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區別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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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區別范文

在1929年到1939年之間所發生的全球性經濟大衰退成為大蕭條，在此情況下，商業和經濟運營普遍衰退。首先農產品價格下降，導致農業衰退，引發了金融行業的惡化，大蕭條所引發的經濟衰退比以往經濟衰退的影響更為深遠。經濟危機在全球范圍引起經濟的衰退，進而經濟發展緩慢，引起失業增加，工業化國家中資木的短缺引發國內消費和出口的降低政府所采取政策工具之間搭配存在多樣性的特點，由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之間的乘數都存在不確定的情況,政府所采取的多樣化的政策工具，在乘數不確定的情況下，考慮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之間的選擇，最佳的解決辦法是采用政策組合的工具。實施多樣化政策工具的原因在于，至少有機會使一個乘數的估計誤差被其他乘數的誤差所抵消。如果效果好的額情況下，制定政策的誤差會部分的相互抵消。

二、積極的宏觀經濟政策

宏觀經濟中的微調是指存在于宏觀調控中，針對現實社會運行的經濟中存在的小沖擊、小波動、小十擾而做出的相應的小調整。不斷地試圖穩定經濟的政策行為。對財政政策而高，長時間的內部時滯，使得采用相機選擇的微調措施在實際的經濟調整過程中存在不可能性。盡管社會中存在的自動穩定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經濟政策中的微調效果。對于貨幣政策而高，由于中央銀行實施的貨幣政策是經常運行的，內部存在的時滯較小，微調所起到的效果是你可能的。如果宏觀貨幣政策的實施所起到的影響一直是在應對曉得波動，則微調所起到的效果是恰當的。

相機抉擇是政府根據經濟市場所發生的情況和各項調節在采取過程中所起到的效果特點，進行需求管理從而機動靈活的采取一種或幾種措施，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互搭配。政府實行相機抉擇的政策的目的在于既保持總需求，又不引起較高的通貨膨脹率。根據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在決策速度，作用速度，預測的可靠程度和中立程度的四個方而的差異，相機抉擇一般有三種搭配方式: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緊縮性的財政政策;緊縮性的財政政策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和緊縮性的財政政策。單一政策規則是指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政策學派，關于貨幣供給量每年以固定的的比例增長的政策主張弗里德曼建議的唯一政策是貨幣供給量每年按固定的比例增長，其中固定的比例等于實際國民收入增長率加上通貨膨脹率，單一政策規則的目的在于是貨幣供給量不要限制國民收入的自然增長的速度。貨幣主義者主張的這一政策被稱為單一的政策規則。

積極地規則是指對重大的經濟沖擊做出的具有反周期性質的規則，在討論積極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所達到的效果時，要把對重大經濟沖擊做出反應的政策行動與微調加以區別。而對重大經濟沖擊時，決不能主張不應該積極運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_政府和中央銀行可以根據具體情況和不同目標，及時采取反周期性質的政策措施在未來政策的確定性和政策的靈活性之間的權衡中國，積極地政策制定者重視政策實施過程所表現出的靈活性，而那些贊成難以變動規則的人則重視中央銀行在過去競技場反錯誤的政策措施。

三、動態不協調與規則及斟酌使用

第2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區別范文

關鍵詞: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F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0)08-0126-01

1 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背景及意義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不斷加深和中國對外經濟聯系的不斷密切,我國宏觀經濟政策越來越受到世界經濟發展趨勢的影響。由于美國次貸危機導致的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2008年11月5日我國首次明確提出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并在隨后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重申了我國將在一段時間內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充分發揮貨幣政策反周期調節的作用,以保障貨幣供應量的合理增長。國家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旨在要在全球金融危機蔓延的背景下保持經濟平穩、快速地增長,并在財政政策的配合下,以保證我國順利渡過金融危機帶來經濟沖擊。

2 正確理解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含義

我國由從緊的貨幣政策轉為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標志著國家為了適應國際經濟環境的調控方向的重大轉變。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是確保經濟持續、穩定地增長的有力保障。具體剖析,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區別于寬松的貨幣政策。

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與寬松的貨幣政策所面臨的宏觀經濟環境背景不同,前者主要適用經濟發展明顯減速或者即將進入下降周期的經濟環境,政策目的在于繼續給經濟增長的動力,遏制經濟下滑,最終保證經濟發展的穩定性、持續性;后者則主要在經濟蕭條或者發生經濟危機時候采用,它作為一種反危機的宏觀經濟政策,政策的目的在于減短經濟蕭條或者經濟危機的時間,以拉動經濟的復蘇。此外,后者主要通過擴張貨幣供應量來刺激經濟復蘇,雖然前者也強調通過放松信貸管制來增加貨幣供應量來促進經濟增長,但兩者之間的寬松程度存在差異,即主要體現在“適度”一詞上。

當前經濟背景下,我國采取了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主要是因為目前我國的金融市場還未出現流動性枯竭的狀況,中央銀行不必采取完全寬松的貨幣政策。只有把握好貨幣政策的實施力度,審時度勢,才能保證經濟的穩定。如果采取過激的調整政策,則可能引發許多潛在的問題,例如,信用過度擴張極易導致資產泡沫,進而影響金融安全。雖然我國前一段實施的從緊的貨幣政策為貨幣政策的總量性調控預留了很大的空間,但是政府仍需要堅持審慎原則,力求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協調一致,并采取措施提升市場自我調整的能力。

3 有效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路徑的探析

有效地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對實現其政策目標的實現具有戰略意義。面對后金融危機的形勢,筆者認為,我國要有效實施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應該注意以下幾點。

3.1 強化對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前瞻性

為了保證我國經濟平穩快速增長,避免經濟的大起大落,宏觀當局就必須審時度勢,不斷地根據國內外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來相應地調整貨幣政策的調控力度。同時,在這個過程中,應該考慮到貨幣政策的時滯性,這也就要求國家所推出的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必須具備前瞻性,寬松的程度要將政策的時滯考慮在內,準確預測宏觀經濟未來的變化趨勢并采取相應的應對措施。雖然近年來,我國貨幣政策綜合考慮了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變化,政策的前瞻性有所增強,保證了經濟、金融的穩定發展,但是在特殊的經濟形勢下,這種政策前瞻性意識尤其需要強化。我們不僅要高度重視對國際經濟、金融、資本流動發展狀況的實時監測,而且要及時預見、發現經濟運行過程中存在的問題,相應地調整貨幣政策調控方案,有效地保障我國宏觀經濟的穩定運行。

3.2 準確把握寬松貨幣政策的適度性

我們知道,貨幣政策強調對宏觀經濟總量的調節,但是這也不是絕對的,實際上貨幣政策的實施還伴隨著一定范圍的結構調整。因此,在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過程中,有關當局要把握政策實施的程度。首先,要在審視國內外經濟形勢的基礎上,配合運用各種貨幣政策工具,加大銀行信貸對經濟增長的支持力度,以滿足經濟發展對貨幣的正常需求;其次,加強流動性管理。改善流動性管理要密切關注銀行體系的流動性變化情況,靈活運用存款準備金等政策工具靈活調整,對于流動性不足的金融機構給予一定的資金支持,以確保整個金融體系的正常運轉。

3.3 努力實現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與積極的財政政策的有效配合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作為政府調控宏觀經濟的兩大政策工具,任何時候都不是獨立,都要尋求一種配合來克服市場的缺陷。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可以通過適度放松銀根,降低融資成本等措施,來為企業提供較為寬松的融資環境;積極的財政政策要與之協調配合,著力于擴大內需,刺激經濟的新一輪增長。當前形勢下,只有實現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與積極的財政政策的有效配合才能最大程度低保證經濟發展的穩定性,才能刺激經濟逐步得到恢復。

總之,當前形勢下,我國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屬于明智之舉。但是,在實施的過程中,我們還應該強化對政策的前瞻意識,審時度勢,推動經濟的新一輪增長!

第3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區別范文

關鍵詞：歐債危機；歐元區；單一貨幣政策

1、引子

1999年歐元問世不僅對歐元區內各成員國的國內經濟以及國家間的經濟聯系產生了重大影響，也對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產生了巨大的沖擊。然而由于單一貨幣區內部經濟趨異、兩大宏觀經濟政策的主體分治、公共財政支出的不可持續以及其他機制上的缺陷，導致歐元區國家債務大規模積累，為后來的歐債危機爆發埋下了隱患。從2009年12月希臘危機開始到現在已是危機的第五個年頭，盡管在此期間歐盟、歐元區各國從財力救助、制度建設等各個方面做出努力來應對危機，但由今年3月塞浦路斯危機可以看出，債務危機的影響仍在發酵。

2、歐債危機的演進過程

2009年10月20日，希臘政府宣布當年財政赤字占GDP比例將超過12%，遠高于《穩定與增長公約》允許的3%上限（事實達到15.4%）。2009年12月，三大國際評級機構相繼下調希臘信用評級，希臘國債遭到大規模拋售，歐債危機由此爆發

隨著次年2月5日西班牙股市由于債務危機導致的市場恐慌而暴跌6%，創下15個月以來的最大跌幅，以及2月10日美國銀行業在希臘、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的風險敞口達到1760億美元，希、葡、愛、西和意大利等國的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問題開始暴露，債務再融資變得困難，同其他歐盟國家間債券收益價差和信用違約互換價格也逐漸加大，市場信心危機在歐洲范圍內蔓延。

2010年4月27日，標準普爾把希臘信用評級從BBB+下調為BB+。而債務危機已不局限于希臘：2010年3 月24日，惠譽將葡萄牙信用評級下調為AA-；4月27日標準普爾把葡萄牙信用評級下調；次日，標準普爾又下調西班牙信用評級，把評級展望前景定為“負面”。6月7日，歐元兌美元匯率一路跌破1比1.19，創下自2006年3月以來最低水平。7月13日，穆迪把葡萄牙的信用評級降至A1。11月21日，愛爾蘭繼希臘之后向歐盟和IMF請求金融救助，這標志著債務危機開始向程度深化方向發展。同時，歐盟27個成員國中20個國家的財政赤字占GDP 比例超過3%的上限，包括歐元區第三、第四大經濟體的意大利、西班牙等多個歐洲國家都卷入危機。

2011年4月，盡管愛爾蘭政府已采取緊急應對措施，但穆迪還是把愛爾蘭銀行債務調低至垃圾級別。6月13日，標準普爾根據歐盟和IMF雙邊審計的結果，將希臘債務級別調整到CCC。9月20日，意大利信用評級被標準普爾從A+下調至A，評級展望是“負面”。 11月24日，惠譽將葡萄牙評級由BBB-下調至BB+。2012年1月13日，標普調低了法國的長期信用評級，從最高評級的AAA下調至等級AA+。1月27日，惠譽下調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時、塞浦路斯和斯洛文尼亞等國的信用評級，評級前景均為“負面”。

2012年以后，歐洲為應對債務危機采取了一系列政策，譬如實行“購債計劃”、 簽署“財政契約”、出臺“銀行聯盟”路線圖、由被動應付危機轉向反危機與促增長并重、歐洲穩定機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EMS）正式生效、消除希臘脫離歐盟的威脅等等①，但時間轉入2013年3月，塞浦路斯的銀行因大量持有希臘政府債券而遭受巨額虧損，政府宣布存款人征收銀行存款稅，導致資金大規模撤離，隨即標準普爾把塞浦路斯的信用評級下調為CCC級，促使債務危機爆發，從而引發國際市場對歐元的預期再度下跌。

3、歐債危機的內在成因

3.1、歐元區內部經濟趨異

盡管單一貨幣區建立促進了區域內要素跨國流動、產業國際分工和轉移，擴大了產品銷售市場和投資空間，但是由于不同的經濟水平、資源稟賦以及國際分工，各成員國之間從貨幣一體化中獲得收益和承擔風險存在相當的差異，必然呈現國家發展的不平衡性，以致出現所謂的“雙速歐洲”現象。經濟上的雙速歐洲是指“歐盟或歐元區內不同國家的經濟結構、對外貿易的活力、宏觀經濟形勢、債務負擔、勞動生產率、財政赤字，甚至勞動者的勤勞程度都有顯著的差別，其結果是南歐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不及北歐國家”②

表2的數據表明從1999年單一貨幣區建立到2010年債務危機全面爆發和升級期間，歐元區成員國間在宏觀經濟指標方面存在巨大著的差異：經濟增長率方面，最高位盧森堡的4%，最低為意大利的0.7%；人均GDP 方面，最高為盧森堡7.9萬美元，最低為葡萄牙1.7萬美元；失業率方面，最高為西班牙12.4%，最低為荷蘭3.8%；通貨膨脹率方面，最高為希臘3.3%，最低為德國1.5%；財政收支方面，只有芬蘭、盧森堡實現盈余，而表現最差的希臘則有6.9%的赤字；經常收支方面，盧森堡順差達到9.6%，葡萄牙、希臘的逆差均在9%以上。德國、荷蘭、奧地利、盧森堡等北歐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競爭力明顯優于希臘、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南歐國家。

按照“內生性假定”理論，經濟趨異的歐元區各成員國成立單一貨幣區域后，可以運用單一貨幣區所具有的自我強化功能加速歐元區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從而縮小并消除區域內國家之間的經濟差異，使得經濟趨同成為單一貨幣區的運行結果。但在歐元區實際運行過程中，表2呈現的巨大經濟差異以及各成員國不經濟周期不同、勞動要素價格扭曲、勞動生產率差異、生產要素流動困難、經濟全球化等因素的作用之下，使得由歐洲央行統一制定并實施的歐元區貨幣政策很難對所有成員國的宏觀經濟狀況產生有利影響。

新成員國加入使得原有的經濟差異進一步加劇：2007年新加入的斯洛文尼亞當年取代葡萄牙成為歐元區內經濟發展程度最低的國家；2008年加入的馬耳他和塞浦路斯、2009年加入的斯洛伐克等成員國的在歐元區內的人均GDP都排名末位，使得歐元區內人均實際GDP的最高值與最低值的倍數從2005年的3.78提高到了歐債危機爆發當年的2009年的6.54，客觀上促使歐元區內部經濟失衡和經濟趨異顯著化。③

歐元區成員國間顯著的“雙速”現象，以及同時歐元區的機制未能使得這一現象得以有效緩解，造成歐洲央行制定并實施的單一貨幣政策無法有效發揮功能，缺乏貨幣政策手段的歐元區弱國只能過度依賴財政政策工具調節國內宏觀經濟，從而助長了債務危機在這些國家發生。

3.2、歐元區內部在結構上的深層次矛盾

3.2.1、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非對稱搭配

按照經濟理論，只有當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保持一致的產出和物價目標時，兩大經濟政策工具才可以有效保證宏觀經濟目標的實現。歐元區是由眾多國家構成的單一的貨幣區域，區域內成員國將其貨幣發行權以及貨幣政策的調控權讓渡給了歐洲中央銀行（European Central Bank，ECB）。歐洲央行具備超國家貨幣的發行權及貨幣政策工具的制定權和實施權，但在實施政策工具的過程中缺乏財政政策工具與之相匹配；各成員國保留的財政政策工具成為調控社會經濟運行的主要政策手段，但在實施過程中同樣缺乏貨幣政策與之相匹配。

歐洲央行主要職能包括發行單一貨幣、制定單一貨幣區貨幣政策、管理單一貨幣區利率和貨幣儲備。歐洲央行觀點認為，“一個具有高度公信力的貨幣政策將有助于促進經濟增長、創造就業和提高居民生活品質；追求過多的政策目標將會增加貨幣政策的風險負擔，最終導致高通貨膨脹和高失業率。”④確立了以物價穩定為導向的宏觀政策目標，以維護歐元區貨幣與物價的穩定。歐元區作為單一貨幣的經濟區域，其經濟政策的最終目標和國家一樣包括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等內容，但不同目標的往往難以同時兼顧，甚至在特定內外因素作用之下相互呈現一定程度的負相關性和替代性，堅持貨幣與物價穩定政策目標的歐洲央行與以追求經濟發展、增加就業為目標的歐元區成員國在宏觀經濟政策上的相互沖突和妨礙。

同時，作為兩個政策工具的政策主體的歐洲央行和成員國政府在運用既有經濟政策工具以實現自身宏觀政策目標的過程當中，都同樣面臨著政策工具不足與工具組合缺乏的風險。可見財政與貨幣兩大經濟政策的政策主體相分離成為歐洲債務積累和危機爆發的制度根源，并且使得危機發生后歐元區內部的自我救助能力大為削弱。

3.2.2、單一貨幣政策與區內各國政治經濟不平衡發展的矛盾

由于歐洲17個國家構成的歐元區內部呈現政治經濟不平衡發展，貨幣區共同經濟政策方向受大國主導的跡象顯著。區域內內的主要大國，特別是作為區域內經濟力量排名一二及主要政治實體的德國、法國，對于歐洲央行制定及實施歐元區貨幣政策的意志能夠施加比區域內其他國家更大的影響力，導致歐元區在貨幣政策的制定與實施中對主要大國的意愿及宏觀經濟狀況的傾斜。至于經濟力量和政治影響力相對較弱的希臘、葡萄牙、愛爾蘭等小國，就成為歐洲央行政策制定實施的次要考慮對象，歐元區總體推行的貨幣政策同這些小國經濟運行狀態和軌跡的不匹配，甚至相背離，從而對小國經濟發展產生負面影響。

德國中央銀行執行董事科茨曾指出：“歐元區經濟的現狀越來越向貨幣政策提出了挑戰，這主要體現于各成員國在經濟增長上的差異、經濟結構的不同、金融市場的不對稱，以及工資形成過程的區別。”⑤歐元區內實行單一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當國內經濟運行出現問題時，歐元區經濟弱國不可能像一般國家那樣根據國家經濟波動采取貨幣政策進行靈活性、針對性與有效性的經濟調節，因此希、葡等區域內小型經濟體為對沖歐元區單一貨幣政策帶來的不利影響，加深了對國內財政政策工具的依賴，而缺乏與之相匹配的貨幣政策的組合與支持，這種依賴進一步得到強化，成為競爭性財政支出的根源之一。

3.3、歐元區成員國的負債型財政支出

3.3.1、單一貨幣體系導致財政機會主義

歐元區成立使得各成員國喪失貨幣發行權及貨幣政策工具，只能依賴財政政策對國內經濟實施調控。財政政策工具的實施需要財政收入支持，而財政收入的兩大主要來源為稅收和發行政府債券，但增加稅收會減少居民可支配收入，削弱企業擴大再生產和投資能力，從而抑制社會總需求，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同時增稅也容易招致社會成員不滿。因此歐元區成員國對通過發行債券維持財政平衡存在偏好。

一方面，歐元區綜合經濟指標使得歐元成為僅次于美元的國際貨幣，在國際信譽和風險方面遠優于已退出流通領域的個成員國的貨幣，與此同時歐元信譽也成為區域內各成員國的公共產品，由于公共產品具有非排他性、非競爭性及不可分割性，所以各成員國都能夠“搭便車”，從歐元的信譽中獲益，損害歐元信譽的成本則可以轉嫁給整個歐元區。另一方面，因為歐元區的成立使得各成員國的金融市場一體化程度加深，促進了資金流動。以上兩個方面導致各國國債市場的利率下降，借貸成本減少的各成員國政府基于自身利益選擇財政機會主義的傾向性得以加劇，進而產生競爭性財政支出的動機，造成巨額的財政赤字與債務，大大突破《穩定與增長公約》關于的歐元區各國財政赤字與政府債務水平分別不能超過本國GDP的3%與6%的財政紀律，并導致債務危機的爆發。

3.3.2、代議制政府模式導致財政過度開支

二戰后歐洲國家開始推行的“從搖籃到墳墓”的高福利制度建設，盡管促進了歐洲國家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障社會穩定，但也導致某些歐洲國家財政開支不斷增長、政府債臺高筑的局面形成。高福利制度基于經濟增長才能保持穩定運行，作為區域內經濟強國的德國、法國就可以憑借較強的經濟競爭力實現經濟增長以維巨額的社會福利開支，但相對于國家競爭力較弱的希臘等國在加入歐元區以后，為取悅民眾的政府強行將社會福利推高至與歐元區強國的水平，沒有經濟增長支撐的高福利制度就向負債運作模式蛻變。盡管歐元區各成員國政府明白以借債維持的高福利遲早會對國家信用和社會經濟產生嚴重后果，但國內普遍實行代議制民主政體，而社會高福利制度是實現民選政府選票利益的最大化的重要手段之一。

表3的數據表明歐元區國家的社會福利開支在2002年—2011年間總體呈上升走勢。作為歐債危機重災區的希臘和西班牙在這段時期內社會福利開支分別提高了39和36個百分點，而經過施羅德改革的德國下降了27個百分點；歐盟和歐元區在危機爆發的2009年社會福利開支占GDP比重分別達到最高點169%和179%，隨后略有下降，但未低過16%和17%的水平。歐洲債務危機爆發后，歐元區各國的社會福利開支不僅沒有下降，反而有所增長，原因就在于習慣享受高福利的國內民眾對削減福利開支的大規模抗議，以及成員國政府官員為取得選票支持而兌現提高福利待遇的選舉承諾。

在面臨債務規模急劇擴大、儲備資產規模因出現國際收支逆差而日益縮小使得財政赤字與債務積累超過現有融資及清償能力的困境時，歐元區政府為了實現其政治利益最大化，選擇降低信用與進行債務違約便成為最優策略，債務危機在這種推動下內生形成。

4、歐元區的治理困境

4.1、歐元區財政改善的困境

正如前文中的分析，歐元區成員國在內部經濟趨異削弱單一貨幣政策效果、單一或貨幣政策與分散財政政策不匹配、財政機會主義及代議制政府模式導致財政過度開支等等方面共同作用之下，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被助長，因而嚴格各國的財政紀律、實行財政緊縮政策以限制赤字與債務規模就成為歐元區應對危機的重要措施之一。但從代議制政府模式來看，財政紀律很難得以實施。

在歐元區弱國的經濟競爭力遠遠不如歐元區強國的情況下，歐元區弱國維持與歐元區強國相同的高福利及工資水平的方式只能是擴大赤字和大量舉債，反之，降低歐元區弱國的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水平的方式就是削減高福利和工資標準。但這一方式意味著歐元區弱國必須接受經濟低增長、較低的福利和工資，既不符合這些國家的利益，也不符合執政黨派的國內政治利益。譬如2010年5月2日，希臘爆發10萬人的全國性罷工，抗議政府緊縮財政計劃。⑥

即便歐元區債務發生國為獲得財政救助而不得不嚴格自身財政紀律、推行緊縮計劃，這種在財政支出方面的約束也只能是短期行為，一旦歐元區對債務發生國實施救助，過度擴張性財政支出的后果得以被埋單，很可能產生擴大支出的道德風險，限制財政開支的約束立即會轉為軟約束，刺激危機后區域內各國經濟增長動力衰弱、依賴擴大財政投資刺激經濟增長的意愿。

4.2、歐元區“最后貸款人”的困境

歐洲債務危機爆發之際，歐元區并沒有一個能夠在“危機時刻盡到的融通責任、滿足經濟區域內對高能貨幣的需求，以防止由恐慌引起的貨幣存量的收縮”的最后貸款人（Lender of Last Resort）。

由于以下原因歐洲央行無法在債務危機到來時充當成員國的最后貸款人：一是歐元區單一貨幣與分散財政的經濟體制構架，缺乏緊密有效的經濟政府與財政聯盟；二是仿效德意志聯邦銀行建立的歐洲央行具有極強的獨立性，以保持物價穩定、防止通貨膨脹為的宏觀貨幣政策目標，不能在一級市場購買政府債券，以避免在政治干擾下將危機發生國的債務赤字貨幣化，而且《馬約》中的“不救助條款”也限制歐洲央行向出現問題的成員國提供直接貸款，除非歐元經濟危機危及歐元的穩定及存亡時才能對區域內經濟狀況實施直接干預；三是歐元區經濟力量排名第一位和危機后政治經濟影響力顯著增加的德國基于自身利益和政治選擇傾向性強烈反對歐洲央行發揮最后貸款人作用⑦。

歐洲央行作為歐元區的中央銀行，在危機到來后進行了一定程度的作為：在債券市場進行操作、調低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降低銀行到歐洲央行貸款抵押的門檻、恢復同美元互換及二度聯合全球五大央行向歐元區提供美元流動性等等，盡管以上措施對危機蔓延有一定程度的緩解，但依然不能滿足債務危機后歐元區內的流動性匱乏。所以2010年12月2日歐洲央行召開的貨幣政策月度決策會議決定，將歐元區主導利率維持在1%的歷史最低水平，并向金融機構注入流動性⑧；2011年12月初歐洲央行決定通過貨幣政策工具分兩次向歐洲銀行業注資，增加歐洲金融機構的流動性。⑨

歐洲央行若迫于危機形勢而充當最后貸款人，采取給發生債務危機發生國注入歐元清償力以緩解危機的救助措施，很可能使得“發生債務危機國不僅能從過去的‘搭便車’中獲得好處（征收國際鑄幣稅），還能繼續‘免費乘車’。對債務危機的救助將使區內信譽良好國的經濟利益受損（被征收鑄幣稅），這些國家由此而改變財政政策”⑩，加劇歐元區各國競爭性財政支出的局面。真正解決這個困境仍在于建立財政聯盟與經濟政府。

4.3、歐元區內部危機應對機制的困境

為規避歐元區成員國在國內經濟運行出現問題時產生道德風險，《馬約》明文禁止歐洲央行或成員國中央銀行直接向發生經濟問題的成員國中央政府、聯盟機構貸款以及購買債券的行為，同時其第125款規定：“歐元區各成員國政府必須獨立地對其所發行的債務承擔責任，嚴格禁止歐盟或者任何歐元區成員國政府分擔某個歐元區成員國所發行的債務”不過以上“不救助”內容未有效抑制成員國擴張性財政支出的偏好，反而在債務危機爆發后限制了危機發生國的及時及時獲得救助資金的條件。

盡管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ty Facility，EFSF） 作為應對危機的救助機制在2010年5月9日由歐元區17國共同創立，并在2011年擴大了規模、將上限提高到1萬億歐元，“但受資金籌措和各成員國國內政治經濟因素的影響和制約，該基金在援助發生債務危機的成員國方面仍然行動遲緩且效率低下”。

另外，缺乏緊密高效的財政聯盟導致歐元區強國與弱國、大國與小國之間不存在有效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單一貨幣區域建立使德國制造業產利用一體化的市場條件創造了巨額的貿易和財政盈余，保持并提高其作為歐元區第一經濟大國的地位，在貨幣一體化中獲得收益最多；經濟競爭力、產業結構相對薄弱的希臘、葡萄牙等國在歐元區市場內處于不利競爭地位，承擔了貨幣一體化較多的風險及成本。由于沒有國家之間的財政轉移支付度來平衡這種收益與風險、成本的不對稱性，從而使得在債務危機爆發后成員國之間就財政救助問題引發矛盾和沖突，加大了危機救助的難度。

5、結論

從歐元區的缺陷及困境上的分析可以看得出，盡管三大國際評級機構在歐債危機的問題上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危機的根源仍在于歐元區自身存在的各種缺陷，但在治理這些缺陷的時候卻又面臨種種難以克服的困境，比如建立緊密有效的財政聯盟以改變兩大宏觀經濟政策分離的現狀，促進單一貨幣政策和單一匯率政策對歐元區各國的政策效果的均等化，危機重災國爭取國內民眾支持以促使現有的公共財政支出結構改善等等，以上內容不無受到歐元區各國之間以及各國國內的政治、經濟、社會和利益團體等內外因素聯動的制約，因而加大了債務危機解決的難度，致使直到目前為止危機仍然在持續發揮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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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區別范文

一、穩健財政政策的實質是協調發展政策

關于什么是穩健性財政政策，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看法，但基本上大同小異。

金人慶[1]主要是從宏觀調控方面來談論穩健性財政政策的。他認為實行穩健的財政政策就是經濟學上講的中性財政政策，主要是要服從服務于改革發展大局，服從服務于中央宏觀調控大局，宏觀上既要防止通貨膨脹的苗頭繼續擴大，又要防止通貨緊縮趨勢的重新出現；既要堅決控制投資需求膨脹，又要努力擴大消費需求；既要對投資過熱的行業從緊，又要著力支持經濟社會發展中的薄弱環節。政策核心是松緊適度、著力協調、放眼長遠。具體來說，要注重把握“控制赤字、調整結構、推進改革、增收節支”十六字方針。

賈康[2]為，宏觀調控政策“中性”的導向，是以總量特征的直觀形式給出當前財政政策轉型的基本定位與趨向。動態上看，“中性”就是總量上既不擴張也不收縮，其中的基本含義是宏觀經濟運行態勢變化之后，現階段還不宜簡單采取“全面緊縮”的調控方法，既不能“不轉彎”，又不能“急轉彎”，而應當是在穩健把握之下著力協調，在調減擴張力度中區別對待，即“有保有控”。按科學發展觀實施公共財政職能，既有不少“越位”需要退出，又有許多“缺位”和“不到位”需要填補和加強。這里強調的是總量控制、松緊適度下的結構優化調整，即對有些項目降低支持、放緩支持或者不支持，而對有些項目繼續支持。以這種區別對待的方式，通過調整財政收支的流向與流量，達到總量中性和結構優化的效果。

高培勇[3]認為，所謂中性財政政策，就其本來含義講，就是財政收支保持平衡，不對社會總需求產生擴張或緊縮的影響。就當前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任務而言，對中性財政政策的基本要求，就是不給經濟帶來擴張性的影響。

陳共[4]，提出其觀點：按財政原理，穩健財政政策維持赤字規模不變，基本上可以稱之為中性。現在命名為穩健性財政政策，這種提法的缺陷，是政策目標不夠明確，但它的好處是穩妥，可以根據經濟形勢的變化靈活調整松緊關系，做到松緊適度。并認為，在經濟增長和經濟調整時期，不可能實行緊縮政策，也不可能實行中性政策。因為第一，既然存在赤字，則說明仍然是松的政策；第二，如果維持赤字的原有規模，而赤字占GDP的比重會出現下降趨勢，實際上對財政支出有所緊縮，則以上兩點體現了松中有緊；第三，如果再考慮為了支持體制改革和體制創新而適度控制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則是對市場或企業的放松，也是松中有緊。因而認為，保持適度的赤字和國債規模，從政策類型來看，仍然是一種偏松政策，或者是一種松中有緊的政策。

二、實施穩健性財政政策的若干對策措施

1.注重投資政策導向調整

由于當前投資規模仍然偏大、投資增長仍然偏快，投資增長的“軟著陸”目標還未達到，國家對投資的控制應當嚴格些。出現這種狀況，部分是由于政策時滯因素的作用未充分顯現，還有，房地產和城建投資增長仍然存在相當的盲目性和嚴重的結構性投資失衡問題。因此，要繼續采取經濟、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強和完善對投資增長的宏觀調控。

投資調控政策不僅要在“兩個層面”做到“有保有壓”，更要采取靈活的措施，一方面要抑制房地產和城市建設投資繼續過熱增長，另一方面，又要防止投資增長下滑過多，主要是為民營投資創造更為寬松的環境，推進投資的市場化。特別是后者，要在進一步加快投資體制改革上采取更加積極措施，使投資體制或結構盡快實現“兩大轉變”，即使投資增長真正由政府主導型轉變為企業主導型；政府對投資的監管方式由“硬干預”轉變為“軟干預”。政府需加快從私人物品供給上（投資和生產經營）退出，而公共物品供給在加強監管的條件下，鼓勵民營資本參與，實現投資主體的多元化。政府“軟干預”則主要依靠法律法規、技術和環保標準、市場化的手段如利率和利率杠桿來調控投資的增長。

今后，政府投資要嚴格控制用國債資金和預算內資金上新項目，而把重點放在支持在建項目盡快建成，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加快農村基礎教育和衛生建設、大型生態工程和大型公共設施工程及西部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等方面。其中更應加大對農村公共方面的投資、鐵路及城市公共交通的投資。

2.注重稅收政策的結構性調整

稅收政策是財政政策最重要的上具之一。在實行穩健的財政政策下，應當注重稅收政策的結構性調整，促進經濟內生增長，以實現既定的財政政策目標。

（1）適當調整稅制結構，提高資本形成質量。一個良好的稅制是兼顧了稅收效率與公平的稅制。但我國目前的稅制結構存在較多不合理的地方，如間接稅與直接稅的結構不合理，具體稅種設置不合理，還有一些稅未開征，如社會保障稅等。目前，應當將增值稅轉型、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統一并適當降低稅率、改進個人所得稅、完善消費稅、實施城鎮建設稅費改革，條件具備時對不動產開征統一規范的物業稅，相應取消有關稅費，完善地方稅制度等。通過這樣的結構性調整，優化我國的經濟結構，推動資本有機構成高的基礎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快速發展，提升產業結構。

（2）調整投資課稅政策，提高投資效益。如在增值稅方面，首先應加快轉型步伐，在增值稅稅率未變的情況下，將生產型增值稅改為消費型增值稅后，由于允許抵扣的進項稅款增加，實際上相當于減稅。從實踐方面看，東北增值稅轉型試點工作效應已顯現，黑龍江、吉林、遼寧三省生產總值和民營經濟投資增長率均高于全國平均幅度。可以看出，民間投資對減稅的反應是相當積極的。其次，擴大征稅范圍。將與工業生產和商品流通密切相關的交通運輸業、建筑業、業、倉儲業等納入增值稅征稅范圍，這個過程要注意和稅收征管能力相結合，采取分步推進的方式。

（3）改善人力資本投資的稅收政策。隨著經濟的發展，技術水平的提高，將逐步由物質資本刺激經濟增長轉向由增加人力" 資本投資主導的經濟增長。首先，開征教育稅，增加稅收收人，為國家教育提供盡可能充裕的財力基礎。我國目前已征收的城鄉教育費附加及各種名目繁多的教育費，大多已具有準稅收性質。應該說，費改稅的時機基本成熟。基本思路可以是，實行專稅專用，稅基由國家統_規定，稅率可由省級政府根據需要和可能自主決定。其次，運用稅收政策，鼓勵社會對人力資本的培育和開發。如對民間辦學實行稅收優惠，對社會投資辦學實行稅收鼓勵。個人對人力資本進行自我投資。可以考慮在現行個人所得稅制中，把教育支出計入費用扣除。

（4）調整稅收政策，促進儲蓄向投資轉化。目前實現儲蓄向投資轉化的主要目標是啟動民間投資，而中小企業是我國民間投資的主體。但從我國目前增值稅運行來看，小規模納稅人和一般納稅人并沒有同等對待，這種做法，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儲蓄向投資的轉化。應及時調整小規模納稅人的增值稅政策，對建賬完整、財務核算健全的小規模納稅人經主管稅務機關認定后，可轉為一般納稅人，允許其使用增值稅專用發票。

開征社會保障稅，減少不確定因素，完善和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減少預防性儲蓄占居民總儲蓄的比重，居民的消費行為和消費傾向才會發生重大變化，社會消費需求才會真正擴大，進而刺激企業的投資需求。

完善股票稅制，促進資本市場的發展，拓寬投資渠道，增大直接投資的比例，也有利于儲蓄轉化為投資。

3.注重促進科技進步的財政政策的應用

二是調整科技投入結構，建立和完善全社會、多渠道、多層次的科技投入體系。我們在加大財政對技術投入力度的同時，要調整對科技的投入結構。國家財政投入的重點是那些以滿足公共需要為目的的科研活動，如基礎性、戰略性、全局性的技術進步與科技創新活動。要運用經濟杠桿和政策手段，特別是要重視發揮稅收優惠對科技投入的導向作用，鼓勵和引導企業成為技術進步的主體。必須明確的是，我國企業技術進步的資金供求今后主要是依靠市場機制來實現。三是加強人力資本（教育與培訓）投資，為科技的持續進步奠定堅實的基礎。

4.注重構建促進可持續發展的財政政策體系

可持續發展是指經濟、社會、資源和環境保護協調發展，它們是一個密不可分的系統，既要達到發展經濟的目的，又要保護好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資源和環境。

環境保護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方面。在實施穩健財政政策中，要建立有利于環保投入穩定增長的預算支出政策措施。

（1）調整和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建立政府環保投入穩定增長機制。一是按照公共財政的要求，清晰界定財政支出范圍。在環保領域，財政支出主要介入市場完全失靈的領域（如跨流域大江大河的整治等）、通過市場能夠解決但解決不好的事項（如污水處理、垃圾處理等）。二是合理界定中央與地方的環境事權，明確各級政府環境事權劃分及其投資范圍和責任，使中央和地方在環境保護方面權責對等，分職治事。在加強中央對環境保護的宏觀調控和轉移支付力度的同時，充分調動地方參與生態建設與環境治理的積極性，實現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的共同目標。三是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提高國家環保投入占整體GDP的比重，為環境保護提供強有力的資金保障。

（2）進行預算支出科目改革，為財政履行環境保護職能提供制度保證。在進行預算支出調整時，應將環境保護作為支出的一大類單列，并下設環境監測、污染治理、環境規劃等子目。把環保支出作為財政的經常性支出，加強政府財政對環保支出的保障力度，通過公共財政改革為環境保護提供新的資金支持渠道。

（3）建立預算績效評價體系，促進財政支出效益最大化。此外，要建立有利于環境保護的產業政策體系。

5.注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恰當配合

我國下一步宏觀經濟政策總體目標或著力點是“穩定預期、保持景氣、防控通脹”，所以，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應當繼續搭配使用，并且應當促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本身微觀化，并講究內部搭配使用。這就要求，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既要有明確的總體性取向，又要在各自本身的內部結構上有松有緊，保持必要的彈性和靈活性。

在財政政策方面，應運用預算支出政策進行短期的需求管理，用調節短期需求量的辦法實現短期供求平衡；用稅收政策來調節中長期供給量變化，改善供給結構，實現中長期供給穩定和結構優化。稅收政策要“有增有減、有松有緊”。預算支出政策應繼續保持一定程度的積極姿態，尤其是國債投資政策方面，要將著力點放在中長期供給能力建設、結構改進和供給穩定機制建設方面來。

在貨幣政策方面，既要保持貨幣政策必要的連續性和相對的穩定性，以鞏固前一階段宏觀調控的成果；又要注意賦予政策一定的靈活性和應變性，相機抉擇、斟酌使用。考慮到資金供給已經比較緊張而物價回落有一定的滯后期，下一步不宜出臺新的總量性緊縮措施，可根據實際情況適時適度進行微調。穩健的貨幣政策要，從“適度從緊”轉變為“總體穩健、適度放松，有緊有松、結構優化”，可以適當擴大公開市場貨幣投放、降低準備金率和再貼現率，同時進一步運用差別準備金率調整信貸結構，緩解可能出現的資金緊張局面。

參考文獻：

[2]賈康。從積極到穩健——中國財政政策轉型與展望[J].財政與稅務，2005，（1）。

第5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區別范文

關鍵詞：貨幣政策；財政繳存款；影響；對策

中圖分類號：F82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8-00-01

財政繳存款的變化與發展的情況在一定程度上受經濟發展程度的制約，還受到人民銀行所履行的要求的影響。在經濟不斷增長的背景下，金融市場的繁榮發展，商業銀行的籌資渠道變得越來越廣泛，對人民銀行的貸款的需求程度逐漸降低，同時人民銀行也縮小了財政繳存款的范圍，將原先的機關團體繳存款和進行預結算之后的存款都劃歸到了一般存款的內容中來，在很大的程度上影響著財政繳存款的總量。

一、貨幣政策的實施對財政繳存款的主要影響

貨幣政策是中央銀行通過控制貨幣的供應量來對整個國民經濟的狀況和投資情況施加有效的影響，從而實現預期的經濟目的。貨幣控制的主要手段包括行政手段和市場化手段，前者的特點是直接對貨幣供應量進行相關的控制，后者是一種間接控制的方式。

財政繳存款是人民銀行所掌握的基礎的貨幣形式，貨幣政策的實施對財政繳存款的數額的變化有著一定的影響，尤其是貨幣政策的執行力度和財政存繳款的變化情況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相互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財政政策的變化對財政繳存款的總量的大小具有明顯的影響作用，財政繳存款的數量在低利率和較低利率貨幣政策下的波動幅度還是比較大的，因此，人民銀行在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的過程中，要從宏觀上考慮二者的相互影響關系，對財政的流動性實施合理的調控。

其次，貨幣政策實施的效果如何，可以通過財政繳存款的余額指標來進行科學合理地量化，在這一過程中可以充分了解到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應和傳導過程，進而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國家的經濟效益，經濟增量，還能判斷經濟有沒有出現過熱的現象，由此可見，財政繳存款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體現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與最終效益，這對于及時地擴大目前現行的金融統計指標范圍有很大的幫助，所以人民銀行可以將財政繳存款列入定期統計指標，同時進行及時的公布與處理。

最后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可以為積極的財政政策給予最充分的經濟援助。通常情況下，財政收入的狀況和財政繳存款的余額具有很大的聯系性和相關性，在某種程度上，如果財政的存款的余額出現了一些細微的變化，這就說明貨幣政策在實施的過程中也要進行相應地提高或者降低。

二、針對財政繳存款問題的有效對策

針對財政繳存款中出現的問題，為了有效處理好二者的關系，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第一點，中央銀行進行常規信貸的資金的主要來源就是財政繳存款，它的正常運作關系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是否達到了預期的實施目標，要想保持二者的平衡狀態可以對經濟產業結構進行相應地調整，另外通過對投資的行業進行再貼現或者進行直接投資的方式，把所有的投資的重點都放在比較關鍵的行業中來，例如一些關系到國計民生的基礎行業，以便為國家的宏觀經濟的調整提供充分的經濟支撐。

第二點，人民銀行應該建立健全相關的管理制度，充分明確關于金融機構財政繳存款的核算方式和操作規范，同時要加強檢查與監督的力度，最大限度地降低財政繳存款的流失額度，在此基礎上，可以循序漸進地提高金融機構的手續費，或者實行計付財政繳存款利息，提高金融機構的繳存積極性。將財政繳存款的總體會計項目都進行統一的制定與管理，要對每一筆資金的性質和用途以及需要核算的內容加以更進一步地明確化，根據具體的貨幣政策的狀況來進行適當地調整，放松的或者收緊的貨幣政策下的財政繳存款的狀態是有所區別的，針對不同項目的財政繳存款的情況也有所出入，進行類別化的管理是提高管理水平和效率的有效方式。同時要加強對財政繳存款管理的嚴格監督，及時檢查是否存在管理的漏洞，或者是制度本身的問題，及時找出解決的方案。并要明確對遲繳、少繳、有意不繳、故意轉移財政性存款等行為的定義，對這些行為作出統一的規定，以方便對這些違規行為作出界定，明確懲處的力度和時限，將過去的行政罰款轉變為罰息，在這一過程中，要經由相應的審批程序，通過營業部門直接扣收商業銀行在人民銀行的存款，這樣就可以最大限度地縮短處罰的時間段，以便實現及時懲戒的目的，為國家經濟的穩定發展提供保證。

第三點，不斷完善目前條件下的財政繳存款的相關體系與管理結構，逐漸取消金融機構繳存財政性存款業務，可以把財政繳存款全部納入到一般的存款考核中來。經過這樣的改革可以加強宏觀調控的力度，并能使繳存基數變得更為準確和科學，保證了金融機構流動資金控制與管理的穩定性，效果還是很明顯的，與此同時還能夠徹底解決當前財政性繳存款中存在的遲繳、少繳、漏繳以及轉移財政繳存款的不良現象。

總結

綜上所述，財政繳存款與貨幣政策之間聯系緊密的，寬松的貨幣政策對財政繳存款的增收具有很大的促進作用，在現實中只有不斷地從宏觀上整合國家的經濟資源與投資資金，建立健全相關的管理制度，才能使二者達到和諧統一的狀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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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區別范文

2015年的中國經濟注定不會走得輕松。

自2011年以來，中國大陸GDP增速不斷下滑。2014年前三季度GDP增速分別為7.4%、7.5%、7.3%。尤其第三季度的經濟數據公布后，大陸乃至全球各界都在熱烈討論，對數據的解讀有很大差別。

一種觀點認為，7.3%的增長速度是最近幾年的新低，形勢恐怕不太樂觀。如果增速繼續下滑，有可能出現類似1998-2001年東亞金融危機時的通縮風險。大陸政策當局應該預調微調，適度放松貨幣政策，以防止經濟硬著陸。

經濟學界對通縮（通貨緊縮）尚無統一定義。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薩繆爾森認為，通貨緊縮價格和成本正在普遍下降即是通貨緊縮。對通縮的判斷，經濟學界普遍認為，當消費者價格指數（CPI）連跌三個月，即表示已出現通縮。通縮比通脹更難應對，其會打擊消費者的當前需求并抑制企業的投資，從而使經濟陷入持續低迷。

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梁紅指出，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已連續三年出現負增長和實際利率偏高反映出貨幣政策偏緊，引發了“通縮”憂慮。短期內，央行需要放松貨幣條件，在“新常態”背景下，及時、適度的逆周期宏觀政策同樣是必要的。包括房地產政策等都應該及時調整。

又如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在接受《鳳凰周刊》采訪時表示，大陸近兩年的潛在經濟增長率應在7.5%-7.6%，目前的經濟增速低于潛在經濟增速，應是貨幣政策稍緊所致，未來或有通縮風險。本屆政府或認為貨幣增速太快，且大量未進入實體經濟，故想通過緊縮銀根促使資金流向實體經濟。但大陸有相當資金或流向海外，或因來路不正，未進人流通，完全沉淀。結果，緊縮貨幣最先擠壓到中小民營企業。

2014年11月22日起，中國人民銀行決定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和存款基準利率，似乎佐證了上述觀點，這是繼2012年7月以后的首次降息。央行解釋：在經濟增長有下行壓力、結構調整處于爬坡時期、企業經營困難有所加大的情況下，部分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對融資成本的承受能力有所降低。

有市場人士預期，大陸經濟或將進入降息通道。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大陸經濟增速放緩是增長階段轉換出現的正常現象，符合國際先例，而且增長質量總體穩定且有所改善，不必過分擔憂通縮風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便持此種觀點。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朱之鑫亦在“2014-2015中國經濟年會”強調，支持大陸經濟高速增長的內在條件和外部環境已經發生深刻變化，導致經濟增速近兩年有所放緩，但既沒有頂破物價的“天花板”，也沒有突破就業的“底線”。增速下降不但是正常的，也是各國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

北京大學中國宏觀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盧鋒分析指出，近年PPI負增長與CPI正增長并存，重工業部門PPI負增長與輕工業部門PPI零增長并存，這并非資產負債表危機帶來的惡性通縮的征兆，而是市場調整上游部門早先過度擴張導致的失衡的表現。“重工業部門PPI負增長本身是壞事，但是就其調整早先的失衡而言，具有必要性與合理性。”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經濟學家吳敬璉亦對《鳳凰周刊》表示，大陸經濟會否通縮，短期看取決于眾多變動因素，比如美國結束量化寬松政策，可能熱錢會流出大陸，所以中央人民銀行利用多條防線，防止熱錢大量流出。

吳敬璉建議，經濟工作的重點仍是要把長期問題研究清楚，因為短期問題是非常隨機的。“比如美國怎么決定貨幣政策變化，我們怎么預知呢，只能說是可能性。長期問題弄不清楚的話，短期問題根本不用過多研究。除非是金融界人士，他們比較注意短期政策。”

吳敬璉認為，2015年國內的關鍵工作是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與十八屆四中全會的精神，繼續深化各領域改革，比如解決地方債存量、土地財政替代辦法、國企實現從管資產到管資本轉變等。

2014年12月9日-11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結構調整陣痛顯現，企業生產經營困難增多，部分經濟風險顯現。”強調化解以高杠桿和泡沫化為主要特征的各類風險將持續一段時間。“要高度關注風險發生發展趨勢，按照嚴控增量、區別對待、分類施策、逐步化解的原則，有序加以化解。”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2015年的五大工作任務，第一是努力保持經濟穩定增長，第二是積極發現培育新增長點，實際均著眼于“穩增長”。

會議強調要保持穩增長和調結構之間平衡。“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有力度，貨幣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緊適度。”

財政政策方面，市場普遍解讀，除減稅外，預計中央財政支出規模和赤字規模都將擴大，赤字率將提升到2.5%甚至更高。

貨幣政策方面，業內普遍預期，2015年貨幣政策基調將更為積極，即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貨幣政策或將進一步加大寬松力度。亦有專家強調，2015年貨幣政策不會太松，否則企業會失去調結構動力，并導致杠桿率再度升高。因此總體看，2015年的貨幣政策將會維持中性，但短期則具有很大靈活性。

第7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區別范文

在市場經濟中，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費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或風險最小化）的投資者構成了經濟運行的微觀基礎。滿足了這種定語限制的經濟主體是與市場經濟運行的內在要求相適應的或者說相容的，反之則反是。這幾個看似簡單的修飾語，可以作為判斷經濟主體是否市場化的標準。以此標準來衡量，目前我國各種經濟主體尚未實現市場化或者尚未完全實現市場化。換言之，目前我國經濟的微觀基礎與市場經濟是不相容的或者說是不完全相容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手段，而宏觀調控手段與傳統計劃經濟條件下的“經濟計劃”手段最大的區別就在于，后者是—種對經濟的事前規制，因為它是計劃者對被計劃者的直接控制，所以它發揮作用不需要市場作為媒介。而前者即宏觀調控是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從而導致經濟總量非均衡對政府提出的調控經濟的內在要求，以減少市場機制自動調節的時滯所產生的高昂成本。可見宏觀調控既是市場機制作用的結果又是提高市場經濟效率的必然要求。同時，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又必須以市場行為人能夠對各種市場信號作出靈敏的反應為前提。這就是說，財政貨幣政策有效性是基于與市場經濟相容的、完善的微觀經濟基礎之上的。那么，要提高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應，就必須首先改善這種微觀基礎，具體包括：

1.從宏觀層次和微觀層次改革國有企業。從宏觀層次改革國有企業就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對國有企業進行戰略性重組和結構性調整。這需要進一步完善國有企業的退出機制，以全面收縮國有企業的經營戰線，使其盡可能地從一般競爭性領域退出，讓位給比它具有更高效率的其他所有制企業。這既是非國有企業發展的需要，同時也是國有企業自身和整個經濟發展的需要。事實上，國有企業的巨額虧損不僅使中央和地方財政難以承受，也給銀行造成了沉重的負擔。因為一個充斥著不可持續的信用擴張的經濟結構以及一個充斥著大量的不良債權的經濟體系都是不可能持續下去的。一個很明顯的經驗事實是，在傳統國有企業經營體制下，由于預算的極度軟約束，為了追求控制權的擴大，國有企業普遍存在無效率的規模擴張，在這種情況下它對貸款利率信號是極不敏感的。國有企業累積的風險可以轉嫁給銀行，銀行最終又轉嫁給國家。在這種微觀基礎上，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由于缺乏效率）都將無效。從這個意義上說，從宏觀層次改革國有企業是提高財政貨幣政策效應的首要前提。而從微觀層次改革國有企業是指對那些經戰略性重組后保留下來的有存續必要的國有企業，按照其行業性質和對國家經濟安全影響程度等方面的不同。分別建立適合他們各自特點的企業制度和企業經營機制。但總的趨勢應該是，除極少數企業繼續保持國有獨資外，對絕大多數國有企業都要進行規范的股份制改造，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進行全面的制度創新，建立起與市場經濟體制相容的微觀運行機制，從而強化它作為市場主體的性質和功能，參與市場的公平競爭，或發展壯大，或退出消失。

2.保護非公產權。財政投資對民間投資的帶動不足，是擴張性財政政策效應偏低的一個重要原因。而民間投資不足的原因主要有兩個：其一為銀行對非公企業貸款的歧視性政策，另一則為對非公產權保護的法律框架不健全。在這種情況下，非公財產所有者特別是私人財產所有者的不確定因素多，保衛自己財產的交易成本過高。這種不確定使企業家無法形成對未來的穩定預期，從而導致非公投資者缺乏全力以赴投資的長期行為。這樣，作為市場經濟微觀基礎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各種非公企業，就很難發展到其應有的規模、水平和實力。

3.進一步打破壟斷，向非公企業開放更多的領城。第一，減少對傳統國有壟斷部門的準入障礙，即向民間資本（非國有經濟）開放這些投資領域，這一方面為競爭格局形成提供基本前提，另一方面達到啟動民間投資需求，增強社會對未來經濟良好預期之目的。第二，正如國有部門壟斷地位形成靠的是國家力量一樣，打破這種壟斷也必須依靠國家力量，對諸如電信、民航、電力、鐵路、教育、金融等傳統壟斷領域，科技進步及社會發展已為它們成為競爭性領域提供了可能性，國家不僅要允許而且應以優惠政策鼓勵新人者，同時對目前居于壟斯地位的企業賦予更多的逆補貼方式，以促使競爭格局的早日形成。

二、完善金融市場。逐步實行利率市場化

1.完善金融市場。金融市場是貨幣政策以及耐政政策傳導和發生作用的重要條件，培育和呵護市場特別是金融市場，其本身就是實施有效財政貨幣政策的前提和內容之一。隨著我國金融自由化步伐的加快，金融市場的發展極為迅速，在這種條件下，原有的市場管理原則已不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而且發生這種變化后，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傳導過程也會相應發生變化，所以必須對有關方面進行改革。從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角度來看，主要應該從以下幾方面入手；一是逐漸增加同業拆借市場的市場參與者，根據有關規定允許符合條件的合作金融機構、證券公司以及投資基金管理公司參與同業拆借市場，從而擴大同業拆借市場的資金需求，降低銀行信貸資金滯留在同業拆借市場的比例。二是發展國債回購市場，建立國債回購的一級交易商制度，這不僅能完善我國的金融市場體系，而且還能為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操作提供交易場所與交易對象。三是加快商業信用票據化的步伐。實現企業間資金融通的票據化不僅有助于解決長期以來困擾我國的“三角債”問題，而且還為中央銀行貨幣政策調控增加了一條有效的途徑。四是發展資本市場，增加企業直接融資的比率，提高企業和居民戶資金安排的利率敏感度。五是大力開發金融產品，鼓勵和引導各種金融機構進行產品創新和有利市場化改革方向的制度創新。

2.采取措施逐步實現利率市場化。利率作為資金的價格，在成熟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它對資金這種稀缺資源的配置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故常被用來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然而在存貸款利率受到嚴格管制的條件下，利率的這種作用受到極大的限制。市場化的利率作為貨幣政策有效性的重要條件之一，從提高貨幣政策效應的角度上說，實行利率市場化是有益的。但實行利率市場化必須具備一定的前提，他們至少包括：第一，對利率變化具有較高敏感度的存、貸款主體；第二，完全商業化運作的銀行機構，它們既有嚴格的風險控制機制和能力，又有追求利率最大化的有效的激勵機制和動力；第三，中央銀行具有較高的監管水平。目前，中國的通貨膨脹負增長，總體利率水平較低，商業銀行自我約束加強，利率擴張機制受到抑制，是實行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有利時機。可以在擴大銀行貸款利率浮動幅度的基礎上逐步放開對貸款的直接利率管制，讓商業銀行根據貸款對象的資信狀況和貸款的風險大小，靈活確定貸款利率。此后，對存款利率實行上下限管理，擴大浮動幅度，最終實現存款利率的自由化，讓利率真正成為資金的“價格”，居民戶可以充分自由地選擇金融商品，各類企業可以在利率約束條件下一視同仁地獲得貸款，這樣必能反過來提高居民戶和企業資金需求的利率彈性，從而促進貨幣政策效應的提高。三、改革國有商業銀行的產權制度和經營機制

在通貨緊縮條件下貨幣供應的內生性加強是貨幣政策有效性降低的一個重要原因，而商業銀行對央行調控行為的不配合又是貨幣內生性增強的原因。目前我國四大商業銀行的存貸款總額仍占全部存貸款總額的近70%，它們的行如何對貨幣政策效應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而目前我國四大商業銀行不僅有著一般國有企業的通病，而且還存在大企業病。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前，四大商業銀行普遍缺乏風險控制機制，形成了大量爛帳、壞帳（當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吸取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危機之后我國商業銀行普遍加強了風險控制。但現在的問題是它們似乎從一個極端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即在強化風險控制的同時沒有構建與之相匹配的激勵機制，以致出現普遍的消極“借貸”的行為，這種行為加劇了這次的通貨緊縮。究其根源，這種消極“借貸”與當初缺乏風險控制一樣，都是產權制度的缺陷所致。基于此，目前理論界和銀行實際部門都在探索深化國有銀行改革的措施，比如，“多級法人制”、“切塊上市”等等。盡管在改革的具體措施上有不同爭論，但在總體改革方向上是比較一致的，那就是國有商業銀行也必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在實現產權多元化的基礎上建立有效的企業治理結構。使之成為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真正的企業。

四、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

投融資體制缺陷是我國重復建設嚴重、經濟結構不合理和財政政策效應低下的重要根源之一。實踐表明，缺乏微觀指引的擴張性宏觀政策往往只能大量增加存貨而使資金沉淀，從而不能帶來較大的乘數效應。那么如何發揮微觀指引作用呢?這就需要深化融資和投資領域的改革，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使資金流入有效益的行業和企業。改革的方向是減少政府在投融資領域的干預，建立符合市場規律和國際標準的投融資體系。具體而言，一方面要求商業銀行提高貸款回報，并從外部“硬化”企業的財務預算。另一方面，則需要建立和發展新型的中介機構，尤其是高水準的專業化投資銀行和基金管理公司，以識別高回報的投資項目，進行有選擇的融資和投資提高投資的效益水平。不僅如此，這些金融機構可以依托市場對國有企業進行資產和債務重組，從而將國有企業改革、經濟結構調整與投融資有機結合起來，造就行為端正的微觀經濟單位，為包括財政貨幣政策在內的各種宏觀政策的實施提供良好的微觀基礎和機制。

五、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和中、高收入階層的消費傾向

消費是驅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無論是對財政政策乘數還是對貨幣政策乘數而言，都是邊際消費傾向越大則乘數越大。所以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和提高全體居民特別是中、高收入階層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對于提高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應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為此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采取措施：

1.提高農民收入，降低貧困人口比重。第一，增加對農村的財政投入，努力改善農村的自然條件、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這是提高第一產業相對生產率進而提高農民收入的物質前提。第二，改革現行農村土地使用權的管理方法，研究農民具有固定土地使用權并可進行交換的具體方法，以促進土地的規模化經營。這是改變落后耕作方式，提高相對生產率進而提高農民收入的制度前提。第三，逐漸取消戶籍制，堅決取消對農民的歧視性就業政策，徹底清除限制農民向城市流動的體制障礙，使進入城市并能在城市以合理合法方式生存的農民獲得體制內生存，享受公正的體制待遇。這既是農業規模化經營的前提，也是迅速降低貧困人口比重的有效途徑。第四，實行優惠（至少是公平）政策，進一步促進鄉鎮企業的發展，并在政府的規劃及其相關政策配合下通過市場機制引導鄉鎮企業向一定的地域適當集中，以產生集聚效應，促進農村城市化進程。農村城市化是農民非農化進而降低貧困人口比重的最根本途徑。

2.加快建立社會保障體制，引導居民消費倫理合理轉變。居民對未來預期收入與支出的不確定性，是居民預防性儲蓄的主要動因。居民的這種不確定性越大，預防性儲蓄的比率就越高，相應地即期消費也就越少。如果建立社會保障體制，可以消除或減少居民的不確定性，使消費持久上升。同時應積極發展消費信貸，促進居民消費倫理合理轉變。居民在從低收入的生存型消費轉變為高收入質量型消費時，消費占其收入的比重增加，周期變長，若靠居民自己儲蓄，則需要很長時間，使消費波動性較大，容易出現消費的“斷層”。消費信貸的介入使居民可以“花未來的錢”，從而使居民消費結構的轉變在支出上得以平緩地實現，降低消費的過度敏感性，避免消費“斷層”的出現。如果說低收入階層的消費疲軟可以通過收入調節來激活的話，高收入階層的消費疲軟則只能通過供給調節來激活。應通過供給主體性質的多元化來增加有效供給，從而消除供給結構“折層”，這對啟動高收入群體的消費進而提高他們的消費傾向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六、優化經濟結構，增加有效供給

無論對于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而言，其效應的形成機理都是通過最初的政策變量的改變進而經過該變量在一定經濟結構內與其他變量的相互作用而產生的。如果經濟結構不合理，即使是適當的財政貨幣政策也不能發揮應有的效應。

我國目前經濟結構不合理突出表現在：第二產業的地區產業結構趨同、同一類型的企業低水平重復建設嚴重；第三產業發展滯后；第一產業現代化程度太低，勞動生產率低下。這些問題的存在，使社會總供求的結構錯位，既抑制了有效需求，使得需求嚴重不足，又造成了大量的低效供給與無效供給，使供給相對過剩，亦即供給相對過剩與有效供給不足并存，在這種情況下，擴張需求僅依靠財政貨幣政策往往難以湊效，而必須通過調整結構改善供求的結構性關系來實現。調整經濟結構一是要促進傳統部門的產品升級換代；二是要治理低水平重復；三是要促進新興產業部門的發展，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例如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促進生物工程產業的發展，促進以教育產業化和旅游產業化籌為特征韻精神產品產業的發展，使新的需求得以較快增長：四是要加大對農業的投入，提高第一產業的現代化水平；五是要減少對第三產業的準入障礙，向民間資本開放第三產業投資領域，形成有效競爭的格局，全面提高第三產業的產值比重和質量水平，以增加第三產業的有效供給。總之，只有在結構調整中，才能在形成新的供給（有效供給）的同時形成新的需求，使供求結構相銜接。這樣財政投入和貨幣政策引致的投資增加才不會以存貨的形式沉淀下來，從而為財政貨幣政策乘數的形成提供必要前提。

七、改革財稅體制，提高政策之間的協調性

財稅體制從根本上說是關于資源和收入在社會成員與政府部門之間以及在各級政府機構之間進行配置和再配置的制度安排。因為這種制度安排對社會成員的經濟行為有著巨大影響，進而也通過這種影響對財政貨幣政策效應的形成發生作用。目前我國的稅制主要是1994年在治理嚴重通貨膨脹的背景下產生的，現在的宏觀經濟背景與當年顯著不同，故現行稅制與經濟發晨不相適應的矛盾日益突出，稅收政策與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的目標取向顯得極不協調，也因此降低了財政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比如現行增值稅，其模式是生產型的，即是一種對投資征高稅的制度，越是高新技術或者機器設備越多的大型企業，不能抵扣的稅金就越多，企業稅負就越重，這種抑制投資需求的稅種阻礙了投資的擴大，不符合加強技術創新、優化經濟結構的要求，從而也不利于提高財政貨幣政策的有效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內部各工具之間（如利率、稅率、匯率）以及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都應圍繞宏觀調控的總目標彼此協調一致、相互配合，避免相互沖突而使政策效應弱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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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宏觀組.正視通貨緊縮壓力.加快微觀機制改革[J].經濟研究，1999,(7).

第8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區別范文

200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透露出調結構的意圖時，并沒有引起很多人的關注。許多投資者依然對主題投資意興盎然，海南、新疆、、重慶，還有很多人在打探東北的重新振興、長三角的聯合振興等等。

這其實是對外生性增長的留戀。

《政府工作報告》已經明確地告訴我們，外生性增長已經接近尾聲，內生性增長將會是投資的主線。理由如下：

財政政策不一樣的“積極”

2010年政府將繼續落實積極的財政政策，但此積極與彼積極顯然差別極大。

2009年財政政策是積極地擴張，是真正的凱恩斯主義，政府對于“鐵公雞（基）”情有獨鐘。2010年則是積極地為結構調整必然帶來的失業增加與人民福利訴求提升買單，為消費品的普及與升級增加支出。此為其一。

其二，與2009年一樣，政府依然在積極地增加稅收。但今年政府將會動用財稅手段積極地推進收入分配體制的變革，這突出表現為對壟斷性行業的工資總額進行控制。

其三，積極地提供經濟適用住房，并運用稅收手段嚴厲地調控房價。

其四，政府積極地防范潛在財政風險，這顯然會抑止地方政府負債擴張的步伐。當地方投融資平臺被暫停后，地方政府的投資必將成為重大問題。

貨幣政策并非適度地寬松

M2增長17%，新增貸款7.5萬億，這顯然不是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特征。當政府將資產的泡沫視作未來公共風險的來源時，唯有通過嚴厲的數量控制才能將多余的流動性驅趕到實體經濟中來。大家所關心的加息等價格管制將會在數量控制已經取得成效之時、在寬松政策轉向正常政策時，方能釋放出來。

與之相適應，政府也不會允許人民幣升值來影響整體經濟的恢復。報告中，總理敦促發達國家放開對高科技產品出口的管制，這其實是告訴我們一個信號：升值是有條件，只要你放開管制，我們肯定買你們的。對此我們也有一個判斷：人民幣不會輕易升值。

今年“三八”或許是真的

連續幾年，政府對通脹與增長的容忍度都是“三八”，投資者基本不把它當一回事。我們要告訴大家的是，今年的三和八有可能是真的。對于經濟增長率的8%來說，這遠低于25家市場機構之前預測的今年經濟增長9.8%。

當政府將消費作為經濟增長的主力，并且堅持以結構調整與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為首要目標時，保持高增長是不現實的。當過剩的流動性已經開始發揮作用時，3%的通貨膨脹率顯然是很容易達到的，但同時政府有很強調控能力，我們預測2010年的CPI同比增長3.4%。

保增長、調結構與防通脹真的好復雜

結構調整對中國經濟的沖擊是相當的大。當保增長、調結構與防通脹的目標融匯在一起時，宏觀調控真的成了一門藝術。理論上，這三者是很難統一的。

在2012年政治周期到來之時，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目標是有沖突的，這顯然增加了宏觀調控的難度，從而加大了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當外生性增長的動力在二季度開始衰退減時，城市化下移帶來的收益還無法收獲時，春夏之交的中國經濟可能會面臨著踏空的風險。

從以虛彰補實到以虛補實

第9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區別范文

摘要：本文從如何定義資金流動性過剩、我國資金流動性的規模、過剩的根本原因、過剩利弊分析及對策，比較全面地概括了人們的困惑和疑慮，有利于人們正確認識我國目前的資金流動性狀況。

關鍵詞：資金流動性過剩；貨幣政策；財政政策

一、如何定義資金流動性過剩

在近年的中國經濟發展中，沒有哪個概念比“資金流動性過剩”出現得更為頻繁。雖然人們在資金流動性過剩問題上達成一定的共識，但內涵卻眾說紛紜。第一種定義是指實際貨幣存量高于均衡水平的情形。在這種定義下，資金流動性過剩的潛在危害是可能導致通貨膨脹。第二種定義是指貨幣的供應量大于貨幣需求量并超過了實體經濟對貨幣的需求。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經濟運行中的貨幣存量超過了經濟增長所必需的數量，這些“剩余的流動性”要么轉化為暫時不準備投入使用的定期存款，要么投入到股票等非實體經濟領域，其潛在危害是可能導致泡沫經濟。第三種定義是指金融機構存貸差的持續擴大和存貸比的持續走低。在這種情況下，資金流動性過剩的危害是給商業銀行的盈利狀況造成很大壓力。第四種定義是指銀行間市場資金面的寬松情況。銀行間的市場利率往往視為流動性是否過剩的關鍵表征，該利率可看作是判斷流動性狀況的一個良好指標。第五種定義是指金融機構在中央銀行的存款，主要包括法定存款準備金和超額存款準備金。由于法定存款準備金是強制性的，因而流動性過剩主要表現為超額存款準備金和超儲率持續處于高位。第六種定義是指流動性偏好。即由于貨幣具有使用上的靈活性，人們寧肯以犧牲利息收入而儲存不生息的貨幣來保持財富的心理傾向。這是凱恩斯提出的，具有嚴格的經濟學定義。從某種意義來說，人們對資金流動性過剩的定義有點像盲人摸象。但有一點可以肯定，資金流動性過剩的定義不一樣，人們對資金流動性過剩的判斷和采取的措施也有所不同。

二、我國資金流動性的規模

經濟學家吳敬璉(2006)在香港表示，中國目前外匯儲備超過1萬億美元，合8萬億元人民幣，而央行只發行了2萬億元央行票據來沖銷。這樣，在乘數效應下，等于起碼有30萬億元的流動性在市場中，中國境內的流動性過剩已到了相當嚴重的地步。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2006)測算，2006年央行到期票據以及新增外匯占款可能釋放的流動性在3.6萬億元左右。但也有人認為，我國同時存在資金流動性過剩和資金流動性短缺。目前，我國資金流動性過剩只是一種資源配置不均衡的過剩。一邊是社會生產、社會消費有大量的資金需求，另一邊是商業銀行存在著極大的資金運用壓力。很多需要資本流人的領域并沒有順暢的渠道來導入資本，如公共醫療、基礎教育等公共部門的投資嚴重不足，而資本大量聚集在房地產和股票市場，導致了局部流動性過剩。我國大企業的資金過剩，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卻長期得不到有效解決。經濟發達地區流動性過剩問題突出，中西部欠發達地區普遍面臨資金不足問題。城市存在資金流動性過剩的壓力，農村卻依然資金匱乏。還有人認為，我國明顯存在資金流動性不足。從社會保障來看，目前我國80％以上的勞動者沒有基本養老保險，85％以上的城鄉居民沒有醫療保險。如果要還清社會保障的歷史欠賬，我國的資金不是過剩，而是短缺。從城鄉居民的財富占有以及生活水平的差距來看，國家對農民也有大量的欠賬。中國銀監會副主席唐雙寧(2006)預測，“到2020年，新農村建設需要新增資金15萬億元至20萬億元”。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國的資金不是寬裕，而是囊中羞澀。

三、我國資金流動性過剩的根本原因

觀點之一，資金流動性過剩的根源在于國內儲蓄大于消費。我國國內經濟的主要特點之一是低消費、高儲蓄。每個人都必須面對養老、看病以及孩子教育的問題。由于財政未能充分承擔起其應該承擔的職能，即不能解決老百姓的公共醫療、基礎教育、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后顧之優，老百姓不敢消費，只有把錢存入銀行，從而導致銀行資金流動性過剩。消費能力的欠缺是產生資金流動性過剩的主要原因。

觀點之二，資金流動性過剩的根本原因是外部失衡和內部失衡的共同作用。外部失衡是指中國同時存在著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的“雙順差”。在我國強制結售匯體制下，貿易順差的不斷增長意味著外匯儲備的不斷增長，伴隨外匯儲備增長而不斷投放的基礎貨幣，最終演化為實體經濟中過剩的流動性。內部失衡主要是指中國經濟中投資與消費之間的關系出現了惡化趨勢，表現為投資相對于消費的過快增長。國內經濟投資與消費的不平衡需要通過外部失衡來平衡，而外部不平衡需要資本的流動來平衡，從而形成流動性過剩的格局。內部失衡與外部失衡是一個硬幣的兩面，二者均能造成流動性過剩。

觀點之三，國內資金流動性過剩是典型的銀行儲蓄與投資不協調的結果。由于銀行風險控制能力與吸收儲蓄能力不相匹配，吸收的存款太多，雖然經濟運行需要大量的信貸資金，但銀行不具備控制信貸風險的技術能力，貸不出去，導致銀行的存貸比逐年下降。儲蓄不能順利地轉化為投資，使大量資金沉淀在銀行內部，從而惡化了資金的流動性。

四、我國資金流動性過剩的利弊分析

關于我國資金流動性過剩的利弊分析大致有三種看法：

第一種看法是，資金流動性過剩已成為威脅中國經濟健康發展的隱患，是目前中國經濟面臨的嚴重問題之一。流動性過剩會導致貨幣供應量過度增加，銀行體系資金泛濫，利率長期維持在較低水平。如果不回收過剩的流動性，要么會引發實體經濟投資過熱與通貨膨脹，要么推動樓市、股市等資產價格上漲，并形成泡沫損害整個國民經濟。

第二種看法是，中國目前不是資金流動性過剩，而是資金流動性繁榮。資金流動性過剩和資金流動性繁榮在機理上有根本區別。資金流動性過剩是實體經濟出現低迷、資本投資回報率下降狀態下的結果；資金流動性繁榮是中國經濟的基本面不斷改善，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反映。資金流動性充足是中國經濟穩定增長的新動力，可以使中國能夠效法西方發達國家，走“財富創造財富”之路。資金充裕也為企業直接融資帶來新的契機。

第三種看法是，資金流動性過剩并不可怕。關鍵是我國要因勢利導，巧妙利用當前資金流動性向中國匯集的大好時機，讓外資為中國經濟向市場機制轉型提供資金、技術、管理乃至市場的支持。對于國際游資，沒有必要過于恐懼，利用得當也是國家經濟發展的重大機遇。當前我們既存在挑戰，但更面臨機遇。五、對策

(一)人民幣是否應升值。花旗集團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沈明高(2006)認為，解決流動性過剩的有效方法是保持人民幣適當的快速升值。目前加快升值已經是大勢所趨。但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2006)認為，人民幣過快升值不是明智之舉。過快的升值速度，非但不能減少外貿順差和外匯儲備的繼續增加，相反只會給熱錢的流入釋放出更強勁的信號。興業銀行宏觀分析師魯政委(2006)認為，合適的升值方式不應該是單邊升值太多，而應是讓匯率在較大的區間來回波動，只有雙向波動，企業才有危機感，才會主動尋求各種避險措施，才能實現升值的良好效果。從決策的角度來看，人民幣應該升值還是貶值，的確還需要決策者三思而后行。

(二)是否加息。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所貨幣理論與貨幣政策研究室主任彭興韻(2006)認為，加息不僅對控制流動性無太多幫助，而且會制造出新的流動性。加息將導致中美利差縮小，本來就對人民幣升值趨之若鶩的海外熱錢將由此更大規模地涌入中國，這無異于抱薪救火。也有人認為，改變金融管制下的低利率政策是政府化解流動性過剩的核心。低利率政策不改變，國內流動性過剩就不能緩解。國內流動性過剩也正是利率市場化改革步伐加快的大好時機。二些專家則認為，從提高資金成本、抑制投資過熱的角度講，今年存在進一步加息的空間。但也有專家反對，認為加息很難改變外部失衡問題，無法從源頭上抑制投資的過快增長。人民幣是加息還是維持不變，經濟學家也很難達成一致的共識。

(三)提高超額準備金率是否有效。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長李揚(2006)認為，資金流動性過剩的根源在于國內儲蓄大于消費，調整存款準備金率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這一結構性失衡問題。也有人認為，在對沖流動性方面，存款準備金率政策是一個效果相對劇烈的工具。它一方面直接凍結銀行一定數量的流動性，另一方面則影響貨幣乘數，產生多倍收縮效應。如果大幅度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就會產生明顯的效力。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龔方雄(2006)則指出，調整準備金比率是央行目前較為偏好的流動資金管理工具。提高超額準備金率是否有效不僅有一個客觀標準，而且還涉及到人的主觀判斷。調整超額準備金率的效用還有待于經濟學家進一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