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與政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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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宏觀經濟與政策范文
外部經濟形勢：金融危機遠未結束
當前國際經濟形勢的基本特點可以用“三F”來表示，即Financial Crisis(金融危機)、FUel Crisis(石油危機)和Food Crisis(糧食危機)。索羅斯日前曾指出，美國當前可能面臨“60年來最嚴重的一次金融危機”。
目前，隨著美國房地產市場的不斷下滑，金融危機已經從次貸蔓延到優級抵押貸款。美國最大的兩個房地產貸款公司――房利美、房地美近期陷入困境便是證明。這兩家金融機構持有大約5.3萬億美元的抵押貸款債權，占整個市場規模的44％。這兩大公司面臨財務困境，勢必會對美國經濟造成巨大沖擊。因此，要對當前國際經濟形勢保持高度警惕，不要掉以輕心，不要以為最壞的時候已經過去。危機還遠未到達“結束的開始”(the beginning Of the end)，很可能僅僅是“開始的結束”(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內部經濟形勢：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及其國內的通貨膨脹
1 次貸危機影響中國的直接和間接途徑
發端子美國的次貸危機直接影響到了中國，部分中資銀行機構購買的次級抵押債券價格縮水，更嚴重的是，由于中國是美國機構債的最大持有國，而房利美和房地美又是美國最大的兩家機構債發行人，因此中國持有的機構債不僅會賬面縮水，而且還會面臨違約的風險。無論如何，“兩房”危機已經對中國外匯儲備的安全造成極大沖擊。次貸危機給中國帶來的損失還會表現在資本流動、貿易保護等諸多方面。隨著次貸危機的發展，可能會改變國際資本流動的方向，極可能導致短期性投機熱錢流入中國，也可能導致熱錢的迅速抽逃。次貸危機和美國經濟下滑將導致美元持續貶值，以美元計價的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揚，進而造成中國國內輸入型通貨膨脹。而美國經濟下滑又會引發美國國內貿易保護主義思想抬頭。
2 美國經濟減速或衰退對中國出口的影響
根據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的研究人員測算，中國出口對美國收入的彈性大約為4。就是說，美國經濟增長下降1％，中國對美出口增速可能下降4％。考慮到其他國家經濟增速也會因美國經濟減速而下降，加上中國出口對許多重要貿易伙伴的收入彈性也在3～4左右，因此，以對美出口占中國出口比重1/5左右計算，美國經濟增速下降1％，中國的總出口增速大致下降2％。
3 對中國的通脹形勢必須繼續保持高度警惕
當前中國的通貨膨脹，既有成本推起也有需求拉動的性質。但本輪通貨膨脹的發生，從根本上、從源頭上說，是經濟過熱的結果。當前國際石油價格、糧食價格和其他商品價格的暴漲，以及國內工資成本的上漲(還有天災)，對中國通貨膨脹的發生也有重要作用，而且正在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但是，當前世界范圍內的通貨膨脹，從根本上說，也是世界范圍內經濟過熱的結果。
在今后一段時間內，中國的通貨膨脹形勢依然不容樂觀：
第一，通貨膨脹的發生和發展，滯后于經濟過熱的發生和發展數個季度甚至、年以上。2007年的經濟過熱，不但對當前的通貨膨脹，而且對和未來的通貨膨脹將會發生影響。目前，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依然高達10.4％，依然高于潛在經濟增長速度。通貨膨脹壓力在今后一段時間內將繼續存在。
第二，中國目前的通貨膨脹水平是在依然存在物價管制條件下的通貨膨脹水平。為了改善資源配置，增加供給，政府必然會逐步放松物價管制。由于價格下調的剛性，一旦解除對關鍵性產品的物價管制，通貨膨脹率將會上升。
第三，國際石油價格、糧食價格和其他商品價格(如鐵礦石)的上漲――盡管目前已經有所回落，已經而且還將增加中國產品的生產成本，從而導致中國PPI的上升。
第四，中國的PPI在最近幾個月持續上升，目前已經超過10％。下游企業將越來越難以消化PPI的上漲。一些企業將因虧損而倒閉、減產，但這并不意味產品價格不會上漲。因而，CPI很可能將因越來越多的產品的價格上漲而上漲。此外，CPI并不是衡量通貨膨脹的唯一尺度。例如，GDP―縮指數依然在快速上升。中國面對的不僅僅是豬肉或其他農產品價格的上漲，而是物價的普遍上漲。
第五，隨著時間的推移，如果通貨膨脹的上升趨勢得不到扭轉，通貨膨脹預期將會加強，通貨膨脹預期下的企業和個人的自我保護行為(如要求增加工資、囤積、搶購等)將使通貨膨脹進一步惡化。在目前條件下，搶購之類的現象不大可能發生，但工資一物價的上升螺旋卻可能形成。
國務院最近召開的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將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控制物價過快上漲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把抑制通貨膨脹放在突出的位置。筆者認為，盡管CPI的上升速度可能會因基數和農產品價格回落等原因而出現回落，但對通脹的警惕不能放松，宏觀經濟政策仍應該堅持把抑制通脹作為宏觀經濟政策首要目標的方針。如果中國能夠及時采取措施抑制通脹，經濟就不需要急剎車；如果過早放松宏觀經濟政策，通貨膨脹就可能反彈。最終不得不急剎車，損失則要大得多。
1 抑制通脹無需懼怕經濟增長速度適度降低
由于中國通貨膨脹的根本原因是經濟過熱，抑制通貨膨脹的主要途徑應該是抑制總需求。換言之，控制通貨膨脹就要降低經濟增長速度。在中國的總需求中，固定資產投資和出口是增長最快的兩部分。其中，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持續高于GDP增速。中國的投資率超過45％，是世界之最。由于房地產投資對總投資的增長貢獻最大，且存在較嚴重的泡沫，因此應該成為宏觀調控的重點。抑制經濟過熱所造成的通貨膨脹，必須付出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的代價，所謂“魚與熊掌不可兼得”。中央政府關于“兩防”的方針是絕對正確的，在通貨膨脹回落到可接受的水平之前，切不可以改變。投資增長速度和出口增長速度的下降符合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和宏觀調控的方向，我們沒有必要對兩者增長速度的下降，特別是對出口增長速度的下降過于擔心。目前速度降一點，是正常的，不必緊張。沒有增長速度的適度回落，就不能有增長質量的提高，也不可能有產業結構的升級。
防止經濟過度下滑可以做些預案，但還沒有到需要立即實施的程度。在當前形勢下，釋放出政府將會對“反通脹”方針加以調整的信號是絕對有害的。即
便需要對某些具體政策進行微調，也不應使公眾產生“政策將會放松”的印象。例如，基于貨幣政策松動的預期，許多銀行提前放貸，夸大信貸緊張程度，營造信貸需求旺盛、規模緊張的氛圍，以倒逼中央銀行。溫總理關于經濟增長速度不低于8％的提法，顯示了政府治理通貨膨脹的決心，為治理通貨膨脹預留了充分的余地。筆者認為這是完全正確的。通脹率4.8％的目標今年恐怕難以實現，可以延長實現這一目標的期限，但沒有必要對此目標加以改變。而且，中國的通貨膨脹率應該最終維持在3％左右。
2 治理通脹離不開貨幣緊縮
貨幣主義者認為，“通貨膨脹無論何時何地都是貨幣現象”。話雖然不能說得極端，但寬松的貨幣供應環境畢竟是出現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的必要條件。因此，治理通貨膨脹離不開貨幣緊縮。除非通貨膨脹形勢有了根本的好轉，否則，貨幣緊縮的大方向是不會也不應該改變的。緊縮性貨幣政策可以通過各種渠道，減少有效需求，從而達到抑制通貨膨脹的目的。
治理成本推起型通貨膨脹，自然要增加供給，但為增加供給所能選擇的宏觀經濟政策工具是有限的(減稅是其中最常見的一種)，且難以在短期內見效。一般情況下，即便通貨膨脹是由供給方原因所造成的，為了抑制通貨膨脹，除實行其他政策外，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也是必不可少的。必須看到，在這種情況下，為求抑制通脹，需要付出更大的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的代價。遺憾的是，我們沒有更好的選擇。1980年代，為了抑制由于石油沖擊造成的通貨膨脹，美聯儲采取了緊縮性貨幣政策，美國經濟一度陷入“滯脹”。但歷史表明，美國當時的經濟衰退換來了以后20多年的低通貨膨脹。而這種低通脹，則為美國經濟的振興打下了堅實基礎。中國多年的低通脹來之不易，一旦失去，要想重新獲得，所付代價將是十分巨大的。由于就業對經濟增長的彈性已經越來越低，經濟增長速度下降所帶來的失業問題應該、而且可以通過其他方法(如財政政策和產業結構調整)來解決。
3 為了改善經濟結構應繼續使人民幣升值
中國的本次通貨膨脹不能不說同其匯率政策有關。中國本輪通貨膨脹的貨幣源頭及其發展可以分為這樣幾個環節：
第一。優惠的引資政策和出口導向政策導致了中國的雙順差。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雙順差日益固化為結構性的雙順差。中國經濟增長的對外需依賴度日益提高。
第二，由于對外依存度過高，中國不希望人民幣升值。在雙順差條件下，為了維持匯率的穩定，中央銀行不得不大規模干預外匯市場：買進美元，釋放出人民幣。
第三，央行的干預導致外匯儲備和基礎貨幣的大量增加。為了防止基礎貨幣的增加導致通貨膨脹，央行進行了大規模的對沖操作：賣出央票，回收人民幣；提高準備金率。央行的對沖是成功的，但由于存在種種制約因素，對沖難以完全沖銷掉過剩的流動性。事實上，中國的廣義貨幣的增長速度一直明顯高于GDP的增長速度。這就為通貨膨脹的發生創造了貨幣條件。
第四，中國的持續、巨額雙順差必然導致對人民幣升值預期的產生，這種預期進而導致了外貿順差和外國直接投資之外的資金的流入，從而進一步導致了人民幣的升值壓力和央行的對沖的負擔。過剩流動性進一步增加。
第五，解決由雙順差和人民幣升值預期造成的流動性過剩的最簡單辦法是讓人民幣根據市場的需求自由浮動。但是，由于人民幣幣值長期低估，人民幣匯率一旦自由浮動，上升幅度可能過大。由于擔心對中國的出口造成嚴重打擊，中國選擇了人民幣緩慢升值這一路徑。
第六，人民幣緩慢升值和中美利差的倒掛導致熱錢流入。在人民幣升值速度緩慢條件下，防止熱錢流入的唯一方法是實行資本管制。
4 必須加強資本項目管制
如果已經確定了人民幣緩慢、漸進升值的方針――盡管筆者不認為這是最佳方針――我們就需加強資本管制。人民幣升值的速度取決于資本管制的有效性。只有當資本管制完全有效時，才談得上人民幣升值的自主性，即升值速度才可以由中國自行掌握。當前央行對跨境資本流動加強管理的方針是非常必要的。但筆者認為力度還應該進一步加強、覆蓋面應該進一步加寬。“嚴進寬出”應該調整為對進和出都實行有效管理。在強化對“熱錢”防堵的同時，我們也必須對“熱錢”突然流出、對中國經濟造成沖擊而防患于未然。
第2篇：宏觀經濟與政策范文
關 鍵 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宏觀經濟；融合效應
中圖分類號：F830.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3544（2013）03-0040-05
一、引言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實施宏觀調控的主要工具，政府支出能夠影響貨幣政策的微觀基礎， 進而改變貨幣政策效率。中國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實施了大規模的政府支出計劃，短期內巨大的政府支出增量形成了較強的財政支出沖擊，對貨幣供應量的波動影響巨大。2010年以來，宏觀經濟政策更加強調連續性和穩定性，也更加注意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相互配合與協調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保證了中國經濟的穩定增長。但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從而影響了兩種政策的獨立性。因此，在復雜的經濟形勢下，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維持經濟增長、穩定物價等方面是否有效，兩種政策如何配合以達到宏觀調控的目標等成為亟需探討的問題。特別是在我國市場經濟基礎較弱、金融體制尚未完善的背景下，財政政策相較于貨幣政策發揮了更大的作用， 其對貨幣政策的影響也更為顯著，而貨幣政策對于財政政策的影響并不為人們所關注，甚至被忽略。本文試圖通過建立一個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動態隨機均衡模型來考察中國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與經濟波動以及兩種政策間的相互影響，并就如何加強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性、完善宏觀經濟調控的穩定性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二、文獻綜述
國內外學者對政府支出對貨幣政策的影響渠道和實際沖擊進行了大量研究。一般認為，政府支出主要通過兩條渠道影響貨幣政策。一是直接渠道：如果家庭部門和企業根據短期情況決定自己的支出水平，那么當前稅收就會影響總需求，從而影響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還會形成投資性支出，改變貨幣供應量，進而影響貨幣政策有效性。二是間接渠道：財政政策會影響利率變動，從而間接影響貨幣政策效率。Alonso（1996）等通過研究歐盟國家財政政策對貨幣供給的影響，發現財政支出擴張和赤字增加對貨幣供給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財政赤字越大，貨幣供給量也越多，貨幣政策目標和有效性將受到沖擊。Dixit & Lambertini（2001）分析了財政部門和中央銀行之間的關系，發現中央銀行只能部分地影響通貨膨脹，財政部門對通貨膨脹的作用不可忽視。在均衡狀態下，兩項政策應當互相補充。Eusepi，S. & Preston，B.（2008）通過研究美國的經濟數據發現，如果貨幣政策的實施缺乏財政政策的配合，那么單純的泰勒規則型貨幣政策難以奏效，在公共預期的作用下，會形成預期驅動的經濟波動。
另外，部分研究顯示，政府支出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影響是有條件的。Buti，Roeger and in’t Veld（2001）認為，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互影響機制是不確定的，這取決于實際經濟沖擊的類型：如果是供給沖擊，那么兩項政策是相互沖突的；如果是需求沖擊，那么兩項政策就會存在互補關系。Evans，G.W & Honkapohjs，S（2002）認為，物價水平并不惟一地由貨幣政策決定，在特定的公共預期形成機制下，政府支出決定了物價水平進而影響貨幣政策效果，短期內財政赤字與貨幣需求正相關。
國內學者普遍在中國經濟背景條件下分析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波動的影響以及兩種政策的配合效應。趙麗芬、李玉山（2006）對中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互作用及其動態性進行的實證分析表明，中國不存在簡單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互補或替代關系，而是存在一種非對稱性的關系，即擴張的貨幣政策伴隨著收縮或穩健的財政政策，而擴張的財政政策導致被動擴張的貨幣政策，表現形式取決于具體宏觀經濟環境和經濟沖擊形式。張龍、白永秀（2010）通過建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應分析的聯立方程模型發現，財政政策對消費的影響遠大于貨幣政策的影響，財政政策有可能通過影響消費、投資進而影響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王彬（2010）建立了一個包含金融加速器的新凱恩斯主義壟斷競爭框架，指出財政政策對貨幣政策具有明顯的正向沖擊，而貨幣政策對財政政策的影響相比于財政政策對貨幣政策的沖擊，其效果非常有限。張志棟、靳玉英（2011）基于價格決定的宏觀經濟政策作用視角，利用MS-VAR模型檢驗了中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價格決定中的作用機制，結果顯示，物價水平的決定因素是不確定的，當物價由財政政策決定時，貨幣政策有效性將受到很大影響。而當物價由貨幣政策決定時，僅僅調整貨幣供應量等工具即可進行調控，財政政策作用有限。
已有文獻研究基本上探討的是封閉經濟體系，對于開放經濟條件下財政貨幣政策的相互作用研究尚有較大空間。本文試圖在現有研究基礎上， 應用動態隨機一般均衡（DSGE）模型，對開放經濟條件下財政貨幣政策相互作用及其與經濟波動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
三、模型分析
根據Jesus Fernandez-Villaverde所構建的DSGE模型，在傳統的實際經濟周期模型包含的技術沖擊基礎上，加上政府支出沖擊和國際貿易沖擊，本文構建了開放經濟條件下包含家庭、廠商、外國和政府等四個部門的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來研究開放經濟條件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互影響。
1. 家庭部門
家庭部門的典型行為是向廠商提供勞動，以獲得工資進行消費。效用和消費正相關，和勞動負相關，隨著消費的增加，邊際效用遞減。因此，家庭部門的決策行為是決定勞動與消費的組合，進而實現效用最大化。家庭部門的效用函數：
■E0■？茁t-1[log（ct）+？鬃·log（1-lt）] （1）
其中，ct為消費，lt為標準化處理后的勞動供給，滿足0
家庭部門所擁有的資源是有限的，其可支配資源包括當期收入和新增貨幣供給，二者之和應當等于消費、投資、政府支出以及凈出口之和。因此，預算約束為：
yt+mst-mst-1=ct+it+gt+ext （2）
其中，yt，ct，it，gt以及ext分別表示收入、消費、投資和凈出口，mst表示貨幣供應。（2）式說明在總收入和貨幣供給穩定或者按照穩定路徑增長的情況下，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對投資和消費的擠出效應將會非常明顯。
2. 廠商
假設廠商的生產函數為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 如果廠商存在規模經濟，為了降低生產成本，廠商必然擴大生產規模，直到規模經濟消失。因此，我們假設在均衡狀態下，廠商不存在規模經濟。廠商生產函數為：
yt=k■■·（e■·lt）1-a （3）
其中，zt表示技術進步。資本積累方程為：
kt+1=it+（1-？啄）·kt （4）
其中，？啄表示資本折舊率。（4）式反映了資本和投資之間的動態關系，投資越多、折舊越少，資本積累就越快。投資it由自主投資和實際利率決定的部分組成，具體形式為：
it=i0 ·t-d·rt （5）
其中，i0 ·t，rt分別表示自主性投資和實際利率，d為投資對實際利率的敏感系數，且d>0。
根據實際經濟周期模型，模型中引入廠商面臨的技術沖擊，假設技術進步服從一階自回歸過程：
zt= ？籽·zt-1+et （6）
其中， ？籽為技術進步的自相關系數，et為技術沖擊，且et～N（0，？滓■■）。（6）式說明在某一時期技術進步具有自相關性，并且受技術沖擊決定，技術沖擊可能來源于企業的創新或者其他重大的科技進步。
3. 政府部門
政府部門的支出包括為維持政府部門正常運行的一般性支出，以及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和向國有企業注資的投資性支出。如果政府沒有調節財政政策，政府支出將維持穩定，與上一年的支出存在自相關關系。如果政府調整財政政策，政府支出將發生預期外的變動，即出現政府支出沖擊。同時，對于貨幣政策沖擊，政府支出有可能做出相應變動，因此本文假定政府支出由上年支出和政府支出沖擊共同決定，并受貨幣政策沖擊的影響，其過程為：
gt=v·gt-1+p·emst+egt （7）
其中，v表示本期與上期政府支出的相關系數，egt為政府支出沖擊，且egt～N（0，？滓■■）。egt可視為政府支出對均衡路徑的偏離。p為政府支出對貨幣沖擊的反應系數。
4. 貨幣市場
由于中國市場經濟尚未完善，金融體制尚不成熟，因此貨幣政策不能完全獨立，貨幣政策的實施及其效果受政府支出的影響較大。同時受制于現行外匯制度，貨幣政策尚無完全獨立的操作空間，貿易順差對貨幣供給具有較大影響，因此實際貨幣供給過程為：
mst=b·mst-1+u·egt+w·eft+emst （8）
其中，b，u，w分別為本期貨幣供應對上期貨幣供應量、政府支出沖擊、國際貿易沖擊的敏感系數，emst為貨幣政策調整引起的貨幣供應沖擊。（8）式表明貨幣政策同時受到財政政策和國際貿易變動的影響，u可反映財政政策對貨幣政策的影響程度。
根據凱恩斯貨幣需求理論，貨幣需求可表示為：
mdt=q·yt-n·rt （9）
其中，q，n分別表示貨幣需求對收入和實際利率的敏感系數。貨幣市場均衡條件為：
mst=mdt （10）
5. 國外部門
中國對國際資本的流動實行一定的限制，在資本不完全流動的情況下， 假設國際經濟波動僅僅通過貿易渠道傳導，即國外部門行為僅僅表現在進口和出口。在不考慮外部沖擊的情況下，國際貿易規模受國家競爭力影響，而國家競爭力具有一定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因此，進出口行為可由預期部分和沖擊部分構成，凈出口可表示為：
ext=s·ext-1+f·eft （11）
其中f為凈出口對外部沖擊的敏感系數，eft為凈出口沖擊，且eft～N（0，？滓■■）。
6. 經濟系統均衡
由最優化條件，我們可以從（1）式和（2）式得出消費者效用最大化的跨期歐拉條件：
■=？茁·Et■·？琢·■+1- ？啄 （12）
同時，勞動力市場均衡條件為：
？鬃·■=（1-？琢）·e■·k■■·l■■ （13）
（3）式～（13）式構成了完整的經濟系統。通過計算均衡解，我們可以得到各變量的穩態值和實際值，并進而估計模型。
四、數據選取與模型參數估計
1. 估計方法與數據選取說明
對DSGE模型的估計有校準法和估計法兩種，本文采用Bayesian估計方法。 估計法的優勢在于所估計的參數可以根據實際經濟情況和模型參數的特點施加相關約束條件，可以通過脈沖響應函數分析參數不確定性問題，而且利用歷史數據所估計得到的參數值更能反映經濟的實際情況。
由于中國貨幣政策真正發揮作用的時間是在1998年之后，因此我們選取了1999年1月至2012年7月中國的消費品零售總額、貨幣供應量、進出口數據作為輸入數據，以此研究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互影響。數據先期處理過程為先對變量進行去勢處理，利用X12方法對上述四個變量進行季節調整，然后使用H-P濾波得到變量的波動部分，最后對波動項求差分。
2. 參數設定
首先對參數的分布情況進行事先界定，再利用事先界定參數運用Bayesian方法估計實際的參數值。隨著樣本容量的增加，估計結果會最終收斂于實際值，因此設定值并不影響模型估計的可靠性。
我們參照國內學者已有的研究成果對參數進行事先設定。其中，資本對產出的貢獻度？琢設為0.355（李浩等，2007），貼現因子？籽設定為0.988，資本折舊率？啄為0.05（吳利學，2009）。閑暇對效用的貢獻度？鬃設定為2.2，反映了居民對當前消費的重視。技術進步的自相關系數？籽設定為0.95，即本期與上期技術進步存在高度正自相關關系。貨幣供應量、政府支出和國際貿易的自相關系數（b，v，s）分別為0.98， 0.68，0.67，將貨幣供應對政府支出沖擊和國際貿易沖擊的敏感度設為0.8和2。
3. 參數估計結果
表1顯示了運用Bayesian方法進行估計所得到的模型參數值。
表1中，政府支出沖擊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系數為0.7221，說明政府支出沖擊1%的正向變動將會引起貨幣供應量增長0.7221%，對貨幣政策的影響非常明顯。此外，國際貿易沖擊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系數為1.9471，說明以美元計的國際貿易規模增長1個百分點，以人民幣計的貨幣供應量將增長近2個百分點。在財政支出保持擴張性預算和赤字規模持續擴大的條件下，貨幣政策的作用必然受其影響，其政策走勢必然走向擴張，形成配合財政政策的形勢。而在國際貿易順差和收支盈余持續擴大的條件下，貨幣供給的被動和受支配的特性十分明顯，這對于貨幣政策的緊縮以及反通脹政策具有相當的抵消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國內學者的研究，國際貿易正向沖擊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程度出現了一定的下降，這主要是由于金融危機后中國出口增幅放緩，貿易順差下降所致。此外，貨幣沖擊對財政政策的影響系數僅為0.0011，影響程度很小，這反映了當今中國支配性財政體制下，貨幣政策的從屬地位。
4. 脈沖響應與方差分解分析
圖1顯示了政府支出沖擊對主要經濟變量的脈沖響應。政府支出沖擊對消費和投資都具有負向影響，在政府支出沖擊后的一段時期內，投資和消費都下降，政府支出具有一定的擠出效應，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對消費并沒有起到明顯的刺激作用。但是政府支出對產出的拉動作用非常明顯，但影響時間較短，7個月后即回歸均衡水平。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支出沖擊對投資的長期影響：政府支出沖擊13個月之后，其對投資產生正向影響，這是由于盡管政府支出主要通過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擴張完成，初期對民間投資產生較大的擠出效應，但長期內，國有企業的擴張效應傳導到私有企業，從而對民間投資產生了間接的帶動作用。財政政策擴張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是明顯的，短期內使得貨幣供應量增加0.15%，這是由于政府支出中包含的巨額投資性支出產生了較強的貨幣擴張效應，并且這種影響力度較大，由圖1可知其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期限延伸至40個月。
圖2反映了各變量對貨幣政策沖擊的脈沖反應。一個單位的貨幣政策沖擊對消費和投資產生了一定的正向影響，二者分別增加了0.05%和0.5%。在對產出的影響方面，由于貨幣政策具有的時滯性，因此其對產出的影響相對政府支出要緩慢，并且影響程度也較小，但其影響期限要比政府支出長，直至40個月后仍然具有較為明顯的影響。可見我國財政政策的短期效應比貨幣政策強，但貨幣政策的影響更為長遠。從圖2可以看出貨幣政策沖擊對政府支出的影響較小，遠不如政府支出沖擊對貨幣政策的影響。這進一步反映了我國支配性財政體制下，財政政策為主，貨幣政策為輔的基本特征。
表2為各經濟變量在政府支出沖擊、貨幣政策沖擊、國際貿易沖擊和技術沖擊下的方差分解結果。可以看出政府支出沖擊對產出、消費和資本積累的影響要遠大于貨幣政策。國際貿易沖擊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巨大，在特定外匯制度下， 大量的國際收支順差使中央銀行不斷被動購入外匯，投放人民幣基礎貨幣，直接形成了大量的貨幣供應。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互作用方面，政府支出沖擊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達到貨幣政策本身影響的60%，顯示了財政政策對貨幣政策的影響較強；反觀政府支出對貨幣政策的反應，則非常微弱，表明是現有條件下貨幣政策在調整宏觀經濟方面獨立性較弱。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目前在我國宏觀調控體系中，財政政策發揮著主要的作用， 貨幣政策作為配合政策出現。在經濟出現下滑態勢時，財政政策能夠在短期內增加產出，帶動經濟增長，但同時應該看到的是，由于政府支出多用于國有企業，其對民間投資和消費的擠出效應是很明顯的，因此單純依靠政府支出并不能帶來經濟持續長期的增長，經濟的長期增長主要依靠民間投資增長以及消費的增加。上述分析同樣表明， 貨幣政策能夠在較長的時期內帶動產出的增加，同時寬松的貨幣政策帶來的利率下降，能夠有效刺激民間投資的增長。因此，宏觀調控應該更加注重兩種政策的協調配合。
在現有的經濟體制下，財政政策對貨幣政策具有非常明顯的影響，相應的，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和獨立性都大大降低；相反，貨幣政策變動對財政政策的影響則相對微弱得多。這既反映了我國財政支配體制的主要特征，也同時表明增強貨幣政策獨立性已非常必要。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構建了一個包含家庭、廠商、政府、貨幣當局以及國外部門的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模型中包含了影響我國宏觀經濟波動的四種主要沖擊，即技術沖擊、政府支出沖擊、貨幣政策沖擊和國際貿易沖擊。采用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析重點分析了其中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沖擊對我國產出、消費、投資等方面的影響程度，以及兩種宏觀經濟政策的相互影響，模型揭示了財政、貨幣政策對于穩定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后危機時代，在國際經濟形勢普遍低迷、我國外貿出口受阻的大背景下，加強貨幣政策有效性、提高貨幣政策獨立操作空間以及加強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顯得尤為關鍵。
通過模型和數據分析，我們認為從中長期以及經濟結構調整的角度看，要保證我國宏觀經濟增長的持久性，僅僅依靠政府主導行為顯然是不夠的。雖然擴大政府支出是短期內避免經濟下滑的必然選擇，但這種短期內強力拉動經濟增長的政策具有不可持續性。 而隨著我國資本市場的進一步發展，金融體制的不斷完善，貨幣政策在影響總需求方面的作用日益明顯，并且金融國際化步伐加快、國際貿易和國際資金進出規模增長迅速，也要求我國必須重新審視貨幣政策的地位和作用，以適應新的國際經濟環境和中國經濟面臨的全球化問題。
為此，我國一方面要完善宏觀調控體系，從政策制定、實施等方面入手，提高貨幣政策獨立性，減輕財政政策對貨幣政策的影響。應當創造一個穩定的金融環境，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加快利率的市場化改革步伐，避免為追求短期利益而犧牲貨幣政策獨立性的行為，達到穩定物價水平，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穩定增長的最終目標。應當從體制上完善貨幣政策體系，消除事實上存在的外匯占款、財政直接投資行為對貨幣供給的倒逼機制，降低貨幣供給的內生性，提高貨幣政策有效性。另一方面，貨幣當局必須重視政策協調，充分估計到財政政策對主要經濟變量的影響，合理制定貨幣政策，維持經濟穩定增長。在當前條件下，如果忽視財政政策的影響，貨幣當局就難以調節貨幣供應量，無法實現貨幣政策目標。應當適時、適度地提高人民幣匯率制度的彈性，阻隔國際貿易順差對我國貨幣供應量的影響，提高貨幣政策獨立運作的空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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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宏觀經濟與政策范文
一、我國的LM曲線推導
凱恩斯主義IS-LM模型中的LM曲線反映的是貨幣市場的均衡,也即能使貨幣市場上的貨幣需求等于貨幣供給的利率與產出水平的各個組合,均衡下LM曲線的方程為:
i為利息率,Y為國民收入,h和k為貨幣需求對利率和收入的敏感系數,為真實貨幣供給量。
由模型方程可知,LM曲線的斜率受h和k的影響。當h越大,也即貨幣需求對利率越敏感,則LM曲線的斜率越小,LM曲線越平坦;當k越大,也即貨幣需求對收入越敏感,則LM曲線的斜率越大,LM曲線越傾斜;k越大而h越小,則收入的一定變動對利率的影響越大。如果貨幣需求對利率非常敏感,即h很大,LM曲線接近于水平。如果貨幣需求對利率非常敏感,即h接近于零,LM曲線幾乎是垂直的。
對我國來說,貨幣需求對利率的敏感程度不高。按照凱恩斯的貨幣理論,貨幣需求由出于交易動機、預防動機的交易性貨幣需求和出于投機動機的投機性貨幣需求組成。首先,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雖然經歷30多年的改革開放使我國的經濟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我國的人均GDP在世界的排名仍只占100名左右,貧富差距大,又加之我國資本市場建設的不完善,金融工具種類少,這使的我國的利率對投機性貨幣需求的影響相對西方發達國家小很多。其次,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正處于完善當中,這就會使的我國的居民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會拿來儲蓄,而且不是投資目的的儲蓄,儲蓄多是用于子女教育和養老。凱恩斯認為預防動機的貨幣需求的利率彈性小。所以這部分的預防儲蓄也會降低我國貨幣需求對利率的彈性。這樣的結論在曾令華和王朝軍合寫的《我國貨幣需求的收入彈性、利率彈性及投資的利率彈性》(2003)一文中也曾得到了實證的證明。
凱恩斯的貨幣需求可由此方程表示:
貨幣需求與收入和利率有關,由于我國的貨幣需求利率彈性比較低,可想我國的貨幣需求變動主要由國民收入變動所引起。所以我國的貨幣需求收入彈性比較高,也即我國的LM曲線比較陡峭。
二、我國的IS曲線的推導
凱恩斯IS-LM模型中的IS曲線反映的是產品市場的均衡,即IS曲線顯示能使計劃支出等于收入的利率與產出水平的各個組合,其均衡方程為:
其中i為利息率,b為投資對利率敏感系數,c是邊際消費傾向,t是稅率,Y為國民收入,表示自發支出。
由IS曲線方程可知,IS曲線的斜率由b、c、t決定。在t一定的情況下,b越大,也即投資利率彈性越大,IS斜率越小;c越大,也即邊際消費傾向越大IS曲線斜率越小。
我國的國內居民消費量少,根據2004年到2007年的GDP和居民消費支出計算得2004年到2007年的消費占GDP的比重分別為:0.39,0.38,0.37,0.37。我國2008年的GDP總額大約30.067萬億元,居民儲蓄總額大約20萬億,居民的儲蓄占GDP總額的比率為66.5%,由此可以看出我國的邊際消費傾向不高。
投資對利率的敏感系數大小,一般要看投資主體是否多元化,投資是否市場化,投資多元化、市場化,投資對利率變動反應敏感。結合我國的現實經濟運行情況來看,則需要考慮更多。以前我國的政府投資占社會投資的絕對多數,投資對利率自然不敏感。近年來我國的非國有投資占社會總投資的比重增加,2008年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構成中,非國有部門的比重為70.6%。其中,個體私營經濟為20%,集體經濟為13.1%,其他經濟為37.6%。固定資產投資在社會總投資的比重比較大,由此可知我國社會總投資已不是國有資產占絕對優勢。雖然現在我國投資主題實現多元化,但也不能說我國的投資對利率很敏感。因為我國的經濟還沒完全實現市場化,金融服務還不完善,利率還未實現市場化,需要資金的民營企業很難從商業銀行得到投資所需資金,所以官方利率不會對投資有太大的影響。由以上的分析可知,我國現在的投資利率彈性還不高。綜上所述得出我國的IS曲線比較陡峭。由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基于我國經濟實際和發展特點的IS、LM曲線,由此得出基于我國經濟發展特點的IS-LM模型。
三、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效果分析
為了應對2008年開始的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經濟衰退,我國出臺了一系列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了分析的方便本文只選擇財政政策當中的家電下鄉和減稅政策,以及擴大貨幣供應量的貨幣政策作為分析的對象,其他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與本文中所引用的沒有本質上的差別。下面我將依據IS-LM模型分析各項政策的效果。首先,通過IS-LM模型分析不同類型的財政政策之間的效果比較,家電下鄉的政策屬于補貼型的財政政策,家電下鄉的財政政策的實施使的IS曲線移到IS1,而減稅政策,如目前比較明確的減稅政策是增值稅轉型,即增值稅由增長型轉為消費型的財政政策,它的實施則使的IS曲線移到IS2。
圖1中IS1與LM的交點是A點,IS2與LM的交點是B點,IS1與IS2的交點是C點。同樣是擴張的財政政策,從IS-LM模型變化可看出兩者的效果比較。顯然A點對應的產出大于B點對應的產出,所以家電下鄉財政政策的效果大于由于增值稅轉型,即增值稅由增長型轉為消費型的減稅財政政策的效果。
其次,通過IS-LM模型來對在我國經濟環境下實施財政政策的效果與實施貨幣政策的效果進行比較。如圖2。
擴張的財政政策使IS線移到IS’線,擴張的貨幣政策使LM線移到LM’線。圖中A點是IS與LM’的交點,B是LM與IS’的交點。A點所對應的產出與B點對應的產出大小很難區分,這主要看IS曲線與LM曲線比較哪個更為陡峭。但實施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后都能夠對經濟有促進作用,從圖2中我們能看到A點和B點的產出都大于IS與LM的交點C點的產出。
鑒于我國的IS和LM線都相當傾斜,而且傾斜的程度差別不大,所以實施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果差別不大,所以可以搭配使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讓兩種類型政策從不同的經濟領域去影響宏觀和微觀經濟,從而更好的促進經濟的復蘇和增長。這也是當前兩種政策運用力度都相當大的原因。搭配使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讓兩種政策在各自不同側重領域發揮作用,并且彼此相互影響、相互促進,能使我國的經濟更快復蘇和發展。在選擇具體財政政策運用于刺激經濟時,我們同時應當考慮不同政策間的差別以及效果的差別,不同財政政策的實施在不同經濟環境下效果不同,有些經濟環境有利于補貼性的財政政策效果的發揮,而有些經濟環境更有利減稅財政政策的效果的發揮。比如在當前我國的經濟發展的特點和經濟環境下,運用家電下鄉的補貼性財政政策的效果要大于增值稅轉型,即將增值稅由增長型轉為消費型的減稅政策。
參考文獻:
第4篇：宏觀經濟與政策范文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經濟研究所承辦的第三屆“中國宏觀經濟運行與政策論壇”近日在京開幕。來自國內外的80余名專家學者參加了會議。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財政部、外經貿部、國家稅務總局、中國人民銀行、國家商業信息中心、清華大學的一批著名經濟學專家學者，包括許善達、盧中原、賈康、蘇明、趙志耘、景學成、李揚、江小涓、李雨時、宋則等分別就“入世”一年來中國的宏觀經濟運行情況、財政運行與政策、金融運行與政策、對外經貿合作與利用外資形勢、擴大內需的消費政策以及流通創新等方面發表了演講。
與會人士普遍認為，2002年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的第一年，國民經濟保持了持續、快速的良好發展勢頭，各項宏觀經濟指標均好于預期，實現了物價穩定前提下的國民經濟高速增長目標。他們關注中國經濟運行的態勢，預測中國經濟發展的走向，為實現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快速的增長提出了相應的對策性建議。同時，還有一批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亞洲開發銀行、歐盟駐華代表團、美國駐華大使館、英國劍橋大學、摩根士丹利資產有限公司的官員、學者參加了會議，并就中國的貨幣政策、貿易政策與對外投資政策等問題發表了講話。
在流通創新方面，與會專家認為，促進流通創新、提高流通效能的關鍵是，在時間上“減少耽擱或停頓”，在空間上“優化資源配置”。為此，必須加快用新理念、新技術率先改造流通領域、壯大流通業和實現流通創新的步伐，切實依托互聯網等現代科技手段，推進中國流通領域的思路創新、體制創新和組織體系創新。具體而言，對流通產業實施以互聯網、連鎖經營、物流配送為基礎的現代化改造；發揮政府部門的規劃、指導和協調作用，保障電子商務政策、法規和標準的一致性，引導電子商務健康發展；鼓勵企業實施供應鏈管理，合理規劃分銷體系；突破條塊體制的束縛，推進綜合化、社會化的信息網絡建設；積極推動物流現代化和社會化的進程。
與會專家對2003年及今后幾年的中國經濟發展形勢依然看好，完全有希望繼續保持7%以上的高速增長，但鑒于國際經濟形勢的好轉面臨不確定性，以及我國經濟運行中存在的許多矛盾與問題，需要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對外經貿合作與利用外資政策、投融資政策以及擴大內需的消費政策等方面作出相應的調整、協調與配合，為我國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快速發展提供政策支持與保障。
第5篇：宏觀經濟與政策范文
一、政策報告的解釋和溝通
我國在2001年開始在國內相應的貨幣政策報告，而這種報告目前已經成為了中央銀行與市場進行溝通的重要方式。該報告當中涉及的內容較多，包含了摘要、貨幣概況、貨幣政策、市場情況、宏觀經濟調控不情況、市場預測等，其不僅向外界進一步介紹了我國經濟當中貨幣政策的變化情況，而且對當前經濟市場中細節的變化也進行了預測。該溝通報告內容開始部分均是對市場的綜合評價，之后就是各市場細節的分析和預測。在研究過程中最重要的就是開始部分中央銀行對于貨幣政策發展傾向的描述，其是中央銀行和社會溝通的基點。這一溝通工作主要圍繞三個主要變量進行，其一是對真實經濟情況進行評價，考慮進而發展中對通貨膨脹問題的解決策略；其二是解決通貨膨脹的方式；其三是貨幣政策發展的趨勢和內容。為了保證這三類溝通工作能夠進行計量運算，中央銀行相關機構需要對其進行賦值分析，所賦予的數據必須要能夠反映出貨幣政策當中的風險、經濟增長當中的風險。因為在未來發展過程中，風險性越大，貨幣政策對市場的干預性也就會越強，而群眾對于貨幣政策的預期也會發生改變。而在風險越高的情況下，下一階段內產生更高風險問題的幾率也會相對提升，中央銀行為了能使國內貨幣價值穩定發展，就必須要利用溝通的方式進行政策干預活動。
其中涉及到的溝通指示器的賦值為-2到2，其中賦值在0時說明當前貨幣政策下的利率情況較為合理；賦值為-1時則提示為輕度通貨膨脹情況，應采取較為寬松的貨幣政策；賦值達到-2時則說明應該對利率進行合理的下調；賦值為1時則說明市場具有向通貨膨脹的傾向，此時的經濟增長速度應該為偏向增長速度增加的趨勢，應該采取具有緊縮性質的貨幣政策對其進行干預；而當賦值為2時，則說明當前的市場已經處于重度通貨膨脹的情況，市場當中的經濟活動增長過快。
二、溝通過程中的樣本數據和建模
本文主要選擇的是2008年到2016年之間貨幣政策報告數據，其中包含了政府報表和中央銀行網站數據。
（一）宏觀數據的種類
首先，這一時期我國的市場利率發生了變化，其中銀行行業內部的拆借和債券市場是這一時期的主要宏觀市場，對利率的調節影響較大，并且我國該時期所有銀行均采用拆借利率作為市場利率的基礎。其次，在對產出缺口進行研究時，主要就是以GDP數據進行計算，實際分析過程中需要以名義GDP和消費者價格指標相除后才能夠獲得我國的實際GDP量，然后對該數據進行季度調整，采用X-11方式，并選擇以HP過濾的形式對未來發展階段潛在的GDP數據進行預估，然后利用實際GDP和潛在GDP相減獲得產出缺口量，最終將該數據與潛在GDP相除，從而得到產出缺口率。第三，在對通貨膨脹率進行計算時，應該利用消費者價格指數的變化作為判斷通貨膨脹情況的基礎數據，并對其進行運算。第四，對預產出缺口的計算應該利用公式：[100ωlnCCI/CCI*+1-ωln]進行表示，其中CCI表示的是每個季度當中消費者對市場的信心指數；CCI*則表示核算當期消費者平均信心指數；ECI表示的是每個季度當中企業經營者對市場的信心；ECI*則表示當期企業經營者平均信心指數，w表示權重值，本次研究中該數值為0.5。
（二）模型的構建
在對央行溝通、宏觀信息等對貨幣政策影響進行研究時，通常會利用該公式：[i*t=πt+r*+a1πt-π*+a2yt]進行表示，該公式被稱為泰勒原則。其中的i*t是銀行之間的拆借利率，而通貨膨脹發生率則用πt進行表示，市場當中的真實利率用r*表示，而（πt-π*）則表示的是實際市場當中的通貨膨脹發生率與預期發生率的差值，yt代表的是當前市場的產出缺口。根據實際計算時需將貨幣供需量差值計入公式當中，從而得到了變化后的公式：[i*t=πt+r*+a1πt-π*+a2yt+a3mt-m*]。此時央行需要開展溝通的函數可以用公式：[Δi*t=β1ΔSπt+β2ΔSyt+β3ΔSmt+ε]。對所有模型均利用ADF法進行平穩性檢驗，結果顯示均保持在1%，也就是說這一階段我國的貨幣政策發展較為平穩，利用央行溝通的方法所起到的作用較低，應該從宏觀調控的方向進行引導。
第6篇：宏觀經濟與政策范文
我演講的內容有四點：第一，對當前形勢怎么看；第二，今后的經濟走勢；第三，當前有什么問題；最后，我對當前的宏觀政策和下一步的政策走向做一個分析。
經濟形勢錯綜復雜 在低谷中緩慢爬行
2013年的中國經濟沒詞兒形容，我給大家編個詞，叫“錯綜復雜”的一年。過去十年，中國經濟增長基本上走了一個倒s形的路線，先是五年的穩定向上增長，然后世界爆發金融危機，經濟增長從高位14.8%降到了6.6%。此后進行4萬億投資、貨幣發行，又使中國經濟增長從6.6%上升到12.1%。此后我們又用了宏觀調控，把中國經濟增長從12.1%保到去年第三季度的7.4%，當前的中國經濟增長處于一個低谷狀態。
什么叫低谷狀態？我給大家總結了幾句話：第一，當前經濟形勢錯綜復雜；第二，當前經濟增長在低谷緩慢爬行，沒有看見上升的趨勢；第三，經濟增長缺乏動力；第四，主要指標出現明顯下滑；最后，大大出乎人們意料。十開完之后，全國人民都開始做中國夢，認為經濟會欣欣向榮，可以出現大發展，沒想到，這個夢做了半截醒來了，經濟增長沒有往上走，開始往下滑。
從需求結構看，當前在需求結構里面，投資增長放緩，消費增長遠遠低于往年。化妝品消費增長也低于往年，高檔的煙酒、高檔的酒店餐飲、汽車消費全部下降，就連最近的房地產市場的商品房銷售面積增幅也開始下降，當前的消費市場是2007年以來的最低程度。
從出口結構看，出口量出現明顯走低。尤其從5月份以后，出口出現了負增長。6月份，全國出口增長是負的3.1%。
從供給結構看，目前最大的變化是制造業，我們化妝品有些也搞制造。制造業連續二十幾個月增幅在減小。在2009年12月和2010年3月份之間增長最高，達到20.7%，此后在波動中下降，去年下降到最低8.9%，然后12月、1月、2月有所上漲。但是最近5月、6月又開始下降，6月份又下降到8.9%，跟去年第三季度劃等號。
另外宏觀經濟增長，考察工業增加值里面的PMI（制造業經理人采購指數）在6月份也下降到50.1%，貼近了收縮期（擴張期和收縮期的分界點為50%）。當前生產指數、新訂單、原材料庫存、從業人員、供應商配送時間等都是下降的，社會用電量和貨運用電量增幅也都在下降。
經濟增長將緩慢上行 但無強力回升因素
我認為中國經濟已經連續十幾個季度出現趨勢性回落，本輪經濟周期的低谷在去年第三季度到達底端，此后中國經濟增長又在低谷滑行。下半年，我的預測是，中國經濟增長將會出現緩慢上行，但是沒有強力回升的因素。
從升的方面看，當前國內外環境中存在著把中國經濟增長向上緩慢拉升的因素。
從國內看，去年下半年以來，國家連續出臺了一系列穩增長、擴內需、防止經濟下滑的措施。
第一，貨幣政策。2012年，國家向市場投放的貨幣是6萬億，十召開的前一個月，央行在公開市場上通過逆投逆回購連續八次投放超過1.1萬億，還有三次下調準備金率，兩次降息。
第二，投資政策，國家為了防止經濟下滑，加快了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審批力度。從去年6月份以來，國家為了刺激消費，也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比如對14類家電補貼刺激消費、為了鼓勵民營企業進入壟斷行業，公布了新36條，同時又公布了具體細化鼓勵民營產業進入壟斷行業的40條措施，叫打破彈簧門，拆掉玻璃門等。
從國際看，國際各大經濟體也在紛紛支持經濟增長。去年6月末，歐盟27國峰會，允許歐元區穩定基金7800億歐元直接向銀行抽支，發行1200億歐元去刺激經濟。美國去年9月、12月，連續推出第三次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也是增加貨幣。韓國去年6、9月兩個月向市場投放貨幣14萬億以上韓元。
日本9月、10月、12月連續向市場增加投放貨幣31萬億日元，折合3930億美元。安倍政府上臺之后又提出刺激經濟的計劃，日本央行行長上臺后就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計劃，要將它的基礎貨幣在今后兩年翻一倍，從140多萬億日元擴大到270萬億日元。
另外，巴西、印度、俄羅斯、越南、泰國、菲律賓、印尼等國也紛紛降息、發行貨幣。
所以，當前世界經濟在今后一段時間會出現兩個變化：第一，下半年世界經濟增長會好于上半年，第二，這種好帶來的代價是通貨膨脹的風險會加劇。分國家看，美國會繼續延續溫和復蘇，日本會保持弱回升勢頭，歐洲會徘徊在衰退邊緣。新興經濟體面臨較大壓力，比如中國。
同時，挑戰也存在。在今后一段時間里，中國經濟增長要想快速上升比較困難，有幾個因素在制約。
第一，世界經濟增長動力不強，溫和復蘇比較緩慢，特別是世界的供求結構在深入調整，導致中國的外需疲軟，出口低迷。
第二，貨幣政策從過去的偏松苗頭走向中性或者收斂，會影響經濟增長。
第三，房地產調控也會影響經濟增長。今年2月份以來，國五條頒布，全國一些大中城市開始落實國五條，提出三項政策。第一，差別化貸款；第二，限二進三；第三，目標價，不能超過天花板價；第四，對二套房增收交易稅20%。這樣房地產也不會像過去那么快的增長，這樣也會影響經濟增長。
第四，化解產能過剩。今年國務院中央經濟會議在產業政策上把化解產能過剩，淘汰、重組、兼并兩高一低產業作為一個重要政策，也會把經濟增長中粗放部分給擠掉，影響經濟增長。
從上面判斷，我認為2013年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可能在7.5%到7.8%之間，不會太高，但是跌不破7%。中國經濟當前即使是在7.5%，也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如果達到7.5%，今年中國的GDP總量會超過9萬億美元，是美國的60%，是日本的1.4倍以上。
需求結構難調整 短期內消費難有大的上升
當前，中國經濟主要有四大問題。
第一，要關注需求。需求有投資、消費、出口。從內需講，當前我們國家正在調整結構轉型，讓消費快一點，讓投資慢一點。但是當前遇到的問題是需求結構難調整，投資沖動依然強烈，短期內消費難有大的上升。
1 我們的投資跟中國的體制相結合，決定了中國的投資最容易發動。投資是少數人決策，集中投放，短期就要見效，這跟我們現有的中國體制正好結合，適合領導的胃口。政府換屆、十二五規劃往往都在后三年，每個五年計劃的后三年投資開始加速，這叫有動力，有體制，還要有空間。當前中國經濟增長跟西方國家不一樣，中國投資有空間。中國那么多的地方政府想建高鐵、輕軌，經濟一下來，投點資就上來，所以大家放心，中國經濟跌不了，不會跌到像美國、歐洲那樣。
2 消費在短期內難有大的上升。為什么呢？消費上不起來與我們的體制有關，我們的體制有利于投資、儲蓄，不利于消費。第二季度央行對50個城市2萬戶居民調查顯示，老百姓有錢以后，82%的人愿意儲蓄，愿意投資，只有18%的人愿意消費。
從宏觀上看，過去三十多年來，我們的國民收入分配是在不斷地向政府企業傾斜，有利于政府和企業搞投資。在經濟運行中，國民財富是由三個主體分，政府、企業、老百姓。政府企業拿的錢越多越有利于投資，老百姓拿的錢越少就越不容易消費。因為消費的主體永遠是老百姓。過去15年，老百姓跟政府企業相比拿的財富比重在下降，目前在世界上，中國居民在分割的財富里面的份額是最低的國家。發達國家目前國民財富里面有74%分給了居民，發展中國家有68.7%分給了居民，中國只有53.4%分給了居民。這樣帶來的問題，消費主體拿的份額少，肯定不利于消費。政府和企業拿得多肯定有利于投資，所以才有中國的投資大干快干，超豪華建設。
從微觀上看，我們的收入分配結構在不斷向高收入群體傾斜，有利于高收入者儲蓄，儲蓄等于投資加進出口。這是過去11年城鄉居民按照五等份法，按照五個階層分配收入。分配收入的結果是，我們的收入是向高收入群體傾斜，高收入群體占的份額越來越多。這樣帶來的結果就是，低收入群體邊際收入傾向高，每增加一百塊錢用于消費的傾向高，高收入群體邊際儲蓄傾向高，每增加一百塊錢用于儲蓄的傾向高，這樣帶來的結果，收入分配越來越向高收入群體傾斜，高收入的群體把錢存起來。
所以中國經濟不論在宏觀還是微觀上都出現結構性矛盾。想消費的人沒錢，不想消費的人有錢。儲蓄在過去11年坐的是高鐵，突飛猛進。2000年儲蓄是12.38萬億，到今年六月底，全國儲蓄超過100萬億，世界最高。第一，外匯儲備超過3.5萬億美元，世界第一，占全世界三分之一；第二，政府和機關、集團儲蓄多；第三，老百姓儲蓄也多。消費從2000年的3.9萬億增加到20萬億。消費坐的是牛車，為什么？就因為我們的經濟結構有問題。所以，中國要想實現中國夢，到本世紀的中前葉達到高收入國家的水平，進入發達國家行列，關鍵的問題是我們必須讓中低收入階層增加收入。當前中國的中低收入階層占中國人的40%，這些人沒有能力消費。
第二，實體經濟回落，當前實體經濟回落，困難加大。特別是中小企業、民營企業發展難，外需不足，訂單減少、產能過剩、成本上升、融資困難，服務缺乏，這是目前的問題。現在有一個問題，制造業、實體企業的社會地位在下降。現在這個社會，社會地位上升有三個行業：公務員、金融家、房地產商。所以我建議大學取消、工廠關閉，保留兩個企業，制造印鈔機的企業和鈔票印刷廠，然后，給每人發一個印鈔機，回家印鈔票就完了。問題是中國有希望嗎？中國的制造業核心競爭力不高，核心在我們體制。
第三，金融行業，投資金融風險在上升。
第四，通脹壓力在增大。近期雖然通脹無憂，但是在今后幾個季度要關注，因為輸入型通貨膨脹壓力在加大，世界紛紛都在放貨幣，會引起世界大宗產品漲價，中國是大宗產品進口國，它會順著產業鏈影響中國價格，這是要考慮的。
宏觀政策：寬財政加穩貨幣
最后，宏觀政策走向。總理最近多次表明，今后中國的宏觀政策依然是實施積極財政與穩健貨幣政策組合，宏觀政策的目標是在平衡穩增長與調結構之間的關系，調控的下限是穩增長，保就業，上限是防通脹。我從經濟學家的角度理解，下半年中國的宏觀政策可能是寬財政加穩貨幣。
第一，財政政策體現在寬。1.營業稅改增值稅，轉型加快，營業稅改增值稅的范圍擴大，轉型加快。到年底，營業稅改增值稅完成之后，企業向國家少交1200億。2.今年安排的財政赤字比去年大，1.2萬億，比去年增加4000億。3.財政增加支出之后，結構要優化，向農業、保障住房、社會保障、節能環保、重大設施、小微企業、新興產業、服務業等傾斜。4.國家下半年會增加對民生的補貼規模，刺激消費。此外，財政部宣布，8月1日開始取消和免征對企業33項行政事業性收費。
第二，貨幣政策體現一個中字，叫中性。上半年我們的貨幣政策是中性偏松，下半年我們認為貨幣政策是中性政策。現在看，上半年我們的貨幣政策發行頻率是15%以上，下半年不會有這么快。
第7篇：宏觀經濟與政策范文
1.經濟結構中需求結構失衡
投資、消費和出口是促進一國經濟增長的三大動力，三者間的結構比例合理與否關乎國民經濟能否保持持續穩定的發展。目前，我國仍停留在以政府和國有資產投資為主要視角，以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為重點的經濟低齡化階段，需求結構中投資需求在總體份額中依然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相對而言，消費需求的彈性較弱，其對GDP的拉動幅度遠不及投資需求所產生的經濟帶動效應。但需求結構嚴重失衡是市場機制與政府宏觀調控長期作用的結果，短期內難以加以平衡與改變，使得需求結構的調整成為一大難題。
2.巨大的國際收支雙順差
（1）外匯儲備脫離最優規模。2012年是我國自1999年持續保持雙順差以來首次實現貿易結構的“一順一逆”。但好景不長，2013年我國對外貿易結構再次陷入嚴重的雙順差泥淖，終使2012年的“一順一逆”成為曇花一現。長期的國際收支雙順差導致我國的外匯儲備遠遠超過市場所需要的最優儲備量，有限的資源難以得到高效的配置，進而造成大額的外匯浪費；相應地，外匯儲備失控的波及范圍并不僅僅局限于外匯資源的閑置，其對央行以貨幣政策調控宏觀經濟的職能的發揮同樣形成了不可低估的阻力，甚至對整個國民經濟的增長都形成巨大的負擔。
（2）貨幣升值預期持續走高。我國國民經濟總量的迅猛增長以及我國國際收支雙順差的升值壓力一度形成了人民幣升值不足的預期，由此引發各路國外資本紛紛涌入中國資本市場，企圖分刮人民幣升值所造就的大蛋糕。而反觀消費者的投機行為也是導致大量貨幣流入資本市場的重要原因。這些因素混雜便形成了一條惡性循環鏈，引起國內經濟增長速率過高，偏離穩步發展的軌跡，一旦資本撤離中國市場，便會極大可能地造成我國資本市場的癱瘓，加速經濟泡沫的破裂，不利于我國國民經濟的長期穩定的發展。
（3）貨幣流動性過剩。我國國際收支雙順差作為通貨膨脹的一大誘因，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國內物價的漲勢；市場上資金過多、儲蓄利率過高、外貿順差增長迅速都是造成流動性過剩的重要因素。
二、應對經濟危機的貨幣政策工具
1.公開業務
公開市場業務是指中央銀行通過買賣有價證券來調整貨幣供應量的行為，其主要涵蓋回購、現券交易、發行銀行票據及吞吐基礎貨幣等形式。數據顯示，2003年以來，央行通過公開業務操作回籠幣值高達2000億元，在相當程度上實現了資金流動的有效控制。可見，央行通過合理運用公開業務這一手段，對降低貨幣供應量，為國家經濟政策目標的完成具有重大的參考借鑒意義。
2.存款儲蓄準備金率
存款儲蓄準備金率制度是中央銀行為協調金融市場的運行狀況，促進國內貨幣幣值的穩定的一項措施，其主要通過影響金融機構的資金供應能力來間接調控貨幣的供應量，實現銀行、企業、股市等機構之間穩定和諧的發展。存款準備金制度從成立至今，累計調整了三十次有余，從2007年到現在就調整了將近二十次，而其中調整幅度最高的一次是由2011年4月的20.5%上調到6月份的21.5%。
3.利率政策
利率政策作為貨幣政策的主要手段之一，在經濟調控上將逐漸由直接調控向間接調控轉變。央行主要通過利率政策來對市場利率的水平和結構加以調整，使得利率逐漸成為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杠桿。為進一步推動并深化利率的市場化改革，央行自2013年起全面開放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管制，使得利率的市場化實現成為可能。
三、針對我國貨幣政策現狀的建議
1.以消費需求來稀釋投資濃度，實現投資消費的合理配置
在投資過剩的背景下，通過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來擴大需求的方式往往是協調投資消費關系的有效途徑。而在消費需求結構的盲區，中低收入階層具有較強的潛在購買力。而利用貨幣政策工具促進內部需求的可行方式有二：一為采取較為消極的儲蓄利率政策，適當緩解居民的儲蓄動機，刺激消費需求的增長；二為實行信貸消費政策，為居民的消費提供必要的信貸支持。
2.平衡國際收支狀況，對進出口貿易進行結構性調整
要改變我國國際貿易雙順差的局面，最根本的任務是要加強進出口貿易額間的協整關系，實現進出口總額之間的長期均衡。同時嚴格限制外資在中國的投資結構和投資規模，從源頭上將我國外匯儲備穩固在有效范圍之內，防止人民幣的增值幅度脫離預期掌控，避免資源利用的非效率。同時適當降低貸款基準利率，有利于刺激項目建設貸款，實現外資的再投資與再利用，間接影響國際國內的貨幣供需，使貨幣保持適當的流動性，分散外匯的持有風險。
第8篇：宏觀經濟與政策范文
關鍵詞：利率期限結構 宏觀經濟因素 貨幣政策
一、引言
利率期限結構是指在某一時點上，不同期限資金的收益率與到期期限之間的關系，它反映了不同期限的資金供求關系，揭示了市場利率的總體水平和變化方向。隨著我國金融市場化改革的推進，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加深等原因，利率作為金融市場上最重要的價格變量及貨幣當局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的主要觀測變量，其在金融市場上所起的杠桿功能顯得日趨重要。
對于利率期限結構的理解長久以來都是金融家和宏觀經濟學家研究的主題，但是，二者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區別。一方面，金融家主要集中在有價證券利率的預測和定價上，并沒有指明利率期限結構與其他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另一方面，宏觀經濟學家專注于理解利率、貨幣政策和宏觀經濟基本面的關系，為了了解它們之間的關系，他們往往信賴“預期假說”，而不管其貧乏的實證記錄。結合這兩條線的研究似乎是富有成效的，因為兩種方式都有潛在收益（Hordahl等，2006）。
因此，本文的目的是通過借鑒國內外學者將利率期限結構與宏觀經濟進行聯合研究的成果，從金融學和宏觀經濟學的角度審視利率期限結構，以此加強對利率期限結構的理解。本文主要包括加入宏觀因素的利率期限結構模型，利率期限結構與單一宏觀經濟變量的關系，以及利率期限結構與宏觀經濟關聯性的研究。
二、加入宏觀經濟因素的利率期限結構模型
傳統的利率期限結構模型主要是針對期限結構本身的研究，沒有考慮宏觀經濟因素對利率期限結構的影響。隨著利率在宏觀經濟中的重要性日益突顯，人們開始重視利率期限結構中包含的宏觀經濟信息，并嘗試將宏觀經濟變量引入利率期限結構模型，發現在模型中加入宏觀經濟變量后，對利率變動的解釋度顯著增強（Kozicki和Tinsley，2001；陳哲，2008）。
1.國外研究現狀
泰勒規則和新凱恩斯理論的提出，引發并促進了加入宏觀因素的利率期限結構模型，即宏觀-金融模型（Macro-finance Model）的研究。Kozicki和Tinsley（2001），Ang和Piazzesi（2003）首次在期限結構模型中加入宏觀經濟變量并證明這樣做是合適的。Ang和Piazzesi認為宏觀經濟變量對收益率起到重要的解釋作用，這些變量在期限結構模型中能改善其預測效果，在這一開創之作后，宏觀-金融模型得到了更多學者的關注并不斷被修正和發展。
Hordahl等（2006），Rudebusch和Wu（2008）將期限結構模型追加到新凱恩斯宏觀模型中。Hordahl等構造了一項完全基于宏觀經濟因素的動態期限結構模型，模型包括通貨膨脹率、產出缺口和短期利率三個關鍵的宏觀經濟變量，考慮了短期利率到宏觀經濟產出的明確反饋。Rudebusch和Wu的建模與前者類似，他們均在建模過程中將定價核心看做是外生決定的，但二者都在供給和需求方程中添加了帶有幾分任意性的滯后結構。
由于大多數的宏觀模型中的關鍵變量是通貨膨脹、產出缺口和短期利率，但是由于這類模型的過度簡化揭示了非常有限的有關貨幣權威性和私下部分（private sector）的信息量。眾所周知，貨幣政策的運行環境是需要大量的數據的，所以，通貨膨脹、產出缺口和短期利率難以充分地預測貨幣政策未來的表現。因此，Bekaert等（2010）完善了帶有無套利仿射期限結構模型的結構化新凱恩斯宏觀經濟框架，與前面所提研究不同，除了通貨膨脹、去趨勢化的產出和短期利率以外，他們在潛在的宏觀模型中引進了兩個不可觀測的變量——隨時間變化的通脹目標和輸出的自然增長率，構建了一個五因素的清晰的結構化模型，促成了期限結構動力的一個有意義的經濟解釋。
此外，學者通過不斷修正和完善，將宏觀—金融模型進行拓展。例如，achter和Iania（2011）通過引入額外的流動性相關和回歸預測因素，擴展了僅包含標準宏觀經濟因素的基準宏觀-金融模型，模型在使用橫截面數據修正收益率曲線上，顯著優于Dew大多數的結構性和非結構性宏觀-金融收益率曲線模型。Benchimol和Fourcans（2012）遵循新凱恩斯主義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框架，提出并測試歐元區的模型，特別強調了風險規避和貨幣的作用。Dewachter等（2012）開發了空間向量自回歸模型，在模型中同時考慮了經濟沖擊的時間和空間維度，通過這一框架來分析歐洲地區通過宏觀經濟沖擊（通貨膨脹，產出缺口和利率）的空間和時間進行的傳播。
2.國內研究現狀
與國外相比，國內對于利率期限結構的研究起步較晚，因而有關宏觀-金融模型這一領域的理論及建模方面的研究還較缺乏，新起的研究都是基于國外學者的理論及模型框架上進行的。
朱波，文興易（2010）根據宏觀經濟結構和微觀金融模型的結合方式，對國外新近的宏觀-金融模型進行區分，主要分為僅在仿射期限結構模型的基礎上增加宏觀經濟變量的簡約型宏觀金融模型，以及對利率期限結構和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相互影響進行了考慮的結構化宏觀金融模型兩種類型。沈根祥，閆海峰（2011）也是在國外文獻的基礎上，按照利率期限結構模型的因子來源將其分為內基模型和外基模型。其中內基模型的因子不可觀測，其經濟含義往往難以解釋，而外基模型中的因子為宏觀經濟變量，模型具有明確的經濟含義。
孫皓，石柱鮮（2011a，2011b）首次使用宏觀-金融模型進行實證研究，但他們并沒有構建新的模型，而是基于Oda和Suzuki（2007）的模型框架，先是對我國利率期限結構動態過程中的時變宏觀經濟風險價格進行定量估計，隨后探討了我國貨幣政策對利率期限結構的影響。
三、利率期限結構與宏觀經濟因素的關系
利率期限結構中包含了宏觀經濟的信息，同時，宏觀經濟因素會對利率期限結構產生一定的影響。學者們主要從以下兩個方面來探討利率期限結構與宏觀經濟因素的關系。
1.利率期限結構與單一宏觀經濟變量的關系
目前，研究宏觀經濟所涉及的范圍已經相當廣泛，主要包括生產、消費、投資、經濟增長、通貨膨脹、貨幣供給等。本文通過對相關文獻進行梳理，選取了最具有代表性的三個宏觀經濟因素，分析了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對利率期限結構與它們之間關系的研究情況。
（1）利率期限結構與通貨膨脹的關系。利率期限結構包含通貨膨脹的信息（Mishkin，1990a，1990b；Fama，1990），對通貨膨脹具有一定的預測功能（Ang等，2006），李宏瑾，鐘正生，李曉嘉（2010）通過對中國銀行間市場國債利率期限結構進行研究，發現中國短期利率期限結構（特別是中短端）包含了未來通貨膨脹變動的信息，可以作為預測變量用來判斷未來通貨膨脹走勢。
但是，不同學者關于利率對通貨膨脹的預測功能的研究結果并不一致。Ribba（2011）通過將預期通脹對利率沖擊的瞬間響應限制到零，發現短期名義利率不能作為通貨膨脹的預測器來解釋，至少不是長期預測器。陳鵬，徐煒（2009）則認為10年期與7年期利率差對未來3個月的通貨膨脹預測能力最強，利差增大預示著未來的通貨膨脹率增大，而陳紅霞等（2011）表明市場利差與未來通脹存在長期協整關系，對未來通脹具有持續顯著的負效應。
除了能夠對通貨膨脹進行預測功能外，利率與通貨膨脹之間還存在相互作用和影響。Yuksel和Akdi（2009）就探討了不同通貨膨脹對美國利率不確定性測度的影響，脈沖的不確定性對短期和長期利率有負面影響，而結構的不確定性對短期和長期利率有正面影響。Tillmann（2011）在新凱恩斯主義菲利普斯曲線框架內，根據貨幣傳導成本渠道，評估了利率對通貨膨脹動態的影響，研究表明，更高的利率轉換成更高的邊際生產成本，并最終成為更高的通貨膨脹。Hagedorn（2011）根據理性預期和全可信度下的標準新凱恩斯主義貨幣模型預測，名義利率應該下降以實現低通貨膨脹目標，而實際利率大致維持不變。Ehrmann等（2011）使用高頻率債券收益率數據來研究歐元區的通脹預期，發現更低的長期利率，更高的穩定性，以及更好的錨定反應，能夠大幅增加長期通脹預期的錨定。Wright（2011）提供了期限溢價，通脹不確定性和二者關系的跨國實證證據，這些證據表明長期通脹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對收益率曲線斜率向上進行解釋。
（2）利率期限結構與實際經濟增長的關系。關于利率期限結構與宏觀經濟的聯系，早在Estrella和Hardouvelis（1991）就通過美國季度數據，證明10年期和3個月期的國債收益率之差能夠很好地預測未來的消費、投資和產出情況。Haubrieh和Dombrosk（1996）通過研究說明利差對GDP增長也有很好的預測作用。國內對這方面的研究起步較晚，學者通過實證研究結果表明，我國利率期限結構對宏觀經濟走勢具有一定的預測能力（孫皓，石柱鮮，2011），利率期限結構是宏觀經濟波動態勢的“指示器”（孫皓等，2012）。
于鑫（2008）認為長短期利差對我國未來經濟變化具有一定的可預測性，但利差的邊際預測效果較差。況山（2009）研究發現銀行間市場不同長短期利差結構對宏觀經濟景氣一致指數的預測能力不同。其中，2年期國債利率與同業拆借1天的利差對一致指數解釋力度較強，且一致指數與利差呈負相關關系系，利差越大，未來10個月的一致指數越小。陳鵬，徐煒（2009）則認為10年期與3年期利差對經濟增長的預測能力最強，利差增大預示著未來經濟的增長。此外，利率期限結構對還能對經濟周期波動進行預測，孫皓，石柱鮮（2011）研究表明，我國利率期限結構變動能夠較為穩定地指示未來3個月的經濟周期波動狀態。
最新的研究由Favero等（2012）等做出，他們提供了一個統一的狀態空間模型框架，用來分析無套利和大型信息集的預測功能，發現非套利模型在較短的期限較短的范圍內更有用，大型信息集則在較長的范圍和較長的期限內更有用；收益率曲線模型可以利用宏觀經濟變量來預測宏觀經濟。
（3）利率期限結構與貨幣政策的關系。大量文獻都表明利率期限結構與貨幣政策之間存在密不可分的聯系。利率期限結構中蘊含著貨幣政策信息（徐小華，何佳，2007；郭濤，宋德勇，2008），通過利率期限結構的變化，中央銀行可以獲得金融市場對未來通貨膨脹以及利率變化的預期信息，從而制定合理的貨幣政策。同時，貨幣政策可以通過它的具體操作和傳導機制對利率期限結構產生一定的影響（Dai和Philippon，2006）。另外，賈德奎（2010）還從貨幣政策透明度角度上進行研究，發現提高貨幣政策透明度更有利于引導市場預期和形成穩定合理的利率期限結構。
不同期限利率受貨幣政策的影響不同，貨幣政策對我國短期利率的影響要遠大于對中長期利率的影響（劉海東，2006）。貨幣政策對期限結構不同因子的影響效果也具有顯著差異，孫皓，石柱鮮（2011）表明貨幣政策作用下，利率期限結構水平和曲率因子減小，而斜率因子增大。在貨幣政策的寬松期和緊縮期，面臨貨幣政策從緊的沖擊，水平因子的響應分別為正向和負向，而斜率的響應均為負向；當貨幣政策由寬松期轉向緊縮期時，水平因子變大，斜度變小（潘敏等，2012）。但是沈根祥（2011）的研究指出，貨幣政策和利率期限結構之間的短期動態影響表現出非對稱性，即債券市場對貨幣政策變化的反應較為遲緩，但貨幣政策對市場利率的變化反應敏銳。而長期均衡關系則表明，貨幣政策對銀行間債券市場利率期限結構有顯著影響，但銀行間債券市場對央行的利率調控目標不敏感，不能形成明確預期。
2.利率期限結構與宏觀經濟關聯性的研究
除了分別研究利率期限結構與通貨膨脹、宏觀經濟或貨幣政策等宏觀經濟因素的關系外，國內外學者也嘗試著探索利率期限結構與多種宏觀經濟因素間的動態關系，從整體上分析它們之間的關聯性。胡雪琴，陳勇（2010）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構建我國國債市場的三因子動態模型，分析利率期限結構、貨幣政策和宏觀經濟三者的關系。Reschreiter（2011）研究貨幣政策制度的轉變對英國實際利率、通貨膨脹目標的影響，結果表明隨著貨幣政策改變為通貨膨脹目標制，實際利率的均值回歸水平下降，實際利率的波動性也降低了，實際利率偏離均值的持久性則增加了。Orphanides和Wei（2012）則探索了宏觀經濟結構對利率期限結構的影響，表明實際GDP增長、通貨膨脹和名義短期利率的遞歸估計的VAR產生與調查預測更為一致的預測。
宏觀沖擊對利率期限結構的影響也引起學者的關注，但宏觀沖擊對不同期限利率產生的影響存在差異，貨幣沖擊、供給沖擊和價格沖擊對短期利率具有持續顯著的影響，而對長期利率則沒有顯著作用（劉金全等，2007）。同時，不同類型宏觀沖擊對利率期限結構的影響也不一致，于鑫（2009）認為利率的水平因子受價格水平的影響最大，貨幣政策變化主要引起傾斜和曲度因子的變化，但季紹波等（2010）則認為貨幣政策主導水平因子變化，實際經濟變化才是傾斜和曲度因子變化的主要原因。孫皓，石柱鮮（2011）模擬了宏觀經濟對利率期限結構的沖擊效應，認為宏觀沖擊長期對利率期限結構的整體水平具有明顯影響，而對坡度的影響僅在短期內有效。
四、研究評述和未來研究展望
第9篇：宏觀經濟與政策范文
近年來，中央對國土資源部門參與宏觀調控的要求越來越高，國土資源部門在宏觀調控中的作用也越來越大。但總體看來，國土資源部門還存在著對參與宏觀調控準備不足、能力不足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的首要任務，就是在實踐中要加強宏觀經濟知識的學習。
國土資源部門職能發生了深刻變化，這是誰都不能無視的。只有從加強學習、提高素質入手，才能適應這些變化。這兩年的實際工作充分說明了這一點。由于缺乏學習，有些同志對宏觀經濟形勢不了解，吃不準，吃不透，面對不斷變化的宏觀經濟運行情況，或者對國家提出的調控目標茫然不知所措，拿不出什么有效的應對措施；或者是思路與工作路數老一套，找不到新的方式和手段；更為嚴重的是，銷蝕、瓦解土地“閘門”的作用，甚至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和中央的政令要求擰著來。種種情況表明，面對新的形勢和任務，我們自身的素質還存在差距，確實需要加強學習，補上宏觀經濟知識這一課。要充分認識到，如果固守原來的知識結構，對宏觀經濟知識不學習、不研究，對宏觀經濟運行與國土資源管理的內在聯系和彼此影響不關心、不了解，或者知之甚少，我們就無法真正履行好參與宏觀調控的職責。
土地、礦產資源作為國民經濟生產的基本要素，與整個宏觀經濟的運行有著密切的聯系。尤其是土地，對于調節經濟增長的總量、結構，遏制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盲目建設、重復建設具有重要作用。無論哪個行業，上項目、搞建設，最終都要落在地上。土地供應的總量、方向和節奏，直接關系到國民經濟的增長以及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布局的優化。這就決定了國土資源管理與國民經濟宏觀調控之間，有無法割裂的內在關聯。因此可以說，不懂宏觀經濟就不懂國土資源管理。
國土資源部門參與宏觀調控必須建立在對國家宏觀經濟走向作出科學判斷的基礎上。參與宏觀調控，就不能就資源管資源，而應胸懷全局，充分掌握宏觀經濟運行的情勢，加強對宏觀經濟形勢的分析。只有充分了解和準確把握我國的經濟運行狀況和產業政策，才能及時掌握在一定時期內，哪些產業需要扶植或加快發展，哪些產業應該限制甚至禁止；哪些區域需要給予支持，哪些地區應該加強控制，才能準確把握調控的時機和力度，進而提出有針對性的、行之有效的調控之策，充分發揮土地“閘門”的威力。而做到這些有一個必備的前提，就是熟練掌握宏觀經濟知識，懂得宏觀經濟的運行脈絡，懂得參與宏觀經濟的手段。
當然，直到現在還有一些人認為，宏觀調控是國家的事，是國土資源部的事，作為地方來說，只是執行罷了。因此，懂不懂宏觀經濟知識，都無關緊要。這樣想就錯了。且不說宏觀調控政策的貫徹落實與每個地區、每個人都息息相關，就是對某個具體的國土資源工作人員來說，不懂宏觀經濟，很可能造成工作上的被動甚至失職。這就是為什么面對同樣的調控政策，有的人處理得很好；有的人卻“走投無路”，干出頂風違法的事情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