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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貨幣政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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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貨幣政策

    第1篇:經濟貨幣政策范文

    自改革開放以來,各個地區的經濟發展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自己跟自己比,成績非常顯著,但是橫向比較,東部和中%26#65380;西部地區的差距卻是越拉越大了,這種差距不僅體現在經濟發展方面,還體現在社會發展等各個方面。目前,我國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格局已經初步形成,但是由于區域發展的不平衡%26#65380;行政割裂和政績考核的不科學%26#65380;以及財稅體制的弊病,還會面臨很多的矛盾和問題。東%26#65380;中%26#65380;西部優勢互補%26#65380;良性互動的機制亟待建立,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建設還任重而道遠。我國“十一·五規劃”中曾明確指出“促進區域經濟發展”是重點工作,如何扭轉區域經濟發展差距擴大的趨勢,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經濟%26#65380;社會協調可持續發展--如何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是我們面臨的一大課題。

    筆者希望從貨幣政策的角度入手,探討一下區域經濟差異的現狀和產生的原因。

    一%26#65380;統一的貨幣政策對不同發展水平的區域經濟會產生不同的影響:東部地區經濟發展與貨幣政策最為相關,中部地區次之,西部地區與貨幣政策最不相關。

    改革開放以前,受前蘇聯發展思路的影響,我國主要走區域經濟平衡發展的道路。在全國“小而全%26#65380;大而全”的指導思想下,尤其在“三線”建設時期,國家在中西部地區進行了很多工業和基礎設施建設,使東中西地區之間的經濟差距有一定的縮小。

    第2篇:經濟貨幣政策范文

    2011年12月,CPI以15個月新低收尾。但今年伊始由于春節因素導致CPI再度反彈,結束連續5個月下降的趨勢,超過市場普遍預期值。食品價格成為CPI上漲的主要推手,同比上漲10.5%,影響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同比上漲約3.29個百分點。其中,糧食價格上漲6.1%,影響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上漲約0.17個百分點;肉禽及其制品價格上漲18.7%,影響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上漲約1.28個百分點。

    春節因素過后物價應該繼續呈現走低趨勢。然而,國內外多種因素決定了未來物價走勢不容盲目樂觀,助長物價繼續走高的因素仍然不可忽視。從國際上來看,大宗商品價格已經開始呈現新一輪上漲,國際油價攀升至每桶100美元以上;自1月10日開始,LME銅價實現六連陽,期貨市場上橡膠、黃金、乙烯等其他大宗商品都有不同程度的走高,輸入型通脹不可忽視。此外歐債危機尚未消除,美國可能實施第三輪量化寬松,多種因素疊加起來,或在全球范圍內造成流動性泛濫,會再度推高物價形成新的通脹。

    從國內因素看,經濟增速連續數個季度下降,要求貨幣政策放松呼聲此起彼伏,1月份信貸投放總量突破8000億元,貨幣因素對通貨膨脹的助推作用并沒有根本消除。能源資源價格改革訴求強烈,今年以來油價已上調一次,基礎性商品價格走高對物價沖擊不可輕視。與居民日常生活緊密聯系的豬肉、蔬菜價格上漲趨勢沒有明顯回頭跡象。

    同時,我們在觀察CPI數據的走勢時,還必須明白一個基本的道理,這個數據研究的是同比的情況,即它是以一年前的情況作為統計基點的,因此,去年年底出現的大幅回落,是在去年同期相當高的基礎上實現的。

    另一個引人注目的數據是,2012年1月,全國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PPI)同比上漲0.7%,創下自2009年12月以來26個月新低。與此同時,當月全社會用電量出現罕見負增長。往年臨近春節的時節,工業生產活動不活躍,全社會用電量增速均會下降,但出現負增長是近年來少有的情況。用電量是實體經濟的晴雨表,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用電量直線下降,而今再次罕見負增長,說明工業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存在不景氣的跡象。

    CPI和PPI,前者反彈,后者創新低,說明我國經濟存在的通脹還未根本消除而經濟不景氣又加劇的兩個極端現象,也就是說通脹和經濟下滑的兩難經濟現象沒有根本緩解。應對兩難現象的宏觀經濟政策選擇壓力不小,這是需要保持格外清醒的頭腦和高度警惕的。因此,在當前流動性過剩的局面還沒有完全改變,中長期物價上漲的因素還比較多的背景下,貨幣政策仍要保持相對偏緊。

    第3篇:經濟貨幣政策范文

    一、貨幣政策背景 “新經濟”

    (一)新經濟的特點

    我們認為,“新經濟”就是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動下,通過創新技術,借助高效率的資本市場,結合有力的宏觀調控,在知識經濟的轉型中實現的一種高經濟增長速度、低失業率和低通貨膨脹率的經濟運行形態。縱觀其全過程,我們認為美國“新經濟”有以下特點。

    首先,經濟實現了持續的增長、低失業率和低通貨膨脹率并存。90年代美國的經濟增長率分別為1.2%、-0.4、2.7%、2.3%、3.5%、2.0%、2.8%、3.8%、4.5%、5.7%。此時美國不僅走出了經濟低迷,而且經濟增長率上還超過了德國、日本。其次,美國此時的失業率也隨著經濟增長而穩步下降,從1993年開始,美國就業狀況開始改善,失業率穩步下降,1998年12月降到了4.3%,這是美國30年來的最低水平。而更為引起人們關注的是此時美國的物價水平增長幅度保持在低水平,而沒有因為促進了經濟增長而面臨通貨膨脹的壓力。90年代美國的通貨膨脹率分別為5.4%、6.9%、6.5%、2.7%、2.7%、2.5%、2.3%、1.7%、2.1%、2.5%。

    其次,美國政府財政狀況大為改善。由于美國政府此時施行了以增加經濟增長潛力與削弱非生產性支出同時并舉為特征的結構性財政政策。一方面減少非生產性的開支,特別是削減國防經費,而另一方面則增加對基礎設施的投資,鼓勵技術型的投資,推動經濟的轉型。此外,在稅收政策上,美國政府有的放矢,對富人增收附加稅,全面提高能源稅,另一方面對中產階級和低收入者減稅,并在稅收上鼓勵高新技術企業的發展。到90年代末期,美國不僅消除了財政赤字,而且每年還有超過1200億美元的盈余,使得美國政府進行宏觀調控游刃有余。

    再次,高新技術產業迅速發展,成為經濟中新的活力,從而帶動了整個美國經濟的增長。“新經濟”是重視技術、重視知識、重視創新的經濟。高新技術產業把知識轉化為產品,同時有效利用風險投資,最終使信息技術產業成為美國的支柱產業。

    (二)對“新經濟”的簡要評價

    無疑,美國“新經濟”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亮點,一個是實現了穩定增長、低失業率和低通貨膨脹率并存,另一個是高新技術、知識經濟的發展。

    傳統經濟學認為,在市場經濟下,低失業率和低通貨膨脹率是一組相互矛盾,此消彼長的宏觀經濟指標。但在“新經濟”中,這對指標之間的矛盾關系似乎被打破了。應該認識到,市場經濟下,經濟周期是不可以被完全消除的,“新經濟”的成功并不代表這個矛盾不存在,也并不代表經濟波動被完全撫平。我們始終認為,“新經濟”的成功有賴于全球化的機遇,有賴于技術和制度的創新,也有賴于美國政府、美聯儲推行的一系列經濟調控措施。因此,對于“新經濟”的成功,重要的不是去懷疑當前的經濟理論,畢竟它僅在美國的一個國度里實現了,但也不能忽視這種造就特殊情況的原因,因為,這講是各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借鑒。

    二、“新經濟”背景下美國的貨幣政策

    (一)“新經濟”下美國貨幣政策的特點

    首先,實行中性的貨幣政策。所謂中性貨幣政策,就是指利率保持中性,對經濟既不起刺激作用,也不起抑制作用,讓經濟自身潛在的增長率在低通貨膨脹條件下持續地增長。美聯儲預測美國自身潛在的增長率為2.5%,于是通過調整利率,使增長率保持在2.5%的水平上。

    其次,以實際利率為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相機選擇調整時機,在一定的時間內同方向連續微調短期利率。依據“泰勒規則”的理論基礎,鑒于宏觀經濟環境的變化以及由于金融創新導致的貨幣供應量越來越難控制的情況下,美聯儲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由原來的貨幣供應量轉為實際利率,其政策最終目標是保證穩定增長,同時毫不手軟地預防通貨膨脹和抑制經濟過熱。在此政策制定和實施過程中,美聯儲調整利率始終把握以下幾個原則,第一個是保持謹慎,采用小幅度的調整,一般是每次調整0.25個百分點;第二是保證靈活性,在目標極為明確的前提下,鑒于經濟形勢的變化而及時調整,使貨幣政策能發揮其短期內迅速作用經濟的特點;第三是保證貨幣政策的透明性,美聯儲通過公開政策信息,讓投資者對經濟形勢的判斷有一個穩定的預期,從而保證了市場的穩定。

    再次,保證美聯儲在制定及實施貨幣政策的過程中相對于政府的獨立性。在“新經濟”之下,美聯儲可以根據形勢變化,高效率地做出決策而不受政府干預。

    最后,注重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相互配合。財政政策通過稅收和投資調整了產業結構,拉動了高新技術產業,從而為美國較長時期的經濟增長注入活力,而貨幣政策則更著眼與經濟增長的“穩定”二字,通過及時的利率微調和公開市場業務,預防了經濟過熱,抑制了通貨膨脹。

    (二)對“新經濟”下美國貨幣政策的簡要評價

    首先應該看到,美聯儲該時期的貨幣政策總體來說是成功的,反映在經濟運行的主要指標上。一方面貨幣政策目標明確,另一方面調控手段得當,的確值得世界各國的貨幣當局借鑒。

    但同時也應該看到美國該時期的經濟成就是由多方面因素影響形成,而貨幣政策的實施過程中也體現出來局限性。比如,美聯儲持續調低短期利率時,并沒有使長期利率有很大幅度的下降,這將不利于促進投資的增長。再比如由于外部經濟環境的影響,連續的降息,美元的價值反而上升,從而無法實現刺激出口的作用。(三)“新經濟”下美國貨幣政策對我國的借鑒意義

    首先,從長期發展來看,中性的貨幣政策應該是我國貨幣政策發展的趨勢。中性的貨幣政策意味著穩定經濟增長的政策,而從我國目前的現實來看,由于對經濟發展的要求較高,貨幣政策還是被用作促進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手段。

    其次,應繼續推動利率向完全市場化的改革,從而充分發揮利率調控工具的作用。目前我國利率尚未完全市場化,企業和個人對利率的敏感性都相對較低,因此目前我國主要是以貨幣供應量為主要中間目標。

    再次,應該提高央行的獨立性,同時加強政策的透明度。由于我國權力體制的特殊,央行的獨立性相對較弱,同時,央行的貨幣政策往往不夠透明,常成為市場炒作的題材之一,不利于市場的穩定以及投資者的預期。

    最后,應重視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相互配合。應該看到財政政策在調整經濟結構上的優勢,而貨幣政策有短期有效的優勢,在相機選擇的前提下,實現社會供需總量平衡。

    參考文獻

    [1]李國疆 《從美國“新經濟”看貨幣政策的變化和發展》 云南財貿學院學報 2001年10月

    [2]唐世超 《90年代以來美國的貨幣政策的特點》 消費導刊 2008年7月

    第4篇:經濟貨幣政策范文

    關鍵詞:貨幣政策資本市場傳導渠道信貸體系傳導渠道

    貨幣政策是否有效,取決于貨幣政策傳導渠道是否暢通。根據西方貨幣理論,貨幣政策的傳導主要可以通過利率、信貸、金融資產價格和匯率等途徑來實施,但這些傳導途徑又各有不同的特點,在各國發揮作用的可能性、相對重要性與該國的經濟環境及微觀主體對貨幣政策變量的反應程度有關。因此,上述四個途徑可以歸為兩個渠道:資本市場傳導渠道和銀行信貸傳導渠道。利率、金融資產價格與匯率主要在資本市場發揮作用,而信貸傳導主要通過銀行信貸市場影響實體經濟。

    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研究現狀

    我國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效率較低,貨幣政策的傳導途徑及其效率問題越來越引起國內學者的重視。王振山,王志強(2000)利用1990至1997年間的數據,采用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法,得出貨幣供應量對GDP的作用效果存在著時滯的結論;王召(2001)的研究表明,我國的實際利率對經濟的左右能力較弱,從而制約著貨幣政策的傳導;馬瑞華(2002)從利率彈性角度分析認為,在我國,利率缺乏彈性是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梗阻的決定性因素。黃昌利(2004)等人利用1996年到2003年的數據研究發現M1對GDP增長的傳導效應不明顯。

    上述研究由于分析方法和樣本選取的不同,結果大相徑庭,而且這些研究大都是以某一中間變量為分析對象,無法透徹地剖析實際問題。本文從經濟環境出發,通過分析我國資本市場和銀行信貸市場中貨幣的運行狀況,解釋貨幣政策低效的原因,并用1990-2004年間廣義和狹義的貨幣供應量與實體經濟的關系做實證檢驗。

    我國貨幣政策傳導阻滯分析

    我國貨幣政策的傳導主要通過銀行信貸市場和資本市場,將貨幣供給傳導給實體經濟環節,轉化為擴大投資、刺激消費和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但2000年前后,擴張性貨幣政策形成的貨幣供給增量在銀行渠道與資本市場渠道中發生了“吸附”與“沉淀”,導致政策效果達不到預期水平。

    銀行信貸渠道中的傳導阻滯

    貨幣政策的信貸傳導渠道是指貨幣供給量的增加和減少會影響到銀行的資產變化,使銀行的貸款供給增加或減少,從而影響到實際的經濟水平。由于銀行體系承擔著組織資金融通的任務,所以在貨幣政策傳導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我國經濟增長依賴投資推動,以銀行貸款為主的信貸傳導渠道發揮著關鍵作用。但是,由于“貨幣幻覺”和謹慎儲蓄動機,公眾對利率不敏感;經濟領域存在壟斷現象和政府干預對市場的扭曲,企業成本約束較小;銀行體系,特別是占絕對優勢的國有商業銀行沒有完全商業化,存貸行為缺乏理性——要么過于保守(惜貸),要么過于冒險(深度參與房地產),貨幣政策無法通過信貸渠道準確地傳遞到公眾和企業,發揮對經濟的調節作用。

    資本市場傳導渠道中的貨幣“沉淀”

    貨幣政策的資本市場傳導渠道由兩個環節構成:首先,貨幣政策作用于資本市場,引起金融資產價格的調整;其次,資本市場通過金融資產價格的變化影響企業與社會公眾的消費和投資行為。

    成熟的資本市場一般都具有較高的優化資源配置機制和嚴格的退出機制,它能迅速將央行的貨幣政策傳遞到實際金融體系和實體經濟中去。然而,由于市場發育和投資者行為不成熟,市場投機氣氛濃厚,我國資本市場將貨幣資金轉化為實際投資與消費的效率低,大量新增貨幣供給在資本市場中長期“沉淀”,從而形成并加劇了我國貨幣政策傳導阻滯。大量資金在一級市場聚集,認購新股;上市公司募集到的資金沒有全部投入到生產領域,有相當一部分向股市回流;大量資金沉淀在股市,在二級市場上進行炒做。股市失去了把社會資金轉化為產業投資的融資功能,政府貨幣政策的傳遞渠道失效。

    對我國貨幣政策傳導阻滯的實證檢驗

    實證貨幣政策的傳導效果有很多種方法,由于在銀行信貸渠道和資本市場渠道中,貨幣供應量都是最主要的中介變量,所以我們分別以廣義貨幣M2和狹義貨幣M1與代表實體經濟的國民生產總值GDP之間的關系來分析傳導渠道的阻滯程度。本文采取的方法是協整檢驗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用以考察貨幣供應量與國民生產總值是否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

    本文選取的數據來自于2004年《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人民銀行網站,樣本區間為1990-2004年的年度數據。根據名義國民生產總值及價格指數(以1978年為基期)計算實際國民生產總值,用名義貨幣供應量M1和M2除以價格指數(同上)得實際的貨幣供應量。然后對實際GDP與實際貨幣供應量M1、M2取對數以消除異方差。

    由于現實的經濟生活中絕大多數的經濟時序變量都是非平穩的,直接對變量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容易產生偽回歸問題。所以先對各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看其是否平穩,然后再做協整檢驗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單位根檢驗

    本文采用ADF單位根檢驗方法,分別就每個變量的時間序列數據的水平和一階差分形式進行檢驗。

    由表1可以看出,在5%的置信水平上,LnGDP、LnM1、LnM2都不能拒絕單位根,是非平穩過程。差分一次后,確定前兩個變量在5%置信水平上通過檢驗,后一個變量在1%置信水平上小于臨界值,說明三者在差分一次后都變得平穩,均為I(1)過程。

    協整檢驗

    由ADF檢驗知,雖然LnGDP、LnM1、LnM2都是非平穩的,但三者都在差分一次后變得平穩,則LnM1、LnM2與LnGDP之間可能存在著長期均衡的關系,在估計其關系式之前,我們先用Johansen最大似然比法分別檢驗廣義和狹義貨幣供應量與實際GDP是否存在協整關系。結果如下:

    由表2可看出,8.44<15.41,9.38<15.41,這說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兩者均接受原假設,即無論是廣義貨幣供應量還是狹義貨幣供應量與國民生產總值之間都不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也就是說貨幣供應量增加通過銀行信貸和資本市場傳導對實體經濟的增長效果不顯著。

    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為了進一步確定上述結論,再采用基于VAR模型的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法對其進行考察。

    由表3可以看出,M1的變化與GDP變化沒有任何因果關系,原假設成立;而“M2不是GDP變化的原因”這一假設卻沒有通過檢驗:0.047<0.05,即在5%的檢驗水平上,實際M2與實際GDP是有因果關系的,也就是說廣義貨幣供應量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是會被傳導給實體經濟的。

    結論與建議

    根據理論分析和實證檢驗結果知,我國貨幣政策在市場傳導過程中存在著嚴重的阻滯,要保證其傳導暢通,充分發揮政策的有效性,就要完善資本市場和銀行信貸市場的傳導作用,使貨幣政策的效果更多地進入實體經濟領域,成為經濟增長的推動力。本文的政策建議如下:

    采取積極政策擴大實際消費和投資

    目前,我國經濟、社會仍然處在轉軌時期,社會保障和服務體系還不完善,因此,政府在致力于加快經濟發展和增加居民收入的同時,應該盡快建立、健全與市場經濟體系相配套的保障和服務體系,特別是要建立起覆蓋全社會的以醫療、養老、失業等為基本內容的社會保障體系,解除公眾對未來的擔憂和焦慮。這樣,公眾才會有信心把手中的貨幣轉化為實際的消費和投資,從而疏通貨幣政策渠道。

    完善銀行信貸體系改革

    現階段我國絕大多數企業融資手段主要依靠銀行,貨幣政策貫徹主要由銀行渠道來實施的局面短期內不可能改變。為此,如何優化我國金融結構,完善貨幣政策信貸傳導機制,對于我們有效實施貨幣政策顯得更具現實性和緊迫性。銀行信貸體系改革應主要從推進、深化商業銀行市場化、發展民營中小銀行、完善銀行內部管理體制和提高銀行抗風險能力、推動利率市場化進程等方面出發。

    提高資本市場的運作效率

    我國的資本市場發育比較遲,成熟度較低,如股市行情還不能成為國民經濟的晴雨表,股票價格也不能真實反映企業的價值。為增強資本市場對貨幣政策的傳導作用,必須改善股市監管,完善市場功能,活躍股票及債券市場的交易,使股票價格反映企業的實際價值,引導資金流向實際的產出部門,從而提高資本市場的運作效率,同時,為貨幣政策的有效運作創造條件。

    參考文獻:

    1.巴曙松.中國貨幣政策有效性的經濟學分析[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

    2.方先明等.中國貨幣利率傳導機制有效性的實證研究[J].當代經濟科學,2005

    3.黃昌利,任若恩.我國(1996-2003年)貨幣政策低效性及原因分析[J].中國管理科學,2004

    4.馬瑞華.從利率彈性看貨幣政策的擴張功能[J].經濟縱橫,2002

    5.王振山,王志強.我國貨幣政策傳導途徑的實證研究[J].財經問題研究,2000

    6.王召.對中國貨幣政策利率傳導機制的探討[J].經濟科學,2001

    第5篇:經濟貨幣政策范文

    一、影響貨幣政策在農村經濟中有效實施的原因

    造成貨幣政策在農村傳導機制受阻而不能有效實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國農村經濟市場化水平很低,自身就遠比城市復雜,因此,貨幣政策在農村的實施會遇到比在城市更多和更復雜的問題。

    1.農村金融機構體系不健全導致貨幣政策傳導渠道不暢?

    目前,在農村起主導作用的金融機構是農業銀行、農業發展銀行和農村信用社,但由于農業發展銀行職能和業務范圍的限制,其在農村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非常有限,如北京市農業發展銀行的年貸款余額僅有六、七十億元,。而農業銀行在商業化改革中基層網點大量撤并,貸款權限上收,農業貸款的比重不斷下降,也無法對農村經濟的發展提供有效的支持,如1999年—2001年北京市農業銀行涉農貸款在各項貸款余額中的比重分別為46.63%、38.42%、29.03%。大部分農戶和小企業的信貸需求只能依靠農村信用社,但農村信用社由于自身能力的限制也遠遠滿足不了巨大的農村金融市場的需求。據抽樣調查顯示,2000年至2003年,農民每人每年從銀行和信用社借入資金65元,而通過民間借貸借入達190元。因此,目前農村金融機構體系不健全,金融主體弱化不僅滿足不了多樣化、多層次的農村金融需求,也導致了貨幣政策傳導渠道的不暢。

    2.傳導工具的缺乏導致貨幣政策的傳導力度減弱

    在貨幣政策的實際操作中,基層央行僅有名義上的再貸款、再貼現和窗口指導等調控手段,但是再貸款的調控作用僅限于支農再貸款、緊急性再貸款和經營性再貸款,而且都需要經過上級銀行的嚴格審批,再貼現指標被控制得較緊,也很難發揮作用。因此,窗口指導成為基層央行貨幣政策工具的主體。過多依靠窗口指導和道義勸說的辦法,缺少其它必要的輔助手段加以保證,對商業銀行貫徹執行貨幣信貸政策的激勵和約束作用都不強,貨幣政策操作手段的匱乏客觀上制約了央行貨幣政策職能的發揮。同時,商業銀行進一步強化一級法人管理體制,基層商業銀行在執行政策時,會以其上級行的政策取向作為執行標準,央行的指導意見顯得蒼白無力。傳導工具的缺乏直接影響了貨幣政策在農村經濟中的有效性。

    3.商業銀行經營策略的調整直接影響貨幣政策的傳導效果

    目前,國有商業銀行由于實施“大城市、大企業”的戰略目標,其在農村的經營狀況開始收縮,大量的農村資金被吸收上存。例如農業銀行在信貸管理權限上大多采取上收一級的管理辦法,縣級以下機構基本上僅有發放5萬元以下本行存單質押貸款權。目前市級國有商業信貸審批自被削弱,組織資金30%左右上存,而縣級支行的主要任務則是組織存款,除小額質押貸款外,基本上沒有放款權。

    同時欠發達地區受到經濟結構調整遲緩、經濟基礎較為薄弱、產業結構不盡合理等等諸多因素的影響,這就使得其社會有效信貸需求相對不足,信貸失去吸引力。在這種情況下,欠發達地區的分支機構基本上成為總行派出的專門負責吸收存款的大儲蓄所。資金的過度集中背離了正常的經濟運行規律,農村經濟中自然也就失去了貨幣政策傳導的渠道與資金基礎。4.農村社會信用環境的欠佳導致貨幣政策難以發揮傳導實效

    由于農民信用意識淡薄,再加上農村金融法律法規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農村金融機構尤其是農信社貸款的收回。近幾年,雖然各級政府加大了信用環境治理力度,但金融維權難,農戶、村組拖欠銀行信用社貸款等問題對金融部門服務新農村建設也產生了不利影響。導致了支農貸款難以持續快速增長的后果,而且影響了農村金融機構對“三農”投入的積極性。

    而大量不良貸款的形成使逐步市場化的利率機制失去效應,過高的負債成本逼迫各基層行貸款利率的剛性上浮,使央行的最高浮動利率演變為實際執行利率;與此同時,由于缺少必要的中介機構,貸款抵押難、抵押物資處置難、擔保難的問題,嚴重制約著信貸資金正常運行。貨幣政策的有效傳導需要一個良好地農村金融生態環境,農村金融生態環境的欠佳不僅導致貨幣政策難以有效傳導,而且也直接影響到新農村建設的順利進行。

    二、加強新農村建設中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對策與建議

    1.建立多層次的農村金融機構體系

    金融機構是貨幣政策傳導的主渠道,因此必須穩步推進農村金融機構體制改革,形成多層次農村金融機構體系,以適應農村多層次金融需求。首先,創新農業政策性金融支持體系,轉變農業政策性金融的發展模式。將原來按機構劃定業務為主的模式轉變為按機構劃定業務與業務招投標并存的發展模式,可以考慮將原來按機構劃定業務為主的模式轉變為按機構劃定業務與業務招投標并存的發展模式,以改善政策性金融的運作方式和效率。其次,農村信用社要鞏固已有的改革成果,要辦成商業上可持續、主要服務于鄉(鎮)、村和農民的金融機構。第三,農業銀行要結合股份制改革工作,通過機制和體制的轉換,充分發揮農業銀行作為大型商業銀行的系統優勢,切實提高對農業產業化、農村基礎設施和農村城鎮化建設的信貸支持質量和效益。第四,積極推進郵政儲蓄改革。目前,國務院已批準成立中國郵政儲蓄銀行,還應盡快組建縣級郵政儲蓄銀行,以改變縣級郵政儲蓄機構只存不貸,資金外流的現狀,應充分發揮郵政儲蓄機構農村網點多的優勢,為當地農村經濟發展注入新的“血液”。最后,要引導和扶持民間金融組織的發展。隨著農業產業化的不斷發展和深化,農村經濟已經呈現出對金融服務和產品的多層次、多元化需求,民間金融恰恰可以滿足這樣的要求,因此注定要成為農村金融主體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現在的當務之急就是從法律、制度、政策上規范民間金融的行為,既要肯定扶持,又要改造規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依靠準備金率和資本充足率及實行風險責任自負,引導和鼓勵民營小額信貸銀行、合作銀行、私人銀行等多種形式的農村民間金融健康持續地發展,納入到農村金融體系中加以監管,增加農村金融供給的靈活性,從而更加有效地實現貨幣政策的既定目標。2.適當增加農村貨幣供應量

    我國農村經濟發展普遍落后,尚且存在極大的發展空間,在政策和條件允許的情況下,農村貨幣供應量增加幅度可以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農村金融機構吸收的存款可以按照一定比例留在地方作為支農貸款資金;其他金融機構在農村吸收的存款可以按照合理比例以央行再貸款的形式返還給農村金融機構使用。還可以適當降低農村金融機構的存款準備金率,調整農村金融機構的存貸款比例和備付金比例,增加可用資金規模。

    3.人民銀行應加強“窗口指導”,用活支農再貸款

    應積極引導金融部門加大對“三農”和特色農業的信貸投入,支持農業產業化。適時向農村信用社發放支農再貸款,以緩解農村信用社支農資金緊張的矛盾,同時,人民銀行應修改支農再貸款管理辦法,延長貸款上限,以盡量滿足農戶對資金不同檔次的需要。4.合理運用再貼現以及利率等貨幣政策工具

    大力發展農村票據市場,改進和完善再貼現業務管理,在再貼現利率政策上對農村信用社以一定程度的傾斜,調動農村信用社辦理票據貼現業務的積極性,對涉農已貼現票據優先辦理再貼現,通過票據市場擴大新農村建設的資金來源和總量。利率是貨幣政策的一個重要工具,如果將利率杠桿運用好,可以以單倍的投入創造出多倍的產出。我國各地農村經濟發展不平衡且普遍滯后,制定與利率相關的貨幣政策時必須有所差別,應當考慮到政策在各地的操作和效果。雖然央行對農村信用社貸款利率設定了一定的浮動區間,但農信社在實際操作中往往并沒有區別對待,導致在經濟金融欠發達地區,特別是西部少數民族地區,農村信用社在利率執行中“就高不就低”,這就使得相當一部分貧困落后地區的農民和企業無法承受貸款利息負擔。因此央行應根據實際情況,按照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制定不同的貸款利率上限;農村金融機構也應按照不同貸款者的實際情況,對其實行不同的貸款利率政策。

    5.創新適應農村經濟融資要求的金融產品體系

    目前在我國,農民享受到的金融服務非常缺乏,絕大多數農民與金融機構的接觸僅僅限于存款、匯款而已,金融產品的匱乏直接導致了貨幣政策傳導受阻。因此,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戰略要求下,各金融機構應根據農村經濟的特點,積極開發新產品,形成特色化、差別化、多樣化的金融服務。同時,加大中間業務產品創新與開拓,除了對現有的中間業務品種進行認真整合外,還應加大對高附加值中間業務產品的創新與營銷,特別是加強銀行承兌匯票敞口業務、信用證、貸款承諾業務、信息咨詢、財務顧問、保險、金融機構委托等業務的創新與營銷,通過產品與服務的創新,在滿足新農村建設資金需求的同時提高貨幣供給的效率。

    6.注重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

    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則表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都是引導和配置經濟資源的“原動力”。兩大政策的均衡配置可以促進經濟發展,反之則制約經濟發展。因而,新農村建設離不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套安排和聯動。財政政策應在以下幾個方面積極發揮能動作用:(1)繼續為政策性金融機構進行財政支持,堅持專款專用的原則,為農業發展提供廣泛的資金支持。(2)為偏遠地區農村金融機構的建立和發展提供資金支持,適當剝離一部分金融機構不良貸款,減輕農村金融機構的財務負擔。(3)制定稅收、利息補貼等優惠政策來鼓勵金融機構為農村提供貸款。

    7.推進農村社會信用體系建設

    離開信用,任何新的經濟模式都無從談起,所以加強農村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是當務之急,也是優化農村金融生態環境的一個有效途徑。一是建立農村誠信獲益失信受損機制和農民個人信用記錄數據庫,加大對逃廢債的制裁力度;二是加強對農村企業和農民的誠信教育,提升農民誠信意識,不斷改善農村社會信用狀況;三是加強與農村政府部門、工商行政管理、稅務、農民行業協會等部門聯合,形成完善的誠信體系;四是各級人民銀行應積極取得地方政府和有關部門的支持,引導商業銀行、金融機構將各自的信貸政策、訴訟結案率和執行率與農村信用建設掛鉤;五是對農村企業和借款人按信用等級分別給予不同的貸款優先、利率優惠、期限放寬等優惠政策。

    參考文獻:

    [1]于麗紅.解決“三農”問題的金融創新思路[J].北方經濟,2006,1:59-60.

    第6篇:經濟貨幣政策范文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背景下,世界主要經濟體的經濟、金融系統被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各國貨幣政策的相互影響也日益加深。美國作為經濟大國,其貨幣政策調整所帶來的國際影響越來越明顯。2010年,中國GDP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受到其他國家經濟政策的影響也更加顯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海洋經濟發展迅速,規模不斷擴大,發展條件日趨完善,在沿海地區經濟合理布局和產業結構調整、促進國民經濟健康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海洋經濟已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十七大報告提出要發展海洋產業,把發展海洋產業列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內容。因此,探討中國海洋經濟在發展轉變中面臨的國際沖擊十分必要。Kim和Soyoung(2001)對1974年—1996年間美國擴張性貨幣政策的溢出效應進行了研究。他們認為美國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對他國經濟的發展有正向的影響[1]。Mackomiak(2007)研究了美國貨幣政策對新興市場國家宏觀經濟的影響,結果表明美國貨幣政策沖擊可以解釋新興市場經濟體宏觀經濟波動的3%到6%[2]。賈俊雪,郭慶旺(2006)利用1992年—2005年的季度數據實證分析了美國經濟沖擊對中國經濟穩定的影響,結果表明美國經濟波動對中國實體經濟的影響是顯著的[3]。李星(2009)研究了美國經濟周期對中國經濟周期的影響,她認為美國經濟周期波動主要是通過金融與貿易渠道對中國經濟進行傳導,其中包括直接的傳導,如進出口需求波動,也包括間接的傳導,如世界利率對中國的沖擊[4]。莊佳(2009)對美國貨幣政策對中國產出的溢出效應進行了實證研究,認為美國貨幣政策的沖擊通過政策渠道、貿易渠道和資產價格渠道對中國產出造成影響[5]。本文基于貨幣政策溢出效應的一般原理,運用理論和實證分析方法,綜合考察和評估美國貨幣政策沖擊對中國海洋經濟的影響,以期為海洋經濟發展規劃提供有益借鑒。

    1美國貨幣政策溢出效應對中國海洋經濟發展的影響分析

    從匯率的角度分析,美國增加貨幣供應量將導致人民幣升值。人民幣升值一方面引起中國海洋經濟出口市場需求量的萎縮,不利于中國海洋出口企業的成長。另一方面,人民幣升值減弱了海洋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不利于出口市場的擴張。另外,由于美國量化寬松政策引起國際資本流入中國,會造成國內通貨膨脹,增加了企業的生產成本,給企業成長帶來諸多壓力。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進出口貿易的不斷擴大,海洋交通運輸業和濱海旅游發展迅速。美國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引起的國際資本流動、通貨膨脹預期、人民幣升值等現象,會對中國海洋產業造成較大沖擊,進而引起海洋經濟周期的波動。2010年中國主要海洋產業增加值15531億元,比2009年增長13.1%①。2009年—2010年中國主要海洋產業增加值如圖1所示。從上圖可以看出,海洋漁業、海洋交通運輸業和濱海旅游業在海洋經濟增長中占較大比重。近年來海洋油氣業得到快速發展,其對中國海洋經濟的貢獻也越發明顯。四個產業在2009年和2010年占海洋經濟的總比例分別為82.2%和87.5%[6]。

    1.1對中國海洋漁業的影響

    美國增加貨幣供應量對中國海洋漁業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一是美國貨幣寬松政策使人民幣相對美元升值,使水產品出口企業的財務成本增加,影響出口企業的利潤;二是人民幣相對升值使得中國水產品的外部需求下降,從而影響企業的生產及盈利;三是中國海洋漁業產業海外融資的困難加大,影響中國海洋漁業的長期增長態勢。

    1.2對中國海洋交通運輸業的影響

    海洋交通運輸業涉及了港口設備器材、運輸業、交通運輸船舶、港口物流產業、相關保險產業等40多個產業。美國貨幣供應量增加一方面導致了能源資源價格的上漲,另一方面國內流動性的增加導致了出口企業用工成本的增加,這些因素導致了港口業務量增速放緩、出口貨量下降的趨勢。航運業是資金密集型、具有明顯周期性的高風險行業,在全球航運能力過剩、需求萎縮的情況下,中國航運周期呈現拐點。

    1.3對中國濱海旅游業的影響

    美國增加貨幣供應量對濱海旅游業的影響表現在:一是中國入境客源主要來自歐美國家,美國寬松貨幣政策使得美元貶值,外國消費者出游意愿降低;二是美元貶值人民幣升值使得中國入境旅游的價格優勢降低,周邊國家的濱海旅游具有了相對競爭優勢;三是美國增發貨幣導致國內流動性增加,預期的通貨膨脹降低了國內游客的旅游意愿。這些都對中國濱海旅游業的發展帶來了挑戰。

    1.4對中國海洋油氣業的影響

    油氣能源關系到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使得對海洋油氣的需求越來越大,海洋油氣業面臨快速發展的機遇。美國寬松貨幣政策導致人民幣升值,有利于促進中國海洋油氣裝備的進口,降低海洋油氣開發的成本。美國增發貨幣導致世界流動性泛濫從而推動資源、能源等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增加了海洋油氣資源出口的收益。從上述分析來看,美國增加貨幣供應量對中國海洋油氣業發展具有正向影響。

    2數據來源及處理

    為研究美國貨幣政策對中國海洋經濟周期的影響,本文選取美國的貨幣供應量M2的同比增長率和美元兌人民幣的匯率作為影響因素,分別用am2和huilv表示。對于海洋經濟周期的定量描述,通過選取代表性指標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合成海洋經濟狀態綜合指數,用該綜合指數描述海洋經濟周期的波動,并利用hp濾波法進行處理,將處理后的海洋經濟狀態指數(zs,見表1)來反映海洋經濟周期波動趨勢,樣本數據選擇從1996年到2009年②。變量am2和變量huilv的數據來自世界銀行公布的世界發展指標。

    3實證研究

    3.1數據平穩性檢驗與協整分析

    3.1.1數據平穩性檢驗

    在對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回歸時,需要先對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本文采用ADF檢驗方法,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變量zs、am2、huilv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都是不平穩的。D(zs)、D(am2)、D(huilv)表示相應的一階差分值,D(zs)、D(huilv)在1%、5%、10%的顯著性水平下是平穩的,而D(am2)在1%,5%,10%的顯著性水平都是非平穩的。綜上所述,變量zs和huilv序列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都是一階單整序列,可以進一步做協整檢驗進行分析。

    3.1.2協整檢驗

    如果經濟變量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就意味著經濟系統不存在破壞均衡的內在機制。如果變量在某時期受到干擾后偏離其長期均衡點,則均衡機制將會在下一期進行調整以使其恢復到均衡狀態。zs與huilv的協整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運用兩種協整檢驗方法,得到一致的檢驗結果,即在5%顯著水平下,變量間至少存在著兩個協整方程,說明海洋經濟周期波動和美元對人民幣匯率間存在著長期的均衡關系。

    3.1.3格蘭杰因果關系

    兩變量間具有協整關系并不能說明它們具有因果關系,需要通過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來確定兩者在時間上的先導—滯后關系。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由檢驗結果中P統計量值可以看出,美元兌人民幣匯率是海洋經濟指數的格蘭杰原因,中國海洋經濟指數不是美元兌人民幣匯率的格蘭杰原因。在美國貨幣政策對中國主要海洋產業的影響分析中我們指出:一方面匯率通過影響進出口商品的價格會對中國海洋涉外企業造成沖擊;另一方面,匯率的變動會影響外資對中國海洋產業的投資力度,這進一步對中國海洋產業的周期性波動產生了影響。

    3.2脈沖響應函數與方差分解

    3.2.1VAR模型從式(1)可以看出中國海洋經濟指數自身的滯后項和美國貨幣供應量以及美元兌人民幣的匯率的滯后項對海洋經濟周期的影響程度:除自身滯后項的影響比較大外,相對于美國貨幣供應量,海洋經濟周期受美元兌人民幣匯率的影響程度較大,并且滯后兩階的影響大于滯后一階。滯后一階的美元貨幣供應量及美元兌人民幣匯率對海洋經濟周期是正向影響,而滯后二階的美國貨幣供應量和美元兌人民幣匯率為負向影響。

    3.2.2脈沖響應分析

    對zs,huilv兩個變量的協整檢驗說明它們之間存在的長期均衡關系,受到隨機干擾項的影響短期可能偏離均衡值。基于VAR模型,利用脈沖響應函數,來進一步說明變量受到某種沖擊對系統的動態影響。圖2反映了10期內海洋經濟hp濾波指數對美國貨幣供應量同比增長率和匯率變動沖擊的脈沖響應。zs受am2的沖擊在第2期到第4期產生的是負響應,第5期到第7期產生的是正響應,第8期到第10期又轉為負響應。zs之所以在正響應和負相應之間出現這么多的反復變化,是因為美國貨幣供給量增加對中國海洋經濟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影響:一方面會導致中國海洋產業獲得的投資增加,海洋產出增加;另一方面會帶動中國海洋產業的原料價格、消耗的能源價格、員工工資等上漲,不利于海洋產業發展。zs的響應值出現的波動是這兩種力量較量的結果,但從整體來看,zs的累積響應值為-0.4,說明美國增加貨幣供應量,不利于中國海洋產業的發展。zs對huilv沖擊的響應值在第7期開始顯現,一直到第10期均為負向響應,波動不大。zs對huilv的累積響應值為負,說明從整體來看人民幣升值,有利于中國海洋產業的發展。經觀察可以發現,短期內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對海洋經濟周期的影響不明顯,是因為現實經濟中存在價格黏性以及廠商的生產調整需要時間。但是從長期來看,人民幣升值一方面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外資投入中國,增加海洋產業的投資和基礎設施的興建;另一方面,使中國進口國外的大型設備變得成本更低,有利于海洋產業更新生產設備,擴大海洋產業生產能力。所以人民幣對美元升值,有利于中國海洋產業發展。

    3.2.3方差分解

    對zs進行方差分解,分析huilv對zs的貢獻率,以更清楚地解釋zs的波動原因。由表5可以看出,zs的波動除受自身影響外,還受到am2和huilv變動的影響。第一期zs波動只來自于自身的標準誤差,所以為100%,往后逐期自身的貢獻下降,在第10期出現回升。zs受到am2和huilv沖擊的影響在第二期才充分體現出來,am2的沖擊效應在第6期達到最大,以后有所回落;huilv的沖擊效應比較平均,最大時22%,最小時為15.9%。可以看出,huilv的沖擊對zs的解釋能力高于am2的沖擊對zs變化的解釋能力,且每期huilv對zs的方差貢獻率小于來自于zs自身的貢獻率,說明zs增長主要來自于自身的因素。

    4政策建議

    一國貨幣政策尤其是經濟大國的貨幣政策的溢出效應是普遍存在的。中國海洋經濟發展關系到中國經濟轉型及結構調整的大局。結合前文分析提出以下幾點建議,以期為中國海洋經濟發展能較好應對美國貨幣政策沖擊提供決策參考。

    4.1積極利用外匯市場投資工具美國貨幣政策的溢出效應很大程度通過匯率的傳導來影響中國海洋經濟。海洋出口企業應積極利用各種外匯市場投資工具,避免出口產品的結售匯受到匯率變動較大程度的影響。同時,出口占比較大的海洋產業可針對自己行業的特點開發適合自己的外匯衍生產品。

    4.2促進海洋產業出口產品市場多元化通過拓寬出口產品的市場,降低對美國市場的過度依賴。在拓展日本、歐盟等發達國家同時,應加快對發展中國家市場的開拓,形成多元化的出口市場,提高抵抗外部沖擊的能力。

    第7篇:經濟貨幣政策范文

    而本文重在探求新經濟中貨幣政策是否還象過去幾十年中經濟學家解釋的那么有效,進而探詢如何運用貨幣政策能起到應有的效果,而不是與預期相反的結果。并從美國的經驗中探尋中國貨幣政策改革的方向。

    首先,我們必須明確究竟什么是所謂的"新經濟",新經濟一詞是從美國泊來的,沒有非常明確的定義,但又實實在在地在美國出現,而且迅速席卷世界。歸納起來,我覺得可以概括為如下幾點:

    以數字化信息技術和因特網為標志的技術變革在全球化拓展;

    知識創新的商業模式——建立在個人信譽基礎上的風險投資制度已經成熟,被投資者所認可;

    互聯網的普及速度超過了以往過去的任何發明,它以其開發性、可擴展性和互動性,迅速成為了客戶需求的新平臺,成為了一個新標準;

    服務業替代制造業主宰產業發展;

    全球化的各種規則開始建立,降低了要素流動的摩擦;

    資本市場是這一創新時代的最重要的引擎,是結構調整最有效的工具,而工業社會中集中控制資源進行結構調整的方式已經過時;

    在新經濟中,公司正在走上收益遞增的軌道。這些新經濟的趨勢性特征涉及到技術、商業模式、客戶標準、產業、規則和金融工具,它們綜合貢獻給了經濟增長,構成經濟增長的新要素,這些新要素正在改變著經濟增長的周期性波動,從而構成了所謂的“新經濟”。

    而從傳統經濟學來看,經濟的發展是有周期的,新古典經濟學認為經濟周期是主體隨即錯誤的結果,所以政府在貨幣政策上不宜干預過多。而新凱恩斯主義則認為,經濟周期是外部沖擊對經濟產生的影響,所以貨幣政策對于克服危機,使經濟步入良性循環是大有裨益的。后凱恩斯主義認為周期的發展是政治壓力的結果,所以在貨幣政策上趨向于比新凱恩斯主義更自由的方式。

    那么,作為具體的運行,我覺得美國的貨幣政策是的趨向不是明顯的偏向于一種派別的,而是一種綜合各種觀點雜糅的體系。在強有力的實現對經濟的預期良性運行的控制的同時,盡量采取比較含蓄的,市場化方式。這種理念在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的身上展現的淋漓盡致。

    而就在最近(12月5日),格林斯潘正式表示,對經濟部分失去發展表示憂慮。并認為美國經濟發展步伐放緩是能源價格大幅上升,使企業能源成本上升近40%,而由于市場競爭激烈,無法使企業的損失在市場中得到彌補。而應該警惕可能出現的由金融資產縮水導致的家庭和企業的支出疲軟。廣大投資者一直以來擔心美國經濟趨向硬著陸,格氏此番撫藉言語正中他們的下懷。美國經濟減緩的速度出乎意料,去年的技術股泡沫顯然已破滅。正如格林斯潘所指出的,對近期任何經濟數據都不應該大驚小怪,異乎尋常的經濟增長速度減緩正是必要的。幾年來,需求一直超過供應。美聯儲為了緩解勞動力市場的緊張形勢,防止通脹上升,1999年中期來已將利率提至6.5%,累計加息幅度達1.75%。格林斯潘似乎認為隨著股價下降,金融市場趨緊抑制了消費者支出,經濟正走上軟著陸的軌道。一段并不清晰的話語剛出,萎靡的納指馬上大漲274點,創下近三十年的單日最大漲幅。

    而且我們也曾經看到,格林斯潘在過去的美國所謂的新經濟的高速列車行進中不時的用針尖刺破將要被吹漲的氣球——通貨膨脹的虛假繁榮。而我覺得他的行為正好暗合了薩繆爾森的用宏觀經濟學中的乘數原理與加速度原理對經濟周期的假設——薩氏以為在邊際消費趨向和加速度不變的情況下經濟總是上下波動。那么,一旦邊際消費發生改變,經濟的良性軌跡就極可能被改變。所以格林斯潘一直采取防微杜漸的方式警告人們,什么時候有通脹的危險。而他又不肯明示,是擔心"軟著陸"變成"硬著陸"。我個人認為僅憑這一點格林斯潘便稱得上是金融監管的超一流人才。何以見得?君不見八十年代的日本雖然經濟正是如日中天,但是日本政府也意識到虛假繁榮背后的通貨膨脹的威脅將在未來嚴重的侵害日本經濟的可持續性發展。可是就在日本煞費苦心的擠干了泡沫以后,再施行零利率也無法拉升經濟的起飛。而我們中國在經歷了八十年代末期的高速增長中"通脹猛于虎"的通苦以后,在九十年代初,經濟的過熱中,施行了緊縮銀根的政策,其后雖然成功的實現了經濟的軟著陸。但是現今的通貨緊縮中,貨幣政策實行卻收效甚微。今天的解釋也各不相同,但我覺得與那時的過緊是有聯系的。

    而在今年,繁榮了十年的美國新經濟也遇到了極大的危機。我們觀察美國經濟的視角一般有三個:一是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的金融政策;二是明年的消費趨勢;三是明年的投資趨勢。而美聯儲在12月19日宣布維持現有利率不變。而很多經濟學都認為利率下調是在所難免的,為什么聯儲沒有行動呢?央行不愿意改變多年來謹慎的多看少動原則,他們要觀察多年的高投入,生產率增長及股市走強是否發生了逆向轉變并形成惡性循環。不過美聯儲也承認新經濟的威脅已經由通脹變為疲軟。而消費趨勢離不開收入的預期,我們知道在宏觀經濟學中有帶動消費的財富效應。從九十年代以來,美國每年因股票和房產升值而使家庭財富平均每年上升2.26萬億美圓。而儲蓄率在99年降至可支配收入的2.2%,大大低于長期的7%左右的水平。而在2000年,美國國民的股票收入幾乎為零或負增長,而今年初對于股市的高預期造成家庭貸款消費的上升,預期的不理性將使明年的消費減少。還有就是投資,自96年以來,信息技術與通信行業吸納了大量的資金也使勞動生產率上升。新經濟的低通脹高增長也要主要歸功于資金支持——特別是在風險投資制度下的融資途徑下的電信與高科技行業的快速發展。而從目前來看,這些行業投資已經近于飽和。

    所以,新經濟畢竟沒有超越過去的工業革命,電氣時代中所固有的經濟周期的制約。高利率,利潤下降,消費需求的收縮都是周期性的,少一點震蕩,快一點復蘇就是貨幣政策大有可為的地方了。經濟減速的跡象撒下如此之多的陰影,這一事實僅僅提高了人們對通脹的預期。也已有人擔心格林斯潘講話可能導致以下一種循環:由于投資者認為明年初會減息,導致股價上揚。但必須指出的是,降息的前提是消費者支出的下降。問題在于,如果股市反彈過高,消費支出仍將強勁,如此,就不會降息,甚至可能得加息。這樣今天的貨幣政策到明天就完全相反了。

    盡管美聯儲可能調控美國經濟,使之軟著陸,投資者同時也明白美聯儲任務的難度之大。歷史經驗顯示,事實上央行是鮮難做到的。這一方面是由于處于增長減緩中的經濟比繁榮強勁的經濟更不堪經受外部沖擊。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經濟增長減速會使各種經濟、金融失衡狀況暴露無疑。隨著增長減速,原先那種以為利潤會永遠增長、股價會一直上升,因此可以入不敷出的消費將顯然是極不明智的。同時,悲觀情緒也可能過度。今后的風險在于,美國的實際高投入、大幅提高生產率、企業利潤增長、股市走強等一系列良性循環會變為惡性循環。出現這種情況,美聯儲就需要采取減息措施,但不是在此之前采取措施。

    但是面對新經濟的新,聯邦儲備委員會也沒有什么可以認為是肯定行之有效的方式。連格林斯潘也在10月上旬美國銀行家協會成立125周年的紀念大會發表的演講中認為,技術進步的飛速發展已經導致美國現有的許多銀行監管條例顯得十分陳舊和過時。

    同時,他呼吁發達國家應該緊密合作,修訂各國現存的銀行監管條例以適應在新經濟中規模不斷擴大、速度不斷加快的各項金融交易活動。但是,格林斯潘也沒有提出如何修訂銀行法規的建議。他只是強調,目前的銀行監管部門在實行監管行動時更多地依靠銀行在金融市場上的自律性,運用條規開展監管活動效果大不如前。

    盡管如此,格林斯潘仍指出,“從銀行業發展的歷史角度看,加強對銀行的監督管理應該始終作為監管防范金融風險的第一道防線,這是銀行發展歷史過程中,我們獲得的一條千真萬確的關鍵的經驗和教訓。”格林斯潘對去年出臺的銀行業監管改革法案大加贊美,并指出這是“通向未來變化道路上的一面開路旗幟而已”。他還認為,全球所有的銀行監管部門都會發現現有規定條例的改革勢在必行。根據格林斯潘的估計,將來監管部門會將注意力從考慮銀行的債務比例轉向發現銀行是否有違規經營行為。格林斯潘認為,目前世界正處于一個動態變化的系統之中,要求監管部門能夠不斷調整以適應新變化。同時,隨著新經濟浪潮的席卷全球,金融系統變化的日新月異,要求監管部門必須在第一時間作出相當準確的反應和行動,否則經濟形勢將向一個完全相反的方向演變。正是這種情況,要求銀行監管條例適應新時代的變化,進行必要的改革而不至于落伍。

    在看了美國新經濟的"剪不斷,理還亂"后,再想想咋們亞洲和中國,其實發展水平還低了許多,如何借鑒美國的經驗,吸取教訓,將使我們少走許多彎路。

    當年,就在美國新經濟快速成長的時期,亞洲卻出現了經濟危機,這意味著東亞的以產量為目標的“集中干預型”資源配置方式的失靈,傳統產能大規模過剩。中國則在工業化還未完成的時候,又趕上了知識經濟時代:一方面政府還有很多集中配置資源的要求,如西部大開發。在這方面,政府投入大量的資金與人力,從貨幣政策來看,既有貸款的優惠,也有大量的特別國債;另一方面又要面對知識時代提出的創新問題。在這種局勢下,中國的調整必須與國際調整的趨勢相一致。中國的各種產業從汽車到住房,實際上連基礎設施都有產能過剩問題,而現在中國政府除了集中配置基礎設施外,已經沒有其他可集中配置的方向,因此集中資源突破產業瓶頸的老辦法在現時條件下已無處著力,是改變配置資源方式的時候了——應把核心放在建立和完善資本市場,充分發揮資本市場的高層次功能,大力刺激民間創新的動力上,比如減免知識型創新企業所得稅等類的措施更是不可少。政府的作用還要在有利于新經濟成長的軟環境建設方面加強,以求有更多的知識創新企業在本地區成長,帶動經濟從舊到新的轉變。

    資本市場已經成為推動技術變革和產業重組的最重要的引擎,中國一方面要實現工業化,承接生產力的轉移;另一方面要面向新的技術創新時代,積極改變國內集中配置資源的方式,發揮資本市場的作用,中國1999和2000年初資本市場中股市的兩次快速攀升都與大規模的資源重新配置有關,資本市場對互聯網做出了最積極的反映,這也體現了中國資本市場開始在調整著中國的產業結構。當然,這也與借鑒美國新經濟中的明顯的財富效應的政府行為有關系。但是,由于沒有二板市場,中國資本市場的創新空間非常有限;由于大量非流通股的存在,利用投行進行并購調整結構的手段也就不足,如無法在資本市場上迫使一些低效率企業退出產能等,從而使得結構調整緩慢。

    新經濟的概念是與網絡化和全球化聯系在一起的,這意味著新經濟將帶來更先進的交易設備和交易手段,讓更多的國家和地區參與世界經濟的競爭。金融產業在這個大趨勢下必須要面對新的挑戰。一方面,為了在新的形勢下提高產業的競爭力,必須給金融產業更多的自由;另一方面,新經濟大大增加了金融產業的風險,進行風險管理又要求我們中國政府加強對金融產業的監管。事實上,在這兩個目標之間是存在著一定矛盾的。我覺得這對于我國來說尚有一定的優勢——集計劃與市場于一體的貨幣政策或許會比較有效。

    第8篇:經濟貨幣政策范文

    貨幣政策沖擊、經濟非平衡

    發展及應對政策研究收稿日期:2012-01-15

    基金項目:2011年福建省社科規劃項目,編號2011C010;2011年福建省教育廳項目編號JB11036S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陳豐(1983-),福建福州人,福建師范大學經濟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貨幣政策。

    陳豐

    (福建師范大學 經濟學院,福建 福州350007)

    摘要:在金融加速器理論中,貨幣政策會對實體經濟產生過度沖擊,甚至會造成經濟的非平衡發展,主要表現在緊縮性貨幣政策會對小企業造成比較大的影響,引發小企業的融資難問題。從金融加速器作用機理的角度探討當前中國小企業融資難問題,可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使之符合中國經濟的現實狀況。

    關鍵詞:貨幣政策;金融加速器;非平衡發展;微觀銀行信貸

    Study on the Monetary Policy, Economic Disequilibrium Development and Countermeasures

    CHEN Feng

    (School of Economic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In the financial accelerator theory, monetary policy will overaffect real economy, even lead to economic disequilibrium development. Tight monetary policy has profound impacts on small enterprises and causes financing difficulty, which is discus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nancial accelerator principles in the paper. It advances countermeasures to satisfy realistic situation of Chinese economy.

    Key words:Monetary policy; financial accelerator; disequilibrium development; micro bankcredit

    一、引言

    為了控制中國國內物價過度上漲的勢頭,從2010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之后中國人民銀行就把保持物價總水平基本穩定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從2010年12月到2011年4月,人民銀行先后4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共20個百分點,2次上調存貸款基準利率共05個百分點,嚴格從總量上控制人民幣貸款的規模。總體上看,穩健貨幣政策促進貨幣信貸增長向常態回歸,但是卻產生了經濟的非平衡發展,具體表現在大企業受貨幣信貸控制影響較輕,甚至部分大企業出現流動性過剩的局面,而中小企業受信貸控制影響較嚴重,大量中小企業因為資金鏈斷裂而破產倒閉。那么,同樣的貨幣政策對于不同規模的經濟體為什么會有如此不同的反應呢?Bernanke和Gertler(1989)提出了金融加速器理論,認為企業外部融資成本高于內部融資,存在著外部融資的升水,外部融資升水的高低與企業資本金的數量呈反比關系,因此,在面臨緊縮性貨幣政策時,小企業相對于大企業更容易出現外部融資約束,投資支出、存貨、短期債務減少的速度比大企業要快。他們為此得出了在金融加速器機制作用下,沖擊對于經濟產出的影響依賴于信貸市場所處的狀態呈現非對稱性,體現為相對于“放松”信貸市場狀態,“緊縮”信貸市場狀態下的沖擊對于產出的影響更大的結論。金融加速器理論多是從宏觀經濟面的角度探討沖擊對經濟產出的非對稱性,很少從微觀角度來考察不同經濟體對沖擊的不同忍耐度。但是,其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思路,就是同樣緊縮的貨幣政策對不同規模企業的影響的非對稱性問題。因此,我們需要對金融加速器理論進行修改,尤其是加入其對不同微觀經濟體的不同加速作用,從而使之符合中國的實情。本文從貨幣政策作用下不同類型銀行微觀信貸行為演變的角度下來分析金融加速器對實體經濟的非平衡作用。

    二、文獻綜述

    傳統的宏觀經濟理論往往從宏觀總量角度對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的影響進行研究,主要偏重于數量和時滯問題,從而忽視了在統一貨幣政策框架下對微觀主體影響的研究。隨著Mundell(1961)提出最優貨幣區理論,認為最優貨幣區的范圍既可以超越國界,也可以在一國國界之內。因此,在許多大國內部,由于自然環境和歷史背景的差異,必然存在著貨幣政策在區域和行業上的差別。Taylor(1995),Dornbusch,Favero和Giavazzi(1998)研究了歐元區各成員國在貨幣政策上的差異,但忽視了各成員國國內可能也存在貨幣政策區域效應。國內對于貨幣政策對不同微觀經濟體的不對稱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貨幣政策的區域效應分析(于則,2006;宋旺,鐘正生,2006),強調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有明顯的差異性和不平衡性,各地經濟結構和發達程度不同、供需狀況不同、消費能力和需求特點不同、信貸投資環境不同和地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差距,降低了統一性貨幣政策的效果。針對貨幣政策的產業非對稱性, Dedola和Lippi(2000)從公司規模、融資能力、財務費用負擔等角度解釋利率政策對不同行業的不同效果。國內學者對于此方面的研究主要有,曹永琴(2010)提出由于各產業的市場結構差異、產業內企業的規模和性質不同使得各產業所面臨的金融摩擦存在較大差異,使得貨幣政策出現非對稱性。

    無論是貨幣政策的區域效應還是行業效應,都是從靜態的角度來研究貨幣政策對不同微觀主體的效應。但是,統一的貨幣政策往往是根據經濟周期的不同趨勢而確定的,在動態變化的貨幣政策框架下,不同微觀主體可能出現程度不同的不對稱性。Peersman和Smets(2005)提出在整個經濟周期內,貨幣政策效應非對稱程度的差異主要與金融結構和公司規模的不同有關,短期債務占長期債務的比例越高、金融杠桿率越高以及公司規模越小,微觀經濟對貨幣政策的非對稱性就越強。曹永琴(2010)提出在金融加速器作用下,貨幣政策對產業非對稱影響會被進一步放大從而在產業層面上表現出顯著的非對稱性。可見,在經濟周期中,不同時期的貨幣政策往往加劇了產業效應和區域效應。這些研究多從靜態的角度來分析貨幣政策對不同區域、產業的影響,并沒有考慮在經濟周期中,統一的貨幣政策對不同微觀主體的綜合影響。而金融加速器理論強調的是在經濟周期動態發展的視角下,外生沖擊通過金融加速器對實體經濟的非對稱反應。

    金融加速器模型多應用于國外發達國家,如美國。但是,中國和美國的金融體系有很大的不同,相對于美國市場主導型的金融體系,中國則表現為銀行主導型的金融體系。中國企業的資金大多數來自銀行信貸,而在金融加速器模型中,企業家的凈資產N與外源融資升水s之間相互推動是其產生原因(Bernanke,Gertler,1989),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當企業外部融資超過凈資產的比例越大,信貸的風險越大,金融市場就要求更高的利率,因此,企業外部融資升水。在這其中有一個重要的假設,就是利率市場化,能正常的反應金融市場的資金供求,對中國這樣一個正處于轉型期的國家來說,無論是經濟運行模式還是市場機制都與發達國家存在一定差別,尤其在銀行信貸方面都無法擺脫政府干預的特征,不能簡單的以外部融資價格機制來衡量銀行的借貸行為。另外,中國大中型企業多為國有企業,有國家信譽作為保障,因此,在金融危機中,銀行更愿意選擇大中型企業作為借貸對象,而放棄小企業,因此,中國銀行借貸有明顯的“偏向大中型國有企業”的傾向,這是外部融資價格機制所無法解釋的。因此,本文結合金融加速器理論,從銀行信貸供給的角度說明在經濟周期中,宏觀動態的貨幣政策對不同規模企業的不同影響。

    三、計量模型和變量選取

    Bacon和Watts(1971)首次引入了“平滑轉變”概念,揭示了一個局部的線性方程如何從一個極端狀態連續平滑地過渡到另一個極端狀態。

    關于yt和xt的開關回歸模型設定為:

    yt=α1{1-D(zt)}+α2D(zt)+{β1(1-D(zt))+β2D(zt)}xt+{1-D(zt)}u1t+D(zt)u2t(1)

    其中,uit∶nid(0,σ2i),i=1,2;分別是兩種政策下的誤差項,zt是開關變量,并且有海維賽德(Heaviside)函數

    D(zt)=1,zt≥c

    0,zt

    目前,STR模型已成為經濟學家進行政策行為分析的得力工具,被廣泛應用于緊縮性貨幣政策與擴張性貨幣政策的效果比較。用于論證緊縮性貨幣政策與擴張性貨幣政策在效果上的非對稱效果。而本文將該模型進行修改用于證明緊縮性貨幣政策對不同規模企業的非對稱性。正如前所述,當貨幣政策較為寬松時,國有大中型企業和小企業的銀行信貸可能并沒有較大差別,都比較充裕。而當貨幣政策從緊時,國有大中型企業在銀行信貸上受到影響就相對于小企業小得多。因此,緊縮性貨幣政策對小企業可能有的緊縮效應,也就是說在貨幣政策不對稱性效應上,相對于國有大中型企業而言,小企業有更大的不對稱性。

    1.貨幣政策的非對稱性存在分析。

    我們沿用門限向量回歸模型(Hansen,1996),以貨幣供應量作為閥值變量,分析貨幣政策沖擊通過金融加速器對不同規模企業的非對稱影響。

    由于詳細的客戶貸款需求和銀行供給的具體數據的不可得性,我們嘗試通過間接檢驗的方法。正如林毅夫(2001)指出的,與大型金融機構的經營取向不同,中小金融機構比較愿意為中小企業提供融資服務。事實上相當多的中國中小金融機構主要是為中小企業提供融資的,所以,我們僅以中小金融機構的貸款數量近似的代表中國中小企業的實際貸款額C2,t,而以大型金融機構的貸款數量近似的代表中國大型國有企業的實際貸款額C1,t。由于我國大型國有企業往往集中在重工業中,我們僅以重工業的比去年同期的月增長率近似表示大型國有企業的增長率y1,t,而以輕工業的比去年同期的月增長率近似表示小企業的增長率y2,t。以貨幣供應量變化率ln M2表示貨幣政策的變化趨勢。我們定義閥值變量貨幣供應量變化率ln M2,閥值為r,d表示滯后期。

    I(mt-d)=1,mt-d >r

    0,mt-d≤r(3)

    由于估計方法中包含有回歸變量平穩性條件,因此,需要進行平穩化處理,我們將模型中yt,M2,Ct 取對數,并一階差分,得到如下模型:

    Δlnyt=(c0+∑pi=11,iΔlnyt-i+∑qi=0β1,iΔlnCt-i+∑si=0δ1,iΔlnmt-i)+(c1+∑pi=12,iΔlnyt-i+∑qi=0β2,iΔlnCt-i+∑si=0δ2,iΔlnmt-i)I(mt-d)+εt(4)

    我們對該模型lny1,t,ln y2,t,ln M2,ln C1,t ,ln C2,t 序列進行平穩性條件考察,并確定其滯后階數,得到下表:

    表1ADF檢驗結果

    變量滯后階數ADF統計量臨界值變量滯后階數ADF統計量臨界值lny1,t1-6093786-3565430***ln C1,t0-5068442-3562669***ln y2,t1-8756836-3565430***ln C2,t0-6995587-3562669***ln M20-6276352-3562669***從表1可以看出,各變量均為平穩序列,重工業的比去年同期的月增長率近似表示大型國有企業的增長率y1,t和以輕工業的比去年同期的月增長率近似表示小企業的增長率y2,t的一階差分均為一階滯后。 門限回歸的關鍵在于求γ^,Hansen(1999)認為將門限變量mt的每一數值作為門限值,直接對(4)式進行最小二乘估計,獲取其殘差平方和為:S1(γ)=e^′t(γ)e^t(γ),那么門限估計值應為:γ^=argminS1(γ),即對應的殘差平方和S1(γ)最小的γ^為估計得到的門限值,相應的殘差方差為:σ^2 = T-1e^t ′(γ^)e^t (γ^) = T-1S1 (γ^)。我們采用非線性最小二乘法NLS對其進行檢驗,使用Logit模型:

    lny1,t = b0 + b1/{1 + exp[-b2*(m2 - γ^)]}*(b3*ln y1,t-1+b4ln C1,t )(5)

    得到閥值γ^為00352756時殘差平方和最小。由以下系數可以得到該模型可表述為:

    lny1,t = -00227034 + 02055276/(1 + exp(-1955293*(m2 00352756))) *(-0208774ln y1,t-1 +0862297ln C1,t)

    表2門限模型下各項系數、標準差和顯著性

    系數值標準差常數值-0022703400267461(0400)b10205527601102769(0068)b219552936575959(0767)b30862297012001(718522)b4-0208774009896(-210965)R-squared=01139殘差值=17163775注:括號內數值為5%的顯著性水平。

    這時我們需要檢驗其門限效應是否顯著。Hansen(1999)建議使用Bootstrap方法獲取近似分布的臨界值,進而得到基于似然比(Likelihood Ratio, LR)檢驗的F值。原假設:H0:β1=β2;而備擇假設是H0 :β1≠β2;檢驗統計量為:F1=S0-S1(γ^)σ^2,其中,S0是在原假設H0 下得到的殘差平方和。如果F統計量大于給定的顯示性水平下對應的臨界值,則拒絕原假設,表示模型存在門限效應。經檢驗,我們可以得到上述模型的F值為355579,大于顯示性水平對應的臨界值,因此,模型存在門限效應。

    同理,我們以貨幣供應量mt為門限值,對中小企業的增長率和中小企業的貸款量進行考察,可以判斷其也存在門限效應。無論大型企業還是中小企業對貨幣政策都存在非對稱性。以門限值為分界,定義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緊縮的貨幣政策,而門限前后不同的貨幣政策對所有企業都存在非對稱效應。

    2貨幣政策對不同規模企業的沖擊程度分析

    為了進一步證明不同規模銀行對不同類型企業的貸款影響,我們采用Granger因果檢驗。 從表3我們可以看出,由于第一、二行的P值都很小,因此,貨幣供應量可以引起大型銀行和小型銀行的貸款變化,同時,第三行大銀行貸款變化不能引起大企業增長變化的P值較大,可以看出,大銀行貸款變化對大企業增長變化的影響不明顯,也就是說,無論貨幣政策如何影響貨幣供給,進而影響企業貸款,其對大企業增長的影響都不是非常顯著的,也就是說,大企業對貨幣政策的非對稱性程度小于小企業。這主要有兩點原因:第一,大企業本身資金較為充裕,因此,對信貸需求相對于小企業而言較小;第二,即使銀行信貸受貨幣供給量變化的影響,銀行信貸在危機時刻也更愿意貸款給大企業,因為大企業的風險較小,因此,大企業接受的貸款受貨幣政策的影響較小。而從第四行可以驗證,小企業的增長受小銀行信貸變化的影響較大。

    表3各相關變量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

    F統計量P值貨幣供給量變化不能引起大銀行貸款變化46635600143貨幣供給量變化不能引起小銀行貸款變化28537500679大銀行貸款變化不能引起大企業增長變化14876702372小銀行貸款變化不能引起小企業增長變化58226700056我們分別對貨幣供應量的誤差項給予沖擊,分析其對該系統的不同規模企業信貸數額的動態影響,我們采用脈沖響應函數方法(IRF)進行模擬。圖1、2分別表示貨幣供應量沖擊下不同規模企業信貸數額變化。橫軸表示沖擊作用的滯后期數(單位:月),縱軸表示響應指標的變化,實線表示脈沖響應函數,虛線表示正負兩倍標準差偏離帶。比較圖1和圖2可以看出,圖2比圖1的波動幅度更大,這說明貨幣供應量對大型國有企業信貸數額變化程度小于小企業信貸數額變動程度,同時,從圖1還可以看出,對于貨幣供應量的正向沖擊,大型國有企業信貸數額的增加明顯大于小企業,這說明,中國銀行借貸有明顯的“偏向大中型國有企業”的傾向。

    圖1貨幣供應量變化對大型國有企業信貸數額變化的脈沖效應圖2貨幣供應量變化對小企業信貸數額變化的脈沖效應圖3、4分別表示銀行信貸余額結構沖擊下企業的增長率。橫軸表示沖擊作用的滯后期數(單位:月),縱軸表示響應指標的變化,實線表示脈沖響應函數,虛線表示正負兩倍標準差偏離帶。從圖3可以看出,給大型國有銀行信貸一個負向的沖擊,其對大型企業經濟增長是阻礙作用的,到6個月后,該沖擊效應逐漸消失。從圖4可以看出,給小型銀行信貸一個負向的沖擊,其對小企業經濟增長也是阻礙作用的,而且比較圖3和圖4,可以看出,圖4比圖3的波動幅度更大,這說明小企業信貸數額變動對小企業的影響大于大型企業。

    圖3大型國有企業信貸數額變化對大型企業經濟增長的脈沖效應圖4小企業信貸數額變化對小企業經濟增長的脈沖效應從上述模型,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1.無論大型企業還是小型企業面對擴張和緊縮的貨幣政策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非對稱性。即擴張性貨幣政策對企業的促進效果小于緊縮性貨幣政策對企業的收縮效果。

    2.相對于大型企業而言,小型企業的非對稱性更大。原因在于兩點:第一,貨幣政策變化對小型企業的貸款沖擊相對大型企業更大。第二,小型企業對信貸數額變化相對大型企業更加敏感,因此,波動幅度更大。

    四、政策建議

    在微觀主體市場化動機日益明顯的今天,中國貨幣政策在對經濟中貨幣的總量控制的基礎上,其對微觀經濟體的作用不平衡問題日益凸顯。如統一的貨幣政策對銀行信貸供給進行調控的同時,可能會惡化信貸資源配置效率,這樣不僅可能弱化貨幣當局的政策意圖,而且還可能加劇中小企業的融資難問題,造成經濟的不平衡發展,影響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因此,我們在進行貨幣政策總量操作的同時,更應該注重其結構性調整,使其更注重實體經濟和中小企業,創新貨幣政策工具,多渠道扶持中小企業的更快發展。

    1改變國有商業銀行主要支持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指導思想,暢通對中小企業的貸款渠道。由于大型國有企業信譽好,有國家保證,因此,國有商業銀行偏好于為國有大中型企業服務,中小企業很難得到國有商業銀行的信貸支持。而國家70%以上的資金集中于國有商業銀行,因此,應該首要轉變國有商業銀行觀念,設計一套制度使其增加對高新技術中小企業的信貸投入,積極為中小企業提供信貸、結算、信息服務,引導中小企業改善經營管理,提高產品質量和技術水平。重點支持科技含量高、產品附加值高和有市場潛力的中小企業發展,鼓勵中小企業的技術改造和技術創新。充分發揮城市商業銀行和城鄉信用社的作用,為民營中小企業提供更多服務。

    2拓寬多種融資渠道,大力發展銀行間債券市場,完善中小企業短期融資券、中小企業集合票據等一系列債券融資工具。集合票據是指 2 個到10 個之間具有法人資格的企業,在銀行間債券市場以統一產品設計、統一券種冠名、統一信用增進、統一發行注冊方式共同發行的,約定在一定期限還本付息的債務融資工具。 截至 2010 年 11 月已有 16 只中小企業集合票據在銀行間市場發行,這是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牽頭推出的面向中小企業的直接融資工具。由于我國商業銀行貸款多為審批制,商業銀行要直接貸款給中小企業要準備很多材料, 經過較長時間才能得到批準。相比之下,購買集合票據更為直接、方便。集合融資、統一信用增級的機制提高了投資者對中小企業集合票據的認可度,相比傳統的中小企業信貸產品更有吸引力。同時,集合票據可以在全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打破了原來的地方限制。

    3.促進中小金融機構健康可持續發展,確保中小金融機構為中小企業服務的機制。實踐證明,中小金融機構是服務于小企業的主力軍,因此,要促進中國的金融發展必須發展中小金融機構。截至2011 年6 月末,全國共組建包括村鎮銀行、貸款公司和農村資金互助社在內的新型農村金融機構615 家;新設立小額貸款公司3366 家,貸款余額2875 億元。加快推進中小金融機構建設,加大對小企業的融資支持。完善多層次的金融服務體系。加快建立存款保險制度,要建立特色貸款服務業務,實行差異化發展,針對中小企業融資需求,量身定制信貸產品;要改變中小企業小額信貸抵押方式,要從過去單一的固定資產抵押轉變到包括個人消費信用貸款抵押、多戶聯保、大宗貨物等多種方式抵押突破,為中小企業融資提供更廣闊的途徑。積極鼓勵和督促金融機構加強信貸結構調整,注重以技術為基礎的創新,提高對中小企業的金融服務水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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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于則.2006:我國貨幣政策的區域效應分析[J].管理世界,2006(2)。

    [4]Ben Bernanke,Mark Gertler : Agency Costs, Net Worth, and Business Fluctuation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9, No. 1. (Mar., 1989),pp. 14-31.

    [5]Dedola,D. and Lippi,F.“The Monetary Transmission Mechanism: Evidence from the Industry Data of Five OECD Countries”CEPR discussion Paper,2000,2508.

    [6]Dornbusch, R., C. Favero, and F.Giavazzi,1998, “Immediate Challenges for the ECB”, Economic Policy,21,17-63.

    [7]Peersman,C. and Smets,F.“The Industry Effects of the Monetary Policy in the EURO Area.”ECB working paper,2002.

    第9篇:經濟貨幣政策范文

    一、美國經濟近期形勢

    (一)增長逐步提速,就業狀況改善,通脹低位運行

    2010年美國經濟前低后高,增長逐步提速。一、二季度,受企業存貨投資下降和歐債危機影響,美國經濟明顯減速,按年率計算增長率從2009年四季度的5.0%下降至3.7%和1.7%。此后,受消費、企業非住宅類固定資產投資和出口增長影響,經濟逐步提速,三、四季度增長率分別達2.6%和3.1%,全年增長率為2.9%。

    美國私人部門就業自2010年3月起逐月增長,全年新增就業110萬人,是2006年以來私人部門就業年增長的最高點。今年1、2月,私人部門非農就業人數環比分別增加6.8萬和22.2萬,長期失業(27周以上)人數環比分別下降23.1萬和21.7萬,失業率從2010年12月的9.4%下降至9.0%和8.9%。

    美國通貨膨脹保持低位運行。2010年7月至今年1月,美國城市居民消費者價格指數月度增速一直保持在0.5%以下,去年全年僅上升1.6%。

    (二)經濟增長動力發生一定變化

    2010年消費拉動美國經濟增長的作用逐步上升。其中,耐用消費品消費增長最快,對經濟拉動作用最明顯。一至四季度,耐用消費品消費按年率計算分別增長8.8%、6.8%、7.6%和21.1%,遠高于私人消費支出1.9%、2.2%、2.4%和4.0%的增速。這反映居民對經濟前景較為樂觀,也反映消費信貸狀況改善。2010年一至三季度,美國消費信貸環比降幅逐季收窄,四季度實現2.1%的正增長。

    2010年投資拉動美國經濟增長1.87個百分點,作用超過消費。1970年以來,這種情況為第三次出現。前三季度,住宅類投資和非住宅類建筑物投資持續下降,四季度實現溫和增長。這反映美國房地產市場的持續低迷對企業投資信心影響嚴重。設備和軟件投資一直保持正增長,2010年一至四季度按年率計算分別增長20.4%、24.8%、15.4%和7.7%,成為投資增長的主要推動力。

    受全球經濟復蘇和美元貶值影響,2010年美國出口增長11.7%,為1998年以來的歷史最高點。其中,貨物出口增長14.7%,服務出口增長5.8%。不過,受美國國內經濟復蘇帶動,美國進口增長更快。2010年進口增長12.6%,其中貨物進口增長14.8%。2010年美國貿易逆差為4218億美元,較2009年3630億美元的逆差有所擴大,但仍處于2000年以來的歷史低點。凈出口導致經濟下降0.49個百分點。

    2010年美國政府消費和投資支出拉動經濟增長0.21個百分點。受財政狀況惡化影響,美國州和地方政府減少雇員、壓縮支出,2010年支出下降1.4%。財政風險將是長期困擾美國經濟的主要問題之一。

    (三)復蘇基礎仍較脆弱,下行風險依然存在

    美國就業狀況雖有改善,但形勢依然嚴峻。2010年美國新增就業人數雖為2006年來歷史最高,但僅夠吸納新增勞動力,遠不足以彌補2008年1月至2010年2月875萬非農就業崗位的損失。改善就業仍是美國經濟的第一要務,也是支持美國繼續實施擴張性財政與貨幣政策的最重要依據。

    美國房地產市場繼續疲軟。2010年下半年,美國權威房價指標CoreLogic指數持續走低,從6月的146.86下降至12月的137.27,創下自2006年4月最高值以來除2009年5月外的歷史新低。房價不振主要原因是住房按揭貸款違約導致金融機構持有的住房資產激增,加大了住房市場供給。

    美國財政狀況堪憂。2010年美國聯邦赤字率為8.9%,雖較2009年有所下降,但仍遠高于危機前水平。美國聯邦債務負擔率已達94.3%,遠超60%的國際警戒線。美國州和地方政府情況更為嚴重,許多州已面臨財政危機。

    二、美聯儲繼續保持寬松貨幣政策的原因及影響

    美聯儲公開市場委員會今年1月25―26日的會議紀要中明確宣布,將繼續保持寬松貨幣政策,聯邦基金利率調控目標繼續維持在0―0.25%之間,繼續執行2010年11月公布的第二輪量化寬松計劃(QE2),到2011年6月底購買6000億美元的財政部長期國債,使美聯儲持有的國內債券規模達到2.6萬億美元。而且,美聯儲將繼續把出售美國各政府部門債券和抵押支持證券所得的本金用于對財政部長期國債的再投資。

    在2010年四季度美國經濟增長好于預期的情況下,美聯儲的保守態度受到不少批評和質疑,然而,從目前美國經濟形勢和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半年度貨幣政策報告中可看出,美聯儲之所以保持寬松貨幣政策,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至2010年底,美國經濟雖已連續六個季度保持正增長,但高企的失業率說明經濟復蘇并不穩固。

    第二,較低的通脹水平和較穩定的通脹預期為美聯儲保持寬松貨幣政策提供了較大空間。通脹預期穩定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美國資源閑置嚴重,2011年1月整體產能利用率為76.1%,制造業產能利用率為73.7%,明顯低于1972―2010年80.5%和79.1%的平均水平。資源閑置為美國在不觸發明顯通貨膨脹的同時加快經濟增長提供了堅實基礎。二是大宗商品價格上漲雖給美國通脹造成上行壓力,但因勞動力成本是美國生產成本的主體,約占60%左右,原材料成本在生產投入中占比較低,因此大宗商品價格到消費者價格指數的傳導率較低。三是美國勞動生產率不斷上升加上失業率高企,壓低了單位勞動成本。2009和2010年,美國單位勞動成本分別下降1.6和1.5個百分點。

    第三,美聯儲有能力在合適的時候實現貨幣政策的及時轉向。美聯儲對聯邦基金利率的影響力早已為市場公認;美聯儲有能力靈活調節銀行法定準備金存量,從而影響貨幣投放量;美聯儲公開市場委員會會議紀要中明確聲明,委員會將繼續定期評估購買財政部長期國債的速度和債券持有規模,根據經濟狀況的變化調整公開市場操作方向。因此,繼續實施寬松貨幣政策并不會形成慣性依賴,美聯儲有能力在合適的時候及時轉向。

    美聯儲繼續保持寬松貨幣政策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是有助于美國經濟加快復蘇步伐。二是有助于緩解美國財政政策困境。三是可能助推國際短期資本向新興市場流動。

    三、美國經濟近期走勢及對我國的影響

    (一)美國刺激性政策將持續發揮作用,投資、消費和出口增長驅動力強化

    1、今年美國私人投資預計繼續保持較快增長

    首先,企業家對近期經濟形勢比較樂觀。權威機構Conference Board關于美國CEO信心的調查顯示,2010年四季度美國CEO信心指數由三季度的50上升至62,56%的人認為美國經濟形勢較6個月前明顯改善,未來6個月將繼續改善。

    其次,2010年美國企業盈利狀況良好,企業現金充裕,有能力進行擴張性投資。2010年美國企業稅后利潤達1.37萬億美元,較2009年增長29.4%,為2006年以來的最高水平。利潤豐厚使企業現金流充裕。2010年末,美國非農業非金融類企業擁有的現金和支票存款為3543億美元,分別是2007、2008和2009年的2.5、10.83和1.92倍。

    第三,銀行對工商業投資貸款意愿上升。美聯儲今年1月的調查報告顯示,無論對大中型企業,還是小企業,銀行進行工商業貸款的意愿都有所上升,貸款標準降低。

    第四,擴張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改善了企業的投資環境,擴大了稅前抵扣力度,降低了企業融資成本,有利于刺激企業的投資積極性。不過,房地產市場近期出現明顯復蘇的可能性不大,銀行對房地產類的貸款意愿也沒有明顯改善。美國投資預計繼續集中在設備和軟件領域,住宅類投資和非住宅類建筑物投資可能繼續疲軟。

    2、消費預計將保持增長

    首先,擴張性財政政策有助于居民收入穩定和增長。目前,美國政府支付的工資和社會保障支出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30%左右。2010年底奧巴馬總統簽署法案,在擴大減稅規模的同時,將失業保險等社會福利政策展期,這將有助于居民收入的穩定和增長。

    其次,銀行對消費者貸款意愿上升,有助于減少居民預防性儲蓄,增加居民當期消費。2010年下半年,美國居民儲蓄率持續走低,從2010年6月的6.3%下降至12月的5.4%。

    第三,消費者對未來預期樂觀。Conference Board調查結果顯示,今年以來,美國消費者信心指數不斷上升,1月為64.8,2月為70.4,對未來6個月持樂觀預期的消費者明顯增多。

    今年推動美國出口增長的內外因素仍將繼續發揮作用。從內部看,美國農業補貼政策持續發揮作用,美國改革高技術產品出口管制體系、放寬高技術產品出口,這將推動美國兩大優勢產品――農產品和高技術產品的出口增長;從世界環境來看,一方面世界經濟整體仍將保持正增長,而我國作為美國第三大出口市場,實施擴大內需和進口戰略,將為美國出口創造強勁的需求,另一方面,美國出口促進內閣正在加強與新興市場國家的談判,要求加大進口、保護知識產權力度。

    中東北非局勢對美國經濟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對石油價格的影響上。如果沙特阿拉伯、伊朗等核心產油國能夠保持穩定,石油供給不出現大幅波動,那么中東北非局勢對美國經濟的影響預計比較有限。日本大地震對美國經濟的影響尚不明朗,不過就目前看,由于日本并非美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對美國經濟整體走勢的影響預計不會太大。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今年美國經濟增長率升至2.8%,通貨膨脹率為1.1%;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預測今年美國經濟增長率為3.1%,通貨膨脹率為1.4%;美聯儲預測比較樂觀,認為今年美國經濟增長率將達到3.4―3.9%,通貨膨脹率為1.3―1.7%;費城儲備銀行對經濟學家觀點的調查報告預測今年美國經濟增長率為3.2%,通貨膨脹率為1.3%。

    (二)美國就業狀況將緩慢改善,財政狀況可能進一步惡化

    美國就業增長將滯后于經濟增長。美聯儲公開市場委員會的調查顯示,雖然企業對經濟復蘇普遍樂觀,但相當多企業近期投資的目的是提升生產率而非擴大就業。預計今年美國失業率較2010年的9.6%會略有下降,但仍將在高位。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預測2011年美國失業率為9.3%,美聯儲預測為8.8―9.0%,費城聯儲調查報告預測為9.1%,高盛公司預測為9.0%。

    擴張性財政政策可能導致美國財政狀況進一步惡化。2010年,美國赤字率預計進一步上升,從2010年的8.9%上升至10.9%,達到二戰以來的歷史最高點。

    (三)美國近期經濟走勢對我國的影響

    首先,為我國穩定外需創造有利條件。美國是我國僅次于歐盟的第二大出口市場,占我國出口的20%左右。模型測算表明,美國經濟增長1個百分點,會帶動我國出口增長1.71個百分點。

    其次,我國擴大進口和人民幣升值壓力會加大。2010年的經濟表現將堅定美國通過出口帶動經濟增長的信心。今年美國很可能繼續要求我國擴大市場開放,增加從美國的農產品進口,保護知識產權,推動人民幣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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