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勞動力資源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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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農業勞動力資源范文

二、農業部門中的工作分攤現象

工作分攤是指農業勞動力從總量上看，其邊際生產力接近零或等于零；從單位勞動力看，存在著分攤別人工作量的現象。工作分攤現象的存在，說明我國有大量農業勞動力資源沒有得到充分合理利用，這是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低下的根本原因。

1978年至2000年，我國水稻和其它糧食作物的標準用工量分別從每公頃571.5個和129.0個，下降到219.0個和159.0個，2000年水稻及其它糧食作物的每公頃標準用工量只相當于1978年的1/3左右。而在此期間，農作物總播種面積增加的比例不大，農業或種植業勞動力人數卻有大幅度增加，這說明我國農業部門中的確存在一定程度的工作分攤，這還可以從農業勞動力的勞動生產率的國際比較中得到證實。通過與澳大利亞、巴西、加拿大、印度、墨西哥、泰國、伊朗等19個國家的比較可以看到，我國農業勞動力約為5.1億，占總人口的比重達40.1％，是所有國家中最高的，平均每個農業勞動力負擔的耕地在上述國家中最少，只有0.3公頃，平均每一農業勞動力所生產的谷物、肉類、牛奶和雞蛋幾乎都是最少的，這就明確無誤地表明了我國農業部門存在著相當規模的工作分攤。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鄉鎮企業的發展取得了輝煌的成就。鄉鎮企業個數由1978年的152萬個增加到2000年的2085萬個，平均每年增加88萬個，年平均增長率為12.6％。鄉鎮企業吸納勞動力由1978年的2827萬人增加到2000年的12820萬人，平均每年增加454萬人，年平均增長率為7.1％，鄉鎮企業的職工絕大多數來自農業部門。因此，通過這一途徑轉移的農業勞動力約占農業勞動力總數的1/4，而且農業生產并沒有因為勞動力轉移而受到太大的影響。雖然在農業勞動力轉移過程中，農業生產領域引入了大量的現代生產要素，使得工作分攤的準確計量復雜化了，但至少可以根據對鄉鎮企業吸納大量勞動力的事實，進一步證實我國農業部門存在大量工作分攤的情況。

三、農業剩余勞動力估算版權所有

第2篇：農業勞動力資源范文

［關鍵詞］ 城鎮化；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隱患

［中圖分類號］F304.6［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3－3890（2006）07－0036－04

當前，在中國的3.3億農業勞動力中，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數量已達到1.6億，預計今后農村每年還新增400萬適齡勞動力。大量農業剩余勞動力，長期滯留在農村，嚴重阻礙中國農業規模經營的發展和農業現代化的進程，也嚴重影響中國農民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長和國民整體生活水平的提高，積極推動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刻不容緩。

一、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相關理論

在經濟學范疇，關于農村剩余剩余勞動力轉移有“二元結構理論” (Two Sectors Theory)和“推拉理論”（Push and pull theory）兩個著名理論。

二元結構理論是劉易斯(W.A.Lewis)提出的：發展中國家一般都存在城市工業部門和鄉村農業部門的二元結構，主要表現為傳統農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遠遠低于以現代工業部門為代表的非農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傳統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生產力向現代工業部門的轉移，不僅可以解決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和增加這部分勞動力的收入，而且可以增加現代工業部門的產出和積累，從而可以吸收更多的農業勞動力。如此反復，農業勞動邊際生產率將逐漸與工業工資水平接近，農業部門逐步進步，二元結構的痕跡逐步消失，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完畢。

推拉理論是由拉文斯坦（E.G.Ravenstein）、哈里斯―托達羅(Harris-To-daro)等人形成，認為從農村向城鎮的勞動力遷徙可能是因城鎮有利的經濟發展而形成的拉力造成的，也可能是因為農村不利的經濟發展而形成的“拉力”造成的，勞動力遷移情況主要取決于城鄉勞動力市場的工資比較。

二、積極推進城鎮化是解決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根本途徑

對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國內的主流觀點是：積極推進城鎮化是解決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根本途徑。具體做法：大力發展中小城市，加快小城鎮建設，堅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走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加速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轉移。加速城鎮化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是由中國的國情所決定的：（1）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鎮取得積極進展。但與國外發達國家城鎮化水平相比，中國城鎮化進程明顯滯后?，F階段，發達國家城鎮化水平已達到70%～90%，發展中國家城鎮化水平平均為40%以上，而中國到2001年底城鎮化水平只有37%，與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嚴重不符。（2）城鎮化的核心就是發展城市，城市本身的集聚效益和涓滴效應易于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工業在城市的集中，不僅能夠節省單個企業在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更有利于促進第三產業的發展。（3）積極推進城鎮化也是解決中國農村發展中諸多問題的最佳切入點：有效促進農村工業在地理上的集中和農業產業化經營，可適度控制農村人口增長，提高農村人口素質；有利于環境治理和土地資源節約；擴大農村消費需求，保持經濟持續增長等等。（4）20世紀90年代以來規模急劇擴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跨地區流動現象，從另外一個角度表明：“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農村就地吸納模式，已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出路問題。

三、城鎮化推進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問題分析

（一）農村剩余勞動力快速轉移對農村可持續發展的影響

1. 農業勞動力數量的絕對減少對農業生產的負面影響。在農業技術水平提高不快、勞動強度無法無限加大的條件下，農業勞動力數量的下降必然會對正常的農業生產造成影響，特別是在農業勞動力數量在短期內快速下降情況下，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不可能過快，只能通過提高勞動強度來利用轉移勞動力所空閑出來的資源。由于勞動強度的彈性也有一定的限度，必然造成農業資源低效。

2. 轉移出去的勞動力素質相對較高，影響農業現代化進程。當前轉移出去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多為青壯年，農村勞動力趨于老齡化。據中國農調總隊統計，2003年農村外出務工的勞動力，40歲以下的青壯年勞動力占85.9%。其中，20歲以下的勞動力占47.3%，25歲~30歲的勞動力占15.6%，30歲~40歲的勞動力占23%。而且，青壯年文化素質一般來說相對較高（如圖1所示）。農村高素質人才的流出，對農業發展的負面影響表現在三個方面：（1）影響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由于體力、文化水平、思想觀念的限制，低素質的農業人口利用機械和先進技術能力有限，制約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2）影響農業結構調整的推進速度。農業結構調整本身就是不斷創新的過程,需要一定的文化功底。在農業勞動力普遍老齡化條件下，必然會導致種植結構單一，農業結構調整困難。（3）影響人們對發展農業的信心。高素質勞動力的轉移無疑給人們一個暗示：從事農業無利可圖。這種暗示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人們從事農業勞動的信心。

3. 降低了農業資源的利用率，影響農業資源的可持續性利用。中國的土地摞荒現象既發生在發達地區，也發生在欠發達地區。其中全年性撂荒和季節性撂荒相對較少，粗放經營性撂荒最為普遍，也最為隱性。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迅速轉移造成部分農戶家庭的勞動力緊缺，容易引起粗放經營，往往表現為種植易管理的農作物，更多使用化肥和農藥。種植結構單一容易破壞土壤營養成分，而過多使用化肥則會使土壤板結，這些都不利于農業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更有甚者，許多轉移到城市的勞動力已不再從事農業卻仍然擁有土地，即便全年拋荒，也不愿意放棄土地，造成農業資源的嚴重浪費。

（二）農村剩余勞動力大規模流入給城市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

1. 加劇城市嚴峻的就業形勢。目前中國城市約有2 500多萬人處于失業狀態，隨著改革的深入，城市失業人口日趨嚴重。隨著時間的推移，一方面城市勞動力正在不斷降低選擇就業崗位的條件，而另一方面農村進城務工人員正在通過種種就業技能的學習途徑努力提高自己競爭能力。城鄉勞動力對有限就業崗位的直接競爭態勢已經明顯出現。問題的嚴峻性還不止于此。這兩部分勞動力群體中最先相互“碰撞”的，很可能是農村剩余勞動力中年輕力壯、流動性強、具有一定文化基礎的相對強勢群體和城市勞動力中年齡偏大、勞動技能單一、文化素質不高的下崗、待業職工等弱勢群體。就是說，我們面對的不僅是就業崗位的供不應求，更嚴重的是，我們還將面對如何協調不同社會群體利益的問題。

2. 加大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壓力和管理難度。大規模的農民無序地流入城市，增加了城市基礎設施諸如公交、住房、供水和醫療衛生設施的運轉負荷；也給城市的規劃、建設、環境、交通、戶籍、教育、治安、市容、計劃生育等提供難題，容易誘發城市病；流動人口急劇增加在一定程度上給城市人口管理與社會治安管理造成困難，由于勞動力流動帶有盲目性和無序性，外地人口進入發達地區的城市后，在其就業需求得不到滿足、沒有可靠收入來源的情況下，易產生犯罪動機和行為。

3. 農民工權益保障問題日益突出。（1）民主政治權益難以實現。農民工進入城市，各種應該享有的政治權（選舉權、參政權等）卻滯留在鄉村。他們沒有自己的政治代表，沒有利益代言人，沒有直接的表達渠道，在某種程度上在城市社會中處于集體失語的地位。（2）經濟權利屢遭侵害。城市對農民工歧視（這種歧視具有體制性、普遍性）和勞動監察執法不力導致拖欠、克扣農民工工資的現象時有發生。同時，由于農民工不是城市居民，因而他們無法享受城市居民所能享受的醫療保險、失業保險、養老保險、工傷醫療保險等等社會保障。（3）子女缺乏平等的教育權。目前城市對外來工子女教育沒有明確的管理主體和責任人，也缺乏專門為其服務的社會體系，農民工子女求學面臨困難。城里的公辦學校不愿意接納農民工子女，對這些孩子設置了過高的門檻；一些自主辦學的農民工子弟學校由于缺乏政府支持，在師資、衛生、安全等方面達不到國家標準。作為即將在城市中占據不可忽視的角色的“第二代移民”，他們的前途令人堪憂。

（三）“失地綜合癥”和“城中村”――城郊農民的尷尬

在城鎮化推進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進程中，城郊農村土地大規模被征用，農民賴以生存的土地越來越少，由此產生出以“四難”為主要特征的“失地綜合癥”：一是難就業。目前30%失地農民難以找到固定工作，難有固定收入來源，更難融入城市社會。二是難創業。城郊農村因土地被征用而積累了一定的土地征用款，集體資本迅速增加，但受城市總體規劃和用地的控制，生存空間和發展用地極少，集體資產投資出路少，資金管理風險大，集體資產難保值更難增值。三是難保障。目前城郊農村的社會保障模式基本上是以村級集體經濟為依靠、以福利為特征的村級辦保障的老辦法，統籌層次低、抗風險能力弱、穩定性差，操作缺乏科學性和規范化。四是難發展。城郊大規模、快節奏的征地拆遷對村民的生產生活沖擊極大，引起農民“厭農”情緒，部分農民甚至“坐吃山空”，引發出諸多不穩定因素，嚴重阻礙了經濟發展。

四、制定相關配套措施，多管齊下解決問題

（一）采取科學方法解決當前農業勞動力素質下降問題

1. 在總量不變的情況下，調整高素質農業勞動力在農業與非農業的分布。要通過制定宏觀的農業勞動力轉移計劃，有步驟地進行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科學確定調整農業勞動力轉移的數量、年齡結構、文化結構和地區結構，通過農業勞動力流量的變化來逐漸沖消存量所存在的問題，減少農業剩余勞動力快速轉移對正常的農業生產造成的消極影響。

2. 提高當前農業勞動力整體素質，通過整體水平的提高來解決農業勞動力素質下降問題。（1）鼓勵高素質的農業轉移勞動力回流，通過他們的示范效應和帶動效應以部分帶動整體，最終提高農業勞動力的素質。（2）政府應加大對農業技術推廣的投入，推進農業機械化和現代化改造，通過農業機械的普遍使用和大規模農業技術培訓，提高農業勞動力的技術水平和勞動生產率，從而彌補農業剩余勞動力快速轉移造成的暫時的農業勞動力短缺。（3）鼓勵各種組織對農民進行技術培訓，特別是要扶持各種形式的農業合作經濟組織，充分發揮他們在農業產前、產中、產后的積極作用。

（二）通過政府和市場兩條渠道解決農業資源閑置和破壞問題

1. 健全各類農業相關產權交易市場，為農業閑置資源創造寬松的市場交易環境，通過市場買賣雙方的博弈來決定市場價格，最終解決農業資源閑置問題。

2. 制定政策措施，解決農業資源閑置和破壞問題。一是“打”的政策。各級政府要制定嚴厲的懲罰制度，對造成農業資源閑置和破壞的責任人進行經濟處罰，并責令其承擔責任，從而減少和杜絕閑置和破壞農業資源現象的發生。二是“拉”的政策。各級政府要制定農業資源管理的相關辦法，鼓勵農業閑置資源的轉租，保證轉移農業勞動力管理和使用好自己的農業資源，避免閑置和破壞。

（三）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遷移，應當有計劃地進行輸出

城市的承受力是制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不可忽視的因素。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時，應當考慮輸入地區的經濟發展類型，盡量向勞動密集型或第三產業發達的城市轉移。在進行勞動力轉移時，唯有逐步地、有序地分流，才會促進勞動力的流動與穩定，有效地避免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變成新的貧民階層。同時，各級政府要關注農民工的各項權益，努力為他們提供同城市居民相同的待遇，共同享受城市發展的成果。

（四）加快城鄉經濟融合步伐，努力解決“失地綜合癥”和“城中村”問題

“失地綜合癥”和“城中村”的形成，表面上是由于外生型城市化的發展，其深層原因則是城鄉二元結構：二元戶籍管理制度、二元土地制度、二元行政管理制度、二元社會保障制度。因此，要解決這兩大問題，就要在解決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問題上下功夫，增進城鄉經濟的融合度。要從各方面進行制度創新，促進城鄉社會管理的接軌。

1. 打破城鄉分割的二元化戶籍制度，實現城鄉統一的身份管理。

2. 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加強對城市的發展和建設的前瞻性預測，做好將納入城市范圍的鄉村建設規劃，促進城鄉規劃和建設的協調發展。

3. 實現城區向農村拓展與農村向城區滲透的互動、城鄉發展與安置就業的互動。在培育城區支柱產業及培育特色農業產業中，充分吸納農村富余勞動力和城區失業人員就業與再就業，促進城鄉間人員的交往與流動。

第3篇：農業勞動力資源范文

關鍵詞：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轉移速度；轉移方向

我國社會經濟已經進入了工業化的高速發展時期，解決三農問題已成為當前非常重要和緊迫的任務。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的核心又在于提高農民收入，而只有減少農民，才能富裕農民。能否順利地完成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則成為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

在先行工業化國家中，日本的情況與我國有很多相似之處。本文對中日兩國在工業化進程中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中的若干特點進行了比較分析，以期對我國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有所借鑒。

一、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速度

日本直到二戰后經濟中才出現具有實質意義的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這一過程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戰后至50年代中期。這一時期，日本農業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重從59.1%下降到37.9%，農業就業人數減少了10.4%。盡管農業勞動力轉移趨勢已明顯加強，但轉移規模仍然較小。這是由于經濟剛剛開始恢復，再加之戰后農村的，使大批農民獲得了土地，因而影響了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部門轉移的力度。第二個階段是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是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時期，也是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時期。1955—1975年，農業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重從37.9%下降到12.6%，減少了55.1%。第三個階段是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日本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入低速增長，農業機械化的已經過去，勞動力轉移速度放慢，規模逐漸縮小。農業勞動力轉移進人了穩定時期。1973—1984年，GDP年均增長率降低至4.3%.1980年農業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重降為9.8%。1985年這一指標進一步下降至8.3%，標志著日本已經完成了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慢時，轉移的速度也相應較慢，而轉移的時期也正是經濟高速發展，工業部門急劇擴張時期。這也驗證了二元經濟理論的重要觀點，即如果非農業的就業機會擴大，農業就會向非農業轉移勞動力，轉移量對經濟增長率有很強的依賴性，而受流入部門的收入水平影響則較小。

同日本相比，我國要轉移的農業勞動力的規模巨大，難度極大。從農業就業人數的變動情況可以看出反映實質意義上的農業勞動力的轉移。從幾個時期的情況來看，只有在1991—1995年以及2001—2005年兩個時期內，農業就業人數絕對量呈現下降趨勢。

此外還應注意，從城市就業中農民工的比重變化來看，農民工占城市就業人數的比重，1985年為2.9%；1990年為13.6%；1995年8.9%；2000年35.3%；2003年為38.9%，…可以看出，從90年代中期以后開始，農業勞動力向城市轉移速度加快。

與日本不同，我國農業勞動力轉移速度與經濟增長速度并不一致。我國雖然經歷了長達近30年年均9.4%的高速經濟增長，但農業從業人員在社會從業人員的比重下降相對緩慢，至今還在45%左右，相當于日本1950年的水平。經濟增長對帶動農業勞動力轉移的作用相對較弱。此外，在體制方面，改革開放以前，部門間、城鄉間界限分明，嚴格的戶籍管理以及一整套與其相關的醫療、社保、教育、福利和物資供應等等制度，限制了農業勞動力向非農部門的轉移。這種情況無疑延緩了我國農業勞動力的轉移速度，使農業剩余勞動力長期積累。達到了龐大的規模，從而加重了轉移的負擔。直到改革開放30年后的今天，這方面的體制雖然有所松動，但對農業勞動力轉移仍還有不利的影響。

通常情況下，隨著農業勞動力大量向非農部門的轉移，城鄉之間收入差距也會不斷縮小。日本隨著工業化高速發展，農業勞動力轉移的加快，農民收入與城市居民收入的差距同步縮小。1960年農轉移的速度相對較快，但時有反復，并沒有呈現出連續的加速轉移的情況。轉移的總規模雖然相當大，但轉移速度不夠理想。

首先，從農業從業人員占社會從業人員的比重來看，從80年代開始至今，雖然平均每年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在1000萬人的規模，農業勞動力人口占社會就業總人口的比重，仍然下降緩慢。降狀態，分別下降9.1%和7%。進入新世紀以來，轉移的速度在逐漸加快，且農業部門就業人數的絕對量也逐年下降，因此，這一轉移具有實質性意義。民收入當相于城市居民收入的92%，1965年農民收入超過城市居民收入，是后者的107%，到1975年時，日本農業勞動力轉移基本完成時，農民收入已是城市居民收入的139%，達到了最高峰。需要指出的是在農民收入中占絕大部分的是非農收入，純農業收入僅占1/7左右，同時農業勞動力的增長呈現連續負增長狀況。

而我國的情況是城鄉收入差距雖然也經歷了擴大、縮小的波浪式的發展，但總的趨勢不僅沒有縮小，反而在逐漸擴大。從1978—1984年間，農村人均收入增長達到16.4%，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為8%，城鄉收入差距從1978年2.6：1，降到1984年1.8：1。1985年以后農村居民收入的增長幅度遠遠低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長幅度，1985—2004年間，農村收入的增長從1978—1984年的16.4%，降到4.4%，城市收入增長每年6.5%，在這種狀況之下。城鄉收入差距又由1984年1.8：1，擴大到2004年3.21：1；到2006年進一步達到3.23：1。

二、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方向

1.勞動力的產業間轉移

勞動力在產業間的轉移是與產業結構變化相一致的。從日本的情況看，農業勞動力轉移的初期，農業中轉移出的勞動力大都流向了城市的工業部門。但在農業勞動力轉移的時期，卻是以轉向服務業部門的為多。日本農業勞動力轉移方向的這一特點，是與其產業結構的變化方向相一致的：即以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在非農產業中所占比重的迅速提高，而以制造業為主的第二產業所占比重則呈下降之勢。一般而言，非農業產業的就業增長率受經濟狀況影響較大。經濟增長率較高時，就業增長率也相應提高；經濟增長率下降則會帶來就業增長率的下降。這一特點在工業部門表現得尤為突出。而對服務業部門來說，這一特點卻并不顯著。日本學者的實證研究表明：服務業部門在吸納勞動力方面有其特點，即不管經濟狀況如何，大體相對穩定。工業部門在經濟景氣時，從農業部門吸收勞動力；不景氣時，從農業部門中吸收勞動力被控制在很低的水平，從而導致在不景氣時產生過剩就業勞動力。而服務業由于其吸收就業的相對穩定性，則在此時仍能發揮吸收勞動力的作用。此外日本學者的研究還表明，從部門轉移的方向來看，農業剩余勞動力大部分是轉移到了服務業部門，而進入工業部門的勞動力往往是來自服務業部門。因此服務業部門與農業部門一樣，也是勞動力就業的蓄水池，而且還同時起著中轉站的作用。

我國是典型的二元經濟結構，農業剩余勞動力規模巨大，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的水平與所要轉移的勞動力規模之間極不相稱，加之體制轉型等因素，決定了我國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方向雖然在總的趨勢上與工業化國家所經歷的過程大體一致，但又有其特殊性。我國農業剩余勞動力在產業間轉移表現為主要向農村中的第二、第三產業轉移。農村中產業轉移的特點是，第二產業中的制造業占有最大的比重，以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中的傳統部門，如零售、批發業和餐飲業等也占一定比重。另一方面，流入城市的農業勞動力直接向城市工業部門轉移的比重相對較少，更多的是轉向基礎設施建設部門及服務業部門中的傳統部門和非正規部門。

從就業的行業結構來看，轉移的勞動力大量流入到勞動力密集的行業。在第二產業中，勞動密集程度相對較高的建筑業和交通運輸業占有相當的比重，并呈現出穩定增加的趨勢。在第三產業中，主要集中在以批發和零售貿易、餐飲業及所謂“其他”的雜項行業。從產業結構看，第二、三產業的發展加速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1978—2005年，第一產業勞動力的就業比重由70.5%下降到44.8%，同期第三產業的就業比重上升明顯快于第二產業，第三產業上升了19.2%，后者只上升了6.5%。與此相應，第三產業對農業勞動力的吸收也一直快于第二產業，從1994年開始，農業勞動力轉移到第三產業的比重超過了第二產業，2001年這一比重已占到55.04%。

2.勞動力的空間轉移即城市化的發展問題

從國際經驗來看，伴隨著工業化的過程，一般勞動力在空間地域間的轉移主要是由農村流向大城市。70年代以前，日本農村轉移出來的勞動力絕大部分都流入了大城市及其周邊地區。1955—1975年，在日本農業勞動力轉移的時期，三大城市圈的人口增加了1.6倍，達到5215.6萬人，其中東京圈為2704.2萬人，增加了1.75倍。

70年代以后，日本農業勞動力的轉移方向有了新的變化。1962年，日本政府頒布了《新產業城市建設促進法》，1969和1977年兩次提出《全國綜合開發計劃》，1971年還通過了《農村地區引進工業促進法》等等，這些政策法令在不同程度上加速了、非農產業向農村地區的擴展，農村地區非農產業的發展，也促進了中小城市和農村區域的發展。如在1958—1962年，在轉出的農村勞動力當中，離村到城市就業的約占40%，而離土不離鄉的占40%。1973—1975年，前者比重下降為29.2%，而后者比重則提高到了70.8%。此外，還以大城市為依托大力發展了衛星城，以產業或大企業帶動了周邊鄉村城市化。

在我國的工業化發展過程中，城市化進展較為緩慢，相對滯后?？梢哉f，我國實行的是一種城市化缺失的工業化過程。由于體制和制度等因素的限制，農業勞動力向城市特別是大城市的轉移受到很大的阻力，致使農業勞動力轉移的形態主要是以向農村的非農部門轉移的方式進行的。典型的是“離土不離鄉”及“進廠不進城”的方式。這一方式促進了鄉鎮企業的迅速發展和小城鎮的大量興起。盡管農業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明顯加快，但從總量上來看，農村內部的轉移仍占絕大部分。這表明農村工業化方式已在我國農業勞動力轉移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今后還將繼續發揮其作用。

三、勞動力素質

無論從勞動力在產業問的轉移還是城市化來看，勞動力的素質都是一個重要問題。日本能順利地完成這一轉移也與其農業勞動力具有較高的素質有關。農村教育的普及以及各類中等技術?？茖W校的存在，為農業勞動力的順利轉移及其工業化的順利完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長期以來日本對農村教育和農業教育一直十分重視。早在50年代初，日本的農業勞動力已基本達到初中以上文化水平。1978年，農業勞動力整體已達到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短大和大學畢業生占16%。由于基礎教育在城鄉間的差距不大，使日本的農業勞動力得以順利地轉移到城市，進入現代化工業企業。

我國城鄉勞動力受教育程度有著很大的差距。1985年農村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5.6年，僅相當于小學文化程度；而城市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0.4年，相當于高中一年級的文化程度。到2000年，農村提高到7.7年，相當于初中二年級文化程度；而同期城市勞動力達到12.2年，相當于高中畢業生的文化程度。

在日本農村，由于大批青壯年勞動力流向非農產業。而高年齡層勞動力因在非農業部門就業機會很少。很難流出農村，再加之在非農產業就業的勞動力年老離職后返鄉者不斷增加，使農村_中60歲以上的勞動力增長較快。此外，隨著60年代到70年代男性大量流向非農業部門，農村中女性勞動力占的比重也超過了男性，出現了“婦老農業”的說法。但由于日本長期堅持發展教育，這些老年和婦女勞動力也都受過較高程度教育，對發展現代農業有較高的適應能力，因而使日本在農業勞動力大量轉移的同時，農業的現代化發展沒有受到多少不利的影響，相反1955年-1970年農業生產綜合指數創下增長39%的紀錄?！?/p>

我國近幾年農業勞動力轉移速度的加快，特別是向城市轉移趨勢的加強，農村中“婦老農業”也已非常突出，在這一情況下，能否確保我國農業生產的發展和糧食生產的安全也是人們十分關注的問題，已經引起了各級政府的高度重視。

四、關于促進農業勞動力轉移的幾點建議

根據我國的國情，結合日本的經驗，我國農業勞動力轉移方面應在以下幾個方面給與更多的關注：

1.重視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在農業勞動力轉移中的作用。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盡管不是我們發展的方向，但是它們具有投資少，門檻低，就業制度靈活，對就業人員的文化水平和專業要求不高，分布面寬，吸收面廣等特點，從而具有吸納農業勞動力的巨大優勢，因此在現階段仍有存在和發展的必要。何況，目前農業勞動力大量涌入勞動密集型的中小企業或服務業已經成為我國的現實。

2.重視農村地區涉農工業和服務業的發展，實行農村工業化。圍繞農業資源，從農業內部的需要出發，加強以農產品加工業為主的產品深度加工，并延伸其產業鏈；充分發揮不同區域的農業資源優勢，積極發展有地方特色產業，以吸收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2005年我國農民人均工資性收入1175元。首次突破千元，工資性收入占純收入總量的36.1%。這一情況說明，農村工業化已有明顯進展，有關方面應因勢利導。

3.重視第三產業中服務部門吸納農村轉移勞動力的特殊作用。服務業是一個層次極其多樣化、要求高低懸殊、又能不斷地涌現出新部門的產業。其中所包括的既有傳統部門，又有現代部門，同時還有新興的部門。進入的門坎有高有低，但多數對技術和文化要求不高，以勞動密集型的企業為主，種類繁多，形式多樣，分布較散，適于農村勞動力的大量轉移。

除了服務業在勞動力轉移方面能起到有益的蓄水池作用外，尤其要重視它所起的中轉站的作用。它能為工業儲備大量素質較好的后備力量。大量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服務業，通過城市生活的學習效應，學習技術技能，體會城市文明，增強市場觀念，擴展了社會關系，提高了文化知識。這一過程，實際上也是一種人力資本的投資和培訓過程。它為農業剩余勞動力進人工業部門準備了更好的條件，同時也為傳統服務業部門的提升創造了條件，最終將會更強勁地推動國民經濟增長。服務業目前是今后仍將是吸收農業勞動力的主要渠道。

第4篇：農業勞動力資源范文

“零值邊際勞動生產率”說。首先提出“邊際勞動生產率為零或為負數的勞動力為剩余勞動力”這一概念的是美國著名（古典學派的）發展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1954年劉易斯在英國《曼徹斯特學報》上發表了題為《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的論文。在論文中，劉易斯指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可以視為一個空間分布上的非均衡過程。這一般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而言，都存在一種“二元經濟結構”，即以尋求利潤為目的的城市現代工業為代表的資本主義部門和以農村傳統的自給自足，僅以維持生計而非追逐利潤為目的農業部門為代表的所謂非資本主義部門。此種二元經濟結構的特征是，經濟發展仰賴于現代資本主義部門的資本增殖與擴張，并有可能不斷吸納傳統的非資本主義的農業部門的勞動力；而傳統農業由于技術停滯，土地擴展的限制，特別是農村人口增長迅速，資本性投入物少，故這一部門的勞動力極為豐裕，因而形成了“在那些相對于資本和自然資源來說人口如此眾多，以致在這種（二元）經濟的較大部門里，勞動的邊際生產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為負數的國家里，勞動力的供給是無限的。有些作者已經注意到農業部門中這種‘隱蔽’失業的存在，并說在所有情況下家庭擁有土地是如此的少，以致如果有些家庭成員找到其他工作，則剩下的成員仍可以耕種他們所擁有的土地?！保ˋ.劉易斯，1989,3）A.劉易斯接著指出：“但是無論邊際（勞動）生產率是不是零或很小，這對我們的分析并不重要。在這些經濟里，勞動力的價格是僅夠維持生活的最低工資。因此，只要按這種價格提供的勞動力超過需求，則勞動力的供給是無限的?！保ˋ.劉易斯，1989,4）．劉易斯認為，城市現代工業部門的邊際生產率高于農村傳統農業部門，兩個部門的勞動者工資存在很大差距，且城市工業部門由于不斷擴展會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在鄉—城市之間勞動力可以自由流動（即無制度障礙）的前提下，便發生了傳統農業的剩余勞動力向城市工業部門的轉移，然而又由于傳統農業勞動力近乎無限供給的性質和城市工業部門存在失業，吸納勞動力畢竟有限，故現代工業部門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只能略高于農業部門勞動者維持生計的收入水平?！百Y本主義部門由于指剩余再投資于創造新資本而擴大，并吸收更多的人從維持生計部門到資本主義部門就業。剩余越來越多，資本形成也越來越大，而且這個過程要一直維持到剩余勞動力消失為止”（A.劉易斯，1989,12）。這便是在A.劉易斯“二元經濟結構”理論框架內，邊際生產率為零值甚至為負數的勞動力乃是剩余勞動力的經典定義。

對于西方學者的這一概念，我們的評價是：第一，他們對發展中國家存在二元經濟結構的理論概括無疑是符合客觀事實的，因而是正確的，也就是說二元經濟結構是發展中國家農業剩余勞動力產生的基礎。第二，“零值邊際生產率”的剩余勞動力概念運用西方經濟學的邊際分析方法，從增量變化的動態角度描述發展中國家剩余勞動力及成因，對發展經濟學的宏觀結構分析提供了成功范例，這無疑是劉易斯等人的重要理論貢獻。第三，然而A.劉易斯等人以零值邊際勞動生產率定義農業剩余勞動力也存在缺陷，這主要是：其一，這一定義是以技術長期停滯，且其他生產要素（土地，資本等）不變的傳統農業為前提的，但當代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早已處于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的不同階段上，遠非典型的傳統模式，完全不考慮農業轉型期農業技術進步與人力資本投入和貢獻等因素，顯然與事實不符。其二，采用零值邊際生產率來界定是否存在農業剩余勞動力的一個致命缺陷是，它將農業與現代工業視為同質性產業，忽視了農業是一種廣泛依賴外部自然條件（如生態環境，氣候等）的風險性弱質產業。與工業生產的外部環境相對固定相比，農業生產不僅依賴土地、勞動力、資本投入的變化，更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自然條件的優劣與變化。舉例來說，同等量的要素投入在災害年份的產出不僅遠低于風調雨順年份的產出，而且可能會顆粒無收。故以災害年份邊際生產率下降為零或為負來判定農業中存在剩余勞動力是否有效是值得懷疑的。

“地—勞比率變動”說。針對A.劉易斯等人的“零值邊際勞動率”定義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農業發展的事實不符的缺陷，中國學者郭熙保、宋林飛等人提出新的定義標準。郭熙保的判別標準是，“當一個國家（或地區）農業勞動者人均耕地面積長期呈下降趨勢時，我們認為該國（或地區）存在農業剩余勞動（力）”。（郭熙保，1995）。對這個新定義，郭熙保在所做解釋中強調，按勞動力平均耕地面積的變動與按區域人口平均耕地變動是有區別的，即勞均耕地的下降不一定意味著人均耕地的下降。他指出這一新定義重在強調勞均耕地變動的長期趨勢而非短期波動，如果國家或地區勞均耕地面積幾十年均呈下降之勢，則農業剩余勞動力存在。其主要理由是：①在農業技術停滯的社會里，農業勞動力的增加導致農業勞動邊際生產率下降，甚至降到零。在這種情況下，農業剩余勞動是肯定存在的，同時農業勞動者人均耕地面積是下降的；②在農業技術進步的社會里，農業勞動者增加可能不會降低勞動邊際生產率，反而可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總產量，因為技術進步使土地生產率提高了。但是只要農業勞動力人數增加得比耕地面積更快，使勞動耕地面積下降，農業剩余勞動就仍然存在。（這是由于每個勞動者占有耕地面積的減少，一般說來，抑制了農業技術進步，尤其是機械技術進步，規模經營效率和勞動生產率增長潛力的充分發揮。）假若有一部分勞動者從土地上撤出，這些潛力將會充分發揮出來，使剩下的農業勞動者生產率更高，從而使農業生產更快地增長，而不是下降。③郭熙保認為，根據農業勞動者人數與耕地面積的長期時間序列資料可以比其他剩余勞動力定義更簡便更容易識別一國或一個地區是否存在農業剩余勞動（力）。（郭熙保，1995）

我們認為，郭熙保以經驗觀察為依據從地—勞變動的長期下降趨勢來定義剩余勞動力這一點是有價值的，同時也與中國和其他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經驗事實相符。但他的定義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這就是：第一，若從農業邊際勞動生產率變化這一基本點出發，勞均耕地面積下降只是剩余勞動力存在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因為首先它安全排除了農業生產其他要素（如資本）以及技術進步、自然條件等內生變量，因而缺乏量化分析的基礎，確定剩余勞動力存在及其數量多少有很大的隨意性。特別對于土地資源等天然稟賦條件差異極大的國家（如美國與中國、日本等），很難用統一的尺度測定剩余勞動力的存在及其規模，郭先生在論證他的新定義的正確性時，還用美國、日本1880～1980年間地—勞比率上升的事例反證出美、日在農業發展中不存在剩余勞動力的結論，他指出美國農業勞動者人均耕地由1880年的11.68公頃，增加到1980年的105.58公頃，增加了8.13倍，同期日本勞均耕地由0.3公頃增加到0.78公頃，增加了1.6倍。（郭熙保，1995）。此外，韓國和我國臺灣省1953-1988年勞均耕地分別由0.32公頃和0.53公頃，增加到0.62公頃和0.72公頃。于是他認為韓國和臺灣省也不存在剩余勞動力。其實，郭先生忘記了無論是美國、日本還是韓國、臺灣省之所以出現勞均耕地面積上升的長期趨勢的這一段時間，恰恰正是這些國家或地區不斷存在剩余勞動力，又不斷轉移這些剩余勞動力的過程。這怎么能說不存在剩余勞動力呢？根據郭在《農業發展論》一書中表6-3（郭熙保，1995）提供的數據，韓國、臺灣省農業就業勞動力1953年分別為5997000人和1647000人，到1988年分別降到3475000人和1238000人，分別減少252萬和40萬人之多，這些減少的勞動力不是“存在”的剩余勞動力又是什么？如果1988年以后農業勞動力繼續減少，從而地—勞比率繼續上升，也是不存在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證據與理由么？由此可見，按照郭先生的新定義來斷判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存在與否，顯然難以自圓其說的。

1982年宋林飛對江蘇南通的農村勞動剩余問題進行調研時，提出了測算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公式：G=(A-F)/A，此公式中G為剩余，表示農業勞動力剩余度，A為農業總勞動力，F為農田耕作所需的勞動力，其中F＝總耕地／x畝／勞動力，“x畝／勞動力”表示每個勞動力全年能耕作的土地面積。確定x涉及兩個參數：(1)每畝需要的勞動日數（用D表示）；(2)每個勞動力全年所能完成的勞動日數（用L表示）則X=L/D。宋先生用這一公式測得江蘇南通縣農業勞動力的剩余度為56.8%。（宋林飛，1996）。宋林飛關于是否存農業剩余勞動力及其測定方法與前述郭熙保的基本思路是相同的，即以勞均耕地面積為尺度來判定剩余勞動力的存在。所不同的是宋的測定方法是靜態的而非動態的趨勢，并且在每個勞動力負擔耕地面積中加入了兩個變數：單位勞動力耕種單位耕地的日時數和單位勞動力每年所能完成的工作日數。宋林飛的定義及測定方法充分考慮農業勞動時間存在季節差異，非常符合農業生產的實際。這與當代西方經濟學界廣泛采用的（農業）工時及工時的邊際生產率的升降來確定剩余勞動力思想是一致的。從這方面講宋的定義和測量方法比郭的定義更進了一步，在量化分析上更具可操作性。但是，我們認為宋林飛的剩余勞動力定義及測量公式仍然未能充分考慮農業生產要素投入和農業技術進步等項變動因素對單位勞動力負擔耕地的影響。此外，對單位勞動力年量高工時限度的設定沒有充分考慮不同地區經濟、社會和文化風俗習慣的巨大差異，特別是不同區域因地勢、氣候、水土光熱等資源條件的不同，單位耕地上投入的勞動工時差別更為巨大。再加之農業技術進步（如免耕法的推廣，產業化育種等）以及資本性投入（農業機械、排灌設備的使用）都隨時影響每個農業勞動力所能負擔的耕地面積的變化。因此，宋的定義及其測量模型，對某一點上，同質性小區域農業剩余勞動力的測定可能是有價值的，換言之，這一定義模型難以成為具有普遍經濟學意義的概念。

最后須要指出的是以地—勞比率為基礎，郭和宋的剩余勞動力定義均將側重點放在農業的種植業上，事實上除種植業外大農業的其他產業如林業、養殖業、畜牧業、漁業以及家庭副業中是否存在剩余勞動力是絕不能用每個農業勞動力所能負擔的耕地面積及其變動來測定的，這也是郭熙保、宋林飛地—勞比率變動測定法的重大局限性之一。

國際標準比較法—H.錢納里“發展模型”。1975年西方著名經濟學家H.錢納里構建了“世界發展模型”。H.錢納里采用庫茨涅茨統計歸納法對全世界101個國家1950-1970年的社會統計指標（含27個變量）進行回歸分析，得出以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NP)為因變量(Y)，其他27個社會經濟發展指標為自變量(X[,n])的回歸模型——“世界發展模型”。根據這一回歸模型，H.錢納里劃分了人均GNP小于100美元到大于1000美元等9個等級的“標準結構”量表。根據這一量表可以確定與不同等級相應的27種社會經濟指標的標準數值。各個國家或地區便可將自身的實際與這一“標準結構”進行比較從而找出其發展的差距。從H.錢納里的“標準結構”模型中，我們可以發現人均GNP=800美元這一等級下第一產業（該模型稱之為初級產業）勞動力是總勞動力比例的30%，當人均GNP=1000美元這一等級時，第一產業勞動力比例降到25.2%(H.Chenney,M.Sycquin,1975,38)。宋林飛根據錢納里“標準模型”對中國農業勞動力剩余率的測定為16%，在用庫茨涅茨系數對中國價格扭曲因素在錢氏模型高估作了修正后，計算出中國農業剩余勞動力剩余率（他稱為不合理配置率）為13.8%，（宋林飛，1996）。筆者按1995年中國的人均GNP等級為800美元左右，農業勞動力占總勞動力比例為52.2%的實際數據，與錢氏標準模型相比較，并同樣扣除價格扭曲因素，測得當年的剩余勞動力率為16.4%。若按1995年全國總勞動力6.89億為基準計算，當年農業剩余勞動總量為1.13億，與90年代中期官方和國內經濟學家估計中國農業剩余勞動力在1.3-1.5億相比，用錢氏標準模型測得的這一數字顯然存在低估的偏差。我們認為H.錢納里模型為各國測定是否存農業剩余勞動力及其數量比例提供了一個標準，這是很有比較研究價值的模型，但是它的最大缺陷是忽略了各國千差萬別的國情條件，除了各國社會經濟指標通過回歸構成了一種純粹形式或馬克斯·韋伯稱之為“理想型”模式之外，更忽略各國文化和制度因素的影響，例如滯留于中國農村的農業勞動力主要是由于人為的城鄉戶籍制度壁壘而不是由于經濟方面的原因不能流動和轉移，這與世界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情形迥然相異。因此將適用大多數國家發展趨勢和特點的模式來套中國農村和農業的情形，很難得出對中國測定農業剩余勞動力有用的結論。

二、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新定義

根據中國農村現行經濟體制下勞動力利用的經驗事實，我們試對農村勞動力剩余及其相關概念重新定義如下：

1.農村勞動力：指戶籍所在地為農村社區的人口中15-64周歲的男性和女性個人，但不包括其中的在校學生、服兵役人員，以及因身體原因不能勞動的人等。

2.農村剩余勞動力：專指中國農村中不充分就業的勞動力；所謂勞動力的不充分就業則是指每個單位農村勞動力每年有效工作時數（注：本模型中的工作時數指農村勞動力從事農業（含種植業，林、牧、副、漁業）和非農業（如工業、手工業、商貿、建筑、運輸、教育、文化事業等等）的一切經濟活動所耗費的有效時數（以小時為單位）。但是不包括經濟活動以外的時間消耗，如煮飯、洗衣、就餐、娛樂、閑暇等活動的消耗時數。）低于公認的單位農村充分就業勞動力年度有效工作時數標準，即制度工時數的一種狀態。

3.農業剩余勞動力：指從事農業（含種植業、養殖業、林、牧、漁業）的農村不充分就業勞動力。

通過上述三個概念的界定，我們實際上強調它的兩點重要含意：其一，農村和農業勞動力剩余的核心和實質是勞動力的利用不足，即就業不充分。其二，按照一個國際國內可以接受的標準，農村勞動力的有效工作時數的多少可以作為判定其是否為剩余勞動力以及對勞動力剩余的程度作出界定。為了說明不充分就業作為勞動力剩余的界定標準的合理性，我們擬對這一新定義的內涵和成立的條件作簡要說明。

首先，我們認為用勞動時間或工作時間來計量勞動力就業充分與否是有其經濟學基礎的。早在19世紀中期，政治經濟學對資本主義本質的剖析——剩余價值理論就是以資本家對工人剩余勞動時間的無償占有為基礎的，事實上，勞動時間（而不是貨幣或其他計量單位）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進行理論分析的基本計量單位。馬克思認為商品的價值量是由生產該商品所耗費的一般勞動量來決定的，而勞動量是由勞動持續的時間來計算的，勞動時間則是用小時、日等作為計量單位。當代一些西方著名經濟學家面對難以用貨幣單位計量的復雜經濟問題時也廣泛采用時間（往往以小時為單位）作為定量分析單位。例如美國著名經濟學家（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加里·貝克爾(Gary.S.Bec-ker)及合作者在構建人力資本積累模型中就避開了價格問題，而將一個人的童年、成長期受教育的時間，和一生的工作時間甚至先天稟賦條件通通以時間為單位來計量人力資本的積累。反過來看，如前文所述古典經濟學派以“零值邊際勞動生產率”對農業剩余勞動力定義和測度之所以產生缺陷和引起爭議，很大程度上系由農業生產函數中要素投入在質和量上的差異，以及農業生產環境條件的不確定性所致。其他幾種有關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定義及相應的測定方法，如“耕地—勞動力比率變動法”（見郭熙保，1995,166-167，以及宋林飛1996,105-106）、“國際標準比較法”（見Chennery、Msycquin,1975,38）等也出現與“零值邊際勞動生產率”標準和方法相類似的問題和爭議。因此，本研究嘗試以勞動時間為基本計量單位來定義及測量中國農村和農業剩余勞動力應當是更合理的選擇。

其次，也應當強調采用工時作計量標準測定剩余勞動力必須有嚴格的條件限制，即存在必不可少的經濟學的理論前提或假定，而這些前提或假定必須是通過經驗實事驗證為正確的。我們設定的幾個經濟學理論假定如下：

1.經濟理性假定。農民（即農村勞動力）都是理性的經濟人。在中國現行農村經濟制度下，農民從事的一切經濟活動的目的在于追求物質利益的最大化，避害趨利是農民的經濟人本質。

2.工時有效性假定。在農村現行經濟制度下，對土地擁有法定使用權以及對其他生產要素擁有支配權的農民對其勞動時間的支配與利用將是最充分和最有效的。農民不會在自己支配的勞動時間內偷懶。

3.有效工時的同質性假定。根據工時有效性假定，可以將以農村勞動力的有效工時為單位的勞動量視為無差別的、同質的勞動耗費并用以計算勞動力利用的有效程度。

4.勞動力資源自行合理配置假定。在中國農村現行經濟制度下，農民具有自行配置勞動力資源并使勞動力利用效率最大化的傾向（注：所謂傾向是指農民所具有的合理配置自身勞動力資源并使其利用效率最大化的主觀動機，不考慮其客觀效果——作者注。）。因此，以尋求經濟收益最大化為條件的勞動力充分就業是這一傾向的具體化。

保證這一剩余勞動力新定義成立的主要理論前提（或假定）是勞動者工時的有效性，即在當時當地既定的條件下，農村勞動力在與其他生產要素結合時，其勞動時間的利用達到最充分和最有效的程度。這一假定不成立的反面例證是，在另一種制度安排下，（如80年代以前的制度環境下），農村勞動力多數處于“出工不出力”、“三個人的活五個人干”式的“磨洋工”狀態，即勞動力單位工時利用非充分和非最有效的狀態。一旦“有效工時假定”不成立，我們用以測定農村勞動力剩余的定義及相關模型便會“失真”。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講，以勞動力有效工時不足為主要內涵的不充分就業來定義農村剩余勞動力僅適用于自1978年以來經濟轉型時期的中國農村。

【參考文獻】

①本模型中的工作時數指農村勞動力從事農業（含種植業，林、牧、副、漁業）和非農業（如工業、手工業、商貿、建筑、運輸、教育、文化事業等等）的一切經濟活動所耗費的有效時數（以小時為單位）。但是不包括經濟活動以外的時間消耗，如煮飯、洗衣、就餐、娛樂、閑暇等活動的消耗時數。

②所謂傾向是指農民所具有的合理配置自身勞動力資源并使其利用效率最大化的主觀動機，不考慮其客觀效果——作者注。

③阿瑟．劉易斯：《二元經濟論》中譯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

④郭熙保：《農業發展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⑤宋林飛：《中國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與對策》，《社會學研究》1996年第2期。

⑥H.Chennery,M.Sycquin,PatternsofDevelopment,1950-1970,OxfordUniversitypress,1975.

⑦加里．貝爾克等（人力資本，生育率與經濟增長》，《政治經濟學雜志》98卷，1990年。

⑧羅伯特．盧卡斯：《論經濟發展機制》，《貨幣經濟學雜志》22卷1980年。

第5篇：農業勞動力資源范文

關鍵詞 農村剩余勞動力 問題 對策

推進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是我國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舉措之一。近些年來，我國在此方面不僅達成了理論上的共識，而且在實際經濟發展中也取得了一系列可喜成果，但相比較而言，對推進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有可能誘發的一些新問題還認識不足。因此，為了有效做好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工作，盡可能降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過程中的社會成本，必須高度重視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過程中易出現的問題，并采取相應的對策。

一、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過程中應注意的問題

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過程中應注意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推進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應防范農業勞動力供給結構失衡。在知識經濟背景下，農業勞動力的供給結構主要表現為農業勞動力人口中業已存在的知識結構。從我國農業勞動力人口的實際來看，這種知識結構又與他們的年齡結構存在著一種較為特殊的對應關系，即擁有一定文化科學知識的農業勞動力人口往往是青壯年勞動力人口，而除此之外的都屬于文化科學知識相對貧乏的中老年勞動力人口。在這種供給結構中，青壯年勞動力人口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可以說，我國農業勞動力供給結構的狀況，取決于其中的青壯年農業勞動力人口的變動狀況。推進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任何舉措，都有可能引誘青壯年農業勞動力人口以更大的規模和速度流出農業領域，導致農業勞動力供給結構嚴重失衡。因此，推進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應與防范農業勞動力供給結構失衡有機結合起來，才會更加有效。

第二，推進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應防范農村內部產業結構失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內部的產業結構狀況雖有比較大的改善，但由于受到仍然脆弱的農村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產業結構協調發展問題并未從根本上得到解決，主要表現為農村內部的第一產業即種植業基本上是粗放經營，增長乏力；農村內部的第二產業即鄉鎮企業發展水平參差不齊，缺乏新的增長點；農村內部的第三產業即各種農村服務業的發展尚不完善，存在產前、產中和產后社會化服務體系殘缺不全，法律、科技、金融等咨詢服務體系遠遠不能滿足農村經濟發展的需要等問題。

第三，目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對農業發展本身的負面影響，大體表現在如下四個方面：一是農村勞動力轉移以農業素質較高的青壯年勞動力為主，留在農村的務農人員出現了以老人、兒童、婦女為主的人口結構，導致農業發展的高素質勞動力資源缺乏，農業勞動生產率降低，阻礙農業產業化和農業科技推廣；二是高素質的農村勞動力轉移以后，會降低其占用的農業資源的利用率。我國人均耕地僅1.5畝，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對農業資源利用率要求較高，但隨著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導致了種田質量下降，個別地方甚至出現了拋荒現象。雖然這一現象隨著農村稅費減免得以明顯緩解，但農村土地資源利用率仍然偏低；三是大量勞動力外出以后，農田水利建設、防汛抗災、植樹造林、修建校舍、修筑公路等公用事業很難完成，不利于農業基礎設施的維護與建設，直接阻礙了農業的發展；四是農村勞動力的持續轉移，在農村經濟沒有顯著發展和農民收入沒有明顯提高的狀態下，對其他在業農民務農信心會產生不利影響，對農村下一代安心從事農業勞動具有潛在危害。

二、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有效轉移應采取的對策

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存在并不是中國特有的，而是世界各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都存在過的、具有普遍性的問題。但中國是一個擁有近13億人口、9億農民的大國，農村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約70%左右。因此，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是，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不僅存在，而且是超量存在。盡管改革開放以來，通過以鄉鎮企業、新興城鎮、城鄉第三產業為主體的渠道已吸收了近1.5億農村剩余勞動力，但在目前5億多農村勞動力中，僅農業剩余勞動力就約有1.2~1.5億，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1/4，農業勞動力總數的1/3以上，農村就業形勢十分嚴峻。如何解決規模如此龐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出路問題，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和現實出發，全方位地開拓就業門路，既鼓勵農民為自己造飯碗，又要制定總體規劃，把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與城市就業工作放在同等的位置上統籌考慮與安排。

(一)向農業的深度和廣度開發分流，增強農業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

客觀而言，我國人均耕地少的矛盾不是很容易改變的，特別是隨著經濟建設的發展，今后我國耕地面積將繼續呈減少之勢，這將會加重有限耕地上的就業壓力。但是盡管我國人多地少，人均農業資源匱乏，農業部門吸納勞動力的能力有限，但通過調整農業布局，加強農業內部開發，增加農業內部就業容量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農業始終是農村勞動力就業的基本領域，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首先要立足于農村消化。

1.大力發展開發性農業和勞動密集型農業

我國農村之所以會產生那么多的剩余勞動力，固然有我國農村人口基數大、增長率高的原因，但另一方面也有對我國農業的開發利用不夠充分、不盡合理而造成的原因。實際上，我國的開發性農業仍具有很大的吸收剩余勞動力的潛力。

2.延長農業產業鏈，推進農業產業化

農業是以動植物生產為中心的產前、產中、產后三個領域全部內容的總和。但在傳統農業生產中，僅僅注重產前和產中的勞動，而忽略了產后的深加工和銷售，不僅使大多數農產品處于“糧食賣谷、油料賣籽、水果賣鮮、畜禽賣活、林業賣材”的初級產品階段，從而造成農產品賣難現象的普遍存在，而且還閑置了大批農業剩余勞動力。在這些方面，我們與西方發達國家存在著很大的差距。西方發達國家農產品加工產業值相當于農業產值的3倍，而我國還不到80%；發達國家加工食品約占食物消費總量的80%，而我國只有30%。因此，要轉變傳統觀念，重視農產品的產后加工，組織動員農民進入流通領域，大力發展現代流通業，將種養業、加工業與流通業融為一體，依靠科技進步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既能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又能為勞動力的轉移廣開門路，這是一條減輕農村剩余勞動力壓力的有效途徑。

(二)大力發展鄉鎮企業，使其繼續成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主戰場

我國的鄉鎮企業萌生于20世紀50年代，停滯于60年代，復蘇于70年代，發展于80年代以后。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解決了國家無力大量投資來安排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難題。1998年底，鄉鎮企業成功地吸納了1.4億農村剩余勞動力，占農村勞動力的30%，剩余勞動力的50%，成為農村勞動力非農化的重要載體。雖然近年來鄉鎮企業吸納就業的能力急劇下降，但隨著鄉鎮企業技術的進步和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優化，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主戰場仍將在鄉鎮企業。因此應從以下幾方面深挖鄉鎮企業的潛力：

1.繼續發展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的鄉鎮工業企業，提高農村勞動力的就業程度

目前，鄉鎮企業特別是經濟發達地區鄉鎮企業有資本集約化的趨勢，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有所降低。這雖然符合鄉鎮企業發展的方向，但與吸收農村勞動力的初衷是不一致的。對鄉鎮企業面臨資本集約化和勞動密集型的兩難境地，必須從我國農村的實際出發，做出現實的選擇。鑒于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數目龐大，農業內部吸納勞動力的能力有限以及由于城市就業的壓力，使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空間縮小等一系列制約因素，繼續發展以勞動密集型企業為主要形式的鄉鎮企業，是鄉鎮企業繼續騰飛，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重要途徑。特別是廣大的中西部地區，應選擇勞動密集型行業作為起步行業，國家在調整產業布局中，也應考慮發達地區鄉鎮企業把一部分勞動密集型產品向中西部地區擴散，并采取一定的優惠政策，對鄉鎮企業中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加快扶持?？傊?，在廣大內地農村，由于工業基礎相對薄弱，勞動力資源非常豐富，引導鄉鎮企業走勞動密集型為主又與技術密集相結合的路子，則是行之有效的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重要形式。

2.調整鄉鎮企業產業結構，大力發展農副產品加工工業

為了充分發揮鄉鎮企業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作用，必須及時調整目前鄉鎮企業≈鄉鎮工業≈鄉鎮制造業的不合理的產業結構，要充分利用農副產品資源優勢，大力發展農副產品加工、儲藏、保鮮、運銷業，逐步形成種養加工、產供銷一條龍，農工商、貿工農一體化的產業群鏈，以進一步提高鄉鎮企業吸納勞動就業的能力。鄉鎮企業如果順應農業產業化方向發展，不僅可以尋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而且可以帶動更多的農村勞動力就業。

3.加速發展農村第三產業，進一步拓寬農民就業的門路

目前，我國農村第三產業發展嚴重滯后，交通運輸業和商業飲食業的就業人數，僅占鄉鎮企業就業人數的1/4左右。因此，除了充分發揮鄉鎮工業吸納勞動力的作用外，還必須大力發展第三產業，進一步拓寬農民的就業門路。城鎮的吸引力主要來自于其優越的基礎設施和生活環境，而目前我國城鎮化過程的緩慢，造成了第三產業發展的嚴重滯后，也限制了鄉鎮企業吸納更多勞動力的能力。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每增加1名第二產業人員，相應可增加2至3名第三產業人員。因此，引導鄉鎮企業發展與小城鎮建設相結合，促進第三產業發展，是今后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出路的重要舉措。

(三)加快小城鎮建設，拓展城鎮就業空間

1.發展小城鎮是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現實選擇

世界近二三百年的歷史證明，國家要富強，非走工業化道路不可。但中國是一個農業人口占絕大多數的國家，中國的特殊國情決定了中國實現工業化的道路決不能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大量農村人口都涌入大中城市。如果那樣的話，僅2億人轉移到城市，就需要50萬~100萬人口的城市200~400個，國家投資將數以萬億計，顯然不符合中國國情。而發展小城鎮，使更多的農村人口離土不離鄉，就地轉化為城鎮居民，并在此基礎上逐漸形成“離鄉離農又離土”，使一批區位優、實力強、后勁足、輻射廣的小城鎮再發展為中等城市，則是比較現實的選擇。發展小城鎮，走中國特色的農村城市化之路，是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和帶動全局經濟發展的一個關鍵所在。

2.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小城鎮轉移的對策措施

目前，我國小城鎮建設明顯滯后，不僅影響了整個國家的城市化過程，而且也極大地制約了農民收入的增加和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困難。據專家測算，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個百分點，可拉動GDP 2個百分點。如果將城市化水平提高10個百分點，將有600萬農民實現永久性轉移。因此，必須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小城鎮轉移，提高我國城市化水平。一是改革現行的戶籍制度和土地流轉制度，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徹底轉移。現在一部分農民有條件也有要求進城興業，農村非農企業也有適當集中的愿望，但由于現行戶籍制度的限制，使大批農民和非農企業不能進城。因此，改革城市分割的二元戶籍制度勢在必行。小城鎮戶籍制度改革的原則，應放寬農民遷入小城鎮居住的限制，凡在小城鎮有穩定的職業和收入，并有固定住所的農民，都可以申請常住戶口。戶籍制度和土地流轉制度的改革，是轉移農民、減少農民、也是富裕農民的良策。二是搞好小城鎮的基礎設施建設，吸引更多的農民進城。目前我國小城鎮的基礎設施還十分薄弱，為了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徹底轉移，除了必須要降低農民進城的“門檻”，給予進城農民一定的優惠政策外，更重要的是要搞好小城鎮的基礎設施建設，這不僅可以改善小城鎮的生活環境，增強吸引力，而且通過道路交通、供電網絡、水利工程等基礎設施的建設，直接制造大量的就業崗位，也有利于啟動農村市場。三是積極尋找和啟動小城鎮發展經濟的增長點。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小城鎮轉移的關鍵是發展經濟。首先，要鼓勵富裕起來的農民進鎮興辦各種企業，特別是發展那些勞動密集程度高，同農業聯系緊密的農產品加工業和為農業提供裝備服務的農業機械制造業，以及為城鄉居民提供各種服務的第三產業。其次，要大力發展小城鎮的房地產業。如果把農民住房建設與小城鎮建設結合起來，不僅有力地促進房地產業，使其成為強有力的經濟增長點，并帶動建材、建筑、家電、家具等許多行業的發展，而且可以創造農村勞動力的大量就業機會。

(四)要努力提高農民整體素質

農民整體素質的提高，既是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需要，又是從事效益農業，提高生產經營水平的需要。提高農民整體素質應抓好以下幾方面工作：一是要進一步開展農民文化教育。通過“農函大”、“農廣?！钡刃问剑杏媱潯⒎謱哟?、多渠道，讓農民接受教育，提高科學文化水平；二是要抓好科技普及、推廣和應用。通過舉辦培訓班、專家咨詢等方式，向農民傳授各種實用科技知識、市場經濟知識、產品營銷知識和企業管理知識；三是要加強農村媒體網絡建設，使農民通過電視、因特網等媒體手段擴大視野，增長知識和才干。四是加強農民的現代化思想建設，抓好法律道德教育、市場經濟意識教育及誠信教育，堅持以人的現代化來促進農業農村現代化。

參考文獻

1.姚傳紅，何海紅.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過程中的人力資本問題研究[J].農業經濟，2001；(2)

2.丁利國.制約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因素分析及對策探討.經濟師，2003；(11)

第6篇：農業勞動力資源范文

關鍵詞：勞動力數量；勞動時間；隱蔽失業；絕對隱蔽失業；相對隱蔽失業；季節蔽失業

中圖分類號：F304.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1）08-0023-05

一、引言

劉易斯（1954）認為，發展中國家傳統部門存在供給彈性無窮大的剩余勞動力，以不變的工資水平為現代部門提供無限數量的勞動力資源。盡管劉易斯并沒有直接提出農業存在隱蔽失業和農業勞動力邊際產出為零的觀點，但他實際上隱含了對上述兩個問題的肯定回答。

拉尼斯-費（1961）利用邊際產出、制度工資等范式發展了劉易斯模型中隱蔽失業和勞動力轉移的理論。他將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部分農業勞動力的邊際產品為零，這些勞動力從農業部門轉移到工業部門不會影響農業總產出，拉費稱其為“多余勞動力”；第二個階段，勞動力的邊際產出大于零但小于平均產出量（或制度工資），勞動力轉移會影響農業總產出，這些勞動力以隱蔽失業的形式存在，拉費將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的這些過剩勞動力統稱為“偽裝失業者”；第三階段，勞動力的邊際產出等于甚至超過平均產量，農業勞動力工資不再等于制度工資，農業部門完全商業化，剩余勞動力轉移全部完成，不再存在“偽裝失業者”。

舒爾茨（1964）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批評了劉易斯的零值邊際勞動學說和隱蔽失業觀點。舒爾茨認為，劉易斯的錯誤在于沒有考慮農業生產的季節性特征，如果考慮到季節性，農業中勞動的邊際生產率則并不為零，不存在農業隱蔽失業現象。為了論證自己的觀點，舒爾茨利用印度1978―1979年流行性感冒對其農業生產帶來負面影響的歷史事實，說明了農業勞動的邊際生產力并不為零，不存在所謂的“隱蔽失業”。

為了統一劉易斯和舒爾茨在農業勞動邊際產出和隱蔽失業問題上的相反觀點，森（1966）提出了“每人邊際產品”和“每人每小時邊際產品”的概念。王檢貴（2005）將這兩個概念提煉成農業勞動力彈性工作負荷模型。根據王檢貴模型，當部分農業勞動力從農業中轉移出去時，要維持農業總產出不變，只能依靠提高農業留守人員的工作負荷，王檢貴將這部分轉移出去的勞動力稱為剩余勞動力。如果因為某種原因不能提高留守人員的工作負荷，則農業總產出不得不減少，這部分抽走的勞動力稱為“隱蔽失業者”。

縱觀上述學者對隱蔽失業問題的觀點，可以看出都存在某些不足之處。劉易斯和舒爾茨對傳統農業社會是否存在隱蔽失業的觀點完全相反；拉―費三階段模型所指的邊際產出是“每人的邊際產出”，這正是舒爾茨批判劉易斯的癥結所在；森和王檢貴沒有將季節性特征變量明確納入進去?？梢?，前人對農業隱蔽失業研究的缺點在于，他們要么是從勞動時間或勞動力數量單一視角出發，要么是忽視了農業生產的季節性特征。據此，本文在總結眾多學者觀點的基礎上，擬從勞動力和勞動時間雙重視角建立一個農業季節蔽失業模型，試彌補眾學者在該問題上的缺陷。

二、模型的假定和圖形基礎

（一）假定

1. 假定農業勞動時間的邊際產出大于0，且存在邊際報酬遞減規律。

2. 當農業勞動時間邊際產出小于平均產出時，假定農業勞動時間獲得的收入等于平均產品。這個收入稱為“勞動時間固定制度工資”，它不是由市場力量而是由習慣和道德因素決定的，且具有變化的粘性特征。

3. 與工業生產過程不同，農業生產的季節性特征將減少農業勞動力數量和勞動時間的替代空間。

4. 假定農業產出、農業勞動生產率為相互獨立的外生變量，農業產出由市場需求決定，農業勞動生產率是技術的單一函數。

（二）模型構建的圖形基礎

圖1為農業總產出曲線圖，橫軸代表全體農業勞動者在一年中從事農業生產的總勞動投入時間，T+為其最大值，縱軸表示農業總產出。曲線f（Q）和h（Q）代表農業總產出函數，切線t1和t2的斜率表示切點處的邊際產出。根據假定（1），有f′（Q）＞0，f″（Q）＜0。

圖2為農業等產量曲線圖，橫軸表示農業社會一年中人均勞動時間，N+為其最大值（N+的理論值為365天×8小時/人），縱軸表示投入的農業勞動力數量。Q（TA）是一條雙曲線段，表示當農業總投入時間為TA時，農業勞動力數量和人均勞動投入時間的不同組合會得到一個相等的產量QA，它是一條等產量曲線，也是一條等總勞動投入時間曲線。同樣，我們可以得到一系列其他等產量曲線。

圖3為等人口農業總產出線，橫軸表示人均勞動時間，縱軸表示農業總產量。圖2中水平線P1A1B1表示，當農業的勞動力投入數量為P1時，不同的人均勞動投入時間和不同的農業總產出存在各種不同的組合。這種組合關系可通過圖3中的曲線Q（P1）表示出來。Q（P1）曲線是圖2中P1A1B1的一個映射，反映的是同一種經濟關系，是一條等人口農業總產出線。同樣筆者可以畫出一系列其他等人口農業總產出線，它們分別反映各種不同人口數量下的農業產出情況。

圖4為平均產出線和邊際產出線圖，橫軸表示人均勞動時間，縱軸表示平均產出和邊際產出。根據假定（1）和平均產出的含義，應存在一條從左至右不斷下降的邊際產量曲線和水平的平均產出線。

三、模型的建立和結論

（一）隱蔽失業和總剩余勞動時間的定義及其轉移階段劃分

給定如下定義：

定義1 農業隱蔽失業和總剩余勞動時間：隱蔽失業是指總勞動時間邊際產出小于其平均產出時存在的失業；總剩余勞動時間是指在維持產量不變的情況下，可通過延長留守農業人口的工作時間而替代的總勞動時間。

圖4中，根據假定（2），在D0的右端，盡管MP＜AP，但農業勞動時間同樣要獲取“固定制度工資”，平均每個農業勞動力存在（N+―N-）單位的剩余勞動時間，總剩余勞動時間為Tts=PM×（N+―N-）。此時，如果人均投入勞動時間從N+減少到N-，則農業總產出將從QM減少到QA的水平。但由于這時的邊際產出小于“勞動時間固定制度工資”，則Tts數量的總勞動時間處于隱蔽失業狀態，D0點右邊階段存在隱蔽失業與勞動時間總剩余。在D0的左端，AP＜MP，總勞動時間的減少會引起農產品供給量的下降，農產品價格上升，農業勞動力將獲取一個與工業勞動力相等的市場工資，農業生產轉入商業化階段，D0點是商業化轉折點。D0點左邊階段的隱蔽失業消失，農業勞動力開始商業化。據此，筆者得到如下結論：

結論1 勞動時間邊際產出和平均產出的大小比較關系是區分農業剩余勞動時間和隱蔽失業存在與否的標志，也是劃分其轉移階段和商業化階段的標志。當MP＜AP時，存在農業剩余勞動時間和隱蔽失業；當AP＜MP時，則不存在農業剩余勞動時間和隱蔽失業。

（二）隱蔽失業的分類、結構和衡量

定義2 絕對隱蔽失業者和相對隱蔽失業者：絕對隱蔽失業者是指，可通過延長留守農業人口的工作時間，確保農業產出不會受到影響而從農業中轉移出去的那部分勞動力；相對隱蔽失業者是指，即使將留守農業人口的工作時間延長到理論最大值，農業產出也將受到影響而從農業中轉移出去的那部分勞動力。

假定目前的農業總產出量為QB，等產量線段BMB1與Q（P1）和N+MM共同相交于點B1（圖3中假設三點共同相交于一點是合理的，因為QBB1必定與某條等人口產量曲線相交于它的最高點），BM和B1是兩個特殊的點。BM表示如果有PM數量的農業勞動力投入農業，則要得到QB的農業總產出，需要的人均最少勞動時間為N0；B1表示要得到同樣多的農業總產出，如果投入的人均勞動時間延長到最大值N+，則農業勞動力投入數量從PM下降到P1。這表明農業勞動力數和人均勞動時間存在替代關系，它使數量為（PM-P1）的勞動力投入減少效應可通過數量為（N+-N0）的人均勞動時間投入延長效應而得到補償，從而確保農業產出不會受到影響。數量為（PM-P1）的隱蔽失業就是絕對隱蔽失業，從勞動力數量的角度看，它的邊際產出為0，數量的減少對農業產出沒有影響，可以也應該徹底轉移。當（PM-P1）數量的絕對隱蔽失業從農業部門中轉移出去后，剩下（P1-P0）數量的勞動者滯留在農業中，它的勞動時間邊際產出MPB小于其平均產出AP，仍處于隱蔽失業狀態。與絕對隱蔽失業不同，這部分勞動力的減少會引起農業產出的下降。（P1-P0）數量的勞動者就是相對隱蔽失業者，從勞動力數量的角度看，它的邊際產出不為0，為了確保農業產出不受影響，相對隱蔽失業不能轉移，農業商業化進程受到阻礙。由此，可得如下結論：

結論2 由市場力量決定的農業產出水平決定了絕對隱蔽失業和相對隱蔽失業的大小和內部組成結構。絕對隱蔽失業的消除不會影響農業產出，可徹底轉移；相對隱蔽失業的減少會引起農業產出下降，從而使相對隱蔽失業轉移受到阻礙，無法向絕對隱蔽失業順利轉移。

（三）季節性和非季節蔽失業的區分和衡量

農業生產具有強烈的季節性特征，如稻谷的最長允許收割時間跨度不能超過N*天。當存在季節性限制時，人均最大投入時間從原來的365天×8小時縮短為現在的N*天×8小時。這種變化可通過在圖形2中做一條新的人均最大投入勞動時間限制線N*M*表示出來。N*M*表明，在季節性約束下，要得到QB的農業產出，投入的最小農業勞動力數為P2，而不是P1。圖形3中的Q（P2）是與最低農業勞動力數P2相對應的等人口產量曲線，Q（P2）與BMB1相交于B2，與B2對應的人均勞動投入時間為N*。根據假定（3），當農業總產出量為QB時，Q（P2）曲線以下的等人口產量曲線將變成虛線。即只要農業勞動力數小于P2，該農業社會的產量就會受到勞動力不足的威脅。為了分析季節性特征給隱蔽失業和農業生產造成的影響，有如下定義：

定義3 季節性絕對隱蔽失業、季節性相對隱蔽失業和非季節性相對隱蔽失業：季節性絕對隱蔽失業是指，即使考慮季節性約束的存在，把他們從農業部門轉移出去也不會影響農業總產出的那部分隱蔽失業；季節性相對隱蔽失業是指，如果考慮季節性約束的存在，把他們從農業部門轉移出去會影響農業總產出的那部分隱蔽失業；非季節性相對隱蔽失業是指不是由于季節性特征的原因而導致的隱蔽失業。

季節性絕對隱蔽失業是農業勞動力的絕對過剩，而季節性和非季節性相對隱蔽失業是農業勞動力的相對過剩。從大小來看，（PM-P2）是季節性絕對隱蔽失業，（P2-P1）是季節性相對隱蔽失業，（P1-P0）是非季節性相對隱蔽失業。其中（P2-P1）數量的失業在這里具有特殊性，當不存在季節性約束時，它是絕對隱蔽失業，當有季節性約束時，它變成了相對隱蔽失業。如果一個社會的農業生產沒有季節性限制（事實上不可能），則季節性相對隱蔽失業將全部向絕對隱蔽失業轉化。在這里，（P2-P1）數量的失業具有相對和絕對隱蔽失業的雙重身份，二者在某種條件下可以相互轉化。這就告訴我們：一方面，為了保證某種季節農產品的生產不受影響，要留用足夠的農業勞動力；另一方面，可通過延長這些農業留用勞動力的工作時間，確保農業總產出不受影響。據此，可得如下結論：

結論3 農業隱蔽失業人口數等于季節性絕對、季節性相對（或非季節性絕對）和非季節性相對隱蔽失業之和。季節性相對隱蔽失業和季節性絕對隱蔽失業可相互轉化，季節性特征的強弱決定了二者相互轉化的范圍。

（四）勞動生產率變化對隱蔽失業的影響

當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時，f（Q）往上移動到新的位置h（Q）（見圖1），邊際產出曲線從MP0移動到MP1的位置（見圖4）。根據假定（2），只要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速度快于工資增長速度，就可以認為“勞動時間固定制度工資”不變。這樣，在h（Q）上必存在一點A*，有MPA*=AW成立。根據假定（1），點A*的位置一定在點A的右上方。即商業化產出線從Q（A）會向上移動到Q（A*），點A0則上移到A0*。Q（P0*）是與A0*相對應的新的隱蔽失業臨界等人口產出線。當勞動生產率提高時，Q（P0）上移到Q（P0′）（注意：P0=P0′）。圖1中A*點一定在A點的右上方，意味著圖3中點AM′一定在AM的左下方，從而點A0′一定介于A0和A0*之間，這種位置關系表明，有P0*＞P0=P0′成立。

現在分析勞動生產率變化對隱蔽失業的影響。根據假定（4），勞動生產率提高后由市場需求決定的農業產出仍為QB，但Q（P1）會上升，且被新的等人口產量線Q（P1′）所代替。顯然，有P1＞P1′成立，即（PM-P1′）＞（PM-P1）成立。（PM-P1）和（PM-P1′）分別為勞動生產率提高前后的絕對隱蔽失業人數。此外，勞動生產率提高前后的相對隱蔽人數分別為（P1-P0）和（P1′-P0*）。由于P1＞P1′且P0*＞P0，必有（P1-P0）＞（P1′-P0*）成立。同時有（PM-P0）＞（PM-P0*）成立。據此有如下結論：

結論4 在農業產出等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農業勞動生產率的變化會引起隱蔽失業數和相對隱蔽失業數發生相反方向的變化，引起絕對隱蔽失業數發生相同方向的變化。

（五）農業產出變化對隱蔽失業的影響

如果農產品需求外生變化導致農產品增加，則農產品等產量線段會往上移動且變短，這相當于農業勞動力和人均勞動力投入時間兩個變量相互替代空間的縮小。根據定義2和結論2，絕對隱蔽失業人口數將下降，而相對隱蔽失業數會增加，隱蔽失業總數不變。特別是，當農業總產出為QM時，等產量線段會縮短成為一個點，絕對隱蔽失業完全消失，隱蔽失業人口全部變為相對隱蔽失業人口；當農業總產出為商業化產量時，等產量線段達到最大值，相對隱蔽失業完全消失，隱蔽失業人口全部轉變為絕對隱蔽失業人口。于是我們有如下結論：

結論5 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農產品需求量的增加（減少）導致農業絕對隱蔽失業人數減少（增加）和相對隱蔽失業人數增加（減少）。

四、模型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筆者建立的隱蔽失業模型具有一定的理論和現實意義。理論意義表現在：

第一，統一了劉易斯的零邊際生產力觀點和舒爾茨的非零邊際生產力觀點。劉易斯模型暗含農業勞動者的邊際生產力為零，而舒爾茨明確提出農業勞動的非零邊際生產力觀點。兩種理論觀點看似根本對立，但我們的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將二者統一起來。模型假定勞動時間的邊際生產力大于零，這與舒爾茨的非零邊際生產力觀點相一致。同時，模型中等產量線段表明，可以通過延長每個農業勞動者的年均投入勞動時間，釋放一部分勞動力來維持農業總產出不變。這意味著農業生產中一部分勞動力的邊際生產力為零，而這正是劉易斯的零邊際生產力觀點。

第二，批判了舒爾茨的非隱蔽失業學說。舒爾茨從農業季節性特征出發，認為農業生產中不存在隱蔽失業現象。筆者的模型同樣從農業的季節性特征出發，得出了農業中存在隱蔽失業現象的不同結論。定義3和結論3表明，即使考慮到農業生產的季節性，農業生產中仍然存在季節性絕對和相對隱蔽失業，季節性相對隱蔽失業可以向季節性絕對隱蔽失業轉化。季節性絕對隱蔽失業是農業勞動力的一種絕對過剩，相當于劉易斯無限供給的農村勞動力。可見，筆者的模型與劉易斯的觀點相一致，得出了一個與舒爾茨完全相反的結論，是對舒爾茨非隱蔽失業觀點的批判或發展。

第三，繼承和發展了拉尼斯-費的隱蔽失業思想。筆者的模型從分析范式、研究視角和邏輯結論繼承和發展了拉尼斯-費的隱蔽失業思想。拉尼斯-費利用農業總產出曲線、邊際產出、平均產出、固定制度工資和農業剩余等范式，從勞動力數量單一視角將農業勞動力轉移劃分為農業勞動力絕對剩余、隱蔽失業和農業勞動商業化三個不同的階段，并分析了勞動生產率、人口和資金積累在農業勞動力轉移過程中的作用和影響結果。視角的局限使該模型同樣暗含農業絕對剩余勞動力邊際產出為0的假定，并招致其他學者的非難。而筆者的模型繼承了拉尼斯-費模型中的大部分分析范式，并將勞動力數量單一視角放大到勞動力數量和勞動時間雙重視角，研究了農業勞動力的轉移過程。除了分析范式的相似和研究視角的不同外，從結論看，筆者同樣認為隱蔽失業的轉移存在短缺點和商業化點兩個關鍵點，存在絕對隱蔽失業、相對隱蔽失業和隱蔽失業徹底消除三個階段。尤其是分析了季節性特征對隱蔽失業產生的影響，明確將隱蔽失業劃分為季節性絕對、季節性相對和非季節性相對隱蔽失業，并分析了它們之間的數量依存和相互轉化關系，這是對拉尼斯-費模型的一個較大發展。

除了上述的理論意義之外，筆者的模型也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第一，關于農業生產率的提高與隱蔽失業壓力的化解。結論4告訴我們：一方面，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會使商業化產量向現實產量不斷逼近，相對隱蔽失業數會不斷減少甚至消失，最終實現農業商業化。這為傳統農業將不斷向現代農業轉化提供了客觀可能性和理論依據。另一方面，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會加大絕對隱蔽失業者的就業壓力，如果不能采取有效措施消化不斷增加的絕對隱蔽失業者，現代農業建設將受到阻礙。

第二，關于農產品貿易和隱蔽失業的減少。結論5告訴我們，當由市場力量決定的農產品需求量增加且人口總數和農業生產技術不變時，隱蔽失業人數會相應減少。因此，為了減輕我國農村人口的就業壓力，我們應該提高農產品的有效需求，一個行之有效的途徑就是加強我國農產品競爭力，擴大農產品出口量。

第三，關于季節性和非季節蔽失業的結構分析和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結論3告訴我們，季節性和非季節蔽失業存在一定的結構和數量關系。季節性絕對隱蔽失業的轉移不會影響農業總產出，因此，發展中國家應加快這部分剩余勞動力的徹底轉移，鼓勵他們“離土又離鄉”。季節性相對隱蔽失業的轉移會影響農業總產出，因此，我們不能采取“離土又離鄉”的方式將這部分勞動力徹底轉移出去，但季節性相對隱蔽失業畢竟是一種失業，工作負荷不足，具有負面效應，因此，我們必須采取有效措施（如鼓勵兼業）熨平季節性相對隱蔽失業者的空閑和工作時間差距。

參考文獻：

［1］劉易斯．二元經濟論［M］.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

［2］舒爾茨．改造傳統農業［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

［3］譚崇臺．發展經濟學［M］.太原：山西經濟出版社，2001.

［4］王檢貴，丁守海．中國究竟還有多少農業剩余勞動力［J］.中國社會科學，2005，（5）.

［5］Ranis G， Fei J H. 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1，（9）．

第7篇：農業勞動力資源范文

1.威海市土地資源現狀在威海市土地總面積56.98萬公頃中，耕地面積為19.196萬公頃，占土地總面積的33.69%;園地面積為6.057萬公頃，占土地總面積的10.63%;林地面積為1 1.185萬公頃，占土地總面積的19.63%;其他農用地面積為9.197萬公頃，占土地總面積的16.14%;居民點及工礦用地面積為6.063萬公頃，占土地總面積的10.64%;交通運輸用地面積為0.536萬公頃，占土地總面積的0.94%;水利設施用地面積為0.843萬公頃，占土地總面積的1.48%;未利用土地頑積為1.687萬公頃，占土地總面積的2.96%;其他土地面積為2.217萬公頃，占土地總面積的3.89%。由于人多地少，全市人均土地面積只有3.4畝，不到全國平均水平的1/3;人均耕地面積只有1.16畝，比全國平均水平低0.25畝，因此全市耕地資源十分緊張。從圖1可知，全市耕地面積在2007年之前呈現下降趨勢，只有最近幾年才得到遏制。雖然威海市未利用的土地只有60萬畝，但除去裸露巖石、零星荒草地和25度以上的土地等，目前可開墾為耕地的后備資源僅有18萬畝左右，通過開發可增加耕地9萬畝，人均只有0.036畝，耕地占補平衡的難度很大。因此相對于全市的土地面積、人口和經濟發展需求，土地后備資源數量明顯偏少。

2.威海市水資源現狀威海市地處山東半島最東端，內無大江大河，外無客水入境，水資源主要來源于境內的大氣降水，是我國北方缺水最嚴重的地市之一。全市多年平均年降水量為770.6毫米，降水總量44.67億立方米，全市多年平均年徑流深256.0毫米，地表水資源量14.84億立方米，地下水資源量5,14億立方米，扣除兩者重復計算量后，全市多年平均水資源總量16.86億立方米，占降水總量的37.7%。按2010年的人口和耕地面積計算，人均占有水資源量573立方米，約占全國人均占有量的1，4，遠遠低于國際上公認的維持社會經濟發展所必須的人均1 000立方米的臨界值;畝均占有水資源量只有571立方米，約占全國畝均占有量的1，3，屬于水資源嚴重短缺地區。

3.威海市農村勞動力現狀據統計，截止2006年末，全市總人口249.8299萬人，農業人口132.2737萬人，占全市總人口的52.95%。其中，農村勞動力資源總量為124.04萬人，占全市人口的49.65%，占農村總人口的79.68%。在目前的農村勞動力中，從事第一產業的占從業人員總量的61.02%;從事第二產業的占17.98%;從事第三產業的占21%。二、三產業從業人員合計占從業人員總量的38.98%。可見，從事農業的勞動力仍占主體。

但是，與威海市第一次農業普查比較，第一產業從業人員減少19.14萬人，降低21.9%，比重下降9.54個百分點，第二、三產業就業人員增加7.13萬人，增長19.55%，比重上升了9.54百分點。

二、城市化對農業生產資源的影響

1.城市化發展對威海市耕地資源的影響由于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城市建成區和建設用地面積的擴張，耕地面積不斷下降。城市建設用地占非農業用地的比例非常大。居住用地、公共設施用地、工業用地和道路廣場用地，長期以來，占城市建設用地的75%以上。而居住用地與工業用地構成其中的大部分。粗放的城市化模式使本就短缺的農業用地更加緊張。從表1可知，2002年到2010年期間，居住用地與工業用地構成城市建設用地的大部分，而城市道路與廣場用地增長速度在四大類用地中增長較快。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在占用大量耕地的同時，還使得耕地質量不斷下降。工業化不但占用了城市周邊優質高產良田這些旱澇保收或灌溉條件良好的耕地是補充的未利用地、農村廢棄宅基地和閑置土地整理、廢棄土地復墾等無可比擬的，而且工業企業通過對環境釋放有害物質，如工業廢水、有害氣體等，影響耕地質量。

2.城市化對農業水資源的影響一是使城市用水增加，農業用水減少。在城鎮化發展過程中，城鎮人口的大量增加，城鎮基礎設施建設水平的提高，使得城鎮居民用水普及率上升，導致城鎮用水量急劇增加，加劇城鎮生產和生活供水壓力。

而城市用水的增加又會擠壓農業用水，使農業用水大幅度較少。在2007年，威海市農業用水量為1.47億立方米，但是到2009年則降為1.33億立方米，特別是農業灌溉用水大幅度減少。目前，全市較大型水庫基本用于城市供水，農業灌溉用水比例非常低。

二是導致水環境污染嚴重。不但城鎮人口大量增加必然導致城鎮生活污水排放量增加;而且城鎮產業發展特別是工業的發展，又會產生大量的污水和廢水。雖然有部分生活污水和工業廢水經過處理，但大量不達標的污水和廢水的排放直接導致水環境的污染。2000年全市廢水排放量為5 104萬噸，2010年這一數字高過11 403萬噸，是2000年的2.23倍。其中生活污水的排放量，由2000年的3285萬噸增長到2010年的8 532萬噸，是2000年的2.60倍。這無疑是城鎮人口大量增加的結果。

工業廢水的排放增長相對較緩。2000年的工業廢水排放量為1 819萬噸，而2010年為2 872萬噸，只是2000年的1.58倍，大大低于生活污水排放量的增長速度。這說明，廢水排放量增長主要動因在于城市生活污水排放量的大量增加(見圖2)。

3.快速城市化對勞動力資源的影響隨著城市化和城鎮化的快速發展，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數量在不斷增加，轉移速度在不斷加快。

這極大地影響了農業勞動力資源，導致農業生產與農業管理水平長期低下。首先，城市化促使農業勞動力數量急劇減少。在城鎮化水平不斷提高的過程中，大量農業勞動力轉向非農產業，從而使農業勞動力數量不斷下降。1983年以來，威海農業勞動力的數量和占比一直在減少，而非農業產業勞動力的數量則呈現逐年上升趨勢。到目前為止，有接近三分之二的農村人已經不再從事農村基礎勞動，而是轉移到鄉鎮企事業單位、個體經營單位中或者轉移到城市中。城市化和城鎮化的發展對于農業勞動力數量有降低作用。

第8篇：農業勞動力資源范文

關鍵詞 農業技術偏向; 勞動力調整; 勞動節約型指標; 廣東省

中圖分類號 F30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1)01-0115-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1.020

改革開放三十年，農業機械、雜交種子、良種種植、化肥和農藥等這些現代化的農業生產資料的進步，使我國農業產出不斷增長，農業的基礎地位得到大幅的鞏固。農業技術偏向上的差異對農業勞動力的影響有多大以及這些影響在多長時間內反映出來？哪種類型的農業技術偏向主導了農業勞動力的變化？這些問題是轉型時期農業經濟發展中不可回避的。問題的合理解決可以豐富20世紀90年代以來理論界關于農業技術對勞動力調整影響的爭論，也可以為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尋求有效途徑。

1 文獻綜述

農業技術及其對農業和農村發展的影響是近年來新農村建設中勞動力流動問題研究中頗具爭議的領域之一。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不同的農業技術生產要素的偏向對勞動力調整和對農業和農村發展造成了什么影響。對此，學者們持不同的觀點。一部分學者認為不同類型的農業技術生產要素偏向增加了勞動力需求。速水佑次郎［1］把技術被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機械技術，被稱為勞動節約型技術；另一種是生物和化學技術，被稱為土地節約型技術。農業增長被看作是人造的投入品替代勞動和土地的過程，因此，勞動節約型技術就成為對勞動的替代品。勞動節約型技術的進步，勞動力使用總量下降。相比而言，土地節約型技術成為土地的替代品。土地節約型技術的進步，土地使用總量下降，而單位土地上投入的土地節約型技術上升，與其相應的勞動力需求上升，土地的總產量增長。常向陽［2］指出農業技術選擇對農業生產具有顯著影響，且相對增加機械投入對農業生產具有正效應，單位耕地面積勞動力投入量和化肥投入量對農業生產都具有正效應。李淑穎［3］認為我國科技進步對農業產值增長的貢獻率也僅為40%左右。而在發達國家如美國的農業產出增長率中，科技進步所占的比率已達到81%左右；一部分學者相信農業技術生產要素偏向促進了勞動力的供給。Minten［4］把區域地理特性作為外生變量，通過對馬達加斯加實證研究表明鄉鎮可以通過勞動力使用型技術和資本使用型技術，提高農作物的產量，從而帶來更低的糧食價格。提高非熟練工人的真實工資，增加勞動力供給，社會福利指數上升；一部分學者深化對農業技術生產要素進行研究。陳開軍，賀彩銀和張永麗［5］認為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會通過資金、勞動間的替代效應，引起漸進累積的資本偏向型技術創新，在短期增加農業產出，在長期形成農業生產的資本深化過程。還有一部分學者認為我國勞動力調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Chen［6］指出中國各地的農戶邊際土地產出、邊際勞動力產出、邊際資本產出和邊際化肥產出都是顯著不同的。東部地區、西南地區和東北地區，農業勞動力具有低彈性的特點。農業中村莊過剩的勞動力導致更低的邊際勞動生產率。李仙娥［8］認為在經濟發展的起飛階段，發達國家以及新興工業化國家或地區主要靠工業的高速發展來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而在經濟發展的后期階段，主要靠第三產業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

綜上所述，國內外學者在農業技術偏向對勞動力需求和供給的影響農業技術生產要素以及農業勞動力調整等方面作了大量的研究，這些研究側重于從投入產出角度分析農業技術和勞動力對農業產量的影響，忽視農業技術偏向本身對就業結構調整；突出了獨立的特定分析，并未對相互關系如何作用進一步深入說明；更注重其定性的分析，沒有定量對各地區的農業發展的不平衡性進行探討。農業作為我國的基礎產業，如何處理好農業技術偏向與農業勞動力調整的關系是農業可持續發展亟需解決的問題。本文旨從農業技術偏向與農業勞動力調整的關系角度出發，為農業政策的制定以及農業生產要素資源配置的預測提供具有價值的參考。接下來的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對農業技術偏向與勞動力調整機制進行理論基礎分析；第三部分建立描述兩者關系的模型并對廣東省農業進行實證檢驗；第四部分得出相應的結論與政策含義。

王雅俊等：廣東省農業技術偏向與勞動力調整的定向分析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1年 第1期2 農業技術偏向與勞動力調整機制:費景漢-拉尼斯模型的擴展農業技術偏向與勞動力調整的機制可從費景漢-拉尼斯的模型中進行挖掘。費景漢-拉尼斯［7］-［10］對傳統的劉易斯模型進行修正和完善，建立了在二元經濟條件下的資本積累和技術變革的模型。該模型的中心思想是：為了獲得經濟發展，農業部門必須生產足夠多的農業剩余，才能維持工業部門的發展。經濟體制的重心逐漸從農業部門轉移到工業部門。兩部門資本、勞動和技術得到迅速發展。農業技術進步促進了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農業部門和工業部門的二元經濟獲得同步發展。本文采通過此模型，把側重點從工業部門轉到農業部門，提出相應的假設條件，并擴展該模型的適用范圍。

2.1 農業技術偏向的實質衡量

假設農業部門的生產函數：Q = F(K,L,t)，其中資本為K，勞動為L，時間為t。εLL為邊際勞動率對產量的彈性，εKK為邊際資本率對產量的彈性。εLL+εKK=ε，ε代表兩個生產要素的綜合強度。按照生產函數的構成，本文將農業技術偏向按照農業技術的生產要素偏向劃分為勞動力使用型技術偏向和資本使用型技術偏向。希克斯定義技術要素偏向是：HL= fLt/fL ，表示單位時間勞動力邊際生產力（MPL，記為fL）的增長百分比;HK= fKt//fK，表示是單位時間內資本邊際生產力（MPK，記為fK）的增長百分比。J代表技術進步的密集度，表示在假定資本、勞動力投入不變的條件下，完全由于每單位時間的消逝而出現的產出的部分增加。為了將創新的要素偏向區分出來，引進衡量任意時間t上的創新偏向程度指數：BL=HL-J，表示是創新的勞動力使用偏向程度，BK=HK-J，表示是創新的資本使用偏向程度。農業技術的生產要素偏向衡量標準就是：

(1)中性技術偏向：BL=0或者BK=0；

(2)勞動力使用型技術偏向：BL＞0或者BK＜0；

(3)資本使用型技術偏向：BK＞0或者BL＜0。

2.2 勞動力調整與農業技術偏向關系的理論模型

勞動力轉移就是勞動的重新配置過程，從二元經濟的角度分析此問題就是農業部門轉移勞動力，被工業部門吸收。對t求微分fL=fL(K,L,t)，符號η表示一定時間內變量的變化率。例如ηL代表一定時間內勞動的變化率。單位時間勞動力邊際生產力ηf的計算過程具體如下：

dfLdt=fLLdLdt+fLKdKdt+fLT

ηfL=dfL/dtfL=fLLLfLηL+fLKLKfLηK+fLtfL

=-εLLηL+εLLηK+HL

=εLL(ηK-εLLηL)+BL+J（1）

農業部門不斷轉移勞動力（η=0）。在二元結構中，農業部門的勞動調整取決于資本積累的速度和技術創新活動的強度和特點。由（1）就推導出：

ηL=ηK+BL+JεLL（2）

假設資本積累的速度是外生的，農業部門的勞動調整取決于技術創新的強度η≠0。較高的技術創新強度和勞動使用偏向促進勞動創新的轉移。由此可見，盡管農業部門剩余勞動力大量轉出，但由于資本偏向型的技術創新持續進行，農業部門的產出仍然增加。勞動力調整依賴農業技術偏向，勞動力的調整是技術偏向的直接相關。在二元現實經濟下“農業部門的成功發展必須實現關鍵性最低努力”［8］，即資本積累率的提高可以迅速帶動創新強度，而創新的資本使用偏向必將致使勞動力報酬遞減規律。

3 模型及實證分析

3.1 模型設定與數據說明

為了研究我國勞動力調整依賴農業技術偏向實證研究，本文建立如下回歸模型：

Labort= c +α1CapTecht + α2LabTecht +εt

這里Labor、LabTech和CapTech，分別在下文中簡稱為勞動力、勞動使用型技術偏向和資本使用型技術偏向，下標t代表時間變量，ε為回歸殘差。本文的樣本為廣東省從1990至2008年期間時間序列數據。以第一產業勞動力作為衡量農業勞動力的變量，這樣能更好反映農業勞動力的水平；從勞動力使用型技術偏向中選擇農業機械總動力實物量為代表變量；從資本使用型技術偏向中選擇農業化肥使用實物量為變量。樣本截取范圍為1990年至2008年，共選取19年的數據。本文所用數據均來自《廣東省農業統計年鑒》。對所選取指標及其取值做如的處理是分別取第一產業勞動力、機械總動力和農業化肥使用實物量的自然對數，得到Labor、LabTech和CapTech，分別在下文中簡稱為勞動力、勞動型技術和資本型技術，并且用這三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以消除數據的劇烈波動。從表1中可以看到，廣東省從1990至2008年期間，第一產業勞動力的最大值是1990年的1 600.8萬人，最小值是1995年的1 432萬人。機械動力最大值是2008年1 847萬kW，最小值1990是1 279萬kW。化肥使用量的最大值是2008年的700萬t，最小值是1993年的536萬t。

表1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量

Tab.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變量Variables均值Mean中位數Median最大值Maximum最小值Minimum標準差

Standarddeviation觀測個數Observations勞動力（萬人）1 519.821 532.21 600.81 43255.6419機械動力（萬kW）1 652.751 6841 8471 279160.5819化肥使用量（萬t）602.52603.17700.22536.237.9819

3.2 平穩性檢驗和協整分析

在EViews6的環境下，對Labor、CapTech和LabTech及其差分形式進行平穩性檢驗，滯后長度的選擇依據赤池信息準則。即在AIC值最小時，滯后長度為最佳。在確定選取何種類型單位根檢驗時，我們通過對相關數據的時間趨勢圖的觀察來予以確定，檢驗表明變量CapTech和LabTech在1%、5%、10%三個顯著水平下都存在單位根，并且為一階單整時間序列I(1)；變量Labor在1%顯著水平下不顯著，在5%、10%三個顯著水平下都存在單位根，并且為一階單整時間序列I(1)；所以在5%、10%兩個顯著水平下滿足協整分析的前提條件。

根據Engle和Granger［11］的協整理論，對于各I（1）序列，雖然它們本身不平穩，但卻可能存在一個向量，使各I（1）序列的線性組合成為平穩序列，這時序列就存在長期均衡關系。按照兩元協整方法，對于兩向量CapTech和LabTech，首先進行最小二乘回歸，然后對殘差序列進行平穩性檢驗。若序列平穩，則存在協整。協整關系對應著誤差修正模型（ECM）。當我們考察農業勞動力和農業技術水平的關系時，如果多元序列存在協整關系，則說明農業技術水平對農業勞動力表現出相對穩定的一致運動。由于Labor、CapTech和LabTech都是一階單整時間序列，所以可以進行協整分析，根據兩步法建立協整關系。

[JP2]Labort=6.637746***+0.428766**CapTecht+-0.277611**LabTecht+ε

［8.482001］ ［2.69063］［-2.840898］

R2=0.41795 F=4.667424 adj R2=0.328404 DW=0.692564

[JP][HT9.5SS]其中，***為1%水平下顯著，**為5%水平下顯著并由此得到殘差序列：

[HT9.5,7.]εt=Labort-6.637746 -0.428766CapTecht+0.277611LabTecht[HT9.5]

對殘差序列進行平穩性檢驗，變量ε在1%顯著水平下不顯著，在5%和10%兩個顯著水平下都不存在單位根，為零階單整時間序列I(0)。

3.3 誤差修正模型

通過上述平穩性檢驗和協整分析，可以得到更加一般化的向量誤差修正模型：

由D(Labor)=ECM+D(Labor (-1))+D(CapTech (-1))+D(LabTech (-1)) +c[HT9.5]得出：

由[JP3]D(Labor)=-0.142559+0.527529-0.189755*-0.165999**+0.005472***[JP]

［-1.27782］ ［2.03992］ ［-2.22953］ ［-0.67252］ ［0.78851］

R2= 0.754681adjR2=0.64565 F-statistic= 6.921733

其中，***為1%水平下顯著，**為5%水平下顯著，*為10%水平下顯著。從誤差修正模型可以反映出動態調整過程：當t-1期勞動型技術提高時，對t期的勞動力需求偏離均衡，勞動型技術對勞動力產生影響，這反映在ECMt-1值為負，在負的調整系數的作用下，勞動力需求下降。這里的調整系數預示著上一期的失衡將有多大比例在下一期的到糾正。調整系數絕對值相對較小，存在有限的傳遞。同理，當t-1期資本型技術提高時，勞動力需求下降。

從實證結果可以看到，勞動力與勞動型技術、資本型技術存在明顯的協整關系。資本型技術的系數為正，說明資本型技術有同向趨勢，勞動型技術為負，說明勞動型技術有反向趨勢。勞動型技術與農業勞動力顯著正相關，而資本型技術與農業勞動力顯著負相關。這說明農業在發展中更多的使用了資本使用型技術偏向技術。誤差修正模型的調整系數確實為負，說明了勞動使用型技術偏向和資本使用型技術偏向對勞動力存在自我校正的機制。實證印證了速水佑次郎［1］的觀點：化肥被當作替代土地的要素的代表或指標。拖拉機馬力被當作替代勞動的要素的代表或指標。每個勞動力所擁有的拖拉機馬力相聯系的土地勞動比率的變化與每公頃土地投入的資本型技術相聯系的土地生產率的變化之間的正相關。表明通過增加每個農業勞動者所擁有的機械可以增加其耕種土地的面積，減少農業生產勞動力的需求。

3.4 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可以確定一個變量的滯后項是否包含在另一個變量的方程中。如果VAR模型中所有的變量都平穩，則可以直接使用標準F檢驗來檢驗。

在這里，F*=F*(p，t-2p-1)，其中p表示滯后期數，t表示時間序列的跨度。我們這里給出的是5%顯著水平下的F*值。當時F>F*，我們認為在5%顯著水平下，拒絕零假設，即認為變量間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從表2中可以看出，從第二期到第四期的滯后期中，勞動型技術偏向和資本型技術偏向的始終互為格蘭杰原因，科技進步對勞動型技術和資本型技術都有著直接的影響。在第三期的滯后期中勞動力和勞動型技術偏向的互為格蘭杰原因，但是到四期的滯后期中只有勞動型技術是勞動力的格蘭杰原因，所以認為勞動型技術是勞動力的格蘭杰原因成立，即只有勞動型技術是替代勞動力的重要原因，資本型技術不是替代勞動力的重要原因。

3.5 脈沖響應分析與方差分解

協整檢驗主要是考察勞動力和資本型技術偏向與勞動型技術偏向的狀態，而誤差修正模型則初步刻畫了物價的動態調整。為了進一步從動態角度考察勞動力和化肥與機械的跨期相互影響，我們對誤差修正模型進行變換，進行脈沖響應分析和方差分解。脈沖響應分析和方差分解并稱為新息合算，它們是檢驗經濟變量之間關系的有用工具。

(1)脈沖響應分析。從實證結果來看，我們把資本型技術和勞動型技術序列對勞動力的影響（脈沖響應函數）表明：脈沖響應在t+8期后，系統平穩。勞動力的沖擊使得資本型技術需求上升，而勞動型技術的需求下降。當在第三期勞動力沖擊達到0.02個單位最大值時，對資本型技術的沖擊只有其的五分之一，而在第七期對資本型技術的需求量迅速提高，由此可見，資本型技術偏向對勞動力的吸收需要一個滯后5期的吸收過程。沖擊后只有其資本型技術偏向的沖擊對勞動力和勞動型技術偏向的沖擊并不顯著。而勞動型技術偏向的沖擊使得勞動力需求迅速下降。從第一期到第四期勞動型技術的沖擊增加一倍，機械技術對勞動力的替代使得勞動力需求減少一半。

(2)方差分解?？疾煸诘趖期做關于t+s期的預測，由于這s期中發生的沖擊是預測不到的。因此，預測誤差就是由這段時間內各個新息變量的沖擊造成的。將總預測方差歸因于各個新息變量的過程就是方差分解。

當我們把勞動力作為資本型技術偏向和勞動型技術偏向序列作為VAR模型的變量時，脈沖響應分析的經濟含義在于，在某一時刻受到資本型技術偏向和勞動型技術偏向的沖擊，對以后各期勞動力的影響。方差分解則說明了從某時期起的一段時間內，勞動力受到資本型技術偏向和勞動型技術偏向沖擊而產生了波動，該波動中有多大比例是由資本型技術偏向沖擊造成的，又有多大比例是由勞動型技術偏向沖擊造成的。從表3所示的方差分解中可以看出，隨著考察期的延長，勞動力沖擊在總方差中的比重逐漸趨于穩定。以第10期的考察期為例，有以下結論：來自勞動力自身的沖擊在總方差中逐漸下降，而來自資本型技術偏向的沖擊在總方差中仍居主導地位，表明資本型技術偏向對勞動力的沖擊遠遠超過勞動節約型技術的影響。勞動力的波動主要受到自身和資本型技術波動影響，而資本型技術的波動更多的受到自身的影響，具有相對慣性，勞動型技術的波動受到資本型技術波動影響。

表2 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表

Tab. 2 Granger causality test tables

滯后數Lag Num零假設Null hypothesisF值F ValueF臨界值（5%）0. 05 Critical Valuep值P Value結論Conclusion2勞動型技術不是資本型技術的格蘭杰原因4.083.980.05接受2資本型技術不是勞動型技術的格蘭杰原因4.583.980.04接受3勞動型技術不是勞動力的格蘭杰原因3.973.860.07接受3勞動力不是勞動型技術的格蘭杰原因8.083.860.02接受3勞動型技術不是資本型技術的格蘭杰原因55.363.86

農業勞動力的調整是改革開放三十年間中國轉型經濟成功發展過程中最引人矚目的經濟社會現象之一。農業技術偏向在改變農村就業人口結構的同時，也對我國的農村經濟和二元經濟結構的發展產生著深遠的影響。本文借助于對“拉尼斯―費景漢模型”的擴展，分析了農業部門的技術進步偏向與勞動力調整這一關鍵性問題。本文認為勞動使用型技術偏向與勞動力顯著正相關，而資本型使用型技術偏向與勞動力顯著負相關，資本使用型技術偏向對勞動力的沖擊超過勞動使用型技術偏向的沖擊。勞動力和勞動使用型技術偏向與資本使用型技術偏向在長期內存在穩定的均衡關系，勞動力與資本使用型技術偏向有同向趨勢，與勞動使用型技術偏向有反向趨勢，這就說明資本型技術與勞動力顯著負相關，勞動型技術與勞動力顯著正相關。農業在發展中更多地使用了資本使用型技術偏向的農業技術。在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中，在勞動使用型技術偏向和資本使用型技術偏向的始終互為格蘭杰原因，農業技術進步對勞動型技術和資本型技術都有著直接的影響。勞動使用型技術偏向是勞動力的格蘭杰原因，說明了勞動使用型技術偏向是替代勞動力的重要原因，但是資本使用型技術偏向不是替代勞動力的重要原因。同時，資本使用型技術偏向對勞動力的吸收需要一個滯后5期的吸收過程。機械技術的沖擊可以使得勞動力需求在滯后4期內減少一半。勞動力的波動主要受到自身和資本型技術波動影響，而資本型技術的波動更多的受到自身的影響，具有時間的連續性。

從理論分析和實證的結果來看，廣東農業技術進步位于全國農業的前列，農業技術的跨越式發展使得農業勞動力調整日益凸現。因此，正確處理好農業技術進步與農業就業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1)加大土地節約型技術偏向生產要素的投入，加快農業科學研究的速度。由于人口對土地的強大壓力，考慮效率與公平兼顧問題，開發那些偏向土地節約型或者勞動使用型技術，或者至少在勞動力使用上是中性的技術是至關重要的。從發展中國家的歷史經驗來看，新的種子化肥技術是偏向土地節約型技術。在勞動力使用問題上基本是中性的。土地生產率提高的原因在于生物技術的進步，因為生物技術通過改良農作物，充分供給和利用農作物自身的特性，有利于把照射在土地上的太陽能更多地轉化為農作物的更高水平的產量。廣東省人口稠密，人均耕地稀少。糧食耕種面積稀缺，高科技農業必須走土地節約型的農業技術路線。加大土地節約型技術的實際投入，以種子改良、化肥和農藥等流動性生產資料的開發、栽培和飼養方法的改善為主要特征的技術進步模式，培育高產、耐肥作物兩種，提高化肥和生物技術對土地的邊際替代，提高土地的生產率，穩定農業生產水平。

(2)提高勞動者素質，加大資本使用型技術偏向生產要素對勞動力的吸收。由于勞動使用型技術偏向與農業勞動力顯著正相關，推廣勞動型技術要求更多勞動力參與農業生產。同時，資本使用型技術偏向對操作者技能的要求提高。種子、農藥、化肥、飼料、農機、灌溉設備等資源的合理使用，經濟作物的田間管理，產品加工，市場推銷，信息咨詢等都需要一支精通業務，善于管理，洞悉市場的隊伍。只有健全農業教育培訓機構，通過多種渠道，鼓勵農民參加農業教育培訓，提高勞動者素質，才能使得土地節約型技術落到實處。

表3 預測方差分解(%)

Tab.3 Variance decomposition (%)

時期PeriodLabor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 of LaborCapTech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 of CapTechLabTech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 of LabTechLaborCapTechLabTechLaborCapTechLabTechLaborCapTechLabTech11000024.8375.1709.8367.88A22.29299.5800.4214.8466.3518.814.2164.1131.67398.101.590.3215.6866.0318.292.2470.5427.22490.478.421.1115.6368.5615.811.5274.0024.47580.0417.232.7313.6469.7916.572.0474.2023.76669.5826.204.2212.3471.0216.642.8574.2522.90759.9934.365.6611.2072.4216.373.6474.0622.30852.2340.836.9410.1273.3716.514.3573.6422.01946.3145.777.929.2974.1216.594.9173.3121.781041.7849.548.688.6474.7616.605.3473.0521.62

(3)多渠道調整農業勞動力，穩步增進農民收入。由于勞動節約型技術與農業勞動力顯著負相關，所以農業勞動力調整是一個必然的結果。農業的科技推廣降低農業對勞動力的需求，解決這部農業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就擺在自然面前。提高農業技術水平就必然需要加快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如何解決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和轉移的速度都會影響農業技術推廣的主動性。針對當地的產業結構、城鄉結構、就業結構和收入結構，加快農業勞動力向二、三產業及城鎮的有效轉移，合理配置勞動力，增加農民收入，使科技興農真正落到實處，農民得實惠。多樣化經營利用農業中閑置資源，吸引農業勞動力轉移到非農部門，才能對農業勞動生產率和收入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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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ion Between th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Tendency and the Labor Adjustment

in Guangdong Province

WANG Yajun WANG Shubin

(School of Economic,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2, China)

第9篇：農業勞動力資源范文

農業隱性成本逐步顯性化

在長期的自然經濟環境中，農業產值占比極大，但農業的直接成本卻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土地沒有成本，種子肥料沒有成本，甚至勞動力也沒有成本。

目前，導致農產品和農業勞動價值被嚴重低估的幾大主要原因正在悄然改變，成本在大幅度上升，未來價值肯定會隨之上升。

土地從“無價”到有價。筆者在調查中了解到，目前土地有償流轉的比例大約在20％左右，地租在每年800元－1000元。地租的出現說明農業用地也有價，而且是浮動的，以產能區分。另外，國家對土地實行直補政策，目前四川農村大約每畝地補貼120元，歸土地承包人所有。

現代農業需要大量投入，種子、化肥、農藥都要花錢買，筆者在調查中得出：目前四川農村種植水稻每畝地每一季大約需要投入1000元。

勞動力成本怎么算？以前拿工分時，每天大約0.2元－0.3元，現在沒有工分，農民又不拿工資，但人力成本卻大幅度上升，因為以前農業勞動力成本是隱性的，但現在顯性化了。比如，土地流轉在導致土地集中的過程中，農業常年雇工和短期雇工成為常態，由于農民工收入的提高，農業雇工的成本也跟著提高（勞動力置換）。

筆者通過調查統計，目前四川農村普遍存在農忙時雇工現象，大約占農戶的60％以上。雇工的大量存在使農業勞動力價值顯性化，可以精確計量。目前四川農業雇工標準大約是每天80元－90元，但要管飯（而且必須有肉），算下來每畝地每一季雇工成本在500元左右。

具體舉例：四川丘陵地帶的農民如果完全依靠自身的勞動完成一年的農業生產，水稻兩季或者一季水稻一季雜糧，收入可以達到每畝2500元左右，一個家庭一般有兩畝地，收入5000元左右。如果勞動力不計成本，只算種子、化肥、農藥的成本，大約2000元，純收入可以有3000元。但若雇工，哪怕是只在插秧和收割時雇工，成本也要增加2000元（插秧一畝地需要兩個工，收割三個工，兩季稻共計10個工，兩畝地共計20個工，每個工每天100元），純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如果需要將糧食賣到鎮上，運輸費和人工費還要花去幾百元，一個家庭的農業年收入其實寥寥無幾――農業勞動力價值趨零（指日常勞動）。

目前，從總量上看，農產品的50％左右是商品化的，平原地區更多，農業勞動卻沒有實現等價交換，原因何在？政府控制農產品價格是一方面，國際農產品價格偏低也是重要原因。比如進口豬肉大約每公斤只有14元，比國內自產價格低一半左右。但筆者發現，最重要的原因是農民對農產品價格極低的現實越來越不敏感――農民已經不靠農業收入提高收入水平。

農業勞動的季節性特點隨著現代農業技術的引進變得日益明顯，雖然農產品的商品化比例在不斷地提升，但所需農業勞動卻越來越少，農村客觀上出現嚴重的勞動力剩余。

這個本是壓低農業單位勞動價值的因素，卻因為“農民工”現象而逆轉：大量農民工離開農村之后，農業勞動者被等價交換了。農業勞動變成了城市勞動一部分，但純粹的農業勞動未必跟著實現“等價交換”，因為農業勞動者（農民）的收入絕大部分不靠農業。

筆者在各地調查中做過粗略統計：河北、河南農村的外出勞動力大約占勞動力總量的40％－50％，四川農村大約占勞動力人口的70％－80％。全國粗算下來大約有2億多農民工背井離鄉，常年在外地打工（半年以上），其中有近1億農民從事服務業；還有5000萬農民是在家鄉附近從事非農業勞動，短工居多。

粗算一下，最少有2.5億農民工在從事非農業勞動，他們的勞動價值大都被計入工業產值和服務業產值。它告訴我們兩個事實：農業總產值如果按照勞動力來源計算，應該是現在的3倍左右；由于大量農業勞動力走向城市，農民已經不太在乎種地的收入，而這導致的必然結果將是農產品短缺。

優質優價吸引農民回家種地

中國農業問題最忌一刀切，農產品安全問題更需要兩分法：提高農產品產量要與提高農產品質量并舉，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因人（群）制宜。適宜提高產量的地區主要是平原，很多地區缺水嚴重，很可能適合轉基因作物的推廣，適合種植改良品種。

即使是常規農作物，也適合機械化耕作，可以通過推廣良種、機耕等方式降低成本，增加產能，國家通過逐年提價較快地提高農民收入；城市周邊的地區要更多地發展優質蔬菜，尤其是無公害蔬菜，政府要下力氣解決蔬菜產銷結合的難題。

但如四川、貴州這種山區丘陵占比較大的地區，相對土地很少，不適合大范圍推廣袁隆平雜交水稻技術，這些地區應該更注重發展優質農產品，尤其是原生態農產品，通過建立優質農產品品牌形成一個新的價格體系，大幅度提高售價，引導農民工回歸(種地需要農民)。

比如四川納溪區就屬于山地和丘陵較多的地區，這里的傳統農業就是利用零星土地為釀酒（高檔酒）企業種植（小）紅高粱，這種高粱必須是“純天然”的，以施農家肥為主，由此帶動了“農家豬”的生產。

在這個地方有兩個典型現象值得注意，一是淺山區農戶養豬比例要高于平原區農戶，山區更高，大約有50％左右農戶養豬，而越是以大田農作物為主的地區，農戶越不養豬。為什么？道理很簡單，大田農作物早就不施農家肥，因此糧食兩個味兒；二是農村土地撂荒情況越來越嚴重。

四川瀘州地區曾經有諺語，“種田種到山邊邊，種菜種到水邊邊”。強調珍惜每一寸土地。但現在有越來越多的邊邊地被撂荒，甚至一些菜地都沒有人收獲――筆者看見很多菜爛在地里。什么原因？農產品價格太低，尤其是優質農產品賣不到成本價。農民告訴筆者，菜價抵不上收菜的成本，因此一些農民情愿讓農作物爛在地里。

發展優質農產品的關鍵點是優質優價。筆者在調查中證實，優質農產品的成本要比一般農產品的成本高出幾倍。首先是生產周期長。糧食要長一個月，種植優質農產品很可能只有一季。所謂良種可以大幅度地縮短種植周期，很多地方可以搶出兩季。

產量提高了，味道卻不一樣。四川農民情愿吃一季稻，兩季稻賣給城里人。養豬更明顯。工廠化飼養豬大都以半年以內為一個周期，甚至可以“三月肥”。由于催肥作用，必須吃帶有添加劑的飼料，很多豬連站立都困難，味道更是差極了。而農民自養豬大都是一年一頭，飼料配青飼料，因此味道好吃、安全。但這種豬賣不了好價錢，而且無法與工廠化養豬競爭，更無法與國外進口豬競爭。所以沒有人愿意養。

四川納溪區生產一種“林山雞”，很多農戶利用山林地散養，是一種純天然的畜產品，幾乎不喂含有添加劑的飼料，因此長得慢，從小雞長到肉雞所需時間是養雞場的3倍左右（以一年為一個周期），是“肯德基”的5倍。但這種雞肉質好，下的蛋也是完全純粹的“土雞蛋”。

為什么農民愿意養林山雞，因為該區領導有意識地向市場推廣這種優質畜產品，他們給每只雞都戴上政府統一制作的腳環（帶有號碼和年月日記號）。城里人看到帶有腳環的雞就踴躍地買，每只可以凈賺15元以上，如果加上賣土雞蛋，收益率更高。

農民工問題可能是核心

是中國火熱的經濟增長促使大量農民棄農棄鄉加入農民工大軍，還是由于長期被壓制的農業勞動價值量極低，迫使大量農民背井離鄉？這兩個問題其實是同時發生，相互作用的。

我們必須承認，隨著國家經濟的高速發展，城市可以為農民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引發農民向城市流動，這應該是歷史趨勢；同時，要提高農民收入，減輕農業勞動強度，就要提高農業勞動的生產力，它反過來也會減少農業對勞動力的需求。但是，這種向著正確方向前進的步伐是不是太快了，是否會出現回潮呢？

筆者在考察沿途對一些地區的農民工收入做了調查，發現幾個值得重視的經濟現象：

一是近年農民工收入提高幅度遠遠超出城鎮普通勞動者，農民工工資連年上漲，每年幅度都在30％左右。尤其是從事建筑業的農民工，工資已經普遍高于城市工人，甚至高于白領。比如今年，從事建筑業的農民工小工可以每天拿到120元，大工每天可以拿到180元－250元。

筆者對幾個建筑工地做了調查，農民工占比一般都在85％以上，有的高達95％，大小工的比例一般是8∶2，在大工中還要分層次，最能干的每天收入可以超過300元 （而且從不繳稅），趕上工期緊，有的人一個月可以收入1.5萬－2萬元。

服務業從業人員中農民工占比很大，收入連年提高，目前大城市保姆月收入大約在2500元左右，小時工月收入可達5000元。必須指出，農民工絕大多數是不繳稅的，因此實際拿到的工資收入不比城市白領少。

二是農民工收入的地區差異被迅速抹平，比如原來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農民工工資高，而現在這些大城市的農民工工資與河南、四川等勞務輸出大省當地的農民工相比，已經相差不多了。以小工每天收入為例，北京120元，四川的中等城市也是120元，四川的鄉鎮也要100元（還要管吃）。當然，北京的農民工相對穩定，而四川的農民工多為打短工。

針對這個現象筆者也詢問了一些離土不離鄉的農民工，他們普遍認為，如果能在家鄉附近找到工作，即使是打短工，或者工資低30％，也不愿意背井離鄉。

這與以前盲目地追求城市繁華的生活已有很大變化，它起碼說明，農村的文明程度（包括環境、衛生）已經得到了很大改善。

三是越是向西，農民工工資越高，新疆的農民工工資要高出內地25％左右。

這反映了中國經濟的熱點地區近期在中西部，但也折射出另一種可能性：現在房地產調控已經導致建筑業用工人數銳減，很多工地停工，工資拖欠。如果未來基本建設項目再大幅度減少呢?這么多從事建筑業的農民工能干什么。

四是農民工工資還可能上漲，因為農民工的供需關系短線還緊張。但農民工總體供給已經過剩，隨著貨幣緊縮趨勢的持續，很多農民工提前返鄉，因此預計農民工2012年的收入水平難以保持大幅度增長，甚至會出現下跌。

五是農民工工資上漲幅度太快，用人成本讓很多企業尤其是正規企業倍感壓力，同時，中國勞務的低成本優勢正在喪失，同時形成農業勞動力的斷層。

六是青壯年農民都離開了家鄉，他們的下一代在哪里？還有沒有下一代農民?這些都值得思考。

目前大量農村勞動力棄農，自然推進了土地流轉和農業適度規模經營進度，農村呼聲迫切。筆者在幾個鄉鎮統計，大約20％左右的土地被流轉，山地更多。例如納溪區大渡口鎮民強村將整村土地集中轉讓給業主何生濤發展甜橙，現在園區內種植了具有良好市場前景的甜橙1526畝。而河北太行山深山里的鄉村，整體賣給了城里人――舊房子賣掉，周邊土地出租。這些現象很值得注意。

宏觀調控，會使一些農民工選擇返鄉，政府應該鼓勵，同時加以引導?，F在從事養殖業、販運業需要高級勞動力，如果政策對路，這些領域能夠吸納巨大的就業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