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經濟和國民經濟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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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國有經濟和國民經濟范文

凱恩斯認為政府投資于運輸基礎設施是拉動經濟發展的一種手段.這種關系運行的機制是: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的變化對交通運輸需求就會提出新的要求，僅通過原有運輸方式已不能適應經濟的要求，因此，更具經濟性的運輸方式和組織方式便產生和發展起來，需要大量的基礎設施的投資.由于新的運輸方式和組織方式的出現和發展，又會帶動一批新興相關產業的發展和壯大，使得大批的商品推向市場，生產與配送更加有效，實現生產規模經濟，增強專業化分工，改變物流系統并降低成本，推動經濟的發展.因此，運輸與國民經濟的關系呈現出互為因果的相互作用關系.綜觀幾百年來交通運輸與經濟發展的相互作用關系，就可以看到當交通運輸能適應經濟的需要時，交通運輸在自身進步的同時對經濟發展起著推動作用；當交通運輸滯后于經濟的發展時，就會對經濟的發展起到阻礙作用；當經濟飛速發展而產生量大質高的運輸需求時，經濟發展就會反作用于交通運輸，迫使交通運輸的急劇變革和發展，帶動交通運輸全面融入經濟發展之中，促進經濟運輸化的過程.因此，明確這種相互作用的關系對于經濟建設中的投資決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1因果關系檢驗原理

Granger的因果關系檢驗法的基本思想是:如果Y是X的原因，那么Y中的變化應當發生在X的變化之前，特別地，說“Y是X變化的原因”必須滿足兩個條件.

(1) 7有助于預測X，即在關于X滯后值的回歸中，添加7的滯后值作為解釋變量，應當顯著地增加回歸方程的解釋能力.換句話說，如果利用過去的7值對X進行預測，比只用X的過去值來預測所產生的預測誤差(最小均方誤差）要小，則稱Y是引起X變化的Granger原因.

(2) X不應當有助于7預測.其原因是若7有助于預測X，同時X有助于預測7,貝IJ很有可能存在一個或多個其他變量，既是引起7變化的原因，又是引起X變化的原因.

為了檢驗這兩個條件是否成立，需要檢驗一個變量對另一個變量的預測沒有幫助的假設.對于檢驗“7不是引起X變化的原因”這個原假設，需要X對X的滯后值及其他變量的回歸，但在這一個回歸中，沒有把Y的滯后項包括進去，這是一個受約束的回歸.從這個回歸中得到受約束的殘差平方和RSSr.再作含有Y滯后項的回歸，即在前面的回歸式中加入Y滯后項這是一個無約束的回歸，由此回歸得到無約束的殘差平方和RSS零假設是Y滯后項前的系數為零.利用F檢驗，就可以確定Y的滯后值是否對無約束回歸的解釋能力有顯著性貢獻.建立F統計量F=(RSSr-RSSVR)Im~RSSur(n—k)

它遵循自由度為m和（n—O的F分布.m是滯后項Y的個數，或滯后期數，而k是無約束回歸中待估參數的個數，或X滯后的期數.給定顯著水平aF統計量如果大于臨界值Fa(m，n一k)則拒絕零假設，認為Y是X的原因.

葛蘭杰因果檢驗的完整步驟需要考慮下面的回歸：

現在會有四種情形可以加以區分：

(1)若拒絕第一個零假設，接受第二個零假設，則Y為X的原因；

(2)若接受第一個零假設，拒絕第二個零假設，則X為Y的原因；

(3)若接受第一個零假設，同時又接受第二個零假設，則Y與X互為原因，或稱雙向因果；

(4)若拒絕第一個零假設和第二個零假設，則Y和X不存在因果關系，相互獨立.

2數據處理和檢驗

考慮到國民經濟與交通運輸發展的聯系作用，以及交通運輸與郵電通信之間的互補特性，采用中國年度的國民生產內總值GDP與交通運輸和郵電業基礎設施投資額T兩項時間序列數據來分析交通運輸和郵電通信業與國民經濟之間的關系特征.這里，國內生產總值GDP代表國民經濟發展的水平，交通運輸與郵電通信基礎設施投

資反映國家的交通運輸與郵電通信業的發展水平.交通運輸和郵電通訊業基礎設施投資數據取自中國交通年鑒》及《中國交通網》，時間跨度自1978~2002年.這樣取時間跨度是考慮到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經濟背景的連續性.

2.1 GDP與T時間序列數據的協整性檢驗

葛蘭格因果檢驗的前提條件是非平穩序列的線性組合必須具備協整性.如果存在協整則兩者之間必然存在因果關系來保持這種動態均衡.

對時間序列LGDP和LT(分別對GDP和T序列取自然對數）進行協整性檢驗.首先考察是否存在單位根.ADF檢驗結果見表1.

單位根檢驗得到兩個時間序列都為單位根過程.協整檢驗結果見表2.在5%的置信水平下，跡統計量的值15.81402>15.41(臨界值),說明具有協整關系，這就表明國內生產總值與交通運輸與郵電通信業基礎設施投資二者之間存在一定因果關系來維持這種穩定的均衡.也就是說，國民經濟的發展與交通運輸和郵電通信業的發展之間的因果關系可以通過葛蘭格因果檢驗得以確定這種關系的組合形式.

2. 2GDP與T的葛蘭格因果檢驗

利用計量經濟學軟件包EViews4.0從時滯數最小1到最大數7，置信水平取5%,進行葛蘭格檢驗并得到結果，見表3(T代表交通運輸與郵電基礎設施投資，G代表國內生產總值).

根據葛蘭格檢驗的結果可以發現，中國在1978~2002年間，國民經濟的發展在1~4年短期內，帶動交通運輸與郵電基礎設施的投資，對于5年以上的長期影響沒有表現出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國民經濟實力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極大的改善，社會生活對經濟可達能力的要求逐漸增強，激發了交通運輸基礎設施和郵電通信基礎設施的需求.這正符合了在經濟起飛的初期，交通運輸與郵電通信基礎設施投資占國民生產總值較高比例的規律.

第2篇：國有經濟和國民經濟范文

一、在涉及國家安全和社會安定的領域，國有經濟要保持壟斷地位

這些領域主要包括國防軍事工業、造幣工業、航空航天工業、新聞和廣播影視業、金融業、重要物資儲備部門及農業中的某些特殊領域。從現實情況看，這些領域的產品或服務功能在國家安全和社會安定中作用無可取代，國有經濟在這些領域保持壟斷地位是國家對其實行絕對控制的必要保證。

二、在基礎設施和重要的基礎產業領域，國有經濟保持支配地位

從目前我國社會經濟實際發展狀況看，這些領域主要是指城市基礎設施、電力、郵電通訊、石油和天然氣開采、礦業、鐵路運輸、航空和港口等。在這些領域中，一般投資規模大、建設周期長、影響面大，非國有經濟無力或不愿投資這些領域，應主要由國家進行投資，并保持支配地位，由此可以為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創造必要條件。借鑒世界上一些國家成功的經驗，在這些領域中亦應逐步吸引民間資本進入，在有些領域中甚至可以占到較大的比重，只要國家能通過法律、行政和政策手段控制得住，就可以盡可能吸收民間資本進入，由此可能為國有經濟提高控制能力、發揮主導作用開拓出更為廣闊的空間。

三、在國民經濟支柱產業領域，國有經濟要集中力量支持發展一些大型企業集團

當今世界，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已經成為一個國家技術經濟實力和經濟競爭能力的主要標志。至今為止，我們國家還沒有真正達到世界一流水平的大中型企業和大型企業集團，這與我們大國的地位很不相稱。在現階段，只有靠國有資本的參與，集中力量、充分發揮國有經濟在資金、技術和人才等方面的潛力，才可能在一些資金和技術密集性高、競爭激烈、規模經濟效益顯著的部門培育發展出一批有實力參與國際競爭，并占有一席之地的大型企業和大型企業集團。從目前情況看這些領域主要有電子、汽車制造、石油化工、機械和建筑業幾個支柱產業。

四、在高新技術產業，要加大國有資本的投資力度，推動其快速發展

高新技術產業早期投資大、風險大，目前我國非國有經濟成分難以進入，需要全面促進其發展。這些產業是代表著產業結構升級方向的新興部門，對于一個國家有著重要的意義。它們的發展能直接帶動其他產業的發展，對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具有明顯的推動作用。國有資本要立足于社會整體利益和國民經濟的長遠發展，以國家實力為后盾，加大在該領域投資的力度，引導和帶動其他社會資本投向該領域。這些行業主要是指新材料、新能源、電子信息，海洋工程、生物工程產業等。

五、在一般競爭性行業，國有經濟應與非國有經濟進行平等競爭

對這些行業中規模經濟效益比較明顯、技術水平較高的產業，國有經濟要從中小企業中撤出，集中支持國有大企業，使這些大企業實現規模經濟。由于目前我國集體經濟和私營經濟實力還不強，在規模經濟效益明顯的領域還難以發揮主導作用，因此這些產業在今后一段時間還是國有經濟的優勢所在。這些產業主要包括部分機械、電子、化工和原材料加工業。對規模經濟效益不明顯、資金投入較少、技術水平要求相對較低、適合于分散經營的產業，國有經濟的經營效率一般相對較低，應從中逐步退出。這些產業包括食品、紡織、家具、造紙、文教體育用品等制造業以及中小規模的商業和服務業等。

第3篇：國有經濟和國民經濟范文

在中國這樣一個社會主義的發展中大國，國有企業具有特殊作用。國有企業作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微觀經濟基礎，必須在國民經濟中居于支柱地位，以保障國家安全和支撐國民經濟的增長。因此，國有企業應該保持必要的數量，但更為重要的是國有資本分布的優化和質量的提高。這就需要認真貫徹黨的*屆三中全會精神，堅持國有經濟有進有退、進而有為、退而有序的方針，在國有企業結構調整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

從當前的形勢來看，國有企業結構調整正處于一個非常有利的時機。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為國有企業改革提供了相對寬松的宏觀環境；市場經濟觀念的普及、市場成熟度的提高和民營經濟的快速發展，為國有企業改革創造了更為便利的微觀基礎。應該抓住這一難得的機遇，加快國有企業結構調整的步伐，為迎接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新一輪競爭做好準備。

從國有企業的功能與作用來看，結構調整的主要方向是，在需要控制的重要行業和領域發揮國有企業的主導作用，增強國有經濟的控制力，體現國有企業的控制功能。要利用國有企業提供重要的公共產品和服務。網絡的特性使少數特殊行業和領域具有自然壟斷性質，如電力網、鐵路網、航空網、基礎電信網、城市公用事業等。這種自然壟斷性質，決定了國有資本在這些行業和領域必須保持較強的控制地位，以便于國家對這些領域的管制和監控，最大限度地保護消費者的利益。要保證在國家層面上的產業競爭力。在國家確定重點發展的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對重要的骨干企業實行國有控股經營甚至獨資經營，以國有經濟的資源動員力量和優勢，保持和不斷提高在國家層面上的產業競爭力和技術領先性。要把由國有企業持有的國有資產作為調控、穩定國民經濟的重要手段。

國有企業結構調整中的“有所作為”，就是要著眼于搞活整個國有經濟，推進國有企業資產的合理集中、流動和重組，使國有資本的運行富有效率，功能得以放大，優勢不斷增強，能夠用少量的資本控制、影響和帶動大量的社會資本，形成國有經濟在動態上的數量、素質和布局優勢，控制國民經濟命脈，發揮民間資本不可替代的作用，最終實現保持國有企業支柱地位、不斷提高產業競爭力和國家競爭力的戰略目標。

與此同時，在其他一般競爭性行業和領域，國有資本應加快有序退出步伐，將回收的資本投向其他需要增強國有經濟控制力的行業和領域，或用于建立、補充專項社會保障基金。龐大的國有資本的流動重組，必然涉及就業的變動、社會的穩定和市場的波動，也意味著國有資產的大規模和大范圍轉移，影響面甚廣。因此，要以不影響國有經濟的控制力、保持國有企業的支柱地位為主線，以避免國有資產流失為基本前提，以不引起人員不穩定和資本市場波動為出發點，盡快完成國有企業的結構調整和制度創新。

第4篇：國有經濟和國民經濟范文

關鍵詞：國進民退；適度規模；國有企業改革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7685（2013）10-0013-05

隨著以“抓大放小”為主的國有企業改革基本結束，國有經濟經營績效逐漸提高，所有制結構戰略性調整也由數量調整向質量提高轉變。從總體趨勢看，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雖然仍在下降，但與之前相比下降速度明顯放緩。不僅如此，個別國有企業（特別是央企）競爭力逐漸提高，在競爭中占據較為有利的局勢，從而開始擴大經營規模與范圍。國有經濟的這一演變過程大體可劃分為兩個階段，即1978年至上世紀90年代初和90年代至今。前一階段，國有經濟比重雖然逐漸下降，但一直居于主體地位，后一階段國有經濟比重持續下降后逐漸趨于穩定。2009年，國有和國有控股經濟的生產總值約下降到國民生產總值的1/3，而國有和國有控股經濟以外的民營經濟大約上升到2/3。在經濟增量方面，前者約下降20%～30%，后者約上升到70%～80%。國有經濟整體上的不斷收縮和個別國有企業的擴張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部分學者認為中國經濟結構中，公有制經濟比重不斷下降和非公有制經濟份額越來越大的現實正在動搖我國社會主義性質的基礎；另一部分學者則認為，國有企業所占比重仍然太高，所占用資源過大，不符合建立高效率的市場經濟的內在需要。究其原因在于，我國國有經濟戰略調整缺乏對定量目標的描述與參照標準，從而引起對所有制結構調整的懷疑和爭論。

近年來，學術界對國有經濟與國有企業的爭論集中在三個主要問題上：“國進民退”是否存在？“國進民退”是否有危害？國有經濟是否越少越好？這些問題不能簡單定論，需要深入思考。

一、“國進民退”是否存在？

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的成就逐漸擴大與國有企業經營績效大幅度提高，使個別企業從戰略收縮逐漸轉向戰略擴張，并正在實現國有經濟“有進有退”的總體布局，這一變化被稱為“國進民退”。

雖然這種變化并沒有改變以國有經濟退出為主的改革趨勢，但還是引起了廣泛關注與激烈爭論。“國進民退”的案例背景各有不同，表現為部分國有企業不斷擴張，但民營企業發展更快；國有企業“有進有退”，一些國有企業退出沒有競爭優勢的領域。而有些案例是不合理的，如利用資金優勢制造“地王”；而有的案例是合理的，如投資部分戰略性新興產業；還有些案例考慮到特殊的環境條件，很難做出傾向性判斷，如地方政府的融資平臺。對“國進民退”案例的判斷，還與學者的立場有關，因此，對于這個問題學術界出現爭論也是正常現象。

實際上學術界關注“國進民退”問題的關鍵并不是看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比重增加了多少，更多的是看國有經濟擴張的方式是否遵循市場化行為。但現實生活中，人們看到更多的不是遵循市場規則的“國進”，而是通過非市場手段進行的國有經濟的“強行”進入和民營經濟的被迫“退出”。這種國有化政策，首先打擊了按市場規則經營的民營經濟，不利于形成多種所有制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其次，沒有從根本上消除“官商”結合的癥結，不利于構建廉潔服務的政府，也不能從根本上杜絕財富向少數人集中的現實。再次，國有化并不一定能帶來生產效率的提升。可見，以轉型升級為初衷進行的整頓或規范市場行為，由于采取措施不當，造成了人們對“國進”的誤解和反感。

基于此，在當前市場經濟逐漸完善的背景下，無論是“國退民進”還是“國進民退”都不應該成為關注的焦點。之所以關注，主要是因為國有經濟的“進”、“退”方式在有些地方、有些行業還存在非市場的政府越位行為。因此，當前國有經濟改革面臨的重要問題是要拋棄原有“行政命令”式的經濟管理思維，構建尊重市場規律、按照市場規則行事的服務型政府，真正形成“公有”與“非公有”經濟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二、“國進民退”是否具有危害？

部分學者認為“國進民退”對我國經濟存在巨大危害，認為國有經濟存在行政壟斷，破壞市場競爭，不利于市場經濟發展；國有經濟效率低下，不利于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國有經濟職工收入高于非國有經濟，不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結構；國有經濟存在的目的在于彌補市場失靈，因此應該退出競爭性領域；國有經濟的存在容易滋生腐敗以及發達國家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比重較低等。

實際上，國有經濟存在的所謂“巨大危害”與國有經濟的產權性質并沒有直接關系，即使全部都是私有經濟，這些問題依然可能存在，并且可能更嚴重。

第一，關于壟斷問題。壟斷本身是一個經濟學概念，即市場上能夠隨意調節價格與供給（不能同時調節）的經濟主體。由此可見，壟斷與市場力量、市場行為密切相關，而與產權性質無關。也就是說，即可能存在公有或國有的壟斷，也可能發生私有制的壟斷。而從全球看，由于對壟斷的厭惡傳統與“反壟斷法”的廣泛存在，完全壟斷如同完全競爭市場一樣很難找到合適的案例，絕大多數屬于寡頭壟斷。但如果從產權性質看，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壟斷更普遍。當前，所謂的“行政壟斷”的根源在政府，而不在企業的產權。即使將國有企業全部私有化，只要政府依然掌握大量資源或者政府行政權力可以自由支配資源，那么行政壟斷就必然存在，只不過行政壟斷轉向私有企業而不是國有企業。因此，國有經濟不是行政壟斷存在的根源，而要解決行政壟斷（且不論行政壟斷是否一定有危害），根本途徑是轉變政府職能，減少政府支配資源的數量和能力，這顯然與國有經濟無關。

第二，關于國有經濟效率問題。國有企業的產生并不是因為其微觀經營績效高于私有企業，更多的是出于安全、現代化等因素。因此，以經營績效來苛責國有企業本身并不合理。此外，就國有企業微觀效率低下的原因而言（如委托——問題、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等），在當前公司制企業中也普遍存在，只不過這些企業通過“激勵相容”機制有效避免或降低了這種無效率的產生。實際上，就企業生產效率而言，我國的國有企業并不比發達國家低。因此，當前改變國有企業微觀經營績效的關鍵是國有企業改革，即建立一整套有效的激勵機制，而不是徹底將國有企業私有化。此外，只要國有企業生產利潤不為負，也就是說不是絕對的浪費社會資源，那么國有企業的存在就會增進整體社會福利。

第三，國有經濟與收入分配。國有企業改革就是要打破原有的平均主義分配制度，通過拉開收入差距調動企業的生產積極性。之所以國有企業收入問題成為關注焦點，并被指為拉大收入差距的原因，緣于近年來國有企業改革效果逐漸顯現，國有經濟不斷壯大，盈利能力大幅增強，部分國有企業職工收入高于其他企業職工收入。但國有企業職工收入高并不應該是問題的關鍵，關鍵是這部分高出的收入是否合理。在某種程度上，國有與非國有經濟收入差距不是國有企業職工收入太高了，而是非國有經濟職工收入過低了。二者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所在行業決定的。國有經濟往往集中在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而非國有經濟絕大多數屬于勞動密集型行業，這種技術構成的差異必然導致二者之間存在一定收入差距。基于此，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之間的收入差距反映的是行業差距，而縮小國有經濟比重并不會改變行業狀況，不能縮小行業差距。另外，我國收入差距擴大有多方面原因，既包括城鄉收入差距、地區差距，也包括行業差距以及初次分配結構失衡等，其中收入差距最主要的組成部分依然是城鄉收入差距，占總體收入差距的40%～60%；最值得關注的是初次分配中勞動收入占比逐年下降，相應的資本與稅收收入占比過高。可見，近年來行業收入差距中的國有企業職工收入有所上升是拉大收入分配差距的因素之一，但減少國有經濟也不能從根本上改善我國收入分配格局。從當前的具體情況看，所謂的國有經濟拉大收入差距更準確地說應該是行業收入差距對收入差距具有拉大作用。而要縮小行業收入差距，就要打碎行業壁壘，促進資本與勞動力等要素在行業間的自由流動，從而拉平行業間的要素回報率，降低行業收入差距。競爭者特別是民營競爭者的存在，有利于市場經濟與所有制結構的進一步完善。在國有經濟收入分配問題中，更值得關注的問題應該是國有經濟利潤分配機制的構建。因此，解決國有企業拉大收入分配差距的問題，可以通過進一步完善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和確立國有經濟利潤分配制度來實現，而不是通過私有化國有經濟才能實現。

第四，國有經濟分布領域。首先應該指明，廣泛流行的所謂應將國有經濟限制在公共產品供給領域和彌補市場失靈是很模糊的判斷。因為公共產品是嚴格按照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定義的理論概念。在現實生活中由于種種限制，除國防、司法等屬于純公共產品外，絕大多數經濟領域的所謂“公共產品”都是準公共產品。不僅如此，即使是準公共產品隨著技術進步與時間的推移其范圍也在不斷發生變化。相應的市場失靈也是不斷變化的，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與法律等制度的完善，市場失靈的領域不斷轉換，而且在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之間還存在中間狀態，這種中間狀態也不能通過政府或國有經濟來彌補。因此，用公共產品或市場失靈等作為國有經濟分布領域的判斷標準既不具有操作性，也不具有科學性。此外，在實踐中，發達國家也沒有按照公共產品界定國有經濟的分布。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的國有經濟并非僅僅局限于公共品領域，而是廣泛分布在不同領域。盡管公共品供給是國有經濟的主要領域，但絕大多數國家都根據本國具體情況，在不同的競爭性產業領域保持國有企業。在主要的能源資源（如水力發電、石油、天然氣和煤炭等）、郵政電信系統、主要的運輸系統（鐵路、航空）以及金融等“戰略性”領域依然存在大量的國有企業。發達國家發展國有經濟的初衷并不是要彌補市場失靈，更多的是為了實現經濟現代化、經濟安全以及快速發展等目標。由此，雖然彌補市場失靈和提供公共產品可以成為國有經濟存在的依據之一，但絕不應該是限制國有經濟領域分布的唯一標準。國有經濟在哪個領域存在，判斷標準是多重的，應根據具體經濟、政治與社會環境的變化進行調整。就當前而言，發展依然是我國最主要的目標。因此，凡是有利于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穩定發展的國有經濟就應該存在，凡是不損害市場秩序、不浪費社會資源、不損害社會整體福利的國有企業就沒有退出市場的理由。

第五，腐敗是通過公共權力攫取個人利益的行為，與所有制結構沒有直接關系。從1995年開始，由非政府組織“透明國際”公布的全球清廉指數排名中，中國排位總體上處于逐漸下降的趨勢，而這一區間恰恰是國有經濟大幅下降的時期，由此可見，國有經濟下降并不能遏制我國腐敗問題。即使將國有經濟全部私有化，行政權力尋租現象也不會被根除。相反，可能會愈演愈烈。因為私有經濟一切以經濟利益出發的特征必然驅使其與行政權力結盟，攫取巨額利潤。從橫向看，2012年中國在清廉指數中排在第80位，金磚國家中南非和巴西比中國略好，排在第69位，印度和俄羅斯比中國更差，分別排在第94和第133位，發達國家中意大利比中國略好，排在第74位，而希臘排在第94位，和印度相當。這些國家基本上都是私有制國家，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顯然都比中國低，而排位比較靠前的德國（13）、新加坡（5）、瑞典（4）、芬蘭（1）、新西蘭（1）等國家的國有經濟比重相應都比較高。可見，腐敗的嚴重程度實際上與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并沒有多少關系，而與一國的政治傳統和法制化程度密切相關。因此，認為國有經濟存在容易滋生腐敗既沒有揭示腐敗產生的本質，也不符合各國發展的現實，更不可能通過減少國有經濟改變腐敗問題。

總之，對國有經濟的種種批評實際上與國有經濟產權性質并沒有直接關系，即使將國有經濟全部私有化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些所謂的國有經濟存在的危害。而要徹底解決問題無疑需要繼續沿著市場化方向深化改革，打破各種行政障礙，促進要素流動與民營經濟發展；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提高國有經濟整體質量與生產效率，建立健全國有經濟監督與審核機制，改善國有經濟形象；確定國有經濟進出不同領域的判定標準，規范國有經濟與政府行為，嚴格按照市場要求進行經濟活動，完善國有與非國有經濟公平、合理的市場競爭環境；推進行政體制改革，約束政府行為，建立健全法制監督權力的運行機制，真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

三、國有經濟越少越好嗎？

改革開放至今，一直沒有對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進行量的規定，這也是學術界對國有經濟規模變化發出不同聲音的原因之一。不僅如此，國有經濟改革長期沿著“國退”方向發展。這就給人一種印象，即國有經濟改革只能“退”不能“講”。

從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看，國有經濟在特定的發展階段應該存在一個與本國國情相適應的適度規模。二戰后，發達國家特別是OECD國家先后經歷了國有化和私有化浪潮，使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不斷變化，但總體看，大多數OECD國家都保持相當規模的國有經濟，這些國有企業控制著國家的重要領域，對經濟社會發展發揮重要作用。據統計，在國有經濟發展的高峰期間，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企業產值在GDP中比重分別為法國24%（1985年）、英國19%（1979年）、意大利20%（1979年）、德國13%（西德，1979）。與此同時，國有經濟在非洲占20%、在亞洲占12%、在拉丁美洲占10%，在一些中東和東歐國家中，國有部門的產值至今仍占GDP的20%～40%。之所以國有經濟能迅速發展，主要是因為國有經濟被賦予了多重目標，如對私有企業的國有化更多的是服從國家利益（戰爭需要）、經濟發展（基礎設施建設）和多重社會目標（就業、公平和社會穩定）的需要，而并非被理論界歸結為潛在的市場失靈，如自然壟斷、公共物品、福利物品以及外部性等或單純的以效率目標或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由于國有經濟的多重目標最終拖累了其效率發揮，從而拉大了與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私有經濟的效率差距，這成為上世紀80年代私有化浪潮的主要依據。雖然私有化浪潮后，發達國家國有經濟規模有所縮小，但仍保有相當比例，且地位更加顯著。除英國和美國國有經濟規模較小（1%左右）外，芬蘭、法國、意大利等國家依然保持著較大比重的國有企業。其中，芬蘭僅國有獨資企業資產價值就占該國GDP的80%，而瑞典、意大利、法國、韓國、土耳其、捷克、新西蘭和荷蘭等國家國有企業資產占GDP的比重維持在15%～35%之間。從產出看，德國、法國和意大利的國有企業營業額占GDP的10%～15%，而芬蘭國有企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達到45%。上面所列舉的各國數據只涉及了相關國家部分國有企業的情況，顯然如果將所有國有企業都計算在內OECD國家國有企業規模并沒有想象中的那樣小，相反維持相當高的比重。從所有權結構看，OECD國家平均一半以上的國有企業是國有獨資的，20%是國有控股的，也就是說近3/4的國有企業完全或者大部分由國家控制或所有。從國有經濟分布的領域看，OECD國家的國有企業分布依然廣泛，并不僅僅局限于公共品領域。絕大多數國家都根據國情，在不同的競爭性產業領域保持著國有企業。在主要的能源資源（如水力發電、石油、天然氣和煤炭等）、郵政電信系統、主要的運輸系統（鐵路、航空）以及金融等“戰略性”領域依然存在大量的國有企業。

根據測算，2008年我國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的資產、就業與GDP產出的結構分別為52：48、24.2：75.8、30：70。其中，公有制經濟比重比2004年分別降低13、25.5和7個百分點。鑒于國有經濟是目前我國公有制經濟（第二、三產業）的主體，因此可以粗略認為國有經濟資產規模大體占國民經濟的一半，而就業和產出占四分之一弱。從盈利能力看，近年來國有企業利潤大幅度提高，2008年為1.33萬億元，2009年為1.3萬億元，2010年為1.98萬億元，2011年為2.25萬億元，2012年為2.19萬億元。持續增長的利潤與經濟增長長期保持在7%以上，充分說明我國國有經濟規模總體上與國民經濟相適應。當前，不應再執著于國有經濟與非國有經濟在相對規模上的變化，而應該將改革主要轉向促進國有與非國有經濟經營效率與內部管理的質量上來。

四、結論

首先，隨著市場經濟逐漸完善，只要是符合市場規則進行的“國退民進”和“國進民退”都是正常的經濟活動，不應該成為關注的焦點。相反，無論是“國退民進”還是“國進民退”只要這一過程是違反市場規則或存在破壞市場規則的行為，我們不僅要關注，更重要的杜絕和依法制裁這些行為，真正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

第5篇：國有經濟和國民經濟范文

[關鍵詞]公共預算;國有資本經營預算;運行區間

[中圖分類號] F810.3[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0461(2009)11-0055-04

基金項目: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公共財政框架下的省域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研究》(08BZZ037)階段性成果。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為滿足國家行使政治權利需要的財政分配行為――公共財政和行使國有資本所有者職能的財政分配行為――國有資本財政并存于國家財政這一統一體內。與此相適應,形成了兩大既相互獨立又相互依存的預算體系,即公共預算與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兩種財政依據的權能和職能范圍存在差異,因此,兩種預算在收支結構上也各不相同,有著自己獨特的運行區間。

一、兩種預算運行區間的理論分析

所謂財政的運行區間,實際上就是指財政發揮其職能作用的空間范圍,主要包括財政運行的活動區間與規模區間。公共財政和國有資本財政有著不同的職能,這也決定了二者的作用范圍是存在差異的,相對應的,兩種財政預算的收支結構也各有側重。

公共財政是與市場經濟相對應的,在我國公共財政的提出也是在討論“市場經濟”的財政職能范圍時提出來的。市場取向的改革使得計劃經濟時代形成的“大一統”財政模式越來越難以適應實踐的需要。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市場成為資源配置的主體。市場上的經濟主體依據市場價格信號,自發從事經濟活動,社會資源在此過程中能夠得到有效配置。但市場經濟仍存在諸多市場無法有效配置或正常發揮作用的場合和領域,即市場失靈。這就需要政府及其財政插手加以解決,否則社會經濟體系將難以有效運行,因此,公共財政是以“市場失靈”為構建起點。公共財政是為市場提供一視同仁的服務,是彌補市場失靈的非盈利性財政,市場失靈領域是其活動的基本范圍。提供公共服務,滿足公共需要是公共財政的基本職能,公共財政預算的收支范圍應是面向所有企業。

公共財政是國家以政治權力行使者身份而參與的財政活動。不過,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還以國有資本所有者的身份參與國有經濟的運營,由此形成了國家財政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國有資本財政。從性質上說,國有資本財政是以國有資本所有者的身份從形態上對全社會的國有經營性資產及國有資源進行宏觀經營管理。這種宏觀經營性的根本目的是要求通過國有資本財政的資源配置活動來優化國民經濟結構,提高國民經濟的整體效益,保證國民經濟穩定、協調的持續發展。一方面,它以國有資本保值增值的方式,使國有經濟適當發展壯大,另一方面國有資本財政作為一種政府分配行為,是政府在市場經濟中實施宏觀調控的一種主要手段,通過政府的直接投資去調節整個國民經濟結構,以提高全社會的資源配置效率。因此,國有資本財政的活動范圍是以國有經濟為界的,它存在于市場能正常發揮作用的有效領域,是一種內在于市場的分配行為。相應地,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收支范圍也是面向國有經濟的,是以實現宏觀盈利性為活動目標的。公共預算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各自的活動領域和收支方向如表1所示:

二、公共預算的運行區間分析

在明確公共預算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各自的活動范圍之后,就可以對二者的運行區間進行相應的分析。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共財政既為國家行使職能,為滿足社會公共需要提供財力保障,又是政府進行宏觀調控和管理的主要手段。公共財政的收支規模直接關系到政府配置資源的力度,對社會經濟發展具有重要影響,特別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共財政收支規模過大或過小,都會影響社會經濟及財政自身的發展。財政規模過小影響政府職能的正常發揮,難以對國民經濟實施正常調控,導致國民經濟無序運行;財政規模過大會對市場經濟中微觀主體的活動產生排擠效應,妨礙企業、個人的消費和投資,影響經濟效率的提高。因此,適度的公共財政收支規模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社會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保證。

(一)公共財政規模的衡量及其決定因素

對公共財政規模大小的衡量有兩類,即財政收入占國民經濟收入(GDP)的比重和財政支出占國民經濟收入(GDP)的比重。財政收入占GDP的份量構成了政府最直接的可支配資源,是政府進行活動的財力基礎。財政支出占GDP比重,反應了政府介入社會經濟生活的程度。二者都可以用來衡量公共財政規模的大小,但從理論上說,財政支出規模更能反應政府活動的實際情況。財政支出反映著財政收入的實際使用和政府對社會資源的支配情況,在很多情況下,政府的干預和調控就是直接通過某方面的財政支出來完成的。財政的資源配置、收入分配、穩定經濟等功能,都是更直接地通過財政支出來實現的。財政支出的相對量更準確地顯示了政府財政規模的大小。而且,在公共財政的建設中,“以支定收”的理財思路更符合時展的需要。公共財政應立足于市場經濟下社會公共需要的滿足,以社會公共需要的滿足來確定政府職責,由政府職責確定財政支出規模,由財政支出規模確定財政收入規模。因此,我們以財政支出占GDP的相對量來衡量公共財政規模的大小。

影響財政支出規模大小的因素很多,包括經濟性、政治性和社會性的諸多方面。這些探討和分析對于我們研究政府財政規模的合適與否以及如何去確定相對合適的數量界限都有重要意義。雖然影響和制約財政規模的因素是復雜多樣的,但這些因素在對財政影響力的大小上應該是不同的,其中,政府的職責范圍是決定政府財政規模的最直接的因素,而生產力發展水平是決定政府財政規模的根本因素(程傳興,杜乃濤,1999)。此外,財政支出規模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是各國在確定財政支出水平時十分重視的一個方面,以便保持合適的經濟增長速度。

(二)我國適度公共財政規模的界定

相應地,我們也以財政支出規模大小來衡量我國公共財政規模,而我國適度財政支出規模是由政府財政職能范圍確定并與我國當前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知道,提供社會公共服務,滿足社會公共需要是公共財政的基本職能,政權建設、事業發展、公共投資及部分的收入分配是其支出的重點領域。這與發達國家公共財政的基本職能大體相當,因此我們可以以發達國家財政支出規模作為參考數值。目前OECD國家財政支出規模平均在40%左右①,這與我國當前財政支出規模(2007年國家財政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為20%②)還是存在較大的差距。但是考慮到我國當前的發展水平,不能完全以發達國家數值為準,而且,發達國家財政支出規模較大是由于社會保險和福利支出較多。有研究指出,扣除社會保險和福利支出之后,發達國家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也只在30%左右③。同時,馬拴友(2000)從經濟增長與財政規模的關系出發,估計中國政府最優規模大約為GDP的26.7%,這也與Karra(1996)關于亞洲的估計大體一致。在公共財政框架下,從長期看,我國包括教科文衛支出的政府支出可適當提高。因此,綜合以上各因素,我們將中國適度的公共財政規模界定在30%左右是較為合理的。

三、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運行區間分析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以資本所有者身份進行國有經營性資本的投入與產出活動,其目的是國有經濟的宏觀盈利性。這種特殊性決定了國有資本財政的運行有其客觀的適用范圍,這個適用范圍具體表現為國有經濟的規模和產業分布,而這種適用性也為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收支范圍及規模的確定提供了參考。

(一)國有資本財政的產業選擇

在市場經濟國家,國有經濟是在與民間經濟分工、配置中發展的,國有資本財政的特殊性,決定了國有經濟不可能也不必要進入所有產業領域,而是應該根據國有經濟產業分布規律,結合各國具體國情來調整國有經濟結構。

1.國有經濟的產業分布規律

國有資本財政的性質特點決定了其具有產業適應性,即國有資本的微觀基礎――國有企業作為國家所有制的企業制度進行產業選擇時,對不同產業具有不同的相容度。不同的產業生產方式的差異、生產要素組合的差異、產業資產的技術特征、產業的關聯度、產業的市場結構等產業性質不同,要求有不同的制度與之相適應。而且不同的所有制形式的產權構成、產權主體目標、激勵與約束機制以及競爭比較優勢等方面都存在著較大差異,使得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對不同產業的適應程度也有很大差異。

一般來說,競爭性越強的產業部門,越適合非國有制企業,或者說國有程度低的企業。而壟斷性越強的部門,就越適合國有企業。從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產業分布規律來看,在郵政、電信、電力、航空、石油等壟斷行業,幾乎每個國家都由國有企業或以國有企業為主來經營,而在其他一般競爭性行業,國有經濟的比重則很低。郝書辰(2004)將國有經濟制度優勢與產業的性質(產業的技術特點和生產要素組合的關系)結合起來,認為產業性質(如外部性、壟斷性、關鍵性)高以及國有經濟制度優勢明顯,又有明確的社會目標的產業,適合于采取國有制度經營。或者說,這些產業天然與國有經濟兼容,需要國有經濟進入。

2.國有經濟的產業結構調整

以上的分析揭示了國有經濟產業分布的一般規律,同時還應結合我國具體國情,對國有經濟進行戰略性調整。要嚴格遵循市場準則,充分發揮國有資本財政在市場有效領域中的資源配置職能,通過國有資本財政的投資和退出,正確引導社會資本在相關領域中的擴展和壓縮,從而達到調節、優化經濟結構的目的。通過國有資產的流動重組,優化改善國有資產的配置結構和國有企業的組織結構,提高國有資產的整體質量,并取得了比較大的成效。國有企業的戰線適當收縮,并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目前,中央企業80%以上的資產集中在石油石化、電力、國防、通信、運輸、礦業、冶金、機械工業等行業和領域④。而且在國有經濟布局趨于優化的同時,國有企業運行質量顯著提高,核心競爭力明顯增強。2003年～2007年,中央企業資產總額超過1,000億元的從17戶增加到44戶,營業收入超過1,000億元的從9戶增加到27戶,利潤總額超過100億元的從6戶增加到19戶。在2008年美國《財富》雜志公布的世界500強中,中央企業有19家,比2003年增加13家⑤。

雖然我國國有經濟戰略調整已取得一定成績,但從整體上看,國有經濟分布仍然過寬,產業布局和企業組織結構不盡合理。從2007年對全國國有及控股企業的從業人員及國有資產總量按產業作用分類的統計情況可以看出,分布在一般生產加工行業和商貿服務業中的國有資產仍占相當比例(如表2所示)。

表2. 2007年國有及控股企業從業人員及資產總量統計

(按產業作用分類)

因此,我國的產業結構還需要進一步調整,《關于推進國有資本調整和國有企業重組的指導意見》以及《中央企業布局和結構調整的指導意見》的出臺為我們國有經濟戰略調整提供了政策上的指導。我們應不斷推進國有資本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主要包括:涉及國家安全的行業,重大基礎設施和重要礦產資源,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行業,以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重要骨干企業。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在關于《指導意見》的講話進一步明確國有資本的投資行業,“待2007年實施國有資產收益收繳管理制度后,中央企業的國有資本將向軍工、電網電力、石油化工、電信、煤炭、民航、航運七大行業”。同時,對不屬于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的虧損企業,短期內難以扭虧的,可以向各類投資主體轉讓,或與其他國有企業進行重組,優化國有經濟結構,做大做強國有經濟。

(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支范圍及規模的界定

通過對國有資本財政的職能特征及其產業選擇的分析,我們可以大致確定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支范圍及規模。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包括收入和支出兩個部分,《試行意見》規定了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收支內容,但并未明確其收支規模。

1.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收入分析

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收入主要包括兩個部分:一是上繳的國有資本稅后利潤,包括國有獨資企業及國有控股、參股企業;二是變現收入,包括國有股權轉讓和國有資產清算收入。國有資本稅后利潤收繳標準的確定直接決定了企業再投資能力的強弱,關系到國有企業是否擁有必不可少的獨立自主財力。首先,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要求我們以市場經濟的要求來確定國有企業的留利水平。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不僅要賦予國有企業如同其他企業一樣的市場競爭能力,而且要求國有企業也獲得應有的市場競爭結果,即獲得平均利潤率,在此基礎上參照非國有企業的“留利”水平即可大致確定國有企業稅后利潤的繳留比例。其次,國有資本財政作為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手段同時又要在優化國有經濟結構方面發揮作用。但對國有資本稅后利潤繳留比例標準的確定不僅要考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自身的特點,還要保證國有資本管理相關目標的實現。再次,對于不同行業的國有企業,由于其在市場中面臨的競爭環境不同。對于壟斷企業,其高額利潤是由國家行政權力干預帶來的。對于這類企業,在確定稅后利潤收繳比例標準上,要通過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來征收其企業利潤中隱含的、但卻沒有扣除的成本。因此,我們要在參考非國有企業平均“留利”水平的基礎上,充分考慮國家的產業政策、行業規劃、地區差別等各種現實情況并結合國有企業的市場化程度來確定國有企業稅后利潤的繳留比例。

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變現收入也是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國有資本變現是指以不同形式(如固定資產、產權、債權、股權)表現的國有資產轉換為貨幣現金的過程,它是國有資本退出市場,國家優化經濟結構的宏觀目標實現的主要手段。以上對國有經濟產業選擇的分析,為國有資本“進”“退”領域和行業明確了方向,但國有資本的退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明確了國有資本的退出領域和行業之后,更重要的是要確保國有資本的“退而有序”。不僅要量化國有資本“退出”市場的數量規模,還要規劃國有資本“退出”的時間列表,從而確定年度國有資本的變現收入。

2.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支出分析

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支出概括起來包括兩個:資本性支出(產生新的國有資本)和消費性支出(沒有產生新的國有資本),具體是彌補公共財政預算和社會保障預算缺口。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支出在規模和方向上要處理好國有資產保值增值與國有資本“不與民爭利”的關系。從上述國有經濟產業選擇的分析中,我們已經明確了國有資本再投資的方向。而對國有資本再投資的規模,一方面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用于再投資的資本要堅持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另一方面再投資應該盡量避免去“與民爭利”,而是要去行市場難為之事、不為之事。因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資本的再投資同私人資本一樣,以投資收益最大化為其基本準則。但是,由于國有資本財政的宏觀經營性,它又不同于私人資本投資的是,它的合理投資規模不能是其各項投資項目收益的簡單加總,而應考慮到各投資組合對新老企業收益的抵消因素后,以所得出的最大收益為基本標準。

國有資本的消費性支出主要用于彌補公共財政預算和社會保障預算缺口。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資本財政一方面嚴格遵循市場準則,充分發揮國有資本財政在市場有效領域中的資源配置職能,通過國有資本財政的投資和退出,正確引導社會資本在相關領域中的擴展和壓縮,從而達到調節、優化經濟結構的目的。另一方面,隨著我國經濟市場化程度的不斷提高,應當按照“公共財政為主,國有資本財政為輔”的原則,在確保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前提下,逐漸收縮國有資本財政的市場活動范圍,通過國有資本財政與公共財政的預算平衡機制,將國有資本財政的增量投資更多地投入市場失靈領域,以充實我國公共財政日趨擴大的需求缺口。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與公共財政預算的互補與銜接應以“公共財政”為目標導向,以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為基本原則來確定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對公共財政預算支出的方向和規模。

[注 釋]

①③廖家勤.我國財政支出規模變化的分析及其合理控制[J].當

代財經, 2004:12.

②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局.2008中國統計年鑒[Z].中國統計出

版社, 2008.

④⑤李榮融.走中國特色國有企業改革發展之路[EB/OL].新華

網, 2009-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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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arison on the Operation of Public Budget and State-owned Capital Management Budget

LiLiqi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China)

第6篇：國有經濟和國民經濟范文

【關鍵詞】國有經濟 經濟發展方式 戰略新興產業 主導作用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識碼】A

我國社會發展已經進入轉型期，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是關鍵。國有經濟作為我國經濟的中堅力量，在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過程中，應該勇擔重任、敢于作為，成為引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主導力量。

國有經濟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的作用

國有經濟在我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既有一般的經濟作用，也有轉型中的特殊作用。

一般作用。國有經濟對我國經濟發展起主導性作用。首先，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其對國民經濟的控制上。目前，關系國家安全、重要公共產品供給、自然壟斷的行業以及部分高新技術產業和支柱產業都控制在國有經濟領域，而這些行業關系到社會的基本運行和經濟的平穩發展，因此可以說國有經濟把握著我國的經濟命脈。其次，國有經濟發揮宏觀調控的作用，對社會資源配置進行調控和管理，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市場經濟自身的調控功能是按照經濟規律發揮“看不見的手”的基礎性作用，而國有經濟則是通過制訂計劃、產業政策、財政和貨幣政策、法律規制以及行政手段發揮“看得見的手”的作用。國有經濟的宏觀調控主要作用是掌舵社會經濟整體的發展方向，對市場的總供給和需求有所控制，彌補非國有經濟功能上的不足。比如，國有金融機構可通過貨幣、信貸、利率等金融手段政策對社會的總供給和總需求進行調控。在遭遇金融危機時，國有銀行通過金額巨大的投資來刺激社會經濟發展，從而起到宏觀調控的作用。國有經濟的宏觀調控對于保證國家經濟穩定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特殊作用。經濟發展是一個動態過程，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也隨時代不同而有所變化，因此在我國經濟發展轉型期，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又有了新的變化，它在這一時期的經濟發展中有著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一是帶動作用。我國國有經濟與非國有經濟二者雖然都在經濟體制范圍內，但國有經濟還擔負著一定的社會責任，而這種責任又是由國家賦予的，在某些特殊時期，國有經濟的社會責任功能是高于其盈利性的經濟目標的。在社會經濟轉型期，各方面處于不穩定狀態，此時國有經濟更要起到身先士卒的帶頭作用，對新的經濟發展形式進行大膽嘗試，并以先試先行的經驗刺激社會經濟發展。2001年至2008年間，我國國有經濟對社會固定資產的投資從17606.97億元上漲到53024.32億元，逐步加大的投資對國民經濟的發展起到了較好的帶動作用。在歷次的國際金融危機中，我國國有經濟都保持了較為穩健的狀態，這為我國經濟社會穩定發揮了極大作用。在金融危機中，國有企業還擔負著帶動社會經濟發展的責任，將國民經濟從金融危機的低谷逐步帶向穩定和復蘇，從而保證了我國經濟在國際金融危機的打擊下，仍能保持穩健的發展勢頭。

二是輻射作用。國有經濟在我國的經濟發展中始終保持主導地位，能夠對我國其他性質企業產生重大影響，我們應該利用國有經濟這一特性，積極發揮國有經濟的影響力，使之對其他性質企業產生輻射作用，促進社會其它性質企業在國有經濟的影響下主動進行產業結構升級。國有經濟的這種輻射作用已經被各級政府充分重視，比如地區省市在進行招商引資時極力邀請國企，并希望利用國企的實力、影響力和輻射力來帶動地方企業的發展和轉型。

國有經濟發揮主導性作用的優勢

首先，國有經濟實力雄厚，為其主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供了物質基礎。在中國企業500強之中，國有企業占據了大多數，在2013年的中國500強企業名單中，國有企業有310家，占到了總量的62%，其在資產總額與營業收入上也占據了絕對優勢。這表明我國的國有企業始終把握著國民經濟命脈，在國民經濟發展中起主導性作用，能夠在關鍵領域發揮自身的領導力和影響力，因此其在產業結構升級、優化生產方式等方面能夠對其他企業起到帶動作用，成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載體。

其次，國有經濟作為創新的主體，引領科技發展，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近年來，國有企業加大對科技研究的投資力度，據統計，2011年我國規模以上的國有企業中設立研發機構的占比11.6%，其中研究與發展的經費投入為467.8億元，比2009年增長了近41.4%，而且國企的研發投入在數量和強度上都要高于私營企業和集體企業。大量的科研投入也為國有企業帶來了豐厚的科研成果，截至2011年年底，我國國有企業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專利21.4萬項，成為科技創新的主導力量，為我國的經濟發展方式轉型提供了科技動力支持。

最后，國有企業在“走出去”戰略中發揮主導作用，起到領軍作用。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要想在國際競爭中保持發展實力，必須實施走出去戰略，積極參與海外市場與資源的開拓與開發。目前，我國的國有企業是海外投資的主力，據《2011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截至2011年年底，在中國非金融類對外投資存量中，國有獨資企業占63%。其投資方向逐步從單一的能源、資源開采領域走向多元。這種走出去戰略，不僅為中國發展提供了能源和資源，還帶動中國技術、勞力、設備等走入國際市場，為國內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

國有經濟發揮主導性作用的難點

我國的國有經濟在政府支持下迅速發展，為社會主義制度的鞏固以及社會穩定做出了巨大貢獻，但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國有經濟舊有體制下存在的問題日益凸顯，需要根據時代的變化進行調整和改革，才能使其在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更好地發揮作用。

國有產權的政府及其問題。國有制作為公共產權的國家制度，具有以下幾個特征：一是國有經濟是以強制性國家政權為依托的關系，并不需要得到作為初始委托人的全民授權；二是人在獲得委托權后，其不僅具有公共財產的控制權，還具有剩余索取權，而且這種委托關系的維護是以剩余索取權不可轉讓為必要條件的，而初始委托人則是通過國家再分配渠道來獲取國有資產收益的其他剩余收益；三是由于國家概念的抽象性，政府成為公共產權的行使者，政府在邏輯上成為國家的選擇，相應地，公共財產的控制權和剩余收益分配權由等級制來界定；四是政府進行公共產權的運作，其最大目標并不一定是利潤的最大化，目標具有多元性。

我國國有產權的委托問題在于委托人與人之間效用函數不一致以及信息不對稱帶來的巨大成本。作為初始委托人的全民，期望在國有資產的運作下帶來自身福利的最大化。而政府作為人，其目標卻具有雙重性：一是要促使租金最大化，完全產權結構競爭與合作的規則；二是要實現社會總產出的最大化，在確定規則的情況下降低交易成本，最終達到稅收增加的目標。但這雙重目標在實踐過程中卻存在著動機沖突，政府要想實現社會總產出量的最大化，必然要實現產權的高效率，這使得政府具有改善產權結構的動機，但當政府要想實現租金最大化的第一個目標時，其必須通過歧視性的政策來維護低效率的產權結構。由此可見，初始委托人的目標與政府這個委托人之間存在沖突，導致最終結果是生產資源被低效率配置，初始委托人的利益受到損害。

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模式的弊端。龐大的國有資產使國家不得不建立一個縱向授權系統來完成對國有資產的管理，而且為了保證國有資產正常運作，國家必須建立一定的監督機制，但目前我國的國有資產監督系統并沒有解決國有資產管理存在的政企不分的問題。

在委托關系中，委托人在滿足委托約束條件的前提下，會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且委托人本身是風險的中性者，具有監督人的積極性，委托人可以行使退出權以此來轉讓剩余索取權，從而起到懲罰人違約的問題。在這種背景下，目前我國的國有資產監督機制存在以下問題：一是國有資產的出資人角色并不明確。在我國的法律體系中，國務院和地方人民政府可以代表國家行使國有資產出資人權利，與此同時，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和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設立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這些法律規定沒有明確出資人角色，且在具體的運作中，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與其他政府部門并無本質區別。二是委托者與者在國有資產運作中的效用函數不一致，導致國資委的行為異化。作為委托人的政府，其目的是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和增值，而國資委作為人，除了擔負起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責任外，還要考慮部門利益，包括權力、地位、聲望以及規模等。制度設計的矛盾與缺失，使得我國的國有資產監督體系中出現了“誰來監督監督者”的問題。三是目前國有資產中委托人與人之間仍然具有行政上下級關系，難以形成真正的監督和約束。

國有企業治理機制的弊端。現實中，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都普遍存在委托問題，但國有企業自身的特殊性使之在委托中面臨更加復雜和特殊的問題。在國有企業的委托關系中，委托人一般為政府和國有資產管理部門，但其在法律上有定位不清、權限邊界模糊的問題，這容易導致出現兩種狀況：一種是委托人對國有資產處理并沒有足夠重視，從而出現管理上的缺位；另一種恰恰相反，委托人過度重視國有資產管理，出現委托人對人干預過多甚至侵犯人的越位問題。此外，在國有資產的治理上還存在委托人與人信息不對等的問題，國有企業的管理層對企業的信息掌握得更加全面，而委托人獲得國有資產的信息往往是間接的，其獲得的信息內容也具有片面性，甚至會出現人故意向委托人隱瞞國有企業信息的情況。而人往往利用自身具有的授權與信息優勢，產生在管理經營中的瀆職等機會主義行為，甚至為了自身獲取更多利益而侵蝕國有資產。

發揮國有經濟主導性作用的建議

正確處理政府與國有企業之間的關系。政府與國有企業之間存在利益博弈。地方官員升遷與當地經濟政績掛鉤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激勵地方積極推進經濟建設。大量的投資是實現地方GDP增長的最簡單直接的方式，但這種發展是粗放的，實踐中阻礙了社會經濟發展方式轉型。新時期，國家鼓勵推動經濟、自然與社會協調發展，必然期望國有企業在實現發展方式轉型方面有所作為，這就導致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在經濟發展方式上存在利益分歧。要改變這一狀況，可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減少政府以獎勵方式推動地方政府進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行為，代之以完善政府監管機制，最大程度壓縮權力尋租空間，減少地方政府在國有企業運營中的非生產；二是嚴懲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國有企業，增加國有企業保持傳統發展方式的成本，優勝劣汰，促使國有企業盡快轉變發展方式。

完善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制。為促使國有資產更好地主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需要建立嚴密而有效的國有資產監督機制，要需要考慮到國有資產的特征、運用方式與目標等，實現差異化監督。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首先，針對各種不同類型的國有資產制定相應的監管條例，細化監管法律法規，使其具有可操作性，形成一套完整的國有資產監督體系，實現國有資產監督的法制化、規范化和系統化。其次，明確國有資產出資人制度，改變以往政企不分的狀況，使市場在國有資產的資源配置中發揮主導作用。幫助國有企業適應市場規律，防止國有資產陷入權力尋租而受到侵犯。再次，解決國有資產監管中的監管權分割問題，逐步探索建立一套能夠覆蓋所有國有資產的監督體系。最后，將國有資產的監管從實物形態向價值形態轉變。隨著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原本以實物為監管方式的國有資產監管已經不能適應我國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形勢需要，因而要以監管資本為主，加強對國有資產資本的管理，這也就意味著要改革國有資本的授權經營體制。根據當前的發展形勢，可逐步推行“國資委―國有資本運營公司―生產經營企業”三級管理模式。要發揮國有企業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的主導作用，首先要組建國有資本運營公司，這將為國有企業改組為國有資本投資公司提供基本條件。國有企業擔負的重要社會責任，決定了國有資本的運營投資主要服務于國家戰略，國有資本投入行業關系著國家安全與國民經濟發展命脈，要重點發展具有前瞻性的戰略產業、支持科技進步、保護生態環境等，這些行業都需要國有企業進行生產方式的轉變和升級。

推動國有經濟向戰略性新興產業集中。戰略性新興產業是技術創新的轉化平臺，代表著產業的未來發展方向，其技術的創新與轉化能夠給社會生產生活方式帶來深刻變革。戰略性新興產業具有很強的關聯性和滲透性，其產業發展能夠帶動相關基礎產業研究的技術突破，進而擴散到相關行業，引起整個產業的技術革新，這必將淘汰傳統生產方式，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對中國社會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至關重要的，但其作為一種新的產業發展方式，也存在資金不足、技術不完善、市場不成熟等情況，面對這些問題，需要國有資產給予戰略性新興產業以大力支持，使國有企業發揮其自身影響力和控制力，促進戰略新興產業穩定快速發展，主導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

早在2009年國家就提出要扶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意見，國有企業紛紛將新的發展目標轉移到節能環保、新材料、生物能源等方面，但在幾年的戰略轉型過程中，國有企業在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中逐漸暴露出體制弊端，而且國有企業的投資領域主要集中在電子元件制造、通信設備、醫藥制藥等方面，造成重復性投資生產，導致資源浪費。因此，有序推動國有經濟向戰略性新興產業集中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首先，國有企業向新興產業集中時需要科學地選擇行業，防止重復建設和投入；其次，要提高國有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是其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動力支持，也關系著國家經濟增長的持續與穩定，影響著國家在國際競爭中的實力。最后，要在國有企業建立完善的考核機制，向新興產業轉移需要一定的時間才能實現預期效益，國有企業應建立一套適應戰略新興產業的考核模式，提高國有企業向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內生動力。

第7篇：國有經濟和國民經濟范文

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和外資經濟都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經濟實體，他們利用各自的生產條件和優勢，通過市場經濟活動，在不同的領域，發揮著不可代替的作用，為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強我國的綜合國力作出了重大貢獻。

個體經濟、私營經濟與外資經濟的含義、特點及作用如下表：

國有經濟就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它由全民所有制經濟、集體所有制經濟等形式組成，是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 集體經濟是生產資料歸一部分勞動者共同所有的一種公有制經濟。

個體經濟、私營經濟與外資經濟與國有經濟不同，個體經濟：指在勞動者個人占有生產資料的基礎上，從事個體勞動和個體經營的私有制經濟。個體經濟具有規模小、工具簡單、操作方便、經營靈活等特點。基本上無剝削。個體經濟有兩個明顯的特征：一是生產資料和勞動成果歸個人所有；二是勞動者以自己的勞動為基礎。個體經濟中，生產者既是直接的勞動者，又是生產資料的私有者，勞動者主要依靠自己的勞動取得收入，是一種不帶有剝削關系的私有經濟。

私營經濟 是以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和雇傭勞動為基礎，以謀取利潤為生產經營目的的私有制經濟。存在剝削性質。我國對私營經濟的方針是鼓勵發展、積極引導，加強監督和管理。

外資經濟：包括中外合資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和外商獨資企業。發展外資經濟，有利于引進先進技術和資金，學習國外企業的管理經驗，擴大就業，擴大出口，增加財政收入。三資企業都具有資本主義性質，但它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加以控制和調節的資本主義經濟。

例1. 在我國要鞏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必須（ ）

A. ①②③ B. ①②④ C. ②③④ D. ①③④

①深化國有企業公司制股份制改革

②健全現代企業制度

③優化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

④大力發展個體經濟、私營企業

分析：本題考查堅持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意義，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這有利于各種所有制經濟在品等環境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故①②④正確；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占主體地位，國有經濟只是起主導作用，故③錯誤。

答案：B

例2.2012年1月11日全國工商聯在京的數據顯示，截止到2011年9月，我國私營企業注冊資金總額近25萬億，同比增長38.6%，我國私營經濟快速健康發展，創造了大量就業崗位，這說明（ ）

A. 私營經濟的發展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

B.私營經濟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

C.私營經濟已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的主體

D.私營經濟已成為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

第8篇：國有經濟和國民經濟范文

經濟增長是和結構轉變相聯系的，它包括所有制結構和產業結構的轉變、工業化、人口與就業結構的轉變及城市化等內容，它意味著在需求結構和貿易結構變動的驅使下，勞動、資本等要素不斷向高生產率、有比較優勢的部門和區域流動。本文從所有制結構、產業結構和人口的城鄉及區域結構等三個維度，分析我國經濟20多年來的結構調整，這種變革與調整已經帶來了經濟總量的擴張、經濟效率的提高、運行機制的改變和愈來愈典型市場經濟的特征。在這一進程中，就業增加也是在結構改善和配置效率提高的基礎上實現的。

一、所有制結構變動與非國有經濟高速發展

我國經濟的發展與所有制結構的調整相伴隨，原來國有經濟一統天下的局面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一個以混合所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的輪廓已經顯現在我們面前。

（一）國民產出的所有制結構

從國民經濟總體角度分析，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測算，1997年，我國實現的國內生產總值為74772億元，其中，非公有經濟實現18096億元，占整個國民經濟的比重為24．2％，而公有經濟仍占主導地位，占75．8％。這是根據新標準計算的，即公有制經濟中包含了混合經濟中的公有成分。如果按照舊有口徑計算，那么非公有成分大約在32．9％，公有經濟的比重大約為67．1％。很明顯，在國民產出中，公有經濟的比重還比較高，但在商品流通等競爭性強、對非國有經濟的禁入較松的第三產業，公有經濟的比重下降較快（見表1）。

由于GDP的所有制結構在統計上有一定的難度，我們以工業生產的所有制結構為例，來分析近20年來我國經濟所有制結構的變化（見表2）。

1．國有工業份額不斷下降1978年國有工業總產值占全國的比重為77．6％，1990年為54．6％，1999年為28．5％。20世紀80年代（以下均指20世紀）平均每年下降2個百分點，而90年代平均每年下降3個百分點，下降速度有所加快。

2．集體工業份額有所上升由1978年的22．2％上升到1990年的35．6％和1999年的38．5％，平均每年上升0．8個百分點。集體經濟的增長，主要依托鄉鎮企業的快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國有經濟比重下降導致的公有經濟地位相對下降，同時也使公有經濟的內部結構和運行機制發生了變化，并且為進一步的產權改革鋪平了道路。

3．各種非公有制經濟快速增長包括個體私營經濟、外資和港澳臺經濟、以股份制為主的混合經濟從無到有，尤其是90年代后，這一類型經濟占有的份額明顯上升，從1990年的9．8％上升到1999年的33％，年均遞增2．5個百分點。

（二）資本投入的所有制結構

從資本金和資產角度分析我國經濟的所有制結構，我們以全國獨立核算工業企業為例（見表3）。1999年我國國有及國有控股經濟實收資本占全國的比重為61．5％，集體經濟比重為8．5％，兩者之和為70％，占有全部工業資本金的2／3。而股份制經濟、外商投資經濟和港澳臺投資經濟的資本金比重分別為7．6％、15．4％和12．4％，這三類經濟的資本金占全部獨立核算工業的比重為35％。從資產結構來看，1999年獨立核算工業企業的資產結構與資本金結構基本相同，公有制經濟中的國有和集體經濟的資產比重分別為68．8％和9．0％。由于加上了混合經濟中的國有控股部分，公有制經濟的資產比重被放大了。這說明了兩點：（1）盡管我國經濟日趨多元化，但公有經濟仍然占有主導地位；（2）與產出相比較，公有經濟占用的資產達77．8％，但提供的產值（1999年國有工業21．4％，集體工業18．3％，合計39．7％）相對較少，說明公有經濟的要素生產率較非公有企業要低。

最近幾年，我國經濟發展最快的是私營企業，一方面是新建企業不斷增加，同時集體企業改制后有一大部分轉制為私營企業和私有的有限責任公司。統計表明，至1999年底，我國登記的私營企業近150．1萬家，私營企業投資者322．4萬人，擁有注冊資本近萬億元人民幣，聘用員工2021．5萬人。

（三）從業人員員的所有制結構

由于我國目前的官方統計資料中尚無按所有制結構分類的國民生產總值和資產總值等統計數據，但有從業人員的所有制結構數據。考慮到我國的鄉村勞動者中既有鄉鎮企業從業人員，也有純農業生產人員，還有大量兼業者。這里我們將農戶經濟作單獨處理，既不列入集體經濟，也不列入個體私營經濟。從表4的數據，可大致看出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就業結構變化的基本特征。

1．國有經濟從業人員低速增長，非國有經濟從業人員增長較快1978—1999年，國有經濟從業人員由1978年的7451萬人增加到1998年的8572萬人，增長15．0％，年均增長0．7％。而同期除農戶經濟外的非國有經濟從業人員由4875萬人增加到24504萬人，增長了403％，年均增長19．2％。

2．集體經濟從業人員增長較快，其中鄉鎮企業從業人員高速增長全部集體經濟從業人員由1978年的4875萬人增加到1999年的14416萬人，增長了近2倍，年均增長9．3％。其中，鄉鎮企業從業人員則由2827萬人增長到12704萬人，增長了3．5倍，年均增長高達16．7％，由于大批集體企業改制，鄉鎮集體企業的從業人員從1998年開始下降。

3．私營個體經濟從無到有，并呈現較快的增長速度特別是90年代以來，由于政策環境的改善，為私營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的環境，1990—1999年，城鄉個體私營經濟的從業人員由2285萬人，增加到8263萬人，增長了2．62倍，年均增長29．1％。

4．混合經濟的從業人員快速增長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90年代以來，外商投資經濟、港澳臺投資經濟和股份制經濟的飛速發展，從業人員不斷增加，從業人員由1990年的154萬人增加到1999年的1825萬人，增長了10．9倍，年均增長120．6％。

5．農戶經濟的從業人員緩慢增長90年代中期后呈絕對下降趨勢，1978—1985年，年均增長1．16％；1985—1990年，年均增長0．7％；1990—1995年，年均增長0．07％，1995—1999年，從業人員絕對數開始下降，4年間共減少263萬人。

從就業增加量來看，也反映了這一趨勢。所有制結構的多元化，尤其是90年代以來，非公有經濟單位已經成為吸收勞動就業的主要部門。國家統計局的初步測算，2000年城鎮從業人員為21274萬人，比上年增加260萬人。其中，城鎮單位職工11613萬人，比上年減少518萬人。在城鎮單位職工中，在崗職工人數11259萬人，比上年減少515萬人。可見，在城鎮從業人員中，市場化就業人員有9661萬人，只占45％。若加上下崗職工，2000年城鎮計劃就業的職工人數比上年減少了1033萬人，國有部門已不是增加就業的主渠道。

從上述的產出結構、資產結構、就業結構分析可以看出，我國經濟在所有制改革上已取得了重大成就，非國有經濟的比重明顯上升，公有制的實現形式也在多樣化，各種混合制經濟正不斷壯大。這一變革的經濟成果，一是中國經濟的生產效率、組織效率和配置效率得以提高；二是產出的增長有了多元化主體的推動，競爭更為激烈。

二、產業結構變動與就業結構的失衡

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優化是一國經濟發展的結果、也是前提。1978年以來，我國的一、二、三產業的比例關系發生了很大變化，但仍有一些不盡合理之處。

（一）三次產業的產出結構變動

從三次產業所提供的GDP角度來看，產業結構正趨合理，但工業的比重過高。一、二、三產業的產出比從1978年的28．1：48．2：23．7，變化為1999年的17．7：49．3：33．0。第一產業的產出份額持續下降，21年間下降了10．4個百分點，平均每兩年下降0．5個百分點；第三產業的產出持續份額上升，21年間上升了9．3個百分點，而第二產業的份額基本沒有變化。但期間有一個現象需要注意，那就是從1981年—1991年，第二產業份額有過一段快速下降的時期，到1991年達到41．6％的最低份額，后來又重新回升。因此可以說，80年代的增長是三次產業平穩增長的結果，而在90年代的經濟增長是由二、三產業的發展來支撐的，第二產業，尤其是工業經濟的發展一直是支撐我國經濟增長的主導產業。并由此造成兩大結果：（1）我國已進入工業化的中后期，機電、化工、冶金、紡織、輕工、家電等主要制造行業，從產量、技術到質量都已趨于成熟，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份額已達到極限，以往依賴工業的增長來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格局會發生變化；（2）相對于其它產業，工業的發展是超前的，因此也就造成了工業企業的過度競爭和工業產品的供給過剩。從國民產出增長的貢獻份額來看，工業和建筑業雖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是主體，這說明我國的工業化進程尚未結束，但已進入中后期。

（二）三次產業的就業結構變動

相對于產業結構的變動而言，就業結構的調整較慢，大量勞動力滯留在農業而引發的低收入和低消費，成為制約工業與服務業進一步發展的結構性因素。從1978年到1999年，三次產業從業人員比例從70．5：17．3：12．2變化到50．1：23．0：26．9，第一產業下降了20．4％，年均下降1％；第二產業上升了5．7％，年均上升0．25％；第三產業上升了14．7％，年均上升0．7％。由于農業人口基數大，盡管22年間有2億多農民轉移出來，農業從業人員在整個90年代減少了近3000萬，但農業的勞動生產率仍然是最低的。過去的21年，第三產業成為吸收就業的主要部門，從業人員增加了近1．5億。1999年，一、二、三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分別為0．35、2．14、1．23，同年，一、二、三產業的人均創造的GDP分別為4190元、23535元和13975元，農業的勞動生產率分別只相當于工業和服務業的約1／6和1／3。如果在以后的10年中，農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提高到平均水平（比較勞動生產率為1），就意味著現有農業從業人員中的2／3，即23576萬人需要從農業中轉移出來，而且這還是一個靜態的數字。但與此同時，也就意味著可以再增加38000億元的國民產出及相應的消費及投資需求。可見，我國經濟的結構調整既任重道遠，又極具潛力。

有了三次產業在GDP和從業人員方面的比例結構數據，就可以進行比較勞動生產率的分析。表5表明，20多年來，三次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差異在縮小，1978年，第二和第三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分別為第一產業的7倍和5倍，到1999年已下降到6倍和3倍。這說明三次產業的勞動力配置正趨于合理。在90年代，農業產出的增長緩慢使農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由80年代的上升轉為下降，而第三產業由于從業人員的不斷增加，其比較勞動生產率也在持續下降。

由于第三產業是90年代以來就業增加的主要部門，我們來分析其內部結構。表6表明，從1978年到1999年，增長較快的有交通通信、商貿餐飲、金融保險、社會服務等行業。由于各單位有正規在編職工和非正規職工的區別，大量的臨時工被納入其它行業，因此各行業就業人數的增長能代表其就業吸納能力。

（三）就業的城鄉結構變動快于人口的城鄉分布變動

由于戶籍制度、經濟發展路徑等因素的限制，我國的城鎮化發展非常緩慢。改革開放前的1952—1978年的26年間，城鎮人口的比重從12．5％上升到17．9％，年均上升0．02％；改革開放后的1978—1999年的21年間，城鎮人口的比重從17．9％上升到30．9％，年均上升0．6％，有所加快。但至1999年，農村人口比重仍高出農業產出占整體的比重52個百分點。城市化嚴重滯后于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現狀，不僅嚴重影響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進一步升級，嚴重制約第三產業的發展，而且加重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之間的扭曲，更進一步造成產出與最終消費需求之間的失衡。

第9篇：國有經濟和國民經濟范文

關鍵詞：所有制制度　創新　可持續發展

1　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提高國有經濟控制力、影響力和帶動力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有企業改革取得巨大成就。但還存在國有經濟低速低效運行、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滯后、國有資產流失等嚴重問題。究其原因，是僵化的國企體制不能適應市場經濟需要，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一些歷史遺留問題如企業辦社會、國有資本剝離、大量冗員分流等無法得到及時、迅速地解決。國有經濟是國民經濟命脈，國有企業改革一定要把握原則性。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是要把有限的國有資本集中起來，投入到真正需要國有經濟進入和加強的領域和行業。同時，國有經濟管理方式必須從國家管理國有企業轉變到經營國有資本，大量競爭性領域交與非國有經濟來投資、經營和發展。

1.1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布局

第一，要把國有經濟布局調整同所有制結構調整結合起來，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對于國有大中型企業，除了涉及國家安全、自然壟斷、有重大社會效益的，如基礎設施、國防設施、基礎產業、高新技術及支柱產業的重大骨干企業，國有經濟要堅決控制。其他都以混合所有制經濟予以積極推動。國有獨資企業，也要面向市場、適應市場，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法人實體和競爭土體。盡管競爭性行業的非公有制經濟有了較快發展，但從傳統計劃經濟承接下來國有經濟面面俱到的配置格局并沒有實質性改變，應該退出的沒有退出，應該重點發展的也沒有得到重點支持。

第二，增強國有經濟控制力。大力發展股份制，通過國家控股和參股影響越來越多的社會資本，加大國有資本的功能，提高國有經濟控制力、影響力和帶動力。要積極引進國內外技術、管理、資金實力強，有市場，信譽高的戰略投資者參與國有大型企業股份制改革，大力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制資本參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支持具備條件的國有大型企業通過規范改制、實現境內外上市，有條件的實現主營業務整體上市。支持和引導國有大中型上市公司積極進行股權分置改革，提高公司的整體質量：要以推進國有投資公司董事會試點為重點，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逐步形成出資人、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各負其責，協調運作，有效制衡的機制。提高國有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堅持不懈地推進企業技術創新和資源節約。

1.2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國有資產管理、運營和監督體系

建立多個獨立的互相競爭的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和投資公司，有效運用國有資本，使國有資本保值增值。公司作為法人以競價投標方式競爭國有資本經營權，并獨立承擔風險。一旦獲得權，就可以直接投資持股，取得利潤，以投入的資本額為限，為企業債務承擔有限責任。加強政府對投資公司經營狀況的監管，建立充分、客觀公正和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要利用會計師、證券分析師、資產評估師對公司投資決策、經營狀況、市場競爭力、發展前景作出負責任的評價與判斷，據此對公司職工實行獎勵和懲罰。

1.3推進國有經濟布局結構戰略性調整，提高資源配置整體效應

第一，繼續“抓大”。要著力培育實力雄厚、競爭力強的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發揮其在資本營運、技術創新、市場開拓等方面的優勢，成為國有經濟支柱和參與國際競爭的主要力量，推動國有資本向三個方向集中。即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經濟具有競爭優勢的行業和未來可以形成主導產業的領域，具有較高國際競爭力的大公司、大企業。

第二，繼續“放小”。調整國有經濟布局結構，采取多種形式加快放開搞活國有中小企業。采取改組、聯合、兼并、租賃、承包經營、股份合作制和出售等形式，加快放開搞活國有中小企業的步伐。積極扶持中小企業特別是科技型企業，使它們向“專、精、特、新”方向發展，同大企業建立密切的協作關系，提高生產社會化水平。要培育中小企業服務體系，為中小企業提供信息咨詢、市場開拓、籌資融資、貸款擔保、技術支持、人才培訓等服務。

2　繼續深化集體企業改革，發展多種形式的集體經濟

2.1明確界定產權，建立集體企業產權制度

包括六個方面。一是準確界定產權。產權清晰是現代企業制度的重要特征之一，準確合理地界定產權，是建立科學產權制度的前提和基礎。二是科學評估資產。資產評估是集體資產增值和保值的基本保證。為了科學地評估資產，要堅持準確、科學和合理評估原則，如實反映資產客觀情況，既維護所有者權益，又不損害經營者、勞動者的積極性及其權益；正確處理單項資產評估與總體資產評估的關系；正確處理有形資產評估與無形資產評估的關系。三是搞活產權流通。企業產權轉讓渠道暢通，可以實現資源優化配置，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和資產利潤率，實現企業內部產權轉讓和外部轉讓。四是改革集體資產管理體制。政府部門對集體企業的行政管理與集體企業的經營管理要分開；集體資產出資者所有權與集體企業法人財產權要分開；努力建立適應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產權主體明確、產權關系明晰、產權轉讓靈活、資產結構優化的集體資產管理新體制。五是加快集體資產管理立法。六是完善城鎮集體企業產權制度實現形式。根據目前城鎮集體企業產權制度現狀，以采用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較為適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