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相關理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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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哲學相關理論范文

當今,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的聯系日益密切,使管理顯得空前重要,這引發人們研究管理的熱忱,并將其上升到管理哲學的理論高度。黑格爾曾指出:“哲學是認識具體事物發展的科學。” 1哲學根植于各門具體科學理論之中,憑著自身的開放性、批判性的特點不斷吸進新養料而得到充實;它又超越各門具體科學,指導具體科學向前發展。管理哲學的產生的發展正是哲學在具體運用學科的產生和發展。

管理哲學是“對管理問題的哲學反思”，管理學所研究的問題，自然成為管理哲學所研究的對象，只是二者所研究的層次有所不同：管理學一般是從“ 科學”層次對管理問題進行研究;管理哲學則是從“哲學”層面對管理問題的進一步探討。從哲學層次探討管理問題，一般包括兩個主要方面：其一是管理的“世界觀”層面的問題;其二是方法論問題。中國管理哲學應當是管理者在管理實踐過程中所形成的對管理現象的本質和規律的基本看法,是管理者在創造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實踐活動中表現出來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管理哲學是管理活動的總的理論基礎,是管理文化的核心。

一、以人為本的中國管理哲學“世界觀”

由于中西方社會政治制度、傳統文化背景和人的價值觀念的差異性，中國人對管理的界定不同于西方。從本質上來看, 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崇尚人文精神、倫理道德和中庸和諧的“價值理性”文化，是一種強調“ 克己復禮”的“ 德性”文化。西方傳統文化信奉“個人中心主義”，強更多地調人應當追求自身價值和幸福，在獨立人格基礎上形成平等社會契約，之后用某種法定形式規范下來。中國和西方傳統文化的差異性，直接決定和影響著中國人和西方人對管理本質的不同理解。

孔子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2就是強調管理者必須通過道德修養，克己正身,恪守禮法,身體力行,樹立自己的良好外在形象，使人民心服,才能上行下效,上善則民善,人民有了道德自覺性,就會接受統治管理。在管理場中，管理者是主體。只有首先管好自己，才能管好他人。管理者正氣凜然、公平正直。以此作榜樣,誰還敢走歪門邪道呢?“正己”是“正人”的前提和基礎。“正人”是“正己”的效果和收獲。從這一意義上，中國管理學既講“ 道”，又講“ 技藝”，是一門真正意義上的管理哲學。

老子說：“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3意思是說能戰勝別人者是有力量的人，而只有能首先戰勝自己的缺點、管理好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強者。成功的管理者得關鍵在于自己能否戰勝自己，能否管好自己，只有先管好自己，才有資格去管理好他人。要戰勝自己的錯誤、缺點和不足，就要求管理主體具備高尚品格和修養，才能夠做到“自勝”。

中國人根據自己的價值觀念把管理的本質規定為一門大寫的“人學”。 “人”是中國管理哲學的出發點，也是它的落腳點。管理是人類社會所特有的實踐活動。任何管理都離不開人，管理的主體是人，管理的客體是人、財、物、信息和技術等，但中心是人，因為財、物、信息、技術等都要靠人去認識、掌握和運用，才能在管理中發揮作用。因而管理哲學的重要原則之一是以人為本，人的本性具有多樣性和復雜性，人有七情六欲, 有倫理信念，有價值觀, 有人生觀, 有經濟利益, 也有精神利益, 有自然屬性,也有社會屬性。當我們在管理中實施以人為本時, 就應該以人性為本,要最大限度地滿足人的本性要求, 達到調動人的積極性的目標。以人為本就是要以人為管理的中心或核心，要關心、尊重人、尊重人的價值、要按照人的生理規律、心理規律和行為規律設計和進行管理。 古典管理科學不是以人為本，而主要是以物為本，以經濟效益為本，以機器設備和技術為中心，按機器和技術的需要來設計管理，并且只關心效率和經濟效益， 而不關心人和重視人的其他需要，顛倒了人與物的關系，結果卻不能真正調動人的工作積極性和創造性。只有堅持以人為本，關心人、尊重人和人的價值，按照人的生理、心理和行為規律進行管理，才能真正調動人工作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并且最終能夠實現人的自我價值，有利于人的進步和全面發展。

二、中國管理哲學的方法論哲學的方法論主要解決“怎么辦”的問題，中國管理哲學,必須有一個正確的研究方法。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研究當代中國管理哲學,就必須虛心地學習西方的科學管理,但決不是走全盤西化，照抄、照搬的道路。如果按照西方管理學的框架,塞進中國的哲學名句和管理案例,是不能把它錯誤的說成中國管理哲學的。 在研究方法上,要從中國現代的國情、民情出發,研究適合于中國現代國情、民情的中國管理哲學思想體系,這是研究中國管理哲學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既要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吸取豐富的文化管理資源，又要從西方管理學中吸取適于中國社會實際的文化營養,不能盲目排外。只有在中國社會實踐基礎上,將人類所創造的一切優秀的文化管理資源有機地結合起來,經過一代或幾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逐步地研究形成的中國管理哲學思想體系。

第2篇：哲學相關理論范文

關鍵詞：利益相關者；大學生；就業

隨著高校擴招規模的不斷擴大，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形勢日趨嚴峻。“如何解決大學生就業難”成為當今人們的熱門話題，其影響因素有社會因素，也有學生本人因素等多個方面。本文從利益相關者理論的視角，分析高等學校各利益相關者在其中所應扮演的角色，探討有效解決大學生就業難問題的途徑。

一、大學生就業形勢

調查顯示，隨著高校招生數的增加，近幾年中國高校畢業生就業率呈緊縮趨勢。從全國范圍來看，高校畢業生就業形勢吃緊情況更加明顯。2008 年全國高校畢業生559萬，比2007年增加64 萬人，但今年的城鎮新增就業崗位沒有明顯增加。2007年，全國495萬高校畢業生中，至今仍然有100萬人沒有找到工作。由于解決國有企業下崗失業人員歷史遺留問題的任務仍然很重，新成長勞動力已進入高峰期，特別是高校畢業生近年增量多、壓力大，整個就業市場需求崗位的總體狀況相對趨緊。大學生就業越來越困難、越來越被關注成了不爭的事實。其主要原因：一是受全球性經濟不景氣的沖擊，以及國內國有企業需求不旺。二是由于高校“擴招”，大學畢業生人數成倍增加，勢必帶來越來越大的就業壓力。但是不同類別、不同層次畢業生就業“冷”、“熱”不均。由于各高校的實力相差較大，學校的專業結構、培養方式與社會對人才的要求之間的矛盾等原因，重點院校畢業生、學歷層次高的畢業生和“熱門”專業的畢業生比較搶手，而一般院校、學歷層次低以及“冷門”專業的畢業生就業難度大。

二、利益相關者理論

“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是產生于經濟活動和企業管理中的一個重要概念。20 世紀70 年代，利益相關者概念開始在戰略規劃文獻中大量出現。安索夫是最早正式使用“利益相關者”一詞的經濟學家，他認為“要制定理想的企業目標， 必須綜合平衡考慮企業的諸多利益相關者之間相互沖突的索取權，他們可能包括管理人員、工人、股東、供應商以及顧客”。1984 年，美國經濟學家弗里曼在其專著《戰略管理——利益相關者方法》中給出了一個廣義的利益相關者定義。他認為，組織中的利益相關者是指“任何能夠影響公司目標的實現，或者受公司目標實現影響的團體或個人”這個定義不僅將影響企業目標的個人和群體也視為利益相關者，同時還將受企業目標實現過程中所采取的行動影響的個人和群體看做利益相關者，正式將當地社區、政府部門、環境保護主義者等實體納入利益相關者管理的研究范疇，大大擴展了利益相關者的內涵。

近年來“利益相關者”概念在公共和非營利部門也逐漸流行起來。根據前面對利益相關者的定義，我們可以對高等院校的利益相關者作如下界定：高等院校利益相關者指影響高等院校的發展和目標實現，或者受高等院校發展和目標實現影響的校內外團體和個人。高等院校同時肩負多種使命， 履行多種職能，與國家的強盛、科技創新、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個體成長等具有非常重要的利害關系。

大學生就業難問題的原因非常復雜，隱含著許多深層次的社會問題。解決大學生就業難問題雖然和企業發展所遵循的邏輯不同，但是我們可以借鑒公司治理有關利益相關者多元化及其通過一系列內、外部機制來實施共同治理的理念。此時，就由原來的以企業的經濟利益最大化為目標，轉變為以保障和提高人才培養的質量為核心，繼而維護各方面利益相關者的利益，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為根本目標。解決高校畢業生就業難問題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通過全社會包括政府、企業、高校和學生一起群策群力，以和諧共贏的新觀念為指導，完善制度、改進方式，不斷深化改革來完成。

三、基于利益相關者理論的解決大學生就業問題的途徑

（一）政府

目前大學生就業壓力主要還是源于結構性的矛盾：一些大學生求職面臨一定困難，而很多需要人才的地方和崗位又招不到合適的人才。當前，應當在充分發揮市場在人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前提下，強化政府在促進大學生就業方面的積極作用，努力去解決這個矛盾。首先，要積極擴大城鎮社會保險覆蓋面，全面實施全國統一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等社會保障制度作為改革的配套措施，消除城鄉之間的過大差異，使大學生畢業生覺得在哪里就業都一樣，解決就業的后顧之憂。其次，政府還應加強對高校辦學的指導，在宏觀上加強人才預測和對專業設置的調整，以及對各類人才培養規模的調控，指導高校的改革，避免高校盲目的專業設置。另外，政府還應發揮自制優勢，主動為高校和學生提供必要的信息服務和就業指導。協調社會、用人單位和學校之間的關系，進一步完善畢業生就業網絡聯盟這一網絡平臺的建設，積極培育高校畢業生就業的“無形市場”。再次，通過建立并推行用人信息登記制度，所有需要接收畢業生的用人單位，必須事先到指定的政府部門進行登記，然后由該權威部門把所收集到的需求信息輸人信息庫，并實現與各地、各高校、各用人單位的統一聯網，做到信息公開、資源共享，以發揮其最大的社會效益，使網上求職擇業作為一種全新的就業觀念和便捷的就業方式，成為我國大學生擇業的重要選擇和渠道。

（二）企業

轉變用人觀念，合理利用人才資源，既能發揮員工所長，提高企業的生產效率，又能減少由于不合理的選人、用人給企業帶來的招聘成本、高薪成本。企業要根據自身的經營狀況，合理選擇吸收大學畢業生，切忌盲目攀比。從企業的長遠發展來看，有目的、有計劃吸收部分高學歷、高層次人才，對提高企業技術含量和管理水平有著重要作用。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最大的優勢在于理論基礎扎實，而且學歷越高，理論基礎越好，經過幾年的生產一線的鍛煉，安排他們去搞科研、產品開發，或從事技術管理工作，對提升企業的層次和水平會起到重要作用。我們還應該看到，一個品學兼優的應屆生，加上他的悟性和變通能力，不見得就一定比有幾年工作經驗的人差，也許還更好。

在歐美產學研合作教育已經成為常態，許多高校都與公司和產業界有著密切的聯系，常常通過一種綜合的工程項目，使每個學生把三年里學到的各種各樣的知識、技能、技術都綜合的應用。事實上，在中國，產學研合作也早已存在。只是大多數集中在中職教育層次。研究生教育層次采取導師制，研究生可以參與導師的科研活動，也是一種產學研合作。但是在本科教育階段，每年大概有100 萬的工科大學生根本沒有機會進入真正的產業中去實踐。而且遺憾的是，目前中國大多數的公司、企業家還沒有意識到現在大學正在培養的人，是四年以后要進到公司工作的人。所以企業必須認識到產業和教育必須共同攜手合作的時候，才能更有效地解決大學畢業生就業難的問題。

（三）高校

1.強化內部改革。隨著高校由精英教育向大眾化教育的轉變，高校必須主動適應市場，根據自己現有的實力和水平，準確定位，制定科學合理的人才培養目標，確定服務對象，適時地調整專業結構，加強基礎學科、應用學科的建設，不斷更新教學內容，重視教學方式的改革，提高教學質量，培養出高素質的畢業生;同時還要根據市場需求，開設新專業，靈活地調整專業設置，加強實踐教學，增強畢業生就業實力。

2.建立大學生就業工作的有效機制。許多高校缺乏有效的就業機制，就業指導體制不完善，大多將就業指導機構掛靠在學生管理部門，其管理幅度相對較小，其工作人員業務能力欠缺，對畢業生的就業指導質量不高，也沒有將就業指導貫穿于大學全過程，有的只是在學生大四階段開設。高校應將就業指導貫穿于大學生活的全過程，根據學生成長和發展規律，將大學教育過程分為幾個階段，分別確定工作重點，合理安排不同階段就業工作的指導內容;同時，還要根據學生的自身情況，加強對大學生的職業生涯規劃設計；加強就業指導課程建設；采用多種形式，如請一些優秀企事業人士做報告，開設模擬招聘活動，并注意網絡資源的利用，組建網上論壇，讓師生可以在網上進行探討，讓學生了解所學領域的發展前景，從而提高學生的實踐能力。

（四）大學生

1.畢業生自身的就業觀念的轉變和綜合實力的提高，是提高大學生就業的基礎。畢業生就業觀念的正確與否將直接影響畢業生能否順利就業。轉變就業觀念，一是要正確認識當前的就業形勢及需求狀況，不能錯失良機。雖然國家采取了許多措施，但就業形勢依然嚴峻，競爭依然激烈。二是要調整就業期望值，不能好高騖遠。近幾年，國家連續四年出臺重要文件，確立了包括畢業生到基層就業、到民營企業就業、自主創業、靈活就業等各個方面的優惠政策，這就傳達出一個信息，這些政策的出臺，就是鼓勵高校畢業生到基層和艱苦地區工作。因此，大的就業方向除了行業就業外，到國家倡導的到基層及西部地區就業是今后就業的方向。三是要樹立先就業，后擇業的思想。一次就業定終身是計劃經濟的產物，而現代社會為人們提供了獨立發展的空間，市場優化配置資源的方式是合理流動，市場經濟配置人力資源的特征是流動。

2.提高大學生的綜合素質。目前就業市場上的激烈競爭，實際上是能力與素質的競爭，大學生要把就業的主動權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在大學生涯中，大學生們要全面提高自己的綜合素質，要充分利用高校這一平臺，不斷地塑造自己，完善自己，在提高自己的學習成績的同時，還要注意培養自己的動手能力。本世紀是知識經濟的時代“，通”、“專”結合的復合型人才受到歡迎，而僅靠單一的專業知識已不能適應社會需求。因此，大學生不但要掌握必要的書本知識，還要重視對自己綜合素質的提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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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向晟，楊建群.大學生就業困境的應對與策略[J].決策參考，2006，（9）：11-13.

[3]蒲建萍.對當前我國大學生就業問題的若干思考[J].中國大學生就業，2005，（8）：17-18.

[4] Freeman，R. E. Strategic Management: A Stakeholder Approach[M].Boston: Pitman，1984：145-146.

第3篇：哲學相關理論范文

[中圖分類號] R473.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7）04（b）-0155-05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trans-theoretical model based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self-management behavior and blood glucose control of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Methods 198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in 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of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PLA General Hospital during April 2014 to July 2015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objects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Patient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trans-theoretical model based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conventional nursing intervention，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Before nursing and after nursing of 3， 6 months， diabetes self-management behavior scale and diabetes self efficacy scale were used for assessment， fasting blood glucose， 2 h postprandial blood glucose， glycated hemoglobin levels were determined. Results After nursing of 3， 6 months， diet， exercise， medication， blood glucose monitoring， blood sugar processing， foot care score and diet efficiency， exercise efficiency， quit alcohol limit efficiency， drug use efficiency， blood glucose monitoring efficiency， low blood glucos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efficiency， foot nursing efficiency scores of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before nursing， fasting blood glucose， 2 h postprandial blood glucose， glycosylated hemoglobin levels of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before nursing，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After nursing of 3， 6 months， diet， exercise， medication， blood glucose monitoring， blood sugar processing， foot care score and diet efficiency， exercise efficiency， quit alcohol limit efficiency， drug use efficiency， blood glucose monitoring efficiency， low blood glucos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efficiency， foot nursing efficiency score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fasting blood glucose， 2 h postprandial blood glucose， glycosylated hemoglobin level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Trans-theoretical model based nursing intervention has improvement on self-management behavior and blood glucose control of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Key words]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rans-theoretical model； Self-management； Self-efficacy

2型糖尿病是臨床上最常見的內分泌系統疾病，發病率呈逐年升高趨勢，但血糖控制的達標率一直處于較低水平、血糖控制不佳而引起的并發癥發生率也較高[1-3]。2型糖尿病患者對血糖控制的重視程度不足、用藥依從性較差、疾病自我管理能力低下是造成血糖控制不理想的重要原因[4-5]。因此，需要在臨床護理工作中加強對2型糖尿病患者的健康教育和健康管理，進而促進患者形成良好的健康行為。跨理論模型是被用于多個慢性疾病護理和干預的健康行為促進理論，側重于患者在健康行為改變方面的自我決策能力。已有研究報道，基于跨理論模型的護理干預能夠顯著改善高血壓、腦卒中患者的健康行為[6]。本研究主要分析基于跨理論模型的護理干預對2型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行為及血糖控制效果的影響。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2014年4月～2015年7月在解放軍總醫院第一附屬醫院內分泌科治療的198例2型糖尿病患者作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①符合中華醫學會糖尿病學分會制訂的2型糖尿病診斷標準；②意識清晰、能夠進行正常溝通和交流；③自愿參加研究，簽署知情同意書；④獲得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排除標準：①意識障礙、無法正常交流的患者；②合并精神疾病、正在服用精神病類藥物的患者；③合并嚴重的并發癥。采用隨機數字表法將入組患者分為兩組，每組各99例。觀察組男59例，女40例；年齡42～68歲，平均（55.4±7.2）歲；口服藥物控制血糖61例，口服藥物聯合胰島素控制血糖48例。對照組男61例，女38例；年齡41～69歲，平均（55.9±7.6）歲；口服藥物控制血糖62例，口服藥物聯合胰島素控制血糖47例。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護理方法

對照組患者進行常規護理和健康教育，包括口頭宣教以及疾病宣教手冊的發放，在病區及門診粘貼宣傳海報并囑患者認真閱讀。觀察組患者在常規護理的基礎上進行基于跨理論模型的護理干預，方法如下。①前意向階段：入院后24 h內，向患者講解糖尿病相關知識及血糖控制達標的重要性、血糖控制不達標的危害性，提高患者對遵醫囑治療的重視程度；②意向階段：入院后24～72 h，使患者了解糖尿病及并發癥的危害，向患者介紹控制血糖的方法，包括合理飲食、運動以及遵醫囑服藥，幫助患者初步建立血糖控制計劃，包括每日飲食的安排、運動時間及強度的制訂；③準備階段：出院時，患者已經開始認識到良好控制血糖的重要性并計劃實施血糖控制計劃，進一步向患者介紹控制血糖的益處及成功控制血糖的案例，增強患者的信心；④行動階段：出院后1～3個月，患者已經開始逐步執行血糖控制計劃并具備了一定的自我管理行為，通過電話隨訪以及門診隨訪的形式了解患者在實施血糖控制計劃中遇到的困難，幫助患者共同解決困難并繼續堅持執行相應的血糖控制計劃；⑤維持階段：出院后3～6個月，患者已經形成有效的自我管理行為，繼續對患者及家屬進行鼓勵。

1.3 評價指標

1.3.1 自我管理行為的評價 護理前和護理后3、6個月，參照萬巧琴等[7]的研究，分別采用2型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行為量表從飲食控制、鍛煉、遵醫囑服藥、血糖監測、高低血糖處理、足部護理6個方面進行自我管理行為的評價。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62，信度為0.83。得分越高，自我管理行為越強。

1.3.2 健康行為自我效能的?u價 護理前和護理后3、6個月，參照McVay等[8]和黃麗芬[9]研究，分別采用糖尿病自我效能量表從飲食效能、運動效能、戒煙限酒效能、藥物使用效能、血糖監測效能、低血糖預防及處理效能、足部護理效能7個方面進行健康行為自我效能的評價，得分越高、健康行為自我效能越強。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0.0統計軟件對數據進行分析和處理，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以P <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護理前后自我管理行為評分比較

兩組患者護理前的飲食控制、鍛煉、遵醫囑服藥、血糖監測、高低血糖處理、足部護理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兩組患者護理后3、6個月的飲食控制、鍛煉、遵醫囑服藥、血糖監測、高低血糖處理、足部護理評分均高于護理前（P < 0.05）；觀察組患者護理后3、6個月的飲食控制、鍛煉、遵醫囑服藥、血糖監測、高低血糖處理、足部護理評分均高于對照組（P < 0.05）。見表1。

2.2 兩組患者護理前后健康行為自我效能評分比較

兩組患者護理前的飲食效能、運動效能、戒煙限酒效能、藥物使用效能、血糖監測效能、低血糖預防及處理效能、足部護理效能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兩組患者護理后3、6個月的飲食效能、運動效能、戒煙限酒效能、藥物使用效能、血糖監測效能、低血糖預防及處理效能、足部護理效能評分均高于護理前（P < 0.05）；觀察組患者護理后3、6個月的飲食效能、運動效能、戒煙限酒效能、藥物使用效能、血糖監測效能、低血糖預防及處理效能、足部護理效能評分均高于對照組（P < 0.05）。見表2。

2.3 兩組患者護理前后血糖情況比較

兩組患者護理前的空腹血糖、餐后2 h血糖、糖化血紅蛋白水平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兩組患者護理后3、6個月的空腹血糖、餐后2 h血糖、糖化血紅蛋白水平均低于護理前（P < 0.05）；觀察組患者護理后3、6個月的空腹血糖、餐后2 h血糖、糖化血紅蛋白水平均低于對照組（P < 0.05）。見表3。

3 ?論

我國2型糖尿病的發病率呈逐年升高趨勢，但2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的達標率仍舊維持在較低水平。目前，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能力較差是造成疾病治療依從性較差、血糖控制達標率較低的重要因素[10-12]。因此，在臨床實踐中需要通過有效的健康教育手段來改善2型糖尿病患者對疾病的認知、提高疾病的自我管理能力、增強治療的依從性。口頭宣教以及宣傳海報、宣傳手冊是臨床護理工作中常用的健康教育手段。由于傳統的健康教育模式具有程序化、統一化的流程，忽視了患者個性特征在疾病發展變化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提高自我管理行為、改善治療依從性的效果并不理想。

跨理論模型是近年來新發展起來的健康行為促進理論，能根據研究對象的個體化需求及行為改變來提供針對性的行為支持，側重于改變患者在健康行為方面的自我決策能力，具體包括前意向階段、意向階段、準備階段、行動階段、維持階段[13-16]。已有研究報道，應用跨理論模型進行護理干預能夠改善高血壓、腦卒中康復期患者的自我護理能力[6，16-18]。本研究將跨模型理論用于2型糖尿病患者的健康教育，主要目標是增強患者行為改變的動機并使健康促進行為從低階段向高階段發展，進而逐步建立健康的疾病自我管理行為、改善治療過程中的依從性。為了明確基于跨理論模型的護理干預用于2型糖尿病患者的價值，我們首先對患者的血糖控制情況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兩組患者護理后3、6個月的空腹血糖、餐后2 h血糖、糖化血紅蛋白水平均低于護理前，且觀察組患者的空腹血糖、餐后2 h血糖、糖化血紅蛋白水平均低于對照組。說明常規護理和基于跨模型理論護理均能改善2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情況，基于跨模型理論護理對血糖控制情況的改善效果顯著優于常規護理。

第4篇：哲學相關理論范文

主要包括感知覺、定義、推斷、表面現象、判定。感知覺和表面現象又叫做主觀認知模式，是心理學分析的主體;定義、判定、推斷又叫做客觀認知模式，是邏輯科學分析的主題。這六種模式都是哲學認知理論分析的主體，各自被統一叫做認知的初始層面和高等層面。所以，邏輯科學和心理學在科目上緊密關聯，在各類學科進步的歷史長河中也都曾來源于哲學。我們能夠用以下圖像表明邏輯科學、哲學、心理學和認知學幾大分析主體之間的連系。首先是邏輯科學、心理科學、哲學和認知學四者之間的關聯。左方的圖形表示:認知的初始階段是感覺，主觀認知是客觀認知的前提。右方的表格代表各類認知模式間及其與邏輯科學、心理科學和哲學間的關聯。心理科學分析認知的低等模式，由感知覺和表面現象組成。邏輯科學分析認知的高等模式，由定義、判定和推斷形成。左方圖形中的箭頭代表了諸多意義。第一，箭頭表明認知進步的順序是從低等向高等，低等的認知模式將逐漸進步到高等的認知模式，低等的認知模式從屬于高等的認知模式。第二，箭頭代表低等的認知模式作用于人類的生理狀況，在一定概率上是一類身體運動;高等的認知模式作用于人類的心理世界，大多是是一類心理運動。比如說，感知覺屬于身體運動，任何生物都具備此類低等的認知模式;而借助于言語開展的判定和推斷是一種心理運動，這是人們才有的高等認知模式。第三，認知模式的高等程度與其復雜程度呈正相關，它與心理運動包含度呈正相關，它與其自身的差別程度呈負相關;認知模式的低等程度與其復雜程度呈正相關，它與身體運動包含度呈正相關，它與其自身的差別程度呈負相關。第二、三兩點早已不是哲學研究的問題，而是認知學研究的問題。向上的箭頭代表哲學是認知學的源頭。其次是心理與生理的關聯、認識與潛在認識的關聯。認知的定義是從大腦和生理體系形成思維能力的進程。認知學分析的主體是認知規則。身為認知學諸多子學科中的思維能力哲學，它最具代表性、深遠和恒久的主題便是生理與心理之間的關聯。哲學界一直在探討這個主題，它的源頭是哲學歷史，與此同時又結合了當下學科尤其是生理科學的分析結果。必須強調的是，認知的含義與以往哲學概念中的認識完全不同。以往哲學概念中的認識來源于主體與客體相對的結構，主觀認識與客觀認識完全不同。

2.從認識史看心理學與邏輯學的分離和融合認知

學科形成之前，哲學是心理科學和邏輯科學共享的源頭。諸多有名哲學家也是十分具有創造力的心理科學家。赫根漢(B.R.Hergenhahn)的著作的《心理學歷史理論》中所論述的從古代希臘到當下社會的諸多哲學界、心理學界都大有重大成就的學者有、奧卡姆的威廉、康德、泰勒斯、休謨、柏拉圖、托馬斯•阿奎那培根、亞里士多德、奧古斯丁、笛卡爾、黑格爾、洛克等。古代希臘哲學界著名學者柏拉圖代表作《談話記錄》、奧古斯丁代表作《懺悔錄》、亞里士多德代表作《論精神》、等都被列為歐洲心理科學歷史中的巨大成就。此書第一單元提出的"心理科學中的永久主題"即"哲學界亙古不變的問題"。此中，特別要贊揚古代希臘萬能鑰匙式的亞里士多德，他在邏輯學界、哲學界、科學界都享譽盛名。它的哲學經典作品，尤其是認知理論，詳細地論證了精神世界、原因結果理論與目標理論、知識、直覺、客體理智與主體理智、認知與再認、聯想與幻想、因素與快樂、情感與選定性認知等主題。亞里士多德創作的《論精神》，被看作是心理科學界的開創作品。亞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中，把精神劃分成三種階層－－動物性精神、植物性精神和理智精神，理智精神占據最高階層，并且只有人類才具備。他還將理智劃分成主體理智和客體理智，客體理智具備整合經歷的功能，它讓生活中的所有事情照常開始，但是它不可以讓人了解實質。從每個人的諸多經歷中總結出實質，只能借助于主體理智，主體理智被視作思維的最高級模式。精神的主體理智替人們選定了最終目標，即隱德來希(entelechy)。隱德來希的作用是使世間萬物按照一定的路徑進步或者行動，直至徹底完成它的任務。我們可以通過本文發現，身為一名邏輯科學學者，亞里士多德替他的精神理論設定了最終目標，它等同于邏輯科學的道理－－"亙古不變的促進者"。但是此亙古不變的促進者并代表神靈，而是代表邏輯學。由此可見，亞里士多德的目標理論使哲學、心理科學和邏輯科學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3.結語

第5篇：哲學相關理論范文

關鍵詞：德克斯；《發明哲學》；實質；創造

中圖分類號：B029；N031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2.05.024

當前技術哲學的研究比較重視經驗轉向的問題，工程哲學研究也有一定程度的展開，這種研究視域需要研究者對具體的工程技術實踐及其相關問題展開研究，尤其注重對工程技術實踐中的問題展開哲學層次的思考與凝練。毫無疑問，“發明”是諸多工程技術實踐行為中最具典型代表性的行為，對“發明”本身展開哲學層次的思考，是當前技術哲學以及工程哲學研究中必須予以重點關注的部分。這個問題已經引起部分學者的重視，盡管到目前為止相關研究仍沒有得到很好地展開。必須指出的是，在距今140多年前作為彼時工業革命中心的英國，已有學者對科學研究與技術發明等問題作了比較集中和完整的思考，并著有名為《發明哲學》的一本小冊子。

一、德克斯及其所著《發明哲學》

德克斯（Henry Dircks，1806-1873）是19世紀英國著名的工程師、發明家以及技術歷史學家，德克斯是一個橫跨工程技術與人文社會科學兩個領域并在當時有一定影響力的學者。德克斯的跨領域主要體現在他的多種榮譽身份，他既是英國科學促進協會、發明家協會、藝術學會以及工程師學會的終身會員，同時還是英國化學學會、皇家愛丁堡學會以及皇家文學學會的終身高級會員。

德克斯的工程淵源從他在英國利物浦的一家貿易公司當學徒開始，盡管條件非常艱苦，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利用自己的業余時間自學了機械學、化學和文學等跨領域的基礎知識。在不到21歲的年紀，德克斯已經開始做一些有關化學、電學等方面的公開講座，他曾在《機械學雜志》等期刊發表專業的學術論文，也曾在報紙發表過一些散文、評論等一般性作品。1842年開始，德克斯成為了一名實際的工程師，負責過修建鐵路、運河還有礦山等具體的工程項目。就發明家身份而言，德克斯曾經獲得過多項發明專利，主要包括：一是關于蒸汽機車結構和用于鐵路及其它道路的車輪的一些改進發明專利；二是關于煤氣制造、煤氣灶、以及煤氣加熱裝置的一些改進發明專利；三是在釀造、蒸餾以及類似操作中制造麥芽和飲料的材料的準備和應用，以及相關裝置的改進發明專利；四是一種被稱為“佩珀爾幻像”(Pepper's Ghost)的發明專利，它是利用玻璃和燈光技術造成的一種奇妙的視覺幻覺，這應該是德克斯所有發明專利中最有影響的一個，德克斯本人曾專門著書對這一發明進行過較為詳細的描述與推介[1]。

德克斯一生都在勤奮地從事科學研究、技術發明、文學創作與社會科學等研究。德克斯于1867年出版了《發明哲學》這部作品，《發明哲學》比卡普（Ernet Kapp）的技術哲學代表作《技術哲學綱要》（1877）在出版時間上要早出整整10年時間，而后者一直以來是被譽為技術哲學奠基之作的。就具體內容而言，《發明哲學》不是一部獨立出版的著作，而是與《發明家的是與非》、《早期秘密發明的發明家名錄》這兩部小冊子合編在一起，用《發明家與發明》的總書名將在內容上彼此相關聯三部小冊子組合了起來。這三部作品，在文章的思想內容方面都是各自獨立的，自成體系的。就作品的社會背景而言，德克斯通過合編起來的《發明家與發明》這部著作的出版，對發明專利廢除與否給出自己的答案與說明，希望籍此參與到當時在英國的有關這一問題的法律爭論中去。

德克斯還希望通過《發明哲學》，澄清與發明相關的一系列理論問題與概念界定，以期為發明史的研究提供一些概念分析工具與理論方面的參考。研究表明，《發明哲學》也是迄今為止鮮見的一部較為完整的理論佳作，書中集中論述了一系列與發明相關的理論問題，全書不到70頁篇幅顯然有些偏短，其中許多思想觀點都沒有深入展開說明，但其中所論述的理論問題幾乎涵蓋了與發明實踐相關的各個方面。盡管這一重要的文獻淹沒于文海100多年，甚至還長期被技術哲學界所忽略，但書中集中表達的很多見解至今仍值得我們思索與借鑒，對我們今天對發明與創新問題展開哲學思考與研究，仍極具啟發意義。

關于德克斯本人以及《發明哲學》文本的研究，東南大學夏保華教授已經專門著文，對《發明哲學》的文本結構等內容做了詳細的研究與闡述，見表1。

本文擬就《發明哲學》中涉及的一個具體問題——發明及其實質一一予以展開討論。

二、德克斯對發明及其實際過程的考察

對《發明哲學》文本的解讀表明，德克斯所認為的發明有廣義與狹義兩個角度的含義。其中，德克斯認為的廣義發明，主要是對應了“理論-實驗-發現-原始發明-改進-設計”的過程，這是一個基于發明實踐的完整和連續的過程；而狹義的技術發明則主要是集中在后半程，也就是對應了“發明-改進-設計”這個階段，這個階段是與實際制造相關聯的階段。不難看出，德克斯創造性地將科學研究過程（理論-實驗-發現）與實際制造過程（原始發明-改進-設計）兩個部分結合在一起，將其作為對廣義發明的理解，這體現了一個“科學-技術-發明”的過程，其相關的論述至今仍然值得我們去作進一步深入研究與展開。

第6篇：哲學相關理論范文

[關鍵詞]圖書館哲學；問題研究

圖書館哲學研究的興起和發展，是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的必然趨勢，又是圖書館實踐深入和理論提高的迫切需要，圖書館哲學問題研究是一項具有重要意義的研究課題。認識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的現狀與問題，提出以問題研究為圖書館哲學研究的重要方法，建構有中國特色的圖書館哲學為目標，探討問題研究的特征、程序、內容和意義。這為開創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的新局面，發揮其指導作用和時代價值，正確引導圖書館事業發展，繁榮哲學社會科學，提高全民科學文化素質，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具有理論和應用的現實意義。

1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的現狀與問題

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起源于20世紀30年代，正式起步于80年代，逐步形成研究局面。正如北大教授吳慰慈發表的論文《圖書館基礎理論研究述評》：“圖書館哲學是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引起我國圖書館界的關注。有關研究主要集中于圖書館哲學的內涵進行探討，關于什么是圖書館哲學。從目前國內發表的有關圖書館哲學的論文來看，其理論體系的框架也不十分清楚。因此應致力于探討圖書館哲學的基本問題：研究對象、體系結構、相關學科和研究方法，這才符合科學發展的綜合與分化的規律。”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的狀況和存在的問題，并且指出當前研究的任務和方向。圖書館哲學研究是圖書館基礎理論研究的重要內容，本課題具有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圖書館工作實踐和理論發展中，存在具有哲學意義和研究價值的問題，例如：圖書館是什么，圖書館精神是什么，圖書館哲學是什么，圖書館的本質和規律是什么，圖書館存在與意識的關系問題，圖書館物質與精神的關系問題，圖書館實踐與理論的關系問題，圖書館與人和社會的關系問題，圖書館的知識觀、學習觀、價值觀、人文觀、科學觀、管理觀和發展觀等問題。這類問題與圖書館的存在和發展，與圖書館人的前途和命運都密切相關，需要我們去探究和解決，因此我們選題為圖書館哲學的問題研究。提出以問題研究為圖書館哲學研究的重要方法，建構有中國特色的圖書館哲學為目標，探討問題研究的特征、程序、內容和意義。在問題研究的過程中，以哲學思想為指導，繼承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借鑒國外的研究成果，反思我國的研究狀況和問題。在我國圖書館實踐的基礎上，總結經驗、升華理論、抽象概括，理解圖書館哲學概念及其內涵、明確學科性質及其研究對象、組織體系結構、把握相互關系、運用科學方法、合理邏輯論證，在提出、分析和解決問題過程中，建構有中國特色的圖書館哲學理論體系。

2問題研究是圖書館哲學研究的重要方法

問題研究是圖書館哲學研究的重要方法，是圖書館哲學方法論的組成部分。問題是認識論的一個重要概念，它是現實與目標之間差距上的障礙和矛盾，在認知主體頭腦中的反應而形成的，具有未知性、導向性、系統性和建構性的特征。問題研究屬于方法論范疇，是向往目標而進行的認知方式，其程序包括提出問題、假說生成、檢驗論證和應用發展。建立問題研究的運行機制，發揮其功能作用，達到建構圖書館哲學理論體系的目標。

2．1問題研究的特征

問題研究具有未知性特征。圖書館哲學是新興的研究領域，在未知通往已知的道路上，存在許多問題需要發現、提出和解決。問題引起人們關注和思考，產生好奇心理和探究動力。問題是新知識的生長點，科學理論始于問題研究，其發展和完善在于不斷發現、提出和解決問題的進程中，從未知達到已知，又從已知向往未知，不斷地進步、不斷地豐富、不斷地積累、不斷地創新，從而獲得關于圖書館哲學研究領域的知識理論。

問題研究具有導向性和系統性的特征。問題作為研究的起點，它似觸角伸向研究領域各個方面，探尋前進的方向、目標和道路，擴展研究的范圍，進行有序性、相關性和連貫性的研究活動，具有導向和系統的功能作用。問題研究的進程是從一個問題的提出，到這個問題的解決，又引導出相關問題的提出和解決，展現出問題的問題的研究走向，形成相互聯系、相互滲透、相互獨立、相互作用的問題研究系統。

問題研究具有建構性特征。它把研究對象、經驗事實、理論觀念、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等各種要素進行協調組織，把理論與實踐、思維與經驗、認識與發展等各種關系進行相互聯結，在問題研究中發揮具有組織功能的作用，形成一項主動建構的認知活動。在已有理論基礎上對問題進行研究，采取觀察判斷、比較分析、邏輯推理、反思評價、綜合概括等一系列思維方法，獲得新的認識、形成新的認知結構，實現圖書館哲學理論體系的建構。

2．2問題研究的程序和功能

我們設定問題研究的目標是建構有中國特色的圖書館哲學理論體系，設計程序為提出問題、假說生成、檢驗論證和應用發展等四個階段，形成組織有序性、連貫協調性、互動促進性、整體優化性的運行機制，具有階段性、周期性和循環優化性的功能作用。

提出問題：通過有目標地觀察圖書館的現象，發現和提出有研究意義和價值的問題。由此進行解析性思維，確立研究的主題，明確其核心概念。假說生成：根據科學原理和已知理論對問題的論題，進行假定性說明。開展理論陳述和邏輯推理活動，經過由抽象到具體、模糊到清晰、高層向低層進行分解、擴展和轉化的過程，產生新的觀念、理論和模型，是一項富有建構性的思維活動。檢驗論證：對提出的問題和生成的假說進行科學實踐的檢驗和邏輯分析的驗證過程。這需要搜集證據材料，進行理性思考和判斷，獲取分析結果，正確和準確地表述生成的觀念、思想和理論，形成關于解決問題的科學結論，達到假說生成的合理性、正確性和完整性。應用發展：經過驗證的假說，其合理性和真理性不斷提高，上升為科學理論。理論的最大價值在于指導實踐，應用于實踐，并且在應用中發展，以提高理論的高度、廣度、精度和系統度，發揮建構和完善科學理論體系的功能作用，達到問題研究設定的目標。

3圖書館哲學問題系統的研究

在圖書館哲學問題系統研究過程中，各個問題之間存在著時序性、層次性、從屬性、邏輯性和整體性等關系。這要求我們從整體上把握各個問題之間的聯系，確定研究的具體內容，提出和解決問題的順序、途徑和方法。我們設定問題研究的目標為建構有中國特色的圖書館哲學理論體系；確定研究對象是圖書館及其具有哲學意義的問題，主要研究圖書館哲學本體論、圖書館價值論和圖書館發展論等問題，它們相互獨立、聯系和作用，形成圖書館哲學理論的體系結構，其具體問題是圖書館哲學研究的內容。

3．1本體論問題

圖書館哲學本體論問題是關于圖書館存在與意識的關系問題，它屬于認識論范疇，這是關系到圖書館哲學命題自身成立的根本問題。我們認為圖書館哲學產生與圖書館實踐和圖書館學科理論發展的需要，與哲學社會科學體系擴展的需要，存在密切的關系作用。圖書館哲學生成是這兩種需要協調發展的必然結果，具有客觀性、合理性和科學性，從而進一步認識和理解圖書館哲學的概念定義及其內涵、研究對象、學科性質、體系結構及其研究內容等問題，是解決本體論根本問題的有效的途徑。

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圖書館哲學思想是圖書館存在和發展的客觀事實在人們頭腦中的意識反映，經過認識的飛躍、理論化、抽象化和系統化而逐步形成的。以歷史事實為依據，分析我國圖書館實踐和理論的發展，聯系與圖書館關系密切的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從他們的人生經歷和思想觀念中，尋找我國圖書館哲學思想的源頭和發展的歷史脈絡，認清其思想觀念，發揮其時代價值，建構有中國特色的圖書館哲學理論體系，具有客觀性和真實性。

從科學發展的觀點看，科學分化和綜合的發展形成既有層次又有交叉的科學體系。具體學科：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教育學、管理學和圖書館學等，是從哲學逐步分化出來的，為了解決本學科實踐和理論發展中具有哲學意義的問題，它們上升層次與哲學聯系和結合；同時，哲學也需要各具體學科提供成果促進自身發展，并且給予指導和關懷，出現學科分化和綜合的發展態勢，產生了部門哲學學科群，這是哲學和具體學科互動發展、共同需要的結果。圖書館哲學與歷史哲學、社會哲學、教育哲學和管理哲學等同屬一類，都是哲學的部門哲學，具有哲學的學科性質，研究對象是各自具體學科及其含有哲學意義的問題。在科學體系的層次上，它們都低于哲學層次而高于各自具體學科的層次。在學科功能上，它們對各自的學科提供具體的指導和發揮特有的應用作用，并在應用中自我發展和完善，同時為哲學母體的需要，直接地提供研究成果。圖書館哲學的產生是圖書館實踐和理論發展與哲學社會科學體系擴展的共同需要和互動促進的結果，具有合理性和科學性。

我們運用哲學的原理、觀點和方法，在圖書館實踐活動的基礎上，在“學”和“問”的互動促進過程中獲得豐富的經驗知識，提高到哲學層面上進行理論化、抽象化、概括化和系統化，形成一系列圖書館觀念，集合為圖書館觀，它們有機地結合構成圖書館哲學的學問。我們定義圖書館哲學概念為“關于圖書館觀的學問”，它是探索圖書館本質屬性和發展規律的科學，是關于圖書館認識論、價值論、發展論和方法論的理論體系。

3．2價值論問題

圖書館價值論問題是關于圖書館物質價值、圖書館精神價值和圖書館人的價值關系作用的問題，它屬于價值評價范疇。人和社會的需要和滿意程度是評價圖書館價值的標準。圖書館價值論是圖書館物質、精神和圖書館人的價值轉化及其圖書館整體價值生成發展規律的理論體系，是圖書館哲學研究的重要問題。

圖書館是社會進步的產物、人類知識的寶庫，是一種文化組織機構，它符合人類和社會發展需要而存在，必須為人類和社會服務而發展。文化是圖書館根本屬性，圖書館物質是圖書館文化內涵的物化形態，包括圖書館建筑、文獻、設備、環境等要素，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是圖書館價值的基礎，文獻是其價值的核心要素，文獻的知識是圖書館的本質屬性。圖書館精神是圖書館文化內涵的意識形態，它包括圖書館價值觀、知識觀、學習觀、教育觀、管理觀、服務觀、人文觀、科學觀和職業道德觀等要素，體現圖書館哲學的思想觀念，對圖書館物質基礎建設和圖書館人的活動具有指導和規范的價值作用，是圖書館價值的上層建筑，知識服務觀是圖書館價值的核心觀念。圖書館人是圖書館價值中最活躍的要素，在圖書館物質和精神之間發揮著中介的價值作用。圖書館人指具有圖書館相關的知識、技能、信念和品格的人，并能運用一定的物質手段和精神手段，從事圖書館實踐和科學認知活動的主體。在圖書館工作實踐與研究中，發揮著圖書館物質和精神的價值轉化和促進的中介作用，其價值具有潛在性特征，體現在開發組織文獻知識和促進文獻知識利用，轉化為現實的個人價值和社會的價值中。同時，樹立圖書館精神、共同的信念和理想，正確認識人生價值的取向，體現個體與群體、圖書館與社會相統一的價值觀，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設。圖書館物質、圖書館人和圖書館精神相互關系作用的協調統一，形成圖書館價值轉化運行機制，產生和提高圖書館整體的價值性，是社會價值體系的組成部分，發揮不可代替的作用。圖書館價值論問題是一個具有哲學意義和實踐意義的問題。

3．3發展論問題

圖書館發展論是關于圖書館發展觀、發展目標、發展道路、發展策略和發展規律的理論體系。圖書館發展論是根據圖書館過去和現在的實踐活動和理論研究狀況，預見它的發展趨勢和思考在發展過程中的問題。圖書館發展與人和社會的關系問題是圖書館發展論的核心問題，圖書館可持續發展觀和可持續發展策略觀是圖書館發展論的重要觀念。堅持走中國特色圖書館發展道路，在提出和思考問題的過程中，創新觀念、明確目標，制定策略，逐步認識圖書館發展的規律性和正確方向，逐步建立圖書館發展的科學理論。

人和社會的需要是圖書館生存和發展的根本條件，圖書館發展實踐和發展理論的創新是圖書館發展具有決定性的因素和主要動力。圖書館發展要符合人和社會發展的要求，圖書館必須代表先進文化的時代精神，保持健康發展的狀態，促進人和社會的協調發展。圖書館發展趨勢表現在圖書館文獻以藏為主的“書本主義”向以用為主的“人本主義”觀念發展，局部范圍開放向社會全面開放發展，加快步伐向合作協調化、資源共享化、法律保障化、服務平等化、管理科學化和科學技術應用化的方向發展。在圖書館發展過程中存在一系列相關的問題：圖書館與人和社會發展需要的關系問題，圖書館實踐與理論發展的關系問題，圖書館與科學技術發展的關系問題，知識與載體形態發展變化的關系問題，客觀知識和主觀知識的關系問題，人文主義和科學主義的關系問題等，這些問題都是圖書館發展論研究的主要內容。樹立圖書館可持續發展觀，做好可持續發展策略準備，以保證圖書館進入最佳的發展狀態。

4圖書館哲學問題研究的意義

4．1理論意義

針對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現狀與問題，提出問題研究是圖書館哲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分析問題研究的特征、設計程序、建立運行機制，發揮其建構圖書館哲學理論體系的功能作用。問題研究方法是圖書館哲學方法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獲取科學認識、建構理論體系的功能作用。

提出問題系統的研究思路和方案，取得圖書館哲學研究的初步成果。理解和把握圖書館哲學研究的目標、性質、特征和內容，對其本體論、價值論和發展論等主要問題進行探討。以哲學原理、歷史唯物觀和科學發展觀，論證圖書館哲學命題成立的合理性和科學性，明確了圖書館哲學的概念定義及其內涵、研究對象、學科性質、體系結構、研究內容及其研究方法。在問題研究過程中，提出一系列的概念、范疇、觀念和理論，采取“抽想到具體”的研究方法，初步形成圖書館哲學理論的體系結構，明確研究思路、研究方案、研究內容和研究方向，展現出圖書館哲學研究的新局面。

第7篇：哲學相關理論范文

在論及科學哲學的現展時，我們顯然不能夠忽視種種來自外部的沖擊或推動，特別是科學知識社會學(以下簡記為ssk)與科學哲學傳統立場的對立以及后現代主義對于“科學主義”的批判等，一些學者更因此提出了種種的“轉向說”或“取代說”。我們應當如何去看待這些主張?由各種相關研究我們可以獲得哪些啟示?什么又是科學哲學工作者在當代的使命?以下就圍繞這樣三個問題對此作出具體論述。

一、ssk為什么會如此之快地走向衰退?

前幾年在科學哲學領域中經常可以聽到這樣一個提法：“科學哲學的社會轉向”。這一主張的提出當然與ssk在20世紀80年代的興起直接有關，更清楚地表明了后者對傳統的科學哲學研究的嚴重沖擊。由于愛丁堡學派是ssk的主要代表，筆者在20世紀80年代曾有機會在英國進行為期1年的學術訪問，因此在一段時期內就有這樣的想法，即是為錯失了從一開始就與愛丁堡學派直接接觸這樣一個機會深感遺憾。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筆者的思想也發生了一定變化，特別是，自80年代后期開始出現的一些新的發展更引起了筆者的極大關注：在經歷了初期的迅速發展以后，ssk內部可以說很快就出現了分化，甚至更有不少直接的“叛逆者”，這也就是所謂的“后ssk”；進而，也正由于有不少原先在這一方向上工作的學者都傾向于跳出這一陣營并采取新的不同立場，因此，從整體上說，ssk的影響就已從其巔峰衰落下來。如果將原先在ssk這一方向上工作的學者看成一個學派的話，我們就應認真地思考這樣一個問題：這一學派為什么會如此之快地走向衰退?或者說，如果ssk的工作可以被看成開拓了一個新的研究方向或領域，那么，這一方向或領域又為什么會如此之快地走向衰退?由于ssk與傳統的科學哲學的直接對立，因此，上述問題就直接關系到科學哲學的未來發展，另外，我們并可由此而獲得關于如何開展理論研究、特別是確定研究方向的有益啟示。

為了清楚地說明問題，在此可以與科學哲學的歷史發展作一簡單比較：盡管后者的發展道路并非一帆風順，而是同樣經歷了一定的曲折和低谷，但科學哲學的發展歷史已近百年，不僅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研究方向，更積累起了不少重要的理論成果，特別是，盡管曾出現過種種的“轉向說”或“取代說”，但最終為大多數人所遺忘的恰又正是那些似乎紅極一時、并將完全取代科學哲學的時髦學說或主張。從而，即使是作為理論研究的一個案例，ssk的迅速衰落也應引起我們的足夠重視。具體地說，筆者以為，這一現象的出現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即是由ssk本身的性質直接決定的，對此可以具體分析如下。

第一，眾所周知，ssk研究的一個基本目標，即是將社會學的分析視角、概念體系與研究方法等，直接應用到科學(知識的生產過程)這樣一個新的研究對象。由于上述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移植”的性質，因此，作為直接的開端，ssk學者就曾花費很大力量對自身工作的合理性(可能性與必要性)進行了論證。例如，這顯然就是布魯爾(d.bloor)等人所倡導的“對稱性原則”與“等價性原則”的一個主要作用。另外，也正因為這主要是一種“移植”的工作，從而就不僅相對于純粹的創造難度較小，而且就像諸多類似的工作(如將系統論應用于人文學科乃至藝術創造)，在開展初期往往也會出現一個高產期，更可對那些一直在相關領域(在此指科學)中工作的人起到一定的啟示作用，甚至產生震撼的效果。但是，如果這種工作始終停留于對現成理論工具的直接應用，卻缺乏新的創造性工作，所說的發展勢頭很快就會出現衰退。

就ssk而言，我們還應特別強調這樣一點，即其主要結論的預設性。對此，例如由所謂的“強綱領”就可清楚地看出，即是認為就科學知識的產生而言，社會的因素是首要的和充分的。然而，即使我們暫時不去考慮這一結論的片面性和絕對性，這種預設性無疑也將極大地抑制乃至徹底扼殺人們的研究熱情，因為，如果最終結論是事先已經規定好了的，所有的研究顯然就不可能具有很大的意義，而無非只是在已有的論據之上加上了一個新的案例。

第二，我們當然不應反對由學科外部積極地去吸取各種有益成分以促進本學科的發展，包括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問題、新的概念體系等。例如，在數學哲學與科學哲學的歷史發展中所曾出現過的積極互動，就可被看成這方面的一個典型例子。具體地說，數學哲學在20世紀初期曾為科學哲學的發展提供了直接的范例與重要的動力；另外，在20世紀60年代以后，科學哲學則又取代數學哲學在兩者中占據了主導的地位；但是，這又是數學哲學與科學哲學積極互動的關鍵所在，即在積極引進外部成分的同時，相關學科必須保持一定的獨立性，不然的話，就可能造成本學科的消亡。顯然，由以上角度我們也就可以更為深刻地去理解ssk衰退的必然性，因為，按照所謂“強綱領”在科學與其他文化形式之間不存在任何重要的區別，這樣，科學的特殊性就完全被取消了，但這事實上也就從根本上取消了任何以科學作為直接研究對象的專門研究意義，后者就包括ssk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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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清楚地說明問題，在此還可以拉圖爾(b.latour)后來的工作為例來進行分析。具體地說，對于ssk基本立場的背離正是拉圖爾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所開展的各項研究工作的一個重要特點，而且，與其他一些后ssk學者不同，拉圖爾更將自己的主要工作由科學轉向了社會學與一般哲學，即是力圖實現“社會學的重建”與“哲學的哥白尼式革命”。但是，因為對于科學的具體考察正是拉圖爾在后一方面工作的直接基礎，因此，由仔細的考察就可看出，如果拉圖爾始終停留于科學與其他文化形式的一致性，而不是更加注重如何能由科學的考察去發展已有的理論，也即更加集中于科學的特殊性，就根本不可能在社會學與一般哲學上做出任何創造性的工作。

第三，以下的常見論點顯然也與上面的分析有著直接聯系：為了促進一門學科的發展，我們必須作好由“外推”向“內生”的轉化，這也就是指：就一個學科的深入發展而言，我們不能僅僅依靠外部的推動，而必須找出學科內部的相關生長點。

為了清楚地說明什么是這里所說的“內部生長點”，仍可通過與科學哲學歷史發展的對照來進行分析。具體地說，盡管科學哲學的早期發展明顯地表現出了數學哲學的影響(例如由“基礎主義的科學哲學”這一術語的使用就可清楚地看出)，但是，科學哲學又始終堅持了自身相對于數學哲學的特殊性，特別是提出了本學科相對獨立的研究問題。再者，如果說由科學哲學的歷史發展我們可以區分出不同的階段或時期，那么，研究問題的轉移又正是區分不同階段或時期的一個主要標志，特別是，基本問題上多種不同觀點的存在，甚至在相互間的劇烈對抗與沖突，更可被看成科學哲學興旺發達的標志；與此相反，正如不少學者(如著名數學家希爾伯特等)所指出的，研究問題的枯竭，包括觀點的高度一致，則就意味著發展的中止。由此可見，這也就是ssk研究的一個嚴重弊病，即是基本研究問題的缺乏。我們甚至可以說：缺乏相對獨立的研究問題以及基本立場的高度一致，從一開始就決定了ssk的研究不可能長期持續下去，更不可能真正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專門學科。

第四，筆者以為，無論就ssk或是任何以科學作為直接對象的專門研究而言，又都應當認真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即自身的研究對實際科學活動究竟有什么作用?更為一般地說，這也就是指，我們即應很好解決自身在這一方面的合理定位。然而，這又正是ssk乃至所謂的“后ssk”(以及“科學論”，sciencestudies)的一個明顯不足之處，即是在這一方面缺乏應有的自覺性，從而就未能對實際科學活動產生較為重要的影響。顯然，這事實上也是科學哲學研究所應特別重視的一個問題。對此我們將在以下聯系后ssk與科學哲學的當代重建作出進一步的論述。

二、什么是后ssk為我們提供的有益啟示?

以下并非關于后ssk的全面綜述，而只是希望通過這一方面若干工作的具體分析，引出關于深入開展科學哲學研究的若干啟示。具體地說，這正是中國學者在從事科學哲學研究時所經常采取的一個立場，即是往往立足于對立觀點的分析批判與辯證整合，這也就是指，在論及西方的相關研究時，我們常常集中于對立雙方(如早期的邏輯主義與歷史主義、新近的ssk與傳統科學哲學等)的主要特征與局限性，并以雙方的必要整合作為自身的基本主張或最終立場，但在后一方面卻又往往缺乏實質性的工作，甚至都未能深入地去思考究竟如何才能實現所說的整合。

上述的基本立場并沒有錯，但是，如果始終缺乏后繼的工作，這顯然就不能被看成真正的創造性研究；而且，從長遠的角度看，這種主張又很可能蛻化為空洞的教條，而如果我們更以追蹤國外的最新發展去完全取代對科學哲學基本問題的直接研究，則必然地會落到這樣的下場，即貌似高明但事實上卻只是永遠跟在別人后面指手畫腳，而未能對科學哲學的歷史發展做出任何實質性的貢獻。也正是從上述角度去分析，筆者以為，作為后ssk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皮克林(a.picketing)的相關工作(以下將主要集中于皮克林的專著《實踐的沖撞》)就應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因為，這正是皮克林在這一方面的一個基本立場，即是認為應對ssk與傳統科學哲學研究這兩者實現適當的整合，而且，與空洞的論述不同，皮克林更在這一方向上做出了切實努力，并具體建構起了一定的理論體系，從而就在一定程度上真正實現了對立雙方的適當整合(除皮克林的《實踐的沖撞》以外，著名數學哲學家和科學哲學家拉卡托斯(i.lakatos)所倡導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也可看成對立面——在此指波普爾的證偽主義科學方法論與庫恩的科學哲學思想——適當整合的又一實例)。另外，還應提及的是，除了新的理論體系的建構以外，皮克林也始終沒有忘記科學哲學的各個基本問題，如科學對象的實在性問題，科學發展的合理性問題等，并就以此作為檢驗其創造性工作理論意義的重要手段，從而明顯地表現出了“問題引領”這樣一個特征。具體地說，以下就是皮克林實現對立面整合的實際途徑：如果說通常的分析主要集中于對立雙方的不同點，那么，皮克林的獨到之處就在于：他同時也對ssk與傳統科學哲學研究的共同點進行了分析，即是清楚地指明了這樣一點：盡管存在直接的對立，但在更高的抽象層面上這兩者又具有相同的性質——按照皮克林的術語，這就是指，它們事實上都可被看成屬于“表征主義”(在筆者看來，“本質主義”或許是一個更為合適的詞語)的范疇；進而，又正是這種關于兩者共同點的分析為他同時超越對立雙方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性——用皮克林的話來說，這也就是指，我們應當由所說的“表征主義”轉向“操作主義”：由于后者同時包括了所謂的“社會因素”和“自然因素”，因此，所說的轉變就是對于ssk與傳統科學哲學的一個適當整合。

為了清楚地說明上述工作的特征與意義，在此還可與所謂的“尋找中間道路”這一常見提法作一簡單對照。由于辯證思維的影響，除哲學以外，我們在其他各個研究領域也可經常聽到“尋找中間道路”這樣一種主張，即是認為與各種片面性的立場(如環境倫理學中的“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中心主義”，教育領域中的“教師中心”與“學生中心”等)相對立，我們應當力求在對立面之間實現適當的平衡。然而，正如上面所提及的，盡管后一立場在理論上沒有什么錯，但從發展的角度看則又顯然存在這樣的問題：如果我們將原先的對立雙方看成處于同一發展水平上的兩個極端，那么，僅僅著眼于“尋找中間道路”就很可能使我們始終停留于與對立雙方的同一水平，并未能通過“超越”真正上升到新的更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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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ssk與后ssk的對立而言，我們還可特別提及這樣一點：皮克林在相關的論文中曾明確提出，我們應從ssk(the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這一術語之中去掉k與第一個s這樣兩個字母。顯然，前一主張即可被看成集中地表明了在后ssk與ssk之間所存在的重要區別：如果說ssk主要局限于社會學的研究框架，那么，后ssk就已擺脫了這樣一種束縛并更加重視研究工作的跨學科性質；另外，“去掉k”則就清楚地表明了皮克林及其他一些后ssk學者所采取的這樣一個基本立場，即是認為應當大力提倡所謂的“實踐轉向”。例如，就正是通過轉向實踐，皮克林發展起了自己的一整套概念體系，包括力量的沖撞、阻抗與適應、突現、開放性終結等，而這又正是后者的一個主要特征，即是其中同時包含了多種不同的力量，包括社會力量與自然力量等，以及對科學活動復雜性(異質性)與不確定性的突出強調。

應當強調的是，對實踐活動的高度重視并可被看成一個更為普遍的整體趨勢，更有一個不斷發展、逐步深化的過程。例如，這一方向上的一些早期工作主要地都可被看成具有填補空白的性質，即是集中于科學實踐活動中先前常常為研究者們所忽視的一些環節或成分，如實驗室活動、科學儀器的性質與功能等，而且，其主要內容往往也只是關于科學史上某些具體案例的“經驗性研究”；然而，隨著研究的開展，理論分析在相關的研究中逐漸占據了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其性質也已由原先的自我辯護(包括清楚地指明“實踐轉向”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轉而表現出了越來越強的批判性和反思性，特別是，由對“實踐轉向”的積極倡導轉而對“理論優位”這一傳統的研究定位進行了深入批判。

也正因為此，這些工作對促進科學哲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包括努力提高我國科學哲學的研究水準就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特別是，關于“理論優位”的批判即可被看成清楚地指明了傳統科學哲學在定位上的局限性，從而也就從一個角度十分清楚地表明了積極從事科學哲學當代重建的必要性。當然，在作出上述肯定的同時，我們也應清楚地看到后ssk與其他一些相關工作的局限性。例如，由于主要集中于理論性的思考與爭論，包括如何能對ssk與傳統科學哲學作出必要整合并實現整體性的超越，因此，這就是這些工作的一個普遍弊病，即是往往都未能對如何才能更好發揮相關研究對于實際科學活動的促進作用作出認真分析，甚至都未能清楚地指明什么應是自身在這一方面的合理定位。更有甚者，由于過分強調了科學實踐活動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后ssk及其他一些研究就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這樣的困境，即是作為科學的分析似乎只能提供事后的解釋，而不可能對實際科學活動起到任何的積極作用——然而，正如上面所已提及的，這事實上也就取消了自身工作的基本意義。

由此可見，這也就是科學哲學的當代重建所應首先解決的一個問題，即如何去合理地去解決自身相對于實際科學活動的定位，從而也就可能真正發揮應有的促進作用。例如，在筆者看來，由“理論優位”的批判我們就可引出這樣一個結論，即是應當更為深入地去認識與處理實踐與理論之間的關系，特別是，這正是關于實踐活動(包括科學實踐與其他各種專業實踐)更為恰當的一個定位，即是應當由“理論指導下自覺實踐”過渡到“反思性實踐”。

三、科學哲學的當代重建

由ssk到后ssk的發展表明，簡單提倡“科學哲學的社會轉向”并不恰當，就科學哲學的未來發展而言，我們更應堅持如下的基本立場：我們既不應隨意地去倡導任何一種轉向，乃至認為應當用某種新的研究完全取代科學哲學，也不應完全無視外部的相關研究，而應積極吸取其中的合理成分與啟發因素，并以此為背景更為深入地去開展新的研究。這也就是這里所說的“科學哲學的當代重建”的主要涵義。以下再對這方面的工作提出若干具體意見。

第一，由“外推式發展”向“內生式發展”的必要轉變。與科學哲學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情況不同，自80年代以來外部的沖擊應當被看成促進科學哲學深入發展最為重要的因素。正因為此，就科學哲學的當代重建而言，我們也就應當首先強調由“外推式發展”向“內生式發展”的必要轉變，這就是指，我們不僅應當充分吸取來自外部的各種有益成分與促進因素，更應認真挖掘科學哲學的內在生成點。為了清楚地說明“由內到外”的轉變可能性，在此可提及這樣一個事實：來自外部的沖擊并非與科學哲學自身的發展毫不相干，恰恰相反，正是科學哲學為此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例如，這就正如美國著名科學哲學家基切爾(p.kitcher)所指出的，以下幾種直接源自科學哲學現代研究的思想構成了“科學的社會與文化批判”的直接出發點：(1)觀察的理論負載；(2)證據對理論的不確定性；(3)信念的多樣性；(4)“行動者范疇”與歷史的寫作。因為，這些成果清楚地表明了科學活動的不確定性，從而也就為人們在科學研究中引入其他一種成分(特別是社會和文化的成分)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性。

其次，由于種種的“轉向說”與“取代說”構成了科學哲學當代重建的重要背景，我們又應特別強調科學哲學研究的哲學性質，或者說，這就應被看成“由內到外”轉變的主要涵義之一。具體地說，這正是科學哲學當代重建的關鍵所在，即應當清楚界定科學哲學研究的各個基本范疇，包括基于外部的沖擊而引入的一些新范疇。例如，如果說傳統的科學哲學主要集中于以下一些范疇：邏輯與歷史、理性與非理性、證偽與證實、理論與事實、科學革命與常規科學、(顯性的)知識與(隱性的)范式、個體與群體，等等。那么，這就是ssk與其他相關研究給予我們的一個重要啟示，即是應當通過引入一些新的范疇以更為深入地揭示科學的性質：建構與反映、(知識的)普遍性與情境相關性、(知識的)價值中立與價值負載、實在論與相對主義、理論與實踐，等等。值得指出的是，這也正是哲學思維的一個基本特征，即具有明顯的多元性與不連續性，特別是，哲學的發展往往就表現為用新的不同范疇去把握對象，也即主要表現為揭示出了更多的方面或內涵，從而積極引入新的范疇就是哲學思維的一個具體體現。

最后，又如上面所提及的，相對獨立的基本問題的存在正是一個學科獨立性的主要標志。從而，這也就是科學哲學當代重建的一個重要內容，即是應當突出科學哲學的各個基本問題。具體地說，基本問題不僅清楚地表明了科學哲學研究的哲學性質，也集中體現了研究工作的基礎性與連續性，這就是指，科學哲學不會因一個接一個的“轉向”喪失自我，并演變成純粹“跟風式”的時尚。當然，作為問題的另一方面，我們又應高度重視如何能以新的發展，包括外部的相關研究為背景積極地去開展新的研究，包括引入新的研究問題，后者即可被看成很好體現了研究工作的發展性與前沿(先進)性，并直接關系到我們能否突破已有的局限性而上升到一個新的理論高度。例如，當前我們就應特別重視科學理論與科學實踐活動這兩者關系的分析，包括更為清楚地去界定“反思性實踐”這樣一種關于科學實踐的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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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加強科學哲學研究的反思性與開放性。上面的分析顯然表明：這是科學哲學當代重建的關鍵所在，即是應當努力突破傳統科學哲學研究的封閉性。下面再圍繞科學觀的問題對此作出進一步的論述。

首先，如果說這正是科學哲學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研究給予我們的一個重要啟示，即應努力實現由靜態科學觀向動態科學觀的必要轉變，那么，ssk等方面的研究則就表明，我們應從更為廣泛的角度去揭示科學的性質。例如，除去前面所提及的“科學的實踐觀念”外，我們又應特別重視“科學的文化觀念”，而這事實上也可被看成ssk以及后現代主義這一更為廣泛的文化思潮給予我們的一個直接啟示。具體地說，作為“科學文化”的分析，我們不僅應當將分析的著眼點由“科學共同體”轉移到一般民眾，也應注意從正反兩個方面去認識科學的文化功能，這也就是指，我們不僅應當充分肯定科學在這一方面的積極作用，也應注意分析與防止其可能的消極影響。

其次，從更為宏觀的角度去分析，這顯然也可被看成科學哲學研究開放性的一個基本涵義，即在堅持研究工作哲學性質的同時，我們也應十分重視科學哲學與其他方面研究的相互滲透與必要互補。例如，科學哲學與科學史研究的必要互補就是這方面的一個典型例子。與此相類似，對于科學哲學與ssk之間的關系我們也可作出如下概括：沒有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科學哲學是不真實的，沒有科學哲學的科學知識社會學是誤導的。

再者，以上關于傳統科學哲學“理論優位”及其可能的消極影響的論述顯然表明：深入反思(更為一般地說，就是批判與自我批判)正是科學哲學當代重建的必要前提。例如，正如上面所提及的，這是“科學的文化價值”的一個基本涵義：科學對于一般民眾的思維方式、價值取向與整體性的科學觀念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由于科學哲學家也是現代社會的普通一員，他們更由于工作的性質與科學處于長期的“親密接觸”之中，其中有不少人本身就是科學家出身，或在后一方面受過系統訓練，從而也就必然地受到了科學文化的巨大影響。顯然，從這一角度去分析，我們也就應當不斷增強自身在這一方面的自覺性，特別是，即是應當深入地認識與克服“科學主義”對科學哲學研究的重要影響(對此可稱為科學哲學研究中的“科學主義傳統”)。例如，盡管不同的科學哲學家曾提出過多種不同的科學發展模式，如波普爾的“問題一猜想一反駁一新的問題……”庫恩的“前科學一常規科學一反常與危機一科學革命一新的常規科學……”等等，但所有這些工作又都體現了這樣一種價值取向，即是對規律性、確定性的刻意追求，從而，這事實上也就可以被看成科學哲學領域中“科學主義傳統”的一個重要表現。

最后，“反思性實踐”同樣也可被看成科學哲學研究的一個適當定位，這就是指，科學哲學工作者應當高度重視對自身工作的認真總結與反思，從而才可能通過克服缺點與新的探究不斷取得新的進步。我們在此應特別強調超越具體研究問題，并從更高層面也即在“元科學哲學”層面上進行總結與反思的重要性，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更為深刻地認識已有工作的局限性，并有可能為進一步的工作指明努力的方向。例如，上述關于傳統科學哲學研究“理論優位”的立場以及關于“科學主義”傳統的反思等，就都可以被看成這一方面的實例。

由于所說的“開放性”與“反思性”都可被看成從不同角度表明了傳統科學哲學研究的局限性，因此，這也就更為清楚地表明了這樣一點，就科學哲學的當代重建而言，我們既應明確反對各種“取消說”或“轉向說”，同時又應積極吸取ssk及其他相關研究中的合理成分與積極因素，包括從更高層面對傳統科學哲學研究的基本立場與研究傳統等作出自覺反思與批判。

第三，大力加強與實際科學活動的聯系。前面已經提及，這正是ssk、后ssk與其他一些研究的一個共同弊病：由于這些研究主要都反映了一種理論興趣，從而就未能對實際科學活動產生重要影響，甚至都未能給予后一問題足夠的重視。當然，這事實上也是科學哲學在當前所面臨的又一主要危險，即是由于高度的專業化而造成了與實際科學活動的嚴重分離。從而，這就是科學哲學當代重建的又一重要目標，即應充分發揮科學哲學于實際科學活動的促進作用。應當強調的是，這并非是指科學哲學對于實際科學活動具有很強的規范性作用，恰恰相反，科學哲學應由傳統的“規范性立場”轉向“啟發性立場”，也即應當通過自己的研究工作促進實際科學工作者對自身工作的深入反思，從而也就可能通過新的努力不斷達到新的更高水準——這事實上也就是前面所提及的“反思性實踐者”的一個基本涵義。

第8篇：哲學相關理論范文

按照目前我國學科目錄設置，邏輯學為哲學一級學科下的一個二級學科，邏輯學具體學科一般也設置在哲學系或哲學學院下的某個二級學科教研室或研究所。我國高校中哲學系(院)開設邏輯學碩士點或博士點也并不多，邏輯學專業研究生畢業時獲得的學位是哲學碩士(博士)。另有少數高校曾經或者正在招收邏輯學專業本科生，主要由哲學系或數學系執行，學生畢業時獲得的學位是哲學學士或理學學士。近些年，隨著國內邏輯學者學科背景和學術經歷的豐富以及國際交流的增多，邏輯學和其他學科的交叉研究變得越發活躍，主要體現在邏輯學與計算機科學、基礎數學、語言學、法律、心理學等學科的交叉研究中。

二、以邏輯為核心的相關課程通識

教育存在的問題目前邏輯通識教育雖較之以前被重視了很多，但以普通邏輯為核心的邏輯通識教育仍存在較多問題，究其原因，我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點:首先，邏輯通識教育內容和邏輯學專業研究脫節。目前國內邏輯學通識教育課程涉及的多為普通邏輯和批判性思維等內容，而這些內容很難作為授課老師自身邏輯學專業研究的內容和方向。這使得邏輯通識教育和邏輯研究在授課老師那里成為兩件不太相關的事情，極容易造成“教學科研兩張皮”。于是，在面對科學研究、職稱晉升等較大壓力的時候，邏輯學者尤其是青年邏輯學教師沒有足夠的興趣和時間去承擔邏輯或批判性思維此類通識課程的教學任務。其次，邏輯和批判性思維通識教育未能與其他專業緊密結合，只是某種必要的理性能力訓練，未深入到相關專業，對學生的吸引力有限。邏輯通識教育往往作為高校的全校選修課進行開設，選課學生來自各個學院，他們的學科背景復雜，學習需求大相徑庭，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邏輯學通識教育課程的授課難度。而另一方面，由于授課老師很難在課程內容設置上兼顧到各個學科，也使很多學生學習邏輯通識課程時會產生“意猶未盡”的感覺，他們期望能學到更多邏輯學與其專業結合得更為深入的內容。再次，邏輯學專業教育與通識教育的需求嚴重脫節，邏輯專業畢業生的專業技能和知識往往無法在邏輯通識教育中體現出來。而同時，一個具有很好邏輯專業技能的畢業生卻不一定能成為一個很好的邏輯學通識教育的承擔者。除上述原因之外，我國對批判性思維這一以邏輯論證為核心基礎的重要通識課程存在較大誤解，且成為認知障礙，使得批判性思維教育要么不能得到推廣，要么成為抽象、空洞和教條式的課程，不能起到激發思維和創造性的作用。要解決這些問題，現階段缺少的可能正是處于專業教育和通識教育之間的邏輯教育和素質訓練。

三、專業邏輯研究和教育的定位分析

如前所述，目前國內邏輯研究的學科交叉主要體現在哲學、數學、計算機、語言學、法學、心理學等領域。隨著學科交叉研究的深入，邏輯學研究成果如何能得到交叉學科領域的認同?其他學科所不能替代的邏輯學研究方向和研究內容如何發展?邏輯學專業畢業生的職業規劃如何?上述種種涉及專業邏輯研究和教育的定位問題也顯得越來越重要。下面以數學和計算機兩個與邏輯學研究聯系較為緊密的學科為例，簡單分析目前專業邏輯研究和教育的定位問題:在數學方向上，幾乎每個大學都有數學本科專業，碩士點和博士點也很多，每年畢業的數學研究生數量龐大，整體上可能已經供大于求，尤其是基礎數學專業。一般情況下，哲學背景的邏輯學研究生如果從事偏向數學基礎的研究，比如以傳統四論和兩個演算為基礎的數理邏輯方向，學生整體上學術水平較難跟數學專業的研究生競爭;更何況這樣的研究在數學界也只需要較少人來從事，工作崗位稀缺，此方向的就業前景受到一定挑戰。所以，除了那些特別有研究天分和能力特別強的數學基礎愛好者，邏輯學專業的學生應該慎重選擇在哲學系背景下從事偏向基礎數學方向的研究。在理論計算機方向上，國內由于邏輯學是設置在哲學下的二級學科，計算機學院較少設置邏輯學相關的專業課程，在哲學系更是幾乎不開設計算機的相關課程，想從事理論計算機研究的邏輯學研究生很難得到專業的訓練。近些年，雖然基于邏輯的理論計算機的研究，和面向計算機應用的邏輯研究都引起了較多邏輯學者的關注，但對于學生而言，如沒有計算機專業背景，或沒有經過較為系統的計算機專業課程學習，即使其碩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研究內容為邏輯學與計算機科學交叉領域，由于其最終所得學位為哲學學位，想進入高等學校計算機學院從事科研教學工作，難度依然較大。不僅僅是數學方向和理論計算機方向存在這種邏輯專業教育困境，其他交叉領域，也存在上述問題。事實上，邏輯專業教育雖然在許多專業訓練和研究中有很強的應用，但隨著各個學科專業化的深入和高層次人才培養的擴張，邏輯專業的研究生在就業出路等方面受到較大挑戰。各個專業可能僅僅把邏輯看作一種必要的工具，相關領域通常也設置一些準入門檻，最常見的即是所謂的專業性。這樣，國內哲學學科背景下邏輯專業的學生就很難有機會真正進入數學、計算機、語言學或法學等領域。正是由于對上述各種問題的反思，我們提倡一種上有專業理論和技能、下接“地氣”的，不可替代的中間層次的領域邏輯教育和素質培養。領域邏輯教育研究是指在現代邏輯基礎訓練之下，進行某個領域的特殊邏輯訓練和研究，然后再應用于相關領域，促進相關領域本身和相應邏輯學的發展。我們期望接受過領域邏輯教育的學生，既具有較強的邏輯能力，又具有某個應用領域的基本知識，可以成為相關應用領域不可替代的人才。按照這樣的思路，領域邏輯教育和研究不能僅僅局限于哲學系和哲學背景，它甚至應該從各相關專業領域或機構中直接培養。只是，按照我國高校和研究機構現狀，各相關專業領域一般缺乏既具有邏輯學專業能力又具備相關領域專業能力的人才。從這個角度考慮，哲學中邏輯學或相關專業教育應該承擔起這一領域邏輯和相應專業素質培養的社會功能。

四、領域邏輯教育對其他學科和社會發展的意義

領域邏輯教育既能突破邏輯通識教育專業性不足的缺陷，又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現在邏輯學專業教育和研究受眾較少的困境。我們對于這種中間層次的領域邏輯教育的終極目標是:訓練后的畢業生能夠在其相關領域的工作中成為佼佼者。而上述目標的實現需要邏輯和具體專業領域的深入結合。這對邏輯、對其他學科和社會發展均具有積極意義。除了現在已經具有一定發展的邏輯學與數學、計算機科學、語言學、法學、心理學等學科交叉研究之外，通過領域邏輯教育，我們也期望邏輯學能進一步地和醫學、社會學、經濟學、教育學等領域結合，在更多層面體現領域邏輯的價值。下面以醫學邏輯學、社會選擇理論等領域來說明這種領域邏輯教育和研究實現的可能。與醫學結合的領域邏輯:醫學院校的學生，尤其是非綜合性大學的學生，邏輯學知識相對欠缺。事實上，邏輯思維在醫學診斷中一直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比如醫學史上消毒問題的提出，青霉素的發現等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在其研究過程中都閃爍著邏輯的火花。目前國際上，基于邏輯的醫學診斷、醫療專家系統等主題的研究越來越受到重視，這無疑為邏輯學在醫學界發揮作用提供了更好的契機。不妨設計這樣的培養模式:招收具有醫學背景的邏輯學研究生，導師和培養小組按照學術基本要求以及醫學相關領域獨特的邏輯需求，在對學生進行現代邏輯基礎理論和技能的訓練基礎上，要求學生專攻醫學領域某些獨特的邏輯方法和應用。這一獨特的醫學邏輯是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邏輯學研究內容的，它建立于現代邏輯基礎理論和方法之上，但又與相關的醫學研究領域緊密結合。學生經過這樣的學習和訓練之后可以直接回到相關的醫學領域的前沿研究和實踐中。我們期望這樣的畢業生在醫學研究領域的成就總體上超過沒有專門經過醫學邏輯訓練的學生。理想結果的實現可能還需要在現階段增加一條“雙學位”的標簽，即經過上述程序培養后的研究生既獲得哲學學位又獲得醫學學位，包括碩士和博士層次。

但從目前來看，從制度上實現這種雙學位的培養模式，還任重而道遠。與社會學、經濟學等結合的領域邏輯:費舍爾(A．Fisher)和斯克里芬(M．Scriven)曾提出批判性思維定義是“對觀察和交流，信息和論證的有技巧的和主動的解釋和評估”。而這種判斷信息真假、質量評估、進行有效論證等工作，在信息時代具有越來越重要的意義，尤其是在社會決策、理性選擇等研究領域中。因此，在邏輯通識教育和邏輯專業教育之間也可以考慮進行社會學相關領域邏輯的研究。實際上，社會活動領域中很多問題均涉及到現代邏輯的工具和方法。例如，計算性社會選擇領域，涉及用邏輯學等形式化方法去處理基于信息集合的社會群體中的決策、選擇等過程和規律研究。在社會選擇研究中涉及的領域邏輯可能包括動態認知邏輯、決策邏輯、博弈邏輯、聯盟邏輯等。這一研究領域也可進行更為廣泛的學科交叉研究，比如和經濟學、管理學、政治科學等結合。進行社會學相關領域邏輯研究的研究生則可以考慮招收經濟學、管理學、情報學、社會學、計算機科學等專業背景的學生。當然不管是面向哪一具體領域的領域邏輯教育和研究，其學生的培養都涉及到所授學位的問題，而雙學位或許是最為理想的方式。

五、結束語

第9篇：哲學相關理論范文

直到2008年，武漢科技大學曹詩圖教授經過多年的學術積累，出版了《旅游哲學引論》一書，填補了國內旅游學研究學術專著的空白。該書首次對旅游哲學的概念、學科目標、研究對象、學科意義、研究方法等基本問題進行了系統思考，初步構建起了旅游哲學的理論體系。該書出版后不久，學界便有多篇書評發表，大多給予積極評價。其中，有學者認為該書“將旅游學的研究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在旅游研究學術領域具有里程碑意義”。也有學者在肯定該書“開創性和建設性”意義的基礎上，認為該書未能很好構建起“以本體論、認識論和價值論為主體的旅游哲學體系”，并提出了一些富有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應該說，作為國內第一部旅游哲學研究專著，《旅游哲學引論》具有較大的學術價值，對推動我國旅游哲學的研究和學科建設起到了重要作用。著者苦心孤詣、篳路藍縷之功亦為學界所認同。但學界同時也認識到，旅游哲學研究和理論體系的建設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持續不斷的努力和更加深人地探討。

正是抱著對學術孜孜以求、認真負責的態度，曹詩圖教授繼續扎根旅游哲學研究領域不斷探索，近年來又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矚目的成果。其中，由學苑出版社在2013年出版的《哲學視野中的旅游研究》一書便是其中的集大成者。著名學者、世界休閑科學院資深院士馬惠娣女士為該書撰寫序言，對該書的學術水平和研究價值予以高度評價，認為“這個層面的工作恰恰是近30年中國旅游研究最為缺失的東西。能做這樣的研究，自然是旅游學界的一樁幸事……希望這部著作能為變革人的旅游觀念、旅游行為、旅游目的而推波助力；希望借機讓政策制定者、規劃設計者、教書育人者、業界經營者、學術研究者、職能管理者有些發反思與批判”。

該書分為7章，共28萬余言。第1章“緒論”提綱挈領，統領全書，在評述國內旅游哲學研究現狀的基礎上，著重介紹了全書的邏輯思路、研究內容、研究方法與基本觀點。第2章“旅游本體論”是全書的重中之重，作者從旅游哲學的元概念和邏輯起點-一…旅游的概念一一人手，深人探討了旅游的本質，提出了“旅游是人們以消遣、審美、求知等為主要目的，利用余暇到日常生活和工作環境之外的地方的旅行、游覽和逗留的各種身心自由的體驗”、“異地身心自由體驗是旅游的本質”等重要觀點。第3章“旅游價值論”全面分析了旅游所具有的文化功能、美育功能、認知功能、經濟功能、德育功能、康體功能、成人成才功能、再生產功能、社會功能等，并從旅游與人、旅游與社會的角度深人分析了旅游的內在價值。第4章“旅游倫理論”分析了不同旅游利益相關者應該遵守的倫理道德與旅游道德，指出了旅游倫理建設的路徑。第5章“旅游批判論”引人哲學中的“異化”概念，對國內存在的旅游異化現象進行了“反思與批判”。第6章“旅游矛盾論”提出了“旅游現象是一個矛盾復合體”的觀點，指出了旅游現象中的諸多矛盾表象，并對旅游矛盾產生的原因及化解之道進行了分析。第7章“旅游認識論”以哲學的思維方式來分析和解決旅游領域的認識與實踐問題，構建起了旅游研究的哲學認識論框架。縱覽全書，“旅游本體論”、“旅游價值論”和“旅游認識論”三章是該書的重點，所占篇幅最大，論述也最為充分。

《哲學視野中的旅游研究》以旅游概念為邏輯起點，重新構建了旅游哲學的理論體系。構建旅游哲學理論體系是開展旅游哲學研究最為核心和重要的工作，“關乎整個旅游哲學的系統性和科學性”W。然而，由于學界的旅游哲學研究嚴重不足，國內外幾無可以參照和借鑒的成果，因此按照怎樣的邏輯思路和模塊來建構旅游哲學理論體系，成為旅游哲學研究的一個全新學術命題。在第一章“導論”中，作者開宗明義，明確提出了“以哲學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旅游概念為邏輯起點，以旅游本質為核心，以旅游的現實問題為研究內容，將旅游學與哲學、社會學、文化學、倫理學、美學等學科有機結合，從本體論、價值論、認識論等哲學領域”，系統研究旅游本質等旅游學基本問題，以此來構建旅游哲學體系的邏輯思路(見圖1)。

鑒于作者先前出版的《旅游哲學引論》一書所構建的、按8個模塊展開的旅游哲學理論體系“有些欠嚴謹，某些內容安排欠妥當”w,該書對原有的旅游哲學理論體系的“綱”和“目”都進行了較大調整。作者按照“旅游本體論”、“旅游價值論”、“旅游倫理論”、“旅游批判論”、“旅游矛盾論”、“旅游認識論”等6個模塊，重新構建起了以“本體論、價值論、認識論”為基礎框架的旅游哲學理論體系。在該書中，作者將《旅游哲學引論》一書中的“旅游本體論”與“旅游本質論”歸并為“旅游本體論”。旅游本體論的研究內容回歸到旅游哲學的根基--旅游的概念與本質，避免了以前“用價值論的理解代替了本體論的理解”等問題，更加符合哲學意義上“本體論”的內涵。原來的“旅游實踐論”和“旅游方法論”歸并到“旅游認識論”。還有各個模塊的研究內容也經過了較大幅度的刪減、補充和調整。經過重新設計后，該書所確立的旅游哲學體系，既合乎了傳統哲學的基本框架，又保留了原有理論框架的特色。新的理論體系更加嚴謹，內容安排也更趨合理。當然，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樣，該理論體系“并不意味著這是哲學視野旅游研究或旅游哲學研究應有的理論框架，或不能簡單理解為旅游哲學體系含有這六個相等或并列的層級內容”。該理論體系僅是作者旅游哲學研究的理論探索，為一家之言。

學術研究，貴在創新，尤其是理論與觀點的創新。研究者要創新理論、觀點，不能依靠主觀臆斷，而應該具備“問題意識”等學術素養、豐富的研究經驗以及深厚的學術功力，“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經過一系列嚴謹的學術過程，才能提出經得起學術檢驗、令人信服的理論與觀點。《哲學視野中的旅游研究》(包括《旅游哲學引論》）中的一些觀點，如作者關于旅游的定義、旅游的本質、旅游的功能、旅游的異化、“旅游亟需從哲學的視角和高度進行研究”等，已經以學術論文的形式在學界廣泛傳播，產生了較大的學術反響。在《哲學視野中的旅游研究》中，作者又提出了旅游概念的“圈層理論”、旅游本質的“樊籠理論”、旅游結構的“冰山學說”以及旅游層次或境界的“金字塔理論”。這些理論是作者經過長期思考后，對旅游現象和本質的高度概括，仔細品味，意蘊深遠。在觀點創新方面,該書將旅游的本質由旅游者的“異地愉悅體驗”提升到了旅游者的“異地身心自由體驗”的高度，更加切入 旅游本質，頗具海德格爾關于“人詩意地棲居”的哲學韻味。還有該書從文化、美育、認知、德育、康體等多角度對旅游功能的論述，極大地豐富了旅游功能研究。如果用該書所提出的旅游多功能觀點去反觀國內對旅游經濟功能的頂禮膜拜現象，我們很容易發現，僅從經濟角度解釋旅游功能的做法是何等的狹隘與短淺。又如，作者在論述“旅游與人的精神世界”中，提出“旅游真正價值則在于充盈并提升人的精神世界”的觀點，聯系到作者還將旅游研究納人到“人學”的范疇去認知并實踐，這說明作者真正洞悉了旅游活動之于旅游主體的最高價值（馬惠娣在該書“序言”中對作者關于旅游哲學研究的核心思想“旅游是人的自由境界”這一觀點頗為欣賞)。這些觀點將會對我國的旅游研究與實踐起到警醒的作用，彰顯了旅游哲學研究作為“警示平臺”的意義。

《哲學視野中的旅游研究》彰顯了哲學研究所秉持的“質疑、反思與批判”的學術態度，并將其一以貫之。正如作者所指出的，“旅游哲學對旅游的一切問題都要追本溯源、尋根究底，作一番反省性或前瞻性的思考；它在別人從未發現問題的地方發現問題，對人們通常未加省察和批判就加以接受的一切成見、常識等進行批判性的省察、質疑它的合理性和存在權力”作者在研究中很好地堅持了這種“質疑、反思與批判”的學術態度，在某些章節展現得尤為淋漓盡致。最明顯的例子便是第五章“旅游批判論”。作者直面我國旅游領域的異化現象，提出了旅游異化的概念，分析旅游異化的表現并進行反思與批判，構建起了旅游異化研究的分析框架。異化現象廣泛存在于旅游的學術研究、發展模式、思想觀念、消費者意識和行為、消費環境等各個領域，旅游異化研究正是對“背離旅游本質和旅游業發展初衷”現象的批評與反思。這種批判性的聲音在學術界猶如空谷回音，彌足珍貴。另外，作者對旅游概念和本質的研究也體現了這種批判性的學術態度。作者對旅游概念和旅游本質的探討，正是建立在“批判性地反思國內外學界提出的旅游概念”基礎之上的。事實上，《哲學視野中的旅游研究》一書本身也是作者對自己的學術研究批判性自省的結果，讀者很容易發現作者對先前文章與著作中的某些理論、觀點等方面做出的修正、完善與提升。

當然，任何一部學術著作都可能存在不足之處。依筆者淺見，《哲學視野中的旅游研究》在某些地方仍值得進一步強化和改進。首先，該書去掉了《旅游哲學引論》中的“緒論”和“旅游方法論”部分，筆者認為此種做法似有不妥。《旅游哲學引論》的“緒論”部分，論述了旅游哲學的概念、學術緣起、學術價值、研究內容、理論體系、學科性質、學科地位、研究方法等旅游哲學切關宏旨的基礎性問題。這些問題關乎旅游哲學這門學科存在的“合法性”，應該是一本“教科書”式的旅游哲學著作不可或缺的。同樣不可或缺的還有“旅游方法論”部分，因為“旅游研究的理論基礎與研究方法屬于旅游方法論范疇，是旅游哲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其次，《哲學視野中的旅游研究》部分章節的內容稍顯單薄，理論性還不夠強，哲學味道也不夠濃厚。例如，第六章“旅游矛盾論”所論述的矛盾皆為旅游實踐中的具體矛盾，并引用大量實例。雖然這種做法能夠讓理論分析與旅游實踐的聯系更為緊密，但似乎削弱了文章的理論性與“哲學”韻味。

然而，瑕不掩瑜，盡管該書在個別篇章和具體研究領域還有待進一步深化和完善，但從總體上看，該書較之《旅游哲學引論》已經有了“較大的改進和提高”，“彌補了《旅游哲學引論》存在的一些不足與缺憾”。尤其是該書對旅游哲學理論體系以及一些具體問題做出了新的、深刻的思考，提出不少令人耳0一新的觀點和理論。《哲學視野中的旅游研究》一書的出版，將進一步地推動我國旅游哲學研究的深人和相關研究學術水平的提高。旅游哲學是一門高深的學問，學術領域頗為深廣，是旅游研究中的最高殿堂。曹詩圖教授在此領域精耕十余載，為國內的旅游哲學研究開創了一片新局面，引起了學界的高度關注。但從整體而言，國內旅游哲學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相關研究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筆者不揣淺陋，所闡發的僅是一孔之見，不當之處還敬請各位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