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貨幣政策的現狀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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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國內貨幣政策的現狀范文

關鍵詞：貨幣政策；匯率政策；資本市場；二元沖突；三元悖論

1我國的“三元”現狀

1.1我國貨幣政策現狀

今年前三個季度超過百分之十的GDP快速增長伴隨著經濟運行中投資增長過快、貿易順差過大、信貸投放過多，并且還出現了通脹壓力和資產價格持續上升等問題，其中備受關注的是關于回收流動性和降低通貨膨脹壓力。目前央行采取的一系列帶有緊縮性質的貨幣政策也是基于這方面因素考量所提出的：

（1）2007年9月15日起，金融機構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上調0.27個百分點，由現行的3.60%提高到3.87%；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上調0.27個百分點，由現行的7.02%提高到7.29%。這是央行本年度第五次提高銀行存款基準利率，以鼓勵儲蓄減少盲目投資進而穩定通貨膨脹預期，同時逐步緩解因通貨膨脹率持續新高下的實際儲蓄率為負的情況。

（2）中國人民銀行從2007年8月15日起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這是央行在本年內第6次動用這一貨幣政策工具。央行此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距離上次國務院20日宣布調減利息稅和央行加息，僅僅間隔10天。存款準備金率是傳統的三大貨幣政策工具之一，一般被視為貨幣調控的“猛藥”。不過，從去年開始，面對銀行體系不斷增長的流動性，央行已明確表示，如今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已屬于“微調”政策。

（3）發行特別國債購買外匯。發行債券作為最常見最易控制也是效果最為溫和的控制貨幣流通過快的工具一直備受央行青睞，但是由于我國資本市場尤其是債券市場的發展滯后使得它所起到調節經濟的作用也大打折扣的，現在在普通國債的基礎上發行特別債也是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我國外匯儲備今后幾年可能會繼續較快增長，人民銀行對沖流動性的壓力較大，發行特別國債的規模過小，難以起到回收流動性的作用，與發行普通國債籌集資金的用途不同，財政發債購買的外匯以提高收益為主要目標。

（4）央行啟動特別存款，吸納中小金融機構流動性。央行此前主要通過常規公開市場操作以及定向票據等方式來回收流動性，這些方式主要針對公開市場一級交易商進行，小規模城市商業銀行和農村信用聯社一般不在回籠范圍之內。央行日前發出通知，擬吸收部分非公開市場一級交易商，主要是城商行及農村信用聯社的資金，以吸收銀行體系的流動性，此舉意味著定向央票發行過程中未被覆蓋到的機構將被納入到央行收縮流動性的范圍之內。

1.2我國匯率政策現狀

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形成更富有彈性的人民幣匯率機制。在這樣一個逐步市場化的匯率機制下，匯率必然成為反映貿易的鏡像，與主要貿易伙伴的巨額貿易順差也就理所當然的需要外匯適度向上浮動來恢復平衡。中國人民銀行授權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公布，人民幣兌美元19日中間價為人民幣7.5074元，低于18日的7.5113元，人民幣今日大漲39個基點，突破7.51關口，強勢逼近9月21日創出的新高7.5050元，按照8.11的匯率計算，2007年10月24日又以7.5010元的中間價創下歷史新高，人民幣升值幅度已超出9.3%。

1.3我國資本市場開放現狀

回顧一下我國資本市場的開放過程,實際上,從1996年我們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八款實現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之后,中國就已經開始逐漸放松對資本項目的管制。因為對資本項目下自由開放所帶來的諸多隱患有所考量，我國目前還處于一個相對封閉的狀態——國外資本流入容易，國內資本流出困難。不過不管是出于實現對加入WTO的承諾還是國內外經濟失衡的壓力（國內出現了資本的大量囤積導致流動性過盛國外貿易逆差鼓吹人民幣升值），資本市場的開放度已經逐步加快。

2蒙代爾三元悖論的詳細敘述

2.1從“二元沖突”到“三元悖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首先對固定匯率制提出異議的是米爾頓·弗里德曼(MihonFriedman)。他在1950年發表的《浮動匯率論》一文中指出，固定匯率制會傳遞通貨膨脹，引發金融危機，只有實行浮動匯率制才有助于國際收支平衡的調節。接著，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米德(JamesMeade）在1951年寫成的《國際經濟政策理論》第一卷《國際收支》一書中也提出，固定匯率制度與資本自由流動是矛盾的。他認為，實行固定匯率制就必須實施資本管制，控制資本尤其是短期資本的自由流動。該理論被稱為米德“二元沖突”或“米德難題”。

羅伯特·蒙代爾(RobertA.Mundell)在研究了20世紀50年代國際經濟情況以后，提出了支持固定匯率制度的觀點。20世紀60年代，蒙代爾和J.馬庫斯·弗萊明（J.MarcusFlemins)提出的蒙代爾——弗萊明模型(Mundell-FlemingModel)對開放經濟下的IS-LM模型進行了分析，堪稱固定匯率制下使用貨幣政策的經典分析。該模型指出，在沒有資本流動的情況下，貨幣政策在固定匯率下在影響與改變一國的收入方面是有效的，在浮動匯率下則更為有效；在資本有限流動情況下，整個調整結構與政策效應與沒有資本流動時基本一樣；而在資本完全可流動情況下，貨幣政策在固定匯率時在影響與改變一國的收入方面是完全無能為力的，但在浮動匯率下，則是有效的。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蒙代爾三角”理論，即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自由流動與匯率穩定這三個政策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1999年，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Krugman)根據上述原理畫出了一個三角形，他稱其為“永恒的三角形”，清晰地展示了“蒙代爾三角”的內在原理。在這個三角形中，A頂點表示選擇貨幣政策自，B頂點表示選擇固定匯率，C頂點表示資本自由流動。這三個目標之間不可調和，最多只能實現其中的兩個，也就是實現三角形一邊的兩個目標就必然遠離另外一個頂點。這就是著名的“三元悖論”。

2.2三元悖論的具體解析

（1）保持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資本自由流動即處于AC邊，必須犧牲匯率的穩定性，實行浮動匯率制。這是由于在資本完全流動條件下，頻繁出入的國內外資金帶來了國際收支狀況的不穩定，如果本國的貨幣當局部進行干預，亦即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那么本幣匯率必然會隨著資金供求的變化而頻繁的波動。

（2）保持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穩定即處于AB邊，必須犧牲資本的完全流動性，實行資本管制。在金融危機的嚴重沖擊下，在匯率貶值無效的情況下，唯一的選擇是實行資本管制，實際上是政府以犧牲資本的完全流動性來維護匯率的穩定性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大多數經濟不發達的國家，比如中國，就是實行的這種政策組合。

（3）維持資本的完全流動性和匯率的穩定性即處于BC邊，必須放棄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在這種情況下，本國或者參加貨幣聯盟，或者更為嚴格地實行貨幣局制度，基本上很難根據本國經濟情況來實施獨立的貨幣政策對經濟進行調整，最多是在發生投機沖擊時，短期內被動地調整本國利率以維護固定匯率。可見，為實現資本的完全流動與匯率的穩定，本國經濟將會付出放棄貨幣政策的巨大代價。2.3貨幣政策的自對我國的首要性

聯系一下目前正處于BC邊的歐盟，它因為放棄運用貨幣政策調控經濟曾帶來許多成員國經濟停滯不前；在試想一下如果放棄運用貨幣政策僅僅依靠財政政策為主要調控方式顯然會出現許多惡果：

（1）財政政策作為對總需求的直接調控，如果因為國內流動性過剩采取緊縮性的財政政策就會進一步縮小原本就不足的國內需求。

（2）在我國匯率相對鎖定的現狀下，使用DD-AA模型進行分析，財政政策的擴張與收縮都會因為外匯的干預產生過度反應，比如財政擴張帶來了DD曲線右移首先就帶來了一部分的產出增加，但是由于財政擴張帶來了本幣需求增加從而使本幣升值，在要維持既定匯率水平時，中央銀行就得被迫購入外匯來增加貨幣供給，這樣AA曲線又要右移，產出會進一步擴張。同理，采取緊縮性的財政政策也會使產出過度收縮。

（3）針對國內最棘手的貨幣問題——貨幣流動性過剩，不采取貨幣手段直接調節肯定在效果上更加微小。即使在體制、機制等問題后可以解決某些例如非理性投資之類問題，對于大量外匯儲備囤積的調試仍舊找不到有效解決途徑。

2.4匯率相對穩定對我國經濟的重要性

據有關數據顯示，2006年，我國進出口總值為17606.9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3.8%。其中，出口9690.8億美元，增長27.2%，比上年回落1.2個百分點；進口7916.1億美元，增長20.0%，比上年加快2.4個百分點；全年貿易順差創歷史新高，達到1774.7億美元，比上年增加754.7億美元。2006年我國進出口貿易延續了五年來的高位運行態勢，（五年的平均增長速度為28.1%），遠遠高于世界貨物貿易增速（2001－2005年世界貨物進出口年平均增長速度為8.7%），繼續位居世界第三大貿易國。2006年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高達67%，比上年提高2.9個百分點，比2004年提高7.3個百分點。如此大的貿易依存度，怎么可能說浮動就自由浮動，因為人民幣長期以來的高估，完全浮動必然會帶來人民幣對世界主要貨幣的大幅度升值，接下來就是出口貿易額的大幅度縮水。我國跟美國在這方面的主要區別就在于：一方面，我國的內部需求市場很小，對外依賴過大。另一方面，我國出口產品相對來說需求彈性較大。所以即使是有管理的浮動制也是在比較狹小的浮動上下限內一種極富試探性的變化。

2.5我國的相機抉擇——資本市場的暫時不完全開放

延續上面的分析，那么我們可以選擇的只有三角形的AB邊了，至少目前看來短期必須這樣。不過全球經濟的不平衡發展造成了的全球經濟失衡格局，這個定局仍會繼續——不斷增長的外貿順差導致我國外匯儲備持續增長，我國國內也因此面臨貨幣過度投放，通貨膨脹和資產泡沫增大的壓力。那么，繞A點從AB邊向AC邊的不斷轉動也就自然而然成為了今后一段時間里，蒙代爾三角在我國的動態特殊表現。

參考文獻

［1］保羅克魯格曼.國際經濟學［J］.第五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第2篇：國內貨幣政策的現狀范文

(一)有關概念的界定

所謂開放經濟是與經濟國際化、經濟全球化、經濟一體化緊密相連的一個經濟概念,是與封閉經濟相對應的一種經濟形態,其主要特點是:其一,一國經濟納入了國際經濟的運行范圍;其二,宏觀經濟政策既要實現內部均衡目標,又要實現外部均衡目標。所謂貨幣政策也就是金融政策,它是中央銀行為實現其特定的經濟目標而采取的各種控制和調節貨幣供應量或信用量的方針和措施的總稱,主要包括信貸政策、利率政策和外匯政策。

(二)開放經濟對貨幣政策的影響

從上述定義可以看出開放經濟和貨幣政策是不同性質的兩個概念,但兩者之間卻存在著必然的聯系。相對封閉經濟而言,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國貨幣政策的制定就必然要考慮國際經濟的影響。這是因為一國貨幣政策的實施,必須依賴于具體的經濟和金融環境。換句話說,如果客觀經濟金融環境已經發生了變化,那么貨幣政策也應該相應地做出調整。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世界金融創新、金融自由化、金融國際化等變化趨勢共同改變了貨幣政策實施所依賴的整個金融環境。盡管市場的開放、資本的國際流動可以在微觀層面上改善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優化配置,但是在宏觀層面上卻給政府當局制定宏觀經濟政策(這里主要指金融政策)帶來了困惑:各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獨立性受到沖擊,傳統的貨幣政策工具顯得不能適應新的金融環境,貨幣政策目標(包括中介目標)以及傳導機制也受到了影響。也就是說,在開放經濟條件下,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都出現了一些新變化。比如,貨幣當局不僅要考慮內部均衡還要考慮外部均衡;在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選擇上,不得不放棄總量指標(貨幣供應量)而轉向價格性指標(利率);在貨幣政策操作工具上更多地依靠公開市場業務操作來實現政策目標。當然,更為重要的變化體現在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有效性方面。傳統觀點認為,如果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各國將重新獲得利用獨立的貨幣政策來影響國內實際產出水平和實現各自宏觀經濟目標的能力。然而,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來的貨幣政策實踐證明,即使是在浮動匯率制度下,各國貨幣政策之間的相互影響也是很大的,差異性貨幣政策所誘發的國際資本流動同樣嚴重地干擾了各國貨幣政策的實際效果。

既然開放經濟對貨幣政策的一系列影響是如此之大,那么,這種影響有解決之道嗎?可以說自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來的國際貨幣理論及實踐都很好地回答了這個問題,也即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減輕這種影響,盡管國際經濟學界對協調的收益大小尚無定論。

二、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的理論基礎

(一)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的定義及前提條件借鑒30國集團1988年對國際經濟政策協調所給出的概念,對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的含義做出以下界定:貨幣政策國際協調就是“各國充分考慮國際經濟聯系,有意地以互利的方式調整各自貨幣政策”的過程。這種協調通常分為兩種,即以規則為基礎的協調和隨機協調,前者是以各種制度為基礎的,如金本位制、布雷頓森林體系和歐洲貨幣體系;而后者主要是指為應付某一具體事件,有關國家進行磋商后作出的、持續時間有限的特殊協議,其典型的案例是1978年的波恩首腦會議、1985年的廣場協定以及1987年的盧浮宮會議等。

那么,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的前提條件是什么呢?首先,政策協調一定是在利益主體(國家或經濟地區)之間發生了利益沖突的條件下才會發生的合作行為。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世界經濟相互聯系、相互影響是一種常態,一般地理解,只要有交往就難免有沖突,那么協調就有必要。但是,這里依然存在一個問題:什么樣的主體之間才需要協調呢?回答當然是大國與大國之間才需要協調,因為對小國來說存在一個談判地位與力量問題,這里隱含的意思就是有一個協調的成本與收益的比較問題。同樣地,當所有的國家都是小國的時候,一個國家實行的政策措施,對其它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運行都不會產生多大影響。其次,只有在通過沖突雙方的協定或者說妥協可以使雙方都獲利,亦或說至少可以改善一方的境況而另一方不受到損害的條件下,協調才會發生,如果說只有一方獲利,那么這種協調不會進行下去。

(二)為什么要進行貨幣政策國際協調

1.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的現實要求———經濟的相互依存性。國際經濟學界廣泛認為經濟的相互依存性是進行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的一個外在動因。按照西方經濟學家的理解,這種相互依存主要體現在結構上的相互依存,經濟目標上的相互依存,國家之間政策上的相互依存。筆者在這里想強調的是政策上的相互依存,即一個國家的最佳政策得以實現,更多地取決于其他國家的行動。當然我

并不否認其他方面的依存,因為政策上的相互依存是由于結構上和經濟目標上的相互依存所直接引起的。

盡管在過去的幾十年里,這種對外開放和相互依存為世界經濟的發展帶來了許多好處,比如,促進了國際貿易的發展,加深了國際資本的自由流動,從而優化了世界資源的配置。但是,不爭的事實也有力地說明,國際間經濟依存度的加大極大地降低了國內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并增加了世界各國的溢出效應。盡管理論分析表明,一個國家的政府可通過國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調整來實現其經濟的內外均衡。但實際上在相互依存的國際環境中,一國貨幣政策的成敗在很大程度上依存于其他國家的政策、行動和做出的反應。由于自的減少,其政策的作用與效力便難以預測。所以說,國際貨幣政策協調是世界經濟相互依存不斷加深的必然要求。

2.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的內在動因。如果說開放經濟導致各國在貨幣經濟領域的相互聯系、相互影響和相互依存日益加深,那么,當一國獨立地制定貨幣政策就可能會對其他國家的政策運行施加顯著的影響,也可能受制于它國的貨幣政策,通常地將這種效應稱為貨幣政策的溢出效應(Monetarypolicyspill-overeffect)。溢出效應很早以來就被國際經濟學界所認識,許多學者如哈馬達(Hama2da,1974,1976,1979,1985)、米勒和薩曼(MillerandSalman,1985)、柯里和萊文(CurrieandLevine,1985)都已注意到了政策溢出效應。溢出效應可以通過多種渠道傳遞,一般認為主要是通過貿易渠道和資本流動渠道。以貿易渠道為例,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可能導致進口需求下降,而其政策溢出則給予其主要貿易伙伴一個外源性的需求緊縮。溢出效應產生于各種原因,包括那些將國外政策誘發干擾的影響傳遞給國內經濟關鍵宏觀經濟變量的各種貿易與金融聯系。

在這里需要強調的是:大量的研究證明這種貨幣政策溢出是普遍存在的。既然貨幣政策溢出是普遍的,而從理論上講,通過國際協調可以降低這種溢出效應(這已為絕大多數經濟學家所承認)。那么,從這個意義上說,政策的溢出效應就是國際協調存在的一個內在動因。但是,國際協調是怎樣減少這種外部性影響的呢?下面將更進一步地談到。

(三)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的基本方法———博弈論分析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許多經濟學家運用各種方法對各國間貨幣政策的沖突與協作進行了分析,并產生了運用博弈分析的戰略決策方法(StrategicApproach),從而為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在方法上提供了理論依據。

博弈論(GameTheory)又稱對策論,是研究理性的決策主體之間在其行為發生沖突時的決策方法以及這種決策的均衡問題,也是研究理性決策主體之間的沖突與合作的理論。其主要特征是決策主體之間的行為是直接相互影響的,因此,決策主體在決策時必須考慮其他決策主體的反應。在相互依存性很強的開放經濟中,各國貨幣政策的外部性越來越明顯,作為世界經濟中的經濟主體,一國的貨幣政策會影響到他國的社會福利函數,反過來,又受其他國家政策的影響。因此,各國貨幣政策的制定和選擇過程就好似一局博弈。一國在制定貨幣政策以及實施經濟行為時,不得不考慮它國的反應以及將會采取的措施,以盡可能地做出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決策,而這種決策取決于雙方博弈的結果。博弈理論研究的結果顯示:國際間經濟政策不協調是無效率的,而通過國際間經濟政策的協調可以達到帕累托效率。但需要指出的是,在短期內,協調收益的分配取決于博弈雙方的談判力量。而在長期內,隨著博弈雙方地位的此消彼長,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勢必被打破,雙方又開始一輪新的談判與協調。

三、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是否有效

從理論上講,通過國際貨幣政策協調可以實現帕累托效率,使各國的福利均接近最佳點,整體經濟福利也高于非協調狀態。但世界經濟的現實卻與此大相徑庭,國際貨幣政策協調往往不能順利實施,“以鄰為壑”的自利行為經常發生。為何國際貨幣政策協調出現現實失靈呢?

首先,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的不確定性。要進行國際協調,首先要了解相關國家的經濟現狀,一般是根據各國所用的模型來判斷各國的產業結構,在此基礎上協調各國的利益。近年來,許多學者對外國貨幣政策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本國的宏觀經濟變量進行了研究,但由于使用的模型多種多樣,在某些具體數值上很難達成一致結論,由此導致協調利益的不確定性,使合作協調很難形成。

其次,違約沖動帶來的不確定性。即使知道國際貨幣政策協調能夠獲利,也不能保證協調的政策能夠順利實施。如果采取協調以外的政策的獲利大于協調政策時的獲利,就會出現免費搭車或違約行為。如果很難監督貨幣政策的話,那么每個國家都可以在振振有辭地證明它堅持了協議政策的同時違約,由此,出現不協調的結果將是很容易的。而且如果政策協調是在多個國家之間進行,那么違約的動機會更強。要消除免費搭車或違約行為,可以采取兩項措施:一是使協調經常化,即博弈不僅僅限于一次,這樣參與國就必須在背棄協議政策的預期收益與下一期對方國不合作行為的可能成本之間做出比較選擇;二是引

進客觀指標,完善協調政策的監督體制。

最后,政策協調中分配利益和分攤協調成本的不確定性。到目前為止,經濟學者的研究結果還不能計算出成功的政策協調所帶來的收益,而且對成功協調的收益分配與協調成本分攤的研究也還很少,對協調收益究竟由什么因素決定仍未達成一致意見。這樣一來,即使關于協調的論證再詳細,也很難為實踐所接受。在這種局面下,要說服任何獨立自主的一國政府,為了一些不完全歸自己所有且數量不確定的國際協調收益而放棄自己的某些目標是非常困難的,因為,收益可能在任何情況下都會更多地流向其他參與國,而不是本國。盡管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由于上述不確定因素的存在而出現了失靈,以及在完全信息和靜態的一次性博弈的最優化假設下建立的協調模型存在著潛在的局限性,即使是在動態結構模型中也存在著政策協調障礙(比如說政策協調的連續性問題或者說可維持性問題),但是,在這里需要強調的是在不完全信息條件下權威貨幣當局之間彼此協調對世界如何運作的看法也許比政策協調的本身更為重要。這是因為信息交換不需要規范的政策協調,并且交換也不會使貨幣蒙受伴生性的損失,它可能是一個比成熟的合作本身更容易實現的目的,即使大多數實證經驗顯示政策協調的收益不如想象的那么好,但結果依然非常顯著。根據休斯-哈利特在完全信息假設下的估計,政策協調收益對美國和歐佩克其他國家來說,大約相當于每年額外GDP增長的3%～5%和4%～6%。在這里之所以要列舉這樣一個數據,只是想表明一種觀點:世界各國實現共同目標的奮斗軌跡與合作協定本身應該是同樣重要的,也許今后世界經濟發展的事實會更充分地證明政策協調在經濟福利方面所產生的顯著收益。四、中國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現狀、存在的問題和原因以及對策研究

依據中國近20年來的改革開放實踐以及一些學者的實證研究證明,中國目前已經初步具備了開放經濟的特點。但是,其他國家的經驗教訓顯示,從封閉經濟過渡到開放經濟是一個充滿風險的過程。開放經濟條件下,中國貨幣政策制定與執行也會同樣地受到其他經濟體的影響,同時也會影響到其他經濟體的政策利益,既然如此,中國也應充分重視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

(一)中國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的現狀、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分析

1.中國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的現狀。中國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首先,體現在中國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性組織在資金貸款、政策對話、技術援助、法律協調以及信息交流等方面卓有成效的合作。當然,中國與IMF的合作與協調更為重要的表現還在于與IMF的積極配合方面。比如在東南亞危機風波中,中國對危機所采取的“同舟共濟”的態度,特別是中國政府自東南亞金融危機以來對國際社會所做出的“人民幣不貶值”的慎重承諾,這種承諾為國際金融危機的緩解以及國際經濟的穩定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其次,體現在中國與區域性經濟組織的合作與協調上,比如說,中國與亞太經合組織(APEC)的合作與協調。中國還積極參與區域性貨幣合作,加強了中國與亞洲各國或地區中央銀行的合作,進一步鞏固“10+3”(東盟10國加上中、日、韓三國,簡稱“10+3”)的金融合作成果,同時根據“清邁倡議”,加快了成員國之間簽署雙邊貨幣互換協議的進程。目前,中國已與日本、泰國、韓國、馬來西亞簽署雙邊貨幣互換協議,涉及金額共計85億美元,與其它國家的貨幣互換協議也正在談判與磋商之中。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討了加強各國貨幣合作的機制。

2.中國貨幣政策國際協調存在的問題及原因

(1)匯率協調問題。匯率和匯率政策的協調一直是各國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的核心。中國自1994年實行匯率制度改革以來,官方一再說中國實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中央銀行的任務就是穩定人民幣匯率。但IMF認為由于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太小(不足±1%),因此屬于固定匯率制。那么中國目前的這種匯率政策是否合理呢?如果說在1997年的東南亞危機中,人民幣不貶值的承諾是為了顧全大局(因為如果中國也實行貶值政策的話,那么只會招致國際社會的報復性反應,這對各方都沒有好處,只會使景況變得更糟,按照國際協調理論,這也符合其宗旨),那么,在危機過后,是否一定還要履行這種承諾呢?換句話說,中國是否要以匯率穩定作為唯一目標呢?筆者同意何澤榮教授的觀點:穩定匯率是匯率政策的一個目的,但不是唯一目的。當然,這里不是說中國貨幣一定要貶值,只是想表明這樣一種觀點:中國至少應該尋求一種在國際社會能夠承受的合理限度內調整匯率的機制。

(2)利率協調問題。國與國之間的實際利率差異會引起國際間的套利行為,從而導致國際資本的流動,并進而會直接影響到匯率的運動。也就是說,在國際間(特別是經濟大國之間)存在利率協調問題。這里有一個問題,即是不是國外(特別是美國)利率調整了中國也應該相應的調整呢?當然不是,中國連續8次下調利率,事實上對內需的刺激并未達到預期的效果也許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在這里要說的是,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利率變動的環境、條件、因素及其范圍,與封閉經濟條件下相比較是有質的區別的。由于中國目前實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但因匯率變動幅度過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把我國歸到固定匯率制),因此對未來匯率變動是一種靜態預期;另外,中

國還沒有實現資本項目的可兌換,資本是不完全流動的;更為重要的是我國目前沒有實現利率市場化,沒有形成一種利率的市場反應機制;所有這些因素都決定了中國利率政策從短期來說應該自主性地決定。但這絕對不是說中國不需要進行利率協調,只是說存在一個自我決策問題。

(3)中國在國際協調中的地位問題。由于獲得協調利益的大小取決于協調雙方的談判力量,而這種力量從根本上來說又取決于一個國家自身政治、經濟實力的強弱。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實力得到極大的提高,但是相對于這樣一個10多億人口的大國來說,中國的經濟實力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仍有巨大差距。自布雷頓森林體制崩潰以來,在國際貨幣領域沒有一個專門負責貨幣國際協調的機構(在崩潰以前是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完成),在這種背景下,由于“八國集團”在經濟實力和能力上對世界經濟的重大影響,因此它們在國際貨幣金融領域的合作與協調成為世界關注的中心,是當今世界上除IMF以外最重要的國際經濟政策協調機制。盡管這種協調機制只是一種隨機協調行為,但在新的統一的國際貨幣體系(這還需要很長的路要走)未形成之前,它不失為一種最佳選擇。但是,中國到目前為止尚未被吸納為該組織成員,這對中國在國際協調中的地位是有不利影響的。

(二)中國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的對策

1.完善人民幣匯率制度,積極參與國際協調。由于中國匯率市場不完善,不是有效的匯率市場,存在封閉性和壟斷性,人民幣匯率變動從某種意義上說體現了政府的政策取向,而無法通過市場供求關系來實現。針對目前經濟現狀,可以采取人民幣適度貶值,刺激出口,擴大外需,拉動經濟增長,緩解失業壓力,與此同時積極參與國際協調,注意國際社會的反應。

2.有步驟地開放金融領域,有效管理國際資本流動,循序漸進地推進人民幣可兌換進程。加入WTO,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不可避免,但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的速度取決于諸多因素,比如經濟發展水平、金融體制改革進程、金融法規的完善程度、國家對金融業的監管水平以及金融機構的經營能力和競爭力。因此,中國金融對外開放應該是一個有步驟的、漸進的過程。隨著經濟金融開放的深入,國際資本流動將加快,由此必須加強對國際資本流動的有效管理和合理利用,建立防范國際資本流動沖擊的機制。隨著國際資本流動加大,必然會對資本項目可兌換提出要求。但是,人民幣的自由兌換不能急于求成,應該是一個漸進的歷程。

3.探索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選擇,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進程。中國目前貨幣供應量與產出、物價之間仍然具有很大的相關性,而且可以通過利率、再貸款、公開市場操作對其加以調節。因此,中國目前仍需把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操作的中介目標。但是,從長期來看,也要認真探討其他參照指標,研究新形勢下中介目標的選擇問題。今后幾年中國應該穩步推進人民幣利率市場化改革。以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選擇奠定基礎。

4.加強國內金融監管,建立危機防范與預警機制。貨幣政策國際協調也體現在對國際金融犯罪的共同治理上。為此,中國要加強國內監管,規范銀行業務,實現與國際接軌;還要積極參與國際合作,建立強大的信息網。同時,面對可能發生的金融危機,要建立危機防范與預警機制。

5.采用多種政策工具,實行政策的相機抉擇,保證經濟目標的實現。我們知道,一國經濟內外均衡目標的實現,并不僅僅依靠貨幣政策,應該同時依靠其他政策,比如財政政策的配合。就是說可以尋求通過財政政策來控制經常性帳戶,從而調整匯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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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前沿問題[M].北京:中國稅務出版社,2001.

[9]姜波克.開放經濟下的政策搭配[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

第3篇：國內貨幣政策的現狀范文

關鍵詞：表外業務；貨幣政策；規避監管

中圖分類號：F830.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12-0-01

在金融創新的推動下，商業銀行的表外業務發展迅速。但由于表外業務和金融產品過于復雜，且缺乏透明度和必要的監管，因此成為風險隱患的發源地。西方發達國家的表外業務最先蓬勃發展，尤其是衍生產品交易發展迅猛，最終引發了嚴重的國際金融危機。近年來，我國商業銀行表外業務發展迅速，雖然其業務方式和產品構成還較為簡單，但其規模不斷增大，發展速度不斷加快，大量的表外資金游離于監管之外，不僅加大了金融系統的風險隱患，同時還對貨幣政策產生了很大影響。

一、國內外表外業務發展現狀

（一）國外商業銀行表外業務發展現狀

表外業務是商業銀行從事的不列入資產負債表內但能影響銀行當期損益的經營活動。巴塞爾委員會規定，表外業務分為狹義和廣義。狹義的表外業務指商業銀行從事的按照通行的會計準則，不列入銀行資產負債表內不涉及資產負債表內金額的變動但構成銀行的或有資產和或有負債的交易活動。廣義的表外業務指所有不列入銀行資產負債表的經營活動。20世紀80年代，一些西方國家金融市場不斷擴大、金融產品不斷創新，表外業務迅速發展。90年代，一些商業銀行的表外業務的發展速度已經超過傳統資產負債業務，其業務形式多樣、結構復雜、品種齊全，以投資銀行、信托服務、證券銷售、信用卡業務為主。據統計，當時一些商業銀行表外業務收入已占到銀行業務總收入的40%-50%左右。

（二）國內商業銀行表外業務發展現狀

我國商業銀行的表外業務主要以交易服務類業務為主，集中在結算、擔保、、銀行卡業務等。1979年10月，中國銀行首次開發信托、租賃類業務，這是我國商業銀行發展表外業務的初次嘗試。此后，各家商業銀行也逐漸開發了多種表外業務。我國商業銀行的表外業務種類仍以傳統的結算、匯兌、收付等業務種類為主，形成的利潤較低，新興的、高附加值的表外業務開展較少。雖然目前我國商業銀行表外業務的產品形式仍處于初級階段，但在規模上已屬于發展迅速。

二、商業銀行發展表外業務驅動因素

（一）經濟和社會發展引發外部需求

我國經濟發展引致的整體需求是推動我國商業銀行表外業務創新發展的強大動力。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對商業銀行表外業務產品需求的推動力之一，間接影響商業銀行表外業務創新和發展的模式，并使我國商業銀行表外業務創新向縱深方向發展。如在我國改革推進過程中，銀行儲蓄業務與醫療保險、家庭財產保險等相結合的表外業務產品即是由經濟和社會發展引導的創新。

（二）規避監管引發內部需求

商業銀行表外業務最直接的推動力是規避監管約束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由于表外業務的特殊性，財務報表不能完全反映表外業務的信息，表外業務能夠規避統計和監測的常規報表項目，因而許多表外業務是為了規避監管機構對貸款規模的控制或資本要求的規定而創新出來的，許多表外業務被商業銀行作為規避監管、獲得較高利潤的工具。

（三）同業競爭引發雙重需求

隨著金融市場的迅速發展，商業銀行數量和規模的不斷擴大，商業銀行之間的競爭逐漸加劇。激烈的競爭使商業銀行面臨存貸款業務市場不斷萎縮、傳統銀行業務利潤空間逐漸收窄的局面，推動商業銀行不斷進行金融創新、拓展表外業務。

三、對貨幣政策的影響

（一）擴大了社會融資總額，干擾貨幣政策的調控

許多商業銀行表外業務實際是表內信貸業務的替代品，該類表外業務不在貨幣統計中被計量，存款準備金政策、利率政策等調控手段很難對其增加的貨幣供應進行控制，這將導致貨幣供應量不受控制地增加，嚴重干擾了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調控。

（二）影響產業政策實施，削弱貨幣政策資源配置效應

根據產業政策的變動與調整，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在信貸政策調控方面指導商業銀行進行配合，部分企業無法從正規銀行信貸渠道進行融資，因此商業銀行從表外業務途徑開辟渠道，幫助一些企業通過表外業務獲得資金，這將嚴重干擾貨幣政策資源配置功能。

（三）業務發展非理性，影響貨幣政策實施

表外業務為商業銀行的創新提供了較大的空間，商業銀行通過表外業務的發展形成了多種復雜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活動，并呈現非理性繁榮的狀態，弱化了存款準備金工具的效力，使利率、再貼現率等工具失效。表外業務還加快了貨幣流通速度，使各種貨幣政策工具都面臨失效的局面，進一步削弱了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效果。

四、政策建議

第4篇：國內貨幣政策的現狀范文

2015年3月10日，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宏觀經濟數據顯示，2月份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CPI)仍處于低位增長，同比上漲1.4%；1-2月平均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比去年同期上漲1.1%。隨著消費需求增長的趨于減緩，2月份全國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 PPI)同比下降4.8%，環比下降0.7%；工業生產者購進價格同比下降5.9%，環比下降1.0%。1-2月平均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同比下降4.6%，工業生產者購進價格同比下降5.5%。結合目前國內外經濟形勢和中國CPI與PPI指數判斷，2015年中國經濟將面臨較大的通縮壓力。而如何協調使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反通縮，也是中國2015年將要面臨的一個巨大挑戰。，

國內外經濟環境變化加大中國通縮壓力

2014年以來國內外經濟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經濟環境的變化加大了中國通縮壓力，具體體現在四個方面：國際資本逆流動對中國基礎貨幣發行的制約、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對國內通縮的輸入、中國較為嚴重的產能過剩以及有效需求不足。

（一）中國通縮壓力的國際環境分析

隨著全球經濟的日趨融合，世界經濟環境的變化深刻影響著中國的經濟發展。2014年的各項數據顯示，通縮的陰影正在全球擴散， “經濟衰退”并未隨各國的刺激措施而消減。世界經濟的不利因素也給中國帶來了較大的通縮壓力。

一是美聯儲加息或將加大中國的資本流出壓力，并制約了中國基礎貨幣的發行。進入2014年下半年以來，全球經濟增長的版圖發生了新的變化，主要體現為發達經濟體在經歷了上半年的集體復蘇之后，進入下半年發達經濟體經濟出現了分化。美國經濟持續復蘇，歐、日經濟再度出現放緩，而新興市場經濟體持續延續放緩的走勢。全球經濟形勢的變化直接導致了主要經濟體貨幣當局貨幣政策基調的分化：美聯儲于2014年10月宣布退出量化寬松，歐洲央行則正式啟動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日本央行延續了量化寬松的貨幣基調。從美國情況來看，2015年美國將正式進入加息周期；而從20世紀90年代的歷史經驗來看，美聯儲加息將會誘發新興市場經濟體資本流出。因此，隨著美國在2015年進入加息階段，未來一旦國際資本從新興市場經濟體流向發達經濟體，將會對中國產生重大影響——國際資本的逆流動意味著更多的資本流出中國，尤其是短期資本的流出將更加迅速；同時國外經濟的回升意味著對外投資回報率的增加，國內資本也將加大對外直接投資的力度。國際和國內資本流出會對中國產生流動性緊縮效應，并進而會制約基礎貨幣擴張。在促進本國經濟增長、提高國內就業率的大背景下，發達經濟體通過低廉的土地、更多的稅收補助、更有效率的生產方式，對原本植根于中國的制造業產生難以抗拒的吸引力，從而使得中國制造業逆流發達經濟體，尤其是美國、中國制造業向發達經濟體的轉移；再加之國外產業資本投資回報的增加和中國產業投資回報的下降，外商會減少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及加大對本國特別是發達經濟體的投資力度。最終結果是，國際資本和國內資本大量流出中國，從而制約了中國基礎貨幣的發行。

二是全球貨幣政策基調的分化將推升美元指數，加大商品市場壓力。2014年美國經濟增長2.4%，創2010年以來全年增速的最好水平。經濟的快速增長伴隨著美國經濟的全面復蘇，具體體現在房地產市場、就業市場、制造業和出口業等呈現全面復蘇的特征。正是基于近幾年來美國經濟的快速增長，美聯儲于2014年10月份完全退出了量化寬松。在美國經濟全面轉好的大背景下，美元指數目前已經接近次貸危機以來的歷史高位。但由于美國經濟的強勢復蘇、美聯儲加息將成為美元未來創造新高的新的動力；再加之美元指數構成中，歐元與日元占比70%，而隨著歐洲和日本經濟的復蘇無力所導致的歐元與日元走低，將被動推動美元指數進一步走強。因此，隨著美元指數的持續走強，美元指數的上漲將對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構成極大的壓力：由于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大多數均以美元計價，美元指數的上漲將會使得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下降。而作為世界上主要生產國的中國，國際大宗商品的進口是中國制造的必要原材料；因此大宗商品的價格下跌，會引起中國工業產成品價格的下降并進一步拖累其他工業產品的價格。最終結果是，美元指數的上漲對大宗商品價格的打壓將進一步增大中國的通縮壓力。

（二中國通縮壓力的國內環境分析

中國經濟正處于新常態階段，即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以及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正是在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將中國2015年經濟增速下調為7%。國家發展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近日的《2014年經濟形勢分析與2015年展望》報告顯示，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總體基本平穩，經濟增長保持在合理區間，經濟運行中出現一些積極變化與亮點。但投資增長后勁不足、融資瓶頸約束明顯、企業經營困難等問題突出，經濟下行壓力和風險依然較大，具體體現為過剩供給和需求不足。過剩供給和需求不足之間的不匹配使得中國面臨較大的通縮壓力。

一方面，從供給來看，中國整體上處于產能過剩的狀態。相關研究表明，2012年中國產能利用率為57.8%，低于720/0-74%的“合意”區間15個百分點左右。這意味著，目前中國的產能過剩非常嚴重，部分新興行業產能過剩的情況更為嚴重。從產業結構來講，目前的產能過剩主要集中于傳統的重化工行業，如鋼鐵、汽車、造船、電解鋁等；盡管經過了兩年多的去產能化，但相關行業仍難以達到產能的“合意”區間。很顯然，一定程度的產能過剩有利于形成市場競爭，提高效率和技術創新；但產能嚴重過剩將會沖擊正常的市場秩序，不利于相關產業的結構優化，不利于中國經濟的穩定快速發展，制約著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正因為產能過剩對經濟的重大影響，產能過剩問題也成為2015年3月份召開的兩會的重要議題。在產能嚴重過剩的背景下，為了爭奪有限的市場份額存，在短期內主要供給方主要通過降低產品價格的方式來爭取市場；一家廠商的降價必然導致更多同類競爭方加入降價的行列，在攤薄利潤的同時，最終導致整體工業品價格下降。

另一方面，從需求來看，終端需求處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態。從1998年開始，我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這種政策的導向就是以擴大國內需求為主，逐步引導我國宏觀經濟走向主要依靠內需增長拉動的軌道。但目前中國經濟整體呈現有效需求不足的現狀，主要表現在傳統需求的不足，具體體現在固定資產投資、房地產開發投資、房地產銷售及社會消費品等領域同步出現增速放緩的趨勢。中國有效需求不足主要由三方面因素引起：一是中國經濟正進入經濟轉型與結構調整的階段，其必然結果是傳統需求放緩而新型需求供給不足。二是次貸危機期間中國推出的4萬億投資計劃及房地產、汽車刺激政策進一步透支了未來的需求，刺激過后使得傳統需求放緩的程度加陜。三是海外經濟特別是歐美發達國家的經濟進入新的轉型及低增長階段，這也拖累了中國傳統有效需求不足。而當前中國正處于從“舊常態”向“新常態”過渡的關鍵時期，在這一過程中，當總需求長期低于經濟所能提供的產品和服務時，具有破壞力的通縮也就相應產生了。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須攜手反通縮

（一）通貨緊縮對經濟產生的后果

與通貨膨脹一樣，通貨緊縮會對經濟發展產生較為深遠的影響。一是通貨緊縮會導致消費和投資萎縮。由于通貨緊縮會導致貨幣供應量和物價的持續下降，物價的持續下降會增強人們對經濟前景的悲觀預期，從而會持幣觀望，最終導致消費或投資進一步萎縮。二是通貨緊縮的存在會加大企業的融資成本，并通過金融加速器效應加大企業經營困難和破產的概率。貨幣供應量的減少和物價的下跌，會提高實際利率，債務人的資金成本會相應提高從而加重債務人的負擔，企業不敢貸款或難以獲得貸款，從而難以維持企業的正常運營。三是通貨緊縮會加大金融體系風險。由于企業經營困難或破產，銀行難以收回所發放的貸款，進而銀行會出現大量壞賬，且難以找到盈利的項目提供貸款。一旦經濟狀況進一步惡化，銀行就有可能面臨金融恐慌和存款人的擠兌而被迫破產，整個金融體系的風險會大大提高。四是通貨緊縮會提高失業率。隨著整體經濟的惡化，社會失業率會提高，工人工資下降，進一步降低了有效需求。因此，對于緊縮引起的貨幣升值，許多經濟學家指出：“貨幣升值是引起一個國家所有經濟問題的共同原因。”因此，世界各國都非常重視通縮的治理，而對正處于經濟轉型階段的中國來說，采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反通縮也是目前面臨的一個重大考驗。

（二）綜合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反通縮

反通縮需要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攜手，共同發揮宏觀調控作用。對于逐漸加大的通縮壓力，中國逐步實施了寬松的貨幣政策；而寬松的貨幣政策作為逆向操作，是在創造一個寬松的貨幣供應的環境。由于通縮最重要的問題是貨幣需求不足，因此經濟政策就需要去激活貨幣需求來吸收寬松的貨幣供應，然后才能夠帶動經濟的良性循環。因此，這時就需要財政政策來刺激貨幣需求，即中國應配合實施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反通縮，并將通縮對經濟的危害降低到最小程度。2014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把宏觀政策定調為“積極財政政策要有力度，貨幣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緊適度”。所以，當經濟接近區間調控底線時相應的政策變動勢必出臺，以此防止經濟內部系統性風險的爆發。

具體來看，在財政政策方面，應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擴大需求，促進經濟復蘇。一是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尤其是高鐵建設，從而擴大投資需求。二是充分發揮財政緊急杠桿在啟動企業投資中的作用。三是在財政收入增長已經步入“新常態”的背景下，應適度擴大財政赤字，同時適度減稅，為實體經濟松綁注入新活力。四是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降低“預防性儲蓄傾向”，增加居民的消費需求。

第5篇：國內貨幣政策的現狀范文

關鍵詞：人民幣國際化；收益；成本

中圖分類號：F83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3年3月26日

一、人民幣國際化的定義、現狀和條件

（一）人民幣國際化的定義。人民幣國際化就是人民幣隨著我國商品貿易和服務貿易在國外市場逐步擴展，在本幣職能的基礎上由經常項目、資本項目和境外貨幣自由兌換等方式流出國境，在境外市場擔當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儲藏手段和價值尺度，從而由國家貨幣走向區域貨幣，再走向世界貨幣的過程。

（二）人民幣國際化現狀

1、人民幣流通現狀。人民幣在周邊國家和地區的流通主要通過貿易和旅游兩個途徑，它開始于20世紀九十年代，但國際信譽的迅速提高還是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國政府所表現出的高度大國風范之后。而后，人民幣一直保持幣值穩定并處于緩慢升值的狀態，人民幣成了周邊國家和地區如越南、老撾、緬甸、俄羅斯、獨聯體國家政府和人民眼中的硬通貨，并成為事實上的結算貨幣和支付手段。在香港、澳門、臺灣、新加坡、馬來西亞、韓國等地，人民幣也是被廣泛接受的貨幣。2005年1月起，銀聯卡在韓國、泰國、新加坡開始受理業務，持卡人可使用銀聯卡在這些國家進行消費，并可支取一定限額的本國貨幣。人民幣還在緬甸、蒙古享有“第二美元”之稱，可在其國家全境通用。這些都表明，人民幣國際化的自然過程已經開始。

2、人民幣可兌換現狀。1993年我國提出了實現人民幣可兌換的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長遠目標，并作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成員國，于1996年12月實現了人民幣在經常項目下的自由可兌換。現在，人民幣還實現了資本項目下的部分可兌換，這都為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奠定了基礎。但央行在人民幣資本項目下的完全可自由兌換上則多次表示沒有明確的時間表。

3、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和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發展現狀。2007年3月，八位香港的政協委員聯名提案《關于發展香港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的提案》中呼吁將香港作為人民幣離岸中心。2009年9月28日，中央政府首次在香港發行了60億元的人民幣國債，這是政府支持香港作為人民幣離岸中心進一步發展的一個新的里程碑。香港實際上已經成為人民幣走向世界的窗口。但香港由于其貨幣體系的獨立性，使得其不具備成為人民幣金融中心的條件。2009年4月，國務院審議并通過關于建設上海為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的意見，使得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正式被提上日程表，這也為人民幣國際化翻開了嶄新的一頁。

（三）人民幣國際化的條件。人民幣國際化應該具備以下條件：（1）貨幣發行國的經濟實力。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越強，各國對該國貨幣就越有信心，因而越有可能選擇該國貨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2）貨幣發行國的進出口數額。一個國家的進出口數額越大，各國為了進行貿易結算所需要保留該國貨幣的數量就越多，因而越有可能選擇該國貨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3）貨幣發行國的資金融通數量。一個國家參與國際資金融通的數量越大，各國為了進行金融活動所持有的該國貨幣的數量就越多，因而越有可能選擇該國貨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4）沒有兌換控制；（5）政治穩定；（6）貨幣幣值的穩定性；（7）清算系統完備，效率高。

二、人民幣國際化的收益

（一）“鑄幣稅”收益。人民幣國際化的最大收益是可以獲得鑄幣稅的收入。鑄幣稅是指貨幣發行者憑借發行貨幣的特權所獲得的紙幣發行額與紙幣發行成本之間的差額。在貨幣幣值穩定情況下，紙幣所代表的價值會遠遠高于紙幣的發行成本，這個溢價部分當然歸紙幣的發行國所占有。在本國發行紙幣，鑄幣稅取之于本國，發行國際貨幣，鑄幣稅則取之于國際而用之于本國，是一種額外的國際收入。

（二）“金融”收益。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后，國外的央行會大量的持有作為儲備貨幣，但基本上都是以人民幣資產（存款，國債）的形式存在。這就使得我們必須向境外央行支付存款利息和國債利息，這部分成本減少了鑄幣稅收入；另一方面我國央行可以將這些資金轉換為可貸資金創造收益，而且相對于利息成本收益是比較高的。同時，國際貨幣的交易必須要通過發行國銀行體系的結算和支付來完成，這就為提供結算服務的發行國金融機構帶來了傭金收入。

（三）減少匯率風險。人民幣國際化后對外貿易，投資都可以采用人民幣計價和結算，這樣外貿企業所面臨的匯兌風險就隨之消除。無匯率風險和穩定的收益預期，一方面會促進國內企業以較低的成本對外投資，有利于我國實施“走出去”戰略；另一方面又會鼓勵境外企業到中國來投資，利于我國吸引外資，減輕外債風險。

（四）轉嫁“經濟泡沫”。如果人民幣實現國際化，那么可通過貶值解決國際收支逆差和財政赤字，并轉嫁國內經濟泡沫。

三、人民幣國際化的成本

（一）貨幣政策“獨立性”喪失。根據保羅·克魯格曼的三元悖論：一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匯率的穩定性、資本的完全流動性不能同時實現，最多只能實現其中的兩個目標，而不得不放棄另外一個目標。一國金融制度選擇了匯率的穩定性和資本的國際自由流動，就必須放棄國內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根據蒙代爾-弗萊明模型，資本完全流動時，在固定匯率制度下，本國貨幣政策的任何變動都將被所引致的資本流動的變化而抵消其效果，本國貨幣政策喪失自主性。例如，人民幣國際化后，當我國經濟出現通貨膨脹時，央行會采取提高利率回收流動性的貨幣政策來調節。但利率提高不僅會使國內的流動性回流，同樣境外人民幣也會回流我國，削弱了貨幣政策的效力。若境外回流的人民幣大于利率提高回收的國內流動性，還會加劇當前的通貨膨脹現狀，貨幣政策完全失效。當國內通貨緊縮時，央行采取低利率政策，結果人民幣外流，國內貨幣減少，貨幣政策失效。

（二）國內經濟易遭受外部沖擊。國際化將以自由化為先導，與外匯的各種管制放開同步，各種方式的保護主義及行政手段將極大地弱化。在這種情況下，金融市場的流動性提高，交易量增加，市場空間加大，貨幣沖擊的風險也加大，由于貨幣壁壘的消失，經濟危機、通貨膨脹等都有可能通過國際途徑傳遞到我國，導致國內金融市場的不穩定。例如，國際外匯市場上存在數額巨大的游資，它們無時無刻在尋找各種套利機會。若外匯市場上人民幣的實際利率低于名義利率，人民幣高估，有貶值預期。游資會采取循序借入人民幣，然后再集體集中拋售人民幣，造成人民幣貶值，從中獲得巨大利潤，而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性則受到考驗。1997亞洲金融危機就是國際游資導演出的一部巨作。

（三）面臨“特里芬難題”。人民幣國際化使得其他國家愿意持有更多的人民幣，那么我國必須通過國際收支赤字來提供人民幣資產。境外對人民幣的需求越旺盛，我國國際收支赤字就越嚴重，而國際收支赤字又會削弱人民幣幣值，降低其他國家持有人民幣的意愿。人民幣面臨兩難。

四、小結

人民幣國際化是把“雙刃劍”，它既會給我國帶來巨額的鑄幣稅收入等收益，也會帶來貨幣政策失效，易受游資沖擊等后果。比較人民幣國際化的收益與成本可以看出，相對于國際化帶來的各種有形和無形的經濟政治收益，國際貨幣所需承擔的成本是相對有限的。所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是我國的必然選擇，我們所能做的就是把人民幣國際化的收益發揮到極致，同時加強制度建設，減少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的金融風險。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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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國內貨幣政策的現狀范文

關鍵詞：利率期限結構 宏觀經濟因素 貨幣政策

一、引言

利率期限結構是指在某一時點上，不同期限資金的收益率與到期期限之間的關系，它反映了不同期限的資金供求關系，揭示了市場利率的總體水平和變化方向。隨著我國金融市場化改革的推進，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加深等原因，利率作為金融市場上最重要的價格變量及貨幣當局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的主要觀測變量，其在金融市場上所起的杠桿功能顯得日趨重要。

對于利率期限結構的理解長久以來都是金融家和宏觀經濟學家研究的主題，但是，二者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區別。一方面，金融家主要集中在有價證券利率的預測和定價上，并沒有指明利率期限結構與其他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另一方面，宏觀經濟學家專注于理解利率、貨幣政策和宏觀經濟基本面的關系，為了了解它們之間的關系，他們往往信賴“預期假說”，而不管其貧乏的實證記錄。結合這兩條線的研究似乎是富有成效的，因為兩種方式都有潛在收益（Hordahl等，2006）。

因此，本文的目的是通過借鑒國內外學者將利率期限結構與宏觀經濟進行聯合研究的成果，從金融學和宏觀經濟學的角度審視利率期限結構，以此加強對利率期限結構的理解。本文主要包括加入宏觀因素的利率期限結構模型，利率期限結構與單一宏觀經濟變量的關系，以及利率期限結構與宏觀經濟關聯性的研究。

二、加入宏觀經濟因素的利率期限結構模型

傳統的利率期限結構模型主要是針對期限結構本身的研究，沒有考慮宏觀經濟因素對利率期限結構的影響。隨著利率在宏觀經濟中的重要性日益突顯，人們開始重視利率期限結構中包含的宏觀經濟信息，并嘗試將宏觀經濟變量引入利率期限結構模型，發現在模型中加入宏觀經濟變量后，對利率變動的解釋度顯著增強（Kozicki和Tinsley，2001；陳哲，2008）。

1.國外研究現狀

泰勒規則和新凱恩斯理論的提出，引發并促進了加入宏觀因素的利率期限結構模型，即宏觀-金融模型（Macro-finance Model）的研究。Kozicki和Tinsley（2001），Ang和Piazzesi（2003）首次在期限結構模型中加入宏觀經濟變量并證明這樣做是合適的。Ang和Piazzesi認為宏觀經濟變量對收益率起到重要的解釋作用，這些變量在期限結構模型中能改善其預測效果，在這一開創之作后，宏觀-金融模型得到了更多學者的關注并不斷被修正和發展。

Hordahl等（2006），Rudebusch和Wu（2008）將期限結構模型追加到新凱恩斯宏觀模型中。Hordahl等構造了一項完全基于宏觀經濟因素的動態期限結構模型，模型包括通貨膨脹率、產出缺口和短期利率三個關鍵的宏觀經濟變量，考慮了短期利率到宏觀經濟產出的明確反饋。Rudebusch和Wu的建模與前者類似，他們均在建模過程中將定價核心看做是外生決定的，但二者都在供給和需求方程中添加了帶有幾分任意性的滯后結構。

由于大多數的宏觀模型中的關鍵變量是通貨膨脹、產出缺口和短期利率，但是由于這類模型的過度簡化揭示了非常有限的有關貨幣權威性和私下部分（private sector）的信息量。眾所周知，貨幣政策的運行環境是需要大量的數據的，所以，通貨膨脹、產出缺口和短期利率難以充分地預測貨幣政策未來的表現。因此，Bekaert等（2010）完善了帶有無套利仿射期限結構模型的結構化新凱恩斯宏觀經濟框架，與前面所提研究不同，除了通貨膨脹、去趨勢化的產出和短期利率以外，他們在潛在的宏觀模型中引進了兩個不可觀測的變量——隨時間變化的通脹目標和輸出的自然增長率，構建了一個五因素的清晰的結構化模型，促成了期限結構動力的一個有意義的經濟解釋。

此外，學者通過不斷修正和完善，將宏觀—金融模型進行拓展。例如，achter和Iania（2011）通過引入額外的流動性相關和回歸預測因素，擴展了僅包含標準宏觀經濟因素的基準宏觀-金融模型，模型在使用橫截面數據修正收益率曲線上，顯著優于Dew大多數的結構性和非結構性宏觀-金融收益率曲線模型。Benchimol和Fourcans（2012）遵循新凱恩斯主義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框架，提出并測試歐元區的模型，特別強調了風險規避和貨幣的作用。Dewachter等（2012）開發了空間向量自回歸模型，在模型中同時考慮了經濟沖擊的時間和空間維度，通過這一框架來分析歐洲地區通過宏觀經濟沖擊（通貨膨脹，產出缺口和利率）的空間和時間進行的傳播。

2.國內研究現狀

與國外相比，國內對于利率期限結構的研究起步較晚，因而有關宏觀-金融模型這一領域的理論及建模方面的研究還較缺乏，新起的研究都是基于國外學者的理論及模型框架上進行的。

朱波，文興易（2010）根據宏觀經濟結構和微觀金融模型的結合方式，對國外新近的宏觀-金融模型進行區分，主要分為僅在仿射期限結構模型的基礎上增加宏觀經濟變量的簡約型宏觀金融模型，以及對利率期限結構和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相互影響進行了考慮的結構化宏觀金融模型兩種類型。沈根祥，閆海峰（2011）也是在國外文獻的基礎上，按照利率期限結構模型的因子來源將其分為內基模型和外基模型。其中內基模型的因子不可觀測，其經濟含義往往難以解釋，而外基模型中的因子為宏觀經濟變量，模型具有明確的經濟含義。

孫皓，石柱鮮（2011a，2011b）首次使用宏觀-金融模型進行實證研究，但他們并沒有構建新的模型，而是基于Oda和Suzuki（2007）的模型框架，先是對我國利率期限結構動態過程中的時變宏觀經濟風險價格進行定量估計，隨后探討了我國貨幣政策對利率期限結構的影響。

三、利率期限結構與宏觀經濟因素的關系

利率期限結構中包含了宏觀經濟的信息，同時，宏觀經濟因素會對利率期限結構產生一定的影響。學者們主要從以下兩個方面來探討利率期限結構與宏觀經濟因素的關系。

1.利率期限結構與單一宏觀經濟變量的關系

目前，研究宏觀經濟所涉及的范圍已經相當廣泛，主要包括生產、消費、投資、經濟增長、通貨膨脹、貨幣供給等。本文通過對相關文獻進行梳理，選取了最具有代表性的三個宏觀經濟因素，分析了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對利率期限結構與它們之間關系的研究情況。

（1）利率期限結構與通貨膨脹的關系。利率期限結構包含通貨膨脹的信息（Mishkin，1990a，1990b；Fama，1990），對通貨膨脹具有一定的預測功能（Ang等，2006），李宏瑾，鐘正生，李曉嘉（2010）通過對中國銀行間市場國債利率期限結構進行研究，發現中國短期利率期限結構（特別是中短端）包含了未來通貨膨脹變動的信息，可以作為預測變量用來判斷未來通貨膨脹走勢。

但是，不同學者關于利率對通貨膨脹的預測功能的研究結果并不一致。Ribba（2011）通過將預期通脹對利率沖擊的瞬間響應限制到零，發現短期名義利率不能作為通貨膨脹的預測器來解釋，至少不是長期預測器。陳鵬，徐煒（2009）則認為10年期與7年期利率差對未來3個月的通貨膨脹預測能力最強，利差增大預示著未來的通貨膨脹率增大，而陳紅霞等（2011）表明市場利差與未來通脹存在長期協整關系，對未來通脹具有持續顯著的負效應。

除了能夠對通貨膨脹進行預測功能外，利率與通貨膨脹之間還存在相互作用和影響。Yuksel和Akdi（2009）就探討了不同通貨膨脹對美國利率不確定性測度的影響，脈沖的不確定性對短期和長期利率有負面影響，而結構的不確定性對短期和長期利率有正面影響。Tillmann（2011）在新凱恩斯主義菲利普斯曲線框架內，根據貨幣傳導成本渠道，評估了利率對通貨膨脹動態的影響，研究表明，更高的利率轉換成更高的邊際生產成本，并最終成為更高的通貨膨脹。Hagedorn（2011）根據理性預期和全可信度下的標準新凱恩斯主義貨幣模型預測，名義利率應該下降以實現低通貨膨脹目標，而實際利率大致維持不變。Ehrmann等（2011）使用高頻率債券收益率數據來研究歐元區的通脹預期，發現更低的長期利率，更高的穩定性，以及更好的錨定反應，能夠大幅增加長期通脹預期的錨定。Wright（2011）提供了期限溢價，通脹不確定性和二者關系的跨國實證證據，這些證據表明長期通脹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對收益率曲線斜率向上進行解釋。

（2）利率期限結構與實際經濟增長的關系。關于利率期限結構與宏觀經濟的聯系，早在Estrella和Hardouvelis（1991）就通過美國季度數據，證明10年期和3個月期的國債收益率之差能夠很好地預測未來的消費、投資和產出情況。Haubrieh和Dombrosk（1996）通過研究說明利差對GDP增長也有很好的預測作用。國內對這方面的研究起步較晚，學者通過實證研究結果表明，我國利率期限結構對宏觀經濟走勢具有一定的預測能力（孫皓，石柱鮮，2011），利率期限結構是宏觀經濟波動態勢的“指示器”（孫皓等，2012）。

于鑫（2008）認為長短期利差對我國未來經濟變化具有一定的可預測性，但利差的邊際預測效果較差。況山（2009）研究發現銀行間市場不同長短期利差結構對宏觀經濟景氣一致指數的預測能力不同。其中，2年期國債利率與同業拆借1天的利差對一致指數解釋力度較強，且一致指數與利差呈負相關關系系，利差越大，未來10個月的一致指數越小。陳鵬，徐煒（2009）則認為10年期與3年期利差對經濟增長的預測能力最強，利差增大預示著未來經濟的增長。此外，利率期限結構對還能對經濟周期波動進行預測，孫皓，石柱鮮（2011）研究表明，我國利率期限結構變動能夠較為穩定地指示未來3個月的經濟周期波動狀態。

最新的研究由Favero等（2012）等做出，他們提供了一個統一的狀態空間模型框架，用來分析無套利和大型信息集的預測功能，發現非套利模型在較短的期限較短的范圍內更有用，大型信息集則在較長的范圍和較長的期限內更有用；收益率曲線模型可以利用宏觀經濟變量來預測宏觀經濟。

（3）利率期限結構與貨幣政策的關系。大量文獻都表明利率期限結構與貨幣政策之間存在密不可分的聯系。利率期限結構中蘊含著貨幣政策信息（徐小華，何佳，2007；郭濤，宋德勇，2008），通過利率期限結構的變化，中央銀行可以獲得金融市場對未來通貨膨脹以及利率變化的預期信息，從而制定合理的貨幣政策。同時，貨幣政策可以通過它的具體操作和傳導機制對利率期限結構產生一定的影響（Dai和Philippon，2006）。另外，賈德奎（2010）還從貨幣政策透明度角度上進行研究，發現提高貨幣政策透明度更有利于引導市場預期和形成穩定合理的利率期限結構。

不同期限利率受貨幣政策的影響不同，貨幣政策對我國短期利率的影響要遠大于對中長期利率的影響（劉海東，2006）。貨幣政策對期限結構不同因子的影響效果也具有顯著差異，孫皓，石柱鮮（2011）表明貨幣政策作用下，利率期限結構水平和曲率因子減小，而斜率因子增大。在貨幣政策的寬松期和緊縮期，面臨貨幣政策從緊的沖擊，水平因子的響應分別為正向和負向，而斜率的響應均為負向；當貨幣政策由寬松期轉向緊縮期時，水平因子變大，斜度變小（潘敏等，2012）。但是沈根祥（2011）的研究指出，貨幣政策和利率期限結構之間的短期動態影響表現出非對稱性，即債券市場對貨幣政策變化的反應較為遲緩，但貨幣政策對市場利率的變化反應敏銳。而長期均衡關系則表明，貨幣政策對銀行間債券市場利率期限結構有顯著影響，但銀行間債券市場對央行的利率調控目標不敏感，不能形成明確預期。

2.利率期限結構與宏觀經濟關聯性的研究

除了分別研究利率期限結構與通貨膨脹、宏觀經濟或貨幣政策等宏觀經濟因素的關系外，國內外學者也嘗試著探索利率期限結構與多種宏觀經濟因素間的動態關系，從整體上分析它們之間的關聯性。胡雪琴，陳勇（2010）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構建我國國債市場的三因子動態模型，分析利率期限結構、貨幣政策和宏觀經濟三者的關系。Reschreiter（2011）研究貨幣政策制度的轉變對英國實際利率、通貨膨脹目標的影響，結果表明隨著貨幣政策改變為通貨膨脹目標制，實際利率的均值回歸水平下降，實際利率的波動性也降低了，實際利率偏離均值的持久性則增加了。Orphanides和Wei（2012）則探索了宏觀經濟結構對利率期限結構的影響，表明實際GDP增長、通貨膨脹和名義短期利率的遞歸估計的VAR產生與調查預測更為一致的預測。

宏觀沖擊對利率期限結構的影響也引起學者的關注，但宏觀沖擊對不同期限利率產生的影響存在差異，貨幣沖擊、供給沖擊和價格沖擊對短期利率具有持續顯著的影響，而對長期利率則沒有顯著作用（劉金全等，2007）。同時，不同類型宏觀沖擊對利率期限結構的影響也不一致，于鑫（2009）認為利率的水平因子受價格水平的影響最大，貨幣政策變化主要引起傾斜和曲度因子的變化，但季紹波等（2010）則認為貨幣政策主導水平因子變化，實際經濟變化才是傾斜和曲度因子變化的主要原因。孫皓，石柱鮮（2011）模擬了宏觀經濟對利率期限結構的沖擊效應，認為宏觀沖擊長期對利率期限結構的整體水平具有明顯影響，而對坡度的影響僅在短期內有效。

四、研究評述和未來研究展望

第7篇：國內貨幣政策的現狀范文

一、股票市場與貨幣政策互動關系

股票市場與貨幣政策之間存在一種互動關系。一方面股票市場的發展對貨幣政策及其傳導機制帶來了深刻影響，股票市場在貨幣政策的傳導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無論央行采取何種貨幣政策，都會對股票市場的發展帶來影響。

（一）股票市場對貨幣政策的影響。筆者認為，股票市場對貨幣政策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方面，即股市發展會對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及最終目標產生影響。

中介目標是央行貨幣政策尚未實現終結目標之前所能達到的具有傳導作用的中間變量指標。對于中介目標的選擇問題，各學派是有爭議的，一般來說凱恩斯學派堅持的以利率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主張以及以弗里德曼為首的貨幣學派認為的應當把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觀點是兩個主流觀點。事實上，股票市場對于利率和貨幣供應量都會產生影響。對于利率而言，股票市場對利率變動會產生預期，并且利率也不是單向地通過商業銀行和貨幣市場來傳導其作用過程，它會通過股市這一中介傳導其對實體經濟的調節作用。對于貨幣供應量而言，股票市場會使貨幣需求受到影響，并使貨幣乘數和貨幣流通速度發生變化，最終使基礎貨幣的調控難度加大。具體而言，由于證券資產和貨幣資產之間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因此股票市場的發展一般會對貨幣需求產生負面影響。Friedman、McCornac曾分別對美國和日本的股票價格與貨幣需求進行了分析，得出以上結論。在此情況下，商業銀行的資金來源與運用會受到影響，進而對貨幣乘數及流通速度產生影響，使貨幣供應量政策最終目標的影響相對降低。并且，由于金融機構和社會公眾貨幣需求的變化，改變了基礎貨幣在機構和社會公眾之間的分配比例，其創造能力相應發生變化，從而使央行的調控難度加大。

最終目標是央行實施貨幣政策所追求的目標，一般而言央行追求的是經濟的適度增長與高就業率，但同時又要保持物價穩定，不發生通脹。筆者認為，這體現了一個相機抉擇問題，其中關鍵問題是央行如何通過適當的貨幣政策工具，利用貨幣政策傳導渠道，求得各子目標之間的平衡，從而尋求最佳政策路徑。股票市場作為貨幣政策的重要傳導途徑，它對央行貨幣政策目標的實現起到重要作用。在各類研究文獻中，筆者認為“托賓的q理論”“財富效應理論”以及“狹義的股票市場渠道效應”是三種具有代表性的解釋依據。

首先，托賓的q理論從資產結構調整角度解釋了股票市場怎樣對貨幣政策的實施施加影響。在該理論中，他把q定義為企業的市值與其資本的重置成本的比率，q的高低決定了企業的投資愿望。具體而言，例如，當中央銀行實行擴張性貨幣政策時，該理論就認為公眾面對不斷上升的收益率會產生資產結構調整行為，從而促使股價上漲。在此背景下，企業主會因為公司市值上升而選擇發新股的方法購買相對低廉的投資品，從而促使社會投資規模擴大，幫助實現擴張性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

其次，財富效應理論是莫迪格利亞尼在其生命周期消費模型中指出的，它從居民財富的角度解釋了股票市場在貨幣政策傳導中的作用。筆者認為，在每個消費者完全理性的前提假設條件下，他們會在整個生命周期中實現消費資源的最優配置。若某國央行采取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導致股價上漲，而最終使居民財富增加時，他們會增加消費需求，這有利于實現經濟適度增長的目標。

最后，“狹義的股票市場渠道效應”是Ralph Chami于1999年提出的，該理論認為某國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帶來的通脹風險會影響居民對擁有的股票的收益率預期，從而促使他們改變對公司回報率的要求。公司在股東的壓力下，會增加投資，這對于整個經濟社會而言同樣表現為國民生產總值的增加，從而對央行貨幣政策的目標產生影響。

上述三個理論從三個不同的角度論述了股票市場是怎樣作為貨幣政策的傳導途徑，從而對貨幣政策施加影響的。除此以外，另外也有些理論從流動性效應，資產負債表渠道等方面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探討。不論是從什么角度，筆者認為股價是關鍵，即股票市場主要是通過它的資產價格而對央行貨幣政策的傳導產生重要影響，這給我們產生了一個重要提示，資產價格因素是央行制定、執行貨幣政策過程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內容。

（二）貨幣政策對股票市場的影響。從理論上講，貨幣數量和利率調整常被作為央行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同時，它們也可以不同方式對股票市場產生影響。

對于貨幣數量而言，它是從流動性的角度對股票市場產生影響的。例如，當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使投資者持貨數量增加時，投資者會增加風險資產投資，而在風險資產供給數量不變的情況下，風險資產的價格會相應上升。一般可認為，貨幣供給增加，股票價格將上升，兩者正向變動。

對于利率調整而言，它主要可以從三方面對股票市場產生影響。一是預期影響。一般而言，預期利率的變動與股市價格呈反方向變動。更進一步，若利率的調整出乎公眾預期，則根據凱恩斯的流動偏好理論，公眾會做出相反決策，從而股價同向變動。比如，當前利率下降幅度大于人們預計，則會有更多人相信未來利率將會上升，則他們會在現在賣出股票持有貨幣，以備將來買入股票，股價會因此下降。反之亦然。二是宏觀經濟的影響。利率變動可以發揮宏觀經濟運行狀態指標器的作用，央行降息行為通常意味著經濟不景氣，投資風險上升，對股市會產生利空影響。三是利率變動會直接影響企業利息負擔，進而影響著企業凈利潤的增減，最終影響市場股價走勢。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發現，貨幣政策通過利率目標對證券市場的影響是不確定的。那么，它的影響規律究竟是怎樣的，我們可利用對發達國家的實證檢驗結果得到相應結論。Rigobon and Sack曾檢驗美國貨幣政策對股指影響，發現股指對貨幣政策具有明顯的負向效應，當短期利率上升25個基點時，標準普爾500指數下降1.9%，可見股價一般與利率呈反向變動。

二、我國股市在貨幣政策傳導中的作用分析

從理論上分析，股票市場與貨幣政策之間存在著明顯的互動關系，但實際效果如何與股市的制度基礎、市場規模以及資本市場與貨幣市場的一體化程度等因素密切相關。在上世紀末，國內大部分經濟學家沒有意識到研究股票市場是提高貨幣政策效率的重要途徑。自2001年我國加入WTO后，對國內金融系統配置貨幣資源經濟效率等問題的理論闡述及政策含義逐漸成為國內深入金融改革研究的重點，股票市場與貨幣政策傳導問題就是一塊重要的研究領域。根據近幾年的研究成果，目前我國股市在貨幣政策傳導中的作用是不充分的，有待改進。

一是股票市場的財富效應不明顯，且其對經濟增長貢獻不顯著。對于財富效應而言，從現實意義上來說就是資產價格變動對消費等實體經濟活動的影響。但在我國，股市對居民消費支出的意愿卻比較薄弱。截止2006年2月，我國居民的存款總額突破14萬億元，雖然在當年10月，我國居民的月儲蓄額出現了5年來的首次下降，較上月減少10億美元，美國媒體分析認為一部分儲蓄存款流入了當年突破5年新高的股市中，但消費支出卻沒因此被拉動。為什么我國股市的財富效應較弱呢？筆者認為，這主要是由國內居民消費支出所呈現出的剛性表現以及我國股市的弱有效性決定的。一方面國內居民對未來收入預期的不確定性較大；另一方面我國股市至今仍是一個以散戶為主導的新興市場，市場投機氣氛濃郁，大多數投資者追求的是股價的差價而非上市公司的長期增值。就我國股市對經濟增長貢獻而言，在近年來它呈現出明顯的弱有效性。我們可以從表1得知，在2001年之后，A股流通市值逐年縮水，但GDP卻連年增長，其2004年增長率曾一度高達10.1%，居歷年之首。對于這樣一個結論，我們也可從談儒勇、高莉、樊衛東、孫華妤、馬躍等的實證研究中得到一致結論。我們從前文的理論分析中得知，財富效應是股市發揮貨幣政策傳導的重要渠道，而股市與經濟增長貢獻正相關則是股市作為貨幣政策傳導的重要環節，它們的弱有效性會嚴重阻礙央行貨幣政策的有效性。（表1）

二是貨幣供應量對股市影響顯著，但利率政策效果卻并不明顯。對于貨幣供應量變化對股市影響是否顯著的問題，近幾年的實證研究是給予肯定的，比如錢小安、劉志陽以及姜炳麟等。在目前的經濟條件下，這個結論也仍然成立。2006年我國股市漲了近200%，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貨幣供應的流動性過剩，大量閑置資金擁入股市而形成了所謂的資金牛市。從2006年中國銀行的數據分析，它的人民幣存貸差已經超過11萬億元，存貸比為67%，即有1/3的資金是被閑置的，其中的一大部分通過正規和違規渠道流入了股市，促成了股價的不斷上漲。相比之下，利率的政策效果是被大打折扣的，這主要是由于我國作為貨幣政策傳導重要變量的利率并未實現市場化，致使我國股票價格在制定過程中發生扭曲。而在發達國家，利率是制定股票價格的重要參數。同時，目前我國上市公司也存在對股市融資功能過多關注的問題，忽略了股市對其自身優化可發揮的作用，普遍不分紅的股利政策使市場短期投機氣氛濃郁，利率政策對市場收益率影響的敏感度減弱。實證研究表明，在諸利率調整事件中，除1996年5月降息對股市平均收益率產生較大波動外，其他利息調整事件對股市的作用力度較小，其政策作用不顯著。

三、完善我國股市在貨幣政策傳導中的作用

股票市場與貨幣政策互動關系的理論分析告訴我們，央行貨幣政策為了實現影響宏觀經濟運行的目標，股票市場是其政策操作效果得以實現的重要傳導途徑。因此，要提高貨幣政策傳導的效率，必須使它們之間相互影響的傳導機制通暢，這需要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和股票市場的同時完善。

一是重視股票價格在貨幣政策體系中的作用。首先，從世界性的金融變革來看，金融資產價格客觀上已逐漸成為影響一國宏觀經濟運行的重要經濟變量。對于股市而言，股價一方面可對GDP產生促進作用，但另一方面股價的巨幅波動又會對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運行帶來極大破壞，1994年墨西哥危機以及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都是典型性事件。其次，根據前文的理論分析，我們也可得知股價在貨幣政策傳導過程中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最后，股價中包含了利率、貨幣供應量、通脹以及產出等各類經濟信息，這意味著貨幣當局利用股票價格來對貨幣政策措施進行調整具有可行性。至于如何發揮股票價格在貨幣政策體系中的作用，目前是有爭議的。有的學者認為我們可在短期內將股價作為參考指標和信息變量，而在長期內將其納入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但也有學者認為我國股票價格波動性過強，把股價作為我國央行貨幣政策最終目標的條件還不成熟。但無論如何，重視股價在貨幣政策傳導中的作用是有必要的。

第8篇：國內貨幣政策的現狀范文

關鍵詞：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 協調配合

一、影響財政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不利因素研究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受到國內經濟形勢變化的影響，存在諸多不利的因素，甚至導致兩大政策出現矛盾沖突：

（一）兩類政策內部不協調

一方面是財政政策內部不協調，在使用增加財政支出的同時，卻忽略了稅收的減少。目前國內企業的稅收負擔相對較重，而且稅收的范圍廣，體現不出政府擴張性的政策意圖。另一方面是貨幣政策內部不協調，在短期之內，難以協調物價的穩定和充分的就業需求，致使貨幣政策目標之間存在矛盾。而物價穩定和經濟增長存在矛盾，難免會影響國內經濟的協調平衡增長。另外人民銀行和商業銀行在目標、人事、工具等方面缺乏獨立性，并沒有真正實現自我經營、約束、發展和完善。

（二）政策協調配合缺乏技術含量

一是國債政策與市場業務的不協調。我國國債的品種單一，二級市場效率不高，市場發展之后，從利率調控的角度分析，目前國債市場還不具備市場基準利率產生的條件，不利于儲蓄利率的提高。二是政策性與金融技術性因素的影響，目前我國政策性金融機構，以市場份額為追逐目標，采用業務滲透等競爭手段，導致過多的財政資金進入市場競爭領域，從而破壞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性，另外政策性銀行沒有過多的資金籌集渠道，會使得財政補貼資金難以足額到位，從而影響兩類政策協調配合效力的發揮。

（三）政策效應傳導和協調機制的缺失

首先是財政貨幣政策效應的傳導機制，無論在理論方面，還是在實踐方面，并沒有將財政政策的目標分成多個層次，導致傳導機制未能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一樣的清晰，以致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不容易被把握和控制。其次是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機制問題，受到不健全的宏觀調控運行機制的影響，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機制在觀念轉變方面不及時，不能很好地適應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需要，對于國際形勢的變化，也不能及時做出反應，致使最佳的調控時機錯失，降低了政策協調配合的效果，甚至需要為國際市場的經濟發展付出較大的成本。

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思路

（一）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基本原則

首先是根據經濟格局的變化，對兩者協調配合的變化進行相應的調整，針對國內存在的經濟發展問題、體制轉型問題，對政策目標和政策手段，進行適當調整，以便更好地適應經濟格局的轉變。

其次是在財政政策的協調中，重點關注體制的改革和結構的調整，尤其是在經濟波動問題產生的時候，要對體制改革和經濟結構進行妥善處理，同時借助一定的微觀基礎，解決短期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供應量失衡問題，為經濟的長期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

再次是為了提高宏觀經濟調控的穩定性、連續性、公平性和透明性，要在一定的規則范圍內，要求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予以遵守，逐步確立包括企業和居民在內市場主體的經濟體制，以便提高市場主體對經濟變量變化的敏感程度。

最后是鑒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調控手段的差異性，在協調配合兩類政策的時候，對兩類政策的位置進行確定，以便讓兩類政策能夠承擔不同的宏觀經濟調控職責，雖然兩類政策之間的地位沒有固定的形式。還要根據經濟調控的需求，對哪種政策的需求性比較強，就應該采取那種調控政策，譬如在不受年度限制的情況下，可以采用執行時滯短，而效果時滯長的貨幣政策。

（二）提高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技術含量

首先是強化國債方面的協調配合，國債的品種少、流動性差，經濟調節的時候，要調整其品種和期限結構。在重大措施出臺之前，結合調控的總目標，對市場調控方向和力度進行控制，對國債發行時間、發行量、期限結構、發行利率、發行對象等進行協調配合。但很多具體問題因為財政和央行職能差異性使然，在期限結構上，央行會通過短期國債的發行滿足公開市場業務需求，而財政部門會重點關注現金的管理，調整財政季節性的收支差額，因此國債的發行，必須與央行資金調度協調好。

其次是強化政策性金融方面的協調配合。通過對政策性金融體系完善，將金融體系和財政貨幣政策融合在一起。一方面需要定位好金融體系，以便對財政投資的方向進行控制，而政府在公共建設等方面的權責要劃分清楚，以便調控基礎設施領域的宏觀財政。另一方面是鼓勵投資主體拓展融資渠道，包括交通、郵政、通信等行業，而每種投資主體中，政府都是其中的一方，鼓勵地方政府進行投資，實行競爭性的管理模式，借鑒相關的經驗做法，使得管理制度專業化。而對于建設性資金的撥付，要采用競爭補貼的方法，以減少財政補貼和財政管理的漏洞。

（三）塑造財政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

首先是利率市場化改革步伐的加快。一是改革企業和銀行的經營管理體制，以便企業和銀行在利率變動的時候，能夠快速做出反應，在建立微觀經濟主體市場行為的基礎上，形成市場化的利率；二是改革企業直接或者間接的融資體制，對利率政策的傳導機制進行擴大，企業方面要拓展融資渠道，同時中小型企業的融資比重要適當加大；三是以央行的基準利率為基礎，構建合理化的利率市場機制，這樣就能夠實現金融機構與市場之間的靈活調節。

其次是財政貨幣政策傳導中金融市場作用的發揮。一方面是發展資本市場，防止資本市場過度投機風氣的擴散，對資本市場運作進行規范，以理性投資作為引導，發揮資本市場中投資需求的調節功能。另一方面是發展貨幣市場，創新金融體系，建立統一性的國債市場，使得貨幣市場體系逐漸完善，同時確保票據市場的健康穩定。

最后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推進，提高國有企業投資利率的彈性力度，發揮利率在投資中的調節作用，以健康的社會投資和消費拉動內需的增長，以此消除內需擴大時的不利因素。讓國企以市場主體的身份，融入市場當中，以獲得足夠的金融資源，但相關的措施采取要有選擇性，符合內需政策擴大的需求。

三、結束語

綜上所述，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手段，服務于經濟發展，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受到國內經濟形勢的變化影響，存在諸多不利的因素，包括財政貨幣政策內部不協調、政策協調配合缺乏技術含量、政策效應傳導和協調機制的缺失。這些不利因素的存在，降低了政策協調配合的效果，甚至需要為國際市場的經濟發展付出較大的成本，因此，我們要確定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基本原則，提高宏觀經濟調控的穩定性、連續性、公平性和透明性，并提高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技術含量和塑造財政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構建合理化的利率市場機制，使得貨幣市場體系逐漸完善，以便更好地適應經濟格局的轉變。

參考文獻：

[1]王銀枝.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問題研究[J].經濟經緯，2008年05期：132-134

[2]藺懷國.當前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現狀、制約因素與對策[J].天津經濟，2012年04期：34-36

第9篇：國內貨幣政策的現狀范文

【關鍵詞】貨幣政策 盈余管理 融資需要 回歸分析

貨幣政策的波動會給各個行業帶來影響。外國學者Kashyap等人以及Ghosh和Sensar分別在1993年和2004年通過本國數據證實了貨幣政策對公司融資的顯著影響。國內方面，2010年，饒品貴提出貨幣政策的緊縮會提高公司申請銀行信貸的難度，而相比較來說，銀行更愿意將錢貸給他們認為相對安全的國有企業，所以，在這方面，非國有企業會更加被動。2011年，申俊喜發現，貨幣政策是具有調控經濟增速的作用。寬松的貨幣政策有利于促進經濟的快速增長，而緊縮的貨幣政策則會抑制經濟的過快增長，抑制通貨膨脹，保持經濟在安全的前提下，良性增長。2012年，王銘利在其文章中，通過實證分析證明了貨幣政策會對微觀的經濟主體的會計行為的選擇產生異質性的影響。陳耿則在2014年在其文章中指出貨幣緊縮會加速公司的正向盈余管理。

一、貨幣政策波動現狀與公司盈余管理現狀之間的關系

當前，我國的貨幣政策的波動對公司盈余管理的影響主要還是體現在融資的難易上。金融危機之后，雖然我國的經濟狀況在逐步好轉，但經濟增長仍然較慢，金融環境復雜多變，貨幣政策波動頻繁，這給上市公司的融資增加了難度，尤其是那些相對風險更大的非國有企業，所以，他們選擇了盈余管理的方式去維持較好的會計賬目，以此來達到融資目的。就近幾年的形勢來看，經濟增長緩慢，人民銀行多次下調法定存貸款準備金率和法定存貸款利率，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來促進經濟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會相應的緩解公司的融資壓力，引導其放松對公司盈余的管理。

二、實證分析

為了進一步分析證明貨幣政策的波動對公司盈余管理有著重要影響，本文采用Eviews6.0軟件建立一元線性回歸模型，通過對模型的回歸分析以及檢驗來證實本文觀點。

（一）變量的選取

貨幣政策有著多種政策工具和多個衡量指標，其中，貨幣政策會直接影響到銀行的貸款規模，進而影響到公司融資的難易，引發公司強烈的盈余管理。所以這里我們選取“法定貸款利率（6個月到一年期）”作為自變量。在我國，對于上市公司而言，非經常性損益是一個重要的進行盈余管理的操作指標數據。本文選取了上市公司的平均非經常性損益作為因變量，建立模型，證實二者之間的關系。

（二）模型的建立

將法定貸款準備金設為自變量X，上市公司平均非經常性損益設為因變量Y，建立模型：

Y=aX+C （公式1）

其中C為隨機干擾常數項，a為待估參數。

（三）數據的收集與處理

由于收集非經常性損益數據十分困難，經過不懈的收集整理，也只從證監會的《上市公司執行會計準則監管報告》中收集到了2008年之后的相關數據，2008年之前并沒有披露記載，這給本文的實證分析帶來了遺憾和缺陷，也希望之后會有更詳細關于這方面的研究。根據證監會每年公布的《上市公司執行會計準則監管報告》中對上市公司非經常性損益的披露結果，通過整理計算得到如下數據：

（四）模型結果

由上面回歸結果可以看出 ，a=0.11，即法定貸款利率每增加一個單位，平均每個公司非經常性損益增加0.11個單位，且介于0和1之間，符合預期。公司的非經常性損益與法定貸款利率存在正向相關關系。具體而言：

第一，貨幣政策的波動對公司盈余有著正向影響，在貨幣政策緊縮時期，經濟發展的速度減慢，會導致部分企業面臨更高的經營風險，出現資金運轉上的困難，有著更強烈的貸款需求。但是在貨幣緊縮時期，銀行的貸款利率提高，貸款規模減小，公司貸款難度加大，所以，為了能順利申請到銀行貸款并獲得盡可能低的利率標準，公司會在會計賬目上處理的更加謹慎漂亮，進行更為有效的盈余管理。而在實行擴張性貨幣政策時，公司則會放松盈余操縱，因為在這樣的宏觀經濟大背景下，公司會比較容易籌措到資金，所以此時的盈余管理會稍有減少。

第二， 與國有企業相比， 非國有企業的往往更容易發生資金短缺。但在貨幣政策緊縮時期，銀行為了規避風險，防范不良貸款的發生，會更傾向于貸款給國有企業，而非國有企業想要獲得貸款和投資，則會面臨更嚴苛的條件，會更加困難。所以，往往非國有企業會有更強的盈余管理動機，盈余管理程度往往更大。與此同時，國有企業可能反而會比較放松盈余管理。

第三，處于高速成長期和即將上市階段的公司在具有投資機會的同時也會更多會更加強烈的需要資金支持，所以他們會更強力的進行盈余管理，程度也會更高。

三、政策建議

（一）完善相關法律法規以及會計準則

在制定會計準則的過程中，要盡量規范到細節，盡可能減少企業管理者能夠選擇的會計方法和估算，要進行明確的規范各方面費用，這樣就可以減少盈余管理的余地，縮小盈余管理的范圍。

（二）加強會計審計的監督

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包括合法選擇和非規范會計選擇，這些盈余管理行為的合理與否則完全地決定于注會的判斷，注冊會計師依據其豐富的審計、會計經驗，能夠通過對公司的財務情況和經營成績的檢查和分析，做出專業判斷。所以注冊會計師的審計是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重要的監督力量。同時，要加強注冊會計師在審計方面的獨立性，通過法律對定期更換會計師事務所進行詳細的規定與規范，做好相關信息的披露工作。

（三）提高商業銀行的貸款審批質量

要想讓公司減輕這種過度的盈余管理，商業銀行 在貸款審核會計賬目時必須練就火眼金睛，能夠真正發現公司是否進行了過度的粉飾來換取貸款，并嚴格杜絕進行盈余操縱的公司的貸款請求，這樣，一部分上市公司達不到貸款目的，自然會放棄盈余管理。

（四）激勵機制優化

現代的公司治理大多是由職業經理人管理經營，這就為公司的盈余管理提供了強烈的動機，管理人會為了維護自身利益而通過盈余管理達到或高于約定的經營利潤，針對這種情況，要完善上市公司的經營管理機制，加大監督力度，提高董事會監事會對盈余管理的識別能力和鑒別能力。同時加強激勵制度和違規懲罰力度，由此來弱化管理層的盈余管理動機。

參考文獻：

[1]熊鑫.貨幣政策波動引起的應計與真實管理研究[D].碩博論文，2014.

[2]陳耿，包艷萍.貨幣政策波動、區域金融發展及盈余管理-基于中國上市公司數據[J].現代財經，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