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中的方法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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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哲學中的方法論范文

[關鍵詞]：經濟學，社會學，“經濟人”，方法論

人與社會是社會科學各科共同關注的問題，但不同的學科對二者有著不同的觀察角度與認識，經濟學和社會學尤其如是，甚至其作為學科的分野，與其說是從關注領域的不同，不如說是在于觀察維度的差異，或曰方法論上的差異。對“人”與社會的不同的預設可以說是構成二者方法論上差異的根本所在。在學科的界限開始日益模糊的今天，社會學與經濟學也在逐漸相互借鑒對方觀察世界的角度，修改與完善自己認識的前提預設，從而也形成許多跨學科的“研究規劃”與“準學科”領域，使認識更加全面、真實。本文回顧了經濟學與社會學方法論背后隱含的對“人”及其與社會關系的認識的前提預設，在此基礎上思考了經濟學與社會學相互借鑒的意義。

一．經濟學與社會學方法論中關于“人”的不同前提預設

經濟學已經發展為一個較為成熟的學科，從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到凱恩斯革命，再至現代經濟學的理性預期學派，主流經濟學經歷了幾次革命，有了很大發展，但所有這些理論的背后，都沒有離開一個從古典經濟學分析開始便確立起的前提，也即其最根本的方法論原則：經濟學的出發點是個體主義心理學的，并且其對人的認識有一個理性“經濟人”的前提假設。

“經濟人”的概念被歸認為是從亞當·斯密開始，體現“經濟人”思想的《國富論》出版的時代（1776年），正處于英國工業革命的背景，斯密對這一理性、利己的經濟人模型的運用與其對自由放任經濟，國家不干預政策的主張是分不開的。其實經濟人思想的形成更早可以回溯到文藝復興時期，在人文主義運動中，“利己”被作為人之本性就有被宣揚（董建新，1999，6-7頁）[1]，啟蒙運動中，理性受到了更大的重視，人的價值與尊嚴也被提到更高的地位。作為啟蒙思想家之一的斯密，其著作中之以人的利己性、理性為出發點，其實是對作為經濟活動主體的個人參與權力的一種強調（蔣自強、何樟勇，1998），因為在理性經濟人基礎之上，國家的放任不干預、一個自由競爭的環境，才最可以使社會秩序得以確立，他指出“每一個人，在他不違反正義的法律時，都應聽其完全自由，讓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勞動及資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階級相競爭。”（亞當·斯密，1996，252頁）[2]

“經濟人”在被發展成為經濟學精典的基本假設后，主要包含了這樣一些內涵：一是人的自利性，每個人要為自己打算；二是利益最大化原則；三是人的完全理性假定，即人具有完備的知識和計算能力、對面臨的一切備選方案具有完全的信息、具有完全內在一致的偏好會做出能更好地滿足自己的偏好（或至少不會比現在更壞）的選擇。“經濟人”在發展中逐漸成為一種建立數學模式的工具，當然，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正是有了這種確切的、模式化的理性經濟人的假設，才使經濟學能夠向數學化、精確化的成熟學科體系邁進；但同時也不應忘記，在“經濟人”產生之初，或者在斯密的“經濟人”中，這樣一種假設的思想是深深根植于對個人自由、不干涉政府、自然演進的經濟秩序的追求的價值判斷之中的。

社會學則恰恰產生于一個不同的思路。它作為學科的確立要晚于經濟學，起源于19世紀的實證主義。19世紀30年代，正是法國大革命的時期，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義傳統》中描述到[3]：“在歐洲的歷史上從來沒有像在1815年至1849年之間那樣普遍地恐懼——和希望——革命的”。社會學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社會處于劇烈的變革之中，革命后動蕩的社會中對于社會秩序重建的需要變得十分迫切，側重于普遍規律與秩序研究的學科——社會學，創建起來，而其作為一門學科在19世紀下半葉的發展則主要是當時一些社會改革協會所從事的工作在大學里的制度化（華勒斯坦，1997，20頁）[4]。社會學的創始人孔德接受了實證主義信念，并將社會現象同自然現象相類比，將社會也看作一個有機體，社會現象被看作完整社會體系中相互聯系的某種功能，他認為社會是一個有機體，而不是簡單個人的組合，不能從分析其構成的個人（如經濟人）的方法來分析社會整體；至正式確立社會學學科地位的社會學家迪爾凱姆，更將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定義為社會事實，是先于個體的實在，外在于個人意識，并強制性加于個體意識之上的。在迪爾凱姆，人之于社會，正如細胞之于人，社會一經產生，也就成為與個人不同的一個更高的獨立的層次，與個人服從不同的規律，需要不同的研究方法。迪爾凱姆提出，一種社會事實只能由另一種社會事實來解釋，而不能還原為個體層次理解。

雖然在19世紀末，西方文明走向一個新的人文主義，反實證性的歷史主義和人文主義成為社會學中的另一個傳統，但對秩序問題的關注以及實證主義的繼承，使社會學的研究更多地還是在整體層面展開，組織、制度、結構、角色的概念是社會學主要關注的對象。正如亞歷山大（2000，8頁）[5]概括的，“社會學家之所以是社會學家，是因為他們相信社會模型的存在，社會模型是由個人構成但又獨立于個人的社會結構。”在社會學中，實證主義的基于整體主義立場的研究將社會模型視為先于任何具體個人行動的存在，任何個體行動都受到先前存在的結構導向力量的作用；反實證主義的理論更多基于個體主義的立場，但也常常基于承認社會中存在超越個體的結構，只是認為這結構是行動者在個體不斷交往中創造出來的。個人特質與人性都不再是固定不變的，它們都在社會過程中不斷變換，被剝離出的是場景和與此相應的身分角色，個體只是這些社會場景中各種身分的集合體（汪丁丁，1998）[6]。

這樣，一方面，產生于對社會秩序建構的實際需要中的社會學更多關注到制度、社會結構等的實體性以及社會條件對個體行動的制約，人被放入社會關系和結構中去理解，沿承于自然科學的實證主義的方法論，從宏觀到宏觀，以整體概念解釋整體概念的方法很大程度左右了社會學研究者的思維，對這一點在西方社會學70年代后的反思中也開始提出批判，認識到社會學忽視“人”的因素，方法論的整體主義的不足；另一方面，經濟學恰恰相反，它始終以“經濟人”假定為出發點，以基于個人的微觀分析為基礎，自邊際主義革命開始，引入了其特有的分析工具，將導數的概念引入經濟學研究，以后發展出各種的數學模型，日漸走上數學化精確化的道路。而這種假設中的“人”，是很模式化的、一致的、理性的“生物人”，且與市場經濟密切相聯的，其與現實世界中人的不相符也隨著經濟學的發展受到了諸多挑戰。概言之，關于經濟學與社會學對“人”的觀察點，如果借用中國社會學研究的創始人之一先生在經歷了幾十年實地研究后對社會學研究作出的反思：社會學過于“只見社會不見人”（，1992）[7]，那么可以說經濟學始終是只見模型的“人”不見真實的人。

二．回溯在社會學與經濟學學科分立之初

華勒斯坦在《開放社會科學》[4]（1997，4、8頁）中指出，知識的學科化和專業化出現于十九世紀，但直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從學科結構中反映出的思想多元化才在大學確立。在早期的學者，如斯密、馬克思、韋伯的研究中，并沒有嚴格在后來所說的獨立學科的框架中工作，他們都關注個人以及社會的政治、經濟各方面的問題，其思維方法也是較為綜合的。

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在斯密的原著中，其實并不是完全理性、自利的。首先，斯密的確接受了孟德威爾把人的自利性看做社會發展動力的看法，但他并沒有認為人的行為唯一地被自利性引導著，他的《道德情操論》便論述了人的道德方面，在斯密，人是利己心與同情心共存的。第二，關于斯密對“經濟人”理性的界定。哈耶克指出：“亞當·斯密及其信徒們根本沒有作此假定（完全理性假定），要說他們認為懶惰、目光短淺，恣意揮霍是人的本性，只有通過環境的力量才能迫使人經濟地或謹慎地調整其手段來實現其目標，或許更加符合事實”（哈耶克，1989，11頁）[8]。斯密指出“經濟人”在經濟活動中受到的兩方面約束，一是來自于人本性中的內在道德約束；另一方面是來自于外在法律的約束。其實，在斯密眼里，人具有自利性和社會性雙重本性，在古典經濟學里面原本沒有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對立。這種情形一直延續到奧地利學派的熊彼特和社會學家韋伯（其主要教授職稱都是經濟學職稱）。（汪丁丁，1998）[6]。

韋伯的理解社會學，是方法論上個人主義的。韋伯繼承了伏爾泰人的自由意志的觀念，但在研究態度上又堅持實證主義科學程序的客觀性，他將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定義為個人主體的社會行動，而將個體化與類型化的方法結合起來，并將意義理解與因果說明結合起來。韋伯解釋社會學中的“社會行動”，是“行動的個人賦予其行為以主觀意義，行為考慮到他人的行為，并且在其行動過程中也是以他人的行為為目標的行動”，這表明在韋伯的研究方法中，首先，其出發點是個人主義的，個人及其行動是研究的基本單位；第二，個人賦予行動以意義，這種意義是主觀的，具有自由意志的個人自覺地（理性地）意識到的行動的目的和價值；第三，行動以他人為目標，是將社會關系考慮在內的。也就是說，這種行動是社會中的行動。可見，韋伯的研究中，個人及其行動是被作為基本出發點的，他對經濟、政治、社會等各個領域的研究始終遵循方法論個人主義，如同“國家”、“人民”、“社會”這樣的抽象概念在韋伯并沒有實際的意義，他認為人的社會行為有規律性，但是沒有獨立于主觀意識之外的社會規律，只有通過理解人的行為可以找出社會現象的規律并對人的行為加以預測。

早期研究者所持的人性的雙重態度以及個人與社會的相互關系逐漸被極端化了，也構成經濟學與社會學的分野——前者日益極端地堅持人的自利本性原則，后者日益極端地堅持社會規范對個體行為的制約原則（汪丁丁，1998）[6]。而在學科界限日益模糊的今天，社會學及經濟學家又重新認識到這種極端走向的弊端，均開始對自己學科的方法論或前提預設進行反思。

三．經濟學對“經濟人”預設的修正與發展

在經濟學界，“經濟人”的假定近年來遭到了多方面的批評而被不斷修正，這主要來自對“利益最大化”、完全理性、完全信息等的質疑。

1.關于人性：針對經典“經濟人”的完全利己主義，20世紀20年代起，行為科學家們分別提出了實利人、社會人、成就人和復雜人等人性假設，提出人性是復雜多變的，不僅僅要追求經濟利益。依據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為獲得一種無形資產或滿足自己更高層次的需要，人類的最終利己目的則可以表現出利他主義的行為，西蒙指出，“這種利他實際上意味著明智的利己”。這些努力力圖使“經濟人”這種抽象的人更接近于“真實的人”。

2．最大化假設：行為經濟學派萊賓斯坦提出X（低）效率理論，認為個人的努力或行為不是一個常量，與壓力相關，通常情況是：由于動力（也可能是壓力）不足，人們只是把一部分精力用于作出合理決策所必需的信息上，而讓決策同時也依賴于習俗、慣例和道德規范等方面，并不努力追求極大化。（楊春學，1997）[9]。

3．對理性假定的修正：制度學派創始人凡勃侖將制度因素引入經濟學分析，認為生物本能只是人的經濟行為的原始根源，真正決定行為的主要力量是“制度”。新制度經濟學用“有限理性”取代了“完全理性”，指出來自人類認識能力的有限性、環境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不對稱性、機會主義行為，以及制度的約束等對完全理性判斷的制約。提出用“滿意解”代替極大化的追求。諾斯更將意識形態引入個人預期效用函數，強調意識形態通過提供給人們一種世界觀而彌補產權結構的不完全，對人的機會主義行為構成約束[10]。

4．對經濟人應用范圍的擴充：發端于本世紀50年代的公共選擇理論將經濟人的概念擴充到了非經濟分析。它認為人類的一切行為，不論是經濟行為還是政治行為，其結果都應從人類個體的角度去尋找原因，其行為的基礎都是利益的互換；另外，人的本性是一樣的，無論處于什么位置，追求私利與個人效用的最大化都是最基本的動機。布坎南將此歸結為三大要素，即個人主義的方法論、人的經濟學和交易政治學。

對“經濟人”假設的修正說明西方經濟學已開始注意到人不單純是一個經濟動物，而且還具有情感、道德倫理觀念，并受到社會規則的制約，在此基礎上發展出 “新經濟人”的概念（楊春學，1997），一方面，把經濟人模式從經濟領域擴展到非經濟行為領域的分析，從而揭示出“經濟人”的某些實際行為特征；另一方面，結合交易成本、信息成本等新的學術成果來修改新古典經濟人模式中的完全理性預設，發掘出約束經濟人行為的“社會文化環境”的深層含義。但應當指出，從以上分析的“經濟人”假設的發展過程可以看出，經濟學對“經濟人”的所有修訂始終是站在對經典“經濟人”假設加以約束條件的立場上的，它使一部分經濟學家開始考慮一些他們不曾考慮到的有關因素或領域，使“經濟人”的概念更為豐富，而不是否定“經濟人”模式；恰恰相反，對這一概念的修正本身構成了經濟學自身發展的基礎。“經濟人”仍是全部經濟學研究的基礎假設與出發點。

四．當代社會學方法論中的新趨勢

二戰以后社會學中心由歐洲轉移到美國，便與美國本土的實用主義結合在了一起，實用主義將世界看成開放的，其特征是不確定性、選擇性、創新及可能性；其關于人的概念，不再是服從自然規律的客體或獨立于社會過程的旁觀者，而是行動者，通由與其他行動者組成的環境的互動而成為其自身。社會學中心移至美國后，40到60年代帕森斯的結構功能主義一直占據主流，他對社會學理論全面回顧之上試圖調和實證反實證主義、個人與整體等的對立，建構起以意志為起點的社會行動理論，并引入了功能分析模式作為社會學的分析工具。帕森斯過于龐大的理論構架使其流于空泛，60年代后在對其批判的基礎上形成了理論多元化的局面，再次圍繞實證主義人本主義展開爭論。符號互動、現象學、俗民方法論、交換理論等微觀及更具人本主義傾向的社會學理論開始得到發展。人本主義的社會學強調社會現象的復雜性、偶然性，人的自由意志、能動性、非理性受到重視，“理解”的方法與“價值”問題被提出。

70年代以后，美國社會學表現出一種衰落，以法國、德國和英國為代表的歐洲社會學家對美國追求普遍主義的思維邏輯提出質疑，從不同程度上批判實證主義的方法論，更加采取帶有強思辯色彩的人文主義方法論，以一種新的方法論個體主義，顯示出主體哲學、文化解釋學與文化人類學的影響，張揚生活經驗與行動實踐的多樣性，關注人們的情感、認知、理性等領域，注重通過理解、解釋來剖析社會現象和建構社會理論。70年代末80年代以來社會學理論的“新綜合”以“綜而不合”為特征，即更承認社會科學對象的復雜多變，不再試圖創造一個單一的中心性理論，而存留多元化的綜合。

五．經濟學與社會學視角的相互借鑒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經濟學是以個體主義的心理學為出發點的，“經濟人”概念的發展很好體現了經濟學的方法論特性；而起源于對社會秩序關注的社會學，個人的自主性被放入“秩序”中理解，各種理論圍繞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展開。在學科發展中，一方面，經濟學對人的認識從全智全能、信息完全、無制度約束的“經濟人”到將人看作社會的、有限理性的、受制度與文化約束的有選擇的主體；另一方面，社會學開始反思自己宏觀整體的方法論的不足以及對人主體性重視的不夠，出現面對復雜社會的多元化的理論綜合。那么，基于經濟學與社會學對人與社會認識的不同視角，二者能夠相互借鑒些什么呢？

首先，個人主義與社會實體性的立場：經濟學的個人主義方法論是對西方長期以來所奉行的個人至上主義哲學的方法論的反映，其背后是一種對個人自由觀的堅持與功利主義的哲學基礎。社會學70~80年代后也出現了更多人本主義傾向，開始更加關注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看到“人”是社會秩序的“活的載體”。但可以看到，這兩種個人主義的視角還是有所不同的，經濟學的個人主義不僅有實證角度的含義，即將社會問題都歸結為個人面臨的可選擇方案及其選擇；還包括了規范角度的含義，即含有價值判斷的意義，每個人都有決定自己行動的權利，應該將權力交給個人自身來做判斷，人類的無知是絕對的，任何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克服個體理性有限性的最佳辦法就是讓每一個人都能自由地、充分地參與經濟活動，讓每一個人在不同的方向上“試錯”。而能保證每個人都能自由地參與經濟活動的最佳體制就是市場經濟體制（蔣自強、何樟勇，1998）[11]。隨著社會的發展，現代社會在逐漸向人文主義回歸，人的主體意義與個人獨立、自由的觀念是時代必然的潮流，“只見社會不見人”的思維方式來理解與解釋當代的社會是不夠的，只反思到人在社會結構構建中的作用也是不夠的，社會學在承認社會是實體有其運行規律的同時，在認識社會實體中體系因人的行為而發生效用之上，還需要反觀到社會的目的，即個人的需要與個人的主體性本身，更多借鑒經濟學與政治學等其他學科成就，使社會學理論不會流于空泛，而更具有實際意義。

但另一方面，經濟學家對個體理性、自利性、極大化原則的強調，已經不可避免地引出了在群體之中理性的個體之間如何協調的問題，將社會利益看作個人利益之和的假設已經被事實所批判，因為個人行為的理性最大化決策往往會產生集體的非理性。現代制度經濟學派引入了制度因素，試圖用搏弈理論來協調個人與集體的理性，但其所謂的制度約束主要是指產權制度，引入數學分析一些新的參數。社會學對于制度的研究卻非常豐富，它對于人的認識始終是將之置于社會關系、社會結構中來看的，并強調社會獨立于個人存在的實體性，其有自己的運行規律，不是簡單個人的加合。經濟學對制度結構的忽視為社會行動者提供了一個非現實的或虛偽的唯意志論，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經濟學的個人主義理論并沒有使自由成為現實，“它忽視了社會結構對自由的實際威脅，同樣也忽視了社會結構對自由可能提供的巨大支持”（亞歷山大，2000）[5]，這恰是社會學所能提供的。

其次，經濟學對人的認識是抽象的、理想化的、表述明確的，這使得經濟學方法是數學模型化的，其發展是繼承與修正性的，是不斷深化人們的思維的過程。而社會學注重人的復雜性、非理性，方法是描述的、模糊的，理論是綜合而且是多元綜合共存的，其發展使人們的思想與認識得到豐富。經濟學的理想化及統一的數學語言使其學科一脈相承，從經濟學中“經濟人”假設的發展最可以看出它學科的繼承性，其發展的累積性。社會學理論則由于沒有客觀的評判標準，常常缺乏邏輯性，尤其是對于前提條件的忽視，使許多研究的根基就不明確，難以對話，更缺乏繼承性。社會學實證主義的范式中，隨計算機與多元統計分析技術的發展，定量分析的應用也日漸廣泛，但這種定量化只是利用了統計技術，其前提假設仍不清晰。所以，看到人理性的一面，適當取舍與精確化所觀察問題，尤其是明確研究的前提假設，是社會學應當從經濟學中得到借鑒的；而社會學則為經濟學對人性認識的豐富提供了可能。

最后，無論經濟學還是社會學，在其學科制度化的過程中，總是導致了對現實的某些重要方面的排斥，回思學科分立之初，無論斯密的“經濟人”還是韋伯對社會經濟的研究，都包含了對人性本身的意義的思考，和強烈的對社會現實的關懷。目前對客觀性的一種偏見是將客觀性與絕對的價值中立等同起來，其實韋伯便認為研究中要將人的行為與其價值目的聯系起來考察，他也不回避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價值判斷，其研究過程中的“價值中立”便是與立題和結論應用中的“價值相關”結合在一起的。同樣，傳統理性經濟人，是建立在人的自由權利強調的基礎上的，與經濟管理中從生產者積極性調動的角度對“人的因素”的強調不同，后者是功利性的，人被看成了工具。當然，這并不是說要返回古典廢除學科分工，但從其歷史發展來反思與借鑒是有益的，它使理論的發展更具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1]董建新，1999：《“經濟人”的界說、理論分析與應用》，中國人民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2]亞當·斯密，1996：《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出版社，

[3]布洛克，1997：《西方人文主義傳統》，三聯出版社

[4]華勒斯坦，1997：《開放社會科學》，三聯出版社

[5]亞歷山大，2000：《社會學二十講》，華夏出版社

[6]汪丁丁，1998：“經濟學理性主義的基礎”，《社會學研究》，2：1-11

[7]，1992：“個人、群體、社會——一生學術歷程的自我思考”，《中國人的行為與觀念》，天津人民出版社

[8]哈耶克，1989：《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

[9]諾斯，1997：《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上海三聯出版社

第2篇：哲學中的方法論范文

關鍵詞：職業中學;圖書館讀者教育;方法

書籍在人類文明的進步過程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圖書館作為集中向人們提供書籍借閱的場所，對于人們自身素養的提升著重要的作用。在中等職業學校中，圖書館不但匯聚了相關的專業書籍，豐富的文化書籍對于提升中等職業學校學生的綜合素養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現階段，職業中學的圖書館利用率并不高，所以研究職業中學的圖書館讀者教育方法便成了很多職業學校關注的重點。

1職業中學開展圖書館讀者教育的重要性

職業中學圖書館藏書豐富，但是因為職業中學學生的文化基礎較為薄弱，職業中學的教師很少會向學生介紹如何使用圖書館，而新興的培養學生文獻資源利用意識的圖書館讀者教育方式，在職業中學的課堂之中就更為少見了。要在職業中學開展圖書館讀者教育，教師要首先認識到在職業中學開展圖書館讀者教育的重要性。

1.1教學改革

新課改大綱對于義務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提出了新要求的同時，對于職業中學的教學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不同于義務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職業中學的教學因為學生的文化基礎較為薄弱，進行課程改革的難度更大。要順利的開展職業中學的教學改革，首先要做的是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意識，培養學生利用圖書館進行學習的能力。職業中學的教師要逐漸的改變自己以往以教材為主，配合實踐的教學模式，將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放在首位。職業中學開展圖書館讀者教育是提高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重要手段，對于職業中學的教學改革有重要的意義。

1.2學生知識更新

隨著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知識的更新速度也是越來越快，尤其是技術方面的知識更新更是日新月異。職業中學教授的只是當時或者是落后的技術知識，而更新的技術知識，需要學生自己去學習，學生只用通過不斷的學習才能掌握真正的生產技術要領，這就需要學生具有終身學習意識。學生自主學習意識的培養，需要教師進行引導的，而最好的引導方式，就是開展圖書館讀者教育活動。教師通過引導幫助學生了解文獻信息，指導學生熟悉掌握文獻信息，并且學會利用文獻信息，以培養學生的終生學習意識，保證學生的技術更新能夠跟得上知識進步的速度。

1.3圖書館建設

職業中學因為教學側重點和普通高中不同，所以其圖書館的建設也存在著很多的不足及缺陷，這些不足和缺陷，只有在圖書館的實際使用過程之中才能夠被發現，并且及時的得到修正。職業中學開陣圖書館讀者教育，可以提高圖書館的館藏使用以及基礎設施使用頻率，在圖書館建設之中存在的隱患問題，才會漸漸的暴露出來。只有逐步完善的圖書館建設，才能夠更好的開展圖書館讀者教育。

2職業中學開展圖書館讀者教育的問題及方法

職業中學開展圖書館讀者教育，其中必然會存在一些問題和不足，要完善職業學校的圖書館讀者教育，不但要及時的發現在讀者教育之中存在的不足，還要采取適當的方法，解決這些問題，發展職業中學圖書館讀者教育。

2.1館前教育

職業中學學生入校之后，對于新的學習環境十分的陌生，再加上他們本就比較薄弱的文化課基礎，使得職業中學的學生對于圖書館普遍不感興趣。此外，剛剛入校的學生對于圖書館的使用流程并不了解，對于圖書館所能夠提供的書籍類型也并不清楚，這都將影響學生使用圖書館，從而影響要在職業中學開展圖書館讀者教育。開展圖書館讀者教學，首先要讓學生對于學校的圖書館有所了解。例如，在新生入校的時候，開展圖書館入館前教育，讓學生對于圖書館所能提供的圖書，所有圖書的分類，借閱流程以及文獻閱讀、使用方法等有所初步的了解。其次，要培養學生的自主閱讀興趣，使得學生在了解了圖書館的適用流程以及文獻借閱、使用方法的之后，有興趣能夠自主的去圖書館進行學習。例如，教師可以在課堂之上提出和學生專業有關的問題，并且留作課后習題，指導學生利用圖書館的文獻進行完成。這樣不但能夠提高學生的學習自主興趣，還能夠吸引學生利用圖書館進行學習，為開展圖書館讀者教育做好前期準備。最后，在對于學生進行館前教育之前，要對于所用到的信息和多媒體精心準備，使其能夠吸引學生的注意力，使得學生在入館前的教育中能夠接受到必要的信息。

2.2課程開設與圖書館建設

現階段，職業中學的課堂教育受應試教育影響，以教師為課堂主導，以教材內容為主要的授課內容。這樣的教學模式，不但對于學生的學習熱情是很大的打擊，對于圖書館讀者教育的開展，也有著嚴重的不利影響。此外，職業中學將建設重點放在了職業技能培訓所需的設施以及場地之上，對于圖書館等文化設施的建設并不注重，這就導致了職業中學圖書館的基礎設施更新速度延緩，館藏圖書較為落后等問題的出現，這也嚴重制約了職業中學圖書館讀者教育的發展。

雖然在職業中學開展圖書館讀者教育，其最終目的是進行職業中學教學改革，但是一如既往的教學模式并不利于職業中學圖書館讀者教育的開展。開展圖書館讀者教育的前提，是教師要改變以自己為主導的課堂教學模式，將學生變成課堂的主體，并以此開展教學。在教學內容方面，職業中學應該開設相關的圖書館文獻閱讀和使用課程，引導學生不斷的深入了解文獻的閱覽和使用，同時提高學生閱讀和理解文獻的能力，為學生終生學習意識的培養奠定一定的基礎。

3.結語

職業中學開展圖書館讀者教育是培養學生終生學習能力最為有效的手段之一，也是提高技術性人才學習能力的有效手段。但是想要完善這一教學模式，還需要職業中學教師不斷的在實踐中積累經驗，進行完善。

參考文獻：

[1]胡炎輝.職業中學圖書館讀者教育的探討[J].時代教育：教育教學版，2012（33）：7-8

第3篇：哲學中的方法論范文

中醫學具有數千年的歷史，是中國人民長期同疾病作斗爭的極為豐富的經驗總結，是我國優秀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古代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的影響和指導下，通過長期的醫療實踐，中醫學逐步形成并發展為完整獨特的醫學理論體系，為中國人民的保健事業和中華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1中醫學的世界觀

中國古代沒有哲學這個名詞，現代哲學所研究的內容在中國古代被稱作“道”。“道”是中國古代思想家為了探討世界的本源，研究事物發展變化規律而提出的。“道”其本義是指行走的道路，有“開頭”、“起始”的意思，故老子及其以后的哲學家賦予“道”字宇宙本源，萬物之始的涵義。由于道路規定了行人前進的方向，是達到某一目的地所必由的途徑，故又引申為規律、道理。在道家學說中，道既指事物的本源，又指事物的運動變化的規律。道家以外的其他各家學說則主要著眼于道的規律性涵義。

中國哲學注重本根,不像西方哲學有一條明晰的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界限。因此，中國哲學內涵也不能簡單地以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來劃分。但中國哲人有一個根本一致的傾向，即承認變是宇宙之根本事實,變易是根本的，一切事物莫不在變易之中，中國哲學關于宇宙大化之根本見解，即在于認為宇宙是變動的，宇宙是一個變易不息的大流，是一個生生不息的變易歷程，所以名之大化。西方哲學中有認為動為假相者。印度哲學家多認為變化為虛幻。在中國似乎沒有，中國思想家都認為變動是實在的，這是中國哲學的一個特點。

國哲人對于變化多數有深刻的見解，大多數哲人認為變易是普遍的事實，而變易之中有其常則，其次對變易之規律與變易之根源，亦多有精深的研究，宇宙總是在運動,更無止息之時，只有動中之靜，而無絕對的靜，宇宙根本是運動的。因此中國思想家都認識到恒動，在恒動的基礎上思考一切，恒動觀成為中國哲人一致的傾向。

“氣”一般人都認為是空虛神秘的字眼，其實是一個比較實際的觀念，與物質的觀念相接近，由于中國古代恒動觀的傾向，“氣”的特性被中國古代一呰哲學家用來說明宇宙的本源、本體，用“氣”描述一切事物的存在。“氣”即成為中國古代哲學的重要范疇。因此，中國哲人恒動觀傾向模糊了唯物與唯心傾向，走了以恒動觀為傾向研究一切的方向。

中醫學中的氣雖然具有醫學方面的特定內涵，但就其涵義與特性本質來說，與中國古代哲學是共通的，是對中國哲學的引用，即用氣的特性闡述其理論。

2中醫學的方法論

由于中國哲人恒動觀傾向，究竟本根常與恒動相統一。認為一切事物都在變化遷流中，整個宇宙是一個變化的大歷程。化是變之漸，變是化之成。事物的反復兩一乃是根本，反復是變易之規律，兩一是變易之根源。變易、反復、兩一是中國哲學對認識事物運動變化的主要貢獻，是中國哲人可貴的認識。

陰陽和五行觀念的出現可以看成是中國哲學形成和開拓的主要標志之一，對中國哲學和中國文化各個方面產生了重要的作用。陰陽概念的產生，其原來的含義是很樸素的。最初僅指光的向背而言，凡向日光或陽光充足的地方為陽，背光或陽光少或陽光照射不到的地方則為陰，上升到觀念只不過是正.反兩個方面和整體現象而已。古人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逐漸觀察到自然界有天地、日月、晝夜、寒暑、明暗、死生、雌雄以及人類本身有男女等客觀現象，由此而引申出明與暗、日與月、天與地、晝與夜、水與火.熱與寒、動與靜、剛與柔、清與濁、氣與形等對立的概念，就用陰陽作為這兩個方面的代表，借以概括各種事物和現象，陰陽逐漸被提升為表示兩種對立統一事物或同一事物的對立統一的兩面的符號，加之中國哲人恒動觀傾向，《易傳》不僅把陰陽看成是宇宙萬物本體,而且把“陰陽”當成描述、解釋宇宙生命一切現象的模型方法,從而把認識事物的陰陽方法上升為中國哲學方法論，形成了中國哲學探討事物運動變化最基本的動態方法論，即陰陽學說。

五行概念的產生，學術界存在幾種觀點。人類認識事物是在分類中進行的，由于中國哲人恒動觀傾向，金、木、水、火、土行的涵義得到增強，隨著古人觀察和認識的不斷深入，五行的物質元素意義逐漸趨于削弱和淡化，而其方法論的作用則日益加強和突出，逐漸演變成一種既定的思維模式和理論框架,即五行學說。

陰陽五行方法論是中國哲人在恒動觀影響下形成的動態方法論，是中國哲人對事物變易.反復.兩一更深刻的認識，陰陽方法論是中國哲人用陰陽兩種存在的運動形式描述事物的運動變化，五行方法論是中國哲人用金、木、水、火、土五種存在的運動形式描述事物的運動變化，當然周易八卦方法論也同樣是用八種存在的運動形式描述事物的運動變化。因此，中國哲人的恒動觀傾向，造就了各種不同的動態方法論，更加深刻地認識了事物的運動變化，但最簡單最基本的動態方法論是陰陽方法論，形成了其他動態方法論的前提。總而言之，動態方法論是中國哲人深人研究事物運動變化的總趨勢。

第4篇：哲學中的方法論范文

論文摘要：社會學方法論個體主義和整體主義在本體論思維的束縛下把各自的個體、社會整體本體化、實體化，并因此導致了個人和社會、行動和結構、微觀和宏觀等的理論對立。徹底拋棄本體論預設、解構實體，從實體視角轉向關系視角是克服上述二元對立的有效途徑，布迪厄和吉登斯的努力體現了社會學方法論的這一轉向。

自社會學誕生起，個體主義和整體主義就被作為截然對立的兩種方法論引入社會學研究中，并在社會學中演化出個人和會、微觀與宏觀、行動與結構的關系之爭。在經過了一個多世紀的斗爭后，當代社會學理論家開始認識到：在表面上相互對立的個體主義和整體主義方法論背后都隱藏著一個本體論預設，個體主義預設了個體本體，整體主義預設了社會本體，這種隱藏著的本體論預設造成了個體主義和整體主義的理論對立，從而為融合個體主義和整體主義找到了突破El。拋棄本體、解構實體，從實體視角向關系視角轉移成為當代社會學方法的主導特征。

一、個體主義方法論及其困境

個體主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原子論哲學。古希臘的哲學家恩培多克勒就曾經用“從部分說明整體”的方法來說生命現象，他認為人、獸、植物等所有生命都是由水、火、土、氣的混合組成。唯物主義哲學集大成者德謨克里特認為，萬物均由原子構成，而原子本身則“是既不能毀壞也不能改變的”這些論述中已經包含了個體主義方法論思想的雛形：整體只能從它的構成部分獲得解釋。到了中世紀，個體主義思想是以唯名論的方式傳遞的。唯名論認為，共相不過是名稱，個體先于共相。[2進入近代以后，原子論思想在物理學、化學、牛頓力學等自然科學中得到廣泛應用并取得了輝煌成就，這為社會學的個體主義方法論提供了有力的信念支撐。

作為社會學方法論的個體主義最初是由社會學奠基人之一韋伯提出的。他認為社會中的集體構造(如政府、社會、股份公司等)只不過是特殊行動的組織模式和結果，個體才是這些特殊行動的唯一載體。

就社會學的目的來說，不存在諸如“起作用”的集體的“個體”這類事物。因此，個體行動是社會過程的原因，社會學要對社會過程及結果作出說明，就必須研究個體行動的主觀意義，因此個體行動構成了韋伯的理解社會學的最基本分析單位。2O世紀，隨著社會學中心轉移到美國，個體主義方法論和美國的實用主義哲學相結合，催生了以霍曼斯、布勞等人為代表的交換理論，布魯默、庫恩為代表的符號互動論以及以加芬克爾等人為代表的常人方法學。這些學派都以微觀的、個體行動作為社會學研究單元，試圖從中闡明社會是如何構成的。

盡管個體主義方法論在演變過程中含義有所變化，但仍可以對其共同的基本特征進行歸納。盧克斯對個體主義方法論的歸納堪稱經典，他認為方法論的個體主義要點有以下幾點：(1)主張只有通過分析個體的行動才能解釋社會現象；(2)認為所有的關于社會現象的判斷都可以被還原為對個體性質的描述，而不至于損失什么意義；(3)認為只有個體才是真實的存在，集體概念只不過是理論家的建構；(4)宣稱社會

科學不可能有什么法則，即使有，也是個體的心理傾向所具備的法則o[4](P327)從上述的簡要介紹中我們可以看出，個體主義方法論雖然表面上表現為方法論的個體主義，但由于方法論個體主義一般都把行動者具有行動能力作為不言自明的理論預設，這就使其方法論下面仍然隱藏著本體論預設，即個體本體論。因此，在個體主義者那里，個人成為一個超越歷史的不變的、自由的、離散的、自主的個人，社會是這種個人的自由的組合體，社會現象只能通過個體行動來解釋，而個體行動則無須通過社會來解釋。個體主義在拒絕對個體采取外部歸因和社會決定論的立場、保存個體行動自主性的同時，也就使得個體自身遭遇發生困境，即個體主義所堅持的個體是一個“非社會化”或“社會化”不足的個體。對此，埃里亞斯在《什么是社會學?》一書里指出，這種“個人”生來就是成人，既不要經過呀呀學語的幼兒階段和在社會環境中成長的社會化過程，也不會衰老和死去。顯然，這樣的個人是非現實的、神秘的、抽象的個人，而非具體的社會一歷史人。嘲而這個原本是抽象的個體卻被個體主義賦予了實體行動者的性質，一個抽象概念在不知不覺中被物象化為一個封閉、自主的行動者。

二、整體主義方法論極其困境

整體主義思想同樣也可在古希臘哲學中找到其源頭。柏拉圖在論述治國的知識時，明確地把治國知識與國家里的各種各樣的具體知識區分開來o[1](Pl09)其中就包含著作為整體的目家是與其組成部分相區別的思想。到了中世紀，整體主義思想則以實在論的形式與唯名論進行持續的斗爭。“實在論主張共相就是萬事萬物，而且共相先于個體。而近代以有機體為研究對象的生物科學則為社會學整體主義方法論提供了啟發和信念支撐。

作為社會學方法論的整體主義最早可以追溯到社會學的奠基人孔德那里，他認為當時在物理、化學、機械力學中盛行的原子主義方法并不適合對社會的研究，“如果把社會分割為若干部分而分別進行研究，就不可能對社會的條件和社會的運動進行科學的研究”，在社會學中只有一種正確的途徑即方法論整體主義，也就是“借助于整體的系統觀察各個部分”。作為孔德的繼承者，杜爾克姆認為，“社會是獨立存在的客體，盡管社會是由無數個人聯合而成的，但它本身是屬于高于個人的相對獨立的實體，具有超越于個人的獨特性質，這種獨特性質無法在單個個人身上找到。”杜爾克姆在其名著《社會學方法的規則》一書中詳細論述了整體主義方法論的基本原則：社會學研究方法的首要原則是將社會現象當作客觀事物來對待，社會不是人為的，它不僅不受個人意志的影響，反而對個人施加強制力。因此，絕不能把社會事實化約為個人的心理層次而加以研究，只能用一個社會事實去解釋另外一個社會事實。社會現象也有常態和病態之區分等。

通過帕森斯的努力，社會學整體主義方法論在美國乃至西方社會學界曾經取得過霸主地位。帕森斯最初試圖整合韋伯的個體主義和杜爾克姆的整體主義，這個努力表現在他的早期著作《社會行動的結構》中，但在其后期發表的《社會系統》、《經濟與社會》、《現代社會系統》等一系列著作中，個體主義成分消失殆盡，個體成了共同文化規范的傀儡。帕森斯的強規范主義后來成了個體主義攻擊的主要目標。布勞是美國整體主義方法論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他堅持用客觀的社會結構條件去解釋社會現象，反對把心理和文化的因素作為首要的解釋工具，堅持以社會群體、社區作為研究對象，反對僅僅用個人因素去說明社會變化的個體主義觀點。

在不同時代、不同學者那里，社會學整體主義方法論的內涵雖有變化，但仍有共同接受的基本觀點：社會整體是不同于個體集合的真實存在，雖然社會不能脫離個體存在，但社會也不能還原為個體。社會制度、社會結構之類的宏觀社會現象才是社會學分析的對象，而不是個體行動。一種社會現象只能通過另外一種社會現象解釋，而不能用個體現象去解釋。相反，個體現象則只有在社會結構中才能得到理解，社會結構是個體行為的決定性力量。

因此，在整體主義方法論背后也同樣隱藏著本體論預設，即社會本體。社會本體是所有解釋的出發點，而社會自身則不能由個體行動來解釋。整體主義雖然正確地抓住了社會整體的化約性，但它也同樣面臨發生學的困境，即社會結構自身是如何產生的這個問題。布迪厄深刻地指出：“這種客觀主義立場的主要危險在于：由于它未能考慮這些規律生成方面的原則，所以就容易滑向現實。這就是說它將自己建構的各種結構看作自主實體，賦予它真實的行動者那樣‘行為’的能力，從而使抽象的結構概念物化

三、對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的超越

個體主義和整體主義在社會學中雖然都是以方法論的面目出現的，但都沒有能夠真正克服本體論哲學的思維方式，從而在方法論下面隱藏了本體論預設。本體論哲學的最終訴求是尋求世界的終極原因即世界的本原，本體論認為世界的本原是創造者，因而它不能被創造，“萬物都是由它構成的，都是首先從它產生、最后又化為它”。作為創造者的本原是終極原因，是解釋者，而不能成為被解釋的對象。這種實體化、單向度解釋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致使個體主義和整體主義陷入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境地，并由此演化出個體與社會、行動與結構、微觀與宏觀之間的對立。社會學自誕生之日起就以擺脫哲學思辨、進入經驗社會生活為己任，然而在過去的百余年的發展歷程中卻一直未能擺脫本體論哲學的束縛，這正好印證了恩格斯的論斷：“不管自然科學家采取什么樣的態度，他們還得受哲學的支配。問題只在于，他們是愿意受某種壞的時髦哲學的支配，還是愿意受一種建立在通曉思維的歷史和成就的基礎上的理論思維的支配。’。

個體主義和整體主義對立的根源在于各自把個體、整體實體化、本體化了，因此，社會學要超越個體主義和整體主義方法論的對立，就應該徹底拋棄本體化、實體化的思維方式，從關系的角度去重新審視個體、社會以及個體與社會的關系。推動社會學方法論從實體視角向關系視角轉變的應當首推當代社會學界的大師級人物皮埃爾·布迪厄和安東尼·吉登斯。

布迪厄大力倡導方法論上的關系主義。他敏銳地指出：“所有方法論上的一元論，都聲稱要確立要么結構要么能動者(agent)，要么系統要么行動者、要么集合體要么個人在本體論意義上的先在性”。并堅定地強調，這種源于我們使用的語言本身的二元論式的抉擇必須從社會學中祛除。他睿智地把黑格爾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論斷改寫為“存在的就是關系的”，[8](P133)并用關系性的“場域”和“慣習”分別取代被本體化了的個體和社會整體。一個“場域”由附著于某種權力(或資本)形式的各種位置問的一系列歷史關系構成。這是一個沖突和競爭的空間，參與者在場域中彼此競爭，在競爭中改變場域內的各種資本形式的分布和相對分量，從而改變場域的結構。而“慣習”則由積淀于個人身體內的一系列歷史關系構成。慣習是創造性的，能體現想像力，但又受限于其結構，這些結構則是社會結構在身體層面的積淀，慣習和場域是雙向社會生成過程，它們只有在彼此的關系之中才能充分發揮作用[8](n∞。場域形塑著慣習，慣習又反過來賦予場域以意義并建構場域。慣習和場域之間的雙向生成過程構成了社會再生產的真實邏輯。

第5篇：哲學中的方法論范文

關鍵詞 當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論 特點 發展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1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論的理論基礎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論是一個指導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學的方法論體系，每一個方法論體系都由哲學理論作指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論也不例外，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論的指導思想是哲學理論。

哲學是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它總結了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并且揭示了人類思維領域發展的規律，為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客觀世界指出了合理的方法。哲學――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它同其它一切哲學的不同之處，則在于它公然申明是為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的利益服務的，它為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提供觀察和處理一切問題的正確立場、觀點和方法。這些基本理論揭示了社會變化發展的規律，人的發展規律和思想變化發展規律。只有正確運用這些規律，才能保證思想政治教育推進人社會全面發展，才能提高人們的思想素質。關于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辯證原理，告訴我們人們的思想是在客觀世界和社會發展中形成和變化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影響社會存在和發展，所以在研究人們思想發展變化狀況，必須掌握社會發展這一物質基礎，必須以人們所處的客觀環境和物質生活條件為基礎，只有這樣才能掌握人們的思想變化發展狀況，分析思想發展特點，解決人們的思想問題。另外，還可以通過掌握人們的思想發展狀況來充分發揮人們的主觀能動性。

認識論，在揭示了人們認識世界的辯證運動外，還指出參與實踐是人們改造客觀世界的根本方法和途徑。人們的思想來源于在生活中的實踐，在某種方面上，人們的思想認識不僅能動地反映了客觀世界，而且還能動地反作用于客觀世界，即對世界的改造。方法論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研究工作都從實際出發，堅持實事求是，堅持全面的觀點看問題，只有這樣才能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堅持正確的路線，反對唯心主義路線；才能正確認識思想形成和發展的規律，反對主觀主義錯誤。但是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論的過程中，既要堅持哲學方法論，又要聯系實際，從實際出發運用哲學方法論指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2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論的特征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論不是雜亂無章的，是有機可循的，是各個方法論之間具有內在聯系的，是橫向縱向結合發展的。思想政治教育發展論的系統性是指將諸多事物之間的內在聯系和不同特征進行整合，使其成為一個相對統一的有機整體。相對統一的有機整體不僅僅是以往各種要素的簡單的堆積，而且能夠形成一個科學化的、 系統化的、理論化的知識體系。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論符合社會主義發展的規律，又代表著人民的根本利益。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論是以哲學為理論基礎知識，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學理論是具有系統性和統一性的，它是根據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總結而來的，是依據社會發展方向和發展需求總結而來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論的系統性是在方法的指導下，把哲學中的對社會發展規律有益的理論方法綜合整理，為人們解決問題，提供合理的方法、思維和理論。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論不僅具有高度的科學性和系統性，在各個方面吸收了各個方面的理論，具有滲透性特征，體現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論的普遍性特征和抽象性特征。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論的普遍性是指以哲學為理論指導；抽象性是就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論的特征和特性而言的，也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論對各個不同學科理論的辯證吸收。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論是與人們的理論和觀點相聯系的，是根據人們的心理發展狀況和生活需要來發展的。每一個歷史時期，都有不同的上層建筑，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與此相對應的是精神文化。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論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在依據政策方針的制定情況下，制定適合思想政治教育發展的方法和措施。每一個時期，不僅人們的思想發展狀況不是一成不變成直線的，而且人們的心理特點也是多樣的，這就要求我們在思想政治教育發展過程中，要根據實際情況來決定采取什么樣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只有準確地把握心理發展的曲折性和復雜性特點，才能多層次、多方面、多角度的合理分析和解決問題。不能照本宣科地采用書本上的理論來解決問題，這樣不僅不能取得教育效果，還有可能會帶來不良的后果。

3小結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論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理論工具，指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是有效實現思想政治教育目標的工具，對進一步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目標有著重要的意義。在新時期，人們的思想政治教育狀況出現不同的現象，呈現出多樣性特征，因此要充分尊重當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論發展的多樣化發展的趨勢和特點，從方法論的角度來理解當代思想政治教育多樣化發展的內容，結合實際情況作出合理的應對措施，在依據這一科學方法論的前提下，進一步創新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論體系。

第6篇：哲學中的方法論范文

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思想解放浪潮中，學術界在思索拓展新的思維空間和學術新維度的深層問題，但在人文科學長期僵化思想壓抑中，已然無法尋繹到新的思想資源和入思角度催生新的思想，也無力從人文體系中產生新思維的平臺。于是以"科學"的名義，尋找人文科學轉型的地基，成為時代的內在焦慮和要求。并進而在科學方法論中，獲得人文科學學術思想轉型的可能性。

當人文科學和文學意義處于僵化意識形態和日常生活倫理遮蔽之中時，人們開始重新詢問藝術本體存在的意義，而要抵達藝術本體意義的深層，則必須具有全新的方法。新的科學方法論不僅可以通過科學的名義使僵化意識和保守心態無可責難，而且可以追蹤世界最新的思維方法--盡管是自然科學方法。這樣，中國學術史上就前所未有地出現了用自然科學方法全面而整體性地進入人文研究領域的現象，并持續了相當的時間。這一學術史的新現象值得學界認真審理。

一新方法論的引入與人文科學視野拓展

80年代"主體性"問題成為一個歧義迭出的文化熱點，無論是哲學界的"主體性"還是文論界關于"主體論"的闡釋和啟蒙思想的重新塑造，關于人自身理想化和烏托邦的反思，以及對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主體精神的超級想象，都使主體性問題獲得了空前凸顯。美學界李澤厚的"積淀說"，文論界劉再復的"人物性格二重組合論"，文藝界的"對人性的呼喚"，對主體精神覺醒的痛苦記憶以及自我心靈蘇生的張揚，均使主體性問題引起整個社會的空前關注。當然，由于理論準備的不足，也出現了前現代與現代之間的某種理論的雜糅性。

80年代第一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中國哲學史討論會特刊《中國哲學史方法論討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對中國學界思想解放具有重要的意義。這是新思想出現的信號，即對新方法論的要求成為打開人文社會科學新思維和新角度的重要尺度。人們越來越明晰地意識到，方法論與本體論具有價值同一性。本體是方法的本源，方法是通達本體的中介。一定的本體論或世界觀原則在認識實踐過程中的運用表現為方法。方法論是有關這些方法的理論。沒有和本體論相脫離、相分裂的孤立的方法論；也沒有不具備方法論意義的純粹的世界觀或本體論。于是，方法論作為本體論研究的前奏出現在中國人文科學界。其后，幾部重要的科學方法論的著作的陸續出版，對中國學界思想解放運動有重要的借鑒和提升作用。這些著作有：《哲學研究》編輯部編《科學方法論》，（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陶文樓著《辯證邏輯的思維方法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陳衡編著《科學研究的方法論》，（北京：科學出版社，1982），魏宏森著《系統科學方法論導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趙壁如主編《現代心理學的方法論和歷史發展中的一些問題：心理學中的哲學問題譯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張岱年著《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發凡》，（北京：中華書局，1983）。尤其是張岱年先生的《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發凡》，更是在學界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1985年被稱為方法論年，這一年由"舊三論"即信息論、控制論、系統論等到達"新三論"即協同論、耗散結構論等，進一步從自然科學的方法向人文科學的方法延展。但是，以科學方法論作為人文科學方法論的弊端很多，其有效性被人們一再質疑--盡管也有在魯迅《阿Q正傳》研究方面用系統論比較成功的例子。在我看來，科學方法論在對藝術本質的思考產生強大沖擊力的同時，人們所用一套科學圖解式的范疇大談文學藝術：信息、反饋、系統、耗散等仍然顯得力不從心，甚至望文生義地誤讀科學方法論亦不在少數。當科學方法論熱潮消退之后，人文理性、藝術本質、文學史的本源是什么的問題仍堅若磐石。當然，這不能怪科學方法論的無能，實在是它因越界而無法解答。科學并非萬能，它也有自身不可超越的界限，正是這界限揭示出科學不是藝術，藝術世界既不想又不能變成科學世界。科學方法論可以在某些局部打開一個文藝分析新的角度，但它的觸角無法伸進文藝本體之中，藝術必須找到自己獨特的思的源頭和存在方式。

于是，西方的現代人文科學方法論--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榮格神話原型法，現象學方法，解釋學方法，西方方法，女權主義方法，結構主義方法等都共時態地涌進了學界。人們在最初接受譯著譯文后，很快做出了思想性反應，并誕生了一批較有厚度的研究著作。這些著作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中，對文藝理論產生了積極的啟蒙思路的作用。尤其是江西省文聯文藝理論研究室編的三部方法論的著作，在學界引起了重要的反響。如：江西省文聯文藝理論研究室編《文學研究新方法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江西省文聯文藝理論研究室編《外國現代文藝批評方法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江西省文聯文藝理論研究室編《文藝研究新方法論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同時，張卓民、康榮平編著《系統方法》，（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5），《文藝理論研究》編輯部編選《美學文藝學方法論》，（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5），《文藝理論研究》編輯部選編《新方法論與文學探索》，（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5），也有推波助瀾的作用。人文研究者運用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作品的內在要素，揭示中國人的心理結構，呈現文學作品的深層無意識，挖掘意識形態的權力運作模式，新闡釋層面和新研究角度出現了，"思維空間"獲得新的高度，"價值維度"得到重新觀照，"主體精神"亦有了相當的發展。

1986年以降，心理學、人類學、符號學方法滲入文藝研究方法中，在文藝時究領域出現了諸如整體、要素、層次、結構、功能、敘事、范式等新概念和新范疇。藝術方法論也從摹仿論、功用論、表現論向形式論轉化。文學研究方法告別了作為實現反映目的的方式和狹窄的專業領域，在新世紀中喚醒了新的方法論意識，開始以一種更清醒更自覺的姿態尋找方法系統的建立。理論批評家爭先恐后創造新概念使用新方法，擴大文學研究的話語領域，從而誕生了一個個新的批評流派，跨入了文藝研究方法變革的時代。這時期，出版了多種關于文藝理論和其他學科方法論的著作：(英)拉卡托斯(Lakatos,I.)著《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蘭征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傅修延，夏漢寧編著《文學批評方法論基礎》，（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潘宇鵬著《辯證邏輯與科學方法論》，（西安：西安交通

大學出版社，1987），王春元、錢中文主編《文學理論方法論研究》，（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文藝理論研究》編輯部編選《美學文藝學方法論·續集》，（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7），趙吉惠著《歷史學方法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陶承德主編《現代科學方法論》，（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編《文藝學方法論講演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張余金編《科學方法論》，（北京：勞動人事出版社，1988），劉蔚華主編《方法論辭典》，（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8），(法)迪爾凱姆(E.Durkheim)著《社會學研究方法論》，胡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8），(美)威爾遜(Wilson,E.B.)著《科學研究方法論》，石大中等譯，（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88），孫小禮著《科學方法論史綱》，（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孫世雄著《科學方法論的理論和歷史》，（北京：科學出版社，1989），王鴻鈞、孫宏安著《中國古代數學思想方法》，（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89），曾玉書等主編《社會科學方法論》，（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法)戈德曼(Goldman,L.)著《文學社會學方法論》，段毅、牛宏寶譯，（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可以見到，當代文論研究者從各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領域對藝術進行了多層次多維度的研究，借用現代哲學方法、心理學方法、原型方法、語言學方法、人類學方法、符號學方法研究文論和文學史現象，學界出現了新觀念層出不窮，不斷翻新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透過方法翻新的表層，其深層正表露出這樣的意向性：人們渴望通過新方法，去對不確定的生命過程加以意義界定，從而展示出人的現實處境和可能性。僵化的意識形態和保守的文化心態使真實的生命意義被遮蔽，人們只能通過新方法抵達反思的源頭，通過語言的重新解釋與已退隱的東西照面--通過新方法使得那一度消隱不彰的意義多元化地呈現出來。

進入90年代，方法論研究已經失去了80年代那種奪人的氣勢，而成為一種學理研究在不同學科中穩步地進行著。出版有：徐本順、殷啟正著《數學中的美學方法》，（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0），陳嘉明著《當代西方哲學方法論與社會科學》，（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1），(法)杜夫海納主編《美學文藝學方法論》，朱立元、程介未編譯，（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1），王鍾陵著《文學史新方法論》，（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1993），何國瑞著《文藝學方法論綱》，（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黃修己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方法論集》，）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胡經之、王岳川主編《現代文藝學美學方法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盛鈞平著《最新思維方法論》，（武漢：武漢工業大學出版社，1994），李春泰著《文化方法論導論》，（武漢：武漢出版社，1996），周思源著《紅樓夢創作方法論》，（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馮毓云著《文藝學與方法論》，（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8），陳保亞著《20世紀中國語言學方法論：1898-1998》，（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郭曉川著《中西美術史方法論比較》，（石家莊：河北美術出版社，20__），劉明今著《方法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__）等。不難看到，這些著作在各自層面上推進了方法論的研究，有不少在整體構架和思路上遠遠高于80年代的著作。這些著作在整個文化藝術話語轉型時期，運用新方法去分析作品結構、人物心態、語碼符號、意義增殖等問題，具有研究"范式轉換"的重要意義。但是我要說，話語轉型時期的文藝方法研究，的確對門類繁多的文學現象加以多元多維的分析，然而作為一種崛起的當代文藝方法論思潮，再也沒有80年代那種振聾發聵的力量了。

二當代中國文論方法論學術史的意義問題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80年代的科學新方法僅僅具有敞開言路、推進新學的意義，而人文科學新方法尤其是與文藝本體關系密切的新批評、結構主義、精神分析、解釋學、接受美學的精神，促使文藝方法論超越了科學方法論維度，開始重視西學人文科學方法論，進而使文學批評的思維方式發生了轉型--以現代批評方法取代傳統批評方法。現代批評方法本質上是對文學生產、作品結構、讀者接受這一總體過程各環節的思維活動的評判。其思維方式構成了批評方法的內在結構，而四種連續的思維程度構成完整的辯證分析方法模式。第一個思維程序是準備，選擇一個基本出發點，確定分析的原則，并在客觀背景上考察對象的總體圖景。第二個思維程序是近觀和環視，即在中距離和近距離觀察對象，細細剖析，以揭示其外部聯系、含義和意義。第三個思維程序是潛沉到作品之中，分解其內部結構要素，把握各部分、各結構、各要素組合的意義。第四個思維程序是領會本質，會通前三個程序而達到對作品的完整認識。這種新的綜合，在螺旋式認識過程的更高一圈上使研究者返回作品。

這意味著文藝學美學方法論是一個具有不同層面的結構。現代文藝研究方法不同于傳統研究方法的一個重要的特點在于，批評方法不再是單一的、零碎的，而成為吸收融合各門人文科學（乃至自然科學）方法的一個有機方法論體系。這一體系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方面，即哲學一邏輯方法、一般批評模式、特殊研究方法：其一，"哲學一邏輯方法"，吸收當代哲學的精神資源，面對種種文藝現象，廣泛采用歸納、演繹和分析綜合等邏輯方法加以評論。其二，一般批評模式，即在作者、作品、讀者和社會這四維關系中對其中某一維度進行研究，而形成了一種具體的批評方法。如側重作家心理和創作經驗的研究，則產生文學社會研究、傳記研究、精神分析法、原型理論等；強調作品本體研究，則產生符號學方法、形式研究法、新批評方法、結構主義方法等；側重讀者接受研究，則有文藝現象學研究方法、文藝解釋學方法、接受美學方法；而注重社會文化研究，則有文學解構主義方法、西方文藝批評方法、新歷史主義方法，乃至后現代后殖民主義文學批評法等。其三，特殊研究方法。如書信日記"考辨法"--發現作家創作心態、創作規律、構思過程以及作家身世與主人公的"投射"關系等；細讀法--通

過細讀發現作品字句背后的"微言大義"；"評點法"--以只言片語對文中的關鍵點加以印象式的批評，或隨點隨評，使文中之意醒豁；"比較法"--通過作品與同代作品比較，作品與不同時代、不同國家的作品比較看出作品的獨特價值所在；"社會統計法"--通過計算機計算定性定量分析，研究相關著作用詞頻律、關鍵字出現的次數和文字風格等；"文化場"--對文學背后的權力運作進行考察，揭示被遮蔽誤讀文化現象；"癥候研究法"--通過文化癥候分析比較值計算等精確方法，來規定、解釋或描述某些文學現象。在我看來，哲學一邏輯方法更具有形而上學的氣質，能在總體把握中具有高屋建瓴的氣勢，但是容易空通話而脫離文藝的具體時間，出現作品闡釋的失效。一般批評模式能夠產生"片面的深刻"的效果，發現對象的獨特性和另類型，但是逃不脫"深刻的片面"的窠臼；特殊研究法是微觀研究法，其當代運用能體現文學研究不同側重點、不同維度的批評個性。應該說，文學研究方法是一個不斷發展、不斷演變的有機體，是探索文學藝術奧秘的中介形式，只有文藝本體論真正出場，才代表了當代中國文藝研究精神的自覺。

第7篇：哲學中的方法論范文

    經過兩個多世紀的演變,經濟學和哲學已經分化成各自獨立的兩門學科。尤其自新古典主義經濟學興起之后,西方主流經濟學家往往以實證主義的科學觀為依據,標榜自己是如同物理學一般的經驗描述和預測科學,是"價值中立"的,與哲學毫不相干。但是,理論經濟學的方法論仍然是經濟學與哲學相互溝通和相互影響的一座橋梁。有一些影響深遠的經濟學家,如米塞斯、哈耶克等,則直接經過這座橋梁,自覺地涉足于哲學的領域,對于社會哲學、政治哲學、道德哲學等哲學學科中的基礎性理論作出自己的回答,并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西方哲學界也有不少學者作出了回應。有鑒于此,我國哲學界也有必要在西方經濟學大量傳人的今天,把海爾布隆納稱之為"世界性哲學家"的經濟學大家的經濟哲學思

    想的研究,提上日程。本文關于米塞斯的經濟學方法論的研究,是一個初步的嘗試,以求正于學界方家。

    路德維希·馮·米塞斯是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著名代表,哈耶克稱他為與伏爾泰、孟德斯鴻、托克維爾和穆勒不相伯仲的偉大思想家。作為一個激進的自由放任主義者,米塞斯堅決反對一切形式的國家干預主義。這種立場使他的學說在凱恩斯主義盛行的年代受到人們的冷淡。但是,隨著過度的國家干預所造成的社會問題逐漸暴露,米塞斯的學說在西方社會又重新受到重視,在70年代開始的所謂"后凱恩斯主流經濟學危機"中,新奧地利經濟學派主要是從米塞斯(以及哈耶克)那里發掘"挽救和重建"經濟學的思想源泉[1]。在政治哲學中,在約翰·羅爾斯之后,以羅伯特·諾齊克為代表的"自由至上主義"(Libertarianism)也從米塞斯那里尋找抵制社會民主主義化了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理論依

    據[2]

    米塞斯深刻地意識到,他以及他所繼承和發展的奧地利經濟學派與西方主流經濟學之間的分歧不僅僅是經濟學具體觀點的分歧,而且也是它們所建諸的哲學基礎的分歧。因此他對經濟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基礎研究投入了很大精力,這方面的著作有《經濟學的認識論問題》(1933)、《理論與歷史》(1957)和《經濟科學的最終基礎》(1962)等[3]。米塞斯認為經濟學和經濟法則是一門演繹科學,一種先驗的、非假設性的真實陳述,"賦予經濟學在純知識界特殊和獨立地位的是它的特殊定理不受任何以經驗為基礎的證實與證偽的檢驗……經濟定理的正確與否的最終尺度,完全在于不借助經驗的推理。"[4]然而,奇怪的是

    ,米塞斯的先驗論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立場卻是由他的學生羅賓斯的著作《論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意義》(1932)而首先引起世人重視的。直到50年代初實證主義和波普爾的學說興起為止,羅賓斯的這部著作一直被看成是經濟學方法論的基礎教材和指南;米塞斯本人的觀點則僅僅被視為它的一種夸張和極端的表現而卑之無甚高論。薩繆爾遜說道:"想到過去在經濟學中對演繹和先驗的論證作用的夸大地宣揚--被福蘭克·奈特、被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夸大地宣揚--我對我的學科的聲譽感到不寒而栗。幸運的是,我們已經拋掉了這些東西。"'[5]

    然而,姑且不論經濟學是否真的能拋掉先驗方法,從米塞斯所產生的持續影響來看,米塞斯經濟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的重點不在于它的先驗論立場,而在于它揭示了社會科學研究中事實性內容和規范性內容的互動關系。自新古典學派以來,西方主流經濟學一般都采取實證經濟學的立場,它們認為自由主義的社會理論或政治哲學是摻雜于古典政治經濟學中的意識形態成分,是嚴格的科學研究應當剔除的東西。而米塞斯則認為它們是不可分的。一方面,自由主義的規范性內容必須建立在經濟學的基礎上,"不懂國民經濟就不能理解自由主義。因為自由主義是一種應用國民經濟,是建立在科學基礎之上的國家政治和社會政治。"[6]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是,自由主義作為一種規范性的社會理論,為經濟

    學研究提供了正確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基礎。盡管經濟學必須避免直接進行價值判斷(根據經濟學理論作政策建議是另一回事),但在元理論的層次上卻不可避免地具有規范性內容。

    因此,米塞斯所說的經濟學方法論實際上有兩個層次:一是如何進行經濟研究的具體方法,先驗性演繹是其特征。二是關于究竟什么才被算作一種經濟學解釋的認可,其基礎是自由主義的社會理論。正是后者持續地同時影響著新奧地利經濟學派和自由至上主義者的性質不同的理論工作。接下來,我們詳細分析這兩個層次的方法論之間的關系。

    米塞斯認為,經濟學是"人類行動科學"(the science of human action)的一個分支。行動(action)和行為(behavior)是兩個概念。行為是人的身體的物理過程之統稱,而行動則是與行動者的意識不可分的。"行動是目的性的活動,它不僅僅是行為,而是由于價值判斷而產生的行為;它指向明確的目的,并以關于特定手段之適合性與否的觀念為指導。"[7]行動是有意識的行為,是選擇和意志力的行使。因而,行動是人的本質特征,"對人的研

    究,如果不是生物學的話,就始終是對人類行動的研究。"[8]作為人類行動科學的分支,經濟科學是對人類行動及其效果的研究而不是對非人格化的經濟變量的數學分析。

    米塞斯認為,經濟學的性質決定了實證主義方法對于經濟學的不適應。實證主義的本質是泛物理主義,它企圖把以物理學為典范的自然科學方法運用于一切領域。在米塞斯看來,這一目標,無異于"取消人類行動科學"。自然科學方法之所以無法研究人類的行動,首先是因為行動是與行動者的目的和價值觀念不可分的。"如果不參照價值判斷,就不可能對人的行動說出任何東西。""將自然科學的方法和認知原則運用于人類行動問題的企圖之所以失敗,是因為這些科學沒有處理價值評判的工具……價值判斷不可能由實驗者的觀察地位所感知,也不能由物理學語言的基本句子(指描述直接經驗或知覺的命題--筆者插注)所描述。"[9]人類行動科學的目的是"理解"行動的意義。這種理解也即是狄爾泰和韋伯所

第8篇：哲學中的方法論范文

論文關鍵詞 問卷調查法 實證性 法社會學 實證主義

法社會學是對法的社會現象進行研究的一門學問，在社會學中運用的研究方法，在法社會學中的研究中同樣可以應用。在對法律在社會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法律在社會中所產生的后果進行研究的過程中，社會調查法是進行這種研究較為常用的方法，其中問卷調查法又在法律現象的社會的調查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法社會學調查中最為常用的一種調查方法。以問卷調查運用為主的研究方法在法社會學研究中已是最主要的類型之一，在法社會學的調研中應用比較廣泛。美國社會學家艾爾？巴比稱“問卷是社會調查的支柱”，英國社會學家莫澤則說“十項社會調查中就有九項是采用問卷進行的”。

問卷調查法，是指調查者根據研究的問題和研究的方案，通過設計一套要求被調查者回答的問題表來收集資料的方法。作為具體方法的問卷調查法有著與之密切相連的方法論背景或基礎，是區別于其他某些方法的重要標志。問卷調查法的理論基礎是實證主義哲學指導下的方法論，在本質上是一種實證性的研究方法。實證主義方法論淵源于近代經驗主義哲學，并在實驗科學發展的條件下，由孔德首先提出來。他相信社會現象和自然現象一樣，有著客觀規律，這些規律應該通過觀察、實驗、比較以及其它與自然科學一樣的方法去發現。其基本的觀點是：一切關于事實的理論知識都以經驗的實證材料為根據，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純客觀的，社會現象也如同自然界一樣服從于基本規律，我們在因果規律的探究中，就能夠確定社會的秩序和運行。涂爾干實證主義社會學以客觀性和社會事實為研究對象，認為社會與自然在本質上是一致的，社會現象和自然現象一樣都是受客觀必然性支配，這就決定了其研究方法必然采用自然科學中研究自然現象的實證的方法，通過觀察、實驗、比較、檢驗等方法找到事物發展的規律及事物之間的聯系。解釋社會規律的具體方法就是在自然科學中已成功運用的觀察、實驗和比較的方法。正如涂爾干自己所說：實證社會學的“主要目的是將科學的理想方法擴大到人類行為的解釋上，說明因果關系的必然性，社會現象的可理解性，對于科學和實踐同樣是必要的”。實證性的研究方法可以概括為通過對研究對象大量的觀察、實驗和調查，獲取客觀材料，從個別到一般，歸納出事物的本質屬性和發展規律的一種研究方法。筆者從問卷調查法的一些重要特征探析其實證性的特質：

一、從事物的現象出發體現實證的邏輯前提

問卷調查法主要針對社會中出現的紛繁復雜的社會現象，從中進行抽樣調查，在進行抽樣調查的過程中，抽樣的標準以及抽樣的準確度都經過精密的計算。這種抽樣調查的結果具有代表性，能夠體現社會現實的一般狀況，體現了從個別到一般的發展規律。進行抽樣的問卷調查的設計主要針對現實社會中出現的各種表征，社會現實生活中所出現的各種現象。問卷調查法主要針對這種出現的社會現象進行分別的歸類統計分析，從而得出法社會學中所出現的各種法的表現形式，體現出法所產生的社會效果。

問卷調查法所針對的調查對象體現了實證主義的邏輯前提。實證主義強調知識必須建立在觀察和實驗的經驗事實上，通過經驗觀察的數據和實驗研究的手段來揭示一般結論，并且要求這種結論在同一條件下具有可證性。實證主義排斥傳統哲學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反對傳統哲學包羅萬象的哲學體系和高度抽象思辨的哲學，主張哲學應當建立在來自觀察試驗的經驗事實和實證科學的基礎之上，把哲學的研究對象、方法和任務局限在與科學有關的范圍和領域。試圖用“經驗”、“感覺”、“要素”等取代傳統哲學中思維與存在、精神與物質的對立，以“中性”哲學自居。實證主義主張把知識局限在感覺經驗或現象的范圍之內，強調科學認識論的根本任務只是記錄感覺、描述現象及其相互關系。實證主義者認為，人們通過觀察和實驗，得到某個事物的色、香、味、聲、形，那么人們對于這個事物的色、香、味、聲、形的經驗知識是可靠的。“布萊克試圖像研究自然現象那樣研究法現象，試圖從法現象中發現一個貫穿始終的描述法的發生與運行的根本規則或法則。他認為真正科學的法學研究是：（1）只分析法現象而不探索法本質；（2）法學的觀念應是具體的，可與經驗相參照；（3）從經驗事實中不能推出價值判斷。”這三條原則構成了布萊克實證主義方法論的核心，也是所有實證主義者所共同擁有的方法論信條。

問卷調查法研究事物的外在表象，并且對事物的外在表象進行統計、分類、分析，體現了實證主義研究事物的出發點，及從客觀的外在表象為起點，具備了其實證性的起點。

二、高標準化要求從形式上確認實證性

問卷調查法主要針對調查的對象，設計一整套的調查問題，從紛繁復雜的各種法社會現象中，根據在工具及程序上的高度標準化要求，將原本很復雜的社會問題，歸結為事物的現象或者表象的一些規范化的問題，形式上表現出了從事物的現象出發來研究事物的本質。問卷是進行變量測量和資料收集的工具，而統計分析則是處理這種雖來自于樣本卻要反映總體的，以問卷形式收集的大量資料的程序。問卷調查研究的規范操作程序，還使得其研究結果具有較高的可信度，可以迅速反映動態的社會信息，應用范圍十分廣泛。通過問卷來收集研究資料，所設計的問題與項目都是由研究者根據課題研究目的和課題需要，嚴格篩選和精心設計的簡明易答的問題或表格，因而它的標準化程度較高，較容易對事物的表象與體現進行定量評估。

問卷調查法在工具及程序上的高度標準化要求，符合了形式上的實證性。但是又常常使得原本很復雜的問題流于表面化，即形式的要求導致了內容的膚淺。形式化的表面的問題，很難對被調查者產生某種思想、行為的背景原因，獲得直接的、切實的感受。無論是紛繁復雜的人類的行為，還是各種形式的社會生活現象，研究者在設身處地的研究同一問題，與他們面對一疊問卷表或一堆統計數據時，獲得的感受是大不相同的。它只能獲得書面的社會信息，而不能了解到生動、具體的社會情況。因此也只是從形式上確認其實證性。

實證主義研究方法所采用的研究方式最為典型的是定量研究，通過定量研究將社會現象及其關系和變化趨勢用精確的統計語言描述出來，從而達到認識和預測社會世界的目的。定量研究在形式上確認高度標準化的要求，體現實證的準確性和嚴密性。在《社會學方法的準則》中，涂爾干指出，社會學既然是以社會事實為研究對象的，那么它就必須注意到社會事實同時具有的物質性和觀念性雙重特征。因此，社會學方法具有雙重性質：一方面，從社會事實的物質性特征出發，社會學是可以借鑒自然科學中某些普遍性方法的；另一方面，從社會事實的觀念性出發，自然科學方法又需要經過某種形式的改變，才能允許被應用到社會研究中去。從法社會現象的物質性特征出發，即以形式的方式來體現其準確性、確認實證性。諾內特對此評論道，“拒價值判斷于千里之外的實證主義立場的實質，意味著在法學研究中寧要無知也不要偏見；但實際上偏見（即利益、同情、感覺力、興趣等）具有促進思考的能量，在無視一切價值的場合知識不可能得到充分的發展”。問卷調查法也因此只是從形式上體現了實證性，而不能從本質上體現實證性。

三、邏輯演繹的特質體現實證性

問卷調查法的優點是它既可以用來描述某一事物總體的概況、特征，以及進行事物總體各個方面之間的比較，也可以用來解釋不同變量之間的關系，體現其邏輯演繹的特質。作為一種實證的方法，問卷調查法有著于眾多自然科學方法相類似的邏輯程序。問卷調查法的邏輯演繹的這種實證性質，決定了它與隨機抽樣、與統計分析密不可分。或者說，問卷調查法實際上意味著抽樣、問卷與統計分析三者之間存在某種必然的、內在的聯系。抽樣解決的是調查對象的問題，問卷則是進行變量測量和資料收集的工具，而統計分析則是處理這種來自于樣本卻要反映總體的，以問卷形式收集的大量資料的必要方法。問卷調查法的抽樣、問卷與統計分析體現邏輯演繹的特質。

實證主義方法論最大的特點是，要求每一步演繹推斷必須有堅實的實踐基礎，即推理的結果也可以直接用實踐進行檢驗。法社會學不僅客觀地闡明法律現象“究竟是如何”，而且進一步關注于法社會現象的原因和規律。實證主義把自然科學的方法論作為自己的基本原則，認為科學的假說必須由經驗證據來檢驗，某一理論只有得到經驗證據的完備支持才是可靠的。實證主義方法論認為，雖然社會科學在方法、技術的運用上有其特點，但它在理論建構、證據搜集與分析、理論檢驗等方面所運用的方法與自然科學方法無本質區別。實證主義者堅持認為社會研究的邏輯方法是假設演繹法，科學假說的陳述必須由經驗實施來檢驗，理論僅當它得到經驗證據的完備支持時才是可接受的。獲取經驗證據需要采用實驗、系統觀察、調查、訪問、文獻考察等方法，其中問卷調查法是其中最為重要的方法。實證主義者把自然科學方法論作為自己的基本原則，把自然科學當做科學的范例，在他們看來，社會學是也符合科學的邏輯的，當然法社會學的問卷調查研究方法也同樣體現這種邏輯演繹的特質。問卷調查法中以抽樣和問卷為前提，統計分析則是其邏輯演繹的具體表現。

四、問卷的準確性較低，其實證性降低

問卷調查法完全依靠問卷、依靠被調查者的自我報告來收集資料，調查者難以了解被調查者是認真填寫還是隨便敷衍。填答問卷比較容易，有的被調查者或者是任意打勾、畫圈，或者是在從眾心理驅使下按照社會主流意識填答；或者被調查者對問題不了解，對回答方式不清楚，無法得到指導和說明；或者對問卷的回復率和有效率低，對無回答者的研究比較困難。問卷回收不確定因素而影響回收率外，還有問卷的靈活性不夠，多數問卷要求由結構式來回答問題，使被調查者的態度與觀點不能充分說明和表達，并且，問卷調查與被調查者的文化素質有直接關系，特別是問卷要求用文字表述自己的觀點或意見時，對文化素質較低的被調查者較為困難，因此問卷調查使用范圍也受到一定的限制，不能全面準確的反映客觀現實的實際。因此問卷調查法的準確性較低。

第9篇：哲學中的方法論范文

誰不想做一個學習好的學生呢，但是要想成為一名真正學習好的學生，第一條就要好好學習，就是要敢于吃苦，就是要珍惜時間，下面給大家分享一些關于高中政治哲學大題答題技巧，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高中政治哲學大題答題技巧高中政治哲學答題注意事項

①(辨證)唯物論、(唯物)辯證法、(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人生觀與價值觀、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

②哲學道理(世界觀+方法論)、哲學原理(世界觀)、哲學依據(世界觀)、哲學啟示(方法論)的區別。

1、是什么：

①體現了什么哲學道理或運用哲學道理分析上述材料：哲學原理(名稱+內容)+方法論+聯系材料。

②運用具體哲學道理分析：哲學原理(名稱+內容)+方法論+聯系材料。

③哲學啟示型：方法論+原理名稱+聯系材料。

2、為什么：①哲學依據(哲學原理);

②書本中的含義、地位和現實意義;③歸納材料，提煉要點。

3、怎么辦：①含義;

②書本要點;③提煉材料，作為要點。

4、談認識、談看法(辨析題)：①下判斷(正確、錯誤和不科學);

②正確的部分要論證(運用正確的哲學道理);③錯誤的部分要糾正(a、擺出正確的道理內容;b、指出錯誤的實質及危害);④總結一個正確的結論。

政治哲學的答題技巧總結明晰設問，不僅有利于考生明確試題立意與正確理解情境，也有助于考生正確把握主旨，有的放矢地答題。考生可以利用“三定法”即“定知識”“定題型”“定材料”來研讀設問，把握設問主旨，清晰試題“用什么材料來考”“考什么知識”“出什么題型”等指向性。

政治哲學主觀題的材料往往是對來自生活的時鮮素材的凝練，具有內在的邏輯層次，通常用敘事方式進行描述。考生可通過“句讀+分層+關鍵詞”研讀材料的句讀，把握材料的邏輯層次及其關系，通過抓“關鍵詞”等方法明確“用什么(哪些)材料來考”，從材料中篩選、提取、整合有效信息，提升材料閱讀能力。

知識猶如糧食需要顆粒歸倉、倉儲到位，不能散亂一地、混雜一堆。考生可從宏觀上照單元標題——課標題——框標題——目標題的“目錄體系法”進行綱舉目張式的知識建模，明確知識條目所在的目錄層級，把握內在關聯，準確定位知識，靈活調取知識。從微觀上以“是什么、為什么、怎么辦”的“三W追問法”精讀框(目)題及相應考點，精細倉儲知識，這才能更大的解答出政治哲學的原理。

雖然高考政治哲學主觀題設問方式多樣，總體可概括為“是什么”“為什么”和“怎么辦”等常見題型。考生在遵循政治主觀題的“有理有據、理據對應、分點作答”答題普適套路的同時，還要注重圖表題、措施類、關系類、認識類、原因依據類等題型的一般思路的歸納與梳理。

高中政治哲學具體的答題方法一、自然界的物質性原理：

原理內容：自然界是物質的，客觀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方法論： ①承認自然界的客觀性是人類意識的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前提。

②我們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時候，要尊重自然、、保護自然，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

二丶世界的物質性原理：

原理內容：世界是物質的世界，世界的真正統一性就在于它的物質性。

方法論： 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反對主觀主義。

三、物質和意識的辯證關系原理：

①物質決定意識。這要求我們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

②意識對物質有能動作用，正確的意識對事物的發展起促進作用，錯誤的意識對事物的發展起阻礙作用。這要求我們重視意識的能動作用，樹立正確的意識，克服錯誤的意識。

四、尊重客觀規律和發揮主觀能動性的辯證關系原理：

原理內容：①尊重客觀規律與發揮主觀能動性是辯證統一的。

②發揮主觀能動性是認識和掌握客觀規律的必要條件;發揮主觀能動性必須以尊重客觀規律為基礎。

方法論： 我們在想問題辦事情的時候，既要尊重客觀規律，又要發揮主觀能動性，把尊重客觀規律與發揮主觀能動性有機結合起來。

五、規律的客觀性和普遍性原理：

原理內容： ①客觀性：規律是客觀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②普遍性：自然界、人類社會、思維都遵循其固有的規律。

方法論： ①要求我們必須尊重客觀規律，按客觀規律辦事，而不能違背規律，一旦違背規律，必然受到規律的懲罰。

②在客觀規律面前，人并不是無能為力的。人可以在認識和把握規律的基礎上，根據規律發生作用的條件和形式利用規律，改造客觀世界，造福人類。

抓住這幾點，高中政治輕松學1.劃分句子成分──全面地把握概念

許多政治名詞概念，表面看好像很復雜，但只要我們運用劃分句子成分的辦法，就能迅速地、準確地、全面地加以理解。

2.區分易混詞──準確地理解知識點

俗話說：一字值千金，所以讀書須仔細。這些年高考的選擇題和辨析題，有些題目就是在某些易混詞上做文章，用來檢查學生是否對知識準確地掌握。

3.抓住近義詞──培養信息轉換能力

信息轉換能力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思維能力。在近幾年的高考題中，都有一些材料題，要求閱讀后完成一定的題目。這種題就屬于檢測信息轉換能力的題目。在這種題目中，往往有一些通俗的詞語，其實就對應著我們高中政治必修4《生活與哲學》課本中的名詞概念。重點、中心、關鍵、首要，這四個名詞與主要矛盾就是近義詞;主流、大局、方向，這三個名詞與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近義詞在教學中，對于這些近義詞，我們可以在課本上做好旁批，準確地理解知識點。

4.注意對應詞──學得靈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