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的發展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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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考古學的發展范文

1．1課堂量化評價課堂學習量化評價就是課堂檢測，先根據《課程標準》要求、從三維目標出發編制課堂檢測試題．課堂評價試題一般5－8個小題，當堂進行訓練，學生自評、互評或教師批改，及時反饋評價結果，以便幫助學生發現、糾正學習中存在的問題，增強學生學習物理的興趣和自信心，促進學生的發展．然后，教師統計并分析學生的測試數據，分析試題看是否符合課程目標的要求．修改和調整課堂檢測試題，確實關注學生的學習過程，增強評價的實效性和針對性．

1．2科學探究的評價對科學探究的評價主要采用紙筆測試，試題要反映探究性學習的全過程，從科學探究的七個要素進行考查．通過評價，引導學生主動獲取物理知識，領悟科學探究方法，發展科學探究能力，體驗科學探究的樂趣，養成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和勇于創新的科學精神．從而在科學探究中落實三維課程目標．還應該對學生在科學探究活動中的真實表現進行評價．比如在小組探究學習活動過程中，教師或小組長可以通過設計的表格對學生的觀察、分析、操作和表述等方面的表現進行評價，學生的學習興趣，參與活動的投入程度，靈活應用知識、方法思考和解決問題的水平，合作意識等也要評價和肯定，激勵學生主動學習科學探究的內容和方法．

1．3實驗操作評價實驗操作評價屬于課堂評價的內容，主要是對學生的實驗技能進行評價．一方面，在課堂上對學生的實驗操作表現和水平采用小組長評組員，教師評小組長的方法，在教師制定的評價表格上量化評分或評定等級或寫肯定、鼓勵性的評語．并定期以書面或口頭的方式向學生通報，以增強學生的信心，發展學生的能力．另一方面，在學期末我們組織學生進行實驗操作考核．實驗操作考核按照中考實驗操作考核的要求編制幾組試題，然后由學生抽簽選題，現場操作由老師進行量化評分．

2單元學習評價

新課程倡導形成性評價與終結性評價結合，單元學習評價就是一種形成性評價．單元學習評價主要包括單元評價反饋、單元測驗、本單元學生的表現性評價、作品評價等．

2．1單元評價反饋及單元測驗

2．1．1單元評價反饋首先學生對一單元的習題進行自評或互評，由學習小組長和物理課代表統計評價結果，老師針對統計結果進行習題評講．(1)自評互評(以第十一章為例)(2)成功與疑惑希望你把成功的經驗和存在的疑惑寫下來．(3)教師評價①評價等級:()(A．良好B．較好C．合格D．需努力)②評價建議:學習方法建議:需要重點掌握的內容建議:

2．1．2根據單元評價反饋結果編寫單元評價試題對本單元的教與學進行評價，然后通過反饋的信息，進行量化分析．

2．1．3評價后的反思與總結了解學生在知識和能力方面的缺陷，以及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的不足，確定今后的教學策略，改進教學方法，從而有的放矢地進行今后的教學評價．

2．2作品評價及表現性評價作品評價是一種體現學生綜合應用知識和技能解決實際問題能力的綜合性評價．作品主要包括調查報告、小論文、研究性學習成果、小發明、小制作等．作品評價可以通過作品展示的方式進行，在一個單元結束后，在課前讓學生向大家展示自己的作品，通過學生、同伴、教師等多主體共同參與的評價，增強學生的自信和成就感，讓學生學會欣賞并學習他人，反思自己作品的不足，大膽提出進一步改進的方案．對學生的本單元的課堂學習和課外實踐活動的表現進行總結，并予以通報記入成長記錄袋．

3總結與思考

3．1評價的變革總結發展性學習評價的課題實驗，對學生學習評價的內容、方法和主體都發生了很大變革．評價內容由過去過分關注知識與技能，轉變為從知識與技能、過程與方法、情感態度與價值觀三維目標去評價;不僅對學生完成習題的情況進行評價，也重視學生在活動、實驗、制作、討論等方面的評價;．評價方法由過去單一的紙筆測驗，轉變為質性評價與量化評價有機結合，采用課堂觀察、作業、測驗、作品展示和成長記錄等靈活多樣的評價方式．評價主體由原來單純由老師進行評價，轉變為由老師、學生和家長共同參與的全面評價．

3．2需要改進的地方由于時間所限，評價內容多，很難有效完成各種評價，應該分階段進行，每階段有所側重．比如，每半學期選擇幾個重要的探究實驗進行科學探究評價和實驗操作評價，每一章選擇一節或兩節進行課堂評價，一學期選擇幾個培養點進行“情感、態度和價值觀”的評價．評價的實效性是需要繼續研究的課題，進一步研究對“過程與方法”的評價，使評價具有操作性、實效性，進一步研究對“情感、態度和價值觀”培養的內容和方法，尋找既科學有效又簡便易行的評價策略，以切實推動“情感、態度和價值觀”評價實踐的發展．總之，需要對不同內容，不同對象，不同的地方采用符合實際情況的、適當的、靈活多樣的評價方法才是科學合理的評價，才是發展性的評價．

第2篇：考古學的發展范文

進入考古學的初步發展期(1867—1919年,自此進入現代考古學的開端),美國人龐皮利(Pempelly,R)等在中亞土耳其斯坦的考察和安努遺址的發掘研究中應用動物考古學方法研究動物骨骼,證明牛、羊、豬尚處于從野生向家養的過渡狀態,豐富了早期農業的珍貴考古學資料。[6]近乎同時期,在美洲的分類描述階段(19世紀40年代—1919年),戴爾(Dall,WH)利用在阿拉斯加貝丘遺址發掘過程中獲得的脊椎動物遺存,結合狩獵工具和容器等考古遺存,按經濟形態和生態環境的差異進行了科學的地層劃分,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了年代序列,從而開創了美洲動物考古研究的先河。[7]在考古學的成熟階段(1919年—20世紀40年代,屬于考古學分類與鞏固期的前一階段),文化生態學思想對考古學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部分考古學家擺脫了以遺址為中心的文化—歷史方法的束縛,與生物學家和環境學家合作,借助生態學方法,通過動物考古和植物考古研究來重建史前環境和分析史前人類的食譜,進而了解古代人類對不斷變化的環境的適應過程。[8]20世紀20年代英國科學家約翰?馬歇爾負責對印度河流域青銅時代哈拉帕文明的重要遺址進行考古發掘,并利用動物考古研究成果闡述摩亨佐達羅城市文明的經濟類型。[9]20世紀30年代法國古生物學家德日進(PierreTeilharddeChardin)和我國古生物學家楊鐘健對安陽殷墟的動物遺存進行了鑒定和統計,分析了夏商時期的氣候環境。[10]楊鐘健對章丘城子崖新石器時代遺址動物骨骼進行了屬種鑒定[11]。

進入考古學的轉變期(20世紀40—60年代,屬于考古學分類與鞏固期的后一階段),從以層位學和類型學為研究手段的文化歷史研究轉變為以人類生態學思想指導的、大量結合自然科學方法和技術進行的古代社會重構的研究。西亞新石器時代農業起源研究就充分利用了動物考古的研究成果。[5]這一階段在美洲出現了人類行為的文化功能解釋的趨勢,以環境為背景來復原考古學文化的多學科研究,就充分體現了動物考古學的作用。[12]步入考古學發展新時期的新考古學出現階段(20世紀60—80年代),在傳統考古學重建文化史(主要是考古學文化時空框架的重建)的基礎上,美洲考古學家以復原或重建文化形態(生產力、社會組織和意識形態為主)、解釋文化過程(主要是文化發展的動因,屬于過程考古學范疇)這兩個更高層次的研究為目標,以進化論、系統論和生態學理論為思想指導,通過物質遺存所反映的考古學文化的各個方面及其與環境之間關系的研究,來更全面、系統地解釋文化發展的過程。作為文化生態系統中生物環境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動物資源利用方式和聚落形態研究中有關適應環境的生存戰略(包括食物、供給、聚落和維持戰略)研究,使動物考古研究的重要性進一步突出。[13]西亞的農業起源有關狩獵到飼養經濟發展過程的動態研究也得益于動物考古的微觀研究。[14]在考古學發展新時期的當展新階段(20世紀80年代至今),動物考古對于新學派中社會考古學各種社會形態經濟基礎的研究具有很強的說服力。[15]在探究古代人類精神世界的認知考古學有關肖像象征意義的研究中,動物考古知識的應用也獲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16]考古學流派將研究重點放在人類的適應性與系統平衡上,提倡生態學、進化論和辯證法相結合,這一過程中美國學者威廉?馬夸特對肯塔基西部貝丘遺址采食者的研究就體現出動物遺存研究所起的重要作用。[17]在社會學中程理論被引入到考古學后,在將其作為連接經驗性考古學材料與高層次文化理論解釋的橋梁的過程中,劉易斯?賓福德(LewisBinford)最有代表性的工作之一就是記錄了許多影響動物組合特征和條件的自然過程,并將這些過程應用到考古記錄的解釋中。在這個成功的中程理論應用研究范例中,動物考古的作用功不可沒①。[18]綜上所述,考古學產生和發展的歷程中,動物考古都不同程度地做出了貢獻,在提高人類對古代人地關系的認識水平上起到了積極作用。

以北美為代表的國際動物考古學發展歷程在梳理了動物考古與考古學淵源關系的前提下,根據理論與實踐的特征將動物考古學發展的階段性特征重新審視一下,有利于正確評價亞洲動物考古在整個世界動物考古領域所處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與考古學發展息息相關,國際上動物考古研究也是以歐美發達國家起步最早,以北美的階段性研究最具有代表性。以北美為代表的國際動物考古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即形成階段、系統化階段、綜合化階段。第一階段或開始形成時期(19世紀60年代—20世紀初),動物考古工作的貢獻主要在第四紀地質及舊石器時代考古的年代學和地層變化研究方面[19],如揭示人類的古老性,確定早期人類如何生存以及如何獲得食物并重建古環境。這些貢獻主要建立在應用地質學的地層學和古生物學方法的進化論理論基礎之上。這一時期環境決定論、環境可能論以及歷史學方法處于全盛期,而動物材料并未被納入考古學文化范疇當中。第二階段或系統化發展時期(20世紀40—50年代),動物考古工作者致力于兩個相關的目標,即了解動物的生物學及生態學特征以及認識人類行為的時空變化。這就要將理論及方法植根于如物理及生物等大量學科的系統性引入。大量分析性和人類學研究伴隨著如下兩個概念的出現而產生:中程理論和用來檢驗生存對策的經濟和生態學模式。這一時期的一大特點是強調方法的重要性。第三階段或綜合化成熟時期(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文化資源管理的快速發展,在很多方面開展的歷史時期動物考古研究以及大量開發出來的模型和預設對考古學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文化生態學和人類學理論特別注重生態學和環境學議題,在動物考古實踐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目的在于研究適應、生存對策以及人與環境之間的功能性關系。可以這樣說,這一時期動物考古充滿了所謂新考古學的思考。[20]這一時期的一大特點是邏輯推理方法由歸納轉變為演繹。

動物考古的理論與方法及其回答考古學問題的研究層次基于達格拉斯?J.布爾(DouglasJBrewer)在《考古學方法與理論》所做的關于動物考古學的理論、方法與目標的論述,我們可以將各種論題按著研究層次劃歸到不同的組分中(見表1)。[21]從表1中可以看到,在生物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理論范疇內的各種理論框架下,動物考古學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學問題大多處于中等 研究層次,只是生物地層學及古生物學探討的問題處于基礎性研究層次;哲學范疇內,除了方法論里數據搜集處于基礎性研究層次之外,絕大多數理論框架下動物考古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學問題處于高等或者極高等研究層次;文化遺產管理范疇的均變論涉及較高等層次的研究;系統論范疇的社會經濟生態理論框架下探討的考古學問題處于極高等研究層次

第3篇：考古學的發展范文

按認識規律和內在邏輯，把中國考古學的現狀和最新研究成果，客觀、系統、全面地揭示出來，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教材主要面向：

考古學一級學科內各專業在校本科生

本科階段非考古專業的考古學研究生

地方文博單位的業務人員

一、中國考古學研究的現狀

以1970年代中期為界，之前，中國考古學處在一個波浪式的發展階段。

之后，中國考古學則進入一個持續發展時期。

－田野考古規模不斷擴大，研究水平迅速提升。

－其原因，有外、內之分。

1970年代后期以來，各文化區新石器至早期青銅時代的文化發展序列和譜系的建構，是中國考古學的主軸和中心任務。

蘇秉琦先生的“區系類型”學說，順應和指導了這一階段中國考古學的發展。

這期間，各大區系一系列新的考古學文化得以面世和確立。

以五大區系為例－中原、海岱、環太湖、江漢、燕遼地區。

從1980年代中期以后，在以年代學為重心的文化史研究的過程中，中國考古學研究開始出現一些新的趨勢，如：

1985年，夏鼐先生《中國的文明起源》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1986年，蘇秉琦先生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國”的問題。

此后一段時間關于中國文明起源的討論和研究逐漸增多。

稍前，張光直在北大、山大舉辦的系列講座，介紹了“聚落考古”等歐美考古新觀念。

在歐美“新考古學”的影響下，關于國內考古學所處階段、存在問題的討論。

1991年2月，“考古工作涉外管理辦法”正式頒布。

隨后，以區域調查和田野發掘為主的中外合作考古項目得以開展和實施。

到1990年代中期，以黃河、長江和西遼河流域為主的各大區系，考古學文化的發展序列和文化譜系基本建立起來。

此外，中國考古學研究進入一個轉型時期，即從以年代學為中心的文化史研究，向以人為中心、以經濟、社會、思想文化、環境、資源及其互動關系為基本內容的社會考古研究轉移。

要全面研究和揭示古代社會，客觀上需要更多的不同門類的新資料。

于是，采用聚落考古的方法，全面改進田野考古工作，引入各種有用的現代自然科學技術，以求在田野考古和后續的工作中，獲取更多的研究古代社會的信息和資料。

2009年版《田野考古工作規程》的內容，就是上述新發展和新情況的具體體現。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考古學研究的轉型進展迅速，出現一系列新變化和新進展。

聚落考古－得到越來越多的考古學者的理解、支持和實踐。

區域系統調查，在全國各地迅速普及。并在實踐中結合中國各地的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地予以調整和完善。

考古發掘方面的變化更多，聚落考古方法和社會考古研究，體現在考古發掘的各個階段和層面。可以獲取有用信息和資料的所有手段，在田野考古發掘和后期研究中同等重要，所獲資料均為考古學研究之基礎。

在上述堅實的田野考古工作基礎上，綜合性的考古學研究得以向更為寬廣的領域拓展。

第4篇：考古學的發展范文

一

十九世紀中葉，丹麥著名的考古學家湯姆森（Thomcon.christian　1788-1865）在史前考古學中以石器時代、青銅時代、鐵器時代分期法作為歐洲史前技術發展史的三個階段，通過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具質料的演變，說明原始社會的發展歷程。這一分期方法具有較強的科學性，為考古學界普遍接受。湯姆森的三期說于1848年被譯成英文出版后，對歐洲考古學的發展影響巨大。時隔半個世紀之后，1901年，受西方史學思想的影響，梁啟超首倡"新史學"，激烈批判中國傳統史學，并擬撰寫一部新的中國通史。在《中國史敘論》中，他說明了編寫中國史的理論、思想、體例和分期等問題，其中第五節"有史以前之時代"即介紹了當時正在歐洲臻于成熟的考古學理論--湯姆森的三期說。"1847年以來，歐洲考古學會專派人發掘地中遺物，于是有史以前之古物學遂成為一學派。近所訂定而公認者，有所謂史前三期：其一石刀期；其三銅刀期；其三鐵刀期。而石刀期又分為新舊兩期，此進化之一定階段也。雖各地長短久暫，諸地不同，然其次第則一定也。"梁啟超將石器、銅器、鐵器三時代劃分理論與中國古代神話傳說相比附"中國雖學術未盛，在下之層石未經發現，然物質上之公例，無論何地，皆不可逃者也。故以此學說為比例，以考中國史前之史，決不為過。據此種學者所稱舊新石刀兩期，其所歷年代最綿遠，其時無家畜、無陶器、無農產業，中國當黃帝以前。神農已作耒sì＠①，蚩尤已為弓矢，其已經過石器時代，交入銅器時代之證據甚多，然則人類之起，遐哉邈乎，遠在洪水之前者斷然也。"（注：收入《飲冰室合集》第一冊，中華書局，1989年。）很遺憾，梁啟超未能運用史前三期說寫出一部中國通史的遠古時代篇，但是，他相當全面地了解西方考古學的新概念，并且注意到田野發掘的作用。這種用歐洲近代考古學理論對中國歷史進行分期的作法，在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確實是一種十分進步的思想。

二

考古學在中國古代被稱為金石學。具有悠久的歷史，宋代以來就很發達，漸漸形成一種專門的學問。降及清朝，金石學隨考據之風的興盛而蔚為大觀，尤其是乾嘉以來的學者，利用新出土的古器物銘文，做了大量的整理和研究的工作，名家輩出，著述如林。梁啟超在《清代學術》第十六部分專論清代的金石學。他認為"金石學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種學問"，并列舉了一些研治金石學的犖犖大家，如顧炎武《金石文字證》、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等名家名作。梁啟超把清代金石學研究分作幾派：其中顧、錢一派"專務以金石為考證經史之資料"；黃宗羲一派從金石中"研究文史義例"；此外尚有翁方綱一派"專講鑒別，則其考證非以助經史矣"；包世臣一派"專講書勢，則美術的研究也。"其后，金石學范圍擴大，考證商周銅器的"金文字興，而小學起一革命。"因為"儲器文字既可讀，其事跡出古經以外者甚多，因此增無數史料。"同時對美術史的研究也大有裨益。梁啟超特別提到了殷墟甲骨文的出土，雖然"惜文至簡，足供史料者希，然文字變遷異同之迷可稽焉。"（注：收入《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三十四。）而甲骨和簡牘的發現，不僅擴大了金石學的研究范圍，而且為傳統金石學向近代考古學的轉變起了推進作用。

此外，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第四章《論史料》中評述了地下出土文物對于歷史研究的重大價值。他說意大利龐培古城發現后，"意人發掘熱驟盛，羅馬城中續得之遺跡，相繼不絕。而羅馬古史乃起一革命，舊史謬誤，匡正什九。"對中國古代遺跡遭到破壞則深表惋惜。例如鉅鹿城"茍其能全部保存，而加以科學的整理，則吾儕最少可以對于宋代生活狀況得一明確印象。"（注：收入《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七十三。）在這里，梁啟超把史料的獲得分作兩部分：即在文字記錄以外者和文字記錄者。前者的性質，又可分三類：現存之實跡，傳述之口碑及遺下之古物。這些史料均屬于考古學、人類學、民族學和民俗學的范疇。梁啟超不僅重視歷史文獻，而且注意地下出土文物，這在當時實具先鋒意義。　 轉貼于

1922年10月22日，萬國考古學會會長，瑞典皇太子訪問中國，北京大學考古學會舉行了隆重的歡迎會，中外學者歡聚一堂，宣讀他們撰寫的關于考古學的論文。受聘于中國農商部地質調查所的瑞典人安特生（Andersson·J1874-1960）宣布了周口店猿人化石研究的最新成果。時在清華國學院擔任導師的梁啟超也應邀參加了會議，并做了《中國考古學之過去及將來》（注：收入《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一0一。　）的講演，在這篇演講中，梁啟超首先回顧了中國考古學的萌芽時期，即北宋的金石學，列舉了幾位著名的金石學家及其著作。如歐陽修《集古錄》、趙明誠、李清照夫婦《金石錄》、薛尚功《鐘鼎彝器款識》、呂大臨《考古圖》等。接著，梁啟超重點介紹了清代金石學的研究成就。他把清代金石學分成石、金、陶、骨甲及其他四類，分別概述了各類研究對象，內容及成果。最后，梁啟超作了展望，認為考古學在中國的發展仍很幼稚，可以發展之處很多，進而他提出努力的方向：一是加強田野考古發掘，并圈定中國幾處最有潛力的發掘地區（新疆、黃河上游、下游以及古代墳墓、大城名都、廢墟等）；二是方法的進步，包括繼承傳統金石學研究方法，引進西方考古學新理論（如地質學、古生物學、人類學等）。最后，梁啟超希望不久的將來，全國高等教育機關均設考古學科，以期開辟中國考古學的新紀元。

三

"現代考古學，最要者為田野工作，包括遺址的搜尋和發掘。"（注：斐文中：《史前考古學基礎》，收入《斐文中史前考古學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梁啟超還非常關注田野發掘。1926年冬，清華研究院和美國弗利爾藝術陳列館共同組織，李濟、袁復禮主持山西夏縣西陰村的田野考古發掘，這是中國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近代考古發掘。梁啟超對此次合作極感興趣，并給予大力贊助。他曾兩度親筆寫信給山西軍閥閻錫山，請他對這一新興科學事業給予官方支持。李濟后來深情地回憶道："梁啟超教授是非常熱心于田野考古的人，他主動地把我推薦給山西省模范省長閻錫山。"（注：李濟：《安陽--殷商古都發現、發掘、復原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在當地政府的協助下，這次考古發掘非常順利。1926年12月10日，梁啟超在寫給時在美國哈佛大學研究院攻讀考古和人類學專業的兒子梁思永的信中，多次提到李濟的田野發掘，"李濟之現在山西鄉下（非陜西）正采掘得興高采烈，我已經寫信給他，告訴以你的志愿及條件，大約十日內外可有回信。我想他們沒有不愿意的，只要能派作實在職務，得有實習機會，盤費、食住費等等都算不了什么大問題。"（注：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原來梁思永在美國留學期間，曾參加了印第安人遺址的發掘，寫信給父親梁啟超，表示想回國實習并搜集一些中國田野考古資料。這時，李濟也從山西發掘地回到北平，開箱整理出土器物，并在清華園與梁啟超相見，兩人談及邀請梁思永回國參加考古發掘事宜。后來，李濟把西陰村發掘所得實物的一部分在清華大學校園內做公開展覽，王維國、梁啟超參觀了展覽，并與李濟做了熱烈的交談。

1917年1月10日，　清華國學研究院為歡迎李濟在山西夏縣西陰村考古發掘的勝利歸來，舉行了茶話會。梁啟超出席并聽取了李濟、袁復禮二人所作的長篇報告。當天晚上，梁啟超興致極高，回到寓所后，立即寫了一封長信給梁思永。信中他首先報告了西陰村考古發掘成果，有"七十六箱成績平平安安運到本校，陸續打開，陳列在我們新設的考古室了。"之后，他談到出土的器物有銅器、石器、骨器等，還提到了著名的半個繭殼，以及復雜的陶器花紋問題。梁啟超特別提到了這次考古發掘的重大意義："瑞典人安特生力倡'中國文化西來'之說，自經這回的發掘，他們（指李濟、袁復禮二人）想翻這個案。"并認為"（李濟）所說'以考古家眼光看中國，遍地皆黃金，可惜沒有人會揀'真不錯。"建議梁思永回國"跟著李、袁二人做工作，一定很有益。"即使因時局動蕩而無法外出做田野發掘，在室內整理那76箱東西，"也斷不致白費這一年光陰。"（注：上引均見《梁啟超未刊書信手跡》，中華書局，1994年。）梁啟超還打算讓梁思永豐富一些古文物方面的知識，多參觀幾個新成立的博物館，然后再去歐美深造幾年，一定會受益更多。　 轉貼于

第5篇：考古學的發展范文

[關鍵詞]計算機技術；考古學；文物保護

現代計算機技術發展極快，不僅在管理、教學、醫學、生產等活動中有了廣泛的應用，還涉足到考古學，成為了文物考古與文物保護領域中的一種常用探測、管理手段。計算機技術應用于考古學的時間很早，可以追溯至上世紀50年代。文物考古學對計算機技術的應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即文物鑒別、文物保存、文物修復以及考古資料管理整理。下面對計算機技術在考古學、文物保護領域中的應用作詳細論述。

一、計算機技術在考古資料管理中的應用

這里的考古資料又指文物信息，文物考古必須借助信息資料，如果信息資料缺少，考古依據也會隨之丟失，最終導致考古無據可循。所以在文物考古中，行業人員除了要重視考古技術之外，還要重視考古資料。為了確保考古資料的管理質量，常常會將計算機技術引入其中。國內利用計算機技術建立數據庫，后通過管理數據庫來管理考古資料。數據庫管理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文獻情報檢索系統

20世紀80年代，國內某省某考古研究院研發并建立了一套“考古文獻情報檢索系統”，這是國內最早建立的考古文獻數據庫。早期，該系統能夠在考古資料管理模式下正常運行，為考古文獻資料管理提供便利，但后來該系統受到了“中國學術期刊網”的沖擊，到今天已經不再使用。

2、考古資料信息管理系統

考慮到人工管理不僅會耗費大量的時間，還會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無法真正滿足社會對考古資料信息的需求，所以國內某某省文物管理部門結合社會發展趨勢，在計算機應用技術基礎上構建了一套專門用來管理考古資料的信息管理系統，并在后期發展中不斷對該系統進行優化、完善，使其不僅能實現信息管理，還能進行報告編輯，為考古資料管理事業的進步提供了有力的技術條件。

3、地理信息管理系統

該系統的出現時間為上世紀60年代，是一種基于地理信息管理技術、計算機技術下的空間數據管理系統，能為考古學遺跡查找、探測提供幫助。國內歷史博物館對遺址進行考古時會應用到該系統，利用該系統具備的地理空間數據分析、處理技術來獲取文物的空間信息，定位文物。

二、計算機技術在考古研究中的應用

除了文獻資料管理之外，考古研究與文物探測中也會應用到計算機技術。考古研究領域對計算機技術的應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類型學研究

類型學研究法是文物考古研究領域中的常用方法之一，原理是先將搜集得到的相關資料進行科學、合理的歸納，后結合歸納結果，對搜集到的各部分資料相互間的關系進行分析，得出結論。類型學研究中，最終得到的分析結果的有效性與可靠性受研究人員經驗豐富性影響，研究人員經驗越豐富、研究水平越高，則得到的分析結果越可靠。要提及的是，由于這種研究方法多是由研究人員對資料進行分析，主觀性強，所以分析得到的結果也具有片面性特點，可能會出現分析失誤問題。如果將計算機技術引入其中，利用計算機技術對搜集到的文獻資料進行處理，可有效避免文獻資料主觀性分析，克服分析結果片面性難題。

2、不同單位間的排序和分期研究中的計算機技術

目前考古學的分期研究，往往是以一二組典型器物組合或幾件典型器物在不同發展階段中質變環節上的特征為標準，判斷其他組合或器物與其相似程度的高低，或與其共存關系的有無，建立一個遺址、一個墓地或一個考古學文化的分期。由于考古學意義上的分期其時間跨度多則幾百年，少則幾十年，所以屬于這種分期意義上的同屬一期的遺存之間，亦存在著絕對年代的差別。當考古學研究的目的向研究一個考古學文化內部的結構發展時，就會發現屬于同一分期之內的各遺存之間的相對關系，其排列的序列等問題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三、計算機技術在文物保護中的應用

1、計算機斷層攝影

計算機斷層攝影主要有：X射線計算機斷層攝影（X一CT）、超聲波計算機斷層攝影（U-CT）及利用核磁共振的計算機斷層攝影（NMR一CT）。由于CT技術的“透視”能力，使我們能對三維物體的內部結構進行精確描述，從而可以定量測定密度分布。

2、計算機輔助文物修復設計

傳統的文物修復主要依靠手工操作，文物修復的質量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文物修復者的素質。面對巨大數量的需要修復和養護的文物，傳統的手工作坊式技術、短缺的修復人才與我國文物事業的發展十分不相適應。引人現代科學技術，利用先進的技術方法，是文物修復技術發展的必然趨勢。

3、有限元分析法

有限元分析法是20世紀60年代初隨著計算機的發展而發展起來的一種新的數值計算方法。其基本思想和方法是離散化，即化無限為有限，以達到化難為易的目的。從物理上看，一個由無限個物質微元和結點構成的連續體，可以近似地用有限個在結構點處相互連結的單元所構成的組合體來代表。從而，可以把對連續體的分析變為對單個單元和它們的組合問題的分析。

四、結束語

計算機技術在現代考古學與文物保護領域中的應用十分廣泛，其不僅可單獨在考古文獻資料管理中應用，還能與其他同類技術相結合，形成一種新技術在考古研究中加以應用，為考古學的發展以及文物保護事業的進度提供源動力。在本篇文章中，筆者重點探討了計算機技術在考古文獻管理、考古研究以及文物保護三項工作中的應用，強調了計算機技術對考古學的作用于影響，得出了相關結論，希望對同行工作有所幫助。

參考文獻：

[1]騰銘予.計算機與考古學─―計算機技術在中國考古學領域的應用[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0（03）

第6篇：考古學的發展范文

我國考古學學科中“田野學校”的發展

近幾十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繁榮發展，國家進行了一系列基本建設工程，而考古部門則積極參與了諸如三門峽水利工程、三峽工程、南水北調等基本建設中的考古工作，發現了安陽殷墟、西安大明宮等珍貴的考古遺址，從而使考古發掘和文化保護一體化的趨勢日益明顯。然而，與我國近年來發現的大批珍貴遺址相比，我國考古學科的研究能力、創新能力以及與之相對應的技術力量卻遠遠不能支持和滿足考古發掘與文化遺產保護一體化的發展需求。因此，堅持加強國際合作與交流，與國外同行相互學習、取長補短、共同發展，使中國考古學更快走向世界;堅持把考古發掘同遺址保護與利用結合起來，自覺為文化遺產保護和利用提供學術支撐，已經成為當前中國考古學發展的主流。這兩方面內容近幾十年來都積累了基本經驗，因此在今后的發展中也應予以傳承和弘揚。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為例，1994年以來，它先后與美國、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亞、英國等國考古研究部門和高校合作開展中國田野考古工作［4］;2000年、2002年還派遣考古發掘隊前往德國、俄羅斯等國參加田野考古活動。目前，該所已與日本、韓國、越南、英國、法國、俄羅斯、德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秘魯等國的相關高校及考古機構，簽署了近20個長期友好合作交流框架協議項目。這也體現了田野學校這種交流手段已被國際考古學界接受，并在我國獲得了較大的發展。

“田野學校”在我國考古學專業研究生教育中的應用

(一)“田野學校”在我國考古學專業研究生教育中的應用

考古學是文理交叉的邊緣學科。隨著高校教學改革的不斷深化，國際考古學研究的深入開展和國內考古學界的廣泛關注與高度重視，以及在大力提倡素質教育，培養研究生具有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前提下，如何使得我國高等院校考古學專業研究生教育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已經成為考古學研究生教育中無法回避的一個問題。除了應該加大考古學專業研究生課程建設與教學改革實踐的力度，進一步改善教學環境，創建國內一流的考古學專業實驗室和一套完備合理的教學體系，我國一些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的考古學者已經認識到參加及舉辦田野學校(FieldSchool)在考古學專業研究生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他們同時也進行了一系列有益的嘗試，開創了田野學校這一培養考古學專業研究生創新能力的新途徑，期望能從根本上解決課堂講授的理論知識與實踐相脫節的現象。其所取得的成績，具體如下:1．2004年7月5日至8月18日，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師生7人與俄羅斯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考古與民族研究所在俄羅斯阿穆爾州的伊凡諾夫卡進行了考古發掘［5］。經過40天的野外作業，發掘面積共計250平方米，使用高技術手段測繪了30座靺鞨人古墓的地形圖與平面圖。同時，在此次發掘中，出土了包括陶器、金屬耳環、馬具、武器、青銅帶具、石器等在內的一批對研究靺鞨文化具有重要價值的遺物。針對此次考古田野學校的實踐，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朱泓教授說:“這是一次全新概念下的田野考古發掘活動。”2．2009年7月15日至9月6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考古系的兩位研究生赴羅馬尼亞參加由德國考古研究院歐亞考古研究所與羅馬尼亞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的羅馬尼亞皮特雷特遺址的聯合考古項目［6］。1943年，羅馬尼亞國家博物館曾對其進行過小規模的發掘。自2002年始，德國考古研究院歐亞考古研究所與羅馬尼亞科學院瓦西里•帕爾萬考古研究所合作，對其進行了大規模的考古發掘，在此次考古發掘之前已經進行了6個季度(2002、2004、2005、2006、2007、2008)的田野發掘作業。其發掘的目的是復原當地古代居民的生活，并考察當地公元前第五個千年的社會分化進程。此次發掘的領隊為德國考古研究院歐亞考古研究所的漢森教授，田野學校的成員包括來自德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土耳其、格魯吉亞、芬蘭、美國、中國的30多位考古學、地理學專業的學者及研究生。田野調查主要由考古學和地理學兩個團隊完成，其中，考古學團隊負責遺址的發掘、土壤的浮選以及地磁探測等;地理學團隊主要負責大面積的鉆探、取樣，以及勘測河道等收集古地貌信息的工作。在田野工作進行的同時，室內工作也有條不紊地進行著，這主要包括陶片的清洗、統計、拼對、繪圖、攝影等，負責室內工作的隊員同時也負責考古隊的后勤事務。另外，特殊的遺物亦有學者專門負責，并進行同步研究，例如對燧石核、石葉的分類，以及微痕分析等。通過參加此次的田野學校活動，使得考古學專業研究生熟悉并掌握了德國、羅馬尼亞等歐洲國家的考古發掘方法和研究理論，并與西方年輕學者建立起了聯系，為促進日后雙方的相互了解和學習搭建了平臺。3．2010年夏季，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考古學系的一位研究生赴洪都拉斯參加由美國哈佛大學皮博迪(Peabody)博物館組織的夏季田野學校(SummerFieldSchool)［7］。皮博迪博物館此次在科潘遺址舉辦的田野學校內容豐富，包括了田野考古發掘與整理、重要遺址參觀、西班牙語和瑪雅文字的專門教學、知名學者講座、閱讀與討論等諸多內容。除了上述活動外，來自不同國家的考古學專業研究生在發掘環節中還和哈佛大學考古學專業的部分研究生合作分組進行探方發掘，并參與了撰寫報告和整理陶片。通過此次田野學校的實習，使學生基本了解了科潘遺址的歷史、發掘現狀以及考古工作的方法。4．2008年夏季，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兩位研究生參加了由俄羅斯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考古學與民族學研究所和烏茲別克斯坦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聯合組織的田野學校［8］。此次夏季田野學校發掘的均為舊石器時代遺址，分別為Kulbulak，Kyzyl－AlmaII，Obi－RakhmatandDodekatymII四個遺址。通過此次田野學校的學習活動，使中國的考古學專業研究生不僅學習了中亞地區較為獨特的考古發掘方法，還對中亞地區舊石器時代中期至晚期的遺址文化面貌有了較為直觀的認識，同時也對晚更新世末期石葉技術在歐洲—中亞—東亞地區的傳播有了更為深刻的理解。

(二)“田野學校”的特點及其在我國考古學專業研究生教育中的作用

根據國際考古學專業田野學校的一些主要活動情況，我們可以對田野學校的特點進行一定程度的歸納:一是在注重研究生基礎訓練的同時，著重培養了研究生的動手能力和研究創新能力;二是注重教學相長;三是與研究生的學習興趣和研究方向相結合，并貼近當前國內外學術界關注的熱點問題。考古學是一門實踐性極強的學科，同時為了適應高等教育的發展以及考慮到未來國家各項事業的發展對人才綜合素質和能力的要求，因此，研究生階段的田野學校應該納入我國考古學科研究生專業的培養計劃之中，最終成為貫徹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教學理念、落實高校固本培源以及著重提高研究生綜合素質和能力之辦學特色的主要途徑。考古學作為一門獨特的學科，其發掘和研究的進展既和其他人文學科一樣，受到歷史、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影響，同時又在很大程度上為自然科學技術所推動。中外考古研究工作基本狀況的差異盡管有著社會制度、歷史情況和科技水平等多方面的原因，難以通過閱讀相關專業文獻獲得全面的認識，但仍然可以通過采取使考古學專業研究生參加田野學校的形式進行了解，并為今后我國考古學專業研究生的專業研究提供很多借鑒。由此可見，田野學校在我國考古學專業研究生教育中具有較為重要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一是田野學校形式多樣，培養了研究生的學術創新能力;二是提高了研究生的綜合素質，鞏固了其專業興趣;三是搭建了與國外考古青年學者及研究生進行學術交流的平臺，增進了彼此的了解，也為其畢業后可能存在的國際合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我國考古學專業研究生教育實行“田野學校”培養模式的思路及方案

第7篇：考古學的發展范文

一、 動物考古學的研究對象和目的

作者在前言和第一章中分別介紹動物考古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目的。動物考古學的研究對象包括大型動物和小型動物。大型生物是指哺乳綱、鳥綱、爬行綱、兩棲綱、軟骨魚綱和硬骨魚綱等脊椎動物以及軟體動物和甲殼綱等無脊椎動物。微型動物是指以上各類動物中個體較小的種類，如蝸牛、昆蟲等。動物考古學的研究目標是探討人與環境，特別是人與動物的關系。在人與動物的關系中，人類利用動物是主要內容，如以動物為食;用動物的骨骼做工具，用尸體做肥料和燃料;利用畜力進行勞作和運輸，用狗協助打獵、看守房屋和畜群;把動物融入人類的精神世界中，如祭祀、圖騰等觀念。動物考古學的特點是多學科的交叉性，在研究過程中需要運用生物學、生態學等自然科學和人類學、歷史學、考古學等社會科學的知識。

二、 動物考古學的歷史和理論

作者在第二章簡略回顧動物考古學的發展歷史。19世紀，美國考古學者注重對器物分類和描述，動物遺存的大部分研究由對生物學感興趣的學者完成;之后，研究環境的生物學家開始注意動物遺存，他們研究動物的分布、滅絕的種類、骨骼形態特征和病理學，也有學者推測人類行為并收集、鑒定并測量骨骼。20世紀40年代之后，手工制品受到考古學家的重視，被加工的骨器終于進入他們的視野。但是，沒有人工痕跡的骨骼仍然沒有得到重視。直到泰勒（Taylor）提出全方位地研究人與環境的關系的觀點，動物考古學才有了實質性的發展。隨后，最小個體數等研究方法逐步完善，動物考古學成為一門可認知的學科，在考古學研究中發揮巨大的作用。在發展過程中，動物考古學不斷從生物學、人類學以及考古學中借鑒理論和方法。目前，動物考古學的研究內容主要有三個部分：一是動物考古學的研究方法，如怎樣獲得準確的數據？二是人類學方面的研究，如人類的營養需求、生存策略、社會關系和家畜起源等問題;三是生物學和生態環境方面的研究，如古代動物的生長、自然環境的面貌等。

三、 動物考古學的背景知識

動物考古學研究首先應具備相關學科的基礎知識，作者在第三章對生物學知識進行介紹。在分類學方面，動物考古學借用生物學中的界、門、綱、目、科、屬、種的分類法，力圖將出土骨骼鑒定到種或屬。在解剖學方面，提到動物的骨骼具有不同的功能，分為攝食、運動和保護三種，功能的不同導致骨骼形態的不同。分布地域、季節和人類行為等外因和個體發育、年齡和性別等內因導致個體在骨骼上的差異，動物考古學家利用這些差異區別不同種屬和年齡階段的動物。生物不斷與外界物質發生交換，體內碳、氮等穩定同位素含量有變化，生物自身蘊含遺傳信息，因而碳氮穩定同位素和古DNA分析這類科技方法也被應用于動物考古學研究。

作者在第四章介紹了與動物考古學相關的生態學知識。從生態學的角度來看，每種動物都有特定的生態位和生活史對策。生態位是指生物與其所在的環境發生的所有關系;生活史對策在不同的環境中會有變化，它包括動物的繁殖、生長和發育、性成熟、照顧幼崽和衰老等方面。這對古代人類的狩獵活動很有幫助，可以被動物考古學家用來推測人類當時的行為。在有機物質和無機物質相聯系的生態系統中，生物因素、食物網、生產率、豐度、多樣性和均勻度是群落生態學要研究的問題。關于均勻度，我國有學者對其在動物考古學研究中的應用有過介紹（1），還有學者用分異度和均衡度分析遺址周圍的野生動物資源，進而探討人類的生業模式②。

作者在第五章主要講述動物骨骼在人類使用遺址時、遺址被廢棄后、考古學家發掘及整理時發生的埋藏學變化。骨骼發生的埋藏學改變分為初期變化和后續變化兩種。初期變化發生于動物被捕獲、人類利用動物、骨骼被掩埋的過程中;后續變化是發掘和整理資料時造成的變化。古代人類的某些行為是一級改變的原因，如捕捉動物、宰殺動物、剝皮、肢解、烹飪、燒烤、制作工具等。我國學者曾通過實驗觀察人類吸髓與動物啃咬形成的碎骨具有不同的特征③。古代動物的一些行為，如食肉動物和嚙齒類動物啃咬、大中型動物踩踏等，以及氣候、溫度、土壤ph值等非生物因素也是誘因。除需要注意初期變化，后續變化對動物考古學家進行解釋也有影響。以發掘方法為例，是否采用篩選法或浮選法，對發掘者能否收集到微小骨骼有很大影響，進而影響鑒定結果和結論。

四、 動物考古學的研究方法

作者在第六章和第七章談到怎樣從眾多碎骨中提取到有研究價值的信息、應該提取哪些信息。作者將這些信息分為兩種，一種是通過鑒定骨骼直接獲得的信息，稱為原始資料，原始資料可以被后來的研究者重復觀察;另一種是衍生資料需要在原始資料的基礎上通過分析和計算得到。原始資料包括骨骼的部位、種屬、數量、表面痕跡、病理現象、年齡和性別的解剖學特征、測量數據和重量等。這些內容最后都要輸入電腦，以便進行各種計算。在鑒定和分析之前，需要查看以往的研究資料，準備當地的動物標本。鑒定過程中要持謹慎的態度，使用解剖學語言描述骨骼的具體部位、特征和保存狀況。反映年齡的特征主要有頭骨縫和骨骺的愈合程度、牙齒萌出和磨損的程度，反映性別的特征主要是骨骼的形態。可鑒定到種屬的骨骼數量和不可鑒定的骨骼數量都要統計。觀察骨骼表面痕跡要記錄骨骼斷裂的位置、斷裂面方向、斷裂口的形狀。病理方面要注意形態不正常的牙齒或骨骼以及牙齒是否發生釉質發育不全的現象。比較完整的骨骼需要測量。由于原始資料是衍生資料的基礎，所以需要熟練的人員從事鑒定的工作。

如何獲取衍生資料是第七章的主要內容，包括估算個體大小、建立年齡結構和性別比例、計算各種動物的相對比例和骨骼的出現頻率、估算古代人類的食物組成、分析骨骼表面痕跡和病理現象等。

了解動物的個體大小可以反映古代人類喜歡捕獵哪種體型的動物、被捕捉的動物群是否存在狩獵壓，也可以評估肉類在食物中的比重。復原個體大小最簡單的方法是將骨骼與實驗室的現生骨骼標本比較，大小基本一樣的標本可初步提供出土骨骼代表的動物大小。測量值也可為區分動物個體大小提供標尺，還可區分家養動物和野生動物。

在原始資料中記錄的年齡特征可以反映個體大概的死亡年齡，多個個體的死亡年齡可以建立這一種動物的年齡結構曲線。生存曲線可以解釋人類的某些行為：死亡年齡集中于幼年、青年的家羊的生存曲線提示人類飼養它們的目的是為了吃肉。骨骼形態特征和測量數據可以反映動物的性別，成年的雄性個體往往大于雌性個體。同年齡結構一樣，性別比例也提示人類行為的信息，如雌性比例高是人工選擇的一種結果。

通過最小個體數和可鑒定標本數能夠計算遺址內一種動物占所有動物的數量的百分比，可以反映出人類經常利用哪些動物。如果某種動物占的比例極大，那么這種動物就很有可能是家養動物。計算最小個體數的方法在不斷完善的過程中變化，懷特（White）認為可以利用左右兩邊對稱的骨骼來估算最小個體數，即同一部位的骨骼哪邊的數量多，其值就是最小個體數。隨后有學者將年齡、性別、骨骼大小這些因素補充到計算最小個體數的考慮要素中。例如，發現2塊豬左側的下頜（1塊1歲，1塊2歲），1塊右側的下頜（3歲），可見右側的那塊下頜與左側的2塊都非一個個體，因此最小個體數應該是3。此外，可鑒定標本數也是統計數量的方法，它是由計算分別屬于各個種屬的全部動物骨骼數量得來的。與最小個體數不同，可鑒定標本數有時容易受到一塊完整骨骼破碎成多個碎塊的影響，應而在研究遺址出土的各個種屬的動物數量時，應綜合兩者進行分析。

計算骨骼的出現頻率要先將骨骼歸納到不同的骨骼部位中。骨骼部位既包括完整的骨骼，如肱骨、鎖骨;也包括多塊骨骼連在一起形成的解剖學部位，如前肢、腳;還包括人類屠宰動物經常肢解的單元。最小個體數可以得出骨骼部位的數量，最大值就是這個遺址預期收集到的值，每個部位發現的數量除以最大值就得到了發現值與預期值的比例。我國已有學者對遺址內不同部位的骨骼出現的頻率做過研究④。此外，效用指數也是研究骨骼出現頻率的一種方法。

有兩類方法從骨骼的角度估算古代人類的食物組成。第一類方法是估算一個完整個體的肉量。懷特（White）通過文獻并結合具體實例考證鳥類身上的肉量占總重量的70%，哺乳動物的占50%。用每種動物的體重乘以百分比，就可以得到這種動物的肉量。一個個體的肉量乘以最小個體數，可以求得這種動物對古代人類肉食貢獻的總量。第二類方法由里德（Reed）發明，根據出土骨骼的重量復原肉量。我國有學者針對這兩種計算方法做過比較研究，認為它們具有不同的適用范圍⑤。

骨骼表面痕跡的位置和類型以及病理現象可以提供人類行為的信息。出現在關節連接處的砍痕可能是肢解動物時留下的，家畜骨骼上的病理現象可能是勞役造成的，骨骼表面風化程度可以為埋藏學研究提供信息。

以上就是動物考古學常用的研究方法，不難看出每種方法可以解決相對應的研究問題，因此研究方法應與研究目的相匹配。而且，推理過程中還要充分考慮到每種方法的局限性，做出謹慎的、客觀的推斷。

五、 動物考古學研究的幾個問題

作者在第八至十章中分別談了動物考古學中比較重要的三個研究問題，第八章探討如何解釋古代人類狩獵形成的動物遺骸和人類的生存策略。人類在捕獵時需要考慮哪些因素？約基姆（Jochim）模型提到他們需要理性地思考利用哪種動物資源、用多少、什么時候找、到哪找、由誰找等問題。這一模型的本質是古代人類在獲取動物資源時花費的支出和最終的收益之間尋找平衡。古代人類選擇居住點、進行捕獵等生存活動需要考慮是否受限于時間、空間等環境條件。我國膠東半島貝丘遺址的動物考古學研究顯示，由于人類活動受到地域的限制，在小范圍內持續捕撈對貝類的生長造成捕撈壓⑥。當人類狩獵成功后，他們選擇價值高的部分帶回居住區，開始制作食物。這個過程會在骨骼上留下切、砍等痕跡，也會在一些工具和容器上留下脂肪、蛋白質等微小物質。人類還會利用一些骨骼制作工具、裝飾品、建筑材料和玩具。隱藏在可以觀察到的動物遺存的背后，還有當時與人類狩獵活動有關或是因狩獵活動形成的交換系統和社會地位、社會組織、等各種社會關系，動物考古學家試圖用物質遺存來探尋這些背后的聯系。

古代人類馴養家畜的活動也是動物考古學研究的問題。第九章主要講人類馴養家畜、利用家畜的行為以及怎樣初步鑒定家養動物。狗是一種獨特的家養動物，它被馴化的時間很早。12000年以前，家狗的骨骼形態可以與野生祖先相區別，而DNA研究顯示家狗起源的時間可以早到13000至15000年以前。狗的作用有很多，可以提供肉食、守衛居住地、幫助狩獵、陪伴人類，還能幫助人類看守家畜。其它的家養動物可以為人類提供肉、奶和皮毛，大型動物的骨骼是制作骨器和裝飾品的原料，動物的糞便可以做燃料或肥料，有些家畜還可以用作交通工具、動物犧牲等。多數家養動物的體型逐漸變小;身體各部分的比例也發生變化，如豬的鼻子變小。骨骼測量是區分家養動物和野生動物的一種方法。另外，還可以在測量的基礎上計算骨骼的長寬之比。數量比例、年齡結構、性別比例和病理現象也能夠提供人類馴化的信息。羊毛紡織品、家畜和柵欄模型等人工制品是人類成功馴化并利用家養動物的佐證。我國學者依據中國動物考古學的實踐，提出了考古遺址出土家養動物的系列鑒定標準⑦。

用動物遺存重建古代環境是動物考古學中研究歷史相對較長的一個問題，早在動物考古學發展之初，古環境和古生物研究者就開展了這方面研究。用動物遺存復原環境的理論基礎是均變論，即“將今論古”。在了解現代動物的生活習性和分布地域的基礎上，推知古代的動物也具有這樣的特征，就可以利用遺址出土的物種復原當地的自然環境和氣候。例如，竹鼠現在主要分布在長江流域和長江以南，西安半坡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竹鼠的骨骼，這說明當時的氣候比現在溫暖濕潤⑧。這一過程要區分遺址當地的物種和外來的物種，復原遺址周邊環境時應排除外來物種。小型動物對環境變化敏感，提供的生態學信息較多。寄生蟲還可以提供人類生活條件、健康水平的信息。同一物種種群內部若干個體的體形大小和年齡可以判斷當時的環境是否有利于動物生長。古代人類不斷向自然環境索取的同時也在改變著環境，最顯著的行為就是動植物的馴化影響到原來生態系統的平衡，這也是復原環境的一項研究內容。

六、 結 論

第十一章是全書的結論，作者列出埋藏學、營養和飲食、動物資源的利用、技術、交換系統、社會等級、馴化和古環境八項研究中需要用到的原始資料、衍生資料和與之相聯系的理論、觀點，簡明地表示了從骨骼獲取信息與進行考古學解釋之間的關系。作者強調研究者應持謹慎的態度和方法，使用與研究目標匹配的研究方法，通過觀察、實驗和重復的方法，將多學科的研究綜合起來。作者指出，目前動物考古學研究在研究方法、人類對環境的適應和影響、動物的用途和社會含義等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同位素分析和基因考古學的應用將在動物考古學研究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整合這些研究才能從更廣泛的角度研究人類的歷史。

這本教材從動物考古學研究需要具備的相關知識入手，分別講述了動物考古學的理論、方法與研究內容，幫助讀者對動物考古學有一個初步了解。然而，《動物考古學（第二版）》以美國及其附近地區的研究為主，沒有收錄我國動物考古研究的資料，不利于初學者掌握我國的研究歷史和現狀。動物祭祀和隨葬是我國動物考古研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如目前發現的新石器時代使用豬進行隨葬和祭祀的現象⑨，漢水中游地區史前墓葬隨葬豬骨的現象可能與社會分化有關⑩，商代早期和商代晚期高規格遺址祭祀用牲的種類是不同的（11），該書對這些研究涉及有限。但是，作為一本入門指導的教科書，《動物考古學（第二版）》值得初學者精細地研讀，從而掌握這一分支學科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為做好我國的動物考古學研究奠定基礎。

我在學習動物考古博士課程的第一年，導師袁靖先生要求我閱讀英文版的《動物考古學（第二版）》，還要求每讀完一段話，要用中文記錄下這段話的大意。經過一個學期，我終于完成了先生的要求。在閱讀和記錄的過程中，我對動物考古的研究背景、方法和思路有了一定認識，在隨后的鑒定和整理工作中，我的這些認識又得到進一步的深化。我十分感謝袁靖先生帶我走進了動物考古學的研究殿堂;也十分感謝《動物考古學（第二版）》的著者編出如此之好的教材。此稿完成于3年之前，但是遲遲沒有發表，現在正好趕上《動物考古學（第二版）》的中譯本即將出版，我相信會有更多的人從閱讀《動物考古學（第二版）》的原著或中譯本的過程中受益！

注釋：

① 胡松梅：《分異度、均衡度在動物考古中的應用》，《考古與文物》1999年第2期。

② 黃蘊平：《動物骨骼數量分析和家畜馴化發展初探》，《動物考古（第1輯）》，文物出版社，2010年。

③ 呂遵諤、黃蘊平：《大型肉食哺乳動物啃咬骨骼和敲骨取髓破碎骨片的特征》，《紀念北京大學考古專業三十周年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④ 馬蕭林：《靈寶西坡遺址的肉食消費模式――骨骼部位發現率、表面痕跡及破碎度》，《華夏考古》2008年第4期。

⑤ a.楊杰：《古代居民肉食結構的復原》，《考古與文物》2007年第6期。b.何錕宇、蔣成、陳劍：《淺論動物考古學中兩種肉量估算方法――以營盤山遺址出土的動物骨骼為例》，《考古與文物》2009年第5期。c.羅運兵：《中國古代豬類馴化、飼養與儀式性使用》，第50頁，科學出版社，2012年。

⑥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膠東半島貝丘遺址環境考古》，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

⑦ 袁靖：《中國古代家養動物的動物考古學研究》，《第四紀研究》2012年第2期。

⑧ 李有恒、韓德芬：《陜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時代遺址中之獸類骨骼》，《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1959年第4期。

⑨ 袁靖：《中國新石器時代用豬祭祀及隨葬的研究》，袁靖：《科技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09年。

第8篇：考古學的發展范文

[關鍵詞]李濟；《中國文明的開始》； 知識考古學

[中圖分類號]K0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3）04-0108-02

李濟先生的著作《中國文明的開始》，成書于英文，最早于1957年在美國西雅圖由華盛頓大學出版社出版，1970年曾由萬家寶（）譯成中文由臺北商務印書館出版。這部書第一講挖掘出中國的歷史（中國考古學史），第二講概論中國文明的起源和它的早期發展，第三講講述中國的青銅時代。目前大陸的同名版本由李先生的哲嗣光謨編選，江蘇教育出版社（鳳凰出版集團）出版，其書除了主體部分，另外還選了幾篇相關的文字與之相補充并互為輝映。應當說，從其一生的學術著作來看，多數都與中國的上古文明或文化有關。各篇多按發表年代排列，大致可反映先生某些學術思想和觀點的發展過程。這里主要結合李濟李濟的主要學術成就和研究背景，對此著作大陸版本的主體部分作以評述。

在這本著作中，他首先談到了考古學研究的目的：“現代中國考古學家的工作，不能僅限于找尋證據以重現中國過去的光輝，其更重要的責任，毋寧說是回答那些以前歷史家所含混解釋的，卻在近代科學影響下醞釀出的-些問題。這樣產生的問題屬于兩類，但兩者卻息息相關。其一是有關中華民族的原始及其形成，其二為有關中國文明的性質及其成長。”這樣的屬于兩類但息息相關的問題，實際構成了對中國考古學及其歷史研究的最核心內容。而考古學家的工作，正在于“回答那些以前歷史家所含混解釋的，卻在近代科學影響醞釀出的一些問題”，這些問題都包含在他所倡導的“重建上古史”、“中國的若干人類學問題”以及“新史學的四種境界觀”等之中。

如若不以嚴格西方學理意義下的學科分野來論述，中國的考古學淵源可以最早追溯到傳統的金石學、古器物學。而在20世紀以降，特別是在中國傳統學術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以傅斯年所領導的“史語所”支持下的考古學，則成為率先“現代化”的學科之一，這門科學成為了革命性的科學。劉夢溪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總序》中羅列，自儒、釋、道三家并立，標志著我國傳統學術思想多元化格局的進一步形成，宋明學術、乾嘉學術、晚清新學等中國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變過程中形成的各種學術流派。他指出：“直承今文學而來的疑古學派的出現，本來是傳統學術走向現代的重要一步，但在甲骨、敦煌學新發現面前，它遇到了巨大的挑戰，簡直足以在事實上拆毀它賴以建立的理念根基。”接下來他引述了王國維在《古史新證》中所提出的“二重證據法”：“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證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劉先生接下來評論說：“此一新理念的提出，學術界響應者甚眾，不僅對疑古之偏頗有所是正，對二十世紀的學術行程也自有其影響，同時也是中國現代學術何以史學一門最富實績的原因……而中國現代學術中考古門的建立，也是與清末的學術新發現相聯系的……二十世紀初，以發掘工作為基礎的現代考古學的建立，李濟、董作賓、郭沫若諸人，與有功焉。”回顧近現代學術思想史，即由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之嬗變過程，“疑古學派”、“考古”與“二重證據法”是幾個關鍵方面，代表當時知識界的思想潮流。1928年傅斯年先生發表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謂：“總而言之，我們不是讀書的人，我們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這句話在當時所帶有的宣言性質，實際上具有學術思想史的意義。

學術之變并非僅有新舊嬗變，因為所謂“學術”實際上是一個國家知識活動的體現。在這個變化的整體趨勢之中，考古學是一個很明顯的征象。這是由它的學科性質及學術運作的特征所決定，相比于“傳統學術”中那種強烈的書齋性，這門學科的重視實物的實證主義態度和獲取研究資料的方式，應該被看作是一種鮮明的初生之氣和青春氣象，是中國“傳統學術”的一股新鮮血液和“現代學術”的一支生力軍，在這個時代背景下，考古學是一門富于革新精神的學科。為了充分地了解這個學科在整個人類知識體系中的重要性，必須把考古學納入學術思想史之中。而在這門學科之中，李濟先生被認為是“中國考古學之父”、“中國考古學最重要的一位奠基人”。因此，當我們討論《中國文明的開始》時，必須把李濟先生及其作品置于中國學術思想史的背景中去。

李濟，1896年出生，1911年考入留美預科學校清華學堂，1918年官費留美入麻州克拉克大學攻讀心理學，并于次年改讀人口學專業，1920年獲得社會學碩士學位。1920～1923年，他轉入哈佛大學攻讀人類學，1923年獲博士學位后回國。以上這個學業簡歷很重要，因為它反映了李濟先生學術的基礎，也是我們分析和研究他學術思想的線索。如果與其后的梁思永、夏鼎、蘇秉琦等先生相比較，可以看出李濟先生更多地受到了美國人類學的影響。

在《中國文明的開始》中，李濟先生認為，研究上古文化所面臨的最要緊的問題，首先一部分是要如何把殷商的考古材料與事前的考古材料比較貫穿，同時要把若干不能解釋的成分，找出它們可能的來源。這些問題，在他看來都不是憑想象能解決的。它們的解決，需要更廣闊的田野考古工作，以及更深度的比較研究。任何古史的重建工作必須以可靠的材料為立論依據，材料必須是經過考證及鑒定的文獻史料，和以科學方法發掘及報道的考古資料。撰稿人須盡量利用一切有關材料，尤其要注意利用最新的資料，其中包括幾大范圍：一是放眼世界、全球范圍內的人類起源和原始文化的資料；二是與研究東亞地形有關的科學資料，包括地質學、氣象學、古生物學各種研究成果；三是人類的文化遺跡（史前考古學，主要針對古器物即古代人類遺留下的工具等）；四是體質人類學的成果（包括對古代人身體遺骸的研究、其分化演變的過程以及和環境之間的關系等）；五是狹義的考古學資料（即古器物學家所承認研究的考古資料，青銅時代以及以后的歷史），但李濟先生同時指出，因為在采集方法與看法上的不同，這批材料的價值在過去都沒有得到它們應該得到的注意，而在現代考古學的視野下，它們的學術重要性會得到重新思考；六是民族學家研究的對象，主要集中在原始民族的風俗習慣和其體質上；七是研究中國上古史最基本的資料，即傳統的經學與史學文獻，而如何辨別這些龐雜的資料和評價它們的價值，均需要長時間的訓練和研習。

第9篇：考古學的發展范文

一、手工繪圖依舊是取得考古現場第一手資料的基本方法

我國20至21世紀的考古工作與考古學研究的結果表明，迄今為止，我國考古繪圖主要依賴手工完成。不僅貫穿于考古發掘的全過程，也是當代考古學研究的重要手段和依據。

從我國考古學建立之初，傳統手工繪圖就是不可或缺的工作內容，不僅在攝影技術不發達的時期，全部考古圖錄主要靠專業工作者手繪完成：“要親自動手，文物一旦露頭，……必須完成當天的考古記錄”，即使在考古學高度發展的今天，考古繪圖工作已經加入了新的技術因素，大量在現場依照實況和器物實體手工繪出的圖紙，作為現場采集的第一手資料，其價值是臨摹、修改、復制、打印等后續而成的二手資料所不能比擬的。

在攝像與電子技術高度應用于考古學領域的今天，人工對遺址現場的全景、地層、地形、遺跡及其分布的實測與繪圖，仍是保留現場信息的必要步驟，方格網等方法依舊被作為最基本的測量和繪圖方式在實際工作中使用，以保留考古遺址和器物的原貌。現場示意圖、剖面圖是考古遺址不可忽略的重要步驟。以河南焦作府城遺址發掘為例，所做的大量對遺跡的結構、分布、地層堆積、坑底細部情況繪制的平剖面圖不僅是對現場的第一手記錄，也是后續分析研究工作的基礎，特別是對結構復雜的各墓葬、窯址等清晰的繪圖，是動態發掘過程中不可遺漏的重要證據。對其深淺層位進行精確的測繪，明確遺物的出土位置、疊壓關系，對后期墓葬主人身份的辨析考證，具有極重要的證明意義。

即使在一些特殊的考古場合，現場繪圖也是必不可少的，手工繪圖不斷運用于考古新領域。2010年“南澳I號”的沉船船體和文物發掘中，繪圖工作是在水下數十米深處與現場發掘同步進行，現場對考察“南澳I號”復雜的遺址堆積狀況的記錄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是學界揭示南澳島水下的遺址群的概貌、探討南澳島作為海上古絲綢之路的咽喉要地重要意義的關鍵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各種原因，傳統考古繪圖方式被忽略、被扭曲的現象時有發生。隨著大規模建設的展開，少數匆忙開發的遺址，由于缺乏專業繪圖理念，未能遵循正確的繪圖原則，往往造成第一手繪圖資料的缺失。如某些遺址的發掘，由于忽略了現場繪圖記錄，不僅缺乏寶貴的現場記錄資料，也為后續的疊壓關系研究、器物鑒定、排序與研究造成困難。

繪圖軟件的大量應用，一方面帶來繪圖工作的便捷和細致，另一方面也使人產生誤解，認為即便沒有繪畫能力，各種軟件也可以取代人工，完成繪圖工作。這導致傳統繪圖方法被忽略，手工繪圖的重要性降低，甚至很多本應由專門人員完成的原始資料圖由技術工人，將繪圖視為現場的簡單記錄。

問題的出現是考古工作中對繪圖工作的理解出現誤差。事實上，考古繪圖并不是單純圖錄備用，而是將現場復雜信息整理、篩選和保存的過程。特別是對地下遺物多、疊壓打破關系復雜的遺址，準確保留第一現場的必要信息，將疊壓的復雜關系正確傳遞給后續研究，沒有相應的專業知識是無法完成的。

我國長期考古工作的經驗表明，傳統手工繪圖無法取代。它不僅貫穿于20世紀近百年的中國考古，并且會在21世紀的考古發掘中繼續發揮重要作用。

二、考古繪圖是考古工作深入研究的重要手段

我國考古事業的不斷發展，使考古繪圖有著廣闊的發展領域。在承擔野外調查、現場發掘任務之外，考古繪圖貫穿于器物整理、考古報告、現場復原全過程，并且正在不斷深入影響考古學研究。

在后期的器物整理、遺址報告中，作為三大要素之一，繪圖也承擔著極其重要的任務，是梳理和陳述考察成果的基本手段。幾乎所有的考古學報告，都要配以大量的圖錄，闡述考古過程，明示器物特征，展示發掘特征，提出新的觀點。武漢考古所等為盤龍城宋窯與商墓遺跡所做的大量清晰繪圖，清晰地表明了黃陂盤龍復雜的多層文化，為學界的后期研究提供了最明了的答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黃石市博物館在《湖北大冶蟹子地遺址2009年發掘報告》的附圖包括遺址示意圖、探方圖、地層堆積剖面圖、各個時期的器物圖、紋飾圖等數百幅。而記錄600座楚墓，反映東周文化的考古報告《江陵九店東周墓》，正是其圖繪工作的疏忽草率，而受到學界的批評。

器物的修復整理，往往需要對原物預先繪圖，特別是對彩繪器物的修復，必須首先采集和保留原物信息。其中包括“詳細記錄描述器物各個部位的彩繪顏色、范圍和保存狀況”，“采用多種顏色進行繪制，詳細記錄描述每層彩繪相互之間的關系”等。在對秦俑一號坑新發現的斷裂數塊的彩繪陶俑進行搶救性處理前進行的保存原樣的繪圖，就是修復器物的規范做法。

圖文并茂是考古學者深入研究的基本方法。蘇秉琦以北首嶺出土雙唇口、壺罐形口與姜寨壺罐形口的比較圖提出關于仰韶文化分期的重要論點，劉慶柱《中國古代都城考古學述論》，以數十幅歷代城池遺址圖、地形圖論述中國都城考古的發展成就，都顯示了我國考古學家圖文并長的研究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