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的基本方法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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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哲學的基本方法范文

【關鍵詞】高中哲學 語文維度 思考

一、引子

在教學第一線從事高中政治教學已有一段時間，我已深深感到高中政治教學的任務重，難度較大。加之哲學學科特點，教學中教學方法失靈、效果不佳等現象時有發生。閑暇之余，我對中學哲學課程教學的方法有了一點新的思考，正試圖從語文維度講解哲學原理，培養學生和自身良好的哲學、文學素養。

本文立足教學實踐，從語文維度對哲學教學談了自己的看法。從語文的角度分析或詮釋哲學道理，亦或是運用語文教學的基本方法完成哲學知識講授，達到預期的教學目的，語文的基本知識（素養）成為鏈接學生和教師、知識和能力、現實和哲學科學的橋梁。

二、關于高中哲學教學語文維度的思考

1.我對哲學教學語文維度界定。在本文中，我把哲學教學的語文維度理解為在哲學教學中“從語文的角度即語文的思考方式”或是“通過語文教學的基本方法”、“語文的基礎知識”去解析抽象高深的哲學原理以達到教學的目的。把語文作為鏈接知識的橋梁，以此為實現教師和學生，知識和能力，現實和哲學的統一而努力。哲學教學的語文維度是針對高中哲學教學中學生看不懂教材、抓不住重點、不明白中心含義和教學手段失靈等被動局面提出的不成熟的教學方法，主要是解決教學和學生掌握知識不牢的矛盾，有比較、有層次的區分相近（異）知識，并結合哲學基本范疇達到掌握哲學知識，培養學生良好思維方式的效果。

2.語文維度是一種思維方式。哲學的語文維度是一種思維方法，即運用語文教學的思維方式去理解一句話，通常通過結構分析提煉一段話的含義，找出側重點。如，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必須使全黨保持與時俱進的精神狀態，不斷開拓理論發展的新境界。為什么要始終保持與時俱進的精神狀態？全文的重點是什么？學生很快提煉出了“與時俱進”，由此想到了“事物是變化發展的”的觀點。我們再回頭看看這句話：“為什么要始終保持（與時俱進）的精神狀態？”問題是要回答“原因”的問題，不是其他問題（是什么或怎么樣的問題）；主要是解決黨要保持這種“精神狀態的原因”，不是解決“為什么與時俱進”的問題。學生忙于讀（審）題，從第一印象出發，錯誤地把握了問題的實質，造成了回答問題的方向性錯誤。所以，在哲學教學中貫徹這種思維方式具有培養學生準確把握段落含義的意義。

3.語文維度是一種基本視角。所謂哲學的語文維度就是把單純的哲學視角轉化為多樣視角，其中包含語文視角，通過這個基本視角詮釋哲學的基本知識。在學生學習和教學中，通過從語文的角度深入分析哲學知識，或是運用詩詞、諺語、經典著作、語錄等生動形象地詮釋哲學知識。如，用“明修棧道，暗度陳倉”說明現象和本質的關系；用恩格斯名言“我們只能在我們時代的條件下進行認識，而且這些條件達到什么程度，我們便認識到什么程度”來說明由于條件限制，認識是有限性和發展性的。

4.語文維度是一種基本方法。對教學而言，教師在教學中應結合教學基本理念，從哲學教學的學科特點出發，把語文維度作為哲學教學的具體方法，有意識的引導學生從語文的視角，樹立語文的思維方式。同時，語文維度也可成為學生基本解題方法，通過這種方法順利實現掌握基本知識。哲學教學語文維度的三方面不可分，三者具有相互促進，共同影響的關系。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三個方面就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無論是思維方式還是視角或方法都應成為教師和學生的基本素養，并形成教學和學習的新思維。

三、高中哲學教學語文維度的實施途徑

高中哲學具有抽象、理論性強、高度概括的學科性質，化抽象為具體，變復雜為簡單是擺在老師面前的重要問題。從這個學科的性質出發，哲學教學語文維度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具體的方法，而在實施過程中可以有以下幾個途徑。

1.樹立語文維度的綜合觀念。作為高中政治教師就要樹立綜合學科的概念，哲學教材中有大部分實例是物理、化學等理工科知識，還有一部分名人（家）的言論、成長故事等。教師須從多種角度去分析抽象的哲學知識，當然包括語文維度。教師可以通過閱讀經典著作、學習語文基本知識、培養文學修養，為迅速提升高中哲學課堂教學質量奠基。從多種角度把握和講解知識，不僅有利于學生掌握哲學知識，更有利于教師的成長。

2.教學活動強化貫穿。教學中時時貫穿是教師實踐“語文維度”的平臺，在備課和授課過程中要有側重地把語文維度作為突破方法。如在講解“不同的價值觀對人們的認識和實踐活動有著不同的導向作用”問題時，要把握到價值觀的作用是導向作用，不是決定作用。要緊緊抓住文中的基本意思：一個是價值觀對認識世界的導向作用，另一個是改造世界的導向作用。也就是說價值觀的導向作用表現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動中。接下來結合哲學的基本知識闡釋就可以了。可以看出，在講解哲學基本問題的時候多從語文維度思考，貫穿這個視角可以擺脫死記硬背、知識不牢、混淆知識的煩惱。

第2篇：哲學的基本方法范文

肇始于20世紀80年代的國內行政哲學研究很少系統地探討行政哲學的研究對象。從近年召開的哲學或行政學研討會上的發言和已經發表的少量涉及行政哲學的有關論著看，國內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行政活動”是行政哲學的研究對象，行政哲學是“關于行政活動的普遍本質和一般規律的科學”。事實上，對“行政活動的普遍本質和一般規律”有成效有意義的研究只能屬于行政科學研究范圍，是理論行政學的研究對象。“行政活動的普遍本質和一般規律”在行政哲學研究中，是終極意義的研究對象，行政哲學不可能也不能夠取代行政科學去直接研究行政活動。第二種觀點認為，行政哲學是以行政科學、行政理論為研究對象，是行政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即元行政學。這種基本思路是可取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符合邏輯的，但由于把行政哲學當成了行政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元行政學），因而存在兩個難以自圓其說的問題：其一是如果把行政哲學當成行政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即名曰行政哲學又是行政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顯然就會產生一個學科性質問題。人們必然要產生行政哲學究竟屬于哲學學科還是屬于行政學科的疑問。雖然行政學家和哲學家是可以而且應該聯盟的，但行政學屬于社會科學，它與超越科學的哲學在知識性質上有本質的區別，因而行政哲學不可能既是哲學的又是具體科學的。否則，只會產生一種非哲學非科學的怪異知識和學科。目前出現的那種把哲學的概念、術語往現實行政生活貼標簽的“研究”，和直接借用哲學的原理、規律構建的種種行政哲學體系的“研究”，無不是受此種觀點的影響。其二是把行政哲學當成行政科學的元理論，即元行政學，也不符合國際通行的學科研究規范。行政科學的元理論準確地說應該是“行政學學”或“行政學學理”。行政哲學屬于“行政學學”的范疇，但行政哲學不同于“行政學學”，只是其一部分。行政學學或元行政學從不同的角度和領域對行政科學進行研究，行政哲學則是從哲學角度研究行政科學的行政學，它可以屬于元行政學的一部分，但不能等同于整個元行政學。因此，行政科學、行政學學（元行政學）和行政哲學是三個不同的概念。第三種觀點認為，行政哲學的研究對象是行政科學，是對行政科學的哲學考察。即，行政哲學以行政科學為研究對象的哲學。就學科性質而言，行政哲學屬于部門哲學，是哲學的分支學科。

對行政哲學的研究內容，國內一些學者在涉及到行政哲學的論著中也作了一些簡略的描述。如王滬寧認為，行政哲學主要研究和分析一定行政活動和行政關系的性質、行政活動的目的和宗旨、行政活動中的價值觀念、道德規范倫理原則等基本理論范疇[1]。薄貴利則將對人性的基本判定、政府的價值取向和現代政府的責任問題作為行政哲學研究的基本問題[2]。顏佳華在《行政哲學論》一書中構建了一個行政哲學的研究框架：行政活動論（邏輯起點）、行政主客體論、行政認識論、行政實踐論、行政方法論、行政價值論[3]；后來，他又在《行政哲學：一個亟等進一步開拓的領域》一文中，將行政哲學的研究內容界定為：行政哲學導論、行政學對象論、行政學結構論、行政學功能論、行政學評價論、行政學發展論等[4]。

仔細分析國內行政哲學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的界定我們不難發現，在我們稱之為“行政哲學”的名稱背后，實際上存在著兩種行政哲學：一種是以行政活動為研究對象的行政哲學，一種則是以行政科學為研究對象的行政哲學。為了研究的方便，我們分別用“行政活動的哲學”（簡稱為“行政哲學”）與“行政（科）學的哲學”（簡稱為“行政學哲學”）這兩個稱謂來標示行政哲學研究的上述兩種主題、兩個方向。這兩種行政哲學，一個涉及“實際的行政活動”領域，一個涉及“理論的行政科學”領域。

行政活動的哲學主要研究行政的本質及其分界、行政的基本假定、行政的目的和宗旨等問題。由此可見，行政活動的哲學是對“行政活動中的問題”或簡稱“行政問題”做出根本性的尋根究底的反思，以便為行政活動提供一些根本性的實踐原則或“行政觀”。這些根本性的實踐原則不等同于各種具體行政行為的“規范”、“準則”，而是后者的“原理”、“基礎”或“根據”具體行政行為的“規范”、“準則”除了要依據于這些原理之外，還要考慮具體實踐過程中諸多的內部和外部條件，包括那些隱而不顯的“緘默因素”。

行政學哲學則主要研究行政科學發展的模式、行政科學理論評價、行政科學研究方法及其評價、行政科學研究的價值判斷等問題。由此可見，行政學哲學是對“行政學活動中的問題”或簡稱“行政學問題”進行根本性的尋根究底的反思，以便為行政學研究提供一些根本性的指導原則或“行政學觀”。同樣，這些根本性的指導原則也不等同于各門具體的行政科學的研究規范、方式、方法，而是為后者的研究提供認識論和價值論的“原理”、“基礎”或“根據”。

二

行政哲學的上述兩個研究主題之間存在著邏輯的與歷史的聯系：

從邏輯上看，對“行政學問題”的哲學研究是對“行政問題”研究的“次一級”的研究，是對實際的“‘行政問題研究’之研究”，具有元研究的性質。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人們對任何行政問題的研究總是先在地包含一個方法論，即總是從某一個特定的角度、立場來研究的。這種角度、立場盡管可能不為研究者自己所知道，但卻客觀地存在著。而且，這種角度、立場本身就制約著對行政問題的認識結果。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立場出發往往得出不同的結論。要對這些結論的可靠性做出判斷，就必須檢討他們的方法論。按照荷蘭著名經濟學家庫普曼（197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研究，無論是在自然科學中，或者是在社會科學中，任何系統的理論體系均表現為一個“價值觀假定＋邏輯推理”的結構[5]。庫氏的這一邏輯式提示，至今尚未遇到有力的挑戰。顯然，任何行政學理論體系，均是從某種價值觀或方法論見解出發的邏輯推理系統，其中的價值觀或方法論假定，只能表現為某種行政哲學。因此，任何行政學理論體系都是以某種行政哲學的邏輯展示的，它不能不內含著某種行政哲學。從這個意義上說，“行政學哲學”是以“行政哲學”為思想資料的和最終歸屬的。我們也只有對行政學的根本問題進行了哲學的研究，才能真正地把行政問題的研究提升到一個自覺的、理性的水平和高度。

從歷史上說，對行政活動根本問題的哲學研究是古已有之的事，歷史上許多偉大的哲學家、政治家都對此做過深入的論述。而對行政學根本問題的研究則不過是近100年來的事。按照時間順序，對行政活動的研究先后產生了行政思想、行政理論、行政學說或行政學、行政科學、行政哲學。其中行政思想是先于行政理論的分散的、不系統的、粗淺的行政理論；行政理論則是后生于行政思想的比較完整、系統、深刻的行政思想；行政學說或行政學往往是較為完整、系統的關于行政的知識體系；而行政科學則是更加系統化、科學化了的行政思想、行政理論、行政學說、行政學，是關于行政活動的基本規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學；行政哲學則是對行政理論、行政科學研究活動進行思辯的產物，是行政科學的哲學。由此可見，“行政學哲學”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在出現了獨立的行政科學時才出現的，是行政問題研究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歷史必然，對行政學活動的哲學思考是人類的行政認識和行政實踐從童年走向成熟的一個重要條件。行政學哲學與行政科學研究的問題是顯著不同的，各自的任務和目的也是不同的。行政科學是通過對行政活動的考察——這種考察主要包括歷史上的各種行政思想、行政理論和行政方法——概括出行政活動的一般原理，形成理論并給出某種行之有效的合目的的行政方法或模式。也可以說，行政科學主要關注的是為實際的行政活動提供一套具有普適性的系統的行政知識、思想、原則和可操作的方法，它的特點即在于它的工具性。行政科學為行政學哲學提供思想，行政學哲學則對行政科學起指導作用。任何時代的行政學哲學，除依據各自的一般的哲學觀外，都必須吸收以往的以及現時代的行政科學研究成果。反之，行政科學研究要接受行政學哲學的指導，這不僅體現在任何行政科學研究者都要在一定的行政哲學觀的指導下從事研究，而且，行政科學體系的構建、其邏輯分析與論證也要符合哲學方法論的要求。由此可見，行政學哲學考察的是行政科學的基礎，行政科學的基本問題便是行政學哲學的研究主題。那么，這個基本問題究竟是什么呢？

一般而言，行政科學的基本問題，在正常的或是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是行政學者以及行政人員較少或不特別考慮的問題。情況也許就是這樣，人們通常是在一種沒有批判的前提下，追求行政知識的增長，提出概念、形成理論，獲得某種高效的行政方法。這一切都是圍繞著行政活動的目的而進行的，行政學者為的是行政知識的不斷增長，而行政人員則是把行政學者的研究成果，諸如理論、方法、模式等，作為正確的東西應用于行政活動之中。他們的問題常常是一種理論或方法對他們的行政活動是否有效，也即如何使用一種理論或方法才能夠達到一種活動的預期目的。人們一般并不考慮一種理論或方法的合理性問題，只是在少數情況下，比如當理論或方法的功用開始減弱或失效的時候。一些人才可能會對已有的關于行政的一些最基本的假定、理論和方法本身進行反思。在這個時候，我們可以說他們正在進行著對行政中的某些基本問題的哲學思考或批判。而所謂的對行政科學中的基本問題的研究，就是對關于行政科學元問題的研究。這個元問題就是行政科學中的最基本的核心概念“行政”。行政哲學正是以此作為出發點而展開討論的，對“行政”這個基本問題的明確和把握，就構成了行政哲學的研究主題。三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結論：行政哲學是對行政本質以及行政科學發展進程進行考察和反思的哲學。行政哲學能否有一個好的發展前景，從根本上為行政科學呈現出實質性的理論進步提供基本性的支持，使實際的行政活動更富有成效和具有合理性。這首先取決于我們對行政哲學本身是否有一個正確的理解和把握。如果在行政哲學的研究主題這一根本問題上，我們不能達成一致的意見，那么，不要說對行政科學的發展不會起到推動和支持的作用，就是行政哲學本身的發展和存在，都將會面臨巨大的困難。筆者在本文的討論中，就是試圖在這個重要的問題上使概念理解得到澄清，消除“行政哲學”這一概念本身及其研究對象上存在的歧義性和含糊性。當然。我們在這里給出的關于行政哲學的研究主題的討論還只是探索性的和試驗性的。但是，只要我們能夠真正把握住行政哲學的精神實質，研究主題的問題就不再是一個理論難題了。因為，它將會隨著我們研究的深入而不斷得到擴展和進一步的完善。

【參考文獻】

[1]王滬寧.行政生態分析[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9.

[2]薄貴利.中國行政學：問題、挑戰與對策[J].中國行政管理，1998(12).

[3]顏佳華.行政哲學論[M].長沙：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

第3篇：哲學的基本方法范文

一、哲學基本問題爭論的回顧與反思

從“全球化”和“當代世界的哲學”或“世界性的一般哲學”的理論視域出發,完成對“何為哲學基本問題”的理論追思,首先涉及到對“何為哲學問題”的追問,而對“何為哲學問題”的追問,又必然導致對“何為哲學”的追問。然而,一個基本的事實是,對于“什么是哲學”的問題,卻始終沒有一個統一的答案;不管原因何在,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這就是:它都是以本原、本體性的思維方式對宇宙人生的終極價值和終極意義的追問和思考。因此,就其本原意義而言,哲學代表的是一種人所特有的對自身生存根基和生命意義的永不停息的反思和探究活動,通過這種反思和探索,不斷提升人的自我意識和生存自覺,是哲學的根本使命[2](P5-7)。那么,何為哲學問題?或者說,什么樣的問題才是哲學問題?這是我們首先必須面對的問題。從目前的討論來看,主要有兩種大體相近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所謂哲學問題主要有兩層含義:一是指哲學研究的對象和主題,二是指哲學家用于哲學研究的方式和范式問題。如果說前者是哲學研究必須面對的社會實踐問題、生存和發展問題及其價值和意義問題的話,那么,后者則是哲學自身發展的問題[3](P4-9)。一種觀點認為,凡是被哲學家以哲學的方式來討論的問題才能叫哲學問題,或者某些能夠被提升到哲學層面加以探討的問題才叫哲學問題。所謂哲學層面的問題,即以極致性、超越性的方式關注的關于人的終極問題:人的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問題,亦即我們通常所說的終極關懷、終極價值問題。如果說極致性與超越性是哲學思維最根本的特性,那么,這種極致性與超越性則無疑是對生活世界中的現實問題的超越。既然哲學問題是對生活世界中的現實問題的超越,就不能離開現實生活世界中的現實問題關注和思考;既然哲學問題的提出是在極致性和超越性的意義上提出和展開的,就不能忽視哲學問題的普遍性和根本性;既然哲學問題表達著人的內在心靈世界與外部世界的積極互動,就不能忽視哲學問題的體驗性和時代性;既然哲學問題的核心問題是對終極價值和意義的追求,那么就不能忽視它的多樣性和特殊性[4](P40-44)。

那么,何為哲學的基本問題?眾所周知,“哲學的基本問題”是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文中提出的一個具有重大方法論意義的哲學命題和分析工具。他說:“全部哲學,特別是近代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哲學基本問題“根源于蒙昧時代愚昧無知的觀念”,“在中世紀的經院哲學中也起過巨大的作用”,“這個問題,只是在歐洲人從基督教中世紀的長冬眠中覺醒以后,才被清楚地提了出來,才獲得了它的完全的意義。”[5](P223-224)那么,對此究竟應當作何理解?換句話說,從紛繁復雜、千頭萬緒的哲學問題中只找出其中的一個問題并把它說成是“基本問題”,這樣做的根據充分嗎?這個提法的出現是否具有某種偶然性?對此,學術界自有不同的看法,而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個相互聯系的問題的理解上。

第一,何為“哲學的基本問題”。就此而言,主要有三種大同小異的理解和解釋:一種觀點認為,哲學的基本問題就是那種規定著哲學的研究范圍和主題,決定著哲學作為人類精神的最高形式,在人類歷史發展中具有根本意義的問題。一種觀點認為,哲學的基本問題就是客觀地存在于哲學史發展的全過程,客觀地表現在哲學其它問題的方方面面、與哲學永恒并存的問題;哲學的基本問題就是貫穿于哲學過程的始終,標志著哲學理論的特殊性,表現著哲學這種意識和理論特有的認識方式的問題。一種觀點認為,哲學基本問題不是每個哲學學說的前提和基礎,而是每一哲學學說、每一哲學問題所涉及到的基本關系,是其它哲學問題的最終的指向。哲學基本問題就是“基本的哲學問題”:當我們試圖解決在人類的求知活動或評價活動中出現的、對一定的知識體系或價值觀念體系得以成立的基本信念前提能否成立及如何成立進行追問而提出有待解決的矛盾、疑難的時候,首先需要解決的一個前提性問題即用來解決該矛盾、疑難的解釋原則自身能否成立及如何成立的問題。

第二,既然哲學是個體的,哲學問題是特殊的和多樣的,那么,究竟有沒有一個具有普遍適用性的哲學基本問題?換句話說,“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是不是具有普遍性的哲學的基本問題?恩格斯所說的“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究竟是“近代哲學”的“基本問題”,還是“全部哲學”的“基本問題”?所謂“全部哲學”,究竟是指歐洲近代哲學,還是指整個歐洲哲學,抑或是指整個的人類哲學。對此,學術界亦有不同的看法。一種觀點認為,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依然是哲學的基本問題,也是劃分哲學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根本標準。一種觀點認為,恩格斯所說的“全部哲學,特別是近代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是指歐洲近代哲學,至多是指歐州哲學的基本問題,至少它不是中國哲學的基本問題。與此相近的一種觀點認為,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對立不僅不能囊括整個哲學史,也很難說是哲學史的主要內容。一種觀點認為,“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是否構成全部哲學的基本問題,關鍵要弄清楚“意識”在哲學中所處的“本體論”地位。首先,“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是否構成“哲學的基本問題”,取決于該哲學對“意識”的“本體論”地位是否有承諾。只要一種哲學對“意識”的“本體論”地位有承諾,就一定無法回避“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反之,如果一種哲學并不承認“意識”的“本體論”的存在,那么“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就不是該“哲學的基本問題”。其次,即便對于“意識”有“本體論”承諾的哲學來說,由于對“意識”的“本體論”承諾不同,“哲學基本問題”不僅在不同的哲學中有不同的表現形式,而且具有不同的性質。如對于唯心主義哲學和二元論哲學來說,哲學基本問題就是作為實體的高貴精神與作為表象的粗俗之物質之間的關系問題[6](P55-59)。也有觀點認為,“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是哲學的基本問題,但應當包括人與世界的關系問題。亦有觀點認為,哲學基本問題不是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而是理性和信仰的關系問題。另外,還有觀點認為,哲學的基本問題應該是人對世界的關系問題,人對世界的態度問題,也就是“在世結構”問題。所謂“在世結構”問題,也就是人與世界的關系,即天人關系問題[7](P37)。

第三,關于“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作為哲學基本問題的論域,即適應范圍問題。就此而言,大體有四種不同的看法:一種觀點認為,恩格斯關于“哲學基本問題”的思想只反映了哲學上的“知識論”模式,是哲學的一種特殊的類型———知識論哲學的基本問題。所謂哲學基本問題不是對應于哲學而言的,而是對應于具體的哲學類型而言的,有一種哲學類型,就有一個基本問題。一種觀點認為,恩格斯提出哲學基本問題的角度并不是某種具體的類型,而是“全部哲學”。我們在尋求和確定“哲學基本問題”時,必須保持“全部哲學”的視野,而不應當局限于個別類型。既然哲學確實存在著一些不同類型,那就應當進一步分析“類型”與“全部哲學”的關系,思考哪一種“類型”的哲學及其“基本問題”更能體現哲學的本真精神,由此進一步確定哪一種“類型”的哲學的“基本問題”具有更普遍、更一般也更深刻的意義,從而可能上升為一般“哲學”的“基本問題”。有論者還指出,恩格斯講哲學基本問題是從西方哲學史中總結出來的,是否也適應于中國哲學史呢?這個問題需要深入地考察。中國古代哲學所用的概念范疇與西方不同,沒有人像黑格爾一樣采用“思維與存在”這個表達方式,但中國古代哲學確實也有自己的基本問題或最高問題[8](P37)。一種觀點認為,思維對存在、主體對客體的關系問題,就其充分明確的形式而言,只是西方近代哲學的問題。如果硬用唯心論與唯物論來套中國傳統哲學和希臘哲學以及西方當代哲學的一切思想流派,也是顯然不合適的[9](P37)。

第四,關于思維和存在作為哲學基本問題的“意義域”問題。一種觀點認為,哲學基本問題分析在以往曾被認為是哲學研究中的一個最基本也最主要的任務和方法。這種看法和做法給我們的哲學研究工作帶來了許多消極影響和危害。今天,在從這些經歷中總結經驗教訓時,有必要從“意義域”的角度去認識它,以免簡單地拋棄它。哲學基本問題分析只應當應用于對涉及思維和存在關系的哲學觀點的分析,超出此范圍它就失去了原本的科學意義[10](P3-7)。也有觀點認為,我們過去一講到這個問題,毫無疑問地就是“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似乎這是哲學的天經地義。于是我們就得從中國哲學中去莫須有地挖掘“思維”與“存在”是怎樣對立,對立以后又怎樣統一的那種關系。其實這只是一種誤解。我們從哲學發展的全部歷史來看,哲學研究的問題很多,哲學的對象在不斷變化,哲學主題也在不斷轉移。我們只能說,哲學思考的問題總是與人、人的生存狀態、人的本性追求、人的生活意義等等相關聯,至于它以什么為主題,并沒有先驗性的規定,而是要由人的具體生存條件和歷史發展狀態決定的。

這是屬于哲學這種理論特有的性質,在這點上,哲學與其他所有學科都不同。我們研究中國哲學就應該從中國的具體歷史情況和特有的文化形態出發,按照中國的思維方式去理解中國的哲學傳統,這樣才能真正把握中國哲學的精神,理解中國哲學理論的特有價值。正是基于上面的簡單回顧,我們的看法或結論是:(1)哲學基本問題以現實中的哲學問題為基礎,其所遭遇的問題不同、論域不同,其基本問題不同。(2)在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定階段所面臨的實踐問題不同、哲學問題不同,解決的方式不同,其哲學的基本問題不同。(3)同一歷史階段上的哲學“類型”不同,范式不同,其基本問題不同。(4)一種哲學“類型”或“范式”已經形成,其中所蘊涵的哲學基本問題則具有基本的精神定向作用和相對的穩定性。(5)哲學基本問題不是每個哲學學說的前提和基礎,而是每一哲學學說、每一哲學問題所涉及到的基本關系,是其它哲學問題最終的指向。盡管哲學基本問題不是哲學家必須先在地回答的問題,而是哲學史家事后概括與總結出來的問題,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就是一種偶然的巧合。換句話說,哲學基本問題之所以能夠成為每一哲學學說、每一哲學問題所涉及到的基本關系和最終的指向,就是因為任何哲學都是對自己時代問題的回應,其所面對問題的共同性正構成了一些哲學問題的基本性。而這也正是哲學基本問題之所以存在的內在根據。(6)“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是哲學基本問題,但不是所有哲學或“全部哲學”的基本問題。(7)盡管人們對恩格斯關于“全部哲學,特別是近代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的著名論斷有各種各樣的質疑和理解,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這就是,大家都并不否認“哲學基本問題”的存在及其方法論意義。那么,究竟什么是具有普遍性或普遍適用性的“哲學的基本問題”呢?這恰恰也正是需要我們進一步深入思考和重點研究的問題。

二、哲學基本問題的當代詮釋

從“全球化”和“當代世界的哲學”或“世界性的一般哲學”的理論視域來看,我們認為,哲學的基本問題,就是主體、語言和存在的關系問題。而主體、語言和存在的關系問題之所以能夠成為哲學的基本問題,首先是因為主體、語言和存在的關系問題,以人的生命活動或生命存在為基點,以其對人自身存在的意義的無限追尋為旨歸,不僅集中體現了人之為人的生命本性,而且集中反映了哲學之為哲學的反思特性和生命精神。其次,就是因為它不僅涉及到人的存在及其意義問題,而且涉及到事實與價值、科學與人文、現象性生活與超越性理想的關系問題。其三,就是因為它從根本上實現了對單純的“本體論哲學”和單純的“意識哲學”的理性超越,不僅充分體現了人與世界的多重關系,而且充分彰顯了哲學作為哲學的價值和功能,因而也是每一哲學都必須直接或間接涉及到的最為基本的哲學問題。

哲學的核心問題是人,所以,哲學又被稱為“人學”。哲學關于人的研究以人的存在的終極價值和終極意義的無限追尋為旨歸,所以又被稱為“意義”之學、“境界”之學或“智慧”之學。哲學研究的人是作為主體的人。主體是人,但人并不都是主體。人作為主體以人的“自我意識”的覺醒為前提。正是由于人的“自我意識”的存在和覺醒,從而使人不僅能夠意識到自己的存在,而且能夠將自己與周圍世界的事物區別來,并與自己周圍世界的事物形成一種現實的存在關系、認識關系、價值關系、實踐關系、交往關系,等等。人與世界的這種關系表明,人不僅內在于這個世界,而且參與了這個世界的大化流行。也正是在這種“參與”中人不僅意識到了自己的存在,而且使人成為了作為主體的人或真正意義上的人[11](P44-48)。但問題是,什么樣的人才是作為主體的人或真正意義上的人?如何才能使人成為作為主體的人或真正意義上的人?可以說,這既是哲學作為哲學的神圣使命,也是哲學作為哲學的主要功能。

從形而上學的層面看,作為主體的人,既與本然的存在相對,但同時又是存在的特定形態,作為特定的存在形態,人本身屬于這個世界。與人內在于這個世界相應,人的創造活動亦參與了這個世界的演化過程。而人對存在的把握則既涉及事物的內在規定,也關聯著事物對人所具有的意義;“是什么”指向事實層面的規定,“意味著什么”則以價值關系及屬性為內容。存在的以上二重追問,在本體論上以事實與價值的交融為根據。“是什么”的追問要求在事實層面敞開“存在”,“意味著什么”的提問方式則從人與存在的關系上,將價值確認為存在的題中之義,正是二者的統一,賦予存在以具體而真實的品格[11](P44-48)。與“是什么”和“意味著什么”相關聯,對存在的追問,同時又涉及到人的“應然”狀態和人與世界關系的“應然”狀態。歷史地看,哲學基本問題的理論建構,即主體、語言和存在關系問題的形成,以其對“存在”的追問為起點。而對“存在”的追問以現存秩序“合理性”為基礎,不僅涉及到“是什么”和“意味著什么”,而且涉及到“應該是什么”的問題。如果說對“是什么”的追問,旨在“解釋世界”,那么,對“應該是什么”的追問則旨在“改造世界”;而無論是“解釋世界”還是“改造世界”,其實都是以人的“應然”存在為標準和尺度的。正因為如此,所以“存在”作為人之“在”的根據和意義,即人的存在的“應然”狀態,從一開始便獲得了哲學形而上學本體論的性質和意義,于是,對作為本原、本體、意義和境界的存在之存在的無限追思,不僅構成了哲學形而上學的核心內容,而且構成了一個具有內在和超越性質的“意義世界”或“境界”。

如果說對終極存在的無限追問根源于人所特有的超越本性的話,那么從其對“人性”和人的存在的“應然”狀態的理解出發,完成對終極存在或存在之存在的無限追問,則不僅將人的思維引向了形而上學的領域,而且將人的思維引向了本體論的領域。因此,這里不僅涉及到對“人性”的理解問題,而且涉及到人與世界的關系問題,以及作為存在之根據的存在之存在的理解問題;不僅涉及到作為主體的人對終極存在的體認問題,而且涉及到作為主體的人對這種終極存在的語言表達問題。但問題是,語言能否完全表達人對終極存在的體認和感悟?通過語言能否完全把握人對終極存在的體認和感悟?這不僅涉及到人對終極存在的理解問題,而且也涉及到語言的本質、功能和界限的理解問題,并由此形成不同的本體論和語言觀、不同的思維方式和言說方式、不同的范式和形態。從一般意義上說,語言既是人區別于動物的重要標志,也是人之所以具有超越性追求的內在根據。通過語言的發明,人不僅把自己與自己以外的事物區別開來,而且建構了一個人化的世界;通過語言的指稱,人不僅認識了自己面前的現象世界,而且在現象世界之上建構了一個只屬于人的本體世界或意義世界;通過語言的秩序建構,人不僅給思想以秩序,而且給世界以秩序;通過語言的演繹,人不僅建構起了一個屬于人的觀念世界,而且成就了人成其為人的超越本性;通過語言的表達,人不僅把自己的思想和觀念物化為可以被感知的語言和文字,而且使其所承載的意義得以傳承和流播。

因此,從形而上學的層面來,語言既是人之為人的內在規定,也是人的存在方式。“說”與“在”的內在統一,不僅賦予語言以哲學的中心的地位,而且賦予了語言以本體論的性質。語言作為人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意義的表達方式,則不僅是聯系主體與存在的橋梁和紐帶,而且本身就是哲學形而上學之所以可能的充分必要條件。不僅人的思想和存在注定要受到語言的“糾纏”,而且真正意義上的哲學形而上學也要受到語言的糾纏。而哲學形而上學之所以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語言的糾纏,就是因為哲學形而上學所追求的“本體”和“意義”必須通過語言的表達和詮釋得以澄明;就是因為它不僅直接關系到哲學形而上學的性質、范圍,及其科學性與價值性的關系問題,而且直接涉及到“可說”和“不可說”的“名言之域”和“非名言之域”及其關系這一哲學形而上學的核心問題。就語言與存在的關系而言,語言既是把握存在的方式,又展現為改變世界的力量;“說”與“在”、解釋世界與變革世界本質上具有內在的統一性,以敞開與變革世界為指向,語言與人的聯系呈現于多重方面。作為人把握世界及“在”的方式,語言既以人自身的存在為根據,又內在于人的存在過程。以獨語、對話為形式,語言不僅在“個體之維”影響著自我的存在過程及精神世界的形成,而且在“類”的層面上構成了主體間交往和共在、實踐過程及生活世界的建構所以可能的前提[11](P44-48)。正因為如此,所以語言作為聯系主體和存在的橋梁和紐帶所蘊含的“語言問題”或“語言哲學”問題作為一個至關重要的哲學問題,最早便進入了哲學的論域,不僅成為哲學研究的重要對象,而且甚至獲得了形而上學本體論的性質和地位。而語言之所以能夠最早進入了哲學的論域,成為哲學研究的對象,并獲得了作為形而上學本體論的性質和地位,就是因為:它既是人之為人的內在規定,又是人的存在方式;既是廣義的存在形態,又是把握存在的形式。正是語言的這種雙重品格,使語言從一開始便與人和存在形成了本源性的聯系。而無論是古希臘哲學家關于“邏各斯”的討論,還是先秦哲學關于“道”的言說,其實都是在以不同的方式論說著一個最基本的哲學問題或哲學的基本問題:主體、語言與存在的關系問題,包括語言能否把握存在?對世界的描述與規范是否彼此分離?語言與人自身之“在”是否相關?

其作為哲學基本問題的具體展開,上述問題的哲學追思,既涉及認識論、邏輯學、語言學、語用學、語義學、符號學、解釋學,也指向了實踐論、價值論、本體論、形而上學的領域。盡管不同的哲學家在對主體、語言和存在及其關系問題的理解上存在著很大的不同,但都不能或者無法回避對主體、語言和存在及其關系問題的運用和思考。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主體、語言和存在的關系問題,既是哲學形而上學之所以可能的內在根據,也是貫穿哲學形而上學始終的本質性的內在問題。而無論是對存在作何解釋,通過什么方法進入其所指示的境界:價值世界或意義世界,都必然涉及到語言的表達和理解問題;而無論是表達或理解則不僅與語言有關,而且與對作為主體的人的本性或本質的理解有關。正是從作為主體的人的本性或本質出發,通過對作為主體的人的存在的內在根據和終極意義的形上追思和語言表達,從而構建出了一個既內在于日常生活世界,又超越于日常生活世界的境界:價值世界或意義世界,從而不僅賦予哲學以形而上學本體論的性質,而且賦予哲學形而上學以引導作為主體的人有意義的生活,使人成其為人所特有的價值和功能,而這恰恰也正是主體、語言和存在的關系問題之所以能夠成為哲學的內在性的本質問題或基本問題的內在根據和深層原因。

而依據哲學家對這一問題的或隱或顯的回答,我們進而可以將哲學的基本問題歸結為主體、語言和存在之間是否具有“同一性”的問題,并具體體現為兩個主要的或基本的方面:其一是以三者之間的“同一性”為價值取向、致思趨向、理論和方法的方面;其一是以三者之間的“非同一性”為的價值取向、致思趨向、理論和方法的方面。如果說“同一性”者,是從作為主體的人所特有的本質屬性,即“理性”和人類語言(包括名稱、概念)所具有的天然的指稱功能出發,主張主體、語言和存在之間的“同一性”,而趨向于作為主體的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趨向于日常生活世界的秩序建構,趨向于科學,并具有本質主義或邏輯中心主義性質的話,那么,“非同一性”者,則是從作為主體的人所特有的本質屬性,即“德性”,以及作為存在之存在的最高本體或終極價值的非實體性出發,認為在主體、語言和存在之間并不具有“同一性”,即在承認語言的指稱功能的同時,又對語言的這種指稱功能做了形而下的限定。后者在肯定作為存在之存在的最高本體和終極價值的存在及其意義的同時,又強調了作為存在之存在的最高本體和終極價值的非實體性,而更趨向于作為主體的人的生命價值的完美和日常生活價值、意義的提升,更趨向于人文、趨向于價值世界和意義世界的建構,并具有非本質主義和非邏輯中心主義的性質。所以,作為哲學基本問題的兩個方面的對立又統一,既是哲學作為哲學的內在根據和哲學之所以區別于科學和宗教及其其它人文社會科學的顯著特征,也是我們劃分不同的哲學派別、范式和形態的基本依據。

第4篇：哲學的基本方法范文

1.教師個人教學哲學是教師對教學基本問題

的個體性認識首先，教師個人教學哲學是對教學基本問題的回答。這些問題包括：教學是什么？教學應該是什么？教學應追求怎樣的價值？什么是知識？什么知識最有價值？教師的角色應該是怎樣的？良好的師生關系應該是怎樣的？預設和生成的關系如何？學習知識和發展能力的關系如何？接受學習和發現學習的關系如何？等等。顯然，這些問題是教學的“大問題”，它們是“幾乎覆蓋所有問題的總體性問題或終極問題”。對這些基本問題的認識直接影響著教師具體的教學觀念和教學行為。其次，教師個人教學哲學是教師個體性的認識。與專業的教學哲學和公眾的教學哲學相比，教師個人教學哲學最突出的特點在于其是教師個體性的教學信念。這種教學信念也會受到專業教學哲學和公眾教學哲學的影響，但對教師個人教學哲學產生更多影響的還是教師的教育生活和實踐經歷。一個教師擁有自己的教學哲學意味著其在教育理論學習尤其是教育實踐的基礎上對以上涉及教學本體論、價值論、知識論、方法論的諸基本問題給出自己的回答。再次，教師個人教學哲學處于動態的發展中。教學的基本問題是形而上的問題，即使在教育科學日益繁榮的今天，這些問題只有不同的認識而沒有終極的答案。教師個人教學哲學是在教師對教學基本問題持續追問和反思的基礎上形成的。綜上所述，教師個人教學哲學是教師對教學基本問題持續追問和反思基礎上形成的個人的教學觀。

2.教師個人教學哲學的缺失及其表現

這樣，我們可以看出，嚴格來講，實際上許多教師并沒有自己的教學哲學。有的教師擁有自己對教學活動的一些看法，但這些看法是對非基本問題的看法。有的教師有一套對教學基本問題的看法，但是這些看法更多地來自外部，其本人并沒有對這些問題進行長期的追問、反思和實踐，說到底，這種教學哲學并不是其自己的教學哲學，至多只是其口頭宣稱的教學哲學。具體來講，教師缺乏個人教學哲學的表現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其一，方法的迷戀。教師們普遍認為，自己從事的是具體的教學工作，這些工作如備課、上課、復習、考試等需要的是具體的操作方法，它們離哲學很遠。事實上，任何具體的教學行為背后都隱含著一定的哲學觀。例如，在課堂教學中，一個具體的課堂管理行為背后可以隱含著教師行為主義的或人本主義的教學哲學。在課程改革的背景下，教師們的方法迷戀得到了進一步的凸顯。當教育學者向教師傳播課程改革理論的時候，教師們一個普遍本能的反應是：“我不需要那么多高深的理論，告訴我該怎么做”，鮮有教師“對教學方法背后的理論基礎深究細察，考察方法所來源的思想源頭和理論依據”。對方法的崇拜和對教學哲學的本能的拒斥，使教師成為了被動的課程實施者，而不是課程改革的行動者。許多教師在對課程改革愿景缺乏深入認識的情況下，進行著毫無生命力的教學方式變革。教師們放棄了思想的權力，也阻隔了個人教學哲學的形成。其二，思想的混亂。教師缺乏個人教學哲學的另一表現是教學思想的混亂。當前是一個教育改革的時代，也是一個思想繁榮的時代，我們從來沒有過這么多的專業的教育研究者，也從來沒有過如此百花齊放的教育思想。這些教育思想呈現了多元并立乃至沖突的格局。面對著學者們對“有效教學”截然不同的判定標準，面對著專家們對應不應該體罰學生的截然不同的主張，廣大的教師往往不知所措。其實，這些不同的主張背后都蘊藏著一定的哲學觀，對這些哲學依據認識的缺乏導致了教師判斷力的缺失。由于教師缺乏必要的哲學素養和個人教學哲學。教師在宏大背景的教育變革中，面對著令人眼花繚亂的教育新思想不知何去何從，甚至對教育變革的主旨存在著諸多的誤讀。一些小學教師為了體現新課程的新精神，將課堂由原來的“滿堂灌”變成了“滿堂問”，甚至用發現學習的方法來教授文學。這暴露了許多教師對發現學習的思想源頭和理論依據缺乏自主的深入的思考。由于缺乏個人教學哲學，許多教師在盲從和迷亂之后，選擇了因襲習慣，回歸平常。

二、教師個人教學哲學何以必要

教師在教學實踐中的方法崇拜、思想混亂等問題的改善，呼喚著教師擁有個人教學哲學。教師個人教學哲學有利于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提升教師的生命質量，也有利于推動基礎教育課程改革。

1.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

在教學實踐中，普遍地存在著兩種類型的教師：經驗型的教師和科學技術與藝術型的教師。經驗型的教師依賴于自身和他人的經驗，其受惠于經驗，也受限于經驗。個人的經驗是有限的，僅僅依靠經驗根本無法駕馭教學中全新的和不確定的境況。處于科學技術與藝術水平的教師突破了個人的經驗局限，掌握了教學中的普遍規律，并遵循和利用這些規律，使教學走向科學化和藝術化的道路。然而，教學生活中還存在著諸多根本的哲學性的問題，如教學應追求怎樣的價值？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教學中學生的地位？這些問題是教學科學無法解答的，其需要教師的哲學之思。教師的哲學之思將使其撥開形而下的教學紛雜，探究其背后的形而上的問題。對這些問題的追問和認識，將使教師躍入教師專業發展的另一種層次。在這種層次中，教師突破了技術化和工具化，進入了“思”和“悟”的境界。在課程改革的背景下，教師的專業發展日益受到重視。許多教師從經驗水平提升到了科學技術與藝術水平。教師要想向更高的專業水平邁進，亟需發展個人教學哲學。教育史上著名的教育家自不待言，當代著名的教育家也都擁有自己的教學哲學。擁有獨特的教學哲學促進了教師從技術型教師向專家型教師乃至教育家型教師的轉變。

2.提升教師的生命質量

排斥停滯、渴望超越是人的本性。只有不斷地超越，教師才能不斷地提升自己的生命質量。重復的、機械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教師在教學生活中的機械重復和模仿，將促生教師的職業倦怠，侵蝕教師的職業幸福。教師怎樣才能享受職業幸福、提升生命質量呢？毫無疑問，教師不能日復一日地重演令人倦怠的教學生活，也不能僅僅停留在對教學技術的關注和對其他優秀教師的模仿。重復和模仿驅逐了教師的思考，也在根本上摧毀了教師的超越可能。追求教學技術的教師也許會成為一個合格的教師，然而，也僅此而已。對形而下的迷戀和對形而上的拒斥，使教師很難實現更高層次的超越。教師需要擁有個人教學哲學。教師對教學基本問題的哲學追問的結果將形成教師的教學信念。教師的教學信念是教師發自內心的信仰。這種信仰是教師教學行動的原動力。有教學信念的教師在教學行動中不會局限于某一個教學細節。他（她）總是能以更寬廣的視野來審視自己教學中的具體活動，并因此使自己的教學思想和行動構成一個合邏輯的體系。有自己教學哲學的教師不會甘做教學工業生產線上的操作員。他（她）要為自己的教學理想而工作，教學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更是生命的實踐。當斯霞老師90高齡時，仍然在孩子中間，臉上洋溢著兒童般的微笑，誰還會覺得她是一個奉獻者呢？斯霞老師信奉“童心母愛”的哲學，并終身追求。她的教育行為是給予性的，她體驗著教育過程的幸福。這是一種自成目的的實踐，也是純粹的幸福境界。一個教師擁有自己的教學哲學并執著地追求自己的信仰，而不為社會上的功利主義、工具主義的價值觀所迷惑，必然會煥發生命的活力，享受人生的幸福。

3.推動基礎教育課程改革

教師的教學哲學對課程改革來說也是十分必要的。課程與教學的變革意味著教學價值觀的變革、知識觀的變革、教學方法論的變革等。然而，當前許多教師對課程改革的哲學根據缺乏深刻的認識。由于對課程改革的哲學立場缺乏了解，課程教學的變革只能是表面的繁榮。同時，我們也應認識到，雖然當前我國課程改革的整體方向是正確的，但課程改革中所提倡的課程與教學理念也不是絕對的真理。對于變革的指導性理論的合理性不能僅僅從理論本身的邏輯性、啟發性來判定，還應將其與我國的教育實際相結合，在變革中對理論進行評價和調試。課程改革的關鍵在于教師的專業發展。只有更多的教師具有了哲學素養，才能理解、反思、批判課程改革的理論基礎和價值觀念，從而建構適合自己教學情境的教學哲學。只有教師成為思想者，教育變革才能深度發生；也只有教師成為思想者，才能點燃學生的思想。否則，因循守舊、被動改變的教師只能培養出缺乏主動和創新精神的學生。因此，課程改革的關鍵是人的改變，而人的改變之關鍵又在于教師個人教學哲學的塑造。

三、教師個人教學哲學何以可能

雖然每個教師都有自己對教學的看法，但是，教師對教學基本問題的持續反思和認識的形成并不是容易的事。教師要樹立自己的教學哲學，亟需多方面的努力。

1.態度轉變

一直以來，教師們都有輕視哲學的“傳統”。這主要與其受教育的經驗和認識的誤區有關。“哲學從本原上說，是同智慧相關涉的。哲學不是現成的知識和結論，而是作為人生修養的智慧與境界。”然而，哲學教學長久以來變成了知識的教學。抽象的概念和宏大的詞匯不但沒能促進學習者的哲學之思和對智慧的熱愛，反而使學習者將哲學與抽象、枯燥等字眼聯系在一起。在學生時代經受如此哲學教學折磨的教師，自然對哲學有一種本能的排斥。另外，許多教育理論家將自己傳播的理論視為真理，而不是假設，忘卻了理論仍需要實踐的修正和檢驗。同時，在教學理論研究日益專業化的背景下，教學理論晦澀、難懂，也是廣大教師拒斥教學理論尤其是教學哲學的重要原因。顯然，教師們對哲學的誤解和排斥是一種遺憾。教師對哲學的排斥關閉了他們通往教育智慧之門，也制約著教師的發展境界。教師要實現教學生活的超越，必須重視哲學之思。哲學在根本上是關涉生活的，教學哲學更是直面教學生活的學問。教師應消除對哲學的誤解，重視并追求個人教學哲學。

2.反思批判

有人將教師的理論知識分為兩種類型，其一是所倡導的理論，容易說出來，但不對教師的教學行為產生直接的影響；其二是所采用的理論，不容易意識到，但直接對教師的教學行為產生重要影響。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教師對外在和內在教學理論的盲目。教師日復一日地進行著教學工作，很少“停下來”審慎地反思自己所踐行的教學理論。由于教師放棄了哲思的權力，其在課程變革中輕易地接受了外在的理論。這種接受同樣是盲目的，因為教師們也缺乏對外在理論根基的哲思。反思和批判是教師建構自己教學哲學的關鍵。教師對自己的教學經驗、教學習慣、教學常識進行梳理、總結和反思，分析其長處和不足，對個人教學哲學的發展有重要意義，這種反思的結果將為個人教學哲學的形成奠定認識基礎。教師的反思不是玄思，需要有一定的載體和媒介。教師可以通過撰寫、反思自己的教學生活史等方式來使自己緘默的教學哲學觀念顯性化。在另一層面上，教師還需基于自己的教學實踐，對外部倡導的教學理論及其背后的教學哲學進行反思和批判。教師要形成自己的反思和批判能力，研讀哲學和教育哲學經典，了解各種哲學和教育哲學觀點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在于教師形成哲學的思考方式。哲學的思考方式使教師不迷信權威，也不依賴經驗，其“解放了教師的想象力，同時又指導著他的理智”。

3.持續構建

第5篇：哲學的基本方法范文

性、文化要素的可分離性與可相容性出發，通過批判與會通、分析與綜合、解構與建構，實現文化的綜合創新。就中國哲學史的研究而言，貫徹“綜合創新”的方法論原則，就是要站在世界哲學史高度，體會“一本萬殊”之理，承認相反之論，從雜多中求統一，從矛盾中求會通，努力實現中國傳統哲學的現代化與世界化和西方哲學的本土化和中國化，在對中國傳統哲學的解構與重構中，會通古今中西，以求達到綜合與創造、繼承與創新的統一。這正是通過“綜合創新”方法所要實現的研究中國哲學史的目的和理想目標。20世紀中國哲學和中國哲學史研究方法的探索也說明了這一點。 

對中國哲學和中國哲學史研究作出了突出貢獻的馮友蘭先生，在對中國哲學史研究方法的探索中，就已經開啟了中國哲學史研究方法的綜合創新之路。這具體表現在：一是明確地將西方哲學的邏輯分析方法和中國哲學的直覺主義相結合，建構了一套哲學方法論與哲學史方法論———“正的方法”與“負的方法”。二是在援引西方哲學 包括實用主義和新實在主義 的觀念和方法、哲學的理論觀點和方法來改造中國傳統哲學的觀念和方法上，在一定的層次上，使得的方法和科學主義的方法、人文主義的方法相結合；而這一結合是在他力圖把中國傳統哲學、西方哲學和哲學打通并適當地結合起來的過程中實現的，他也因此形成了一種綜合的中國哲學史方法論。 

歷史地看，在跟馮友蘭先生同時或稍后的一些中國哲學史家也都在不同的層面上、不同的范圍內，探索并嘗試融貫、綜合各種治中國哲學史的方法，以求建構中國哲學史方法論。如三四十年代的張氏兩兄弟 張申府先生、張岱年先生 就嘗試“將唯物、理想、解析，綜合于一”以建立“解析的辯證唯物論”，倡導和運用邏輯解析方法，并將解析法和的唯物辯證法結合，來研究中國哲學史。張岱年先生于30年成的《中國哲學大綱》，既運用了邏輯分析方法又運用了唯物辯證法，奠定了張岱年先生一生堅持以的理論觀點和方法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方法論基礎。張岱年先生于80年代初撰寫的《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發凡》一書，從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統一出發，主張根據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基本原理來分析和研究中國哲學史；并認為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正確方法，就是根據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基礎原理來分析研究中國歷史上每個哲學家的哲學思想，闡明哲學發展過程的客觀規律。而應用的方法來研究中國哲學史要堅持四個基本原則：第一，堅持哲學基本問題的普遍意義，注意考察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對立斗爭與相互轉化；第二，重視唯物主義的理論價值及其在哲學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第三，堅持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觀點，對于階級社會中的哲學思想進行切合實際的階級分析；第四，堅持發揚實事求是的學風，對于哲學史的具體問題進行具體分析。在此基礎上，對于哲學思想的階級分析方法，哲學思想的理論分析方法，歷史與邏輯的統一，哲學遺產的批判繼承，以及整理史料的方法等等，作了較為全面、系統、精密的分析和論述，基本上確立了以哲學史觀和方法論為主導的中國哲學史方法論。可以看出，張岱年先生的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將古今中外不同的方法加以融貫、整合，并在哲學史觀和方法論的統帥下達到了“綜合創新”。 

事實上，80年代特別是90年代以后，研究方法和研究視角的多元化已成為中國哲學史研究的主流。如方克立先生曾明確指出，中國哲學史研究方法和研究視角已呈現多元化趨勢。他主張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史觀和方法論的指導下，運用多種方法來研究中國哲學史，如中國舊有的漢學的方法和宋學的方法，西方現有的解釋學方法、發生認識方法、結構主義和后現代解構主義的方法，以及文化人類學、宗教社會學和認知心理學等，以便在各種研究方法的功能互補中，揭示中國哲學史多方面的豐富內容。又如劉文英先生強調今天研究中國哲學史采用的各種方法都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并主張將中國傳統哲學的漢學的方法和宋學的方法，哲學的歷史方法與邏輯方法，以及語義分析方法、結構分析方法、解釋學方法與比較方法等等，加以整合或綜合，以實現不同方法的特殊的功能和價值。這可以說是一種理性、開放、公正、平實的態度，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顯然，他們所堅持的，已不是以往那種教條主義的，而是經過重新理解和詮釋并加以發展了的。這樣一種以為主導、綜合古今中外各種研究方法論的探索，體現的正是“綜合創新”的路向。 

海外華人學者傅偉勛先生自70年代初因探討老子之“道”所蘊涵的哲理而觸發詮釋學構想，經過20多年的艱苦探索，基本上建構起了中國哲學 史 方法論———“創造的詮釋學”。從傅偉勛先生所建構的“創造的詮釋學”方法論看，它實際是中西哲學方法論的融會貫通。誠如傅先生自己所說，“創造的詮釋學”的“建構與形成有賴乎現象學、辯證法、實存分析、日常語言分析、新派詮釋學理路等等現代西方哲學中較為重要的特殊方法論之一般化過濾，以及其與我國傳統以來考據之學與義理之學，乃至大乘佛學涉及方法論的種種教理之間的‘融會貫通’”。所以，他的“創造的詮釋學”便具有一種辯證開放的性格。顯然，傅偉勛先生在建構中國哲學 史 方法論時，仍然走的是綜合古今中西以求創新的道路。 

從一定的意義上可以說，傅偉勛先生的“創造的詮釋學”方法論的建構還只是一個開端，仍然需要拓展和深化。事實上，跟傅偉勛先生同時或稍后，成中英先生、黃俊杰先生、湯一介先生等海內外學者，也在探索詮釋學與中國傳統思想研究的結合，并嘗試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詮釋學體系和詮釋學方法。這種“參照西方的哲學解釋學，總結中國傳統經典詮釋學的理論體系和規則范式，建構以漢語言學為特征的當代中國經典詮釋學”的探索，已成為海內外學者共同努力的方向，并且愈來愈成為學術界的主流，而它所體現的依然是“綜合創新”的原則和方法。 

第6篇：哲學的基本方法范文

目前，國內外學者對理財哲學雖已有初步探討，但仍沒有引起理論和實務界的充分重視。對于能否建立財務管理哲學表示質疑的人較多，他們提出一系列實際問題，如財務管理的性質是否有必要存在哲學；財務管理哲學是什么；財務管理人員是否有資格建立自己的哲學體系；建立財務管理哲學體系是哲學家的事還是財務管理專家的事；財務管理人員是否敢于涉足這樣一個與日常理財活動不同的領域，是否能成功。要討論并回答這些問題，首先應探討哲學的本質和財務管理的本質，并研究將哲學的方法、意圖和目的應用于財務管理的可能性。財務管理理論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理論工作者和實務工作者也開始對財務管理的目的和本質提出了疑問，并尋求哲學的指導。其他許多學科也已經有了自己的哲學，這些特定的哲學不僅對理解目前所面臨的專業問題有幫助，而且對理解整個學科都有著極大的意義。

財務管理哲學主要靠本領域的專家去研究建立，雖然財務管理學尚未達到許多學科已有的高度，但已有可以進行深入反思的程度，特別是對其假設、目標和方法等進行深入探討。但也并不主張財務管理人員勉強地從哲學角度去研究財務管理。在建立財務管理基本理論體系過程中，如果想出色地開展財務管理哲學研究，并取得成果，就必須按照哲學研究的程序進行。在研究財務管理哲學時，應當充分考慮研究的目的、規則和境界。財務管理哲學必須經得起財務管理專家和哲學專家們的考查與檢驗。一方面，研究學習的人員需要認識財務管理的本質、目標、方法和職能；另一方面，還需要認識到財務管理哲學既具有批判功能，又具有建設功能的特性。

二、財務管理哲學研究的基本路徑

財務管理哲學研究應遵循哲學研究的基本路徑。一是要理解財務管理哲學研究財務管理的基本原理，認真研究規范的財務行為和思維背后的合理根據；二是要使財務管理哲學研究能夠促進財務管理知識系統化，排除自相矛盾，使其實用性變得更強；三是要使財務管理哲學研究有助于形成和處理財務關系，從而促進社會關系的和諧與發展。

首先，研究財務管理哲學意味著對財務管理整體的理解，而不僅是對其部分的理解。應在財務管理學科中探討被普遍使用的概念，如財務、資本、時間價值、風險等的一般概念。對這些基本概念進行哲學化研究，可以促進財務管理知識體系的發展。這種研究比單純認為財務管理即理財或處理財務活動更深刻，因為其合乎實際，且更能反映財務管理的本質。此外，要充分認識到財務管理不僅僅是理財，而是更深層次的人生目標的體現。

其次，研究財務管理哲學意味著要拓展研究財務管理的視野，以抓住其真諦。要求摒棄那些特殊理由，拋棄成見和既得利益，對每一個財務管理問題都應當綜合考慮，而不是從單個角度去考慮。輕易得出的財務管理結論往往作用不大，相反還會缺乏更深遠的意義。

再次，研究財務管理哲學意味著研究財務管理的深度，旨在竭力發現構成人們理財人生觀和世界觀的基本財務管理假設。財務管理假設是理財研究和實踐的前提，但它像其他許多理論前提一樣，不會輕易顯現出來，故其本性和重要性往往很難被認識。雖然財務界也討論過財務管理的假設問題，但從哲學高度審視，各種觀點都還不完美，即財務管理假設仍未被充分揭示。如果要在財務管理知識領域里避免偏見，剔除不科學的推論，那么，揭示并接受這些財務管理假設作為財務管理理論的基礎就顯得非常必要。

最后，研究財務管理哲學意味著需要對財務管理進行合理的想象。想象力是揭示財務管理問題實質的一項不可缺少的素質。只有真正擺脫日常財務管理問題的困擾，長期致力于發展財務管理知識的人，才可能提出超越時代，預見未來的解決問題的方案。

三、財務管理哲學研究的方法

第7篇：哲學的基本方法范文

關鍵詞：中國管理哲學；管理實踐；整合

中圖分類號：C93-0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5349（2016）03-0031-03

“管理哲學既囊括管理學知識，又涵蓋了哲學知識，是一門交叉性很強的新興邊緣學科。”[1]具體而言，管理哲學是以管理學基礎理論為主框架，以相關哲學理論為分支的一門學科。我國管理哲學研究起步較晚，一方面基于我國傳統哲學理論為藍本，構建了中國式的管理哲學；另一方面借鑒國外管理哲學內容，結合我國政治、文化、經濟、制度等國情，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管理哲學。盡管中國管理哲學是構建在中國企業適宜的土壤之上，但在實際應用中仍然面臨各種各樣的困境。

一、中國管理哲學解構

哲學實質上是研究世界觀與方法觀的問題，探討事物本質及其運行的相關法則。中國哲學產生于春秋戰國的軸心時代，是中華民族思想靈魂的基石，早已在人們思想意識里根深蒂固。它制定了人們的行為規范，是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制度等框架的基礎，構成了社會結構的方方面面。而管理作為維持社會秩序、規范人們行為的基本手段，必須遵循哲學思想。也就是說，哲學所研究的是管理方法與管理原則問題。“故中國管理是從中國哲學中分離出來的。”[2]中國管理研究必須植根于中國哲學的豐腴土壤。

（一）中國管理哲學的演進

研究管理哲學必須植根于基本國情與歷史文化，特別是中國這樣具有璀璨歷史文明的國家，適宜中國的管理哲學必定帶有濃郁的中國特色。研究當代中國管理哲學的思想、觀點，必先追溯中國古代管理哲學思想起源。

我國古代管理哲學思想起源于春秋戰國時期，有的學者也將這一時期命名為我國哲學思想的“軸心時代”[3]。這一時期我國哲學界呈現了百家爭鳴的景象，對后世影響較深遠的儒、道、墨三家哲學思想皆出于這個時代。一是“重倫理、施仁政”的管理哲學思想成為后世我國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基本原理，也奠定了“人情”在我國社會的特殊作用，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管理哲學現象；二是大行“中庸”之道的管理哲學理念，成為后世標榜的行為準則，其“致中和”“時中”等哲學思想深深影響了中國管理哲學的發展；三是“無為”管理哲學為中國式管理哲學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四是“德政”管理哲學衍化為“以人為本”的管理思想，為管理藝術提出了更高境界。

（二）中國管理哲學的使命

中國管理哲學作為時代玉成的智慧結晶，在推動管理哲學學科建設、促進社會發展方面肩負重要使命。

首先，中國管理哲學應作為管理實踐工作的思想和靈魂。管理本身應尊重人性和人的尊重，融入哲學理念可使管理更貼近人的思想，突出“人”在管理活動中的主體地位。另外，管理關系本身是一對矛盾體，即“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管理者”作為管理活動的發起人和承載者，具有主動性；而“被管理者”作為管理活動的被承載者，缺乏主動性。運用哲學思想來實施管理，可有效消除矛盾，使“管理”與“被管理”之間充滿人性化。現代管理已不再是管理技術的革新，更需要管理文化、管理藝術的融入，而這些恰恰是哲學思想的范疇。從這一角度來看，中國管理哲學已承載了管理實踐工作的指導職能，是管理實踐工作的靈魂。

其次，中國管理哲學促進管理科學建設與發展。縱觀歷史，管理思想的演進是以管理哲學革新為標志的，凝聚了管理哲學創新的智慧結晶。可以看出，管理哲學不僅僅是管理科學發展的點綴，而是管理科學發展的柱石，管理哲學為管理藝術的發展搭建了橋梁，而管理藝術是提高管理科學與管理實踐工作的軟實力。所以，中國管理哲學不僅推動了管理學科的建設，更是管理實踐方法革新的源動力。

（三）中國管理哲學的內涵

當代中國管理哲學是以哲學為內核來構建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的；而傳統管理哲學作為中華民族文化的基石，也將作為當代中國管理哲學的理論積淀。

具有中國特色社會的管理主體是人民群眾。也就是說，中國管理哲學研究的主體是“人”，研究客體是“人”“財”“物”“信息”和“技術”等社會元素。中國管理哲學的理念基礎是“人性論”，這一點也與中國傳統管理哲學思想中“性善論”與“性惡論”有一定的繼承性。

二、中國管理哲學面臨困境

隨著經濟發展，人們對管理的認識越來越強，已從管理科學向管理哲學時代邁進，管理方法中融入哲學思想已成為必然趨勢。研究中國管理哲學，一是要解決管理理論與管理實踐的沖突問題，二是要解決盲目借鑒、硬性照搬國外先進理論經驗的問題，三是解決傳統管理哲學的繼承與發揚問題。

（一）理論與實踐的沖突

任何理論都需實踐活動的磨礪來檢驗，而任何實踐活動都需要以理論為指導。因此，理論與實踐的沖突是不可避免的。中國管理哲學也不例外。從學科內在因素分析，一方面理論知識往往是實踐經驗的總結，是以實踐經驗為依據的，故理論知識多滯后于實踐活動；另一方面中國管理哲學是基于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屬性的理論知識，無太多可借鑒之處，故在學科建設上屬于“摸著石頭過河”，出現理論與實踐的沖突在所難免。

從外在環境來看，我國正處于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社會轉型期，傳統管理理論受到來自新形勢、新環境的挑戰。外在大環境正在迫使中國管理哲學發生變化。這是通過實踐活動促使理論革新的時代。一些優秀企業的成功經驗說明實踐已經走在了理論前面，反過來迫使理論發生變革，進而形成了理論與實踐的沖突。

（二）古為今用的沖突

我國古代璀璨的文化寶庫確實值得今人好好繼承與發揚。特別是中國古代管理哲學所形成的年代，正是我國哲學史上著名的“軸心時代”，是后世我國社會思想體系構建的核心。繼承傳統管理哲學理論的觀點是毋庸置疑的，但怎樣繼承是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當前中國式管理中提出了很多傳統管理哲學思想，諸多理論被應用于管理實踐活動中，但在實踐工作中不難發現很多盲目繼承、盲目套用的現象。一是“重倫理、施仁政”的管理哲學原則產生于自然經濟條件下，與當代市場經濟環境具有一定的差異，企業生存的本質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而“重義輕利”容易導致企業過度重視社會效益，出現所謂“面子工程”現象。二是“人情”作為具有中國特色管理哲學思想的典型代表，但在管理實踐中過度重視“人情”會弱化管理制度，使管理形成漏洞。三是“中庸”成為中國人行事的行為準則，已滲入骨髓，根深蒂固。但“中庸”思想高深莫測，現代人很難理解琢磨，照貓畫虎地有樣學樣，結果只能是“衍生出很多變味兒的‘中庸’思想、甚至與原著相背離的行為模式”[4]。四是“德政教化”為導向的管理哲學思想，容易滋生執法不嚴現象。

（三）盲目崇拜國外經驗的沖突

在管理哲學學科建設和實踐經驗方面，我國較國外先進理論和實踐經驗存在一定的差距。并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處于模仿借鑒的學習模式。但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一些突發狀況的發生，單純的模仿與借鑒已無法滿足我國社會需求，由此產生的理論與實踐錯位及沖突越來越多。

一方面，社會體制不同形成的沖突。很明顯，我國是社會主義體制，盡管當前正處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但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有明顯不同。然而，管理哲學理論研究與實踐經驗較為發達的國家或地區，基本上都實行資本主義體制，資本主義的核心是剝削剩余價值，而社會主義的核心是為人民服務，一取一幫，存在本質上的區別。從我國管理哲學演進過程來看，借鑒國外先進理論與經驗是必經之路，但無可避免地出現了盲目崇拜國外經驗的現象，由于體制與國情的差距，導致了矛盾沖突的出現。

另一方面，哲學理念不同形成的沖突。哲學是社會思想意識產生之源。每個國家或地區，受社會制度、政治、體制、經濟、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影響，其哲學理念也各不相同。且我國管理哲學理念是以傳統管理哲學理論為基礎的，這是我國特色，盲目借鑒國外經驗，往往會忽視我國自有特色，導致沖突出現。

（四）人本管理未到位

在我國管理哲學的理論與實踐中，雖然管理者越來越重視人本管理，但其缺失的現象仍然嚴重。

一是形而上學的人本管理。人本管理具有先進性，但在管理實踐中，被很多管理者作為追求政績的手段，喪失了以人為本的管理特性；還有一些管理者片面地將人本管理理解為關心群眾或給員工相當大的自由空間，這些做法原本無可厚非，但管理者沒有全面理解人本管理的真諦，對員工的要求和管理過于放松，反而使管理形成了一盤散沙，造成懈怠工作等現象。

二是過猶不及的人本管理。有管理失位的現象，也會有管理過度的現象。有些管理者為員工考慮周全，比如密集的培訓計劃、簡單的人本主義、薪酬不等，這些現象已脫離了人本管理的本質，也是一種人本管理不到位現象。

三、中國管理哲學出路探究

中國管理哲學作為新興學科，面臨諸多發展困境是學科建設的必經之路。要探尋當前學科發展困境的出路，先要回歸學科建設的初衷，即使之成為提升當代我國管理軟實力的指導思想。那么，探尋困境的出路，即要結合我國國情，繼承傳統管理哲學理論的基礎上，堅持馬列主義和四項基本原則，以實現“中國夢”作為學科建設的宏觀目標，以完善管理方法、提高管理藝術水平為方向，逐一攻破中國管理哲學發展中遭遇的困境。

（一）用哲學觀點調節理論與實踐的沖突

理論聯系實踐是哲學的基本原理之一。首先，運用哲學觀點來調節中國管理哲學中理論與實踐的沖突，其根本目的在于強化理論與實踐的聯系，并盡可能地實現理論與實踐的同步，甚至通過實踐經驗積累和數據分析，提出具有超前意識的新理論。

其次，之所以運用哲學觀點融入中國管理學中，不僅因為我國的國情體制，更重要的是哲學具有先進性，其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原則，可幫助我們甄別實踐經驗和歷史教訓中哪些可以汲取、哪些需要摒棄。同時運用哲學觀點可保障中國管理哲學在社會主義轉型期“走對路”，避免中國管理哲學走向歧路，從而構建適合中國國情特色的管理哲學體系。

（二）“去粗取精”，甄別繼承

對于中國古代管理哲學理論不能一以概之、全面否定，也不能全面繼承。一方面將古代優秀的管理哲學思想，如“天人合一”“德主刑輔”等思想，與當代社會現狀和我國基本國情相結合，采取“去粗取精”的方式，有甄別、有批判、有總結地繼承和發揚。

另一方面，應當以科學發展觀的觀念繼承古代優秀的管理哲學理念，即真正實現“古為今用”。比如“重義輕利”觀念的運用應當適度，企業做到“e矩”之道，用正當競爭的方式獲取經濟效益是值得鼓勵的；再如正確運用“人情”觀念，“以人為本”并非放松管理制度，而是以“被管理者”的切身利益、長遠發展為管理制度制定的標準；再如在“無為”的基礎上，也應“無不為”，管理哲學需因時、因勢而變。唯有正確理解、使用古代管理哲學理念，才能避免盲目套用現象。

（三）在共性基礎上借鑒國外經驗

無論從國家體制、基本國情，還是從管理哲學理念上來看，盲目借鑒國外先進理論與成功經驗，照搬復制的方法都是不可取的。一是借鑒社會體制相似或適宜我國社會主義體制的先進理念與經驗，比如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借鑒前蘇聯管理哲學的先進理念與經驗，兩國同屬于社會主義大國，歷史文化也存在很多交集，具有很好的借鑒意義；再如當前西方國家、亞洲發達國家所采取的企業管理哲學，對于我國迅速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融入國際經濟具有良好的借鑒作用。

二是尋求相似的哲學理念，對于與中華民族同源或文化背景相似的國家，可借鑒其管理哲學先進理論與實踐經驗，從文化同源方面來看，這些國家的管理哲學更適宜我國國情。

（四）科學發展觀下的人本管理

人本管理并不僅僅是把人管好這么簡單，它是管理藝術的體現，是管理者個人能力的體現。人本管理是中國管理哲學中應用最廣、卻最難完善的體制。做好人本管理的前提，一方面要結合社會制度、政治、文化和歷史；另一方面要運用科學發展觀的視角看待人本管理。

一是在倫理道德觀念的基礎上，構建人本管理體制。作為我國這樣一個具有豐富歷史文化積淀的國家，傳統哲學思想早已根深蒂固，承認傳統，才能爭取更多共識，有了共識是做好人本管理的基礎。二是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的關鍵時刻，人們思想活躍是必然現象，運用科學發展觀進行人本管理，可充分調動被管理者的主觀能動性，也使人本管理與社會發展相結合，將被管理者的價值觀與社會發展相結合，使人本管理成為中國管理哲學體系的基礎。

總之，在管理哲學研究方面，我國較西方發達國家水平存在一定差距。但我國管理哲學是以哲學為理論指導的，從思想意識的先進性方面具有一定優勢；且我國具有享譽世界的傳統哲學思想做底蘊，再結合國外先進的管理哲學理念和經驗，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當代管理哲學，可謂水到渠成。

參考文獻：

[1] 呂霞云. 探析四項基本原則與中國夢的實現[J]. 赤峰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4（06）：106-107.

[2]沈文苑. 人力資源管理中以人為本管理模式的構建方法[J]. 人才資源開發， 2015（08）：37-38.

第8篇：哲學的基本方法范文

【關鍵詞】哲學；管理學；管理哲學

一、管理學的含義

一般來說管理學就像一門經驗性科學，是研究管理實踐活動的基本規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學。管理學關注的是與管理實踐活動更為直接、更為密切的具有“經驗性”和“實證性”的管理活動和管理現象。

管理學也是關于“管理”（現象）的解釋體系，研究者從不同的角度對人類管理現象、人類管理活動及其經驗，試圖給出解釋。這個解釋包括“管理的本質是什么”“為什么要管理”“何時要管理”“從何處管理”“和人能管理”“如何管理”等。

比較有代表性的泰羅：管理就是確切地知道你要別人去做什么，并使他們用最好的方法去做。法約爾：管理是所有的人類組織都有的一種活動，這種活動由五項要素組成：計劃、組織、指揮、協調和控制。西蒙：管理即制定決策。斯蒂芬?羅賓斯：管理是指同別人一起，通過別人使活動完成得更有效。“過程”是表示管理者發揮的職能或從事的主要活動。這些活動可以概括地稱為計劃、組織、領導和控制。所謂“有效”，需要區分“效率”與“效果”。管理觀察者與研究者從不同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式、基于不同的知識結構和文化背景對“管理”做出了描述。

管理學是關于“管理”的知識支撐，整體而言，“管理”是人之主體性的實現手段之一，廣義的“管理”即人們在管理對象中貫徹人的意圖、使其按人的意志存在。“管理學”的基本功能，在于研究、提供幫助人實現預定目標的手段與方法。而這種方法、手段，能否更有效、更經濟、更道德、更正當，需要“知識”的支撐。

二、哲學的含義

哲學是文化的靈魂，是“愛智慧”之學，它不僅僅指一門獨立的科學，而指某一門具體科學中的最高層次的知識。研究事物的本質及其運行的法則，從這點上看，哲學也是其他科學的主導原則與方法論。也可以說哲學是屬于超驗科學。但是將哲學看作是“智慧之學”并不是準確的，因為人類的智慧并不是有哲學一門科學來概括的，應當按照“愛智”的愿意去思考哲學。哲學同樣還是“反思”之學，黑格爾曾提出，哲學是一種特殊的思維方式，其特殊性就在于它“以思想本身為內容，力求思想自覺其為思想”。馮友蘭先生認為，哲學是人類精神的反思，所謂反思就是人類精神反過來以自己為對象而思之，哲學是對于認識的認識。對于認識的認識，就是認識反過來以自己為對象而認識，這就是認識的反思。

三、管理學與哲學的結合

管理學的進一步發展需要哲學，管理理論上的許多爭論，都涉及到哲學世界觀、方法論問題，注意從哲學的高度來回答這些問題，就可以使管理理論取得突破性進展。哲學的貧困與否、危機與否，關鍵在于對某些具體事物的指導作用，所以哲學的指導作用必須面向實際，深入生活，加強與現實生活的聯系的同時高于生活才能對具體事物起到指導作用。

哲學必須對管理活動進行價值的、倫理的、情感的分析，建立一門管理哲學。所謂管理哲學就是管理人世界觀的理論化和系統化，管理哲學是管理人的世界觀，這是管理哲學的本質屬性，管理哲學是哲學與管理學的有機結合。管理哲學是對知識形態的管理思想或基本規律的反思和批判，以及管理實踐活動關于人和組織存在的價值和意義。管理活動的對象是與管理實踐活動更為間接、稍微疏遠的具有“理論性”和“抽象性”的管理終極問題和管理本源問題。

哲學與管理學的結合，是哲學與管理學進一步發展的必要。想要更好的發展哲學與管理學，就必須要面向實際，從現實出發，互相吸取精華。管理學通過與哲學的結合來解決更深層次的理論問題，哲學通過與管理學的結合來解決更加實際的現實問題。管理學與哲學的結合，適應了科學發展綜合趨勢的必然要求，現代科學的發展經過一系列分分合合，開始向高度綜合性的在發展。

哲學必須要與管理學的結合也源于哲學的開放性，哲學隨著時代歷史條件的變化而變化，發展而發展。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是哲學對自身的反思與自指，作為時代的精華，就應該緊隨時代的發展才能有更強的生命力。

與哲學的結合同樣也是解決管理學發展中的問題，把管理學推向更高的臺階的需要。隨著時代的發展，管理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登上歷史的舞臺，而且越發在現實生活中顯示出它的重要性，而任何一門具體的科學都是需要哲學的這指導，管理學也不例外是需要哲學的指導，這更加凸顯了管理學與哲學結合的必要性。管理學的進一步發展需要更高層次理性分析，哲學正是一種更高理論層次、最深遠的理論思維，它以最高層次、最一般的范疇體系揭示事物的本質、事物之間的聯系和事物的發展過程及規律，以最高的理性境界審視現象。只有哲學才能對管理活動做更深層次的理性分析。

管理學與哲學的結合已經經過了一段里程，可仍是一開始，管理學不僅僅是一項經濟活動，它是必須把多種資源在其經濟、政治和社會環境中恰當地組織起來的理性職能，哲學的發展只能扎根于現實的額土壤中。

作者簡介：劉玉婷（1990.4-）女，湖北荊門人，云南師范大學哲學與政法學院2012級哲學專業碩士研究生。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第9篇：哲學的基本方法范文

絕大部分討論者認為,哲學的改革有其時代的必然性,主要論據集中在以下幾點:

①從理論上說,哲學是一個開放性體系,從來沒有結束真理,而只是為認識真理而開辟了廣闊的道路,哲學只有跟隨時代的變化、論證時代的必然、預測時代的趨勢,從而對自身的發展和完善進行反思和付諸實施,才能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

②世界性新技術革命潮流和國際共產主乂運動在現時代的發展狀況向哲學提出丁許多迫切痛要解答的問題。如一系列新興科學、特別是“老三論”、“新三論”等綜合科學的創立和應用,使哲學同各門科學的關系發生了新的變動。再如國際共運內部已經沖破了原來那種單一的政治、經濟和思想模式,進一步走上民族化、多樣化的道路,哲學必須對此過程中出現的大量問題作出新的解釋。

③哲學的社會作用銳減。粉碎“”以后,哲學理論研究工作曾一度沖鋒在前,成為理論戰線撥亂反正、解放思想的先驅。遺憾的是,哲學理論工作沒有能運用思想解放的寶貴成果來審視自己,在歷史轉變的新時期到來之際開始落伍了。在經濟改革過程中,哲學在很長一段時間似乎被拋到了一個不引人注目的角落.它不再是時代的弄潮兒,幾乎成了不知所措,無足輕重的旁觀者。

④我們現有哲學研究現狀不能令人滿意。表現在:哲學理論研究的指導思想教條主義嚴重,極大束縛了廣大哲學工作者的聰明才智、哲學理論研究的基本戰略保守落后,不能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哲學理論研究的格局陳舊老化,不能反映實踐的新要求;哲學理論隊伍知識結構單一,信息吞吐能力差,不能及時對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新成果進行概括和吸取;哲學理論研究的不同學派寥寥無幾,缺少不同學派的自由爭鳴和探討。

正是由于這幾方面的原因,這些同志認為哲學研究非改革不行,非進行全面改革不行。

關于哲學改革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哲學既是科學,就只存在著如何將它運用好的問題,而不存在著對它進行改革的問題,不能接受“哲學的改革”的提法,正確的提法應是“哲學工作的改革”。

二、哲學理論研究如何改革

關于哲學理論研究如何改革的問題,分岐較多,而有代表性的觀點有三種,即體系改革論,內容改革論和總體改革論。

體系改革論者認為:體系問題,乃是哲學自身的“本體》或“主體”問題。如果說每個時代的哲學都是它那個時代社會文明的“靈魂”都是以高度抽象的體系蘊握那個時代,那么,今天的哲學改革自然也應從哲學的體系著眼,從總體形態上思考和開辟哲學的創新和繁榮之路。持這種觀點的同志還認為:哲學改革或現代化問題緣起的客觀根據在于對現存體系之不滿。另外,從一般系統理論的基本原理來看,結構體系具有優先的決定性意義,而構成結構體系的諸要素,其意乂和內容完全取決于它在整個體系中所處的地位。可以說,有沒有一個相對完備的體系,是一門科學是否成熟的重要標志。

這部分同志還就建構新的哲學體系提出了設想。設想認為:哲學體系的改革應運用現代系統方法建構—種多層次、開放性的主體武哲學體系。它的第一個層次是基礎哲學或稱a論哲學。這種體系不是塊狀的,而是徹底一體化的,是真正體現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三者相統一的原則的。它以世界整體系統為研究對象,它所揭示的是自然、社會和思維三者共有的一般規律。它的第二層次是中介哲學,如社會哲學、自然哲學和思維哲學,其研究對象是世界的局部系統,這種哲學具有理論哲學和應用哲學的雙重性質。它的第三個層次是分支哲學,又叫應用哲學,如歷史哲學、經濟哲學、教育哲學和管理哲學等等,其研究對象是世界的局部系統中的某個具體系統,亦即研究某門具體學科的規律。

有的同志還針對現有的哲學教科書體系即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體系提出異議。他們認為:哲學就其研究對象所及領域而言,它不是橫跨自然、社會和思維三大領域而是屬于思維領域;就其在世界縱向發展過程中所涉及的范圍而言,它不是擴及無限發展、無始無終整個宇宙,而只是限于人類社會的歷史范圍;就其基本內容而言,它不是整個世界的一般規律,而是基于社會實踐的關于人類思維與外部存在的關系,即是以存在與思維關系為基本內容的社會歷史發展的最一般規律;就其實質而言,它是在人類社會實踐的基礎上對存在與思維關系的歷史的唯物的解決。因而,現代唯物主義就是歷史唯物主義,順理推之,非歷史的“辯證唯物主義”不是哲學。

哲學改革的第二種代表觀點是內容改革論。這部分同志認為:哲學的改革就是內容的改革,只要內容更新和發展了,體系自然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因此,當前哲學體系改革的主要任務,在于從各方面、各層次上加強、豐富和發展哲學的基本內容的工作,在此工作尚未取得較大進展以前,不宜倉促構造種種體系,因為體系是服從于內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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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改革的第三種代表觀點是總體改革論。持這種觀點的同志認為:哲學研究的改革必須從整體上把握,不論是從體系上改,還是從內容上改,如果脫離哲學理論研究整體狀況的變化,就難于擺脫步履艱難、事倍功半的局面。因此,哲學理論研究的改革,必須是多層次、全方位,多側面的總體改革。具體說,這一改革包括八個方面:①改變事實上存在著的把馬克思哲學看作是封閉體系的觀點。②改變注釋性的研究方法,代之以創造性的研究方法。?改變哲學理論研究長期以來以本體論為主的格局,代之以方法論研究為主的新的發展格局。④改變以政治哲學為主的應用哲學研究方向,大力發展經濟哲學、法律哲學等各種應用哲學。⑤改變貶低和排斥自然科學新成果的錯誤態度,代之以積極吸取和總結自然科學新成果的正確態度。⑥改變簡單否決西方現代哲學的態度。代之以實事求是的分析批判,并吸取其合理因素的科學態度。⑦改變哲學理論隊伍知識結構單一化的狀況,建立一支具有多維知識結構的理論大軍。⑧改變理論研究中強求一致和進行政治干預的作法,真正貫徹,形成不同學派自由爭鳴、共同發展的學術繁榮局面。

三、有關哲學改革的其它問題

這次關于哲學改革的討論涉及的內容非常豐富,除上面所述以外,不少同志還就同哲學改革的其它課趄進行了探討,有不少好的見解。

有的同志認為:哲學家的歷史使命就是以其敏銳的思想洞察力,深刻地揭示時代的偉大課題,并力求以理論的形式進行概括和回.答。一種哲學思想是否先進,是否能為廣大公眾理解和接受,就要看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概括和回答當今時代的偉大課題。因此,作為哲學改革的基本出發點應是如下這些問題,目卩:人類歷史發展進入一個什么樣的時代?這個時代具有什么特點?我們這個時代的偉大課題是什么?從而作為哲學研究,就應注重從哲學的角度分析和概括當前轉折時代的特點和主要問題。

有的同志還認為:作為歷史活動的主體人的問題是我們哲學發展的重要突破口,也是當代哲學發

展的最富有生機的生長點。因此,應當在新的基礎上重新開展人的問題的討論,增強哲學的主體性。具體地說:應當把人作為認識活動的主體,確立現代辯證唯物主又認識論的主體性原則。應當把人作為歷史活動的主體,確立現代唯物主義歷史觀的主體性原則。應當把人作為社會主義實踐活動的主體,通過改革開辟一條走向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道路。 有的同志指出:哲學的改革面臨雙重任務。其一要對現時代的社會實踐以及對現代科學和哲學發雇的一般趨勢,進行全面的認識和深入的研究。其二要對哲學自身進行i_:i思,包括對我們原先哲學的理解和應用的再認識。

有的同志還就哲學中國化的問題發表了見解,認為:中國哲學的現代化要以馬克思主叉作指導,因而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繼續推進馬克思主叉哲學的中國化。為此需要注意三個問題:首先,哲學中國化,決不是把關閉在國內,而是中西哲學的合流。我們要進一步做馬克思主乂哲學屮國化的工作,應當繼續近代以來中西哲學合流的趨勢,決不能把學習和引進西方哲學和哲學中國化對立起來。其次,需要對中國傳統哲學的優缺點作進一步反思,決不能在哲學中國化中,把傳統哲學的缺陷當作民族特點吸收進來。再次,必須建立一套既吸取西方哲學概念又繼承中國傳統哲學概念的哲學語言,即既要對哲學語言進行分析,又要保持民族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