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對外投資理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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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直接對外投資理論范文

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階段理論

冼國明與楊銳把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分為兩類：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逆向投資，即學習型投資，和發展中國家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即競爭策略型投資。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逆向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某種先進技術或管理技能以加速技術積累的速度。從短期看這種投資有可能虧損，但從長期看這種學習型投資加快了發展中國家企業的技術積累過程，當發展中國家所獲得的技術與同期發達國家所擁有的技術之間的差距小于某個特定值時，學習型投資才能向競爭策略型投資轉換。楊青從經濟發展的角度探討了FDI理論，可以看作是對鄧寧的國際直接投資階段論的補充和發展。鄧寧曾從經濟增長的角度將一個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與對外直接投資聯系起來考察。但實際上對外直接投資往往與一國經濟發展的聯系更為密切。一些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很高，但對外投資卻并不多，就是因為這些國家的經濟結構、產業結構決定了他們不可能對外大量投資。因此要研究一個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重要的是研究經濟發展。具體說要研究國家的產業結構、經濟結構、市場結構以及一系列影響經濟發展的因素與直接投資的關系。這一研究視角對處于改革開放和工業化進程中的中國尤為重要。

對外直接投資的大國綜合優勢理論

歐陽蟯提出了大國綜合優勢理論，認為中國幅員遼闊、資源豐富、人口眾多，這是大國的基本特征；發展不平衡，這是發展中國家的基本特征。兩個方面的結合，構成了發展中大國的基本特征。中國是一個大國，資源分布和經濟發展不平衡，在某些方面具有發達國家的優勢，在有些方面又具有發展中國家的優勢，概括起來叫“大國綜合優勢”。基于“大國綜合優勢”的對外直接投資必然會形成優勢多元化、動機多元化、主體多元化、產業多元化和區域多元化的特征。整合這種多元化的資源，就會獲得對外直接投資的更大利益。

對外直接投資的比較優勢理論

程惠芳提出了對外直接投資的比較優勢理論，對外直接投資的比較優勢是指一國投資者在跨國投資活動中，在生產要素配置能力、產品生產與銷售的效率與效益、投資產業和區位選擇、國際市場進入與退出能力，以及從本國政府及宏觀經濟環境中所能獲得支持等方面與國內外其他投資者進行綜合比較所反映出來的相對優勢。比較優勢只有在競爭過程中轉化為國際競爭力或競爭優勢才能有效實現比較利益。聶名華指出必須把比較優勢理論作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依據，認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應充分利用比較優勢參與國際競爭，同時必須對勞動密集型產業進行人力資本投入和技術投入，使其由簡單勞動密集型轉化為智力勞動密集型。對外直接投資與宏觀經濟的內外均衡理論

程惠芳把對外直接投資納入宏觀經濟的內外均衡分析，認為國內外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大多側重微觀分析，由于缺乏與宏觀經濟運行的聯系，無法了解一國宏觀經濟均衡發展對海外直接投資比較優勢的影響，也不能揭示對外直接投資發展對宏觀經濟均衡的影響和作用。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不斷擴大，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日趨增強。

毛中根、段軍山基于外匯儲備的角度探討了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收支的關系，認為一國國際收支發展到成熟階段，應該以經常項目順差而不是以資本項目順差為主，而且資本項目應更多地表現為資本輸出。對外直接投資對本國國際收支有積極的調節作用，其中對本國經常項目的積極作用表現在：對外直接投資選擇的產業如果是貿易互補型的，那么投資會促進本國商品的出口，這對貿易收支平衡產生了正面影響；如果對外直接投資決策正確，產生了較高的收益率，這對經常項目的平衡也是有利的；對外直接投資通過子公司支付母公司的專利使用費和特許費等增加了本國的收入，對經常項目產生了積極影響。對外直接投資對資本項目的積極作用表現在：如果海外投資企業是在東道國或國際金融市場上貸款籌資進行直接投資的，那么這些貸款就屬于本國的長期資本輸入，對國際收支平衡有利；直接投資的增加也有利于改善國際資本結構，從而保證資本項目收支相對穩定性。對于中國由于外貿順差和外資大量進入而帶來的外匯儲備增加所導致的本幣升值壓力的一個解決辦法就是發展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積極主動地“走出去”，通過大力推進對外直接投資實現中國經濟的外部平衡。

跨國直接投資門檻論

楚建波、胡罡提出了一個新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即跨國投資門檻論。該理論認為，壟斷優勢并非是對外直接投資的必要條件和決定因素，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行為是由企業的投資能力和對外投資“門檻”兩個因素共同決定的。企業在母國積累起來的資金、技術、人才和國際經驗，是決定這些企業是否能夠跨越對外直接投資“門檻”的內在條件。當擴張的需要使企業產生了對外直接投資的戰略沖動，而且其投資能力又能夠跨越對外直接投資“門檻”時，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就可能發生。該理論進一步指出，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跨越的門檻高度與投資動機有關。

對外直接投資的綜合理論

近年來，不少中國學者基于現有FDI理論的缺陷和中國的現實，在對FDI理論進行綜合的方面做了大膽的嘗試，取得了一些成果。毛蘊詩提出了FDI四維分析模型，并嘗試運用此模型對海外直接投資行為進行解釋。他把對外直接投資決策的基本內容分為產業選擇、技術選擇、區位選擇、時機選擇和方式選擇五個要素。該項決策受到來自左右上下四個方向的力量作用，即模型中的四維，而每個方向又包含了多種因素。模型中的四維分別是對外直接投資主體目標、投資主體內部要素與能力、投資目標國環境因素、投資流出國環境因素。作者將對外投資行為分為主動型、誘發型和迫動型三種，在此劃分的基礎上，可采用矩陣方式對不同類型的對外投資行為進行組合(作者組合出51種對外直接投資模式)，以解釋更為復雜的投資行為。

邢建國在對馬克思FDI理論范式和西方FDI理論范式進行綜合的基礎上提出了有效資本型FDI理論模型。以馬克思范式來分析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會得出“樂觀”的判斷，而以OIL范式對中國進行分析又會得出“悲觀”的判斷。邢建國認為，以過剩資本和壟斷優勢資本為核心的理論范式對現階段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缺乏全面的解釋力，通過對兩大FDI理論范式的綜合提出了“有效資本”概念。要素的整合能力、跨國性產業增殖鏈的進入能力以及靈活的適應能力，是有效資本的核心能力或競爭優勢。有效資本注重的不是資本的數量規模和壟斷性優勢的大小，而是資本的特定功能。有效資本型FDI理念反映了當代國際經濟合作的基本特征，是發展中國家后起跨國公司擴張的重要途徑。增強對外直接投資主體的要素跨國整合能力，以產業增殖鏈為紐帶，充分利用東道國資源優勢，是我國企業開展跨國直接投資的有效戰略選擇。

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整體評價

始于20世紀60年代的西方主流FDI理論是把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作為其特定研究對象的，但隨著后起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崛起，西方學者已意識到FDI主流理論對發展中國家的對外投資擴張缺乏“普適性”，因而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對發展中國家FDI理論研究獲得了較快的發展。主要有威爾斯的小規模技術理論、拉奧的技術地方化理論、坎特威爾的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

第2篇：直接對外投資理論范文

跨國公司的雛形最早出現在16世紀，成長于19世紀70年代后。跨國公司是全球經濟活動的主角之一，是經濟全球化的基本力量，現已成為世界經濟國際化和全球化發展的重要內容、表現和主要推動力。

以跨國公司為研究對象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的形成影響著國際經濟的發展。

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大部分是以企業國際化經營為基礎的，兩者之間有著天然的聯系。企業的國際化，是一國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的微觀基礎。隨著我國企業國際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將會有越來越多的企業選擇以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走出去”。

因此，跨國公司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影響著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一些好的理論更能供我們借鑒并幫助我們更好的發展。

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行為

（一）國際生產折衷理論

國際生產折衷理論是英國里丁大學經濟學教授約翰鄧寧提出的。根據此理論，跨國公司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是由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以及區位優勢這三個基本因素綜合決定的，跨國企業所擁有的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以及區位優勢的不同組合，決定了它所從事的國際經濟活動的方式。各國企業的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與區位優勢是不同的，這決定了不同的發展階段的國家的直接投資輸出與輸入的流量，也決定了各國在國際生產或直接投資中的地位。根據國際生產折衷理論，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可以從以下方面吸取經驗：利用所有權優勢，發展對外投資。通過十二個五年計劃的發展與調整，我國已經形成較為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在一些主要資源開發領域已具備較強的科學研究和技術開發能力，為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堅強的后盾。在資金上，中國現在的外匯儲備已經位居世界第一，雄厚的外匯為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提供了資金來源和保障。在管理上，我國的不少企業在境外較長期的生產經營過程中摸索總結出優越的管理技術經驗，對生產經營活動實行高效率的管理和控制，為企業效益的提高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在國際聲望上，中國政府用實際行動在國際上確立了和平友好的外交形象，贏得了世界各國的贊譽。加強內部優勢，增強企業效益。我國現已出現了一批具有跨國經營能力的企業，這些企業具有使技術優勢內部化的動機，一些企業在對發展中國家投資時，盡量使其內部化。但有些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時也存在著問題，表現最明顯的就是缺乏對技術、商標等無形資產的保護。因此，為確保技術等無形資產的內部化，應在國內外有關部門申請專利保護，使其不受侵犯。重視區位優勢，選準投資區域。現階段，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可以先從東道國區位優勢入手，選擇基礎因素、經濟制度和制度因素都比較好的國家或地區，以謀求最快的發展。

（二）邊際生產擴張理論

日本學者小島清于20世紀70年代中期研究發展了比較優勢理論，稱其為邊際產業擴張理論。其基本主張是“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投資國已經處于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依次進行”。比較優勢理論比較適合新興工業化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但它否定了壟斷因素在直接投資中的作用，回避了發達國家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維護不合理的國際分工格局的后果。為了使比較優勢理論對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投資行為影響更深，我們應該：促進國內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的升級演化，在產業結構協調發展的基礎上，積極地促進國內服務業的發展，為參與國際服務貿易奠定良好的經濟基礎。奉行開放政策，積極引進國內產業結構演進和經濟發展所需要的生產者服務。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三）區位優勢理論

這是艾莎德教授提出的，該理論是對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的發展，它不僅解釋了投資者到國外投資的原因，還對投資的地理位置做出了較好的回答。現階段，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可以先從東道國區位優勢入手，選擇基礎因素、經濟制度和制度因素都比較好的國家或地區，并在區位選擇決策上遵循以下原則：盡可能的了解和掌握更多目標東道國的區位優勢，對各種因素進行比較和分析。明確企業的投資目的和投資方向，正確認識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所具有的競爭優勢，結合東道國區位優勢進行進一步的篩選。將東道國區位優勢與企業自身優勢進行有機的結合，分析所有掌握的信息，綜合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其他方面的戰略，做出最后的選擇。

三、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1）必須從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來考察國際直接投資變化及其規律。發展中國家要利用和發揮已有優勢，并創造和形成新的競爭優勢，使自己更好地融入國際競爭中。

第3篇：直接對外投資理論范文

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

中國企業對外投資最早出現在1979年11月，北京市友誼商業服務總公司與日本東京丸一商事株式會社在東京合資開辦了“京和股份有限公司”，這是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后在海外開辦的第一家合資經營企業。

經過20多年的經濟發展和積累，在國內相對過剩資本、龐大且仍在快速增長的外匯儲備、人民幣升值壓力等因素驅動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也步入了前所未有的發展階段。200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55．3億美元，扣除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對境內投資主體的反向投資，投資凈額為55億美元，同比增長93％。以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的2004年世界投資報告進行測算，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分別相當于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出流量、存量的0．9％和0．55％。截至2005年底，對外直接投資額超過500億美元，境外中資企業超過1萬家。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正處于起步階段，存在的問題突出體現在產業結構不合理上，目前對外直接投資高度集中于資源開發業和初級加工制造業。在資源開發方面，漁業、林業和礦業資源是主要開發對象。初級加工制造業成為生產性海外投資中另一個較為集中的部分。雖然近年來對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投資有所增加，但總體上講，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中高科技企業的比率仍然很低。而在第三產業的對外投資方面，我國基本上是低層次的貿易、旅游、餐飲等傳統項目。

總體而言，目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已經達到了一定規模，但產業結構還不盡合理，對外投資風險較大，總體經濟效益低下。

二、對外直接投資的風險和控制

為保證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平穩發展，在實施中國企業“走出去”戰略過程中，應注意分析和防范對外直接投資的有關風險，包括跨國經營中的商業性風險、管理風險和政治性風險等。

1、商業性風險

企業開展對外投資需要應對眾多商業性風險，其中匯率風險可能是目前最主要的商業性風險。2006年5月人民幣兌美元匯率首次達到8：1大關，盡管短期內我們不太可能再次看到人民幣匯率大幅度調整，但人民幣對美元與其他國際貨幣的匯率在長期內仍將繼續提升。匯率水平提升一方面增強了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的實力，有利于擴大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但同時也使我國海外投資企業面臨貨幣錯配風險，即以外幣計價的海外子公司資產存量在以人民幣計價的國內母公司賬戶上縮水。為了降低貨幣錯配風險，從事跨國經營的企業應當重視在東道國和國際金融市場融資，利用遠期外匯市場和貨幣市場套期保值，投資者適度提高境外企業在東道國的負債率也有助于提高投資回報率，這是因為當企業投資收益率高于利率時，負債能夠提高股東的資本回報率。為了便于境外企業通過上述途徑降低貨幣錯配風險，我們需要在改進企業內部財務風險管理和國家外債管理的前提下，適度放松境內母公司對境外子公司信貸擔保的限制。企業還可以通過調整銷售收入和成本投入的幣種組合、擴大投資地域范圍通過分散性經營等各種方式避免匯率風險。

2、管理風險

任何所有權和管理權“兩權分離”的現代企業都必須面對管理風險，在我國，目前大型企業仍是國有或國有控股。國有企業在治理結構上的缺陷，包括所有者和經營者在目標取向方面存在扭曲、責權不對稱、對企業經營者的激勵和約束不足，使得國有企業在國外市場競爭中缺乏效率和國際競爭力。另外，我國企業在財務管理、技術標準以及產品質量標準等方面都與國際慣例有一定差距，也使自己在國外競爭中處于劣勢。

因此，我們應該加速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明確產權和完善企業治理機制。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與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和企業治理機制的完善相結合。另外，我們也需要樹立全球化的企業發展戰略和國際化經營的理念，提升國際化經營管理的水平。培養和造就一大批具有戰略思想，熟悉現代企業經營與管理，掌握多方面知識的專門人才。要善于從經濟全球化的經營角度，優化資源配置，開拓資本運作渠道，建立全球客戶網絡，提高管理水平。應該向世界上成功跨國公司學習，在學習的過程中摸索本企業跨國經營的特點，并建立與本企業特點相結合的管理體系。

3、政治性風險

海外投資中的政治性風險本質上是指與東道國政治、社會、法律有關的、人為的、投資者無法控制的風險，傳統上劃分為戰爭和內亂風險、征收風險、轉移風險、違約風險、延遲支付風險5類。政治風險是國際投資者面臨的最具威脅性的風險，難以識別和預測，單個投資者更難以控制其發展，往往給投資者造成重大損失。2006年5月1日，委內瑞拉政府突然宣布對油氣資源實行國有化，各國投資者損失慘重。

第4篇：直接對外投資理論范文

一、河南對外直接投資現狀

（一）河南對外直接投資的歷程。河南最早對外直接投資企業是由河南國際合作集團公司于1984年在塞內加爾設立的境外承包工程駐外機構。1985年在香港設立的“窗口公司”――豫港集團有限公司，成為全省第一家境外法人企業。從1984年以來，河南對外直接投資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經歷了一個曲折的發展歷程。具體來說，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階段：在1984～1986年嘗試性投資階段，河南在境外僅設立4家企業。其中，3家為境外承包工程企業的駐外機構。1987～1993年，河南對外投資呈穩步增長趨勢，共設境外企業59家，其中以貿易型企業和駐外機構為多。這種結構在1994～2002年得到繼承，然而受國家對外投資政策影響，企業對外投資總體上呈下降趨勢。但這一階段也有一些亮點，即非公有制經濟開始參與投資，并嘗試在境外投資設立生產企業。從2003年開始，河南對外投資進入快速發展階段。全省在境外積累設立的企業共289家，最近3年就占了1/5達60家，而3年協議對外投資額達6043萬美元，占22年來累計投資額的51.6%。并且，最近3年的協議投資額以逐年翻番的發展水平，連創歷史新高。

（二）河南對外直接投資的特點。通過對河南對外直接投資發展狀況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其具有以下特點：

1、投資領域集中在亞非地區。河南生產類企業主要對外直接投資集中在亞非地區的發展中國家。其中，企業在亞洲的投資最多。僅以2005年為例，全省在境外投資的29家企業中，就有10家設立在亞洲地區。

2、民營、集體、股份制等企業成為境外投資的主體。在所有企業中，國有企業仍在投資金額上占據一席之地，但在數量上已退居末位。2005年全省企業在境外設立的33家企業中，國有企業僅有4家。民營、集體、股份制企業已成為境外投資的主角。并且，以私營企業為主導的河南企業境外投資，成功率大大提高。

3、投資領域不斷拓寬，由貿易企業為主轉為以生產企業為主。近年來，隨著河南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境外資源開發、研發設計、工貿園區、畜牧養殖等新的投資領域不斷涌現，目前投資領域包括制造業、商務服務業以及農林牧漁業等。

二、河南對外直接投資經濟效應分析

（一）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關系的理論依據。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的關系是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研究的重要內容。在眾多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兩個：一是以蒙代爾為代表的相互替代關系理論；二是以小島清為代表的相互補充關系理論。

1、蒙代爾的對外投資與貿易替代模型。蒙代爾于1957年提出了著名的貿易與投資替代模型。他在《美國經濟評論》上就跨國公司國際化經營中FDI與貿易的替代問題首次提出系統的理論模型，后經進一步完善出現在1968年出版的著作《國際經濟學》中。蒙代爾模型的基本含義是：在要素可以自由流動，生產函數相同的條件下，一國對另一國的直接投資，可以縮小自己的生產可能性邊界，擴大對方的生產可能性邊界，從而形成對對外貿易的完全替代。

2、小島清的對外投資與貿易互補模型。日本小島清于1973年在其代表作《對外貿易論》中提出了國際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互補的理論。結合日本的實踐經驗，他認為技術領先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應該按照邊際產業優先的法則來進行。所謂“邊際產業”對于投資國來說，是處于比較優勢序列中最末端的產業，而對于東道國來說，卻處于比較優勢序列的前沿。通過“邊際產業”的轉移，不僅使雙方的產業結構都得以提高，還為雙方進行更大規模的進出口貿易創造了條件。因此，這時的投資與貿易之間就形成了互補關系，而不是替代關系。

由此可見，理論上，對外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不僅有替代關系也有互補關系。但對外直接投資和貿易之間究竟是互補還是替代關系需要進行深入的實證研究。西方國家在這方面的成果較多，而我國過去對外直接投資發展較為緩慢，因此在這方面的實證研究不是很多。

（二）實證分析。為了分析河南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本文利用河南省統計年鑒1991～2005年的有關數據，運用EVIEWS軟件對河南對外直接投資和出口總額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下：

Export＝94450.63＋120.31FDI

T檢驗： 3.655.47

F=29.92R2=0.71

從回歸結果看，R2達到0.71，說明模型擬合得比較好。FDI正的顯著系數，表明FDI導致出口水平的增加。回歸系數表明，河南對東道國的FDI流量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則中國向該東道國的出口增加120.31個百分點。實證結果表明，河南對外直接投資是出口創造型的。

三、結論與建議

從本文研究的計量結果，我們的主要結論與建議是：

首先，河南對外直接投資是出口創造型的。河南對東道國直接投資可以引致對該東道國出口水平的增加。因此，大力促進河南對外直接投資，是促進河南全省對外出口、繞開東道國貿易壁壘的重要途徑，尤其是在我國大量貿易伙伴對我國實施反傾銷措施的背景下，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第5篇：直接對外投資理論范文

IDP理論的發展脈絡

基于我們可得的文獻，我們認為，IDP理論的發展主要有以下幾條脈絡。(一)不斷探究影響一國對外凈投資的關鍵影響因素在1981年的初次探索中，鄧寧研究了67個國家在1967—1978年間國際直接投資與經濟發展水平間的關系，得出了一國的對外凈投資與該國的經濟發展具有系統的相關性的結論。在模型中，一國的經濟發展是用人均GNP指標來反映的，因而從模型的表面上，一國的對外凈投資就主要由該國的人均GNP水平所決定。然而，在進一步的研究中，鄧寧發現，有些人均GNP水平相似的國家實際對外凈投資額可能存在很大差異，比如英國和新西蘭；而對外凈投資額相似的國家其人均GNP水平也可以相差甚遠，例如澳大利亞和牙買加。對于這種現象最明顯的解釋是，各國具有不同的經濟結構，人均GNP水平這一單一指標不足以充分反應一國的經濟結構。例如，在既定的收入水平下，工業化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和對外凈投資的人均水平會比資源型國家高，而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人均水平比資源型國家低。同樣，一國的市場規模也會影響其投資發展路徑，市場規模較小的國家會在較早的階段表現出NOI的正值，而對于市場規模大的國家則正好相反(JohnH.Dunning，1981；JohnH.Dunning，RajneeshNarula，1996)。事實上，鄧寧雖然成功地利用OLI理論對IDP理論的內涵進行了解釋，但OLI理論所包含的諸多變量并沒有在IDP模型中得到直接的反映。相對于IDP模型，OLI理論所包含的變量要復雜得多，而且不僅涉及目標國家，還涉及與目標國家具有流入流出關系的其他國家。因此，如何把握對IDP模型具有關鍵影響的OLI理論中的重要變量以及能夠充分反映一國經濟結構的其他重要變量，成為了IDP模型需要解決的一個難點，同時這也成為了后期各國學者努力完善該模型的一個方向。在這方面，鄧寧本人(JohnH.Dunning，1981)、Tolentino(1993)、Narula(1996)、XiaohuiLiu、TrevorBuck和ChangShu(2005)以及我國的學者李輝(2007)等都在這一方向上做出了有益的嘗試。(二)進一步探討IDP理論對后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適用性當IDP理論初步形成的時候，國際投資的90%以上都是源于發達國家；隨著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的現象逐步進入研究者的視線，IDP理論對發展中國家對外凈投資地位的適用性受到了進一步的關注。1986年，基于對25個發展中國家對外凈投資的分析，鄧寧認為，發展中國家，無論其經濟結構如何，也無論其政府采用怎樣的策略與政策來推動經濟發展，其對外凈投資的地位仍然會經過不同的發展階段；與此同時，OLI理論也能比較確切地解釋發展中國家的對外投資能力。其中，發展中國家企業的所有權優勢，主要取決于與該國的資源稟賦相關的優勢要素。除此以外，鄧寧特別強調了，發展中國家投資發展過程的速度和方向也將取決于其政府的政治目標以及政府在本國與國際經濟進行溝通與交換中的作用(JohnH.Dunning，1986)。其后，鄧寧又分別對韓國和中國臺灣省的對外投資進行了專門的研究。鄧寧等注意到，這些在第二波投資中表現突出的亞洲新興工業國恰恰伴隨著其經濟的迅速發展，而那些雖然在第一波中占有主要地位但之后在對外投資中處于停滯狀態的國家(主要有印度、菲律賓、阿根廷等)則表現出經濟增長緩慢甚至為負增長。所以，這次發展中國家第二波對外直接投資完全符合了IDP的預測(JohnH.Dunning，1996)。此外，日本學者小澤輝智(TerutomoOzawa，1996)以日本和亞洲新興工業國為例，在行業層面進一步發展了IDP理論。他提出，每一個行業從吸引外資到對外投資的發展路徑可以被稱作中觀投資發展路徑(meso-IDP)，而隨著產業結構的升級，一國將會經歷從低附加值、低技術的行業向高附加值、高技術的行業發展，從而形成一系列的中觀IDP曲線，各個行業的投資發展路徑所形成的包絡曲線就是鄧寧的宏觀投資發展路徑(macro-IDP)(見圖2)。采用GDP作為IDP理論中“經濟發展”的替代，其重要的不足在于沒有考慮到發展過程中經濟結構的內在變化(JohnH.Dunning，RajneeshNarula，1996)，因此將投資發展路徑細化到行業層面更有利于理解IDP理論描述的發展過程。(三)關注并不斷探討全球化發展的新特點對于IDP理論的影響上世紀80年代至世紀末，恰逢全球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也是全球FDI迅猛增長的時期。全球化的快速發展不斷展示出一些新的現象，這些新現象本身也給了鄧寧等學者相應的機會，通過不斷地探觸新的變化，修正和進一步完善原有的模型。鄧寧和Narula(JohnH.Dunning，RajneeshNarula，1996)對IDP模型第五階段的補充、對跨國并購以及非股權形式的跨國公司活動對IDP影響的探討，都是針對全球化發展的新特點提出的。關于IDP模型第五階段的提出，主要基于以下觀察。首先，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由于日本、歐盟等國家對美國的快速追趕，這些國家的收入水平與美國的差距縮小，從而使這些國家對FDI的吸引力與美國開始拉近；其次，這段時間，企業的國際化發展特別迅猛，其行為特征更強調通過跨國聯盟與跨國并購來獲取戰略性資產，從而追求效率的提高；其三，跨國企業的所有權優勢已經較少地依賴本國與自然資源相關的資產優勢(naturalasset)，而是更多地依賴創造性資產(createdasset)所帶來的優勢。相對于自然資源性資產，創造性資產具有高度的可轉移性，是可以通過跨國聯盟或并購行為所獲得的。基于上述理由，鄧寧等認為，在IDP第四階段之后應該存在第五階段，即這些國家既會因具有強大的所有權優勢而對同等收入的國家和較低收入的國家進行投資；同時也因其擁有有價值的創造性資產而成為同等收入的國家、甚至收入較低國家的資本所投資的目的地。因而，在這一階段，這些國家吸引的資本流入和對外的資本投出會在平衡點附近徘徊，其對外凈投資也就會在零附近震蕩。進而，針對旨在獲取戰略性資產的跨國并購的蓬勃興起，鄧寧和Narula又在五階段論的基礎上對投資發展路徑理論進行了再次的修正。他們(JohnH.Dunning，RajneeshNarula，1996)認為，近年來這種戰略資產獲得型FDI(如跨國兼并收購)的出現可能會提高發達國家(特別是那些高級創造性資產的主要擁有國)的吸引外資水平；同時由于即使所有權優勢處于弱勢的企業也可以從事對外直接投資，因此發展中國家的對外投資水平也將提高，從而使傳統的投資發展路徑曲線變得更為平緩。同時，觀察到戰略聯盟等非股權形式的跨國公司活動的增長，鄧寧和Narula(JohnH.Dunning、RajneeshNarula，1996)認為，這類國際生產活動作為FDI的替代和補充，其對于IDP的影響是不能被忽略的。如果將這種非FDI形式的跨國公司活動包含到IDP中，那么中低收入國家的內向跨國公司活動會增多，而高收入國家的內向和外向資源轉移均會增多。(四)不斷強調政府在影響投資發展路徑上的重要作用隨著一批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東亞新興工業國，在經濟發展上令人矚目的成就和投資發展路徑上的快速邁進，這些國家政府在其中起到的關鍵性引導作用越來越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重視，被鄧寧等學者所反復強調。鄧寧和Narula(JohnH.Dunning、RajneeshNarula，1996)認為，國家政府通過許多宏觀經濟和組織政策，對于一國的IDP結構起著有力地影響。無論是使用國家橫截面數據還是分國別的縱向數據都表明政府行為將影響IDP的發展。在政府對吸引外資的影響上，Narula和鄧寧(RajneeshNarula，2000；RajneeshNarula、JohnH.Dunning，2010)認為，東道國要想長期從吸引外資中獲益，政府必須要培育國內特殊的區位優勢，并且同時提高國內企業的吸收能力。在促進吸引外資的產業政策上，由于跨國公司活動存在異質性，因此政府應該針對特定國家和特定行業制定不同的政策，而不是采取一般的、普適性的政策。鄧寧等(JohnH.Dunning、RogervanHoesel、RajneeshNarula，1996)在解釋韓國和我國的臺灣地區等亞洲新興工業國或地區對外投資快速發展的原因時，也強調了政府的作用，指出這些經濟體的當局在政策上具有全局性，將對內和對外FDI看成整體政策，將促進其內部經濟持續升級作為長遠目標，并且在政策上順應全球化和開放的大勢，促進了經濟結構的適時和快速轉變。此外，Hoesel(RogervanHoesel，1996)和Zhang、Bulcke(Hai-YanZhang，DannyVanDenBulcke，1996)在分析我國的臺灣地區和中國大陸投資發展路徑的快速發展時也分別強調了當局的重要作用。

國際、國內學者對IDP理論的實證檢驗

自從IDP理論創建之后，國際、國內的學者紛紛以不同時段、不同國家的樣本對IDP模型進行了檢驗。與此同時，由于該理論對現實的重要指導意義，不少學者也利用此模型對目標國資本凈流出的地位進行考察和分析。(一)IDP理論的主要實證檢驗模型IDP理論的實證檢驗模型主要為二次函數和五次函數兩種。由于在IDP理論所闡釋的圖形中，對外凈投資隨GNP的變化呈現出U型或J型曲線的特點，接近二次函數的圖像，因此鄧寧(JohnH.Dunning，1981)、鄧寧和Narula(JohnH.Dunning、RajneeshNarula，1996)以及各國學者在對IDP理論進行實證檢驗時主要采用二次函數模型來描述投資發展路徑曲線(見模型1)。其后，Buckley和Castro(PeterJ.Buckley、FranciscoB.Castro，1998)在研究葡萄牙投資發展路徑的論文中首次采用了五次函數的模型(見模型2)①。模型1：=α+β+β+μ212NOIGDPGDPpcpcpc模型2：=α+β+β+μ3512NOIGDPGDPpcpcpcBuckley和Castro(1998)指出，通過對數據圖形的觀察，五次函數模型更加適用。并且在理論解釋的角度上，二次函數包含著這樣的假設：在投資發展路徑的初始階段，人均NOI(一國的對外投資減去對內投資的差額)急劇下降，人均GDP則緩慢增長，而根據鄧寧和Narula的描述，在投資發展路徑初期，人均GDP的增長速度應該快于人均NOI的變化速度，因此五次函數模型能夠更好的適用于描述投資發展路徑的演變。(二)國際學者對IDP理論的實證檢驗從國際上看，1993年到2008年間，眾多學者利用多國橫截面數據或單個國家的時間序列數據對模型進行檢驗，其中大部分結論是直接支持IDP模型的理論假設的。例如，Buckley和Castro(1998)利用1943—1996年的數據采用二次函數和五次函數模型對葡萄牙的研究；MichaelJ.Twomey(2000)針對加拿大20世紀的研究，均得出對外凈投資和人均GDP之間的確存在投資發展路徑理論所描述的關系的結論。Barry、Gorg和McDowell(2003)利用1980—1999年間愛爾蘭和美國的雙邊直接投資總量數據采用二次函數模型分析了愛爾蘭對美國的投資發展路徑，也驗證了投資發展路徑理論的U型曲線特征。此外，Gorynia、Nowak和Wolniak(2007)針對波蘭的研究、Boudier(2008)采用二次函數模型針對中、東歐國家的研究、Fonseca(2008)使用25個國家的面板數據以及專門針對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研究等都驗證了IDP理論所描述的發展路徑。XiaohuiLiu、TrevorBuck和ChangShu(2005)針對中國的研究中，在IDP模型的基礎上，以對外投資作為被解釋變量，解釋變量除了人均GDP之外，還嘗試加入了人力資本積累、出口和外資流入，其結果表明人均GDP和人力資本積累對于對外投資有顯著的正向作用，而其他兩個解釋變量則不顯著。當實證檢驗與IDP原模型的描述有所不同時，學者們會進一步探討造成現實與IDP模型不符的原因所在。在探討的各種理由中，多數還是與OLI理論所涉及的復雜因素相關，如一國的資源稟賦、國內市場的規模、東道國的與人力資本相關的創造性資產以及企業的投資能力等方面；此外，一國的發展戰略和經濟政策以及區域經濟一體化等因素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視。例如，Bellak(2001)針對奧地利的研究，他發現在1980—2000年間，該國的對外凈投資額與人均GDP之間的關系并不顯著，并且隨行業類型及合作國類型的不同表現出較大的差異。他認為，這一結果說明，在這種國內市場規模小的情況下，決定投資發展路徑的主要因素并不是發展水平，而是國內的地域和行業結構以及所推行的政策。再比如，Pichl(1989)通過研究18個國家的FDI流動，發現小規模的、高發展水平的國家，相比于大規模的國家，FDI流入占GDP的比重更高，可能是由尋求效率型的FDI導致。FDI流出并不是由國家規模決定的，企業層面的因素與國家的發展狀況則對其存在重要影響。此外，Calderon、Mortimore和Peres(1996)分析了墨西哥的FDI流入流出的發展過程，指出由于墨西哥的發展戰略中對外資的過度依賴，結果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墨西哥一直停留在IDP的第二階段，并未向第三階段發展。另外，針對現有的研究，IDP理論的創始人之一Narula(2010)近期提出了“廣義IDP”的概念，并指出，狹義的IDP主要聚焦在FDI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由此而簡化生成的二維圖形可能會掩蓋他們之間復雜的相互作用；廣義的IDP則聚焦在研究FDI和發展之間的深層作用機制。(三)國內學者對IDP的實證檢驗從國內的研究來看，20世紀90年代，我國主要是在微觀層次對鄧寧的企業跨國經營的OLI優勢理論進行研究和借鑒，而對其宏觀層面的投資發展路徑理論研究較少。到本世紀以來對投資發展路徑理論的研究開始升溫，到目前為止已經取得了豐富的成果。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實證研究范圍，可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對IDP理論本身的檢驗；另一部分是檢驗IDP模型對于中國的適用性。其中對IDP模型進行檢驗的研究有：劉紅忠(2001)采用1988—1995年32個國家的數據，高敏雪和李穎俊(2004)采用46個國家1995—2001年間的數據分別建立二次函數面板數據模型，以及陳漓高、黃武俊(2009)采用1981—2007年的數據，使用二次函數和五次函數多國時間序列模型對投資發展路徑理論進行檢驗，他們回歸結果都證實了該理論。在對我國的實證研究中，學者們都認為中國的投資發展路徑符合IDP模型所描述的曲線路徑。其中，劉紅忠(2001)首次對我國投資發展路徑進行了實證研究，他采用了1992年我國26個省、市、自治區的數據建立橫截面模型，并采用了1992—1993年的24個省、市、自治區的數據建立面板數據模型，兩個模型的回歸結果都表明，我國各省市的對外凈投資服從J型曲線分布，符合IDP理論假設。涂萬春和陳奉先(2006)利用中國1982—2003年間的國際直接投資與GDP數據建立二次方模型和五次方模型，回歸結果表明中國的投資發展階段符合IDP理論的U形曲線假說，我國處于第二階段末或第三階段初。姚永華、蘇佳麗和陳飛翔(2006)采用我國1982—2004年的數據，李輝(2007)采用我國1980—2005的數據建立模型，得到了與涂萬春和陳奉先類似的結論。另外還有一些學者認為，雖然我國的對外凈投資符合J曲線路徑，但是滯后于經濟發展水平。例如，高敏雪和李穎俊(2004)利用1984—2001年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回歸，檢驗結果表明中國人均GDP的水平及其變化的確很好地解釋了對外凈投資的變動，符合IDP模型假設；并且根據對檢驗結果的分析，我國處于第二階段。然而，按照多國樣本模型的實證結果對各階段人均GDP的界定，我國的人均GDP應該落入第三階段組，這兩者不一致，說明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發展滯后于總體經濟發展水平。薛求知和朱吉慶(2007)利用我國1982—2003年間的數據使用二次函數模型驗證投資發展路徑理論，結果表明中國處于第二階段；然而如果直接套用鄧寧的經驗數值對于人均GNP的界定，按照經過PPP折算的人均GDP(2003年為4980美元)，中國應該處于第三甚至第四階段。由此他們認為，中國現階段對外直接投資的實際情況與理論預期還存在較大差距，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階段滯后于經濟整體發展水平。作者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可能原因包括：第一，中國經濟高速發展造就了國內巨大的消費市場，一方面促進大量外資流入，另一方面國內企業缺少對外投資的壓力和動力；第二，中國企業缺乏所有權優勢，不能很好地利用東道國的區位優勢。此外，李輝(2007)在影響IDP模型的關鍵要素方面做了更多的嘗試。在增加了人均固定資本形成總額、人均出口、全球GDP、全球出口、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制造業產出占GDP的比重、服務業產出占GDP的比重為新的解釋變量，并以人口和GDP總額為控制變量，他建立了以人均對外投資存量為被解釋變量的55個國家、1980—2004年間的面板數據模型。使用PCSE(PanelCorrectedStandardErrors)方法對模型的估計結果顯示，人均GDP、出口、全球總需求和全球貿易總量對促進對外直接投資都有顯著的正向作用，政府支出比重也是一個顯著因素，而服務業比重系數比制造業比重系數更加顯著。除了國家層面的研究，還有一些學者以我國的某個具體的省市為研究對象，對其對外投資所處的發展階段進行分析和檢驗。例如，鄭亞莉和楊益均(2007)針對浙江省的研究以及董佺、楊清和曹宗平(2008)針對廣東省的研究等。

對IDP理論及其發展的評述及動態

第6篇：直接對外投資理論范文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是在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發展起來的，并對傳統的直接投資理論提出了新的挑戰。為了解釋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勢與動因，20世紀80年代以后，一大批新的直接投資理論紛紛涌現。其中頗具代表性的有鄧寧(Dunning)的投資發展階段論、威爾斯(L·T·Wells)的小規模技術理論、坎特威爾(Cantwell)和托蘭惕諾(Tolentino)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理論和拉奧(S·Lall)的技術地方化理論。

鄧寧的投資發展階段論

投資發展階段理論是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在發展中國家的運用和延伸，旨在從動態角度解釋一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與國際直接投資之間的關系。該理論認為，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傾向不僅取決于其O.I.L優勢(即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而且其凈對外直接投資是該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函數。

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投資發展階段理論區分了五個經濟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400美元以下。處于這一階段的國家經濟發展落后，缺乏足夠的區位優勢及所有權優勢，只有少量的外來直接投資，完全沒有對外直接投資，其凈對外直接投資額等于零或是接近于零的負數。

第二階段，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400-2000美元之間。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國內基礎設施有了較大的改進，投資環境得到改善，對外直接投資的吸引力加大。外國對本國的投資量有所增加，本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開始出現，但投資水平仍然很低，凈對外直接投資仍呈負數增長。

第三階段，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2000-4750美元之間。經濟實力有了很大提高后，國內企業憑借自身的所有權優勢，對外直接投資增長迅速。另一方面，國內技術力量的增強以及勞動力工資水平的提高，使該國的東道國區位優勢逐漸喪失。在這一階段上，外國對本國的直接投資仍大于本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但本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速度明顯快于吸收外資的速度，因此凈對外直接投資額不斷縮小。

第四階段，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大于5000美元。在此階段上凈對外直接投資額仍持續增長。本國企業的所有權不斷加強，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更加熟練運用區位優勢。

第五階段，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進一步提高。其對外直接投資凈額仍然大于零但已呈下降趨勢。各國的投資地位趨于平等，這正是目前發達國家所處的階段。

根據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中國目前正處于鄧寧所劃定的發展中的第二階段，中國的凈對外直接投資額呈明顯下降趨勢，此現象正和鄧寧的投資發展階段論的預測完全一致。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鄧寧的投資發展階段論的科學性。

威爾斯的小規模技術理論

1977年威爾斯發表了著作《第三世界跨國企業》，提出了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的小規模技術理論。

威爾斯認為，發展中國家跨國企業的相對比較優勢來自低生產成本和反映母國市場規模的特點。這種低生產成本是與其母國的制成品市場需求有限、規模很小緊密相關的。威爾斯主要從三個方面分析了發展中國家跨國企業的相對比較優勢。

擁有為小市場提供服務的小規模生產技術。低收入國家制成品市場需求量有限，大規模生產技術無法從這種小市場需求中獲得規模效益，而這個市場空檔正好被發展中國家的跨國企業所利用，它們以此開發了滿足小市場需求的生產技術而獲得競爭優勢。

發展中國家在民族產品的海外生產上頗具優勢。這些發展中國家的海外投資主要是為服務于海外某一種團體的需要而建立的。這些民族產品的生產利用母國的當地資源，在生產成本上占有優勢。

低價產品營銷戰略。物美價廉是發展中國家產品最大的特點。這一特點成為發展中國家跨國企業提高市場占有率的有力武器。發展中國家企業營銷費用明顯低于發達國家的水平，但適于中低收入水平的階層。

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理論

英國里丁大學著名專家坎特威爾(Cantwell)教授與他的弟子托蘭惕諾(Tolentino)共同對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問題進行了系統的考察，提出了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理論。

該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企業技術能力的不斷提高可實現其產業結構的升級；發展中國家企業技術能力的提高與他們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直接相關。即技術能力的存在和累計不僅是國內生產活動模式和增長的重要決定因素，同時也是國際生產活動的重要結果。因此得出結論：某一特定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和地理分布，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步變化的，并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預測的。

他們認為，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是有規律的：首先是以自然資源開發為主的縱向一體化生產活動，然后是以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為主的一體化生產活動。從海外經營的地理擴張看，發展中國家企業在很大程度上受“心理距離”的影響，首先是在周邊國家進行直接投資，充分利用種族聯系；隨著海外投資經驗的積累，種族因素重要性下降，逐步從周邊國家向其他發展中國家擴展直接投資；最后，在經驗積累的基礎上，為獲取更先進的制造業技術開始向發達國家投資。

拉奧的技術地方化理論

1983年英國經濟學家拉奧出版了《新跨國公司：第三世界企業的發展》一書，提出了技術地方化理論。拉奧認為，發展中國家跨國企業的技術特征表現在規模小、使用標準技術和勞動密集型，這種技術的形成也包含著企業內在的創新活動。正是這些創新活動使發展中國家的跨國企業形成了、具有了和不斷發展著自己的“特有優勢”。

拉奧認為，發展中國家跨國企業“特有優勢”的形成，是由四個條件促使和決定的：在發展中國家，技術知識的當地化是在不同發達國家的環境下進行的，這種新的環境往往與一國的要素價格及其質量相聯系；發展中國家生產的產品適合于他們自身的經濟和需求。換句話說，只要這些企業對進口的技術和產品進行一定改造，使他們的產品能夠更好地滿足當地或鄰國市場需要的話，這種創新活動就會形成競爭優勢；發展中國家企業競爭優勢不僅來自于其生產過程與當地的供給條件和需求條件緊密結合，而且來自創新活動中所產生的技術在規模生產條件下具有更高的經濟效益；在產品特征上，發展中國家企業仍然能夠開發出與名牌產品不同的消費品，特別是國內市場較大、消費品的品位和購買能力有很大差別時，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產品仍有一定的競爭能力。

正是由于發展中國家對成熟技術不是被動的模仿和復制，而是積極主動地改進、消化和吸收，從而形成了一種適應東道國環境的技術。因此這種技術的形成包含著企業內在的創新活動，而恰恰正是這種創新活動給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帶來了其獨特的競爭優勢。

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對中國的意義

(一)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簡述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外國直接投資已成為世界經濟波動影響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經濟變量。中國不僅要引進來，而且要走出去，應積極參與全球范圍內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實現由單純的資本輸入向資本輸出與輸入相平衡的戰略轉移。這是克服國內資源矛盾，打破貿易保護的現實需要，也是利用兩個資源、開拓兩個市場、學會兩種本領的客觀需要。

實際上，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條件已基本成熟。首先，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已經從賣方市場轉向買方市場。目前，國內家電、紡織、重化工和輕工等行業已普遍出現了生產能力過剩、產品積壓、技術設備閑置等問題，這些行業要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就必須尋找新的市場。通過對外投資，變商品輸出為資本輸出，在國外投資建廠，建立銷售網絡和售后服務網點，就可以帶動國產設備、原材料以及半成品的出口，有效地拓展國際市場。其次，“入世”在給中國企業帶來壓力的同時，也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因為“入世”后中國企業面臨的義務和挑戰主要體現在國內，所獲得的權利和機遇則主要體現在國外，即體現在外國向中國的產品、服務和投資更大程度地開放市場和實行國民待遇方面。也就是說，中國企業要想享受“入世”后的權利和機遇，就要盡可能地向海外進軍。最后，從企業國際化道路的一般進程來說，首先是發展間接出口，如通過專業的外貿進出口公司進出口商品或服務，而后是直接出口，如企業內部設置專門機構或進出口部門來處理相應的業務，最終再發展到對外直接投資。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國際貿易方面獲得的巨大成就，為中國企業進一步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準備了必要的物質基礎。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2006年10月了《2006年世界投資報告》。中國位列第17大對外投資國。截至2006年6月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達636.4億美元，累計成立境外投資企業9900多家，分布在全球近170個國家和地區。最大的投資流向地亞洲，占有當年投資流量的54.6%。其次是非洲國家。投資行業主要流向采礦業、商務服務業、制造業及批發和零售業。中國對外投資的確有了長足的發展，但是和發達國家相比還

有很大差距。在國際上，發達國家吸引外資和對外投資的比例一般是1:1.2到1:1.4之間；而發展中國家的這一比例一般是在1:0.2到1:0.43之間。中國連這一水平都未達到，因此還遠不是一個對外投資大國。

(二)加強對外直接投資對中國的意義

通過對外直接投資調整中國的產業結構。如美國的產業結構調整就是在全球范圍內進行的，他把一些“夕陽”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自己專注于高新技術產業的開發，有力地解決了資源分配問題，實現了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地發展。

第7篇：直接對外投資理論范文

作者：主學鴻 單位：云南財貿學院經濟研究所

一、國際直接投資和跨國公司(TNCs)在世界經濟中的作用日益增大，據聯合國貿發會議《世界投資報告》，國際直接投資是當代世界經濟的“發動機”或“引擎”。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和企業管理專家積極加盟國際直接投資和跨國公司的研究隊伍，當然，迄今仍未創立能全面、科學、系統地解釋全球性國際直接投資的理論。在解釋這種普遍的對外投資現象時，傳統國際貿易理論顯得蒼白無力。在古典的靜態國際貿易理論模型中，假定前提是:商品完全自由流動，而生產要素則不流動;市場是完全競爭的，沒有貿易壁壘(Handelsbarriere)，因此，商品和服務的國際交易將保證資源的最佳配置。古典國際貿易理論認為，要素投人方面的貿易是不必要的。因此，廠商沒有對外直接投資的積極性和動力。要提出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就必須著眼于動態比較優勢，修正傳統國際貿易理論，或另辟蹊徑，設法尋找諸如廠商微觀經濟學、產業經濟理論、區位理論和資本理論等經濟分支中的有機合理成分。52幾乎所有的理論在解釋對外直接投資時都構造了部分或局部均衡模型。艾爾迪萊克(Erdilek)1976年指出，由于多國公司(MNCs)最不可能在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下運營，因而微規經濟學一般均衡的基本假設不適合多國公司。完全競爭假設對提出和發展國際貿易純粹一般均衡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和投資理論并末蘊涵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由于人們日益重視對跨國公司(TNCs)的研究，因此，能找到有關對外直接投資的資料越來越多。迄今，國內外學者對跨國公司的一般性質已有了深人的研究和把握。令人滿意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應該具有三個基本特征。首先，這樣的理論必須能夠解釋廠商對外直接投資這一全球性現象出現的原因。一個廠商必須抓有某種特定優勢，才能克服在東道國經營分、子公司增加的額外成本。因此，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必須解釋廠商所擁有的特定優勢的來源以及其分、子公司如何與當地廠商、其他跨國公司進行競爭。最重要的是，對外直接投資理論要能解釋廠商為什么選擇對外直接投資，而不選擇許可證轉讓技術和出口。其次，對外直接投資理論要能解釋對外直接投資的國別布局和產業格局。最后，這樣的理論亦應能解釋對外直接投資雙向流動這一常見的現象，即甲國的乙企業在乙國投資，乙國的甲企業亦在甲國投資。

二、現代意義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發端于美國麻省理工學院1960年斯蒂芬•海默(St叩henH•Hymer)的博士論文《民族國家公司的國際生產經營:對外直接投資研究》提出的寡頭壟斷理論。寡占反應理論是海默對跨國公司進行系統研究以后提出的。海默認為，直接對外投資的主要動機是廠商控制國外生產經營的愿望。之所以有這樣的動機，是因為該廠商在國內不完善競爭條件下運營。他認為，控制國外生產經營的愿望，不僅是為了更好地利用其資產，而且是采取戰略行動來消除國內外的競爭。海默還認為，為了充分獲取廠商所擁有的某些優勢和能力的收益，控制國外生產是必要的。他分析了廠商如何通過國際水平一體化和國際垂直一體化來充分利用、發揮自身優勢的問題。因此，海默第一個提出，對外直接投資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寡占市場結構條件下使廠商所有權特定優勢的收益最大化。海默亦指出，對外直接投資不僅涉及資本的流動，而且還涉及技術和企業家精神的流動。也就是，他認為，外國所有權往往是以廠商擁有的優勢先進技術為基礎的。因此，外國廠商對外直接投資給東道國提供了示范效應(demonstrationeffeets)，因而會產生技術溢出效應(spilledeffeets)。后來，卡夫斯(R•E•Cavcs)對海默的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經濟理論(壟斷優勢理論)作了系統化。卡夫斯認為，對外直接投資主要出現在母國和東道國具有某種市場結構的產業。對于水平或橫向對外直接投資，產業的特征是產品差異化和寡頭壟斷;而垂直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主要是為了避開寡占的不確定性和給新競爭對手的進人設置障礙。尼克博克(F.T一Kniker.boeker)進一步發展了跨國公司寡占理論，他認為，寡頭壟斷廠商相互跟隨進人新的國外市場，是一種以對外直接投資作為防御武器的戰略，即進行防御性投資。在寡占的市場結構條件下，一旦一家廠商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外建立分、子公司，其他廠商跟著這家廠商對外投資，以抵消第一家廠商行動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一般地說，產業組織理論或市場結構理論強調，在寡占條件下，廠商擁有某些所有權特定優勢(theownership一speeifieadvantages)，要讓這種所有權特定優勢在國外獲利，最好是在國外建立分、子公司，而不是進行出口或技術轉讓。可是，什么是所有權特定優勢呢?所有權優勢的外延有以下幾方面:首先是技術優勢。技術在許多對外直接投資理論中一直起著中心的作用。這表明，一廠商想在海外直接投資，是因為它希望在東道國開發利用其先進優勢技術。從更廣的意義上看，技術不僅包括著新產品、新機器和新生產工藝，而且還包括管理、市場營銷等“軟”技術。因此，有些廠商之所以在海外直接投資，可能是因為其擁有先進的管理和市場營銷技術;但更重要的是，擁有先進技術本身并不是廠商技術對外直接投資的充分條件，僅是一個必要條件而已，因為先進技術亦可以通過技術轉讓許可證協議、出口含有先進技術的產品等方式加以利用、發揮。第二是投人供給優勢。激發廠商對外直接投資的所有權特定優勢亦包括對某些自然資源，某些特殊類型的勞動、財力、知識等投入的排他性(即獨家)控制，或廠商能以優惠條件得到這些投人。不過，對投人的獨占控制亦只是對外直接投資的一個必要條件，因而不能完全解釋廠商為何對外投資，而不進行許可證技術轉讓和出口。第三是規模經濟和風險分散化。所有權特定優勢亦可能是某些大廠商在寡頭壟斷條件下獲得的規模經濟。由于存在反托拉斯幾法或來自其他大廠商的有力競爭，因此，為了得到更大的規模經濟，有必要對外直接投資。大廠商亦有能力將其經營活動國際分散化，這樣就可以降低廠商的總風險。柯亨(Cohen)在分析對外直接投資的原因時強調了分散風險的重要性。他認為，為了分散風險而對外直接投資的觀點是有很強說服力的。例如，這一論點解釋了大廠商為什么對外直接投資傾向更強，因為大廠商所面臨的風險更多、更大。該論點亦能解釋雙向對外直接投資形成的原因以及對外直接投資在不同的產業程度、水平不同的原因。不過，這種觀點對一廠商在分散風險時為何要進行直接投資，而不是進行間接或證券投資并未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釋。最后是資本市場不完善。國際資本的典型特征就是不完善。艾利伯在《一種對外直接投資理論》一文中試圖從新的角度解釋對外直接投資。他認為，在寡頭壟斷市場條件下，大廠商在資本市場上擁有所有權特定優勢。具體說就是，母國有些廠商能以比東道國廠商高的速度將相同預期收益流資本化，因為它們能從國際資本上借到利息率低的貸款。在國際資本市場中，決定貸款利率的一個重要因素是貸款所用的貨幣貶值風險。貨幣越強，貸款利息率就越低。跨國公司借貸時，貸款是以母國貨幣進行的。因此，美元趨強，成了受歡迎的貨幣時與東道國廠商相比，美國跨國公司實際貸款利息率較低，艾利伯的匯率理論能有力地解釋50、60年代的對外直接投資，因為那時美元是強幣。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以來，西德(BRD)、瑞士和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增加，艾利伯的理論亦能做出合理的解釋，因為那時德國馬克(DM)、瑞士法郎、日元都升值，是強幣。不過，這一理論解釋不了近年來美國、英國FDI持續增加的原54因。因為70年代末以后，美元和英鎊都退化成了弱幣。實際上，有相反的觀點認為，一國貨幣弱時，一國廠商所受對外直接投資的刺激更大，因為廠商希望在強幣地區投資以后，將外國貨幣兌換成本國貨幣時可能會獲得收益。因此，對外投資是對貨幣貶值的一種沖銷。很顯然，艾利伯對外直接投資理論不能用來解釋相同貨幣區內國家之間的對外直接投資，而在50年代和60年代，英鎊區內國家之間的對外直接投資很重要。此外，艾利伯理論亦解釋不了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由于許多發展中國家不存在資本市場，或資本市場尚未形成，外匯受管…制，給對歹卜直接投資融有不同的來源和以不同一的貨幣為基礎，因此，艾利伯的貨幣區直接對外投資理論在這種情況下是無效的。以上所論及的所有權特定優勢表明，成為跨國公司并在海外投資主要是寡一占市場條件下的大廠商。技術是關鍵的所有權特定優勢，因而很多認為，在東道國建立國外廠商意味著資本密集型技術(這不太適合發展中國家)轉移到了東道國。后來，小島清和小擇輝智對這種國際投資的寡占理論提出了挑戰。小島清認為，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主要有三類，即自然資源導向型、市場導向型和生產要素導向型。他倆認為，上述提及的由寡古市場條件下所有權特定優勢激發起的這類對外直接投資不具有普遍性，它僅代表美國型對外直接投資;與此相對應的是日本型對外直接投資。具體說就是，小島清和小澤輝智認為，日本型對外直接投資，是由具有相對競爭市場結構的中小型廠商進行的。此外，這些日本廠商轉移的勞動密集型技術亦不是很具體的某項生產技術，而是不涉及最新技術、僅涉及成熟技術的一般產業經驗或訣竅。日本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東道國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因為對外直接投資的日本廠商喜歡轉移那些忱較容易學會、吸收、擴散和改進的勞動密集型技術。這幾類技術自然與發展中國家(Ll)C。)擁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相適應。因此，日本型對外直接投資是順貿易型的;而美國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母國擁有比較優勢和東道國擁有比較劣勢的那些產業，因此，美國型對外直接投資不會促進來自東道國的出口，因而是逆貿易型或反貿易型的。韓國學者李春浩發現，在韓國和日本的直接投資中的某些證據表明，與美國型對外直接投資相比，日本型對外直接投資的出口導向強，大寡占廠商起不了支配作用。其重要意義是，國際直接投資(FDI)壟斷或寡占理論解釋不了不以寡占市場結構、產品差異化和對高級技術的控制為基礎的日本型對外直接投資。問題的關鍵是，國際直接投資寡占理論，由于將自身限制在所有權特定優勢上，因而限制了自身的解釋力。就日本型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來說，應該強調的是區位特定因素。

三、由于壟斷優勢理論和寡占理論解釋不了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全部動機和戰略，其他理論(如產品生產周期理論、區位理論)亦只能部分解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時機選擇、區位，因而70年代以后出現了國際直接投資的內部化理論，并在英、加、美等國廣泛流行。該理論實際上是研究所有權特定要素理論的擴展和引伸。由于擁有所有權特定優勢，因此，廠商奉行外向型戰略，是有利可圖的，但這本身并不能解釋一廠商為什么要直接投資，而不出口或以許可證轉讓技術。本質上，內部化理論認為，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是將不完全市’場內部化。一旦不完全市場跨越民族國家界限內部化，跨國公司便形成了。因此，內部化和國際化有密切的聯系，將一市場內部化的思想1934年卡爾多(N•Kaldor)在《廠商的均衡》一文中首先提及，1937年科斯(R•H.Coase)在《廠商的性質》一文中加以發展，1961年彭露斯(E•T•Penrose)又加以進一步發展。巴克萊(P•J•Buekley)和卡森(M.Casson)在《多國企業的未來》一書中首次將內部化思想引人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實際上，早在1970年海默和約翰遜(J，Johnson)就已有創立內部市場，替代不完全競爭條件下的外部市場的思想，只是沒有明確論述而已。內部化理論認為，內部化收益來源于避開了外部市場的不完善。內部化當然亦有成本，但是其帶來的收益大于成本，因而內部化是值得的。能產生內部化收益的不完善市場至少有5類。第一，由市場聯結的相互依賴的生產經營活動可能產生很大的時滯。在缺乏遠期市場協調此類活動時，就產生了將這些活動的市場內部化的強大動力。第二，在中間產品市場，要有效地利用市場權力(marketpower)就需某種類型的差別定價，而在外部市場上這是不可行的。第三，在市場權力雙邊集中導致不確定或不穩定的議價形勢時有必要將市場內部化。第四，由于買賣雙方對產品的性質或價值的理解認識不對稱，因而出現市場不完善。此時最好將市場內部化。第五，政府干預國際市場可能導致不完善市場。從這些型不完善市場的性質可以看出，內部化力度、貨幣最強的是各類知識市場，因此，知識生產以及蘊涵這種知識的產品生產，其市場應該內部化。知識市場的內部化有助于推動知識生產的長期規則，能保障對所產生的知識的壟斷控制，能使轉讓定價手段的實施成為可能。由于很難客觀地評估知識價值，因此，對知識交易比較容易采用轉讓定價措施。跨國界的市場內部化將取決于區位特定因素。當東道國不存在區位特定優勢時，廠商只會在本國將市場內部化，并通過出口產品來利用這種優勢。這說明，廠商更喜歡出口，而不是許可證轉讓技術、工程承包和協定。當東道國擁有區位特定優勢時，亦即國外的要素成本能降低時，廠商會跨越國界將市場內部化，即將國際要素市場內部化。對外直接投資的內部化理論認為，實質上，導致對外直接投資的并不是所有權特定優勢(即技術、營銷、管理、規模經濟、分散風險、產品差異化等優勢)，而是通過跨越國界將這種優勢內部化，更有利地利用、發掘這種優勢。如果內部化產生不了這樣的利得，那么廠商會寧可通過出口或以許可證轉讓技術來發揮這些優勢。馬基(S•P，Magee)在《知識與多國公司:一種直接對外投資的攫取理論》一文中亦試留將多暑企業(MNEs)的生產經營活動與知識(信息)生產的市場內部分聯系起來。他認為，對外直接投資最翼烈的動機是攫取知識投資上的私人收益。大寡占廠商是知識的創造者，因而要設法在廠商內部跨國界地組織其交易。這樣，該廠商能保證讓最大限度地搜取其在新知識(即產品的創造、產品的開發、生產函數(功能)的發展、市場創造、獲利能力等方面的新知識)投資的私人收益。獲利知識影響另四種新匆識。馬基認為，多國公司(MNC的成功地轉讓技術，要么是這些公司擴大后，能將新產品公共產聲所產生的外部性內部化，要么是因為處在起初集中度高的產業。因此，馬基對外投資攫取利潤的理論仍與寡占市場結構相聯系。在寡占市場結構中，大廠商擁有知識生產的所有權特定優勢。因此、大廠商在解釋日本型對外直接投資和第三世界跨國公司(TNCs)的發展時顯得蒼白無力。此外，為了證明弗農的壽命周斯理論，馬基認為，在開發廠商在國外建立分、子公司之前有很長一段時伺，新產品用于出口，這亦可以用對外直接投資攫利理論解釋。:這是因為獲利性表明，新知識隨工廠的數量、地理分布的分散而不斷貶值，因為泄密的可能性增56大，防止泄蜜(保密)的成本上升•因此，只是在新產品階段的后期，通過國豚內部化才能最大限度地得到新知識的收益。可惜，由于產品壽命局期解釋對外投資格局(尤其是發達國家之間的投資格局)效力不斷滑坡，因此，事實證明_，馬基這樣做無異于畫蛇添足。

四、在當代影響甚廣、甚大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是J‘H•鄧寧的國際生產綜合理論，亦稱折衷理論。從實質上看，鄧寧的折衷理論概括總結了以前各種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因此，該理論是對內部化理論的深化和發展。折衷理論認為，對外直接投資有三個構成要素或決定因索。一是廠商的所有權特定優勢，這種優勢應該是其競爭對手所不具有的，諸如先進技術、壟斷權、良好的資薄容量及使用和經營、市場營銷技能等都是這種優勢。二是廠商所擁有的內部化優勢(theinternalisationad-vantages)。所有權特定優勢能有利可圖地內部化時，才會有對外直接投資。二是東道國和母國解區位特定因素。這在分析區位理論時亦系統地探討過。對外直接投資折衷理論的創新之處是，它提供了一條將國際生產不同理論聯系起來的主線，(表略)是鄧寧用來展示其折衷理論的。(表略)表明，只有抓有所有權特定優勢.一廠商才會認為有必要對外直接投資，出口或以許可證轉讓技術。不過，如果能將這樣的所有權特定優勢內部化，在對外直接投資、出口和以許可證轉讓技術三者中，該廠商更喜歡對外直接投資。最后，如果由于國外區位有區位特定優勢使所有權內部化有利可圖，那么廠商將決定對外直接投資，而不是出口或以許可證轉讓技術。鄧寧亦重視國際生產的國別特定因素。國別特定因素本身并不能解釋對外直接投資，但可解釋國際貿易(Welthandel)。實際上，正是在國別特定因素被廠商所有權特定優勢所取代的情況下出現對外直接投資，不過，不能認為國別特定因素和所有權特定因素是根本獨立的。事實上，國別特定因素將產生和保持所有權特定優勢和區位特定優勢。例如，大標準化市場將派生大寡占廠商;政府教育、訓練、R乙D政策將影響在某特定國家的某些廠商的經營管理和技術優勢。鄧寧認為，投資存在發展周期，在一個周期中，一國國際投資地位與其發展水平相聯系。開始時一國的外來投資和對外投資微乎其微，隨后外來投資增加，接著對外投資亦增多;后來，外來投資減少，但凈國外投資仍是負數;最后，對外投資快速增加，凈國外投資成了正數.，由此可知，鄧寧的綜合理論實質上不是嚴格意義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因為盡管該理論有很強的解釋力，但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它包含了幾乎其他所有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就此意義講，折衷理論只是一個框架，從中可以引伸出很多具體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它之所以受歡迎，就是因為它是研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者手中有用的工具箱。此外，鄧寧還提出了國際直接投資發展階段理論、國際技術轉移選擇理論，對發展中國家不同階段應采取什么樣的引進外來直接投資策略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對外直接投資理論中較有影響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和區位理論都僅能解釋國際直接投資的一個側面，解釋力很弱，亦沒有實證有力的支持，很多情況只能解釋美國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FDI)。我國學者對跨國公司、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亦有深人的研究。南開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在老校長，聯合國跨國公司委員會顧問滕維藻先生的指導下，形成了很強的研究國際直接投資和跨國公司的隊伍，該研究方向畢業的博士近達20多人。冼國明教授的《跨國公司與當代國際分工》在國際上影響很大。研究國際直接投資，探討其理論的歷史發展，對我國改革開放，尤其是如何利用外資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從內部化理論可知，跨國公司為了保持技術優勢等所有權壟斷優勢，寧可通過跨國市場內部化，在國外直接投資設廠，利用轉移價格向子公司轉讓技術，牢牢地將技術秘密和訣竅控制在公司內部，阻止技術在當地的擴散。因而我們吸引外國跨國公司來華投資，想借此吸引或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的期望值不可太高，也就是通過吸引外來直接投資，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并不很現實。如果是國內資金不足而利用外來直接投資，進而創造就業機會，增加國家稅收，那么吸引跨國公司來華直接投資可以達到預期目的。從鄧寧的國際生產綜合理論看，無論采取何種方式，跨國公司都將控制技術，不會輕易將技術轉讓給我國，更不會將先進技術轉讓給我國企業。

第8篇：直接對外投資理論范文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SWOT分析；風險管理

[DOI]10.13939/ki.zgsc.2017.02.202

1 企業對外投資風險管理理論概述

一是風險是事件本身的不確定性，但是卻是在一定具體情況下的風險，可以由人的主觀判斷來選擇不同的風險；二是風險的可能結果不是單一的，而是一系列的；三是風險是與企業戰略相關；四是風險與收益是一體的、共生的。

2 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的現狀及問題分析――以石油企業為例

2.1 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的現狀

2014年全年中國完成的并購數量與并購金額都得到了提升，較以前年度有甚大增長。2014年全球經濟穩定，中國作為新興經濟體的主力，在并購市場表現活躍。

2.2 中國石油企業對外投資的SWOT分析

中國石油企業對外投資的SWOT分析見下表。

2.3 我國石油企業對外投資面臨的各類風險

2.3.1 我國石油企業對外投資面臨的政治風險

政治風險是指完全包括東道國或者部分由政府官員行使權力和政府組織的行為而產生的不確定性。政府的直接干預也可能產生政治風險。政治風險也指企業因一國政府或人民的舉動而遭受損失的風險。

3.缺乏國際直接投資和經營經驗

4.高素質人才的缺失

5.中國企業的技術進步還明顯不足，技術創新能力薄弱

6.中國石油企業的經營管理機制問題[]扭轉性戰略[]防御性戰略

2.3.2 我國石油企業對外投資面臨的社會文化風險

文化風險是指文化這一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給企業活動帶來損失的可能。主要包括：①企業并購活動引發的文化風險；②跨國經營活動引發的文化風險；③企業并購活動引發的文化風險；④組織內部因素引發的文化風險。

2.3.3 中國石油企業對外投資面臨的法律風險與合規風險

法律風險與合規風險都是現代風險體系中重要的部分，法律風險通常由市場主體自身法律意識淡薄、立法不完全、執法不公正等、交易相對方的失信等因素導致的，合規風險側重于行政責任和道德責任的承擔。這使得海外投資企業的法律風險與合規風險直線上升。

3 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的風險管理

3.1 一般風險管理方法

（1）控制風險。控制風險是指控制風險發生的動因環境條件等，來達到減輕風險事件發生的損失或降低風險事件發生的概率的目的。

（2）風險承擔。風險承擔是指企業對面臨的風險采取接受的態度，從而承擔風險帶來的后果。對于未能識別出的風險，企業只能采取風險承擔，對于企業的重大風險，即影響到企業目標實現的風險，企業一般不應該采用風險承擔。

（3）風險轉移。風險轉移是指企業通過合同將風險轉移到第三方，企業對轉移后的風險不再擁有所有權，轉移風險不會降低其可能的嚴重程度，只是從一方移除后轉移到另一方。

3.2 企業自身層面

（1）加強投資項目的預測決策分析，完善動態監測和預警系統。企業的管理人員，必須充分認識各種潛在的風險以及發生損失的期望值，提高對風險客觀性和主觀性的認識，加強投資項目的預測決策分析，完善動態監測和預警系統，努力避免風險。

（2）大力培養跨國經營人才。新時代人才的競爭很重要，我國企業應該注重對全能型人才的培養，主要可以采取以下幾點措施：第一，招聘有潛力的年輕工作者，創造企業文化，使人才能夠施展才華。第二，通過培訓來發展員工潛力。第三，激勵有才能的人員實現更高的績效水平。

（3）M行組合投資，降低風險。企業在投資的過程中，不能把所以資金放在一個項目中，要達到降低風險的目的，要注重組合投資，以達到降低風險的目的，因為組合投資后，單個項目的盈虧實現相抵，最后還有可能實現盈利。

（4）多途徑搜集投資信息，選擇發展良好的企業進行投資。不確定性是對外投資的風險和收益的一大特點，掌握可靠的投資信息成為企業投資成功的前提，投資者可以通過企業的財務報表來獲得投資效益情況。企業在做出投資決策之前必須掌握大量可靠的投資信息。同時，企業在投資之前，必須觀察投資企業國家的政策以及綜合發展水平，選擇良好的投資環境。

4 結 論

由于目前經濟發展的各方面限制，我國對外投資還不是很成熟，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我國企業的自主經營權在不斷提升，這會使得我國企業增進投資效率，有助于積極開拓國外市場，提高企業國際競爭力，從而加大其對外投資的力度。我們可以樂觀地預見：在不久的未來，我國企業對外投資將會不斷加快，其競爭力會更加有力，在對外投資中一定會創造佳業。

參考文獻：

[1]張少云.國有企業對外投資管理及風險防范[J].財經界，2008（9）.

[2]謝慶勇.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風險分析[J].國際經貿，2007（1）.

第9篇：直接對外投資理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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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論層面及經濟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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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國企業實施“走出去”的戰略是中國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根據鄧寧的“投資發展周期理論”，一國的經濟周期可分為四個階段，分別是僅有少量外來投資，無對外投資階段；外資投入增加，依然沒有對外投資階段；對外投資增加，但仍少于外來投資階段；凈對外直接投資增加階段。該理論將一國吸引外資、進行對外直接投資與本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相結合，分析一國的投資水平同人均GDP的關系。由于我國現處于該理論中的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的交叉階段，我國的對外投資應有所發展并呈現上升趨勢。

（2）中國企業對外投資是推動我國對外開放政策、適應當代全球化經濟發展趨勢、積極參與國際競爭和國際分工的必然要求。我國在接受外國投資，接受外國企業對中國經濟資源整合的同時，也應該積極“走出去”，分享“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對國際經濟資源進行整合。同時，隨著我國加入WTO時間的推移，我國的市場對外開放的程度越來越深，國內市場面臨嚴重的擠壓和競爭。要改變這種局面，需要我國企業積極利用WTO提供的各種優惠待遇條款及爭端解決機制，將我們的視野擴大到世界層面，積極對國外的競爭給予回應，向世界市場進軍。

2產業層面及政策層面

（1）對外投資可以促進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根據日本經濟學家小島清的“邊際產業轉移理論”，發展中國家進行對外投資時，應該首先考慮本國已經陷入或者即將陷入“比較劣勢”的產業，即邊際產業。而這些產業又應該同時是資本流入國的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從而在投資國的資本、技術等優勢的帶動下，將資本、技術含量較低的產業轉移到東道國。目前我國有些“夕陽”產業，諸如輕工、機電、紡織、家用電器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在我國已經實現了標準化和成熟化，具有一定的技術優勢。我國部分企業利用這種比較優勢，對非洲、拉美、中東地區進行投資，成功地將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至國外市場，實現了產業結構的升級。另外，對于某些勞動密集型產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可以避開由于大量在本國生產、制造并向國外出口該產品而可能導致的“比較優勢陷阱”。中國的勞動力資源豐富，但多為技術含量較低的廉價勞動力，而我國的優勢產業主要是一些技術含量低、低成本的產業，如紡織業，產品主要是初級產品及勞動密集型產品。通過這些產品的大量出口，雖然可以獲取利潤，但是造成了中國的貿易結構不穩定。如果僅僅為了擴大出口推動GDP的增長而盲目地發展這些比較優勢產業，就會使我國陷入“比較優勢陷阱”，造成產業結構的落后，不能真正實現工業化。

（2）各國都為吸引外資制定了優惠的政策，我國也為中國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提供了政策上的優惠和支持。2000年，同志正式將“走出去”概括為一項開放戰略，鼓勵中國企業有計劃、有步驟地出去辦廠。如今，我國龐大的外匯儲備及國家開發銀行等政策性銀行的支持，為中國實施海外投資創造了有利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