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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產業結構;產業結構優化
一、外商投資及產業結構分布狀況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利用外商直接投資(FDI)的規模不斷擴大。截止到2005年底,全國累計批準設立外商投資企業超過55萬家,合同外資金額約1.2萬億美元,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約6000億美元。我國已連續12年位居發展中國家吸收外商直接投資首位。大量的外商直接對華投資為我們提供了必要的資金,帶來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總體來看,外商直接投資在我國經濟中已經占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雖然外商直接對華投資金額呈逐年遞增趨勢,對我國經濟發展起到巨大的作用,但是隨之而來我國的產業結構出現了一些問題,而外商直接投資在產業間分布的不均衡加重了我國產業結構不合理的狀況。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而且投資在各產業內部的分布也是失衡的,主要表現在投入在制造業的比重過大,上述情況使結構偏差變得突出起來,并對經濟增長產生了較大影響。
二、產業結構出現問題原因
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質量多以小型化、低技術和勞動密集型為主要特征。一般而言,具有先進技術和長期競爭力的投資項目,都必須具有較大的項目投資規模。世界跨國公司海外直接投資的項目平均規模約為600萬美元,而外商對華直接投資項目的平均規模與之相差甚遠。從20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外商對華直接投資70%左右的項目均在100萬美元以下,而1000萬美元以上的大型項目僅占投資項目總數的4%-5%。在投資項目中資金密集與技術密集往往是緊密聯系的。外商投資項目規模偏低既不利于規模經濟形成,也制約了投資技術含量的提高,嚴重削弱了外商投資的技術轉移效應和技術溢出效應。其突出表現為,外商對華直接投資中勞動密集型項目居多,技術密集型項目較少。在我國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中,外商投資企業絕大部分屬于勞動密集型企業;而在第二產業中輕紡、加工工業又占很大的比重。從我國三次產業結構的現狀看,90年代以來第二產業尤其是工業的比重升幅過大,第三產業的實際比重不合理下降,使結構偏差變得突出起來,并對經濟增長產生了較大影響。我國的產業結構偏差的加深,與外商投資過多地向工業部門傾斜有一定關系。我國吸收利用外資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基礎設施發展不足的問題比較突出。
(2)外商投資在第二產業內部結構不合理,外商投資在制造加工業過多。投資于勞動密集型產業多,而資金密集型產業少;投資于一般技術多,甚至存在低層次的重復引進,而高新技術產業少。
(3)第三產業發展相對滯后。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是50%左右,發達國家是60%—70%,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在40%以上,我國是第三產業比重過低的為數不多的國家之一。
外商直接投資在產業結構上分布不合理的狀況主要是由于外商與我國的目標與價值取向存在偏差。外資公司長期投資回報率高的產業,造成我國產業結構新的不合理變化。目前,跨國公司來華主要在制造業領域。由于絕大多數公司不向中國轉讓先進技術,所以所謂"世界工廠"只是"世界加工廠"。外資的進入并未直接地帶動我國自主研發能力。并且,外商投資企業往往嚴密控制其技術尤其是高新技術的擴散,我國以市場換技術的目的并沒有很好的實現。多年以來,我國主動讓出市場份額換來的往往是二流、三流的技術,如果我國在技術上特別是具有戰略意義產業的技術總是處于落后地位,我國將無法和國外競爭,也將危及到我國的產業安全乃至整個國家的經濟安全。最后,外國直接投資很多是將其母國已經淘汰的產品生產或污染嚴重的企業轉移到中國,給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帶來了極大的危害。
三、優化產業結構的重要性
調整產業結構發展高新技術是迎接經濟全球化挑戰、提高國際競爭力的需要。當前,以電子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為代表的高新技術及其產業化迅猛發展,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日益加快,國際競爭日益激烈。這已經使得包括我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內容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我們必須在工業化的同時推進信息化,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在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激烈國際競爭中,發達國家處于技術和知識供給的有利地位。他們不斷加大高新技術產業的研究與開發力度,以保持競爭優勢。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分工中承擔勞動密集度高、資源和能源消耗高、污染高、附加值低的“三高一低”類型產品的生產。這是對我們十分不利的垂直分工。不加速發展有優勢的高新技術產業,我們就無法擺脫在國際競爭中的這種不利地位,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就會不斷擴大。
而且我國2000年的人均GDP已達到八百四十美元左右。從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歷程來看,這樣的發展水平已開始進入工業化加速發展和產業結構大變動時期。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傳統產業生產能力大量過剩而高新技術產業的產品又需要大量進口的問題,必須靠加速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來解決。國際經驗表明,經濟增長的過程是產業結構不斷調整與升級的過程。一個國家對任何一種產業的需求都存在一定的極限。當一個產業的市場需求達到飽和以后,增長速度就會隨著需求下降而下降,直至零增長,甚至負增長。如果不通過發展新的技術開發新的產業,進行產業結構升級,當現有產業的需求都達到飽和以后,整個經濟就會出現停滯,直至萎縮。我國傳統產業生產能力巨大,但生產手段和產品質量還較為落后,目前我國的大部分傳統產業都基本達到了市場飽和的階段,增長速度普遍下降,經濟效益不高,因而只有加大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的力度,加速傳統產業的升級換代,才能提高經濟效益,不斷滿足市場需求。
有關資料顯示:美國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高達75%,而我國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僅33%。制造業在美國這個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中,只占產值的14%,吸收11%的勞動力;而服務業的份額,占美國經濟產值的60%,吸收了美國三分之二的勞動力。比起制造業來,服務業屬于智能產業,對勞動力的素質要求高,利潤豐厚。而我國第三產業占GDP比重遠低于發達國家的水平。我們科技資源不足,科技進步不夠快,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最大的瓶頸、制約,也是結構調整必須加以克服的關鍵因素。發展高新技術,發展第三產業對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四、利用外資調整產業結構的建議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增強,科技革命迅猛發展和我國加入世貿組織,評判投資是否成功的標準由單純的按數量轉變為是否增強我國的技術競爭力。我國是否能夠保持高速健康的發展,調整產業結構至關重要。而我國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產業結構層次低、競爭力弱。面對激烈的國際競爭,必須提高產業競爭力。因此要積極調整現行的外資政策,加強外資政策與產業政策的協調,以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實現外資產業結構的優化。在制造業中促進高科技新型制造業的外資投入,加速外資對傳統制造業的改造;鼓勵外資向第一產業流動;加速外資向第三產業流動。主要有以下建議:
(1)引導外商直接投資投向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我國農業,能源交通能基礎產業發展滯后,嚴重困擾著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因此,引導外資投向基礎產業和設施是產業結構調整的重點。為此,我們可以采取稅收減免,適當補貼的方式刺激外商投資。
(2)提高對FDI的要求。根據《指導外商投資方向暫行規定》,可分為鼓勵類,限制類,禁止類和允許類外商投資產業項目。對于技術含量高的項目,我們應該鼓勵外資進入,而對于技術含量低的對我國經濟沒有促進作用的項目,我們應該加以限制。一是外資政策和產業政策不再向一般制造業傾斜,如紡織、服裝等勞動密集型行業;彩電、空調、洗衣機、電冰箱、電視、手機、電話等家電和一般電信設備行業;二是鼓勵外商投資高新技術產業。對于我國現階段水平與世界差距較大的計算機、電子通信設備、航空航天、生物制藥等高科技的新型制造業應鼓勵外資進入。對這些行業可以實行幅度較大的稅收減免和優惠,同時,政府可給予相應的科研補助,放寬外資政策的限制。三是鼓勵外資參與傳統產業的改造。對于汽車、機械制造等傳統產業應該以促進其核心技術轉移為目標,加快對技術的引進和改造。四是對于目前跨國公司向我國轉移較快的重化工業則應以注重產品的資源節約和環保為原則,對于生態資源環境形成負面影響的行業,如造紙和一些重化工產品行業應提高外資進入門檻,加大稅收征管,限制外資流入。
(3)調整外商直接投資在第三產業內部的結構。加速外資向第三產業流動,尤其是促使外資向知識型現代服務業流動將是現階段我國吸引外資的首要任務。一是加快對零售、餐飲等傳統服務業的全面開放,鼓勵大型跨國零售集團的投資;鼓勵外資對國有商業企業的并購重組。二是加快對銀行、保險、證券等金融服務業的開放,鼓勵大型跨國金融財團采用合資和開設分支機構等形式的投資;鼓勵跨國公司參與國有商業銀行以及保險、證券業的改造。三是逐步加大對文化、教育、影視服務等行業的開放力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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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貿易成本;國際貿易模式;貿易制度
在我國國民經濟不斷發展的過程中,與國際接軌的進程也在不斷加快,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趨勢下,我國的經濟發展也呈現國際化的發展態勢,尤其是對外貿易的發展已經擺脫了傳統的發展要素,有了更加與國際貿易相結合的發展動態和趨勢。本文將從這方面進行較為深入的剖析和探討。
一、貿易成本的內涵和特點
(一)貿易成本的內容
在貿易成本的含義中,其中成本是所有經濟活動在經營中最基礎的組成要素之一,這種成本要素也是在國際貿易發展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在國際直接投資成本中,是由國外生產投入的成本、管理費用以及國內外的協調配合工作所支出的費用部分所組成,其中最為固定的成本部分是國外生產投入成本部分。而當前的貿易成本所指的不僅僅是傳統貿易交易過程中的貿易運輸所形成的成本,還增添了其他包括貿易過程中的自然和人為的關稅支出以及為了使貿易更好地達到互通,需要支出更多在文化和語言交流上的成本支出以及貨幣兌換所產生的費用,這都是在經濟全球化的經濟貿易發展趨勢下所新增添的貿易成本的內容,都是貿易產生和發展所必須要經歷的國家與國家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的貿易協定的貿易成本。
(二)貿易成本的測度方法
在貿易成本的特點中一個是直接度量法,這種方法是最為常見的一種對貿易成本進行測度的方式。這種測度方式是通過引力模型來建立一個雙邊流量貿易模型,從而對貿易成本進行推算。而其中的引力模型的建立是通過兩個貿易合作伙伴之間建立起來,要通過兩個貿易伙伴的出口大小來確定它們的貿易收入的增函數,并形成它們兩者之間距離產生的減函數。其中,國民收入的多少直接反映出兩個貿易伙伴合作所形成的吸引力的大小,而所形成的距離是對兩者之間形成的排斥力的直接呈現,這種引力模型使貿易流量與所合作的貿易伙伴的GDP呈正比關系,而相反的,與經濟距離之間產生反比關系。另外一種貿易成本的測度方法是間接度量法,這種測度法的依據是實際貿易的流量度為基礎,所反映的是貿易成本對進出口貿易的商品產生的價格變動關系,這種價格變動關系對進出口貿易的數量產生連鎖反應的過程。所以這種貿易成本測度法更加周全地對貿易壁壘的因素進行了全面考慮,能夠更加準確地測出貿易成本的大小。
二、貿易成本對國際貿易投資所形成的作用
(一)貿易成本對國際貿易的作用機制
貿易成本與貿易流量之間的關系能夠為經濟距離和貿易流量形成重要的影響依據。尤其是隨著近年來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有關學者研究分析出國際貿易流量與多種因素包括貿易運輸成本、經濟距離以及貿易壁壘之間形成了負相關性。而在產業內外的貿易發展中,貿易逐步從產品貿易發展到公司貿易,在貿易過程中所涉及的貿易模式也有了更加多樣豐富的選擇,同時貿易所出現的品種類型也更加多種多樣。在這種變化過程中,貿易成本在無形之中起到了催化和促進作用。因為在這個過程中,貿易成本的降低使得國際貿易模式也相應發生了變化,這也是進行貿易的企業在國際經濟一體化發展的競爭中為了取得貿易主動權而降低貿易成本的方式。在正常情況下,產業與產業之間以及產業內部之間的貿易關系都是為了充分降低貿易成本來改變選擇,從而對應地降低貿易成本的貿易模式。而其中產業與產業之間的貿易交易過程更加復雜,同時成本所涉及的成本項目也廣泛繁雜,這就會導致所形成的貿易成本處于偏高的趨勢,所以對此在逐步發展中的公司內或者產品內貿易開始轉向不斷適應和提高貿易競爭的優勢,對具有競爭力的核心技術進行控制,主動對貿易成本加以主觀控制,并用這種控制來調整貿易模式的選擇。而且通常企業為了避免市場的不完全來降低交易成本而采用公司內部貿易的模式。
(二)成本貿易對國際直接投資的貿易作用機制
在成本貿易的形成下,進行直接投資的作用中,有關學者研究認為貿易成本是跨國公司是否選擇出口還是選擇直接投資國外最為關鍵的依據。而影響企業是否進行國際直接投資的因素包括公司在建立時所需要的原材料、生產所需要的設備器材、員工工資分配等的生產投入成本、無形資產所得到的收益,這些資產的形成都離不開公司對產品的研發、產品廣告宣傳以及促銷和生產技能的管理等的投入,同時還包括了出口銷售所需要經歷的包裝、裝卸、各種保險和關稅壁壘等費用的支出以及支出更多在文化和語言交流上的成本支出以及貨幣兌換所產生的費用。另外,在出口貿易中還有出口銷售額的銷售成本以及在出口貿易過程中所需要的管理協調費用的成本支出,這筆成本包括跨國公司的國外子公司在遇到國外所在的不同地域所出現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條件下的不可預測和估量的管理成本。因此,從多種成本貿易的跨國經營成本而言,所需要考慮的經營貿易所需要的成本因素多而廣,而能夠決定國際貿易的成本控制的是提高企業的生產效率,從而讓成本貿易能夠在可以掌控的條件下進行對外直接投資。
(三)貿易成本與貿易結構的作用力
貿易成本不斷降低會直接對國際貿易模式的選擇產生關聯性的影響。這種影響首先是因為貿易成本與貿易產品的結構所形成的,當貿易成本在降低,就會使得產業內貿易的比重相應的提高,相反,貿易成本的降低就會讓國際貿易模式出現產業貿易關系的改變,由外部開始轉向產業內部,形成貿易結構的變化。同時,貿易成本與貿易地區之間形成的作用關系,表現在貿易成本降低會引起整個國際間的貿易成本的下降,這就使得地區貿易特征更加突出,形成了當前已建立的貿易聯盟例如歐共體。尤其是隨著貿易壁壘的不斷變化,呈現降低的趨勢,讓貿易聯盟國之間形成了更加突出的區域貿易特征。
三、國際直接投資對貿易影響問題分析
(一)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制度的關系
貿易成本是國際貿易是否進行投資和開展貿易的最關鍵的影響因素,而且這種影響也是相輔相成、共同存在的一個過程,即是國際貿易發展和貿易業務的開展也會影響貿易成本。所以,隨著貿易成本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這種相互作用力,互相形成一定的貿易投資發展的制度。在國際直接投資大力發展的過程中,尤其是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下,迫切需要有較為規范而全面的貿易制度來保障貿易的開展,所以各個國家為了提高各自的對外貿易的發展,為了提高對外貿易投資發展的能力,針對性地制定了一些與時俱進的貿易改革的制度和政策,來更加規范地促進對外貿易投資的發展。但是,這種貿易制度的建立一方面為貿易過程提供了一個更加規范和合理的標準和要求,但與此同時也因此形成了投資管理與貿易制度之間的沖突。所以國家在采取適當而合理的經濟政策的實施過程中,也同時為了兼顧對外貿易發展的必要,對相關有關貿易成本的內容進行了協調性的調整,從而達到和諧、統一的平衡發展。尤其是近年來對外貿易投資發展積極火熱的情況下,相關貿易制度也在隨之適當放寬,從而更加有利于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往來。
(二)國際直接投資與中間產品貿易
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特別是針對通過跨國公司作為媒介的國際直接投資的開展,其主要目的是想通過更加直接的方式把外部市場交易轉變成公司的內部交易,從而很好地規避和盡可能地降低外部市場所產生的各種不確定因素,同時還可以有效對貿易成本進行適當的控制,從而避免因為中間產品市場所造成的不完整性。由于在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過程中,由于技術因素等會使得中間產品有較高的成本交易特點,而且所交易的市場具有不完全性的特點。對此,跨國公司可以充分利用這種國際直接投資中的這個特點把外部市場交易轉化為企業內部的交易過程,更好地解決中間產品在市場中存在的問題和缺陷,取得在對外國際貿易發展中的競爭優勢,促進國家貿易的發展和壯大,同時也是當前我國所處的國民經濟發展的形勢下,更好地創新改革發展對外貿易經濟的方式,促進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國際化經濟貿易的往來和發展。
四、結束語
綜上所述,成本貿易與國際貿易模式之間是對國際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開展的最為關鍵的影響因素,尤其是在當前我國對外貿易經濟發展如此快速的前提下,要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就必須加強對外貿易的發展與合作,不斷通過企業國家化的改革和創新來迎合國際經濟全球化發展的趨勢和要求,并通過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來影響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結構和發展模式,更好地通過與國際貿易模式接軌并促進貿易商品結構的不斷優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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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對外投資 區位選擇 現狀及建議
1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現狀
根據近年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及區位選擇現狀,下面我們將先從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進行總體的統計描述,然后再具體到地區分布方面。
截至2011年底,對外直接投資凈額(流量)實現了自數據以來連續十年的增長,達到746.5億美元,同比增長8.5%,再創年度投資流量的歷史新高。對外直接投資累計投資存量更是突破4000億美元,達到4247.8億美元。投資遍布全球七成國家地區,我國13500多家境內投資者在國(境)外設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以下簡稱境外企業) 1.8萬家,分布在全球177個國家(地區)。2011年末,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前20位的國家(地區)存量累計達到3856.09億美元,占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90.8%,國家聚集度較高。
根據商務部歷年投資統計公報顯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項目的區位分布呈現相對集中的特點。我們不難發現這種相對集中的表現形式,正是反映了我國企業進行區位選擇是具有共同的行為特征。
根據2012年統計年鑒,我國對外投資最多的是亞洲地區,投資流量為454.9億美元,占當年投資流量的60.9%。截止2011年底,對亞洲的累計投資存量為3034.3億美元,占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總存量的71.4%。主要分布在我國香港、新加坡、印度尼西亞、我國澳門、韓國、泰國、越南、日本等國家和地區。
對拉丁美洲投資流量為119.3億美元,占投資總流量的16%。累計投資存量為551.72億美元,占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總存量的13%。主要分布于英屬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墨西哥、巴哈馬等國家和地區。
對歐洲投資流量為82.5億美元,占投資總流量的11%。累計投資存量為244.5億美元,占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總存量的5.76%。主要分布于法國、英國、俄羅斯、德國等國家。
對非洲投資流量為31.7億美元,占投資總流量的4.3%。累計投資存量為162.4億美元,占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3.82%。主要分布于蘇丹、尼日利亞、阿爾及利亞、馬達加斯加、幾內亞等國家。
對北美洲投資流量為24.8億美元,占投資總流量的3.3%。累計投資存量為134.7億美元,占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3.17%。主要分布于美國、加拿大。
對大洋洲投資流量為33.2億美元,占投資總流量的4.4%。累計投資存量為120億美元,占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2.83%。主要分布于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家和地區。
2 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政策建議
2.1 針對東道國區位因素的政策建議
2.1.1 選擇正確的對外直接投資區位戰略。進行海外投資時,必須考慮東道國能提供的特定區位優勢是否能使得這里的市場比國內市場、其他海外市場的利潤更為豐厚。而且這些區位對所有公司開放,不管公司的規模和國籍并且是不可移動的。這些區位特定優勢包括相關的基礎設施和自然資源,勞動和物質成本,市場規模和特性,生產專業化,生產集中度,政府政策和稅收激勵等等。其中資源豐富型的國家和地區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選擇之一。我國對資源開發產業所進行的對外直接投資,不僅可以直接彌補在生產活動中的我國資源缺口,解決在對外投資中長期以來我國資源迅速減少、人均擁有量低的尷尬,并且還能促進資源開發產業的優化與發展。
2.1.2 轉變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導向模式。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以及增長和變化并不是“國際市場導向型”,在很大程度上其是屬于“政策導向型”。政策導向型的基本特征是企業更注重境外投資選擇的政策意義,而對東道國投資環境和進入條件缺乏從戰略高度的考察和預期。比方說對我國香港的投資一直雄踞于我國榜首,大大的超過了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投資。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擴張和結構調整,因為政府的政策性介入行為太多而被限制。因此約束了企業的種種行為,這是有悖于市場發展規律的。所以,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穩定發展的重要基礎是逐步改變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導向和擴張模式。
2.1.3 針對東道國市場的不同特點采取不同的投資戰略。針對東道國工資水平和生產效率的不同也可以考慮采用不同的對外直接投資戰略,如在生產效率和工資水平較高的東道國投資時,投資國可考慮采用水平型對外直接投資,即在東道國設立子公司,然后根據當地具體情況來進行某種產品的設計、規劃、生產、銷售等所有的經營活動;在生產效率和工資水平較低的東道國投資時,投資國可考慮采用垂直型對外直接投資,即在東道國設立工廠或建立企業又或者是采用投資的方式把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某個生產階段轉移到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的國家或地區進行,依靠東道國廉價勞動力從事垂直一體化生產。在資源豐富的東道國進行資源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對于技術發達的東道國,則從事戰略資產尋求型的對外直接投資。
2.1.4 建立對東道國風險的防范機制,確保海外直接投資的安全。從往年觀察,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對政治風險考慮較少,很多投資布局在經濟風險比較大的地區。特別是非洲和中東地區,我國為獲取原材料大量投資于這些發達國家尚且視為風險非常大的地方。對我國企業來說,為了避開和發達國家的跨國企業競爭,且能夠以較小的代價獲得必要的原材料資源,也為了保證投資安全,所以在無可避免的情況下需要在投資前對東道國的政治風險進行評估,同時應該建立一定的風險防范機制,定期進行評估。
2.1.5 重視市場潛力的挖掘,加大對經濟增長迅速的新興經濟體的投資。目前而言,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類型屬于資源尋求型,主要的投資對象還是資源豐富的國家。而國際上卻是以市場尋求型為主的跨國公司,目前,我國的直接投資區位布局缺乏對市場潛力的重視。未來市場潛力大、經濟增長迅速的地區,剛好和直接投資追求長期利益的目標一致。
2.2 針對企業內在特定因素的政策建議
2.2.1 提高國際市場地位,形成跨國企業自身的壟斷優勢。顯而易見,投資國具有強勁的經濟實力和其企業自身的壟斷優勢是增強全球化競爭的基礎。所以要發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一方面必須大力發展經濟,增強自身的經濟實力,從另一方面來說國內跨國企業在夯實對外直接投資的基礎的前提下,培育自身壟斷優勢。當前,我國企業的現代企業制度建設滯后致使企業培育壟斷優勢的制度,尤其是國有企業在這方面表現非常突出。由于我國企業的不能形成自身壟斷優勢,因此國際競爭力普遍不強。只有大力推出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建設,才能為企業壟斷優勢的形成提供制度基礎,相信我國日后會有很多企業通過形成自身的壟斷優勢,從而在國際市場上占據重要的地位。
2.2.2 優化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布局,提高對外直接投資效率。第一,企業依據本身的投資動機及核心能力,來對國際化經營的方式和對外直接投資國家及地區進行合理科學的選擇,制定對外直接投資戰略。第二,大力鼓勵企業引進先進的技術或創立民族品牌,提升自身核心競爭力,且積極尋求市場規模較大、科技發達的海外市場。第三,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應更多的考慮尋求效率,借不同地區的要素價格差異,使企業實現全球化布局,加快國內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第四,應通過提供信息咨詢服務等手段來豐富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知識和經驗,不斷拓展企業對東道國市場環境、資源條件、基礎設施狀況和外資政策等投資環境信息來源渠道,鼓勵企業循序漸進開展對外直接投資,以此減少投資的盲目性。
2.2.3 企業根據自身規模,選擇合理區位。企業自身規模不同,則抗拒風險的能力也就不同。因此,合理選擇區位有利于企業自身在東道國的發展,規避在對外直接投資中的風險。大型企業可以選擇的區位靈活性較中小型企業更強,在國際競爭中的優勢也更明顯。因此,建議我國可以出臺相關政策扶持中小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增加它們在國際市場競爭中的優勢,來彌補它們自身發展的不足。同時可以進行優秀中小型企業評比,將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基礎設施建設交給有資質的中小型企業,帶動這些企業發展進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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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全球化 基本特征 發展中國家 影響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經濟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呈現了諸多發展趨勢,其中,經濟全球化是當代世界經濟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其表現及影響已日益為國際社會所廣泛關注。它使企業生產的內部分工不斷擴展為全球性分工,使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實現優化組合,達到資源優化配置,從而促進了各國和全球經濟的共同發展,同時也帶來了全球共同面臨的社會經濟問題。
一、經濟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經濟全球化,是指資本、信息、技術、勞動力、資源在全球范圍內進行流動、配置、重組的過程,是生產、投資、金融、貿易使世界各國、各地區經濟相互融合、相互依賴、相互競爭和制約的趨勢。它有以下基本特征。
1、企業全球化
跨國公司既是生產和資本國際化的產物,又會進一步促進生產和資本的國際化和全球化。跨國公司在全球經濟活動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一直是國際直接投資的主導力量。全球化的發展使跨國公司的生產在全球范圍內組織,競爭也在全球范圍內展開。20世紀90年代以來,跨國兼并現象比較突出,并呈現出兩大突出特點:規模大;兼并數量多;涉及金額巨大。這種企業的兼并浪潮客觀上促進了經濟全球化的進程。
2、生產全球化
生產全球化是經濟全球化的主要特征,也是推動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動力。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分工進一步向廣度和深度發展,從廣度上講,參與國際分工的國家和地區已遍及全球;從深度上講,國際分工越來越細,已由過去單一的垂直型分工發展為垂直型、水平型和混合型多種分工形式并存的新格局。同時,國際直接投資迅速發展,國際直接投資是一種深層次上的通過投資設廠,在生產領域里、在生產過程中把各國經濟聯系起來的方式,90年代以來,國際直接投資增長速度在各項國際經濟指標中是最高的。另外,國際資本流動規模的迅速擴大,已成為貿易之外聯系世界各國經濟的又一重要紐帶。
3、貿易全球化
貿易全球化表現在:國際間的產業轉移使各國交流產品的必要性大大增加;新科技革命推動下的高效率大批量生產,也要求在全球范圍內開拓市場,擴大國際貿易規模;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對國外產品的需求,從而促進貿易全球化;便捷靈活的貿易方式和國際協調對貿易限制的減少,促進了貿易全球化。二戰后,國際貿易總量和規模不斷擴大,而國際貿易的進一步增長又有力地推動了經濟全球化的發展。
4、市場經濟體制全球化
雖然西方發達國家實行市場經濟已有幾百年的歷史,二戰后相繼取得民族獨立的發展中國家也大都選擇了市場經濟體制,但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全球化還只是上世紀末的事情。目前,市場經濟體制已成為不同制度國家的共同體制,從而為市場經濟全球化奠定了制度性基礎。經濟全球化以市場經濟體制的全球化為基礎,沒有市場經濟體制的全球化就沒有生產要素國際間的自由流動,也就談不上真正意義的經濟全球化。
5、金融全球化和經濟信息化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現代電子技術和通信手段的飛速發展,尤其是隨著各國對資本流動管制的解除和“電子貨幣”(信用卡)的流行,貨幣的國際交換和流動的規模日益擴大,使經濟信息在全球迅速、準確地傳遞,這大大促進了金融市場的發展,進一步推動了金融的全球化。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現代科技的加速發展,信息化已成為市場經濟全球化的一個顯著特征,信息產業在一些發達國家已取代傳統產業而成為支柱產業。信息產業的飛速發展也改變了傳統制造業、商業、金融業的生產組織方式和經營方式。這一切使全球經濟活動的速度越來越快,規模越來越大。
6、區域經濟一體化不斷加強和國際經濟組織日益健全
世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展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明顯加快,這種區域經濟一體化進一步推動了經濟全球化趨勢的發展。在區域經濟一體化蓬勃發展的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等作為協調和監督世界經濟運行的國際性組織,其權威性和作用越來越明顯,在世界經濟活動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二、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
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既有正面效應,也有負面效應。
1、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的機遇
二戰以來,發展中國家紛紛實行市場經濟體制,逐步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經濟全球化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多數發展中國家也在不同程度上成為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
(1)經濟全球化使世界范圍內的產業結構調整進一步深化,步伐加大。發展中國家利用這個契機,既可以繼續引進發達國家技術比較先進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充分發揮比較優勢,增加國內就業,擴大出口,完成工業化進程;又能夠利用經濟全球化提供的機會,加大對發達國家先進技術的引進和學習,發展一批高新技術產業,特別是在某些關鍵環節上占據優勢地位,加速國內現代化進程。
(2)經濟全球化為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外投創造了有利的外部環境和條件,使其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不斷擴大,增長迅速。如:1983―1987年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額僅為年均42億美元,1996年則增加到510億美元,而到2003年,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則達到900億美元,占全球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十分之一強。
(3)經濟全球化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更多吸引外資的條件和機會。據聯合國公布的數據,發展中國家吸引外資的數額在增長;投向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私人資本在增加。吸引外資規模的擴大,無疑有助于解決發展中國家的資金短缺問題。
(4)經濟全球化促進了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發展,使其在世界市場的競爭力逐漸增強。近年來,發展中國家有些跨國公司已從貿易活動深入到國際生產領域和高科技領域,并開始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向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提出了挑戰。
(5)經濟全球化帶動了世界范圍內經濟與技術開發區、保稅區和自由貿易區等多種形式自由經濟區的發展。主要分布于發展中國家的各類經濟區,不僅成為吸引外資的“載體”,而且對解決這些國家的就業問題發揮了積極作用。
(6)經濟全球化拉動了國際貿易的迅速發展。近10年來,國際貿易的增長大大超過世界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盡管發達國家是國際貿易的最大受益者,但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亞洲的發展中國家也受益于國際貿易。
總之,發展中國家通過參與經濟全球化,可以為自身發展提供全球化的市場、資金、技術、人才及先進的管理經驗,使國內資源得到最為充分的合理配置;可以在日益劇烈的國際競爭中,盡快地提高本國民族企業的競爭力,加快經濟改革與對外開放,促進經濟現代化的早日實現;還可以推進政治改革,加速民主化進程。
2、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的挑戰
發展中國家在與發達國家分享經濟全球化帶來的部分利益的同時,卻承受著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負面效應甚至對本國經濟的嚴重沖擊。
(1)經濟全球化導致和加劇了世界經濟發展的進一步不平衡。突出表現在南北差距不斷擴大,發展中國家更加落后于發達國家,尤其是造成那些處于最底層的發展中國家更加貧窮落后。因此,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在《1999年度人類發展報告》中呼吁人們重新認識經濟全球化問題,努力縮小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
(2)由于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要求各國都要一定程度地讓渡和共享經濟,而這種讓渡和共享實際上又是不對稱的。同時,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世界范圍內市場力量的加強以及發達國家大跨國公司的不斷擴張,有可能沖擊發展中國家的一些國內產業,威脅其國內市場安全,使發展中國家在經濟事務中的權力相對減弱。另外,適應經濟全球化需要而成立的“超國家”的專門性國際經濟組織也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形成約束,因此,經濟全球化帶給發展中國家的最大問題是國家將受到沖擊和削弱,國家經濟安全受到威脅。
(3)隨著全球貿易和全球生產體系的迅速發展以及跨國公司及其資本的不斷擴張,發展中國家的民族經濟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壓力和沖擊,對發達國家的依附性也不斷增大,因此,發展中國家在當前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處于不利地位。
(4)在解決全球性問題時,發展中國家面臨著兩難的尷尬局面:一方面他們要發展本國經濟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卻被發達國家指責破壞環境。而實際上,經濟全球化使發達國家將越來越多的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產業以及對生態環境破壞嚴重的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發展中國家資源浪費現象因此而相當嚴重,平衡的生態系統因此而遭到破壞,良好的自然環境因此而受到污染,社會負擔成本因此而日益加重,從而嚴重影響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并最終影響到整個世界的可持續發展。而問題的實質在于,發達國家現在已經超越了工業化發展階段,它們理應對已經形成的環境污染負責。
(5)經濟全球化下的金融全球化,在推動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帶來了不容忽視的金融風險和經濟沖擊。目前,24小時電子化交易的全球金融市場已經形成,在為市場交易提供更大便利的同時,也為金融界的不少投機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機。金融衍生工具的發展,國際互聯網的暢通運行,使資金可以隨時流向地球上任何一個有利可圖的地方。由于國際市場上巨額資金的短期套利,如果在防范金融風險和穩定金融秩序方面稍有不慎,將會帶來巨大風險,墨西哥和東南亞的金融危機都是最好的例證。
可見,經濟全球化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深遠而復雜,各國都要從自身的戰略高度,全面考慮本國的經濟利益,綜合平衡各方面的經濟利益關系,既要看到經濟全球化的大好前景,又要充分考慮到可能產生的問題并審慎對待,不可盲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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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區域;外貿
中圖分類號:F752 文獻標識碼:A
原標題:FDI在華布局變化對中國外貿轉型升級的影響研究
收錄日期:2016年10月13日
一、FDI在華區域分布現狀
由于外商直接投資有利于東道國的經濟發展,中國一直重視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吸收和利用。雖然FDI發展迅速,但中國利用外資在華區域分布上呈現顯著的不均衡特征。結合地區經濟狀況和地理位置,將中國分為東部、中部、西部三個經濟區域。FDI在東部沿海地區分布相對集中,而中西部分布則較少。
(一)FDI在東部地區的分布。改革開放以來,東部地區一直是中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重鎮。這既與中國實施非均衡的區域發展戰略有關,又得益于東部地區原有的良好社會經濟基礎,加之FDI本身具有聚集效應。這樣,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和區域經濟發展方面,東部地區走在了中西部地區的前面。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可以得知,2012年東部地區各省市外商直接投資情況如下:北京市74,479,128千美元、天津市77,434,523千美元、河北省17,751,815千美元、遼寧省47,037,712千美元、上海市289,911,834千美元、江蘇省357,775,740千美元、浙江省103,187,022千美元、福建省73,912,588千美元、山東省101,971,426千美元、廣東省571,237,124千美元、海南省11,484,201千美元,占比分別為:4.31%、4.49%、1.03%、2.72%、16.79%、20.73%、5.98%、4.28%、5.91%、33.09%、0.67%。
由此可以得出:2012年中國東部地區在外商直接投資企業投資最多的5個省市依次是:廣東省、江蘇省、上海市、浙江省和山東省,這5個省市中所占比重最多的是33.09%,并且可以得知前三個省市是外商投資企業所青睞的。
(二)FDI在中部地區的分布。由于改革開放相對滯后及原有的經濟基礎相對薄弱,中部地區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過程中落在了東部地區后面且有逐漸擴大的趨勢。根據《中國統計年鑒》可以得知2012年中部地區各省市外商直接投資情況如下:山西省4,432,954千美元、吉林省11,032,664千美元、黑龍江省1,045,848千美元、安徽省9,974,656千美元、江西省13,298,905千美元、河南省33,780,566千美元、湖北省13,832,669千美元、湖南省6,280,790千美元,占比分別為:4.73%、11.78%、1.12%、10.65%、14.20%、36.06%、14.77%、6.70%。
由此可以得出:2012年中國中部地區在外商直接投資企業投資最多的5個省份依次是:河南省、湖北省、江西省、吉林省和安徽省,這5個省份中所占比重最多的是36.06%,但投資額遠遠低于東部地區。所以,這也反映了中部地區相對較低的市場發育程度。
(三)FDI在西部地區的分布。與其他地區相比,西部地區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總體規模上還存在著較大差距。西部地區經濟基礎較為薄弱,改革開放相對滯后,自然條件惡劣,投資環境不夠完善,這使得長時期以來西部地區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相對滯后。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可以得知2012年西部地區各省市外商直接投資情況如下:1,750,051千美元、廣西壯族自治區9,625,859千美元、重慶市24,947,048千美元、四川省30,202,398千美元、貴州省190,088千美元、云南省623,749千美元、自治區408千美元、陜西省6,149,107千美元、甘肅省117,957千美元、青海省48,986千美元、寧夏回族自治區328,000千美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274,384千美元,分別占比為:2.36%、12.96%、33.60%、40.67%、0.26%、0.84%、0.00%、8.28%、0.16%、0.07%、0.44%、0.37%。
由此可以得出:2012年中國西部地區在外商直接投資企業投資最多的5個省市依次是:四川省、重慶市、廣西壯族自治區、陜西省和,這5個省份中所占比重最多的是40.67%,但投資額遠遠低于東、中部地區。所以,這也反映了西部地區相對較低的市場發育程度。同時也說明西部地區各省市政府面臨的改善市場環境的壓力也就更大。
二、FDI在華布局變化對中國外貿轉型升級的影響
(一)東部地帶。東部沿海地區是中國外貿最集中最重要的地區。基于國際代工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對中國東部地區的外貿發展,產生了以下方面的重要影響:第一,東部地區的代工企業普遍面對研發和設計與市場網絡、品牌、營銷兩個高端力量的持續擠壓,造成生產、加工、裝配、制造環節的低附加值特征,出現了代工=微利化的“代工困境”。這是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在改革開放中,經濟增長方式方面粗放化所呈現的新特征;第二,以低級要素嵌入全球價值鏈發展外向型經濟,抑制了東部沿海地區企業對產業升級空間的自主選擇。當該地區的企業走功能升級的高端道路時,只有少數企業獲得成功。絕大部分中國企業仍然局限于生產功能的建設,以大規模、低成本、低價格取勝,走不出產業鏈的低端。
(二)中部地帶。20世紀90年代以來,特別是近年來,中部各省高度重視對外開放工作,制定了一系列促進外向型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有效地促進了各省對外開放工作。但是,中部地區對外貿易還存在一些問題,主要表現在:第一,對外貿易依存度太低。中部地區外貿出口能力較差,產品缺乏國際競爭力,由此導致外貿出口對地區經濟的拉動作用不明顯;第二,利用外資的規模太小。由于受經濟基礎、地理位置和其他歷史的、政策的等諸多因素影響,利用外資的絕對值仍然較小。外商在中部地區的投資仍遠遠落后于沿海地區。
(三)西部地帶。外商直接投資在西部地區的分布,促進了西部地區經濟的發展。但是,中國西部地區在發展對外貿易中存在很多的問題,這些問題嚴重制約了西部地區對外貿易進一步的發展。這些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第一,貿易規模較小,對外資利用水平低。中國西部地區對外貿易普遍存在規模較小,利用外資水平較低的問題,這制約了對外貿易的進一步發展;第二,由于自然地理因素與人文因素等條件制約,外商對于西部地區的貿易投資以中小型項目為主,投資額較少,西部地區在對外資利用方面仍處在較低的水平,很多大型企業對西部地區的投資很少。西部地區的企業中,以勞動密集型企業居多,例如餐飲服務、初級加工等企業,科技含量高的企業在西部地區基本沒有;第三,貿易方式結構和貿易主體不合理。在中國對外貿易方式中,一般貿易、加工貿易和其他貿易占有重要比例。中國西部地區對外貿易以一般貿易為主,加工貿易比例較小,凸顯高低不平衡的特征。
三、中國利用FDI發展外貿的對策
(一)東部地區的應對策略
1、著重制造業升級。東部地區的外貿大省要想避免地區“產業空心化”,增長方式的轉變只有將重點放在制造業升級上。一方面東部地區的制造業要提高高科技產業的比重,爭取出口更多的技術含量高的產業以增加出口利潤;另一方面在傳統制造業領域,要依靠創新不斷地采用新技術、新工藝,推出新設計、新材料和新產品,逐漸地從過去的以低勞動成本形成的低價格為出口競爭優勢,轉變為以技術領先、品質優良、設計一流、引導時尚為競爭優勢,通過增加產品附加值盡可能地保持出口量減,但收益不減,用工量減,但產值不減;要逐漸從以加工貿易出口為主轉變為以一般貿易出口為主的出口模式,以此實現制造業內部的升級與增長方式的轉變。
2、建立進出口平衡外貿模式。在發展出口貿易的同時,應該積極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國內發展所需的產品,從而彌補國內資源不足,學習先進技術;同時擴大進口就是擴大了世界的內需,可以拉動世界經濟的發展;保持國際收支平衡,也可以減少其他國家的貿易保護,避免中國成為貿易保護主義最大的受害國。通過貿易政策與區域政策有機結合,國內產業有序轉移,使外貿發展更加具有全面性。只有我們的外貿發展具有持續性、平衡性和全面性,中國的外貿升級轉型才有所依、有所靠。
(二)中部地區的應對策略
1、堅定不移地走出去,積極發展外向型經濟。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中部企業只有用好兩種資源、兩個市場,融入國際生產體系,才能不斷提高外貿依存度。一是實施對外經貿戰略,調整出口主體結構;二是堅持“科技興貿”,增強產品國際競爭力;三是改革外貿體制,建立外貿支持服務體系。加快國有外貿企業改革,提高企業的整體素質和競爭力。
2、構建和諧發展的外向型經濟模式。一是建立有效的區際間協調機制,促進“經濟區經濟”的形成。加強區域協作,避免同質競爭,推進中部地區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二是加強與其他區域板塊經濟的合作,謀求共同發展。實施東引西聯、承東啟西戰略,實現產業優勢互補,拓展高水平的服務領域,發展對外貿易;三是建立良好的服務機制,完善與東西部地區的經濟合作制度,為地區間的經濟合作創造條件;四是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解決利益分配問題,真正做到互惠互利。
(三)西部地區的應對策略
1、開放服務行業,鼓勵外資投向高新技術產業。西部要利用服務貿易領域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新機遇,以及西部地區獨特的優勢,努力發展服務貿易,使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對高新技術產業投資實行特殊優惠,鼓勵外資投向高新技術產業,從而提高引進FDI的質量,一方面用高新技術直接推動西部地區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重視利用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去改造傳統產業,推動產業升級與技術進步,從而增強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2、鼓勵大型跨國公司來西部進行投資和并購。考慮到目前西部地區國有企業比重過大,經濟改革與發展遇到的障礙十分突出,把那些經營狀況不好的,關系國計民生不大的企業的大門打開,鼓勵外國公司來兼并和資產重組。通過并購和重組后的資源、管理整合及組織結構的重新設計,促進國有企業向市場化和規范化發展。更進一步地,西部還要制定相關政策,積極鼓勵跨國公司對相關企業通過參股、控股甚至收購兼并的方式,對原有資產進行重組,以解決這些企業在資金、技術、市場等方面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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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FDI;產業轉移現狀
中圖分類號:F74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7)10-0012-01
FDI產業轉移是指發達國家或地區主要是跨國公司通過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方式將本國產業轉移到次發達國家或地區或者通過在東道國直接進行產業投資,在獲得利潤的同時帶動東道國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的現象。
截至2005年底,實際使用外資金額6580.2億美元。盡管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在“量”上是逐年遞增的,但在我國的分配卻是極不均衡的。
1外商直接投資在我國三大產業中的分布不均衡
近年來,外商直接投資的結構向制造業傾斜的特征尤為突出,而制造業中,外資的投入又主要分布在加工工業。以2005年外商投資在各產業內部的分布為例,也可以看出我國吸引外資的產業分布特點。
(1)農林牧副漁領域吸收外資在總量中所占比重略有下降。
2005年外商直接投資農業領域新設立企業數量、合同外資金額在總量和增幅上都明顯低于制造業,且實際使用外資金額是在下降的。農業領域新設立企業數、合同外資金額、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占全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總量的比重僅分別為2.72%、1.98%和1.89%。
(2)服務貿易領域是外商投資的熱點。
2005年我國服務貿易領域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所占比重超過總量四分之一,且同比增幅大于其他領域。全年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17716家,同比增長8.35%,實際利用外資金額603.30億美元,同比下降0.5%。2005年我國利用外資的重點,已經從引進全球加工制造階段向研發、投融資、綜合物流、運營總部、專業服務、售后服務、國際采購周轉、轉口等服務業轉變。
2004年底,我國保險業即已對外資開放了除法定保險以外的全部業務。2005年是我國保險業實行全面對外開放的第一年,外資保險公司所占市場份額增至近7%。經過三年過渡期和一年全面開放,保險業實現了對外開放的平穩過渡,進入深度開放的新階段。目前外資保險公司數量已由2000年的14家增至2005年的40家。在進入“《財富》雜志世界500強”的46家保險公司中,已有27家在華設立了營業機構。
銀行業開放進一步加大。作為服務業開放中最引人矚目的銀行業,2005年12月6日起中國進一步擴大銀行業對外開放,外資金融機構經營人民幣業務擴大到汕頭和寧波,并提前開放哈爾濱、長春、蘭州、銀川、南寧5個城市。最新統計資料表明,外資銀行在華業務近年來發展非常迅速,資產、存款和貸款的年增速均在30%以上。
2區域分布的不均衡
我國東西部經濟發展由于歷史、地緣等因素,經濟發展非常不均衡,大量外資的投向東部使得東西部經濟差距越拉越大。本文選取1996年到2005年10年間的FDI數據進行分析。根據《中國統計年鑒》(1997-2006年)的統計資料,可以計算得到我國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實際利用FDI占全國的比重及變動趨勢,見表。
由上表的數據可知,在1996-2005年的10年間,東部沿海地區占全國FDI的比重最大,達到87.57%,東部沿海地區一直是我國利用外資最多的地區;中部地區FDI占全國的比重為9.46%,;西部地區FDI的比重最小,僅為2.97%。
總的說來,1996-2005年的10年間,東部地區一直是FDI的重點區域,且所占比重較為穩定,僅有小幅度的下降;FDI有從東部沿海地區向中部地區轉移的趨勢,但比重增加不多;中央政府1995年提出的西部大開發戰略和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的重大舉措,并沒有明顯地促使FDI向西部地區轉移。
關鍵詞:走出去;對外直接投資;策略
中圖分類號:F83文獻標識碼:A
一、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現狀
據商務部統計,截至2009年底,我國在境外設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1.3萬家,分布在全球177個國家和地區。2009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為565.3億美元,名列全球第五位,發展中國家第一位。2010年我國累計實現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590億美元(流量),對外投資流量再創歷史新高。截至2010年底我國累計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2,588億美元(存量)。圖1顯示了從1990年到2009年這20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情況。(圖1)可以看到,加入世貿組織后,從2002年到2009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得到快速發展,對外直接投資凈額(包括金融類和非金融類)從27億美元上升到565億多美元,增長20多倍,年均增長速度超過65%,從世界第26位上升為第5位,發展速度相當可觀。但是,同許多發達國家和地區相比,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實力還是相當弱的,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數量、金額與對外直接投資的累計總額都比較小;同時,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大多數為中小型項目。
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在的問題
(一)投資規模較小,抗風險能力差。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較小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投資主體規模較小,一般以中小型企業為主;另一方面是投資的資金量較小。目前,我國的境外企業除了海爾、華為等少數企業外,大多數跨國經營企業投資規模過小,絕大多數的投資規模僅為幾百萬、幾十萬,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大大低于發達國家600萬美元的水平,也低于發展中國家450萬美元的水平。
(二)投資結構有待改善。首先,從對外投資區域結構來看,存在著投資區位相對集中的問題。其中,亞洲是我國對外投資最為集中的地區,其他地區的流量則相對較少,造成企業之間為了爭客戶互相壓價、封鎖消息,致使海外投資環境不斷惡化;其次,從對外投資流量的行業分布來看,我國的對外投資主要流向了商品服務業、金融業、批發和零售業、采礦業等行業。這樣的行業結構既不甚遵循比較優勢原則,也不盡依據FDI理論的學習動機。中國擁有低廉勞動力、大國規模經濟和較完備的工業體系,真正體現我國比較優勢的制造業、建筑業在FDI投資存量中的比例偏低,高新技術等學習型投資所占比例更低。相反,采礦業等資源尋求型投資比重較大,且呈逐年上升態勢,表明我國對外投資的產業導向還停留在初級層次,缺乏技術密集和知識密集型行業,行業結構表現出較明顯的初級化特征;再次,從投資主體看,國有企業和有限責任公司是對外投資的主要力量。可以看出,我國的對外投資主體相對單一,很大一部分投資屬于政府政策性對外投資,由此會造成國有資本與私營資本比例失調,私營資本積極性受挫,也容易滋生國有資產流失的險患。
(三)缺乏對外直接投資的總體發展戰略和跨國經營意識。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尚處于初級階段,還未制定對外直接投資總體發展戰略,且不具備真正的全球觀念和跨國經營意識。首先,我國有些企業從事對外投資不是生產經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結果,而是帶有某種試探性、偶然性。這些企業對外投資是為眼前利益驅動,或是為了獲得海外投資所帶來的稅收減免,而不是在全球范圍內尋求生產和交易的比較利益;其次,我國更多的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仍是擴大出口市場,而不是依據企業全球化發展戰略的實施計劃而進行投資的。這樣投資的結果往往是企業只注重短期效益,走一步說一步,企業海外發展的持續性和全體布局性就較差,也將導致企業在全球市場的長期競爭中缺乏后勁。
(四)缺乏核心技術且科研創新能力較弱。從總體來看,我國企業的技術水平偏低,在主流市場或主流產品當中我們并沒有多少自主的核心技術,許多產品特別是高端產品的核心技術仍然依靠進口,而且對于許多引進技術缺乏吸收消化,大大制約了企業的發展。目前,我國大中型企業研究開發經費占銷售額的比例平均還不到1%,僅有極少數大企業能在3%以上,這樣低的開發投入維持生存尚有困難,更談不上與其他國家的大型跨國企業競爭了。
(五)缺乏跨國經營人才。國家對外投資的主體是企業,企業競爭的關鍵在于人才的競爭,缺乏高素質跨國經營管理人才是我國企業提高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的主要制約因素。與發達國家相比,目前我國企業派出的境外經營人員很多難擔重任。據商務部研究院《對外直接投資公司調查問卷》的結果顯示,企業海外投資主要障礙是缺乏海外經營的管理經驗和管理人才。海爾總裁張瑞敏也坦率承認,即使像海爾這樣在海外已有所成就的企業,仍然缺乏懂得海外市場及其操作的管理人才。
三、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策略
針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在的幾個問題,必須采取有效的發展策略。
(一)實施規模經濟戰略。沒有一定的規模,就難以實現較好的效益,也不可能形成較好的抗風險能力,更難以為長期可持續發展創造條件。中國企業,特別是國有大中型企業(如首鋼集團),應該充分利用原有的國內規模優勢,運用市場的作用和國家的指導,使企業之間通過強強聯合或相互兼并等措施來不斷壯大自己的實力。
(二)優化投資結構
1、投資地域多元化。針對現時我國企業跨國經營集中于周邊國家和地區,長遠看來,投資東道國應該逐步向發達國家延伸,實現投資地域的多元化。因為發達國家投資環境規范,非經營性風險小。雖然市場競爭更為激烈,貿易壁壘也相對較多,我國產品的科技水平和競爭實力毅然與發達國家有較大的差距,但雙方有互補性,只要我們充分發揮比較優勢和后發優勢,就能在強手如林的國際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當然,發展中國家市場廣闊,資源豐富,也是我國企業海外投資的主要市場。
2、行業選擇上突出有利于產業結構調整的行業。首先,加大對發達國家高科技產業的學習型投資。通過對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既能滿足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對先進技術的現實需求,又是我國獲取發達國家先進技術的最有效途徑;其次,向海外轉移成熟技術的過剩產業,擴大出口貿易量。目前,我國的機電制造業、紡織業、家電制造業等行業逐漸形成了成熟的技術體系,擴大這些行業的投資不僅能優化國內產業、產品結構,促進勞務和設備產品出口,而且能提高我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地位。
3、促進投資主體多元化。既要鼓勵有實力、管理好、擁有自主品牌的國有控股大企業拓展境外投資業務,給予必要的優惠政策,以培養更多的大型企業或企業集團。同時,還要鼓勵更多的民營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取消歧視,使其在優惠貸款、信息交流和境外投資保險等方面與國有企業享有同等待遇。
(三)科學制定對外直接投資總體發展戰略。應根據國民經濟發展的實際要求和中長期規劃,結合國內外經濟發展情況和產業結構調整以及國際收支狀況,制定對外投資戰略規劃。明確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戰略思想、指導原則、產業導向和重點區域等,從而使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能更有力地利用國內外2個市場、2種資源,抓住新一輪產業轉移的難得機遇,更好地參與國際產業分工,提升企業國際競爭力,推動我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
(四)提高企業創新能力和發展核心技術。企業要把創新能力和發展核心技術作為對外投資的重要戰略目標,通過獨資、合資、并購和建立戰略聯盟等方式,在發達國家設立研發中心、產品設計中心或高新技術產品開發公司,了解發達國家發展水平和最新科技發展動向,并雇傭當地工程師、科研人員、管理人員和熟練工人,利用當地的先進設備,研發和生產高新技術及產品,使企業通過海外研發和生產,提高企業創新能力,進一步縮短與發達國家的科技差距,發展自己的核心技術,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五)大力培養對外直接投資的高素質人才。首先,通過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完善境外企業派遣、用人和選拔制度,完善企業經營者激勵約束制度,吸納具有豐富國際經營管理經驗的海外和東道國人才為我所用;其次,通過中外合作辦學、國內院校和企業聯合辦學、國內專業培訓以及選派人員到國際知名的跨國公司進行實踐鍛煉,實施跨國經營人才培養戰略,多層次、多渠道對從事跨國經營的人員進行培訓,以實施人才國際化和本土化戰略,集聚人才,提高企業的競爭力,促進企業發展。
四、結束語
目前,我國企業在整體上仍處于對外直接投資的初級階段,因此深入分析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存在的問題,實施正確的發展戰略,對提升我國企業國際競爭力,加快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步伐有著深遠的意義。
(作者單位:安徽大學經濟學院)
主要參考文獻:
[1]伊玲娜.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在的現狀及問題探析[J].商業現代化,2010.8.
摘要:促成這種狀況的直接原因在于以儲備資產為主的對外金融資產快速增長,深層原因在于國內外各種總量和結構因素。金融債權國地位帶來了國民財富流失、內外失衡加劇等負效應。必須加快經濟發展方式和對外投資模式轉型,抑制對外金融資產過快增長,擺脫債權國困境。
一、中國金融債權大國的崛起歷程與特點
這里通過分析1981-2009年的國際投資頭寸來揭示中國金融債權大國的崛起歷程與特點。①為便于行文,特做以下符號設定:對外資產-FA,對外負債-FL,對外直接投資-ODI,外國來華直接投資-FDI,對外金融資產-FFA,對外金融負債-FFL。于是有:國際投資凈頭寸NOI=FA-FL,國際直接投資凈頭寸NODI=ODI-FDI,國際金融投資凈頭寸NOFI=FFA-FFL=NOI-NODI。分析顯示,我國債權債務地位演進具有以下特點:
第一,于1995年首先在金融投資方面實現了債權債務轉變。將國際投資分解為直接和金融兩部分來看,我國兩種凈頭寸總體上呈反向對稱變化態勢。如圖1所示,NOFI在1995年前呈負值減少趨勢年對外金融凈負債年均降幅年由負轉正年對外金融凈資產年均增幅57·46%。而NODI則一直呈現負值增大趨勢,1982-2009年年均負增長27·2%。
圖1:中國國際投資凈頭寸演進態勢
第二,于2000年實現了總體債權債務轉變。如圖1所示,NOI于2000年由負轉正,之后以年均65·55%的速度快速增長。按照IMF對主要國家和地區對外凈資產的統計和排名,我國于2006年成為世界第三大債權國,2008年超過德國,位居第二。從圖1中三線對比來看,NOFI與NOI走勢基本一致,但快于NOI,NODI與NOI則完全相反。這說明,20世紀90年代是我國債權債務地位快速轉變時期,推動力主要來自金融資本流動,其凈流出抵消和超出了直接投資凈流入,從而使我國擁居金融債權國和直接投資債務國雙重身份。
圖2:中國私人對凈頭寸與官方儲備資產對比(單位:億美元)
[@圖頭@]圖2:中國私人對凈頭寸與官方儲備資產對比(單位:億美元)
第三,集官方債權國和私人債務國于一身。如果將NOI扣除儲備資產視為私人對外凈頭寸,可以看出(見圖2),1982-2009年我國這一指標總體上一直呈負值增大態勢,凈負債年均增長9·78%;儲備資產則持續快速正增長(1985、1986、1989及1992四年微幅下降),年均增幅高達32·37%。這意味著,推動我國債權債務身份轉變的動力主要來自官方,從性質上看,我國目前只是一個官方債權大國,私人投資方面始終處于債務國地位。
第四,金融和官方債權國的形成動力主要來自以儲備資產為主的對外金融資產快速增長。圖3顯示,雖然對外金融資產和負債總體上都呈上升態勢,但前者增速明顯快于后者,1982-2009年年均增長率分別為17·48%和6·99%。這意味著促成金融債權國地位的主動力來自對外金融資產快速增長。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儲備資產占對外金融資產的比率呈不斷上升態勢,1981年只有13·71%,2009年上升到75·88%。這說明儲備資產是推動我國對外金融資產快速增長、從而成為金融和官方債權國的根本動力。
圖3:中國對外金融資產負債及儲備資產占比演進態勢(單位:億美元)
[@圖頭@]圖3:中國對外金融資產負債及儲備資產占比演進態勢(單位:億美元)
我國國際投資頭寸演變特點集中于對外金融資產、特別是儲備資產的快速增長,那么,推動其增長的力量來自何方?帶來了何種效應?應采取何種對策?本文將對這些問題展開分析。
二、中國金融債權大國崛起動因分析
(一)理論推斷
基于理論和邏輯推演,對我國對外金融資產各影響因素的作用方向作以下判斷(“+”、“-”分別表示其對對外金融資產的正向或負向影響):
1·經濟全球化(+)。從經濟循環角度看,我國對外金融資產是歷年貿易順差動態累積的結果。20世紀80年代下半期以后,在由跨國公司推動的經濟全球化浪潮中,逐漸形成了如Dooley等(2004)所述的以三大區域之間特殊的經濟循環為特征的國際格局,處于貿易賬戶區的我國,依靠豐富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優勢被定位于制造業基地。面對廣闊的國際市場,我國借助改革開放煥發出的巨大生產力和創造力,抓住全球化帶來的歷史機遇,大力推動出口,從而使貿易順差、進而對外金融資產持續快速增長。由此可以推斷,經濟全球化對我國對外金融資產構成正向影響。
2·美國貨幣供給(+)。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作為國際主導貨幣的美元形成了貿易渠道流出、金融渠道回流的循環模式,美國依賴貨幣擴張政策支撐以雙赤字和高負債為特征的國內經濟循環,由此塑造出一個巨大的商品和金融市場,吸引貿易國家商品源源流入,美元資產快速增長(張純威,2008)。基于美國1985年后一直是我國主要貿易順差來源地和對外資產投放地的現實,可以推斷,作為美國貨幣政策主要指標的貨幣供給會對我國對外金融資產構成正向影響。
3·經濟規模(+)。從長遠的角度看,作為國民財富存在形式的對外金融資產增長是國內實體經濟規模不斷擴大的結果,但會呈現階段性特征:起飛準備階段因國內物資和資金缺乏而存在“外匯缺口”和“儲蓄缺口”,對外金融資產增速慢于經濟增速;起飛階段前者則會快于后者。
4·產能過剩(+)。觀察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我國經濟運行,可以得到這樣一種直觀感覺:出口增長與產能擴大之間存在明顯的互動關系,出口增長會拉動產能擴大,當產能超出國內市場容量時,企業必將盡力拓展國際市場來消化過剩產能,從而推動對外金融資產增加。于是,產能過剩度越高,對外金融資產增長就會越快。
5·勞動力成本(-)。勞動力成本低廉是推動我國出口和對外金融資產增長的重要力量,因此,從邏輯上講,對外金融資產會隨著勞動力成本的下降(上升)而增加(減少)。
6·工業化(+)。我國經濟崛起的過程也是工業化的過程,工業化意味著生產能力、技術水平及國際競爭力提高,從而有利于推動對外金融資產增長。
7·對外開放(+)。對外開放為我國廉價商品輸出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環境,也吸引了外資的不斷流入,在對外直接投資較少、且增長緩慢的情況下,必然推動對外金融資產增大。
8·城市化(+)。二元經濟轉型必然伴隨著城市化進程,農村人口不斷向城鎮轉移在推動產業結構演進和經濟增速加快的同時,也增大了就業壓力,從而使政府和企業在擴大產能和開拓國際市場方面形成合力,由此推動出口和對外金融資產增加。
(二)計量分析
以下基于1981-2009年數據進行計量分析。將對外金融資產、經濟規模、產能過剩、勞動力成本和工業化視為內生變量,將經濟全球化、美國貨幣量、對外開放及城市化視為外生變量。①為統一量綱,所有國內絕對量指標都經過匯率折算,以美元計值,因此將匯率也視為一個外生變量。
1·變量符號及數據來源說明
表1:對外金融資產FFA與各解釋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
(1)對外金融資產FFA如前文所述(2)經濟全球化符號表示為GLOB,以“全球貿易總額/全球GDP”來簡要計量,數據源于世界銀行在線數據庫。(3)美國貨幣量符號表示為USM,數據源于美聯儲網站的M2。(4)我國經濟規模以真實GDP計量,符號為RGDP,2007年前數據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09》(按1978年不變價計算),2008年后數據根據實際增長率計算。(5)產能過剩符號表示為RSOT,以歷年“實際生產性固定資產存量/實際商品零售額”相對于29年均值的離差來簡要計量。
2·相關性分析
對各解釋變量與對外金融資產進行相關性考察發現(表1所示),其間關系完全符合理論預期,其中RGDP、RSOT及USM與對外金融資產高度相關。
3·回歸分析
為便于數據分析,對絕對量指標進行對數化處理,符號前加ln,由此將構建一個半對數模型。為了選擇適當的計量方法,首先對各變量進行ADF單位根檢驗,結果顯示所有變量都為一階單整序列(見表2),適宜在VAR模型框架下進行回歸分析。
表2:對外金融資產相關變量的ADF單位根檢驗結果
在VAR模型下進行Johansen檢驗,顯示協整關系成立(見表3)。于是,基于VEC模型進行回歸分析,①2階滯后情況下得到長期協整方程(1)式。回歸效果良好,符合理論預期。相比較來看,RGDP的影響力度最強,每變動1%將導致FFA同向變動2·12%;其后依次為ULC、SNA和RSOT,各自變動1個百分點將分別導致FFA變動0·602%(反向)、0·145%和0·00014%。②
表3:Johansen協整檢驗結果
lnFFA=-19·397+2·1203lnRGDP+0·0143RSOT-60·18ULC+14·5SNA(1)
(0·031,68·39)(0·0077,1·866)(0·7159,-84·07)(0·1708,84·9)
R2=0·9491,-R2=0·8587,F=10·498,LOG=55·12
在VEC模型下,考慮到外生變量的影響,進行內生變量間的因果檢驗,結果顯示(見表4),各解釋變量值都是FFA變動的單向原因。由此證明前述有關我國對外金融資產變動原因的理論推斷及回歸分析成立。
累積脈沖響應分析顯示(見圖4),短期看,lnRGDP和SNA對lnFFA構成正向沖擊,RSOT和ULC對lnFFA構成負向沖擊。這就是說,除產能過剩外,其他因素的短期影響與長期影響完全一致。
圖4:lnFFA脈沖響應圖
為避免Cholesky方差分解存在的變量排序問題,這里綜合了4個解釋變量的24種排序結果得到表5所示的方差分解狀況,如果將解釋變量的總體方差貢獻視為100%,那么,各自貢獻率由大到小依次為勞動力成本、非農產業比率、經濟規模和產能過剩,分別為34·68%、29·05%、24·75%和11·52%。
由上述定量分析可以看出,ULC最值得關注,它不僅從長短期視角看都對FFA構成負向沖擊,而且短期影響最大,長期影響僅次于GDP。1982-2009年間ULC呈不斷下降態勢,有21年為同比負增長。這就是說,勞動力成本低且不斷下降是推動我國對外金融資產快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
三、中國金融債權國經濟效應分析
對外金融資產快速增長具有一定的積極效應,例如提高國際收支危機防范能力、增大國際博弈籌碼、為我國產品占領國際市場創造有利條件等,但這些效應多是戰略性的,且并未充分顯現。現實中觀察到的多為消極效應,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
1·負國民財富效應
債權國本可坐享投資收益,加快國民財富積累,而我國目前的債權國地位帶來的卻是國民財富不斷流失,主要表現在投資凈收益差損、匯率差損和通脹差損等方面。
從絕對金額來看,對外金融資產的快速增長似乎給我國帶來了不斷增加的投資收益,但如果與對外負債聯系起來,就會發現一種極為荒謬的現象。將國際收支平衡表中投資收益的貸方和借方金額分別與國際投資頭寸表中的資產和負債相比,計算出對外資產收益率和對外負債成本率,結果顯示:1985-1994年二者年均分別為3%和1·56%,國際投資正利差率1·44%;1995-2009年,隨著對外金融凈頭寸由負轉正并不斷擴大,對外資產收益率卻下降到年均2·42%、而對外負債成本率上升到年均4·80%,國際投資負利差率2·38%,也就是說,均衡狀態下的國際投資年均凈損失率為2·38%,對外凈頭寸越多,損失越大。
表5:lnFFA的方差分解
由于對外資產多種多樣,總體匯率差損和通脹差損難以準確界定,但僅就我國持有的美國證券資產進行粗略計算,就足以看出這類損失的嚴重程度。基于美國財政部統計的中國持有美國證券規模,按照美元名義有效匯率、美國生產者價格指數及國際黃金價格,計算出2002-2009年因美元相對于他國貨幣、實物商品及黃金貶值而使我國年均損失率分別為2·13%、3·95%和14·6%,①累計損失額的美元值分別為622·63億、2312·29億和8416·48億。考慮到期間我國持有美國證券年均余額為6994億美元,將同期年均對外資產17505億美元及其所帶來的累計收益3829億美元與之相比,可以推斷:我國對外投資收益還不足以抵補匯率和通脹差損。
如果這種局面不能得以有效扭轉,那么,中國人民在實體經濟中通過辛勤勞動所積累的財富就會通過國際金融渠道不斷流失,對外金融資產越多,國民財富流失就越嚴重。
2·加劇內外失衡效應
國內外結構性因素造成我國外貿出超,外資流入,從而使人民幣具有了來自市場的巨大升值動能,為避免過快升值對實體經濟造成劇烈沖擊,央行不得不持續進行匯市干預,由此對內導致基礎貨幣過度投放,對外導致儲備資產快速增長,這使央行持續承壓于本幣升值和貨幣沖銷。因顧忌沖擊經濟增長和引發投機性資本流入,央行難以采用提高利率、抑制需求的方式,而只能主要求助于發行票據和提高存款準備率等規模型調控手段來遏制貨幣供給增長。
沖銷性干預在緩解經濟總量失衡的同時卻加劇了結構性失衡,因匯市干預而投放的資金直接流入了貿易品部門和外向型地區,而沖銷帶來的流動性相對緊縮卻面對整個社會,這使非貿易品部門和內向型地區資金流入相對更少,成為沖銷性干預沖擊的主要承受者,從而加劇了產業及地區失衡,經濟的對外依存度和敏感性提高,潛在風險增大。
四、中國金融債權國地位的改進
基于前述分析,為減弱官方和金融債權國地位的負效應,就必須抑制以儲備資產為主的對外金融資產增長。具體的政策措施可歸類為:對內,調節國內各影響因素;對外,促使對外直接投資更快增長。
在影響對外金融資產的各因素中,國際因素是一種客觀存在,我國可采取的政策措施有限;國內城市化、工業化、對外開放及經濟增長均屬正向影響因素,但它們既是不可逆轉的趨勢,也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要,不能舍本逐末地抑制它們的增長;只有壓縮過剩產能和提高勞動力成本兩種措施可資利用。
壓縮過剩產能可以適度控制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和擴大國內消費雙向著力。為實現前者,嚴控重復建設、盲目投資、關停一批“兩高”企業都有必要,但是,為保持經濟穩定協調運行,這類措施不可過激。擴大國內消費的前提和根本在于提高居民收入,特別是普通勞動者及低收入群體的收入,這與提高勞動力成本水平、扭轉勞動報酬占GDP比重持續下降局面、縮小收入差距的要求是一致的。由此看來,對內措施的重點在于提高勞動者收入,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在對外總資產一定情況下,對外直接投資和對外金融資產互為消長,因此,轉變對外投資模式、提高對外直接投資占比就成為抑制對外金融資產增長的有效手段。
依據Dunning(1986)的IDP(投資發展路徑)理論,①沿用Narula(1996)的二次函數模型和Buckley和Castro(1998)的五次函數模型,②基于1981-2009年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結果顯示(見表6),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路徑符合二次函數模型。根據模型測算,扭轉NODI負值增大趨勢的人均GDP拐點值為2554億美元,而我國現實的人均GDP2007年達到2566億美元,這意味著NODI由此進入負值減少階段,經濟發展已賦予對外直接投資以強大的增長動力。借此有利時機,假以政策推動,必將得以迅速增長。
表6:對外投資發展路徑模型的估計結果
針對我國目前對外直接投資方面存在的問題,需要采取以下措施:(1)提高認識水平。切實把鼓勵和支持企業“走出去”作為一項國家戰略來實施,促進各類企業擴大海外投資,拓寬投資領域。(2)
理順管理體制。建立《對外投資法》,以統一指導和規范對外投資管理;建立專門管理機構,以消除政出多門、相互扯皮推諉等現象。(3)改進服務效率。放寬用匯額度,減少審批程序,壓縮審批時間,增大投資自由度。
一、研究背景
早期的北京CBD主要以零售業為主,突出商業中心的功能,2005年,北京市CBD批發零售業總成交額達到1523.2億元,占總成交額的 70%,隨后,房地產業以及生產性和貿易業(金融、保險等)開始聚集,由于中心區域聚集了大量的白領消費者和經營機構,因而吸引了大量配套服務機構(律師事務所、會計事務所等)以及高檔零售機構。同時,大量廣告公司,電商公司、航空公司等介入,而一般制造業、零售業因為無法負擔地價上升帶來的高額成本而大量遷出,由此形成了中心商業和中央商務并行發展的格局。隨著高層次的商業流入,配合高檔消費的配套休閑娛樂服務業相繼進駐。
作為全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北京CBD發展具有政府支持和外資推動相結合的重要特征,北京市CBD聚集了大量外國領事館和跨國公司總部,外資影響力較大,外向型發展的特征突出,外商直接投資對CBD發展影響深遠。同時,北京市CBD發展以現代服務業為導向,政府鼓勵更多服務行業外資進入。
二、理論分析
影響北京CBD發展的主要因素。CBD是市場經濟發展的自然產物,因此,CBD的發展與城市經濟發展水平和城市產業發展水平密切相關,北京市 CBD的形成和發展與北京城市經濟的發展之間相互依賴、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北京市GDP的總量是影響CBD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一個城市只有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和豐裕的財政收入才能有足夠的資金建設CBD區域的交通、通訊等公共基礎設施,為CBD的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
第一,外商直接投資促進CBD的成熟與發展。北京市CBD的發展一直與我國對外開放的步伐緊密相關,近年來北京CBD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規模和數量都呈明顯上升的趨勢據北京市朝陽區統計局以及CBD管理委員會的數據表明北京CBD,集中了北京市約90%的國際傳媒機構169家,約80%的國際組織、國際商會110家,約80%的跨國公司地區總部50家,約70%的世界500強企業160家,約70%的國際金融機構252家,約30%的五星級酒店17家。國際交流頻繁,多元文化交融,區內登記外籍人口近4.4萬人,約占北京市的50%。北京市約50%以上的國際性會議、90%的國際商務展覽在這里舉辦。至2014年,北京市CBD的外資及港澳臺企業占總企業的47%,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將總部搬到該區,為該區帶來了大量國際化的人才,引進了前沿的管理經驗和先進的科學技術。
第二,城市交通在CBD發展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城市交通的便捷程度對CBD的形成以及規模的擴大起到重要的影響,傳統CBD大多坐落于城市中心,這與城市中心便捷的交通網絡是離不開的。便捷的交通網絡和較高的可達性使得大量的人流、物流、信息在此聚集,交通便利是商業發展及經營的基本條件。由于服務業產品的不可儲存性以及生產和消費的同時性,各個企業管理者仍然將距離和區位作為首要的考慮因素。在大中型城市普遍存在交通擁擠、車輛堵塞的情況,因此交通便利對CBD乃至整個城市現代服務業的發展都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第三,服務業對CBD發展貢獻較大。第三產業一直占北京CBD產業結構的主導地位,從近幾年發展情況來看GDP從2005年的6969.5億元增長到2014年的21330.8億元增長了接近了三倍,各年的GDP漲幅均在10%左右。第三產業的總產值從2005年的4866.1增長到2014 年的16627億元增加了3.41倍,同時,第三產業所占地區生產總產值的比重逐年增加,由此可見,第三產業對GDP增長的重要貢獻。
三、影響北京CBD經濟發展因素的實證分析
為了能對影響北京市CBD經濟發展因素進行定量分析,根據以上選擇的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建立回歸模型如下
y=β0+∑7i=1βixi
本文的被解釋變量為CBD核心區主營業務總收入,而影響CBD發展的因素較多如理論部分介紹有經濟發展因素、貿易因素、交通因素等,鑒于北京市CBD經濟發展現狀和數據的可得性,本文的解釋變量最終選取:地區總產值(X1)第三產業占GDP比重(X2)實際利用外資總額(X3)服務貿易總額(X4)城市公交線路總里程(X5)居民消費水平(X6)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X7)以上數據來自于2014年的《北京市統計年鑒》和《朝陽區統計年鑒》由于本文引入的解釋變量較多,變量之間存在較強的相關關系。如表所示7個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大部分超過了0.6,存在多重共線性,為了解決多重共線性,采用因子分析,減少解釋變量個數,利用Eviews軟件進行回歸得到方程如下:
Lny=0.314lnX1+0.319lnX2+0.327lnX3+0.325lnX4+0.140lnX5-0.515lnX6+0.052lnX7
通過現狀分析可以發現,北京市CBD發展程度很大一部分取決于外商投資總額,大量跨國公司將總部搬到北京CBD為該區帶來了大量國際化的人才,引進了前沿的管理經驗和先進的科學技術。
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反映了北京市第三產業發展的水平,CBD區域主要包括以現代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因此第三產業占GDP比重比較靠前,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核心區主營業務增加3.19%。
地區生產總值(GDP)代表北京市的經濟規模,是解釋變量中最重要的因素,GDP增長帶動北京市經濟增長,地區生產總值每增加1%核心區主營業務收入增加3.14%。
四、結論
由實證分析的結論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資對CBD發展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只有擁有良好的投資環境才能吸引更多外資流入,進而促進北CBD積極健康發展
政府應該給外資企業一個良好的投資環境包括硬件和軟件。軟件環境要求政府完善和落實相關法律法規。提高監管和辦公效率,有效吸引更多外資,推進CBD經濟進一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