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投資的特征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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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直接投資的特征范文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OFDI） 流量和存量 資本流出 投資轉型
一、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特征
對外直接投資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是指國內的投資者在國外或境外設立、購買國（境）外企業，并以控制該企業的經營管理權為核心的經濟活動。
（一）我國對外投資行業分布多元化、地區分布不均衡
當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覆蓋了國民經濟所有行業類別，體現了對外直接投資主體的多元化。但其中租賃與商業服務、金融業、采礦業、批發和零售以及制造業五大行業占了整個對外投資行業類別比重的絕大部分。從產業結構角度來看，主要以第三產業為主，偏重初級加工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而科研與技術服務、信息傳輸和計算機軟件業等技術密集型產業投資比重較小。
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地區分布是不均衡的，對發達經濟體投資增長不盡理想。OFDI主要分布在亞洲和拉丁美洲，兩者占比高達八成。對亞洲地區的投資主要集中于香港（中國）地區；對拉丁美洲的投資分布主要在英屬維爾京群島和開曼群島；香港（中國）、英屬維爾京群島和開曼群島的投資分布如此集中，源于這三個地區十分發達的離岸金融體系，其對資本流動限制少，稅收政策也比國內優惠。
（二）國際投資地位成功轉型
中國的國際投資地位已經從單純的資本輸入成功轉型為資本輸入輸出趨于平衡，這說明我國從主要依靠出口貿易和引進外資的格局發生了重大的轉變。參考英國著名國際投資專家鄧寧（J.H.Dunning）提出的對外投資發展階段論，我國正處于對外投資發展階段論中的第三階段向第四階段轉折的時點。到了第四階段，凈對外投資額將不斷擴展，對外直接投資流出量將高于流入量。
（三）非國有企業對外投資活躍度增加
在我國進行海外投資的企業類型當中，非國有企業的對外投資占比不斷擴大，而國有企業對外投資的流量占比降至四成。民營企業對外投資活躍，國家政策也鼓勵民營企業、中小企業“走出去”，走向國際化經營和競爭。
二、中國對外投資熱潮的導因分析
（一）經濟轉型的必然要求
對外投資加速是我國經濟轉型的必然要求。中國正處于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重要時期，平穩的國內經濟環境為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良好契機。另外，國內的勞動力成本逐漸上升，資源環境的壓力也逐漸增大，企業此時將目光移至海外，可加強利用多國資源和市場。
（二）國內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提高
我國國有、民營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是呈逐漸上升趨勢的，其國際化經營的意愿和能力也在不斷變強。在美國經濟學家海默提出的壟斷優勢理論中，企業具有的壟斷優勢是其選擇對外投資的重要原因。具有這種優勢的跨國經營企業能夠克服各種社會、經濟、文化、地理位置等方面存在的困難。
（三）示好的對外投資前景
一方面，發達國家有良好的投資環境。投資發達國家能形成經濟發展和產業技術上的優勢互補，吸收世界領先的科技優勢與發展經驗。另一方面，欠發達國家有良好的投資機遇。亞洲、非洲、南美洲一些發展中國家、欠發達國家，其經濟發展進程中需要大量引進國外的資本和技術，巨大的需求量預示著巨大的機遇。
（四）政府的不斷鼓勵與支持
中國政府推行“走出去”戰略，鼓勵有條件的企業對外投資、跨國經營，并加大了對跨國企業的信貸、保險、外匯支持力度。商務部的新修訂《境外投資管理辦法》中一個最大亮點在于切實落實企業對外投資自，有利于落實企業自主進行投資決策，推進境外投資便利化進程。
（五）國外相關優惠政策的鼓勵
經濟的高度一體化令許多國家在促進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推出了一些優惠政策以鼓勵、吸引外商直接投資（FDI），以推動本國的經濟的發展。歐債危機后，許多歐洲國家經濟發展徘徊不前，出于拉動經濟考慮，都表示將給予稅收減免等投資優惠政策，鼓勵國外投資者進行投資。亞洲市場也不斷在推行鼓勵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措施。
三、中國企業海外投資擴張的對策及建議
（一）加大政策支持，完善相關法律體系
堅持“走出去”發展戰略，制定相關戰略規劃，鼓勵、支持及引導我國企業的跨國公司健康發展。提高對跨國企業的金融支持，有助于其擴張海外融資渠道。盡快建立并完善符合國際慣例的相關法律法規體系，加強對國際慣例規則的研究工作。
（二）企業內部結構升級，注重與東道國文化環境的融合
首先，應借鑒國際知名企業的管理經驗，重視提高國內企業的品牌價值，吸收其先進的科學技術，注重提高企業的海外市場占有率及投資回報率，保持其持久的競爭力。其次，要有國際化經營意識，具備創新意識，持續更新經營觀念，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企業國際化、經營管理機制和企業文化。再者，注重公司本土文化與投資國當地的文化背景相融合。
（三）具備風險意識，做到未雨綢繆
跨國投資包含機遇也有挑戰，對外投資并不一定代表高收益。面對復雜的國際投資環境，中國企業在進行海外擴張的過程中要真正落實到實地考察，增強企業社會責任感和風險意識，做足市場分析并明確定位，深度思考投資行為中包含的潛在利弊，能夠快速識別環境和市場的變化并做出迅速的反應。做到理智分析、謹慎行事，防患于未然，培育出有品牌，有實力，規模與質量雙優的大型跨國企業。
參考文獻
[1]Thilo Hanemann.Chinese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EU and the US：a comparative view [J/OL].Asia Europe Journal.8 April 2014.
[2]楊挺.2013-201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特征及趨勢[J].《國際經濟合作》2014年第1期.
[3]李玉梅.國際投資規則比較、趨勢與中國對策[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4第1期.
第2篇：直接投資的特征范文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項目(05JA790024)
作者簡介：
胡小娟(1963-)，女，湖南長沙人。湖南大學經濟與貿易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國際投資與貿易。
摘要：文章運用大量數據分別考察了美國在華直接投資的結構特征與中國對美國出口商品的結構特征，發現它們之間存在顯著相關性。通過計量方法進一步論證了美國在華直接投資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可帶動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產品及低、中、高技術產品對美國出口的不同出口效果，據此說明美國在華直接投資對中國向美國出口的商品結構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關鍵詞：美國；直接投資；出口商品結構
中圖分類號：F83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0594(2007)12-0053-04 收稿日期：2007-09-26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美國在華直接投資與中美貿易之間的關系日益增強。在美國對華直接投資迅速增長的同時，中美貿易也出現了同步上升趨勢。截至2005年底，美國成為僅次于香港的第二大對華直接投資的地區，同時成為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在中美貿易規模迅速擴大的背后，中國對美國出口商品結構也得到了不斷優化。一方面，工業制成品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另一方面，在工業制成品內部，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出口超過了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此外，高技術產品在中國對美國出口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那么美國在華直接投資的增加是否是中國對美國出口商品結構不斷優化的原因?在改善中國對美國出口商品結構上美國在華直接投資是否發揮了積極作用?
Muchielli&Chedor(1999)指出，對發展中國家進行投資的外國資本，擁有國內企業所不具備的國際市場經驗和知識、更完善的國際銷售網絡、更先進的技術及管理經驗，因此外商直接投資可以大大提高東道國的出口競爭力，在長時間里還可能改變東道國出口商品的結構。Wang,Buckley&Clegg(2002)利用回歸分析方法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出口的影響，發現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出口的擴張做出了重大貢獻，同時出口商品中制成品和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所占份額的上升表明外商直接投資提升了中國出口商品結構。江小涓(2002)通過分別計算外商投資企業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在全國出口總額及外資企業出口總額中所占比重，發現外商投資企業對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出口貢獻突出，說明外商投資企業提升了中國出口商品的結構。楊迤(2000)、許和連和賴明勇(2001)、奚君羊和劉衛江(2002)分別使用相關分析、協整分析技術和誤差修正模型、回歸分析方法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出口貿易的影響，均指出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工業制成品出口的促進作用明顯，對初級產品的出口推動作用很小，說明外商直接投資改善了中國的出口商品結構。關于美國在華直接投資與中美貿易之間的關系的文獻有王洪慶、張浩、朱榮林(2005)、田銀華、朱文蔚(2005)和許祥云、秦士先(2006)，他們運用協整分析方法進行研究，得出一致的結論：美國在華直接投資促進了中美貿易的發展，美國在華直接投與中美貿易之間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
第3篇：直接投資的特征范文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 現狀
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特點
（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穩步增長
從對外投資流量方面分析，2002年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僅為27億美元，2002年到2011年以年均44.6%的比率穩步上升，實現了年度數據以來連續十年的增長。對外投資存量一直以來都呈現出強勁的增長勢頭，從2002年的299億美元猛增至2011年的4247.8億美元，10年時間增長了約13倍，年均增長率達到31.48%。
（二）與主要發達國家相比對外投資規模仍然偏小
2011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占全球當年流量的4.4%，居于全球當年外國直接投資流量排名的第六位。不過同發達國家差距仍然顯著，以2011年為例，美國、日本、英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分別為中國的5.31倍、1.53倍、1.43倍。2011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年末存量為21.17萬億美元，占全球當年存量的2%，居于全球第13位。存量規模遠低于發達國家，2011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分別相當于美國、英國、德國對外投資存量的9.43%、24.53%、29.46%。
（三）當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以非金融類為主
2011年中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685.8億美元，同比增長14%。其中境外企業實現銷售收入10448億美元，同比增長47.1%；境內投資者通過境外企業實現的進出口額為1845億美元，較上年增長35%。2011年末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為3573.9億美元，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存量673.9億美元。
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分布特點
（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亞洲、拉丁美洲
2011年，中國企業投資流量相對來說比較集中，從地區分布來看，主要集中區域為亞洲、拉丁美洲，所占比例分別為62%、16%。中國對歐洲的投資實現連續三年高速增長，占流量總額11.1%；中國對大洋洲的投資為33.2億美元；對非洲的投資快速增長，達到31.7億美元；對北美洲的投資略有下降，為24.8億美元。
（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流向中國香港、英屬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
按照資金投向的東道國來看，2011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投向的國家或地區及其分布比例為：中國香港所占比重為47.8%，英屬維爾京群島和開曼群島等避稅地所占比重為分別為8.3%、6.6%，世界其他地區所占比重為31%，資金主要流向法國新加坡、澳大利亞、美國、英國等國家。
（三）中國對外投資八成以上流向發展中國家
2011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向發展中國或地區的投資為612.3億美元，所占比重為82%，流向發達國家經濟體的投資為134.2億美元，所占比重為18%。中國對主要經濟體投資快速增長，其中對歐盟的投資為75.61億美元；對東盟的投資為59.05億美元；對澳大利亞投資為31.65億美元；對美國投資18.11億美元；對俄羅斯投資7.16億美元。
三、中國外直接投資行業分布特點
（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行業分布多元化
2011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覆蓋了國民經濟所有行業類別，其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金融業、采礦業、批發零售業、制造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六個行業累計投資存量為3779.9億美元，占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總額的89%。從行業分布上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中所占比重最大的依然是租賃和商業服務業；排在第二的行業是金融業；采礦業以微弱的差距排在第三位；排在第四位的是批發和零售業。
（二）中國對世界主要經濟體直接投資的行業分布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在行業分布方面覆蓋面廣且集中程度高。對外投資最集中的六個行業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是所有行業中所占比重最高的，投資存量達到1070.2億美元，主要流向中國香港和歐盟；金融業在投資存量中所占比重位居第二；排在第三位的是批發和零售業。采礦業以微弱差距名列第四位。
四、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主體的特征
（一）境內投資者逐漸多元化
2011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者達到13500家，將境內投資者按照登記注冊類型分類，從企業數量上看，有限責任公司數量在對外投資企業中所占比重最大，為60.4%。位列第二的是國有企業，所占比重為11.1%。從境內投資者的行業分布看，制造業是開展對外投資最為活躍的行業，所占比重為42.7%；其次是批發和零售業，占 22.9%；；再次為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占5.2%。
（二）境外投資者多集中在亞洲地區
2011年，中國境外企業覆蓋率為72%。其中在亞洲和非洲地區境外企業覆蓋率最高，分別達到90%、85%；其次是北美洲和歐洲，投資覆蓋率分別為75%和71.2%；再次是拉丁美洲和大洋洲，投資覆蓋率分別為57.1%、40%。
參考文獻
[1]2011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R].中國統計出版社.
[2]王雯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現狀、機遇與策略研究[D].外交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0.
第4篇：直接投資的特征范文
（一）假設前提（1）FC模型是2×2×2模型，即兩區域、兩部門、兩種生產要素。假設世界上只有兩個國家——A國和B國，兩國的消費者偏好、生產技術和市場開放度是對稱的，但是要素稟賦分為對稱和不對稱兩種情況，而相對應地為對稱FC模型和非對稱FC模型。相關變量上標“*”代表B國的變量，用上標“w”表示世界水平的變量。（2）兩種生產要素是資本K和勞動L，并且假定資本是可以跨區域流動的，而勞動力是不可流動的。資本收益必須在資本所有者原所在地進行消費。設定sL=L/LW，s*L=L*/LW，sK=K/KW，s*K=K*/KW，即sL和s*L表示A國和B國的勞動力稟賦占世界總勞動力稟賦的比例，sK和s*K表示兩國資本稟賦占比。另外，由于資本的可流動性，用sN和s*N代表兩國生產過程中使用的資本份額。（3）兩個部門為工業部門M和農業部門A。其中，假定農業部門是完全競爭市場、規模報酬不變，每生產一單位農業產品只投入aA單位的勞動力；而工業部門是壟斷競爭市場、規模報酬遞增，使用兩種生產要素K和L。企業成本函數寫為c=π+aMwx，其中x為產出。另外，假設兩個地區的企業個數分別為n和n*，則nW=n+n*。在D-S框架下，每個企業只生產一種產品，每個企業生產一種產品只使用一單位資本投入，因此有sN=n/nW，s*N=n*/nW，nW=KW。（4）假設工業部門國內交易不存在交易成本，但存在跨國界的交易成本，并采用“冰山運輸成本”的形式。即如果從A國運輸τ（τ³1）單位工業產品到B國，到達B國并進行銷售的產品為1單位，τ-1單位的產品在運輸過程中“融化”掉了，也就是運輸成本。
（二）消費者行為以A國為例，國內消費者的效用函數可以表示為。
（三）生產者行為由前面的假設條件，農業部門不存在交易成本，因此兩國農產品的價格是相等的，即aAw=PA=P*A=aAw*，因此兩國的工資水平是相等的。兩國的勞動力不能流動，那么兩國都會生產農產品，即農業產品的生產是非專業化分工形式。
（四）長期均衡根據假設條件，資本是可以自由流動的，但資本收益必須在資本所有者原所在地進行消費，那么資本的流動取決于兩個國家的資本收益率。因此，將資本流動方程表示為DsN=(π-π*)sN(1-sN)。當π=π*時，兩國資本收益率相等，不存在新的資本流動，達到長期均衡；另外，當sN=0或sN=1時，資本都集聚在一個國家，也不存在資本流動，達到長期均衡。由以上的推導可知，當滿足（14）式或者（20）式時，經濟達到長期均衡，即沒有資本流動。這兩個式子說明企業（資本）的空間分布是由支出的空間分布決定的，也是由國家的資本和勞動力要素稟賦決定的。另外，如果兩國的要素稟賦是對稱的，即sL=1/2，sK=1/2，那么，sE=1/2，sN=1/2，此時企業的空間分布已經形成，并且不會發生變動，沒有資本流動，經濟達到長期均衡。即使受到外來的沖擊，受到要素稟賦的影響也會恢復到這種均衡狀態。
（五）資本流動和參數變動基于本文討論的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問題，筆者將重點討論非均衡模型，即兩國的市場規模、要素稟賦不對稱情形。首先，筆者將考察資本流動和企業空間分布、支出分布之間的關系。由前面的分析可知，資本的流動取決于兩個國家的資本收益率，設Dπ=π-π*，利用（12）式、（13）式考察Dπ和sN之間的關系。從（22）式可以看出，其偏導數符號的正負取決于sE的大小，當sE<12時，企業的投資收益會隨著企業（資本）在本國的集聚而增加，當sE>12時，企業的投資收益會隨著企業（資本）在本國的集聚而減少。從經濟學意義上說，如果本國市場規模不是很大，企業在本國的集聚可以實現外部規模經濟、減少信息成本等使得企業投資收益增加，進而吸引更多的企業進入，這也是Krugman（1991）本地市場效應的體現；相反，如果市場規模很大，太多的企業集中在本國市場，競爭的加劇、資源的爭奪會使得企業的投資收益下降，進而使企業向國外轉移，即出現市場擁擠效應。同時，式（23）說明，在企業（資本）分布給定的情形下，本國的市場規模越大，企業在兩國的資本收益率的差異就越大。
（六）結論（1）上述理論模型中，當東道國市場規模沒有非常大時，前期分布于該國的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越多，企業的資本收益就越大，進而吸引更多的外資企業進入。實際上，每個國家的市場規模都是相對有限的，我國在某東道國的先期投資會吸引更多的直接投資流入。（2）當考察非均衡模型的情形，如果假定當前已經發生資本的集聚，即本國使用的資本比例超過1/2，此時本地勞動力要素稟賦越豐裕、資本要素越豐裕、市場規模越大、貿易自由度越大，則分布于本國的企業（資本）比例越大，即越多的企業（或資本）集聚于本國市場。
二、實證模型
（一）假說的提出將上面的A國看作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東道國，B國看作是我國，通過以上理論模型的結論分析，可以提出以下幾個假說。假說1：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分布傾向于市場規模較大的國家。假說2：我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空間分布傾向于勞動力要素稟賦豐裕的國家。假說3：我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空間分布傾向于資本要素稟賦豐裕的國家。假說4：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傾向于分布在雙邊貿易自由度較大的國家。假說5：對于需求結構差異較大的國家或地區，其豐裕的資本要素稟賦會吸引更多的我國直接投資；而在需求結構類似的國家或地區，其豐裕的勞動力要素稟賦會吸引更多的我國直接投資。
（二）基準模型的設定眾所周知，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理論并沒有形成一個系統框架，各個理論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對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作出解釋。因此，本文在討論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的影響因素時，將新經濟地理因素作為核心變量，并且納入一些傳統國際直接投資區位因素和影響直接投資區位的雙邊因素作為控制變量。建立的計量經濟模型如下：根據對外直接投資影響因素的相關理論分析以及本文第三部分（一）提出的相關假說，新經濟地理因素包括市場規模、資本豐裕度、勞動豐裕度、貿易自由度、技術水平①；傳統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理論因素包括自然資源稟賦、基礎設施、宏觀經濟穩定性、商業環境、政治風險；影響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的雙邊因素包括雙邊匯率、雙邊投資協定、雙邊貿易、雙邊地理距離和雙邊文化距離。計量經濟模型的形式設定為：
（三）計量模型的估計結果和分析本文使用計量軟件stata作為分析工具，應用靜態面板模型進行估計。首先，Hausman檢驗結果顯示適用于隨機效應模型；其次，通過對各個解釋變量容忍度和方差膨脹因子的檢驗，發現變量之間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最后，經查驗該模型解釋變量間存在序列自相關。表2中的m1表示固定效應模型的估計結果，m2表示隨機效應模型的估計結果，m3給出的是糾偏后得到的估計結果。由回歸結果可以看出，模型的設定是比較好的，筆者選定的解釋變量能夠解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近80%的區位分布變化。在新經濟地理因素中，東道國的市場規模和技術水平可以用來解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分布。其中，市場規模的系數為0.00256，說明東道國的市場規模每擴大一個百分點會使我國在該地投資存量比重上升0.00256個百分點；類似地，東道國的技術水平每擴大一個百分點就可以使我國在該地投資存量比重上升0.00447個百分點。而勞動力要素稟賦、資本要素稟賦和貿易自由度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的影響不顯著。以上的分析表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從整體上體現出了市場尋求和技術尋求的特征。市場尋求型ODI的出現主要是因為一些國家或地區增加了貿易壁壘作為進口替代的一部分，為了繞過這些貿易壁壘，其他國家或地區便通過對其直接投資的形式進入這些市場，進而市場尋求型ODI也就發展起來了。我國作為制造大國，相當一部分產品在國內市場已經接近飽和，很多企業轉向國外市場。然而在貿易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我國出口商品遭遇的技術貿易壁壘、反傾銷訴訟等貿易壁壘的情況越來越多，僅靠出口帶動增長的空間又很有限。較大的市場規模意味著較大的市場需求，因此，在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時，我國企業會傾向于進入市場規模大的目標市場進行直接投資，規避東道國或地區貿易壁壘的同時，拓展和占領更大規模的海外銷售市場。另外，我國的技術水平、技術轉化和研發創新等方面的能力與發達國家還有一定的差距。事實上，我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并且有較強市場競爭力的核心技術不多，這也是我國高新技術類對外直接投資企業數量少、比例低的原因。現階段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更多地是尋求技術而不是輸出技術。同時，很多發達國家具有雄厚的科技實力和管理經驗，但是一些國家對先進技術保護嚴格，限制高新技術的出口，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通過跨國并購的形式可以繞過這些壁壘而擁有先進技術。因此，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傾向于選擇技術水平較高的國家或地區。貿促會《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現狀及意向調查報告》數據顯示，高達81.7%的企業認為東道國比國內市場規模大。同時，參與調查的企業中有超過一半的企業均認同“在東道國獲取創新所需要的技術比國內難度低”的觀點。這也從微觀角度佐證了估計結果。此外，東道國的勞動力要素、資本要素豐裕度以及貿易自由度并不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的決定因素。以東道國工資水平（勞動力要素價格）的倒數衡量的勞動力要素豐裕度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的影響不顯著，即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效率尋求特征不明顯，這似乎和一般的理論預期不符。同時，一些研究和調查也表明東道國獲取資金比國內難度低，貿易開放度的增加可以吸引外來投資，但是估計結果也沒有支持這些結論。筆者認為，這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特點是密切相關的。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越來越多地表現出多元化，包括目標的多元化和區位的多元化等。效率尋求型的對外直接投資企業主要以垂直型為主，多是遵循“雁形模式”將產業鏈下端或者附加值較低的勞動密集型工作和環節以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轉移到國外。因此，他們會較多地將具有廉價的原材料和生產要素的國家作為投資對象，具體到我國，會投資于蒙古、贊比亞、尼日利亞等國家，但畢竟我國對這些國家的投資占比不是很大，因此相應地效率尋求特征表現得就不明顯。
三、結論和政策建議
（一）結論首先，本文的理論基礎起源于新經濟地理學。新經濟地理理論以及同它具有相同基礎的新貿易理論強調了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新經濟地理理論的興起和發展彌補和豐富了傳統國際直接投資區位理論。通過對新經濟地理理論的歸納總結和梳理，發現自由資本模型（FCModel）可以用來解釋國際直接投資的區位分布問題。因此，筆者對FC模型進行推導，加之自身的理解和對模型參數的進一步分析，得出了有關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的五個假說。在理論模型和相關假說的基礎上，筆者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實證檢驗。通過靜態面板模型的估計，發現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受到新經濟地理因素、傳統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因素和影響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的雙邊因素的共同影響。具體而言，東道國的市場規模、技術水平、自然資源稟賦、良好的商業環境、對東道國的出口、較近的地理距離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這也表明，總體上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表現出明顯的市場尋求、技術尋求、資源尋求和出口拉動的特征。
第5篇：直接投資的特征范文
一、關于企業國際直接投資動機的理論研究
企業通過國際直接投資獲得迅速發展是20世紀中后期全球經濟最顯著的現象之一。其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企業國際直接投資的動機是否相同，可以籍由理論研究的比較反映出實踐中存在的差異。
（一）傳統國際直接投資動機的相關理論
國際直接投資的傳統理論主要是從發達國家的視角出發進行研究，如壟斷優勢理論、內部化理論與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等都闡述了在不確定性的國際環境中，降低營運成本是企業國際化經營的獨特動機。其中，壟斷優勢理論以結構性市場的非完全性和企業的特定優勢為前提，認為市場非完全性是企業獲得壟斷優勢的根源，壟斷優勢是企業開展國際直接投資的動機；內部化理論以Coase的產權理論為基礎，將制度分析推廣到國際范疇，認為中間產品市場的不完全性以及尋求交易費用的節約是企業進行國際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國際生產折衷理論認為，決定企業國際直接投資的基本因素有三方面，即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以及內部化優勢，這就是著名的OLI范式；Knickerbocker的寡占反應論則從寡頭之間的博弈行為來分析跨國公司之間的交叉直接投資行為；Caves提出匯率與對外直接投資相互關系論，認為對外直接投資短期巨大波動主要與匯率變化有關，強幣國的資本化率要高于弱幣國。因此，假定其他條件不變，強貨幣國家具有較高資本化優勢的廠商將向弱貨幣國家進行直接投資。
以上理論較多關注國際直接投資過程中的營運成本或交易成本，而忽視了跨國公司全球營運網絡本身可能產生的利益與機會。Kogut提出了多國網絡理論假設，著重分析了企業通過跨國經營網絡所提供的營運彈性而產生的相對于東道國企業較多的優勢；Buckley和Casson指出，彈性不僅是公司戰略的一部分，而且是區位優勢的主要因素。根據多國網絡假設理論，國際化涉入效果的評估是通過衡量企業持有的具有價值的實質選擇權的組合；Doukas & Travlos主張，這些選擇權只能由跨國公司取得并運用，卻不能被投資人取得并買賣。因此公司的價值應該增加以反映這些選擇價值權的增加。由于這些實質選擇權數目的增加，跨國公司的價值應該隨著更高的國際化水平而增加。
從有關企業國際直接投資動機理論的發展來看，內部化理論和多國網絡理論得到了國外諸多學者和文獻的支持。
（二）發展中國家國際直接投資動機的相關理論
隨著發展中國家國際競爭力的增強與國際直接投資的興起，研究發展中國家企業國際直接投資動機的成果也逐漸豐富和完善起來。
美國經濟學家Louis R.Wells所提出的小規模技術理論，被學術界認為是研究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開創性成果。Wells認為，發達國家的技術在市場容量比較小的發展中國家無法取得規模優勢，因此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主要競爭優勢來自于兩個方面：一是與母國市場特征密切相關的低生產成本及低價策略；二是為小市場需要服務的小規模生產技術。因此，即使是技術、規模在全球不具有比較優勢的發展中國家，也可以通過技術引進、技術改造和技術創新等技術再生途徑參與國際直接投資。此外該理論還指出種族紐帶和保護出口市場也是發展中國家企業國際直接投資的重要原因，民族文化的特點成為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的一個重要特征。
Wells的小規模技術理論對發展中國家企業開展國際直接投資活動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英國經濟學家Sanjaya Lall進一步指出，盡管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技術特征表現為規模小、標準化和勞動密集型，但這種技術的形成卻包含著企業內在的創新活動，所以本質上不同于從發達國家引進的源技術。因此，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在小規模生產條件、相似市場需求與相同收入水平國家中具有一定的特有優勢，這些優勢不僅可以帶動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直接投資，甚至通過對成熟技術的創新還可以促進其對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
二、關于企業國際直接投資運營階段的理論研究
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主要是伴隨著戰后跨國公司海外擴張的步伐發展起來的，隨著企業國際直接投資方式的不斷深入與多樣化發展，諸多學者陸續對國際直接投資的運營階段進行了深入的理論分析和研究。
（一）傳統國際直接投資運營階段的相關理論
美國學者Vernon Raymond創建的國際產品生命周期模型是該領域中最具影響力的理論之一。Vernon認為，當產品特性基本趨于穩定，生產成本趨于下降時，從國內生產、國內消費進一步擴展至國內生產、海外消費，最終發展到國外生產、國外消費是有利可圖的。因此，企業生產地點的選擇會隨著產品生命周期的發展有所變化，尤其是后兩個階段中國際直接投資將取代國際貿易成為企業國際化經營的必然結果，從而繞開貿易壁壘，充分利用東道國當地相對較低的生產成本。
Bartlett和Ghoshal提出了“產品創新――接近市場――通過競爭降低成本”三位一體的跨國投資模式，進一步完善了國際產品生命周期理論。這一模式修正了傳統國際投資理論，驗證了發達國家企業基于產品、技術、核心競爭力在國際間轉移的特征，對生產運作本土化戰略、產品差異與本土化改造及在東道國建立研發基地等從理論上進行了論證和歸納，探討了通過全球生產、標準化和合理化降低成本的跨國投資模式。
日本一橋大學小島清教授以日本中小企業的國際直接投資實踐為研究對象，提出了邊際產業擴張論。小島清認為，國際直接投資應該從投資國已經處于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邊際產業依次進行，從而有利于利用東道國相對廉價的勞動力繼續原來的出口導向型生產，并進一步促進投資國產業結構的升級和優化。小島清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與雁行模式理論有密切的聯系。后者說明了在一個由發展水平各不相同的國家組成的地區中，較先進的國家如何通過依次轉移逐漸失去比較優勢的產業，從而推動本國和東道國的工業化。日本學者山田榮作在比較美國和日本企業全球化過程時，依據Vernon 學說把美國的企業全球化過程具體劃分為在發達的國外市場設立銷售網點、在發達的國外市場設立生產網點、在發展中的國外市場設立銷售網點以及在發展中的外國市場設立生產網點四個階段。
（二）發展中國家國際直接投資運營階段的相關理論
20世紀80年代以后，理論界有關國際直接投資運營階段的研究逐漸涉及到發展中國家。約翰?鄧寧提出和發展了“投資發展周期理論”，這被看作是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在發展中國家的運用和延伸。鄧寧認為，國際直接投資取決于經濟發展階段與OLI范式兩個方面。具體來說，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均GDP水平的提高，一國的凈對外直接投資(即直接投資輸出減直接投資輸入之差) 具有周期性規律，其間將經歷四至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人均GDP在400美元以下。處于這一階段的國家只接受較少的國際直接投資，完全沒有對外直接投資，凈直接投資為0或負數。第二階段，人均GDP在400-2000美元之間，對外直接投資量仍然是零或很少，凈對外直接投資呈負數增長。第三階段，人均GDP在2000-4750美元之間。在這一階段，本國吸引的國際直接投資量仍然大于其對外直接投資，不過兩者之間的差距縮小，凈直接投資為0或負數。第四階段，人均GDP在4750美元以上。此時國家OLI范式中的優勢明顯，其凈對外直接投資必然呈正數增長，并呈現逐步擴大的趨勢。第五階段的凈對外直接投資額仍然大于零， 但絕對值已經開始下降。與前四個階段相比，第五個階段受經濟發展階段的影響程度大大減弱， 而更多地取決于發達國家之間的交叉投資。鄧寧指出，發展中國家從第二或第三階段開始，可以從本身的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和內部化優勢出發，進行國際直接投資。
Cantwell和Tolentino進一步從微觀形態研究發展中國家國際直接投資活動，并提出技術累積――技術改變理論，從技術累積角度出發解釋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直接投資行為，從而把對外投資動態化和階段化。他們認為，技術積累和技術創新是一國生產、企業發展的根本動力，而發展中國家在技術創新方面具備特有的學習經驗和組織能力優勢，其技術累積效應的發揮與國際直接投資的累積增長相關聯，即隨著發展中國家技術能力的穩定提高和擴大，其國際直接投資流出不僅總量增長，而且速度加快、時間提前。同時，Cantwell和Tolentino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遵循下面的發展順序：首先是在周邊國家利用種族聯系進行直接投資；隨著海外投資經驗的積累，種族因素重要性下降，逐步從周邊向其他發展中國家擴展直接投資；最后，在經驗積累的基礎上為獲得更為復雜的技術，開始向發達國家投資。
小澤輝智的動態比較優勢投資理論認為，各國經濟發展水平具有階梯形的等級結構，發展中國家的跨國投資模式必須結合工業化戰略，對經濟發展、比較優勢和國際直接投資三種因素進行綜合分析。為了激發國家現有和潛在的比較優勢，并使其最大化，發展中國家應從純吸引外資轉變為向海外進行直接投資，這種轉換過程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單純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第二階段是外資流入并向國際直接投資轉型；第三階段是從勞動力導向型、貿易支持型的海外投資向技術支持型的國際直接投資過渡；第四階段是資本密集型的資金流入和資本導向型對外投資交叉發展階段。該理論不僅強調發展中國家在不同發展階段以不同模式參與跨國投資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具體的選擇原則和實現步驟，進一步豐富了發展中國家企業國際直接投資運營階段的相關理論。
三、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國際直接投資的理論比較
綜上所述，國外國際直接投資的相關理論一般會因母國性質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即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國際直接投資兩種視角。以20世紀80年代為分界線，之前的理論更多的關注發達國家企業的國際直接投資，之后的視角則逐漸延伸并適用到發展中國家。
（一）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企業國際直接投資動機的比較
發達國家國際直接投資的相關理論在投資動機方面更為關注全球市場與比較優勢，對此，國內學者趙景華認為，跨國公司依其動機不同可劃分為市場開拓型、生產基地型、資源獲取型、知識提取型、風險規避型和利潤重心型六種不同類型。馮雁秋也把國際直接投資分為優勢型FDI和學習型FDI兩類。優勢型FDI是以發揮相對競爭優勢、轉移邊際產業、促進國內產業調整為目的進行的投資，主要針對發達國家的國際企業。學習型境外投資是以汲取國外先進的產業技術和管理經驗、帶動國內產業的升級、創造新的比較優勢為目的而進行的投資，主要針對發展中國家的國際企業。
（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企業國際直接投資運營階段的比較
從企業國際直接投資的運營階段來看，鄧寧認為國際直接投資取決于經濟發展水平與OLI范式兩個方面。發達國家多處于第四或第五個階段，國際直接投資增長迅速，發達國家之間的交叉投資較為普遍。發展中國家盡管從第二或第三個階段進行基于OLI范式的國際直接投資，但其凈直接投資仍為0或負數。對此，國內學者劉紅忠、高敏雪和李穎俊、儲小俊根據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歷史統計數據，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進行了趨勢分析和模型分析，驗證了中國正處于對外投資發展周期的第二階段而非按GDP對應的第三發展階段，并指出中國企業目前應該大力發展國際直接投資。
此外，發達國家國際直接投資主要是基于產品、技術、核心競爭力在國際間轉移的特征，通過全球生產、標準化和合理化降低成本進行跨國投資，并依次轉移逐漸失去比較優勢的產業，從而推動本國和東道國的工業化。而發展中國家國際直接投資主要是基于特有的學習經驗和組織能力優勢，逐漸實現從勞動力導向型、貿易支持型的海外投資向技術支持型的國際直接投資過渡，因此其投資區位的發展順序往往與發達國家呈相反的態勢。
四、對中國企業國際直接投資的啟示
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企業開展國際直接投資的時間較晚，深度和廣度也相差甚遠。但毋庸置疑的是，隨著中國經濟轉型和企業改革的不斷深化，國際直接投資已成為中國企業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
（一）加快中國企業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
近幾年來，我國企業境外投資發展很快，已成為發展中國家中流量最大的國家之一，截至2006年底，中國5000多家境內投資主體共在全球172個國家（地區）設立境外直接投資企業近萬家，國際直接投資累計凈額（簡稱存量）906.3億美元，其中非金融類750.2億美元。
可見，單就總量而言中國國際直接投資凈額與發達國家存在較大差距，如果考慮到GDP因素，中國與發展中國家也存在著顯著差距。2006年，中國國際直接投資分別相當于全球流量、存量的2.72%和0.85%，位于全球國家（地區）排名的第13位，這與我國的經濟大國地位并不相稱。因此，進一步加快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步伐仍是該領域的重點。
（二）識別并利用多國網絡的營運彈性
根據傳統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市場的不完全性能夠為企業海外投資提供更多的系統化優勢，因此對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以及內部化優勢的關注能夠顯著降低企業國際直接投資過程中的營運成本或交易成本。
同時，中國企業必須重視跨國公司全球營運網絡本身可能產生的利益與機會。這種營運彈性主要包括：通過不同國家間的資源轉移、決定某些生產要素的輸入來源以及利潤分配的地點，而在不同的部門間或具有市場不完全性的國家間產生的套利能力。從2005年開始，中國對拉美地區的直接投資開始超過亞洲地區其他國家，躍居第一，占流量總額的52.6%，投資主要流向開曼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等傳統避稅地就能說明這一問題。另一方面，2006年我國企業90%的非金融類投資分布在拉丁美洲和亞洲，從區域分布看過于集中，不利于更為廣泛的利用全球區位優勢，也限制了通過多國網絡營運彈性來獲利的能力。
（三）選擇穩健的國際直接投資運營策略
一般來說，企業海外投資的目標市場往往從鄰近國家開始，然后依據經濟發展水平、政治文化差異以及地理位置遠近等因素依次向外擴散直至最遠和差異最大的國家。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國際直接投資更重要的以技術積累為內在動力，以投資區位拓展為基礎實現階段性發展。
第6篇：直接投資的特征范文
【關鍵詞】 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 產業靜態集聚指數 產業動態集聚指數
西方標準的對外直接投資（FDI）理論在解釋工業化國家跨國投資動因及其行為特征等方面，為研究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一系列重要依據。但是，這些理論基本上沒有涉及或很少涉及廠商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發展路徑問題，而是一種以“企業選擇”為重點的理論范式，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上并沒有提供多少有價值的建議。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尚處于起步階段，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既關系到一國對外經濟活動的宏觀經濟效益，也關系到投資者的微觀經濟收益。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化，中國現階段的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將不斷擴大。制定合理的產業選擇方案，是優化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結構、提高中國對外經濟活動質量的必要理論前提。從深遠意義說，中國FDI產業選擇的科學性與合理性，將直接決定著中國對外開放總體發展戰略的政策績效，決定中國在經濟全球化時期參與國際分工的利益分配。
國內外學者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問題進行了相關研究。如江小涓（2005）指出今后一段時期內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行業是中檔加工組裝制造業、紡織與服裝業、研究與開發機構和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油田和其他重要資源開發；聶名華（2001）總結了我國境外投資產業選擇的決定因素，并提出應將具有比較優勢的制造業列為境外投資重點，同時要有選擇地投資進口替代型的資源開發業；宋偉良（2005）在分析與產業選擇相關理論后認為，中國應該借鑒國際經驗，并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重點支持資源開發業、服務業、高科技產業、勞動密集型和成熟適用技術產業的境外投資。另外趙春明（2002）、邢建國（2003）等學者也對該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但是從目前已有的研究來看，大多數研究成果偏重于理論研究和定性研究，對于產業選擇的依據和基準也只停留在理論表述，沒有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提供可參考的指標體系，對于產業選擇的實證研究也較少見到。
鑒于此，本文將以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產業靜態集聚指數和產業動態集聚指數等指標實證分析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的發展方向和發展空間，深入探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的潛力。
一、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
1、投資競爭力與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的提出
盧進勇（2003）在研究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概念時，首次提到投資競爭力的概念。他認為，目前存在的一些企業競爭力或企業國際競爭力概念基本上都沒有考慮投資或對外投資問題，所下定義僅僅顧及了貿易或對外貿易方面，應當說，在當今國與國之間經濟交往方式日趨多樣化，國際直接投資和跨國公司所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的情況下，這樣的定義是不全面的。
因此，他認為有必要將企業國際競爭力劃分為國際貿易競爭力和國際投資競爭力兩個方面，正式提出企業國際投資競爭力的概念。國際貿易競爭力類似于已有的關于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概念。國際投資競爭力是指企業開展對外投資過程中較其他投資者更強的投資決策、項目運作和企業管理能力。國際貿易競爭力與國際投資競爭力的側重點不同，前者的側重點是產品、價格、質量、服務、營銷和品牌等方面的競爭力，后者則側重在項目投融資、技術、管理和品牌競爭力等方面。但是盧進勇在界定概念后，沒有在文章中對于國際投資競爭力進行進一步分析和使用，無法領略到它更深層次的意義。
由于國際投資競爭力與國際貿易競爭力有相似之處，只是側重點不同，筆者認為可以模仿現有國際競爭力分析的指標，創造出國際投資競爭力的分析指標，對中國各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競爭狀況進行定量分析，更好地指導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為了方便進行產業選擇，也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本文模仿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創設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Revealed Investment Advantage，RIA）進行分析，即：
RIAia=（Xia/Xit）/（Xwa/Xwt）
式中，Xia是國家i在a產業上的對外直接投資額，Xwa是a產業在世界市場上的對外直接投資額，Xit是國家i在t時期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額，Xwt是世界市場上t時期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額。
這一指標反映了一國某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與世界平均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相比而言的相對優勢。它剔除了國家總量波動和世界總量波動的影響，較好地反映了不同產業投資的相對優勢。一般而言，若RIAia＜1，則該國在該產業上處于比較劣勢；若RIAia＞1，則處于比較優勢，取值越大比較優勢越大。
2、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分析
（1）數據選取。中國各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額來自于2003—2008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2003年關于對外直接投資行業分布的數據是目前能夠查到的最早數據，使用的是各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和比例。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總額和各產業數據使用的是《2009年世界投資報告》中并購（M&A）的銷售總額和各產業的并購額，選擇流量進行計算。由于中國產業統計口徑在2006年以后基本一致，而這之前的數據產業劃分不盡相同，本文進行了適當的整理，但仍有部分數據缺失。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分產業數據是在原數據基礎上根據中國公布的產業分類進行了合并整理所得。另外世界投資報告中沒有公布批發零售業的并購數據，雖然中國該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所占比重較大，但無法計算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所以無法用該指標界定中國某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競爭力。
（2）指標分析。表1對數據基本齊全并且有實際意義的若干產業的RIA指數進行了具體分析。
從各年度的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可以看出，在以上的各產業中，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具有明顯優勢的產業是農林漁業，RIA值基本在12以上；具有一定優勢產業的是商業服務業、建筑與房地產業，RIA值在3—8之間；只具有微弱優勢的產業是采礦業；交通運輸倉儲業的RIA值波動較大，投資競爭力不穩定；其他產業的投資競爭力不明顯。
從各產業的年度變動來看，商業服務業和農林漁業的投資競爭力處于增長狀態，采礦業和制造業有所下降，交通運輸倉儲業雖然指標值有波動，但總體呈上漲的趨勢，建筑與房地產業以及電力煤水生產和供應業指標值跨度大，趨勢不明顯，但也有下降的變動。
因此從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標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競爭力總體不強，優勢產業仍集中在農林漁業和商業服務業，采礦業的優勢也存在，但2007—2008年的產業投資競爭力與前幾年比較起來已經明顯下降，這與現實情況基本符合。制造業對外投資比例不高，只占總額的10%。
二、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靜態集聚指數
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靜態集聚度可通過以下公式計算得出：
其中Si表示投資國在i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靜態集聚指數，ai表示對外投資國在i產業上對外直接投資存量規模，ai表示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總體規模，i=1，2，…n表示n個產業部門進行對外直接投資。
該靜態指數反映的是投資國在一個產業部門的對外直接投資在其全部對外直接投資中的地位和比重，是衡量目前投資國對外直接投資在不同產業分布的存量指標。其數值等于各產業投資額占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比率。
根據這個計算公式，筆者依然選取2003—2008年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數據作為計算對象（數據選取來源同上），得出中國近6年的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靜態集聚指數水平，如表2所示。
根據各年的產業靜態集聚指數情況看出，商業服務業和批發零售業值最高，兩者之和在50%左右，這種趨勢在5年內都沒有改變，因此，我們可以明顯看到，商業服務業和零售業是中國長期以來的優勢產業，雖然2007年兩者所占的比例小于50%，但主要是因為有部分數據被分離出去單獨計算，因此并不影響它的總體趨勢變化。另外，近兩年制造業的投資比例已經遠低于10%，總體水平連年下降，可以看出制造業優勢產業的地位逐漸消失。制造業對外投資平均比例不高，只占總額的8.1%，而出口貿易的90%是工業制成品，其中近60%是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產品，可見我國貿易投資行業一體化程度較低。這可能是因為相對于服務業和批發零售業而言，制造業的對外直接投資需要較強的國際競爭力做后盾，如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中，制造業就占有很大比重。與制造業相對比，最近幾年交通運輸與倉儲業、采礦業和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比重逐漸增加，都超過10%。 轉貼于
三、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動態集聚指數
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動態集聚度表示為：
其中Di(0-t）為時間段（0-t）內在i產業對外直接投資動態聚集指數。bi(0-t）為時間段（0-t）內投資國在i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速度，bi(0-t）為投資國在時間段（0-t）內對外直接投資的平均增長速度。
若bi(0-t）＞0，則表明時間段（0-t）內投資國對i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在不斷擴大，該產業為投資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擴展性產業，若bi(0-t）＜0則表明時間段（0-t）內投資國在i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在不斷減少，該產業為投資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收縮性產業。
當i(0-t）＞0，若Di(0-t）＞1，則表明在時間段（0-t）內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向i產業集聚，若Di(0-t）＜0，則表明在時間段（0-t）內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從i產業向其他產業轉移；若0＜Di(0-t）＜1，則表明在時間段（0-t）內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在i產業縱向比較有所增加，但增長速度小于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平均增長速度，相對來說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由該產業向其他產業轉移。
當bi(0-t）＜0時，若Di(0-t）＞0，則bi(0-t）＜0，表明在時間段（0-t）內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從i產業向其他產業轉移；Di(0-t）＜0，則bi(0-t）＞0，表明在時間段（0-t）內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向i產業集聚。
與靜態的集聚指數不同，動態的集聚指數是反映在一定時間內投資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集聚和轉移的流量指標，體現了投資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間轉移方向和速度。使用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動態集聚指數可以在靜態分析的基礎上更準確地測量產業的集聚趨勢和轉移方向，體現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方面的潛力。
根據計算公式，筆者依然選取2003—2008年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數據作為計算對象（數據選取來源同上），在表2數據的基礎上，求出2004—2008年各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速度與產業平均增長速度，最后得出15個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動態集聚指數，如表3所示。
對計算結果進行比較分析可以發現，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動態集聚有以下幾個特征：第一，中國各產業多年來基本保持增長的趨勢，連續四年產業平均增長速度都在10%以上，2004年的平均增長率甚至高達46.7%；第二，從單個產業來說，每一年都基本體現出正的動態集聚指數，可以看出每個產業都能連續保持增長的勢頭，只是增長的速度有所不同，只有采礦業在2007年開始出現了明顯的負增長，表明了明顯的發散趨勢；第三，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在2007—2008年向商業服務業、批發零售業、交通運輸業、房地產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軟件業、科研技術服務地質勘探業以及農林漁業聚集，從縱向比較看，交通運輸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軟件業、科研技術服務地質勘探業以及農林漁業四大產業基本一直保持Di(0-t）＞1，出現明顯的產業集聚；第四，在采礦業出現轉移的同時，制造業的Di(0-t）由大于1轉為小于1，這表明制造業的集聚趨勢不再明顯，增速減緩，已經低于各產業的平均增長速度，出現發散的跡象；第五，金融業的增長從無到有，雖然與數據統計有關，但也可以看出金融業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中逐漸占有一定位置，增長的勢頭逐漸顯現出來。
四、實證分析的結論總結
對于上述三個指標的計算結果，本文對于各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總體情況和產業選擇方向進行了總結，如表4所示。
第一，具有投資競爭力、在投資總額中占有較大份額并且具有一定產業集聚趨勢的產業有商業服務業和交通運輸業。它們是中國較早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保持了較高的投資優勢，對中國對外開放、大力發展對外貿易的外向型發展思路的實施起了很大作用，符合我國總體的發展戰略方向，因此應當繼續重點扶持和發展。
第二，具有一定的投資競爭力、明顯的產業集聚趨勢，目前在投資總額中占有份額較小的產業有農林漁業和建筑及房地產業。它們有非常強的產業組合區位優勢，有極好的發展勢頭，但目前還沒有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中占主流地位，因此國家應加大在農林漁業等產業對外直接投資上的支持力度，加快這些產業的跨國經營，更好地顯現出它們所蘊含的競爭優勢。
第三，不具有投資競爭力、但具有明顯的產業集聚趨勢，目前在投資總額中占有份額仍較小的產業有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軟件業、科研技術服務地質勘探業。這些產業是中國基于產業結構高度化同質性基準，順應國際分工趨勢，尋求和培育產業要素優勢，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的選擇，以后也應該著力發展，并逐漸培育各產業的投資優勢和競爭優勢。
第四，具有微弱投資競爭力或沒有競爭力，目前在投資總額中占有較大份額，具有產業分散發展趨勢的產業如采礦業和制造業。我國要根據國家產業發展戰略和這些產業對國內產業的關聯程度進行細化，引導兩個產業選擇合適的區位進行投資，獲得“相對優勢”，規避東道國的環境保護壁壘，也必將有利于中國經濟的總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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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直接投資的特征范文
關鍵詞：成本 國際直接投資 國際貿易
成本是任何一項經濟活動都必須考慮的，同樣也是影響國際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進行的一項重要因素。關于國際直接投資的成本目前還沒有一致的定義，多見于國內外學者的一些研究文獻中。異質性企業理論分析中假設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的固定成本不同，FDI雖然沒有貿易的運輸成本，但其固定成本要大于出口成本，往往是在國內建立分廠的兩倍。希爾施認為，國際直接投資成本主要包括在國外生產投入成本、管理和協調國外經營活動的額外成本，其中國外生產投入成本包含Helpman等所說的FDI固定成本。
對于貿易成本而言，Anderson and van Wincoop（2004）認為貿易成本除傳統意義上的運輸成本外，還包括天然和人為設立的關稅與非關稅壁壘，消除語言和文化差異的支出和貨幣兌換的費用，克服國與國之間法律差異的費用和執行地區貿易協定的成本。據Anderson and van Wincoop（2004）的估計，貿易成本相當于貿易從價稅的170%，而這其中運輸成本就占到21%。通常，貿易成本越低，商品流動的阻礙就越小，貿易就越能夠以較低的成本進行。在過去五十多年中，作為貿易成本重要組成部分的運輸成本的下降，極大的推動了世界貿易的發展（Hummels，2007）。因貿易成本是高的和復雜的，使其成為國際宏觀經濟的重大難題之一。
成本的度量
就貿易成本測度的實證研究來看，可以將其分為直接度量法和間接度量法兩種，其中直接分析法包括中間部門分析法和引力模型分析法，間接分析法主要表現為交易效率分析法（劉向麗，2009）。
（一）直接度量法
目前，大多數學者都是通過直接度量法來測度貿易成本的。在實際的測度過程中，研究者廣泛采用引力模型，通過構建一個雙邊流量貿易模型來推算貿易成本。國際貿易中引力模型最簡單的形式是，任意兩個貿易伙伴間相互出口的規模都是他們的國民收入的增函數，是他們之間距離的減函數。其中國民收入的大小反映的是貿易伙伴間相互吸引力的大小；距離的長短反映的是貿易伙伴間排斥力的大小。引力模型在學界得到了廣泛的認同，將其用于實證分析時，結論也基本一致，即貿易流量與參加國的GDP成正比關系，而與經濟距離成反比關系。
（二）間接度量法
間接度量法是指根據實際貿易的流量度量貿易成本。此方法的基本思想是任何貿易成本的存在都會影響到進出口商品的價格，進而影響實際的進出口數量。因此，通過適當的方法剔除影響貿易商品供給和需求的其他因素之后，能夠推算出包括貿易壁壘在內的實際貿易成本。與直接度量法相比，此種方法能夠綜合考慮各種貿易壁壘，并且能夠定量的測算出實際的貿易成本大小。但是，在實際推算過程中，有一定的難度和復雜性。對企業的貿易成本進行度量的確難度比較大，
成本對國際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的作用機制
（一） 成本對國際直接投資的作用機制
在成本對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中，希爾施進行了一定的研究，取得了比較有特色的研究成果。希爾施認為成本是決定跨國公司選擇出口還是直接投資的重要依據。他把影響國際直接投資的的變量分為四大類：公司生產投入成本P，這包括廠房、設施等固定成本，以及原材料、工資等變動成本；公司專有知識及其他無形資產應獲取的收益K，這些資產是由公司在研發、廣告、促銷與管理技能上的投資而帶來的；出口銷售的額外成本M，它包括運輸、包裝、裝卸、保險、關稅等費用，以及由于語言障礙造成的額外的國內銷售成本。用Mx表示單位出口銷售額的銷售成本，Md表示單位銷售額的國內銷售成本，則有M=Mx-Md；管理和協調國外經營活動的額外成本C，它包括跨國公司的國外子公司由于面臨不同的外國法律、社會、經濟等新環境而額外增加的管理成本，以及母公司對其進行協調控制而增加的成本。若用Cx和Cd分別表示跨國公司國外和國內經營的管理及協調成本，則有C=Cx-Cd。
假定世界由A、B兩個國家組成，A國的一跨國公司只生產一種產品供應全世界，Pa、Pb分別代表該公司在A國和B國的生產成本，如果Pb+C< Pa+K或Pb+C< Pa +M，那么A公司就會選擇向B國直接投資。
以上不等式表明，如果該公司擁有的知識等無形資產應獲取的收益K超過了其為跨國公司經營而承擔的額外管理成本C，該公司就會對外直接投資；而如果該公司在B國的生產成本與額外管理成本之和小于其在母國的生產成本與出口成本之和，那么它向B國進行直接投資就是有利可圖的（張小蒂等，2004）。
該理論從微觀角度對對外直接投資的跨國經營成本進行分析，但沒有說明企業跨國經營成本高低由什么因素來決定。對此，異質性企業理論作了較好的回答，認為成本由企業的生產效率來決定，只有生產效率高的企業才會選擇對外直接投資。
（二）成本對國際貿易的作用機制
1.貿易成本與貿易流量。關于貿易成本對貿易流量影響的研究，目前在學界廣泛使用引力模型來解釋，從而較好地證實了貿易成本對貿易流量的影響確實是顯著的。Howard J. Wall使用1996年85個國家的進出口數據對美國貿易保護的影響進行實證分析，研究結果是：如果算上墨西哥和加拿大，美國的貿易保護使其進口減少10.4%，而這85個國家的保護政策使美國的出口下降17%，即沒有貿易保護政策，美國的對外貿易總額將增加約2400億美元。杰克布·貝克爾使用一個擴展的引力模型，對80個國家的貿易數據進行分析，結果證明經濟距離對貿易流量有非常重要的影響。駱許蓓（2003）使用引力模型對運輸成本與貿易規模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證實運輸成本對出口有顯著的負面影響。總之，從國內學者的研究來看，貿易壁壘、運輸成本與經濟距離等貿易成本與國際貿易流量之間存在著明顯的負相關性。
2.貿易成本與貿易模式選擇。從產業間貿易、產業內貿易到產品內貿易或公司內貿易，國際貿易的分類越來越細，品種也越來越多。在這種變化過程中，成本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這一過程既反映了貿易成本降低對國際貿易模式產生的影響，也體現了貿易主體為適應國際競爭主動降低貿易成本而付出的努力。一般而言，產業間貿易、產業內貿易到產品內貿易或公司內貿易，反映出為降低貿易成本而對貿易模式作出相應的選擇。與產業內貿易相比，產業間貿易的交易程序相對復雜，交易規則的制定成本較高，成本分攤也不公平，因此產業間貿易成本要高于產業內貿易成本。至于后來出現的產品內貿易或公司內部貿易，主要是由于貿易主體為適應競爭，控制體現競爭力的核心技術，主動降低成本而對貿易模式作出的變遷。由于中間產品的市場是不完全的，特別是技術、專利等中間產品有特定的使用領域，為搜尋特定的交易對象，降低不確定性，企業需要付出較大的成本。通常企業為避免市場的不完全并降低交易成本而采用公司內部貿易的模式。
3.貿易成本與貿易結構。隨著貿易成本的降低，國際貿易模式將會發生相應的變化。這種變化將導致貿易的商品結構和地區結構發生變化（劉向麗，2009）。其一，貿易成本與貿易商品結構。貿易成本的降低，產業內貿易的比重增加；反之，產業間貿易比重增加。隨著貿易成本的降低，國際貿易模式逐漸從以產業間貿易為主轉向以產業內貿易為主，從而導致貿易的商品結構從不同產業不同商品間的貿易轉向同一產業內部同類產品的貿易。其二，貿易成本與貿易地區結構。貿易成本的降低，國際貿易更加集中在貿易成本下降的國家和地區之間，區域特征表現的更加明顯。此種情況的典型例證便是歐共體和歐盟國家。在歐共體建立之前，西歐國家之間的貿易不具有如今這樣典型的區域特征。在歐共體和歐盟先后成立以后，隨著貿易壁壘的降低，成員國之間貿易得到很大增長，區域集征明顯。
國際直接投資對貿易影響問題分析
成本是影響國際直接投資和貿易開展的重要因素，同時國際直接投資和貿易的開展也會對成本因素產生影響。因此，隨著國際直接投資的開展將會對貿易成本產生影響，進而影響國際貿易的進行。
（一）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制度
隨著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需要相應的制度作保證。為了促進投資發展，各國政府都相應地進行制度方面的改革和創新，便利于投資的進行。但是，通過制度改革和創新為投資創造了一個良好的制度環境的同時，不可能僅僅調整與投資有關的制度，往往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和創新，包括與貿易相關的一些制度。因此，一國政府通過放松相關的經濟制度降低投資的制度成本來促進貿易開展的同時，與貿易相關的一些成本也通常得到了調整。隨著與投資相關的制度調整與改革，涉及貿易的制度必然得到放松，貿易的制度成本便會下降，因此將會促進各國貿易的開展。所以說，國際直接投資的開展可能會通過制度成本因素間接促進貿易的發展。
（二）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模式
當今的國際直接投資，大多都是由跨國公司通過垂直一體化在國外建立分支機構形式進行，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這種垂直一體化更加頻繁。隨著以跨國公司為主體的國際直接投資的迅速發展，其對國際貿易產生了重要影響，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表現便是便是對貿易模式的影響。隨著跨國公司垂直一體化的發展，很多原先的貿易是在企業外部通過市場交易來進行的，現在轉變為跨國公司內部不同子公司之間的交易，即由原先的產業間或產業內貿易轉變為公司內貿易。這種公司內貿易迅速發展，變成為當今的主要貿易模式，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跨國公司國際直接投資的推動。這種直接投資的發展，把很多原先需通過外部市場進行的交易轉變為公司內部交易，可以有效降低貿易的成本，推動貿易的發展。所以說，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也會通過影響貿易的成本進而影響貿易的開展。
（三）國際直接投資與中間產品貿易
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尤其是以跨國公司為載體的國際直接投資的開展，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跨國公司希望通過垂直一體化變外部市場交易為公司內部交易，降低外部市場的不確定性和過高的交易成本，以克服中間產品市場的不完全性。正如內部化理論中所述，類似于技術這類典型中間產品，由于具有外部性和較高的交易成本特征，其交易的市場是不完全的。跨國公司可以利用國際直接投資進行垂直一體化，變外部市場交易為企業內部交易，克服中間產品市場的缺陷，降低風險和不確定性，實現對核心技術的控制，獲得跨國經營的內部化優勢。因此，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可以有效地解決中間產品進行外部市場交易所引發的問題，大大促進了中間產品貿易的發展。
結論
成本直接影響國際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的開展，從投資方面來說，成本決定了一項投資能否進行，以及其利潤如何；同樣，成本會對貿易流量、貿易模式和貿易商品結構產生重要影響；同時，成本也影響著一個企業國際化路徑方式的選擇。現有的國際直接投資及國際貿易理論和相關研究成果對此作了較為全面的研究，支持了其對國際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的作用機制。但是，對于國際直接投資開展如何通過影響貿易成本進而影響國際貿易的開展這一問題涉足較少。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會影響貿易成本，從而對影響國際貿易的發展。國際直接投資的開展通過對貿易成本的影響作用于國際貿易主要體現在貿易制度、貿易模式和貿易商品結構幾個方面，即國際直接的開展由于會使貿易的制度進行調整，貿易模式的選擇發生轉變，同時會使貿易的商品結構發生變化。
參考文獻：
第8篇：直接投資的特征范文
關鍵詞:跨國公司;知識理論;知識特征;R&D
跨國公司理論作為獨立的經濟理論產生于20世紀6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際直接投資的空前發展引起了國際經濟理論界的廣泛關注,各國學者紛紛對此進行研究和探索,形成各具特色的理論。目前,有關研究跨國公司的理論基本上是沿三個方向發展的:以產業組織理論為背景的方向;以國家貿易理論為背景的方向;以企業管理理論為背景的方向。本文在對核心的跨國公司理論進行評述的基礎上,從知識本身的特性出發開辟一種研究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的新視角,同時用企業的知識理論解釋了跨國公司技術創新的全球化趨勢。
一、主流的跨國公司理論
主流的跨國公司理論主要包括海默的壟斷優勢理論、弗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巴克利等人的內部化理論以及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等。
(一)壟斷優勢理論
1960年,美國學者海默(Hymer)在《國內企業的國際經營:關于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了壟斷優勢理論。后經金德爾伯格(CharlesP.Kindleberger)以及約翰遜(H.G.Johnson)等學者的補充,發展成為研究直接投資最早的、最有影響的理論。壟斷優勢理論是一種以不完全競爭為前提,依據企業特定壟斷優勢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是基于產業組織理論的一種分析。壟斷優勢理論提出了研究對外直接投資的新思路,從而將跨國公司理論與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資本流動理論獨立開來,較好地解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一段時期美國大規模對外直接投資的行為,對后來的理論研究產生重大影響。但該理論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是不能解釋為什么擁有技術優勢的企業一定要對外投資;二是不能解釋跨國公司在直接投資中的地理布局和區位選擇問題;三是無法解釋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向經濟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這些缺陷導致一些經濟學家從另外的角度探討國際直接投資問題。
(二)產品生命周期理論
20世紀60年代中期,美國哈佛大學教授R?弗農(RaymondVernon)提出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用于解釋國際直接投資的動機、時機與區位選擇。該理論將產品生命周期劃分為三個不同階段,即產品創新階段、成熟階段和標準化階段,以解釋企業根據生產條件和競爭條件而做出的對外直接投資決策。弗農認為勞動力成本、信息成本等是影響跨國公司海外選址的最重要因素,將時間變量引入直接投資的動態分析中,較好地解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一段時期美國企業在西歐和其他國家直接投資特別是進攻性直接投資的動機。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存在局限性,主要反映在:一是它沒有很好地解釋發達國家之間的雙向直接投資;二是該理論主要涉及最終產品市場,而資源開發型投資和技術開發型投資與產品生命周期無關;三是該理論對于初次進行跨國投資的解釋較為使用,對于已經建立國際生產和銷售體系的跨國公司投資行為則解釋乏力;四是該理論不能很好地解釋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五是該理論認為母國壟斷優勢的喪失導致對外直接投資,實際上,許多跨國公司在保持壟斷優勢的同時,還進行大量對外直接投資。
(三)內部化理論
“內部化”這一概念是由美國學者科斯(R.H.Coase)首先提出來,英國里丁大學學者巴克利、卡森(P.J.Buckley&M.Casson)和加拿大學者魯格曼(A.M.Rugman)將其應用到國際直接投資領域,形成市場內部化理論。該理論以市場不完全為前提,將交易成本學說在國際直接投資領域進一步發揮。內部化理論是西方學者研究跨國公司理論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它轉向了研究各國企業之間的產品交換形式,企業國際分工與生產的組織形式,它分析了跨國公司的性質與起源,能夠解釋大部分的國際直接投資的動機和跨國公司的許多經營現象,通常被視為跨國公司長期性的一般理論。但內部化理論又有其局限性,它沒有分析對外直接投資產生的方向,同時隨著近十幾年來跨國公司國際經營活動中的各種合同安排、戰略聯盟方式的迅速增加,其外部化的趨勢日漸明顯,內部化理論自然解釋不了這種現象。
(四)國際生產折衷理論
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英國里丁大學教授鄧寧(JohnH.Dunning)首先提出國際生產折衷理論。該理論認為:企業從事國際直接投資是由企業自身擁有的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三大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這就是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所謂OIL(Ownership-Internalization-Location,OIL)模式。折衷理論并非是對以往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的簡單總結歸納,而是從跨國公司國際生產這個高度,討論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三組變量對國際直接投資的作用,這三組變量的不同組合決定了企業從事出口、特許權轉讓還是對外直接投資。國際生產折衷理論是迄今最完備的、被人們廣為接受的綜合性國際生產模式,被稱為國際直接投資領域里的“通論”。他創建了“一個關于國際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和國際協議安排三者統一的理論體系”。但是這種理論也無法解釋部分國家在尚未同時具備三種優勢的情況下對外直接投資的現象,沒有涉及社會經濟關系和戰后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的重大變化。
二、跨國公司理論的最新發展――從知識本身的特征研究跨國公司
賓西法尼亞大學的Kogut和斯德哥爾摩經濟學院的Zander提出從構成公司所有權優勢的知識的特征角度來研究知識轉移模式的選擇進而解釋跨國公司的產生,一方面在理論上澄清了交易成本和轉移成本的區別;另一方面也開辟了研究跨國理論的新視角。Kogut和Zander認為:跨國公司的產生與市場失效、機會主義的存在無必然的聯系,主要是知識轉移成本在公司邊界的選擇中起著重要的作用,這與交易成本經濟學存在分歧。其理論基礎和主要觀點如下:
(一)對知識的劃分――隱形知識和顯性知識
Nonaka將企業的知識分為隱性知識和顯性知識。隱性知識存在于每個員工的頭腦中或組織的結構和文化中,無法用語言或者是文字明確地描述。顯性知識是用正規化、系統化的語言來傳遞的知識。在任何組織中創造知識有組合、內化、外化、社會化四種基本模式,每一種轉化的過程也是知識共享的過程。知識共享和創新使得企業的知識庫不斷擴充,新知識不斷產生,同時也使知識從個人層次向組織層轉化,正是這種組織知識使企業產生差異化,使企業具有核心能力。
(二)企業是一個知識庫,是致力于知識轉移和知識創新的社會實體
該理論將企業視為異質的知識載體的經濟主體。企業當前的知識存量以及其所形成的知識結構決定了企業發展未來機會、配置資源的能力。同時,與企業知識密切相關的認知能力也決定了企業的知識積累,從而決定了企業的競爭優勢。各企業所面對的外部環境從客觀上說都完全相同的,但由于企業的知識結構和認知能力不盡一致,所以他們所能發現的市場幾乎也不相同。因此,企業的競爭優勢的來源應當是知識。
(三)知識的特征決定了知識的隱含程度,從而決定知識轉移模式的選擇
知識本身具有三個特征――知識的可編碼性、復雜性和可教導性,這三個特征共同決定了知識隱含程度的大小,從而對知識轉移模式的選擇產生影響,Kogut和Zander通過對瑞典1960年以后35項重大創新的82次轉移進行調查研究,得出:一是知識的可編碼性和可教導性與知識向全資子公司進行轉移呈現負相關的關系,即難以編碼和教導的知識傾向于向全資子公司進行轉移;二是知識的復雜性與知識向全資子公司進行轉移呈正相關的關系,即越復雜的知識越有可能向全資子公司進行轉移。
根據Zanderhe和Kogut的研究,決定企業邊界的是企業內部資源――知識的轉移和創造的效率,而不是交易成本和內部控制成本的比較。企業之所以將市場交易內部化,是因為知識(尤其是隱含性知識)在企業層級結構內部各個單元之間的轉移要比市場上企業和企業之間的轉移更加有效。因而作為企業集團國際化經營最高階段的產物,跨國公司形成與發展的根本原因不僅在于它替代了國際市場,從而節約了交易成本,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創造了企業內部的國際分工與交易體系,并使得資源可以在這一體系內更有效地轉移和創造,從而實現更高程度的經濟性或取得更大規模的效益。
三、基于知識理論的跨國公司技術全球化的理論解釋
根據企業知識理論,企業競爭優勢的源泉來自無形的知識,企業知識的創造、轉移和利用就構成了企業獲取競爭優勢的核心內容。跨國公司技術創新全球化作為一種戰略行為,就是在全球范圍內進行知識的創造、轉移和利用,已達到構筑全球競爭優勢的目標。跨國公司知識的創造、轉移和利用主要基于兩種組織方式,或者說在兩個全球網絡里發展,一是跨國公司內部網絡發展;二是跨國公司外部網絡發展。
(一)企業內部網絡發展
跨國公司的創新傳統上都是集中在母公司內部進行的。但是隨著知識經濟的興起、消費者的成熟和全球競爭的加劇,跨國公司在創新上面臨的不是知識外部性的風險,而主要是創新速度上的風險。跨國公司要想保持和不斷開辟全球市場份額,就需敏銳地獲得全球不同消費者市場的需求動向。而這些需求知識往往以隱性知識為主,因隱性知識的特有屬性,傳統的集中創新模式對分布在全球市場的隱性知識的獲取和轉移上很難獲得效率。
另外一個可觀的事實是,知識的全球分布在量和質上呈現多極化的趨勢,一些東道國聚集的知識開始成為跨國公司創新的源泉,相應的一些子公司的知識存量及其知識創造能力對跨國公司的創新越來越具有戰略意義。同時全球知識的多極化趨勢也是促使跨國公司加大對子公司R&D的投資,以健全子公司創造、吸收和轉移知識的功能,以最大可能地從母公司以外學習和吸收知識資源。
(二)企業外部網絡發展
企業所形成的知識存量和結構決定了企業未來的發展路徑,企業內部知識創造無疑是跨國公司保持創新和競爭優勢的基礎。但路徑依賴是把雙刃劍,在構筑優勢壁壘的同時,也可能形成知識和能力的剛性。要克服這一弊端,另一個途徑就是通過企業外部來獲得新的知識和創新資源。從外部獲得企業創新所需的知識,戰略聯盟是一種較市場更為有效的方式。戰略聯盟可以使跨國公司通過企業間人員面對面的交流、溝通和示范來獲得對創新極為關鍵的隱性知識。基于知識的戰略聯盟通常在以下兩種情況下最可能發生:
第一,知識互補型的戰略聯盟。企業在創新過程中往往會碰到一些“知識瓶頸”,如果每一個瓶頸都依靠企業內部的努力來解決,不僅在創新資源分配上可能會存在困難,有時還會因創新周期的延長而錯過市場機會。如果在企業外部已經存在自己所希望獲得的知識,在不能直接用市場交易的手段獲取這些知識,特別是隱性知識的情況下,企業就會考慮用介于市場和內部開發的戰略聯盟形式。
第二,知識創造型的戰略聯盟。知識互補性的戰略聯盟更多的是知識在企業間的轉移和利用,在激烈的競爭環境里,這種知識的轉移和利用還不能滿足企業的創新發展要求,則企業就有可能尋求知識創造型的戰略聯盟,即通過與外部的知識源的結合,來構筑創造知識的新平臺。這一平臺不同于原有的企業內部創新平臺,它可以不過多地受企業原有知識的影響,重新構筑知識的結構,以更具革命性的創新為目標來進行知識的創造。像跨國公司出于開發新技術和新產品的R&D戰略聯盟就是一種以創造知識為主要目標的聯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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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直接投資的特征范文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 產業結構 影響
自改革開放以來，外商直接投資（FDI）在我國迅速發展。2003年中國引進外國直接投資額上升到535.05億美元，成為超過美國的全球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接受國。截至2007年12月底，全國共批準外商投資企業632298個，實際使用外資7665.74億美元。2007年，全國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37871家，實際使用外資金額747.7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3.6%。其中，制造業占54.7%；房地產業占22.9%；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占5.4%；批發和零售業占3.6%；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占2.7%。FDI在我國的經濟地位和作用日益提高。在世界經濟結構的大調整中，產業結構優化已成為提高一國經濟實力的重要途徑。改革開放20多年來，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一直是我國經濟發展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策略。研究外商直接投資同中國經濟結構變化的關系特別是產業結構變化的關系問題對于中國進一步吸引外資、引導外資合理投向相應的產業進而促進中國經濟又好又快地發展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FDI在我國三次產業中構成特征
1.FDI三次產業間構成特征
FDI主要集中于第二產業特別是工業部門，并開始向第三產業傾斜。無論是項目數還是合同利用外資金額上，第二產業所占FDI的比重都遠大于第一和第三產業。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FDI在第二產業中所占比例有比較明顯的增長，并基本保持在65%～75%之間。
2.FDI產業內部構成特征
(1)第二產業內部的FDI分布特點。外商直接投資在第二產業內部分布特征是主要集中于工業部門，建筑業分布比較少。并且FDI在工業部門主要集中在制造業，FDI投向制造業的比重較大。2007年，外商投資于制造業的企業數為19193家，占全部企業數的50.7%；實際使用金額為408.6億美元，占總金額的54.6%。在制造業中，FDI的主要分布在加工工業，對原料工業的投資相對較少；對輕加工業的投資比重較高，對重加工業的投資比重較低;對資源性行業和壟斷性行業的投資比重很小。
FDI工業分布的另一個特點是：輕工業的投資比重高于重工業；加工工業的比重高于原材料工業的比重；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比重大于一般加工工業。
(2)第三產業內部FDI的分布特點。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領域不斷擴大，外商對第三產業，即服務業的直接投資發展迅速，但在第三產業內部各行業的分布有較大差別。外商對我國第三產業的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房地產、租賃和商務服務業。2007年，房地產業的實際使用金額為170.9億美元，占總金額的22.9%，為第三產業之首。
二、FDI對我國產業結構的影響
1.FDI對我國產業結構變動的正面影響
(1)FDI的流入優化了我國的三次產業的的比重，促進了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FDI的利用對產業結構轉變的影響最終體現為不同行業利用FDI對其增加值的貢獻。如上面的分析所示，投放于不同產業的資金促進了各個產業的發展，從而優化了三次產業結構的比重。同時，我國所具有廣闊的市場、廉價的勞動力和豐富的資源的比較優勢，FDI的流入大大提高了我國國內加工工業水平，促進了加工工業的改組和提高，促進了產業結構的升級。 (2)FDI加快工業結構的高加工度化過程。外資工業高度集中于制造業，而在制造業中又主要集中于加工工業，FDI對我國加工工業的影響遠遠高于其他產業，外資工業對我國工業結構的高加工度化進程起了明顯的推動作用，加快了我國工業的高加工度化過程。同時，FDI也促進了我國工業的高附加值化。
(3)FDI的結構性傾斜促進我國產業向高科技產業轉移。近幾年來,大型跨國公司實行“以技術換市場”為戰略導向的產業轉移,紛紛投資于中國市場。外商投資的技術和產品提高了我國加工工業水平，帶動了我國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和產業結構的改組和提高。
2.FDI對我國產業結構變動的負面影響
(1)FDI加大我國產業的結構性偏差。我國吸收利用FDI的產業依然處于不合理的狀況：外商對我國的直接投資集中于第二產業特別是工業部門，對第一產業的投資規模過小，對第三產業的投資比重偏低。FDI對我國三大產業的偏差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成為我國工業過度擴張而服務業發展滯后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
(2)FDI過度推動了第三產業中的房地產業和社會服務業的擴張，特別不利于經濟的長期發展。在第三產業的內部結構中，外資過多地流向房地產、金融保險業、商務服務業等利潤較高、回報周期短的產業，雖然我國采取的宏觀經濟政策已見成效，但房地產業的投資仍占較大比重。第三產業內部的結構不合理對我國經濟無論在短期還長期上都會產生不良影響。
(3)FDI的技術溢出阻礙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一方面，跨國公司為保持在世界上的領先地位，對于最先進的技術進行嚴密的保護，這就使我國的產業在技術上過度依賴于跨國公司，而不能進行自主創新，更無法趕超。另一方面，跨國公司生產實行縱向垂直的全球化分工協作，實行一套完整的生產質量體系，但是這樣其在華的子公司就與我國產業的前后關聯度降低，不利于我國各產業的均衡發展。
綜上，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的產業結構有較大的影響，我國應采取有效措施，如加大引導外商對第一、第三產業的投資力度，引導投資流向主導和支柱產業，制定合理的產業組織政策等，使我國的三大產業對外資能夠合理地利用，從而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各產業比重的合理發展。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