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直接投資的概念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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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國際直接投資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國際對外投資；全球投資治理；雙邊投資協定；中美BIT

當今世界正在發生急速變化，國際體系正處于轉型期，世界經濟格局發生重大變化。尤其是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后，世界經濟遭受二戰以來最嚴重的衰退，經濟領域的各種問題和矛盾開始凸顯并越來越嚴重。就投資領域而言，國際投資迅猛發展，發展中國家國際投資增速超過發達國家，國家投資格局發生變革，這種變革對傳統國際投資規則體系帶來沖擊，傳統國際投資規則促進國際投資的功能越來越弱。在國際投資格局大變革大調整時期，改革傳統國際投資規則體系，構建新型國際投資規則體系成為世界各國的強烈呼聲，全球投資治理已逐漸成為當今國際投資事務治理的新方式和構建國際投資秩序的新途徑。作為國際投資大國，中國是全球投資治理的重要參與者，全球投資治理必須擁有中國元素。

一、全球投資治理的概念

自從1989年世界銀行在其報告中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機”（crisis in governance）后，“治理”（governance）一詞在世界上被廣泛使用，并應用于解決國際間的重大問題。在冷戰即將全面終結之際，即20世紀90年代初，德國政治家威利?勃蘭特（Willy Brandt）最早提出全球治理的概念；幾乎與此同時，全球治理理論的主要創始人之一――美國著名學者詹姆斯?羅西瑙（James N.Rosenau）首次從學術上提煉和建立了全球治理的概念和理論框架，他提出全球治理是“沒有政府的治理”，強調全球治理是“通過運用控制手段追求具有跨國影響之目標的所有人類活動層面――從家庭到國際組織――的規則體系”。正如全球化擴展到經濟領域演變成經濟全球化，全球治理擴展到經濟領域則演變成全球經濟治理。與全球治理體系一樣，全球經濟治理是一個復雜的網絡治理體系，是多元多層的治理體系，包括民族國家、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企業、跨國公司、全球公民社會等共同組成的多元治理主體，超國家層次、國家層次、次國家層次等多層治理體系。

全球投資治理是全球經濟治理在投資領域的具體表現。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全球投資治理是一個新的概念，何為全球投資治理呢？參照全球治理和全球經濟治理的概念，筆者認為，全球投資治理是指各國以非歧視原則為核心原則，以實現國際投資規則化、自由化和公平性為目標，通過協商談判制定一套具有約束力的全面覆蓋投資促進、保護、便利和自由化的國際投資規則，從而促進國際投資健康、可持續發展。

二、全球投資治理框架下的對外直接投資

自19世紀中后期起源至今，國際直接投資已經走過了一百多年的歷史，國際直接投資總體規模日益壯大。根據《2014年世界投資報告》數據顯示，截止2013年，全球FDI存量達到25.5萬億美元，2013年全球FDI流出量達到1.411萬億美元。聯合國貿發會議預測，全球FDI流量2014年達到1.6萬億美元，2015年1.75萬億美元，2016年增長到1.85萬億美元。

長期以來，國際對外直接投資一直是以發達國家為中心而展開的，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已經將發展中國家遠遠的甩在身后，但是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規模正在逐步擴大，其在國際直接投資領域的地位正在穩步提升。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經過30多年的發展，經歷了起步探索、穩步發展、加速發展和高速發展四個階段。目前，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已初具規模，并且呈現出持續的快速增長的態勢。2013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創下1078.4億美元的歷史新高，中國直接對外投資規模首次突破千億美元大關。截止2013年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達到6604.8億美元。隨著中國對外投資額近幾年的迅猛增長，從世界看，2012年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三大對外投資國，2014年中國首次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三大外商直接投資目的國。從國內看，中國吸收投資和對外投資之間的關系已經發生了結構性轉變。據統計，2014年中國對外投資總量超過吸引外資總量，中國正在成為凈資本輸出國。

三、傳統全球投資治理體系及其評價

國際社會為建立國際投資體系進行了不懈努力，例如雙邊投資治理協定、世界銀行下的解決投資爭端國際中心和多邊擔保機構、世界貿易組織的《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和《服務貿易總協定》。然而，當前的國際投資規則覆蓋區域小、涉及內容窄，存在明顯的局限性和滯后性，國際投資領域體制建構明顯落后，既沒有一個綜合性全球多邊投資協定，又沒有一個統一的國際監管機構。

雙邊投資協定（簡稱BITs）是兩國在互惠的基礎上簽訂的旨在鼓勵、促進和保護簽約國之間投資活動專門性投資條約。雙邊投資協定（BITs）含義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僅指促進和保護投資雙邊協定，也即雙邊投資協定（BITs）；廣義的通常還包括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和雙邊投資保證協定。由于當前缺乏一個綜合性全球多邊投資協定，雙邊投資協定成為國際上最重要的投資管理機制，也是最重要的傳統全球投資治理體系。

世界銀行多邊投資治理框架的解決投資爭端國際中心（ICSID）成立于1966年，它是根據1965年《解決國家與他國國民間投資爭議公約》（《華盛公約》）設立的解決國家與他國國民間關于直接投資引發投資爭端的國際中心。多邊投資擔保機構（簡稱“MIGA”）是1988年基于《多邊投資擔保機構公約》（也稱《漢城公約》）成立的、具有完全法人資格的國家組織。多邊投資擔保機構是世界銀行集團的第5個新增成員，其目標是鼓勵成員國之間，尤其是向發展中會員國進行生產性投資。世界貿易組織多邊投資治理框架下的是1991年1月關貿總協定（GATT）烏拉圭回合談判所達成的與貿易相關的投資措施的多邊投資協議，是迄今為止國際社會在國際投資領域所達成的唯一一個全球性、實體性的多邊協定。《服務貿易總協定》（簡稱“GATS”）也是烏拉圭回合談判的重要成果之一，它首次將服務貿易納入世界多邊貿易體制中，是第一個關于服務貿易的全球性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多邊協議。

總體來看，傳統的全球投資治理體系以雙邊投資治理協定為主，雙邊投資治理協定具有保護投資和促進投資的兩大功能。當前，全球性的與投資相關的公約或協定局限于國際投資規則的某一領域，并不是一般性的、全方面地處理投資問題的多邊投資協定。當前世界缺乏一個具有約束力的全面覆蓋投資促進、保護、便利和自由化的綜合性的、全球性的國際投資規則。

四、全球性新型全球投資治理體系構建：中國的參與戰略

當前，國際投資規則進入重塑期，世界缺乏一個全球性的國際投資規則，這給中國參與全球投資治理提供了挑戰和機遇。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同時也是世界對外投資大國，中國的國際投資地位與經濟實力不符，中國一直受發達國家制定的國際投資規則約束，國際投資話語權不足。美國等發達國家呈現“進攻”態勢，企圖利用TPP和TTIP等限制中國的國際投資地位，謀取國際投資規則制定的主導權，從而維護發達國家對外投資權益，鞏固發達國家國家投資的主導地位。但是，中國不應該放棄參與權，中國必須積極主動參與全球投資治理，中國有意愿和能力參與重塑國際投資規則。中國需要從一開始就參與到全球投資治理體系的構建中，發出自己的聲音和利益訴求。而最佳路徑是推進中美雙邊投資協定談判，推動其成為構建多邊投資框架的范本和平臺，從而撬動多邊投資體系的建立。

事實上，中國已經與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簽訂了BIT，但這些BIT普遍對投資的保護程度和自由化水平不高。自1982年與瑞典簽署第一個BIT以來，截至2012年底，中國已與131個國家簽訂了此類協議，其中與100個國家簽署的BIT已經生效。但是作為世界前兩大經濟體，中美兩國并沒有簽訂BIT，這不利于中美兩國之間的相互投資。中美BIT談判始于2008年6月，因美國對BIT（2004）范本的修訂，談判曾一度擱淺。美國BIT（2012）范本公布后，中美雙方重啟談判。2014年，中美雙方就備受關注的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談判達成“時間表”，同意爭取2014年就BIT文本的核心問題和主要條款達成一致，承諾2015年早期啟動負面清單談判。目前中美BIT談判已經進入文本談判階段。

在中美投資協定談判中，談判內容涉及“國民待遇”、資本自由轉移、征收與補償、國際爭端解決等多項核心議題，其中最關鍵的問題是“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不過中美雙方已經就這一問題達成了共識，雙方同意以“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模式為基礎進行BIT談判。為了有效應對中美BIT談判，中國需要全面改革外資管理體制，將“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模式引入我國的外資管理辦法，合理處理和監管國有企業海外投資問題，還有實現市場的對等開放，中國在海外投資尋求更大的市場開放和更多的投資保護時，也需要給對方提供更大的市場準入和投資者保護。（作者單位：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參考文獻：

[1] 王碧B：《中國參與全球投資治理的機遇與挑戰》，國際經濟評論，2014年第1期.

[2] 李玉梅、桑百川：《國際投資規則比較、趨勢與中國對策》，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4年第1期.

第2篇：國際直接投資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戰略大國經濟有效資本理論思考

當前，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其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正處于全球過剩資本輸出趨于緊縮、本國壟斷優勢資本在總體上尚未形成的特殊階段。在這一階段，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所面臨的壓力是雙重的：一方面，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環境壓力，即跨國性行業的形成，使得企業從根本上失去了在封閉的國內市場中培育壟斷優勢能力的機會；另一方面，西方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壟斷優勢地位隨著其全球戰略的實施而日益擴散。在這種條件下，對外直接投資理念的更新對于指導我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是至關重要的。而要實現理念更新，筆者以為，不僅要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置于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以認識，同時，還必須與中國經濟發展的特殊性結合起來考慮。

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必須基于“大國經濟”開展

此處“大國經濟”概念上是指一國相對于其他國家而言，有龐大的經濟總量，對世界市場及至世界經濟格局都具有較大的影響力。其與該國是否具有較高的人均國民收入無關，是一個總量概念。往往表現為該國人口眾多、較大的經濟規模、經濟活動的空間范圍大等特性。與此相對的概念是“小國經濟”。對照我國現狀，我國經濟體可歸于“大國經濟”，只不過人均GNP過低罷了。

大國由于幅員遼闊，各地區資源稟賦、技術水平、創新能力，以及經濟發展路徑等方面具有很大差異,這往往會給大國帶來某種綜合性的競爭優勢。如大國內部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以及生產模式往往存在巨大差異，呈現出非均衡發展的特點。這往往意味著該國經濟體系內部存在著大量潛在的市場機會。這種潛在的市場機會，在產業發展過程中則表現為通過產業空間布局的變動使產業成長期延長、衰退期后移。再如，各地區之間在生產模式上的差異，一方面說明各地生產發展主要是受區域內市場需求變化影響的，另一方面也說明隨著各地區市場需求結構的變化，不同生產模式在地區之間的相互轉移和相互銜接，是支撐各產業持續成長的重要途徑。此外，大國所存在的地區經濟差異，還為改變落后國家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地位創造了有利條件：即利用國內地區經濟發展差異，發達地區與落后地區分別進入不同的分工體系，形成包括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在內的混合型分工體系，并逐步擴大在水平分工體系中的市場份額。

如前所述，我國經濟體可歸于“大國經濟”。同時在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經濟發展具有“轉型”和“多元”的特征：從縱向看，它處于從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轉變的過程中，這個轉型時期是傳統經濟與現代經濟、粗放型經濟與集約型經濟并存的時期；從橫向看，它處于各地區、各部門、各行業之間發展不平衡的狀態中，這種“多元”狀態是多元的地區結構、經濟結構及技術結構并存的狀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戰略的考慮，應該在“大國經濟”這一特殊約束條件下，以“轉型”和“多元”的現實狀況為基礎，整合不同地區、不同層次的自然的、經濟的和技術方面的資源，形成融發達國家優勢和發展中國家優勢于一體的“大國綜合優勢”，從而在對外直接投資中獲出最佳的經濟效益。

二、有效資本型對外直接投資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必然選擇

當前，全球FDI輸出的環境、條件及其機制正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動。這表現在：①跨國公司優勢形成機制根本性轉變。在世界各國國內市場國際化的條件下，并不存在一個專為本國資本培育壟斷優勢的封閉的國內市場。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程度不斷提高，廠商不僅是在國內市場培育其跨國經營優勢，跨國經營本身或許是內部化的壟斷優勢的一個更為重要的直接來源。如果說西方跨國公司在其早期擴張階段存在著先培育內部化的壟斷優勢而后再開展FDI的機會，那么，后起的發展中國家企業則部分地失去了這種機會，內部化的壟斷優勢培育與FDI輸出已被合并為同一過程。②跨國競爭戰略的重大變化。在以市場動態化和經濟全球化為特征的國際環境中，合作已成為企業鞏固其市場競爭地位的重要基礎。因此，跨國公司紛紛通過建立戰略聯盟調整競爭戰略，即從對抗性或排他性競爭轉向相互依存的“合作競爭”。多家競爭對手聯結而成的“網絡式戰略聯盟”，將越來越成為跨國公司主流競爭戰略。

上述兩個方面表明，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廠商的壟斷優勢并不構成FDI輸出的必要條件。構成FDI輸出的必要條件是那些能適應經濟全球化發展，有效集合生產要素、建構或進入與東道國區位優勢相匹配的跨國產業增殖鏈的資本，即為FDI的“有效資本”。顯然，“有效資本”是一個動態概念。不同時期、不同區位，資本有效性的衡量標準是各不相同的。但要素整合能力、跨國性增殖鏈建構能力以及適應性反應能力，則是有效資本的最一般特征。具體來說:①要素整合能力。有效資本的FDI是以要素“集合包裝”的形式來實現的。有效資本功能之一在于具備適應區位特征組織生產要素，開展多元化國際直接投資的能力。其以靈活的適應能力，按照區位特征配置生產要素，以進入不同類型的國家或地區。②跨國性增殖鏈建構能力。跨國產業增殖鏈的形成過程也就是在投資國與受資國之間建立雙邊或多邊“共享產業”的過程。共享產業的選擇具有兩大基準：“優勢要素互補性基準”與“需求偏好相似性基準”。優勢要素是具有降低成本的資源優勢，包括自然資源、技術條件、人力資本和信息流轉等。優勢要素互補是產業共享的基礎。③FDI主體對投資區位優勢的適應能力。如前所述，共享產業是一個以需求偏好相似、優勢生產要素互補為特征的產業，因而是一個典型的區位性概念。跨國性共享產業不僅具有要素供給結構優勢互補“偏好”，同時，也具有明顯的“空間偏好”。“空間偏好”意味著東道國某種要素優勢越明顯，就越容易吸引共享產業資源的聚集。因此，有效資本型FDI注重的不僅僅是投資主體單方面所具備的優勢，同時，更注重于投資主體優勢與東道國優勢的配搭能力。

筆者以為，有效資本的概念給出了中國企業“走出去”開展FDI的基本理念：在經濟全球化和自由市場經濟占主導地位的條件下，中國企業FDI能力可在產業增殖鏈國際化的過程逐步培育；而這一過程的實質是培育企業對跨國經營環境的適應性，即企業通過適應性地整合生產要素，使國內有效資本轉變為國際性有效資本。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形成于經濟全球化迅速發展的新的歷史時期。全球FDI輸出的環境、條件及其機制正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動，為我國國內有效資本進入FDI領域提供了契機。中國企業FDI發展速度及其規模取決于有效資本供給能力的大小。

三、基于大國經濟的有效資本型對外直接投資的戰略選擇

經過以上的分析，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戰略構想也漸漸展現出來。也就是說，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要以母國的優勢為依托，而我國作為發展中的大國，從局部看，其優勢有明顯的“差異性”；從整體看，其優勢又具有“綜合性”。可以以這種“差異性”和“綜合性”的優勢為依托，整合不同地區、不同層次的自然的、經濟的和技術的資源，形成能適應經濟全球化發展，有效集合生產要素、建構或進入與東道國區位優勢相匹配的跨國產業增值鏈的有效資本，開展“差異化”的對外直接投資，構建“綜合性”的對外直接投資的戰略框架。

1.投資主體的選擇

鑒于我國企業的規模、資金實力、技術和管理水平差別很大，而且不同類型的企業具有不同的優勢，適合于不同的產業、不同的區域和不同的投資方式，因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體選擇也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為了有力地提升競爭力，防范經營風險，我們應該積極發展具有海外投資實力的大型跨國企業集團，發揮集團化經營的優勢。另一方面，以民營企業為依托，積極發展中小跨國公司，構建我國市場經濟跨國公司的框架體系。特別地，要注重以產業為紐帶形成企業集群，發揮集群經營的優勢。中小企業在跨國經營中形成集群，既可以保持中小企業機制靈活和適應小規模市場的優勢，又可以造成規模優勢，因而同時具備中小企業和大型企業的某些優勢。

2.投資產業的選擇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應立足于大國經濟的特點，整合不同地區、不同層次的自然的、經濟的和技術的資源，根據動態比較優勢與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確定跨國經營的產業目標。①首先，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應調整為存在生產能力過剩、擁有成熟的適用技術或小規模生產技術的制造業上。盡管獲取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生產性資源是現階段海外投資必須考慮的投資重點，因為像生產活動中的鐵礦、石油和木材等資源在中國已變得日益短缺。但是，資源開發業畢竟屬于低附加值的行業。而制造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能更有效地實現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的目標，因而中國當前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應從以資源開發業為主轉向以制造業為主，加大對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力度。②其次，資源開發型產業可作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預防性產業。我國是人均資源不充裕的國家，尤其是油田、礦山、森林資源不足。在工業化過程中，資源約束對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影響日益明顯，特別是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對資源的需求也越來越大，因而將資源開發型產業作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預防性產業顯然是明智的。那些資源充裕的非洲、拉丁美洲、中亞等友好國家可作為投資的重點區域。③此外，研究與開發型技術產業是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的戰略產業。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人們強調的是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最能體現“核心”二字的應該是企業的“核心技術”，為此企業不得不重視對“研究與開發”的投資。近年來跨國公司研究與開發投資所占其銷售額比重的不斷提高就印證了這一事實。我國要不斷提高自身的國際競爭力，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與不斷升級，更離不開技術創新的支持。

3.投資區域的選擇

如前所述，我國是一個內部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國家，不同的地區和企業，經濟技術水平處在不同的層次，而且各地的資源狀況、市場需求都不相同。因此，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域選擇應基于大國經濟的特點，同時針對東道國的資源稟賦及環境條件，結合產業選擇的目標，具體問題具體分析。①鞏固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目前中國對外投資的主要區域是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我國周邊的東南亞國家和地區。這是因為，基于比較優勢的原則，廣大發展中國家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相近，有著良好的政治經濟聯系。同時這些國家正積極開放市場，制定各項優惠政策。因而在這些國家投資有利于我國適用技術優勢的發揮，降低投資成本，帶動我國技術、設備、勞動力管理等生產要素的一攬子轉移，擴大出口創匯。②有針對性地擴大對發達國家的投資。發達國家擁有世界最廣大的市場和優良的投資環境，其社會穩定，經濟發展水平高，法律法規和各項制度健全，金融市場發達，是對外投資的理想場所。但發達國家市場經濟發達，企業競爭力強，產品技術含量高，市場競爭激烈，目前我國大部分企業還不具備與之對抗的能力，因此對發達國家投資，應以市場導向和綜合效率導向型作為對外投資的重點選擇對象，以逐步實現投資市場的多元化。對發達國家投資，可避開貿易壁壘，擴大市場占有率，減少貿易摩擦，還可通過技術回流獲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為國內提供信息，帶動國內產業的發展。

參考文獻：

[1]歐陽堯:構建大國綜合優勢[J]，湖南商學院學報，2006（2）

第3篇：國際直接投資的概念范文

國際直接投資又稱為外商直接投資、外國直接投資或對外直接投資。我國把吸收和利用的國際直接投資稱之為外商直接投資，是因為我國吸收利用的國際直接投資不僅來源于一些國家，而且還有相當一部分來自我國的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

二、遼寧省對外開放與經濟增長的現狀分析

遼寧省引進外商直接投資（FDI）值雖在個別年份有所下降，但總體上不斷增加。從1990年的2.48億美元到2014年的274.2億美元，增長近110倍，平均增長率為21.66%。（如表1）

三、FDI對遼寧經濟增長影響的定量分析

根據表1的數據繪制出遼寧省歷年地區生產總值和FDI的序列表可以明顯看出，1990～2014年間遼寧省的地區生產總值和FDI的增長趨勢基本一致。由地區生產總值和FDI的散點圖也可以看出數據大體呈線形分布，說明地區生產總值和FDI存在線形關系。因此本文決定用時間序列線形模型來研究FDI對遼寧省增長的影響。

以GDP為因變量，以FDI為解釋變量，建立簡單的一元線形模型：

經濟學涵義為：第t年要素投入與第t年經濟總量之間滿足一元線形關系；b表示要素投入的報酬率，即投入每增長1%時產出的增長率；a作為常數項，表示除之外其他所有要素投入的影響，表示隨機誤差項。

使用1990～2014年的統計數據（見表1），利用Eviews5.0軟件對上述模型進行回歸分析，得到結果如下：

模型（1）的回歸方程為：

這說明遼寧FDI和GDP有明顯的線形相關關系，FDI的增長對GDP的增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即FDI每增長1億元人民幣，遼寧省的國內生產總值就會增長14.351億元人民幣。也就是說，FDI的流入對遼寧省經濟總量的增長產生了較大的正面作用。

四、遼寧進一步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對策建議

（一）政府層面的對策建議

投資環境是外商投資決策中極其關鍵的影響因素，投資環境的好壞決定了東道國與外商投資相對的競爭地位，東道國較高標準的投資環境會增強對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吸引力。雖然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遼寧吸引外資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遼寧的投資環境與廣東、上海相比，差距還很大，有待進一步完善。為了進一步改善遼寧的投資環境，應該同時加強硬環境和軟環境的建設。

（二）企業層面的對策建議

第4篇：國際直接投資的概念范文

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階段理論

冼國明與楊銳把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分為兩類：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逆向投資，即學習型投資，和發展中國家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即競爭策略型投資。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逆向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某種先進技術或管理技能以加速技術積累的速度。從短期看這種投資有可能虧損，但從長期看這種學習型投資加快了發展中國家企業的技術積累過程，當發展中國家所獲得的技術與同期發達國家所擁有的技術之間的差距小于某個特定值時，學習型投資才能向競爭策略型投資轉換。楊青從經濟發展的角度探討了FDI理論，可以看作是對鄧寧的國際直接投資階段論的補充和發展。鄧寧曾從經濟增長的角度將一個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與對外直接投資聯系起來考察。但實際上對外直接投資往往與一國經濟發展的聯系更為密切。一些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很高，但對外投資卻并不多，就是因為這些國家的經濟結構、產業結構決定了他們不可能對外大量投資。因此要研究一個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重要的是研究經濟發展。具體說要研究國家的產業結構、經濟結構、市場結構以及一系列影響經濟發展的因素與直接投資的關系。這一研究視角對處于改革開放和工業化進程中的中國尤為重要。

對外直接投資的大國綜合優勢理論

歐陽蟯提出了大國綜合優勢理論，認為中國幅員遼闊、資源豐富、人口眾多，這是大國的基本特征；發展不平衡，這是發展中國家的基本特征。兩個方面的結合，構成了發展中大國的基本特征。中國是一個大國，資源分布和經濟發展不平衡，在某些方面具有發達國家的優勢，在有些方面又具有發展中國家的優勢，概括起來叫“大國綜合優勢”。基于“大國綜合優勢”的對外直接投資必然會形成優勢多元化、動機多元化、主體多元化、產業多元化和區域多元化的特征。整合這種多元化的資源，就會獲得對外直接投資的更大利益。

對外直接投資的比較優勢理論

程惠芳提出了對外直接投資的比較優勢理論，對外直接投資的比較優勢是指一國投資者在跨國投資活動中，在生產要素配置能力、產品生產與銷售的效率與效益、投資產業和區位選擇、國際市場進入與退出能力，以及從本國政府及宏觀經濟環境中所能獲得支持等方面與國內外其他投資者進行綜合比較所反映出來的相對優勢。比較優勢只有在競爭過程中轉化為國際競爭力或競爭優勢才能有效實現比較利益。聶名華指出必須把比較優勢理論作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依據，認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應充分利用比較優勢參與國際競爭，同時必須對勞動密集型產業進行人力資本投入和技術投入，使其由簡單勞動密集型轉化為智力勞動密集型。對外直接投資與宏觀經濟的內外均衡理論

程惠芳把對外直接投資納入宏觀經濟的內外均衡分析，認為國內外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大多側重微觀分析，由于缺乏與宏觀經濟運行的聯系，無法了解一國宏觀經濟均衡發展對海外直接投資比較優勢的影響，也不能揭示對外直接投資發展對宏觀經濟均衡的影響和作用。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不斷擴大，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日趨增強。

毛中根、段軍山基于外匯儲備的角度探討了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收支的關系，認為一國國際收支發展到成熟階段，應該以經常項目順差而不是以資本項目順差為主，而且資本項目應更多地表現為資本輸出。對外直接投資對本國國際收支有積極的調節作用，其中對本國經常項目的積極作用表現在：對外直接投資選擇的產業如果是貿易互補型的，那么投資會促進本國商品的出口，這對貿易收支平衡產生了正面影響；如果對外直接投資決策正確，產生了較高的收益率，這對經常項目的平衡也是有利的；對外直接投資通過子公司支付母公司的專利使用費和特許費等增加了本國的收入，對經常項目產生了積極影響。對外直接投資對資本項目的積極作用表現在：如果海外投資企業是在東道國或國際金融市場上貸款籌資進行直接投資的，那么這些貸款就屬于本國的長期資本輸入，對國際收支平衡有利；直接投資的增加也有利于改善國際資本結構，從而保證資本項目收支相對穩定性。對于中國由于外貿順差和外資大量進入而帶來的外匯儲備增加所導致的本幣升值壓力的一個解決辦法就是發展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積極主動地“走出去”，通過大力推進對外直接投資實現中國經濟的外部平衡。

跨國直接投資門檻論

楚建波、胡罡提出了一個新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即跨國投資門檻論。該理論認為，壟斷優勢并非是對外直接投資的必要條件和決定因素，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行為是由企業的投資能力和對外投資“門檻”兩個因素共同決定的。企業在母國積累起來的資金、技術、人才和國際經驗，是決定這些企業是否能夠跨越對外直接投資“門檻”的內在條件。當擴張的需要使企業產生了對外直接投資的戰略沖動，而且其投資能力又能夠跨越對外直接投資“門檻”時，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就可能發生。該理論進一步指出，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跨越的門檻高度與投資動機有關。

對外直接投資的綜合理論

近年來，不少中國學者基于現有FDI理論的缺陷和中國的現實，在對FDI理論進行綜合的方面做了大膽的嘗試，取得了一些成果。毛蘊詩提出了FDI四維分析模型，并嘗試運用此模型對海外直接投資行為進行解釋。他把對外直接投資決策的基本內容分為產業選擇、技術選擇、區位選擇、時機選擇和方式選擇五個要素。該項決策受到來自左右上下四個方向的力量作用，即模型中的四維，而每個方向又包含了多種因素。模型中的四維分別是對外直接投資主體目標、投資主體內部要素與能力、投資目標國環境因素、投資流出國環境因素。作者將對外投資行為分為主動型、誘發型和迫動型三種，在此劃分的基礎上，可采用矩陣方式對不同類型的對外投資行為進行組合(作者組合出51種對外直接投資模式)，以解釋更為復雜的投資行為。

邢建國在對馬克思FDI理論范式和西方FDI理論范式進行綜合的基礎上提出了有效資本型FDI理論模型。以馬克思范式來分析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會得出“樂觀”的判斷，而以OIL范式對中國進行分析又會得出“悲觀”的判斷。邢建國認為，以過剩資本和壟斷優勢資本為核心的理論范式對現階段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缺乏全面的解釋力，通過對兩大FDI理論范式的綜合提出了“有效資本”概念。要素的整合能力、跨國性產業增殖鏈的進入能力以及靈活的適應能力，是有效資本的核心能力或競爭優勢。有效資本注重的不是資本的數量規模和壟斷性優勢的大小，而是資本的特定功能。有效資本型FDI理念反映了當代國際經濟合作的基本特征，是發展中國家后起跨國公司擴張的重要途徑。增強對外直接投資主體的要素跨國整合能力，以產業增殖鏈為紐帶，充分利用東道國資源優勢，是我國企業開展跨國直接投資的有效戰略選擇。

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整體評價

始于20世紀60年代的西方主流FDI理論是把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作為其特定研究對象的，但隨著后起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崛起，西方學者已意識到FDI主流理論對發展中國家的對外投資擴張缺乏“普適性”，因而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對發展中國家FDI理論研究獲得了較快的發展。主要有威爾斯的小規模技術理論、拉奧的技術地方化理論、坎特威爾的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

第5篇：國際直接投資的概念范文

一、兩種理論的研究溯源與現狀

（一）傳統理論上的不相容

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假設市場是完全競爭的、規模報酬不變。國際貿易產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各國生產同種商品的價格差異，而價格差異則是由成本差異造成的，成本的不同是因各國生產要素的價格不同所致，生產要素的價格則是由各國生產要素的豐裕程度決定的。正是由于各國生產要素豐裕程度的不同，決定了各國在生產不同產品時所具有的比較優勢或價格優勢。所以，一國將出口較密集地使用其豐裕的生產要素制造的商品，進口較密集地使用稀缺的生產要素制造的商品，國際貿易的格局也就由各國的資源優勢所決定。由此可見，在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分析框架中，沒有給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留下任何生長的空間。

現代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產生和發展，恰好否定了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假設——完全的自由競爭導致完全的市場結構。傳統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認為，市場的不完全性，尤其是技術和知識市場的不完美，才是導致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市場的非完美性，跨國企業才有可能運用組織的效率，發揮它在獲得資本、勞動、技術和知識等要素方面的有利條件，在世界市場上與當地企業競爭。跨國企業在市場、生產、規模經濟以及諸多方面的壟斷優勢是確保跨國生產有利可圖的必要條件，也是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研究的基礎。可見，這一分析框架與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分析框架是完全不相容的。

（二）兩種理論融合的嘗試

較早地把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納入同一分析框架的是美國學者弗農(R.Vernon1966)。他用“產品周期理論”來系統解釋企業在出口、許可證形式和對外直接投資之間的選擇，并將產品周期的不同階段與企業生產的區位選擇聯系起來。弗農把產品的生命周期分成新產品期、產品成熟期和產品標準化期，他認為，在新產品期，企業選擇在國內生產，對國外市場的需求主要采取出口貿易的形式；在產品成熟期，企業想保持最佳經濟效益必須考慮對外直接投資；當產品進入標準化期后，價格競爭的結果是使產品的生產或裝配業務逐漸轉移到勞動力成本低的發展中國家，原來發明產品的國家則轉為從國外進口該產品。

澳大利亞學者科登(W.Corden,1974)在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基礎上，放棄了瑞典學者赫克歇爾(E.F.Hecksher,1919)和俄林(B.Ohlin,1933)提出的要素稟賦理論（H-0理論）中的要素在兩國之間不可流動的假定，同時引進了第三個要素——知識，并允許資本、勞動和知識三要素進行國際流動，這使得擴展后的國際貿易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國際直接投資現象。

英國跨國公司專家鄧寧(J.H.Dunning,1976)提出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又稱為國際生產綜合理論），也是至今為止對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影響最大的理論之一。鄧寧提出了用折衷主義方法來解釋國際生產活動，該理論可以用一個簡單的公式表示：“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內部化優勢＝對外直接投資”。這就是說，如果三者都具備，國際直接投資是最佳的選擇；如果具有所有權優勢，同時取得內部化優勢，則可以選擇對外貿易；如果僅僅具有所有權優勢，他國區位優勢又不明顯，那么許可證貿易是一種最佳的選擇。

正是這些理論對國際貿易、國際直接投資與企業發展之間緊密關系的描述，使得將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納入統一的分析框架成為可能。

（三）兩種理論融合的研究現狀

日本學者小島清(K.Kojima,1978)將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同時置于國際分工框架下進行研究的方法，為我們對兩種理論進行融合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啟示。小島清理論的基本思路是：從傳統的國際貿易和國際分工理論出發，在H-0理論的基本分析框架內，先確定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再根據國際分工原則選擇合適的投資產業。

以克魯格曼(P.R.Krugman,1980)和赫爾普曼(A.Helpman,1983)為代表的“新貿易理論”提出的基本觀點是：各國并不一定因為本國的資源稟賦而參與國際分工，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不完全是比較優勢，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規模報酬遞增驅動的。他們試圖用要素稟賦差異來解釋國際貿易的格局和跨國公司的產生：要素稟賦差異較大的國家間主要進行產業間貿易；要素稟賦相似的國家間主要進行產業內貿易；如果當要素稟賦差異太大且公平的市場交易無法使要素價格均等化時，國際直接投資則是最佳選擇，這樣就產生了跨國公司。

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波特(M.E.Porter,1985)提出了全新的“競爭優勢理論”，該理論從企業參與國際競爭這一微觀角度來解釋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現象。波特研究的邏輯線索是：國家競爭優勢取決于產業競爭優勢，而產業競爭優勢又決定了企業競爭戰略。他是站在產業（中觀）層次，從下而上，即從企業（微觀）層面向上擴展到國家（宏觀）層面上。這是對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研究方法的一種拓展。

我國學者在兩種理論融合的研究方面以往只停留在總結述評他人的研究成果上（王福軍、吳先明，1999），最近有人提出在比較優勢下融合兩種理論的觀點（黃河，2002），并對兩者相互融合的趨勢和統一的途徑闡述了看法。但是，至今為止我國學者還沒有就這兩種理論如何融合進行深入的論述和研究，也沒有出現新的理論分析框架。

二、構建新的理論分析框架的基礎

（一）現有理論研究成果的不足

1.理論研究的重心發生偏移。從李嘉圖(D.Ricardo,1817)開始，古典經濟學關于比較優勢的產生問題開始偏離斯密(A.Smith,1776)以早期國際分工為理論出發點的內生決定論。斯密認為，比較優勢產生于分工和專業化，是內生的；而李嘉圖則認為比較優勢是產生于資源配置過程，是外生的。另外，由于數學工具的局限，導致以馬歇爾(A.Marshall,1920)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放棄了古典經濟學的內核（分工和專業化），研究重點完全轉向了資源配置問題。

2.假設條件與現實狀況不符。例如，完全競爭市場、同質要素、信息對稱、零交易費用等等，這些假設條件符合了經濟學理論研究者的科學理想，可以用來構建清晰而精致的數學模型和推理嚴謹的分析框架，但是，用這些作為理論的前提是根本無法得出具有實際意義的研究成果。

3.理論研究的基本分析單位分離，個體、企業、行業、國家分別進行研究。例如，國際貿易理論是以國家作為基本分析單位；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是以企業作為基本分析單位；波特的競爭優勢理論是以行業作為基本分析單位；楊小凱等人的新興古典經濟學是以個體作為基本分析單位。

4.行為主體決策的判斷標準單一。例如，弗農是用產品周期的不同階段來作為行為主體選擇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判斷標準；小島清是把比較成本原則作為選擇的判斷標準；克魯格曼是用各國的要素稟賦差異來作為選擇的判斷標準；波特是用競爭優勢的原則來作為選擇的判斷標準。

（二）為何重拾國際分工思想

英國古典經濟學創始人斯密在其代表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開篇的第一句話就是：“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最大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注：［英］亞當·斯密著，郭大力、王亞南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印書館，1972年，第5頁。）200多年前的這一論述，至今仍為當代經濟理論研究者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礎。有關分工的研究，經濟學研究的立足點在于分工的基礎和職能的分工。“由于機器和蒸汽的作用，分工的規模已使大工業脫離了本國的基地，完全依賴于世界市場、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頁。）國際分工就是指生產的國際專業化，因此我們可以說，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帶來了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隨之而產生的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是分工和專業化理論的兩個側面，同時也是微觀經濟學在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領域中的延伸。隨著國際市場交易成本的增加，企業之間借助國際市場實現的國際分工可能并不經濟，這就需要一種新的制度安排加以替代，即我們通常所說的跨國公司。跨國公司的發展不僅極大地促進了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當代國際分工的內容、性質和形式。

在當代國際分工的理論研究中，已形成三種研究對象不同的理論體系：一是研究由市場機制予以組織和協調的國際分工理論；另一是研究由跨國公司為載體予以組織和協調的企業內部國際分工的理論；第三種則是由楊小凱(X.Yang,1993)等人為代表的研究由個人的專業化、生產的迂回程度予以組織和協調的國際分工理論。楊小凱等人用非線性規則（超邊際分析法）和其他非古典數學規劃方法將分工和專業化等經濟思想形式化，創立了以分工思想為基礎的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這一理論重新將分工和專業化作為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其中許多命題的證明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啟示性的典范并縮小了最優化范圍。同時在此分析框架內，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融合在一起，不僅大大擴展了經濟學理論的解釋能力和范圍，而且將許多原來相互獨立的經濟學分支用一個內在一致的核心（分工和專業化）統一起來。

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是通過引入交易費用和交易效率的概念來解釋企業的產生和國際貿易的產生。因為市場和企業是兩種不同的組織勞動分工的形式，企業的出現是企業的交易費用低于市場的交易費用的結果，所以交易費用的差別是企業出現的原因。同理，降低交易成本、改進交易效率也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沿用他們的思路，我們不難推出這樣的結論：當國際貿易的交易費用高于國際直接投資的生產費用時，人們將會選擇國際直接投資，跨國企業會從國際分工中出現；當用對外直接投資的形式來組織分工比向東道國市場輸出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進行國際貿易的形式來組織分工更有效率時，人們選擇前者。

三、新的理論分析框架的解析

本文采用的理論分析框架與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框架類似，只是用“行為主體”（個人、企業、行業、國家）來代替原來的“個體”的概念。第一層是行為主體在作出國際貿易或國際直接投資決策前，從競爭優勢的角度對當時所處的經濟環境和自身條件進行分析；第二層次是用數學中的最優決策理論分析行為主體的利益最大化；第三層次是用均衡分析方法分析國際市場結構、國際企業制度和行為主體的自利行為相互作用所產生的各種結果；第四層次則是與行為主體價值觀有關聯的所謂社會福利分析。

（一）從競爭優勢的角度作出決策

我們把競爭優勢定義為“組織結構優勢”和“社會資源優勢”的整合。所謂組織結構優勢，即行為主體協調其組織活動的資源和能力的優勢，包括人力結構和資本結構、技術和知識產權、管理水平和對國際一般慣例熟悉程度等優勢。所謂社會資源優勢，即影響組織收益分配的社會資源和能力的優勢，它包括市場、客戶、社會網絡融資能力、收集信息的能力等方面的優勢。發揮和增強競爭優勢既是行為主體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動因，又是其目標，它涉及內生函數和外生函數所包含的諸多因素。所以，我們可以從行為主體具有的競爭優勢的角度來解釋其國際貿易、技術許可轉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決策（見表1）

表1競爭優勢整合

組織結構優勢社會資源優勢

國際貿易必需具備無需具備

技術許可轉讓必需具備有無均可

國際直接投資必需具備必需具備

（二）從收益的角度作出決策

行為主體（國家、行業、企業、個人）需要作出決策的問題是：在當前自身所擁有的總額為I的投資能力中，是進行國際貿易還是國際直接投資？對于行為主體而言，目標之一就是使總預期利潤最大化。用公式表示為：

附圖

式(1)中，NPV[,F]為在東道國進行折現數額為I[,F]的直接投資所獲得的折現預期利潤（凈現值），NPV[,T]是向東道國出口折現數額為I[,T]的貿易所得的折現預期利潤（凈現值），NPV[,D]是將剩余投資能力(I-I[,F]-I[,T])投資母國市場所得到的折現預期利潤（凈現值）。其等價形式是與凈現值相等價的凈現值流（每年等量的凈收入）形式：

附圖

式(2)中，r[,F]為從直接投資中獲得的內部收益率，r[,T]為從國際貿易中獲得的內部收益率，r[,D]為從母國市場中所獲得的內部收益率。行為主體從目標函數出發作出決策：

1.如果r[,F]＜r[,T]且r[,D]＜r[,T]，即當國際直接投資的收益率低于國際貿易的收益率，且國內市場的收益率低于國際貿易的收益率時，行為主體選擇國際貿易；

2.如果r[,T]＜r[,D]且r[,F]＜r[,D]，行為主體選擇在國內生產和銷售；

3.如果r[,T]＜r[,F]且r[,D]＜r[,F]，行為主體選擇國際直接投資；

4.如果r[,D]＜r[,T]或r[,D]＜r[,F]，行為主體選擇的決策公式可表示為：

附圖

根據公式(4)即可從收益的角度做出相應的決策。

（三）從均衡分析的角度作出決策

附圖

其中，β與消費偏好有關，k是最終產品的交易效率系數，t為中間產品的交易效率系數。

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的決策問題在于，確定每一種產品的自給量、市場購買量、市場銷售量以及如何組織生產這兩種產品。以下討論四種可能出現的結構形態（如圖1所示），解出其角點均衡，然后從這些角點均衡中識別出完全均衡。

1.結構A由組態(XY)組成。在這個組態中，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對無論是中間產品X還是最終產品Y都采取自給自足的方式。設在組態(XY)中。（注：詳細的推導過程可參考：WenliCheng,JeffreySachs,andXiaokaiYang(2000),AnInframarginalAnalysisoftheRicardianModel,ReviewofInternationalEconomics,8(2):PP.209-213.）此結構的角點均衡是：

附圖

附圖

圖1國際市場結構和國際企業制度

附圖

其中U[,1](D)和U[,2](D)是國家1和國家2的行業主體在結構D中的人均真實收入。

3.結構FY由組態(L[,X]/Y)和(Y/L[,X])組成。在組態(L[,X]/Y)中，國家1的行為主體賣出它的勞動力而成為國家2的行為主體在國家1中設立的跨國公司內生產中間產品的工人，并且從國家2中進口最終產品；而在組態(Y/L[,X])中，國家2的行為主體從國家1購買勞動力組建跨國公司以生產中間產品，然后把這些中間產品返回本國生產最終產品，最后把最終產品出口到國家1。換句話說，國家1的行為主體只從事國際貿易，而國家2的行為主體既從事企業內部貿易和國際貿易，又進行國際直接投資。結構FY的角點均衡分別為：

附圖

上述兩式中，v是結構FY用于生產中間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系數，U[,1](FY)和U[,2](FY)是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在結構FY中的人均真實收入。

4.結構FX由組態(L[,Y]/Y)和(Y/L[,Y])組成。在組態(L[,Y]/Y)中，國家1的行為主體賣出他的勞動力成為國家2的行為主體在國家1中設立的跨國公司內生產最終產品的工人，并且從國家2的跨國公司中購買最終產品；而在組態(Y/L[,Y])中，國家2的行為主體生產中間產品，然后把中間產品出口到國家1，并且從國家1購買勞動力組建跨國公司以生產最終產品，最后把最終產品在國家1的市場上銷售，同時又把最終產品返銷回本國。換句話說，國家1的行為主體既沒有從事國際貿易也沒有進行國際直接投資，而國家2的行為主體既從事了企業內部貿易又進行了國際直接投資。此結構的角點均衡分別為：

附圖

上述兩式中，U[,1](FX)和U[,2](FX)是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在結構FX中的人均真實收入，r是結構FX中用于生產最終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系數。

因為人均真實收入最大的角點均衡就是完全均衡，所以我們用微分的方法可以求得以上各式的最大值點，并得出以下推論：

1.若專業化經濟程度以及產品和勞動的交易效率足夠小，則結構A的角點均衡是完全均衡。此時，行為主體選擇自給自足的方式。

2.若專業化經濟程度以及產品的交易效率(k,t)足夠高，則結構D的角點均衡是完全均衡。在這種情況下，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都分別作出國際貿易的決策。

3.若專業化經濟程度以及最終產品的交易效率k足夠高，且用于生產中間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v與中間產品的交易效率t以及用于生產最終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r相比足夠高，則結構FY的角點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組織結構中，國家1作出只從事國際貿易的決策；國家2的行為主體選擇既從事企業內部貿易和國際貿易，又進行國際直接投資。

4.若專業化經濟程度足夠高，且用于生產最終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r與產品的交易效率(k,t)以及用于生產中間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v相比足夠高，則結構FX的角點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組織結構中，國家1的行為主體選擇既不從事國際貿易，又不進行國際直接投資；國家2的行為主體選擇既從事企業內部貿易，又進行國際直接投資。

（四）從福利分析的角度作出決策

行為主體在進行國際貿易還是國際直接投資的決策時，通常要對母國和東道國的不同政策作出自己的價值判斷，判斷的標準通常是一國的國民福利或社會福利。他們一般會選擇干預成本最小或使國民福利最大的政策，稱之為最優政策選擇。例如：(1)自由貿易政策，即零干預或不干預政策。無論是從一國的國民福利還是從所有貿易參與國的國民福利的角度看，自由貿易政策都被認為是具有“帕累托效率”的政策。此時，行為主體作出國際貿易的決策。(2)高關稅政策，這種政策阻礙和限制了商品（及生產要素）的國際流通，減少了人們通過自愿的國際貿易可能獲得的好處。此時，行為主體選擇國際直接投資，以此來規避高關稅壁壘。

四、小結

以往的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研究是在不同的分析框架下，對國家與企業的貿易和投資活動進行解釋，本文則將它們放在同一的理論分析框架下進行研究；以往理論研究的基本分析單位是分離的，對個體、企業、行業、國家分別進行研究，本文則將這些基本分析單位統一在“行為主體”的概念之下；以往理論研究中行為主體決策的判斷標準單一，本文則以競爭優勢的原則、收益最大化原則、市場結構均衡原則和社會福利最優原則來作為行為主體決策的共同判斷標準。因此，本文的結論是，雖然世界的貿易和投資環境在越來越多的國家參加WTO后會趨向于逐漸公正和平等，但對任何一個行為主體而言，究竟是選擇國際貿易還是對外直接投資，其決策主要取決于它們對自身競爭優勢的整合和提升、成本和收益的比較、市場結構均衡的評估以及社會福利最大化的考慮。

上述分析方法和結論對我國企業開展跨國經營和參與國際競爭，對各管理層制定中長期發展戰略應當是會有所啟發。隨著我國人均收入的不斷提高和消費者對產品差異化的需求越來越旺盛，近10年來，世界主要跨國公司的全球化戰略安排已經把我國納入世界產業分工體系之中，這將大大促進我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產業內貿易發展和在專業化基礎上的大規模生產投資的擴大，這些都要求我國的對外貿易和投資政策作出及時準確的反應。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貿易—投資—生產—貿易一體化的方式將成為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主流。利用跨國公司來發展對外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參與國際分工和拓展貿易與投資規模，形成“貿易—投資”雙向聯動、互相促進的良好態勢，將是經濟發達國家和一些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越來越普遍的戰略選擇；我們只有提前調整自己的發展戰略和策略，才能實現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均衡、配套發展的良性循環，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總之，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作為國際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研究的領域和范圍會隨著全球經濟的發展而不斷擴大，理論研究的假定條件也會發生變化，兩種理論的最后發展趨向勢必是在統一的理論基礎上融為一體。

收稿日期：2001年11月15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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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yoshiKojima,Tokyo:BunshindoPublishingCompany.

[5]PaulR.Krugman(1990),RethinkingInternationalTrade,TheMITPress.

[6]王福軍：《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融合——國際生產的一般理論述評》，《國際經貿探索》1999年第1期。

第6篇：國際直接投資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國際直接投資；跨國公司；中小企業

中圖分類號：F276.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7)04-0020-03

20世紀80年代以來，跨國公司的新特征促進了跨國公司理論的創新，出現了一系列有影響的理論流派，其中以投資發展水平理論、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理論、投資誘發要素組合理論和戰略管理理論最具代表性。而且縱觀近幾年的文獻，不難看出，FDI的研究注重利用案例和經驗數據對原有理論驗證、補充和修正，并推動研究向更加深入和貼近現實的方向發展。下面將從修正、檢驗原有的理論體系，對國際直接投資動因、過程和動向的分析，對國際直接投資影響和經濟后果的研究三個方面進行分類綜述。

一、修正、檢驗原有的理論體系

Vernon提出的國際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近兩年來由Bartlett and Ghoshal(1998)將其擴展。他們提出了產品創新(包括產品開發、技術和核心能力在國際間的轉移等)、接近市場(當地化戰略、產品的差異化和當地改造等)和通過競爭降低成本(全球生產、標準化、合理化等)三位一體的跨國投資模式。新的三位一體彌補了Vernon的理論缺陷，較好地將各種能夠解釋國際直接投資區位流向的因素結合起來。Scott Liu(1998)對內部化理論進行檢驗和補充。指出在不完全市場條件下，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含有信息量， 一是因為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導致新的知識進入市場，影響其在外部市場的經營；二是跨國公司在進行直接投資決策時，含有對未來收益狀況的預期。Dunning(1988)在其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新的看法，即投資發展水平理論。該理論將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納入分析框架，從宏觀的角度描述了一國的吸引外資能力和對外投資能力與其經濟發展水平是結合在一起的。Dunning認為，在一定的經濟發展條件下，一國的利用外資和對外投資是緊密相連的兩個發展過程，并且指出，一國的海外投資地位與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呈正比關系，隨著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逐步提高，一國將從凈資產流入國轉變凈投資流出國。Barry等(2003)利用愛爾蘭的數據對Dunning投資發展水平理論進行了驗證，結論支持了投資發展水平理論的假設。

二、對國際直接投資動因、過程和動向的分析

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動因的探索。美國經濟學家Wells(1983)提出了小規模技術理論。小規模技術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企業擁有為小市場服務的生產技術，這些技術具有勞動密集型的特征，成本較低，靈活性較高，特別適合小批量生產，能夠滿足低收入國家制成品市場的需要。而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擁有的大規模生產技術在這種市場無法獲得規模效益，發展中國家企業可以利用其小規模生產技術在競爭中獲得優勢。理論還指出種族紐帶和民族文化的特點是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勢。Lall(1983)在對印度跨國公司競爭優勢進行分析后提出了技術地方化理論，他認為，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技術引進并不是被動的模仿和復制，而是進行了改造、消化和創新，這種創新活動使引進的技術更加適合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條件和需求，不同于從發達國家引進的源技術。英國學者Cantwell and Tolentino(1990)提出了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技術創新升級理論，用以解釋8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對經濟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加速增長的趨勢。他們認為，技術積累對任何國家都具有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技術創新是一國產業和企業發展的根本動力。與發達國家不同，發展中國家企業在技術創新方面的優勢主要是利用特有的學習經驗和組織能力，掌握和開發現有的技術。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技術累積效應的發揮，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和地理分布也隨之變化，并且可以預測。Lecraw(1993)考察了印度尼西亞在1986―1990年企業的FDI行為，發現有兩方面的原因促使企業進行FDI。一是為了占領國際市場，即市場經營的國際延伸；二是為了提高母公司的產品出口，即通過投資獲取東道國的先進技術或管理技能從而促進母公司的產品出口。Shapiro等(2003)以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為分析基礎，對中國家族式跨國公司和西方典型跨國公司進行了對比，結果顯示：在強調私人關系網絡的市場環境中進行談判和做生意的能力是中國家族式跨國公司獨特所有權優勢來源，因此，中國跨國公司在亞洲的盈利能力要強過西方跨國公司。這也解釋了中國家族式跨國公司為什么在亞洲地區選擇有“關系”背景的合作伙伴，而在亞洲地區之外選擇能力上能夠互補的合作伙伴。

對中小企業直接投資動因的探索。Homin Chen 和Tain-Jy Chen(1998)通過對中國臺灣企業的行為分析，指出中小型企業更熱衷于外部網絡聯系，利用網絡資源可以彌補中小型企業進行FDI時缺乏內部化資源的能力不足。Liesch和Knight(1999)從信息和知識獲得角度對中小型企業國際化進行分析，得出中小型企業在國際化之前就具有了信息內部化的優勢。網絡聯系和其他戰略伙伴關系等非傳統等級組織形式也同樣構成中小企業競爭優勢的來源。另外， 中小型企業固有的優勢使其更富有創造性， 更容易接近顧客， 更快面對新技術以及顧客特殊需要， 在整個公司內部更易有效地形成內部化的信息。Shi等(2001)考察了香港小企業在中國大陸的投資行為和模式，認為組織勞動密集型產品生產的隱性經驗和某些社會聯系是這些小企業競爭優勢的來源。

各種因素與企業直接投資動因關系。Lall(1999)利用印度及其他發展中國家1985―1995年的數據進行對比分析之后指出，由于缺乏訓練有素的勞動力、交易成本高、政策透明度低、基礎設施差等因素，因此，在高新技術產品的領域發展中國家對FDI的吸引力較弱，區位優勢不強，這一結論既為判斷高新技術行業的FDI的流向提供了依據，又同時指出FDI的誘發因素。Harms(2002)利用1987―1995年間55個發展中國家的數據分析得出政治風險對FDI流入有顯著的影響。Foster(2003)通過對土耳其情況的分析驗證了工業基礎薄弱、政治不穩定、高通脹率及腐敗對外資流入的負面影響。Alderson(2004)分析了17個經合組織國家的情況，得出的結論表明，政府的社會民主控制程度、罷工強度和工會密度對一個國家向外投資流量的大小具有積極的影響。

國際投資過程和動向的分析。Johanson & Vahlne(1977)對瑞典公司國際化進程的研究表明在發展國際化經營過程中通常是通過兩種方式而不斷增進：滲透水平模式和區位選擇。即傾向于先通過人的方式出口商品進行他們的國際化，下一步是建立一個銷售分支，最終建立起一個制造分支。區位選擇即指投資從與本國在語言、教育、商業慣例、文化以及工業化水平等方面存在的差異化程度小的國家或地區進行，然后依次向外擴散。Porter(1990)在系統總結John Stopford和Louis Wells等人的研究基礎上，提出了著名的戰略管理理論，其理論關注的是跨國公司發展機制問題，從而大大激發了對有關理論問題，如跨國公司的定義、組織結構、戰略活動等的重新認識，顯示了新的理論發展空間。Krugman (1991)、Dunning(1995)、Dermot Pavelin(2001)等從理論上研究了聚集效應的影響。Kogut 和Chang(1996)等利用國別數據，也得出類似的結論。Lipsey(2000)對發達國家的外資流向與產業結構做了研究， 分析具體產業對外資的吸引力。一體化國際投資發展論由日本學者小澤輝智(Ozawa)提出，一體化國際投資發展論是一種非OLI 范式的FDI宏觀動態模式， 它竭力把跨國公司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與開放的經濟發展理論結合在一起， 試圖用一種一體化的理論解釋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時， 發展中國家如何建立自己的跨國公司去促進經濟轉型，以及這一過程的實現機制。Coughlin & Sebev(2000)研究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將FDI 的區域差異作為一個獨立解釋變量加入到已有的多元回歸檢驗模型。采用虛擬變量法，Coughlin & Sebev 的研究結果表明，FDI的區域分布如同經濟實力、人均生產率這類指標一樣顯著地決定著FDI的流向與規模。Lamb和Liesch(2002)選取了澳大利亞的兩家小企業作為案例對象進行研究，他們發現原來所認為的國際化過程中的市場投入、市場知識和市場參與三者之間的單向順序關系存在問題，這三個國際化過程中的結構性因素之間存在著雙向網絡化的關系，因此，小企業的國際化過程也就表現為一個成長與學習的動態過程。Li(2004)在將經驗學習、系統計劃模型和權變觀點整合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國際化過程的復合模型。

三、對國際直接投資影響和經濟后果的研究

國際直接投資的影響力是廣泛的，不僅對東道國有多方面的影響，而且對母國也同樣如此。

與國際貿易的關系。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最初由Mundell(1957)提出。Markuson和Melvin(1983)利用非要素比例模型闡述了要素流動與商品貿易之間的互補關系。Markuson 和Svensson(1985)利用要素比例模型， 指出商品貿易和投資之間是替代還是互補的關系取決于貿易和非貿易要素之間“合作”與“非合作”的關系。Helpman(1984)、Helpman和Krugman(1985)指出，由于存在要素稟賦不對稱和規模報酬遞增的情況，跨國公司的專有資產很難通過外部市場達成交易， 因此大量的內部貿易行為和中間產品的需求會產生，從而帶動母國的出口貿易。Belderbos和Sleuwaegen(1996)利用公司層面的數據發現： 當目標市場處于貿易保護的情況下，投資與貿易之間存在著替代關系，如Swenson(1997)對日本汽車企業研究發現：在美國投資生產汽車，卻從本國進口大量的零部件。Bhagwati(1987)和Dinopoulos(1991)等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對貿易與投資之間的相互關系進行研究，提出了補償投資或者化解關稅投資的概念。Dinopoulos 等(1986、1989、1991)從寡頭競爭和企業層面的角度對補償投資做了進一步研究， 揭示出口國家的企業如何利用補償投資來化解潛在的保護威脅， 并討論了補償投資對兩個國家的福利影響。

與技術的關系。Nediri (1991)、Imbriani & Reganat(1997)對澳大利亞、加拿大以及歐洲國家的檢驗結果均表明，外資企業對當地企業產生明顯的外溢效應，Branstetter(2001)對美國、日本雙向投資檢驗結果也發現存在顯著的雙向外溢效應。然而，對發展中國家的FDI技術外溢效應假設檢驗卻難以得到一致性的結論，Blomstrom & Persson(1983)、Blomstrom & Wolff(1989)、Kokko & Zejan(1994)Kokko(1996)，Sjoholm(1999)等人分別發現FDI技術外溢效應假設在烏拉圭、印度尼西亞、墨西哥等國成立；但是Blomstrom(1986)、Haddad & Harrison(1993)、Kokko(1994)、Goldar(1994)、Haksar(1995)、Aitken & Harrison(1999)對委內瑞拉、墨西哥、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的檢驗結果卻不支持FDI技術外溢假設，或者發現FDI的技術外溢效應只在一定條件下成立。

Cohen & Levinthal(1989)在分析企業研發作用時首次提出了“吸收能力”的概念，Abramovitz (1986)的“社會能力學說”持有類似觀點：為了獲取外部的技術成果，一個國家、企業必須首先擁有足夠的基礎設施、技術水平等基本條件。Borenstein等人的研究說明了單純的FDI流入并不直接導致技術溢出效應，FDI是否能促進東道國經濟的技術進步歸根結底還得取決于東道國吸收能力。Keller(1996)，Xu(1999)證實了如果東道國缺乏一定的吸收能力(人力資本儲量)，則FDI 流入并不直接推動經濟增長。Rozeue(2000)則通過考察流入我國農業部門的外資與農業技術變化間的關系來驗證引入外資是否可視為一種生產技術方式的進口。Tain-Jy Chen，Homin Chen & Ying-Hua Ku(2004)按照以擴展東道國的企業特有優勢為目的的“擴展型”FDI和尋求東道國廉價勞動力為目的的“防御型”FDI的分類標準，研究了流入我國臺灣的FDI是否增強或削弱了臺灣當地企業的競爭能力。

從以上的綜述中不難看出，中小企業和發展中國家這兩類群體將成為關注的對象。同時，對跨國公司FDI所帶來的后果和影響FDI因素會是這一領域的研究熱點。實踐不止，理論之樹常青，相信隨著世界經濟的不斷發展和跨國公司經濟活動的不斷創新，尤其是隨著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不斷涌現和中小企業國際化的進程，國際直接投資和跨國公司理論會不斷被完善和突破，對經濟現實的解釋力也會不斷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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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國際直接投資的概念范文

KeyWords：Bankingindustryinternationalization;Theory;Cause

一､引言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由于商品､資本和勞動力等要素的跨國界流動，一國宏觀經濟政策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宏觀經濟的內外均衡。在此背景下，從要素流動的角度分析，銀行資本作為國際資本的一部分，其國際化過程進一步促進了國際資本的流動，站在東道國資本流入的角度分析，以資本要素為主要載體的銀行業國際化，必定對東道國的宏觀經濟產生較大的影響，其影響面不但涉及該部門或行業本身的經濟利益，而且直接或間接關系到一國內外均衡目標的實現，最終影響東道國的宏觀經濟利益和金融安全。

在當前世界經濟､金融全球化和一體化背景下，伴隨銀行業經營不斷走向混業化､跨國并購的深度和廣度不斷朝著縱深方向發展，銀行業國際化的趨勢和影響日益凸現。從國際資本流動效應､銀行產業組織等角度分析，銀行業國際化對東道國乃至對世界金融､經濟的影響與日俱增，因此，對其國際化經營的理論依據､動因等方面進行研究，客觀上有助于進一步掌握其發展趨勢和影響，具有一定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二､銀行業國際化的概念界定

在概念上，關于國際化這一問題，國外學者存在著不同的看法。美國著名學者賴肖爾認為，國際化是把世界作為一個共同體連接起來的國際現象。首先，從企業角度入手。對于企業的國際化并不存在一個統一的定義，總結起來，可謂角度多樣。其中，由Beamish(1990)所提出的定義比較準確，他對國際化的定義為“國際化是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公司日益意識到國際交易對其未來的直接和間接影響，并與其他國家建立并執行交易”。此觀點比較全面，因為它在綜合了各種觀點的基礎上，形成了一種對國際化概念的總體解釋。認識到國際化既有行為成分，又有經濟成分，且該定義以過程為基礎，意味著國際化是動態的､不斷演進的，另外，定義并不局限于“外向”的投資模式，也包括了“內向”的國際化行為。其次，從銀行角度入手。有關銀行業國際化含義，尚未達成一致的定論，主要集中于跨國銀行方面。如1983年聯合國跨國公司中心主要從銀行的國外分支機構數量的角度對跨國銀行進行了界定;國外學者查理·W·赫爾特曼從銀行對外業務范圍的角度對跨國銀行進行了定義，但概念還是比較模糊。國內學者對銀行業國際化的定義主要有兩種，一是把銀行業國際化看作是銀行發展的一個過程，另一種是把銀行業國際化看作是銀行經營的一個狀態，即指銀行經營要素的國際流動和國際組合。如果沿用學者王自力關于金融國際化的概念來定義，可以認為銀行業國際化是指在各國放松國內金融管制和進行金融體制改革､實施對外開放的基礎上，其經營活動跨出國界，日益與國際間各國金融融合在一起的過程和狀態。[1]

因此，從廣義和一般的概念出發，銀行業的國際化可以概括為其跨越國界的過程或發展趨勢。具體來說，就是以貨幣的國際化為基礎，以資本的國際流動為紐帶，通過各國貨幣政策的國際傳遞與協調，實現金融資源在世界范圍的優化配置，即由封閉走向開放的過程。其發展方向上，不僅外國銀行要向本國發展，而且本國銀行也要向外發展，外國銀行進入本國市場和本國銀行的跨國經營相結合，兩個方向的發展即為廣義上的銀行業國際化，也就是所謂的由外而內和由內而外的雙向結合。如果單獨對其中的一個方向進行研究，即為狹義上的銀行業國際化。縱觀銀行業國際化的歷史，其發展歷程表現為由單個銀行的國際化不斷走向行業的國際化。因此，銀行業國際化問題常常與單個銀行國際化問題相聯系，后者是前者研究的基礎和起點。不過，銀行業的國際化主要從宏觀的角度出發，一般側重于對東道國宏觀經濟的影響，而單個銀行國際化往往從廠商的角度開始，其分析思路基本上建立在一個微觀分析框架的基礎之上，其指向主要是由內而外的，將銀行置身于母國､東道國以及世界整體環境的相互關系之中，從銀行的效用最大化目標出發，探討銀行國際化經營的動機､組織形式､效益及其影響等。

三､銀行業國際化的主要理論基礎

從金融服務媒介的角度，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是國際化銀行發展的兩個前提，跨國界貿易和跨國界投資發展的結果自然是帶動并促進銀行業國際化發展的客觀因素;從直接投資的角度，金融服務業(跨國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對外直接投資是跨國公司的一種特殊形態;另外，從間接投資角度，由于資本的國際化往往是以銀行的國際化為先導，而國際間接投資一般通過銀行來實現，因此，在分析銀行業國際化的一系列問題時，常常還會借鑒國際間接投資理論，所以，有關銀行業國際化問題研究的角度是多方面的，但是往往離不開國際資本流動這一根主線。二戰以后，學術界從不同視角對銀行業國際化的動因､形成條件､進程和效應等問題進行了分析和詮釋，在理論分析框架上，基本上以國際貿易理論､資本流動理論､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和產業組織理論等作為理論基礎。[2]

1.國際貿易理論視角。從這一理論視角出發，絕大多數研究以亞當·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和大衛.李嘉圖的相對優勢理論為基礎，其中，由于比較優勢理論能較好地解釋發達國家銀行的國際化現象，被較早地引入銀行業國際化原因的分析中。認為銀行作為中介機構，其憑借在資金､管理､技術和信息等方面的優勢進而達到實現國際化經營的目的。

2.資本流動理論視角。關于早期的資本輸出理論，經濟學觀點認為：國際資本流動本質上具有二重性，一方面，資本追求剩余價值的本性必然導致資本跨越國界而對外擴張;另一方面，資本輸出或資本國際化是與國際分工和生產國際化相伴隨的，體現了社會化大生產的客觀要求。認為“資本輸出到國外，……這種情況之所以發生，并不是因為它在國內絕對不能使用，因為它在國外能夠按更高的利潤率使用”。[3]從形式上劃分，資本輸出的基本形式有兩種：一種是生產資本輸出，另一種是借貸資本輸出。[4]這樣，從資本要素這一角度，能將銀行業國際化與國際資本流動有機地結合起來，兩者的視角不同，但本質一樣。

關于國際資本流動理論，20世紀初，歐文·費雪的資本流動理論在李嘉圖比較利益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國際資本流動的利率理論模型，認為各國資金利率的差異是決定資本在國際間流動的主要因素，而資本在國際間流動的結果反過來又會消除各國之間的利率差異，直至本國利率與世界利率水平相等時為止。

到20世紀20年代，以俄林(Olin，B.，1924)為代表的早期國際資本流動理論中，通過建立要素流量模型，認為資本作為一種重要的生產要素，更高的收益率引導了資本流動，這個更高的收益率來源于國際信貸市場上的利率差和外國直接投資的大量利潤。

到20世紀50年代，隨著國際資本市場的復蘇和發展，現代國際資本流動理論應運而生，以米德(Meade，J.E.)､蒙代爾(Mundell，R.A)和弗萊明(Fleming，M.)等為代表的流量理論觀點均認為：利率水平的變動決定了國際資本的流動。而60年代的存量理論(馬科維茲和托賓的資產組合理論，又稱為資產選擇理論或證券投資組合理論)認為：利率差異不是決定國際資本流動的唯一因素，還應考慮國內和國外的風險水平以及投資者或潛在投資者的能力。將此理論運用到銀行業國際化問題研究時，可以認為銀行業之所以實行國際化，其目的既是為了獲利，又是為了避險。[5]

3.對外直接投資理論視角。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前，對外直接投資理論主要圍繞在發達國家對外投資的問題上，有“壟斷優勢論”､“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內部化理論”等理論。而70年代后，隨著國際經濟一體化的形成，由于受理論本身所存在的片面性限制，早期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已不能解釋發展態勢越來越普遍､形式上越來越復雜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所涉及的一系列問題，新的理論應運而生。其特點表現為：一是把早期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綜合起來用以解釋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行為的理論和觀點在80年代紛紛產生，如：“國際生產折中理論”､“投資誘發要素組合理論”等;二是在解釋發展中國家企業國際化方面有較大的進展，如“規模經濟理論”､“技術地方化”､“小規模技術理論”。由于跨國銀行與跨國公司在本質上的一致性，所以，這一時期的對外投資理論和觀點都被應用到有關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銀行業國際化動因的分析中。

產業組織理論視角。在解釋企業要實現跨國經營問題時，以金德爾伯格(CharlessP·Kindleberger)為代表，認為企業要實現跨國經營，必須在產品市場､技術或規模經濟等方面具有壟斷優勢，其理論含義與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壟斷優勢論”的觀點基本一致，能較為全面地解釋跨國銀行在發展中國家擴張的動因。另外在解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方面，尼克博克(FrederickT·Knickerbocker)同樣從產業組織理論出發，所提出的“寡占反應論”(OligopolisticReactionTheory)尤其具有獨特之處。認為在寡占市場結構中，投資國的寡頭市場結構促使廠商到海外投資以尋找壟斷利潤和通過出口無法獲得的市場份額，這即是“進攻型”的直接投資。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如果競爭的一方到海外投資，其余的競爭對手為了維持各自在市場中的競爭勢力，就會相繼模仿､跟進，追隨領頭者到海外去投資，一方面以防止競爭對手用海外投資所得利潤擴充市場份額，另一方面以保持其在新的市場上的競爭地位，這一類型的戰略投資被尼克博克稱為“防御性投資”。銀行業作為經營貨幣的特殊行業，從對外投資的角度，所有這些理論均是其從事國際化經營的理論依據，這一點從當今中外銀行業的并購､戰略投資等對外擴張行為中表現得相當明顯。另外，從一般企業的角度，作為其國際化經營的結果，企業的開戶銀行為了防止客戶的流失而紛紛在海外設立分支機構，導致了銀行經營的國際化。

四､銀行業國際化的動因分析

1.從比較優勢理論角度分析。羅伯特·阿爾伯(R.Z.Aliber)將其比較優勢理論和銀行業國際化聯系起來，認為效率高的銀行在競爭中具有比較優勢，銀行業國際化的步伐往往較快。金融貿易壁壘等因素的存在使得各個國家銀行業的比較優勢和效率存在較大差別，各國銀行間存貸利差的不同是導致銀行業國際化的主要原因。另外，根據哈波特·格魯拜爾(HerbertG.Grubel)的業務三分類理論，從銀行業務專業優勢和特點的角度，將國際化銀行的業務分為三類，即跨國零售業務､跨國服務業務和跨國批發業務，在此基礎上，分別分析了這三種業務類型的國際化銀行在海外擴張的動因和優勢來源。認為擅長于各類業務的銀行在具備壟斷優勢的前提下，通過國際化經營可以擴充市場､降低經營成本，從而實現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這一目標。

2.從金融服務貿易的角度分析。銀行之所以實行國際化經營，其主要動因是為了金融服務和投資的需要。即滿足普通商品和資本因跨國流動而產生的對擔保承諾､結算､融資等方面的需要，為從事國際貿易或者跨國經營的企業提供全面且快捷的金融服務，以達到穩定既有的客戶資源､維持市場份額的目的。正如Aliber(1984)提出的“貿易引導論”所說：跨國銀行的主要發展動機是配合國際貿易的進行。以及Grubel(1977)和Aliber(1984)所提出的“投資引導論”：認為銀行業國際化的目的在于更有效的為國內客戶的跨國經營提供服務。總之，“貿易引導論”和“投資引導論”均一致認為服務于貿易或海外投資可以給銀行帶來更多的海外業務量，在國內競爭激烈的情況下可以使凈利潤有大幅度提高的可能。

3.從內部化理論視角分析。通過國際化經營是提高銀行整體效率和分散風險的重要途徑。拉格曼(AlanM·Rugman)將巴克萊(PeterJ·Buckley)和卡森(MailC·Casson)提出的內部化理論引入到銀行國際化的分析中，認為和國內金融市場相比，國際金融市場的不完全性更大，其內部化收益大大高于國內金融市場，因此，銀行通過國際化經營這一內部化行為往往會降低其綜合經營成本，比國內銀行的獲利更多。此外，銀行通過國際化還可以從投資多元化中獲得優勢，既可以分散風險､還可以獲取穩定的投資收益等，尤其在風險方面，銀行業無論是在產品還是在市場方面，所面臨的隨機性和風險性的廣度和深度均比一般企業要高得多，因此，在其規模擴張到一定程度后，通過國際化經營也是確保其安全性的主要途徑之一。

4.從金融發展的角度出發。銀行業國際化有利于一國金融的發展。如戈德史密斯(RaymondW.Goldsmith)率先開創了金融結構研究之先河，在其金融結構理論中指出，外國銀行的引進和金融技術的轉讓對一國的金融發展起著重大作用，是迅速提高本國金融發展水平的一種方式。這在一定程度上為銀行業國際化尤其是發展中國家金融業的對外開放提供了理論依據，加速了銀行業國際化的發展步伐。

5.從金融深化的角度。銀行業國際化對一國的經濟具有積極的作用。麥金農(R.I.Mckinnon)和肖(E.S.Shaw)在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論中，認為政府對金融部門的嚴格管制不利于經濟效率的提高，必須放棄政府的行政干預，采取有效的措施和合理的步驟推行金融自由化。該理論的提出，使金融自由化的浪潮倍受發展中國家的推崇，極大地促進了全球尤其是發展中國家金融自由化進程，使各國金融業的對外開放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銀行業國際化勢頭空前高漲。

第8篇：國際直接投資的概念范文

近年來我國服務業實際使用外資保持增長，2015年上半年服務業實際使用外資434.3億美元，同比增長23.6%，在全國總量中的比重創新高，達63.5%。自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我國逐步放寬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的市場準入限制，外資進入對處于經濟轉型時期中國的市場結構和經濟績效的影響越來越大，直接投資進入對本國市場結構效應的分析一直是學者們所關心的問題。

二、外商直接投資影響市場結構的機理分析

Hymer（1960）首先提出了以產業組織理論為基礎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并指出跨國公司是“市場不完全性”的產物。市場的不完全讓少數企業擁有壟斷優勢，從而進行企業規模的擴張，形成跨國投資。Dunning（1977）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闡釋了跨國企業選擇海外投資方式的動因，當企業同時擁有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和內部化優勢時，會選擇直接投資方式進入海外市場，直接投資方式也可分為綠地投資和并購投資兩種。綠地投資又稱作新建投資，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新建廠房，購置新設備進行生產經營，綠地投資會增加廠商數量，在東道國市場引入競爭效應。并購投資是通過合并收購東道國現有企業獲得股權，形成對東道國在位企業的控制，并購投資方式沒有直接增加東道國市場廠商數量，初期不會對東道國市場結構產生明顯影響，但長久看溢出效應的作用使東道國在位企業效率提高，市場競爭程度加劇，會對東道國市場結構產生影響。

三、基于我國信息服務和軟件業的分析

1.信息服務與軟件業市場結構現狀

通常刻畫市場結構特征的一個重要量化指標是市場集中度，它能夠比較真實的體現市場中企業相對規模的大小，綜合地反映出市場的競爭狀況。經常使用的集中計量指標有：CRn、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本文將采用CRn指數反映行業集中度，式（1）是CRn指數的基本計算公式，其中，xi/X表示第i家廠商的市場份額，該指標的數值越大，表明前n位的企業對市場的操控能力越強，本文計算了2005年-2014年軟件與信息服務業集中度指標。

2.信息服務與軟件業外商直接投資規模現狀

外商直接投資FDI是一個存量的概念，準確估算FDI的規模能夠如實反映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狀況。本文采用永續盤存法估算FDI存量，根據國家隊外資企業的最低殘值率10%，折舊年限15年，用固定資產折舊的平均年限法，最終按照年折舊率6%計算得到各年的FDI存量，計算方法如下：

2005年-2014年，我國信息服務與軟件業外商直接投資資本存量總體增加，其中，2006、2008年增幅較大，分別由584337624.3萬元、1784867185萬元增至1401269652萬元、2796713019萬元，漲幅達139.8%和56.69%。2008年后，除2012年達到最高2823027243萬元，其余各年無較大幅度增減。

3.外商直接投資規模與市場結構關系

我國信息服務和軟件業行業集中度與外商直接投資規模的現狀呈先大幅上升后略微下降的趨勢，可以推測兩個變量間存在一定的相關性。為了進一步驗證兩者間的相關關系，本文擬通過簡單的回歸分析加以驗證，將信息服務和軟件業行業集中度作為因變量，外商直接投資規模作為自變量，建立二元線性回歸方程，運用Eviews7.0軟件進行回歸分析，回歸結果如下表3：

模型總體R方達0.504693，整體擬合情況良好；F檢驗中，模型在5%的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檢驗，行業集中度與外商直接投資規模存在回歸關系；外商直接投資規模系數為正，T檢驗P值為0.0213，在5%的水平上顯著，說明在信息服務與軟件業中外商直接投資與行業集中度存在正向相關關系。由此，可以認為在信息服務與軟件業，外商直接投資規模對行業集中度有正向影響，外商直接投資規模的擴大有利于提高行業集中度，提升行業競爭力。

4.影響信息服務與軟件業市場結構的其他因素

首先是政策因素，國家對不同行業實施的產業政策的異同也會對行業集中度產生影響。其次是行業因素，市場容量的大小會對行業集中度產生一定影響。

第9篇：國際直接投資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 動機 區位選擇

Stephen P.Meyer和Milford B.Green（1996）為了研究加拿大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他們收集了超過4500個數據，運用回歸分析方法對加拿大對外直接投資進行了實證研究。他們通過研究發現，加拿大的FDI 大多聚集在西歐、加勒比、澳大利亞、巴西和亞洲一些地區和國家。加拿大對外直接投資大多流向東道國擁有較大的市場潛力，與加拿大有著良好的貿易伙伴關系的國家。

Lilach Nachum，Srilata Zaheer和Shulamith Gross（2008）以美國的跨國公司為例，實證研究出不僅東道國自身的稟賦會影響到美國跨國公司投資的區位選擇，而且東道國在全球中與其他國家的地理距離的接近程度也會影響到美國跨國公司投資的區位選擇。如果東道國與世界上其他知識、資源都比較豐腴以及市場開放程度較高國家的地理距離比較接近的話，就會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美國的跨國公司到該國投資。

Bala Ramasamy，Matthew Yeung和Sylvie Laforet（2012）以2006—2008年中國跨國公司為樣本，運用泊松統計數據回歸模型，來研究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上的差異，他們研究表明，所有權不同的跨國公司，它們的投資的動機也存在差異。中國的國有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上，主要會選擇一些政府風險比較高（腐敗、貧富差距大、法制不健全、人權不平等）的國家，且這些國家的自然資源比較豐富；私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則是一種市場導向型，是為了尋求更大的國外市場。但是，無論何種所有權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它們在追求獲取技術進步和創新的目的上是一致的。

Yuanfei Kang和Fuming Jiang（2012）構造了一個概念性的框架，綜合傳統的經濟因素和制度因素，在提出一些列假設的基礎上，以中國企業對東亞和東南亞8個經濟體13年的投資數據，構造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結果發現，一方面，傳統的經濟因素對于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起著一定的重要作用，而制度因素相對于傳統經濟因素來說，對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影響的作用更大且表現出較高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另一方面，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具有一定的動態特征，即中國FDI會在不同的經濟體之間，不同的時期，其規模和流向會出現明顯的差異。同時，發達國家現有的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理論和研究框架并不完全符合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從制度變量來看，中國國內的制度和政策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中國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

Steven Globerman，Ari Kokko和Fredrik Sjoholm（2000）以瑞典大型跨國公司和中小企業如何更好獲取國際技術外溢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這兩類公司主要通過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來獲取國外的技術和知識，并且這兩類企業的資本傾向于向專利數較高且與瑞典地理距離較近的一些國家，同樣瑞典這些企業貿易對象的選擇也具有同樣的特點。從總體上看，跨國直接投資是瑞典大型跨國公司和中小企業獲取國際技術溢出的最重要的方式，而貿易一般對于中小企業顯得更為常用和重要。

Carmen Stoian（2013）以歐洲經濟合作組織的20個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狀況作為面板數據，母國的制度變量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到其對外直接投資。在構造的隨機效應模型中，包含著制度變量，將會增加模型的解釋能力，并且母國的競爭策略和制度改革（貿易自由話制度、公司重組制度等）狀況，對解釋歐洲經濟合作組織成員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結果還發現，母國的技術水平對對外直接投資并沒有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母國接受FDI的流入量和人均GDP，也會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其對外直接投資。

Wen-Chung Hsu，Xingbo Gaohe和Hsin Mei Lin（2011）探討臺灣制造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給臺灣技術進步帶來的影響，研究發現，對外直接投資所帶來的技術進步效應是中性的。但是，這種技術進步效應會隨著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不同而不同，從臺灣制造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看，對中國的投資給臺灣技術進步帶來的效應并不明顯，而對其他國家的投資則會顯著促進臺灣制造行業生產效率的進步。

Allan Webster（2013）以世界上其他國家對美國的直接投資為研究對象，研究發現，其他國家企業到美國設立子公司的目的，主要是由于美國國內擁有大批技術熟練的工人和先進的科學技術的優勢。然而，其他國家企業對美國直接投資最重要的戰略動機上看，是希望通過對美國直接投資這種途徑來獲取美國國內的戰略性資產（知識、生產效率）。

Wilbur Chung·Juan Alcacer（2002）他以1987-1993年OECD國家對外美國制造業投資的區位選擇，使用隨機參數邏輯回歸方法，來研究企業在不同投資動機下對美國FDI的選擇。他的研究不僅證實了之前企業追求更大的市場規模、低生產要素成本、低進入壁壘對FDI的吸引力的研究。而且通過研究還發現通過FDI獲取技術的特征。從OECD國家對美國的直接投資以獲得技術溢出來看，東道國的R&D密度并不能夠吸引他國的直接投資，因為這些跨國投資企業往往處于技術密集度很低的行業中，相反，研發密度較高的跨國企業，受東道國的R&D密度的吸引力就比較大。

參考文獻：

[1]Stephen P.Meyer & Milford B.Green. outward Canadian direct investment and place-specific attributes：an empiric alanalysis[J].Geoforum，1996.

[2]Lilach Nachum & Srilata Zaheer & Shulamith Gross. Dose It Matter Where Countries Are Proximity To Knowledge ， Markets and Resources ， and MNE Location Choices[J]. Management Science，2008.

[3]Bala Ramasamy & Matthew Yeung & Sylvie Lafore.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Location choice and firm ownership[J].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2012.

[4]Yuanfei Kang&Fuming Jiang.FDI location choice of Chinese multinational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Traditional economic factors and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J].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