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直接投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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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全球直接投資范文

關鍵詞 采掘業 對外直接投資 跨國并購與聯盟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FDI）向服務業的轉移不斷加快，與此同時，投資于采掘業和制造業的比重則不斷下降。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近幾年采掘業逐漸成為全球FDI中的一大亮點，大型跨國公司紛紛重新投資采掘業，使得采掘業在全球FDI中的份額有所提高。據2007年《世界投資報告》統計，1990-2000年采掘業占世界FDI流入量的份額一路下滑，2000年起出現轉折，至2005年攀升了2個百分點，而且在未來仍有繼續上升的空間。作為世界能源需求增長的主要引擎，我國的經濟發展正面臨著亟待解決的能源短缺問題。一方面，我國屬于資源相對匱乏的國家，國內礦產資源開采有限；另一方面，當前世界能源緊張、價格飆升，通過進口獲取資源不僅成本代價越來越高，而且會導致我國對外資源依存度的加大。在這種情況下，推動我國企業投資于海外采掘業，不失為解決國內資源短缺問題的思路之一。

一、全球采掘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新趨勢

（一）投資規模：發展迅速且前景廣闊

據UNCTAD統計，1990年全球采掘業的FDI存量僅為1582億美元，至2005年已達6101億美元。其中，2003-2005年間，采掘業年均FDI流量達到448.9億美元，較1989-1991年間的年均94.8億美元增長了近5倍。

2003-2005年間采掘業占全球FDI流入額的比重已經達到12%。盡管與制造業和服務業相比，這一比重仍然較低，但是考慮到礦產資源價格持續走高，采掘業利潤較為可觀，因此全球采掘業FDI的發展前景十分廣闊。

從全球采掘業FDI的參與主體來看，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愈發重視這一領域。其中，發展中國家投資采掘業的步伐尤為迅速，從1989-1991年間的年均2.45億美元迅速增至2003-2005年間的年均37.23億美元，增長了15倍；同期，發達國家的采掘業投資也從年均92.35億美元增至年均416.34億美元。以荷蘭為例，2000年荷蘭采掘業FDI存量為510.45億美元，2005年已達到了1621.25億美元，短短5年間增長了3倍之多；1998-2000年間荷蘭采掘業FDI的年均流量僅21.27億美元，2003-2005年間已達393.05億美元，足見其采掘業FDI發展之迅速。

（二）投資主體：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體的跨國公司日益活躍

一直以來，發達國家在采掘業FDI中始終占據絕對的主導地位。以金屬采礦業為例，2005年按世界總產值份額排名的前25家金屬采礦企業中，有15家來自發達國家，其中荷蘭、英國和美國是采掘業FDI的三大來源國。但是值得關注的是，近些年來發達國家在全球采掘業FDI中所占的份額有所下降，從2000年的99%下降到2005年的95%；與之形成對比的是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體在采掘業FDI領域中的日益活躍。據UNCTAD統計，1990-2005年，發展中國家采掘業FDI存量在全球所占份額已經從1.2%增至5.5%。

這一趨勢主要由亞洲、拉丁美洲等發展中國家以及經濟轉型國家的跨國公司所驅動，且在石油和天然氣領域尤為顯著。在拉丁美洲，采掘業已成為其近年來FDI的主要目標。2006年巴西淡水河谷公司以170億美元收購世界第一大鎳商加拿大英可公司，是發展中國家公司進行的最大收購案例。此外，委內瑞拉、智利和阿根廷也是重要的投資來源國。在亞洲，中國和印度等國的采掘業海外投資也不斷增長。2005-2006年間，印度ONGC Videsh公司向海外（古巴、埃及等）進行了九次采掘業收購，截至2006年3月，石油和天然氣領域占印度海外收購總價值額的比重已經達到了19%。在東南歐，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跨國公司在發達國家進行下游垂直一體化經營，同時在其他發展中國家進行上游勘探和開采活動。在這一系列活動中，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體通過FDI逐步實現采掘業企業的國際化戰略，企業的國際化經營程度不斷提高，并逐漸發展成為全球性公司。

此外，盡管在不同類型的采掘業，投資主體的所有權性質相差迥異，但是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仍然表現出了良好的勢頭。在金屬采礦業，私人企業獨占鰲頭，主導著全球金屬礦產的生產；但在石油和天然氣行業，情況則截然相反。由于OPEC及發展中國家石油國有化浪潮的出現，國有石油企業逐漸取代了私人跨國公司的主導地位，且這一趨勢不斷彰顯。2005年，世界前十大石油儲藏量企業均為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國有企業，其占全球石油總儲量的77%，而來自發達國家的私人跨國公司僅占10%。

（三）投資區位：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體的重要性與日俱增

全球采掘業FDI的地理分布，也存在相似的發展趨勢，即盡管發達國家依然吸引了全球采掘業FDI的絕大部分，但其所占比重不斷下降；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體作為采掘業投資目標國的重要性不斷增強。據統計，發達國家吸引的采掘業外資流入量所占比重從1990年的86%下降到2005年71%，而發展中國家所吸引的采掘業外資存量不僅在1990-2000年間增長了近9倍，而且2000-2005年間繼續增長了50%。

如果進行區域的細分，可以發現近年來采掘業FDI流入量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增長尤為迅速。2004年，埃及、安哥拉等非洲國家在石油和天然氣行業的外資流入量超過總外資的60%；2005年，委內瑞拉在石油和天然氣行業的外資流入也高達10億美元。此外，俄羅斯聯邦及其他獨聯體國家也開始成為重要的投資目標地。截止到2005年，這些國家所吸引的采掘業外資存量已達360億美元，并超過了傳統的采礦國，如南非（270億美元）等。

如果進行行業的細分，那么在石油和天然氣行業，UNCTAD對27個石油天然氣跨國公司研究發現，其發展中東道國主要有印度尼西亞、哈薩克斯坦、委內瑞拉及俄羅斯聯邦等；在金屬采礦業，2006年在金屬礦產的勘探階段，接受項目最多的發展中東道國是秘魯（12個），隨后是智利（6個）、印尼（4個）；在采礦生產階段，秘魯（8個）和智利（7個）是前25名采礦公司投資最多的東道國；在精煉階段，智利同樣擁有數量最多的項目（7個），其后是南非（4個）和秘魯（3個）。

（四）投資方式：采掘業跨國并購與聯盟浪潮再起

與20世紀90年代后期的情形類似，跨國并購浪潮極大地推動了全球FDI的發展。但是與之不同的是，上次跨國并購浪潮主要發生在信息與通信技術行業，而此次跨國并購浪潮卻集中在采掘業領域，其驅動因素主要是全球采掘業公司利潤的不斷增長導致股票價格上揚。從未來看，這種趨勢可能會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據UNCTAD統計，2004年全球采掘業的跨國收購額只有168億美元，2005年激增至1053億美元，其中，約3/4的跨國并購案例分布在石油和天然氣領域；相比之下，采礦與采石工程中的跨國并購活動相對較少。但是近兩三年，隨著礦產品價格的高漲，全球礦業也成為并購的焦點。自2005年底以來，僅并購額超過100億美元的案例就達到了5起。2006年，采礦與采石行業的跨國并購額創下了550億美元的歷史紀錄。其中，2005-2006年發達國家采礦業部門的跨國并購額增長近5倍（110.35億美元-504.92億美元），收購額增長近7倍（48.58億美元-369.03億美元）。同樣，發展中國家也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如印度塔塔鋼鐵公司收購了歐洲第二大鋼鐵企業英荷科魯斯集團。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競爭的加劇，跨國公司之間逐漸傾向于通過強強聯合，進一步增強它們的整體規模、市場份額、技術控制等實力。例如，世界第三大鋁生產商――俄羅斯鋁業公司就是強強聯合的產物；2007年全球最大的采礦業公司必和必拓（Bhp Billiton）也啟動了對第三大礦業公司力拓（Rio Tinto）的收購，等等。伴隨企業跨國并購重組活動的日益頻繁，全球采掘業的行業集中度明顯提高。在金屬礦產領域，2006年十大企業控制了全球所有非能源礦產總價值的33%，而1995年這一比例僅為26%；在石油和天然氣行業，1995-2005年間前25家企業的行業集中度也由59%上升到63%。

二、國內企業參與采掘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可行性分析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發現，當前全球采掘業FDI的盛行是在當今世界能源緊張條件下的必然結果，其發展前景十分廣闊。對中國企業來說，這無疑是一次難得的發展機遇。一方面，在此次采掘業FDI浪潮中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體日漸活躍，相比之下，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之一，采掘業FDI的規模仍然偏小。2005年中國采掘業FDI分別相當于全球采掘業FDI流量和存量的1.4%和3.6%，遠低于發展中國家所占份額（分別為8.3%和5.5%）。另一方面，隨著我國經濟發展的突飛猛進，能源需求缺口將日益擴大。由于國內能源開采有限，礦產資源進口則會進一步加大我國對外資源的依存度。因此，為了保障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和國家經濟安全，我國企業有必要在全球新形勢下積極開展和推動采掘業FDI。鄧寧的OLI范式分析也表明，我國企業不僅有必要積極投身其中，而且也基本具備了進軍海外采掘業的條件。

（一）所有權優勢（Ownership Advantage）

在資金方面，我國資源型企業尤其是石油企業，均為資本實力雄厚的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在國內，三大石油巨頭（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不僅擁有廣泛的融資渠道、可以較低的利率獲得貸款，而且能夠享受政府提供的融資補貼和投資保險等，從而可以憑借雄厚的實力進行海外采掘業投資。在國外，中石油、中海油、中國鋁業等企業已成功在海外上市，可以憑借良好的信譽和管理能力在國際資本市場上籌措資金。

在技術方面，專利技術也是資源型企業國際化的所有權優勢來源之一，特別是對于一些技術先進的項目，如深海油氣鉆采和液體天然氣的生產等。國內三大石油公司目前分別在上游勘探開發和下游冶煉等領域占有技術優勢，特別是中海油，在高難度的海上石油勘探開發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擁有一流的技術和大批世界一流的技術人員。

在規模經濟方面，經過幾十年的資本積累，國內石油企業、采礦企業的規模不斷擴大，已經具有了規模經濟的優勢。例如，中石油在世界50大石油天然氣開采企業中位居第八，且已在23個國家擁有石油和天然氣資產，而中石化與中海油同樣榜上有名。

（二）內部化優勢（Internalization Advantage）

內部化優勢是指企業為了避免由于外部市場缺陷而引起的交易費用增加，從而在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間進行產品和技術的內部轉移。首先，當前國際礦產資源價格暴漲，給我國經濟建設帶來的不穩定性愈來愈顯著；其次，部分石油豐富的東道國考慮到能源資源的戰略重要性以及較高的資源租（Resource Rent），越來越多地對石油和天然氣的生產加以控制。最后，作為我國進口石油主要來源地的中東和非洲地區大多局勢動蕩，而歐美國家往往實行抑制我國獲得海外能源的政策。在這種情況下，我國獲取能源的交易成本較高，且國家經濟也面臨著重大的戰略性安全問題。國內企業若通過對外直接投資，采用垂直一體化經營等內部化戰略，不僅可以有效控制公司原材料的供應與貿易，使企業的生產銷售和資源配置趨于穩定，而且可以實現交易成本的最小化。

（三）區位優勢（Location Advantage）

區位優勢，主要是東道國在投資環境方面具有的對企業生產經營有利的優勢條件，如當地的外資政策、基礎設施、資源稟賦等。一方面，考慮采掘業的特點，東道國資源稟賦是最重要的區位因素。據現有統計，全球有待發現的經濟可采石油資源主要分布于中東地區，所占比例約為30.5%；其次分布在前蘇聯、北美、中南美洲和非洲地區，均在10%以上；而亞太和歐洲地區分別占5.5%和3.9%。這些石油豐富的國家，多數缺乏自我充分開發能力，這就為我國企業進軍這些國家提供了充分條件。另一方面，在采掘業活動的各階段，東道國政府政策和制度也至關重要，如外資政策、采礦政策等。2006年UNCTAD的調查顯示，各國184項政策變化中，80%是有利于東道國吸引外資的，如埃及將企業稅從40%降低到20%，海灣產油國也制定了吸引國際石油資本的優惠政策。因此我國企業可以有效利用這些優惠政策開展采掘業FDI，不僅可以保障國內資源的長期穩定供給，而且對投資企業自身來說也是很好的盈利機會。

三、 相應的政策建議

對于對外直接投資剛剛起步的我國來說，盡管國內采掘業企業已經初步具備了上述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但在推動采掘業FDI方面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為此，應采取如下相關政策措施。

首先，在政府的角色定位方面，世界經驗表明，企業在海外投資初期往往是依靠政府的強有力支持而獲得成功的，采掘業領域的FDI尤其如此。因此，我國政府應逐步完善FDI的促進政策和支持體系，特別是加強有關對外投資立法，鼓勵和保護我國企業進行國際化經營的動力與利益。與此同時，和其他行業的FDI相比，進軍采掘業需要更為雄厚的財力和資金保障，可以通過融資補貼提供財政支持，或者采取出口信貸、貸款補貼與投資擔保等措施直接參與項目融資，使我國企業投資海外時有能力承擔更大的風險，從而以較低的成本獲取能源。

第二，在投資區域的選擇方面，一方面，我國企業應積極推進對發達國家采掘業的投資，以獲取知識和技術等戰略資產，進一步提升企業現有的所有權優勢，應將北美及歐洲國家（如荷蘭、德國和英國）作為能源部門并購和股權收購的重點區域。另一方面，未來20年世界石油資源增長主要來自中東、俄羅斯―中亞、南美、北非等地區，因此這些地區應該成為我國開發利用世界石油資源的戰略區域；而在鐵鋁銅等金屬礦產部門，應將南美、亞太地區、東歐―俄羅斯、非洲及北美地區作為重點區域。

第三，在投資方式的選取方面，加快國外、國內范圍內的并購活動是目前采掘業FDI的首選方式。國內企業可以通過充分了解東道國的企業情況、經濟管理體系和制度法律體系，積極并購在市場、資源、技術、管理等方面具有互補性的企業，實現規模經濟和協同效應，提高國內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還可以通過與國內大型企業進行強強聯合，提高自身的技術實力，加強對海外投資市場的影響力和控制力。

第四，在投資風險的防范方面，海外經營企業應該極力規避因采掘業投資的不確定性所帶來的市場風險、政治風險、社會與環境風險等一系列風險。其一，國內企業應加大研發投入，加快技術創新，創造在國際市場應對競爭的壟斷優勢，因為先進的技術在尋找礦產及油氣資源、降低投資風險和控制產品成本等方面起著決定性作用；其二，企業應加強培訓，加快培養精通法律、經濟、管理的復合型跨國經營人才；其三，企業在投資前應對投資項目進行可行性分析，包括對東道國礦產數量和質量的評估、對投資盈利能力和預期風險收益率的評估等。

（基金項目：山東財政學院校級課題“山東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分析及對策研究”，項目編號：07YB010。作者單位：辛晴，山東財政學院；綦建紅、李鴻，山東大學經濟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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郄永忠、季紅、肖晨：裂變中國石化，《經濟導刊》，2004年第9期。

第2篇：全球直接投資范文

1 后危機時代世界投資概述

經濟危機來襲后，全球對外直接投資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2007-2009年的衰退期，第二階段為2010-2012年的緩慢恢復期（見圖1）。2007年全球對外直接投資流入量為2.1萬億美元，受美國次貸危機影響，2008年全球對外直接投資流入量急劇下降15%，滑落至1.77萬億美元。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拖累，其影響對全球對外直接投資不斷加劇，最終2009年全球對外直接投資跌入低谷，大幅降落至1.1萬億美元。隨后由于各國相繼推出經濟刺激政策，全球對外直接投資開始緩慢復蘇，2010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小幅回升5%，達到1.3萬億美元；但仍比危機前的均值低15%左右，比2007年時的最高值減少近37%。2011年全球對外直接投資流入量增長了16%，達到1.53萬億美元，首次超過2005-2007年危機前的水平。由于全球經濟的脆弱性跟政策的不穩定性，2012年全球對外直接投資下降18%，降至1.35萬億美元。如圖1所示。

2008年：在經濟危機陰影的籠罩下，外國直接投資有所倒退

2008年全球FDI流入量也縮水為1.77萬億美元，比2007年下降了14.5%。2008年全球跨國并購交易額比2007年的1.69萬億美元減少了29.1%，為1.21萬億美元。受本次危機的直接影響，2008年全球跨國并購交易額比2007年下降了35%。這也是造成全球FDI流量下降的又一重要原因。

2009年：低碳經濟投資的興起

2009年全球對外直接投資1.1萬億美元，較2008年下降43%。其中，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連續第二年大幅下降，降幅達48%。2009年，全球FDI流入量和流出量分別下降了37%和43%。跨國公司方面，它們開始在全球積極開展低碳投資。聯合國毛發組織估計，2009年僅流入三個主要低碳行業（可再生能源領域、循環再利用領域和與環保技術有關的產品制造領域）的低碳FDI就達到了900億美元，占到全球FDI流入量的10%左右。跨國低碳投資已經形成了相當的規模，隨著世界經濟系向低碳經濟轉變，其潛力將不可限量。

2010年：全球直接投資復蘇勢頭增強，但前景不容樂觀

2010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小幅回升5%，達到1.24萬億美元；但仍比危機前的均值低15%左右，比2007年時的最高值減少近37%。新興經濟體成為直接投資的新力量。然而，危機后的商業環境仍然具有許多不確定性。全球經濟治理的不可預測性、可能蔓延的債務危機，一些發達國家財政和金融部門的失衡，以及通貨膨脹上升和主要新興市場經濟體出現過熱的跡象等危險因素，都有可能影響直接投資的恢復。

2011年：全球對外投資增勢放緩，各國投資政策呈現雙向調整趨勢

2011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直接外資）流入量仍然增長了16%，首次超過2005-2007年危機前的水平，達到了1.53萬億美元。其中流入發達國家的直接外資增長了21%，達到7480億美元。在發展中國家，直接外資增長了11%，創紀錄地達到6840億美元。轉型經濟體的直接外資增長25%，達920億美元。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經濟體分別占全球直接外資總量的45%和6%。2011年財富基金累計直接外資達1250億美元，其中約四分之一是在發展中國家。財富基金顯示出巨大的發展潛力。

2012年：復蘇勢頭瓦解，經濟不確定性加劇

2012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下降了18%，為1.35萬億美元。2012年發展中國家吸收的對外直接投資首次超過發達國家，達到了7030億美元占全球FDI流入量的52%。二者相差1420億美元。2012年流入發達經濟體的FDI下降了32%，為5610億美元。歐洲和北美地區的FDI流入量均有所減少，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也不例外。僅歐盟減少的流入量就相當于全球下跌總量的三分之二。不過，流入日本的FDI從連續兩年的負流量轉為正值。

2 地區發展趨勢

2.1 2007-2009年：衰退期各地區投資發展趨勢

1）非洲。盡管全球遭遇金融和經濟危機，但是2008年非洲的直接外資流入量高達880億美元，再創歷史紀錄。這使該區域的外國直接投資存量達到5110億美元。除北非外，2008年非洲所有次區域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均有所上升。雖然南部非洲吸引了近三分之一的投資流入量，但是西非國家的投資流入量增幅最大（63%）。

2009年流向非洲的直接外資量降至590億美元。比2008年下降了19%，整個非洲的外向投資收縮了一半，降至50億美元。2009年南部非洲的流出量擴大到16億美元，這靠的是南非投資的拉動，北非仍然是該區域對外投資的最大來源，占總額的50%以上。

2）亞洲。2008年，南亞、東亞和東南亞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繼續強勁增長（增長17%），達到3000億美元的新高。其中南亞增長49%、東亞增長24%、東南亞下降14%，三個地區的投資流入量分別為510億美元、1870億美元和600億美元。2008年，南亞、東亞和東南亞的外向外國直接投資增長了7%，達到1860億美元。2008年，西亞的對外直接投資減少30%，為340億美元，投資減幅最大的國家是沙特阿拉伯（從130億美元降至10億美元）和卡塔爾（從53億美元降至24億美元）。

2009年，對南亞、東亞和東南亞的直接外資流量經歷了自2001年來最大的下滑，該區域流入量下跌近17%，降至2330億美元。流出該區域的投資總量下降8%，降至1530億美元，跨界并購減少44%。

3）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2008年上升了13%，達1440億美元。各次區域的增長分布不均：南美洲增長了29%，中美洲和加勒比的投資流入降低6%。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對外直接投資2008年上升了22%，達630億美元。

2009年流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直接外資跌至1170億美元，比2008年的水平下降了36%。雖然巴西的內向投資收縮了42%，受影響程度超過整個區域，但該國仍然是最大的直接外資接受國。從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流出的直接外資從1991-2000年間的年均150億美元躍至2003-2009年間的年均480億美元。

4）東南歐和獨聯體。2008年，東南歐和獨聯體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連續第八年增長，達到1140億美元的歷史新高。但該區域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仍然分布不均，三個國家（俄羅斯聯邦、哈薩克斯坦和烏克蘭）占該區域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總量的84%。

在連續8年增長之后，2009年流入東南歐和獨聯體的直接外資量銳減至699億美元，比2008年下降了43%。2009年，流入這兩個分區域的直接外資量都出現下降，但東南歐流入量的下降幅度不及獨聯體。

2.2 2010-2011年：恢復期各地區投資發展趨勢

1）非洲。2010年，非洲直接外資流入量下降了9%，為550億美元，在全球直接外資流入總量中的份額由2009年的5.1%降至2010年的4.4%。

2011年非洲的直接外資總量降至427億美元。然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流入量從2010年的290億美元恢復至2011年的370億美元，堪比2008年的峰值水平。流向南非的直接外資反彈，使復蘇更加強勁。

2）亞洲。2010年，東亞、東南亞和南亞的流入量總體上升了24%，達到3000億美元。然而，三個次區域的變化趨勢大相徑庭：東盟的流入量翻了一番以上；東亞的流入量增長了17%；南亞的直接外資流入量減少了四分之一。2010年，南亞、東亞和東南亞的直接外資流出量增長了20%，升至約2320億美元。

2011年該區域直接外資總流入量達3360億美元，占全球流入量的22%。東南亞流入量為1170億美元，增長26%，增速依然領先于東亞，不過東亞在流入量上仍占主導，為2190億美元，增長9%。東亞的直接外資流出量下滑9%，降至1800億美元，而東南亞的直接外資流出量則增長36%，達600億美元。

3）拉丁美洲和加勒比。2010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區域的直接外資流入量上升了13%。南美漲幅最大，達到56%，巴西的表現尤為突出。2010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區域的直接外資流出量上升了67%。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2011年的直接外資流入量增長了16%，達2170億美元，主要是流向南美的資金量（增長34%）增加驅動的。該區域的直接外資流出量就起伏不定。2009年下降44%，隨后2010增長121%，而在2011年又下降17%。

4）東南歐和獨聯體。2010年轉型期經濟體的直接外資流入量出現小幅下滑。獨立國家聯合體（獨聯體）的流入量略微增長了0.4%。外國投資者繼續青睞本地快速增長的消費市場，尤其是俄羅斯聯邦，其直接外資流入量上升了13%，達到410億美元。

2011年在東南歐的轉型經濟體、獨立國家聯合體（獨聯體）和格魯吉亞，直接外資經過兩年的停滯之后有所恢復，達920億美元，主要是由跨境并購交易推動的。

3 中國吸引外資和對外投資的發展情況

隨著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以及產業升級，流入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的結構也發生了相應變化。由于中國東部地區生產成本上升，一些投資和生產活動從中國沿海地區遷往內陸，中、西部地區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在全國總量中的份額有所上升（從2008年的12%增長到2012年的17%）。另一方面，一些外資公司特別是服裝、鞋類等勞動密集型低端制造業，開始將生產基地遷往東南亞低收入國家。與此同時，流入高科技產業和高端制造業（如先進電子元器件生產）的外國投資快速增長。外資研發中心總數在過去五年翻了一番，在2012年底達到約1800家。中國吸收外資的質量和結構不斷改善。

隨著中國吸引外資的水平和質量不斷提高，中國參與全球價值鏈的廣度和深度也不斷提升。中國企業成為諸多行業全球價值鏈的重要一環。中國成為通過吸引外資在全球值鏈中不斷升級，進而創造更多國內增值的成功范例之一。

但總體來看，中國企業參與全球價值鏈，仍較多地集中于全球價值鏈低端和低附加值的環節，換言之，中國仍處于“微笑曲線”的中部和底部。為更有效地參與全球價值鏈競爭，中國一方面應進一步提升吸引外資的質量和水平，將外資更多地引入高端制造業以及知識、技能含量較高的服務業。另一方面，中國應積極調整原有的“走出去”模式，確立以建立中國自己的全球價值鏈為核心的對外投資戰略。這一戰略要求通過集群式投資，而非以往點式的、分散的對外投資，推動中國制造企業通過投資、貿易以及非股權模式（如合同生產等），將產業鏈延伸到海外，建立自己的區域和全球產業鏈，在全球范圍內最有效地配置和利用各地的資源。實施這個戰略的目的是建立自己的全球價值鏈和全球生產體系，由參與全球價值鏈向建立自己的區域及全球價值鏈轉變，進而提高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競爭優勢，并推動國內產業升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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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全球直接投資范文

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對比

首先，從全球視野來考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這里選取了美國、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數據與中國做以對比，從流出流量和流出存量兩個方面進行分析。

從中將中國與美國、日本這兩個發達國家流出流量進行對比看，1996年至2006年美國占全球FDI流出流量的比重平均在19.18%，日本占全球流出流量比重平均在4.81%，中國占全球流出流量的比重平均在0.74%。2006年美國的FDI流出流量為2166.14億美元，相當于當年中國的10.24倍。從中國與美國、日本的投資存量進行對比看，1980年到2006年間美國占全球FDI流出存量的比重平均在24.4%，日本占全球流出存量比重平均在5.31%，中國占全球流出存量的比重平均在0.4%。同時，可以明顯的看出，美國、日本的FDI流出存量都呈現出下降后保持平穩水平狀態的勢態。

其次，根據FDI流入與流出的比例來考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根據1999年UNCTAD的《世界投資報告》，一個國家吸收外國直接投資與本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比例，世界平均水平為1：1.1，其中發達國家為1：1.14，發展中國家為1：0.13。從表1中1996―2006年的數據可以看出，發達國家FDI流出流量平均相當于其流入流量的1.3倍，發展中國家FDI流出流量平均僅是其流入流量的35%，中國FDI流出流量平均僅為其流入流量的10%。

通過以上的對比看出，一方面，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流出流量以及存量相對于發達國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來說都很小，同時在全球所占的比重也很少，說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過小，顯示中國以對外直接投資衡量的融入經濟全球化程度尚待深化；另一方面，中國引進外資與對外投資相差懸殊，說明中國具有很強的區位優勢，從而吸引了大量的外國直接投資，但是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理論上預期有很大差距，大大滯后于國民經濟整體發展水平。

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出業績指數

由于對外直接投資比較容易受母國經濟規模的影響，用絕對份額簡單進行比較并不說明全部問題，為此UNCTAD采用了對外直接投資流出業績指數（OND），以反映在控制了母國經濟規模之后一國對外投資的相對份額，其計算公式為：

OND =[某國（地區）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全球FDI流量]/[該國（地區）國內生產總值/全球國內生產總量]

不同國家OND的大小反映了不同國家跨國公司對所有權優勢和區位優勢利用方面的差異。一般而言，OND越大，一國對所有權優勢和區位優勢的利用越充分。如果某國的OND為1，意味著該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績效達到世界平均水平；如果某國的OND大于或小于1，意味著該國的績效高于或低于世界平均水平。UNCTAD的計算結果表明(見表2)，2006年，中國的OND為11.5，美國OND為90.4，日本的OND為65.6，印度的OND為12.6。從中國、印度、韓國、美國和日本五個國家從1996年到2006年的FDI流出業績指數排名的比較來看（見圖3），中國的排名保持在61左右，在美國、日本及韓國之后。而且中國的OND近年來呈總體下降趨勢，印度雖然大部分時間排在中國之后，但它近年來OND排名一致處于迅速上升的勢頭，2004年之后都超過了中國。較低的對外直接投資績效指數表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項目技術含量不高、效益較差，中國企業缺乏所有權優勢，進而無法充分利用其他國家的區位優勢。

三、跨國公司的跨國程度對比

對于跨國公司的跨國程度可以從多個角度進行考察：公司經營、利益相關者及從空間角度看的管理的組織。跨國公司經營強度指標和分布指標主要反映跨國公司擁有股權利益的那些境外分支機構的經營，UNCTAD的跨國指數（TNI）從經營角度衡量了全球、發展國家及中東歐國家最大跨國公司的跨國程度。該指數試用了三組變量（銷售額、資產和雇員人數）來測算境外經營相對于總體經營的強度，計算方法是取國外資產與總資產比率、國外銷量與總銷量比率、國外雇員與總雇員比率的平均值。國際化指數（II）――即境外分支機構與分支機構總數的比率，從經營角度來衡量跨國公司的境外經營強度。跨國程度指數和國際化指數說明了一家公司在母國和國外的植入程度和利益。

根據2007年世界投資報告統計數據，計算2005年按國外資產排名的前七名跨國公司的國外資產與總資產比率、國外銷量與總銷量比率、國外雇員與總雇員比率，得到跨國指數，通過國外機構數與總分支機構數，得到國際化指數（見表3）。相比之下，中國跨國公司的跨國指數還比較低，平均值達到31.35%，僅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中國的國際化指數平均值達到了38.1，與發展中國家平均值還相差很多。

無論是海外資產規模還是跨國指數和國際化指數，中國跨國公司與世界級企業都有較大的差距。通過對比可知，盡管我國經濟在國內保持了持續強勁的增長，但是中國企業對外投資還沒有形成綜合性力量，仍處于國際化經營的初級階段，國際競爭力還有待于進一步提升。中國的跨國公司主要還是國內資源配置，而世界級企業已主要面向全球配置，這種狀況不利于中國企業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能力。

四、對外直接投資行業分布對比

對比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來看，中國的第一產業所占的比重較大，達到了15%，制造業在對外直接投資總額中所占比重最小，而發達國家的制造業所占比重很大，2005年中國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為57.5億美元，發達國家為26552.9億美元，發展中國家為1174.2億美元，世界為27742.8億美元，可以看出，發達國家制造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占到世界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的95%，制造業的水平遠遠高于其他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雖然部分原因是其自身結構升級的需要，也是其國內勞動力成本太高的驅動，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具有強大的國際競爭力。通過行業分布國際對比，看出中國的制造業國際競爭力不強，還存在較大的差距。

西方跨國公司在其最初的發展階段，主要是集中于資源開發類產業部門，是其在母國的生產結構的復制或為其在母國生產體系提供原材料供應等。中國的跨國公司形成于經濟全球化的特定背景，各國紛紛放松了服務領域的投資規制，這為中國企業進入服務領域提供了新的契機。服務業是中國企業“走出去”的一條重要路徑，這可能是后起跨國公司與發達國家早期跨國公司在投資的產業結構上所表現出來的重要差異之一。據商務部統計，2007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向批發和零售業66億美元，占24.9%；商業服務業的投資達56.1億美元，占21.2%；交通運輸倉儲業的投資達40.7億美元，占15.4%；金融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為16.7億美元，占6.3%；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的投資為3億美元，僅占1.1%。可以看出，服務業項目中勞動密集型仍占主導地位，知識、技術密集型服務比重很低。

五、對外直接投資方式對比

從全球趨勢看，傳統的新建方式逐步退居次要地位，而跨國收購、兼并方式逐步上升到了主導地位。跨國并購能有效地降低投資成本、縮短投資回收期，已超過“綠地”投資，在世界對外直接投資中占據主導地位。目前美國、英國、加拿大、日本等發達國家的跨國并購成為其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2006年美國跨國并購數達到1602件，較上年增長了12%，英國跨國并購數為817件，較上年增長13%。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以“綠地”投資（即創建新企業）為主，但是以并購方式進入國際市場的比例在逐年增加。據商務部統計，2007年中國通過收購、兼并實現的直接投資63億美元，占當年流量的23.8%。但是中國跨國并購數目相比之下仍然很少，據2007年聯合國貿發會統計，2006年全球跨國并購交易數量達到6974件，其中中國并購交易數量達到61件，占全球并購總數的0.87%。發達國家跨國并購以跨國公司為主，而中國進行跨國并購的主體以國有企業為主，如中石化、中石油、中信集團等，真正達到一定規模具有核心競爭力的國企數量不多，而且企業進行跨國并購時多依賴于政府的扶持，不利于國內企業迅速捕捉跨國并購的良好時機。

綜上，通過對比可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較小，跨國企業所有權優勢不足，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多為勞動密集型，技術水平較低。要縮小目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差距，需要國家政策引導，使得更多的企業積極參與對外直接投資活動，提高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提升企業的國際競爭力。雖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在一些問題，諸如對外投資的政策法規不健全、投資結構不合理等，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具有很大的發展潛力。隨著中國經濟實力逐漸增強以及國際地位的不斷提高，企業不斷融入全球經濟發展之中，一方面，積累國際經營的經驗，制定適合在東道國投資的產品和服務，進入當地市場贏得競爭優勢；另一方面，跨國企業要在全球合理分配生產實施和人力資源，使市場真正面向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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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全球直接投資范文

關鍵詞：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溫州

中圖分類號：F114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3.02.012

對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最早出現于15世紀前后[1]，是指一國居民（自然人和法人）為獲得另一國的企業控制權，在該國投入生產要素的跨國經營活動[2]。自上世紀90年代后半期開始，隨著全球生產網絡的不斷深化發展，世界經濟呈現一體化整合的態勢，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不斷擴大。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呈現投資總量急劇提高、投資方式趨向多樣化、全球影響力不斷擴大的特點。在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中，國有企業一直占據著絕對的“主力”地位。由于國有企業的制度缺陷和潛在的體制沖突，導致國有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風險巨大。溫州作為中國民營經濟的先發地區，市場發育程度相對較高，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沖動”較強烈，被商務部稱為“走出去”的“溫州模式”。2012年3月，國務院批準設立溫州金融綜合改革區，在試點方案中要求研究開展人民幣境外直接投資試點，這也說明溫州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承擔著中國民營企業和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先行先試的重任。因此，研究溫州民營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有著典型的實踐意義和理論價值。

1 基于全球生產網絡的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理論

傳統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都是從研發、生產加工到最后營銷完整產業鏈對其區位選擇進行解釋。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隨著全球化不斷發展，產業鏈、價值鏈深度分解，國際產業轉移正從產品間向產品內生產的空間分離及生產工序和工藝間的空間分離方向發展。跨國公司在生產持續國際化的基礎上，更加重視按照地方生產網絡的比較優勢，實現地方生產網絡與全球生產網絡的鏈接，進行價值鏈的全球配置和布局。在全球生產網絡背景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活動，不僅能達到縮小技術差距、優化產業結構、增加貿易的目的，而且還能促進各國經濟關系發展，最終推動經濟合作向更高層次發展[3]（表1）。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重點的轉移，無疑會對其“走出去”投資的區位選擇構成重要影響。

1.1 全球生產網絡下產業分工的區位選擇

傳統的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理論的研究大多基于成本角度，如韋伯（Webber）[4]的古典區位論就把成本最小化作為企業投資區位選擇的標準；馬歇爾（Marshall）[5]認為本地化經濟（Localization Economies）可以降低企業各種成本，對于單個企業而言本地化不僅是一種外部性[6]，而且對企業的區位選擇活動起著重要作用[7]；鄧寧（Dunning）[8]引入了區位優勢的概念來解釋企業的區位選擇，區位優勢能強化或補充跨國公司的核心競爭力，但決定區位選擇的因素越來越趨向綜合。UNCTAD[9]認為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決策主要是根據市場條件做出的，區位因素具有系統性，市場規模和成長性、生產成本、技術水平、基礎設施完善程度、宏觀經濟狀況和總體管理框架等因素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決策都有影響；優惠政策并不具有絕對作用，只有在市場規模、生產成本、技術水平及基礎設施等因素基本相等的時候，優惠政策才會在區位選擇中發揮作用。UNCTAD[10]將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國家區位因素歸納為三大類：投資政策因素、經濟因素和投資促進措施因素（圖1）。

隨著全球生產網絡的形成和發展，國際間產品分工正向產品工序的分解及全球化配置方向轉移并呈現嚴格的價值等級關系。特定國家依據要素稟賦的優勢，吸引國內外投資專注于某一環節或工序的生產（服務提供）。因此一個國家吸引外資，將不再是因為其對某個完整產業具有要素比較優勢，卻可能僅僅因為其在某個生產（服務）環節所具有的比較優勢，企業將依據自身在某個生產（服務）環節的要素訴求，決定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

從跨國公司層面來看，通過生產環節的布局轉移，可在全球范圍內利用某區域在某個生產環節具有的比較優勢，實現資源最佳配置。具體到產品生產布局方面，跨國公司一般將高檔產品生產主要放在發達地區，部分中間品出口或在國外進行組裝；低檔產品的生產完全轉移到國外進行。從價值鏈布局來看，跨國公司將價值鏈進行空間分離形成一定的空間結構：母公司控制核心技術，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環節被定位在人才密集且經濟發達的國家或地區，低附加值的加工環節轉移到勞動力資源豐富且低薪酬地區，使全球生產形成多邊、互補、垂直與水平分工交織的新型國際分工網絡體系[11]。

從宏觀層面看，嵌入全球生產網絡的企業，其對外直接投資將按照自身在全球價值鏈中所處位置及投資地稟賦優勢來決定[12]。一般而言，擁有關鍵資源或核心能力的領導企業的總部控制整個生產網絡，其所在區域是全球生產網絡的權力中心，這個權力中心自然成為優勢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地；充當管理層的各地生產型領導子總部或區域職能總部所在區域一般為區域經濟中心，是生產管理類對外直接投資的集聚中心；充當生產網絡執行層的地方生產網絡的供應商及生產型子公司所在區域則處于“邊緣地帶”（圖2），是優勢拓展型對外直接投資的集聚地。總體而言，發達國家（地區）是全球生產網絡的核心節點，而后進國家（地區）盡管通過嵌入生產網絡獲得發展，但一般是全球生產網絡的地區。

從微觀層面來看，企業在生產網絡中的分工地位不僅反應了其在網絡中的權力地位，并直接表現為網絡權力與網絡組織在空間分布上呈現的耦合性，同時也決定其對外直接投資的訴求及區位選擇。一般而言，控制研發等高附加值環節、位于網絡權力中心的企業選擇信息、人才等軟要素集聚的高端區位；而處于執行地位的企業、從事價值鏈低端標準化生產的企業，主要考慮土地、原材料、低勞動力價格等硬要素的區位成本[13]。在這樣的網絡分工和區位分布下，區位不僅關系企業能否進入全球生產網絡，一定程度上也成為決定企業網絡地位形象的“地理名片”。全球領導企業總部、全球專業供應商總部一般定位于少數“全球經濟控制點”的城市[14]，這些城市也成為全球生產網絡的“權利中心”城市；領導公司的區域總部及部分主要供應商總部、關鍵零部件生產基地、部分產品組裝基地，是領導企業總部與生產單元之間的“中繼站”，一般設在區域通通信樞紐城市、區域重要城市；一般標準化的零組件生產基地，主要位于要素價格較低、稅收較低的發展中國家（地區）。

發展中國家往往從事勞動密集型環節或低技術工序，網絡成員難以觸及到核心技術，因此對發達國家產生技術依賴而被長期“鎖定”， 由于技術溢出效應有限，失去了以往產業前向、后向的帶動作用，難以實現由低端環節向高端環節的提升，發展中國家企業寄希望通過參與全球生產網絡而獲取綜合性回報的空間被極大地壓縮[15]。中國企業要打破長期被“鎖定”在為跨國公司“打工者”的地位，必須借助知識和技術的積累，提高在國際分工中的全球要素資源配置能力和市場競爭力，加快中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進程[16]。

1.2 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

國內外學者仍以比較優勢理論和成本理論為核心，延續了從成本、制度、集聚經濟角度分析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研究傳統，但也形成了一些更加符合發展中國家企業實際情況的學說。有研究指出，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往往利用東道國的種族紐帶和人文共性來對收入水平較低、市場容量不大的發展中國家進行投資[17]，受“心理距離（Psychological Distance）”的影響，發展中國家側重于對相鄰發展中國家的投資，遵循“周邊國家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的漸進發展軌跡[18]。有學者運用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對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空間分布進行實證研究。在區位選擇方面，有學者研究發現，穩定的政局及其他的經濟變量，包括政策變量、實際稅率對FDI進入有顯著影響作用[19]；Crumbley[20]分析認為經濟變量和制度變量對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存在較大影響。在空間分布方面，有學者經過實證究發現，發展中國家的FDI初次進入東道國后，隨著東道國社會環境的變化，存在著地域性因素的變化，但FDI流向發達國家的基本格局沒有改變[21]。

有學者研究了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市場規模更大、工資水平相對中國更低以及自然資源稟賦更加豐裕的區位，更能吸引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22]；東道國的制度環境和自然稟賦狀況共同影響了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23]。林毅夫等[24]認為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應遵循“早半拍”的原則，符合該原則的有東歐、中亞等地區；大部分學者從國際經驗出發，指出目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應首先考慮東盟國家，其次是前蘇聯的一些國家和地區[25，26]。與上述觀點不同，程慧芳等[27]應用引力模型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進行分析，提出了對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四類“引力”國家（地區）。李偉杰[28]認為應充分利用中國與睦鄰國家經貿往來密切、心理距離短、華人華僑分布廣泛、漢文化影響深遠等獨特優勢，遵循“周邊國家—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的漸進軌跡。

我國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空間分布現狀是：非洲居首，東南亞次之，拉丁美洲位列第三，發達國家極少[29]。這樣的空間分布，基本符合FDI的區位選擇理論，但對非洲的FDI存在一些盲目性[30]。從中國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研究來看，有學者以“企業規模—產業類型”為分析框架，從不同因子的影響作用大小，選擇不同的投資東道國[31]；按企業規模的不同，大型企業可以選擇到發達國家投資，中小型企業可以選擇到發展中國家投資[32]；從企業創新能力的不同，傳統產業可以選擇到周邊國家投資，知識和技術密集的高新產業可以選擇到發達國家投資以提升企業競爭力[33]。與此同時，要對東道國的投資區位環境進行評估[34]，注重“聚集效應”、保持成本優勢、強化企業核心競爭優勢的區位選擇[35]。趙偉[36]以浙江萬向集團為例，提出“走出去”的民營企業，應依循從外包的低端承包到“反客為主”建立跨國公司的思路。根據心理距離、先易后難、增強核心競爭力的區位選擇原則，民營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策略為：選擇那些在經濟發展程度上和我國差異較小的國家和地區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最佳區位應該是周邊發展中國家、東歐和中亞各國，再有針對性的考慮走向歐美等發達國家[37]。

2 中國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決定性因素

在UNCTAD區位因素分類的基礎上，本文把民營企業區位選擇的決定因素歸結為：優勢拓展因素、制度利用因素和優勢尋求因素。

2.1 優勢拓展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

在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中，由于投資者面對海外不確定、不熟悉的社會經濟環境，成本最小化依然是區位選擇的重要因素[38]。一般認為，對外直接投資趨向交易成本低的國家（地區）[39]，國內較高的交易成本會推動對外直接投資的發生[40]，勞動力成本、交通通訊成本等是區位選擇的重要因素[41]，信息成本對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的選擇也有重要影響[42]。

新經濟地理學認為產業空間集聚會形成產業的自然優勢和技術溢出等外在優勢，由于對外直接投資企業面對陌生的投資環境，與東道國企業相比處于一種天然的劣勢地位，比當地企業有著更高的信息成本[43]，為克服高信息成本和高風險，東道國產業聚集區對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起著決定性作用[44]。Luger等[43]對瑞典的案例研究證實了集聚經濟效應對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重要性，集聚經濟對FDI的區位選擇的正向影響體現在城市和行業的規模效益方面[45]。

以克拉維斯（Kravis）、弗里德曼（Friedman et al.）、凱夫斯（Caves）等為代表的市場學派理論，強調市場接近、市場規模及市場增長潛力因素的作用，認為東道國市場規模是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一個重要因素[46]。但出口導向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與東道國市場規模的關系并不顯著[47]。一些學者使用GDP作為市場規模的替代指標來研究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因子，研究發現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流入量和GDP增長率存在正向的顯著關系[48]。

2.2 制度利用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

對外直接投資是東道國與跨國公司兩個主體共同參與、共同決定的一個博弈過程。安哥多（Agodo）、貝爾德伯斯（Belderbos）、奧克荷姆（Oxelheil）及魯明泓等制度學派代表，從制度層面和政府政策層面分析東道國對吸引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盡管成本、市場規模和集聚經濟對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起著決定性作用[49，50]，但一定程度上，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實際上是一個多階段的過程[49]，投資者必須深入了解東道國政府對外來企業設置的不同阻礙和鼓勵措施[51]。Dunning認為企業投資區位決策的關鍵在于企業自身優勢能夠與區位優勢得到最佳的結合[52]，只有當其他因素趨同時，東道國激勵政策才能夠起到最終的決定性作用[53]，因此許多跨國公司并不把激勵政策作為投資決策考慮的因素[54]。東道國在提供激勵措施時，要將目標集中于本地區具有競爭優勢的行業，還要區分區域激勵和行為激勵[55]。對出口國企業來說，對外直接投資只是規避反傾銷的“次優”選擇，東道國通過實施反傾銷的確可以暫時吸引更多的對外直接投資，但一旦東道國取消這樣的措施，它們會重新將生產地點放到成本更為低廉的地方[56]。Barlow和Wender對247家美國公司就海外直接投資的訪談時發現，相對于根本性原因，投資激勵只是一個次要因素[57]，一個自由開放的經濟體制和對對外直接投資的歡迎態度在所有因素中最重要[58]，跨國公司在美國的經營活動就與美國的有效保護率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59]。

2.3 優勢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

自20世紀60年代后，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集中在美、歐（共體）和日本三角，主要原因是發達國家（地區）是全球新產品、新技術和新信息的來源地和集聚地，有利于企業的發展[60]。在知識經濟時代，創新成為驅動發展的重要因素，以知識和技術為中心，一種新的分工體系開始形成[61]。坎特維爾和托蘭惕諾[62]的技術積累理論更能解釋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優勢尋求型的區位選擇。發展中國家企業向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目的是為了尋求更先進的技術[63]。從最能代表創新水平和能力的R&D機構的對外直接投資來看，跨國公司到美國投資R&D機構，是為了跟蹤和獲得美國技術以提高自身技術能力和優勢，這一因素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64]。

3 溫州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實證研究

根據溫州市商務局提供的數據，截至2009年底，溫州共有對外直接投資的民營企業529家①。筆者根據市商務局提供的企業清單，于2010年上半年對溫州市對外直接投資的民營企業發放了問卷，最終共收到有效問卷167份，占溫州對外直接投資民營企業的比重達到80%左右。在此基礎上，本文對溫州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進行實證分析。

3.1 溫州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情況

在存量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上，被調查的溫州民營企業主要表現出“集中投資為主、分散化投資為輔”的總體特點。被調查企業在全球范圍內的投資分布比較廣泛，除大洋洲、拉丁美洲、非洲三地外，其他各地區均為存在較為集中的投資，其中到西歐地區投資的企業最多，占樣本總數的19%（圖3）。

在對“貴公司投資最多的三個國家或地區”的回答中，共有36個國家或地區列入溫州民營企業投資目的地，其中：美國最受青睞，有59家企業選擇在美投資，占樣本企業的35.3%；選擇俄羅斯、德國、意大利、阿聯酋、日本投資的企業也較多。

3.2 溫州民營企業預期對外直接投資地區

在預期投資區域中，按選擇的企業數量多少排序依次為：東亞和東南亞（76家）、西歐地區（67家）、北美洲（67家）、東歐地區（54家）、中東地區（52家）、非洲（41家）、拉丁美洲（21家）、大洋洲（9家）。與歷史投資相比，東亞和東南亞超過西歐地區成為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首選區域；選擇在非洲投資的企業數上升幅度最大，新增13家，增幅達到46.4%。

對“未來產品和服務的首選市場”排在前三位的分別為東亞和東南亞市場、投資所在地的市場、中國國內市場，而排在后三位的分別是拉丁美洲市場、整個國際市場、大洋洲市場。可以看出，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目標市場還是比較明確的，并不是毫無目的的“整個國際市場”，包括東亞、東南亞、中國在內的整個亞洲市場是企業產品和服務的首選市場；大部分企業“走出去”瞄準的市場還有投資所在地的市場，這說明先期投資的存量給企業帶來良好的收益和市場前景，企業擴大對外直接投資意愿增強。

從預期對外直接投資的首選國家來看，美國依然受到“走出去”企業的青睞，超過一半的樣本企業希望未來前往投資。與現狀相比，未來3-5年，選擇排在前列的阿聯酋（新增27家）、俄羅斯（新增19家）、德國（新增15家）進行投資的企業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長。但溫州民營企業對在意大利投資的前景不太樂觀，與現狀相比，僅有新增3家希望在意大利投資的企業。

4 溫州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啟示

4.1 優勢拓展是區位選擇的主要因素

溫州民營企業歷史對外直接投資在歐洲國家的累計企業數達到45家，地區排名位居第一，這主要是因為歐洲國家是溫州華僑的集聚地。在改革開放之初，溫州商品輸出主要是依靠“僑貿”，隨著商品輸出轉變為資本輸出，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是設立貿易機構，是因為與歐洲國家華人華僑分布廣泛的“心理距離短”和人文紐帶、人文共性等獨特優勢。隨著國內生產要素成本價格的逐步提高，東亞和東南亞國家成為預期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區域，也反映了優勢拓展型的成本因素成為重要的影響因素，“心理距離（Physical Distance）”開始產生作用，遵循“周邊國家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的漸進發展軌跡[59]。由于拉美地區自身經濟復蘇有待時日、大洋洲地區市場潛力不大，一直沒有成為溫州民營企業預期投資的重點地區，這反證了優勢拓展在區位選擇中的重要性。

4.2 制度利用是區位選擇的不可忽視的因素

東道國的優惠政策、規模貿易壁壘是制度利用型區位選擇的測度因素。從對非洲的直接投資來看，該地區自然資源豐富、勞動力成本低、消費品市場容量大，隨著國家加強中非合作政策效應的顯現，越來越多的民營企業開始選擇非洲，這是東道國優惠政策正面效應的體現。從民營企業從事的產業來看，既有從事礦產資源開發和初加工的；也有投資設立生產基地轉移國內過剩產能，服務本地市場，這也驗證了優勢拓展在區位選擇中的重要地位。

從對俄羅斯的直接投資來看，俄羅斯土地和礦產資源資源豐富、市場廣闊且輻射歐洲廣闊腹地。上世紀90年代前蘇聯解體后，溫州人率先開展對俄邊貿，逐步通過貿易網絡深入前蘇聯地區，但傳統的“灰色”清關做法使溫州企業不時遭遇俄羅斯海關、稅務部門的打擊。隨著近幾年俄羅斯經濟逐步邁入正軌，溫州企業投資建設的俄羅斯商品交易市場和生產基地不斷增多，從邊貿出口建立產品生產貿易基地的發展軌跡，驗證了規模貿易壁壘、東道國相關交易成本（腐敗、行政效率）等因素在制度利用型區位選擇中的影響作用，也是東道國政策倒逼效應的體現。

歐洲是溫州民營企業歷史和預期投資重點區域，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規避我國相關的管制政策。據筆者訪談和調研，由于我國對資本支出管制較嚴，部分溫州人利用溫州民間金融發達、民間資本充裕和溫州華僑網絡廣泛的優勢，通過“互換”方式首選歐洲進行對外直接投資，這是“負面”政策利用型區位選擇的一個典型案例。

4.3 優勢尋求型是區位選擇新的重要因素

傳統對外直接投資理論認為發達國家并不是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地區，因為民營企業基本上屬于中小企業，“大型企業可以選擇到發達國家投資，中小型企業可以選擇到發展中國家投資”[32]，因此我國民營企業“當前對外直接投資發達國家極少”。但美國成為溫州民營企業歷史和預期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熱點、重點地區，不能不說溫州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與眾不同”。因為美國作為當前全球第一大經濟體，擁有關鍵資源和核心創新能力，是全球生產網絡的權力中心之一，溫州民營企業選擇在美國、歐洲及日韓等國投資，是典型的“優勢尋求型”區位選擇，是符合“知識和技術密集的可以選擇到發達國家投資”的理論解釋，這也反應了溫州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在全國民營企業中“先知先覺”的典型性。

從市場信息和市場渠道因素的作用來看，迪拜（阿聯酋）是優勢尋求型的區位選擇典型。迪拜（阿聯酋）在溫州民營企業歷史和預期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中位居前列，因為迪拜是中東地區的金融和經濟中心，又是歐洲、非洲和亞洲的經濟、交通中轉樞紐，區位條件優越。迪拜每年舉辦的國際性大型展會、博覽會、招商引資會等，提供了直接貿易和轉口貿易等市場營銷渠道及市場信息資源，對市場有著天生敏感的溫州民營企業熱衷投資迪拜，是企業家尋求優勢區位選擇重點考慮的因素。

從已經實現的優勢獲得性來看，對歐洲的投資已成為典型案例。自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以來，歐洲國家經濟逐步陷入“泥潭”， 因此意大利的投資前景不太樂觀。但由于歐洲具有“不可替代性”，溫州民營企業對歐洲區位選擇的堅持，是因為歐債危機為溫州民營企業尋求優勢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遇，部分民營企業已進入歐洲收購研發設計機構、知名消費品品牌和市場營銷公司，將加速其向價值鏈高端提升。

總之，溫州民營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是有選擇地按照價值鏈提升和生產網絡全球化布局的要求，選擇技術創新和市場渠道發達的歐美、日韓等發達國家投資研發、市場營銷機構尋求優勢；在勞動力成本低、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投資設立生產基地，拓展傳統的比較優勢；利用東道國的政策，從事資源開發或者設立生產基地規避貿易壁壘，利用制度優惠。因此，溫州民營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沒有受限于企業在全球生產產網絡中的分工地位和權力地位，在網絡權力與網絡組織的空間分布上沒有呈現出耦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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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全球直接投資范文

1、我國商品出口所受到的限制要求發展對外直接投資

近年我國商品的山口在世界市場經常受到反傾銷、技術努壁壘以及綠色壁壘等等貿易利非貿易性壁壘的限制，嚴重阻礙了山口的進――步增長。據外經貿部統計，從1979年起，我國的糖精遭到當時的歐共體立案反傾銷，到2002年9月30日，全球共有33個國家發起了對我國的反傾銷利保障措施案件，共54l起，其中反傾銷案件500起，保障措施案件4l起。共涉及山口額達160.5億美元。反傾銷案件之多位居全球之首。技術性貿易壁壘也嚴重影響了我國出口的發展，抽樣凋查表明，2002年，我國有71％的山口企業、39％的出口產品受到技術壁壘的限制。加入WTO后，綠色壁壘對我國外貿出口的影響比加入世貿組織前更為嚴重。美國、歐盟、日本、韓國等國家利地區對中國的出口商品制定了更加嚴格的技術標準。

面對這樣的山口形勢，再想通過擴人山口米拉動經濟增長，搶占國外市場是困難重重，舉步維艱廠。而國防際直接投資就可以克服這些限制利弊端。

2、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緩解我國國際收支雙順差的壓力

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發展，特別是外貿出口的增加以及我國一直以米吸引國外投資的開放

政策，使得我國的國際收支呈現山經常項目利資本金融項目的雙順差局面。資料顯示，我國國家外匯儲備1980年末為13億美元，而截止到2003年底，我國外匯儲備己突破4000億達到4032億美元，僅次于日本，位居世界第二。由此可以看出，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我國國際收支雙順差的局面就已經初見端倪，并有不斷擴人的趨勢，尤其是近兩年，資本金融賬戶利經常賬尸的順差人幅增加，尤其是資本金融賬戶。而過多的雙順差，不僅給人民幣帶來升值的壓力從而不利于金融的穩定，也給山口增加了困難，同時大量的外匯儲備也增加了外匯風險利資金的閑置成本，不利于經濟的發展。再加上人民幣升值預期卜人量的國際游資涌入國內，增加了外匯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及國際收支的進一步順差。因此我國應該盡快加人對外直接投資的力度，這不僅是優化我國經濟結構的需要，也是平衡國際收支，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的需要。

3、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是融入經濟全球化的良策

經濟全球化是人勢所趨，是每一個國家不得不重視的問題，我國也是如此。就如上海財經人學的學者程恩富、朱富強在他們的論文《經濟全球化與中國的對策思路》中所說的那樣，全球化是歷史發展的一種確確實實的趨勢，雖然依據“馬太效應”，它更有利于領先的國家，但全球化進程對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說實際上是一個博弈的過程。人家都不加入而聯合起來制定有利于自己的規則，固然可以得到更多的益處。但是如果一部分加入，另一部分不加入的話，則加入者可以得到更人的好處，而不加入者將受到更人的損火。既然我們無力讓人多數發展中國家不加入，我們就應該主動及早加入，因為受損最大的將是“局外人”。

要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不僅需要我們在經濟體制、規則以及經濟制度安排上盡快與國際接軌，還要求我們積極的走山去，盡快的提高競爭力，這就需要我們擴人山口，加人國際交流，而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是一個很好地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方式。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充分利用國際的資源和技術等優勢，不僅能夠吸收國外的先進技術利先進管理經驗，利川奸全球化給我們提供的便利，還有利于開拓國外的市場，提高本國的資本收益率。所以，現階段發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也是迎接經濟全球化浪潮的需要。

4、對外直接投資是增強我國企業競爭力，搏市入世挑戰的需要

第6篇：全球直接投資范文

2005年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呈現出相當大的規模。在2004年增長27%的基礎上，又增長了29%，達到9160億美元。所有主要區域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都出現了增長，有的地區更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增長幅度，聯合國貿發會議涵蓋的200個經濟體中有126個經濟體的流入量有所增長。但是，世界范圍的流入量仍遠低于2000年1.4萬億美元的峰值。與上世紀90年代末期的趨勢類似，近期外國直接投資的強勁增長反映了跨國并購，尤其是發達國家之間的跨國并購水平的提高。這一增長也反映了一些發達國家較高的增長率，以及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期經濟體的卓越經濟績效。

2005年流入發達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達到5420億美元，比2004年增長37%，而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則達到了有史以來的最高水平――3340億美元。從所占比例來看，發達國家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份額有所增長，達到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總量的59%。發展中國家所占的比例為36%，東南歐和獨聯體的份額大約為4%。

英國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猛增1080億美元，達到1650億美元，從而成為2005年吸收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美國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有所下降，但仍是第二大接受國。在發展中經濟體中，吸收外國直接投資排名與前些年相比保持穩定，中國和中國香港居首位，其次是新加坡、墨西哥和巴西。從區域角度來看，歐盟25個成員國是最受歡迎的投資對象，流入歐盟的外國直接投資達4220億美元，幾乎占世界流入總量的一半。南亞、東亞和東南亞地區的流入量為1650億美元，占全球流入總量的五分之一，其中東亞次區域占區域份額的四分之三。北美地區排名第二，達到1330億美元，接下來是南美和中美洲，為650億美元。西亞地區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為340億美元，但增幅卻達到歷史最高值，為85%。非洲地區吸收外國直接投資310億美元，成為該地區的歷史最高值。

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出量為7790億美元（與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估計數有出入，原因是各國的數據報告和數據收集方法不同）。發達國家仍然是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來源地。2005年，荷蘭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出量為1190億美元，其次是法國和英國。然而，發展中經濟體的對外投資出現了大幅增長，中國香港排名首位，為330億美元。事實上，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期經濟體作為外國直接投資來源地的作用正日益提高。這些經濟體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還很少，甚至是極少，而去年來自這些地區的外國直接投資已經達到1330億美元，占全球總流量的17%。

亞洲地區：持續快速發展

2005年，南亞、東亞和東南亞地區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達到1650億美元，相當于全球流入量的18%。其中三分之二流向兩大經濟體――中國（720億美元）和中國香港（360億美元）。流入東南亞次區域的外國直接投資為370億美元，其中排名首位的是新加坡（200億美元），其次為印度尼西亞（50億美元）、馬來西亞和泰國（各40億美元）。流入南亞地區的外國直接投資要低得多（100億美元），但其中一些國家的增長幅度卻很大，印度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達到歷史最高水平，為70億美元。

一半流入南亞、東亞和東南亞地區的外國直接投資來自發展中的母經濟體，而且大多是區域內的經濟體。從流入總量中可以看出，這些來源在過去10年的份額大幅增長，從1995年的近44%增加到2004年的近65%，發達國家來源地所占的份額則相應下降。

流入南亞、東亞和東南亞地區的制造業的外國直接投資越來越多，只是具體地點隨著一些國家沿著價值鏈提升而有所改變。

南亞、東亞和東南亞地區也是（發展中國家類別中）新興的外國直接投資來源地，2005年的流出量為680億美元。雖然與2004年相比下降了11%，但中國的流出量仍然有所增加，而且今后幾年似乎還會進一步增加。該地區許多國家建立了大量外匯儲備，由此可能形成更多的外向直接投資。

流入西亞14個經濟體的外國直接投資猛增了85%，這是發展中國家2005年實現的最高增幅，總增長量達到近340億美元。石油價格居高不下以及由此帶來的GDP迅猛增長是推動該地區外國直接投資大幅增長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監管制度進一步放寬，其重點涉及外國直接投資的私有化，特別是服務業。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是2005年西亞地區接受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為120億美元。其次是土耳其。進入西亞的外國直接投資主要流向服務業，其中包括房地產、旅游和金融服務業。

西亞正逐步成為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來源地之一。長期以來，該地區的石油美元一直存在國外，特別是美國的銀行里，或者用之購進組合證券。目前，這種投資的形式和地點都發生了變化。與過去的高石油收入時期不同，現階段的外國直接投資大量流向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服務業。與中國和印度這樣的亞洲新興巨人建立更緊密的經濟聯系是導致這一情況的動因之一。但是也有部分投資流入了歐洲和非洲。

拉美和加勒比地區：保持增長

2005年流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的外國直接投資為1040億美元，比2004年略有上升。如果不考慮離岸金融中心，2005年的流入量增加了12%，為670億美元。經濟增長和初級商品價格高漲是推動這一發展的主要因素。該地區2004年至2005年的GDP增長率特別高，25年來首次超過了世界平均水平。對初級商品的強勁需求推動了區域貿易收支狀況的改善。流入該地區的很大一部分外國直接投資是再投資收入，從中反映出公司利潤的顯著提高。該地區各國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情況不盡相同：流入量下滑的有巴西（-17%）、智利（-7%）和墨西哥（-3%），升幅較大的是烏拉圭（81%），哥倫比亞增加了兩倍多，委內瑞拉幾乎翻了一番，厄瓜多爾和秘魯分別增長65%和61%。

從行業角度來看，進入服務業的外國直接投資在總流量中的份額繼續下降，從2004年的40%下降到2005年的35%――與其他區域相比，這個份額很低。一些跨國公司繼續從該區域撤出，在公用事業領域與東道國產生的糾紛是其中的原因之一。盡管該區域的一些國家出臺了限制性更強的政策，但是流入初級產品行業的外國直接投資仍有大幅增長，該領域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占該地區吸收總量的25%。

由于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區的跨國公司主要在電信和重工業領域收購資產，2005年該地區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出量增長了19%，達到330億美元。由于此類投資的很大一部分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區內部運轉，因此也推動了該地區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的增加。

非洲地區：大幅激增

非洲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從2004年的170億美元猛增到2005年的310億美元，創造了新的歷史記錄。盡管如此，該地區在全球外國直接投資中所站的份額仍然很低，僅略高于3%。南非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最多，占該地區吸收總量的21%（64億美元），主要原因是英國巴克萊銀行收購了南非的聯合銀行集團（ABSA）。埃及位居第二，接下來是尼日利亞。與以往一樣，除了蘇丹等少數國家外，該地區34個最不發達國家大多只吸引到很少量的外國直接投資。非洲地區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來源地仍然是美國和英國，其次為法國和德國，但二者差距甚遠。流入非洲的外國直接投資多數為“綠地”投資。

2005年非洲地區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主要流向自然資源領域，特別是石油行業，但服務業如銀行業也比較突出。制造業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少于自然資源和服務業。然而，一些行業性的動態卻值得重視。汽車業跨國公司在南非設立了出口外向型生產設施，從而創造了就業機會和出口收入。相反，由于市場分化、基礎設施不良和熟練工人匱乏，再加上多纖維協議下確定的配額在2005年結束，造成萊索托等國家的成衣業出現一定程度的撤資。這種撤資表明，（美國的《非洲增長與機會法》和歐盟的《除武器之外的一切產品法》所提供的）優惠市場準入本身在全球化環境中尚不足以吸引和保持制造業的外國直接投資。非洲國家要形成國際競爭力，就必須通過在有形基礎設施、生產能力、扶持私人投資的體制機構等方面建立和培育本國能力，從而在出口部門與其他經濟部門之間建立必要的聯系。

東南歐和獨聯體：穩步發展

東南歐和獨聯體在2005年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相對較高，為400億美元，比上年略有增加。流入該地區的外國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三個國家：俄羅斯、烏克蘭和羅馬尼亞，它們占該地區流入總量的四分之三。該地區外國直接投資流出量連續第四年實現增長，達到150億美元，僅俄羅斯一國的流出量就占到了87%。該地區各個國家對流入和流出的外國直接投資有不同的政策重點，反映出它們經濟結構和體制環境的不同。就俄羅斯、阿塞拜疆和哈薩克斯坦等以自然資源為基礎的經濟體而言，政策問題大多關系到如何掌握好國際石油價格高漲帶來的意外收入，以及界定，或者說重新界定政府的作用。

發達國家：止跌回升

2005年，發達國家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增長了37%，達到5420億美元，占世界總量的59%。其中有4220億美元流向歐盟的25個成員國。作為2005年全球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接受國，英國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為1650億美元。其主要原因是，英國的殼牌運輸貿易公司（Shell Transport and Trading）與荷蘭皇家石油公司（Royal Dutch Petroleum）合并，交易價值高達740億美元。吸收外國直接投資大幅增長的其他國家還包括法國（640億美元）、荷蘭（440億美元）和加拿大（340億美元）。歐盟10個新成員國共計吸引340億美元，比2004年增加19%，再創新高。美國的流入量為990億美元，比2004年減少了很多。雖然發達國家流入總量的90%以上來自其他發達國家，但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也做了一些可觀的投資，如中國聯想集團收購IBM公司的個人計算機部門。

由于殼牌公司的兼并，荷蘭2005年在外國直接投資來源地排名中名列前茅，其次為法國（1160億美元）和英國（1010億美元）。然而從總體來看，發達國家的流出量略有下降，從6860億美元減少到6460億美元，主要原因是美國的流出量有所下降。2004年頒布的《美國就業機會創造法》是造成美國外國直接投資流出量下滑的原因之一，該法允許對國外子公司轉回美國的收入按低于常規的稅率征稅，導致再投資收入的一次性下降。

從行業分布來看，流入發達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在第一產業、制造業和服務業三個領域都有上升。與全球趨勢一致，自然資源領域吸引的投資大幅增長。就制造業而言，歐盟的一些新成員國，尤其是捷克、匈牙利、波蘭和斯洛伐克作為汽車生產首選地點的地位得到了鞏固。歐盟新成員國的比較優勢（例如，這些國家的平均工資只相當于歐盟老成員國平均工資的30%）很可能還會保持一段時間，它們的汽車產量預計在今后5年內可以翻一番，達到320萬輛。

2005年，發達國家在政治上對外國直接投資諸方面情況的討論很熱烈，有關跨國并購的討論尤其如此。一方面，有些國家，特別是歐盟10個新成員國繼續推行私有化，調低公司所得稅，并且出臺新的鼓勵辦法，以吸引更多的外國直接投資。另一方面，由于并購活動增多，一些國家的關注程度也在與日攀升。例如，處于國家安全考慮，中國中海油公司收購加州聯合石油公司（Unocal）受阻。

發展前景：短期內繼續增長

從世界范圍來看，外國直接投資流量在2006年可能會進一步增長。這個預測的依據在于經濟繼續增長、公司利潤增加――由此帶來股票價格上升，從而推動跨國并購價值的提高――以及政策的自由化。2006年上半年，跨國并購比2005年同期增長39%。然而，也有一些因素可能阻礙外國直接投資的進一步增長。這些因素包括石油價格居高不下、利率上升，以及通貨膨脹壓力提高，從而制約大多數區域的經濟增長。另外，除了世界某些地區地緣政治緊張以外，全球經濟的各種不平衡也增加了外國直接投資發展的不確定性。

發展中及轉型期國家對外直接投資

雖然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在全球外國直接投資中占據主要地位，但研究不同的數據來源可以看出，來自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期經濟體的私有企業和國有企業正逐漸成為國際舞臺上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它們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向外擴展，為有關的母經濟體提供了發展的機會。然而，這種擴展在世界不同地區的東道國引起的反應好壞參半。有的國家歡迎更多來自這些經濟體的外國直接投資，并將其視為資本和知識的新來源之一；另一些國家則將其視為新的競爭。

2005年，來自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期經濟體的外國直接投資為1330億美元，大約是全球對外直接投資流出量的17%。不計來自離岸金融中心的外國直接投資，總流出量為1200億美元，創造了新的歷史最高記錄。2005年來自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期經濟體的外國直接投資存量大約為1.4萬億美元，占全球總量的13%。1990年，對外直接投資存量超過50億美元的只有6個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期經濟體，到2005年，已經有25個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期經濟體超過了這個目標。

從行業角度來看，來自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期經濟體的外國直接投資大部分流向第三產業，尤其是工商、金融和貿易領域。然而有報告顯示，也有大量外國直接投資進入了制造業，而且近年來也有部分投資進入了第一產業，如石油勘探和礦業。

隨著時間的推移，來自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期經濟體的外國直接投資的地理構成也有了變化。最突出的長期動態是，亞洲發展中經濟體作為外國直接投資來源地之一，正穩步增長。發展中亞洲在來自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轉型期經濟體國直接投資存量合計中所占的份額在1980為23%，1990年增加到46%，2005年上升到62%。相反，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區的份額從1980年的67%下降到2005年的25%。2005年，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期經濟體對外直接投資存量最大的分別是中國香港、英屬維爾京群島、俄羅斯、新加坡和中國臺灣。

這些外國直接投資新來源的出現對于低收入東道國或許特別具有相關意義。來自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期經濟體的跨國公司在許多最不發達國家成為重要的投資者。對來自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期經濟體的外國直接投資依賴程度最高的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吉爾吉斯斯坦、巴拉圭和泰國，以及一些最不發達國家，如孟加拉國、埃塞俄比亞、老撾、緬甸和坦桑尼亞。事實上，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占一些發展中國家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總量的40%以上。

貿發會議的估計數字表明，南南外國直接投資在過去15年中擴展特別快。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期經濟體（不計離岸金融中心）的流出總量從1985年的近40億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610億美元。其中大多數流向其他發展中經濟體或轉型期經濟體。事實上，這些經濟體之間的外國直接投資從1985年的20億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600億美元。南南外國直接投資（不計離岸金融中心）的大部分在形式上屬于區域內投資。事實上，2002―2004年期間，亞洲內部平均年流量估計為480億美元。拉丁美洲在發展中國家類別中位居第二，這主要是受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投資者的推動。非洲區域內流量估計為20億美元，這尤其反映出南非流向非洲大陸其余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區域間南南外國直接投資主要是從亞洲流向非洲，其次是從拉丁美洲流向亞洲。

第7篇：全球直接投資范文

一、經濟全球化的主要表現

(一)生產活動全球化。生產活動的全球化主要表現為傳統的國際分工正在演變成為世界性的分工：1國際分工的內容發生變化。國際分工從傳統的以自然資源為基礎的分工逐步發展成為以現代工藝、技術為基礎的分工；從產業各部門間的分工發展到各個產業部門內部的分工和以產品專業化;基礎的分工；從沿著產品界限進行的分工發展到沿著生產要素界限進行的分工；從生產領域分工向服務部門分工發展。2國際分工的形成機制在變化。即由市場自發力量決定的分工，向由企業，主要是由跨國公司經營的分工和由地區經貿集團成員內組織的分工發展，出現了協議性分工。3水平型分工成為國際分工的主要形式，其內容為產品型號的分工，產品零、部件的分工和產品工藝流程的分工。4形成了世界性的生產網絡。5世界性的國際分工使各國成為世界生產的一部分，成為商品價值鏈中的一個環節。它有利于世界各國充分發揮優勢，節約社會勞動，使生產要素達到合 理配置，提高經濟效益，促進世界經濟的發展。

(二)世界多邊貿易體制形成。1國際貿易對世界經濟拉動作用增強。它表現為國際貿易增長率大大高于世界經濟增長率。如以1990年為100，世界貨物出口值指數從1985年的56，上升到1995年的144，同期世界生產指數從86上升到107；世界實際國內生產總值指數同期從85上升到106。1990-1995年間，世界貿易出口量年均增長率為6％；同期世界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為1％。2服務貿易發展迅速。世界服務貿易額從1985年的3809億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11，678億美元，在國際大貿易(貨物與服務)中的比重同期從163％上升到188％。3國際貨物貿易交換品種多樣化。在世界貿易中，占世界出口1％以上的貨物從1980-1981年的11種增加到1993-1994年的21種。在發展中國家出口貨物中，80年代中期，制成品所占比重開始超過一半；在出口中占1％以上的貨物種類從1980-1981年的6種增加到1993-1994年的19種。4發達國家同類貨物相互交換增加，主要的經濟貿易大國一般既是某類商品的主要出口國，也是;該類商品的主要進口國。5國際貿易趨同化。它表現為：電子化貿易手段普遍使用，EDI(電子數據交換)已在國際貿易中廣泛使用，其他如電子商務(EC)，電子貿易撮合(ETM)，電子資金轉賬(ETF)等已在許多國家開始使用；ISO9000系列成為國際貿易商品的共同標準；貿易合同標準化。6世界貿易組織建立，多邊貿易體制正式確立。1995年1月1日誕生的世界貿易組織，標志著世界貿易進一步規范化，世界貿易體制開始形成。作為世界多邊貿易體制組織和法律基礎的世界貿易組織，以其法人地位對所有成員方都有嚴格的法律約束力。因此，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標志著一個以貿易自由化為中心;囊括當今世界貿易諸多領域的多邊貿易體制大框架已經構筑起來。

（三）各國金融日益融合在一起。1金融國際化進程加快。9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的大銀行根據《巴塞爾協議》的要求，開始了大規模合并、收購活動，以提高效益。如法國里昂信貸銀行買下了大通曼哈頓銀行在比利時和荷蘭的附屬機構。德意志銀行、巴克萊銀行和國民希敏寺銀行也吞并了一些 歐洲其他國家的小銀行，以擴大在歐洲的網絡。為了提高本國銀行的競爭能力，很多國家對于大銀行的合并表示了支持的態度，1993年以來，世界排名在200名之內的大銀行之間至少發生過25次合并。2地區性經貿集團的金融業出現一體化。歐盟統一大市場建立后，銀行、證券公司和投資基金等金融機構可在歐盟內經營不受國界限制的保險和投資業務；美國和日本的銀行則可通過收購、兼并等形式加緊滲透歐洲市場，歐洲的金融市場將演變為真正的國際金融市場。3金融市場迅猛擴大。到1995年，外匯交易額已上升為世界貿易額的60倍，全球外匯日交易額已超過12萬億美元。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特別是國際信息的網絡化，外匯市場的資金交易正以"光的速度"從一個市場轉移到另一個市場。

(四)投資活動遍及全球，全球性投資規范框架開始形成。其主要特點如下：

第一，投資成為經濟發展和增長新支點。國際直接投資額年均額與年均國際貿易額的比例在縮小，國際直接投資額年均增長率高于國際貿易年均增長率。1990-1996年年均世界出口貿易額為41，14571億美元；同期，世界各國對外直接投資額為2，56535億美元，二者之比為160∶1，差距進一步縮小。1991-1996年對外直接投資年均增長率為118％；而同期世界出口貿易額年均增長率為7％，后者大大低于前者。

第二，國際對外直接投資與吸收外國直接投資主體多元化。據統計，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總額已從1985-1990年年均1，55578億美元增長到1996年的3，46824億美元。同期，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額從1，45005億美元增長到2，94732億美元，在全球對外直接投資中的比重從932％下降到849％；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額從10554億美元增長到51469億美元，在全球對外直接投資中的比重從67％提高到148％。同期，全球吸收外國直接投資額從1，41930億美元增長到3，49227億美元，其中，發達國家從1，16744億美元增長到2，08226億美元，在全球吸收外國直接投資額中的比重從822％下降到596％；發展中國家從24736億美元增長到1，28741億美元，所占比重從174％上升到369％。第叁，對外直接投資與吸收外國直接投資并行，一些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與地區成為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對象。發達國家中主要對外直接投資的國家同時也是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國家;1995年，德國、法國、瑞典、英國、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荷蘭和日本等發達國家占當年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756％；同年，除日本以外的上述國家占當年世界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的53％。與此同時，一些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成為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對象。1985-1995年，有20個國家和地區成為世界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吸收者。第四，國際借貸資金流動量增長很快，證券股權投資迅速發展。1993年流動金額為8185億美元，1994年增加為9534億美元，1995年增加為12，584億美元。與外國直接投資一樣，證券股權投資依然偏向于少數新興市場國家，1995年亞洲就占了流向新興市場的外國證券股權投資凈流量的53％。此外，外國證券股權投資的來源存在一定程度的集中性。1992-1994年，流向新興市場的這種投資35％以上來自美國，15％來自日本，11％來自英國。近幾年來，香港特區和新加坡的投資者也向新興國家進行這種投資。第五，投資自由化成為各國國際直接投資政策的目標，國際直接投資規范安排提上日程。90年代以來，保護和促進投資的雙邊投資條約數量大幅度增加，截至1997年1月1日，全世界已簽署這種條約1330個，涉及162個國家，在5年里條約數增加了2倍。1991-1996年，各國政府共對外國直接投資管理體制進行了約600次調整，其中95％是放松對外資管制的措施。1995年，在64個國家的112項立法變化中，106項屬于趨于自由化或促進外國直接投資的立法。國際社會為達成國際性的投資協議開始行動。關貿總協定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第一次將投資問題納入多邊貿易的體系，并達成《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議》。出現通過協商 建立一個綜合性多邊國際直接投資框架的行動，1996年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第九次會議對未來多邊投資框架進行了探討，并已達成協議。

(五)跨國公司作用進一步加強。90年代以來，跨國公司蓬勃發展。第一，跨國公司的數目劇增。據統計，1996年跨國公司已達到44，508家，在全球的附屬企業已達到276，659家。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增加到36，380家，所占比重下降到817％；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跨國公司增加到7932家，所占比;上升到178％。第二，以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為基地的最大跨國公司日益全球化。按外國資產排列的100家最大的跨國公司在它們的外國附屬企業中擁有17萬億美元的資產(控制了約1/5的全球外國資產)。第叁，跨國公司開始結成新型的"戰略聯盟"。面對競爭壓力、自由化浪潮和新投 資領域的開放，越來越多的企業，包括發展中國家的企業采取各種辦法參與全球化經濟的活動，通過各種形式結成聯盟。通過兼并與收購在國外建立自己的生產設施，以保護、鞏固和增強自己的競爭能力。1988年到1995年間，全球跨國兼并與收購總額增加了一倍，達到2290億美元。1996年，有45起跨國兼并與收購的規模超過10億美元。與此同時，一些跨國公司以協定(股份和非股份)方式加強聯合。1995年締結了近4600項這樣的協定，而1990年只有1769項。1990年以來，跨國公司之間在核心技術(信息和生物)方面也加強了戰略性研究與開發伙伴關系。第四，跨國公司國際生產的規模和重要 性日益增加。跨國公司內部貿易在其國家貿易中的比重提高，出現了無國界經濟。

(六)經貿文化、人才出現世界性。以全球化、高速化、個體化為特征的多媒體網絡正在覆蓋全球；出現了經濟生活和貿易文化的全球性趨同現象；"國際人"開始走俏，全球性的共同發展目標形成。為了在經濟競爭中取勝，"國際人"正在成為各個國家、各大公司的首選目標，培養" 國際人"、尋找"國際人"已成為世界性的人才戰略潮流。日本公司率先提出"國際人"戰略。他們認為，國際人應具備以下10個基本條件：積極肯干，但是不蠻干；人際關系融洽，不以自我為中心；興趣廣泛，知識豐富；外語出色，樂意結交外國人；行動迅速，快食、快眠、快便；;迅速適應并愛上異國他鄉；意志剛強，富有忍耐性；深謀遠慮，但不優柔寡斷；安排、處理好家庭生活關系；身體健康，精神煥發。此外，綠色主義、環保哲學，共同反黑、掃黃、打白(毒)和反腐敗，共同致力于發展與和平，共同把可持續發展作為經濟發展戰略目標，均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

二、經濟全球化對世界經濟貿易的影響

經濟全球化對世界各國的經濟貿易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對傳統的衡量國家之間經濟貿易權益的概念與統計構成了嚴重的挑戰。

(一)經濟全球化使得各國經濟相互依存與互動加強。

1.經濟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國經濟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相互依存進一步加強。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發達國家之間貨物、服務、資金、技術和市場高度融合，而且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上述關系也在加強。

2.經濟全球化使得各國經濟相互傳遞障礙在減少，互動性加強。在經濟全球化趨勢加強下，對外貿易與國際資本流動在各國之間的經濟傳遞中的作用在加強。80年代以來，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下，對外貿易與投資逐漸變成雙向傳遞渠道，發達國家把經濟發展與衰退通過對外貿易與投資傳遞到發 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和金融波動也將影響到發達國家。1994年底，墨西哥金融危機震動了全世界；1997年7月由泰國引發的金融危機并未使發達國家幸免。

(二)經濟全球化迫使人們的概念在創新。1大國際貿易概念出現。在經濟全球化下，一國對外經濟交往合作中，不能只考慮貨物貿易，還要把貨物貿易與直接投資、金融、服務、技術綜合考慮。因為，貨物貿易與投資相輔相成，互相促進，已成為各國經濟發展的兩個支點。2將大國際貿易概念與本國經濟的調整優化、改革開放密切地結合起來；"貿易立國"、"貿易為本"的傳統信條已讓位于"經濟接軌"和"市場融合"。3變被動接受經濟全球化為主動參與經濟全球化。越來越多的國家認識到經濟全球化是科技革命作用的結果，是大勢所趨，紛紛主動改革本國經濟體制，發展開放性經濟，推行貿易、投資和金融自由化，為跨國公司創造投資條件，并積極參與多邊貿易體制和活動。4變單邊制裁為求得"雙贏"。在經濟全球化下，一國對另一國單方面采取"貿易保護"、"貿易摩擦"、"貿易制裁"等以鄰為壑的措施，已開始由自我保護的工具變成了雙刃劍，在制裁別國的同時也會使自己受到傷害。其上策是通過談判，達成互惠互利的協議，促進雙方的經貿發展，取得"雙贏"。

(三)經濟全球化使國家受到沖擊，相互協調成為時代主旋律。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傳統的國家內容發生了一定程度的改變。原本是一國獨有的權利，日益成為國際社會共同擁有的權力。各國的經濟活動越來越多地遵循國際條約、協定、規范和慣例來運作；跨國公司在各國經濟 生活中地位的提高，使國家對產業政策的干預作用在減弱。在國家存在的情況下，出現了讓與，但它是以對等為原則的。當今世界各國都是擁有的獨立國家。共享是讓與的前提，沒有共享也就不會有讓與。經濟全球化迫使各國把二者結合起來，出現了相互協調，使它逐步成為各國處 理對外經濟貿易關系的基石。隨著烏拉圭回合談判的結束和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和運行，協調管理貿易政策在國際上和各國貿易政策中開始成為主流。

(四)經濟全球化要求貿易理論與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一體化。20年來，面對國際貿易格局的變化，特別是產業內部貿易的增長，新貿易理論將產品差異、規模收益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等工業組織理論引進傳統的比較優勢框架，為國際貿易理論分析做出了貢獻。但它仍然假定企業只在某一個區位生產商品和服務，將對外直接投資排除在分析之外。同時，對外直接投資(跨國公司)理論成功地解釋了不同類型跨國公司直接或間接地創造的各類貿易流動，但仍是以單個企業為依據的投資分析，未推廣到國家層次。80年代初以來，經濟全球化要求把貿易與投資理論結合在一起分析貿易與;資利益與效益，出現了新的理論分析，其理論模式主要集中于縱向或橫向一體化。在這些理論分析中，產品增值鏈活動的不同假定可以在不同地理位置上進行，在不同的國家可以進行完全相同的生產加工。在貿易與投資一體化理論中，企業行為被分為兩大類型：

第一，總部行為。總部行為包括工程、管理和金融服務，以及信譽、商標等甚至可以無償轉讓給遠方生產區位的服務，這類行為有時被簡化概括為研究與開發。

第二，實際生產行為。實際生產行為又可再分為上游生產(中間產品)和下游生產(終極產品)。所有這些行為都被假定為具有規模收益遞增效應。由于總部服務的運輸成本極低，企業可以將生產行為從總部分離出去，但為了獲得規模經濟效益，企業將某些生產行為集中在某一區位。在貿易分析中典型采用的兩國均衡框架，國外市場和國內市場之間不存在任何差異。企業在兩個國家進行活動時，可以將總部行為安排在母國進行，但其實際生產或轉移到東道國進行(縱向一體化)，或者既安排在國內，又安排在國外進行(橫向一體化)。因此，現在的企業不僅通過價格和質量進行 競爭，而且還通過生產的組織進行競爭。這些理論模型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單個企業的經營活動決定了國內、國際經營企業的總格局。這一問題屬于理論分析中的國際化生產部分。一旦國際化生產活動分布格局形成，國際貿易的格局便隨之確定。貿易與投資理論的一體化表明，在經濟全球化 背景下，不能以單純的貿易行為來衡量國家之間的經濟利益。

(五)經濟全球化對表明國家之間經貿權益的傳統概念和統計方法提出了挑戰。1傳統的對外貿易差額概念未能反映經濟全球化下國家之間實際的貿易利益。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家之間的經貿利益出現了幾種變化。第一，在產業內部和跨國公司內部貿易大量增加下，按總貿易和專門貿易;分的國家之間的進出口掩蓋了國家之間在產品價值上的實得；第二，母國公司對東道國的直接投資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母國公司對東道國的商品直接出口，變相地進入了東道國的國內市場，因此，母國公司在東道國國內的投資和商品、服務的銷售收益應計入母國的經貿收益；第叁，在一國以加工貿易為主的情況下，把該國進出口貿易額作為該國的貿易利得，更加失實。因此，在經濟全球化下，在計算各貿易國的貿易收益時，上述幾個現象不能忽略。2以原產地規則為核心的國際貿易統計滯后于經濟全球化的現實，應予修正。以原產地規則為核心的國際貿易統計制度來源于美國，并逐漸成為世界貿易各國的貿易規則的重要組成部分，原關貿總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對之都有相應的條款和協定。在國際貿易局限于產業間和投資不普遍的情況下，按原產地進行統計基本上可以反映貿易國的貿易利益。但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下，按原產地統計則會出現兩種誤差。第一，未;能如實反映跨國公司在全球的大規模的直接投資活動。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進行全球化經營，它們生產的零部件、產品的進出口，按價值鏈、資本所有，理應屬于母國，但卻計入東道國的貿易統計。第二，原產地規則以貨物貿易為主，未包括服務貿易等，因此，原產地統計在不能真實反映 貨物貿易的同時，也不能全面如實地反映國與國之間的大貿易關系。

(六)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機遇與挑戰并存。經濟全球化給發展中國家提供了發展的機遇。

第一，有利于發展中國家利用外資和資本外投。1996年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的《1997年世界投資報告》指出，發展中國家1996年接受了1290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對外投資了510億美元，二者都創造了歷史最高紀錄。它們在獲得世界投資總額中的比重從1995年的30％上升到1996年的37％。其中;48個最不發達國家在1996年的資本流入量也增加了56％。

第二，促使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商品結構優化。由于資本的流入、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活動和本國產業結構的改造，發展中國家出口商品結構有所改善，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重從1980年的560％上升到1990年的733％和1994年的777％。

第三，迫使發達國家把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問題予以考慮和解決。發達國家日益認識到在經濟全球化下，它們的經濟穩定和發展有賴于發展中國家。在債務解決、地區經濟一體化和聯合國的改革等問題上不得不考慮發展中國家的權益。

第四，經濟全球化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整體改革。

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構成了嚴峻的挑戰。1經濟全球化有利于發達國家構筑以其為中心的國際經貿基礎。在此情況下，發展中國家的將會受到更大的削弱。2發展不平衡在加劇。

第一，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不平衡在加劇。經濟全球化為以發達國家為主的國際資本開拓了尋求更高利潤的地域和空間，在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經濟實力相差甚大的背景下，經濟全球化，使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收入差距在拉大。1965年，七個主要發達國家人均收入是世界最貧困國家的20倍， 1995年擴大到39倍。

第8篇：全球直接投資范文

【關鍵詞】國際直接投資；綠地投資；跨國并購；經濟發展水平

1.從綠地投資與跨國并購之間的聯系說明國際直接投資發展不同階段進入方式的選擇

綠地投資與跨國并購各有特點，但兩者之間也有著密切的聯系，從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歷程來看，這兩種方式可看做是國際直接投資發展的兩個階段。初級階段為綠地投資。在國際直接投資發展的初級階段，由于大多數國家經濟發展水平有限，不具備最基本的工業和生產技術，而跨國并購要受到一定條件的限制，如東道國必須具備并購的條件和投資環境，具有可以并購的目標企業，具備能保證投資商從事有效生產和經營的條件和政策。一方面，在國際直接投資發展的早期階段，這些跨國并購所需要的條件不存在，國際直接投資不得不放棄跨國并購的方式。另一方面，國際直接投資母國之所以進行綠地投資，是因為母國具有相對于東道國來說先進的技術或其它壟斷性資源，這樣進行綠地投資可以使跨國公司最大限度的保持壟斷優勢，充分占領目標市場，并且投資母國新建廠房、生產能力、銷售渠道等，對東道國工業及技術水平要求較低，因此在國際直接投資發展的初級階段，投資主體愿意也不得不采取綠地投資的方式。

國際直接投資發展的第二階段則為跨國并購的方式。這是因為隨著各國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國家滿足了跨國并購的條件，有了十分成熟的或者比較成熟的行業和可以成為跨國并購的目標企業，因此，跨國并購可以說是跨國直接投資和東道國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結果，也是國際直接投資發展的第二階段。

2.經濟發展不同水平國家國際直接投資方式選擇的論證

2.1 發達國家國際直接投資進入方式的選擇

發達國家是全球國際直接投資的主力軍，也一直占據著國際直接投資的壟斷與優勢地位。從發達國家國際直接投資對全球跨國直接投資的貢獻度來說，全球國際直接投資發展變化的特點與發達國家國際直接投資發展變化的特點基本是一致的，因此發達國家國際直接投資進入方式的演變與世界國際直接投資進入方式演變過程基本是一致的。以美國為例，其國際直接投資主要進入方式也經過了從綠地投資演變為跨國并購的過程。

據《探索跨國企業：關于總部在美國企業的原始資料》相關數據顯示，在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之間，美國跨國公司對外投資時，主要是采取綠地投資的方式，只有在1966年至1970年間，美國跨國并購占其國際投資的比例高于綠地投資，跨國并購所占比例為49.1%，綠地投資為43.7%，其它投資方式為7.2%，其余時間內，一直是綠地投資占其國際投資的比例高于跨國并購，因此在這段時間內，美國綠地投資額與跨國并購額占其國際直接投資比例大小關系與占國際投資的大小關系是一致的，也就是說，在1951年至1975年間，除1966年至1970年間，美國的國際直接投資以綠地投資為主，也可以說這是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的第一階段，即以綠地投資為主的階段。

在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之間，跨國并購在美國國際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例基本保持上升的趨勢，但上升的幅度較小，80年代后期則呈現出加速上升的趨勢。根據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的統計，1990年至2003年間的14年中，美國公司的跨國并購案共計16000多起，年均超過1000起，并購金額約5700億美元。跨國并購額超過當年對外直接投資總額50%的年份有10個，超過70%的年份為6個，并且跨國并購額不超過國際直接投資總額50%的年份有3個集中在1990年至1995年之間。表一顯示的是全球國際直接投資中，跨國并購所占的比例。

表一可以看出從1995年至2001年，跨國并購一直是全球國際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這于美國國際直接投資主要方式也是一致的。另有據數據顯示，在2004年至2009年間，美國跨國并購額在其國際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例一直高于80%，甚至有的年份高于90%。因此可以說，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國際直接投資已進入到第二階段，也就是以跨國并購為主要方式的階段。另外在這一階段中，美國國際直接投資的另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國際直接投資方向由發展中國家轉向發達國家。

表一 全球國際直接投資與跨國并購情況 單位：億美元

年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國際直接投資額 3287 3590 4643 6439 8650 12632 7600

跨國并購額 2290 2750 3420 4110 7200 11000 6000

并購所占份額 69.7% 76.6% 73.7% 63.8% 83.2% 87.1% 78.9%

數據來源：聯合國貿發會議1995年至2001年《世界投資報告》

2.2 發展中國家國際直接投資進入方式的選擇

由于經濟、技術等發展水平有限，雖然在某些領域發展中國家技術水平可以與發達國家相提并論，但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著總技術水平低于發達國家的現象。發展中國家在向發達國家進行國際投資時，一般缺少向發達國家進行國際直接投資的所有權優勢，因此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進行的國際直接投資較少。在發展中國家之間，雖然技術水平低于發達國家，但在另一個發展中國家市場上相對于當地企業而言存在著競爭優勢，為發展中國家進行國際直接投資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因此，發展中國家進行國際直接投資時，東道國一般為發展中國家。例如我國，目前綠地投資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但隨著我國經濟、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我國的對外投資主要進入方式的也將會由綠地投資逐步演變為跨國并購。

在我國建國初期，由于受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以及國家政策的影響，我國的國際直接投資基本上處于停滯狀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開始實施“走出去”戰略，在政府政策的支持與鼓勵下，我國的國際直接投資開始有了新發展。在“走出去”戰略實施的初級階段，主要是國內企業合并重組，增強公司實力階段，這一階段我國的國際直接投資雖然有一定的發展，但發展速度緩慢。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經過近十年的積累與準備，我國的國際直接投資開始呈現加速上漲的趨勢，并取得了顯著的成果。

從我國國際直接投資的地區分布來看，我國的國際投資主要集中在發展中國家。我國的國際直接投資存量分布以亞洲、拉丁美洲最為集中，2008年末，亞洲、拉丁美洲的我國的國際直接投資存量分別為1313.3億美元、322.3億美元，分別占總量的71.4%和17.5%。2009年末，我國在發展中國家的國際投資存量超過同期存量總額的90%，在發達國家的國際投資存量為181.7億美元，占同期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總額的7.4%；其中，在亞洲、拉丁美洲、非洲我國的國際直接投資存量分別為1855.4億美元、306億美元、93.3億美元，分別占同期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總額的75.5%，12.5%和3.8%；在歐洲、大洋洲、北美洲我國的國際直接投資存量分別為86.8億美元、64.2億美元和51.8億美元，分別占同期總量的3.5%、2.6%和2.1%。投資地區以發展中國家為主，決定了我國的國際直接投資進入方式以綠地投資為主。

聯合國貿發會議FDI數據庫顯示的我國1990年以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額、綠地投資額和跨國并購額，以及綠地投資額和跨國并購額在我國國際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例，其中我國際投資額來看，我國的國際投資額呈現上升趨勢，特別是2004年以來，對外直接投資額呈現迅速上升趨勢。從綠地投資在國際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例來看，在統計的將近二十年中，綠地投資所占比例低于50%只有3年分別為，2000年48.9%、2003年8.3%，200年27.3%，從數據可以看出，綠地投資是我國國際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

2.3 最不發達國家國際直接投資進入方式

第9篇：全球直接投資范文

隨著經濟騰飛，中國正贏得世界各國的關注，不少研究也開始關注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分析指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數量巨大，對其國內經濟有著重要的作用。同時，這些投資金額對世界的影響也成為研究者們研究的目標。中國作為世界最重要的國家之一，有責任在對外直接投資上扮演重要角色。

一、中國通道

最近的10年，全球化過程成為一個重要的經濟因素。而外國直接投資(FDI)成為了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一個重要因素。外國直接投資是全球性資本集聚的一個最重要的組成形式。FDI的上升的步幅遠遠的超出國際貿易和其他相關的投資形式。2006年全球FDI急劇地上升了34%，盡管最高的紀錄是2000年1.4萬億美元。FDI的持續的上升反映出高經濟增長和強的經濟實力。這種成長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同樣發生。20世紀末的最后20年里，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不斷增加。中國政府提倡對外直接投資的最初目的是鼓勵企業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獲取管理知識和自然資源。這些企業有政府的大力支持，而非單純的對外貿易企業性質。在20世紀90年代，自由化和市場經濟的興起促使當地或省級政府有權激勵和監督對外投資企業事宜。21世紀初，一項新的對外直接投資政策——“走向全球”政策開始在中國實施。這項政策為對外直接投資企業提供了大力的、公開的政府支持和管理支持。在加入WTO之后，中國政府為中國企業參與國際競爭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支持。

二、中國ODI區域定位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放在制造業和自然資源獲取上。如今，支持中國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需要之一便是能源。未來20年世界能源的需要將以75%的比例增長，而中國和印度將占其中的45%。單獨在中國的能源消耗預計在2000年到2025年將翻番，中國能源的消耗量大于其國內供應量，特別是石油。中國是一個資源豐富的國家，擁有全球能量儲備的10.7%，但由于其眾多的人口數量，人均儲備卻非常低。這讓中國越來越依靠能源的進口。在中國最重要的進口能源便是煤炭，中國占全球煤炭使用量的70%。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煤炭儲備國，擁有煤炭3340億噸，但其消耗也大，以自給自足來算最多維持200年的使用。然而，中國經濟的迅速增長帶來了新的能量需求，如石油，并且這種需求在國際油價確定上成為一個越來越重要的因素。2006年，這些項目的投資占了整個對外直接投資的60%。中國對能源和食物的巨大需求以及資源的缺乏，導致自然資源的獲取成為其重要的環節。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引起了亞洲的強烈關注。然而，據2007的統計公報顯示，2005至2006年期間中國對拉丁美洲的投資超過對亞洲的投資，這點引起世界的更大關注。拉丁美洲的投資說明中國對自然資源的需求。拉丁美洲提供能源、水資源和各種各樣不同的滋養品。拉丁美洲最大的資源儲備區在亞馬遜叢林。中國已在該區建立了不少投資項目。其中，最大的項目集中在能源上，如自2006年中國在ANDES石油公司的投資超過了10億美元，而最近中國政府在核電項目的投資超過20億美元。

“走向全球”策略對中國企業增加對外出口額、開辟新投資領域和擴展市場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三、存在的問題

盡管中國政府在對外直接投資上做出了必要的努力，但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水平視乎不能支持其對能源需求的增長。中國傳統的管理方法是計劃經濟下形成，它缺乏對市場經濟為導向的管理理念的理解。隨著中國經濟的演變和發展，掌握西方管理理念下的行銷、財政管理、存貨控制、人力資源和國際商法等管理人才明顯缺少。另一方面，中國的金融市場由銀行控制，并且大多數公司的財務來自銀行業務系統。超過所有商業貸款的四分之三來自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和中國農業銀行。大多貸款去了國家部門——在2001年和2004年間，73%短期銀行貸款去了國有企業，對私有企業的貸款雖然在量上有所增加，但所占比例仍然維持在總借貸的0.3%的低水平。

中國國有銀行在信譽客戶方面，缺乏商業性可行性強的信貸標準和良好的商業刺激機制。還有，中國政府能夠通過財政系統和國有銀行部門對對外直接投資進行控制。此外，政府可以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辦理手續進一步控制對外投資行為。如此一來，對外直接投資只適合享有國家支持的大型企業和主要國有企業。

這不僅僅是中國能否獲得資源的問題，中國的經濟實體本身也存在問題。更多的努力必須放在提高企業管理才能和改善金融制度方面，這兩者決定了對外投資的方向和程度。

四、結論

眾所周知，中國已經關注對外直接投資的區域布局。片面認為中國只關注當前資源投資的想法是錯誤的。中國已經建立了一套戰略政策途徑來提高對外直接投資的作用。中國積極地參與對外直接投資，其輻射范圍不僅涉及在亞洲國家，還涉及到拉丁美洲和非洲各國。

總之，中國將建立一個嶄新的全球秩序。如今，西方國家的某些衰落，如錯誤實踐，缺乏對公司、產業和人的控制上，已成為現實。現在是中國成為全球重要角色的時候。然而，中國如果想要增加對外投資，發揮更大作用，必須解決其結構性問題。培養良好的管理才能和完善更有效的金融體系應該是目前中國政府追求的主要目標。

參考文獻

[1]China in Latin America，Perez， 2008

[2]Statistical Bulletin from China，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