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發展史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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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考古學發展史范文
東北史研究與東北地域文化的關系
地域文化研究， 是世紀之交興起的區域文明和社會文化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 在東北史研究領域中，地域文化研究，與區域民族史、專門史研究，是互為伯仲的重要方面。在我看來，地域文化研究是地方史研究的第一要素， 它積淀了一個地區自然的、歷史的、社會的多元文化蘊涵，同樣也是東北史研究的重要學術領域。 而在孫先生的第九個問題“關于文化”一節中，并沒有提“地域文化”的概念。而我認為，談到東北史研究中的文化問題，無論就社會文化，還是民族文化，其中首要的問題， 應當是如何界定和劃分中國東北大的地域文化類型。2006 年 10 月，在哈爾濱召開“黑龍江流域文明”學術討論會，出版了《多維視野中的黑龍流域文明》論文集。會上許多人均認為“黑龍江流域文明”，是中國東北代表性地域文化之一。③會上我亦應邀首次發表了 《遼河文明與長白山文化和草原文化———中國東北三大地域文化論》。這篇與大多數與會者視角不同的論文， 在 “編者的話” 中這樣評述：“王綿厚先生學養深厚， 眼界開闊，其中國東北三大地域文化說，從宏觀上梳理了黑龍江流域文明與中國東北其它區域文化之間的關系。”切中了我的初衷。我的本義，并不是否定存在“黑龍江流域文明”，而是意在探討如何從宏觀上界定中國東北應有幾個大的地域文化。 因為在此前后， 學術界已有東北地區“五大流域文明”、“渾河文明”、“凌河文明”、“遼河文明”、“長白山文化”和“鴨綠江文化”等諸多地域文化的命題。這些提法如果就一個局部的地區看，似乎每一個“區域文明”都有其合理因素，因為“文明”是一個難以量化的載體。但廣義博大的“地域文化”，顯然并不應局限于一條河流或一個民族區域， 而應是一個有著廣闊的自然生態鏈條和傳承有序、 特色鮮明的社會人文(民族)內涵的大區域文化系統。從這個意義上看待和確認“中國東北三大地域文化”。我認為，其形成至少應具備五大文化要素。
其一，獨立的、自成體系的自然生態系統。如“長白山文化”區，無論從山系和水系上，都具有以山川、林澤為特征的獨立自然生態系統，無論在中國東北還是在東北亞都獨具特色。西部的“草原文明”區，亦無不如此。
其二，具有不間斷的“文明起源”或文化傳承的連續性。以“遼河文明”為例。在“遼河流域片”的上、中、下游，連續發現了 50 萬年前的本溪廟后山、28 萬年前的營口金牛山、 十幾萬年前的海城仙人洞和喀左鴿子洞等舊石器文化，以及從 8000年前的興隆洼、7000 年前的阜新查海、沈陽新樂，5000 年前以 “牛河梁遺址” 代表的 “古國文明”和 4000 年以來以“夏家店下層文化”代表的“方國文明”。這是迄今為止，除黃河流域連續發現從百萬年前的河北泥河灣到幾十萬年前的北京周口店、內蒙古河套，到陜西半坡仰韶文化和山東、河南等地的龍山文化外，中國北方包括東北亞地區，無可比擬的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區。 它的文明發展的連續性和先導性， 顯然不是同處東北的黑龍江和松花江流域的其他“流域文明”可以比肩的。
其三， 具有穩定的、 顯明地域特色的經濟形態。上述所舉的遼河文明區、長白山文化區和草原文化區，前者是公認的東北亞前沿、環黃渤海北岸的以“漢文化圈”為主的農耕文化區；后二者的東部山林和西部草原經濟形態，則亦十分凸顯。這三大經濟形態區的形成， 既不是靠一條河流的局部資源獨立形成，也不是在一個歷史時期(朝代)短期形成，而有其深邃的長遠的歷史根源。這是構成一個獨立的大的地域文化區的深刻經濟基礎。
其四，依托大的地域文化，在歷史上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民族發展譜系。 僅舉歷史上民族系統最復雜的“長白山文化”區為例。十年前我在劉厚生先生主編的《中國長白山文化》的“考古編”中，略舉了長白山南系的“南貊”系統的高句麗等民族，長白山北系的肅慎、 挹婁等民族， 長白山東系的“東穢”和沃租等民族，長白山西系的“北穢”和夫余等民族。這些舉略可能并不完備，但其各族系有一個公同特征： 這些民族在長白山區系的發展演變中，都具有數千年的歷史。它的土著文化影響，至今仍有余緒。這是任何一個單一的“流域文明”難以實現的民族文化傳統，體現了“長白山文化”區， 作為東北亞大區域民族文化體系的連續性和廣博性。
其五， 具有跨區域的特征鮮明的獨立地域文化形態。以本文所舉的“草原文化”為例。在這一東北西部連接亞歐大陸的草原文化區， 幾千年來已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草原文化區”。從匈奴、東胡、鮮卑，到契丹、室韋、蒙古，盡管草原民族譜系的演變時有更替，但“草原文化傳統”，卻跨越山系和水系文明一直延續下來， 構成了東北亞地區連接中亞獨立的地域文化區。
總括上述所舉的五個主要文化要素， 即構成本文所說中國東北 “三大地域文化”———“遼河文明、長白山文化和草原文化”的基本條件和穩定的文化要素。 當然在這種大地域文化下分別存在的“子文化系統”， 無疑也是東北史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如近來臨江市依托鴨綠江上游的地緣優勢，成立了“鴨綠江文化研究會”，我認為就是“長白山文化” 大區域文化范圍內的具有地方特色的研究機構。 這些小區域文化的研究， 不僅有其自身特色，而且可以為大地域文化的研究，提供更多豐富資料，而且是大地域文化研究“海納百川”的重要分支和補充。
#p#分頁標題#e#東北史研究與東北古民族研究
東北史研究與東北古民族研究， 是東北史研究的一個老課題。從金毓黻先生的《東北通史》開始，以“漢———肅慎、挹婁———夫余、高句麗———東胡、鮮卑”四系的東北古代民族譜系一延續至今。④當前需要加強的研究重點主要有三個。 一是對宏觀的東北民族史分布體系， 是否應有新的認識和調整。二是對已知的考古學文化，進行民族譜系的審慎研究； 三是對研究薄弱的民族應加大研究力度。前者如筆者 2004 年在《東北史地》第 5 期發表的《先秦時期東北“三大土著族系”及考古遺存新論》，提出傳統的西部“東胡—鮮卑”系民族之前，從當代考古學和先秦文獻，“肅慎、燕亳吾(商周)北土”的記載看，在燕山以北、上遼河流域，應有一支更早于“東胡”的“燕亳”民族———即考古學上的覆蓋面廣闊的“夏家店下層文化”。這樣東北民族分布遼西地區的早期民族譜系， 似應調整為 “燕亳———東胡”族系。其中“燕亳”是存續了一千年以上，是上遼河流域重要的土著“方國文明”。當然類似的問題，必然存在不同看法，任何一種提法，都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而是一個需要長期研究的見仁見智的問題。后者，對一些東北亞地區的重要民族，如至今尚缺少一部系統的東北“穢貊民族史”、“槖離、夫余民族史”和“鮮卑(三燕)民族史”等。 這顯然與已有一個世紀的中國東北史研究極不相稱。
東北史研究與東北區域考古學
東北史研究與東北區域考古學， 以往如孫進己先生曾提出的， 多數注重地方史與考古學文化的族屬比證問題。 此次文章中， 孫先生在第十節“關于考古文化”，重新提出這一問題。其實從東北史與考古學的關系，更深層次的問題并不僅如此。諸如東北史研究中的區域文化與考古學類型的對應或演化關系， 考古學文化的形成與東北自然地理環境和民族區系變遷的關系。 還有如何看待東北“三大地域文化”與宏觀的區域考古學分區的關系，如何審視處于東北亞腹心地位的中國“長白山文化”是否具有相應獨立的考古學文化譜系，再如重要的山系和水系在東北區域考古學文化分區上的標志意義等。對后者，我最近在《千山和龍崗山脈在考古學文化分區上的意義與高句麗起源》一文中，⑤曾經探討性提出，在東北地區目前可認定的考古學文化分區中，應各有縱橫二條山系，更具有文化座標意義。 其一為縱向的南北分列的醫巫閭山和張廣才嶺，其二為橫向的千山和龍崗山脈，包括吉林哈達嶺。 兩者在東北考古學文化研究分區中，都具有重要意義。
前者醫巫閭山為遼西古文化 (紅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層文化)和遼東古文化(高臺山文化和遼東大石蓋墓、石棺墓文化)，直至秦漢遼西郡和遼東郡“漢郡文化”的明顯分界線。后者張廣才嶺則是“長白山北系”牡丹江流域以東，包括“鶯歌嶺文化”和三江平原的“鳳林文化”，與嶺西松花江流域的“槖離溝文化”和夫余先人“西團山文化”的天然分界線。如早在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筆者與李健才先生，為考察東北古代交通，曾對牡丹江流域和松花中游部分史跡進行調查， 即后來李健才先生在《東北史地考略》第一輯中確認的“夫余(西團山文化)東與挹婁結界之地，當在今張廣才嶺”⑥。即張廣才嶺，在“長白山北系”的“北穢”域“肅慎”系考古文化分區中，具有分區標志意義。對上述各考古學文化的族屬和性質，雖然目前仍有不同看法。如新近的“鳳林古城”代表的漢魏文化，多以“挹婁”文化屬之，筆者傾向為《魏書》等記載“豆莫婁”及其先世的考古文化。但僅舉上述“二縱二橫”重要山系的文化分區標識，卻隨著考古發現的增多，不斷得以俾證。
其二，橫向的遼吉兩省考古文化分區，我認為則以千山和龍崗山脈(包括哈達嶺)為代表。前者千山山脈橫亙在遼河入海口和鴨綠江入海口之間，是遼東半島沿海文化與遼東半島腹地遼東“兩江”(鴨綠江、渾江)和“兩河”(太子河、蘇子河)的以“石蓋墓文化”代表的青銅文化分界線，亦即遼東高句麗文化起源的核心文化地區。后者龍崗山脈，包括吉林哈達嶺，屬長白余脈的松遼分水嶺。其明顯地劃分了遼東青銅文化與松花江流域“西團山文化”的南北兩區的分界線。同時也成為同屬東北“穢貊系統”的“南貊”與“北穢”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分界線。即遼東的“貊系”文化，與松花江流域的“北穢”文化，應以龍崗山脈和吉林哈達嶺為分界。諸如上述看法，可能在學術界尚存爭議。但有一點可以趨同：以醫巫閭山和龍崗山脈等代表的山系，在東北地區， 其南北考古學文化上顯現的區域文化或民族文化的差別， 越來越得到考古新發現的佐證。
東北史研究與各專門史研究的關系
中國東北史與各專門史的關系， 實際上體現的是作為整個中國史組成部分的東北區域史與東北地區各社會專門史的縱橫關系。 即中國東北史的體系， 總的必需以整個中國歷史發展的時空框架為基礎。而各個專門史都應在這個基本框架內，橫向展示各個門類、系統的專門發展史。諸如：東北生態發展變遷史，東北地域文化史，東北各民族專史，東北建置、疆域、交通發展史，東北人文領域的文化藝術史等。 其中還沒有包括已從歷史學科獨立出去的新的一級學科東北區域考古學。 這其中從整個東北史體系來考慮， 過去除了東北民族史相對發展比較活躍外， 許多專史至今研究單薄或尚屬缺環。如至今尚無系統的東北生態文明史、地域文化史、部族方國史和完整的民族、疆域、交通史等。至于總結近一個世紀的考古發現，編著一部系統的東北區域考古學，也在人們的期待中。這里尚不包括具細的東北區系各民族史(如穢貊、槖離、夫余、鮮卑)和各東北斷代史等。對整個中國東北史和各專門史研究存在的瓶頸問題， 首先是在確認東北史研究宏觀分期、文化體系、基本民族分布體系和主要考古學類型分區的基礎上， 從歷史文獻學、考古學、歷史地理學、民族學、分類文化學上，總結梳理過去一個世紀的研究資料和成果。在此基礎上，協調組織具有研究基礎的團隊，進行不圖眼前功利、不帶“時限指標”的系統深入研究，其中團隊的專家領軍人物至關重要。如此，方能以期獲得具有歷史傳承價值的成果， 否則只能停止在議論中。#p#分頁標題#e#
第2篇：考古學發展史范文
關鍵詞：學科價值 音樂考古學 音樂史學 中國傳統音樂研究 中國少數民族音樂研究
音樂考古學是根據與古代音樂藝術有關的實物史料研究音樂歷史的科學，是音樂史的一個部分，也是歷史科學的一個分支。中國音樂考古學目前的研究主要側重于音樂文物學方面。但是從學科的性質，特別是從研究的目標考察，音樂考古學是以闡明中國音樂藝術發展史及其發展規律為第一要義。①
音樂考古學是一門年輕的學科，與人類學、社會學、歷史學等學科密切相關。隨著近年來音樂考古學成果的不斷出現，這門學科對于音樂學其他相關學科的影響也日益展現出來。
一、音樂考古學對音樂史的影響
在參觀博物館時，我們能看到編鐘的精密和氣派，古琴的紋路優雅而自然，這些來自數千年前的樂器，這些承載著古人的喜怒哀樂的音樂載體，常常使我們對先祖的思想和智慧肅然起敬。我們不得不思考應怎樣面對和研究這些豐富的音樂遺產。
音樂史的研究離不開對古代音樂實物的考證。最突出的一個例子是河南舞陽的賈湖骨笛。音樂史學家在上個世紀對于骨笛的年代論斷是公元前8000年，而隨著音樂考古學的深入考證，這個時間被向前推進了整整1000年。古人流傳下來的音樂文獻中，有的也許是謬誤，有些是正確的論斷，這些都需要后人不斷地考證，才能客觀地認識到這些文獻的真實性。音樂考古學突破了傳統的音樂史只用文字說明問題的局面。如對于殷墟近10年的考察中，挖掘出土大量的甲骨文殘片，這些殘片上所記錄的內容，證實了司馬遷《史記》中的諸多內容。
隨著音樂考古的逐漸深入，音樂史古文獻中的內容能夠找到相應的出處，有些謬誤也應當得到及時的糾正。
二、音樂考古學對于中國傳統音樂研究的影響
我國目前的音樂史，可以說是一部漢族音樂史，有些學者甚至認為是一部中原地區的音樂史。因為在當今的音樂史著作中，罕見邊疆地區、西部地區、東南沿海地區的音樂論述。由于政治因素、經濟因素、學科水平局限等因素的影響，這些地區的傳統音樂研究相對于中原地區還處于比較薄弱的狀態。從整個傳統音樂的大視野來看，邊疆和沿海地區的音樂豐富多樣，同時，由于這些地區的地域特殊性，其音樂形態的變化比較緩慢。中原地區，歷史上乃兵家必爭之地，任何一個統治者必征服中原才能統一天下，因此，中原地區的音樂形態受影響最大，變化最多，如城市音樂的發展最核心和最發達的地區在中原。而邊疆和沿海地區的音樂往往保留了比較古樸和原始的風貌，比如福建南音這一樂種，唐代時中原的移民到了福建，隨之帶去了他們的音樂文化，因此，研究福建南音，可以對認識唐代中原地區的音樂文化有所助益。又如，目前的傳統音樂著作中，關于四川地區的音樂文化，往往只提到“四川清音”“川劇”和個別的四川民歌。②而在音樂考古發現中，巴蜀地區的文化相當璀璨，樂器中還有諸如鈕鐘、甬鐘、于、扁鐘，等等。此外，還有一些出土的器物上的圖像，如嵌錯宴樂圖像銅壺，這些都說明巴蜀地區在當時已經擁有了自己的文化。而今的四川地區音樂文化，依然具有鮮明的特點。那么，巴蜀地區的文化和楚地的文化有何相似之處？巴蜀地區的音樂在后世是怎樣發展的？與最早發現的可以確定的巴蜀音樂文化有關聯嗎？這些古樂器即使是失傳，對于后世的蜀地音樂文化產生影響了嗎？音樂考古成果帶來的這些問題值得我們思考。
三、音樂考古學對于中國少數民族音樂研究的意義
少數民族音樂研究是隨著近年民族音樂學的興盛而逐漸熱起來的。音樂學界對少數民族音樂的研究，在上個世紀一度處于很簡單的認識，局限于幾個單一的樂種。最早關注少數民族音樂的還是當地的研究者，筆者2001年到云南采風的時候，云南的音樂學者就在大力進行云南當地民間音樂的研究、保護和宣傳，提出了中國音樂不是單聲，也有多聲，就在云貴地區的少數民族音樂里有體現。音樂學界在相當長的時間里認為中國音樂是單聲思維，西方音樂是多聲思維，而少數民族音樂研究的成果改變了這一看法。但是，少數民族學者較少，精力有限，依靠本民族的學者去研究自身的音樂文化未免力不從心。研究少數民族的音樂歷史發展，是完成真正的中國音樂史的必然之路，而研究少數民族的音樂歷史就離不開音樂考古的參與。如“有些出土的楚漢笛子，在有按孔的一面，都削去一個平面，其原因為何？樂器本身不會說話，文獻也沒有記載，不好理解。結合民族學的材料看，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竹制管樂器也有這樣的實例”。③歷史上的這片土地曾經發生過巨大的變遷：戰爭、朝代的更替、民族的遷徙、民族的融合、多民族的雜居通婚……這些都帶來了文化上的巨大轉變，我們研究音樂史，結合音樂考古學的成果，可以明白歷史上一些少數民族的文化變遷改寫了歷史，一些傳統被保留下來，代代相傳，有的卻消逝了。
歷史是一條長河，傳統是奔騰不息的水流，我們不能也不應當去孤立地研究任何一種文化現象。了解一個事物，只有搞清楚它的來龍去脈，才能客觀地分析和理解它。我們身邊的任何一種音樂現象都有著深厚的文化背景和歷史淵源，只有不斷地探尋這些問題的出處和根源，才能真正了解我們的音樂、我們的文化和我們自己。也正因如此，在音樂的源頭徘徊的音樂考古學才體現出其偉大的學科價值。
注釋：
①王子初.音樂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5.
②周青青.中國民間音樂概論[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8.
第3篇：考古學發展史范文
關鍵詞：20世紀；炎黃文化研究；回顧與思考
一、前言
早在先秦時期，即出現了“百家言黃帝”的局面，自漢代司馬遷“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擇其言優雅者”作《史記·五帝本紀》以來，中國上古史研究經歷了信古、疑古到考古這樣一條漫長而曲折的道路。
司馬遷建立了“五帝”的上古史體系后，后世多認為信史，把黃帝時代看作中國上古史的開端，并把黃帝或炎黃二帝看作是華夏的人文始祖。一方面，這種民族與文化的認同感形成了極強的凝聚力，在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歷代添加甚或虛構而“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也使治上古史的學者們產生了許多困惑和懷疑。于是20世紀20年代，疑古思潮盛行，認為東周以前無信史，主張“寧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然而正如中國考古學的創始人李濟先生指出的，“這段思想十分混亂的時期也不是沒有產生任何社會價值，至少它催生了中國的考古學”。正是考古學的出現開辟了認識上古史的新途徑，才為解開中國史前史之謎找到了一把鑰匙。中國上古史的研究經歷了信古、疑古，最后走向考古。
從20世紀20年代中國考古學的誕生起，經過幾代考古學家們數十年的發掘和研究，獲得了大量的前所未有的考古資料，中國的史前文化和三代文明，在考古學家的鋤頭下逐漸顯現出來；人類的起源、農業的起源、文明的起源這些重大的學術問題也不斷取得新的進展。就炎黃文化研究而言，“考古發現已日益清晰地揭示出古史傳說中‘五帝’活動的背景，為復原傳說時代的歷史提供了條件”。人們認識到，只有把文獻資料與考古資料乃至其他學科的資料結合起來，相互印證，才是重建中國上古史、研究炎黃文化的正確道路。
然而，“對古史的懷疑與對古史的重建是二十世紀中國古史研究的最主要的兩種思潮，這兩種思潮不但貫穿于二十世紀的始終而且將波及下個世紀。”因此，對中國上古史和炎黃文化的研究歷程的回顧與總結，是十分必要的，但實際上，筆者并沒有能力對數十年來炎黃文化的研究做一個全面的總結，只能從考古學對這一領域的研究歷程做簡略的回顧與思考，企望能對今后的研究有所促進。
二、炎黃文化研究的回顧
(一)20世紀50年代以前
20世紀前期，考古發現對中國上古史研究的最大影響，是“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長東周以前的古史”。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殷墟甲骨卜辭和敦煌漢簡等的發現開始，學者們就開始嘗試將地下材料與文獻材料相結合研究古史。特別是王國維利用甲骨材料撰寫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證實了《史記·殷本紀》記載殷商世系基本可靠，進而建立了“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的二重證據法。由殷墟甲骨發現而引發的殷墟考古發掘和一系列新發現，則進一步把殷商史建立在無可置疑的實物證據基礎之上。
20世紀20年代中國史前考古的一系列新發現，則把中國境內有人類的歷史追溯得更為古遠。1920年法國學者桑志華在甘肅慶陽首次發現了舊石器；1921年在北京周口店發現了猿人牙齒化石，同年在河南澠池發掘了仰韶村遺址進而確立了仰韶文化；1922年在內蒙古河套地區發現了“河套人”化石和石器；1928年在山東章丘縣龍山鎮發現了龍山文化。這些考古新發現、特別是北京猿人化石的發現，使學術界認識到，中國有^、類及其文化的歷史已很古遠了。
新的發現改變了上古史茫昧無稽的疑古觀點，一些學者開始嘗試利用考古資料并結合古代文獻來探索中國古史。如徐中舒先生根據當時所發現的仰韶文化的分布地域及其文化特征，結合文獻記載的夏部族的活動地域，認為“從許多傳說較可靠的方面推測，仰韶似為虞夏民族遺址”。而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東、西對立分布似乎為當時頗為流行的“夷夏東西說”提供了依據。特別是徐旭生先生，20世紀30年代在陜西渭水流域調查時，曾發現了西安米家崖、寶雞姜城堡等新石器時代遺址，并在《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一書中將傳說時代的部族分為華夏、東夷、苗蠻三大集團，認為“炎帝氏族的發祥地在今陜西境內渭水上游一帶”，“黃帝氏族的發祥地大約在今陜西的北部”。
但新的考古發現對古史傳說時代的研究而言，舊石器時代的古人類化石及石器的發現，雖然證明中國在距今數十萬年前的遠古時期就有人類生活、居住，但這些文化與傳說時代或炎黃時期相距太遠。新石器時代大約相當于傳說時期，“尤其是仰韶、龍山兩大系文化同傳說時代的古氏族的關系一定很密切。但關系的詳細情形如何及如何地變化，我們一直到現在還是幾乎毫無所知。我們也不敢捕風捉影地去附會，所以暫時也還不能談。”當時的考古學家們對炎黃文化的研究大都掙慎重的態度。
(二)20世紀50—80年代
20世紀50年代以來，大量的考古發現不斷拓展著人們的視野，學者們相信：“很古時代的傳說總有它歷史方面的素質，核心，并不是向壁虛造的。”一些考古學家們開始自覺地將考古發現和歷史文獻相結合來研究上古史。隨著考古發現確立了夏、商文化，中國文明起源問題成為上古史研究的重要課題，而文明起源的探索又必然涉及到夏以前的“五帝”時期。因此考古學界關于炎黃文化的研究多與文明起源的研究相關聯。
20世紀50年代，石興邦先生主持發掘了著名的西安半坡遺址，使學術界對仰韶文化內涵有了更多的了解。安志敏先生在河南陜縣廟底溝遺址發現的由仰韶文化向龍山文化過渡的中間環節——廟底溝二期文化，初步建立了中原地區從仰韶文化到龍山時期的史前文化連續發展的體系。這些發現使學者們似乎看到了從仰韶文化經龍山文化到夏商周文化的一元發展軌跡，而在這一過程中，中原地區是中國文明發生地和演進的中心。這樣，一個祖先——黃帝，一條母親河——黃河，一個中心——中原地區就構成了“中原中心論”的主體認識，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中國文明起源的研究。而當時已知最早的仰韶文化自然被看成是中國文明的源頭，并與“黃帝文化”相關聯。如范文瀾先生認為：“仰韶文化所在地，當是黃帝族的文化遺址。”
1959年，徐旭生先生依據文獻“伊洛竭而夏亡”(《國語·周語上》)的記載，來到豫西尋找“夏墟”，并在偃師二里頭遺址找到了一種晚于龍山時代而早于商代的考古學文化。以后的多次調查、發掘表明，二里頭遺址是一處面積超過300萬平方米，由大
型宮殿式建筑和圍墻、高等級的墓葬、青銅器和玉器構成的復雜社會的遺存，它廣泛分布于文獻記載的夏人活動范圍——豫西和晉西南。大多數考古學家傾向于二里頭文化屬于文獻記載中的夏文化，二里頭遺址應是夏代的都城。二里頭文化的發現，使得從仰韶時期，經龍山時代到夏商，形成了一個文化連續發展的鏈條，初步顯現了由史前文化到夏文明出現的軌跡，從而揭開了考古學探索中國文明起源的序幕。
20世紀60年代，隨著考古資料、特別是史前考古資料的增多，考古學家們已不滿足于證史或補史，而是尋求解決如何重建中國的上古史問題。李濟先生指出：“現代中國考古學家的工作，不能僅限于找尋證據以重現中國過去的光輝，其更重要的責任，毋寧說是回答那些以前歷史家所含混解釋的、卻在近代科學影響下醞釀出的一些問題。這樣產生的問題屬于兩類，但兩者卻息息相關。其一是有關中華民族的原始及其形成，其二為有關中國文明的性質及其成長。”之后，如何重建中國的上古史問題，成為史學界的一個重要學術課題。
20世紀70年代，在河南登封王城崗發現了一座距今4 000年以前的龍山時期古城址，安金槐先生提出的王城崗城址即文獻記載的“禹都陽城”的觀點，引起了學術界極大的關注和討論。這一發現為探索夏文化的起源提供了線索，客觀上把夏文化與史前文化聯系起來。不久，在山西襄汾陶寺找到了比“禹都陽城”更早的陶寺文化，先后發掘清理了上千座墓葬，其中大型墓隨葬有石馨、鼉鼓、彩繪龍盤、玉鉞、玉琮等分禮樂器，還出土了1件鈴形銅器。晉西南向有“夏墟”之稱，先秦文獻有“封唐叔于夏墟”(《左傳·定公四年》)的記載。因此，有學者認為活躍于“夏墟”，以龍為族徽、名號的陶寺類型文化，應是探索夏文化源頭的重要線索之一。也有的學者認為，陶寺遺址當為陶唐氏堯部落中心的所在。
(三)20世紀80年代以來
20世紀80年代以來，農業考古的新進展和新石器時代初期陶器的發現，使得中國新石器時代開始的時間推進到距今10 000年前后；聚落考古在探索史前居民的社會組織結構及其演變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環境考古則為探索文明起源的外部條件提供了許多新資料。在這些發現與研究的基礎上，文明起源的理論與研究方法也不斷發展，促使相關學術研究進入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首先，考古學和文明起源理論有了較快的發展。1981年，蘇秉琦先生提出“區系類型理論”，把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分為6個區系。而這一文化時空分布格局表明，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發展有著多個區域演化中心，于是傳統的中國文明起源“一元論”或“中原中心論”受到了挑戰。蘇秉琦先生指出：“中國古代文化是多源的，它的發展并不是一條線貫徹始終，而是多條線互有交錯的網絡系統，但又有主有次。各大文化區系既相對穩定，又不是封閉的。通過區內外諸考古學文化的交匯、撞擊、相互影響、相互作用，通過不斷地組合、重組，得到不斷更新，萌發出蓬勃生機，并最終殊途同歸，趨于融合。”張光直先生也指出：“中原文化只是這大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它有它自己的歷史，也有它作為大系統中一部分的歷史，即影響其他文化與接受其他文化的歷史。”當然，在強調中國文明起源的多元性的同時，并不能完全否認中原地區在文明起源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嚴文明先生認為：“由于中原在地理位置上處在各文化中心區的中間，易于接受周圍中文化區的先進成分，在相互作用和促進下最先進入文明社會，從而成為這種多元一體結構的核心。”這樣，“多元一體”文明起源觀點逐漸成為學術界的主流認識。
其次，文明與社會演進過程的研究受到普遍的重視，提出或借鑒了多種社會發展理論與模式。1983年，張光直先生首次將美國文化人類學家塞維斯(Elman Serrice)的人類社會演進由游團一部落一酋邦一國家的4個階段構成的模式介紹到中國，并對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階段進行了初步研究，認為龍山時代屬由平等社會向國家過渡的酋邦階段。之后，所謂的“酋邦理論”受到國內一部分學者的重視，并開展了相關的研究。1986年，蘇秉琦先生提出了“古文化一古城一古國”的文明起源過程三階段模式，古文化指原始文化，古城指城鄉最初分化意義上的城和鎮，古國則指高于部落之上的、穩定的、獨立的政治實體。嚴文明先生認為：依據相關文獻記述，“五帝時代是一個普遍筑城建國的時代，這恰恰與考古學上的龍山時代相合”。中國古代把城叫做國，城外的鄉村叫野，包括城鄉的政治實體有時也叫邦。如果套用酋邦的說法，龍山時代似乎相當于酋邦階段，但“我主張先不要硬套，就用中國古代習用的名稱叫國。因為這時期的國剛剛從部落社會中脫胎出來，還保留濃厚的部落社會印記。為了跟后來比較成熟形態的國家相區別，可以稱為原始國家或古國，代表中國古代文明的黎明時期。”進而提出古國(龍山時代)一王國(夏商周三代)一帝國(秦至清)的文明起源與發展三階段模式。
再次，20世紀80年代以來，史前考古的新發現、特別是龍山時代大量的城址、銅器和陶文等發現，為中國文明的起源“多元一體”的理論提供了許多新證據。就炎黃文化研究而言，“考古發現已日益清晰地揭示出古史傳說中‘五帝’活動的背景，為復原傳說時代的歷史提供了條件。在黃河上游齊家文化出土了許多銅器，有銅錐、銅刀、銅鉆頭、銅鑿、銅環、空首斧、銅鏡等，這些銅器有鍛造，也有單范鑄造的。有學者認為，中原地區銅器的出現與東西方文化的交流有一定的關系。黃河中下游地區發現有許多城址，其中在陶寺遺址新發現了陶寺文化是、中期城址，中期的大城面積達280萬平方米，特別是在一件陶扁壺殘片上有朱書似“文”和“易”字的陶文。此外，在山東鄒平丁公遺址也發現—塊刻有11個字Y的陶片。這些發現為探索文明和文字的起源提供了重要資料。在長江下游，發現有瑤山、反山等高規格的祭壇墓地和以莫角山巨型夯土臺基為中心的城址，面積達290萬平方米。在長江中游，發現面積達120萬平方米的湖北天門石家河城址，出土了數以千計的陶塑動物。嚴文明先生指出：“這個時代確實是處處閃耀著文明的火花，對于后世文明的形成和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這樣的時代自然會長期為人們所懷念，宜乎后人把黃帝推崇為人文始祖。”因此“把龍山時代同傳說中的五帝時代相比照，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甚至有學者主張將這一時期稱為“五帝時代”，認為“惟有稱為五帝時代，才能恰如其分地表現中國古代的歷史實際和這一階段的時代本質”。
三、炎黃文化研究的思考
20世紀20年代以來、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考古學發現與研究的進程，包括炎黃文化研究在內的上古史和文明起源的探索不斷取得新的成果，推動這一課題研究不斷向更高、更深的層次發展，但我們還應看到，這一領域的研究也還存在著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
首先，炎黃文化應屬中國上古史(或史前史)和 文明起源研究的一部分內容。張豈之先生指出：“我們研究中國文化的源頭，研究先秦時期原創性文化，都需要和中國文明起源的大課題相聯系。”依據“多元一體”的理論，炎黃文化僅是史前諸多文化中的一支，盡管這一支文化在文明起源過程中可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炎黃文化本身的形成乃至文明的起源，應是多種文化相互碰撞、交流、融合的結果，故探索炎黃文化的同時，也要注意研究其他文化及與炎黃文化的關系研究。因此，研究炎黃文化應將其納入中國上古史和文明起源研究的體系之中，在“多元一體”的框架內，首先努力從考古學文化的內涵分析來探討傳說時代或“炎黃文化”的歷史面貌，探索炎黃文化的形成及基本特征，炎黃文化的發展直至文明的出現等。但目前，史學界仍有部分學者忽視“五帝”時期文化多元不平衡的發展過程，對古代傳說和記載又不加檢視地應用，熱衷用文獻附會考古發現或者用考古發現附會文獻，甚至直接將考古發現與古史傳說中某些人物或事件對號入座。這類研究顯然是不可取的。
其次，包括炎黃文化在內的中國上古史(或史前史)重建，應建立在多學科綜合研究的基礎之上，需要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乃至現代科學技術的參與協作。早在20世紀60年代，李濟先生在《再談中國上古史的重建問題》中指出：“我們講現代人類的上古史，固然大半屬于人文科學的范圍；同時也是很重要的自然科學研究的題目”，并提出了上古史重建的材料范圍包括考古學、人類學、民族學、地質學、古生物學和歷代傳下來的秦朝以前的紀載。蘇秉琦先生也指出：“一部史前史，既是人類社會發展史，文化史，又是人類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歷史，這種性質決定它必須是多學科的綜合研究成果，不僅需要吸收人類學、民族學的研究成果，還要借助地質學、古生物學以及許多自然科學或新技術手段。”但目前，多學科協作仍不甚理想，各個學科各自為戰的現象仍較普遍，特別是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相關學科的合作尚需進一步加強。
四、結語
從上述回顧可以看出，從20世紀考古學產生以來，經過幾代學者的努力，中國史前考古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已建立了較為清晰的史前文化時空分布框架。但其中也存在著一些需要進一步思考或探索的問題，文明起源和炎黃文化研究仍任重而道遠。
第4篇：考古學發展史范文
2、三星堆遺址被稱為20世紀人類最偉大的考古發現之一，昭示了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一樣，同屬中華文明的母體，被譽為“長江文明之源”。其中出土的文物是寶貴的人類文化遺產，在中國的文物群體中，屬最具歷史、科學、文化、藝術價值和最富觀賞性的文物群體之一。在這批古蜀秘寶中，有高2.62米的青銅大立人、有寬1.38米的青銅面具、更有高達3.95米的青銅神樹等，均堪稱獨一無二的曠世神品。
3、而以金杖為代表的金器，以滿飾圖案的邊璋為代表的玉石器，亦多屬前所未見的稀世之珍。三星堆遺址位于中國四川省廣漢市西北的鴨子河南岸，南距四川省省會成都40公里，東距廣漢市區7公里，是一座由眾多古文化遺存分布點所組成的一個龐大的遺址群，1988年1月被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考古學家將該遺址群的文化遺存分為四期，其中一期為早期堆積，屬于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二至四期則屬于青銅文化。
4、遺址群年代上起新石器時代晚期，下至商末周初，上下延續近2000年。三星堆遺址群規模巨大，范圍廣闊，古文化遺存大多分布在鴨子河南岸的馬牧河南北兩岸的高臺地上，遺址群平面呈南寬北窄的不規則梯形，沿河一帶東西長5～6千米，南北寬2～3千米，總面積約1200公頃，是四川古代最大最重要的一處古文化遺存。已確定的古文化遺存分布點達30多個，其中以南部的“三星堆”，中部的“月亮灣”、“真武宮”，北部的“西泉坎”，東部的“獅子堰”，西部的“橫梁子”，以及向西延續的“仁勝村”、“大堰村”等遺址最為重要。
5、三星堆遺址群的年代范圍前后延續 2000年，所出的了大量陶器、石器、玉器、銅器、金器，具有鮮明的地方文化特征，自成一個文化體系，已被中國考古學者命名為“三星堆文化”。
第5篇：考古學發展史范文
農業的出現，是人類發展史上的第一次革命，也是區分新、舊石器時代的重要標志之一，它為人類社會從蒙昧、野蠻邁向文明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一般說來，農業革命主要包括栽培作物的產生和馴化動物的起源。系統探索家畜的起源，對于了解家畜發展史、揭示家畜對人類生活方式的影響至關重要。
眾所周知，家豬SusScrofaDomesticus緣自野豬的馴化。目前，野豬主要分布在歐亞大陸的南部，即分布于歐洲、北非和亞洲中部天山山脈的歐洲野豬，分布于中國大陸、臺灣、爪哇、蘇門答臘和新幾內亞的亞洲野豬。相比之下，家豬的分布范圍要大得多，幾乎遍及全世界，其品種也千差萬別、多種多樣。家豬與野豬在形態和習性上的差別明顯，家豬的下頜骨、頭骨和淚骨較短，犬齒退化，鼻部上移，顏面凹陷，面部加寬，后軀加長，體重增大，體幅變寬，胃腸發達，腹圍增大。它們一般白天活動，黑夜休息，性情也頗為溫順。人們不禁要問，兇猛的野豬是如何馴化為形態、習性迥然不同的家豬呢？家豬起源于何時、何地？系單一起源，抑或多個起源呢？諸如此類，皆為學術界長期關注的問題。多年來，國內外學者從不同角度，孜孜以求地探索家豬的起源與馴化，業已取得頗為豐碩的成果，然而，諸如馴化之初，鑒別家豬和野豬等關鍵問題，至今仍茫然無緒。本文在評述前人工作的基礎上，著重探討上述關鍵問題，嘗試提出新的思路，希望能有助于研究的深入。
動物考古學的證據
考古學誕生以來，發掘成果日新月異、層出不窮，為探索家畜起源提供了頗為翔實的實物資料。當前，探索家畜起源主要借助于動物考古學的研究成果。一般說來，判斷考古遺址出土的動物骨骼是否為家畜，主要依據以下三個原則：1、基于骨骼形態學的判斷，即通過觀察和測量，比較骨骼、牙齒的尺寸、形狀等特征信息，以區分家養動物和野生動物。2、考古遺址中某些動物經過了古代人類有意識的處理，可認為屬于家養動物。3、把動物的年齡結構及骨骼形態上的反常現象與考古學分析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進行判斷。
據報道，世界上最早的家豬發現于安那托利亞東南部的Cayonu遺址土耳其之亞洲部分，其年代約距今9000年。我國迄今發現的最早家豬，一般認為是距今約8000年的河北省武安縣磁山遺址。這一認識的根據如下：即1、該遺址窖穴中發現有完整豬骨，在其上面堆積著小米；2、絕大多數豬的年齡介于1－2歲間；3、豬上下臼齒的測量數據，與新石器后期遺址出土豬的數據相近；4、穩定碳同位素的分析表明，豬以C4類植物為主要食物，表明與飼養相關。
關于新石器時代家豬飼養的前提條件，袁靖先生認為有以下三條：1、傳統狩獵獲得的肉食已顯不足，需要尋求新的肉食資源；2、居住環境周圍存在著一定量的野豬，容易獲得馴化對象；3、農產品有了一定的剩余，為家豬飼養提供了足夠的飼料。由此可見，出土了許多豬骨的廣西甑皮巖遺址距今約10000年，因不滿足上述條件，故不能認為是家豬的發源地。與此同時，有關專家正在積極探討河南舞陽賈湖遺址距今約9000年的出土豬骨，不久應有明確結論。
分子生物學的證據
借助分子生物學方法，是研究家豬起源的另一重要途徑。分子生物學理論指出，長期的進化道路上，生物的DNA分子既保持著基本穩定的遺傳，又容忍偶然變異的產生。顯然，DNA分子的遺傳穩定性，保證了親代與子代之間的遺傳連續性；而DNA的變異，又使得子代與親代出現差異，導致了物種的進化。研究表明：突變導致的DNA中核苷酸序列的改變，與時間的累積成正比，即時間越長，DNA中核苷酸序列的改變越大。這種變化的速率是恒定的，兩種生物分離的時間越長，其分子的差異則越大，這就是所謂的“分子鐘”（molecularclock。這樣，若探明現存物種DNA的核苷酸序列，便可望估計它們共同祖先的分離時間，即其物種的起源。由于動物體內的線粒體DNAmitochondrialDNA，簡寫為mtDNA具有母系遺傳、變異速率快、拷貝數目多的特點，故常將其作為研究物種系統進化的首選。
Watanabe等首先利用限制性片斷長度多態性restrictionfragmentlengthpolymorphism，簡稱RFLP分析了家豬包括亞洲豬和歐洲豬、日本野豬的mtDNA限制性酶切圖譜，結果發現亞洲豬和歐洲豬存在著很大的遺傳差異，表明兩者應有獨立的起源。Huang等對29個中國地方豬種、1個歐洲豬種以及野豬的mtDNA也進行了RFLP分析，除證實了Watanabe的研究成果之外，還發現中國野豬與中國家豬更為接近，暗示著中國地方豬可能只有一個單一起源。Giuffra等測定了來自歐洲和亞洲野豬、家豬中mtDNA細胞色素b的全編碼序列、mtDNA控制區的440堿基序列和三個核基因堿基序列，經系統發育分析后發現，一些家豬的mtDNA序列與歐洲野豬密切相關，而另外一些則與亞洲野豬密切相關，表明家豬應分別緣自歐洲和亞洲野豬的馴化。之后，蔣思文等對中國9個品種的140頭豬的線粒體控制區440bp和細胞色素b基因798bp的作了系統發育分析，而Kijas等對中國梅山豬、瑞典長白豬以及兩個歐洲野豬的mtDNA作了近全序列分析，其結果均證實了歐洲家豬和亞洲家豬分別起源于亞洲野豬和歐洲野豬，即現代家豬有著兩個母系起源。
此外，各學者還利用“分子鐘”理論估算了家豬的起源時間。Huang等首先根據哺乳類動物mtDNA每百萬年2％的進化速率，估算出歐洲家豬和中國家豬可能在280000年前來自同一祖先。Giuffra等則認為兩者分離的時間大約為500000年前。Jiang等的研究成果揭示了中國地方豬種和歐洲野豬的mtDNA序列變異發生在413000－875000年前，亞洲野豬的變異發生在7000－15600年以前，即亞洲家豬的馴化發生在7000－15600年前。Kijas等估計亞洲家豬與歐洲家豬的分離時間為90000年前。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利用分子生物學推斷出家豬的起源時間絕大多數遠早于考古實物資料，其原因尚需進一步研究。需要指出的是，各項研究估算家豬起源時間的顯著差異，與分子標記及核苷酸序列的不同選擇密切相關。
中國國土遼闊，養豬歷史悠久，各地氣候和自然環境差異很大，形成了眾多的種。研究指出，若按自然地理環境條件、社會經濟條件以及外形、生態特點來考慮，中國家豬可以分為：華北型、華南型、華中型、江海型、西南型和高原型等六大類型。至于中國家豬的起源問題，蘭宏等利用RFLP技術，分析了我國西南地區家豬和野豬的mtDNA，發現西南地區的家豬與當地野豬極為相近。而常青等對華東地區家豬和野豬的隨機擴增多態DNARandomAmplifiedPolymophismDNA，簡稱RAPD作了分析，結果表明：長江下游江蘇地區家豬的品種或類群內，變異幅度相對較小，群體的遺傳趨異程度處于較低水平；而華東地區的家豬和野豬可能起源于一個共同的祖先。之后，Huang等和Jiang等的研究成果，均證實種的遺傳資源缺乏，其暗示著中國家豬的單一起源，而各地豬種的不同表型應為人工長期選擇的結果。
聚合酶鏈式反應polymeriseChainReaction，簡稱PCR技術的出現和成熟，使人們可望通過古代豬骨DNA的分析，更直接地探索家豬的起源與進化。2002年，Watanobe等根據mtDNA控制區域的核苷酸序列分析，復原了日本沖繩島考古遺址出土豬骨的DNA，并對其與現代野豬、琉球群島、日本島、亞洲大陸等地家豬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探討。他們指出，古代豬系東亞家豬血統，與琉球群島的本地野豬相關；清水貝丘（shellmidden）遺址彌生－和平時代，Yayoi－HeianPeriod出土的豬，出現一個獨特核苷酸的插入現象，表明其與琉球群島的現代野豬有所不同，反映了在彌生－和平時代早期或更早一些時候，亞洲大陸的家豬已被引入到沖繩島。綜上所述，不難預見，隨著分子生物學理論和技術的不斷成熟，利用古代DNA技術，探索家畜起源及發展的工作必將日益增多。
存在問題
無疑，家豬起源的研究業已取得了顯著的成就，然而，隨著研究的深入，新的問題也不斷出現，需要進一步思考和探索。眾所周知，野豬經馴化演變為家豬，其過程極其緩慢。而在馴化初期，家豬和野豬間，形態上幾乎沒有差別，甚至完全沒有差別。欲鑒別這一時期的家豬和野豬，主要依賴于形態學研究的動物考古學顯得無能為力。即便利用古代DNA技術，原則上也同樣難顯其能。這一點是最令人困惑的。此外，就目前而言，分子生物學的工作還主要集中在mtDNA方面。而mtDNA是一個單位點的分子標記，具有一定的片面性，難以揭示父系血統對后代基因的作用和影響。實際上，已有不少學者對此提出了質疑。
思考
袁靖先生認為，人類獲取肉食的模式，按時間先后可分為三種，即依賴型、初級開發型和開發型。早期，漁獵是肉食的主要來源，肉食的豐富程度與獲取的難易，完全受環境資源的制約，這種獲取肉食的模式稱為依賴型。之后，除漁獵外，人們學會了某些動物的馴化，開拓了獲取肉食的新資源。此時，肉食資源還主要以漁獵為主，原始畜牧業仍然居于輔助地位。這種模式被稱為初級開發型。隨著畜牧業的發展，漁獵的比例逐漸下降，人們的肉食來源發生了質的飛躍，即肉類的大部分來源于某種馴化家畜，周圍環境野生動物已下降成為肉食的次要來源，人們將這種模式稱為開發型。顯而易見，家豬的起源應當發生在初級開發型階段，即馴化的開始階段。
Price認為，所謂馴化，就是經過不同世代的變異積累和環境誘發產生的發育變異之后，一大群動物逐步適應人類需求和封閉環境的過程。Bruford等的馴化定義為：改變動物或植物的遺傳特征，使之更符合人類需求的過程。Diamond則認為，野生動物的馴化，需要滿足以下條件：1、固定的食物來源；2、生長相當迅速；3、在封閉環境中繁殖；4、性格柔順；5、不易驚慌等。以上學者的意見，可將家畜的馴化條件歸納如下：1、動物在人類的干預下經過世代的積累；2、動物與人類的關系極為密切，其食物主要來自人類的供給。顯然，如何采用科學方法判斷這兩個條件是否形成，當是探索家畜起源的關鍵所在。具體說來，有如下四種方法：
1、食性分析。相對而言，家豬的棲息環境較為狹窄，其食物的來源也十分穩定，并與飼養者的食物基本一致。因此，若以考古遺址出土豬骨為對象，分析它們的穩定同位素C、N和微量元素，了解它們的食性及其變化，并與先民們的食譜相比較，探討兩者之間的關系，可為家豬的起源提供重要的信息。
2、古代DNA研究。馴化初期，交通極為不便，文化交流頗為困難，豬只能近交繁殖。這樣，利用RAPD、微衛星等多位點分子標記，可望捋清古代豬個體間的親緣關系，進而探明它們的世代和譜系關系。無疑，若發現有三代關系，即可推斷豬已馴化。
第6篇：考古學發展史范文
提到文物便不可或缺的提到考古。考古學是研究如何尋找和獲取古代人類社會的實物遺存，以及如何依據這些遺存來研究人類歷史的一門學科。考古與只為獲得金錢利益的盜墓不同，它是為了從過去尋找未來的科學依據。
我癡迷于玉石文化，癡迷于文物與考古，是因為我發現了一種新的使人思考的方式。我讀書看報看電影，也無非是想從這些方式中尋到啟迪人生的東西。無論追求怎樣的生活，人首先和最終要成為一個“人”。在我們還沒有被這個社會完美馴養的時候，我想努力保持思想上的獨立性，雖然一直嘗試把自己放在體制外的這種做法不見得正確有用，但是我只是想做一個有血有肉、有思想的青年人。
前天在網上看到一個說法，說現在大學里的同學們所追求的績點高低，將來畢業回頭看的時候，它就像你在幼兒園里想得到的小紅花。我不屑于為績點學習，盡管我需要一個看得過去的績點來申請學校，我只能說我要為績點努力。我希望在大學里讀一點書、學一點做人的道理，讓自己學習寬容的面對這個世界，不要一頭鉆進牛角尖里不肯出來。遺憾的是，我一直沒能學會。總是不能讓自己的價值觀端正再端正一點。
電影《猜火車》里說：“我會像你一樣，選擇工作，選擇職業，選擇家庭。選擇tmd一個大電視。選擇汽車，洗衣機，鐳射唱機，電動開罐機，健康，低膽固醇，牙科保險，按揭，買樓，休閑裝，皮箱，三件套西裝，diy，看電視，吃垃圾食品，生孩子，逛公園，朝九晚五，打高爾夫，洗車子，穿運動襯衫，過圣誕節，領養老金，有免稅額，通下水道，改邪歸正，安居樂業，等待歸天”我想這是所有家長眼中的穩妥和幸福，但是在我眼中，也許若干年后，當我真的庸碌一生的時候，我才會覺得，我是早該自求多福。
第7篇：考古學發展史范文
[關鍵詞]音樂史學；區域音樂史；音樂專題史；西北音樂
[中圖分類號]J6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5918（2018）03-0192-03
一、西北音樂史的研究現狀和意義
（一）相比其他地方樂史：能力薄弱、著作零星、亟待加強。著名音樂史學家陳聆群先生就曾言：“其他地方樂史研究已經走到我們前面了，上海音樂史學界的同仁們也應該奮起直追，寫出一部上海音樂史來！”。盡管此言不乏陳先生的豪情壯語，可我們仍能從中捕捉到研究地方樂史的相關信息。如一方面我國區域音樂史的研究受到了音樂史學界的廣泛關注；另一方面，地方樂史研究可能存在：整體研究區域范圍相對集中，研究成果顯著，部分區域研究缺失的特點。本人后來翻閱大量資料時發現，陳先生之言也是有理有據。
首先，研究我國地方樂史的相關理論著作無論從數量上還是質量上，均年都以向上形態遞增，且產生了大量學術研究價值較高的理論成果，由此推斷，近年來關于區域音樂史的研究必是中國音樂史學界的熱點論題。其次，我國區域音樂史整體研究②的地域范圍主要集中在東北、華北、東南沿海和港澳臺地區，其中以哈爾濱、福建、浙江、北京、臺灣等省（區）為最，產生了一些諸如《福建音樂史》、《哈爾濱西洋音樂史》、《浙江音樂史》、《東北現代音樂史》等學術性較高的研究成果，大多以著作、期刊或學位論文的形式出現。另外，除了通史性的著作外，也有大量的個案音樂專題史，光東北音樂史研究方面，就有《哈爾濱音樂團w歷史考察（1945-1949）》、《在“魯藝”影響下的東北專業音樂教育》、《哈爾濱之夏音樂會三十年（1961-1990）》等幾十篇的專題論文。盡管區域音樂史研究成果顯著，然部分仍存在缺失現象，西北樂史研究就屬于缺失的那一部分。它相比其他區域音樂史研究，無論是學術隊伍還是研究成果、學術思想、研究方法等，則要遜色很多，至今仍未出現一部系統地研究西北音樂歷史發展的理論專著，僅出現了《中國西部音樂論》、《延安音樂史》、《新疆兵團音樂史》、《西域音樂史》等為數不多的幾部學術價值性較高的史學類著作，也發表了一-些像《民國時期青海音樂史概述》、《寧夏音樂發展史述略》、《1949-2009“新音樂”在西安》等具有開拓性的論文，但也都是些斷代史性質的專題史。縱使再有一些個案研究文章，除了大部分焦點在延安音樂、敦煌音樂、西域音樂三大主題外，剩下了《西北音樂教育的過去、現在與將來》、《西北音樂家介紹（一）（二）》、《樂舞新疆》、《略論抗戰音樂在新疆》、《西北民族地區音樂教育研究》等零星幾篇。、西北樂史的研究的缺失現狀，亟待加強。
（二）對“重寫音樂史”的借鑒意義：提高和完善中音史。“重寫音樂史”自上世紀90年代，由上海音樂學院教師在“中國近現代音樂史”學科領域內最先提出，后來于古代樂史學科也得到了響應。這次討論歷盡20多年，參與的學者眾多，影響之大，一直從未間斷。那么，現在討論的西北音樂史的研究到底對“重寫音樂史”有著怎樣的借鑒意義呢？
學術界對“西部”地域范圍的界定有兩種：一種為自然地理概念上的西部；另一種為文化地理概念上的西部。目前前者觀點基本達成一致，后者說法仍各一。筆者認為“西部音樂”作為一種區域音樂文化事象，應以文化地理概念釋義“西部”，也同意羅藝峰先生將“西部”的地理范圍界定在西北五省（剔除了具有西南音樂文化特色的陜南秦巴山地區）與西藏的部分區域之間的觀點，并且對“宋代之前的中國音樂史，幾乎就是一部西部音樂史”（第3頁）的著名論斷深感贊同，筆者由此萌生出新的想法，即研究中國古代樂史不但是一部西部音樂史，更是一部西北音樂史。“一部中國古代音樂史，不僅起始在西部，也在西部”，恐怕主要原因也與當時西北樂史發展有著直接的關系。一方面，今陜西省西安市（古稱長安），作為漢-唐三朝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的軸心之所，古長安及周邊地區音樂文化成為了當時中國音樂文化發展的中心，也是對中原音樂藝術魅力的完美顯現。所以談及漢、隋、唐三朝音樂文化的發展，大家首當其沖地想起今陜西省西安市及周邊地區音樂文化的發展就在情理之中了；另一方面，今西北大部分地區如陜西（長安為起點）、甘肅（河西走廊）、青海（如吐谷渾）和新疆（古西域）四省作為漢-唐“路上絲綢之路”的主干道，它打通了當時西域乃至歐洲一些國家和我國中原地區之間經濟和文化間的往來，因而也就成就了漢-唐音樂文化的繁榮盛世。如唐代燕樂之一的“十部樂”中，多半原為今新疆（龜茲樂和疏勒樂等）、甘肅（西涼樂）和陜西（清樂）等西北地區的地方音樂文化，而這些地方音樂文化的發展恰恰卻代表著正史中所記載的漢-唐音樂文化的最高藝術成就。再者，諸如敦煌曲子詞等音樂考古學的出土，讓我們更堅定地一提及漢-唐音樂就離不開西北，我國西北樂史的深入研究不但可以彌補中音史（古代）中忽略的或失實的音樂歷史，而且及時地挖掘-搜集-整理-研究西北地方音樂文獻和大力地發展西北地方音樂史學，對整個中音史的“重寫”有著重大的借鑒意義。
第8篇：考古學發展史范文
《圣經?約書亞紀》生動描述了約書亞率領以色列人智取耶利哥城的過程。
據載，約書亞率領以色列人從埃及輾轉跋涉，到達約旦河東岸時，在什亭安營扎寨，他們舉目望去，只見河對岸廣闊的棕櫚林中，矗立著耶利哥城的一座座碉堡和塔樓，凜然不可侵犯，約書亞久聞耶利哥城固若金湯，未敢貿然進犯。為了摸清耶利哥城的兵力和軍事設施情況，他派遣兩名以色列軍人，喬裝成迦南人，混進城中偵察敵情。當這兩個探子完成任務傍晚準備回營時，發現城門已經關閉，他們在城門附近的一家客棧求宿，那家客棧的女主人是個，名叫喇合，她很機靈，一下就認出這兩個人是以色列探子，盡管如此，她還是熱情接待了這兩位不速之客。但事不湊巧，兩名以色列探子的行蹤被一位耶利哥人看見，他立即報告了耶利哥王，耶利哥王聽到報告后，立即派守備隊前去捉人。喇合將這兩名探子藏在房頂上，掩護起來，躲過了搜捕。兩名探子由衷地感謝喇合的救命之恩，并起誓：攻陷耶利哥城后，保證喇合及其父親、兄妹的性命。因為喇合的房子緊挨著城墻，喇合幫助探子順著繩子溜下城墻，逃出耶利哥城。
兩名探子平安回營后，向約書亞匯報了所了解的情況。當天夜里，約書亞率領全體以色列軍民，將耶利城團團包圍起來。約書亞的圍攻戰術新穎獨特。每天以色列人都走出營盤，在離弓箭石彈射不到的距離，繞耶利哥城走一圈，一連這樣搞了6天。被困在城里的耶利哥人都攀上城墻，驚恐地觀看以色列人的游行隊伍，由于不解其中的奧秘，心里越來越怕，擔心大難臨頭。
到了第7天，約書亞決定對耶利哥發起總攻。清早，他仍舊把軍隊領出營盤，這回以色列人繞城走了7次，前6次他們跟前幾天一樣，一聲不吭，但走到第7次時，以色列人一聽到號角聲，就齊聲吶喊，喊聲震天動地，城墻隨之倒塌，以色列人一擁而上，攻入城中，見人就殺，除了喇合一家外，不分男女老幼，包括牲畜在內，全被斬盡殺絕。最后，以色列人搶掠了城里的金銀財物，又縱火焚燒了房屋和其他建筑物，顯赫一時的耶利哥城化為一片灰燼。
基于《圣經》的記載，19世紀以后，考古學家們不斷涌來，探尋這座古城遺址。1867～1870年，歐洲人沃倫率先在耶路撒冷及其周圍地區展開了調查發掘工作，但是一無所獲。1907～1909年，德國東方協會的厄恩斯特?塞林教授揭開了耶利哥城的發掘序幕。1930～1936年以及1952～1958年，加斯唐和凱里揚分別率領一支英國考古隊發掘了這座古城遺址，揭示出從新石器時代直至《圣經?約書亞紀》第6章中所描述的毀城時代為止的完整序列，其時間跨度為公元前1萬年至公元前20世紀中葉。它不僅在巴勒斯坦，而且在世界歷史上也算得上是屈指可數的重要遺址之一。
耶利哥城掩埋在南北長350米，東西寬150米，高21.5米的巨大人工土丘之下。經過100多年的考古發掘，雖然迄今尚未發現被以色列人摧毀的耶利哥城遺址，但是英國女考古學家凱瑟琳?凱里揚博士在1952～1958年的考古發掘過程中，發現了更為古老的城墻遺址，經過放射性元素碳14測定，最早的年代為公元前8000年，史學家認為，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之役發生在公元前1400～前1250年之間，因此，耶利哥城在被以色列人毀滅之前至少已經存在了6500年。這一重大的考古發現使全世界為之震驚和欣喜。
耶利哥城的形成絕非朝夕之功，耶利哥城遺址豐富的文化層向我們昭示了一幅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
從公元前1萬年起，人類就已經在這里定居。在遺址的最底層，考古工作者發掘出了納吐夫文化時期的幾何形細石器、骨器等遺物，還發現了寺廟建筑遺址。專家們推測，寺廟是以狩獵和采集為主要生活來源的先民們用來祭祀泉水的建筑。
耶利哥城遺址的新石器時代居住址占據了第9至17層，第9層出土有陶器，第10至17層不見陶器，俗稱“前陶新石器文化層”。在凱里揚博士命名的“前陶新石器A層”中，長眠著迄今所發現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耶利哥，在這一層中，發現有直徑5米左右的圓形豎穴居室，系由半圓錐體形狀的土坯壘砌而成。城市廢墟面積約4公頃，城周圍有厚2米、高4米石砌城墻，城墻最高處超過6米，用雕鑿規整的石塊壘成。城墻外還發現了一條寬644米、深2.43米的大溝，類似中國的護城壕。城中建有直徑10米、高8.5米以上的巨大塔樓，塔樓內設有階梯直通頂端，類似于歐洲中世紀的城堡主壘。考古學家們推測，當時耶利哥城常駐居民人口有2000人，他們從事農業生產，飼養牛、綿羊和豬，掌握了燧石制作工具的技術。這些居民還從事大規模土木工程建設，其組織嚴密的程度令人稱奇。
然而，繁盛一時的耶利哥城在公元前7300年左右突然衰落，此后與此文化系統不同的人從敘利亞一帶遷來定居，形成“前陶新石器B層”遺址。新居民用曬干的扁平狀土坯建筑較為規整的方形住宅，地面與墻壁抹上一層灰泥，屋內設神龕，城內新建了用于祭祀的建筑物。最有趣的是，在這一層中發現了一具用灰泥按死者生前面貌復原的頭骨，眼睛用貝殼鑲嵌，耳鼻酷肖，無疑與當時人有祖先崇拜有關。至公元前6000年左右，耶利哥再度廢棄，淪為荒丘。
公元前4500年左右，耶利哥重現人類活動的蹤影。居民們已會制作陶器，他們居住在豎穴房屋里，具有強烈的游牧民族色彩，這些先民大約逗留了500年左右，便遠徙他鄉，另覓新居。
到了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青銅時代早期，耶利哥再度興盛起來。居民們穿巖鑿墓，埋葬老者，他們死后盛行多人多次合葬。此外，還筑起城墻。凱里揚博士稱之為“原始都市期”。英國劍橋大學的著名考古學家格林?丹尼爾在其代表作《考古學150年》中稱耶利哥在這一時期才形成一座城市，與凱里揚博士的觀點略有出入。但不管怎樣，居民們用于土坯壘砌的城墻在地震和外敵的攻擊下，屢廢屢興，最終被阿摩利人的一把大火焚燒殆盡。
在這場洗劫后，耶利哥淪為尚未開化的阿摩利人的宿營地。公元前1900年左右，又一支來自敘利亞的民族占據了這座城市，重建耶利哥城，耶利哥進入中期青銅時代，這是耶利哥最繁榮的時期，很快，城市高度發展，成為重要的貿易中心。耶利哥城居民南與埃及人，北與赫梯人，東與美索不達米亞城邦，西與邁錫尼人進行交往，其富饒狀況集中反映在這一時期巖穴墓中隨葬品種類和數量上。地下出土遺物表明，隨葬品種類多，數量大，有食物、家具、裝飾品、陶器、雪花石膏制的容器、小木箱以及放置食物的桌子等。
可是，好景不長。公元前1560年前后，從埃及遠道而來的喜克索斯人攻入耶利哥，混亂中，城市毀于大火，化為焦土。
第9篇：考古學發展史范文
【關鍵詞】安陽 景觀 園林
一、安陽園林的發展史
河南在北宋之前作為漢文化的中心地區，其園林尤其是唐宋時期的河南園林對中國古典園林的形成和發展產生過一定的影響。河南因其地理位置、人文環境、政治經濟以及自然因素等特點，集眾多園林形式于一身，這些園林形制在發展過程中與河南的氣候、環境、民居等特色相結合，集中體現了河南傳統園林的地域特點以及其在中國古典園林發展史中的重要地位。本文對河南傳統園林的研究主要是建立在已有研究基礎上，結合中國古典園林體系的整體發展面貌和過程，同時著重分析若干典型園林，通過分析、比較的方法探討河南園林的景象及特征，利用文獻資料與考古、圖像相結合，進行互證分析，由此探討河南園林發展變革的脈絡與原因，闡明其中的設計思想及設計手法，確定其獨特的價值，揭示其在中國古典園林體系中的地位和價值。安陽市地處東經113°37′至114°58′、北緯35°12′和36°22′之間,位于我國河南省的北部,是晉、冀、魯、豫四省交匯處,面積7413平方公里。安陽是河南省最北部城市,中國七大古都之一,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甲骨文文化的故鄉。目前,安陽正朝著環境優雅,適宜居住的現代花園城市目標邁進。然而,隨著城市建設的飛速發展,由此帶來的環境問題制約著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城市綠地系統的建設是決定城市功能完善及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在整個中國古代園林的發展過程中,安陽地區的古代園林占據著非常重要的歷史地位。尤其是在殷商至魏晉南北朝這個時期的古代園林,許多都是在中國古典園林發展史上有著特殊及開創性的重要地位。“洹水安陽名不虛，三千年前是。”位于安陽市西北的殷墟，面積約30平方公里，是中國第一個有文獻記載并為甲骨文和考古發掘所證實的商代都城遺址。公元前1300年，商王盤庚建都于此，營建了中國青銅時代最繁盛的都城-大邑商，創造了以甲骨文、青銅器、玉器為代表的燦爛奪目的殷墟文化。
二、安陽園林的特點
安陽市木本園林植物區系的組成和性質特點,在科、屬、種不同水平上對安陽市木本園林植物區系特性進行了分析。其結果表明: 1.安陽市木本園林植物種類豐富,共有56科,131屬,350種,其中裸子植物6科,10屬,23種,被子植物50科、121屬、327種,在被子植物中,雙子葉植物49科、119屬、323種。單子葉植物1科、2屬、4種。 2.安陽市木本園林植物的優勢科為薔薇科、木犀科、松科、柏科、豆科、榆科、楊柳科、槭樹科、木蘭科、忍冬科等。 3.安陽木本園林植物類型主要屬于溫帶成分,亞熱帶分布類型較少,由此說明安陽木本園林植物區系是溫帶區系的特征,屬于華北植物區系,但因為其地理位置處在溫帶的南緣,仍有一些亞熱帶和熱帶的成分。如殷末周初略具雛形的且分布范圍極為廣泛的貴族園林――沙丘苑臺,雖然只是相當于皇家園林的前身,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皇家園林,但是在中國古典園林生成期的初始階段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國古代皇家園林歷史上第一座兼有軍事塢堡功能的“大內御苑”――曹魏時期的銅雀園；規模宏大的,在皇家園林的歷史上具有一定的開創性意義的北齊仙都苑等等,皆出現在安陽地區。 安陽地區因其地理位置、人文環境、政治經濟以及自然因素等特點,集眾多園林類型于一身,如殷商時期的貴族園林、春秋戰國時期的臺苑園林、漢代的村落桑林園林、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皇家園林及佛寺園林、隋唐時期的寺觀園林、北宋時期的廨署園林和元明清時期的私家園林等等,沒有一個地區能像安陽地區一樣具有如此長久的園林史,其園林經歷了與中國古代園林相似的淵源、生成、發展至全熟的過程。 但由于安陽地區的古代園林實例僅有明清時期的部分園林遺存,目前對安陽地區古代園林沒有系統的研究,尤其是在園林發展變遷及造園，樹名木是珍稀的自然資源,也是寶貴的文化遺產。為了了解其生長現狀和保護情況,在安陽地區進行了這次調查。調查方法采用查閱資料和實地考察相結合的方式,初步確定了該地區古樹的范圍,記錄了樹木年齡和樹體大小。安陽市木本園林植物中,從國外和我國南方引進的種類較多,這些外來的種類雖然豐富了本地園林物種,但在本區的生長狀況和對生態系統的影響還有待進一步觀
三、安陽園林的代表分水苑
安陽分水苑是一園林式景區，也是紅旗渠總干渠分為三條干渠的地方。距市區18公里，位于林慮山北部向東分支的大駝嶺、貓兒嶺之間凹腰處，原名“墳頭嶺”，后因之改名為“分水嶺”。這里各景點排列有序，規劃嚴整，翠柏簇擁，渠水奔騰。真可謂“山水秀麗”，令人“心曠神怡”。經過半個世紀的努力,安陽園林的基本框架已經形成。然而通過全方位、多角度的分析,不難發現安陽城市園林存在著以下突出問題,即城市總體綠量偏少,致使北方城市的諸多生態環境問題如高溫、干燥、陽光反射量大,風沙粉塵嚴重等,不能得到有效地緩解。
四、結論
國家級園林城市評選會上，安陽市憑借城市自身的良好的園林資源，入選國家級園林城市名錄。安陽市已形成了以庭院、居住區綠化為基礎，以道路綠化為網絡，以公園、游園、廣場、街頭綠地為景點，以河渠、國道防護林帶為屏障，喬木、灌木、草坪合理搭配，三季有花，四季常青的城市綠化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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