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科學研究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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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現代社會科學研究范文
在全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取得較大發展的同時，河北省內形成了一批在省內外具有較大影響的學科和科研單位。從獲得立項數量來看，中國歷史(33項)、應用經濟學(25項)、中國文學(20項)、語言學(17項)、馬列•科社(16項)、哲學(14項)是目前省內的優勢學科，6個學科的立項總數(125項)占全省總立項數(198項)的63.1%。河北師范大學和河北大學是省內較有影響的科研單位，5年間分別獲立項53項和47項。兩所高校所獲立項數占河北省全部立項數的50.5%。與國內其他高校相比，二者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也位于前列，立項數甚至超過了同期部分985類高校的立項數。5年間，河北省涌現了3位核心主持人。所謂核心主持人，是指主持國家項目較多，在本學科領域產生較大影響的主持人。5年中河北省社科院的孫繼民(中國歷史方向)、河北大學的呂變庭(中國歷史方向)和吳淑玲(中國文學方向)都主持了兩項國家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其中孫繼民分別主持了一項重大項目(2011年)和一項重點項目(2009年)。在年均立項率只有1/10多一點的全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中5年內獲得兩項立項，實屬不易，這些研究人員都是在學術上有所建樹、在學界有較大影響的學者。河北省內的這些有影響力的科研單位和核心主持人是目前全省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中堅力量。
二、部分研究領域有待提高
在看到河北省哲學社會科學蓬勃發展的同時，還應該看到其存在的弱點和不足。客觀地說，河北省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能力還較弱，多個部門、多項學科的科研能力亟待提高，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一）絕對科研能力較弱，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作為全國經濟強省、人口大省，河北省的科研能力與其社會地位嚴重不符。從絕對人口來看，5年間全國每百萬人平均擁有9.91項國家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項目①，河北省的這一數字僅為2.76項，是全國平均數的27.8%。與國民經濟發展對應來看，2008－2012年的5年間，全國萬億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對應的哲學社會科學項目數為67.1項②，河北省對應數字為19.3項，是全國平均數的28.8%；分年度來看，2008－2012年間，全國萬億國內生產總值對應的哲學社會科學項目分別為58.2項，56.7項，68.5項，74.1項，71.5項；相應年份河北省萬億生產總值的對應的哲學社會科學項目分別為12.4項，18.2項，16.8項，20.5項，25.2項，分別為全國年度平均數的21.3%，32.1%，24.6%，27.7%，35.3%。這些數字客觀反映了目前河北省哲學社會科學的整體實力。雖然河北省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能力在穩步提升，但與國內平均水平還存在較大差距。
（二）弱勢學科有待迎頭趕上河北省內的哲學社會科學發展表現出較大的差異，部分學科的科研能力僅處于起步階段。例如，5年間河北省在國家社科單列學科——藝術學的立項數為0；教育學、考古學兩個學科各僅有1項立項課題；國際問題研究、世界歷史、體育學、圖書館、情報與文獻學、宗教學各有2項立項課題。這些學科亟待迅速發展和提高。
（三）部分科研單位應提高科研水平現代社會中，大學和科研院所是科學研究(尤其是哲學社會科學)的主陣地。河北省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也主要集中在省內主要大學和科研院所中。按照5年中社科項目立項數來看，河北省的大學和科研機構的研究能力大體可分為3個層次：第一層次包括河北師范大學(53項)和河北大學(47項)；第二層次包括河北經貿大學(18項)，河北省委黨校(18項)，燕山大學(15項)，河北社會科學院(13項)；省內其他高校為第三層次。省內第三層次的科研單位應提高自身的科研能力。在這些單位中，有河北省唯一的211學校——河北工業大學，河北省內重點骨干學校——河北農業大學、河北科技大學、河北聯合大學、河北醫科大學、石家莊鐵道大學、河北工程大學。省內第三層次科研單位的年均立項數都不足1項，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發展中起到的作用與其身份不符，今后應大力提高科研能力，為全省乃至全國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做出貢獻。
三、結語
第2篇：現代社會科學研究范文
[論文摘要]體育社會科學具有自身的價值，突出實踐性、獨特性和創造性。運用社會科學的系統論方法的分析與研究，對體育社會科學決策與管理價值進行描述與解讀。體育社會科學多用思維判斷和目的性、情意性的語言來表達，透析體育社會科學的決策與管理結合的系統論方法，將葉社會與體育經濟的發展產生積極的意義。
1.前言
體育社會科學它以人類的社會中的體育行為及由此體育行為產生的體育社會現象為研究對象，以探討體育社會現象的本質和規律為主要任務，主要包括體育哲學、體育史學、體育藝術學、體育經濟學、體育管理學、體育政治學、體育法學、體育社會學、體育人類學、體育心理學等學科。體育社會科學同體育自然科學一樣，在現代社會科學與體育科學的發展中，得到了快速的進步與發展，對我國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建設的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體現了體育社會科學體系的價值。本文就體育社會科學決策與管理價值進行初步的描述與解讀。
2.體育社會科學的決策與管理價值含義
所謂價值是相對于人而言的，價值是社會“客體”不斷滿足“人——主體”的需要，反映主客體之間的客觀的關系。人文科學是培養理想的人性、人格的多種學科的總稱，是社會發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價值觀念支撐體系。體育社會科學的決策與管理價值是指根據某種社會科學理論，具體設計和具體調整體育經濟的具體決策與管理目標模式，決策與管理規則體系，決策與管理組織結構，決策與管理評價體系等。體育經濟制度在市場經濟發展中的革新、調整、重構與完善，都需要體育社會科學理論提供理性支撐，都需要預先更新與超前變革相對應的體育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決策與管理科學化與體育社會科學是緊密關聯的、相互交織、始終不可分割的關系，可以用一枚硬幣的兩個面來形容。體育社會科學推動體育事業發展的一個基本模式是為政府制定體育規劃與體育戰略決策提供咨詢，以促進政府所制定的體育規劃與體育戰略決策建立在科學化的基礎之上。決策科學理論反映，決策與管理離不開計劃管理，計劃管理是決策與管理系統中的核心系統，然而，決策過程是一個具有復雜性與動態性的過程，是針討事先規劃的與未來的操作行動而制定的，決策是社會各項體育管理活動中的重要職能。體育管理具有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二重性質。在體育管理中，要求一定體育組織中的管理者，對體育管理客體通過實話決策、組織、領導、控制、創新等職能，協調他人的活動，實現既定目標的活動過程。體育管理質量的根本體現就在于實現決策目標，處理好社會體育活動與體育生產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充分調動社會體育活動與體育生產主體的工作責任感和積極性，在此其中，管理者運用體育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通過思維、判斷與管理，以獲得最大的體育社會效益與體育經濟效益。
3.體育社會科學的決策與管理價值構成
3.1導向性價值。體育社會科學的決策與管理中的導向性價值，是在體育社會文化的多元化視野下，引導公民個性對競技體育、休閑體育與生活體育發生需要，啟發與增強個人主體的體育意識，而不會阻礙個人主體對體育的追求與享受;公民對社會體育文化價值的認同。體育社會科學的決策與管理價值是在公民個性張揚和主體健全的體育意識基礎上形成的。體育社會科學理論體系自身是一個獨立的管理導向解釋系統，具有時代性、針對性、大眾性、地域性、可接受性、平民性和常識性。當前我國全面推行與實施《全民健身計劃綱要》，有力地促進了大眾體育的發展，各級政府已采取切實措施，著力解決公民在形成體育社會生活方式中所面臨的公共體育設施建設、體育公益活動投人等各種矛盾和問題。通過普及體育社會科學知識，使其更具接受力、凝聚力、滲透力、親和力、溝通力和說服力。通過體育立法、體育發展的方針與政策、體育體制與體育發展戰略與規劃、社會體育課程教學等，促進社會體育的發展和人的發展。不斷提升體育社會科學決策與管理的導向性價值。
3.2社會價值。現代社會化科學已成為一個由主體、手段、客體、管理等眾多子系統構成的社會化大系統，他的總體協調發展是一個系統工程，因而發展社會科學的最根本有效的方法就是系統方法。研究體育社會科學的決策與管理的社會性價值，由于管理領域的不同，因而人們研究體育管理內容的側重點也各不相同，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許許多多專門的體育管理學科，如體育國民經濟管理、體育企業管理、體育工商行政管理、體育農業管理、一體育旅游管理、體育教育管理、體育醫院管理等等。但是，越來越多的人已經或正在認識到，雖然各個領域、各類組織的管理活動有其特殊性，但在這些特殊的體育管理活動中卻都蘊含著管理活動的一些共性的東西，即無論在社會的什么領域或什么類型的組織中，管理活動都是按照一定的規律進行的，而且這些規律不會因組織的性質或類別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可以從社會普遍存在的體育管理活動中概括總結出一般的體育原理、體育理論、體育方法和體育技術。隨著經濟體制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我國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人民生活小康目標的實現，體育運動的發展和繁榮，必將為我國體育社會科學帶來新的發展機遇，主要表現在:第一，在新的歷史時期，體育事業面臨著改革和發展的雙重任務，實踐中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矛盾、新間題，迫切需要體育社會科學研究為關解決這些問題提供理論指導和決策依據，提高實踐的預見性、科學性、自覺性。第二，對外開放的擴大，國際體育交往的增多，需要并有可能加強對世界體育運動發展的趨勢、經驗和問題的研究，為我國體育的發展提供可供借鑒的經驗和教訓，取天下之長，走中國自己.的路。第三，當前是我國社會科學發展最好的時期，為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了大好的環境;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新發展、新成果為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論基礎。第四，體育社會科學已被國家社會科學領導機關列為社會科學一級學科，納人科學規劃，預示著體育社會科學的發展和繁榮。
3.3經濟價值。體育與社會經濟是以一個相互依存，相互制約而又密不可分的形式存在。對于人類文明的發展，處理公共事物的政府表現如何，其體育決策是否正確、合理、可行，無疑重要。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代，各國政府體育決策主要依靠個人經驗，幾乎毫無科學性可言。近代以來，體育決策科學化的思想逐漸發展起來，特別在體育知識經濟時代，很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體育知識管理，因為只有通過體育知識管理才能促進體育知識的轉化和運用。體育知識管理既是整個體育知識鏈形成的過程，又是發展體育管理新技能，傳播體育管理新技能以及體育管理新技能的應用與成舊體育管理技能的淘汰等。體育管理創新是建立體育核心競爭力的關鍵，而體育一創新管理是需要得到創新管理思想的指導。而當前體育核心競爭力的主要內容是:結合體育實際運用創新的管理思想，培養和網羅優秀人才，構筑獨特的體育知識生產與加工體系，為體育知識消費生產加工適銷對路的“體育知識產品”。在體育創新管理方面，例如世界足聯舉辦的2006年世界杯比賽，在時間安排上，為了避免與2006年NBA總決賽時間的沖突，決定提前舉行，使得世界杯的觀看人數巨增，超過預計的經濟效益。同時，對NBA總決賽的經濟效益產生潛在的積極作用。作為體育企業的商業行為，若要取得最佳的體育社會效益和體育經濟效益，是需要體育創新管理思想的指導。 轉貼于
4.體育社會科學的決策與管理價值的實現
4.1學習外國體育先進經驗。在借鑒和學習國外體育管理思想、體育管理模式和體育管理經驗的過程中，體育創新的管理思想有利于指導學習、借鑒和吸收國外體育的管理理論，管理模式和管理經驗。任何體育行業在不同的政治、經濟制度和運營環境之中，必然會產生不同的體育管理思想、體育管理模式和體育管理方法。對國外體育的運營理論、經營方式、管理方法和經驗，是不宜盲目的套用和照本宣科。但在有中國特色的體育經營環境下，必須緊密結合當前我國體育經營的實際，學習和借鑒國外的體育經濟的運行理論、經營方式與管理方法，這樣，不但能夠提升體育自身的經濟水平，而且更有利于促進體育社會科學的決策與管理價值的實現。
4.2著力研究體育管理策略。體育知識管理是現代社會中激烈商業競爭的必然產物，為了能和競爭對手抗衡，任何組織機構都必須不斷的鞏固和保護自己的智慧資產。體育知識管理的基本目標就是利用多種信息技術的整和來支持一系列有關知識資源的管理策略。現代企業管理的優化表現在:無形資產經營所創造的利潤將超過有形資產，一些企業便將自己的核心業務逐漸轉向研究與開發、品牌經營、資產重組、產權經營等價值增值高、利潤高的業務領域，而將那些需要大量有形資產投資和重復性勞動的物質產品生產、物流配送業務外包或委托出去.，交給那些專業化公司來完成。體育知識管理是一個內涵及其豐富的管理領域，不僅管理對象的多樣化，而且管理角度也是多方面的。體育知識所有者和資本所有者將共同治理企業制約企業發展的主要因素已經不是資金和生產能力，而是體育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和管理能力，是企業體育技術、體育知識或體育管理知識對企業的貢獻大小。
4.3著重追求體育經濟效益。加快體育事業的產業化運作就是要將能夠由社會辦的項目交與社會辦，并以產業化的方式運作。決策的風險隨時存在，但科學決策可以把決策的風險降低到相對最小。對于一些項目來講，由于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及項目自身的特點導致一些項目難以或暫時難以進人市場。可以將這類項目分為兩類:奧運項目和非奧運項目來進行分析。對于奧運項目來說，由于在未來一段時期內，“奧運爭光”依然會是公共產品，借助我國舉辦2008年奧運會的契機，提升競技體育水平也是我國近期目標，在這類項目的管理主要由國家管理的背景下，近期內弱化政府職能將增大實現目標的風險，’也是不切實際的。同時，社會改革的大趨勢和社團自身發展的需要也要求逐步實現一些項目協會的實體化運作，不斷增加此類項目協會在體育管理中的作用，.以加快這類項目的社會化和產業化的步伐。因此，對于這類項目來說，在政府主導管理下，逐步實現向國家社會共同管理模式過渡是發展的趨勢。擇優是管理決策中的一項原則，也是一門藝術。對于非奧運會項目來講，許多項目是群眾喜聞樂見的，有較好的群眾基礎，與奧運會項目相比在國家投人、新聞媒體的宣傳上都有較大差異。因此，對這類項目來說一方面加大政府的政策扶持、輿論導向作用，另一方面應進一步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加快這類項目協會實體化管理的道路，以促進這類項目的社會化和產業化發展，在追求社會效益的基礎上著重追求體育經濟效益。
4.4制定科學規劃和培養科學人才。科學規劃和研究課題規定著體育社會科學研究的方向。在制定科學規劃，確立研究課題時，必須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原則，把具有重大現實意義的課題作為體育社會科學研究的重點，保證必要的研究力量和經費。對重大現實問題的應用研究及相關的理論研究，必然會充實學科的內容，豐富學科理論，推動體育社會科學的學科建設。這就要做到以下幾點:首先，要努力提高研究隊伍的整體素質，提高隊伍的思想政治素質、理論修養和業務研究能力;要從研究領域的需要出發，提供機會和條件，讓研究人員經常“補課”、“充電”，不斷調整知識結構，提高研究水平;其次，要特別重視培養中青年優秀研究人才，為他們的迅速成長創造有利的環境，積極引導他們從事健康、文明的體育娛樂活動，并在鍛煉技術，方法上給予必要的指導，通過參觀、觀摩、模擬操作等多種形式，將理論轉化為實踐。再次，學校的育人工作.不僅要通過不斷創新、吸收和發展而形成的思想體系和實踐體系來完成，也要根據地方高等學校實際，制定教育發展戰略和發展目標，使教育體系結構、發展規模和發展速度與未來社會發展的需要相適應，實現培養創新人才的可持續發展。
第3篇：現代社會科學研究范文
論文摘要:表層結構與深層結構之分是20世紀社會科學研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模式，它涵蓋了社會學、語言學、人類學、歷史學、文藝批評、理論等眾多社會學科，并且在其中的一些學科引發了重大變革。對表層結構與深層結構理論進行跨學科的探討，可以使人們對這一理論有一個更全面的了解。
一、引言
表層結構與深層結構之分是20世紀社會科學研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模式，它對許多社會學科的發展都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19世界末、20世紀初的社會科學處在一個十字路口。唯心主義哲學根本不承認客觀世界的實在性，所以也就談不上對客觀世界的研究與否，而實證主義哲學則繼承康德和休謨的哲學思想，一方面他們把世界分成客觀的、物質的現象和主觀意識，但另一方面他們認為，由于人的認識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只能認識事物的現象，不能認識事物的本質。”[11](P209)此外，他們還將本屬于客觀世界重要組成部分的社會看成是主觀意識，堅持認為社會是個人感情、意識和行為的結果。這等于說，除了個人，社會是虛的，社會作為整體并不存在，而個人則是研究者能夠觸摸得到、感覺得到的唯一現實。這實際上宣稱，對于社會的研究不能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門類，而只能是一種其他學科研究的附屬品。在這關鍵時刻，社會科學研究的軌跡發生了巨變，其變化因子就是法國著名社會學家迪爾凱姆(Emile Durkheim，1858~1917)。
二、表層結構與深層結構理論的社會原型
E.迪爾凱姆是著名社會學家、法國現代社會學的創始人，其主要著作有《社會分工論》(1893)、《社會學方法的準則》(1895)和《自殺論》(1897)。迪爾凱姆經過長期的研究，創建了一套新的理論框架，使社會學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他首先為社會學確立了有別于哲學、心理學和生理學的獨立的研究對象:社會事實。他給“社會事實”是這樣定義的:“一切行為方式，不論它是固定還是不固定的，凡是能從外部給予個人以約束的，或者換一句話說，普遍存在于該社會各處并具有其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個人身上的表現如何，都叫做社會事實。”[2](P34)社會事實的存在不取決于個人，它先于個人的生命而存在，比個體生命更持久，它由先行的社會事實所造成，并以外在的形式強制和作用于人們，塑造人們的意識。一句話，社會高于個人。迪爾凱姆強調指出:所有社會事實“都有一種必然有的、我們必須重視的本性，甚至在人們能夠排除它們的作用時，也決不能把它們完全消滅。實際上，這正是社會約束觀念的本質所在，因為社會約束觀念的全部意義就在于它承認集體的行為方式或思維方式是存在于個人之外的現實，而個人又每時每刻適應于社會約束觀念。”[2](P18)因此，社會事實具有非常獨特的力量，它們“不僅在于個人意識之外，而且具有一種必須服從的、帶有強制性的力量，它們憑著這種力量強加于個人，而不管個人是否愿意接受”。[2](P24)在一定意義上講，迪爾凱姆關于社會事實的論述就是表層結構與深層結構理論的原始模型。迪爾凱姆一生致力于建立法國社會學，他創立的社會學理論對法國乃至整個西方社會學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回顧數個世紀社會科學發展的軌跡，我們不難發現社會學領域的重大成果對很多其他學科的進展往往會產生意義深遠的影響。
三、表層結構與深層結構理論在語言學中的發展
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 被后人稱為現代語言學之父，他也認為語言是一種社會事實，一種社會慣例，但它不同于其它意義上的社會慣例，如政治的、司法的，它是表達概念的符號系統。[1](P15)也就是說，語言具有社會符號的性質，它具有符號性、社會性的規約性。
在這個前提下，索緒爾創造性地區分了“語言”(langue)和“言語”(parole)。“語言”指的是語言的結構系統，而“言語”指的是個人的說話行為。語言是一種抽象的系統，它是超個人的。對于說同一語言的全體成員來說，對語言系統的使用可以說是自由的，但對于獨立的個人來說，他對語言的使用卻是受到一定約束和限制的，“個人的理性思維必須按照該語言的價值系統去表達”。[1](PF3)這是《普通語言學教程》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原則之一。這樣看來，似乎很明顯，索緒爾借用了迪爾凱姆的社會學思想去分析語言學教程時，從未提到過迪爾凱姆。但我們還是不妨來看一看迪爾凱姆和索緒爾的學術經歷。迪爾凱姆自1887年起，在波爾多大學教授社會哲學，1891年被任命為法國第一位社會學教授，可見他在當時的法國影響之大、聲望之高。而索緒爾自1881年起在法國巴黎高等研究學院任教10年之久，直到1891年。大概就是在巴黎這一時期，索緒爾的語言學思想框架逐步形成。[1](P26)但直到1906年索緒爾才開始講授普通語言學(1906~1911，先后講了3次)，而在此之前，他一直保持沉默，因為他覺得自己的理論不成熟，需要完善。[1](P27)這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也正是在此期間，迪爾凱姆發表了自己的三部主要社會學著作(1893，1895，1897，見上)，他的理論思想是當時哲學界和社會學界的主要思潮之一，思想開放、視野廣闊的索緒爾“不可能對此漠不關心，一無所知。”[6](P79)不管怎么樣，《普通語言學教程》中所體現的索緒爾語言學思想是西方語言學研究中的重大變革，它“使19世紀的以比較語法的語源為主要內容的歷時態語言學，發展到以語言的本質及其一般結構為主要內容的共時態語言學。”[9](P381)索緒爾對語言和言語的區分及對語言首要地位的強調，“開創了結構主義后來在表面現象之后尋找起支配使用的深層結構的傳統。”[10](P325)不管是以特魯別茨柯依(H.C.Tpyoellkoia)和雅各布森(R.Jakobson)為代表的布拉格學派、以葉爾姆斯列夫(L.Hjelmslev)為首的哥本哈根學派還是布龍菲爾德(L.Bloomfield)和霍凱特(C.F.Hocket)領軍的美國結構主義語言學派，他們都有這樣的觀點，即:把語言看成是一個符號系統，強調共時語言的重要性，強調分析、研究語言的內在結構。到了50年代，從結構主義語言學派中分化、發展出一個新的語言學派，即喬姆斯基(N.Chomsky)的“轉換-生成語法”學派，其語言學理論的核心是關于“表層結構”和“深層結構”的理論。
這種理論認為，人類每一種語言系統都具有表層結構和深層結構這兩個層次。表層結構是人們可以“說出、寫出、聽到、看到的”[7](P94)，而深層結構是“存在于說話者、寫作者、聽者或讀者的心理的”[7](P94)。深層結構是表層結構的基礎，深層結構經過轉換規則生成表層結構。喬姆斯基認為，語言學研究的對象是語言能力而不是語言運用，語言學家的任務是正確地描寫出說本族語言的人的內在語言能力。我們不難看出，盡管喬姆斯基的“轉換-生成語法”被稱為語言學界的革命，但就其理論的本質(或者說“深層結構”)而言，我們仍能清晰地看出索緒爾“語言”和“言語”思想的痕跡。
四、表層結構與深層結構理論在其它學科的體現
除了在語言學界的先驅地位外，索緒爾語言學的理論框架還指導“其他人按照類似的方法去組織自己的科學領域，把他們研究的對象看成是有意義的事件，是一種底層的形式范疇系統和結合規則使這些事件具有了意義”[6](P112)。在這方面最為典型、突出的就是在20世紀60年代由法國興起并迅速流行于西歐和北美各國的影響廣泛的結構主義哲學思潮，它的“原始模式”就是索緒爾語言結構的理論。[5](P713)。結構主義的創始人是法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克勞德·列維-斯特勞斯(Chaude Levi-Strauss)。列維-斯特勞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于巴黎淪陷而去了紐約。在那里，他結識了布拉格學派的代表人物雅各布森，通過多次的接觸和探討，列維-斯特勞斯接受了結構主義語言學的理論和觀點。[3]后來在他的代表作之一《野性的思維》一書中，列維-斯特勞斯全面地把索緒爾開創的共時語言學方法應用到人類學研究中。[4]
在理解并吸納喬姆斯基的表層結構和深層結構理論之后，列維-斯特勞斯認為，喬姆斯基關于表層結構和深層結構的理論具有普遍的意義。他指出，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如政治、經濟、法律、道德、宗教等，構成了一個復雜的整體，其中任何一方面必須和其它方面聯系起來考慮，否則便無法理解。既然社會是一個系統，那么，人們所感覺到的就只能是這個社會系統的表層現象，而在這些表層現象背后所隱藏的“內在結構”則是人們感覺不到的。[9](P386)科學研究的任務就是要尋找這種普遍而又隱蔽的“內在結構”。
列維-斯特勞斯曾對親屬關系作了大量調查，最后發現親屬關系有兩層結構:表層結構由兄弟、姐妹、父子、舅舅和外甥等親屬關系構成，深層結構則由最簡單的婚姻關系構成。[8](P206)此外，他還對神話的結構進行了類似的分析。列維-斯特勞斯對親屬關系結構和神話結構的分析結果，可以用圖1來表示。
在表層結構與深層結構理論的闡述方面，具有代表性的還有歷史學家和思想史家福科(M.Foucault)、文藝批評家巴爾特(R.Barthes)和理論家阿爾圖塞(L.Althuser)。
福科一生致力于用結構主義的分析方法去研究歷史，用結構主義語言學的模式去挖掘人類思想的統一結構。他認為，人類社會的文化及其歷史，無論它們的表象是多么地雜亂無章，它們都無一例外地受到內在的深層結構的制約。“我們的思想、我們的生活、我們的生存方式，甚而我們日常行為的細節，都受到同一個組織結構(知識型)的支配。”[12](P311)
巴爾特在文藝批評領域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他堅持認為，詩學和敘述學的重點不應該是對個別具體作品的分析，而應該將重點放在普遍的文學語言的規律上。換句話說，個別作品類似語言學中的言語，是一種更加寬泛的抽象結構(“語言的普遍規律”)的具體體現。詩學和敘述學的任務就是要探尋支配眾多文學作品的這種普遍的內在結構。[10](P336)理論家阿爾圖塞也認同表層結構和深層結構之分。“表層結構是看得見、摸得著的經驗現象，深層結構則是看不見、摸不著的理論框架”[10](P347)。就著作而言，見之于書本文字的東西是表層結構，而著作中那些白紙黑字沒有明確說出、但隱蔽在原文中的東西則是深層結構。[10](P347)因此，他建議，讀者在閱讀著作時，不要停留在那些表面的文字上，而應該深入字里行間，去體會和挖掘理論的深刻內涵。
五、結束語
至此，我們不難發現對表層結構和深層結構的探討和分析是20世紀社會科學研究中一條重要的軸線。從早期法國現代社會學的創立、現代語言學的誕生，到后來結構主義語言學的蓬勃發展、“轉換-生成語法”劃時代的變革，再到20世紀下半葉結構主義思潮中各學科——人類學、歷史學、文藝批評、理論等創造性的研究，無不閃爍著表層結構與深層結構理論的火花。表層結構和深層結構理論對20世紀社會科學的發展產生的重大影響，不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失。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眾多學科對這一理論模式的進一步關注和更加深入的交叉研究，它必將在未來的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繼續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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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周曉亮.休謨[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第4篇：現代社會科學研究范文
當前，我國的輿情調查機構大體上可分為四種類型：
一、“政府型”。是指政府部門下設的調查單位，是黨和政府了解社情民意信息的一個直接渠道。1987年國家體改委成立了中國社會調查系統，為制定中央改革的方針進行事先探測和事后效果評估。兩年來，為了貫徹落實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的有關決議，國家統計局組織在全國統計系統開展社情民意調查工作，截至2006年8月，全國已有三分之二的省（區、市）及副省級城市統計局成立了社情民意調查中心，不少都配有先進的計算機輔助電話訪問系統（CATI），累計完成調查項目近1000項。③
二、“商業型”。是指走市場化道路、以營利為目的的專業市場調查和研究公司。在市場力量的推動下，他們的調查方法日益科學，其業務范圍已從起步時單一的數據采集擴展到營銷和咨詢服務。盡管他們以服務于特定客戶的市場調查為主業，但也會適時組織一些關乎國計民生的民意調查，以提高社會知名度和影響力。商業型調查機構又包括本土和涉外（合資與外資）兩種情況。本土調查公司中比較典型的是創建于1985年的中國大陸首家社會調查機構―――中國社會調查所。涉外調查機構中讓人耳熟能詳的無疑是最早搶灘中國的國際知名品牌―――蓋洛普和尼爾森。
三、“媒體自辦型”。又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媒體自辦的受眾調查和研究部門，目的是了解受眾需求、把握傳播效果，幫助媒體自身改善內容制作的質量，同時為廣告主提供廣告投放的依據。但是這類機構中有不少已與所屬媒體脫鉤，成為自負盈虧的獨立法人，比較典型的是成立于1995年、以收視率調查起家的央視調查咨詢中心。另一類是媒體自辦的社會調查機構，是與精確新聞學和民意調查報道的興起相伴而生的。1993年，《中國青年報》率先成立了“社會調查中心”，開展廣泛的讀者調查和民意調查，并在該報上開設調查專版。時至今日，國內數十家媒體定期或不定期地推出五花八門的各類民意調查報道，其中固然有不少調查是委托專業公司做的，但媒體自行組織的調查最為多見。
四、“學院型”。即高校或科研院所成立的研究性的輿情調查機構。其中北京大學中國國情研究中心、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中國傳媒大學調查統計研究所、華中科技大學社會調查研究中心等是成立較早、影響較大的同類研究機構。2006年9月，復旦大學傳媒與輿情調查中心正式成立。10月11日晚，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閉幕消息剛剛，該中心連夜對上海市民進行了一項電話調查，了解市民對全會的認識和看法。中心負責人、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童兵教授介紹，中心的建設主要服務于兩個目的：一是測定新聞傳播效果，為新聞媒體工作的改進提供依據，推動新聞傳播事業的發展。二是把握社情民意，為黨和政府提供決策參考，促進中國和諧社會的建設。
綜觀我國各類調查機構的發展和競爭態勢，筆者認為“學院型”輿情調查機構存在著諸多優勢，主要體現為：一、品牌美譽度高。從事社會調查的人都知道，被調查者的合作態度是決定調查質量的一個重要因素。從公眾心理來說，人們對于不同類型的調查機構的信任度是不同的，對于知名與信用良好的品牌有更高的配合度。在美國，有些公民以被蓋洛普抽中訪問為榮幸。美國著名的全國民意研究中心（Nat ionalOpinion ResearchCenter）本是一個獨立的社團法人組織，卻將總部設在芝加哥大學，該中心后來成為高質量調查和公信力的代名詞，恐怕與芝大的品牌效應不無關系。在我國，高校在公眾心中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少有政治或商業色彩，因而更容易獲得公眾的好感和信任。復旦大學傳媒與輿情調查中心所做的關于十六屆六中全會的電話調查也印證了這一點，不少上海市民在受訪時坦言，正因為訪員在電話中自報家門是“復旦”的，他們才沒有立即掛斷電話，對調查的內容也表示歡迎。
二、人才集中。輿情調查，說到底是一種社會科學，與政治學、社會學、統計學、傳播學、經濟學、心理學、信息技術等關系緊密，在調查和研究的過程中，需要用到實證、量化的研究方法，因而從事輿情調查的人員必須是受過專業的、系統的培訓，絕非人人都能勝任。在我國，社會科學研究人員主要分布在高等院校。2004年底，湖南省統計局民意調查中心成立時，給中心揭牌的不是政府要員，而是中國傳媒大學調查統計研究所所長柯惠新教授。另外，當前各類調查機構的訪問人員主要由大學生來擔任，這在高校也是現成的資源。不少大學生還來自傳播學、社會學等相關科系，修過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課程，富有將理論知識應用于實踐的熱情。
三、客觀中立。輿情調查是現代民主社會的重要特色，對公共決策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因而負責調查的機構必須確保調查是在理性和客觀的情況下進行，反映普羅大眾對重要事件或政策的真實意見和感受。眾所周知，高校組織的調查研究少了一份功利心，而多了一份對國家和社會的責任感，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南京大學社會學系周曉虹教授會把自己主持的“五大城市非典輿情調查”稱作“一種歷史的記錄”。④政府統計部門自辦輿情調查，其用心固然是良好的，但畢竟有“一手調查、一手決策、缺乏監督”⑤之嫌。新聞媒體在進行輿情調查報道時，偶爾也難免受利益驅動。商業性的市場調查公司更加魚龍混雜，借輿情調查之名行商業推銷之實者不在少數。
從上述分析中不難看出，相比其他調查機構，高校的輿情調查機構有著得天獨厚的條件，在我國尚有相當的發展空間。
同時又要看到，輿情調查作為一種定量研究方法，基本是從西方特別是美國引進來的，在我國尚處于起步階段，有必要借鑒歐美國家的發展經驗，避免走一些彎路。
第一，打破學科界限，建成跨學科的社會科學研究機構。在國外的同類研究機構中，以問題為核心的跨學科研究是被普遍采用的研究方式，因為學術界普遍認識到，伴隨經濟和社會發展而出現的許多復雜緊迫的現實問題，無法通過任何單一的學科得到解決。在美國幾乎每所大學都設有一個面向全校的跨學科調查研究中心（Surv eyRese archCenter），絕大多數是獨立的，不從屬于任何學院，例如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調查研究中心直接受該校分管研究的副校長領導，斯坦福大學的定量社會研究所直接向該校研究與研究生政策辦公室（Of ficeofRese archandGraduatePol icy）負責。這些中心利用所在的綜合性大學的多學科背景，召集和聘請來自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傳播學、統計學等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的教師和研究生擔任兼職研究人員。不同學科的人相聚一地，刺激了新的調查方法的產生及其在實際問題中的應用。
第二，提高中心設備的利用率，拓展服務范圍。輿情調查中心建設是一個耗資巨大的項目，光是調查設備和軟件就需要幾十萬的經費投入，因而不管最初由哪個學科發起成立或者掛靠哪個院系，都不應該成為該學科的專有領地，而應該是全校師生的共同資源，以便發揮出最大的價值，這也是國外同類機構的普遍做法。在美國，一般每所大學都設有一至兩個調查研究中心，這些中心除了自身承接和實施研究項目外，還面向全校和其他研究機構開放，協助各學科的教師和學生設計和實施他們的調查研究計劃，鼓勵他們使用中心的設施，并在研究設計、抽樣、工具開發、數據匯集和數據處理等方面提供咨詢和指導，且對以上服務僅收取一點成本費用。在我國，定量研究引起了越來越多研究者的興趣和重視，但苦于設備的落后和方法的粗糙，很多研究計劃無法真正地施展。不少社會科學專業的研究生在撰寫學位論文時需要通過調查收集數據，但因為個人力量的單薄和對定量研究的不擅長，最終不了了之。高校的輿情調查中心可以嘗試建立起相應的管理機制，以填補這方面需求的空缺，同時開展定期的教學和培訓，推動實證的、量化的研究方法在我國學術界的應用。
第三，重視研究方法的運用和創新，將調查方法論本身作為一門研究領域進行研究和推進。起源于美國等發達國家的輿情調查從調查方式上經歷了面對面調查―電話調查―計算機輔助電話調查―網絡調查的發展過程。如今這4種調查方法同時并存，而尤以計算機輔助電話調查最為實用和流行。隨著我國電話、計算機和網絡的普及，單就調查的技術而言，我們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并不太大，國際上廣為流行的計算機輔助電話訪問系統（CATI）也在我國的部分城市得到了開發和應用，而我們的薄弱之處恰恰在于對調查方法論（surv ey methodolo gy）本身的研究。調查方法論是指探究調查設計、數據收集和分析的研究領域，國外的同類研究機構在這方面著力最多，研究成果也可謂多如牛毛。中國傳媒大學調查統計研究所所長柯惠新教授在十多年前訪問美國時就發現他們對調查中每個步驟、每一細節的研究都做得十分深入，特別是一些現代統計方法的應用。我國高校輿情調查機構要與國際同行開展對話和交流，必須把調查方法的運用和創新擺到戰略的高度，也只有在此基礎上，才可能參與跨國比較調查項目，開展符合國際標準的調查。
第四，樹立品牌性調查項目，尋求基金會等外部支持。相比校外的同類機構，我國高校的輿情調查中心如果說有什么明顯的弱勢，那應該就是經費來源的問題。輿情調查的成本一般都比較高，做一次普通的調查，少則幾萬，多則幾十萬。況且那些最有價值、能夠樹立起品牌的調查項目往往是大型的長期跟蹤調查項目，由于沒有直接的功利目的，也不可能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因而獲得資金資助尤其困難。再加上輿情調查機構不同于大學的院系，沒有固定的經費來源，需要通過承接各類項目自籌經費。在美國，各類基金會是大學研究機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經費來源。成立于1992年的普林斯頓大學調查研究中心(SRC)長期得到安德魯•W•梅隆基金會的資助，美國全國民意研究中心所開展的“綜合社會調查（General Social Survey）”則是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迄今為止所支持的最大的社會科學研究項目。
（作者系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研究生。本論文得到復旦大學研究生創新基金資助）
注釋：①風笑天：《現代社會調查方法（第二版）》第9頁，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②《尋找與媒介和市場的最佳接合點―――訪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所長喻國明》，載袁軍、龍耘、韓運榮：《傳播學在中國―――傳播學者訪談》第175頁，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9年版
③國家統計局：《我局對全國政協十屆四次會議有關提案進行答復》，中國統計信息網2006年10月26日
第5篇：現代社會科學研究范文
關鍵詞：自然科學；人文精神缺失；對策
科技產生的負效應已成為擺在現代人面前的不爭事實，但以往我們關注的焦點主要集中在物質層面，如環境惡化、生態失衡等。隨著科技的發展以及科技對人類生活無處不在的影響，科技對人文文化和人類精神層面產生的負效應——人文精神的缺失也慢慢顯現出來，逐漸成為困擾現代人的又一嚴重問題。與技術應用對社會物質層面產生的負效應不同，這種負面影響是隱性的、難以為人們所察覺的，但卻能夠直接危害到人類生存的精神狀況，其嚴重程度遠勝于前者，也更應當引起我們的注意。
以尊重人的尊嚴、維護人的權力、實現人的價值為內容和目的人文精神承載了人的本性需要，體征了人類對人的發展、對目的、價值和意義等問題的思考，是人精神生活的核心和靈魂，更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撐和不斷推進社會向更高層次邁進的原動力。廣義而言，科技和科學精神都是人文精神的一個重要內容，然而，由于種種原因，科技的發展不僅沒有推進現代社會的人文文化的建設和人文精神的傳播，反而在人類文化系統和精神狀態等不同層面上都誘發了人文精神缺失的狀況。
一、科學誘發的人文精神缺失的表現
（一）人文科學的異化，讓人們逐漸忽視了人類及其社會所獨具的主體性向度，成為“單向度的人”
人文科學是人文精神的集中體現和傳播載體，它以人豐富的感性世界、心理活動、以及行為活動的價值追求為研究對象，以研究者發散的感性思維和豐富的實踐經驗作為研究方法。但近年來人文科學方法論對自然科學方法論和治學理念的借鑒與改革，使得一種過于強調人的唯理性、忽視人文科學特殊性的研究傾向和思維方式在不斷地滋生和蔓延。這種對人和社會的獨特性與歷史性等人類所獨具的主體性向度的忽視，使得人文科學的研究偏離其初衷，也使得社會大眾考慮問題的立場和角度也逐漸地從多元化轉向單一化，以至于“把世界看作是一個被剝奪任何歷史含義的唯理系統，把現象所有可變的以外的非本質的性質一概抹殺掉。”人文科學的這種異化不僅嚴重危害了人類文化系統的正常運行，更導致了和人文精神的喪失，使得人文科學其解放人的力量逐漸被抹殺，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奴役人的力量傾向。正如有的學者所說：“一旦這些古典科學簡化論的、抽象化與數學性的方法運用到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那么人類的幸福將變成為表面有利，骨子里卻是大害的事。”
（二）人類生存的精神狀態堪憂
科技的高度發達對社會生產力的巨大推動，使得當今社會的物質生活要比以前任何時期都優越。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現代人在精神上出現的問題卻層出不窮。世界衛生組織在2003年世界衛生日致辭中說：“當今世界有4億人患有精神或神經疾患，或與藥物濫用等相關的社會心理問題的折磨。”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已成為困擾現代人生存境況的嚴重威脅。有很大一部分人，他們常常會產生一種無所適從的茫然感，找不到生活的真正意義，也不確定人生的目標和價值應該是什么，生活時常出于空虛和迷茫的狀態。這些都是人文精神缺失的直接表現。
從以上科學對社會文化系統和人們精神層面產生的種種影響我們可以看到，科學的發展雖然為我們的生活帶來了極大的便利，推動了社會的飛速發展，但并沒有像人們所期望的那樣，給人類的精神生活帶來充分的自由和解放，反而造成了一種科學技術變遷與人性變遷二律背反的狀況。
二、科學誘發的人文精神缺失的原因分析
（一）自然科學研究理念和方法對人文科學的不當介入造成了人文精神的缺失
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是人類文化系統中的兩大類別，兩者在研究對象和方法上都有諸多區別。然而，隨著自然科學的成功，人們也逐漸相信在人類社會和心理世界中，存在著與自然界一致的規律和機制，并開始了試圖運用還原論和簡單性的信念，假定—觀察、歸納—演繹與驗證等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和邏輯語言推動人文科學發展的歷程。著名科學史家丹皮爾寫道：“人類與其周圍的世界，一樣服從相同的物理定律與過程，不能與世界分開來考慮，而觀察、歸納、演繹與實驗的科學方法，不但可應用于純科學原來的題材，而且在人類思想與行動的各種不同領域里差不多都可應用。”的確，人文社會科學能有今天的成就，是與現代科學對其研究視域的拓寬、研究方法的改善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的。但是，在這個吸收借鑒的過程中，一種妄圖以理性思維取代感性經驗、用自然科學的邏輯和語言統一兩種科學的“科學統一運動”也在興起。這種運動缺乏對人文學科研究對象差異性和豐富性、治學原則特殊性的考慮，簡單地主張人文學科也應該保持“價值中立”，將人學、宗教學、文學、藝術等這些無論在研究對象還是研究方法上與自然科學都迥然不同的人文學科僵硬地套用自然科學研究的理念和方法，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人文科學的低迷狀態，一度本末倒置地成為自然科學的附庸品，造精神的缺失。
（二）科學對人類思想的鉗制和由科技造就的生活方式造成的人文精神缺失
當然，科技并非誘發當今人類精神疾病肆虐的必然原因，但科學對人類思想自由的鉗制、科學對人們生活方式的改變卻與之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首先，對科學的頂禮膜拜，鉗制了人們的思想自由。科學有著讓人信賴的研究依據和現實成就，僅作為一種實踐活動和人類建制的她得到了超越其應有的地位和作用的過度膨脹，有一種幾乎可以與真理劃上等號的傾向。現代社會對科學成果這種缺乏懷疑精神的盲目崇拜，使之變相地成為了現代社會一種新的“宗教”。如果科學規則和某些經驗發生爭議，那么科學規則將被認為是優先的。敢說不相信自然規律和科學成果的人，一定會被認為是瘋子。這種對科技的絕對信賴和盲目崇拜，在很大程度上鉗制了人類的思想，扼殺了人們的思想自由，造成了人文精神的缺失，十分不利于人類精神生活的充分展開。其次，科學造就的人類的生存方式造成了人文精神的缺失，讓現代人的精神生活更加蒼白。現代社會的工作方式非常重視勞動者自然科學知識的獲得和專業能力的掌握。這讓現代教育也更加偏向于對數理化知識的傳授而輕視對人文精神的教導。在新的社會物質產生條件下的生存條件對人的存在的思考、對價值的追求要求被弱化了，理想、自由和精神境界的追求反而成為了生活主旋律的附屬品，人文精神開始被忘卻、人生的信仰開始模糊。作為個體的人缺少對人的現實“存在”的思考，難以領會到人的價值、人的生存意義和生活目標，缺乏真正有力的信念來支撐人生的終極追求，這些都造成了人文精神的衰落，人們對自身生存意義的困惑和懷疑。科學無法借理性的手段提供個人和社會生存的意義，可以說，我們這個無神的社會不知道其生存的理由，亦不知道為何以這種樣式生存。
三、應對“人文精神缺失”的措施
（一）正確對待和利用自然科學研究方法和語言，振興人文科學
人文科學的振興是普及人文精神的最佳條件和重要途徑。這要求人文科學必須擺脫科學主義對人文科學的種種糾纏，以正確的姿態和獨立的地位對待自然科學的理念和方法，重新尋找到適合自身發展的新途徑。首先，應當充分肯定自然科學使得人文領域的研究走上了“科學”之路。雖然人文現象及其本質具有內涵豐富性、功能復雜性、結構系統性、價值多樣性等特點、研究方法多依賴于研究者的感性思維和主體經驗，研究結果也不夠確鑿，但這都不足以否認人文現象的可認識性和人文科學工作的科學性。相反，自然科學在各方面的支持，是人文社會科學能夠發展到今天的重要條件。但是，那種拋開人文科學在研究對象和方法上與自然科學的區別而過分妄圖統一所有學科的做法，卻會阻礙人文科學的進一步發展，不利于人文精神的弘揚。因此，人文科學的研究應避免過分崇尚和依賴自然科學的語言邏輯和定量研究方法，根據學科特性和研究對象的情況來變更具體的思路和方法，運用理性思維與感性經驗相結合、定量統計與定性分析接軌等多種研究手段，實現多層次、多方位地得出與對象相符度高的結論。明知人文現象的特殊性和復雜性卻要按照自然規律的一般性和簡單性來對待它，就會取消人文科學的科學性和可能性。只有正視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對象的復雜性和研究方法的特殊性，恰到好處地利用自然科學的理念、方法和言語完善自身地研究體系，防止教條化應用、簡單化對待的盲目做法，改善人文科學的現有地位，才能實現人文科學和人文精神的全面復興。
（二）弘揚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一種普遍的人類自我關懷，是整個人類文化所體現的最根本的精神，是全面發展的人的最根本、最主要的標志。以對人存在的意義和人生的價值的思考為內核、實現人與自然、個體與社會的和平共處、和諧發展為終極目標的人文精神，能夠在人們處理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個人追求與社會需要等人生的一系列基本思考時，提供一種理性的來源、合理的依據和堅強的后盾，使人們清楚地意識到，什么才是人生真正的價值所在，并以一種崇高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賦予個體以生命意義，幫助其發掘和確立理想的生存態度和人生目標，避免“在毫無價值的狀態中生存”，從而實現人的追求與社會發展的和諧與平衡。審視自然科學對人類文化層面、精神世界的諸多負面效應，無一不是因人文精神的缺失引發的。因此，弘揚人文精神，喚醒人們對生活意義的思考和對生存狀態的關注，引導人們發掘人生的精神支柱和真正的樂趣，實現人的真正解放，才是預防和解決現代人精神困惑難題的有效途徑。
（三）實現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融合
單純科學技術或單純人文情懷，都不足以解決人類面對的社會內部以及社會與自然之間的種種危機。只有實現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的消解與融合，才有可能使人類現在面臨的種種困境得到圓滿地解決。兩者缺一不可、相得益彰。自然科學、科學精神，有助于人文科學更充分、更全面地發現社會世界和人文領域的知識和奧秘，更好地把握和創造符合人類未來發展的文化成果；而人文科學、人文精神，能夠使科學技術的發展更符合人類的總體利益，建立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間的和諧關系。正如愛因斯坦告誡科技工作者的：“我們只懂得應用科技本身是不夠的，關心人本身應當始終成為一切技術上奮斗的主要目標，以保證我們的科學思想的成果造福于人類而不至造成禍害。”唯有實現科學精神同人文精神的融合統一、相互滲透，以一種具有科學意識的人文精神和充滿人文關懷的科學精神指導科學的發展和文明的演進，才能為人類的全面發展開拓更廣闊的前景。總而言之，正確認識科學活動的性質和作用，在推崇科學精神的同時，注重人文精神的培養和提高，讓科學重新回到為人類服務、為人類的長遠發展謀利的角色上，把對科學的盲目崇拜轉化為對生存意義的反思和對人文精神的弘揚上去，實現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融合，只有這樣，人類社會才能以一種全新的姿態邁向更加輝煌的明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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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現代社會科學研究范文
關鍵詞： 體育 比較研究 發展概況
1.引言
體育的社會化、生活化、商業化、科學化、產業化、法制化、職業化、國際化等趨勢的不斷加強，對體育比較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嶄新的研究主題。一方面，學者們試圖解釋或說明各種調查資料，揭示各國體育異同的原因及規律，形成了政治、經濟、地理、文化、教育、哲學信念、宗教等多種研究角度。另一方面，現代體育與現代社會發展和科技進步也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系，社會的深刻變革及新的科技革命的浪潮迭起，都為現代體育的改革與發展提供了巨大的動力。
2.拓寬研究范圍及領域，深入研究層次
隨著國際化趨勢的不斷加強，趨于整合的研究主線將成為主體。人類對體育全新發展的認識，要求體育比較研究在把握現代體育發展方面發揮重要的功能和作用。從其研究范圍看，將在四個方面不斷拓寬：其一，將走出以往以單一國家為中心的研究模式，轉向以世界和以國家為對象的兩個基本范圍。學者們有的注重跨國研究，有的注重國別研究，還有的注重從總括角度進行世界性體育比較研究。其二，研究范圍由注重體育發達國家轉向發達與發展中國家兩個基本圍度，并將不斷加強對發展中國家體育的研究。其三，一國之內的不同區域的體育比較研究將被倡導，由于體育發展的多樣化趨向日益加深，一國內不同區域體育發展差異將日益加大，區域研究及區域間的比較研究將成為另一重點。其四，研究范圍將突破體育的可比性界限，不僅要研究競技運動、學校體育、社會體育、娛樂冒險和保健康復等各種體育現象，還要研究與之相關的社會歷史、政治制度、經濟狀況、文化教育、傳統習俗、宗教習慣、地理條件、生活方式、人種特征、心理因素等制約體育運動的社會背景，從而從不同的發展水平來探討、揭示現代體育發展的重要規律。
3.注重行動研究，加強研究的應用性
所謂“行動研究”就是指實踐者、專家學者和行政管理者在內的“行動者”用科學的方法研究實踐中的問題。它作為一種社會科學研究方法，隨著人們對人和組織的體育行為不斷改革要求的呼聲與之結合得越來越密切，體育理論研究在不斷發展。但許多學者指出，體育將強化行動研究的目的性和研究目的的應用性，即便是理論研究也會以特定的實踐活動為出發點，注重理論與實踐的結合。
研究的目的性將作用于體育決策和體育改革。這種作用將日益增強，并將在21世紀凸顯。在某種程度上體育比較研究推動了90年代的全民健身運動的開展，在未來的世紀中這種作用將得到進一步加強，而且隨著各國對比較體育研究作用的認識不斷加深和比較體育研究應用性不斷加強，這種作用將從間接性逐步轉向直接性，進而使比較體育轉向參與具體目標的研究，從探討一般規律的研究到把對發展規律研究與具體的發展策略研究結合起來，以此達到推動體育的改革，進而發展為服務于體育的決策功效的目的。
4.加強綜合研究，構建學科體系
就目前而言，體育比較研究尚處于不成熟的發展階段。國際比較體育學會是一個尚待完善的組織，研究方法也在改進之中，在20世紀70年代社會科學方法的介入、80年代的調整和90年代以來新的研究模式的再次興起后，比較體育研究方法正在醞釀著一場新的變革。這種變革是在吸收各種原有的方法，在繼續向多樣化、科學化發展的基礎上趨于綜合，即達到本學科在構建理性框架前提下，利用邊緣學科知識，對體育現象進行多視角、多層次的研究。
5.研究時空尺度放大，國際化趨勢明顯
因的合力將推動比較體育研究體系趨向國際化，這一點已被世界絕大多數比較體育學者所承認和贊同，并且在他們的專著中得到體現。國際間的合作研究將成為強勁的發展趨向，因為它既是比較體育走向一體化的重要步驟，又是在實現多樣化之中尋求共同利益目標的重要機會。合作研究還將是克服目前比較體育研究中狹隘的、自以為是的、目光短淺的研究的最重要措施，而且能把世界帶入課堂，使遠距離教育對體育的促進作用更為深入。
6.結語
綜上所述，比較體育的產生和發展，使它具有動態性。今天的體育是昨天體育的發展，而明天的體育又是今天體育的發展和延續。這就要求我們從宏觀系統的角度出發，不僅研究世界各國體育的現狀，還要掌握它的歷史，分析和預測它的未來。這樣我們才能不走或少走彎路，從而獲得“最優化”的體育發展方案。
參考文獻：
第7篇：現代社會科學研究范文
[關鍵詞]高職院校 貧困大學生 責任倫理
[作者簡介]鄭榮偉（1971- ），男，江蘇金壇人，江蘇海事職業技術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美娟（1975- ），女，江蘇海門人，江蘇海事職業技術學院，講師，碩士，研究方向為職業教育。（江蘇 南京 211170）
[基金項目]本文系江蘇省教育廳2012年度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基金資助項目“高職院校貧困大學生資助制度的責任倫理研究――以南京部分高職院校為例”（項目編號：2012SJB710006，項目主持人：鄭榮偉）和江蘇省教育廳2012年度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基金資助項目“實踐育人導向的高職院校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創新研究”（項目編號：2012SJB880091，項目主持人：劉紅明）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中圖分類號]G71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3985（2014）20-0045-02
高職院校貧困大學生資助是“高校―社會―個人”共同作用的救助體系，其責任主體是多元的，本文在責任倫理的視角下對貧困大學生資助主體的責任進行倫理審思。
一、高職院校貧困大學生資助中的政府責任倫理
政府是高校貧困生救助的主要責任主體，它把公共利益作為宗旨和出發點，通過對教育制度設計、教育課程體系規劃、教育資源供應推進各項教育事業的發展。高校貧困生問題不僅是高校問題，也是政府問題。政府以公共利益為旨歸，教育是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緩解大學生貧困也是政府完成這項“公共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可見，政府應該具有進行學生資助、保障教育及社會公平的責任，應該保證所有家庭經濟困難學生有同樣的教育機會，應該保證足夠的學生資助投入，這是政府的責任而非對社會大眾的恩惠。政府是高校貧困生救助中的重要責任主體，對于政府而言，在高職院校貧困大學生資助過程中應當遵循如下倫理原則：
1.公正原則。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指出：“公正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德性，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德性一樣。一種理論，無論它多么精致和簡潔，如果它不真，就必須予以拒絕或修正；同樣，各種法律和制度，無論它們如何有效率和有條理，如果它們不公正，就必須加以改變或廢除。”①公正是教育的基本精神，也是現代教育得以發展的保障。對于高校貧困生的救助應當貫徹公平的原則，杜絕因地域、性別、經濟狀況而形成差異。當前，我國社會存在嚴重的貧富差距和分配不公現象，這種現象對高校大學生帶來了巨大的“傳染效應”。大學生內部分化嚴重，經濟地位上的差別造成了大學生內部的矛盾與張力。通過制度設計與倫理關懷的方式體現出政府對高校貧困生的關懷是政府重要的公共職能，也是政府行政倫理的實現路徑。作為高職院校貧困生救助的倫理主體，政府最為基本的倫理責任就是要建立健全公平公正的救助制度，保證貧困生救助的力度與效果。
2.差異性原則。關注人的差異，特別是高職院校大學貧困生的差異性。高職院校大學生的差異性來源于多個方面：一是家庭背景的差別，以筆者所在單位的大學生為例，很多貧困生來自經濟水平相對落后的蘇北地區。二是性別差異，在貧困生群體中，男生與女生存在性別差異，很多男生出于“愛面子”的考慮并未被及時地納入大學生貧困救助體系。三是需要得到救助的程度差異，大學貧困生在貧困程度上存在基本貧困、較為貧困以及極端貧困等不同差別。政府在展開救助的時候不能一刀切，而是應當體現層次性、差別性原則，尊重照料對象的差異性，保證有針對性地、合理地施加倫理關懷。西方德性論強調對于具體個體的特殊照料，主張政府在關照社會成員的時候應當體現出被照料對象個體的具體特征，而不是把社會成員看作是籠統的、一體的整體。
3.公共性原則。政府是承擔公共性的社會職能的權力機構，作為高職學院大學生貧困治理的責任主體，理應承擔公共職能，發揮公共性品質的倫理責任。公共性原則不僅僅是一項執行政府職能的基本原則，也是一項倫理原則。它意味著政府應當將高職院校貧困大學生作為一項亟待關照的社會群體，以公共精神和公共品質予以照料，履行公共職責，發揮公共價值。公共行政管理，不只涉及專業技術，還是道德努力的一種形式。目前，隨著社會結構的轉型，政府職能需要進行公共性的轉型，能夠將大多數社會群體的利益予以尊重和保護。高職院校貧困生救助是政府承擔的一項重要的社會職能，只有政府發揮出公共職能，給高校貧困生最大限度的關懷，才能真正實現作為倫理主體應有的公共責任。
二、高職院校貧困大學生資助中的社會責任倫理
社會組織的出現是當下中國的社會結構特征。自足性的、獨立的公共領域的出現以及社會組織的不斷涌現，為中國的社會事業帶來強大了的活力，也為高職院校貧困生的脫貧提供了嶄新的力量。以中國社會組織為例，社會組織業務范圍涉及科技、教育、文化、衛生、勞動、民政、體育、環境保護、法律服務、社會中介服務、工商服務、農村及農業發展等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學者馮鋼認為：“在國家和家庭之間，社會組織構成了一個市民空間，包括工會、農會、商會、學術團體、行業協會、環保組織、教育工會、慈善組織、宗教團體、同學會、家長協會、居民組織、職業團體、興趣團隊等，形成了巨大的參與網絡。”②它們將會在大學生扶貧與救助過程中擔負巨大的倫理職責。
1.關愛。與政府應盡的責任不同，社會主體對于高職院校貧困生的關懷主要不是出于責任，而是出于對“他者”的關愛。哲學家黑格爾認為：“所謂愛，一般說來，就是意識到我和別一個人的統一，使我不專為自己而孤立起來。”③社會是高校貧困生救助的重要力量，是現代社會中不可或缺的責任主體。這種責任主體是特殊的，它不具有道義上的必然性，但卻具有倫理上的關懷性。社會群體與社會組織積極發揮出關懷的倫理義務，以同情、關愛作為基本品質惠及高校貧困生群體。在日漸公共化的現代社會，社會組織將會承擔起越來越重要的救助任務，關愛等基本德性將構成社會在貧困大學生資助中的倫理形態。
2.奉獻。高職院校貧困生救助社會主體的出現與時下社會慈善事業的發展分不開。在社會慈善事業日漸發展的當下，人們將奉獻作為現代社會對他人的重要品格。現代社會公共領域的出現需要社會成員具備公益品質與公共精神。人們在奉獻中獲得人的本質，這源于人本質上是依賴性的動物。由于人類天然地相互依賴，慈善事業體現出對于他人的關心與風險，康德認為關心他人“不僅關系到一個人做正確的行動，而且關系到她正確地感覺”“伴隨著品德的愉悅感”④。高職院校貧困生是個龐大的社會群體，是社會系統的有機構成部分，對于他們的關懷盡管并不在社會主體應盡的義務范疇，但社會應當倡導人們積極行善，通過社會化的力量拓寬高校貧困生救助的渠道。這樣，既分擔了各方扶貧主體的壓力，又緊跟了當今社會公共轉型的趨勢。
3.尊重。由于現代社會是人與人相互不認識的陌生人社會，鑒于社會主體救助的“陌生化”，被救助的大學生與施救人之間常常相互之間并不認識。在以陌生人為交往群體的現代社會，社會各方畢竟是“他者”“局外人”，在市場經濟“金錢之上”“工具理性”作為判斷標準之下，極容易引起對他人的冷漠與排斥。這樣的情形十分常見，特別是隨著社會事業的蓬勃發展，社會救機構的不斷完善，在社會救助的過程中不能抱有人格上的鄙視或漠視，以“施舍”的倫理態度參與對高職院校大學生的資助。而是要充分尊重救助對象的人格尊嚴。貧困大學生的社會救助是一項神圣的倫理事件，在此過程中，盡管存在經濟地位的差異，但每個人都是道德上平等的個體，應當體現出對于他人倫理上的尊重。
三、高職院校貧困大學生救助中的個人責任倫理
高職院校大學生貧困問題既是經濟問題，也是倫理問題。作為倫理問題，診治貧困需要多元社會主體聯動起來承擔起倫理責任，同時需要大學生自身具有相應的倫理品質進行自我解救。經濟上的外在支持只是暫時性的應對策略，堅毅的倫理品質才是高職院校大學生脫貧最為徹底的保證。
1. 誠信。對于現代人來說，誠信是取得社會信任的根源。經濟上的貧困并不意味著道德上的冷血。高職院校大學生盡管在經濟上處于弱勢地位，在倫理層面可以做到“富足”。誠信作為基本的倫理原則應該貫穿于整個貧困救助體系之中。對于高校院校的貧困大學生來說，這種誠信的品質最基本地體現為如下幾個方面：一是如實地匯報自己以及家庭的經濟狀況，特別是貧困狀況，不應弄虛作假，為了獲得國家的大學生扶貧政策而欺騙、隱瞞自己家庭的真實經濟狀況。二是在社會生活中，應當具備誠實守信的倫理品質，并成為一個合格的現代好公民，不能因為經濟上的貧乏就成為道德上的弱勢群體。
2.自立。自立是一個人面對自我的能力，更是走向社會、面對他人的品質。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只有當個體是自足的時候，才會以強有力的力量與堅韌的姿態參與社會活動。大學生人窮志不窮，貧窮不是不努力的理由。通過自己的努力做到自立完全能夠消除貧困。高職院校大學生的特殊性之一就體現在，他們就讀的學校是高職類、技術類的學校，所學專業都能成為他們的一技之長，他們可以通過自己的專業并利用課余時間勤工儉學等。以筆者所在的高校為例，大一期間有近一半的學生在外兼職，其中包含了80%的貧困生。這些貧困生在各種形式的兼職、自我創業的活動中，不僅通過自己的努力逐漸改善了自己的經濟條件，而且也證明了自己的實力，增強了個人的自信心。
3.自強。貧困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一項心理問題。世界銀行在2000年的貧困調查報告就指出：貧困是一種痛苦。窮人要承受來自食物缺乏的肉體痛苦，還要承受作為社會邊緣和缺乏參與機會而帶來的屈辱和心理上的痛苦，以及承受被迫做出某種取舍而帶來的道義上的痛苦。目前，高職院校貧困生的心理貧困表現為：自卑自閉，離群索居；過度自尊，敏感多疑；抑郁和焦慮攻擊和冷漠；等等。事實上，相比較經濟上的貧困，心理上的自卑可能是高校貧困生最難克服的倫理障礙。他們之所以自卑倒不是因為貧困，往往是因為致貧原因本身難以言說或啟齒。就貧困問題來說，真正地擺脫貧困還需依賴大學生自己，因為經濟問題完全可以依靠各種主體的經濟救助得以解決，但心態缺失的問題更多地需要個人的自我調適，否則，貧困的個體有可能在金錢和物質的資助中迷失自我而陷入精神和人格的“貧困”。就此而言，有必要提醒高職院校每一位貧困生：接受資助的終極倫理是要對政府、社會和自我承擔責任。
[注釋]
①（美）羅爾斯.正義論[M].何懷宏，何包鋼，廖申白，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10.
②馮鋼.轉型社會及其治理問題[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36
第8篇：現代社會科學研究范文
關鍵詞：社會資本理論；發展趨勢；本土化
中圖分類號：F276.5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8）14－0029－04
一、“社會資本”定義
早在20世紀20年代，“社會資本”這一名詞就已有人提及，但并未受到關注。20世紀70年代以后，社會資本研究逐步理論化，并漸漸成為經濟學、社會學及政治學等社會科學領域矚目的研究熱點。對于如何定義“社會資本”這一概念，當論界至今仍未形成共識，不同的學者從各自的研究領域和研究角度出發，對其做出了多種不盡相同的界定。縱觀現存眾多文獻，根據其概念主體、概念內涵與界定角度存在的差異，社會資本的定義主要可以分為三個不同層次：社會資本的微觀（micro）定義，即嵌入自我的觀點（the embedded ego perspective）；社會資本的中觀（meso）定義，即結構的觀點（the structural perspective）；社會資本的宏觀（macro）定義，即嵌入結構的觀點（the embedded structural perspective）。
上述三個層次的社會資本定義，將社會資本“從最不正式和局部的橫向聯系擴充到包括所有等級的關系以及正式的國家制度和結構”，它們把社會資本與經濟、政治、社會文化領域聯系起來，認為社會關系會影響經濟活動，并受經濟活動反作用的影響。這三層定義互相補充，層層累進，描述了社會資本概念從微觀層次到中觀層次再到宏觀層次的邏輯發展過程，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社會資本概念體系，見下頁表。
從其基本內涵看，社會資本是指不同層次的社會主體（包括個人、群體、社會甚至國家)間緊密聯系的狀態及其特征，其表現形式有社會網絡、規范、信任、權威以及為某種行動所達成的共識等，社會主體通過自身有目的的行動可以獲取或改變其流動方向。社會資本鑲嵌于社會結構之中，它能通過人與人之間的合作提高社會效率，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同時，它的存在對行為主體的社會行動也可能產生負面效應。
簡而言之，社會資本理論是一個專門研究社會資本及其與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發展等各方面關系的理論體系，其內涵豐富、外延廣闊。隨著這一理論研究范圍的拓展，“社會資本”已成為國際學術界的流行概念之一，社會資本理論也成為各學科整合的重要切入點。
二、社會資本理論研究的總體發展趨勢
社會資本與現代社會經濟的發展密切相關。隨著社會的發展，社會資本與社會生產、社會制度、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面的聯系日益緊密，社會資本已經逐漸成為構成社會有機整體的不可或缺的基本元素之一。“社會資本概念是理解個體如何實現合作，如何克服集體行動問題以達到更高程度的經濟績效的關鍵所在。”因此，社會資本理論勢必發展為當代社會進步、經濟增長的一個新的研究課題，在未來社會經濟建設中積極發揮其理論指導作用，體現其實踐意義。
從社會資本理論研究的現狀來看，現階段社會資本理論的基本特點是：（1）社會資本概念的提出反映了經濟學對其他學科的影響，反映了經濟學與其他學科特別是社會學的某種融合趨勢；（2）社會資本理論固然強調了個人參與集體的重要性，強調了個人的價值需要通過與他人的合作得到增加，但是它還是給個人留下了充分的發展余地，個人可以對社會資本進行投資以期獲得收益，也可以為達到既定目標而生產社會資本；（3）社會資本理論的研究開始運用定量的方法以探究社會資本的測量問題。
正如林南所言：“社會資本理論的未來發展取決于其理論本身及其概念測量的精致化”。在今后的研究過程中，社會資本理論的總體發展勢必將出現五個趨勢：
其一，學術界未來的研究重點之一將是積極整合社會資本概念，規范對其外延和內涵的界定，進一步深化對社會資本概念的認識，最終得出一個相對統一的社會資本定義，廓清研究者關于社會資本研究的具體取向、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經驗等問題的思路，為社會資本理論的深入發展掃除障礙。社會資本具有復雜性、多層次性、多樣性和功能雙重性等特征，為了挖掘這一定義模糊但又不能不說是內涵豐富的、極其重要的概念，勢必將會有更多研究者從廣義的宏觀角度界定社會資本，在較廣闊的理論框架內審視已有的理論成果，拓寬社會資本理論的研究領域。
其二，更多研究者將充分運用調查數據和測量指標對社會資本理論進行量化研究，并針對這一理論建立一套操作性較強的研究模型，力圖在以后的理論研究中更精確地測度社會資本，使其能夠與其他形式的資本進行直觀的比照，以使人們能更全面地把握社會資本的運行機制，從而將此理論應用于實踐當中，推動社會發展。目前，國內外已有部分學者開始注重這方面問題的研究，并已取得一定進展。
其三，研究者將更加全面地看待社會資本對現實社會產生的實際影響，在肯定社會資本正面效應的同時，也不否認其消極影響和負面效應。在未來對社會資本理論的研究中，一味追求社會資本的經濟功效的傾向將會得到糾正，研究者將把更多的社會因素和心理因素納入理論分析框架中。同時，社會資本理論研究應該超越實證主義的視野，多借鑒本土方法論以及交往行動理論等視角，為社會資本的創建、積累和改造提供有效的理論依據和實踐指導。
其四，我們應該明白，社會資本的差異不僅僅只表現在其存量上，其結構性差異才是導致各個個體與群體之間社會資本水平迥異的最重要因素：現代社會資本的積極作用遠大于傳統社會資本；當社會資本的結構水平滑落到一定程度時，會對主體的經濟活動與發展不利。因此，我們不能片面地研究如何增加社會資本存量。在今后的研究過程中，社會資本理論研究的重心將不可避免地逐漸轉移到如何促使傳統的社會資本向現代意義的社會資本轉化，以及如何建構現代意義上的社會資本等問題上，倡導社會資本結構的良性變遷，重視對開發社會資本和擴大現代社會資本增量的理論與實證研究。
其五，社會資本及其理論研究的重要性，已經得到了廣泛認同；它對社會經濟發展理論和政策的啟示也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由于“第一，社會資本的難以計量性使我們難以知道社會資本的投資效益；第二，社會資本存在于社會網絡關系和社會組織中，脫離這種網絡和組織將不復存在，所以無法將不同網絡中的社會資本進行集中再投資；第三，社會資本是隨著它的使用而不斷增加的，一旦不使用，馬上就會枯竭，這就造成社會資本積累上的困難；第四，社會資本的不穩定性和對外部環境的依賴，也難以保證投資活動的連續性”，這就導致“如何創造、維護和積累社會資本”成為十分具有挑戰性的、但亦是長期被大家忽視的研究課題。由于對這個問題的研究直接關系到社會資本理論在社會建設實踐中能否順利發揮作用，因此，隨著社會資本重要性的日益凸現及其研究的深入發展，這一問題必將成為社會資本研究者探討的又一熱點。
綜上所述，未來社會資本理論的研究工作中心應是引導人們樹立正確的社會資本觀念，積極開發和建立以共同利益、共同理想為紐帶的新型社會資本，以最大限度地發揮社會資本的積極作用，盡可能地減少其負面效應。
三、我國社會資本理論研究的發展趨勢
社會資本是推動轉型時期中國社會發展的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而社會資本理論也為解釋當代中國的經濟發展、社會變遷與文化積淀，為研究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全新的分析范式。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曾指出，在未來的10年里，中國將會面臨社會結構的兩個變化，“第一個是家庭結構的變化，第二個是城市化，兩者都有潛在的深遠影響。……因而中國的第三代改革戰略必須要保持對維持――甚至建立――社會凝聚力（社會資本）的高度重視”。由此，社會資本對我國發展的重要性可見一斑。因此，我們應該重視對社會資本問題的研究，合理建構、利用社會資本以推動我國發展與進步。
可以說，社會資本的研究和在促進社會經濟發展政策上的應用在中國還是一個新鮮事物，但得到了社會科學各個領域和分支學科學者們的廣泛重視，目前，我國學者已經運用社會資本理論從事相關實證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部分理論對我國制定和實施經濟發展政策也產生了一定影響。但是，國內社會資本理論的研究工作畢竟才剛剛開始起步，對社會資本的本土化研究仍存在許多不足甚至空白，這就為國內學者利用社會資本理論的分析框架研究中國現實問題留下了很大的發揮空間。筆者認為，在正處于社會經濟轉型期、具有獨特文化背景的中國，社會資本理論應具有自身的本土化特點，而不應完全借鑒西方的理論研究觀點。
針對中國社會資本理論研究現狀，在今后進一步深化與拓展這一理論的研究過程中，我們需要做出以下五個方面的努力，使這一理論在我國得以更快傳播、發展。
第一，必須盡快明確地界定社會資本概念。國內在定義社會資本時，應該充分考慮我國社會歷史文化傳統和當前社會轉型時期的特殊性，特別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把所謂的“關系”作為中國社會資本的基本內容和本質，錯誤地將此二者混淆起來；應在學理上對社會資本概念形成基本共識，并在此基礎上建構出符合中國實際的社會資本理論，以利于學術對話和相互推進。只有這樣，我國的社會資本理論研究才不會偏離正確的軌道。
第二，大力發展中國社會資本的本土化研究，提升社會資本理論研究的層次，把對社會資本的應用性研究與建構中國特色的社會資本理論結合起來。中國獨特的城鄉二元結構對立，決定了農村社會資本與城市社會資本存在明顯差異。因此，研究者在探討中國社會資本時應該結合中國社會實際，從中國城鄉社區高度分化的實際出發，確立農村與城市的不同理論分析框架，對農村社會資本與城市社會資本進行單獨的界定和研究，發展真正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資本理論。
第三，繼續擴大社會資本理論的研究范圍。就目前而言，中國學者對社會資本理論的研究主要側重于社會經濟發展這一領域，至于社會資本概念對民主政治繁榮以及對社會文化進步的影響等方面，我國學者則涉獵不多。因此，國內研究者應該在整合社會資本概念的基礎上，擴大社會資本理論的研究范疇，大膽開創社會資本理論的研究分支，在更廣闊的理論空間內展開理論探討，使這一理論能夠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更多領域里發揮指導作用。
第四，應該重視對中國社會資本形式和社會資本性質的轉換等問題的研究，把重點放在研究由傳統社會資本向現代社會資本轉化的過程以及有中國特色社會資本的建構上。就實際情況來看，中國社會并不缺乏社會資本。但這些傳統社會資本多數建立在血緣、親緣、地緣等傳統社會關系的基礎上，雖然對我國建設中實現資本積累、推動人員流動等有一定的作用，但也帶來了很多負面影響，如導致經濟組織形式家族化、對地域利益過度強調、人際關系和政治結合致使腐敗范圍擴大等。因此，我國在社會轉型過程中，應該大力倡導現代意義上的社會資本，提高其水平和層次。可見，如何將傳統社會資本轉換成建立在現代公民權利和義務基礎上的、能推動我國經濟與社會迅速發展的高層次社會資本，已經成為擺在研究者面前的一個重要問題，需要在我國今后的社會資本理論研究中得到關注。
第五，我國研究者在研究中應該立足于我國社會轉型的特殊時代背景，注重探究培育積極的社會資本的有效途徑。社會資本可以帶來積極效應，但同時也可以帶來消極后果。因此，重視研究培育在現代公民文化基礎上重新構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資本的方法，探究我國社會資本的有效運行機制以最大限度地發揮社會資本的積極效應，對于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民主治理的推進有著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
綜上所述，社會資本理論是20世紀中后期在社會科學領域興起、發展并受到廣泛關注的跨學科理論。它還處在探索階段，其體系尚未成熟，仍存在不少亟待完善之處，有待今后研究成果的進一步拓展。但這一理論把文化背景、社會環境等非經濟因素納入理論視角之中，為社會科學研究構建了一個新的分析框架，不僅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還有助于解決現實中存在的問題。從這一點來說，社會資本理論對于研究中國社會有很強的解釋能力。因此，我們有必要更加深入、系統地研究社會資本理論，促進和完善其理論的進一步發展，使這一理論在我國轉型期建設中更好地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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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現代社會科學研究范文
“行政管理”作為一個名詞術語,在我國和其他國家,其使用范圍都是很廣泛的。無論是政府對社會事務的管理,還是公共機構、社會團體、經濟組織等內部事務的管理,都被叫做行政管理。但是,作為一個社會科學研究的學科專有概念,我國理論界普遍把“行政管理”定義為“政府對社會事務的管理活動”。具體來說,主要包括一下三個方面:
首先,行政管理的實質是國家權力的運作過程。明確行政管理的實質,可以把政府對社會事務的管理活動同公共機構、社會團體、經濟組織等內部事務的管理活動明確的區分開來,有助于人們深刻地認識政府活動所具有的特殊性,更加準確地理解和把握行政管理的實質及其規律性;其次,行政管理是一種管理活動管理是人類社會普遍存在的一種組織活動。明確國家行政活動的管理屬性,可以把行政管理同國家的立法活動、司法活動區別開來,突顯行政管理的“執行”功能,這有助于更好地借鑒和吸收其他管理活動中的有益經驗和作法,提高行政管理的操作和技術水平;再次,行政管理活動的主體和客體有著明確的規定性。
二、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原則
1.精簡原則。
所謂精簡,就是各級政府的規模要適度,行政機構的設置和人員編制要少而精。新時期堅持精簡原則,一是機構、層次、編制定多少,必須嚴格根據實際工作的需要,凡屬重疊和多余的機構、層次、人員,一律合并和撤銷。二是隨著行政工作的發展,應把某些事務交給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群眾組織去管理。三是建立和健全各種工作制度,提倡科學方法,以降低國家行政管理中人力、物力、財力的消耗,提高工作效率。
2.統一原則。
所謂統一,就是保持各級政府的行政管理過程的完整統一性。任何國家都只能有一個政府行使行政管理權,因此,在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過程中無論是權力下放,還是分級管理,都不能破壞國家行政管理的完整統一性。遵循統一原則,首先是要堅持行政目標的統一性,各級政府必須以共同的總體行政目標為基礎,進行目標同一的行政管理。在目標統一的前提下,分解政府職能,建立政府內部的各層次和各部門,并依此明確它們的職、權、責及它們之間的關系,從而成為一個有機整體。其次是要堅持行政領導的統一性,實行首長負責制,形成明確的上下級行政領導關系,防止政出多門,多頭指揮現象,保證各個行政部門之間的協調配合。
3.效能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