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經濟的基本內涵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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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自然經濟的基本內涵范文

一

首先從自然經濟說起。

什么是自然經濟，并沒有統一的定義。人們對它有各種各樣的理解和表述。是從人與自然、人與人關系所反映的個別勞動與社會勞動的關系出發，從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對立出發，來考察自然經濟的。凡生產是直接用于滿足生產者個人或經濟單位的需要，而不是用于交換的經濟，不論它在人類歷史上以何種形式存在，都可以認為它是自然經濟。物質生產的自給自足，就是這種經濟的本質特征。我國學術界通行的這種理解和表述，體現著自然經濟一般。

自然經濟是一個歷史范疇。由于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會性質，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質的社會經濟相聯系，曾經在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中存在。在這幾個不同的社會形態中，自然經濟具有一系列的部分質變。探討自然經濟在封建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要探討這個經濟范疇在封建社會具體的歷史內涵。

在封建社會中，封建國家、封建地主、個體農民以至個體手工業者，都經營有自然經濟性質的生產。如在中國，封建國家經營有滿足自己需要的官手工業，封建地主經營有“閉門而為生之具以足”，“以贍衣食”的自給性生產等等。然而個體農民(包括自耕農和佃農)是社會的主要生產者，農民家庭是社會基本生產單位，小農經濟是社會經濟的主體。自然經濟在封建社會的發展變化，都集中通過小農經濟的發展變化而表現出來。

當時的社會經濟中，自然經濟已是與商品經濟相聯系而存在。從農民來看，由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農民足以把農業、手工業和其他副業結合于家庭內部。農民為了直接取得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特別是衣食等基本生活資料，就要進行自給性生產。他們既從事農業，又從事手工業，并形成通常所說的“男耕女織”的自然經濟結構。

隨著社會生產力和社會分工的發展，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日益多樣化。由家庭經營和個體勞動所局限，任何一個農民家庭都不可能滿足自己全部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需要。小農的這種特點，就迫使他們卷入市場交換，從事商品性生產，與其他農民和手工業者交換產品，取得自己不能生產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以持續自己的生產，維持一家的溫飽。生產使用價值的自給性生產，與生產交換價值的商品性生產，就相輔相成地結合在同一個主體之上，也就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結合在同一個主體之上。

當時，自然經濟又與封建剝削制度相聯系。農民不但要養活自己，還要通過繳納封建賦稅或封建地租，養活封建主階級。繳納封建租賦，是農民獲得小塊土地進行生產的先決條件，因此，他們必須把封建租賦同自己直接消費的產品一樣，擺在自給性生產范圍之內，當作使用價值生產出來。自然經濟成為農民既為自己消費需要，又為封建地主消費需要而生產的經濟，就體現著自然經濟與封建經濟的本質聯系。

盡管封建社會自然經濟的內涵和外延都不等同于個體農民的自給性生產，但是，由于個體農民的自給性生產具有極大的廣泛性，整個農民的自給性生產，具有封建國家、封建地主和手工業者所經營的自給性生產所不可比擬的巨大規模，自然經濟就以個體農民的自給性生產為主要內容存在于封建社會之中。

在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相結合而存在的條件下，自然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形式，仍然會同其他任何經濟形式一樣，具有體現自己經濟關系的經濟實體。我曾經在《論清代前期農民商品生產的發展》[1]一文中提出，在封建社會中，由于自然條件和農民自身生產條件的差異，農民啟給性生產與商品性生產的結合程度，是會各不相同的。在整個小農經濟中會形成一個多層次的商品生產結構。這個結構從另一個角度來考察，也就是自給性生產的多層次結構，即農民自然經濟保持程度的多層次結構，其具體構成如下。

第一，自給型生產。這種農民總產品的絕大部分供自己消費和繳納封建租賦，只把自用有余的小部分產品投入交換，以換取其他生產和生活必需品。這里所說的總產品，是指農民所生產的包括農產品、手工業品和其他副業產品在內的全部產品。自用有余的產品，可能是屬于其中的這種或那種產品。

這種農民的生產，不但自給性生產占有顯然的優勢，而且其出售的產品，本來是為了自用而生產的，即不是以社會分工為基礎，以交換為目的而生產的。只是由于投入交換，才具有商品的性質。這是一種具有自然經濟痕跡的、在流通領域里形成的商品，還不是完全意義的商品。

這種農民少量產品的出售，只能補償少量的生產資料或生活資料，不可能更新生產過程的各種要素，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主要還是自己生產的，即經濟條件的“絕大部分，還是在本經濟單位中生產的，并直接從本經濟單位的總產品中得到補償和再生產”[2]。盡管已經有了商品交換，但生產循環仍然是一種自我完成的再生產。所以馬克思把這種農民直接消費其產品的絕大部分，只有少部分進入流通過程的生產，叫做“真正的自然經濟”[3]。

第二，半自給型生產。這種農民總產品的大部分供自己消費和繳納封建租賦，同時又根據社會需要生產一部分商品，用以交換其他生產和生活必需品。在封建社會中，特別是在封建社會前期，這部分商品還會包括一些是自然生產物的土特產品和奢侈品。盡管它們的再生產過程主要是在自然界實現的，但一經由“任土作貢”的方物，轉化為商人販運貿易的商品，農民的狩獵，采集、捕撈等活動，也就帶有商品生產的性質；這種農民出售的產品，都是以交換為目的而生產的。這是他們與上廣種農民的區別所在。

這種農民已經有了部分商品性生產，他們的生產也就開始納入整個社會生產分工的體系之中。但是，由于自給性生產比重大，商品性生產比重小，其生產要素通過市場實現價值補償和實物替換的部分，并沒有超過自己生產的部分。因此，從整體來看，這種農民的生產，還基本上不是以流通為媒介的再生產，而仍然基本上是自我完成的再生產。所以恩格斯說，這是商品生產“還只是在形成中”[4]。

第三，交換型生產。這又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有些農民，其總產品除了繳納封建租賦之外，少部分供自己消費，大部分用于交換，以換取其他生產和生活用品。他們從事商品生產，是為了獲取使用價值，以維持一家的溫飽。這是一種在交換價值形式下的使用價值生產，還沒有脫離自給的內核，因此，其商品流通是“為買而賣”。由于商品性生產已居于主要地位，自給性生產已退居次要地位。這類農民已成為或基本上成為小商品生產者。

交換型生產的另一類是，農民商品性生產的比重更大，自給性生產比重更小，甚至已無足輕重。他們從事商品生產，已不僅是為了獲取使用價值，而主要是追求利潤，即交換價值增值，以發財致富。其商品流通是“為賣而買”。這種農民已屬于從小商品生產者向資本主義商品生產者的過渡形態。

上述這四種類型的生產，以具有部分質的差異相區別，存在于整個封建社會階段。按照辯證唯物主義原理，任何事物不僅有質的規定性，而且有量的規定性。事物又常常是包含著多種運動形態和多種矛盾的統一體，使它具有多方面的質。在這種情況下，事物的性質就是由其主要的質所規定的。當其次要的質的量變沒有達到一定的數量界限，它仍然會保持自己的原有性質，而不會轉化為另一事物。自給型農戶和半自給型農戶的自給性生產，超過或大大超過其商品性生產，自然經濟就仍然是其主要的質，商品經濟僅是其次要的質。因此，它們就應當屬于或基本屬于自然經濟范疇，成為封建社會中體現自然經濟關系，即自給自足經濟關系的經濟實體，是自然經濟單位在封建社會

中存在的具體形式。

自給自足是對自然經濟本質的一種通俗概括。現象總是以豐富多變的形式表現本質，特別是在事物具有多種質的條件下，現象與本質之間更會出現差別和矛盾。所以完全意義的自給自足，只是存在于原始社會的初期，此后它只是相對地存在于社會經濟生活之中。在事物質變和量變錯綜復雜的運動過程中，如果不區分主要的質和次要的質，如果不把握住決定事物性質的數量界限，而是機械地把完全意義的自給自足作為衡量小農家庭是否是自然經濟的絕對尺度，必將導致對自然經濟過多過早的否定，這無疑是不適當的。

封建社會的農民，已是使用鐵制農具和牛馬畜力，并具有自有經濟和一定獨立性的生產者，他們比原始社會和奴隸社會的生產者，具有更高的生產積極性，具有更優越的生產條件，和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封建社會與原始社會、奴隸社會相比較，生產者產品自給的品種、數量和質量，都是大不相同的。

綜上所述，以個體農民的自給性生產為主要內容，以自給型農戶和半自給型農戶為主要存在形式，以使用鐵制農具和牛馬畜力的小生產方式為生產條件，這就是自然經濟在封建社會具體的歷史內涵。它體現著自然經濟在封建社會的發展變化。

二

在封建社會中，自然經濟具有強大的地位。但隨著社會生產力和商品經濟的發展，自然經濟會逐漸削弱，并隨著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會最終為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所代替。在封建社會中，封建國家和封建主都經營有使用徭役勞動、奴婢勞動或雇傭勞動的商品生產，還有資本主義萌芽性質的商品生產，但是，最普遍大量的是農業和手工業中，以生產資料個體私有制和個體勞動為基礎的小商品生產。因此，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可以說主要是小商品經濟。列寧指出，“在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中有兩個重要關鍵：（1）直接生產者的自然經濟轉化為商品經濟，（2）商品經濟轉化為資本主義經濟。”[5]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過程，主要是農民的自然經濟轉化為商品經濟的過程。這既是商品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關鍵，也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

在封建社會初期，生產力水平和勞動生產率低下，作為一切生產首要條件的糧食生產，還不能在農民滿足自己消費之后，有更多的剩余，從而為從事農業的人和從事手工業的人，為從事食物生產的農民和從事原料生產的農民，提供實行較大分工的可能，因而，自給型農戶這時就必然占有大多數，半自給型、交換型農戶還只是居于少數。

這時在市場上，特別是在農村市場上交換的產品，既有半自給型、交換型農戶和手工業者商品性生產的產品，又有自給型農戶自用有余的產品。這時自給型農戶自用有余的產品，已不是偶然的、間或存在的剩余品，而已是普遍的、不斷反復出現的剩余品。廣大自給型農戶把這種剩余品投入交換，就會使它在整個市場交易量中占有巨大的比重。前面已經說過，自給型農戶自用有余的產品，不是基于社會分工而生產的。生產的社會分工是商品經濟的基礎。因此，這時的商品經濟還不具有完備的社會分工的基礎。

歐洲的封建社會就有過這樣的階段，馬克思說過，“曾經有這樣一個時期，例如中世紀，當時交換的只是剩余品，即生產超過消費的過剩品”[6]，（馬克思所說的中世紀，一般是指歐洲的9-14世紀）在中國，《孟子》所說的，農民“男有余粟，女有余布”、“紛紛然與百工交易”的階段，是否屬于這樣的時期，有待于經濟史學者的考證。

盡管剩余品的生產還不是交換價值的生產，但是，農民出售剩余品，就已“具有一種以流通、以設定交換價值為目的的趨勢”[7]，經常有大量剩余品投入交換，就會促進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并且促使它們朝著交換價值生產的方向發展，推動自給型農戶逐漸轉化為半自給型農戶和交換型農戶，從而使整個市場逐步從以使用價值生產為基礎，轉向以交換價值生產為基礎。這是封建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長期趨勢。

半自給型農戶由于根據社會需要生產一部分商品，它們的生產就開始納入整個社會分工體系之中。在封建社會的某一個階段中，如果半自給型農戶在整個農戶中占有多數，它們投入交換的商品，在整個市場交易中占很大的比重，這時商品經濟的社會分工的基礎，也就是交換價值生產的基礎，就會進一步完備。

在封建社會中，各種生產力因素經過長期積累，會出現一系列發展變化。勞動人口和耕地面積的不斷增加，擴大了農業的生產規模；生產工具的改進和系列化，提高了農業勞動的效率；水利設施、陸路和水路交通的發展，改善了農業生產的勞動條件；自然資源的開發，豐富了農業生產的勞動對象；耕作技術和生產經驗的積累，提高了農業勞動者的素質。到封建社會后期的一定階段，農業生產、特別是糧食生產會加快自己的發展步伐，為商品生產的發展，提供比較充分的農業基礎。

在上述條件之下，商品生產就會得到較快的發展。通過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逐漸向交換型農戶轉化，會出現大量主要生產糧食和其他食物的農民，主要生產原料作物的農民，和“以種地為副業，而以工業勞動為主業”[8]的農民。通過農民家庭手工業以一定規模與農業分離，會使許多農民轉化為手工業者，并逐漸形成從事各種原料加工的獨立手工業部門。

這種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與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不同，他們要出售自己的大部分以至全部產品，必須在市場上補償他們的大部分以至全部生產要素，甚至包括種子和口糧。他們的生產已經是完全或基本上建立在流通的基礎之上，成為“以流通為媒介的再生產，也就是，以產品的出售，以產品轉化為貨幣和再由貨幣轉化為產品的生產要素為媒介的再生產。”[9]他們的這種商品經濟性質的生產循環，與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自然經濟性質的生產循環，就具有質的差異。

封建社會的農民和手工業者，都有可能在封建租賦之外，還能“生產出一個超過必要生活資料的余額”[10]，也就是在封建租賦以外的剩余產品。這是一個變量，在封建租賦既定的條件下，就決定于農民和手工業者生產成果的大小。交換型農戶和獨立手工業者是最有能力生產這種剩余產品的個體生產者。這種剩余產品都是要投入交換的，因此，這種農民和手工業者又是具有最大市場量的個體生產者。

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如果不從事自給性生產，“生產專業化即社會分工的完成”[11]，他們就已經成為典型的小商品生產者。列寧在討論農民的自然經濟轉化為商品經濟的時候，就是以這種小商品生產者為準繩的。他說，“單獨的個別的生產者專門從事一種生產部門的生產”，“是商品經濟的必備條件”[12]。這種典型的小商品生產者確實是存在的，如城市獨立手工業者。列寧在此加以強調，是理論徹底性的需要。但是，“概念和現象的統一是一個本質上無止境的過程”[13]，在封建社會的實際經濟生活中，特別是在商品經濟剛在發展的時候，大量出現的不是典型的小商品生產者，而是不完全脫離自給性生產的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即具有一定程度專業分工的小商品生產者。

出現這種情況，有各種各樣的具體原因。在封建社會中，最大量的是生產糧食的農民。他們的商品性生產不論如何發展，也不會脫離糧食的自給性生產，這是毫無疑義的。

農民的商品性生產從一開始出現，就“已經包含著社會生產無政府狀態的萌芽”[14]。在交換型農戶中，商品性生產已占主要地位，如果市場條件發生變動，它的產品的價值不能實現，其生產和生活就會出現危機。保留一定的自給性生產，特別是糧食的自給性生產，就可以緩解危機，就可以多一分生存保障。所以不論是生產原料的交換型農戶，還是生產其他食物的交換型農戶，都可能保持一部分糧食或其他食物的自給性生產。

特別值得提出的農村手工業者。

在封建社會后期，由于農業生產和農民商品生產的發展，廣大農民的需求增多，會引起農村手工業一定程度的發展。西方學者把西歐各國出現的這種發展叫做前工業化階段。這種農村手工業產品的銷售對象，主要不是封建剝削者，而主要是廣大勞動群眾，就必然要求成本低，價格廉，生產就必須接近原料產地。這種大眾化的產品，質量不必精細，生產技術容易掌握，因之這種手工業必然首先從農村中發展起來。農民從農業轉向手工業只能是逐步進行的，在這個轉軌過程中，必然有許多農民保持著一定的糧食和原料作物的生產。就是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之后，基于上述應付市場變動的原因，農村手工業者也會自然地保有一定糧食或者原料的自給性生產。當然最根本的原因還是農業生產力的不夠發展，沒有充足的穩定的糧食供應，農民和農村手工業者也無法切斷自己的自然經濟臍帶。

這種保留有一定自給性生產的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戶，同獨立的小商品生產者一樣，都已屬于商品經濟范疇，都同樣是封建社會中體現商品經濟關系的經濟實體，與屬于自然經濟范疇的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是不相同的。所以馬克思把“以種地為副業，而以工業勞動為主業”的農民，叫做“新的小農階級”[15]。根據這一原則，那些生產糧食、原料和其他食物的交換型農戶，也同樣可以視為新的小農階級。

自然經濟既是歷史范疇，又是地域范疇。在封建社會的一定歷史階段，自然經濟不會在全國各個地區以同一水平存在，商品經濟也不會在各地以相同水平同步發展。它們的發展變化，同任何社會經濟的發展變化一樣，總是在不平衡的運動中實現的。各個地區由于氣候、交通、土壤和資源等自然條件的差異，經過人們長期開發，又會出現社會分工發展程度的差異，即出現各種類型農戶的不同比例配置，從而自然地形成自然經濟強大、比較強大和比較薄弱的各類地區，也就是商品經濟不發達、比較發達和發達的各類地區。在商品經濟發達的地區中，還會形成具有不同專業分工的地區，有的是農業中的商品性生產超過自給性生產，成為糧食作物或原料作物的專業性生產地區；或者是手工業中的商品性生產超過農業中的商品性生產，成為手工業品專業生產地區。因此，在封建社會后期的一定階段，由于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的大量出現，由于各種專業分工地區的形成，商品經濟就會具有更為完備的社會分工的基礎。

總之，任何封建國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內，都會通過各種類型農戶的不同比例配置，通過地區間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形式，保持著不同的自然經濟水平，也就是具有不同的商品經濟水平。在任何一個封建國家中，我們都不可能獲得各種類型農戶比例配置的數據，也不可能獲得自給性生產產值和商品性生產產值的精確數據，但是，我們仍然可以推斷，在封建社會一定的歷史時期中，自給性生產具有強大的地位，商品經濟發達地區，商品性生產的產值則可能大于自給性生產的產值。但是，就是在封建社會后期，以至封建社會后期的商品經濟發達地區，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無論多么發展，也不會導致自然經濟的消失。這種歷史連續性甚至可以延至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已經興起的時代。在十九世紀后半期，德國的機器大工業已經興起。許多雇傭工人或者是自己擁有土地和菜園，或者是通過租佃擁有土地和菜園，以從事自給性生產。他們的這種“園藝業和耕作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曾經是保證工人階級物質狀況可以過得去而且有些地方是過得相當不錯的基礎”[16]。

為生產力發展水平所決定，終封建社會之世，自然經濟還會始終存在，商品經濟也不能得到充分地普遍化發展。這都有待于資本主義，特別是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的發展。只有資本主義，才能“把一切以生產者本人勞動為基礎或只把多余產品當作商品出售的商品生產形式盡行破壞。它首先使商品生產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生產逐步轉化為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17]。因為“只有當雇傭勞動成為商品生產的基礎時，商品生產才強加于整個社會。”[18]這是馬克思總結西歐歷史發展所得到的結論。人類社會從原始社會相對純粹的自然經濟，經過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在對立統一中消長，然后轉變為資本主義社會相對純粹的商品經濟，這正是歷史辯證法的生動體現。

三

商品經濟同自然經濟一樣，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會性質，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質的社會經濟相聯系。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資本主義社會的商品經濟，以至社會主義社會的商品經濟，其性質都是各不相同的。就是在封建社會，商品經濟在總的量變過程中，也會出現階斷性的部分質變。

在封建社會的各個歷史階段。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由各種類型農戶不同比例配置所形成的商品經濟，既會具有不同的社會分工發展水平，又會保留有不同程度的自然經濟痕跡，因而呈現出部分質的差異。試以封建社會前期的商品經濟與封建社會后期的商品經濟作點粗略比較。

首先，從農村市場看。在封建社會前期，由于農民生產的自給性水平還很高，農民和農民之間、農民和手工業者之間的商品交易量一般不是很大。那種生產者自用有余產品余缺調劑的交換，那種生產者必要產品同特殊需要發生關系時品種調劑的交換，會占有一定的以至很大的比重。這兩種交換都具有使用價值生產的自然經濟痕跡。因之，農村市場主要是農民與農民之間、農民與手工業者之間的直接交換，假手于商人的情況不是很多。加以有限的市場交易量要分散在廣大農村，市場因之是狹小的，一般不能擺脫小范圍的地域局限，只能在廣大農村形成以墟集貿易為主體，以市鎮貿易為補充的“地方小市場的網”。[19]這種農村市場一般只有保證供給與需求的經濟功能。對于農民來說，就是能滿足他們購買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銷售農副產品和家庭手工業品的需要。

通過商品交換，實現供給與需求的平衡，不但是個體農民再生產的必要條件，也是社會再生產的必要條件。一定地區，如一縣一州，必需有自己的產品，能與其他地區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實現供給與需求的平衡，才能使社會再生產得以順利進行。這就會形成一定的地區間的販運貿易。因此，某些農村市鎮，特別是商品生產比較發達地區的農村市鎮，除了具有保證供給與需求的經濟功能之外，又會具有集散商品的經濟功能，使它成為農村外銷商品販運貿易的起點，農村輸入商品販運貿易的終點。在這種農村市場上，農民之間、農民和手工業者之間互通有無的直接交換就會縮小，而以商人為媒介的商品流通就會擴大。

到封建社會后期，在商品經濟不發達的地區，大體還會保持封建社會前期農村市場的那種狀況。但在其他地區，由于糧食作物、原料作物和手工業品的商品生產有了較大的發展，農村市場就會發生變化。如果說在封建社會前期，商業資本主要是以自己的運動，使農民的產品發展為商品；在封建社會后期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特別是在商品經濟發達地區，卻是農民和手工業者已經生產出來的商品以自己的運動形成商業。農民和手工業者已無法自己在當地銷售全部產品，也無法互相提供足夠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只能要求商業資本為他們的產品實現價值，并為他們的再生產實現各種生產要素的補償。因之，這里的農村市場已由主要是生產者之間的直接交換，轉變為主要以商人為媒介的交換。并且會突破地方小市場的格局，形成一系列商業市鎮和手工業市鎮，建立起長途運轉的商品流通渠道，形成跨越地區以至跨越國界的市場網絡。在商品經濟發達地區，還會在生活資料市場之外，形成各種生產要素市場。在生產分工發展的基礎上，形成雇工市場；在農民和手工業者生產借貸增多的基礎上，從傳統的高利貸資本中出現金融市

場，從而構成以商品市場為主體的農村市場體系[20]。這種具有多功能（包括保證供求和集散商品的經濟功能）的、以市鎮貿易為主體、以墟集貿易為補充的農村市場，就為農民擴大再生產、發展商品生產提供更有利的條件。

但是，生產者之間余缺調劑、品種調劑的交換仍然會存在，甚至會有一個較大的絕對值。只是在商品成交總量中，其比重已大大縮小了。

其次，從販運貿易看。在封建社會中，通常存在著從農村流向城市，供封建剝削階級和其他城市人口消費的，以農副土特產品和奢侈品為主要內容的販運貿易。同時，由于農民和手工業者需求的多樣性，他們也必需與外地區的農民和手工業者互通有無，也會形成一定規模的販運貿易。因此，販運貿易就成為當時的重要商業活動。

在封建社會前期，販運貿易的商品，除了手工業者的產品之外，主要是由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所提供的。它們每家每戶投入交換的商品固然有限，但千家萬戶的投入，也會成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可以形成繁榮的販運貿易。它們出售一些農產品或者家庭手工業品，雖然標志著農業和手工業結合的自然經濟結構開始分解，但它們還主要從事農業，它們的手工業和其他副業還從屬于農業，基本上沒有專業分工。沒有生產的專業分工，也就不能有充分的地區分工。自然條件的差異性和由它所帶來的自然產品的多樣性，是形成社會分工的自然基礎。這種地區的販運貿易，更多地是建立在這種具有自然分工性質的基礎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專業分工的基礎之上。比如糧食這種重要的販運貿易的商品，它所形成的主要是“以年之豐歉，或糴之使來，或糶之使去”的地區間豐歉調劑市場。這種地區間糴來糶出的市場，就不是由地區分工所引起的。自然經濟正是這樣的販運貿易中保留著自己的痕跡。

在封建社會后期，農產品和農村手工業品流向城市的販運貿易，在繼續發展的同時，地區間特別是糧食作物區、原料作物區與手工業品產區之間的販運貿易，會有明顯的發展。如果說，前者是地區間的一種縱向聯系，后者則是地區間的一種橫向聯系。前者主要是體現農民、手工業者和封建剝削階級之間的交換關系，販運貿易的商品主要是生活資料，后者則主要體現農民與農民之間、農民與手工業者之間的交換關系，販運貿易的商品既有生活資料，又有生產資料，說明它已大體是建立在一定的專業分工的基礎之上。糧食作物區、原料作物區和手工業品產區之間出現大規模、長距離的販運貿易，正是封建社會后期商品經濟的重要發展。

再次，從城市市場看，在封建社會中，城市市場主要是封建官吏、封建地主及其仆從、軍隊等以自己的收入，與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產品相交換。他們的收入都是封建租賦的轉化形態，即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剩余產品。數量巨大的剩余產品集中在數量有限的城市中投入交換，就會出現繁榮的城市市場。封建賦稅和封建地租主要是采取實物形式。它們是由農民和手工業者作為使用價值生產出來的，只是因為投入交換才成為商品。這種商品可以說只有商品的流通方式，而沒有商品的生產方式。這就使城市市場既建立在交換價值生產之上，又建立在使用價值生產之上。因之城市市場并不具備完全的商品生產的基礎，也就不是完全意義的商品經濟。盡管實物租賦會逐漸向貨幣租賦轉化，使城市市場的商品生產的基礎有所發展，但這種轉變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因此，商品生產基礎的不夠完全，是封建社會城市市場的共同特征。

在封建社會前期，由于城鄉商品生產不夠發展，城鄉生產者之間的商品交換就不夠發達。盡管城市中有比較發達的手工業，但其產品主要供城市人口消費，并不流向農村，與農民的產品相交換。因此，城市市場規模的大小，主要決定于投入市場的封建租賦價值量的大小。封建租賦在城市市場形成上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就使城市市場保有較多的自然經濟痕跡。

到封建社會后期，由于地區間販運貿易的發展，有些上述那種消費性城市可能發展為具有販運貿易的中轉市場，或者形成新的中轉貿易城市。由于有些手工業在發展中逐漸向城市轉移，有些上述那種消費性城市可能發展為手工業基地，或者形成新的手工業城市。有的城市甚至可以三者兼而有之。隨著城市經濟功能的發展，在這些城市市場的商品成交總量中，封建剝削者以封建租賦與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產品相交換所形成的交易量，其比重必然會縮小。農民之間、農民和手工業者之間商品交換所形成交易量（包括體現在販運貿易中中轉的部分），其比重必然會擴大，后者甚至可以超過前者。封建租賦在城市市場形成上的作用，無疑已大大下降。當然，封建租賦投入這種城市市場還會有一定的數量，加以還會有許多消費性城市存在，就是在封建社會后期，封建租賦在城市市場形成上的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視的。總之，在城市市場，以至在整個國內市場上，封建租賦所形成的市場交易量，在封建社會前期和后期，是會各不相同的。它在整個市場交易中所占比重較大，市場促進生產和分解自然經濟的作用就越小，反之就越大。

在封建社會中，由于各個時期的各個地區、各個部門商品經濟發展水平不同，許多經濟現象總是交錯地存在，難以劃一。上述分析只是一種很粗略的概括。但大致可以看出，封建社會前期的商品經濟，與封建社會后期的商品經濟相比較，已具有不同的生產基礎，不同的流通方式（包括不同的市場結構），不同的流通規模（包括不同的商品結構），不同的社會作用。特別是商品經濟發達地區的形成，不但會為本地區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開辟道路，而且會通過與其他地區的經濟聯系，擴大和深化社會分工，推動其他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為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生發展提供歷史前提。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正是通過這種不同層次的發展，即部分質的變化，逐步排除自然經濟的制約和痕跡，逐步趨向完善。

封建社會經濟發展的進程表明，封建經濟是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的結合。它們以怎樣的廣度和深度相結合，會反映出自然經濟歷史地位變化的階段性，會反映出商品經濟發展的階段性，也會反映出封建經濟的成熟和發展。生產對于任何社會經濟都具有基礎的作用。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發展變化，都是基于其生產基礎的具體變動而來，考察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及其歷史地位，考察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及其發展水平，首先應當對它們生產基礎的發展變化，作出正確的估量。不論在什么生產基礎上生產出來的商品，一經在市場上出現，都不會改變它作為商品的性質，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決不能因此而忽視對它們不同的生產基礎作具體的分析。否則，就容易夸大商品經濟的發展水平，把封建社會前期的商品經濟與封建社會后期的商品經濟同等起來，把發達地區的商品經濟與不發達地區的商品經濟等同起來，從而模糊對自然經濟歷史地位的認識。這就不能在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研究中，更好地貫徹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論。

四

商品經濟所以能適應生產力的不同發展水平，在各種社會經濟形態中存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產生的基礎是社會分工。一切分工都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結果，而分工的發展又會促進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和生產的社會化、專業化。在封建社會中，社會生產力總是在不斷發展的。商品經濟既是封建經濟（包括領主制經濟和地主制經濟）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條件，而封建經濟又可以容納小商品經濟有較高程度的發展，甚至可以容納以工場手工業為代表的商品經濟有一定程度的發展。因之，在封建社會中，商品經濟的一定發展是不可避免的。在封建地主制下比在封建領主制下，在統一的封建國家中比在分裂的封建國家中，還會得到更多的發展。

廣大農民商品性生產的發展，就把市場機制引入千家萬戶的生產領域，擴大價值規律發生作

用的范圍，推動他們改善工具，提高技術，較好地發揮人力、物力和土地資源的經濟效益，這對于發揮各個地區自然條件的優勢，擴大農業基礎，調整農業結構，增加社會積累，都會起良好的作用。

在商品經濟發展的條件下，不但農民商品經濟的個體比自然經濟的個體，具有較高的發展生產的活力和能量，也會使整個社會經濟含有市場機制，可以較靈活地較有效率地進行，從而有利于滿足消費，促進生產，加強地區間、民族間的經濟聯系，推動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對于封建大國說來，也會為封建國家處理集中的政治與分散的經濟的矛盾，為征收賦稅、加強國民經濟管理，提供有利的條件。在封建社會中，只要有商品經濟的發展，就會有社會經濟的發展，也會有社會生活水平的相對提高。總之，封建生產方式如果能允許商品經濟發展，就說明它還具有生命力，還沒有達到它的歷史終點。這是判斷封建生產方式價值的一個重要標志。

在封建社會中，對立統一的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是互相制約、互相排斥的。自然經濟天然地排斥社會分工，排斥商品經濟，從而限制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同時，不管自然經濟多么強大，商品經濟卻具有導向性，具有主導作用，它總是通過不斷分解自然經濟，引導社會經濟向前發展。這都是人所共知的道理，無庸贅述。但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在一定的生產力水平下，它們又是相輔相成，互相補充的。對立物相互補充的這種深刻的辯證關系，充分地體現在社會經濟過程之中。

在封建社會中，個體農民既與商品經濟相聯系，又與自然經濟相聯系。他們總是通過二者的相互補充，使自己的生產得以完全。在自給型農戶和半自給型農戶中，是商品交換對于自給性生產起補充作用；在交換型農戶中，是自給性生產對于商品性生產起補充作用。二者相互補充，就使小農家庭的再生產得以順利地運行，使小農家庭生產與消費的平衡得以順利地實現。

在封建社會中，個體農民和手工業者既都是互相分離、互相獨立的，各自通過自身的循環持續自己的生產。但是，他們又是互相聯系，互相依存的，因為他們需要別的農民和手工業者供給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又需要別的農民和手工業者購買他們的產品。地主家庭有的是生產單位，而更多的是消費單位。作為生產單位，它必須與農民和手工業者交換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就是作為消費單位，也必須以封建租賦與農民和手工業者交換消費品。因此，在封建社會中，就必須以商品交換為紐帶，把農民、手工業者和地主家庭聯系起來，才能形成整個社會再生產過程，使整個封建經濟成為一種一定程度的以流通為媒介的再生產。

要使這種復雜的社會再生產過程得以順利實現，社會生產兩大部類和各個生產部門之間就必須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在封建社會，社會生產的技術構成低，不論是進行簡單再生產還是擴大再生產，主要是靠投入勞動力，而不是主要靠追加生產資料。而且農民不但要養活自己，還要不經過交換無償地養活封建剝削者，因此，第二部類生活資料的生產必然要大于第一部類生產資料的生產，而擴大再生產更需要生活資料特別是糧食的優先增長。生活資料特別是糧食的這種比例關系，主要是由農民的自然經濟來保證的。

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如前所述，是農民既要為自己的消費需要，又要為封建地主的消費需要而生產的經濟，因而農民在生產過程中，必然要把生活資料、特別是糧食與衣著等基本生活資料的生產，擺在優先的地位，以安排好農業、手工業和其他副業的關系；以至要在自己的小塊土地上，種植各種食物，以便在一些作物遭受自然災害時，好指靠另一些作物，即所謂“種谷必雜五種，以備災害”。在糧食總供給不足與總需求發生矛盾時，農民就會去開墾荒地，開發山區，以至圍湖圍海造田，以解決自己生活的需要。所以在封建社會中，糧食盡管是具有最大市場量的商品，卻又總是商品率最低的重要農作物。

農民的這種遵循自給自足目標運行的經濟活動，就會使全社會勞動力與土地這兩種最重要的資源的分配，首先保證了糧食與衣著等基本生活資料的生產，從而保證了封建經濟順利運行所必需的最基本的比例關系。如果說，封建經濟因為有了商品經濟，可以更靈活地運轉，更具有生命力；而又因為有了自然經濟，才能保證它順利進行，保證它可以穩定地發展。

自然經濟這種基于人類生存本能需要的經濟，在封建社會的發展，保證了廣大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繁衍，保證了管理者與被管理者、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的分工，從而促進了封建國家、法律和文化藝術的發展。盡管在封建社會后期，由于生產力的發展，農民和手工業者在封建租賦之外，還可以生產出另外的剩余產品，擴大了封建政治和封建文化藝術發展的物質基礎，但是，從整個封建社會來看，強大的封建國家和繁榮的文化藝術，始終主要是建立在作為使用價值生產的封建租賦基礎之上的。

但是，自然經濟的這種基本歷史作用，又必須依靠商品經濟才能得以充分實現。在封建社會中，封建皇室和封建地主在獲取大量實物封建租賦之后，除了直接消費一部分之外，他們的生活和享受也依賴于出售這種剩余產品。同時，他們又必須把大量的封建租賦，通過商業渠道轉化為商品，轉化為各級官吏，文人學士、仆役和軍隊的收入，并且進一步轉化為多種多樣的消費品和奢侈品，通過市場以實現社會總產品的最終分配，從而保證封建政治和文化藝術事業的發展。

總之，封建經濟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結合。它們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補充。如果我們只強調其中的一面，把封建經濟簡單地看成是自然經濟，就是一種片面性；如果只強調其中的另一面，把封建經濟簡單地看成是商品經濟，就會是另一種片面性。這都是不可取的。

[1]《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1期。

[2]《資本論》第3卷，第896頁。

[3]《資本論》第3卷，第886頁。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13頁。

[5]《列寧全集》第1卷，第77頁。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9頁。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10頁。

[8]《資本論》第1卷，第816-817頁。

[9]《資本論》第2卷，第226頁。

[10]《資本論》第3卷，第893頁。

[11]《列寧全集》第1卷，第83、77頁。

[12]《列寧全集》第1卷，第83、77頁。

[1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517頁。

[1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441頁。

[15]《資本論》第1卷，第816-817頁。

[1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464頁。

[17]《資本論》第2卷，第43-44頁。

[18]《資本論》第1卷，第644頁。

第2篇：自然經濟的基本內涵范文

關鍵詞：個人主義價值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中圖分類號：B8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1723（2012）06-0117-03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互聯網出現、中國向西方打開國門，市場經濟的消極因素和西方腐朽思想觀念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期人民的影響日顯突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期的核心價值觀—集體主義，這引起人們的思考。它與個人主義是對抗性的矛盾嗎？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期的個人主義擁有特殊的經濟基礎，既不同于中國傳統的農業自然經濟，又不同于西方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新型的經濟和社會制度下，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現實矛盾就不必然是對抗性的矛盾，視域下的個人主義可以在市場經濟中和社會主義民主建設中發揮積極的作用。

一、正確看待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個人主義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無論是從理論還是實踐上，道德建設的領域中最根本的核心課題，是如何正確地對待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及其相互關系。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在道德問題上產生的種種爭論，始終是圍繞著如何正確理解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如何看待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關系這一核心問題展開的。

任何社會變革都需要有一個順應時代潮流而又為社會普遍認同的價值導向。我國正處全球化、市場化、文化多元化、文明沖突和融合的社會變革時期，也處于從半現代化到現代化的社會轉型時期，人們的價值觀念正發生著一系列深刻的變化。一方面，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出現了許多新的價值觀念，如競爭觀念、平等觀念、效益觀念等，另一方面，在市場經濟物質利益的驅動下，集體主義價值觀念受到沖擊，國家觀念、全局觀念逐漸淡薄，而個人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有泛濫的趨勢。這些價值觀念相互撞擊、滲透，各自顯示著自身存在的社會意義，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如何奏響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主旋律，如何樹立新型的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價值觀，對于指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和重要的理論價值。

誠如我們在總結西方的個人主義思想中所指出的，真正的理性個人主義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其反義詞是專制主義、權威主義、整體主義、虛假的集體主義，而不是真正的集體主義。個人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是自尊、自重、自主、自由、自立、自足、自信、自力、自強、自我負責、自我控制、自我實現、自我發展。個人主義的反義詞是專制主義、權威主義、整體主義、英雄主義、個人迷信。真正的社會主義的集體主義應該在個人主義的本來意義上揚棄個人主義，即摒棄個人主義可能導致的絕對化傾向而把個人主義的基本價值納入自己的整個體系之中，既不使“社會”作為抽象的東西與個人對立，也不使個人與社會對立，以實現自由的個人與社會的和諧一致。因此，真正的個人主義和真正的集體主義不是決然相反的，而是相輔相成、對立統一的關系。我們也就不必視真正的個人主義為洪水猛獸，而應該正確地發揮真正的個人主義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過程中所應起到的積極作用。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個人主義的張力

（一）市場經濟的確立增強了人的獨立性

市場經濟沖擊和消解了人對外在各種束縛關系的依賴，使社會最終擺脫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第一種社會歷史形態，把人從群體中解放出來，成為獨立的人，完成了個體在社會中從依附人格向獨立人格的轉變，個體主體性得以彰顯，同時，市場經濟的繁榮和發展為個人內涵的充實和豐富不斷地創造外部條件，從而使個人走向獨立。

（二）市場經濟實現了人的公平競爭和人性的張揚

計劃經濟體制時期，個體被淹沒在群體和社會中，創造性和潛能無法得到正常發揮，人性普遍萎縮。而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原則，生產者的經營狀況直接與自己的利益相聯系，每個個體要充分調動自己的主動創造性，才能贏得市場競爭的勝利。

市場經濟的公平競爭原則，激發了人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和自我超越的精神，使人的聰明才智和潛能得以發揮，人性張揚的內在要求得以實現。

（三）市場經濟促進了人主體地位的形成

市場經濟的運行，拓展了人的生存與活動領域，客觀上形成了人的主體地位。市場機制使人的主體意識覺醒、主體理性確立、主體精神煥發。人類個體本身具有意識、精神和價值取向等主觀方面的科學性和合理性，主體精神是較為高級和系統的價值取向，是人的能動性的生動表現，市場經濟中制度設計保障了人的主體地位的科學價值，市場經濟的運行為這些主體理性提供了良好的生成環境。

三、社會主義國家個人與社會關系的特殊形態——“真實的集體”

第3篇：自然經濟的基本內涵范文

關鍵詞：民法；法治建設；市民社會；市場經濟；權利觀念

憲法確定我國基本治國方略是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為我們描繪了法治國家的藍圖，指明了法治國家是我們國家建設的理想。“我們希望法治精神彌漫全國，也希望有一個以人權為唯一正當政治目標、以人民意志為唯一權力來源的法治政府，還希望建立一種消除任何權力超出合法限度而不被制止的體制，因為這些都是法治社會所應具備的。”依法治國是實現這一理想的階梯。因此，良好的法律是法治建設的基礎與核心。在我國現行的法律體系中，民法作為與人類經濟、生活聯系最緊密的一個法律部門，其對我國法治建設的重要作用越來越明顯、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

一、法治建設依靠法律，民法在法律體系中居于主導地位

完備的法律體系是依法治國的基礎、關鍵和最基本的標志。在眾多的部門法中，發展歷史最悠久，因而也是最完善、最引人注目的當屬民法。民法源于羅馬法，是對羅馬市民法的簡稱。古羅馬地處地中海沿岸，經濟形式以商業為主，不同城邦以及同一城邦之間由于交換形成了市場，這就是商品經濟，是民法產生的經濟基礎。羅馬法是當時簡單商品經濟條件下十分完善的法律制度，也體現了商品經濟最一般的規律。盡管后來以《法國民法典》《德國民法典》《瑞士民法典》等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國家民法典以及前蘇聯與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民法典都體現了本國區別于它國的特殊的經濟制度，但商品經濟是其共同的經濟形式，從羅馬法流傳下來的許多基本原則(如平等自由、誠實信用、公平競爭等)與基本制度(如所有權、債權制度等)都駐扎在這些國家的民法中。我國的民法也不例外。雖然在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我國的經濟一直以自給自足自然經濟為主，沒有形成商品經濟，民法作為調整手段發展也相當薄弱。但解放后隨著經濟建設的發展以及由于民法與人們日常生活關系密切的特性，民法逐漸受到重視，《擔保法》《物權法》等一系列民事法律的出臺就是體現，老百姓也逐漸認識了民法，了解了民法。如今我們翹首以待《民法典》出臺，因為它意味著我國的經濟發展和法治建設將會更上一個臺階。

市場經濟是法治建設的經濟體制。市場經濟要求經濟運行遵循等價交換的原則，通過市場供求關系來組合生產要素和分配多元的利益，這對市場主體的自覺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民法所具有的平等、公平的品質是對這種自覺性的最好扶持與保障，這正與市場經濟關系的內在要求相符合，因而民法必然成為市場經濟的法律選擇并發揮著主導作用。民法的發展歷程說明了“民法是一切部門法的基礎，其他部門法可以說都是從不同側面對民事法律關系和基本原則的保護、充實和發展，或者為它們的完滿實現創造必要的法制條件和環境”。又由于民法被實踐所證明的正義性，其他法律也逐漸吸收了民法蘊涵的平等、自由、人權的價值觀念以及源遠流長的基本原則。“有關平等、自由的觀念，往往都是先在民法中予以確認，而后才見諸憲法的。民法的許多觀念幾乎不需要經過任何加工即可成為法哲學的研究對象，成為整個法學發展的向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民法對多元利益的調整功能使競爭激烈的社會向著健康穩定的方向發展。因此，民法是調整商品經濟關系的主要法律規范，它與市場經濟的關系較之其他法律部門更加密切。民法的發展代表了人類文明的發展，民法的進步將推動法治國家的建設與和諧社會的建立。

二、市民社會是法治產生的社會基礎，民法促進市民社會的形成

市民社會一詞在其剛剛產生時就與古羅馬時期的文化有著直接的淵源關系，它被人們當作一種文明、進步的社會形態。“在市民社會中，每個人都以自身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來都是虛無。但是，如果他不同別人發生關系，他就不可能達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為特殊的人達到目的的手段。但是特殊目的通過同他人的關系就取得了普遍的形式，并且在滿足他人福利的同時，滿足自己。”黑格爾認為，市民社會中每個市民都被看作是合理地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具有理性的“經濟人”。然而利欲的發展必然會造成對他人利益即權利的侵犯，這是必然的。而這樣的沖突有時市民無法自己解決，為了和諧地生活，市民需要把他們的權利以契約的形式授權給一個組織以解決這個難題，協調他們之間的利益關系，這個組織就是國家。馬克思認為，隨著社會利益分化為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兩大相對立的體系，整個社會就分裂為市民社會和政治社會兩個領域。可見，市民社會是與國家相對應的私人自治領域，在這個領域內個人自由地進行商品交換，合理地追求著自己最大化的利益。在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關系上，先有市民社會，后有政治國家，市民社會是政治國家產生的前提，政治國家是市民社會的體現。如果“有一定的市民社會，就會有不過是市民社會正式表現的一定的政治國家”。那么，這樣的政治國家必須是一個法治國家。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二元分化是中國法治建設必須選擇的進路，因此市民社會的建立是中國法治之路的不歸選擇。

但是，如何建立市民社會?由于歷史原因及現實情況，我國的市民社會不可能像西方國家的市民社會一樣自發形成，只能靠外部力量的規范與引導。這一外部力量直接表現為民法。“民法在市民社會的表現形態就是私法自治，私法至上是市民社會的一種內在信念。”這里的私法主要是指民法。市場經濟培養了人們獨立的人格、主體的意識與自決的能力，因而有可能孕育一種與國家相對應的力量即市民社會，以真正實現社會自治與政府權力的平衡，因為市民社會越完善，國家得以存在的必要性越小，市民社會是對國家的限制。“市民社會中人的價值在法律上反映為兩個方面，即私權的充分享有和私權的不受侵犯。”民法是市民社會的基本法，這一歷史使命唯有民法才能完成。民法對市民社會的規范與引導作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它用權利本位、意思自治的基本理念、平等公正的價值及具體制度來保證私法主體的利益和經濟民主的實現；另一方面它又通過界定國家權力運作的范圍，來控制政府權力的濫用，以尊重私權，真正實現私法自治的美好局面。民法實質調整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之間的關系，民法越發展，市民社會越發達，政治國家的領域也就越狹小，民法成了市民社會建立與發展的主要動力。可見，確立民法的基本地位是正在形成中的市民社會的內在要求，也是民法重要作用的又一體現。

三、市場經濟是法治建設的經濟基礎，民法是市場經濟的基本法

法治是以商品經濟為基礎的，現代法治是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沒有市場經濟，法治國家的建立將是空中樓閣。綜觀人類社會的歷史，法治總是與商品經濟、市場經濟有關，而與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和以國家壟斷為內容的產品經濟、計劃經濟無緣。西方國家法治建設的經驗告訴我們，市場經濟是法治建設的經濟基礎，一個國家法治的實現程度取決于市場經濟的發展程度。依法治國依賴充實完備的法律，法律的出現源于社會的需要。而在自然經濟條件下，交換的不發達使得社會對復雜的法律規范需求很少，更多求助于習慣、宗教等；在產品經濟和計劃經濟體制下，政治和經濟融為一體，經濟關系由行政命令來調整，法律的作用微乎其微；市場經濟是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是以市場作為配置社會資源的基本手段，經濟關系靠經濟規律自發調節，社會需要大量的法律規范，法治國家才有實現的可能。市場經濟本質上必然是法治經濟，市場經濟構成了法治的基石。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對自我權益的關注更自覺、更積極，對法治的要求更強烈，民法成了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因為市場范圍的大小、市場成熟程度、市場經濟的發展程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市場主體的獨立程度。首先，民法以確認市場主體的獨立資格為首要任務。賦予市場主體以法律資格相當于為市場經濟注入鮮活的血液，它使市場經濟得以健康運轉起來。這種對主體資格的確認徹底摒棄了等級特權思想，培養了人們獨立人格與自由權利的觀念。市場經濟的張揚個性、追求平等、自由、效率的特性正好滿足了民法公平、正義、自由的精神內涵，從而民法的作用就是解放人們的思想，使市場經濟充滿活力。其次，民法以通過設置并不斷壯大民事權利的方法，使人們得以自由地從事民事行為并受到民法的保護。再次，民法通過規定基本制度與原則來對多元的利益沖突加以協調，促使市場經濟健康、有序地進行。最后，民法的責任制度能保障市場主體權利的實現，從而創造一個和諧的競爭環境。“總之，民法以人為中心，以意思自治為基本理念，以權利為基點，以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則為手段，以責任制度為保障，為市場經濟法治化作了科學的構建，使市場經濟獲得了一個完整的法制基礎以及成功的法治模式。”

四、法治建設是人的工程。民法推進人的觀念革新

第4篇：自然經濟的基本內涵范文

一、縣域經濟的涵義和特征

（一）縣域經濟的涵義。縣域經濟是在縣級行政區劃的地域和空間范圍內統籌安排社會經濟資源而形成的區域經濟，它以縣城為中心，鄉鎮為紐帶，廣大農村為腹地，城鄉兼容，是我國社會經濟功能比較完善的基本單元。其涵義主要包括：（1）縣域經濟是區域經濟。縣域經濟是在一定的空間范圍內進行的，這種范圍是由縣級行政區劃所決定的，是縣級政府管理范圍內各種經濟活動的總和。（2）縣域經濟是綜合經濟。縣域經濟包括農業、工業、商業、交通運輸業、建筑業、旅游業、信息業、金融業、餐飲服務業等各個產業部門。（3）縣域經濟是中觀經濟。縣域經濟既不屬于宏觀經濟系統，也不屬于微觀經濟系統，而是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的結合部，是國民經濟的一個重要中間環節。

（二）縣域經濟的特征。縣域經濟是一種區域經濟，又不完全等同于區域經濟。縣域經濟首先具有區域經濟的一般特征，此外它還具有自身的基本特征。（1）農業性。縣域經濟雖然包括多種產業部門，但農業經濟在縣域經濟中占有絕對優勢，農業經濟活動是我國目前大多數縣域的最主要的經濟活動，農業人口構成了縣域人口的主體。（2）綜合性。縣域經濟包括各個產業部門、各種經濟成分，包括財政、銀行、稅務、物價、工商等經濟職能部門和各種社會管理機構，具有很強的綜合性。（3）層次性。縣域經濟中的縣城經濟、鄉鎮經濟和村級經濟構成了縣域經濟的三個層次。村級經濟是縣域經濟的基礎環節，屬于基礎層，鄉鎮經濟是處于縣城經濟和村級經濟之間的層次，屬于中間層，縣城是縣域內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中心，是縣域經濟的中心環節，縣城經濟屬于中心層。（4）差異性。不同的縣域之間在地理環境、氣候條件、自然資源、人文資源、風俗習慣、歷史傳統等各方面都存在著一定差異。（5）不平衡性。縣域經濟的差異性和國家的政策性因素等，造成了我國縣域經濟之間發展的不平衡性，既有發達的縣域經濟，又有不發達的縣域經濟，還有落后的縣域經濟，并且，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這種不平衡性呈不斷加劇的趨勢。

二、縣域經濟發展的基本思路

發展縣域經濟，需要從縣情出發，理清發展的基本思路，由于縣域經濟情況千差萬別，發展路徑也不會完全相同，總體而言，基本的發展思路可歸納為：縣域經濟的發展應著力于解決農業問題，推進農業產業化、農村工業化和農村城鎮化，做到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同時發展第三產業。具體可表述為：加快農業產業化進程，著力解決傳統農業部門改造問題；選擇縣域經濟發展的主導產業，促進農村工業化進程；建設村鎮經濟園區，培育縣域經濟發展增長極；大力發展民營經濟，打造縣域經濟發展主體。

（一）加快農業產業化進程，著力解決傳統農業部門改造問題。我國農業經濟帶著極大的自然經濟色彩，這與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是格格不入的，也極大地限制了農民收入的增加，嚴重制約著縣域經濟的發展。改變這種狀況，必須加快農業產業化進程。農業產業化的實質就是農業和市場相聯系，即提高農產品的商品化程度，實現農業經濟由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的轉化。因此，應當把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作為縣域經濟工作的一個重點，落實好有關政策，找準主攻方向，加大扶持力度，做好農業開發工作，不斷提高農產品加工的精度和深度，使傳統農業經營方式得以徹底改造。

（二）選擇縣域經濟發展主導產業，促進農村工業化進程。世界經濟發展史表明，在一定時期，不同產業的經濟增長速度是不同的，對整個國民經濟的影響和貢獻也是不同的，個別產業的經濟發展比其他產業快得多，這少數產業往往會決定某一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因此，應集中有限的人才、物力、財力優先發展這些產業，以此帶動其他產業的發展。發展縣域經濟，促進農村工業化進程，必須選擇好主導產業，由于我國縣域之間存在著差異性，主導產業的選擇也是不同的，選擇的基本原則是：一方面是能夠推動縣域經濟的快速發展，使其在一定時期內能夠取得實質上突破的產業；另一方面是符合縣域實際情況、能夠付諸實施的產業。

（三）建設村鎮經濟園區，培育縣域經濟發展增長極。科技園區和工業園區是人類進入21世紀所選擇的最佳區域經濟發展模式，它創造了經濟增長的奇跡，使區域經濟的能量大大超出常規的界限，而遠播于四面八方。不過，就已有的國內外園區經濟實踐來看，這種模式是以基礎設施完善，交通便利，科技智力高度密集的大中城市或地區為依托的，并不能照搬到縣域經濟的發展中去。所以，我們提出了“村鎮經濟園區”概念，這是在借鑒上述區域經濟模式成功經驗的基礎上，結合我國縣域經濟實際，賦予經濟園區以全新內涵的一種全新模式。這種模式的基本特點是：經濟園區建立在行政區劃的最基層單位村、鎮；建立經濟園區的村鎮是經濟發展程度較高或地理位置優越或具有某種特定資源的村鎮；園區經濟以民營企業尤其是家族企業為主，以勞動密集型企業為主；園區所需原材料、勞動力幾乎全部由當地農民提供。在具體形式上村鎮經濟園區包括工業型經濟園區、商業型經濟園區、旅游型經濟園區和綜合型經濟園區等。村鎮經濟園區將成為當地經濟增長核心區，對其周圍的農村地區和農業經濟活動產生輻射作用，發揮擴展效應，帶動當地經濟的快速發展。

第5篇：自然經濟的基本內涵范文

(一)土地制度僵化無法滿足市場對土地資源的有效需求譚宗憲認為“在規代化過程中,傳統的家庭經濟形式,與適量資本和技術結合,便能形成符合中國資源秉賦的、低成本的、有頑強生命力的新生產力和各種新生產方式。”[1]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已近完成,城市正在進行產業結構升級,迫切需要將部分過剩產能轉移到農村,客觀要求靈活變通農村現行的土地制度,按照市場機制對農村土地資源進行流轉,以吸收國內國內的過剩產能,實現農村土地資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實用。另外,隨著我國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實現和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農村的市場環境也在不斷成熟,也客觀要求中國的農村土地制度與國際接軌。但是,我國農村目前仍在固守改革初期的土地制度。這種制度在改革初期對于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確曾發揮過重要作用。可是,在現階段它卻很難滿足日漸完善的市場機制和城市過剩產能轉移對土地資源的迫切需求,成為制約農村經濟發展的一大障礙。(二)產業結構單一造成農村勞動力流失,加劇了城鄉二元分化長久以來,我國農村延續著種地打糧兼營副業的傳統經營模式,產業結構單一,經濟效益低下。傳統的農業經營模式和產業結構帶有明顯的季節性,農民的勞動時間常形成農忙和農閑兩個時段。雖然我國各地自然條件有別,農民一年中的忙、閑比例不盡相同。但是,顯而易見,農閑時節是對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的一種閑置與浪費。近年來,城市化進程的加速產生了巨大的勞動力需求,交通、通訊條件的改善也為農村勞動力出門務工提供了便利條件。大量農村勞動力為改善生活進城務工,成為推動我國城鎮化、工業化進程的一直生力軍。農民進城務工在促進城市繁榮的同時卻導致農村發展的相對停滯,使我國的城鄉二元結構更加突出。農民的土地投入、勞動時間不斷縮減,使得農村單調的產業結構長期無法改變,甚至出現土地撂荒、舉家進城的農村困境。究其原因,農村單一的產業結構和傳統的經營模式無法大量吸納農村富余勞動力,遂導致農民工涌入城市,從而造成農業發展的停滯,加劇了農村的衰落。所以,單調的、傳統的農村產業結構成為農村經濟繼續發展的又一瓶頸。(三)基礎教育落后導致農業科技水平過低我國基礎教育在投入和辦學質量上長期以來都存在較大的城鄉差距,城市中小學在師資規模、教學設施、教育理念和辦學質量上要遠遠優于農村。目前,我國農村中小學仍然存在生源流失的現象,一些學生基礎教育未完成就迫于生計走上打工之路。農村的文盲雖基本消失,但農民受教育水平普遍較低的現狀依然是制約農村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農民素質低,對新科技、新技術、新事物的接受、使用和轉化能力就相對較低,使農民很難使用現代科技成果服務于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發展。低科技含量的經營模式降低了農民變通經濟體制的思想活力,無法生成其改善產業結構、探索多種經營模式的技術能力。當今,科技在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明顯,現代農業應該是科技農業。發展科技農業、綠色農業及立足豐富農業資源基礎上的農副產品加工業和鄉村旅游業,都離不開科技的推動與支撐。總之,現代農業必然是科技型、技術性、智力型的新型農業,當今農業科技含量低的現狀是農村教育水平長期落后所導致的。農村僵化的土地制度、單調的產業結構、落后的基礎教育和過低的農業科技含量,互相影響、互相制約,共同制約著農村經濟的繼續發展。農村還面臨著社會保障水平低、基礎設施不完善的問題,其根源與以上四個因素直接相關,也是農村經濟發展中遇到的只有通過發展才能得到徹底解決的發展問題。

二、新型家庭經濟是推進農村經濟發展的有效途徑

1983年趙瑞彰撰文指出:“隨著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春風吹拂家庭聯產承包制已成為主要的形式。在此基礎上,一種將承包經濟和自營副業經濟結合在一起的經濟形式——新型的家庭經濟在我國農村大地上確立了”[2]上世紀80年初,新型家庭經濟的提法就出現了,并在學術思想界圍繞建立引起農業生產關系變動的“新型家庭經濟”形態展開過激烈辯論。新型家庭經濟的內涵與特點不是一成不變的。其內涵與特點隨著我國農村改革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農村產業結構調成步伐的加速和當今新農村建設目標的平穩推進而不斷與時俱進。十六大上,中央政府、國務院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宏偉目標,為改善我國農村經濟現和提高廣大農民的生活水平與質量奠定了正確的發展方向。新型家庭經濟要求當前的農村改革要立足我國農村此時此地的需要,能解決農村經濟繼續發展面臨的現實問題,這才是“新型家庭經濟”的本質內涵和根本特點。發展新型家庭經濟,是深化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優化農業產業結構、提升農業科技含量和改善農村基礎設施等的必由之路,要從根本上破解當前村經濟繼續發展面臨的諸多難題,就必須發展大力發展新型家庭經濟。其理由如下:(一)新型家庭經濟可以深化農村經濟體制改革,釋放農村經濟發展活力新型家庭經濟推動農村經濟體制改革走向深入,使農村以為主體的經營形式變得更加靈活。土地是農民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以往的土地制度過于僵化,無法適應搞活經濟的客觀要求,成為阻礙農村經濟繼續發展的一大障礙。新型家庭經濟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土地的自由流轉,為農村接受城市的過剩產能提供了急需的土地資源,也為農村發展農副產品加工業等其他適合以家庭為單位組織生產的工業形式提供了可靠的土地來源[3]。農民在家庭經營的基礎上可以組織實現多種形式的聯合體,如以家庭入股集體經濟發展村辦企業,以集體經濟入股其他經濟實體利用農村的自然人文生態優勢發展鄉村旅游等。新型家庭經濟允許農民掌握較多的生產資料自和獨立的產業經營權,減少了政府對生產經營的指導干預。農民生產者和經營者的雙重身份成為市場經濟體系中的經營個體,農緊密的和市場聯系在一起,進而賦予農村經濟繼續發展的持續動力,極大釋放了農村經濟進一步發展的活力。(二)新型農村家庭經濟可以優化農村產業結構,促進農村經濟融入市場體系新型家庭經濟中的土地制度變通為農民實現多種經營提供了可能,農民能以家庭、和集體為單位發展農業、工業和第三產業。劉茂松曾指出:“家庭經濟實體跟 企業卻很不一樣,它不僅不排斥自然經濟,而且家庭商品經濟的發展還要以家庭自然經濟為前提條件。因為家庭是建立在自然實體基礎上的經濟實體”[4]。新型家庭經濟靈活的經濟結構搭配也為農村招商引資、引進工業項目、開展鄉村旅游、發展生態農業與房地產開發等提供了制度、資源保障。新型家庭經濟改變了農村過去以糧食種植為主而兼營副業的單一產業結構,形成了農業、工業和服務業有機結合、合理配置的新型產業結構,實現了農村產業結構的優化與升級。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基礎能為農村經濟發展提供源源不竭的動力,能實現農民的提效增收,能從根本上破解農村基礎設施落后、農民受教育程度低、農業科技含量不高、農民進城撂荒和農村社會保障水平低的系統性、結構性困局。另一方面,農村新型家庭經濟可以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和價值規律的調解作用,實現農村地區勞動力、土地資源和資金等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從而使農村的產業結構更加優化。靈活的經濟體制與合理的產業結構可以提品質量高、市場適應能力強的產品和優質、高效的服務,將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等環節有效結合在日漸完善的市場機制下,促進農村經濟健康、快速的融入市場經濟體系。

三、發展新型家庭經濟亟待解決的問題

新型家庭經濟融合了近年有關農村經濟體制與產業結構變革、調整的各種新思路、新內涵以新的面貌與形式正在成為助推我國農村經濟繼續的新型動力源泉,因而得到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與廣大農民的熱情期待和歡迎。但是,新型家庭經濟在各地的推廣與普及中,也出現了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首先,新型家庭經濟是政府服務下的新型農村經營形式。一些地方政府沒有認真領悟自己在新型家庭經濟發展過程中所應承擔的角色和應盡的行政義務。有些地方政府要么放松對新型家庭經濟的有效監管,造成其無序發展,甚至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盲目追求眼前利益,沒有負起科技扶持、政策引導、統籌布局、生態保護和法規宣傳的行政責任;要么仍然沒有改變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完全統制農村經濟的計劃經濟思維,對新型家庭經濟管得過嚴,沒有真正賦予農民適當的生產資料自主支配權和生產經營的自。其次,新型家庭經濟還是生態型經濟。一些地方為發展新型家庭經濟盲目引進城市和發達地區帶有污染性的過剩產能,造成農村地區土壤污染、水土流失、水源枯竭、植被破壞的環境危機,對農村的自然人文生態造成了嚴重破壞,甚至造成農村生態系統的功能退化。最后,新型家庭經濟是法治經濟,必須依法保障農民的土地權益。有些地方在土地流轉過程中沒有深刻領會我國的真正內涵,將農民土地以私人財產的形式強行收購,然后以高價轉讓,或者據為己有從事獨立經營,嚴重侵犯了農民的土地承包權及對土地的占有權、經營權和使用權,也違背了國家發展新型家庭經濟搞活社會主義農村經濟的初衷。

第6篇：自然經濟的基本內涵范文

關鍵詞：傳統文化 新農村 文化建設

中圖分類號：D6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82（2013）09-0176-02

改革開放以來，農村文化建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隨著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和人們物質生活日益提高，農村文化建設和發展已顯得較為滯后。中央提出社會新農村的建設目標是：生產發展、生活富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是政治、經濟、文化的全面建設。而傳統文化是新農村文化發展的源泉，傳承和革新傳統文化是新農村文化建設的需要。

一、傳統文化的豐富內涵

關于傳統文化的討論，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董靖保、王尚義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是指由中國長期社會歷史沿襲而形成的風俗、道德、思想、藝術、制度、生活方式等物質與精神文化現象的總和，其中大部分以傳統自然經濟為基礎，本質上是一種小農意識的反映，其核心以追求倫理道德為基本出發點，具有典型的封閉求同、消極迷信色彩。表現的基本形式是一種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農業文化，是一種建立在宗法制度基礎上的血緣文化。”[1]單霽翔認為：“傳統文化產生于歷史過程，帶有明顯的時代烙印；傳統文化形成于民族傳承，帶有獨特的民族色彩；傳統文化成長與當地環境，帶有濃郁的地域特征，因此傳統文化的時代性、民族性和地域性表現得最為鮮明”[2]趙東海、梁偉在闡述中國傳統文化精髓時認為：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我們大致可以從科學技藝層面和倫理價值層面兩方面來加以概述。從科學技藝層面看，傳統文化的精髓主要包括飲食文化、服飾文化、園林建筑文化、工藝美術文化、喜劇舞蹈相聲等娛樂文化、武術健身養生等體育文化、天文歷法、發明創造及中醫理論等。從倫理價值層面看，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主要可以概括為君子文化、尚賢文化、謀略文化、恥感文化、禮儀文化、忠孝文化、愛國主義以及人道主義精神等。[3]

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數千年文明史的歷史積淀，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傳統文化孕育了中華民族卓越的品格和精神，素塑造了的民族獨特性格，有其豐富的內涵，綿延了數千年的傳統文化反映了中華民族生存方式、思維習慣、理想追求等，承載的民族歷史的思考和人文精神，蘊含著民族偉大的生命力和創造力。

二、新農村文化建設的現實困境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農村文化建設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隨著市場經濟的出現，多元文化的沖擊等方面的原因，農村文化建設面臨著諸多方面的問題。

1.多元文化的沖擊

隨著市場經濟的出現，農村人口私人空間的拓展，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涌現城市，城市的生活方式，城市的文化觀念逐漸進入農村，沖擊著傳統的農村文化觀念。進程務工人員在融入現代城市發展的過程中，融入現代城市生活的過程中，由于受物質基礎和原有思想局限性的影響，在對城市文化的吸收和模仿中，大量的庸俗文化也充斥其中，城市的鄰里疏離、人情淡薄等“城市文明癥”也伴隨其行。而在接受和模式現代城市文明的過程中，鄉村文化中的淳樸和精華也逐漸疏離。因此，在城鄉二元體制結構的生存空間里，農村的文化生活長期處在原有鄉村文明和現有城市文明的搖擺空間里。

隨著經濟的轉型，西方文化的滲入和擴散，農民的價值觀念和消費觀念在西方文化的沖擊下，面臨著被改造的命運，物欲和功力逐漸彰顯，“道德失范”被越來越多地關注。

工業化的發展、市場經濟的洗禮、信息化的到來、現代文明沖擊，這些影響滲透到農村社會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傳統的文化價值觀念在向新農村文化價值觀念轉型的過程中，多元文化的沖擊，農村的文化價值取向面臨著多元和混雜的局面。

2.鄉土文化傳統的淡薄

華夏文明民族眾多，歷史悠久，鄉土民俗文化內容豐富，各具地域特色。有二人轉、海南的瓊劇、花腰鼓等民間的傳統文藝表演，有三月街、潑水節、火把節等民族傳統的節日，有剪紙、泥塑、繪畫等民間傳統工藝，這些傳統藝術、民間工藝、民俗節日等是豐富的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曾經是鄉村生活重要的組成部分，構成了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生態。但在城鎮化的進程中，這些眾多的民間工藝、民俗等鄉土文化傳統被淡化了，尤其是年輕一代紛紛走進霓虹閃爍的現代城市，熱衷于西方的情人節、圣誕節等，對這些鄉土文化傳統缺乏熱情，逐漸失去了認同感，隨著時代的變遷，甚至傳統的“春節” 、“中秋節”、“端午”等節日，也缺少了那份“味”，找不到當年的感覺。

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村的居住環境發生了很多的變化，村落的改造，新的建筑的出現普遍缺少地方文化的內涵，彰顯不了地域特色，在現代化的改造中，實現了鋼筋混凝土統一，也失去了建筑的人文地域特色。

一些傳統的民間工藝、演藝等，隨著旅游的發展，在商品化的過程中，經過市場化的改造，出現了變異，喪失了特色和個性。

3.文化建設內涵空間狹小

第7篇：自然經濟的基本內涵范文

關鍵詞：誠；信；誠信觀

在當前不斷完善市場經濟和推進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誠信問題已越來越被人們所關注。人要有信，要講誠信。但古人與今人的誠信觀卻不盡相同。本文就古今誠信觀的異同及其內涵作一簡要的比較和探討。以便人們更好地認識和深化現代誠信觀。

誠信的古代內涵主要有三層，這在孔子那里已初現端倪，并得到后人繼承。即社會生活關系的一般道德準則。“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而其中又主要強調：朋友關系的道德準則“朋友信之”和君臣關系的政治道德準則“民無信不立”。在傳統社會結構中，社會生活關系大多在熟人圈子里，血緣、地緣以及交情是人際交往能否獲得成功的決定因素。有學者指出，傳統誠信模式就是差序格局下的一種“由親而信”的模式。所謂親是指一種牢固的私人關系，它可以是血緣之親，也可以是非血緣的地緣或交情之親。這種誠信主要不是看一個人的品德和能力如何，而是注重這個人與自己的私人關系怎樣。

傳統誠信觀念的內涵在適應現代化與市場經濟過程中基本被認同，同時其內容也有了新的變化。這種變化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現代誠信是初始性道德，是一般意義上的道德規范。人們不必訴諸其他的道德義務來決定是否遵循誠信；也不因為道德行為者和道德行為對象的特殊而有特殊，不能因為被侵害的是陌生人或非確定對象，就沒有道德上的壓力。換言之，這是一種普遍倫理，是廣泛性而非高尚性的道德。提倡誠信，不是要求人人都成為圣賢，而是要求大家做到應該做的事情。失去誠信，整個道德體系將動搖。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市場經濟的背景下，經濟活動無孔不入，使得利益成為人們社會交往中考慮的首要問題。因此，在市場經濟活動中的誠信和不欺詐就顯得最為迫切。第二，現代誠信在家庭道德、職業道德等方面融優秀傳統倫理道德與社會主義道德于一體。夫妻關系是家庭關系的基石，若使家庭關系和睦穩定，夫妻間就要恪守誠信。在家庭關系脆弱、離婚率不斷攀升的今天，誠信對于夫婦關系的和睦與穩定以及家庭美德的建設，是有積極意義的。現代誠信對個體的要求更突出地表現在忠于職守的職業道德上。忠于職守成為現代誠信的重要內容。現代誠信要求每個人都要把自己的職業看作神圣的崗位，敬業守職。在特殊的情況下，為了忠于職守犧牲個人利益甚至是生命也在所不惜。

在經濟生活中的誠信觀。古代的誠信觀是與自然經濟和小農經濟相結合的，是自給自足經濟基礎的產物。而現代的誠信觀是與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我國古代誠信觀適合調節自然經濟和簡單商品經濟基礎上的社會關系，包括社會經濟關系，而在調節復雜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基礎上的社會關系特別是社會的經濟關系時，就會顯現出它無能為力的一面，誠信道德的失范效應也很容易產生出來。古代中國人在做生意時不訂契約、不立合同而同樣守信，如在古代戰爭中，兩國交戰不斬使者，中國人和外國人相互訂貨，中國人不要求訂合同，只要記賬即可，中國人雖然不訂立合同，但在交貨時哪怕貨物價格很低，要賠很多錢，也一定會守信用，不情愿退貨。這種現象，一方面固然真實地展現了中國人固有的誠信美德，另一方面也折射出這一誠信道德仍然處在當時的自然經濟基礎上的人際關系相對簡單，人相對古樸的現實境況，簡單的商品交換還能夠允許口頭承諾的交易形式。而在復雜的商品交換中，在市場經濟中，對交易的口頭承諾，則顯得非常不夠了。契約、合同，作為基本的交易約定方式，不僅使交易的正規化，而且是現代商品信用制度的必然要求。只有依靠現代的社會商業信用體制，才能夠有效和可靠地進行大宗量、長距離和長時間跨度的商業交易，這些交易靠小商小販式的口頭承諾是很難兌現的。

就誠信的約束力及其踐信方式而言。古代誠信在自己的調節領域內，約束力量是直接和極其強大的。這就決定了它確實能夠使人做到一諾千金，不食其言。中國古代歷史上記載了許許多多將信義看得比生命還重要的故事。比如，司馬遷在《史記·刺客列傳》中，曾記載了田光因見疑而“自刎而死”的故事。燕太子丹因忌恨秦國對他的摧殘，為了報仇雪恨，燕太子丹請求“智深而勇沈”的謀士田光幫他出謀劃策。田光向太子丹舉薦智勇雙全的荊軻，并商討刺殺秦王之計。在送田光出門時，太子丹告誡說：“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也。”田光見過荊軻并向荊軻交待完任務后，感慨地對荊軻說：太子丹所告誡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因遂自刎而死”。田光的故事，很能代表古人特別是“士君子”對于“信”的一種罕見的“執著”。在中國古代，一個“士君子”如果“信而見疑，忠而受謗”，將被視為人生際遇中的大不幸。正是由于古代的誠信美德有如此大的約束力，因此，儒家在強調“信”時，也同時強調“信”的“權變”，即“信”并非機械死板地“說到做到”，“信”要以“義”為基礎，在遵行“信”的道德規范時，要區分是非曲直，如果“信”與“義”不符，那么“士君子”可以“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否則，要是機械地遵守“言必行，行必果”，在孔子眼里，這樣的人不過是“硁硁然小人哉”，也就是“不問是非曲直而只管貫徹言行一致的小人”。在小農經濟條件下，在人們的社會交往范圍非常有限的環境中，古代道德包括誠信道德處于一種強勢地位，對人們言行的約束力是相當大的。也正因為這樣，“一諾千金”才不是社會的道德理想而是社會的道德現實。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在人們的社會交往尤其是經濟交易的范圍急劇擴大之后，僅靠口頭承諾的古代誠信道德，其對人們言行的約束力，將不再具有過去那樣的強勢地位和強大的力量。所以為保證現代誠信觀的完善發展。使其發揮調節作用，我國提出了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口號和方針。用法律手段及建立現代信用機制的方式來維護現代誠信。

當然，古今誠信觀除在以上幾個方面有所異同外，還在價值觀、政治、經濟等領域存有差別。如古代主要在政治領域發揮誠信的巨大作用，但又多受“忠孝”等其他道德的束縛和制約。而今，誠信觀則在經濟領域獨占鰲頭，人們以此作為一種無形的資源來求發展、獲利益。

總之，市場經濟與現代化要求我們將傳統倫理文化中仍有價值的道德因素與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孕育衍生的新的道德因素，進行結構性的有機塑造。確立誠信在傳統倫理文化中的核心地位，無疑將大大有助于克服社會轉型期的道德失范。這是實現中國傳統倫理文化當代化的契入點，它必將成為現代倫理道德文化的汩汩源泉。

了解和認識古今誠信觀，無論是對于個人還是整個社會建設，無疑是十分有利的。它將給新世紀下中國的進一步發展補充巨大的能量和活力。

參考文獻：

第8篇：自然經濟的基本內涵范文

【關鍵詞】法律信仰；法律信仰危機；法律工具主義

中圖分類號：D9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278（2013）06-135-01

目前階段，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進程并不盡如人意，人們對法律更多的是對法律武器的敬畏，而不是把法律作為自己內心信條的準則。我們并不是漸漸失去了對法律的信任，而是一開始就不能信任這法律。除非人們覺得那是他們的法律，否則就不會尊重法律。中國法律信仰的危機缺失的原因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歷史原因

（一）文化因素

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孔子就說過德主刑輔，禮教觀也一直是統治階級維護自己統治秩序的理念。五千年的中國歷史文化，使得道德在中國有著特殊的作用，如果出現了糾紛，人們更多的是考慮在道德上是否受到譴責，這種特殊的國情使得人們對法律的理解更多地體現在法律工具主義和法律虛無主義上。首先，法律工具主義的普遍存在，讓人們忽略了法律的內涵是對人類終極關切這個價值目標。法律就是用來維護統治階級統治的工具這樣的概念，使法律得不到人們的信仰，失去了原本的價值追求。其次，法律虛無主義，有法沒法一個樣，各地法院對同一性質的案件卻能有截然不同的判決，很容易讓人懷疑法律的權威性。目前中國的現狀，司法公正有待提高，人們更多的還是對人情關系的依賴。

（二）經濟因素

當今中國是一個法治社會，而法治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因此要培養公民的法律信仰就需要一個充分發展的市場經濟。然而我國長久以來都是農業經濟主導格局，重農抑商的自然經濟體系在全社會占主導地位。這一生產生活方式的本質特點決定了以血緣親族關系為基礎的宗法關系和人身依附關系，是據以處理人們之間相互關系的基本準則。人們靠人倫來維護自然經濟秩序的穩定和血緣氏族內部人際關系的和諧，而不是依靠法律。這一現象在我國廣大農村廣泛存在。這使得我國難以產生法律信仰。

（三）政治因素

我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君權至上在中國存在了很多年，在這一思想觀念下法律的地位很低，所以法律不可能在公民心中獲得權威，更不用說當做一種信仰了。這一思想在人民心中已經根深蒂固，至今還影響著許多的公民，危害著當前我國社會法律信仰的培育和國家法治化的進程。

二、現實原因

（一）市場經濟不完善

目前我國雖然已經進入了市場經濟時代，但是時間還很短，這相對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來說晚了很多年。這就導致我國市場經濟還不完善，在經濟生活中追求獨立、公平交易的市場力量尚未居于主導地位，社會中還缺乏追求外在力量保護公平、自主交易和市場健康運行的強大的經濟力量。法律尚未成為公眾日常生活的必備要素，最終導致法律信仰的生長缺乏肥沃的土壤。

（二）現行的法律制度

中國社會現在的法律制度不是傳承自傳統社會的倫理法律文化，而是完全的外來物，是缺少文化根基的“義肢”。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打開了清政府的大門，同時也將我們的傳統撕裂了一個大口子，更是將我們的傳統扔向了大海，民主與法治的思想猶如暴風驟雨，在我們還沒有來得及準備之前轟然而到，我們的法律制度移植于西方，我們現在的法律制度是傳統西方社會的而不是我們自己的。這些移植自西方社會的法律制度“被我國傳統的經驗――實用型思維方式做了行而下的處理，‘法’被扭曲為‘法律’，或者說，經過處理之后，作為精神和信念的‘法’淡然無存，留下的只是作為具體制度的‘法律’”。僅僅有別人的制度，而且這個制度又與我們慣行的觀念和文化相悖，我們如何邁入伯爾曼式的“新時代”？

綜上，中國現階段在法律信仰的建構中存在各種原因值得人們去思考和反思。在中國，法律的狀態似乎僅停留在“對法律的意識上”。人們畏懼于法律的懲罰功能，而不是從內心對法律由衷的信仰。法律信仰的缺失，會帶來司法的濫權和人民群眾的不安全感加重等眾多弊端。所以對法律信仰缺失的原因的分析，對我國法治建設有一定啟發意義。

參考文獻：

[1]伯爾曼.法律與宗教[M].中國政法出版社，2003.

[2]許章潤.法律信仰的實質理性――兼論法律從業者的職業倫理[J].中國社會科學，2003（1）.

[3]張和瓊.我國法律信仰缺失原因初探[J].法制與社會，2008（11）.

[4]王賽.中國語境下的法律信仰：缺失與建構――從伯爾曼的《法律與宗教》談起[J].福建行政學院學報，2011（5）.

第9篇：自然經濟的基本內涵范文

關鍵詞： 文化；市場；特征；特殊；復雜；綜合

文化市場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中的一個十分重要而又特殊的市場。分析、研究文化市場的基本特征，對于文化市場的管理、發展、繁榮，不僅具有重要的理論思考價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實踐參考作用。本文結合筆者個人近年來文化市場管理工作的具體實踐與理性思辨，對文化市場特征這一重要命題，發表幾點拙見，以期引起關注與討論。

一、文化市場的特殊性

文化市場的第一大特征，就是它的特殊性。

總所周知，所謂“市場”，是商品買賣的場所，是一定地區內商品或勞務等的供給和有支付能力需求之間的關系。按地區范圍劃分，有國際市場、國內市場；按商品種類劃分，則有糧食市場、蔬菜市場、黃金市場等；按商品性質劃分，又有金融市場、信息市場、技術市場、勞務市場等。從本質上考量，所有的市場都是社會分工的產物，與商品經濟密切相關，也就是說，市場具有交換商品、交流信息、融通資金等重要作用。

而商品經濟則是與“自然經濟”相對應的經濟形式，它是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活動都必須借助商品貨幣關系來進行的經濟形式。人類社會的商品經濟，大致經歷了簡單商品經濟、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三大階段。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特征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為根本目的。商品經濟的發展，是社會主義不可逾越的階段，它對于促進生產專業化、技術現代化、人民生活富裕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也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必要條件。

可見，我國文化市場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而文化市場的特殊性，又集中體現在文化商品的特殊性上面。

所謂“商品”，是指為交換而生產的勞動產品，它具有使用價值與價值兩大要素。一般的商品，其使用價值與價值都是通過經濟價值得以具體體現的，而文化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價值，則通過經濟價值與社會值得以具體體現。也就是說，文化商品具有經濟價值與社會價值的雙重屬性，是商品領域中的“交叉商品”或“邊緣商品”。

因此，作為文化商品流通市場的文化市場，便具有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雙重性。也就是說，文化市場不能為了單純盈利賺錢，而同時要注重人民文化素質的整體提升與和諧社會的總體構建。而這，正是文化市場特殊性之所在。

二、文化市場的復雜性

文化市場的特殊性，決定了文化市場的復雜性。因為涉及到精神領域與文化層面，所以文化市場便凸顯出它自身復雜性特征。文化是一個內涵相當廣泛的大概念，“所謂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以及包括作為社會成員的個人而獲得的其他任何能力、習慣在內的一種綜合體。”（泰勒：《原始文化》）文化是包括各種外顯或內隱的行為模式，通過符號的運用使人們掌握并傳承，構成了人類群體的顯著成就。文化是歷史上經過選擇的價值體系，它既是人類活動的產物，又是限制人類進一步活動的因素。

文化市場的復雜性，集中體現在它的兩面性：一方面，文化市場具有提供人們文化娛樂，審美愉悅、陶冶情操、美化心靈、完善人格等正面效用；另一方面，文化市場又存在著黃、賭、毒、網禍等負面效用。

面對此種復雜性，我們就要堅持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支持健康有益的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堅決抵制腐朽文化，使文化市場健康有序地發展，使全體人民始終保持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

三、文化市場的綜合性

文化市場的特殊性與復雜性，又決定了文化市場管理的綜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