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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公司的雛形最早出現在16世紀,成長于19世紀70年代后。跨國公司是全球經濟活動的主角之一,是經濟全球化的基本力量,現已成為世界經濟國際化和全球化發展的重要內容、表現和主要推動力。
以跨國公司為研究對象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的形成影響著國際經濟的發展。
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大部分是以企業國際化經營為基礎的,兩者之間有著天然的聯系。企業的國際化,是一國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的微觀基礎。隨著我國企業國際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將會有越來越多的企業選擇以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走出去”。
因此,跨國公司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影響著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一些好的理論更能供我們借鑒并幫助我們更好的發展。
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行為
(一)國際生產折衷理論
國際生產折衷理論是英國里丁大學經濟學教授約翰鄧寧提出的。根據此理論,跨國公司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是由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以及區位優勢這三個基本因素綜合決定的,跨國企業所擁有的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以及區位優勢的不同組合,決定了它所從事的國際經濟活動的方式。各國企業的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與區位優勢是不同的,這決定了不同的發展階段的國家的直接投資輸出與輸入的流量,也決定了各國在國際生產或直接投資中的地位。根據國際生產折衷理論,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可以從以下方面吸取經驗:利用所有權優勢,發展對外投資。通過十二個五年計劃的發展與調整,我國已經形成較為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在一些主要資源開發領域已具備較強的科學研究和技術開發能力,為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堅強的后盾。在資金上,中國現在的外匯儲備已經位居世界第一,雄厚的外匯為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提供了資金來源和保障。在管理上,我國的不少企業在境外較長期的生產經營過程中摸索總結出優越的管理技術經驗,對生產經營活動實行高效率的管理和控制,為企業效益的提高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在國際聲望上,中國政府用實際行動在國際上確立了和平友好的外交形象,贏得了世界各國的贊譽。加強內部優勢,增強企業效益。我國現已出現了一批具有跨國經營能力的企業,這些企業具有使技術優勢內部化的動機,一些企業在對發展中國家投資時,盡量使其內部化。但有些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時也存在著問題,表現最明顯的就是缺乏對技術、商標等無形資產的保護。因此,為確保技術等無形資產的內部化,應在國內外有關部門申請專利保護,使其不受侵犯。重視區位優勢,選準投資區域。現階段,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可以先從東道國區位優勢入手,選擇基礎因素、經濟制度和制度因素都比較好的國家或地區,以謀求最快的發展。
(二)邊際生產擴張理論
日本學者小島清于20世紀70年代中期研究發展了比較優勢理論,稱其為邊際產業擴張理論。其基本主張是“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投資國已經處于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依次進行”。比較優勢理論比較適合新興工業化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但它否定了壟斷因素在直接投資中的作用,回避了發達國家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維護不合理的國際分工格局的后果。為了使比較優勢理論對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投資行為影響更深,我們應該:促進國內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的升級演化,在產業結構協調發展的基礎上,積極地促進國內服務業的發展,為參與國際服務貿易奠定良好的經濟基礎。奉行開放政策,積極引進國內產業結構演進和經濟發展所需要的生產者服務。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三)區位優勢理論
這是艾莎德教授提出的,該理論是對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的發展,它不僅解釋了投資者到國外投資的原因,還對投資的地理位置做出了較好的回答。現階段,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可以先從東道國區位優勢入手,選擇基礎因素、經濟制度和制度因素都比較好的國家或地區,并在區位選擇決策上遵循以下原則:盡可能的了解和掌握更多目標東道國的區位優勢,對各種因素進行比較和分析。明確企業的投資目的和投資方向,正確認識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所具有的競爭優勢,結合東道國區位優勢進行進一步的篩選。將東道國區位優勢與企業自身優勢進行有機的結合,分析所有掌握的信息,綜合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其他方面的戰略,做出最后的選擇。
三、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1)必須從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來考察國際直接投資變化及其規律。發展中國家要利用和發揮已有優勢,并創造和形成新的競爭優勢,使自己更好地融入國際競爭中。
當今世界,經濟正在日益朝著一體化方向發展,構成國際經濟一體化的兩大支柱除了國際貿易活動之外,便是國際投資活動。尤其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以對外直接投資(ForeignDirectInvestment.FDI)為主要特征的跨國公司的迅速發展,一體化國際生產體系正在成為經濟全球化的核心,領導著世界經濟的發展趨勢。加入WTO后,中國將更加全面地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之中,FDI必將以更大的規模進入,對中國未來的市場結構和經濟走向產生更加巨大的影響。本文擬就這一問題作初步分析。
一、FDI與市場結構相互影響的理論回顧
(一)市場結構的決定理論
在產業經濟理論中,一般將市場結構的決定因素概括為:規模經濟、產品差異、進入壁壘、企業合并和市場集中度、政府政策等(楊沐,1989)。貝恩是產業組織理論的先驅者之一,1959年,他最早系統化地提出了進入壁壘的概念,并將進入壁壘的形式概括為三大類:絕對成本優勢、產品差異優勢、規模經濟優勢(Bain,1956)。斯蒂格勒認為,進入壁壘就是指在每一產量或部分產量中,必須由尋求進入的廠商承受而已有廠商不必承擔的生產成本。即已有廠商相對于新進入廠商所擁有的優勢(如在市場需求、成本條件等方面)就是進入壁壘的表現形式,且是已有廠商擁有長期壟斷性收益的基礎。所以,如果沒有這種市場條件的不對稱,已有廠商和新進入廠商所面臨的需求和經營成本都相同,那么就也就不會存在行業的進入壁壘(Stigler,1968)。
德姆賽茲則將進入壁壘的存在與政府的行為、勢力相聯系。他認為,結果導致生產成本增加的政府對自由市場經濟的任何限制都會產生進入壁壘,或換句話說,凡不是由市場自然產生的政府限制活動所造成的經營成本的額外增加,就表明存在進入壁壘(Demsets,1982)。德姆賽茲還提出“所有權進入壁壘”的概念。按照這一概念,只要產權存在,壁壘就存在,壁壘的撤除有可能損害原有廠商,而這一損害并不是天然正當的,德姆賽茲認為“所有權進入壁壘”不是保護原有廠商,就是保護新進入廠商,問題不在于是否應該有這種保護,而在于以總效率提高為標準,判斷給予哪一方以什么樣的保護。以泰勒爾《產業組織理論》教科書的出版為標志,產業組織理論在方法上引入了博弈論(Tirole,1988)。新產業組織理論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博弈論,尤其是非合作博弈在經濟學中的應用。作為以相互獨立但又相互依存的個體間競爭和沖突為基本分析對象的數學理論,博弈論為研究廠商的市場行為提供了良好的模型背景,特別對寡占行業尤為合適。近年來,博弈論模型已幾乎觸及到了市場研究的各個方面,如市場卡特爾和價格聯盟、價格歧視、一體比、產品差異、不完全信息、技術創新競爭和市場出清機制等,并取得了實質性成果。
(二)FDI與市場結構相互關系
隨著以跨國公司為主體的FDI的發展,產業組織理論的應用研究領域更加廣泛。以產業組織理論為指導,探索FDI和市場結構相互關系的研究逐漸增加,相關研究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FDI與市場集中。普遍的實證研究發現,國外直接投資進入與東道國的目標產業市場集中度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相關關系。在發展中國家這種跡象更為明顯。從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比較看,在同樣的FDI進入下,發達國家市場集中度要略弱于發展中國家(張紀康,1998)。
2.直接投資與進入壁壘。進入壁壘在產業組織理論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在FDI的進入壁壘方面研究還比較新。鄧寧(J.Dunning)1975年首先將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進入效應分成了兩個部分:直接投資進入對廠商數量、規模格局、進入壁壘的影響;進入之后導致的國際競爭對手的反應(包括在母國市場的反饋效應和東道國的前饋效應)。1993年,鄧寧就直接投資與進入壁壘的相互關系和相互作用等問題進行了總結和歸納。
3.伴隨FDI的市場結構跨國傳導。凱夫斯認為,由于投資國與東道國通過投資而建立起來的雙邊相互依賴使投資國的寡頭市場結構有向東道國傳導的趨勢(Caves,1974)。即高度集中市場中寡頭間的相互依賴格局隨著寡頭們向相同行業對外直接投資而跨越了國界。
4.FDI進入后的東道國市場結構變遷。弗農按照其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提出了一個直接投資在東道國的產業市場結構動態轉換模型(Vernon,1977)。即跨國公司進入東道國后憑借各種優勢建立起來的最初壟斷地位,將隨著跟隨者的進入(包括其他國外廠商及較晚進入的當地廠商)而會轉為寡頭壟斷或競爭;然后再隨著當地廠商的工藝模仿、走向成熟而使東道國市場最后形成有效競爭的市場格局。
5.直接投資進入的階段特征及其對東道國市場結構的影響。東道國產業市場結構的變化,在有國外直接投資的情況下主要取決于外資進入的方式和東道國原有的產業市場結構。外資進入方式包括新建投資或兼并收購進入、初次進入或第二階段進入。就初次進入而言,弗農認為,東道國原有廠商的市場份額將隨著來自國外的進入發生而下降,但勞爾卻有不盡相同的觀點。勞爾認為,跨國公司的進入,不管是初次進入還是第二階段進入,都將因其擁有的更大規模、資本密集程度更高的技術、工藝、更多樣化的產品及在融資、技術、營銷等方面的優勢使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的市場占更高份額的可能性更大(Lall,1979)。
二、FDI對中國市場結構的影響
貝爾曼和鄧寧等列舉了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四種目的:尋求自然資源、占領當地市場、尋求經營的高效率、競爭策略的考慮(Behrman,1972;Dunning,1993)。引進外資是中國開放經濟的一項重要內容。然而,一國能否有效引進外資,除了取決于該國的政局穩定程度、資源豐裕程度、勞動力價格、市場規模等因素之外,東道國市場結構的影響不可低估。另一方面,隨著中國開放步伐的加快,以壟斷為特征的FDI進入必然對我國相關行業的市場結構產生重要影響。
(一)FDI對規模經濟的影響
達到有效的規模經濟所要求的水平會推動市場集中,政策決策者的目標是既要利用規模經濟,又要保持市場的充分競爭。
在市場需求規模不變的情況下,隨著FDI的進入,行業內在位企業數量增加,平均的企業規模就有下降的可能。
然而,市場開放除了帶來外來的直接投資之外,也帶來了更新的技術和更大的市場需求。更新的技術使生產可能性曲線有了外移的可能、更大的需求則從需求方面為擴大規模提供了條件。因此,FDI對國內規模經濟的影響可能是積極的。
關于FDI對規模經濟影響的典型案例是汽車產業。據有關資料,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國內汽車制造企業達200多家,平均生產規模為二百多輛/年,最小企業的僅為年產十多輛,規模經濟效應根本無法體現。隨著德國大眾、美國通用等跨國公司的進入,中國的汽車制造業發生了本質性變化。經過一段時期的競爭,國內汽車制造業優勝劣汰,存活企業的生產規模普遍擴大。如美國通用在上海的投資10多億美元生產別克轎車,年設計生產能力15萬輛,基本接近了最小有效規模。
(二)FDI對市場集中度的影響
改革開放初期,外商對華直接投資的方式主要是新建投資。由于我國的經濟結構完整、部門比較齊全,FDI進入之初一般都會使國內市場集中度降低,從而促進市場競爭。
同時,在我國有兩種情況導致跨國公司在華新建投資提高了市場集中度:一是跨國公司的產量超過國內廠商所生產的數量,二是因為跨國公司所生產的產品在國內是全新的產品。其中,后者更加普遍。以計算機產業為例,90年代初國內廠商還無力進行自主開發,結果國外產品迅速搶占了我國計算機市場,跨國公司大有壟斷我國計算機市場的趨勢。這種狀況直到90年代中后期國內聯想等廠商引進和自主開發之后才開始改觀。另外,我國的汽車工業也是一個典型的幼稚行業,FDI所帶來的產品一般都是國內空白的產品,如80年代德國大眾進入我國汽車市場之時,基本上壟斷了我國的中檔轎車市場,90年代末,三資企業實現的銷售收入約占整個行業的65%,創造的利潤占整個汽車行業的80%以上(王洛林,2000)。
90年代中期以后,跨國公司以并購方式進入中國市場的案例增加,而且跨國公司把目標主要集中在處于困境中的國有企業。在外資并購過程中,這些企業大量讓渡股權,低價甚至無償出讓品牌、商業信譽、原材料、供貨渠道、產品銷售網絡等無形資產,大大降低了外商投資的進入門坎,在極短的時間內在同行業的國內其他企業面前樹起了競爭巨人。如柯達進入中國市場時,對我國除樂凱之外的感光材料實行了全行業的兼并,從而很快占據了大量的市場份額,而且我國政府承諾在4年內不批準其他國外廠商在中國的投資。柯達在中國的市場占有率大幅度提高,1998年達到了37.4%,超過了富士(25.6%),整個行業的市場集中度也隨之提高。
隨著時間的推移,FDI對東道國市場集中度的影響還取決于一系列因素:跨國公司在當地的規模以及持續增長的能力、跨國公司的市場績效以及對當地廠商長期的生存競爭能力的影響、是否有更多的FDI或貿易品的進入、東道國本地廠商對FDI的反應以及本地廠商的技術開發和模仿學習的能力、東道國市場其他競爭者的數量和規模。
由于中國市場的特殊重要性,往往是一家跨國公司來華投資之后,其他跨國公司也會采取跟進策略。因此,只要政府沒有賦予跨國公司獨占權,單一的跨國公司不可能長期控制我國的某一行業或產品的市場。如通訊行業,國際著名程控交換機廠商紛紛加盟中國市場的競爭,如AT&T、愛立信、北方電信、西門子、NEC、三星、阿爾卡特、諾基亞等國外廠商都在中國搶占灘頭陣地,到1995年底這些企業的年生產能力占到了全國程控交換機生產能力的70%,市場占有率達到了90%以上。跨國公司在我國市場上競爭的同時,民族企業奮力抗爭,積極利用跨國公司之間殘酷競爭所產生的技術外溢效應,在政策的扶持下,我國的通信設備制造企業實力不斷增強。在程控交換機行業,國內技術最早實現突破,發展最為成熟。大唐、華為、金鵬、中興、巨龍等公司具備了一定的自主開發能力,不斷推出新產品。1998年以后,國內廠商不斷從國外廠商手中攻城掠地,市場份額開始大幅提高,國外廠商壟斷我國程控交換機市場的局面開始被突破。
在跨國公司剛剛開始進入,我國一個行業中只有一兩家跨國投資企業時,的確存在跨國公司的市場集中度很高的問題。例如上海大眾汽車公司,在較長時間內幾乎是我國中檔轎車的唯一生產企業,產品價格也處于相對高位,但是隨著眾多跨國公司來華投資,它們之間的競爭十分激烈,一汽捷達、二汽富康都與上海桑塔納展開競爭,桑塔納的市場占有率開始下降。
從彩電業看,在大屏幕彩電上國外品牌市場占有率曾經達到60%以上。但是,以長虹為首的國內彩電廠商不斷提高技術開發能力,努力推出新產品、提高質量、完善營銷網絡和售后服務體系,提高了產品的競爭力,奪回了市場。到1998年,我國彩電市場集中度CR4達到63.3%,國外品牌的市場占有率只有10.5%左右,而且前5位基本都由國產品牌占領。
(三)FDI對進入壁壘的影響
市場進入壁壘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來自政府的政策性壁壘,另一方面是來自在位企業的經濟性壁壘。
隨著FDI大量增加,來自各方的力量會促使我國不斷地降低對外商的政策性壁壘,減少對外商進入的限制,從而大大促進市場的競爭程度。另一方面,市場進入壁壘也會同時隨著FDI增加而提高。
1.FDI進入提高與成本有關的進入壁壘
先期進入的跨國公司憑借其龐大的自有資本優勢和多渠道的融資渠道在中國進行大規模的投資,提高了行業的平均必要資本規模,對于潛在的進入者要想達到在位廠商相同的成本,其資本必要規模至少要達到在位者的規模。這種大規模的投資對于國內廠商來說,如果沒有其他渠道的支持幾乎是不可能的,國內廠商要想進入高檔轎車市場必須達到通用生產規模,否則會面臨成本的競爭劣勢。與跨國公司大規模進入中國市場之前相比,這同樣也提高了國外廠商進入我國高檔轎車市場的進入壁壘,雖然相對于國內廠商來說,具有壟斷優勢和雄厚資金實力的跨國公司更易于跨越這些壁壘。
跨國公司的全球化生產以及高度垂直一體化程度,可能掌握了某些關鍵的資源,可以利用跨國公司的內部分工優勢在供應資源上享有價格優勢,FDI可以提高絕對成本壁壘。如我國計算機產業關鍵部件長期依賴進口,而在我國進行生產的跨國公司幾乎都在全球市場上進行電子產品的垂直一體化生產,因而在我國生產計算機的跨國公司可以利用公司內部的分工取得廉價的中間產品,對于在國際市場采購關鍵中間產品的國內廠商來說必然在這些中間產品上存在成本劣勢。
2.FDI提高了國內市場的產品差別化壁壘
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跨國公司全產品系列化的投資在產品空間上構筑起了對潛在進入者的高進入壁壘。一是因為進入者進入時難以找到足夠的產品空間,擠入已有的產品空間必須付出比在位廠商更高的成本;二是因為在位廠商的多樣化產品可以進行風險成本的轉移,在競爭對手進入之時可以采取靈活的競爭手段以阻止進入者的進入。比如漢高公司在華建立了11家企業生產金屬化學品、民用粘合劑、家用洗滌品、化妝美容品和工業用油脂化學品,漢高的6大系列產品5個已來到中國。
(2)FDI進入我國市場之后實行多品牌的戰略提高了產品差別化壁壘。以我國的洗發護發用品市場為例,自從美國寶潔公司在1988年進入我國市場之后,很長時期處于市場主導地位,占據了最大的市場份額。造成這種狀況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寶潔公司利用多品牌的戰略形成了產品差別化壁壘。“海飛絲”、“飄柔”、“潘婷”、“沙宣”等,這幾大品牌占據了洗發護發用品一定的特性空間,品牌之間既有競爭又有自己的特色,并具有協同保護的功能。潛在進入者要想在這已有多種品牌占據的特性空間找到能獲利的需求空間難度非常大,多品牌相互交織地對特性空間的占有使進入者的滲透成本很高。
(3)FDI因為消費者的偏好忠誠而提高了產品差別化壁壘,對于潛在進入者來說必然花費更多的廣告推廣費用才能把消費者從跨國公司吸引過來。如可口可樂進入我國之后的碳酸飲料市場。
3.FDI提高研發、廣告上的進入壁壘
跨國公司研發的成果可以低成本地復制和在跨國公司內部具有公共產品的性質,在國外子公司中可以共享,因而在研發上具有規模經濟的特點,跨國公司可以利用在全球一體化生產、網絡化銷售中分散研發的成本。同樣,在廣告上也具有這樣的特點,對于某些標準化的產品,廣告可以向子公司的產品延伸。因此,跨國公司不僅本來在研發實力上強于國內廠商,而且進入我國市場時可以利用研發和廣告上的規模經濟在我國市場上構筑進入壁壘,在相同條件下,潛在進入者要以更高的研發和廣告支出才能在市場上站穩腳跟。
三、結論
已有的研究表明,市場結構與國際直接投資之間具有雙重影響的關系。一方面,市場結構的構成要素(規模經濟、產品差異度、交易成本等)是決定貿易流和外國直接投資的動力機制,另一方面,FDI的進入也對東道國市場結構產生重要的影響。至于具體影響的程度,則有賴于進一步以數據來進行更深入的實證,限于篇幅本文未能作詳細的研究。
現代產業組織理論十分注重其理論的政策含義的研究。宏觀政策的制定,需要考慮維護有效競爭的市場環境。一方面,促進國內市場結構合理化,從而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國際直接投資;另一方面,由于國際直接投資企業與本土企業的競爭條件(規模、技術、成本、信息、資本獲得性等)不同,導致的福利效果也不一樣。為了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條件,防止部分企業濫用壟斷勢力,必須設計一套適合WTO要求和中國國情的競爭政策。
【參考文獻】
[1]李太勇:《跨國公司投資對我國市場結構的影響》.[北京]《中國工業經濟》1999年第11期。
[2]王洛林:《2000中國外商投資報告——大型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0年版。
關鍵詞:經濟形勢 對外投資
一、研究目的和意義
實施海外投資其實是國家機構或是企業發展到一定程度,形成了過剩資金之后的產物,是在全球范圍內尋求利潤最大化、資金和資源實現最優配置的一種發展戰略。國家和企業都有進行資本的擴張和業務規模的擴大的需要。我國的企業也要充分利用這個趨勢走出國門,進行資本的擴張和業務規模的擴大。
因此,如何評估投資風險看清世界經濟形勢對我國直接投資的影響,是我國企業重點關注的問題。
二、世界經濟形勢與我國的海外投資現狀
1.世界經濟形勢走勢下的我國海外直接投資現狀
(1)世界經濟形勢現狀與走勢。金融危機之后,全球經濟一直趨于緩慢復蘇的階段,增長回溫速度緩慢,部分經濟體徘徊在衰退的邊緣。
從上圖可以明顯的看到,近三年來,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一直在努力恢復自身的經濟狀態,美國經濟并沒有出現特別好轉的跡象,歐債危機的惡化使得歐盟地區的經濟復蘇速度尤其緩慢。日本的經濟下滑趨勢也相對嚴重。
分析其背后主要成因,主要是歐債危機對世界經濟帶來的巨大打擊,一直沒有得到有效的解決。日本作為出口導向型的經濟體,對外貿易受到嚴重打擊,造成經濟增長速度持續緩慢。
(2)我國海外直接投資發展現狀與趨勢。2012年,我國外匯管理局公布的中國國際收支表中,到2011年底,海外凈資產1.77萬億美元,但海外投資的凈收益卻為-268億美元,其中實際收益為1280億美元,收益貸出為1549億美元。我國的海外投資收入,主要來自于外匯儲備經營收益,資產投資收益所占比重非常小。
從2011年我國海外投資和投資收益的數據來看,2011年我國的投資主要是流向了發展中國家,投資比例達到了89%,行業分布并不均衡,而我國海外投資中,非金融類的海外投資主要是以民營企業或是股份制企業為主,國有企業所占的比例只有55.1%。
此外,我國的海外投資中,債券投資所占比例為87%。由于,金融危機影響較大,債券投資的收益顯然要低于股票投資收益。
目前我國的對外投資主體仍然以政府及相關機構為主。企業和私人投資的目的都是尋求利潤最大化,會調動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并靈活制定戰略,這一點是官方投資暫無法做到。當前公司和私人的投資收益較高于官方投資。當然,隨著我國企業的發展,公司和私人所占投資比例也逐漸在升高。
2.用EVIEWS分析世界經濟形勢與我國海外直接投資的聯系
(1)數據引用
(2)模型建立
Y=C(1)+C(2)*X1+C(3)*X2+C(4)*X3+c(5)*X4 + c(6)*X5
其中 Y——2006-2012中國海外直接投資的金額 X1——美國GDP增長率
X2——歐盟GDP增長率 X3——日本GDP增長率
X4——中國GDP增長率 X5——世界GDP增長率
(3)引入變量并建立計量經濟模型
利用Eviews,運用OLS估計方法對式1中的參數進行估計,得回歸分析結果:
從上表中可以看出F檢驗顯著,但有3項t檢驗不過關,說明變量之間存在多重線性。 檢驗到上一步可得到x1 與y的線性關系顯著,f檢驗和t檢驗合格。
得到回歸方程: Y = 10.5047 + 0.43225*X1 + 0.391052 * X2
(4)方法驗證及修正
從上表可以看出x2的t檢驗的p值最大,因此將x2因素剔除再進行回歸分析。運用OLS估計方法剔除x2的方程進行估計,得回歸分析結果:
以上模型估計效果較好,繼續逐步回歸得到以下結果:
(5)自關性檢驗
①DW檢驗
Durbin-Watson stat的值較接近3,說明回歸方程不存在一階自相關。
②LM檢驗,檢驗結果如表
LM檢驗表明 p值=0.661205>0.05 表明回歸方程沒有二階自相關
(6)得出結論
綜上所述:Y = 10.5047 + 0.43225*X1 + 0.391052 * X2
X1是美國經濟增長率,X2是日本經濟增長率,通過模型可以看到,美國和日本的經濟增長率對我國的直接對外投資的影響較小。而世界GDP的增長是X5,在模型中對Y的影響沒有,所以,得出的結論是當前的經濟形勢對經濟直接對外投資影響不大,形勢有利于我們海外投資抄底。
三、我國海外直接投資的動力與策略
1.參與國際競爭推動企業海外投資
企業實施海外投資的主要原因有兩點:(1)部分企業海外投資是為實現技術提升,由于缺乏技術積累,就不得不走跨國并購之路的捷徑實現技術升級。通過政策扶持實現海外并購,并購重組實現核心技術的收購,技術實力。
(2)企業的自身競爭力提升到一定程度需要擴張海外市場,尤其是國內大型國企和民營企業,在已經具備一定的壟斷性優勢的前提下進行海外投資。實施規模化和產業集群化的發展戰略和全球化的戰略布局。
總之,企業的海外投資戰略制定與執行,取決于企業自身的發展水平和國際化競爭力。
2.降低投資風險優化投資結構
投資風險方面,政府手段的債券投資應該是海外投資的一種補充和外交引導,而不應該成為主要的投資方式。縱觀收益較高的投資結構,一是根據不同的區位實施綠地投資或是重組并購等不同的投資模式,二是在投資行業上主要選擇經營風險小,稀缺壟斷資源的行業,以及技術上已經成熟的企業進行并購重組,實現成本的最小化和最大限度的資金運用。
3.加強世界經濟形勢的分析,完善政府海外投資收益保護政策
海外投資要實現較好的收益,風險防控規范和法律體系的保護是非常重要的。這是海外投資實現最佳收益的基本保障,能解決實施海外投資的后顧之憂問題,保障海外投資能在毫無顧慮的狀況下實施激發創新性和整體戰略性的投資戰略;其次,實現海外投資收益最大化的根本內容還是要改變我國的投資主體偏差和優化投資結構,鼓勵企業實施直接資產的投資,多進行股票投資而非債務投資,從而提高投資收益。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出口效應;問題;對策
中圖分類號:F83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3544(2007)06-0008-02
一、引言
我國真正意義上的對外直接投資活動開始于20世紀70年代未。1979年8月,國務院頒布的15項經濟改革措施中明確規定允許出國辦企業。后,我國的一些企業開始嘗試進入國際市場。中國政府為了加速對外開放的步伐,促進有經濟實力的企業參與國際競爭,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曾先后制定和頒布了多項與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相關的法律法規,為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政治保障。
一國對外直接投資(FDI)活動不僅會對東道國經濟產生影響,而且會對母國經濟產生影響。從國外現有的文獻來看。針對不同國家、甚至同一國家不同歷史時期其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影響的研究,許多是從實證的角度進行的,且有詳實的數據加以支撐。他們主要檢驗了FDI對母國出口、就業、國內投資、國民收入、經濟結構調整、經濟增長、公司增長等方面的影響。但實證檢驗的核心論題是對外直接投資與投資母國出口貿易之間的聯系,即FDI的出口貿易效應。事實上,研究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影響,就可以間接地考證其對母國國際收支的影響;同時,在這一研究過程中,也涉及到了對外直接投資與母國產業結構調整的關系問題,對這一關系的研究,實際上涉及對外直接投資與母國經濟增長的關系,這其中必然包括了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就業、儲蓄、投資、稅收等方面的影響。一般而言,一國產業結構的變動,會影響到經濟增長,改變人民的收入水平,從而改變儲蓄、投資、稅收水平。可以看出,對外直接投資與國內經濟發展是緊密相連的。
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狀況及出口貿易效應
從20世紀70年代末至今,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不斷擴大,投資地域、投資行業更為廣泛。1979年,中國開始“走出去”時,僅有4家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累計投資總額僅為50萬美元。到2006年底,中國已有5000多家境內投資主體共在全球172個國家(地區)設立境外直接投資企業近萬家,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906.3億美元。僅2006年,中國非金融類境外企業實現銷售收入2746億美元,境外納稅總額28.2億美元,年末境外企業就業人數達63萬人,境內投資主體通過境外企業實現的進出口額925億美元。2006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211.6億美元,位于全球國家(地區)排名第13位。
利用1985年至2005年我國出口額、外向FDI流量、世界及中國人均GDP相關數據,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出口貿易效應進行實證分析發現,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起到了積極的拉動作用。具體分析結果如下:
EXP=-3915.703+0.8731146PGDP+29.164930UTFDI
t: (-3.416) (3.887)
(2.895)
prob.:(0.0031)(0.0011)
(0.0096)
R2=0.8078 DW=0.5751
其中,EXP為中國出口額,PGDP為扣除中國后的世界人均GDP水平,OUTFDI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額。
可以看出各解釋變量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顯著性水平為5%),在其他條件不變時,世界其他國家人均收入每增加一美元,將會帶動中國約0.87美元的產品出口;而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每增加一億美元,就可以帶動約30億美元的中國產品(包括最終產品和中間產品)出口。可以預計,隨著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進一步擴大,中國可以逐步地向國外轉移國內已經成熟的具有較高比較優勢的產業,為國內其他產業的發展提供資源和空間,這不僅可以加快我國產業結構升級換代,而且不會對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造成不利影響。同時,大力發展對外直接投資可以充分有效地利用我國的外匯儲備,提高我國外匯儲備的經營效益。
三、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在的問題及進一步發展的對策
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發展雖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依然存在許多問題與不足,既有政策方面的問題,也有企業自身問題。就對外直接投資企業本身來看:一是對“走出去”進行海外投資還缺乏足夠的認識;二是缺乏技術優勢,創新能力不足;三是缺乏經濟實力,對外投資資金不足;四是經營機制、管理機制不能完全適應海外投資的需要;五是企業海外投資的信息、知識、經驗不足;六是缺乏具有國際經驗的管理和其他專業人才,對國外市場、法律、商業管理等的認識有待提高。盡管隨著近年來政策的調整,以及企業自身素質與實力的提高,這些問題有了一定的改善,但基本問題依然未能得到根本的解決,而在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活動所面臨的問題當中,最為突出的問題就是資金問題。一方面,由于企業資金短缺,不能更快地擴大海外投資規模。據統計,在投資規模上,我國從事境外投資的企業中,大部分企業規模較小,我國90%以上的境外投資項目投資金額在300萬美元以下。另一方面,在經濟全球化進一步發展,競爭更為激烈的今天,企業“走出去”必須具有一定的競爭能力和技術實力,即應該擁有自主創新能力和自主知識產權。而目前中國企業的現狀卻是創新能力不足、自主知識產權匱乏,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其海外投資的步伐。盡管我國企業自主知識產權數量不多、水平低與我國技術創新環境還不完善,企業知識產權意識淡薄等因素有關,但由于企業實力弱,融資渠道少,而造成的境外研發中心的后續資金不足,確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因。與之對應,國內銀行雖然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就已經紛紛跨出國門,建立海外分支機構。但是,我國商業銀行海外經營尚處于初級階段,目前國內銀行業引入海外投資者的案例比比皆是,但海外并購的步伐卻略顯遲緩。目前只有建行、中行和工行啟動了海外并購的計劃,且3家銀行的海外并購多與其戰略投資者相關,而對企業“走出去”支持不足,尚不能適應實施“走出去”戰略的新形勢。
關鍵詞 中國 對外直接投資 投資戰略 投資風險 投資前景 投資階段
一、投資戰略問題
現階段,我國加快對外直接投資的力度既有內部發展的動力,也有跨越外部障礙、緩解外部壓力的原因。這就決定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必須要有“戰略性”。總體來說,這種“戰略性”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投資目的戰略性,即對外直接投資的目的是跨越貿易壁壘還是尋求資源和技術的。二是投資地區戰略性,即根據當地的經濟發展以及資源稟賦的實際情況,決定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類型和數量。三是投資手段戰略性,即根據投資目的的不同,從綠地投資、跨國并購、合資以及股權收購等方式中選擇合適的投資手段。四是投資產業戰略性,即根據不同的投資目的,選擇不同的產業。其實,在實際的投資過程中,這四者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即根據投資的目的,以最佳的投資手段在最佳的投資地區投資最佳的產業,以求取得最佳的投資效果。
目前,根據經濟發展的現狀和需求,也為了促進中國企業對外投資有效、有序、協調、健康發展,我國政府鼓勵國內企業境外投資重點投向以下四個方面:一是鼓勵有利于緩解經濟發展瓶頸的境外資源類投資,拓寬這方面投資合作的渠道和領域;二是鼓勵有助于國內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能夠帶動國內產品、設備和技術等出口和勞務輸出的境外生產型設施和基礎設施投資,并有助于提高中國企業的國際化經營水平;三是鼓勵能夠通過境外投資獲得國際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和專業人才的境外研發中心投資,提高中國企業的創新能力;四是鼓勵中國的優勢企業到境外從事貿易分銷、銀行、電子信息、物流航運等業務,增強服務業的國際競爭能力。
因此,具體來說,根據我國的現實情況,投資戰略應該遵循以下原則:
(一)基礎資源尋求型的對外投資地區:發展中國家
雖然中國在勞動力要素上具有一定的相對成本優勢,但在某些自然資源(包括石油、天然氣、礦產、森林和土地資源等)上卻顯得缺乏。要使相關行業保持穩定的增長,國內現有的已開發資源,從質量和數量來看都遠遠不能滿足要求。從國家的角度來看,建立穩定的國際資源市場渠道是實現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前提條件。因此,進行海外投資,開發資源就顯得十分必要。
投資的重點地區應該是:第一類,部分亞洲國家。例如,東南亞的森林資源,西亞、中亞的石油、鐵、鉀鹽等都對我國有著巨大的吸引力。而且我國在這些地區投資具有地緣政治、經濟、文化等有利因素。第二類,拉美、非洲、中東歐等國家。例如,拉美的巴西、墨西哥、智利、委內瑞拉、秘魯等國的石油、鐵、銅和森林資源豐富,投資基礎良好;利比亞、尼日利亞、南非、扎伊爾、贊比亞等國的石油、銅、鉻、鐵等礦產資源和森林資源豐富,都是我國緊缺的自然資源。
根據這些產業的類型,投資手段最好選擇與當地企業合資開發,或者是增資入股,跨國并購或者綠地投資的可能性比較小、難度比較大。
(二)邊際產業轉移型的對外投資地區:發展中國家
根據國際經驗,對于我國的成熟產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業,要想轉移出去,大部分也必然集中在鄰近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一方面因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較小,實力不足,只有在地理位置毗鄰,交通、通訊、信息傳遞等比較便利的地區才能顯出比較優勢。這就是中國企業多向東南亞國家投資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我國企業將適用技術和成熟產業轉移到市場潛力更大的其他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在這些國家從事加工貿易、建立生產制造裝配企業,可以較大地滿足東道國擴大就業和產業結構調整的需要,做到互惠互利,使投資順利進行。這就可以把我國的夕陽產業轉移出去,既可以緩解環境污染問題,又可以為我國承接新一輪的國際產業轉移做好準備。
投資的重點地區應該是:亞洲、拉美、非洲、中東歐等國家。這些地區的部分國家是我國紡織品、化工產品、機電產品、拖拉機、小型農具、自行車、玩具、鞋帽、手工藝品等商品的出口大國。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消費結構及消費水平同我國具有相似性及承接性,而且人口眾多,市場規模及潛力巨大。另外,這類產業基本上都是勞動密集型,勞工素質也無需太高、很容易就地轉化,同時創造大量就業機會,頗受當地政府歡迎。
這些國家和地區投資環境較好,而且為吸引外資制定了一系列優惠政策。所以,我國企業在投資時可以選擇在國外直接投資建廠或者合資等形式。
(三)核心技術尋求型的對外投資地區:美日歐等發達國家
目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以租賃和商業服務、批發零售為主,這些項目的投資從短期來看具有營利性,但是卻沒有長遠的戰略意義。目前,我國正在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從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轉變,轉變成功與否以及速度快慢,主要取決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歸根到底還是要取決于技術水平的提高以及擁有核心技術的知識產權。目前,國際分工已經從產品分工發展到了要素分工,技術特別是高端核心技術的研發主要集中于美日歐等國家大型跨國公司的母公司,而中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主要還是處于加工、組裝和制造等低端的價值鏈端點上,這就導致我國想通過利用外資提高技術水平比較困難。那么,怎么辦?一是通過自主創新研發技術,二是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到技術研發中心獲得技術。目前國家已經大力提倡自主創新,但是還沒有重視通過到國外投資主動地獲得技術。
從現實情況來看,我國應該以吸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緊跟世界潮流為目的,有戰略、有步驟、有實效、有重點地發展對美日歐等發達國家的投資。投資的方式可以跨國并購或者自己設立研發中心為主。目前,一些企業已經實施這種戰略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例如,上海復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在美國、日本等地設立高技術合資企業,并將先進技術轉移到國內,加速國內產品的更新換代;華為集團分別在美國的硅谷、達拉斯、瑞典、印度、俄羅斯成立了實驗室;海爾在美國設立了研發機構;長虹與東芝合作在日本設立研究與設計機構;聯想在香港和美國設立了研發和技術信息中心,并進一步并購了IBM的個人電腦業務。
有一個問題特別值得注意。目前,外包是跨國公司增強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手段。因此,我國企業在對外投資時,也可以通過外包的方式,讓國外專業性的企業為我國企業作代工,通過同時購并核心業務和剝離非核心業務進行業務整合,提高和培養企業對全球資源配置、整合、計劃和協調的能力。在技術研發和關鍵性零部件生產方面尤其如此。目前,已經開始出現“國內企業做品牌,海外企業做代工”的新現象。例如,國內品牌的筆記本電腦和手機都在大量利用海外以及中國臺灣地區的企業做代工。2002年,聯想公司的所有筆記本電腦中70%到80%的PDA以及40%的母板產品均由臺灣地區的廠商負責生產。另外,美國和歐盟一直是對我國反傾銷最多的國家和地區,中國也應通過強化投資繞過各種貿易壁壘,將貿易摩擦變成跨國公司內部的交易,緩解貿易摩擦。
二、投資風險問題
總體而言,目前我國企業走出去主要面臨以下風險:一是政治風險。例如,2005年, 中海油斥資185億美元收購美國第石油公司尤尼科, 因美國國會的阻撓而失敗。聯想收購美國IBM公司的個人計算機業務后,美國國會議員理查德?達馬托向國會提議審核聯想計算機的信息安全,這使聯想的業務發展受到制約。二是政策風險。例如,委內瑞拉政府宣布, 把外資控股或獨資的石油、能源類企業收歸國有,外資方不能控股。因此,在委內瑞拉投資石油、能源的外國公司損失巨大。俄羅斯2006年年底出臺了關于整頓批發零售市場經濟秩序、 規范外來移民就業等有關法規,使十萬華商受到損失。三是社會風險。2004年的西班牙燒鞋事件給中國商人帶來巨大損失。四是治安風險。2004年我國兩名工程技術人員在巴基斯坦被綁架;2005 年1月,8名中國人在伊拉克被綁架。有關數據表明,2005年外交部參與處理的各類中國人海外安全事件為2.9萬件,2006年超過3萬件。五是市場風險。例如,TCL收購法國湯姆森電視機業務,由于市場變化快,導致銷售下滑、市場份額萎縮、虧損嚴重。
從具體地區來看,以非洲地區的尼日利亞為例,尼日利亞是中國企業開展業務較多的非洲國家,也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最具代表性的國家,自然條件優越、石油資源豐富、市場規模較大;但是,投資的風險也比較大,主要表現為:首先,種族宗教問題錯綜交織,頻繁引發暴力沖突;其次,有組織持械犯罪猖獗,嚴重威脅社會安全;第三,勞資關系、失業問題和貧富差距極易引發社會動蕩;第四,根深蒂固,制約政府管治水平。目前,尼日利亞以搶劫、綁架等惡性犯罪為主要特征的社會安全問題已經非常突出。2007年1月,先后有5名和9 名中國工人在尼日利亞南部的尼日爾河三角洲地區遭到武裝分子劫持。據粗略統計,2006年全年至少有178名外國人在尼日利亞遭到武裝分子綁架。
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機遇與風險并存的。我國企業“走出去”也是如此。我國企業既不能因噎廢食,因為有風險就持消極的態度,也不能視風險而不見,盲目走出去,而是要堅持積極、審慎的態度,時刻樹立風險規避意識,有效設置風險控制環節,穩妥落實風險防范工作,合理安排風險化解措施,實施有所為、有所不為、有進有退的投資戰略。
從企業方面來說,企業應該從內部完善風險管理制度,做好前期的市場調研工作,充分認識、深入了解當地市場,審慎選擇交易方,盡量降低可能面臨的風險。準確定位和綜合權衡面臨的風險與機遇,結合企業發展目標,確定風險偏好,選擇承擔與預期收益和自身實力相匹配的風險。在風險發生時,企業可以通過分包和轉包的方式轉嫁一部分風險,或者在某些風險確定發生后終止合同,撤走設備,及時減少損失。
從政府方面來說,政府應該為企業對外投資做好保駕護航工作。可以通過出口信用保險公司的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險手段、進出口銀行的政策性融資手段、開發銀行的政策性支持手段、行業協會的信息咨詢等支持中國企業向海外投資,在出口融資、信息咨詢和應收賬款管理等方面為企業提供高效服務,為企業開拓海外市場提供安全保障。當風險發生時,如果有必要,政府可以出面幫助企業緩解風險和減少損失。
三、投資前景問題
從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的情況來看,《世界投資報告》顯示,2005年來自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期經濟體的外國直接投資為1330億美元,大約是全球對外直接投資流出量的17%,而2006年則達到了1930億美元,占全球流出量的16%。2005年來自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期經濟體的外國直接投資存量大約為1.4萬億美元,占全球總量的13%。1990年,對外直接投資存量超過50億美元的只有六個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期經濟體,到2005年已有25個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期經濟體超過了這個目標。雖然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在全球外國直接投資中占據主要地位,但是來自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期經濟體的私有企業和國有企業正逐漸成為國際舞臺上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可見,發展中國家發展對外投資已經成為經濟全球化發展進程中的一種新趨勢。
從中國對外投資的實際情況來看,我國對外投資累計已達733億美元,全球排名已由2005年第17位上升到2006年的第13位,一些企業的跨國經營能力逐步提高,也形成了一批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和產業。但是,我國對外投資累計規模僅為全球外商直接投資總規模的1%,約為外商對華投資累計規模的1/10。在未來較長一段時期內,我國對外投資仍將持續較快增長,這是我國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到了一個新階段后必然出現的趨勢。目前,我國人均GDP已超過2000美元,這是一個標志性指標。日本1971年人均GDP超過2000美元時,經濟發展和對外經貿關系隨之出現許多新特點,其中一個方面就是對外投資迅速增長。另外,國家政府各部門都在加大對企業境外投資的扶持力度,從外交、外匯、稅收、海關、信貸、保險以及多雙邊合作等多個方面給予支持。可見,我國企業“走出去”才是剛剛開始。
今后幾年,如果國內市場競爭壓力進一步增加、人民幣繼續升值、國際貿易摩擦持續加劇,企業對外投資的積極性將明顯提高,再加上有大量的外匯儲備作為投資保障。因此,我國對外投資的速度將大大提高,規模將高于發展中大國的平均水平。有關專家預測:“十一五”時期,我國年均對外投資額可能達到150億美元以上,到2010年,對外投資額可能達到200億美元以上,五年合計對外投資額可能達到800億美元以上。如果國內經濟增長速度有所放緩,生產能力過剩問題進一步加劇,人民幣繼續升值,對外投資規模可能更大。到2010年,中國將成為全球重要的對外投資母國,對外投資額在發展中國家排名進入前三位。
我國已經開始朝對外投資的大國方向邁進,對外投資加速增長。這意味著我國將從以吸引外資為主的階段轉向吸引外資和對外投資并重的階段,我國企業將更多地“走出去”,利用國外的各種資源提高自己的競爭力,這對于促進產業升級與經濟平衡快速增長都有重要意義。
四、投資階段問題
任何戰略、政策或事情都有一個階段性,在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時代內涵。例如,我國利用外資的政策已經從千方百計吸引外資的階段發展到了選資的階段。同樣,我國企業“走出去”也應該是一個廣義、動態的概念,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應該具有不同的含義。不管是從經典的投資理論來看,還是從現實的世界情況來看,一個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情況與這個國家的經濟基礎、企業經營能力緊密相關。
根據中國目前的現狀以及未來發展趨勢判斷,可以把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形式所迫,被迫走出去。由于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或者國外經濟的制約,為了保持本國經濟發展或緩和國家間的經濟矛盾,國家政府積極鼓勵本國企業走出去。目前,我國絕大部分對外投資都處于這個階段,我國對外投資就是去尋找資源、尋找市場、尋找技術以及跨越貿易壁壘。
第二階段:開拓國際市場,積累經驗。在被動走出國門之后,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被動走出國門的壓力基本被緩和,企業也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在此基礎上,這些企業按照市場經濟的原則繼續開拓國際市場,提高在國際上經營的能力。另外,國內的一些企業特別是具有競爭力的大企業也逐漸走出國門,爭取在國際市場上的份額。當然,這個階段還是處于艱苦的開拓階段。目前,我國少數企業已經處于這種階段。例如,海爾集團在美國南卡州建廠,中興通訊和華為集團在國外拓展業務等。
第三階段:主動走出國門,全球配置資源。在經歷第二階段以后,很多企業已具備很強的國際經營能力和豐富的經驗,在一定程度上具備了配置全球資源的能力。從經營業績來看,已經開始贏利。此時,經過多年打拼的企業就開始積極主動地走出國門。在這個階段,由于企業已經具備國際經營的能力和實力,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的形式就不僅僅是單一的綠地投資,可以通過外包、加工貿易等形式把非核心業務或者把所有的生產環節在世界各地進行最優化組合。目前,我國處于這個階段的企業幾乎沒有。
在這三個階段里,第一階段是由于國家特殊的內部和外部壓力導致的,所以,這個階段不是每個對外投資企業必經的階段。但是,第二、第三階段是任何一個企業的跨國經營行為都必須經過的兩個階段,而跨國經營行為卻是企業內在利益驅動的外在表現,是其在成長過程中對自身資源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優化配置的自然結果。在這三個階段的發展過程中,企業可能會經歷虧損微利可觀利潤、無品牌自主品牌的過程。
目前,我國對外投資的企業一般都是國內大型企業,這就決定了大型企業較多的經濟發達地區對外投資的數量比較大。2005年,在我國前500家大型企業集團中,有387家集中在東部地區,占企業總數的77.4%,中部地區59家,占企業總數的11.8%,西部地區54家,占企業總數的10.8%。可見,在短期內東部沿海省市對外投資將繼續保持領先地位。但是,隨著我國開放水平的進一步提高、民營經濟的迅速發展以及對民營經濟鼓勵政策的出臺,我國將有更多的企業走出國門,開始開拓國際市場。
但是,要清醒地認識到我國對外投資企業面臨全球商業革命的巨大挑戰。20世紀末發生了全球商業革命。此次商業革命具有三大特征:一是在跨國公司重組并購浪潮中所形成的高度產業集中,二是由核心公司,或者說是“系統集成者”對其所在價值鏈進行的“系統集成”的管理手段,三是在系統集成過程中所產生的對價值鏈各個層面的巨大集約壓力,即所謂的“瀑布效應”。在各個產業部門,擁有強大技術和市場營銷能力的系統集成者們在其眾多的供應商中積極物色佼佼者,通過“產業計劃”的形式選擇可以和他們在全球范圍內協作的聯盟供應商,因此出現了“瀑布效應”,即給全球系統集成者提供商品和服務的一級供應商受到來自系統集成者的壓力,進行購并,發展其在全球價值鏈中的領先地位。這些一級供應商同時通過同樣的產業計劃方式將這種變革的壓力傳遞給他們自己的供應商網絡。瀑布效應的結果是在全球范圍內,在各個層次和領域給系統集成者提供商品和服務的諸多產業都出現了高速的集中過程。結果就是全球價值鏈中高附加值的部分也正被源于發達國家的公司所占領。這意味著我國對外投資企業所面臨的挑戰比表面看來的更艱難,他們不僅面臨著要趕超系統集成者的巨大困難,而且要趕超供應鏈中每個層面的強大供應商。
總之,對外投資是一個循序漸進的探索過程,是一個道路崎嶇的開拓過程。在知識時代,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須特別重視技術研發和自主品牌問題。企業對外投資成功與否,既與企業自身的選擇和決策有關,又與政府的政策和扶持有關。這就需要雙方緊密合作,共同進退。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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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 國際收支 影響
一、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變化趨勢
外商直接投資即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是一國的投資者跨國境投入資本或其他生產要素,以獲取或控制相應的企業經營管理權為核心,以獲得利潤或稀缺生產要素為目的的投資活動。
中國加入世貿以后,外商投資變得更有組織、規模性。世界著名的跨國公司加大進入我國市場的力度,且外商獨資比重加大,這些著名企業將通過獨立子公司的形式牢牢控制住中國市場的優勢地位,逐步擠壓民族企業。近年,國際直接投資總額不斷增加,且持續保持其增長趨勢,具體數據如表一所顯示。
數據來源:綜合外匯管理局和外貿部的數據
以上表格的數據顯示,到2011年為止,我國的FDI已經高達1160億美元,創歷史新高。
當前,我國國際收支出現連續的“雙順差”,這與逐年增長的FDI規模是否有聯系?FDI如何影響我國的國際收支,這是本文接下來討論的重點。
二、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經常賬戶的影響
經常賬戶作為國際收支賬戶的第一大賬戶, 主要反映一國與他國之間實際資源的轉移, 是國際收支平衡表的最基本、最重要的項目。只有經常項目盈余才能使一國的國際收支平衡具有穩定的基礎,經常項目順差是國際收支平衡的最終保障。 經常項目主要包括四個主要項目: 貨物、 服務、收益和經常轉移。根據重要性程度的不同, 我們主要分析貨物和投資收益兩個項目。
(一)外商直接投資 ( FDI) 對貨物的影響分析。
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的貿易進出口水平的貢獻并不是非常顯著的。從貨物貿易收支總體來看 , 2006-2011年外商直接投資企業進出口累計順差為7798.27美元。最近兩年以后,進出口順差穩定增長,但幅度較小。通過06-11年統計數據, 我們可以看出外資企業的進出口雖有一定幅度的增長,但其占全國進出口總額的比例卻逐年下降。外資企業進口額從 2006 年占全國進口總額的 59.70%下降到 2011年 49.6%;外資企業出口總額,從 2006年占出口總額58.18%下降到2010年的52.48%。但我們也可以發現,雖然進出口比重均下降,但出口比重下降的速度較慢,這對我國今年連續順差也有一定的貢獻。圖二和圖三分別記錄了2006-2011年間我國的外商投資企業進口額和出口額及其占全國進口額、出口額的百分比。因此, 外資的出口效應并不是特別顯著, 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對貨物貿易收支的總體平衡和長期順差做出了一定貢獻,但貢獻率并無2005年之前表現的那么顯著。
表二及表三數據來源:中國投資指南網
(二) 外商直接投資 ( FDI) 對收益項目的影響分析。
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的收益項目主要有職工報酬和投資報酬, 這里我們只分析最重要的投資報酬部分, 即外資在我國投資過程中的收益率和利潤匯回狀況。在2006年以前(2005年除外),投資收益一直為逆差,存在較大的借方余額。而 2006-2010年投資收益的累計貸方余額( 順差) 是 257億美元,其中2005年收益項目的借方余額為74億美元,2006年為35億美元,2008年增加至113億美元, 而2010年貸方余額年高達182億美元,投資收益順差明顯增長了。圖四顯示的是2006年至2010年投資收益的變化情況。
值得注意的是, 投資收益在出現多年逆差后, 2007 年以后實現連續順差, 原因在于外商投資收益的再投資, 更主要的因素在于近幾年來人民幣匯率的升值壓力與預期, 使得投資收益匯出推遲, 使得一部分轉化為 “熱錢” 滯留在國內。而2011年下半年開始人民幣匯率的升值壓力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緩解, 這部分投資收益終究是要兌現的, 并有可能使利潤匯出更加集中。事實證明,已統計出來的2011年前三季度的投資收益為逆差。如果外國投資者每年將投資收益匯回去, 我國為保持經常賬戶平衡, 每年就必須保持高額的貿易順差,一旦貿易順差規模減少, 就會產生難以彌補外資企業的投資收益的大規模匯出, 與此同時, 利潤匯出會對投資收益項目產生明顯的反作用, 因此, 假使外資企業所獲得的利潤在短時期內集中匯出就有可能導致投資收益項目借方余額的急劇增加, 就可能會導致國際收支產生危機。另外, 外商直接投資在我國的投資收益遠遠高于我國在國外的投資收益, 這將對我國貿易項目的順差形成一定的抵消作用。
三、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資本和金融賬戶的影響
資本和金融賬戶, 作為國際收支賬戶的第二大賬戶, 它包括資本賬戶和金融賬戶兩大部分, 而我國資本賬戶總體差額所占比重較小, 金融賬戶中的證券投資與其他投資差額項目在2006年以前一直為負,06年以后即使為正,但金額起伏變化較大,且從08年開始均為下降的趨勢。 只有直接投資項目一直為正, 保持盈余和穩定的增長, 并且直接投資項目的我國在外直接投資和外國在華直接投資非常不對稱。 2005-2011年間, 外商直接投資大致保持上升的趨勢, 從平均數來看, 外商在華投資為1634.3億美元, 我國對外投資平均數為445億美元。圖四顯示的是2005-2011年期間我國在外直接投資和外國在華直接投資額。
近幾年來, FDI 流入的規模和速度出現了大幅度上升, 2000―2005 年累計直接投資順差7483億美元,由此可見, 我國目前基本上屬于一個資本要素的凈流入國, 這對資本及金融賬戶順差及國際收支平衡具有重大影響。但是我們也應當注意到,2006年至2011年期間外國直接投資與對外直接投資的總的比例為1:0.27,這表現為兩者存在比較嚴重的失衡狀態。從對外投資講,發達國家一般保持兩者的均衡發展。但如果外商直接投資的大幅度外流必然會對目前我國國際收支的 “雙順差” 產生威脅與壓力, 可能會惡化我國的國際收支狀況。
四、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國際收支的影響
外商直接投資對一國國際收支的影響主要由幾個因素決定, 其中有助于改善一國國際收支的因素主要有三個,即: X + I + S,其中,X 表示外資企業的出口額,I 表示外商直接投資額,S 表示外資企業因為替代一國的部分進口而使一國取得的外匯 .而惡化一國國際收支的因素主要有四個,即: M + P + F + K ,其中,M 為外資企業的進口額,P外資企業的收益額 ( 即外資企業匯回跨國公司母公司的利潤、利息),F 表示外資企業付給跨國公司母公司的技術轉讓費、 許可證使用費、 設備租賃費等,K 表示外資企業抽回跨國公司母國的資本額。
如果以 A 來表示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國際收支的影響, 則以公式表示為: A=(I+X+S)-(M+P+F+K)。 根據上述公式, 如果 A 為正值, 則表示外商直接投資有助于改善東道國的國際收支狀況,;相反,如果 A 為負值, 則表示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的國際收支狀況有負作用。我們可以拿A與I之間的數據作對比, 具體見表五。
從上圖可以看出:2006年FDI與我國國際收支狀況表現為同一方向運動,即有:隨著FDI規模的逐漸擴大, 國際收支順差也基本上呈現總體上升的趨勢, 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國FDI對我國國際收支順差的貢獻率也逐年增長。因此, 我們可以簡單得出, 如果不考慮以上所分析到的影響國際收支的不利因素, 從總體上來講, FDI對我國國際收支狀況的改善起著一定程度上的重要作用。
在全球經濟日益一體化的背景下,企業要想維持生存、繼續發展,就必需整合全球各種有利的資源和市場,開展國際分工與合作。在合理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使其發揮最大的正效益的同時,中國應加大自身投資企業、跨國企業的發展規模。隨著中國經濟和科技水平的發展,特別是人力成本的不斷提高,中國的工業生產從低級向高級發展是一條必經之路。中國現在就應該未雨綢繆,加強引導對外直接投資。鼓勵企業延長、優化產業鏈,在發達國家投資建立研發、營銷部門,在發展中國家投資采購原材料、轉移生產線,降低成本、提高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培育我國的大型跨國公司。
參考文獻:
[關鍵詞] 中小企業 對外直接投資 對策
一、我國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現狀概述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各類型企業開始走出國門開展對外直接投資,走上跨國經營之路。特別是自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快速增長,中小企業也異軍突起,在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進程中扮演了生力軍的角色。呈現出如下特點:
1.投資規模小
我國單個海外投資項目的投資金額明顯偏少。企業規模過小給企業的跨國經營帶來一系列問題,如:喪失許多市場機會、增大企業經營風險、減弱國際市場融資能力等。
2.投資對象以發展中國家為主
我國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國別對象主要以發展中國家為主。
3.投資以開拓市場為主要目的
實施對外直接投資的中小企業大多有出口產品的豐富經驗。另外預期有較大收益也占了一定比例,這說明國內市場相對飽和,企業紛紛把眼光瞄向了國外。
4.投資方式以合資為主
中小企業由于規模較小,對外直接投資風險相對較大,許多還處于試探性階段。同時,由于國際化發展的經驗相對缺乏,為了更好更快地適應和開辟東道國市場,我國企業多采取合資方式為主。
二、我國中小企業對外投資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1.阻礙我國中小企業對外投資的宏觀因素
(1)境外投資的審批手續繁雜
我國對境外投資項目現在仍然沿用“逐級審批,限額管理”制度。這影響了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積極性和進度,特別是對于以經營靈活為優勢的中小企業而言,審批手續繁雜所帶來的困難更是不言而喻的。
(2)立法遲緩,政策體系不健全
我國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起步較晚,有關法規不健全、不完善,到目前為止我國尚且沒有一個完整的對外投資立法。另外,到目前為止我國尚沒有系統的針對跨國投資的整體戰略和行業規劃,沒有明確的產業傾斜政策和行業導向。
(3)融資渠道不暢
國家近來出臺了一系列促進中小企業融資和信用擔保的政策,中小企業的融資環境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中小企業的融資渠道仍不暢通。
2.我國中小企業自身所存在的問題
(1)市場調研不充分、決策不科學
在進行跨國經營時,由于自身信息獲取和加工處理能力較低,中小企業常常在開展海外投資時缺乏對目標市場的準確分析預測。
(2)缺少優秀的跨國經營人才
中小企業跨國投資需要大量通曉國際商業慣例、法律,具有全球眼光的高級經營管理人才。而我國尚處于對外直接投資的起步階段,此類人才甚為缺乏,實力不夠雄厚的中小企業很難吸引到這些人才。
(3)融資能力低下
資金難以獲得是阻礙中小企業對外投資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小企業規模小、實力弱,基本不具備依靠自有資金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的實力。
(4)研發投入少,創新能力低
從總體上看,我國中小企業的技術水平普遍較低,技術老化嚴重。企業對于許多引進技術缺乏吸收消化,創新不夠,創新能力低。
(5)管理能力不足
我國中小企業大多在創業時以血緣、地緣為紐帶,夫妻店、兄弟店廣泛存在。在初始階段,這種經營方式是有利于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壯大的,但當企業的經營規模逐漸擴大,乃至要進行對外投資時,原先的家族式管理往往就不能有效地對企業所擁有的資源進行合理配置,原有的管理優勢在這個時候轉化為制約中小企業開展海外投資的因素。
三、我國中小企業對外投資對策
1.建立完善的對外投資法律體系
為了保障境外投資戰略的順利實施和國家的經濟利益不受損害,必須建立一套符合本國現實國情和當代國際投資特點的法律體系。
2.改革審批制度,強化監管體系
改多部門審批為單一部門審批,簡化審批內容和程序。根據國際經驗,只有減少審查、審批部門,統一標準,才能真正簡化審批,減少行政審批對對外直接投資的干預或扭曲。在明確外經貿部作為對外直接投資單一歸口管理部門的同時,今后其審批管理項目內容也應逐步減少,程序應進一步簡化,做到統一、透明、便捷。
3.建立我國中小企業對外投資風險保障體系
建立、健全境外投資的保險制度,加強國際政策協調,為我國對外投資企業提供國際保障,今后應當進一步加強雙邊投資保護協定和避免雙重征稅協定的商簽、修改和實際履行的工作。
4.建立中小企業的融資擔保體系
中小企業存在的信用不足與抗風險能力差使其在融資方面遇上較大的困難。在對外融資時,中小企業缺乏的是足夠的信譽與抵押物,政府可以通過建立中小企業擔保貸款的信用保證制度來幫助中小企業克服這一困難。當中小企業向銀行借款遇到麻煩或是因為某種原因到期無力還款時,信用保證制度提供一種貸款,到時替中小企業償還,這樣就大大增加了中小企業從銀行等其它金融機構獲得貸款的機會。
5.加強我國中小企業的技術創新工作
當前,我國政府正制定各種各樣的政策鼓勵中小企業進行技術創新,中小企業的技術創新逐漸有了一個比較良好的外部環境,同時中小企業自身的努力對于企業技術能力的提高也是必不可少的,它們也應該提高自身的技術創新素質,以便借助于外部環境改善的東風,增強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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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化風險是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的主要風險之一,自本世紀中葉以來,拉美及中東國家紛紛對跨國公司的海外子公司實行國有化,國有化由此成為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活動中面臨的最為突出的問題。對于投資國來講 ,國有化風險直接關系到跨國公司海外投資的安全性以及投資利益的保護,對于東道國來講,國有化風險關系到東道國家對自然資源的主權,對于跨國公司來講,直接關系到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資金流向、發展趨勢以及全球性戰略的實施等一系列重大問題。本文擬就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中面臨的國有化風險以及風險防范等問題進行初步的探討。
一、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的國有化風險
所謂國有化是指一個主權國家依據其本國法律將原屬于外國直接投資者所有的財產的全部或部分采取征用或類似的措施 ,使其轉移到本國政府手中的強制性行為。
根據國家的主權原則 ,一個主權國家對其境內的外國投資者實行國有化,屬于主權國家的國家行為,是一個國家主權的體現。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采取國有化措施是行使其對自然資源永久主權的必然結果 ,是民族獨立和解放的一種重要手段。東道國對外資實行國有化措施 ,已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承認和支持。聯大1962年通過的《關于天然資源之永久主權宣言》規定:“收歸國有、征收或征用應以公認為遠較純屬本國或外國個人或私人利益為重要之公用事業、安全與國家利益等理由為根據。”聯大1974年
通過的《各國經濟權利義務》第2條規定:“每個國家有權將外國財產的所有權收歸國有、征收或轉移 ……。”西方發達國家也被迫承認東道國的國有化權利,如1951年6月19日英國政府向伊朗政府遞交的照會宣稱:“陛下的政府代表自己和該公司承認伊朗石油工業國有化的原則。”1956年 8月在倫敦舉行的蘇伊士運河會議上,德國、英國和美國政府聯合聲明:“對埃及政府作為一個主權國家而享有充分的主權權利,包括對外國人的資產實行國有化不持任何異議。”
本世紀50年代以前,人們很少看到國有化的事例,但是,自本世紀60年代以后,發展中國家就出現了國有化的。據統計,從50年代到70年代,100多個發展中國家中有半數以上的國家對外資實行了國有化,共發生了1954件國有化案件,其中50年生國有化412件,60年代為406件 ,70年代約1136件,可見國有化的步伐一再加快。從地區分布來看,亞洲為219件,中東為464件 ,非洲為826件 ,拉美為454件〔1〕。從行業分布來看 ,國有化的行業有半數以上集中在采礦、冶煉、石油、農業等部門。從國別來看 ,英美兩國受國有化的影響最大,1960~1964年期間 ,在所有報道國有化的事例中 ,英國子公司半數以上主要分布在農業、銀行業和保險業。70年代 ,美國子公司日益成為國有化的主要目標 ,受影響最大的是石油和采礦、分支銀行、公用事業和運輸業 ,大型子公司承受國有化的壓力最大。就美國子公司看,資產超過 1億美元的公司 ,其沒收的比率比資產少于100萬美元的小型子公司大50倍。1960年到1979年之間,在被國有化的342家美國子公司中,有158家發生在拉丁美洲,占46%,而52家被國有化的英國子公司中,則有419家發生在東南亞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2〕。盡管東道國實行國有化的權利在國際社會得到了普遍的承認 ,但問題在于東道國在實行國有化權利的同時是否應附加條件限制對此,西方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一直存在著尖銳的對立。西方發達國家習慣上將國有化劃分為兩種:合法的國有化和違法的國有化。并且認為合法與違法的標準就是看國有化是否具備以下這些原則:
1.社會公共利益的原則。即國有化必須符合公共目的或公共利益,許多國際條約中也把“公共目的”或“公共利益”作為征用合法性的要求。1962年聯大通過的《關于天然資源之永久主權宣言》中規定征用要以“公用事業、安全或國家利益等理由為根據”。在許多國家的憲法里也有類似的規定。
2.符合法律程序的原則。國有化和征用必須遵守正當的法律程序 ,這也是國有化合法性的要求,否則,可能會涉及到國家責任。
3.不違反條約義務的原則。即國有化應受國際條約和國家承擔的契約義務的限制 ,違反條約義務的國有化是非法的 ,這是“條約必須恪守”的國際法原則的具體體現。
4.支付公正補償的原則。即把是否支付“公正”補償作為判斷國有化合法性的一個標準。
5.不歧視的原則。即國有化必須無不正當歧視 ,東道國在實行國有化時,必須對其境內所有的外資同等對待 ,不得對特定的某一國家的外資實行國有化,這是國家主權平等原則所要求的。
由于東道國的國有化事件嚴重威脅著跨國公司對外投資者的利益 ,同時也影響到東道國吸引外資的環境 ,因而從本世紀70年代以來 ,直接的、一次性的剝奪投資者的國有化,已為以間接的方式逐步影響投資者利益的間接國有化所取代 ,呈現出間接國有化即當地化的發展趨勢。
由于東道國的國有化嚴重威脅了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安全 ,損害了其根本利益 ,因而成為對外直接投資政治風險中最主要的風險之一 ,國有化措施對投資安全和利益的影響還在于是否在國有化之后給予充分的補償。國有化之后是否給予補償?應給予何種補償?補償的根據何在 ?對此,國際社會存在著以下三種不同的觀點和原則:
1.全部賠償原則。即赫爾原則,這是美國國務卿赫爾 (Hull)在1938年提出來的,認為實行國有化的國家有義務以“充分、即時、有效”的方式對財產被國有化的外國投資者支付全部賠償。這一原則是以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為基礎,以保護既得權益和反對不當得利為法律依據。
2.不予補償的原則。東道國采取國有化措施之后,不存在對被征收財產的外國投資者進行補償的國際法律義務,因而不必予以補償。這一原則的主要根據是國家主權原則和國民待遇原則,既然國有化是東道國行使主權的行為,是一國主權范圍內的事情 ,應由國內法決定,采取國有化措施是維護自己主權的權利,不應予以補償。至于在一定情況下,基于外交政策的考慮或出于國際禮讓,或其它外交上的原因,可給予一定補償,但不是法律義務。
3.適當補償的原則。這是發展中國家的學說和主張,比較符合實際。關于適當補償原則的根據存在著分歧,發展中國家認為 ,這一原則的合理根據是公平互利原則和國家對其自然資源永久主權原則。在國有化補償的實踐中,一般都是采取適當補償的原則,特別是通過“一攬子協議”(lumpSumExpreement)給予部分補償 ,如伊朗征用美資石油公司,是補償原金額的 1 0 % ,戰后東歐國家國有化的補償額都是部分補償。我國在國有化的實踐中也采取適當補償的做法,如1979年中美政府達成的解決資產要求的協議中,我國同意支付8050萬美元作為對解放初被國有化的美國資產的補償,這只相當于被中國收歸國有的美國總資產的41%〔3〕。
二、國有化風險的防范
跨國公司在對外直接投資中要保證投資的安全,必須對國有化風險進行有效的防范。風險的防范可以從以下幾方面進行:
(一)母國方面
跨國公司的母國為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提供的風險防范主要有:
第一,建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保證制度。這是跨國公司母國為了保護與鼓勵本國的跨國公司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國內法制度建立這一制度的主要動機是通過對本國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的政治風險 (包括國有化風險 )提供法律保證 ,以達到促進本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增強本國國際競爭地位的目的。這種保證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兩方面 :一是海外投資保險制度;二是通過國內立法進行保護。
其一,一般來講 ,各國的海外投資保證制度都對匯兌險、征收險和戰亂險三種政治風險進行保險,由資金雄厚的有政治后盾的國營公司或政府機構充當承保人,并且一般只限于經東道國批準并符合母國對外經濟政策的合格投資。
各國海外投資保證制度對投資保險合同雙方當事人的基本權利義務及其運作程序所作的規定基本相同,主要包括:(1)跨國公司向海外投資保險機構申請投保 ,經審查批準后,雙方簽訂保險合同,投保人履行定期交納保險費的義務。(2)一旦發生承保范圍內的風險事故,由海外投資保險機構根據保險合同向海外投資者賠償損失。(3)海外投資保險機構取得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者的所有權和請求權,向造成該項投資損失的東道國求償。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基礎:戰略
一、西方對外直接投資主流理論介評
在討論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基礎以前,很有必要先對西方對外直接投資主流理論予以簡單評價。關于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國外可謂眾說紛紜,但從學術淵源或其基礎來看,大體上可分為兩大體系,一是以國際經濟學,主要是以國際貿易理論為基礎的體系;另一個是以產業組織為基礎的體系。前者是宏觀分析,即從國民經濟的角度進行分析,其重要假設之一是完全競爭;后者是微觀分析,即從企業層次出發進行分析,其重要假設是不完全競爭,由于完全競爭假設與經濟生活的現實相距太遠,同時從微觀層次出發來研究對外直接投資行為更切合理論上和實際上的需要,故后者是西方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主流。從微觀方面來分析對外直接投資行為的理論,主要包括海默的壟斷優勢論、巴克利的內部化理論以及費農、約翰遜的區位因素理論等,這些理論都是單純從某一個方面來說明國內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動因,因此,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二十世紀70年代末,英國里丁大學經濟學教授鄧寧在總結了這些傳統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著名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成為這些傳統理論的集大成者,二十多年來這一理論成了解釋西方國家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經典與主流。
鄧寧認為,前幾種理論都是孤立的研究跨國公司的投資動因和行為機制,而實際上,直接投資只是跨國企業全部經營活動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它是跨國企業實現全球戰略的重要手段和經營形式,但并不是唯一的手段和方式。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將壟斷優勢論、內部化優勢論和區位理論三者緊密結合起來,把跨國經營的決定因素概括為三類優勢,即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并把這三類優勢的擁有程度作為壟斷企業跨國經營方式選擇的依據和條件。按照鄧寧的看法,跨國直接投資發生的充分條件是需要三個優勢同時具備,缺一不可。
客觀地講,雖然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的內容上只是一種“綜合”,沒有多少創新,但它吸收了各派理論的精華,運用多種變量來分析解釋跨國公司外直接投資能力,應該是合情合理的。困此相對其它傳統的國際投資理論,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具有較強的實用性。但是,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的適用范圍也具有一定的局限,該理論是根據西方私人對外投資行為提出來的,難以對發展中國家尤其是社會主義國家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做出科學的解釋。
1、該理論過分強調了跨國經營企業的既有優勢,即各種優勢必須同時具備,缺一不可。由于跨國企業是在與本國環境不同的東道國內動作,強調企業本身擁有某些優勢以抵銷跨國競爭的額外成本,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以鄧寧為代表的優勢論者強調只有三種優勢同時具備,一國企業才可能進行跨國投資,并且把這種認識從企業推廣到國家,這是不太吻合現實情況的,事實上,并不同時具備這三種優勢的發展中國家,已突破主流優勢論者的論斷,發展對外投資,而且不少發展中國家還直接向發達國家投資。這種現象給優勢論者以沉重的打擊,究其根源,優勢論者至少忽略了三點:一是企業跨國競爭的優勢具有相對性,而非鄧寧所說的絕對化;二是跨國經營企業的優勢具有動態性,即優勢可在企業進行對外投資中積累;三是這三種優勢具有互相替代性。
2、該理論的另一個缺陷,是來自理論視角來展開分析,抽象掉了投資企業同所在國家間的利益聯系。前面所述的優勢理論,基本上以企業作為不受國家任何直接干預的獨立主體為前提,這在一些實行自由企業制度的發達國家中可能是恰當的,但對于一些發展中國家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有企業,這種抽象并不恰當。在這些國家中,國有制企業的跨國投資不僅關系到企業自身的利益,也同國家利益息息有關。國有企業所進行的對外投資活動,通常也是國家貫徹特定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手段。因此,在分析跨國投資動因時,完全不考慮國家的利益追求,是不適當的。
二、我國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基礎
前面的論述表明,西方對外直接投資主流理論(國際生產折衷理論)過分強調了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既有優勢,這與對外直接投資的實踐是不相符的。作者認為,必須從這一理論的缺陷及其與現實的差異尋找突破口,來構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基礎。
1、企業的競爭優勢是由多種因素構成的,并且優勢總是相對于同一市場中同一行業的其它企業而言的。在世界范圍內,從不同國家企業的總體實力對比上看,發達國家企業具有明顯優勢,但如果深入到具體行業看,不同國家的企業則又各有所長,從而各自有自己的相對競爭優勢。在對外投資領域,由于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同國家的企業在進入不同東道國市場,企業優勢對比的這種相對性就更為明顯。我國的某些制造企業在進入發展程度更低的國家時,其密集使用勞動和規模較小的設備和技術,就可能比發達國家先進但密集使用資金的企業更受歡迎。
2、作者認為,跨國投資企業的優勢具有動態性,即優勢可以在企業進行對外投資的過程中不斷積累。對外直接投資活動不僅是企業實現優勢的活動,也是企業在更大的范圍內尋求優勢、發展壯大自己的活動,對于一國企業而言,只要國外確實存在著可供自己利用的有利條件,而這種條件又是國內暫時沒有或不易取得的,企業就要通過對外直接投資來謀求這種優勢,國際上許多知名的公司,如豐田、可口可樂、雀巢等一開始都是在具有相對優勢的情況下,通過跨國經營才成長壯大的。發達國家的大企業可以用這些有利條件獲得發展的機會,使企業本身的規模和實力更為強大,目前我國規模較小的公司也同樣可以走出去,獲得和利用這些有利條件,實現從小到大的迅速成長,積累自己的優勢。
3、前面談到,國際生產折衷理論主要從微觀的角度來分析,它抽象掉了投資企業同所在國家之間的利益聯系,這是不適當的。目前,我國國有企業改革雖然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是仍然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作者認為,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搞跨國經營不失為國有企業改革走出困境的一條新思路。
(1)成熟的市場經濟環境可以為國有企業提供現成的外部環境。現代企業制度建立的關鍵環節之一不在于企業本身,而在于企業的外部環境,如規范的市場行為、成熟的法律框架、社會保障制度、發達的勞動力市場等。在國有企業中有相當一部分企業本身的經營效益并不差,但在不利的外部環境下卻不能得到真實的體現,從而也壓抑了其發展。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搞跨國經營可以使國有企業直接進入成熟的市場經濟環境,真正地顯示其效益,走上良性循環之路。
(2)企業的產品結構可以得到調整。國有企業整體效益較差的一個原因是產品結構不合理,在國內市場飽和的條件下無法繼續生存。海外經營可以使一部分產品向正在起步的發展中國家轉移,為國有企業提供新的發展空間。
(3)創新是企業發展與經濟增長的源泉。大力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搞跨國經營是一種全新的企業經營方式,從企業的原材料和半成品的供給到生產的工藝,方法和生產的產品以及它所面對的市場和企業生產的組織體系等方面都將面臨一次徹底的創新。這必將對我國的企業改革與經濟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三、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戰略選擇
目前,我國從事海外直接投資的主體有外貿公司、生產企業、工貿企業、金融性企業、服務性企業等多種類型。但總的來說,規模少而分散。而國際競爭是規模與實力的競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體往往是大型的綜合性跨國企業集團。為了適應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我們應該積極發展具有海外投資實力的大型跨國企業集團。
1、大力發展實業型跨國公司。規模化是企業參與國際競爭的條件之一。目前我國企業的規模化水平普遍很低。為此,我們應該通過政策傾斜、扶持等措施積極鼓勵國內企業的強強聯合,發展以大型企業為核心,融資本、生產、技術為一體的實力雄厚的企業集團,實現規模化經營,并以之作為我國對外投資的主體。另外,要鼓勵已有的企業集團積極走出國門,開展跨國投資,以便迅速在國際市場上站穩腳跟、打開局面,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
2、充分發揮綜合商社在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中的重要主體作用。我國舊的統收統購的外貿經濟體制使得工業和貿易二者脫節。若用綜合商社的形式,將兩者聯合,使工業企業較強的投資生產能力和外貿企業擁有的國際營銷網絡及經營經驗相結合,再加上跨國銀行強大的金融支持,則可大大提高我國企業海外直接投資的能力。因此,綜合商社組織是我國開展跨國經營的理想的投資主體。
(一)投資方式戰略
1、我國今后一段時間的對外直接投資方式應以合資為主,靈活多樣。一個國家的自身經濟狀況從一個方面決定了它對外投資所應采取的主要方式。目前,我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自身資金比較短缺,在這種情況下發展對外直接投資,不同于發達國家的“資本過剩型”對外投資,相對來說,機會成本較大。為了更有效地回避和防范投資風險,更充分地利用東道國資源和勞動力等方面的優勢,享受更多的東道國投資優勢待遇,降低生產成本以及較快地占領東道國市場,選擇合資的方式對我們比較有利。
我國目前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和動機也決定了應以合資方式為主。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處于起步階段,起點較低,與發達國家企業相比,我國企業的比較優勢,無論是從技術方面,規模方面,還是從體制因素方面來說,都不明顯,有的方面甚至還處于劣勢,這就決定了我國目前對外直接投資應以學習和獲取他國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利用外資為主。以合資方式進行投資,有利于我們這一目標的實現,并且在學習和借鑒的同時,便于自身的發展和壯大。
當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方式的選擇是由企業特定優勢、東道國的投資環境、企業的對外投資動機三個基本因素共同決定的。以上意見只是對我國海外直接投資方式的一個總的看法,具體到每一個投資項目,我們應該根據不同的具體情況靈活選擇、相機決策。
2、應該重視以實物出資的方式來發展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我國國內正處于一個產業調整、結構轉變的時期,前一段時間由于盲目引進、重復建設、結構趨同等原因造成的國內產業內部過度競爭、生產能力過剩等現象將得到比較徹底的清理。在這一過程中將釋放出許多閑置的生產設備和其他資源,我們可以充分利用起來,選擇適合的國家和地區,以實物出資的方式發展對外直接投資。這樣不但促使了國內經濟結構的轉變,減少了浪費,而且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使其發揮出新的生命力。
3、應重視直接對外投資中的跨國購并方式。目前跨國購并已成為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一種主要方式,但我國對這種方式還不太熟悉。跨國購并具有其它投資方式不可比擬的優勢,在許多情況下,通過購并進入比新建更為優越。因此我們應高度重視這一海外投資方式,對其進行深入研究,并有選擇地加以靈活動用。
(二)地區選擇戰略
目前,從投資地區分布來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遍布世界134個國家和地區,但大多數集中在港澳地區,其次是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德國、日本等國。不難看出,投資過于集澳和發達國家,而忽視了最廣闊的市場——發展中國家。我國與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關系較好,我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在發展中國家影響很大,而中國企業又具有比一般發展中國家占比較優勢的技術、設備、原材料、要素等。在發展中國家投資,可以充分發揮我國企業的比較優勢,創造比較好的經濟效益。那么具體選擇哪些國家呢?作者認為一般應考慮下列因素:一是本地區、本行業的優勢與經濟技術條件:二是是否符合東道國規定的優先發展領域,能否享受優惠待遇;三是考慮利用當地資源和帶動國內商品出口的程度;四是能否做到投資少,見效快,共同受益;五是分析各國投資環境、考察項目的發展前途。
(三)宏觀支持戰略
對外直接投資并不是純粹的企業行為,政府有關職能部門要從戰略的高度來對待我國的跨國投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