，并要及時將監督結果公布于眾、反饋給相關職能部門，相關部門通過教育、勸導、懲罰等措施全面、動態的監督民辦高等教育政策落實進度、效果。

主要參考文獻

[1]徐緒卿，王一濤.論我國民辦高等教育政策從“規范”向“扶持”的轉型[J].高等教育研究，2013（8）：42.

[2]張鐵明，王志澤.中國民辦教育法制及制度建設[M].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第5篇：財政公平政策范文

    一、區域稅收政策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

    國家區域稅收政策,是世界上大多數市場經濟國家的中央政府經常實施的一種國家區域經濟政策,其核心內容是在某些特定區域,主要是在政府希望經濟需要更快發展的區域,通過政府稅收部門對全部企業或部分企業實行一定范圍的稅收減免,進而實現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宏觀調控。區域稅收政策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尤其是稅收通過影響投資直接影響區域經濟的發展速度。它對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調節主要是通過選擇性稅收政策來實現的,即有重點、有選擇地運用優惠或限制性的稅收措施來解決區域經濟發展中所出現的某些突出問題,可以強烈地體現某一階段政府的經濟政策意圖。正確運用稅收政策可以對區域均衡發展起積極作用,通過對不同區域的差別稅收政策,限制發達區域的過度膨脹和鼓勵落后區域的快速發展。

    稅收是調節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杠桿。它的主要職能是為特定區域的企業提供更多的發展機會,使得他們能夠盡快地擔負起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作用。由于國家區域稅收政策并不會給制訂有關政策的中央政府帶來額外的財政負擔,這種政策在經濟發展水平不高、中央政府財政能力較弱的國家往往成為最重要的國家區域經濟政策。如果中央政府想要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距或減緩區域經濟發展差距擴大的速度,就可以實施相應的稅收政策,從各方面改善企業發展外部條件較差區域的投資環境。從這一點看,國家區域稅收政策應是一項臨時性的國家區域經濟政策,很難成為象國家區域財政政策那樣的具有長期性國家區域經濟政策。

    第一,不同的稅收會影響區域經濟發展的投資環境和投資吸引力。一般說來,稅收優惠寬一些,稅負就輕,投資者的稅后收益率高;反之,稅收優惠嚴一些,投資者的稅后收益率就要低一些。顯然,要改善落后區域的投資環境,加快這些區域的經濟快速發展,中央政府在統一稅法的前提下,應當對經濟發展落后區域盡可能多給一些稅收優惠。如果在經濟發達區域與落后區域之間實行同等優惠政策,這樣會不利于落后區域的經濟發展。如果出現相反的情形,前者的稅收優惠政策比后者寬,對后者更是“雪上加霜”。稅收政策在用于對區域經濟發展進行調控時,主要是對不同的區域實行不同的稅收政策,在某些特定區域,主要是國家希望經濟更快發展的區域,通過政府稅務部門對全部或部分企業實行一定范圍的稅收減免,進而實現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宏觀調控。國家稅收政策的主要職能是為特定區域的企業提供更多的發展機會,使得它們能夠盡快地擔負起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職責。除了區域稅收優惠外,同時還可以實行行業稅收優惠。通過行業稅收優惠落實對區域的優惠,扶持落后區域有關產業的發展,推進落后區域的經濟發展。行業稅收優惠相對于區域稅收優惠而言,能在不破壞行業內市場公平競爭的條件下促進區域經濟的協調。同一行業實行相同稅率,有利于公平競爭。但由于各地產業結構不同,行業間的差別稅率往往能表現為區域間的稅收差別。對落后區域主要行業的稅收優惠能促進落后區域的經濟發展而又不影響行業的公平競爭。

    第二,稅制結構對區域財政、經濟發展的影響。一國政府如何選擇主體稅種和實行什么樣的稅制結構,對地方經濟和財力的影響不同。一方面是稅制結構對財政收入的影響。在廣大落后區域普遍存在的經濟現象是,自然資源豐富,企業效益低下,管理落后。如果政府稅收采用以商品勞務稅、資源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這些區域的稅源就比較充裕,稅收收入不受企業成本費用高低影響,有利于保證落后區域的財政收入。這些收入對于增加當地公共積累,改善投資環境,促進當地各項事業發展是極為重要的。另一方面是稅制結構對經濟落后區域企業負擔的影響。通常情況下,采取商品勞務稅、資源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有利于減輕落后區域企業的負擔,因為商品勞務稅、資源稅屬于間接稅、轉嫁稅。采用間接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地方政府既可以從中取得穩定、可靠的收入,而且納稅企業又可以將稅款打入商品、資源產品價格向購買方收取,自己不用負擔稅款。顯然這種稅制使經濟落后區域從中受益。通過這種稅制能起到調節發達區域和落后區域之間的財政利益的作用。

    第三,稅收政策在貫徹國家的產業傾斜政策等方面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各國政府均根據本國當前經濟發展的水平來確立國民經濟中各個產業的優先發展順序,并通過建立有利的稅制結構來予以保障。國家對不發達區域基礎產業傾斜的稅收政策有利于縮小發達區域與不發達區域之間的經濟發展差距。

    二、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

    轉移支付政策是由于中央和地方財政之間的縱向不平衡和各區域之間的橫向不平衡而產生和發展的,是國家為了實現區域間各項社會經濟事業的協調發展而采取的財政政策。它是最主要的區域補償政策,也是世界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距實踐中最普遍使用的一種政策工具。它在促進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上能夠轉移和調節區域收入,從而直接調整區域間經濟發展的不協調、不平衡狀況。轉移支付是政府把以稅收形式籌集上來的一部分財政資金轉移到社會福利和財政補貼等費用的支付上,以便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距。

    財政轉移支付的目的是使貧困地區能夠達到全國性基本公共服務水準,即全國基本公共服務標準均等化,這一標準是全國公共服務和公共投資的最低標志。因此它是促進各區域公共服務水平的均等化、平衡各區域財政能力的有效手段。中央政府及其相關部門只負責援助那些低于全國最低標準的區域,而不負責已高于全國最低標準的區域,以使中央有限的財政資源最大限度地發揮其所承擔的在全社會范圍內的公平分配的職能。中央政府沒有必要去追求市場所追求的經濟效益,也沒有必要去援助那些大大超過全國公共服務最低標準的發達區域。中央政府對不發達區域的援助目的是促進和幫助這些地方政府實現中央的經濟發展目標和社會發展目標,它的錢只能用于人力資源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兩大方面。

    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有自上而下的縱向轉移支付制度和由富裕區域向貧困區域的橫向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無論是縱向轉移支付制度還是橫向轉移支付制度,其實質都是“抽肥補瘦”。一般性補助轉移支付量過大,財力平調過多,既挫傷發達區域的積極性,又會使不發達區域產生依賴性,將損害整個國家的發展動力和效率。因此,轉移支付更多的是專項轉移支付和分類轉移支付。盡管它們同樣會導致效率的損失,但相比而言更加公平和合理。從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角度來看,規范化的轉移支付制度應該加強中央政府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宏觀調控力度,抑制區域間差距的過分擴大,調整各區域之間經濟發展的橫向不平衡,促進地方重大公共基礎設施建設以改善落后區域經濟發展環境,為落后區域的經濟起飛創造條件,達到區域經濟均衡發展的目的。可見,中央財政轉移支付作為一種重要的援助手段,對不發達區域改善社會公用設施,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縮小與發達區域的經濟發展差距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義。轉移支付制度能促進一國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使不同區域的人民能享受到大體平等的公共服務,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第一,合理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可以有效地抑制日趨擴大的區域經濟發展差距,緩解“公平與效率”之間的矛盾。合理的轉移支付制度是實現社會公平的重要手段。實現社會公平是財政分配的重要職能。公平不僅僅指個人收入方面的公平,還包括在享受政府提供的各項公共服務方面的平等權力,如義務教育、公共交通服務、基礎設施等。這些服務如果只靠當地政府來解決,或者在財政體制中缺乏這種社會公平的機制,就必然出現區域之間經濟發展的巨大差距。要很好地解決社會公平的問題,必須有合理的轉移支付制度,建立一種富裕地區援助貧困地區的長期穩定的機制,實現我國各區域人民在享受公共服務方面的大體平等。 第二,合理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有利于強化中央財政的宏觀調控能力。對中央財政來說,可以通過長期努力多集中一些財政收入,提高中央政府對區域發展經濟的宏觀調控能力,并通過對地方政府不同形式的補助,貫徹中央政府宏觀調控的政策意圖,增強財政資金的邊際使用效益,促進資源的有效配置。通過建立合理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更可以使中央財政從與各省博弈中解脫出來,集中精力提高管理水平,加強宏觀調控。對地方財政來說,可以在劃清各級政府的財權和事權的基礎上,通過分級財政的轉移支付,彌補貧窮地區由于財力不足所帶來的財政功能不足的缺陷,并使經濟相對發達的地方得到更多的發展空間和更好的發展環境。如果沒有這樣的轉移支付,落后區域永遠是發展不起來的。

    第三,合理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能夠正確調動地方政府增收節支的積極性,促使地方經濟走向良性循環。由于缺乏規范的轉移支付的辦法,地方政府往往將精力和時間放在同中央財政的討價還價、以及在“關鍵時候”采取不正當手段如突擊支出或突擊收稅等方面,而懶于發展區域經濟。這些不正常的增收和多支,不僅造成中央有限的財政資源的極大浪費,而且導致了政府行為的錯位,給市場發出錯誤的信息,使供求平衡產生波動。在稅收方面長期存在的政出多門、隨意減免、亂開稅法口子的混亂現象,與此有著密切的關系。有些區域將相當一部分精力用在與其他區域攀比,以及“跑部向錢”上面,而且確實得到了實惠。這種現象很不利于調動地方政府發展區域經濟的積極性。合理的轉移支付制度可以有效地克服以上弊端,使地方政府能夠更好地發揮自己應有的職能,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益,有利于嚴肅稅法,提高稅收的征收管理水平,真正為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的良好環境,從而配合中央政府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距。

    顯然,合理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對促進落后區域經濟發展,縮小與發達區域的經濟發展差距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6篇：財政公平政策范文

關鍵詞:和諧社會;公共財政;生態財政

一、構建和諧社會對財政建設的要求

社會是一個十分復雜的系統,由此也決定了和諧社會內涵的復雜性和廣泛性。不同學者對和諧社會的理解也不盡一致。有的認為,和諧社會最根本的特征是和諧的利益關系;有的認為,構建和諧社會就是建立一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配套的社會利益均衡機制,從而形成全體人民各盡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社會;還有的認為,和諧社會是指“民主法制、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以上觀點從不同的側面闡述了和諧社會的內涵。綜上所述,和諧社會是指社會內部本身以及社會與其自身相關的事物之間保持的一種協調狀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既強調人與人的和諧,人與社會的和諧,又要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一個長期的系統工程,需要社會各子系統之間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需要財稅、收入分配、社會保障制度等與之相配套。應積極運用財政政策使每個公民都能享受到經濟增長給其帶來的實惠,使其自身得到全面發展,從而增強社會認同感,避免各種不和諧現象的發生。與構建和諧社會相適應的是和諧財政政策。所謂和諧財政政策,是指既能有效支撐和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與發展,又能保證財政體系自身和諧循環的財政方針、準則和措施的總稱。與以往的財政政策相比,和諧財政政策應更加注重公共產品配置的公平,實現公共產品均等化;更加注重財力分配的基本均衡,縮小地區間因經濟發展水平不同造成的財力差異;更加注重財政政策的公平公正,為各種市場經濟主體提供平等的財政條件。

二、財政政策對構建和諧社會制約的主要表現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由于各項制度建設滯后,難免產生各種不和諧因素。諸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問題;地區、城鄉差別問題;生態環境持續惡化等。以上不和諧因素的產生固然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但與財政政策不完善也有很大關系,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不同地區居民享受的公共產品和服務不均等從公平角度講,同一個國家居民應該享受到大致相同的公共產品和服務,不因居住地區不同而有較大差別。全國性公共產品由中央政府提供,各地不會有太大差異。地方性公共產品由各地方政府提供,在現行的財政政策框架下,地方性公共產品的多少與當地政府財力有直接聯系,而政府財力又是與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的。不同省區之間,特別是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之間,人均財力差距非常明顯。2003年人均財政支出,最大與最小的省份差達8.58倍;并且同一省區內財力差距也較大,如廣東省珠江三角洲地區2004年人均可支配財力分別是東西兩翼和粵北等山區的7.7倍和6.6倍。財力差異造成各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能力不同,不同地區居民享受的公共產品和服務不均等。

2.“二元”財政結構彰顯城鄉差別從構建和諧社會的需要出發,政府財政應有助于縮小城鄉差別。相反,由于我國“二元”財政結構的存在進一步拉大了城鄉差別。一是政府對于同一種公共產品,在城鄉之間的提供方式不一樣。如在教育、道路等方面,城市居民基本上可低價甚至免費使用,其成本主要由政府承擔;而在農村則主要是通過名目繁多的非稅方式由農民自己承擔,財政只給予少量或根本不給補貼。二是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廣大農村居民尚未納入社會保障的范圍。近年來,我國政府逐步加強了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擴大了社保對象范圍,但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滯后。在占全國人口60%的農村人口中,社會保障僅限于在小部分城鎮勞動者中實施,使得城鄉社保覆蓋率之比高達22∶1。

3.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持續拉大,財政調節乏力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財政的一個重要職能是調節收入分配,避免貧富差距過大,維持相對公平。當前,收入分配差距在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單位,甚至同一單位不同崗位之間都呈現持續拉大的態勢。從整體上看,我國的基尼系數已經接近0.5,早已超過0.4的國際警戒線標準,如果不采取措施予以解決,很可能引發社會動亂等不穩定因素。現行財政調節功能存在明顯不足,主要體現在稅收調節作用未能充分發揮。一是不同收入階層稅負不均衡,從稅負公平角度而言,稅負應與納稅能力相適應。而我國事實上卻出現了中低收入者稅負相對過重,富人稅負輕的“逆向調節”現象。由于當前個人所得稅起征點過低,稅率過高,又缺乏合理的減免和退稅制度,造成中低收入者稅負過重。據統計,2004年我國個人所得稅收入的65%來源于工資、薪金所得,且中低收入者占了絕大多數。二是稅制體系不完善,財產稅相對缺失。根據國際經驗,個人所得稅調節作用的充分發揮必須要有與之相配套的財產稅。由于我國遺產稅、贈予稅等稅種的缺失,使稅收難以發揮對高收入群體的“削峰”作用。

4.財政宏觀調控乏力,影響了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

由于長期以來我國采取粗放式經濟增長模式,導致自然資源大量消耗,環境質量嚴重下降,生態環境遭到破壞,資源短缺、國土沙化、飲用水源的污染等因素對我國經濟發展構成很大制約。然而,財政宏觀調控在推動經濟結構調整、保護生態環境等方面作用發揮不夠,粗放式的經濟增長方式沒有得到根本性轉變,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

三、構建和諧財政的設想

公共財政應通過完善各種政策、制度,構建“和諧財政”,為建設和諧社會做出應有的貢獻。

1.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為公共服務均等化奠定基礎

實現地區間公共服務均等化是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公共服務均等化是指消除地方差異和主體差異,各地方政府能夠按照全國一般標準和居民的生存需求,提供基本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應建立公共服務均等化的保障機制,重點是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一是變基數法為因素法。按照因素法合理確定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轉移支付額,將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稅負高低、城市化程度、人口、教育狀況等因素作為轉移支付的主要依據,通過對各種因素綜合分析確定支付規模,提高轉移支付的科學合理程度;二是采取靈活多樣的轉移支付形式。要把一般性補助、平級補助、專項補助、特別補助等形式有效結合;三是調整轉移支付結構。現行轉移支付很大一塊是通過稅收返還形式進行的,經濟發達地區稅收返還所占份額最大,反而加劇了地區間財力不均衡。由于稅收返還的狀況短期內難以改變,為抵消其不利影響,應調整轉移支付的地區分配結構,重點向中西部貧窮地區傾斜。

2.加大解決“三農”問題的財力支持力度,促進城鄉協調發展

針對目前我國城鄉之間差距過大的現實,應發揮財政政策導向作用,使財政收入分配適度向“三農”傾斜,縮小城鄉差距,促進城鄉協調發展。一是財政投資重點由城市轉向農村。新增財政支出和固定資產投資向“三農”傾斜,逐步建立穩定的農業投入增長機制,大力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增強農業發展后勁。二是調整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大力支持農村公益事業發展,新增教育、文化、衛生等財政支出應主要用于農村,進一步改善農村中小學辦學條件,推進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完善農村醫療救助制度,逐步實現公共產品的城鄉“一體化”供給。三是完善稅費減免和財政補貼政策。建立防止農民負擔反彈的長效機制,維護農民的正當利益。四是增加農民就業培訓支出。對農民進行職業技能培訓,增強農民的就業能力,有利于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增加農民收入。

3.完善稅收制度,促進收入分配的公平縮小收入差距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稅收制度則是調節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要逐步完善稅收制度。一是完善稅制設計。個人所得稅調節收入分配的重點應放在高收入階層,適當減輕中等收入者的稅負,通過提高起征點、降低稅率、減免退稅制度等,縮小中、低收入者與富人之間的收入差距。應將目前的分類課征制改為混合課征制或綜合課征制,有利于加大對高收入階層的調節力度,真正體現公平稅負的原則。同時,應將各種補貼、福利等全部納入工資范圍征稅。二是加強稅收征管,提高稅務管理和監督的技術水平,加強對偷稅、逃稅、避稅行為高發領域的監管力度。對私營企業家、文藝體育界明星、外企高級雇員、房地產開發商、知名經濟學家、律師、官員等“新富階層”的收入實施重點監控。三是適時開征遺產稅和贈與稅。遺產稅是個人所得稅的補充,可以有效防止個人所得稅的流失。此外,在開征遺產稅的同時還應開征贈與稅,以防止被繼承人生前將財產通過贈與方式逃避繳納遺產稅。

4.建設“生態財政”,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當前,資源緊缺和環境污染等問題已對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構成嚴重制約,應加強財政在生態社會轉型過程中的作用,支持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在財政政策上,加大對生態建設和環境建設的支持力度,建設“生態財政”,促進循環經濟發展及節約型社會的建立,促進經濟社會全面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良性循環。一是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增加生態環境保護和基礎設施建設支出。二是完善生態補償機制。進一步完善排污收費制度,并按照“誰開發誰保護、誰利用誰補償”的原則,建立健全生態補償機制。三是大力支持發展循環經濟。堅持開源與節流并重,通過稅收優惠等政策積極引導社會資金進入資源循環利用領域,促進資源節約型社會的建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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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謝烈鵬.構建和諧社會應注重財政政策取向[N].中國財經報,2007-07-10.

[4]李茂生.構建和諧社會與深化財政體制改革的幾個問題[J].地方財政研究,2007(1).

第7篇：財政公平政策范文

一、基本觀點

（一）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應堅持以下基本原則：第一，二者要兼顧，不能偏廢；第二，二者可以有所側重，在不同時期、不同國家和不同領域，可以有所不同。就目前我國來說，應該力求做到：

1.在經濟生活中，要把效率放在第一位。

2.在社會生活中，要把公平放在第一位。

3.初次分配要注重效率，發揮市場的基礎作用。

4.再分配要注重公平，加強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

（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系上實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基本原則，總的來看是正確的。

（三）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到現階段，在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系上，應當把二者兼顧起來，不再提“誰優先、兼顧誰”。

（四）在財稅工作中，我們應該提倡并實行“公平優先、兼顧效率”的理念和原則。

二、財稅理念轉變的原因分析

（一）個人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影響

個人收入分配公平與效率之間是辯證統一的關系，需要積極尋找這兩大目標之間的最佳結合點。在個人收入分配差距尚未突破人們的承受限度之前，隨著分配差距的擴大，其對經濟效率的激勵作用會逐漸加強，主要表現為一種正效應。然而，一旦個人收入分配差距突破了人們的承受限度，隨著分配差距的擴大，其對經濟效率的激勵作用則會逐漸減弱，社會成員之間的內耗會大幅度增加，主要表現為一種負效應。若以橫坐標軸表示個人收入分配差距，縱坐標軸表示邊際效率與邊際激勵成本，便可得到邊際效率曲線與邊際激勵成本曲線。

如圖所示，邊際效率曲線自原點始，向左上方傾斜且增幅逐漸減小；邊際激勵成本曲線自原點始，向右上方傾斜且增幅逐漸加大；兩曲線交于E點。當個人收入分配差距在與E點相對應的X限度內逐漸擴大時，其所帶來的邊際效率大于所支付的邊際激勵成本，故可增加凈社會福利；當個人收入分配差距越過X點繼續擴大時，其所帶來的邊際效率小于所支付的邊際激勵成本，則會減少凈社會福利；當個人收入差距為X時，其所帶來的邊際效率等于所支付的邊際激勵成本，凈社會福利最大。簡言之，E（X，Y）點即為效率目標與個人收入分配公平目標的最佳結合點。

依據上述分析，所謂“效率優先，兼顧公平”與“公平優先，兼顧效率”，不過是向效率目標與個人收入分配公平目標的最佳結合點E（X，Y）趨近的兩種政策取向。具體說來，當個人收入分配差距尚未達到X點以前，應適當擴大個人收入分配差距，采取“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政策；當個人收入分配差距超過X點時，則應適當縮小個人收入分配差距，采取“公平優先，兼顧效率”的政策。

那么，我國當前的個人收入分配差距狀況到底如何呢？

第一，我國個人之間的收入差距在不斷擴大。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有關個人收入差距的衡量指標有基尼系數、收入不良指數、泰爾指數和阿特金森指數等，用得較多的是基尼系數和收入不良指數。據國家統計局和人民網提供的數據，2000年～2003年，我國居民的基尼系數分別為0.417、0.458、0.454和0.460，已經超過了0.4的國際警戒線，表示我國目前的收入差距已經很大了。

第二，我國地區之間的居民收入水平相差較大。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01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最高的為上海，最低的為；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也是上海，最低的是山西；各地區職工平均工資最高的還是上海，最低的為安徽。

第三，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過大。2001年中國城鎮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是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2.9倍。如果考慮到實際購買力和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水平的不同差距則更大。據國際勞工組織發表的1995年36個國家的資料，絕大多數國家的城鄉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1，只有3個國家超過了2：1，中國便是其中之一。

第四，城鎮內部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拉大。據馬曉河對城鎮居民1990年以來不同收入階層之間收入分配情況的研究，從1990年到2001年11年間最低收入戶居民與最高收入戶居民的收入差距擴大到了將近兩倍。

第五，農村內部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從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內部收入差距變動的總趨勢是不斷擴大的。

（二）財稅的分配性質所決定公共財政作為一個經濟范疇，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國民收入用以滿足公共需要的收支活動，或者說，是以國家為主體參與國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種經濟活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共財政具有三個基本特征：一是公共性，著眼于滿足社會公共需要；二是公益性，立足于非營利；三是法制性，收支行為要規范。公共財政發揮作用的領域是市場失靈的領域，即單純依靠市場機制無法解決或解決得不好的領域，這就需要公共財政通過財政支出、稅收、轉移支付等手段參與國民收入再分配，為全體社會成員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與初次分配相比，再分配更注重社會公平。而公共產品的非競爭性與非排他性，也暗含了社會公平的本意，即無論占有資源的多少，支付能力的強弱，社會成員都有均等地享有最基本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權利。所以，公共財政的本質是公平導向的，或者說是公平優先、兼顧效率的。

稅收作為政府參與再分配的重要手段，本身也存在公平與效率的抉擇問題。就稅制建設本身來講，兼顧了公平與效率的稅制才是最好的。但對某一時期的稅收政策來講，要么偏重效率，要么注重公平，兩者并重不一定是理想狀態。一般而言，效率型稅收政策更能促進經濟增長，而公平型稅收政策則更有益于社會穩定。筆者認為稅收作為國家參與再分配的有效手段和宏觀調控的重要工具，理應在公平收入分配和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

三、財政政策和制度的調整

第8篇：財政公平政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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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佐藤學.靜悄悄的革命（李季湄譯）[M].長春：長春出版社，2003：16

⑥P·L·史密斯、T·J·雷根.教學設計（第三版）（龐維國等譯）[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111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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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財政公平政策范文

關鍵詞：區域協調；經濟；發展。

一、區域協調發展的區域經濟政策。

區域經濟政策是政府調節和控制區域經濟運行的重要手段，是區域經濟管理的重要內容。區域政策在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優化產業結構和空間布局、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區域經濟政策的主要目標就是要實現經濟增長和區域協調發展，即效率目標和公平目標。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政策就是要解決區域發展的公平問題。

區域經濟政策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應當依據以下幾個條件來判斷：一是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區域發展的不平衡程度與經濟發展階段之間存在一個倒“U”形相關規律。在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區域間的差距呈擴大趨勢；到經濟發展的中期階段，差距趨于穩定；到經濟發展的后期階段，差距則趨于縮小。因此，在經濟不發達階段，區域經濟政策應該選擇經濟效率為主要目標，在經濟發達階段，應選擇社會公平為主要目標。二是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狀況。倘若一個國家區域間經濟發展差距太大，已構成經濟近一步發展的障礙，甚至有觸發經濟、社會、政治危機的可能，區域經濟政策就應選擇社會公平為主要目標；反之則應把效率目標放在重要地位。三是社會資金積累能力和政府可用于開發的財力。因為公平目標的實現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府可運用的財力、物力。區域經濟政策目標選擇效率導向型還是公平導向型，必須依具體情況而定。

我國西部大開發戰略就是在這樣的經濟背景下開始的。由于我國改革開放初期實行不均衡的經濟發展方式，國家的經濟重心主要放在了東部沿海地區，這對于我國當時的國情是十分必要的，有利于集中財力、物力發展經濟，但是隨著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東西部的矛盾愈來愈明顯，已經開始成為國家進一步發展的障礙了，這時就要解決社會公平的問題，西部大開發應運而生。國家在西部大開發期間給予西部最主要的就是政策扶持，政策帶來了地區發展巨大的優惠優勢，國家通過財政政策向西部加大投入力度和財政轉移支付，通過產業政策向西部地區優先投產許多的建設項目，通過投融資政策不斷改變西部投資軟環境和提供優惠信貸等等。政策措施帶來了西部地區經濟的增長，同時更重要的是協調了東西部發展的差距，有利于我國整體上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社會的和諧共處、人民的安居樂業。

二、西部大開發中的主要政策分析。

資金是地方發展的血液，國家為了解決地方財力不足的問題，制定了一系列的財政政策來解決西部大開發過程中建設資金不足的問題，如提高中央財政性建設資金用于西部地區的比例。國家政策性銀行貸款、國際金融組織和外國政府優惠貸款，在按貸款原則投放的條件下，盡可能多安排西部地區的項目。

另外在解決由于長期地方財政枯竭造成的社會生活發展遲滯的問題上，國家采取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的方式來解決，如隨著中央財力的增加，逐步加大中央對西部地區一般性轉移支付的規模。在農業、社會保障、教育、科技、衛生、計劃生育、文化、環保等專項補助資金的分配方面，向西部地區傾斜。中央財政扶貧資金的安排，重點用于西部貧困地區。對國家批準實施的退耕還林還草、天然林保護、防沙治沙工程所需的糧食、種苗補助資金及現金補助，主要由中央財政支付。對因實施退耕還林還草、天然林保護等工程而受影響的地方財政收入，由中央財政適當給予補助。

產業政策是地方經濟建設方向性的重要指導性方針，主要目的和方法是針對不同區域功能的區域設置不同的產業發展方向，優先發展優勢產業，鼓勵發展潛力產業，限制發展落后產業，禁止發展淘汰產業。對于西部大開發首要解決的產業問題是基礎設施的落后、產業結構的不合理和產業發展的不規范，因此國家在西部地區優先安排建設項目。包括：水利、公路、鐵路、機場、管道、電信等基礎設施建設，生態環境建設，特色農業發展，水電、優質煤炭、石油、天然氣、銅、鋁、鉀、磷等優勢能源、礦產資源開發和利用，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特色旅游業發展，特色高新技術及軍轉民技術產業化。加強西部地區建設項目法人責任制、項目資本金制、工程招投標制、工程質量監督管理制、項目環境監督管理制等制度的建設和建設項目的前期工作。

國家除了要利用好宏觀調控的職能外，還要積極使用市場這把利刃來推進西部大開發的進程，因此國家制定了相關的投融資政策鼓勵企業在西部加大投資力度，用金融信貸的優惠措施吸引企業提高在西部投資的比重。

首先是大力改善投資的軟環境。深化西部地區國有企業改革，加快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搞好國有經濟的戰略性調整和國有企業的資產重組。加大對西部地區國有企業減負脫困、改組改造的支持力度。加強西部地區商品和要素市場的培育和建設。積極引導西部地區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加快發展，依照有關法律法規，凡對外商開放的投資領域，原則上允許國內各種所有制企業進入。加快建立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和中小企業服務機構。除國家重大項目和有特殊規定的項目以外，凡是企業用自有資金或利用銀行貸款投資于國家鼓勵和允許類產業的項目，項目建議書和可行性研究報告合并一道按規定程序報批，初步設計、開工報告不再報政府審批，相應簡化外商投資項目審批程序。要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實行政企分開，減少審批事項，簡化辦事程序，強化服務意識，消除行政壟斷、地區封鎖和保護，加強依法行政，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加強環境保護，防止盲目重復建設，依法關閉產品質量低劣、浪費資源、污染嚴重、不具備安全生產條件的廠礦企業。

另外加大金融信貸支持。銀行根據商業信貸自主原則，加大對西部地區基礎產業建設的信貸投入，重點支持鐵路、主干線公路、電力、石油、天然氣等大中型能源項目建設。加快國債配套貸款項目的評估審貸，根據建設進度保證貸款及早到位。對投資大、建設期長的基礎設施項目，根據項目建設周期和還貸能力，適當延長貸款期限。

參考文獻：

[1]杜肯堂。區域經濟管理學[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