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化經濟和城市化經濟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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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地方化經濟和城市化經濟范文

關鍵詞：鄉村企業 跨區域遷移 利用性外遷 探索性外遷 案例研究

引言

隨著市場經濟外部環境的變化，跨區域遷移正成為浙江等鄉村企業實現持續成長的重要路徑。對溫州、臺州、紹興等地鄉村企業的調查發現，外遷的目的地既包括上海、杭州、合肥等大中城市，也包括中西部地區資源豐富的小縣城。浙江等發達區域的鄉村企業跨區域遷移，給中西部欠發達區域通過招商引資發展區域工業經濟也提供了重要契機。因此，識別鄉村企業遷移的區位選擇內在規律，對發達區域鄉村企業跨區域遷移成長以及欠發達區域實施招商引資，具有一定的實踐指導意義。

基于動因的企業遷移模式：文獻綜述

企業遷移的最終目的在于謀求新的發展空間以滿足成長的需要。然而，就不同的企業來說，遷移的具體動因不盡相同。對歐美上市公司進行的分析指出，進入新市場、貼近更大的市場、費用節省、產能的擴張或收縮等是這些企業遷移的主要動因（Bhabra，H.S.，Lel，U.& Tirtiroglu，D，2002；Ghosh， C.， Rodriguez，M，Sirmans C.F，1995）。中小企業遷移的動因則集中在擴張、產業集聚、便利性與靈活性以及勞動力、原料、能源的供應與成本、地方激勵等方面（Bruinsma，F.，Gorte，C.& Nijkamp，P，1998；Gregory，R.，Lombard，J.R.，Selferr，B，2005）。

我國企業的經驗研究則表明，不少企業為提高知名度、利用完善的設施、引進技術以及向海外擴張而遷移（陳建軍，2002）。不過當前對企業遷移動因的研究大多采用上述事后描述性統計的方法進行，往往是對同一問題的重復考慮而幾乎沒有任何新的發現，同時不同研究之間由于樣本的不同往往結論差異很大。為此，需要從更深層次來分析企業遷移的動因。

關注企業集聚與分散現象的學者指出，市場規模效應、充足的本地勞動力市場以及外部經濟性是集聚區位吸引外部企業遷入的關鍵原因，這種促進企業地理集聚的力量被稱為“向心力”；與之相反的是“離心力”，包括不可流動的生產要素、高昂的地價以及外部不經濟，抵消了或者從內部瓦解了促使企業集聚的向心力，從而導致特定區域集聚優勢的耗散，驅動了企業的外遷（蔡寧等，2004）。

企業的遷移正是這兩種力量較量的結果，而遷移企業的區位選擇往往指向于向心力大于離心力的區域。這是因為，一方面，由于資源稟賦的有限性，企業數量的增加所帶來“擁擠效應”增加了企業的運營成本，從而驅動企業外遷到資源更為豐富的區域（Prerezer，M，1997）。另一方面，由于本地集體學習的路徑依賴，企業可能會因“鎖定效應”難以獲得成長所需知識，從而驅動企業外遷到知識溢出優勢更為明顯的區域（Porter，M.E，2000）。

可以看到，資源的利用與知識的獲取是促使企業遷移的兩個根本動因?；谫Y源利用而遷移的企業往往希望利用企業自身的能力，通過外遷獲得遷入地的配套資源，以獲得更多利潤；而基于知識獲取而遷移的企業則是為了通過外遷獲取遷入地的新知識，構建或優化自身能力，以提升長期競爭力。

Makino，Lau和Yeh（2002）在研究中將基于這兩種動因的企業遷移稱之為利用性外遷模式和探索性外遷模式。在企業的遷移實踐中，利用性外遷的企業通常為了能夠利用已經形成的制造能力向其他區域遷移，大多為生產環節的外遷；探索性外遷的企業通常為了能夠形成提升制造兩端的能力向其他區域遷移，因此大多為營銷環節或研發環節的外遷。

不同遷移模式的區位選擇：兩個理論假設

集聚經濟在企業區位選擇中的重要作用一直以來是學者們研究的熱點問題。Marshall早就指出，企業往往定位于同類企業較為集中的區位，從而可以獲得知識外溢、勞動力蓄水池和中間投入共享等外部性收益，這一外部性被稱為Marshall外部性（或地方化經濟）。Jacobs則認為技術外溢更可能發生在多樣性產業之間，因此企業更能從一個地區的多樣性產業結構中獲得外部性收益，從而地區的產業多樣性會吸引企業的進入，這一外部性通常被稱為Jacobs外部性（或城市化經濟）。相關的實證研究檢驗了集聚經濟在企業區位選擇中的上述作用。

Duranton，G（2001）對法國企業進行的研究發現，基于專業化的地方化經濟和基于多樣化的城市化經濟均在企業的區位選擇上扮演重要角色。（Holl，A，2001）基于葡萄牙企業的分析也顯示，一些企業的區位選擇受到專業化的地方化經濟的強烈影響，另一些企業則對那些具有多樣化的城市化經濟的區域有著強烈的偏好。

傳統的企業區位研究分析了地方化經濟和城市化經濟對企業的吸引力，但究竟是專業化的區位還是多樣化的區位更具吸引力，還沒有形成一致的意見。對利用性外遷模式的鄉村企業而言，已經具備了較為強大的能力，特別是制造能力，遷移的目的主要在于獲得遷入地優良的產業配套。選擇一個熟悉的區位意味著更低的信息成本，因而客戶或供應商的所在地往往成為企業理想的遷移區位（Meester，W.J.& Pellenbary，P.H，2006）。這就使得具備了豐富的勞動力資源、金融資源、專業的供應商的地方化經濟集聚的區域對這種遷移模式的企業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因此，對于利用性外遷，鄉村企業選擇的區位將是地方化經濟發達的專業化區域。據此，提出假設1：利用性外遷模式的鄉村企業，傾向于選擇地方化經濟集聚的專業化區位。

與利用性外遷不同，探索性外遷模式的鄉村企業遷移的目的是為了獲得遷入地的知識溢出與知識共享以提升自身的能力，特別是制造兩端的研發和營銷能力。企業將在更廣闊的范圍內搜尋遷移的區位，因而更加具有空間冒險性。這就意味著具有多樣性產業結構、知識溢出更為明顯的城市化經濟集聚的區域對這一遷移模式的企業將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因此，在探索性遷移中，鄉村企業選擇的區位將是城市化經濟發達的多樣化區域。據此，提出假設2：探索性外遷模式的鄉村企業，傾向于選擇城市化經濟集聚的多樣化區位。

案例分析：浙江嵊州兩家鄉村企業的跨區域遷移

浙江嵊州是著名的“領帶之鄉”，全國90%、全球50%的領帶產自于此。依托領帶，浙江嵊州積極開拓和發展相關產業，形成了涉及領帶、針織、服裝、家紡在內的領帶服裝產業板塊，成為“中國絲針織服裝生產基地”。嵊州還是“中國電聲零件之都”。作為我國第一個電聲零件特色產業區，嵊州電聲零件產品國內市場覆蓋率達80%以上，并出口歐美亞非等50多個國家和地區。

本文將分別以嵊州電聲電子產業和領帶服裝產業各一家企業為例，分析利用性外遷和探索性外遷兩種遷移模式下鄉村企業的不同區位選擇。

（一）鄉村企業的利用性外遷：浙江天樂集團布局江蘇昆山

浙江天樂集團是亞洲最大的電聲零件專業制造企業，但隨著電聲產業大量中小企業憑借低廉的價格不斷分食市場，天樂意識到電聲的發展空間已十分有限。2003年天樂判斷液晶電視將是大勢所趨，果斷將產業格局向液晶電視延伸。依托價格優勢和技術創新，天樂輕裝上陣，憑借強大的制造能力迅速成為聯想、海爾、飛利浦等眾多知名廠家的代工企業。但隨著液晶電視產業的發展，天樂意識到僅依賴代工模式生存的空間將日益狹窄，為了謀求更大的發展，天樂決定在現有的基礎上擴大產能規模。

然而，天樂所在的浙江嵊州各類資源日益短缺。隨著嵊州企業數量的增加和規模的擴張，擁擠效應開始顯現，特別是土地資源和勞動力資源。嵊州四面環山，同時因位于曹娥江流域上游，出于環保的要求，工業用土地資源十分有限。由于位于杭溫甬三角的中心，外來務工人員還未到達嵊州就在半路上被上述各地所攔截。雖然區域政府和企業通過各種渠道爭取土地資源、吸引農民工，但土地短缺和勞動力短缺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為此，天樂決定將液晶電視業務的主要生產環節遷往外地，在考察了多個地區后，決定在江蘇昆山設立分公司專門負責液晶電視業務。分公司投產后將擁有液晶電視生產線8條，年產能達到150萬臺，產值將高達18億元。那么，為什么選擇江蘇昆山？

首先，液晶電視屬于電子信息產業，江蘇昆山是我國重要的電子信息生產基地，產業優勢明顯。江蘇昆山擁有電子信息生產企業800多家，落戶昆山的500多家外資企業中電子信息占到一半以上，形成了完善的電子信息產業鏈。天樂所遷入的昆山光電產業園，擁有全球最完備的產業鏈，包括了玻璃基板、ITD導電玻璃、液晶材料、彩色濾光片、驅動IC、背光源組件、偏光板等液晶電視所涉及的所有上游配套環節，集聚了旭硝子、龍騰光電、康佳電視、新世紀光電、景智光電等國際著名的液晶光電產業配套廠商，真正做到原材料的本地化供應。天樂液晶電視業務的原有配套企業也主要集中在此。

其次，江蘇昆山毗鄰南京和上海，人才貯備豐富，隨著電子信息產業的不斷集聚，對技術工人和專業人才也有很強的集聚力。江蘇是教育大省，擁有南京大學、東南大學等各類高等院校118所，是全國重要的教育、科研基地；上海是華東第一高教中心，高校林立，擁有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高等院校96所。依托江蘇和上海，昆山獲得了豐富的人才儲備。另外，隨著大量電子信息企業的遷入，特別是大量外資電子信息企業的遷入，不少專業人才隨之進入昆山。這些專業人才，特別是國際化人才為天樂液晶電視業務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的人才選擇余地。

以上表明，產業集聚帶來的豐富的人力資源、專業的供應商資源、完善的公共服務資源等各類資源是天樂選擇江蘇昆山的主要原因，這種專業性的地方化經濟集聚為天樂提供了完善的產業配套，使天樂強大的制造能力得以充分發揮，有助于天樂產業轉型升級后的又一次騰飛。

（二）鄉村企業的探索性外遷：丹魯依服飾公司e化于浙江杭州

一直以來，浙江丹魯依服飾有限公司的主營業務是領帶。然而，與整個浙江嵊州的領帶企業一樣，上游原材料成本擠壓、下游銷售缺乏價格話語權，始終制約著丹魯依領帶的業務。為突破發展瓶頸、謀求企業發展，丹魯依將業務從單純的領帶向服裝這一更大領域擴展，依靠童裝進行轉型升級。而國內童裝產業已進入品牌的發展與創新期，因此丹魯依決定從國內涉及尚少的歐式和韓式童裝入手，打造自己的品牌。然而，要打造自己的品牌，企業需要投入的資金相當大，并且在銷售經營方面要有獨到的理念。為此，丹魯依選擇通過電子商務這一相對成本較低的平臺來操作品牌，并于2009年將童裝的電子商務業務全部遷往杭州，成立了子公司杭州維果服飾有限公司。子公司通過與阿里巴巴進行戰略合作，成為阿里巴巴5家標桿企業之一，借助阿里巴巴的平臺，擁有的兩個童裝品牌瀏覽量迅速上升，2011年實現年銷售達2300萬元的業績。但是，為什么從浙江嵊州遷移到要素資源成本更高的杭州？

第2篇：地方化經濟和城市化經濟范文

作者以1978年確定為觀察的起點，根據昆山與玉環的情況，把1978年以來的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分為四個不同階段，分列章節，進行比較分析。在第一階段，昆山政府主動介入地方經濟發展，進行了“農轉工”的動員，采取了“橫向聯合”與“內聯外引”的策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玉環與昆山不同，沒有主動參與經濟活動，而是為農民大眾的創業提供了相對寬松的制度環境，甚至敢于為地方發展承擔可能的政治風險。在第二階段，昆山政府主動建立了“自費開發區”，通過招商引資逐步發展“外向型”經濟；玉環出現了以專業化市場為主體的市場擴展和以股份制為組織形式的民營企業成長，進入了所謂“全島股份化”時期。第三階段與第四階段相互銜接，昆山通過全球價值鏈的地方“鑲嵌”而實現了“全球的地方化”，并進一步謀劃著把昆山建成全球城市的商務城鎮；在政府的支持、幫助下，玉環的農民企業家們成功地把自己的產品賣到了國外，實現了全球商品鏈的地方“聯結”，在這個基礎上，政府規劃著玉環一個口岸升級與海灣城市時代。玉環成功地創造了“地方全球化”。

昆山與玉環，前者是政府主導型區域發展，后者是農民大眾推動型區域發展。作者看到了兩者的差別，并因此歸結為兩種不同的區域現代化模式。然而，當我們從社會空間的角度去理解兩個地區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發展，當我們不再關注“國家與社會”的兩分，而是把目光聚集于“作為發展主體的個人、企業家、地方政治精英們”的互動、協商與博弈，我們注意到，在兩個不同地區風格迥異的故事中，有著幾近相同的底色和共同的特征。如果說昆山與玉環的差異讓我們注意到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多樣性，那么，在周蜀秦的著作中，玉環與昆山區域城市化的共同點更多給我們以“中國經驗”的啟迪。

共同點之一是昆山人與玉環人的創新意識與創新實踐。

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意識形態的氣氛還很濃，昆山縣委領導就大膽提出了“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副不發，無商不活”的口號，決定實行“三個轉移”戰略，即從單一農業經濟向農副工全面發展轉移，從產品經濟向商品經濟轉型，從內向型經濟向開放型經濟轉移?？h委還要求“解放思想，勇于改革創新……放寬政策，凡是不利于生產發展的條條框框，要敢于改革，勇于創新。要在人事、體制、經濟承包等方面，給工廠企業‘松綁’”。昆山土地肥沃，又是上海的“后花園”，具有發展經濟的外部條件。（圖2）玉環卻資源匱乏，區位劣勢十分明顯。但是，玉環人大膽創新，敢為人先的實踐令人感嘆：他們竟然在1970年就辦起了一家私營股份制企業。當年11月，玉環回鄉知識青年肖生知等人發起，用“打硬股”的方式創辦剪紙工藝廠，每股投資150元，每投一股安排一個工人。他們當年共募集了16個股份，籌資2400元，于是，一家合作制的私營企業辦起來了。即使今天回憶往事，當年的創始人仍感慨于當年“像吃了豹子膽一樣”，竟敢頂著階級斗爭的風浪去辦廠。

我們注意到，昆山與玉環最初的創新實踐建構了此后發展的路徑依賴。昆山后來越來越成為中央政府制度創新進行知識積累的試驗田，其本身的逐步升級也使其越來越朝著“主導型”制度變遷的方向發展。昆山率先建設了“自費”工業開發區，創造出新的產業集聚空間。昆山的出口加工區則是“說服中央進行制度創新”的過程。管委會主任談到當年的情景，仍讓人感到昆山人的那股子韌勁，他說：“我在報批的六七個月間，跑了北京84次，把國務院有關的部委都跑爛了，整天穿梭于海關總署、稅務總局、國臺辦、外經貿部，總共見了8個部長。”昆山出口加工區的設立成就了昆山的“全球地方化”。與昆山不同，玉環則在發展的過程中實踐了“地方全球化”。玉環為全世界提供了許多不同的產品，其中，“玉環派”新古典主義歐式家具等產品以自創品牌而聞名于世。近十年來，民營企業的一般貿易出口面臨國內生產要素成本上升、國際競爭日益激烈的考驗，為了確保出口商品的競爭優勢，玉環的企業一直在“被迫創新”的壓力下實現著產品的升級換代（圖3）。

共同點之二是地方政府與民間社會的共生與共贏。

當年，昆山政府決定建設玉山開發區既沒有得到國家批準，又沒有物質資源，正是依靠著當地農民的奮斗精神，才獲得成功。有人回憶起開發區蓋房子的情形時說：“那時候，鄉間道路泥濘不堪，又沒有運輸工具，所有的木材、鋼筋、水泥、磚瓦，全靠著當地農民們用肩膀扛進開發區，再用手工把一間間房子造起來。”1970年代初期，玉環地方政府對待最早的私營企業的策略更讓人感慨。私營企業所在的蘆浦公社非但沒有批判私營企業的發起人，還主動讓私營企業戴上了“紅帽子”，不僅如此，公社黨委書記還“親自”去工商所為蘆浦工藝廠進行了工商登記，領取了營業執照。

在兩地的城市化過程中，地方政府與民間社會的共同努力促成了全球化。昆山地方政府與當地企業領導們一起，主動與臺商、外商協調，形成了一定的制度規范，實現了地方對全球化特定的“編入和調節”，也實現了“跨界生產網絡的良性運行”。在這個過程中，昆山政府還摸索、建立了一個跨界治理的系統來支持全球化網絡下的跨界生產。玉環民間具有很強的產品生產與換代能力，地方政府則為企業的產品出口創造著條件。玉環直到1980年才開始出現產品出口，交貨總值僅871萬元。1988年，玉環出口產品交貨總值達到7411萬元。短短20年后，2008年，玉環的自營出口總額超過了25億元。沒有地方政府與民間社會的合作與共同奮斗，這樣的成就是不可想象的。

共同點之三是“在地”城市化。

兩地城市化的共同特點是“在地”城市化，它們的發展過程有許多共性。

其一，城市化的速度十分驚人。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昆山是著名的商品糧生產基地，被稱為“天堂里的半碗飯”。玉環受“海島困境”的制約，經濟十分落后。只經過短短三十年的努力，昆山與玉環都立足當地，努力奮斗，基本實現了從落后農村向現代城市的轉型。

其二，昆山人與玉環人都沒有離開自己的家鄉，而是在祖輩們留下的土地上打拼，最終順利地把傳統農村打造成現代城市。現在，昆山與玉環的農業產值只占總產值的1.1%與5%，而且，剩下的農業也被打造成“都市型農業”。昆山與玉環都保留了一些傳統的自然村落，其實只有村落的外觀，農民們的生活方式已經高度城市化了。

其三，昆山與玉環都按照城鄉一體化的思路推動“區域城市化”。昆山于2002年正式確立城鄉一體化規劃，提出了“分區片發展、市域全覆蓋、大區域聯動”的理念。經過幾年努力，很快實現了“工業向園區集中，人口向城區集中，住宅向社區集中”（圖4）。玉環早在1997年就提出了“全島城市化”的口號，后來，又進一步提出“全島城市化，城市全島化”。到2008年，玉環本地的大小企業超過了1萬家，幾乎平均每三家就有一個老板。

第3篇：地方化經濟和城市化經濟范文

一、農民工市民化的核心是獲得與城市原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

在我國,農民工實現社會身份的轉換有兩種途徑:一是將其戶口轉為城鎮戶口;二是無論其為何種戶口而給予其與城市居民平等的勞動就業、子女義務教育、計劃生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住房補助等待遇,也就是使這些由城市原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務覆蓋于農民工。“十二五”時期促進農民工市民化應是兩者同時推進,但重點在于后者。這基于以下兩個原因:其一是城鄉戶口各有其所附帶的權利(農業戶口附帶著土地權利及計劃生育權利),當兩者利益比較差異較小時,城鎮戶口吸引力不大,小城鎮戶口對于農民的吸引力以及城市戶口對于近郊農民的吸引力就均在下降;其二是城鄉戶口附帶福利之間差異過大時,城市戶口短期內難以完全放開,放開也不得不收回,如鄭州市的戶籍改革。兩種情況都不利于農民工進城生活。因此,在繼續向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這一戶籍制度改革方向努力的同時,“十二五”時期農民工市民化的核心在于綜合考慮資源分配的可能性、農民工進城定居的需要,使農民工獲得與城鎮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這可以大大降低農民工在城市定居的制度成本,從而提升其在城鎮定居的能力和意愿。目前依附于我國城鎮戶籍上的福利或公共服務包括就業扶持政策、教育(義務教育、職業教育補貼)、公共衛生服務、社會保障和住房保障。“促進農民工市民化”可以理解為通過制度創新和政策設計,糾正這些公共服務供給中的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使農民工得以享有這些公共服務的過程。

二、“十二五”時期農民工市民化面臨的制約因素

(一)城市公共服務供給能力不足

改革開放后,擴大經濟產出規模在城市政府目標函數中的地位超過社會福利、公平等其他因素,因而城市政府在公共品的投資上偏向于能夠提高地區經濟能力生產性基礎設施,對于生活公共品提供等社會職能只是在進入新世紀后才得以不斷強化。加之城市社會保障、教育、衛生、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務的資源配置依據城鎮戶籍人口規劃和提供,在對本市城鎮戶籍人口尚存在歷史欠賬的情況下,覆蓋大規模進城農村人口存在困難。這在農民工集中流入區,即東南沿海地區的新興城市中更為突出。

(二)城市公共服務供給意愿不足

我國目前基本公共服務的統籌層次較低,以地方為主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模式,強化了滿足公民權利的公共服務供給區域化和地方化格局。而教育、就業扶持和公共衛生等公共品具有外部性,流入城市無意為其他地區“做嫁衣”,在供給能力有限的情況下更是如此。城市政府為農民工提供公共服務的意愿往往因隸屬關系的遠近而遞減,即首先解決本市農村進入城區務工人員,其次是本省的農民工,外省農民工排在最后。

(三)未形成農民工市民化投入的政府間分擔機制

國家對農民工問題高度重視,但從目前看,中央和地方的分擔機制尚未形成,實際的投入責任大多落在了地方(公共服務方面)、企業和個人(社會保障方面)肩上。

(四)農村土地資本化對農民工市民化的支持有待加強

日本及我國臺灣地區之所以能夠實現“體面的城市化”,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農村土地資本化為農村人口城市化提供了支持。這類國家或地區或者是農民自已通過農村土地和住宅的變現,或者是政府將土地增值收益建設經濟適用住房,從而基本解決了進城農民的居住問題,使得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土地增值收益成為農民進入城市的重要資本。我國在如何借鑒這些有益經驗,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農村建設用地資本化,特別是將資本化的收益切實用于提高對農民工的公共服務水平,支持農民工入城定居等方面還需加強。

(五)城市管理機制與社會結構變化不相適應

大量農民工及其家屬進入城市生活,使得城市利益主體更加多元化和多層化,如何形成包括農民工在內的不同階層居民利益保障機制,成為我國城市發展中具有挑戰性的現實命題。特別是作為外來者的農民工,如果長期缺乏制度性參與的利益保障機制,非制度化參與方式(抵制性參與、過激參與乃至暴力參與等)就在所難免,這勢必對城市社會安定帶來威脅。

三、“十二五”時期農民工市民化的思路

(一)因群分類地將公共服務延伸于農民工

(二)利用過渡性制度安排提高公共服務覆蓋水平

第4篇：地方化經濟和城市化經濟范文

美國城鎮破產瀕發的原因

美國常常出現城市申請破產現象，與美國獨特的城鎮制度設計和破產制度密切相關。美國法律規定，當城市收不抵債，政府與債權人談判破裂，無法平衡預算缺口時，可以申請破產保護；除自然災害原因外，聯邦政府不得對州和地方政府實施資金救援；政府破產不同于企業破產，只是財政的破產，而不是政府職能的破產；申請破產不是實行債務清算，而是讓陷入債務危機的城鎮進行債務重組，如減少公務員，壓縮開支，延長還債期限等。同時，美國地方政府的財政具有獨立性，其債權基本上由機構投資者擁有，債務違約和重組不會對所屬州或區域內其他城鎮以及老百姓造成很大的影響。所以，美國常常出現城市申請破產現象。底特律由于債務非常龐大，已欠下180多億美元的長期債務和數十億美元的短期債務，而且城市規模大，也就成為美國最大的城市破產案。

城鎮化是鄉村人口和其他外來人口不斷集聚的過程。城市的興衰首先表現為人口的持續增減上。美國的城市化也遵循了鄉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的規律。美國實行自由生育政策和國內人口自由遷移制度，公民的就業、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制度都是獨立安排的，和戶籍沒有必然的聯系。這使得美國的人口流動性很大，成為世界上人口流動最頻繁的國家。美國人口普查局報告顯示，2006至2010年間，美國人口遷移率達到35%。在人口流動過程中，鄉村人口可以不分種族、以一種自發和自由的狀態流向城市，完成職業和身份的轉變。城市因此能夠依靠產業發展迅速集聚人口，同時也容易因各種原因出現人口大量流失，影響城市可持續發展，如產業衰退與轉移、勞動力文化素質偏低、種族騷亂等。這些為美國城市破產提供了現實可能性。

多樣性是城市持續發展的保障

城市發展的內在動力在于，產業和人口的集聚能夠“放大”生產要素的作用。這種集聚效應分馬歇爾效應和雅各布斯效應兩種。前者指專業化集聚帶來規模經濟，由此形成地方化經濟；后者指多樣性集聚帶來知識溢出與共享，由此形成城市化經濟。多樣性意味著城市每一個成員都能獲得生存權，對城市系統的穩定和演化產生積極的作用，因而成為城市持續發展的保障。底特律在發展過程中，既沒有遵循產業發展和調整的規律，也違背了城市多樣性發展的要求，也就難逃破產的命運。

底特律是依靠汽車工業發展起來的，曾牢牢主宰了美國的汽車市場?！笆澜缙嚬I之都”美譽也揭示出其經濟結構的單一性。長期以來，除傳統汽車產業外，底特律基本沒有發展IT、生物等新興產業。由于缺乏多元的產業支撐，難以聚集多樣的產業和人口及多樣的文化，底特律也就失去了應有的城市多樣性。隨著其他國家低成本、高效率汽車制造業的迅速發展，以及金融危機的沉重打擊，通用、福特、戴姆勒-克萊斯勒三大汽車公司的市場份額迅速下降，導致城市稅收減少，經濟惡化，最終走向了破產。

汽車制造業的集聚吸引了美國南部的大量居民，使底特律的人口數量急劇增長，由1910年的40多萬人增長到1950年的185多萬人，成為美國第五大城市。問題在于，以汽車產業鏈發展起來的加工制造業吸收的人口素質普遍較低，而且其中80%以上是黑人，大學以上學歷的僅10%。這不僅影響了企業的創新與發展，而且導致由此推動的第三產業也以中低檔社會服務業為主，制約了金融等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更為嚴重的是，大量黑人的到來及其地位的提高，引起種族矛盾和社會動蕩，對白人尤其是中產階級的生活構成了威脅，迫使他們選擇“出逃”。自1967年7月底特律爆發大規模的黑人抗暴斗爭以來，黑人騷亂就不斷出現，加上汽車產業的萎縮，失業率的增加，房地產市場的崩潰，底特律的人口開始出現急劇下降，白人紛紛外遷。1960年底特律有160多萬人，其中白人占70%，到2010年白人只占10%，人口總數降到71萬。由此形成的惡性循環最終導致底特律宣布破產。

中國城鎮化的風險及其防范

與美國城市自治制度、嚴格的財政預算制度不同，我國的城鎮不是完全自治的，中央對地方利益和治理擁有較強的協調能力，而且沒有城鎮破產的法律規定，所以不會出現“底特律現象”。但這不意味著中國城鎮化的道路是平坦的。事實上，中國的城鎮雖無破產之憂，但可持續發展的風險猶存。

中國城鎮化的風險之一表現在那些依靠資源或單一傳統產業發展的城市面臨可持續發展的調整。例如，煤炭產業占經濟總量近70%，占財政總收入近50%的鄂爾多斯、汽車產業占全市經濟總量70%的長春、單靠陶瓷產業支撐的景德鎮，等等。這些城市如果不能及時實現產業的升級和產業多元化發展，將不可避免走向衰亡。

第5篇：地方化經濟和城市化經濟范文

[關鍵詞] 依法治市 依法治國法治社會

中圖分類號：D033文獻標識碼： A

一、依法治市與依法治國的關系

1.依法治市是法治的具體實踐

依法治市是依法治國的重要組成部分。法律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最終為人民服務，這才符合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本質要求。

依法治市是實踐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必然要求，是推進依法治國方略實施的有效途徑。社會的法治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個國家法治水平的體現，是法治社會成熟與否的標準。伴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依法治市在依法治國中的作用越來越大，依法治市在依法治國戰略體系中日益顯現出舉足輕重的地位。全面推進城市的民主法制建設，嚴格依法來管理城市的政治、經濟、文化事務和社會生活等各項公共事務，最終實現市政活動的法治化，必將對規范市政行為、提高市政效能、維持城市社會有機體的和諧生存與良性發展，從而推進城市社會乃至整個國家的法治文明建設都具有重大的意義。

依法治市是依法治國方略的局部實踐。依法治市是城市文明和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它是一種與市場經濟，民主法治，社會文化緊密聯系、互相滲透的社會現象。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城市是依法治國的必由之路，它反映了舉國上下對法治的呼喚和迫切要求。依法治國不僅需要在理論上深入進行研究探討，更需要在實踐中去探索、不斷總結經驗，通過依法治市的法治實踐可以不斷豐富、完善依法治國理論，使其理論的指導作用更具有針對性和可行性，更加符合中國的實際。依法治市是依法治國在地方行政區域的具體實施，它使依法治國方略得以啟動和深入，使法逐步由紙上的條文融入了公民的生活中，從而為法治國家最基本的“制度與人”良性互動關系的形成奠定了現實基礎。

2.依法治市是法治的具體化、地方化和基層化

依法治市是適合中國國情，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特色之路。法制建設有個歷史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須經歷一個不斷積累和漸進的歷史發展過程。依法治國是廣大人民群眾參與民主法制建設的漸進歷史過程，只有通過各種形式的依法治理活動，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才能得以貫徹實施，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才能逐步實現。可以說，地方的依法治市是在依法治國方略和區域依法治理之間尋求的一種承上啟下的有效形式，依法治市是實現依法治國方略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前提。

依法治市涉及的主體和范圍是廣泛的，它包括本原性主體——城市人民和執行性主體——市政組織，具體有從市到區到鄉鎮（街）到各行業、系統，各機關、事業單位社會團體、社會經濟組織到各類基層單位，包括村、工廠，居委會，學校、商店、市場。要求其根據憲法、法律和各類法規，結合各級、各地區、各行業（系統）、各單位的實際情況，從宏觀上研究如何完善各自的立法或完善各類規章制度。而后有計劃地制定法規或制度，使一切都納入規范化、制度化的軌道，從而實現法治。這些包括工作范圍的方方面面。宏觀上有含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和社會的；具體涉及到人事、財務、黨務、政務、業務、學習教育、宣傳等事務。這些必須是合法的、全面的、科學的、規范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符合實際的、有具體責任的。

總之，依法治市的范圍和事項與依法治國的要求是一致的，它是依法治國的具體化、地方化、基層化。

二、依法治市的具體措施

在實踐中，如何落實依法行政，如何在依法治市的過程中具體操作，這是依法治國中的難點，也是依法治市的核心和重點。在依法治市的過程中，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必須作到以下幾個方面：

1、堅持以依法治國方略和黨的十七大精神為指針，貫徹落實國務院和?。ㄊ校┪⑷舜箨P于依法治市的決定、決議，以憲法和法律為依據，以依法辦事為核心，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建設廉潔、勤政、務實、高效的政府，保證法律、法規、規章的正確實施，保障人民依法享有參與管理經濟、文化和社會事務權力的實現，切實維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為城市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的實現提供法制保障。

2、加強政府法制建設，提高行政機關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政府除采取措施確保國家法律法規的貫徹執行外，還要在職權范圍內，根據改革開放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結合城市發展的實際，加強地方規章、規范性文件的起草和制定工作。同時，為了保證依法行政，各級政府和行政執法部門要重視規范性文件的審查、備案和清理工作。嚴格按照法定職責、法定程序行使行政職權，建立科學的行政決策、行政管理制度。做到：信息接收的規范化、法律化；市政決策的規范化、法律化；市政執行的規范化、法律化；市政監督的規范化、法律化，確保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合法、適當、有效，把依法行政、廉潔勤政、高效務實作為政府自身建設的首要任務。

3、進一步加強行政執法工作，規范行政執法行為。各級政府和行政執法部門要正確對待和依法行使行政權力，嚴格按照法定的權限和法定的程序辦事，切實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嚴格執法，是依法治市的重要環節，但目前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和違法不究的問題還很突出，各級政府、部門、各單位都必須堅持立法和執法并重的原則，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尊嚴。建立健全行政執法責任制，明確執法主體，界定執法范圍，確定執法責任，規范行政行為，依法行使權力，依法履行義務，提高執法效率，把執法行為和執法效果統一起來。

4、積極推進制度建設，努力把依法行政落到實處。除了進一步推進行政執法責任制外，還要大力開展政務公開、建立行政管理公示制度，積極推行科學的行政決策和行政管理機制，逐步建立和完善政府重大行政決策聽證制；完善行政處罰聽證和罰繳分離制度，規范行政處罰行為，積極探索行政處罰權相對集中的執法新模式；建立行政評議考核制度、行政損害賠償制度，健全行政機關內部的自我監督、層級監督制度；認真執行行政監察法和行政復議法，正確履行行政復議職責，依法開展行政應訴工作；完善執法監督檢察制度，建立檢查執法的工作程序，建立和完善對不履行法定職責或違法行使職權行為的過錯責任追究制度；推行政府法律顧問制度，提高依法辦事和依法決策的水平；全面貫徹公務員條例，提高公務員的綜合素質，嚴格行政執法主體和人員的資格管理制度和培訓制度。

第6篇：地方化經濟和城市化經濟范文

關鍵詞：美麗鄉村村莊規劃新型城市化

中圖分類號：S757.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引言：

廣州新型城市化發展道路，是在基于城鄉和諧發展新視野下的城市化發展道路。走有廣州特色的新型城市化發展道路，就是要加快統籌城鄉發展、改善農村人居環境、提升農村生活水平。美麗鄉村建設是推進生態文明建設與新農村建設的戰略要求，同時也是促進農村經濟持續穩定發展與繁榮的建設策略。因此，對美麗鄉村的規劃建設方法探討與研究具有重要的研究意義。

一、鄉村現狀

鄺家莊村位于廣州市花都區雅瑤鎮北部，在雅瑤鎮內地理位置較為優越的自然村之一，北靠新街河，東接白云國際機場商貿區。全村戶籍人口2236人，暫住人口352人。11年戶籍人口數2440人，830戶。全村共分五個社，以一社和二社規模最大，約700余人，其余各社人口在250人左右。村集體總收入主要源于物業出租(如文具廠、塑料廠、洗衣廠等)，年收入約350余萬元，人均年收入6800元，其人均收入遠低于廣州市平均水平。在村域農用地被征用后，村民基本上依賴在外務工的非農收入，村莊經濟持續發展的動力不足。目前，主要的發展現狀如下：

1.1土地利用現狀

村莊建設用地為55.14公頃，占村域總用地的26.75%。包括村居住用地與村生產用地。其中，村莊建設用地主要以村莊居住用地（舊村及新村）為主。

1.2 道路交通現狀

鄺家莊村域的道路等級較為明顯，村為城市道路，內部為村級道路。但村內部道路走向與分級較為混亂。

城市道路主要包括鳳凰南路，鄺村東路。村級道路由主要為2—6米的水泥路,部分道路狹窄，不能通車,給村民出行造成不便，同時也存在較大的消防隱患。

1.3建筑物現狀

舊村內部住宅建筑質量參差不齊，布局混亂，存在大量空心住宅，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其次，住宅建筑間距過小，造成消防隱患。

1.4 市政基礎設施

市政設施配套不足?，F有村莊以雨污合流為主，通過室外明溝就近排放，污水未經處理直接進入周邊河流；村內缺乏垃圾收集設施，垃圾問題較為嚴重。

1.5 空間品質

現狀擁有優美的自然環境，有待進一步利用。村莊瀕臨新街河公園但缺乏暢通的聯系；村莊擁有多個開闊的池塘而未能形成連通的水系景觀，岸線生硬，更缺乏親水空間；

村內有具有嶺南傳統建筑風格的公祠，公祠東臨風水塘，但沿路立面凌亂，營造村莊特色風貌難度較大。

村莊公共空間缺乏，未能有效利用鄉村元素（大樹、公祠等）營造公共空間。

如何規劃建設層面上確定村發展方向，提高村民的生活水平需要重點分析研究以下內容：①公共服務設施、市政交通設施的供給將改善村民生活品質；②更好的村莊建設指引有助于村民住房條件的改善；③“美麗鄉村”建設過程通過多渠道鼓勵村民參與，有助村莊精神的重塑。

二、規劃方案

2.1 規劃理念

（1）注重活力的塑造。城鄉統籌的核心在于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尋求持續的經濟增長方式，解決農村逐步凋蔽沉淪的境況。

鄺家莊村應基于自身區位、稟賦，區域環境，尋求適合的村莊定位，激勵經濟發展，有效促進人口回流，形成合理的人口結構，維系村莊活力。

隨著經濟發展，人口聚集，輔以有效的公共服務設施供給，鄺家莊村將成為人們安居樂業的幸福鄉村。

（2）強調與自然協調。鄉村有別于城市的關鍵，在于鄉村與自然有著更為緊密和親和的聯絡，鄉村-自然的資源、能量轉換是自適合的系統。

鄺家莊村正從鄉村社會轉向城市社會，基于旅游特色鄺家莊村需要延續，維持其與自然和諧的歷史傳統，在建筑布局、水處理、垃圾處理、能源利用方面實施更友好的策略。形成具有現實意義和教育意義的美麗鄉村。

（3）突出地方的特點。全球化背景下，本土、地方，成為競爭中更為有效的手段，如何發掘地方特色，歷史傳統，與經濟發展策略有效融合，成為地方-全球化背景下的關鍵命題。 與此同時，地方，傳統是地方文化集合的重要組成，對塑造文化共同認知，提升地方認同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鄺家莊村建設需以地方（地方文化、地方景觀、鄉村尺度）為村莊營造的核心，尋求獨特與鄉土，有別于周邊城市化地區及城市公園地區。

2.2 用地空間布局

土地規劃形成“一軸四芯”的功能結構。第一，綜合服務軸為主要活動場所，核心功能（旅游服務、生活休閑、村民公共活動）均布局在綜合服務軸上；其次，節點設置于與新街河公園及規劃工業園便捷聯系的地方。

遠期土地利用規劃主要考慮如下幾點：

（1）建設公寓，騰挪舊村土地。村莊剩余建設用地，作為新村公寓建設，以集中式建設，作為騰挪舊村土地的啟動區；

（2）抽疏舊村，重置功能。在舊村基礎上進行改建，保障風格統一，環境提升，以有歷史的建筑整飭和新型休閑購物功能的置入實現舊村的再開發。

（3）新功能地塊的建設。南部地塊以結合新街河公園的入口游憩功能為主，配置商業用地、停車場、游樂用地及原址重建的村委。

遠期規劃結構圖遠期土地利用規劃圖

近期考慮到可實施性，南部入口門戶區及中部風水塘東側地區，以景觀生態整治為主，主要的景觀整治集中于風水塘西側（即龍湖路沿線）地區。

此外，通過完善綠道慢行系統建設，實現鄺家莊村與新街河的無縫聯系，使鄺家莊村成為富魅力的旅游到達點。

近期規劃結構圖 近期土地利用規劃圖

2.3 道路系統規劃

構建等級分明的體系，城市與村莊協調的三套交通等級體系。

（1）一級體系（城市道路系統）：包括城市快速路、城市主干道、城市次干道和城市支路；二級體系（村莊道路網）；

（2）二級體系（村莊主要車行系統）：保證村莊道路系統完整性與消防要求，建設包括環村路與貫通村莊東西的道路；

（3）三級體系（村莊支路系統）：村內支路建議以步行為主，以地方化的材質做路面硬化，營造良好步行環境，緊急情況可做消防通道等。

道路系統規劃圖

2.4 空間布局及景觀規劃

鄺家莊村作為與新街河公園一體的城郊休憩空間，其南部地塊遠期作為新街河公園的入口地區，成為游人進入新街河公園的重要入口，同時引導人們進入鄺家莊村，體驗村莊風貌，民俗人情，休閑游覽。南門入口區域設置商業、入口服務中心和濱水休閑景觀帶，以空間軸線的方式連接風水塘，使整體景觀空間更具連續性。同時連接祠堂和民俗風情街等景觀節點，使整個區域在交通和景觀結構上成為一個結合緊密的整體。

風水塘地區及宗祠一帶的民房，遠期可配套各類民俗類商業休閑設施，服務游人。

景觀結構圖規劃總平面圖

2.5環境整治及風貌規劃

景觀風貌控制重點：控制重要景觀視廊（龍湖路、重要的東西向通道），關鍵的景觀界面（沿水界面，沿重要市政道路界面，沿主要綠道界面），重要節點（祠堂、古樹、街頭綠化）。

（1）新街河公園作為最為重要的生態背景，需要協調好與新街河公園的交界面的處理，協調好新街河公園與鄺家莊村交通聯系的接口；

（2）龍湖路是行人體驗村莊風貌風情的重要路線，需要對其建筑界面、綠化、人行道做重要控制；

（3）保護好村內重要的景觀資源，如祠堂、古樹等，適當延伸其公共性，使其成為村民、游人停留，交流的重要公共空間；

（4）注重對濱水界面的處理。通過生態化的景觀手法，提高其景觀品質。

景觀風貌控制規劃

2.6 設施配套規劃

規劃提出要根據城市社區功能的標準要求來配套完善鄺家莊的基礎設施和社會服務設施，以實現鄺家莊從農村型向城市型功能的跨越，全面提高鄺家莊的生活品質。①根據用地布局和功能結構的要求，有機整合了道路交通等為主體的基礎設施規劃；②進一步完善和提升鄺家莊的社會服務設施系統規劃，重點加大了文化活動、休閑娛樂、管理服務等功能設施的規劃設計。通過各項配套設施的建設進一步提升鄺家莊功能，以配套設施功能“質”的提升來提高村民的生活品質。

三、結語

“美麗鄉村”建設是一項大工程，也是生態文明發展階段的客觀要求。因而規劃也就涉及農村經濟、社會文化、科技教育、生態環境等全方位的內容，筆者認為其核心是以美的內涵發展現代產業(農業)、建設現代農村、培養現代農民。由此在規劃中提出了要以產業經濟為核心，提升及優化產業結構，實現村富民富、生態良好，生活美好的共同發展。

參考文獻

第7篇：地方化經濟和城市化經濟范文

關鍵詞：特色化 專業化 類型化 全媒體

跨區域協作

“城市廣播”的概念主要涵括我國各省、自治區行政區劃內，以各地城市市域為主要覆蓋范圍，以城市市名為臺名及對外呼號（直轄市除外）的廣播機構。我國城市廣播的總體發展極不均衡，從某種程度上看，城市廣播就像一面鏡子映射出我國東部與西部、沿海與內地之間發展的巨大差距。

進入21世紀，伴隨不斷加快的城市化進程，城市廣播即將迎來與城市協同發展重要機遇的同時，也面對著多重挑戰。縱向結構上有央廣、省級電臺，下有縣級電臺等各類頻率的激烈競爭，橫向遭遇新媒體與其他傳統媒體圍堵的逼仄空間局限，而其內部的媒介核心競爭力，與中央、省級或直轄市廣播頻率集群相比，在國家政策支持、新聞與文化資源、人力資源與資本運營、受眾市場等方面都較為薄弱。

正確的傳播理念將決定未來下一步的發展趨向，未來的城市廣播人將如何應對并解決諸多制約問題？回答這些問題首先離不開對以往研究成果的總結?？偨Y過去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我們廓清傳播理念研究路徑的變化，梳理十二年來專家學者們為城市廣播“量身打造”的具體策略，為當前研究奠定扎實的基礎，進而深入探索城市廣播的發展范式，因而具有重要意義。本文聚焦于城市廣播的特定范疇，在“中國知網”以“城市廣播”、“城市電臺”為專項詞分別搜索，篩選出自2000年以來相關研究論文共90篇，并且結合相關研討會的重要發言內容，以“傳播理念”為主線梳理了21世紀迄今為止城市廣播主要的研究成果。

一、第一階段2000～2002年：面向21世紀之初以科技為先導看未來廣播，嘗試建構城市廣播的基本走向，明確地域優勢定位，突出特色化、潮流化特色

此時，廣播界已經出現了“交互廣播”與“可視廣播”的概念，業界也已經就城市廣播以特定受眾群體為服務對象達成一定程度的共識，并把社區廣播作為未來城市電臺的發展方向之一。這種觀點與日后廣播的專業化改革——向類型化廣播轉型有一些相近之處。但這一時期研究者對社區廣播概念的界定過于寬泛，不夠嚴謹清晰，對城市廣播發展基本模式尚未形成明確的較為充分的認識。黃林生認為：“城市電臺社區廣播發展方向的優勢在于：與社區文化同根同源，為受眾提供便捷服務，有利于細分受眾群體，充分發揮雙向互動交流，創辦區域特色的音樂節目?！雹?/p>

這一階段研究者的共識是城市廣播將處于更加激烈的媒介競爭環境之中，準確的定位決定城市廣播的發展戰略。首先城市廣播具有地域優勢，彰顯獨特的本地化定位，“圍繞地域經濟和文化做文章，發揮接近的優勢，辦好服務節目，充分發揮廣播雙向溝通交流的功能，以差異化的節目特色實現與其他城市臺的交流”。②潮流化包括兩個方面：“一、國際流行大眾文化背景下以年輕人審美趣味為主的潮流；二、都市快節奏、信息大流量，人們求真求新求實的社會潮流；地方化特色只有與潮流互動才有可能保持活力，以潮流為導向，以地方為依托，經營與發展就能與時俱進。”③

錢耀敏深入分析了都市文化與城市廣播的內在關聯，其看法頗有新意并值得借鑒：“都市經濟文化的一體化趨勢更為明顯，具體表現為文化的經濟化和經濟的文化性；都市文化沖破狹隘的傳統觀念束縛，具有很強的開放性；都市文化設施建設的個性化、特色化；都市文化具有培育大批都市文化新人的時代先導功能；城市廣播應該不斷有機地梳理這些特征，節目策劃中清醒意識這一新視點，從而突出都市文化特征的主要方面，呈現很有特色的品味、價值與活力?！雹?/p>

王鐵認為，城市廣播應當成為市民文化消費的一種媒介選擇：“將呼號中的頻率波長數字作為形象符號最容易讓聽眾記牢，常態化的策劃活動能夠提高受眾對于電臺品牌的忠誠度，真誠服務提升品牌在受眾中的信譽度”。⑤這些具體的策略能夠加強綜合化節目品牌的獨特性。

二、第二階段：2003～2005年，深入剖析城市廣播存在的制約問題，明確提出頻率定位的特色化專業化，創新實踐城市廣播的管理機制

廣播是一種讓人們的身心處于最為放松狀態時接收信息的媒介，因而被譽為“綠色傳媒”。⑥有許多學者對都市化與“綠色傳媒”的獨特優勢發展充滿樂觀的期待。2005年4月，第五屆全國城市電臺發展研討會在云南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舉行。與會代表提出“廣播網——加盟臺”⑦內部縱向整合方式，廣播網通過覆蓋面的擴大，增加受眾群體與廣告主，加盟臺借助廣播網的高質量節目品牌形象吸引受眾。同年5月18日，中國城市廣播聯盟在北京宣告成立，這一活動極大地推動了城市電臺概念的確立與各臺之間合作，在中國城市廣播發展歷史中具有里程碑的重要意義。

這一階段各地城市廣播普遍處于較好的發展態勢，廣告經營增幅較大，但仍存在著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孫宏利指出：“城市廣播頻率資源問題本質上是政策制約，頻率緊縮政策已經成為制約城市廣播發展的最大瓶頸；城市電臺和省臺的關系問題，也需要從管理層面加以引導，使二者在受眾范圍和節目內容上有相對的區分；集團化問題，要避免造成廣播在組建廣電集團化內部的弱勢地位；市場化問題，對節目內容和聽眾兩個環節的開發遠遠不夠，要圍繞廣播產業鏈做文章，需要資本運營的意識；人才問題，懂節目又善于管理，具有戰略眼光的人才奇缺”。⑧城市廣播發展的著重點，“頻率資源的開發將成為首要任務，傳媒新技術將成為發展的動力，低成本控制，追求利潤最大化將成為主要目標”。⑨

第8篇：地方化經濟和城市化經濟范文

>> 全球化的人類學：珠江三角洲鄉村研究的新視野 泛珠江三角洲與東盟的經濟合作研究 珠江三角洲的空間協調問題研究 珠江三角洲地質學研究進展 清代珠江三角洲農業商品化的反思 珠江三角洲環境會計的實施探討 論珠江三角洲五大機場的定位 珠江三角洲會展業的地理內涵 珠江三角洲地區軟土流變的影響 淺談洋樓與珠江三角洲的關系 林肯加強在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布局 珠江三角洲地區制造業集聚程度的實證研究 基于模糊優選理論的珠江三角洲城市政府能力比較研究 珠江三角洲居住區地下空間分析和改進的研究 珠江三角洲城市化得失探討 關于珠江三角洲檔案一體化的構想 珠江三角洲地區市場一體化的測度分析 珠江三角洲城市人力資源增長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從產業結構和收入分配談珠江三角洲的發展 “面向海洋的開放地區――珠江三角洲”教學設計(人教版)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一是共時性的取向研究。主要探討鄉村社會中各項制度是如何運行的，鄉村社會內部的社會關系怎樣互動等，更關心的是鄉村社區在全球化和城市化的潮流中和超越鄉村意義之上的現狀、原因和策略等，如折曉葉做的深圳“超級村莊”的研究，將村莊看成一個合作經濟組織。這種新型農村社區的出現是農民為了順應新的形勢（全球性的市場）建立合作組織的一種企圖，她認為超級村莊的出現，是農民以個體進入市場以后發現自己無法應對市場的風險，因而需要村莊提供保障后的自我選擇。村莊經過工業化之后，自身成為一種非農經濟力量，村莊也成為一個重要的區域關系載體。[12] （P355） 還有的研究者則比較傾向于對社區的進行結構―功能分析，或是通過一些過程―事件途徑分析的研究，或是通過社區分析進而了解其背后的社會結構，比如對石牌村[13] 的研究。大多數具體的實證研究是兩種取向相結合的，研究者希望通過對當代珠三角鄉村社區的調查，以發現其中的“鄉土性問題”，并通過具體個案演繹出這個邊陲的中心地區變遷的社會、歷史和文化機制的法則。海外研究者與本土研究者在興趣點上的差異，可能是由于與田野中“他者”的距離不同而導致目的意識不同的結果：前者面對的是傳統的人類學的田野，是純粹的“他者”，與在非洲的部落社會或大洋洲的島嶼社會的田野類似；后者則承繼著先生“富民”的人類學研究思路。

三、思考與問題

要應用新的全球化的維度研究珠江三角洲鄉村地區，就要對這個地區各種新的社會因素與現象進行再思考，尤其是對人類學所關注的以下一些核心概念進行思考。在思考的基礎上筆者提出了一些新問題。

（一）重新思考家庭和宗族。從葛學溥的家族主義類型到弗里德曼的宗族模型，再到華生等人的新界研究對弗里德曼模型的修正，宗族是傳統華南鄉村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近30年的階級革命對于舊傳統的顛覆作用是巨大的，國家權力深深地扎根于鄉村，這一時期宗族的概念幾乎完全被廢止。改革開放后，國家權力逐漸從鄉村回縮，鄉村政治空間的緩和使得一些殘存的宗族力量得以延息、生長，但這時的農村宗族與革命前的宗族有所不同，已不再是原型意義上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組織了。有的學者描述了改革開放后宗族復興的現象，認為這種宗族活動的復蘇與全球化之間存在復雜關系，這些復蘇活動以及由此帶來的各種形式的認同的建構，是對全球化進程之吊詭式的反應和回響。[14] （P93） 也有學者認為后傳統儀式與宗族組織的再出現并非舊傳統的復興，因為新出現的儀式和組織從形式到內容都受到了政府的監控和管理，年輕一代對這些東西的認同也發生了改變。[11] （P10） 當代珠三角鄉村中所見的宗族組織和儀式表現確實是傳統的復興嗎？或者說是傳統宗族殘余的再造？很多鄉村中興起修祠堂和修族譜的活動，這些活動是農民對原有家族體制和親屬網絡的回歸嗎？從另外的角度看，我們可以認為，這種與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同時產生的修族譜的熱情，可能是村民們經歷了革命文化的同質性的洗禮后，出于對全球化帶來的地方性危機的內在恐懼，轉而在本地社區中通過對宗族的重新追溯尋求自我認同的活動。這種地方性危機主要是因為市場有著天然的消解傳統關系和社會秩序的傾向，因此宗族的“復興”可以理解為社區“再地方化”的一種反應，在這里，宗族是與歸屬、定位、認同、安全、信任、忠誠相關聯的，農民們在現代性的伸展（stretch out）過程中重塑社會認同，這也是全球化悖論的一個表現。

當代珠三角鄉村中的家庭和宗族結構與形式都有了變化，核心家庭的比例大大增加，人們之間的社會關系類型正從傳統的家族社會網絡向核心家庭社會網絡轉變。作為現代化民主制度表現的村民委員會直選的政治活動與新形式的宗族力量之間會產生什么樣的關聯，這些關聯會導致家庭和宗族形態發生什么變化？有什么新的特點？能否在新的民族志基礎上進一步修正以前的宗族模型甚或提煉出一種新的模型呢？在全球化維度下，我們有必要思索這些新問題。

（二）重新思考性別。早期的珠江三角洲鄉村研究沒有把婦女作為一個專門的研究視角，從社會性別的角度去分析這一地區的農村社會可能開始于上世紀80年代，與全球的女權主義運動浪潮相聯系。有學者用“性別不平等的內衍和革命”來形容華南婦女地位在傳統與現代兩種情境中的狀態。[15] （P243） 今天我們能看到性別的意識形態遍及社會關系的各個層面，因此珠三角鄉村社會的性別也應放到當代的政治經濟語境和全球化框架中去重新思考，傳統和現代對于性別角色與性別分工在界定上的巨大差異是怎樣碰撞或融合的？例如珠三角的一個特殊的女性群體“出嫁女”的出現，就是全球化帶來的村莊集體（股份）制經濟發展的產物。農村的女孩未嫁時可以享有一份村中集體經濟的分紅（富裕的村莊每人每年的分紅達數萬元），一旦嫁給外村的人，該份福利立刻中止，而娶入一個女性的村莊卻并不會由于遷入一個新來的人而多分給新人一份，因此，村莊的集體經濟所有制與地域觀念和父系繼嗣觀念的緊密結合，使出嫁女成了現代化鄉村經濟格局與傳統性別結構雙重作用下獨特的邊緣群體。富裕村莊中女性的婚姻成為一個令人焦慮的問題，愛情不得已在地域與利益圈定的范圍里左沖右突。

另外，與性別相關的婚姻的變化中人口流動的特征十分明顯，全球化經濟給珠三角的鄉村地區帶來了工業區的形態和大量的外來人口，也使原來相對封閉的鄉村通婚范圍擴大，跨地區、跨省份婚姻和越來越常見的“外來媳婦本地郎”的現象中蘊含了什么樣的性別意義？這在原來村落當中的性別互動中增加了什么樣的變量？不同社會位置的人們如何通過性別來體驗和構建經濟、親屬關系和儀式？在與外來人口的互動中通婚圈半徑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這些變化與鄉村社區的開放與發展之間存在著規律嗎？這些問題都需要我們進一步去思考。

（三）重新思考權力。權力、權力結構、權力話語，這些概念越來越成為人類學田野研究中的關鍵詞，人類學家語境中的權力多數受福柯的影響，認為權力指操縱一個體系的能力，存在于任何不平衡的社會狀態中。鄉村研究雖然關注的是微觀社區的具體生活，但對具體生活的理解離不開相關的制度性場域和國家情境。對于鄉村權力的研究，大多數研究者是在國家―社會框架內尋找權力的階梯結構。比如蕭鳳霞的新會研究中把農村干部這個群體視為“國家的人”，是與傳統社會的鄉紳階層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鄉村變遷過程中的核心。[11] （P9） 她認為農村干部雖然在農村社會中的調停者的角色地位頗類似于傳統的鄉紳，甚至在一些充當國家與地方連結紐帶方面的做法也相近，但是由于整個社會結構和文化內涵發生了變化，這個群體的內部構成與鄉紳階層已不同。而后者在杜贊奇對1949年以前的華北鄉村社會研究中被稱之為“政治經紀人”。[16] (P28) 大多數的研究或者是在這個框架內解釋鄉村權力的構成與博弈，或者是用不同的田野資料印證或是修改這一框架，發展出一些新的權力范疇概念，如“政權經營者”，[17]“謀利型政權經營者”[18] 等。

進入21世紀以來，華南鄉村社會的變遷十分劇烈，特別是珠三角一帶的農村地區越來越直接地融入全球化進程之中。全球化是一個整體性的社會變遷過程，它在極大地影響各國經濟生活的同時，也對各國的政治生活發生著日益深刻的影響。它同樣以各種方式影響著進入這個全球化鏈條中的每個地區的權力格局和人們的日常生活。在珠三角地區，這種改變會導致什么樣的鄉村權力新格局？在這樣的情境中農村社會是如何整合的？誰在支配和控制著農民的生活？農民通過哪些途徑與國家聯系在一起？不同的利益群體會采取怎樣的生存策略？怎樣回答與解決這些問題，是我們當下亟需研討的課題。比如現在廣東省各市都在推進的“村改居”工程，要求配合加快城市化發展的進程，在一定時期內成建制地把大批村委會改成居委會，農村村民改成城市居民（不論是身份上的還是權益上的）。“村改居”工程不應僅被當作一項單純的政府政策來理解，它的出現和推廣都與全球化的影響相聯系。全球化促進資本、勞動力日益集中，城市化速度成為全球化的風向標之一。城市化的發展必然要求越來越多的農業地區轉為城市用地，這種必然要求成為政府決策者的觀念的一部分，最終以政策的形式向農村社會推進，在這個過程中，國家和社會的整合度進一步加強了。這種整合與改革開放前以革命的或運動的形式推進的整合不同，它是與全球化在國家到社會各個層面的文化、觀念甚或倫理等全方位的變遷同時發生的過程中產生的。這項政策對農村社會的改變將是巨大的，可以說是經濟全球化對地方政治形態的一種重構，其后果現在還難以預料。

四、結語

總之，所需要問的問題不僅止于此，但提問是一種思考方式，問題意識可以指導我們沿著某種路徑去思考文化與社會。當代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有著復雜的時空位置：在全球化格局中，中國處于邊陲地位（第三世界），華南在中國的傳統區位模式中居于周邊，珠江三角洲則在華南地區成為中心部分，但同時，它又是直接整合入全球的經濟秩序之中。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對珠三角鄉村社會變遷的研究即是中國當代社會進入全球體系過程的窗口式的研究。先生曾指出，在全球化的時代，人類學是大有可為的學科。人類學善于把握全球與地方的關聯性，對地方日常生活的關注能夠產生與眾不同的問題意識，同時，也需要在更多的、翔實的民族志的基礎上突破舊有范式，重新思考田野定位，盡力去理解全球化浪潮中珠江三角洲鄉村地方生活中蘊含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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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地方化經濟和城市化經濟范文

關鍵詞：中原城市群 城市群經濟性 產業集聚效應

文獻綜述

國內外對城市群效應的分析，觀點眾多，結論不一，主要結論有如下方面：

首先，城市群發展對區域經濟產生溢出效應。例如，王永剛（2008）研究認為：城市群在發展過程中，會對經濟發展產生諸如城市群經濟規模效應、產業集聚效應、資源配置效應等多種“正溢出”，溢出值愈明顯，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愈強。畢秀晶、寧越敏（2013）研究指出：大都市區是城市群的增長極核與輻射源，城市群又是其所在區域的增長中心，大都市區的溢出效應對城市群的集聚和擴散起著重要作用。Wei Y H D，Danlin Yu，X J Chen（2010）指出城市群溢出效應對區域經濟發展影響作用顯著。

其次，城市群對區域經濟的發展形成一種要素的集聚效應。例如，Virkanen（1998）研究結果證明芬蘭南部地區工業集聚是造成波及水環境和大氣環境重金屬污染的主要原因。隨后，Frank（2001）等研究表明歐盟200 多個城市密集區空氣質量的變化與該地區產業的規?；劬哂泻芨叩南嚓P性。蘇雪串（2004）認為要素集聚是城市化的基本特征，城市群是城市化達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加速我國城市化進程，必須充分發揮要素集聚和城市群效應。譚嘯（2012）研究指出，區域經濟分工和專業化不斷深入，經濟要素在空間上的集聚現象日益明顯，經濟集聚范圍越來越廣，所有這些使得城市群作為集群化經濟體的典型代表，對區域經濟的發展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要素集聚效應日顯突出。

再次，城市群的出現和發展帶來了明顯的自然、生態環境效應。藺雪芹、方創琳（2008；2010）研究了武漢城市群發展對周邊生態環境的影響，結果發現伴隨著工業化崛起的城市群對生態環境影響顯著。

最后，城市群帶來明顯的集聚效應。馬延吉（2010）指出：區域產業集聚是城市群形成和發展的重要推動力，產業集聚與擴散推動城市群大中小城鎮的發展。由此推斷，城市群內產業集聚效應十分明顯。郝俊卿（2013）通過對關中城市群產業集聚的特征、機理及集聚效應的分析，得出制造業集聚對關中城市群在空間結構、城市形態和結構演變三個方面產生了明顯的集聚效應。

總之，綜合國內外有關城市群效應的研究成果，主要可歸納為四個方面，即城市群的溢出效應、生產要素集聚效應、生態環境效應和產業集聚效應。縱觀國內外對城市群效應的研究，也多是集中于某個或某幾個城市群進行理論和實證分析，針對中原城市群效應的分析并不多見，針對城市群發展對區域經濟增長推動效應的研究也較少，成熟的成果更少。

為進一步研究城市群效應，結合城市化和城市群的關系，本文繪制出城市群產業集聚效應圖，如圖1所示。由圖可以看出，城市化推動城市群逐漸形成，而城市群的發展帶來了生產要素和產業集聚，各種產業在城市群內及城市群周邊的集聚，形成功能相對完善的產業鏈，從而進一步推動區域經濟增長的經濟全面發展，形成對經濟增長的推動效應。本文以中原城市群為對象，對城市群產業集聚效應進行實證檢驗。

產業集聚效應的理論分析

產業集聚最明顯的特征是大量企業在一定的地理范圍內高度積聚，而企業大規模積聚可以提高城市基礎設施的利用效率，降低城市基礎建設資金支出。由此節省下來的資金可以有效優化投資硬件和軟件環境，吸引更多的企業來此聚集。實現外部范圍經濟、規模經濟、城市化經濟、地方化經濟、聚集經濟，帶來技術擴散效應、積聚體內學習效應、資源整合效應、產業創新效應及成本節約效應等。

產業積聚的成本效應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首先，產業積聚可以有效降低產業集聚區內公共設施建設成本，提高設施利用率。即大量企業積聚，可大幅減少分攤到單位產值的公共設施成本，而且在地理范圍不變的情況下，隨著產業集聚區內企業數量的增多，這一成本仍有下降空間。其次，產業集聚的形成可有效降低勞動力成本。一方面，對于集聚內企業而言，大量企業的積聚可吸引并維持相當規模的勞動力積聚，形成對勞動、技術和管理人才的“磁場效應”，充足的技術和管理人才的存在使得產業集聚區內企業招聘和搜索、雇傭、培訓人才的成本大大降低。另一方面，大量類似企業的積聚，既可以為勞動者提供豐富的勞動技能培訓機會，也為勞動者在聚群內尋找適合自己的工作、發揮自我能力提供了方便，可有效降低勞動者的就業成本。最后，產業集聚區內部企業的大量積聚，也帶來了多變的行業信息，使得企業可以較低的價格或相對低廉的成本獲取自己所需的產品和服務。先進企業的入駐，可以為產業集聚區帶來前沿的生產技術、國內外先進的經營管理經驗，借助“學習效應”，可有效降低相對落后企業的“搜尋成本”，增強其后發優勢。

對于產業集聚的效應研究，關注核心是產業集聚內外部效應，具體如何量化這一效應，這些理論并沒有給出很好的解決辦法。而分析產業集聚效應，離不開量化分析，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和實用性，本文擬引入經濟學的彈性分析理論，依照彈性計算公式對產業集聚效應進行具體的量化分析。

中原城市群產業集聚效應的實證分析

產業集聚已成為一種世界經濟潮流，對于建設中原經濟區、加快中原地區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推動中原城市群經濟與社會發展將起到關鍵性的作用。產業集聚成因多種多樣，既有內部性影響因素，又有外部性動因。作為經濟學的一個分支，產業積聚效應分析是一個永恒話題，是新古典經濟學外部性研究的一個重要范疇，也是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因經濟外部性問題引起的對產業積聚效應的分析正不斷引發經濟學領域的創新。通過分析中原城市群產業積聚效應，明晰產業積聚對中原城市群發展的作用和影響，意義重大。

當前，衡量產業集聚效應的分析模型很多。何景師、陳曉忠（2013）通過構建協同增長、競爭和共生模型，對物流產業集聚的溢出效應做了分析。該模型著重研究產業集聚的溢出效應，但沒有說明是技術溢出或者是其他，對溢出效應的解釋不明確，也未能對模型做具體的案例驗證。范瀟允（2013）利用Hamel（2000）所提出的經營模式理論，借助實地調研，以遼寧紡織行業產業集聚為基礎，對產業集聚與企業經營模式的關聯性進行了具體探討，發現二者間關聯性極強，即產業集聚可有效提升集聚內企業整體經營效益。不足之處在于，該研究主要關注的是紡織行業，其結論是否適用于其他行業，尚需進一步探討。苗麗靜、王雅莉（2007）通過構建具體的模型，對城市化經濟的產業集聚效應做了具體分析，并指出：產業集聚只有扎根于城市化肥沃土壤，才能得到更深、更廣泛的發展。總之，縱觀國內外產業集聚效應分析成果可以發現，專門研究城市群產業集聚效應的成果尚不多見，基于此，本文以苗麗靜、王雅莉所構建的模型為基礎，以中原城市群為研究對象，進一步探討城市群的發展對產業集聚效應的具體影響和作用，以推動中原城市群健康、快速發展，指導城市群產業更快、更好地積聚。

（一）模型及變量說明

西方經濟學所講的彈性理論主要指一個（因）變量變動百分比對另一個（自）變量變動百分比的比值，即因變量變動對自變量變動的反應程度。一般認為當彈性值大于1時為富有彈性，彈性值大于0小于1時為缺乏彈性。衡量城市群內部產業集聚效應的一個方法就是估算出產業集聚區內各行業總產值（產量）或集聚規模的變化對該產業集聚區所在地區（城市）勞動生產率、城市化率或其他總量指標的影響，一般可以借助彈性指數近似替代產業集聚效應指數。本文用ECit代表產業集聚效應指數，qit分別代表產業積聚城市的全員勞動生產率、城市化率等指標，TVit分別代表某產業集聚區城市一定時期內的從業人員規模、工業總產值等個量性指標，i、t分別代產業積聚城市和年份。具體計算公式如下：

上式中，為分別考察產業集聚效應的動態變化，消除短期波動對計算結果的不利影響，縮小誤差，提高準確性，可以采用固定基期的方法對數據加以處理。考慮到中原城市群一些產業集聚是近幾年迅速發展起來的現實，本文以2006為基期，2012年為報告期，選取河南省鄭州市、洛陽市、安陽市、新鄉市、南陽市和漯河市等擁有國家級和省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和經濟技術開發區的中原城市群核心城市為計算對象，分別計算各個城市及對應高新技術開發區或經濟技術開發區的qit 和TVit 。之所以選擇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或經濟技術開發區，原因之一是高新區是2000年以來全國各地市重點發展的產業園區，也是產業積聚的核心地帶，產業較為集中，性質比較接近，容易形成產業集聚；原因之二是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或經濟技術開發區在當地經濟發展過程中承擔角色特殊，是地方稅收的重要來源、產業積聚的支柱。具體公式如下：

為進一步考查產業集聚區其他指標對中原城市群的積聚效應，本文同時選取了各產業集聚區及所在城市的企業單位數、工業總產值、工業增加值、從業人員規模、全員勞動生產率等指標做參照，采用同樣的計算方法，分別計算了產業集聚區指標對城市總量指標的影響，即城市總量指標變動百分比對產業集聚區個量指標變動百分比的反映程度，以此考查產業集聚效應的量化值。指標選取范圍、來源具體如表1所示。

（二）數據來源說明及計算結果

根據數據的時效性和可得性，本文選取2006年為基期，2012年為報告期。以2007年和2013年河南省及各地市統計年鑒為依據，各地各年度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公報數據為補充性參考，選取中原城市群中實力比較靠前的9個重要城市及各城市所擁有的國家級或省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經濟技術開發區）的相關數據。根據上述公式分別計算各產業集聚區所在城市總量指標對積聚體個量指標變動的反應程度，即彈性值。具體計算結果見表2。

由表2可知，產業集聚效應最為明顯的是鄭州市，企業單位數彈性值為1.18，工業總產值彈性為1.11，工業增加值彈性為2.93，全員勞動生產率彈性值為1.02。彈性值全部大于1，可認為鄭州市產業集聚效應明顯且富有彈性，即鄭州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經濟技術開發區兩大產業集聚區企業數量每變動一個百分點，將會引起鄭州市企業總數變動1.18個百分點；兩大產業集聚區工業總產值每變動一個百分點，將會引起整個鄭州市工業總產值變動1.11個百分點；工業增加值每變動一個百分點，會引起整個鄭州市工業增加值變動2.93個百分點；兩大產業集聚區從業人員人數每變動一個百分點，引起鄭州市全員勞動生產率變動1.02個百分點。充分說明鄭州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和鄭州市經濟技術開發區這兩大產業集聚區對中原城市群發展的集聚效應十分顯著。表中結果同時顯示，產業集聚效應顯著的還有新鄉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南陽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洛陽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安陽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三門峽經濟技術開發區等產業集聚區，彈性值均在1左右，比較有彈性。進一步說明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經濟技術開發區是中原城市群最為重要的產業積聚地帶，產業集聚效應顯著。開封、許昌、濮陽等城市各個彈性值相對較小，說明這些地區在中原城市群建設過程中，所處地位略遜于前面幾個城市，產業集聚效應也不如其顯著。開封歷史悠久，但長期以來工業落后，旅游業規模較小，交通也不如其他城市發達，工業、科技實力、承接產業轉移等方面都落后于其他城市，上述原因導致開封產業集聚效應不明顯，指數較小。

結論與建議

實證結果表明，城市群具有顯著的產業集聚效應，然而由于城市群內部城市地位與產業定位不同，城市群內部產業集聚效應存在不均衡性，核心城市或經濟地位顯著的城市群產業集聚效應更為明顯，進一步說明產業集聚本身具有規模效應和自我累積的動力，這種產業集聚效應進一步強化了城市群內部城市之間的聯系，從而推動城市群進一步發展。

雖然中原城市群的優勢產業產生了明顯的產業聚集效應，但更多的是增加了空間聚集和產業規模，未能深化產業分工尤其是垂直分工，產業集聚層次不高。比如能源、礦產、食品、化工等產業，中原城市群的許多城市都作為重要產業甚至主導產業定位，各個城市之間在產業內部缺乏深入分工和錯位發展。導致各城市間從要素市場到產品市場的爭奪，浪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從而抑制了區域整體聯動效應的發揮。必須在整個中原城市群區域范圍內，考慮中原地區的產業分工和布局的合理化。

對于處于不同工業化層次的地區，可以通過配套性垂直分工來加強產業聯系；而對于處于同一層次的地區，則可以通過地區之間的互補性水平分工來加強產業聯系，逐步建立和諧融洽的區域競合關系，保障區域經濟持續協調發展。由于中原各個城市的工業化水平、要素稟賦、比較優勢，優化產業的垂直和水平分工等條件各不相同，建立區域分工合作體系必須考慮優勢互補、產業互動、資源共享、差別競爭和錯位發展這些基本產業原則，從而實現區域內產業升級和進一步整合，提升城市群產業的整體競爭力，發揮和增強城市群產業的集聚經濟效應，最終建立出若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城市群產業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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