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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資本論》;商品;邏輯結構;唯物辯證法;具體與抽象
一、《資本論》的理論邏輯
1、《資本論》研究的邏輯起點
在研究《資本論》的理論邏輯時,首先需要尋求一個最基本的范疇作為研究的起點,這樣才能合乎邏輯地推出其他的命題和范疇,才能理解整個《資本論》的邏輯體系。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馬克思指出:“而對資產階級社會說來,勞動產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價值形式,就是經濟的細胞形式。”[1]第一章又一次提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單個的商品表現為這種財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們的研究就從分析商品開始。”[2]因而馬克思根據研究對象將商品作為研究的邏輯起點,即“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3]商品包含了資本主義社會一切矛盾的萌芽,可以反映出商品經濟中社會經濟關系的基本內容。商品是價值和使用價值的矛盾統一體,共同引起價值形式的變化——產生貨幣,而貨幣在一定形式下轉化為資本,因而商品和貨幣,都是潛在的資本。馬克思對事物及人類歷史的研究,是將研究對象當作一個生物有機體進行層層剖析逐漸推出的,只有從商品這個邏輯起點出發(fā),才能進一步剖析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機體的各個范疇和運作機理。
2、《資本論》的邏輯結構
《資本論》的理論部分共三卷,由資本的生產過程、流通過程、社會生產總過程三部分構成,以商品為邏輯起點,以資本為中心范疇和邏輯主線,形成一個整體的邏輯結構,呈現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貌。《資本論》共分為四卷,內容博大精深,但只有第一卷是馬克思本人親自撰寫、定稿的,所以下文主要分析《資本論》第一卷的邏輯體系。《資本論》第一卷研究的是資本的生產過程,它的理論邏輯為商品-貨幣-資本-剩余價值-資本積累,這幾個范疇有著一個內在的邏輯關系。商品是《資本論》研究的邏輯起點,商品是使用價值和價值二者的統一,是一種用來交換的勞動產品。使用價值是商品的自然形式;交換價值是商品的社會形式,表現使用價值之間想交換的量的比例。馬克思指出把商品的使用價值撇開,交換價值是由價值決定的。接下來,馬克思分析了勞動的二重性問題,提出私有制下商品生產產生的基本矛盾是社會勞動和私人勞動二者間的矛盾,這是由商品的二因素決定的。這一基本矛盾決定了勞動產品要轉變?yōu)樯唐罚唐芬粨Q,在商品矛盾的運動過程中就會產生貨幣。因此,可以看出,交換過程非常重要,通過交換,商品才會成為真正的商品,才會產生貨幣。商品的交換過程是商品范疇的邏輯終點,同時也是貨幣范疇的邏輯起點。
伴隨交換過程的發(fā)展,貨幣的職能也在發(fā)展,貨幣職能的演變發(fā)展也預示著貨幣向資本的轉化。而貨幣轉化為資本的首要條件就是勞動力的商品化,當勞動力成為商品時,就會產生資本主義雇傭關系,在流通過程中會使簡單的商品流通變成資本流通,資本流通會產生剩余價值即增殖,貨幣才能成為真正的資本。在資本家獲得剩余價值之后,由于其追求更多的價值增殖的欲望和資本主義的競爭,使得資本家將剩余價值用于資本積累,也就是剩余價值資本化。
我們通過對《資本論》第一卷的理論邏輯的梳理可以看出,商品、貨幣、資本、剩余價值、資本價值這幾個基本的經濟范疇在各個發(fā)展階段環(huán)環(huán)相扣,緊密聯系,具有一定的邏輯體系。《資本論》的邏輯結構是從抽象到具體的過程,這些邏輯是在資本主義經濟運動過程中產生的,并非是主觀安排的,表明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運動規(guī)律。
二、《資本論》的研究方法
《資本論》的研究方法是一個掌握客觀具體的思維過程,是在唯物辯證法的指導下,對所掌握的豐富材料通過科學的抽象,使研究對象在邏輯和歷史上達到統一,來探尋內部的規(guī)律。《資本論》一書中所涉及的方法很多,我們不能將其中的一種或者某幾種方法排除在外,大致可以劃分為根本方法、主要方法和一般科學方法。
1、根本方法
唯物辯證法是《資本論》的根本方法,因為研究要在對經濟主體進行高度抽象的基礎上對其本質進行研究,并且必須采用唯物辯證法作為研究的方法論體系。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別指出,他所使用的方法就是辯證法。
辯證法在馬克思之前就已經產生了,是十九世紀德國古典哲學的最大成就,一方面也是黑格爾的歷史功績。辯證法是把自然界與社會看作一個變化的有機體,一切事物都在運動和聯系中變化和發(fā)展。黑格爾的辯證法是唯心主義的,顛倒了思維和存在、精神與客體的關系。然而,馬克思強調:“我的辯證方法,從根本上說,不僅和黑格爾的辨證方法不同,而且和他的截然相反。”[4]馬克思將辯證法放在唯物主義的基礎上,認為觀念的東西是外界事物在人腦中的反映罷了。
馬克思運用唯物辯證法的根本規(guī)律,即運用矛盾規(guī)律來深入剖析資本主義社會發(fā)展進程中的各種經濟現象和矛盾,分析各矛盾所處的狀態(tài)和關系,并尋找解決矛盾的方法。例如對商品的考察就體現了矛盾的方法,當商品交換出現之后,就至少有一部分產品是被有意識的生產出來的。而且勞動產品通過交換成為商品時,它們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區(qū)分就出現了,商品的這對矛盾就發(fā)生了。
《資本論》中還運用了質量互變規(guī)律來分析社會經濟發(fā)展過程中,局部量變積累到什么程度才會達到質變。這一規(guī)律的運用成功的分析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發(fā)展變化,以及為新的社會制度做準備的過程。
聯系的方法也被運用在《資本論》的研究中,恩格斯在《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指出:“我們面前的這部著作,絕不是對經濟學的個別章節(jié)作零碎的批判,絕不是對經濟學的某些爭論問題做孤立的研究。相反,它一開始就以系統的概括經濟科學的全部復雜內容,并且在聯系中闡述資產階級生產和階級交換的規(guī)律為目的。”
2、主要方法
(1)科學的抽象法。馬克思指出:“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6]運用思維的抽象是《資本論》研究方法的顯著特點,抽象法主要包括從具體到抽象,再從抽象到具體的過程,只有把兩個階段結合起來,才能把本質和現象有機的結合起來。但是,首先我們應該對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加以區(qū)分,研究的方法是從具體到抽象,即從詳細的占有材料開始,從錯綜復雜的現象入手,找出規(guī)律性的東西,形成一系列范疇和概念,科學的認識經濟現象的內在聯系和發(fā)展規(guī)律。《資本論》中的每一個經濟問題的探究,都是從客觀實際出發(fā),以豐富的材料為基石的,而不是從概念和定義出發(fā)。而敘述的方法是從抽象到具體,是理性認識的進一步升華,研究的終點,就是理論的起點。《資本論》在分析資本主義經濟規(guī)律時,先分析簡單的抽象的范疇,逐漸上升到資本主義社會整體的分析。
(2)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方法。邏輯的方法是指在分析社會經濟現象時要順著經濟關系和范疇的邏輯關系來研究,從較為簡單的經濟關系和范疇逐步過渡發(fā)展到較復雜具體的經濟關系和范疇。歷史的方法是指按照歷史的實際演變過程來進行研究寫作。這兩種方法雖是兩種不同的方法,但他們不是對立的,而是有機統一的。在《資本論》中,從商品出發(fā)來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既符合從簡單到復雜的邏輯方法,也符合資本主義發(fā)展的歷史過程。“歷史的發(fā)端也是思想進程的發(fā)端,思想進程的展開式歷史過程在理論范疇和概念的演繹形式上的反映。”[7]
3、一般科學方法
除了上述根本方法和主要方法之外,《資本論》借助于數學的方法,使經濟規(guī)律的揭示和表達準確并且定量化。但是馬克思從來沒有在《資本論》中濫用過或者炫耀過自己的數學能力,而是一直追究以精確簡潔的方式表達自己研究對象的性質。《資本論》中系統的方法也得到廣泛應用,系統方法中的整體性原則、有序性原則、動態(tài)原則和總體優(yōu)化的原則在《資本論》中都有體現。此外,觀察法、統計方法等都運用在《資本論》的研究之中。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4.1.8.
[2]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4.1.47.
[3]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4.1.8.
[4]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4.1.22.
[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72.119.
[6]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4.1.8.
(南京財經大學 經濟學院,江蘇 南京 210046)
內容提要:本文主要論述對《資本論》第三卷第四十八章“三位一體的公式”的理解。在了解薩伊“三位一體”公式表達的基本內容的基礎上,著重分析了馬克思批判薩伊“三位一體”公式的邏輯和內容,即馬克思是如何在透過現象認識本質的哲學基礎上,從公式的形式、內容、公式表現出來的生產關系的假象、產生這些假象的必然性以及公式體現的資本主義拜物教方面,批判“三位一體”公式的不合理性的。并在此基礎上闡明了以薩伊的“三位一體”為代表的要素創(chuàng)造價值學說的理論根源、階級根源和認識論根源。
關鍵詞:薩伊 三位一體 批判 現象 本質
馬克思在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進行科學深入分析的基礎上,在《資本論》第三卷,對庸俗經濟學家薩伊的“三位一體”公式進行了批判,批判了公式的荒謬性和辯護性,指出了公式表現出的拜物教假象。通過馬克思對“三位一體”的批判,可以加深對歷史唯物主義方法,尤其是透過現象認識本質的方法的科學理解,正確認識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表現出的經濟現象。
一 了解薩伊“三位一體”公式的內容
1 薩伊及其“三位一體”公式
薩伊(1767~1832)是法國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創(chuàng)始人,也是其他西歐各國庸俗經濟學的主要奠基者。他的重要著作是《政治經濟學概論》,薩伊以通俗形式解釋斯密的經濟學說并擴大了斯密學說中的庸俗成分。
薩伊的“三位一體”公式是指:資本一利潤(企業(yè)主收入+利息),土地一地租,勞動一工資。馬克思稱此公式是“把社會生產過程的一切秘密都包括在內的”①公式。在薩伊看來,資本創(chuàng)造利潤、土地產生地租、勞動取得工資。如果利息表現為資本所固有的獨特的產物,企業(yè)主收入表現為資本家的“工資”,這樣,上述謬論又可以確切地歸結為:“資本一利息,土地一地租,勞動一工資”。
2 馬克思為何將此公式稱之為“三位一體”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19頁
“三位一體”這個用語本身來源于基督教義。據《新約全書》說,約瑟之妻馬利亞在結婚之前就由于被圣靈所感而懷孕,她生的兒子就是耶酥。圣靈為上帝意志的化身即圣父,而耶酥是圣靈之子即圣子,同時他又是圣靈的化身。所以,圣父、圣子、圣靈是“三位一體”的東西,它們都是上帝的化身。馬克思借用基督教的這個說教,來諷刺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上述謬論。本來,資本主義的利潤(或利息)、地租、工資均為一個來源:雇傭工人的勞動。可是,薩伊則認為,利潤(利息)、地租、工資這三種收入形式,分別由資本(生產資料)、土地和勞動這三個要素創(chuàng)造,這同基督教把同一個上帝區(qū)分為“圣父、圣子、圣靈”的“三位一體”的說教是一樣的。
3 薩伊“三位一體”公式的理論淵源
薩伊的“三位一體”公式源于亞當.斯密理論的不徹底性。亞當.斯密價值的收入決定論認為,組成收入的工資、利潤和地租成為價值的三個原始源泉,這就為工人勞動、資本和土地三者共同創(chuàng)造價值提供了理論依據,并且形成了薩伊“三位一體”公式的基本命題。薩伊認為“全部總產品,對一個國家來說,都可以分解為純收益”,①這就像斯密一樣,將總產品價值C+V+M中的C給分解掉了,因此,馬克思說,“這種幻想,不過是亞當.斯密以來貫穿整個政治經濟學的荒謬教條。” ②
二 馬克思如何揭示薩伊“三位一體”公式的荒謬性
首先,先讓我們來了解一下馬克思對薩伊“三位一體”公式批判的哲學基礎。馬克思認為,庸俗經濟學家對經濟現象是“教條式的加以解釋、系統化和辯護。” ③目的是將經濟關系的內部聯系,即本質,用一種異化的、荒謬的形式來隱蔽。因此,馬克思在對公式批判時,著重是從現象與本質的關系出發(fā),透過公式表現的經濟現象,挖掘出背后所隱藏的本質。馬克思對現象與本質關系的理解,受德意志古典哲學的影響。對于事物的本質,黑格爾在《小邏輯》中認為:“本質的關系是事物表現其自身所采取的特定的完全普遍的方式,凡一切實存的事物都存在于關系中,而這種關系乃是每一實存的真實性質。” ④因此,馬克思認為研究事物的本質,就要找到它存在的實體及其關系,將表面的現象抽掉,從關系中找到本質,且是從社會關系中找到。而庸俗經濟學家對經濟現象的解釋就像“一個表皮或帷幕,里面或后面還隱藏著本質”。 ⑤所以,馬克思對薩伊“三位一體”的批判就是要透過現象找到本質。
其次,看一下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第四十八章是從哪幾個方面對薩伊“三位一體”公式進行
①②③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51,923頁
那資本呢?自從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它的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資本就像是吸血鬼,只有吮吸生命,才能活得旺盛。資本的本性是貪婪的、兇殘的,是唯利是圖的,而這些都是源于人們對于資本的瘋狂追逐。多少年來,我們這樣地批判資本。可資本是把雙刃劍,資本是相對的,運動的,它也推動了科學的發(fā)展與社會的進步,從某種程度上來講,人類文明的發(fā)展離不開資本,我們今天的生活更是處處都有資本的身影,大到政治經濟上層建筑,小到明星八卦家長里短,很多事情撕開其虛表,究其根本還是資本在作怪。今天我們看待資本要更加全面真實。愛也資本,恨也資本。資本的本質是生產關系,是勞動,其存在的形式千變萬化。可如今,由于人們對于虛擬資本的瘋狂追逐正讓其本質慢慢在喪失,人們要學會懂得如何與資本和諧相處,控制資本,利用資本,這些就是舞臺劇《資本?論》想要表達的,那么如何表達呢?
三十年前,一家丹麥公司的經理去西柏林出差,他申請到一天的簽證可以去東柏林,他費了不少周折才通過關口到達東柏林,他沒有參觀這座城市,卻一頭扎進一家書店。午夜,當他再次通過關口,抱回來的是三大本嶄新的《資本論》,本來這就是舞臺劇《資本?論》的開始。
三十年后,在上海的一個老弄堂,一位老太太用自家門前廢棄的水斗,填上泥土,種上幾根小蔥,待小蔥長大了,她每天都撥出來一些,放在門前的小板凳上,路過的人扔幾分錢就可以拿幾根蔥。小蔥底下墊著的,是三大本破舊的《資本論》,本來這就是舞臺劇《資本?論》的結束。
二十國財長會議正在舉行,一個晚上,其中十二個資本主義國家的財長同時接到一份邀請,去參加一個聚會,一個叫坎貝托爾的神秘人物邀請了他們,他掏出手槍當場自殺,證明自己是一個不死之人……這些曾是舞臺劇《資本?論》的內容。
然而,這一切都不是現在要呈現在舞臺上的……現在,觀眾走進劇場,端坐下來,本打算是看一場戲,可演出卻變成了游戲,游戲以演出的方式進行,演出越來越真實,真實到觀眾所處的劇場,可是真實的事情卻越來越荒誕,荒誕到戲劇藝術的消亡。然而,荒誕的事情卻像是真實發(fā)生的事情,劇場內外的界限被模糊,舞臺與社會的界限被抹掉,這是一出非常立體的演出,觀眾們始終要參與其中。從最初的劇本到現在的演出,我們離觀眾越來越近,離現實越來越近,有時候真的分不清是現實還是虛構。拿話劇中心開涮,除了娛樂自嘲之外,就是我們對這個領域的事情相對比較清楚,但愿這沒有讓觀眾覺得矯情,更何況這種事情在現實生活中它真的在發(fā)生。在資本時代,藝術以何種面目存在的確困擾著許多人,很多時,候,面對資本和內心的欲望,藝術與理想不堪一擊。
近三十年中國社會的發(fā)展始終離不開資本,說的是資本,用的是資本,資本倒成了我們社會發(fā)展的資本。也許在資本之內,我們更關注資本本身。在資本之外,我們的生活本身就是資本,其實,無論是政治、經濟、社會,還是法律、信仰、理想,資本早就融入我們生活的各個方面,面對資本,我們無處可逃。經過這么多年的實踐與發(fā)展,我們也似乎更有資本來討論資本了。多少年來,與《資本論》相關的理論有很多,與《資本論》相關的實踐就更多,在某種程度上,如何看待《資本論》卻成了比《資本論》更大的一門學問,學問之外相關聯的東西也有很多,不管有沒有當初的純粹,但同樣有很多啟示。
《資本?論》是我的第三十一部舞臺劇作品,也是我到目前為止創(chuàng)作時間最長,最費心思的作品。當然,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自己的收獲也很多,特別想通過舞臺與觀眾一起分享。我不是學經濟出身,所以在最早研讀馬克思的《資本論》時就花了好一番功夫。馬克思在《資本論》里揭示了資本的規(guī)律,有關剩余價值、商品、貨幣、證券、金融等發(fā)生發(fā)展的過程以及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特征等等,同時,它也展示資本作為近代社會發(fā)展的重要特征與經濟、政治、法律、藝術以及哲學思想的關聯。同樣,《資本論》作為許多年前的論著,它本身也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局限,然而,所有這些只是劇本創(chuàng)作的因素,最為關鍵的還在于我們今天如何看待資本,認識資本?對于《資本-論》來說,就在于如何去表現資本與當今社會,生活、現實等的關聯,深入淺出地探討資本的本性、本質與特性。所以《資本?論》并不是《資本論》,我只是想通過舞臺劇的形式來討論當今社會環(huán)境下的資本。《資本論》是基礎,金融海嘯是誘因,現實生活才是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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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亞里士多德的心靈哲學陳剛,ChenGang
16.關于集體意向性問題柳海濤,萬小龍,LIUHai-tao,WanXiao-long
17.認知邏輯研究述評陳曉華,ChenXiao-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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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從荷蘭看歐關理論研究徐素華,XuSu-hua
20."社會公平正義與政治文明建設"全國學術研討會綜述范虹,FANHong
關鍵詞:勞動價值論;價值創(chuàng)造;價值決定;本質;運行;模型
中圖分類號:F0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848-2008(02)-0059-07
一、問題提出
關于數學與模型方法在政治經濟學中的運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工作者之間有著分別不同的看法,歸納起來,主流的認識有兩種:第一種觀點認為,數學與模型方法對于以生產關系為研究對象的政治經濟學是基本無用的,數學與模型分析是一種形式邏輯,而政治經濟學方法論以辯證邏輯著稱,分析的重心是經濟制度而不是經濟運行;第二種觀點認為,數學與模型方法不是政治經濟學的主要方法,但可以起到輔助手段的作用,數學形式雖然不能用來解釋生產資料所有制、產權、合約等等概念,更不能解釋其體現社會生產關系的本質,但當數學邏輯形式比語言邏輯形式能夠更好地反映經濟現象和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時,則應當得到廣泛的使用。這兩種認識割裂了政治經濟學系統方法論內部的哲學思維分析和數學與模型分析之間的內在聯系。
就哲學思維分析而言,作為思想方法的運用和最高層次的思維,其偏重于定性分析和辯證邏輯,但實際上定性分析和辯證邏輯從來不排斥定量分析和形式邏輯,相反,定性分析和辯證邏輯的進一步發(fā)展使一定形式的定量分析和形式邏輯又作為其必然的表現。《資本論》規(guī)定政治經濟學研究主要采用以“抽象法”為主的系統方法論體系。馬克思說:“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1]這一方法,馬克思集中地稱之為“科學抽象法”。馬克思這樣地規(guī)定:“研究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fā)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后,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這點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觀念地反映出來,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好像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1]通常科學抽象法被解釋成關于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的統一的方法體系,它的內在結構是:具體――抽象――具體,也就是建立具體總體與思想總體形式之間以抽象為中介的總體聯系和表現。另一方面,數學與模型分析被解釋成一套關于“假定――結論”的完整的邏輯演繹形式,它的內在結構是:抽象――抽象,因而被看作是純粹邏輯演繹。在講到“數字公式及其意義的問題”時,列寧指出:“公式本身什么也不能證明;它只能在過程的各個要素從理論上得到說明以后把過程加以表述。”[2]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講到“真正的實證科學”時,也明確地指出“抽象與哲學不同,它們絕不提供可以適用于各個歷史時代的藥方或公式”,“這些抽象本身離開了現實的歷史就沒有任何價值”。[3]
關于哲學思維分析和數學與模型分析的科學關系,只能總體在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層次中予以解決。就政治經濟學的經濟哲學層面而言,哲學方法論決定了唯物史觀對于勞動價值論的轉化,這里,唯物史觀是既定的,勞動價值論是可調整的,唯物史觀具體化為方法論;而就政治經濟學的經濟學層面而言,經濟學方法論進一步決定了勞動價值論對于具體經濟理論體系的轉化,這里,勞動價值論是既定的,勞動價值論是可調整的,勞動價值論相應具體化為經濟學基本方法體系,如基于勞動的演化――博弈、平均――邊際分析以及成本――收益等等。[4]從“哲學”到“數學”,既實現把哲學方法論轉換為經濟學方法論,又實現辯證邏輯與形式邏輯的內在結合,從而科學抽象法將科學實證分析方法內含于其中。所以,就勞動價值論對于政治經濟學體系的表現而言,勞動價值論必然要化為唯物史觀方法論基礎上的具體形態(tài)的數學與模型分析,以完成對過程的各個要素的從理論上的詳盡說明。這一分析包括兩個基本層面:價值本質分析和價值運行分析。價值本質分析的基本內容是價值形成原理分析,包括價值的微觀形成和價值的宏觀形成。由于價值形成解決的是價值范疇的科學性問題,也就是圍繞價值范疇的客觀邏輯原則(如確定性、傳遞性和通約性)而展開的對于價值形成的分析,因而需要在分別不同的系統層次詳察這一過程,而不能局限于抽象價值概念,泛泛而論[5]。大體說來,價值微觀形成是在價值創(chuàng)造層次解決價值的如何形成問題,這一過程是把由哲學方法論所總體形成的關于勞動二重性的一般原理和看法具體化為“勞動創(chuàng)造價值”的一元論體系;價值宏觀形成是在價值決定層次解決價值形成的表現問題,這一過程則是把“勞動創(chuàng)造價值”一元論體系進一步具體化和確定為價值量的一般決定體系。價值運行分析的基本內容是研究價值變動和表現,也就是研究各種外在因素對于價值創(chuàng)造、價值決定的擾動和影響,包括對價值內部構成要素的變動及其表現的擾動和影響。總體看,價值本質分析和價值運行分析是相輔相成的,共同構成經濟本質分析和經濟運行分析的理論基礎,并作為邏輯打通經濟本質分析和經濟運行分析的方法基礎。
二、價值創(chuàng)造
價值微觀形成(或“價值生產”)的規(guī)定性限定價值創(chuàng)造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是價值規(guī)定的質與量的統一性,也就是實現“勞動創(chuàng)造價值”和“勞動如何創(chuàng)造價值”的理論與邏輯統一。根據這一規(guī)定,馬克思把研究勞動價值論的對象限定于人類商品生產,并構造了總體的價值創(chuàng)造公式:
V=V[P(L)]
式中,V代表總體意義的價值或一般抽象價值,P代表具體形式的社會生產條件或生產方式,L代表抽象人類勞動或勞動方式。
這表明價值創(chuàng)造并非抽象和任意的,我們將價值實體規(guī)定為無差別人類勞動是對一定條件和形式下的人類生產特別是商品生產進行簡單抽象的結果,進一步是對一定形式的人類勞動方式進行抽象的結果。在這一過程中,價值創(chuàng)造的抽象形式將隨著商品生產的現實差別分別取得不同的具體形態(tài),并通過對商品生產方式的歷史演變類型的概括,可以大體歸納出如下三種基本類型(如表1)。
表中,商品生產被歸納為三種基本類型,不同類型的商品生產對應不同的勞動方式以及價值創(chuàng)造方式。在以個體勞動為基礎的商品生產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簡單商品生產”中,價值的形成取得了更為直接和純粹的形式,在這里,決定價值創(chuàng)造的生產條件是直接和同質的,不存在部門間的流動,因而只是單一部門內部的局部價值形成。簡單商品生產類型可以說是產生于自然經濟社會,而廣泛存在和發(fā)展于商品經濟社會,在所有制類型上則對應于個體所有制經濟。在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商品生產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古典(資本主義)商品生產”中,價值的形成取得了一般的形式,在這里,“資本”(以k表示)一般代替了具體形式的社會生產條件或生產方式,并在全社會范圍內開始確立其主導地位。由于古典商品生產類型本身直接是商品經濟社會的產物,它的進一步發(fā)展也就必然使商品經濟的形式得到普遍發(fā)展乃至成熟化,簡單而言,資本主義正是整體借助于對這一生產形式的特別有效的歷史利用,也就是通過實現商品生產在本質方面的社會一體化,具體完成了自己的歷史崛起和飛躍發(fā)展。所以,根本不同于簡單商品生產類型的局部價值形成,古典商品生產類型在人類歷史上首次實現了價值的真正意義的社會形成,其在所有制類型的對應物則是資本家所有制經濟。
與商品生產的三種基本類型相適應,勞動在價值創(chuàng)造的形態(tài)上依次采取了抽象人類勞動的直接形式、社會平均形式(馬克思也直接稱為“簡單勞動”)以及企業(yè)形式。從表1所列示的數學模型形式看,企業(yè)總體勞動創(chuàng)造價值仍然以“雇傭勞動創(chuàng)造價值”為總體的社會約束條件,而以“個體勞動創(chuàng)造價值”為其一般的形式和條件。這進一步表明現代商品生產類型是在古典商品生產類型基礎上的發(fā)展,它既以古典商品生產類型為價值實現的社會條件,也以簡單商品生產類型為補充的規(guī)定和形式。三種基本類型的內部關系可以設定為:在歷史向度上的時間大體繼起以及在現實向度上的空間并存。這三種類型的現實結合相應也就可以用一個總體模型形式加以表達:
max V=V(ηαLc,hαLs)
s.t. L=ηαLc+hαLs
0≤α≤1,0≤η≤1,0≤h≤1
式中,LC、LS分別代表復雜性勞動和簡單性勞動;經濟系數α、η、h分別代表生產組織的經濟外部化程度、經濟系統的交易費用以及經濟系統的交易效率[6]。
這里,商品生產類型的分野取決于經濟系數的不同取值。當α=0,并且0
max V=V(Lc,Ls)
s.t. L=Lc+Ls
由于L成為Lc、Ls的簡單累和,表明勞動的復雜性、簡單性的區(qū)分僅僅存在于勞動內部,完全是一種功能區(qū)分,而不構成勞動類型間的分別,由此,上式可以一般寫成為“V(L)”的形式。說明簡單商品生產類型的判別僅僅是從勞動產品作為商品出賣這一規(guī)定進行的,就投入而言,投入要素的商品化程度相對很低,其顯著特征是勞動投入完全沒有商品化,而生產資料的商品化程度對應地也極低。
當α=1,并且η=0、h=1時,商品生產為古典商品生產類型。即存在:
max V=V(Ls)
s.t. L=Ls
馬克思在這里一般地提到,資本主義歷史過程具有使“一切生產部門的勞動都已盡可能地化為簡單勞動”的趨勢特點[7]。說明古典商品生產類型集中考察的是一切投入均為商品化購買要素的經濟情形。并且,由于資本家事實上既是一般生產資料的交易者,也是勞動力商品的交易者,這使得商品交易本身內化為資本交易的一個內在成分,因而現代經濟學所使用的交易費用概念在古典商品生產體系中或以一般地予以抽象掉。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以資本生產的總公式提供了對這一解說的系統說明。進一步,雖然在《資本論》第二卷中,馬克思提出了“流通費用”問題,但堅持其對價值創(chuàng)造不產生真正的影響,而相應構成價值實現的具體內容。
當0
max V=V(ηαLc,hαLs)
s.t. L=ηα+Lc+hαLs
這里,L體現為對Lc、Ls的社會加權與累和,從而實現了勞動的真正協同。經濟系數α的0-1值域范圍(相應也導致η、h的0-1值域范圍)則決定了企業(yè)企業(yè)要素的兩種基本類型:購買和投資。在這當中,尤其是勞動投入要素由于交易費用的種種因素制約,必然會在投資形式上占據很大的比重。這表明與簡單商品生產基本不依賴于市場機制而古典商品生產完全依賴于市場機制根本不同,現代商品生產則謀求與市場機制的互補性發(fā)展。因此,可以概括的說,現代商品生產作為成熟商品經濟類型即市場經濟的產物,它的發(fā)展必然進一步使市場經濟的形式更為成熟化,從而奠定現代經濟社會的發(fā)展基礎,相應在所有制類型上廣泛對應于企業(yè)所有制經濟。
三、價值決定
所謂價值宏觀形成,就是指價值決定及其宏觀表現,意味著價值決定本質上是一個宏觀現象――也就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相應,價值宏觀形成的規(guī)定性限定價值決定要進一步解決價值規(guī)定性本身――作為社會的質的規(guī)定――向社會的量的規(guī)定的轉化問題,即實現價值創(chuàng)造和價值決定的理論與邏輯統一。根據組織商品生產客觀存在的三種基本類型,可以認為勞動價值論體系中的價值決定相應具有三個基本層次或階段,其中,在前兩個層次或階段中,一般而言,企業(yè)與價值決定無關,企業(yè)只是一般生產單位或生產和交換組織。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具體探討了“兩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從而實際地給出了關于第一、二層次或階段的價值決定的遞進分析。
馬克思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Ⅰ是在整體抽象掉需求條件,也就是在簡單假定供求平衡的條件下對價值決定的分析。根據這一規(guī)定,某一使用價值的價值――并且“經濟學所知道的唯一的價值就是商品的價值”[8],乃是由同一部門內的“社會必要勞動量,或生產使用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決定的,“在這里,單個商品是當作該種商品的平均樣品”,“因此,含有等量勞動或能在同樣勞動時間內生產出來的商品,具有同樣的價值量”,或者說,“一種商品的價值同其他任何一種商品的價值的比例,就是生產前者的必要勞動時間同生產后者的必要勞動時間的比例”。[1]因此,可以設定如下模型公式:
Vq=Vt.t
式中,Vq代表單位商品價值量,Vt代表單位時間價值量――也就是實現在單位商品中的勞動量,t代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9]
由于這里設定單位時間價值量為一恒定值――其本身是一定歷史發(fā)展階段的產物,所以,任意的交換價值即可以一般表現為:
Vq1=Vq2=t1/t2
進一步,馬克思還一般設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決定式:
t=Q/f
式中,Q、f分別表示為商品生產量以及社會勞動生產力。
所以,馬克思這樣系統總結道:“因此,如果生產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不變,商品的價值量也就不變。但是,生產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隨著勞動生產力的每一變動而變動。勞動生產力是由多種情況決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fā)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guī)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1]
這樣,商品價值量的總的決定公式就可以寫作(其中VQ表示為總生產商品時間價值量):
Vq=Vt?Q/f=VQ/f
這一公式,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可見,商品的價值量與實現在商品中的勞動的量成正比地變動,與這一勞動的生產力成反比地變動”。[1]
在仍然保持社會需要不變的假定,以及進一步設定社會總供求平衡的靜態(tài)條件下,馬克思從社會必要勞動時間Ⅰ的基礎上提出了社會必要勞動時間Ⅱ。馬克思說,“這后一過程同前一過程相比,要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有更高的發(fā)展”,也就是“只有不同部門的資本的競爭,才能形成那種使不同部門之間的利潤率平均化的生產價格”[7]。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Ⅱ概念的科學確立,價值決定模型可以是:
max m(t)=V [k(t)]-k(t)
s.t. max f=q(t)/t;minVq=V(q)/q
其中,約束條件可以一般地解作:q/t=dq/dt;V/q=dV/dq。這也表明資本家追求剩余價值(m)最大化,正是通過實現社會勞動生產力最大化以及相應的單位商品耗費勞動最小化兩個最為基本的條件來保障的。
從求解模型,便可得到以上一般的價值(市場價值或市場生產價格)決定關系式:Vq=Vt?t。說明正是由于資本才真正使價值決定的內在實質得以歷史顯露,使“價值調節(jié)供求關系”的抽象法則能夠一步步在歷史中發(fā)展,也就是由“市場價值調節(jié)供求關系”發(fā)展到“市場生產價格調節(jié)供求關系”。關于這一點,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中具有系統的闡述[7]。
進一步,關于企業(yè)參與價值決定的現代商品生產,即可以在第二層次或階段的模型公式分析的基礎上,進行如下的改進:
max NU(T)=VU(Q)-LU(T)
s.t. Q=Q(T);Q/T=dQ/dT
其中,NU、VU、LU分別代表社會凈效用、社會商品效用以及社會勞動效用。
求解模型,最終得到關于市場生產價格(Vq)向市場價格(P)進一步轉型的一般關系式:Vq/P=λ/f(這里λ一般表示為貨幣效用)。[10]
關于將社會需要因素一般納入價值決定考慮之中的想法,最初在恩格斯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得到闡述,但恩格斯便是仍然集中于圍繞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兩種含義的內部關系進行,即“生產費用對效用的關系”,而“勞動對效用的關系”旨在一般放松社會需要不變假定的條件[11]。可見,價值規(guī)定由社會抽象勞動的單純凝結關系推進為“勞動對效用的關系”,使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價值取得了更為現實的實現形式。
四、價值創(chuàng)造的運行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確立“勞動的復雜性程度”是價值創(chuàng)造的主要擾動和影響因素。馬克思聲明:“簡均勞動雖然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文化時代具有不同的性質,但在一定的社會里是一定的。比較復雜的勞動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說多倍的簡單勞動……經驗證明,這種簡化是經常進行的。一個商品可能是最復雜的勞動的產品,但是它的價值使它與簡單勞動的產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簡單勞動……各種勞動化為當作它們的計量單位的單單勞動的不同比例,是在生產者背后由社會過程決定的,因而在他們看來,似乎是由習慣確定的。”[1]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認為,“馬克思在這里確證的是今天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每天在我們眼前發(fā)生的簡單的事實”,馬克思的意思是指“一小時復合勞動的產品同一小時簡單勞動的產品相比,是一種價值高出一倍或兩倍的商品”,恩格斯還特別強調了馬克思在這里所加的注解,即“讀者應當注意,這里指的不是工人得到的一個工作日的工資或價值,而是指工人的一個工作日對象化的商品價值”[8]。因此,馬克思提出復雜勞動對簡單勞動的倍加命題包括兩層含義:其一,從價值創(chuàng)造的外部實現看,復雜勞動可以要求“支付較高工資”,其全部可能的解決辦法是――“在私人生產者社會里,培養(yǎng)熟練的勞動者的費用是由私人或其家庭負擔的,所以熟練的勞動力的較高的價格也首先歸私人所有……在按社會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里,這種費用是由社會來負擔的,所以復合勞動的成果,即所創(chuàng)造的比較大的價值也歸社會所有”[8]。其二,從價值創(chuàng)造的運行看,由于價值構成總是可以分解為k和m或c、v、m三部分內容,因此,無論從企業(yè)決定經濟運行的角度還是從市場決定經濟運行的角度,復雜性勞動對簡單性勞動創(chuàng)造價值的擾動和影響均必然具體地包含在m之中。這里集中討論馬克思倍加命題的第二方面。由此,可以設立如下的總體勞動創(chuàng)造價值分析模型:
m=m++ε
m=m(Ls1)
=(Ls2)
ε=ε(LC) 或m=m++ε
m=m(Ls1,Ls2,ε)
=(ILC1,ILC2,ε)
ε=ε(IILC)
或m=m++ε
m=m(Ls1,Ls2)
=(ILC1,ILC2)
ε=ε(IILC1,IILC2)
這里,剩余價值構成被解析為三部分基本內容:一般平均項(或絕對剩余)――以m表示,一般超額項(或相對剩余)――以表示,以及特殊超額項(或超額剩余)――以ε表示。對應的勞動構成是:簡單性勞動的一般構成包括直接生產勞動(Ls1)和直接交換勞動(Ls2),復雜性勞動的一般構成包括技術勞動(ILc1)和管理勞動(ILc2),而“第二類復雜性勞動”(IILc)則應視為復雜性勞動的特殊構成[9]。
進一步而言,根據左邊的分析模型,簡單商品生產建立自己勞動基礎之上,在這里產生了初步的社會勞動分工和產業(yè)分化,商業(yè)是個體生產者組織相對剩余生產的可靠的產業(yè)憑借形式,復雜性勞動通過相對偶然的超額剩余生產形式進行歷史成長。根據中間的分析模型――其區(qū)別于右邊分析模型之處在于使“ε”作為資本家社會權力或意志進入一般剩余價值生產過程,資本家勞動僅僅構成“個別價值”,它的本質是價值的社會實現。關于利息、企業(yè)主收入以及監(jiān)督工資所對應的勞動性質,馬克思給予的深刻剖析是:“資本家作為資本家所要執(zhí)行的特殊職能,并且恰好是他在同工人相區(qū)別和相對立中具有的特殊職能,被表現為單純的勞動職能。他創(chuàng)造剩余價值,不是因為他作為資本家進行勞動,而是因為除了他作為資本家的屬性以外,他也進行勞動。因此,剩余價值的這一部分也就不再是剩余價值,而是與剩余價值相反的東西,是所完成的勞動的等價物。因為資本的異化性質,它同勞動的對立,被轉移到現實剝削過程之外,即轉移到生息資本上,所以這個剝削過程本身也就表現為單純的勞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執(zhí)行職能的資本家與工人相比,不過是在進行另一種勞動。因此,剝削的勞動和被剝削的的勞動,二者作為勞動成了同一的東西。剝削的勞動,像被剝削的勞動一樣,是勞動。”[7]根據右邊的分析模型――其區(qū)別于中間分析模型之處在于假定資本家意志完全退出一般剩余價值生產過程,因此,這里的IILC可以再分解為社會出資勞動IILC1和社會創(chuàng)業(yè)勞動IILC2。這樣,現代商品生產所賴以進行的經濟系數α、η、h的現實值域范圍開始得到真實體現,也就是說,不僅ILC就其性質而言,可以一般選擇采取市場方式或企業(yè)方式進行創(chuàng)造價值,而且IILC就其本性而言,也更多考慮依托于企業(yè)生產方式來進行創(chuàng)造價值。
五、價值決定的運行
在基本假定企業(yè)不參與價值決定的情形下,毫無疑問,在馬克思看來供求是擾動和影響價值決定的主要因素。
首先,對于市場價值決定的擾動和影響而言,馬克思認為局部市場供求的變動可以通過對于部門內部生產條件的篩選作用來具體影響價值決定。馬克思認為,“供求以價值轉化為市場價值為前提”,具體而言,它的作用機制是:第一,如果供求完全平衡,“那么,市場價值就會由中等條件下生產的商品的價值來決定”,“盡管這個價值,對兩端生產的商品來說,表現為一種強加于它們的平均價值”;第二,如果求大于供,“那么,市場價值或社會價值就由在較壞條件下生產的大量商品來調節(jié)”,并且,“只要需求稍占優(yōu)勢,市場價格就會由在不利條件下生產的商品的個別價值來調節(jié)”;第三,如果供大于求,“那么,市場價值就由在最好條件下生產的那部分商品來調節(jié)”,但同時,“市場價值決不會同在最好的條件下生產的商品的這種個別價值相一致,除非供給極大地超過了需求”[7]。可見,這里供求通過擾動價值決定本身來影響價格,而價格總歸與價值一致。
其次,對于市場生產價格決定的擾動和影響而言,馬克思則認為:“當供求是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發(fā)生的時候,當商品是資本的產品的時候,供求以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為前提,因而以和單純的商品買賣完全不同的復雜化了的關系為前提。這里問題已經不是由商品的價值到價格的形式上的轉化,即不是單純的形式變化,而是市場價格同市場價值,進而同生產價格的一定的量的偏離。”[7]說明局部市場供求對于部門內生產條件的篩選作用已經一般讓位于社會總供求對于市場價格的調節(jié)作用。馬克思進一步地這樣來分析:“根據以上所說可以看出,市場價值(關于市場價值所說的一切,加上必要的限定,全都適用于生產價格)包含著每個特殊生產部門中在最好條件下生產的人所獲得的超額利潤。把危機和生產過剩的情況完全除外,這一點也適用于所有的市場價格,而不管市場價格同市場價值或市場生產價格有多大的偏離。就是說,市場價格包含這樣的意思:對同種商品支付相同的價格,雖然這些商品右以在極不相同的個別條件下生產出來,因而會有極不相同的成本價格。”[7]也就是說,通過供求的擾動和影響,局部價格水平與價值從而產生偏離,但就社會總體而言,價值總額仍然決定著價格總額的大小,與其相等。
《資本論》所限定的分析框架無疑是:“商品按照它們的價值來交換或出售是理所當然的,是商品平衡的自然規(guī)律,應當從這個規(guī)律出發(fā)來說明偏離,而不是反過來,從偏離出發(fā)來說明規(guī)律本身。”[7]因而它整體適合于對簡單商品生產和古典商品生產進行分析。馬克思指出,在這一分析中,假定供求一致和社會需要不變乃是“為了對各種現象在它們的合乎規(guī)律的、符合它們的概念的形態(tài)上來進行考察”[7]。而在“勞動對效用的關系”的分析框架里:由于企業(yè)參與價值決定,價值決定本身的說明要在價值與價格的相對偏離中進行,因為對于價值一價格關系式“Vq/P=λ/f”來說,價值決定恰恰是在一定的社會需要變化(以“λ”反映)與相應的社會供求變動(以“f”反映)中來進行的,一定的λ 、f的一定關系必然反映在確定的企業(yè)勞動協同創(chuàng)造價值的行為之中,反映在總是處于可變狀況的“Vt”之中,而最終在一定形式的Vt(Lc,Ls)――也就是勞動時間價值量的社會選擇之中體現出來。從經濟主體(勞動要素的人格化)的角度,可以對這一過程在價值創(chuàng)造的運行上進行說明。比如一般考慮人力資本、企業(yè)家參與價值決定的情形,可以設定如下“折中”的總體勞動創(chuàng)造價值分析模型:
m=m++ε
m=m(LS1,LS2,ε)
=(ILLC2),其中IILC2=IILC2(ILC1,ILC2)
ε=ε(IILC1),其中IILC1=IILc1(LS)
其中,資本家團隊(IILC1)為物質資本之間的一個特別合約,企業(yè)家團隊(IILC2)為人力資本之間的一個特別合約,資本家團隊與企業(yè)家團隊進而形成關于社會價值生產與分配的一個特別合約[12]。
這里,“勞動對效用的關系”原理一般形成這樣的分析鏈條:Vq―f―Vt―VQ―λ―P。可見,“企業(yè)家”――作為真正的企業(yè)因素――的加入,改變了經濟運行的微觀基礎,使價值決定不僅在宏觀層次進行,同時也在微觀層次進行,在一定形式的勞動微觀結構中進行。在一般假定“∑ε=0”的條件下,馬克思考察了價值決定的總量運行――也就是關于物質資本的社會再生產理論。從這一理論出發(fā),價值決定(從而也就是國民收入決定)分析與經濟增長分析是內在相關的,但馬克思的目的只是旨在說明資本主義難以實現持久和穩(wěn)定的經濟均衡增長,因此,真正要實現馬克思經濟學的“辯證均衡”――也就是由均衡與非均衡組成的統一體系[13],則必須一般加入人力資本分析因素,進一步,如果放松“∑ε=0”假定,那么,企業(yè)價值創(chuàng)造必然成為價值決定分析的中心所在,宏觀經濟分析甚至應該直接建立在企業(yè)價值構成的基礎之上[14]。這表明只有在“勞動對效用的關系”框架里,價值決定才可能得到總體和科學的分析。
六、結束語
迄今為止的政治經濟學發(fā)展始終與其對于勞動價值論的有效運用和科學拓展緊密相聯系。在這當中,政治經濟學的發(fā)展可以被解析為:唯物史觀思維方法―科學勞動價值理論體系―政治經濟學分析方法―政治經濟學研究內容―政治經濟學敘述形式。這是一個開放的唯物史觀與勞動價值論相互嵌入的歷史邏輯過程,因而需要勞動價值論成為一定形式的哲學思維方法和數學與模型方法進行結合的邏輯典例,也就是成為使理論與方法、方法與內容、內容與形式有機統一的理論體系。為了全面地勝任和完成這一理論使命,因此,作為對馬克思理論遺產――“如果事物的表現形式和事物的本質會直接合而為一,一切科學就都成為多余的了”――的忠實繼承[7],勞動價值論不僅要強化對于經濟本質分析的指導,即本身要化為唯物史觀思維方法的一個具體化形式,以此為基礎,而且還要強化對于經濟運行分析的指導和表現,從而不可避免地要進一步化為一套完整的方法工具體系。歸根結底,作為基本命題,勞動價值論的數理品質不只涉及的是勞動價值論本身的具體數學表現,更為重要的是,旨在為經濟理論體系的各個主要分支提供服務乃至奠定數理基礎,從而為進一步的理論經濟學對于應用經濟學的統領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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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楊繼國.馬克思經濟學“辯證均衡”理論體系初探[J].當代經濟研究,2005(7).
【關鍵詞】 勞動價值論;主觀性;價值的本質
引言
現代社會科學是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基礎之上的,但是經濟學這一社會科學學科卻具有特殊性,特別是理論經濟學,經濟從某種角度來說其實質就是一種社會文化,又是一種特殊的社會文化,人們試圖用所學的知識去認識它,解釋它,甚至預測它,漸漸地經濟學從哲學領域中脫離出來,形成了一個獨立的學科。到底什么是價值?這個問題本身就是一個哲學領域的題目,可是人們卻試圖在經濟學領域找到答案,這的確是很徒勞的。
勞動價值理論的理論基礎和主觀性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是建立在一系列理論之上的,這些理論就像柱子般的撐起了勞動價值理論,它們和勞動價值理論一起共同構成政治經濟學的價值理論體系。“勞動是一切價值的創(chuàng)造者。只有勞動才賦予已發(fā)現的自然產物以一種經濟學意義上的價值。”[1]可勞動并不是那么容易說清楚的,它必須建立在一系列假設基礎上。
一、勞動二重性理論
天才的馬克思把勞動分為抽象勞動和具體勞動,這是勞動這本不可被量化的活動成為價值源泉的前提,它既可以用一個單位“時間”來計量,同時又具有同一個“質”可以比較。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寫到“一切勞動,一方面是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類勞動這個屬性來說,它是形成商品價值。一切勞動,另一方面是人類勞動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費;就具體的有用勞動這個屬性來說,它生產使用價值。”[2]
抽象勞動形成了商品的價值,不同的商品就有了相同的本質,一臺電腦和一盞電燈的價值本質都是一樣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而具體勞動形成了商品的使用價值,它是抽象勞動的載體。我們可以這樣想象,抽象勞動就像河對面的一袋袋沙,具體勞動就像把這些沙袋運到另一岸的船,假如1艘船可以裝10袋沙,修一個大房子需要100袋沙,修一個小房子只需要10袋沙。我在在河的另一邊修起一個大房子要從河對岸用船運10次沙袋,修起一個小房子只須從河對岸用船運1次沙。這里的一間大房子相當于一臺電腦,一間小房子相當于一盞電燈,一艘船運一次相當于一小時具體勞動,沙袋相當于無差別的抽象勞動。這樣的比喻雖然不是很恰當,但卻能很容易理解。具體勞動是以“小時”,“分”或其他時間單位計量的,就像一艘船的容積,行使速度,是很客觀的計量單位。
需要說明的是,抽象勞動和具體勞動并是不兩種勞動,而是同一勞動的兩個方面,這是為什么我說上面這個例子舉得有些不當的原因,但是從其他方面來看都是符合的。
有了抽象勞動做為價值的“質”,又有了具體勞動做為價值的“量”,所以勞動價值論解釋價值的理論基礎就產生了。
二、勞動的本質
首先,勞動價值論把勞動分成活勞動和物化的勞動。活勞動就是勞動的存在形式,“勞動不是作為對象,而是作為活動存在;不是作為價值本身,而是作為價值的活的源泉存在”[3]但“價值實體…是物化勞動,物化勞動本身在與活勞動的關系中又表現為原料和勞動工具。”[4]注意,“原料和勞動工具”正是要素價值論中提到的要素之一,馬克思在這里已經涉及到了“要素”這一范圍,只不過他把要素又分解成為下一級的“活勞動”和“物化勞動”的結果,相當于,我們說凳子是木頭,榔頭(物化勞動)和人的活勞動的結合,而榔頭又是鐵頭,木柄(物化勞動)和活勞動的結合,以此類推到只剩下自然生產要素和活勞動,它就是對要素價值論的分解。
其次,勞動價值論把勞動分為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如果勞動產品不是彼此單獨進行的獨立私人勞動的產品,它們就不會成為商品。”[5]因為不是分屬不同的私人勞動,產品不存在著交換的意義,不存在交換就不是商品。但是不被人承認的私人勞動創(chuàng)造出來的產品也不是商品,因為沒有人愿意與之交換,所以具有價值的商品必須是分屬不同的私人勞動生產出來的,同時又是被社會認可的社會勞動生產出來的。這里所說的社會勞動和私人勞動也并不是兩種不同的勞動,而是對同一勞動的兩個不同的看法,既然是“看法”,這已經涉及到效用了這一主觀因素了。社會勞動和私人勞動如何區(qū)分,社會上大多數人認可的勞動就是社會勞動,它可以用來交換,如果這一理論成立,效用論就成立,因為大多數認為一克金子比一克沙子的效用大,一克金子可以用作交換而沒人用一克沙子來交換,所以一克金子具有社會勞動的屬性而一克沙子不具備。
再后來,馬克思在前兩者的基礎上發(fā)展出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從而得出了著名的剩余價值理論,我則寧愿把著剩余價值說成是勞動者智力的必然產物。為什么是必然的,因為當勞動和要素結合就必然生成這一產物,就像雞吃了食物生出蛋來,蛋就比雞吃的食物有價值。有人問,那剩余價值是屬于勞動者還是要素擁有者,那請思考,雞蛋是屬于雞還是雞吃的食物的擁有者。我又舉了一個不甚恰當的例子,因為勞動者是不同于動物的人,是具有主觀能動性的。
三、使用價值、價值的主觀性
既然勞動具有二重性,那勞動生產出來的商品也就是二重物,是使用價值和價值的二重物。“一個物品要具有商品形式,它就必須具有二重形式,即使用價值形式和價值形式。使用價值形式,是商品本身,即鐵,麻布等等的形式,是商品體的用手可以捉摸的可感覺的存在形式。這是商品的自然形式。相反,商品的價值形式則是它的社會形式。”“一個商品的最簡單的關系,就是它同另一個商品(不管是哪一種商品都一樣)的關系。因此,兩個商品的關系為一個商品提供了最簡單的價值表現。”[6]這一敘述本來就是在哲學這一范疇討論價值,而這個在哲學領域生成的價值就是被“經濟學所知道的惟一的價值”[7],所以我們無法在經濟學領域去證明它,只有上升到更高一級的哲學領域。
簡單的價值表現形式并不是一個數學等式[8]
勞動價值理論中提到的“最簡單的價值表現形式”可以寫成x量商品w1可以與y量商品w2相交換,即x量商品w1=y量商品w2,從嚴格的意義上講,這個等式并不是數學等式,不成立。因為這個量是如何量化,而商品w1和w2的質又是如何質化都沒有說清楚,既然不等量不等質,等式兩邊如何相等?
我們要回到勞動二重性理論中尋找答案,上面我們說了,具體勞動將勞動量化為時間,這里姑且用“小時”為單位;抽象勞動將商品同質化,w1和w2的本質就是“無差別的人類勞動”。那么,簡單的價值表現形式如果要用等式來表示就應該表示為:用x小時生產出的商品w1 =用y小時生產出的商品w2。【9】但是勞動價值理論并沒有說清楚為什么這個等式成立。即使后來又在該理論中加入簡單勞動和復雜勞動的概念也沒能解釋清楚為什么價值等式會成立。
價值本質和結論
價值的形成本來就是一個博弈的過程,人們是在多次博弈的過程中決定一件商品的價值,由隨著社會的進步不斷修正這種商品的價值。
價值理論不應該從一個方面去解釋價值是如何形成的,而是綜合的看待這一問題。尋求價值的本質更是應該回到價值形成的哲學領域,將勞動,要素,效用,以及它們所包括的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考慮在內。需要說明的是,知識和經驗這一因素必須考慮進來,而且不能和要素中的技術混為一談,要將知識和經驗做為人的主觀能動性這一特殊因素考慮。
參考文獻
[1]劉昌用.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研討中的核心問題[J].經濟經緯,2008年(第1期).
[2]何明.勞動價值論的發(fā)展及數學化[M].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
注釋:
1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187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544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
2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6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60頁,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第2版。《資本論》第1卷,第60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
3 馬克思:《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53頁,人民出版社。
4 馬克思:《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56頁,人民出版社。
5馬克思:《〈資本論〉手稿》(1863~1875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158~159頁,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
6馬克思:《經濟學手稿》(1863~1875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149頁,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
7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187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657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
8何明.勞動價值論的發(fā)展及數學化[M].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
這種充滿敵意的環(huán)境對1968年5月革命后所繁榮起來的學術文化的破壞,與暗地里它對學術文化的推進作用相比,程度上顯然要小得多了。本賽德仍然保持著公開的反對派形象,同時也是一位學院哲學家、托洛茨基派的政治激進主義者。眼下所評論的這本書的法語題目是《不合時宜的馬克思》(MarxL''''Intempestif),它強調的是本賽德在思考和寫作這本書時正處于四面楚歌的境地。
事實上,在此書的初版和英文本出版之間的這段時間里,學術和政治環(huán)境對本賽德這本不妥協的革命著作都變得更加有利了。正如他在新序言中所說的那樣:“歷史……已經回到了它的本色”。在政治上,法國公共部門1995年11-12月的罷工促使了“左派的左派”的誕生。這個“左派的左派”反對法國社會黨總理利奧內爾·若斯潘與新自由主義的妥協,并參與了國際反全球化運動的發(fā)展。在學術上,法國者恢復了信心,他們的著作也有了新的支持者;這些都可以得到證明,例如在巴黎舉行了三次國際馬克思大會,對當代研究有重大貢獻的《馬克思批評詞典》也在法國大學出版社出版。
本賽德的這本書促進了的復蘇過程。法國人反對的重要方式就是反應遲鈍。當哈耶克與波普爾的爭論——冷戰(zhàn)早期最著名的爭論——成為英語世界的經典時,法國人才慢吞吞地作出反應。本賽德的主要對話者是英語學界中的分析學派,這個學派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試圖以社會科學的主流理論、尤其是“理性選擇”理論來重構馬克思理論的實質。在本書題為“階級斗爭不是游戲”的一章中就表明了本賽德對分析計劃的否定態(tài)度。
然而,本賽德的計劃并不僅僅是對已有傳統的肯定。由于不滿馬克思的多元性,他提出了自己對馬克思的解讀。這種解讀暗示了一種激進的與非決定論版本的歷史唯物主義。社會主義革命并不是歷史目的發(fā)展不可避免的結果,而是取決于“政治和戰(zhàn)略的危機時刻”,取決于人類行動者對他們既不能完全理解也不能控制的斗爭環(huán)境的預測和干預。本賽德把重點放在戰(zhàn)略上是這一版本的的魅力之所在,但又是尚需探討的方面。
在這本很長而復雜的書中,有兩個主題非常突出。第一個就是歷史概念的系統化,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德里達在《馬克思的幽靈》中所提出的“不幸”思想。對本賽德的馬克思而言,時代總是在脫節(jié),歷史就是“時代的不一致”,就是在偶然性不能消除和結果不能預定的過程中相互不兼容的趨勢的交匯。第二個也是最初的主題則是本賽德所提出的被馬克思稱之為“德意志科學”的思想,對馬克思的理論計劃的影響。本賽德認為,在馬克思《資本論》的概念結構中可以發(fā)現謝林和黑格爾提出的“反牛頓”的自然概念和19世紀中期流行于德國的自然唯物主義的影響。青年馬克思信奉“激進的一元論”,渴望一種關于人類和自然的本質的單一科學。當代自然科學如混沌理論則支持了青年馬克思的這種信念。《資本論》所描繪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運轉的方式類似于那些復雜的自然系統的運轉方式。在這些復雜的自然系統中,由于對初始條件的敏感性,所以系統的行為是非線性的。除了為馬克思的資本批判提供認識論上的保證之外,這種類似性也為與生態(tài)學之間的交融奠定了基礎。《適合我們時代的馬克思》仍然是一種異端思想活躍的標志。與此同時,資本主義的合法性再次受到挑戰(zhàn)。(資料來源:AMarxforourtimes:adventuresandmisadventuresofaCritique;DanielBensaid,NewYork:Verso,2002;reviewedbyAlexCallinicos;PerspectivesOnPolitics;Vol.1,No.32003)
一、理論體系比較
(一)邏輯起點和起始范疇
任何經濟學理論體系都有其邏輯起點和相應的起始范疇或概念。
1《資本論》體系的邏輯起點
《資本論》體系的邏輯起點是商品理論,其起始范疇既不是資本,也不是產權,而是“商品”。當然,這個“商品”是資本主義的商品,不是前資本主義社會存在過的商品。馬克思認為,“商品”是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疇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最一般的范疇,在其中包含了能夠發(fā)展成為資本主義矛盾的各種矛盾或矛盾的萌芽。
這一邏輯起點是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歷史演變順序一致的。商品既是馬克思資本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也是資本關系發(fā)展、演變的現實起點。資本并非一開始就表現為資本,它經過勞動力的購買并實現了貨幣的增殖,才轉化為資本。資本主義的占有規(guī)律也是由商品所有權規(guī)律演變而來的。所以,商品關系是資本關系的歷史演變的現實起點。
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和決定商品二重性的勞動二重性,揭示了蘊涵在商品中的矛盾:使用價值與價值的矛盾、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的矛盾、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的矛盾。從而建立了科學的勞動價值論,而資本的一切矛盾,也在商品分析中得到初步的揭示。這些矛盾正是資本內在矛盾的胚芽,是資本矛盾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
2制度經濟學的邏輯起點
制度經濟學的邏輯起點,是對企業(yè)性質和存在原因的分析,“企業(yè)”是其起始范疇。
“企業(yè)”是一種組織,是市場經濟中的主要的微觀主體或經濟細胞。正統微觀經濟學對企業(yè)的研究構成了其廠商理論,但它把企業(yè)視為一個既定的主體,一個既定的存在,一個與其他個體一樣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者來看待,它所分析的是企業(yè)如何運行以達到利潤最大化。至于企業(yè)的本質是什么?為什么會產生?企業(yè)內部的組織結構如何?正統經濟學沒有回答。科斯的理論構建,則從探討企業(yè)的本質及產生原因開始。
制度經濟學的核心是交易費用理論,“交易”是其對經濟活動分析的基本單元,又是現實經濟活動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活動。科斯從企業(yè)分析開始切入,對企業(yè)本質、產生及規(guī)模變動原因的邏輯追問,直接引出了“交易費用”的存在,從而修正或否定了正統經濟學的“零交易費用假設”,也開始了交易費用理論的構建。“交易費用”理論是整個制度經濟學的基礎,后面的分析都是圍繞著各種各樣的交易及其成本展開的。科斯認為,市場交易不一定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最優(yōu)的或最有效的。因為市場交易本身是有代價的,即存在交易費用。然而,為什么不能把所有交易都納入企業(yè)內部呢?因為企業(yè)內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于是,在二者之間就有選擇的必要,企業(yè)規(guī)模與市場交易就有一個邊際均衡點。這樣就進入了交易方式或交易規(guī)則的選擇問題,也就是制度選擇問題了。
科斯在分析“企業(yè)本質”、“企業(yè)存在及規(guī)模變動原因”等問題時,已經將“交易費用理論”的基本框架建立起來了,后繼的其他產權經濟學家無非做了兩個方面的工作,要么補充和完善交易費用理論,要么是將這一理論作為分析工具,運用到其他具體領域。
(二)核心范疇
馬克思經濟學的核心范疇是“資本”與“剩余價值”。它們本質上是一個范疇。因為“資本”是“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剩余價值體現的關系就是資本關系。而對“資本”和“剩余價值”的分析也就是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即對資本產權制度的分析。
產權經濟學的核心范疇是“交易”與“交易費用”。不過,與“資本”和“剩余價值”的關系不一樣,“交易費用”并非是“交易”的本質,“交易”是人們從事的活動,“交易費用”是人們在活動中消耗的資源或代價。“交易費用”只是揭示了“交易”中有成本這一事實而已。
(三)理論主線
所謂理論主線是指貫穿一個理論體系的邏輯主線,它將各個理論構件或組成部分串成一個整體。
《資本論》的邏輯主線是對剩余價值或資本增殖的分析,剩余價值理論是貫穿整個體系的主線。整個《資本論》,從頭到尾,都以剩余價值的分析為核心。從總體框架看,《資本論》第一卷研究資本如何增殖或剩余價值如何產生;第二卷研究剩余價值如何通過流通,使其增殖部分得以實現;第三卷研究剩余價值如何在不同的資本家階層之間分配;第四卷研究剩余價值理論的發(fā)展史。其不同卷、篇、章、節(jié)中的具體理論,也都貫穿這一主線。
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主線是產權的交易費用分析,交易費用理論貫穿在其理論體系中任何一個組成部分。
兩條主線各自在其理論體系中發(fā)生作用的方式或把理論構件聯系起來的方式是有差異的。
剩余價值理論是作為馬克思經濟學一切理論構件的內核而存在的,它是任何一個理論組成部分的實質。例如,勞動價值論是為剩余價值理論奠基的,揭示商品價值的源泉,其真正目的和作用在于揭示剩余價值的源泉;對資本生產過程的考察,實際上是研究剩余價值生產的理論;對資本循環(huán)、周轉,對資本再生產的分析,是為了研究剩余價值實現的規(guī)律;對利息、利潤、地租等的分析,是研究剩余價值在資本家階層分享的轉化形式。
“交易費用”并非每個理論構件的實際內容,而是其中的方法或工具。用它分析企業(yè)內部治理結構,構建企業(yè)產權理論;分析制度變遷,構建制度變遷理論,等等。
(四)主要理論組成部分
馬克思經濟學體系的組成有兩種劃分意見:一是按《資本論》四卷的邏輯順序,分成剩余價值生產理論、剩余價值流通或實現理論、剩余價值分配或分割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史;另一種則超越四卷的先后順序,將其劃分為勞動價值理論、剩余價值理論、再生產理論、資本積累理論、經濟周期和經濟危機理論、資本主義發(fā)展趨勢理論等。兩種劃分都能成立,而且不矛盾。
制度經濟學的理論構件是松散的。“交易費用理論”是其核心部分。以交易費用理論作為工具分析的理論,包括:(1)企業(yè)性質理論;(2)企業(yè)產權結構理論;(3)制度變遷理論;(4)法律經濟學等。
二、方法論比較
從整體上看,兩種理論范式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基礎上,有著不同的分析方法、概念和理論邏輯。
馬克思經濟學的基本方法論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其含義和內容一般概括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上層建筑也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的變化都是由客觀規(guī)律決定的,具有必然性,最終的決定因素是生產力,人類社會的不同歷史時期,生產力發(fā)展狀況不同,生產關系和支配分配、交換關系的規(guī)律也不同。這是一種唯物主義的和整體主義的分析方法。
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哲學基礎是個人主義、功利主義和自由主義。三者合一,本質是自由地追求個人功利。它遵循的是古典主義的個體分析方法。這種方法認為,一切社會現象都應追索到它們的個人行為基礎,都必須從個人的角度來分析闡發(fā);個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經濟學分析的出發(fā)點和基石,必須把個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因為,個人根據他們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動,個人的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會行為的起因。三、產權理論比較
馬克思經濟學的產權與新制度經濟學定義的產權有許多共同之處。(1)它們都認為產權是財產權,不是單一的權利,而是一系列權利的組合體;(2)它們都認為產權可以分解;(3)它們都認為產權是一種法權。盡管如此,通過比較,我們還會發(fā)現二者有許多不同之處。
(一)產權的本質
馬克思經濟學認為生產資料的歸屬是所有制的本質規(guī)定,財產權利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經濟上的所有制關系決定法律上的財產權利。而諾斯則認為“產權的本質是一種排他性的權利”,是一種私有權。產權是其制度理論的核心范疇,并認為法權(產權)關系決定經濟關系。
(二)產權的形成
馬克思經濟學認為所有制及所有權(產權)的形成與發(fā)展同社會生產力水平及變化相聯系。而諾斯則認為“產權的出現是國家統治者的欲望與交換當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費用的企圖彼此合作的結果”。
(三)產權的功能
馬克思經濟學強調所有制對社會制度的性質以及社會公平的影響。而新制度經濟學則強調產權的激勵功能與效率功能。
四、制度變遷理論比較
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遷理論仍然是建立在經濟人假設基礎上的。(1)經濟人是制度變遷理論的基點,只有個人才進行選擇和行動,集體是無法選擇和行動的;(2)與經濟人相聯系的成本一收益法是“標準經濟學方法”,也是制度變遷理論的核心分析方法;(3)制度變遷取決于制度需求與制度供給的平衡,是制度非均衡走向均衡的過程,是經濟人在成本約束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趨利過程;(4)國家擁有利用暴力“規(guī)定和強制實施所有權的地位”,它以提供“保護”和“公正”的服務換取統治者的收益,一旦制度創(chuàng)新會使統治者私人收益超過私人成本,制度調整就勢必發(fā)生;(5)意識形態(tài)是個人與其環(huán)境達成協議的一種節(jié)約費用的工具,它有利于克服搭便車問題,并在一定程度上解決資源的非市場配置及降低社會經濟運轉的費用。
馬克思經濟學認為:(1)人類的生產活動是“一切歷史的基本條件”,因此,人類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tài)的變遷,主要應由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和生產方式的變遷來解釋;(2)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引起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與激化,從而引起社會經濟制度乃至社會經濟形態(tài)的變革與革命;(3)人類社會的兩大基本矛盾,在社會經濟關系中,主要體現在不同社會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或不同階級之間的矛盾,不同的社會生產方式決定了不同社會制度變革的性質、方式和程度;(4)制度變遷的主體是代表生產力的社會集團或階級,階級斗爭在制度變遷中起著杠桿作用;(5)制度變遷的動力源泉在于現有的各種法權關系或社會制度不能適應潛在生產力的實現和發(fā)展,致使掌握新的生產力的社會集團為獲取自己所能控制的、潛在的、新的收益而推動制度的變革;(6)由于社會基本矛盾和不同社會利益集團矛盾的性質不同,決定了制度變遷的方式是不同的;(7)盡管國家、社會意識形態(tài)對制度變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并且不同的民族文化差異會影響到制度變遷的模式與方式,但起決定性作用的仍是社會生產方式,生產方式的差異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差別與制度變遷模式差別的客觀根據與決定因素。
五、幾點結論
1馬克思經濟學從人類社會歷史變遷的寬廣角度,研究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生、發(fā)展與滅亡的規(guī)律,著重分析資本與雇傭勞動、資本家與工人階級的對立,指明社會制度變遷的方向,為無產階級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而新制度經濟學則是在肯定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上,研究如何修補、完善私有產權制度,以減少制度的磨擦,提高經濟績效。前者是宏觀的、整體的、深刻的,對人類社會基本經濟制度的變遷具有很強的解釋力;后者是微觀的、個體的、精細的,對調整企業(yè)、個人和政府之間的關系,提高經濟效益,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2馬克思經濟學從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歷史唯物主義出發(fā),引入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范疇,分析了人們在歷史形成的生產方式中所處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關系,分析了由這種關系所決定的不同的利益集團或階級,揭示這些集團和階級在生產力發(fā)展過程中相互關系的變化,從而較好地解釋了人類歷史上重大社會制度的變動。
但由于它把研究的重點放在揭示資本主義制度的內部矛盾、發(fā)展規(guī)律和發(fā)展趨勢上,而對資本家之間、資本家的企業(yè)與企業(yè)之間以及像個人的心理活動、行為選擇等微觀個體的行動特征的揭示,沒有列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內,或者沒有作為自己研究的重點,因而,它對基本經濟制度相對穩(wěn)定條件下的、日常的、微觀的企業(yè)制度變遷缺少針對性較強的分析。
3新制度經濟學以個體主義的分析方法來解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解釋制度變遷的原因與機制,強調個人理性與個人選擇在制度變遷中的作用,把制度變遷歸結為個人之間相互博弈與相互交易的結果;但它沒有分析決定個人理性與個人選擇的社會經濟條件,以為個人可以隨意地進行選擇,這就難免陷入唯心主義泥坑,無法解釋社會經濟制度變遷的內在動因與實現條件。
關鍵詞: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異同
政治經濟學作為一個在的理論體系中占據著極端重要地位的學科,是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由于理論體系本身的重要歷史地位與政治地位,所以人們通常會在研究中把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做以區(qū)分,挖掘其中的個性和共性。而且,搞清楚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區(qū)別,對于正確看待這兩個不同的經濟學說以及正確理解和處理當前經濟體制改革中的矛盾來說,都有很大的意義。首先要說明的是,本文的經濟學是指馬克思的《資本論》學說,西方經濟學是指從19世紀70年代邊際革命以后到目前西方資本主義世界所發(fā)展起來的占主流地位的經濟學說,以塞繆爾森、斯蒂格利茨、曼昆等人的《經濟學》為代表。
一、起源與軌跡差異
眾所周知,古典經濟學是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兩者共同的起源,其代表人物是英國人亞當•斯密。亞當•斯密在其經典著作《國富論》中以勞動分工為起點,詳細地研究了資本主義發(fā)展初始的分配規(guī)律和生產模式。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都認為亞當•斯密為自己提供了思想的靈感和來源,只是這兩個經濟學在后續(xù)的發(fā)展和繼承中走上了分岔路而已。馬克思認為,亞當•斯密在描述關于資本主義經濟的問題上是準確的,但受限于他的時代,亞當•斯密沒有看到資本主義制度生產關系發(fā)展將被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取代這一歷史規(guī)律。馬克思通過改進這一學說使之能夠伴隨歷史進步而堅持其正確性。但西方經濟學家們在亞當•斯密原有理論基礎上,通過對思想具化和數學建模的方式對古典經濟學中的缺陷不斷修繕完善,像類似不對稱信息、外部性理論等,類似凱恩斯主義則是回應經濟失靈現象。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認為,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只是從不同的視角對亞當•斯密的理論做了發(fā)展完善,它們只是在同一理論源頭發(fā)生而形成的不同理論。
二、理論形成路徑的差異
政治經濟學幾乎可以算是馬恩兩人的合作的成果。《資本論》真正的創(chuàng)作時間,應從1844年馬克思把研究重點從哲學轉入政治經濟學后起始,直到1865年底第三部分草稿寫作完結,至1867年第1卷的出版,大約20年時間;后期第2和第3卷的寫作和修訂持續(xù)到19世紀70年代,總共大約40年時間。所以說,馬克思本人對《資本論》核心思想的創(chuàng)作應該集中在19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這段時間。而西方經濟學是由西方眾多經濟學家共同積累而成的。自1870年邊際革命的蓬勃,馬歇爾的集成,到張伯倫等對微觀部分的完成,自凱恩斯開創(chuàng)宏觀體系,希克斯等人的完善,到塞繆爾森的整合,再到貨幣主義、理性預期對自由主義的回歸和供給曲線對宏觀經濟學的革命,大約經歷了一個世紀。正是由于這種不同的創(chuàng)作史的路徑,相對于經濟來說,西方經濟學發(fā)展經歷的時空跨度更大更長,所以流派繽紛,但是西經的內在體系邏輯不如馬經的清晰連貫。
三、研究對象上的差異
雖然政治經濟學認為,經濟活動由生產、分配、交換、消費這四部分組成,而西方經濟學也包括這四部分。然而對于西方經濟學在研究對象上來說,可以援引塞繆爾森在他《經濟學》著作里的話:“經濟學研究人和社會如何做出最終決定,在使用或不使用貨幣的情況下,來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生產性資源在現在或將來生產各種商品,并把商品分配給社會的各個成員或集團消費之用。”簡而言之,經濟學研究的是如何通過資源在各種不同用途中合理配置而使人類需求獲得最大滿足的一個社會科學;而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通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表述我們可以窺見一斑:“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由此便知,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在研究對象上的看法是有明顯差異的。通常來講,“生產關系”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并與生產力建立聯系來探究人們在生產過程中形成的關系,而西方經濟學把資本主義私有制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和政策問題作為其研究對象。相比較而言,馬經因為其建立的經濟范疇都反映一定的社會關系,故而它對經濟現象背后的本質性的社會關系更為重視,但西經則對解釋和預測表層經濟現象更為重視。
四、利益和立場上的差異
經濟學其實是一種社會科學,所以它有一定利益立場。西方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就代表著不同的階級利益立場。從階級性上講,政治經濟學代表著工人階級利益,力證社會財富是工人階級勞動創(chuàng)造的,那些被資產階級占有的財富理應重歸工人階級所有。而西方經濟學的階級立場是為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古典主義,通過表現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關系有利于提高效率、有利于全民福利、有利于把財富這塊蛋糕做大等優(yōu)勢來證明其合理性。但雙方無論從彼此汲取多少對自己有益的成分,都不能從本質上改變自身的本質屬性和階級立場。歷史和實踐向我們明示,經濟學家總會主動或被動地去接受代表自我階級利益的意識形態(tài),代表自我階級的利益,維護自我階級的立場,選擇符合特定階級利益的價值判斷等態(tài)度去研究、解釋和解決經濟問題,鮮有例外。
五、研究內容上的差異
勞動價值論是政治經濟學建立的基礎。由于勞動價值論認為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的一般人類勞動,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價值的大小,商品價格只是商品價值的貨幣表現。政治經濟學還認為,雖然變化的供求關系會對商品的價格產生影響,但商品的價值才是商品價格的最終決定因素,供求關系只會使價格圍繞價值波動。而西方經濟學的價值理論是以供求均衡為基礎的,它不像馬經那樣存在獨立于價格之外并決定價格的抽象的價值本質,而將商品的價值視作商品的交換價值,是一種商品實物交換比例,在貨幣條件下表現為商品供求均衡時的價格,這樣價值就與均衡價格完全一樣了。正是因為把價值定義成凝結在商品中的一般人類勞動,所以在政治經濟學的視野里,對雇傭工人剩余價值的無償占有轉化為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一切非勞動收入,工人工資只是勞動力商品價值的轉化,全部價值均由工人的勞動所創(chuàng)造。而西方經濟學把“經濟人”視作起點來研究,認為商品價值是由包括勞動在內的各種生產要素共同創(chuàng)造的,僅把勞動當作一種生產要素進行研究。所以說西方經濟學將工人的工資視同如利息、地租一樣的生產要素對生產貢獻的報酬,因而不存在對工人剝削的問題,認為這只是社會成員各方自發(fā)自愿交換的結果。
六、研究方式上的差異
通過運用唯物史觀和辯證法,政治經濟學認為無論哪種社會形態(tài)都不會一直穩(wěn)定永恒,所以視社會發(fā)展為一個由客觀規(guī)律決定的社會經濟形態(tài)的演進過程,認為社會經濟形態(tài)總會向更高級的形態(tài)更替。但是西方經濟學始終堅持理性主義和唯心史觀的方法論,由于西方經濟學基于這樣的方法論,因而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將永恒穩(wěn)定的存在,構建了一種確定性的經濟社會觀。政治經濟學對規(guī)范分析也十分重視,用抽象定性的方法研究掩蓋在物與物的關系下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它的經濟制度本質規(guī)定,要特別注重對經濟關系運動的規(guī)律性分析。但西方經濟學卻重實證分析,通過描述、推理、計量、檢驗等方式,對商品經濟與市場的具體資源配置、分配制度、運行規(guī)律、運行機制、宏觀和微觀的市場調控方法進行探究,可達到為經濟主體和政府提供政策建議的目的。
七、結論上的差異
綜上所述,不管是起源軌跡、理論路徑、還是具體研究對象的確定,抑或是研究方法的選擇,總之以上多種差異,最終歸結為馬經和西經關于資本主義私有制市場經濟結論上的不同。西方經濟學對于經濟問題的闡述是從微觀和宏觀兩個方面進行的,它更著重于通過概括經濟規(guī)律而使企業(yè)和社會利潤最大化。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卻是通過研究生產力、生產關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特點來揭示資本主義的黑暗以達到弘揚社會主義優(yōu)越性的目的。簡而言之,西方經濟學研究的是市場經濟和供求關系,但政治經濟學則著重考慮資本再分配問題,把資本在整個社會生產中以利潤最大化為流通方向的整個過程作為研究重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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