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公共安全治理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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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會公共安全治理范文

社會治安安全工作是公司年度工作總體規劃的一個重要部分，今年計劃投入××萬元，專項用于安全治理。圍繞總體規劃，大廈綜治領導小組認真展開工作，每月組織檢查講評，評估大廈安全形勢，及時查找安全隱患并認真組織整改。今年，在“人員密集場所專項整治”中，投入×××萬元購置消防設備，及時消除安全隱患。通過層層發動，公司上下和全體業主整體聯動，大廈安全一直處于良好的勢態。

一、組織機構

成立綜治領導小組、消防委員會、民調委員會、治保委員會、火災撲救指揮部，明確各機構工作職責。

二、層層落實綜治責任

公司董事長為綜合治理責任人，與各部門層層簽訂《綜合治理責任書》和《防火責任書》，工貿市場和物業公司分別和業主、使用人簽訂責任書，把安全責任落實到大廈的方方面面，形成整體合力。。

三、加強法制教育

根據市場和居住戶不同的特點，針對性地進行普法教育。市場的業主和營業員流動頻繁，為了普法不留盲區，業主進場和營業員上崗必須參加普法教育，經考試合格方可經營和上崗；居住戶難以集中，就利用業主委員會、業主座談會、宣傳欄等多種形式，大張旗鼓地宣傳《消防法》、《刑法》等法律法規。另外，公司還征訂《火警雜志》、《中國公安報》、《治安雜志》等，分發給業主、使用人閱讀、學習。今年九月和十二月，兩次請省安居消防安全培訓中心派教官授課，效果甚好。

四、加強保安隊伍建設

大廈共有保安×××人，協管員××人，持證上崗率達80％，從而保證保安的基本素質。保安隊伍建設是今年的工作重點，從職業道德、業務技能培訓、工作作風培養、快速反應能力等方面，全面提升保安隊伍的整體素質，特別是應急處置程序的培訓，提高了抗擊突發事件的能力。今年11月9日，大廈消防委員會組織大規模消除演練，由于基本功扎實，指揮程序正確，組織疏散有序，滅火作戰迅速，后勤保障有力，消防演練取得圓演成功。原創：

五、加強民事調解工作

××大廈是一座綜合性大樓，人員成分復雜，容易引發各類糾紛，為及時掌握民調信息，我們注重發展和建設民調信息員隊伍，提高民調信息員隊伍綜合素質，及時掌握民調工作動態。全年調處一般糾紛21起，比去年同期下降20％，調處疑糾紛2起，比去年同期下防降50％，調處率100％，調處成功率100％，有效維護了大廈的穩定。

六、積極配合社區做好“五城同創”工作

我們是社區的一員，支持社區工作是我們盡量的義務。今年，作為提升城市形象的“××××”工作在全市鋪開，和平橋街辦、倉巷居委會的領導多次親臨××大廈指導工作。物業公司同樣十分重視“××××”工作，在經費相當緊的情況下，相續投入近××××元，購置老鼠夾、垃圾箱等，放造排水設施，發放學習材料。有各級政府和我們共同努力，就會取得可喜的成績，××大廈第一批通過市政府組織的驗收。

七、加強消防管理工作

物業公司逐步完善了一系列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和消防安全考評細則，消防安全管理完全制度化、規范化，通過層層檢查、層層考核，層層落實責任。在今年的“人員密集場所專項整治”中，我們積極自查自糾，順利通過考核驗收。××大廈是高層建筑，消防要求特別高，我們經常提醒自己，消防安全來不得一點馬虎，安全是更大的效益。

最后，由衷地感謝各級攻府對××大廈各項工作的有力支持！

第2篇：社會公共安全治理范文

    由于我省部分企業經營者或負責人的知識產權意識相對淡薄，從而在有意無意之間引發了不少知識產權侵權案件。有的仿制他人產品外觀，有的則被國外企業狀告專利侵權。

    這些現象再一次為我省企業在保護知識產權、提高知識產權意識方面敲響了警鐘。

    案件一 超時使用外國專利

    案情簡介：芬蘭奧托昆普公司1988年3月26日就“一種銅及銅合金管的制作方法”向中國申請了專利，河南金龍精密銅管股份有限公司分別于1991年、1992年引進了兩條銅管生產線。2000年7月，金龍公司自行組裝了一條生產線，也向芬蘭公司支付了專利許可證費用。

    為履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承諾，2001年12月10日，國家知識產權局的第80號公告中規定，芬蘭公司的“一種銅及銅合金管的制作方法”的專利保護期限由2003年3月26日延長至2008年3月26日。2003年3月，芬蘭公司以金龍公司侵犯其專利權為由，向我省知識產權局提出處理請求，要求河南金龍停止侵權并支付專利使用費1200萬元。

    處理結果：省知識產權局經審理認為芬蘭公司的專利有效期延長，是因國家政策調整所致，不能簡單地以侵權或者不侵權進行處理。后經多次溝通，雙方于2004年末達成了和解。

    案件二 慘遭百家企業侵權

    案情簡介：鄭州恒昊玻璃技術有限公司迄今為止已申請55項外觀設計專利，10項新型實用專利，6項發明專利。2003年5月以來，在全省和全國各地竟出現了100多個侵權廠家。恒昊公司首先選定洛陽市恒美玻璃技術公司、洛陽市唐宮市場玻璃工藝經銷部等五家企業，向洛陽市知識產權局提出處理請求。

    處理結果：洛陽市知識產權局對涉嫌侵權廠家采取統一行動，查處、封存了涉嫌侵權產品，并責令銷毀全部的侵權模具和侵權產品。五家企業分別向請求人做出經濟賠償。

    案件三 侵權企業三次更名

    案情簡介：蘭考永昌機械廠的法定代表人王永昌擁有“全自動液壓吊裝機”新型實用專利。該專利產品一經投放市場，就遭到數家企業群起模仿生產。權利人雖對其中一個侵權企業通過民事訴訟打贏了官司，但侵權企業采取注銷和改變企業主的方式逃避法律制裁，使強制執行因被執行主體不存在而落空，但隨后又注冊新的企業，改頭換面后繼續實施侵權行為。2004年4月20日，王永昌以開封新源機械制造有限公司、蘭考永興機械制造有限公司等三家企業侵犯其專利權為由，分別向河南省知識產權局提出行政處罰請求。

    處理結果：經河南省知識產權局主持調解，開封市新源機械制造有限公司向王永昌支付專利許可費用5萬元。

    案件四 農民告倒韓國侵權企業

    案情簡介：南陽農民朱某先后申請擁有5項專利權。2004年，朱某發現韓國商人開辦的獨資企業某石材有限公司加工的產品涉嫌侵犯其專利權，遂向南陽市知識產權局提出了處理請求。

    處理結果：韓國企業被責令立即停止生產、銷售侵權產品，銷毀用于生產侵權產品的專用設備和侵權產品。

    案件五 假冒專利被判8年

    案情簡介：洛陽市黃河軟軸控制器廠研制的“發動機軟軸控制器”被授予專利并實施后，該廠業務員唐亞杰從2000年9月起伙同他人成立了洛陽市精工企貿有限公司，仿制“發動機軟軸控制器”專利產品，并打上專利產品和專利號，偽造專利證書，構成了假冒他人專利案。

    處理結果：唐被判處有期徒刑8年，并沒收非法所得。

    案件六 摩托車專利起糾紛

    案情簡介：偃師市爭勝摩托車廠許戰爭開發出了“正三輪豪華車轉動機構”、“倒順擋齒輪換向器”，于2002年12月獲得專利權。同年6月，偃師市飛龍摩托車廠未經專利權人許可，仿制該產品，并委托他人進行加工生產組裝銷售。

    處理結果：洛陽市知識產權局責令飛龍摩托車廠立即停止生產、銷售侵權產品，銷毀全部的制造模具及侵權產品。

    案件七 無效專利繼續宣傳

    案情簡介：2002年6月，洛陽市關林雄鷹硬質合金廠的“復合合金材料導衛板”曾被授予專利權。2003年9月，專利復審委員會宣告該專利權無效。但洛陽市關林雄鷹硬質合金廠仍在媒體上刊登宣傳文章，稱其取得國家專利。

    處理結果：2003年12月，洛陽市知識產權局責令當事人寧少俊和關林雄鷹硬質合金廠立即停止宣傳無效的專利行為，并處以5萬元罰款。

    案件八 外觀設計專利侵權

    案情簡介：旅居駐羅馬尼亞的華商張嫩枝女士根據羅馬尼亞等國家民族生活習慣，設計了多種線毯圖案，2001年9月國家知識產權局授予了專利權，權利人在洛陽偃師組織生產，銷往國外。

    2002年3月，專利人發現羅馬尼亞市場出現了與其專利相同的產品，為偃師市昝書和等四人生產、銷售，遂向洛陽市知識產權局提出專利侵權處理請求。

    處理結果：經洛陽市知識產權局協調，昝書和等四人停止侵權行為，侵權企業統一納入請求人的生產企業管理。

    案件九 利用網絡虛假宣傳

    案情簡介：2003年11月，投訴人商丘市的江旗先生自主開發的“折合式全封閉轎車庫”被授予了專利權，投訴人發現被投訴人商丘市梁園區樵雅鐵藝有限公司公然在阿里巴巴網站上使用投訴人的專利號許諾銷售WN-180智能化折合車庫。2004年10月，投訴人要求責令被投訴人立即停止假冒侵權行為。

    處理結果：專利管理部門依法對被投訴人提出書面警告，責令其立即停止網上宣傳行為。

    案件十 為專利屢敗屢“告”

    案情簡介：1989年，現鄭州拓普XGK軋制技術有限公司董事長鄭紅專、趙林珍夫婦研制成功了XGK型冷軋機，并申請了國家發明專利。自1989年已經得到授權6項。2003年3月，鄭州拓普公司在天津市人民法院，對天津冶金規劃設計院、山西萬邦公司提起了專利侵權訴訟，敗訴后，又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了申訴，現已被最高法立案。

    據趙林珍介紹，2001年11月，正當公司要求與原鄭州拓普公司副總經理兼技術部負責人的胡玉秀簽訂技術保密協議時，胡突然卷走大量專利軋機技術圖紙資料，不辭而別。

第3篇：社會公共安全治理范文

一、迅速傳達會議精神，提高整體認識

1、迅速組織干部召開專題會議，深入學習關于加強粉絲群體領域安全穩定風險應對工作重要部署精神，從思想上提高認識，樹立“底線”思維。根據轄區內各地區粉絲群體領域的實際情況，進行深入分析和判斷，保持高度警惕，做好防范粉絲群體領域安全穩定風險的準備。

2、責任細化分解到位，狠抓落實工作防范和化解重大風險緊盯社會組織有效監督管理，對重點人群、重點機構、重點領域進行持續、拉網式梳理排查，確保風險排查做到全覆蓋、無盲區。一是進一步加強對社會組織的監督管理，嚴把登記審批關口，加強對“僵尸組織”、不規范社會組織的行政處罰力度，加強社會組織黨的建設，不斷促進社會組織規范化管理。二是加強社會組織法定代表人、社會組織審查、社會組織日常活動監管，對粉絲應援會等粉絲組織，依法登記監管，對非法組織依法打擊取締。三是開展對對粉絲應援會等粉絲組織線索摸排，在全鎮社會組織中開展自查自糾工作，并要求社會組織主要負責人、法定代表人填報《關于加強學生粉絲群體領悟安全穩定風險治理的工作問卷》，未發現社會組織領域粉絲應援會等粉絲組織的行為。

第4篇：社會公共安全治理范文

一、建立四級責任機制

按照“條塊結合、屬地監管”的原則，建立鎮、村（居）委和行業部門、生產經營單位四個層次的隱患排查治理工作責任機制。生產經營單位是隱患治理工作的責任主體，其主要負責人負有全面責任。應根據“安全第一、預防為主、綜合治理”的方針，及時采取措施消除隱患，使作業場所、工作環境和各項設備設施符合有關安全生產法律、法規和標準的規定。涉及多因素且本單位不能解決的重大隱患，要報告行業主管部門，說明隱患危險情況、存在的問題、消除隱患的建議以及有關資料。生產經營單位行業主管部門對所屬單位隱患治理負有支持、督促、報告責任。要認真研究處理本行業事故隱患，應由單位解決的，要督促幫助落實整改措施，應由主管部門安排解決的，要納入治理改造計劃，并保證整改資金的落實。對涉及面廣、整改難度大或責任主體單位不明確，隱患后果將影響社會公共安全的，應提出專題報告，按照安全生產監管和行政隸屬關系，分報區、鎮政府負有安全生產監管職責的有關部門研究處理。

各鎮、村（居）委和行業部門、有關負有安全生產監管職責部門對本地區隱患治理負有協調、監督、報告責任。要監督、推進本地區隱患治理工作，協調落實財政資金支持。按規定時限向鎮安全辦報送階段患排查治理開展情況和隱患排查治理數據。對構成社會公共安全威脅、涉及鎮有關多職能部門的重大及潛在隱患，應分報鎮安全辦及鎮有關負有安全生產監管職責部門。鎮安全辦應綜合匯總后專題向區安委辦報告。

鎮有關負有安全生產監管職責部門對本監管系統隱患治理負有組織、監督、協調、報告責任，應該結合本鎮的實際，擬定年度的隱患排查治理方案，提出隱患排查治理的重點、時間節點和工作要求。監督本系統隱患治理措施的落實，檢查隱患治理工作開展與實效。協調、推進本鎮和本監管系統重大及潛在隱患的治理。按規定時限向鎮安全辦報送階段患排查治理開展情況和隱患排查治理數據。對構成社會公共安全威脅、涉及其他職能部門監管的重大及潛在隱患，應明確責任，積極協調落實財政資金支持，并報鎮政府和鎮安全辦。

二、建立三級督辦機制

建立三個層面的督辦機制，實施隱患分級治理和動態監控。

第5篇：社會公共安全治理范文

關鍵詞：公共安全服務；權威性模式；商業型模式；自愿供給模式

中圖分類號：C93-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04（2012）04-0065-06

公共安全需求的多樣性，要求有多樣化的公共安全服務供給機制與制度安排，即不同類型和層次的安全需求應通過不同途徑得到滿足。在國內外學者有關公共服務供給機制研究的基礎上，根據供給主體和運行方式的不同，結合公共安全服務的特征，我們認為公共安全服務領域也存在三種基本提供機制：一是政府以權力為運作方式、以滿足公共安全需要為目的來提供公共安全服務的權威性模式；二是以私人營利組織為主體，以市場交易的方式，并以贏利為目的而提供公共安全服務的商業型模式；三是以非營利組織或公民個人為主體，以慈善幫助方式和以滿足社會安全需要為目的而提供公共安全服務的志愿模式。

一、警察官僚制與城市“守夜人”

政府的公權力根源于人類對秩序、規制和安全的需要。在亞當·斯密所描述的“小政府”時代，政府最基本的職能便是通過專業化的警察隊伍維護社會公共安全秩序，保護人民生命和財產安全，政府充當著“守夜人”角色。“學者對國家起源的經典論述，也明確地表明了政府與城市安全秩序維護的內在邏輯。國家的目的是為了維持社會秩序，這既是政府公共服務職能的體現，也是政府合法性和相對自主性的基礎。”因此，出于政府職能、犯罪控制和公共安全服務特性等諸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以及政府供給公共安全的獨特優勢，政府主導供給公共安全服務已經成為一種基本的共識。

其中，政府部門中的警察是公共安全秩序中的一支專業性的主力，他能以強制手段維持社會秩序、鞏固社會制度和維護統治階級權益的調控職能。“自1829年專業化警察在倫敦街頭誕生開始，警察就被公眾譽為‘抵御犯罪的衛士’。我們可以把警察的具體職能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一是維護國家政權，鎮壓對統治階級的反抗；二是預防和打擊犯罪，維持公共秩序和政府法律；三是提供社會性的安全服務。”警察制度形成于19世紀，主要是由城市化所引起的高度社會動蕩所推動。于是有學者認為，警察是城市擴張和建設的一個象征。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到20世紀60年代，城市警察官僚制度逐步走向專業化與社會化，警民關系日益和諧，警察服務方式和手段日益靈活多樣。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社區警務的興起，更是意味著警務哲學思維上的重大轉變，對犯罪的管理實現從被動應對為主轉變為以服務社區為主的主動防控，主動調動全社會的力量來維持社會公共安全秩序，重視警察機構和社會之問的信任與協作。

那么，以警察為專業主力的政府部門在公共安全秩序的維護中具體扮演一種什么樣的角色呢？對于政府在公共秩序維護中的內在角色，萊斯利·里普森曾這樣論述道：“保護生命和財產安全的職能被擴大到了要圍繞人與人、人與物之間關系建立的一種安全機制，這就是秩序。秩序只有在安全得到保障之后才能發展起來，而政府的目的就是使人們過上有序的生活。”結合政府與公共安全的特征，我們可以這樣來定位政府在其中的角色。

首先，政府是公共安全的“守護神”。在城市化推進的歷史進程中，公安機關一般都是維護城市安全的守護神。根據馬克思理論的解釋，警察乃財產的捍衛者和資產階級利益的維護者。自1829年真正的專業化警察出現在倫敦街頭開始，警察就被公眾譽為“抵御犯罪的衛士”，這尤其體現在警察巡邏職能中。警察巡邏是最常見的公共安全服務，它是指公安機關及其警察為了維護社會安全秩序，依法組織實施的一種巡查警戒活動，以保護廣大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防范、查處、打擊各種違法犯罪活動。它是警察為掌握轄區治安情況而使用的一種必要的工作方式，是一項經常性的警務，在維護社會穩定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其次，政府是城市突發公共安全事件的“集中應對者”。政府合法地壟斷了政治權力，有權必有責，權責應相稱。在突發公共安全事件中，政府成為應付危機和治理危機的主導力量，在資源配置、經濟救助、整合社會力量方面發揮了其他主體無法替代的作用和功能。當然，危機的有效治理不能等待危機爆發階段才進行，應該在危機的征兆階段、潛伏期就有效地進行防范，使損失最小化。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相繼發生SARS、三鹿奶粉等食品中毒、禽流感等重大公共安全事故，為盡量減小其對社會經濟及人民工作與生活造成的不良影響，各級政府相繼建立了應急管理辦公室，出臺了各類公共安全管理的應急預案，針對一些主要的影響公共安全的因素，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規，著力加強了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對于公共安全治理的力度與強度。這些舉措對于新時期的中國公共安全綜合管理具有重大理論與現實意義，它既能提高政府應急管理能力及執政能力，同時也凸顯了政府在突發公共安全事件中的不可替代的功能與作用。

再次，政府是城市治安服務外包的“監管者”。公安機關作為公共安全服務的安排者，在公共安全服務市場化過程中必須承擔起監督與管理的責任，尤其對市場化過程中影響到公眾利益的關鍵環節和關鍵因素要進行有效的督查。治安承包者、保安服務公司等公共安全服務的市場化主體是公共安全服務的有效補充力量，但是作為市場“經濟人”，其追求的是經濟效益。雖然，這是市場化運作方式能夠有效彌補政府供給效率不高的一個直接動力因素。但是，在經濟理性與人性私利的驅動下，人們很容易將權力化為私有，將手中的權力資源化為現實中的利益要求。在利益的驅動下，治安承包者或保安可能的情況。此外，缺乏有效的監督的承包人、保安服務公司還可能利用職權“尋租”，搞權錢交易。因此，政府應加強對市場化安全服務組織的監督和制約。

作為公共安全服務提供的主體，政府確實具有巨大的優勢，但也需要看到，政府仍然有著不可彌補的缺陷，而這些缺陷是很難通過自身的改造消除的。一是官僚作風及其公共安全服務供給的低效率。當政府作為公共安全服務的提供主體時，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官僚作風問題，公共安全服務資源的政府機制的配置效率值得懷疑。二是警察對降低犯罪率不起決定作用。警察與罪犯的關系一直被人們想象成如同“野兔一山貓”的生態平衡模型。故而，當一個地區的犯罪活動瘋狂蔓延之時，人們首先想到的救治良方就是增加警察人數。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面對日益增長的犯罪率，世界上許多國家紛紛開始了擴警運動，各國的警察人數急速上升。然而，犯罪率并沒有遵從人們的愿望而有所回落，反而隨之增長。比如，英國從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警察人數由11萬人增至14萬人，但是，犯罪率的上升速度沒有絲毫減緩之態，反而有所增加。

20世紀70年代以來，對官僚制的反思和批判成為西方公共行政理論和行政改革實踐直接的發展動力，公共選擇理論、新公共管理理論、新公共服務理論與后現代公共行政思潮都在理論層面把目標瞄準了傳統的以集權控制為中心的官僚體制，并且倡導轟轟烈烈的“重塑政府”運動以超越官僚制。然而，西方行政改革浪潮并沒有從根本上動搖官僚制的制度框架與組織結構基礎，官僚制仍然是所有社會大型組織的主導結構形態。同時，官僚制仍然是現代文明維持法律、經濟和技術理性的組織手段。“行政中的理性依靠的仍然是等級關系的結構”。公共安全服務的核心力量仍然是國家官僚體系，即政府力量與警察官僚機構。而且，政府作為公共安全服務的提供主體時，其作用更多的是滿足民眾對安全服務提供的基本需求，即滿足對公平的要求。但是，我們又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政府的特性又決定著其在提供安全服務時很難滿足效率的要求，尤其是當民眾的安全需求隨著科技與生活水平的發展日益增加的情況下。如何彌補政府的缺陷，使其更好地發揮作用，市場、社會作為重要的安全服務提供主體的作用變得尤為迫切。

二、新契約主義與治安服務承包

公共安全服務市場供給機制，又可以稱為“警務私有化”或“警務民營化”。它是政府將公共安全的部分輔及非核心的職能通過契約、轉包、競標等市場化的形式轉交給私營部門、非營利組織、社會中介組織及公民個人，由他們向公眾提供以前由公共警察部門壟斷性供給的公共安全服務。這樣，充分利用市場力量，引入競爭機制，打破了公安部門對公共安全服務的壟斷，公眾擁有了對安全服務消費可選擇的機會，更有利于滿足公民多樣化和高質量的安全服務需求。美國薩瓦斯教授認為，“‘民營化’或‘公私伙伴關系’是在公共性質的服務項目或資產所有權中，降低政府的比重或者提高私人部門的功能與作用。”從公共政策角度看，最重要的公共服務民營化提供方式包括：自由市場、特許經營、合同承包、憑單制和志愿服務等幾種方式。其中，西方國家公共安全服務民營化改革開始于1970年，大量輔的安全服務由政府供給逐漸轉移向市場供給。因為市場競爭機制的引入，使公安部門有了前所未有的工作壓力與動力，迫使其逐步改善管理方式，提高公共安全服務績效。1987年，美國政府已成為保安服務公司的第三大客戶（前兩大客戶分別為制造業與零售業）。1988年，在英國有239個地方政府把社區治安巡邏通過招標的方式承包給私營性質的安全服務公司。

雖然，公共安全服務市場機制的提法是最近30年來才提出的概念，但在我國古代，以有償服務為顯著特點的“鏢局”“鏢行”卻早已存在，可以視作公共安全服務市場供給的雛形。根據史籍記載，我國古代鏢局最早可能出現在宋朝，其中宋朝故事《水滸》中有關于保鏢形象的最早記載；經過元、明的發展，鼎盛于清末。古代鏢局最主要的業務就是替別人押運貴重物品和保護商旅們的旅途安全，故又稱這種行為為“走鏢”和“保鏢”等，相當于西方國家稱的“私人警察”。

當前，在我國一些地方政府將特定區域的部分公共安全服務采取競爭、有償的方法承包給某一營利性的組織或個人，通過考核、獎懲，調動承包人的積極性，以提高管理、防范效果，實現安全服務的有效供給。其中，最為常見的市場化運作形式是治安承包，即將某一社區或居委會的某項治安防范或是某重點區域、重點項目的治安巡邏、看護等工作，以一定價格承包給一個或幾個人或某安全服務公司，并簽訂治安承包合同，明確合同雙方的責權利要求和獎懲制度，從而更好地維護當地公共安全環境。20世紀90年代以來，治安承包開始在我國試點，從河南方城的偏僻農村到江蘇鎮江的繁榮都市，以治安承包為典型的社會治安契約型治理模式在祖國廣袤的大地上遍地開花，顯出了積極的活力。其中，1996年山東省泰安市下官莊村民周廣海以每年10800元的價格承包下該村的治安防范服務，成為我國“治安承包第一人”。在我國農村實行與推廣治安承包的現實背景是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力外出打工，導致群眾自防能力減弱，再加上我國基層警力嚴重不足，基層的治安狀況不斷惡化。2002年4月，在上海舉行的全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會議上，山東省泰安市治安承包經驗得到推廣。在充分吸取其典型經驗的基礎上，各地方政府從自己的實際出發，探索出不同的治安承包模式，如浙江嘉興模式、杭州下城區模式、溫州歐海模式、寧波模式等。雖然發包方和承包方有所不同，但治安承包的程序和方法卻大致相同。治安承包在我國得到了長足發展。

三、社會資本與公共安全服務社會化

有些公共服務供給運行的實踐中，政府機制和市場機制都會存在有效性供給不足問題，即“政府失敗”（Government Failure）與“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現象。因為二者供給公共物品并不能完全滿足公民逐漸多樣化和高質量的公共服務需求。為了克服這種缺陷，彌補二者對公共物品的供給的相對不足，我們可以通過社會主體志愿提供公共物品，以便更好地滿足公共服務需求。在公共安全服務領域同樣也存在此種現象。因此可以說，公共安全服務社會供給機制是在“政府失敗”和“市場失靈”的情況下的一種補充供給機制，是以自愿性的方式實現公共利益的一種機制設計與制度安排，其目的是通過有效地配置社會服務資源實現公共安全利益的最大化。

社會資本理論是20世紀80年代開始特別是90年代興起的學術思潮。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第一個系統性地表述了社會資本。經詹姆斯·科爾曼、羅伯特·D·普特南和亞歷山大德羅·波茨等諸多學者的進一步應用和闡釋，社會資本理論從社會學進入經濟學、政治學以及公共管理領域，引起整個社會科學界的重視。社會資本理論認為，社會資本是公民之間信任、互惠和合作的人格網絡與社會關系，它既是公民社會分散化的粘合劑，也是公共服務的社會資源、公共服務供給的“第三條道路”。美國學者羅伯特·普特南首次把社會資本概念引入政治發展、民主治理與公共政策領域。他在1993年出版的《使民主政治運轉起來》，把社會資本界定為“能夠通過推動協調的行動來提高社會效率的信任、規范和合作網絡”。他還令人信服的指出，民主政府在面對強有力的公民社會時會更負責任，更為有效率。自愿社團積聚起來的民間社會資本能培育起更大范圍內的社會合作，增強人們之間的互惠，并因此更容易使民主運轉起來。

社會資本有“政府社會資本”（Government SocialCapital）和“民間社會資本”（Civil Social Capital）兩種類型。斯蒂芬·克拉克對兩種社會資本類型進行了比較。“政府社會資本”是指影響公民合作互惠的政府規則與制度，即法治和政府規定的公民自由范圍，它們減少了公共服務的不確定性和交易成本費用，提高了服務效率，規范了專業化運作，整合了公共資源。“民間社會資本”則包含公民共同的價值理念、非正式溝通網絡、約定俗成的規則及社團性組織制度。它可以通過社會關系和人際信任減少公共服務的交易成本費用；同時，社會凝聚力、感染力和公民參與積極性與實踐努力能夠推進政府民主治理進程，提高公共政策與公共服務質量。社會資本既是一種理論形態，也可作為一種理論分析框架與工具，可以為不同領域的學者作為一個解釋范式來分析各種社會問題。我們可以從信任、規范和合作網絡三方面給予公共安全服務社會化供給制度以理論分析。

（一）“信任”是公共安全服務社會供給的合法性基礎

信任是社會資本的核心概念。弗朗西斯·福山認為社會資本的信任就是在正式的、誠實的和合作行為的共同體內，基于共享規范的期望。“合法性”作為評估政府改革的基本軟指標之一，是任何政府面臨的首要問題。在公共安全服務供給制度中，信任關系的建立可以大大地降低交易成本，減少信息收集的時間，促進供給主體之問的廣泛合作。企業、社區、家庭、公民個人等對政府的信任，以及社會主體合作供給過程中相互之問的信任，給公共安全服務社會化創造“合法性”，培育“人人皆警”的公共安全供給模式。

（二）“規范”是公共安全服務社會供給的制度保障

社會資本的規范主要是指組織成員之間的互動所產生的共同行為準則。社會規范按其性質可劃分為三種：道德性規范、契約性規范和行政性規范。作為規范的社會資本（如社區警務制度、治安承包合同規范等）可以為公共安全服務社會供給制度的構建提供有效的社會資源和秩序保障。

（三）“合作網絡”是公共安全服務社會供給的互動平臺

合作網絡是指由供給主體間的社會及利益關系所構成的相對穩定的體系。沒有網絡建構的社會無疑是一盤散沙，一盤散沙的社會會使個體的能量在無凝聚力的社會結構中消耗殆盡。公共安全的維護，需要全民的參與，并不是傳統認為的只是政府的事情。通過構建參與主體的合作網絡，不僅可以加強主體問的聯系與信任，還便于主體問形成意見和行動的協同機制，實現公共安全服務的有效供給。

由此可見，在公共安全服務領域，社會資本也是破解“集體行動困境”的法寶，是實現公共安全服務有效供給的“第三條道路”。公共安全服務的提供需要依靠集體行動才能實現，但集體行動的邏輯卻很難避免集體行動的困境，“理性的個體行動者”往往從自我利益的“理性”出發，損害公共利益，最后也損害的個人利益。社會資本一方面體現為主體問相互信任、互惠和合作有關的一系列態度和價值觀，促使全社會形成互信合作的社會文化；另一方面，它有利于建立起將朋友、家庭、社區、工作聯系起來的人格網絡。因此，在進行公共安全服務社會化時，社會資本能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擴大公共服務供給總量和提升服務質量。

四、三種機制選擇的比較與完善

在以上的分析中，著重闡述了公共安全服務供給的三種基本模式的意涵、特征和歷史沿革，接下來我們通過對三種機制進行比較，看看從哪些途徑來改善公共安全服務的供給。因為，現實中公共服務供給的三種模式同樣都存在問題，即出現“政府失敗”“市場失靈”和“志愿失靈”的現象。只有充分發揮每一種機制的優勢，揚長避短，才能達致有限資源的效用最大化。所以，完善公共安全服務的供給機制，一方面要補公共部門與非公共部門的不足，另一方面則需在某種程度上依賴政府對公共事務的監管。根據我國樊麗明教授的分析，我們可以用以下幾個重要標準對不同的公共安全服務機制進行比較。見表1。

由表1可知，公共安全服務的三種機制在決策、執行、籌資、激勵約束等四個方面，都存在著比較明顯的差異。實踐運行過程中，公共安全服務的政府、市場及非營利性部門供給機制都存在著各自的優點與缺點，不同的供給機制及不同的機制之問的組合適合于不同的公共安全治理環境。在不完善的政府、市場及社會供給機制之問，較為明智的選擇是建立一種有效的互惠協作的多中心合作供給網絡。在城市公共安全服務的合作網絡治理結構中，根據公共安全服務資源優化配置原則和交易費用最小化原則，努力尋求三者在公共安全服務供給領域的均衡點，建立三方合作的選擇機制、互補合作機制與相互信任機制，更有效地滿足公民的公共安全服務需求。

美國行政學家薩瓦斯從安排與生產分離的角度，提出了十個可供選擇的公共服務供給機制，并認為，單一供給機制無法滿足公共服務供給現實需要，在同一特定的領域，可以利用多樣化安排的方式來提供特定的服務，即采用復合型的供給機制。那么，我們如何進行公共安全服務的合作供給，完善已有的機制的不足呢？我國學者席恒、周燕等人通過公共服務提供中參與主體的多少，將公共服務合作供給模式分為三大類：一是雙主體供給模式，包括新公共物品管理模式、公共物品供給的PPP模式和政府與第三部門功能互補供給模式；二類是三元主體合作供給論，即政府、市場、志愿部門三部門提供公共物品供給模式，三者之間的服務邊界已被打破，公共物品或服務供給的過程是各種不同角色所組成的復雜合作網絡的治理過程。三類是多元主體互動供給模式，凸顯公民參與的重要性。公民是社會真正的主人，政府不僅要親自參與為“行政相對人”提供最廣泛意義上的公共物品，而且應積極提供一個空間，使公民充分表達利益訴求。除此之外，政府還有責任充當“中間人”，將多元參與供給主體都集中到談判桌前進行磋商和談判，從而在面對多元化的公眾需求，尋求共同的解決之道，形成政府、公民、社會及市場主體多維互動的局面。

第6篇：社會公共安全治理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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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網站：《守護美麗中國：來自2013年動植物檢疫監管一線的報道》，。

中國質量新聞網：《質量戰爭與質檢外交的關系是什么？》，，2011年7月5日。

[英]巴里?布贊：《人、國家與恐懼》，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第309～313頁。

參閱唐力權：《周易與懷特海之間――場有哲學序論》，沈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年。

趙曉春：《國際安全問題國內化與國內安全問題國際化研究》，《國際安全研究》，2013年第3期，第88頁。

董超：《G2G，檢驗監管事業可持續發展之路》，《中國檢驗檢疫》，2013年第1期，第11頁。

童星：《風險災害危機連續統與全過程應對體系》，《中國社會公共安全研究報告》，2013年第1期。

第7篇：社會公共安全治理范文

近日，杭州野生動物世界金錢豹外逃事件引起眾多媒體和大量網友的關注，據悉，針對“杭州野生動物世界三只金錢豹出逃”一事，杭州市公安局富陽區分局依法對杭州野生動物世界相關人員因“金錢豹外逃事件”涉嫌犯罪立案調查，5月10日依法對5名當事人采取刑事強制措施。人是“進去”了，但還有1只豹子至今沒有找回。到目前為止，第三只脫逃的豹子仍下落不明。人們持續關注的不僅是豹子的去處和行蹤，媒體和網友們也在持續關注該事件的進展。

光明日報評論稱，信息瞞報比金錢豹出逃更可怕，這是經過一次次社會公共事件的錘煉所實踐出來的一個啟示，它應該成為杭州野生動物世界及時反思并改進的一個問題，也更應該成為全社會的一個共識。

新華社評論稱，對于動物園的安全經營，國家和有關部門有一系列的法律法規和行業規范。雖不能說這一體系已經盡善盡美，但若連豹子都管不住，立法和執法上的漏洞就太明顯了。不怕豹子腿快，就怕管理腿短。

人民日報評論稱，網絡綜藝引發畸形打投，選秀鏈上的資方、制作方、平臺、偶像、粉絲團等都有責任，但平臺和制作方負有主體責任。監督治理抓住主要矛盾，方能切斷選秀鏈的畸變傳遞，讓各個環節都奔跑在正軌上。

央視新聞評論稱，只見金錢不見豹，在追逃金錢豹的同時也要追責有關責任人，更重要的是堵住漏洞，健全園區管理機制，絕不能讓類似事件重演。

網友們紛紛表示，公共安全比金錢更重要，應該要嚴肅處理該事件。

第8篇：社會公共安全治理范文

關鍵詞 法益 多樣化 界定 檔次 量刑失衡

中圖分類號：D631.5 文獻標識碼：A

汽車給人們出行帶來便捷的同時，一系列觸目驚心的交通事故也給人們帶來了無盡的痛苦。特別是近年來，全國范圍內酒后駕車事故數及死傷人數上升較快。從孫偉銘、黎景全到高曉松、陳家等。在嶄新的汽車社會時代，共同構建成熟的、良好的汽車文明，是政府和每個公民的共同責任。

一、酒后駕車為何屢禁不止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顯示：當駕駛人血液中酒精含量達0.08時，發生交通事故的機會是平時的2.5倍；達0.10水平時，發生交通事故的機會是平時的4.7倍。有些人明知酒后駕車違法，且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為何仍然鋌而走險呢？

（一）傳統文化原因。

我國酒文化淵源流長，自古有“無酒不成席，不醉不盡興”的說法，很多地方的習俗都認為，只有將客人灌醉才能顯示出主人的好客。勸酒行為也是釀成酒駕悲劇的一個因素，我們應當反思當下的酒桌文化，改變勸酒的陋習，“酒文化”應向和諧文明邁進。

（二）交通違法的成本過低。

在我國，交通違法的成本過低直接助長了愈演愈烈的酒后駕車行為。駕駛員真正受到的懲罰十分有限，教育意義和震懾作用并不大。

（三）社會環境原因。

一方面，部分駕駛員心存僥幸心理。另一方面是由于少數駕駛員主觀上的自我縱容心理。

二、危險駕駛罪與交通肇事罪等相關罪的區別

近年來酒后駕駛造成的惡通事故日益增多，但有的以交通肇事罪處理，而有的卻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處理，特別是《刑法修正案（八）》增設了危險駕駛罪，使得酒后事故更加復雜。

（一）交通肇事罪與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1、侵犯的客體不同。

交通肇事罪侵犯的客體，是交通運輸的安全。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的客體是社會公共安全，即對不特定多人的死傷或重大公私財物的廣泛性破壞，而不是侵犯某一個特定的個人的人身權利或者特定的公私財物的少量損失。不特定：是指危害行為可能侵害的對象和可能造成的實際結果無法確定，行為人對此既不能具體預料也難以實際控制，行為造成的危害結果可能隨時擴大或增加；危害行為如明確指向特定的人身或財產，而事實上危及了不特定人或財產的安全，亦屬危害公共安全；

2、主觀方面不同。

交通肇事罪主觀方面是過失，可以是疏忽大意的過失，也可以是過于自信的過失。過失主要對結果而言，行為人在違反規章制度上是明知故犯。無論因疏忽大意還是過于自信，總之是對危害結果持根本的否定態度。那么在危害結果發生時一般會采取相應的應急措施，盡力避免危害結果的發生或擴大。

交通過程中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主觀方面為故意，即行為人明知行為會危害公共安全，會發生危及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健康或公私財產安全的嚴重后果，仍然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發生，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間接故意。如果行為人駕車撞人明顯具有泄憤報復、撞人取樂、逞能霸道等動機和目的，則其對結果追求的意圖明顯，當然為直接故意。公交車司機泄憤撞人案。如果行為人可能發生的危害結果有預見，但對結果持放任態度，是否發生危害后果都無所謂，在行動上往往表現為不采取任何應急措施避免危害結果的發生，有的無視已經發生的危害結果，繼續駕車前行，甚至再次造成其他嚴重后果，屬于間接故意。

3、犯罪后果要求不同。

對于交通肇事罪，是結果犯。交通過程中未造成重大事故的，我國放棄了刑法介入，僅處以行政處罰。交通過程中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危險犯，只要是行為人所使用的危險方法足以危及到公共安全，足以使不特定或者多數人的生命、健康，或者使重大公私財產受到嚴重威脅，即可構成本罪，即使沒有發生嚴重后果，是否造成嚴重后果僅是量刑而非定罪的問題。

（二）危險駕駛罪的行為類型。

根據《刑法》133條的規定，危險駕駛罪分為追逐競駛與醉酒駕駛兩個類型。

1、追逐競駛。一般來說，追逐競駛，是指行為人在道路上高速、超速行駛，隨意追逐、超越其他車輛，頻繁、突然并線，近距離駛入其他車輛之前的危險駕駛行為。第一，本罪行為發生在道路上。這里的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雖在單位管轄范圍但允許社會機動車通行的地方，包括廣場、公共停車場等用于公眾通行的場所。第二，追逐競駛以具有一定危險性的高速、超速駕駛為前提，低速駕駛的行為不可能成立本罪。第三，追逐競駛既可能是二人以上其于意思聯絡而實施，也可能是單個人實施。第四，成立本罪要求情節惡劣。情節惡劣的基本判斷標準，是追逐競駛行為的公共危險性。對此，應以道路上車輛與行人的多少、駕駛的路段與時間、駕駛的速度與方式、駕駛的次數等進行綜合判斷。

2、醉酒駕駛。故意在醉酒狀態下駕駛機動車，即符合本罪的犯罪構成。醉酒駕駛屬于故意犯罪，行為人必須認識到自己是在醉酒狀態下駕駛機動車。但是，不需要認識到血液中的酒精具體含量，只要有大體上的認識即可。

（三）危險駕駛罪與交通肇事罪的關系。

作為危險駕駛罪的結果加重犯的交通肇事罪。危險駕駛是故意犯罪，但危險駕駛行為過失造成他人傷亡，符合交通肇事罪的犯罪構成的，屬于法條競合，應以交通肇事罪論處。此時，行為人對基本犯（危險駕駛罪）是故意，對加重結果為過失，從而成為結果加重犯。

（四）危險駕駛罪與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關系。

危險駕駛罪與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特別法和一般法的關系。當危險駕駛行為同時了符合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構成，就屬于一個行為同時觸犯兩個罪名，應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需要說明的是，不是只有當危險駕駛行為造成了重大傷亡結果，且行為人對傷亡結果具有故意時，才能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只要具有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狀態就可以認定。

三、扼制酒后駕駛，建立長效機制

中國的汽車擁有量正以全世界最快的速度增長，部分駕駛員又缺乏起碼的社會責任感，醉酒駕車屢禁不止，而行政管理和法律環境滯后于社會現狀，道路安全問題就會成為威脅到每一個人的公共安全問題，必須進一步加大對酒后駕駛的懲戒力度。

（一）在立法上加大處罰力度。

自5月1日酒駕入刑以后，各地法院相繼審理了一批以危險駕駛罪追究刑事責任的案件，彰顯了《刑法修正案（八）》的立法本意。此前由“酒駕”和“傷人”兩個行為合并構罪，而這次修正則只須有醉駕行為即可構罪，如果有醉駕傷人后果，放任危害結果的發生，要114條“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擇重處罰。為了和《刑法修正案（八）》相銜接，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正式施行。對醉駕被告人本人起到了懲戒和教育作用，對廣大社會公眾起到了積極的法制宣傳和警示作用。但是危險駕駛罪在實踐中還是存在一些不足需要進一步完善：

1、“追逐競駛”要求有情節惡劣，但情節惡劣的標準如何界定？有必要對“情節惡劣”作進一步的司法解釋。如道路上車輛與行人的多少、駕駛的路段與時間、駕駛的速度與方式、駕駛的次數等因素作為判斷情節惡劣的標準。這樣使情節惡劣有可具操作的適用標準，將使危險駕駛罪發揮更大的威力。

2、現行法律存在漏洞，為通過逃逸而逃避酒駕處罰提供了機會。經過一段時間，現有技術水平很難再查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而沒有檢測證據，警方不能推定其酒駕。為堵塞這個漏洞，應提高肇事逃逸的違法成本，即將肇事逃逸且酒后駕車的從重處罰。

3、按照列舉式，除修正案（八）規定的兩種外，在我國比較常見的危險駕駛的表現形式還有如：超載駕駛、吸毒后駕駛、無證駕駛。

4、我國危險駕駛罪，只有拘役一檔主刑。拘役的期限，為一個月以上六個月以下。為防止法官自由裁量過大，我國可以借鑒新加坡對初犯、再犯和屢犯的區別處刑，設置該三檔刑是必要的。

（二）通過教育持續宣傳控制酒后駕車。

針對“酒駕入刑”等與百姓生活密切相關的法律的變化，應當有專門的普法教育宣傳資金制作電視、網絡、平面媒體公益宣傳廣告，使更多人及時知法懂法用法。各學校應開展生命教育課程、安全法規知識講座，“從娃娃抓起”，強化公民從小尊重生命、熱愛生命的意識，降低發生交通事故的風險。對成人社會，更要通過多種形式，啟迪、教育駕駛人員和全社會重視交通安全，在全社會營造抵制和譴責酒后駕駛的社會氛圍。

（三）堅持嚴查嚴管常態。

“徒法不能自行”。持久和嚴格的執法力度，才能使法律落到實處。此次新規解決了“無法可依”的問題，下一步是“執法必嚴”的難題，這就要求相關部門和執法人員加大力度，常抓不懈。公安交警本著對人民群眾生命財產高度負責，把嚴格查處酒后駕車交通違法行為，作為日常執勤執法的一項重要內容，堅持常抓不懈，形成日常化、制度化、規范化，決不能形成集中整治嚴管，平時疏于管理、視而不見的惡性循環。針對酒后駕駛違法行為的高發時段、高發地段，不定期地組織查處酒后駕駛的行動；

（四）增加酒駕違法成本、擴大處罰對象。

我國勸酒風氣比較嚴重，因此要擴大處罰的對象。勸酒本身并不違法，但酒精具有毒副作用。為避免傷害，要求飲酒人之間形成特定的權利義務關系，即相互關照、相互保護的安全注意義務，這就是附隨義務。對酒后駕車者，不但要處罰其本人，也應當處罰共同飲酒的人，在民事上要求這些人承擔連帶民事責任，在行政上要對這些人處以罰款或者行政拘留。

（五）發展酒后代駕。

加大對醉駕的懲治力度，十分必要。但堵不如疏，在“堵”的同時，通過發展代駕服務，讓醉酒者方便地找到代駕司機，對醉酒駕駛進行疏導。代駕服務或許能夠最大限度地減少醉酒駕車現象。建立代駕服務市場，首先要完善法律法規，使這一市場發展有章可循。公安、工商等部門要制定相關的法規，明確政策和措施。有關政府部門和行業協會也可以制定代駕服務格式合同，使當事人權利義務明確。此外，要放寬服務市場準入條件。不妨讓具備條件的酒店、賓館等也可兼營代駕服務。同時，加強監管，查處違法行為，促進代駕市場健康規范發展。這樣既為治理酒后駕駛提供了配套保障，又促進了社會和諧。

構建交通安全大局，需要廣大司機文明駕駛，需要全社會共同營造。“手握方向盤，滴酒不能沾”，這是一個司機對社會的高度責任，乘車人也負起監督義務，真正養成良好習慣和交通安全意識，酒駕和醉駕的問題才能得到根本解決。

參考文獻：

[1]張靜靜.危險駕駛行為犯罪化研究， 煙臺大學，2011年；

[2]胡琴.醉酒駕駛的刑事處理及立法完善，法制與社會旬刊，2011年21期

[3]詹紅星.危險駕駛罪的立法解讀與反思，西部法學評論， 2011年4期

第9篇：社會公共安全治理范文

1國內外研究現狀概述

1．1國外對社會公共服務管理的研究

在國外。關于城鄉社會公共服務管理體系的研究并不多。l9世紀后半葉，德國社會政策學派的代納(Wagner)初步提出了公共服務的概念l_。美國教授湯瑪斯伯尼斯頓研究了農村的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務財政問題．指出在農村和城市實施不同的教育、醫療和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是產生城鄉差距和城鄉公共服務不均等的原因[21。Knight等認為戶籍制度賦予了城市居民在住房、醫療、養老及教育等方面的利益，勞動力的流動依然難以緩解城鄉收人差距。Carter研究認為，城市傾向政策由于部門傾斜的收入轉移以及在健康、住房和教育方面的支出不均等，都將對未來的經濟增長不利網。

1．2國內對社會公共服務管理的研究

關于新公共管理理論。朱米均等[41提出以采用私人部門管理的理論、方法及技術，引入市場競爭機制，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及公共服務質量為特征。關于新公共服務理論。馬英l5}認為新公共服務理論是在對公共管理學理論進行反思和批判的基礎上提出和建立的。關于治理理論。李軍鵬[61認為，應著重研究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方式與體制，主張建立政府與社會合作的公共管理模式．主張各種公共的和私人的機構與政府一道提供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馬國芳等【提出了關于社會公共服務新趨勢理論，認為政府理念應企業化，引進績效目標管理。覃俊波等(2008)提出了關于社會公共服務管理“第i條道路”理論。田自學1、陸明遠19]等學者也分別提出社會公共服務管理職能問題、體制機制創新趨勢理論。關于城鄉公共服務統籌供給問題。國家行政學院課題組㈣在考察了西方公共服務制度的安排后，對我國農村公共服務的現狀進行了分析并提出改革意見。姜巖等…]指出從城市偏向政策向城鄉關系平等和兩個部門均衡發展轉變關鍵點在于農民人數的大幅度減少以及城市居民占人口比重的提高。

1．3國內外研究存在不足的地方

總體來看，目前對城鄉公共服務體系構建方面所做的研究還有很多沒有涉及到或研究不夠深入的問題最關鍵的如用實證方法或調研方法來論證社會公共服務演進路徑及評價機制這一塊的研究。但還處于空白或只能說是起步階段。此外，對城鄉公共服務的演進路徑發掘不夠．缺乏對城鄉公共服務體系的系統理論及演進路徑分析．并且對于如何建立城鄉公共服務體系尚需進一步理順并形成詳細而清晰的政策思路。

2構建城鄉社會公共服務管理體系的重要性

本選題立足于對城鄉社會公共服務均等化理論的完善，立足于對我國經濟和社會現實問題的關注，為構建城鄉社會公共服務體系提出切實可行的理論依據，以解決我國“十二五”規劃綱要所提出的“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為目標。本選題旨在學習借鑒圍內外城市管理模式借鑒先進的城市管理理念、演進路徑及成功經驗，提升我國及廣東省城鄉建設和管理機制水平，構建具有廣東特色的城鄉管理服務體系，對促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諧社會及幸福廣東有深遠的戰略意義和重大的現實意義。

2．1對于解決我國城鄉統籌發展關鍵問題有重要的理論價值

本研究以新公共服務理論、系統論及比較優勢理論為研究理論基礎，對國外發達國家大城市成熟完善的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管理體系進行全面深入的剖析，在政策體制、制度管理、運作實施等方面汲取、借鑒其成功的做法及經驗。同時系統深人梳理我國有代表性的城鄉地區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管理體系的發展現狀、政策環境、制度建設等方面的優勢與不足，從而構建基于我國國情特色的城鄉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理論體系以及評價指標體系，對于指導我國未來城鄉發展、城鄉一體化社會管理及全面構建小康社會有著深遠的戰略意義和重要的理論價值。

2．2為相關政府部門提供城鄉發展體制管理的政策決策參考

本研究切合“十二五”時期繼續推進城鄉管理公共服務建設的內在要求，對于未來在城鄉一體化進程中社會公共服務、公共管理方面，包括區域政策、發展戰略、運行機制、制度保障、管理體制等政府政策及重大決策的制訂及出臺，均有著戰略性的理論指導意義及深遠的政策指導意義。

2．3對于城鄉社會公共服務管理制度有重要的應用價值

本研究將對我國城鄉社會公共服務管理進一步規范化、標準化、均等化、法制化提供重要的政策決策參考，對于建設小康社會的理論發展、戰略指導、政策制定等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以及廣闊的應用前景。

3研究思路

本研究通過文獻分析、實證分析、指標體系構建法等多種先進研究方法相結合．一方面，選取華盛頓、倫敦、東京等l0多個國外發達城市．全面、系統地對國外發達國家大城市在社會公共服務體系方面的成功經驗及成熟做法，逐一進行剖析，探明其政策涵義、運作機制、制度管理及不同公共服務領域的差異化管理模式，以期對我國未來實施城鄉一體化進程中探索社會公共服務體制、機制及政策、制度制訂提供參考。另一方面，從現實的層面，選取我國有代表性的多個城鄉地區社會公共服務體系，進行抽絲剝繭式的摸底，包括科教文衛、公共交通、社會保障、公用事業等方面的公共服務體系運作及構建，系統解析當前我國存在服務不均等、發展不平衡、制度不完善等方面的根本原因，并應用新公共服務理論、比較優勢理論、系統論等科學手段，構建適合我國國情特色的城鄉社會公共服務評價指標體系：同時，有針對性地提出對策建議，構建集區域政策、發展戰略、運行機制、制度保障、管理體制等于一體的城鄉社會公共服務體系(圖1)。

4對策建議

隨著經濟能量在一定區域的相對集中，我國城市群的形成與發展速度加快，沿海沿江經濟發達地區的城市群迅速崛起，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和環渤海三大城市群逐漸走向成熟。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城鄉社會的管理是否科學對我國城鄉的發展有重要的影響．不同社會經濟發展區域，因發展規模、地理位置、自然環境、人口規模等的差異，而需制定符合當地的社會管理對策。根據本課題調研情況，將部分重要研究對策成果報道如下。

4．1以人為本．實現人性化管理

國外城鄉社會管理的經驗之一是堅持以人為本，彰顯民眾意愿、充滿人情味，城鄉社會和諧發展。如華盛頓的市政管理建立在“小政府、大社會”的基礎上，以為民服務為核心，政府的管理職能主要集中于關注市場規則的完善和環境維護，市政管理的人性化凸顯服務意識。城市的主體是人．營造城市的目的在于有利于人的工作、方便人的生活。從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人手，把以人為本的積極理念貫穿于社會管理的全過程。因此，城鄉社會的人性化管理可在社會沖突、社會保障、社會福利、居民的日常生活中體現。如天津在治理“五亂”時，以溝通為主，對違規商販進行勸說與教導，改變暴力解決的手段．也是人性化管理的體現之一。

4．2科學規劃．確保規劃的順利執行

國外城鄉規劃從科學的角度出發，規劃程序嚴格，執行也非常嚴格，以確保規劃的順利開展。如美國大多數城市有50年以上的總體規劃，規劃一旦確定后，難隨意更改，執行效率非常高。柏林政府從事規劃編制的人員專業性強，配備充足，為規劃提供科學的保障，規劃出臺后具有權威性和嚴肅性，必須嚴格執行。新加坡以高標準、高起點開展城市規劃的編制與研究工作，建立了一整套科學、嚴謹、規范的規劃編制、規劃執行、規劃管理體系，為新加坡經濟社會快速健康發展，提供了科學的規劃支撐。

4．3完善公共設施建設。提供優質、高效的社會公共服務

隨著城市的快速發展，為保障城市有效運轉，需要不斷配置各類公共設施，提供各種社會化服務。對普通居民而言，公共設施是其享受便利、多樣化城市生活的保障。因而政府應加大城鄉公共設施的投入．如完善路燈建設、安全通道、停車場、公交停站點、公共游樂場等。如廣州人口密集，公共設施建設仍存在許多不足的地方，例如需要加強公廁的建設．改善以往“百里不見公廁的現象”，提高垃圾分類回收的成效，增設BRT站點，在偏遠的地方建設公交停站點，開發地鐵其他線路等。隨著城鄉公共基礎設施的改善，必將進一步改善城鄉的市容環境，為我國城鄉民眾提供溫馨的社會公共服務，為城鄉的多元化發展提供巨大動力。

4．4完善各項社會保障制度。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一體化

一是投入機制。要深化財政體制改革，擴大公共財政覆蓋面，增加對農村基礎設施、教育、衛生等公共產品的供給，不斷加大對農業和農村的投入和補貼力度，從體制、機制上確保新農村建設的穩定的資金來源。二是保護機制。要徹底消除農民進城務工的歧視性政策和障礙．把農村勞動力轉移和充分就業納入政府的服務和管理軌道．努力構建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就業市場，為農民工提供平等的就業機會；要給予農民承包土地占有、使用、收益、轉讓和處置的完整權益，使農民有財產權力的基礎：徹底改革戶籍制度．給農民自由遷移的權利，讓農民有發展和增加收入的機會。三是保障機制。要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確保貧閑人口脫貧和低收入農業人口的基本生活來源；要完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加快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完善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建立以大病統籌為主的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建立新型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逐步改善農民“看不起病”的境況。四是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立有利于促進城鄉統籌發展的工作機制。要加快建立城鄉一體化的組織體系，改變過去城鎮政府職能部門只管城鎮不管農民的城鄉分割、基層管理薄弱的管理體制，從行政管理的體制和工作機制上確保城鄉經濟社會的統籌與協調發展。

4．5加強環保立法．促進城鄉環境的優化

環境保護法是國外城鄉環境管理的法律保障國外環保立法的措施頗有成效。如德國通過頒布了多項法律法規并采取多種措施鼓勵民眾節能，調動了個人和企業環保節能的積極性。美國環保法律對執行部門的要求和授權都很明確，可操作性強，紐約市通過立法，將垃圾再循環定為法律強制性項目。我國可在有條件的地方先行先試。

4．6明確定位。塑造良好的城鄉品牌

城鄉功能定位既是城市品牌營銷的前提，也是建立城鄉品牌的基礎城鄉功能管理的作用之一是對城鄉的發展進行準確的定位，促進城鄉的發展。如美國城市的功能定位十分明確，城市建設管理圍繞其功能定位展開，將華盛頓特區定位為美國的政治文化行政中心．將紐約定位為美國金融中心、世界金融中心之一，在發展中明顯地表現圍際化、區域化和專業化特征，產生世界性影響巴塞羅那通過對自身的合理定位，在鞏固原有在國內外具競爭力的傳統行業的同時．通過組織行業協會，采取公共與私人投資參股的方式扶持發展新興行業，使得旅游、電子、通訊等獲得巨大發展．成為巴塞羅那的支柱產業。明確定位城市的功能，才能抓住中心，推動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