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理論方法與實踐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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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考古學理論方法與實踐范文
關鍵詞：考古學；數字技術；教學
近年來，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和考古學多學科發展趨勢的加強，信息化、數字化成為學科發展的必然趨勢。以地理信息系統技術、遙感技術、全球定位技術等為主的3S技術，現代測繪技術，三維掃描技術，虛擬現實與重建技術等在考古學與文化遺產保護和研究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在新興技術的引領下，考古學研究突飛猛進，取得了豐碩成果。[1]與此同時，考古學科本身也在經歷著一場深刻轉型。這種轉型突出地表現在研究的內容和研究目的上，之前以物質文化史為主要內容的研究逐漸轉向對古代人和社會的全面研究。不僅如此，考古學田野操作的方式也在不斷變革，發展到今天，田野考古已經成為一門精細化操作的學科。從研究資料、獲取資料的技術和手段、分析和研究方法、闡釋理論和對社會發展規律的總結等不同層面，考古學逐漸從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系統的科學體系。[2]研究內容、研究目的和操作方式的轉變必然要求數據采集、存儲、分析和展示手段的革新，相應的，在專業教學領域也必須適應這種新形勢發展的需要。在這種思維的主導下，考古學新理論新方法不斷引入，不同區域各具特色的考古學實踐也不斷推陳出新。所有這些，都對新時期考古專業教學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信息化、數字化是現代考古學發展的必然趨勢
中國現代考古學是一門年輕的學科，自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誕生伊始就與科學技術的發展有著不解之緣。當代田野考古學的兩大基礎地層學與類型學便分別借鑒了自然科學上的地質學和生物分類方法。近年來，考古學與科技緊密結合的趨勢更是突飛猛進，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新興科技手段融入到考古學的研究中，如DNA技術，同位素技術等，科技考古實驗室也如雨后春筍般在各個高校紛紛建立，服務于教學和科研的需要。這其中，數字科技的發展，更是為考古學研究和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如虎添翼。數字技術應用于考古學最開始興起于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西方，主要以電子計算機技術、圖形技術和地理信息技術的應用和發展為主要標志。當時推動這一趨勢迅猛發展的主要推動力源自于考古學研究和文化遺產保護的迫切需求。二十世紀以來，隨著現代測繪技術、地理信息系統技術、全球定位技術、數據庫技術、三維掃描技術和虛擬重建技術的深入發展，考古學數字化信息化發展的趨勢不可阻擋，無論在學科研究還是文化遺產保護及虛擬重建和展示領域都有著日益重要的應用。推動現代考古學向信息化數字化發展的另一重要原因便是考古學空間分析技術的進步和聚落形態研究的發展。空間分析技術的進展開拓了考古學研究的新視野，為宏觀和微觀視角下的考古學解讀和闡釋提供了重要途徑。聚落形態研究興起于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北美地區，文化生態學、系統理論和空間分析是聚落考古研究同時并進的三個焦點。[3]聚落考古甫一誕生，便帶來了考古學研究上的重要變革。八十年代引入中國之后便迅速普及，得到行業內的廣泛認可。空間分析和聚落考古的發展，必然要求中國考古學傳統作業方式的變革，客觀上為考古專業的數字化和信息化發展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二、傳統考古學作業和教學的主要方式
在很多人眼中，考古學是一門與各式各樣的“古董”打交道的學科，傳統的考古學教學與實習主要以手工操作為主。教學內容主要分為兩個關鍵環節，即課堂教學和田野實習。課堂教學的內容以考古學及相關學科的理論知識講授為主，依據不同的學科定位和區域特色，各個高校在教學內容和設置上各有側重。但總體來看，大都涵蓋考古學通論（考古學專業不同時段的考古概要，包括史前考古與歷史時期考古）、各時段考古、考古學理論方法技術、考古繪圖、考古攝影等內容，另外還開設有各具特色的專門考古。考古實習是考古專業教學過程中的重要一環，是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的和研究能力的基礎和關鍵。早期的田野考古教學基本每學期都有，田野考古教學的內容涵蓋了博物館與考古遺址考察、野外考古調查、田野鉆探、田野發掘、發掘資料整理和考古簡報撰寫等。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后，隨著學科的調整和不斷發展，考古實都固定在大學三年級，有的高校安排在第一學期，有的學校安排在第二學期，基本以一學期的時間為主。在早期的考古學教學實踐中，由于研究的目的主要以物質文化史為主，器物排隊和不同遺址和區域的考古學文化序列成為研究的重要內容。在這樣的思想主導下，特別注重學生動手能力的培養，無論是考古遺跡的發掘、數據的采集還是器物和遺跡的繪圖都特別強調學生的動手能力的培養。這在中國考古學的初創和發展初期培養了大量的專業人才，為學科的發展和文化遺產事業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隨著考古學信息提取手段的加強和研究的轉型，傳統的教學模式逐漸難以適應新時期的發展需要。首先，從研究的目的來看，之前以物質文化研究為主，零星涉及到其他標本的研究方式逐漸無法使用日益廣泛和多元化的研究需要。例如現在已經普遍開展的動物考古研究、植物考古研究等，采集標本的多樣化推動了考古學教學內容和方式的轉變；同時，隨著數據采集手段的進步和發展，傳統的繪圖方式和手法無論在精度還是效率上已無法滿足新時期的需要；再次，考古學空間分析研究的深入和推廣，對遺址和聚落布局的日益重視也促使了考古學操作手段的日益進步。
三、數字條件下考古專業教學
學科的轉型和技術的進步不斷推動教學方式的轉變，同時，考古學科的特點決定了新時期的考古學必須著眼于復合型、創新型人才的培養，在這方面，許多高校和研究單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行課堂、田野和實驗室三位一體的教學體系，成立實驗教學中心和教學實踐基地等，近幾年一些單位大力推行的實驗室考古就是這方面的重要舉措。實踐教學是考古專業的重要特色之一，著眼于新時期考古學科的發展，教學觀念、教學方式和教學手段也要進行適當的改變。教學觀念的轉變體現在考古專業教學的各個環節，無論是課堂、實驗室還是時間基地，要將復合型、創新型人才培養的理念貫穿到專科教學的整個過程。專業課的教學必須緊緊把握住當前學科發展的趨勢，從課堂教授開始有意識地加入學科發展的新動向和新趨勢，夯實基礎，將學科發展的新應用和新實踐及時引入課堂教學。同時，在教學的同時也要發揮學生的積極性主動性，采用啟發和引導的方式，學生大膽接受和嘗試新興技術和新事物，引導大家動手參與實踐，培養學生的專業興趣。在實驗室教學中，伴隨著考古學和文化遺產事業的迅猛發展，一些單位成立數字考古實驗室或者GIS考古實驗室，將地理信息系統技術、遙感技術、全球定位技術、測繪技術，三維掃描技術，虛擬現實與重建技術等引入實驗室教學，通過動手操作和實景展示來培養學生的興趣，推動專業教學方式的轉變。在傳統的教學中，文科實驗室的發展一直處于比較弱勢的位置，尤其是早期不僅經費缺乏，師資力量也是嚴重不足，這既與學科的設置有關，也跟教學理念密不可分。數字考古實驗室的建立，為專業教學提供了更多的選擇。此外，在數字考古教學的推廣過程中，一些公司與考古文化遺產機構相合作，推出了一系列考古模擬教學軟件，讓學生在娛樂中體驗考古學的魅力，不失為一個重要途徑。實踐教學是考古專業的特色所在，新時期的考古專業教學，除注重基礎能力的培養外，也要大力引進新興技術和手段，將日益精密的考古學研究落到實處。無論是勘探調查、考古發掘還是后期的資料整理，都要將考古學的基本理論方法同新時期的新趨勢結合，普及和推動信息化和數字化發展的趨勢，引導學生在實踐中發現問題，提出自己的解決方案。在數字化發展方面，數字化采集已經發展成為新時期考古學的主流，包括調查、鉆探和發掘信息的集中管理、遺址和遺跡成圖、三維掃描與虛擬重建等技術已經引入到大大小小的工地。但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由于新興技術的復雜性和知識儲備的不足，實踐教學中已經出現了部分學生對新興技術不適應、理解和掌握難度大的現象，這既與傳統的學科設置和劃分有關，也同現行的田野工作狀況有關。目前在一些工地新技術的運用上，多數采取了聘請專業公司的方式，學生缺少實踐和操作機會，這也是以后需要關注的一個問題。
參考文獻：
[1]劉建國.考古測繪、遙感與GIS[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楊瑞霞.數字環境考古理論與實踐[M].科學出版社，2013.
[2]《考古學概論》編寫組.考古學概論[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20.
第2篇：考古學理論方法與實踐范文
【關鍵詞】學科互涉 美術史學 考古學 關系
近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人們對于歷史文化的研究越來越深入。在信息化的時代，現代知識體系中的學科交叉和交流是不可避免的發展趨勢，美術史學和考古學在很多方面都表現出“學科互涉”的性質，形成了美術考古學。與其他學科相比，此學科兼具美術學和考古學兩方面的特點，對美術史和古代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義。因此，研究美術史學與考古學的方法論和結構，探討二者之間的滲透和交叉關系，對各學科的研究邊界進行討論具有重要意義。
一、古物學對美術史學和考古學的影響
美術史學和考古學在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等多個方面都有很大的相似性，較為明顯的是，二者在發展過程中都受到了古物學的重要影響。無論是在中國古代還是在西方國家的發展歷史上都有收藏古物的習慣，中國古代存在著“玉府”等收藏古物的專有機構；外國的皇族對于古物的喜好也成了當時古物學發展的動力。
美術史學和考古學真正開始交叉滲透的時間是在18世紀中期，溫克爾曼是當時著名的學者，其著作《古代美術史》的研究內容主要是針對美術的發展歷史。該學者在編寫的過程中，從美術史的角度出發，對促進民族發展的古物和記載美術史的古物文獻展開了研究。正是因為該學者將古物學和美術史學、考古學結合起來，才發現總結出美術的發展歷程，促使了美術史學和考古學的成熟，溫克爾曼也因此被稱為“美術史學之父”和“考古學之父”。無論是溫克爾曼的稱謂還是其著作的特點，都向我們反映了一個信息：美術史學與考古學之間都受到古物學的影響，二者之間具有很大的聯系。
二、美術史學和考古學的相互滲透和了解
不同學科之間跨越了邊界之后就會產生互相滲透，即產生我們所認為的“學科互涉”。許多學者認為這種滲透是必然的，不同學科之間的滲透和交叉主要體現在學科的認知方向和知識體系等方面；學科的指導思想、理論和研究方法；與學科相關的社會和技術問題；與其他學科產生的滲透和交叉性；學科內外的定義等。美術史和考古學學科互涉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學科的認知方向和知識體系
無論是考古學還是美術史學，在對相關的方法和對象進行論述和解釋時，都涉及大量的說明和闡釋，此特點表明了人文學科的鮮明特點。若根據研究對象來進行劃分，美術史學屬于美術學的范疇；若根據研究體系來看，美術史學又屬于歷史學。在美術史學的發展中，人類的審美情感占據著重要的地位，感性色彩較為濃烈，理性認識的實現也需要通過感官來進行。我們可以將美術史學的研究實質歸結為：通過分析作品的形式和風格來認識美術家或者是史學家的思想感情，從而探索其中蘊含的發展規律[1]。
與美術史學的不同之處在于，考古學直接強調理性在研究和發展中的作用，考古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是古代人類的發展，通過分類描述遺留的物品來對古代社會的存在形式進行研究，并研究遺留物品之間的關系，從而確定相關的功能，此外，對遺留物品的發展和改變進行研究和分析，能夠了解古代社會發展的文化特色并得到相關發展的具體意義。無論是探索背后的規律還是直接將理性思想運用于分析和調查中，考古學和美術史學的發展和研究都是將探索和研究物質世界作為主要的研究途徑和方向來實現目的的。
（二）研究方法和工具產生的交叉
考古學中涉及的主要研究方法為研究地層和器物的類型。20世紀中期的考古學主要局限于單純的研究和記錄，核心的研究思想和內容就是對地層以及器物的類型進行研究和總結。直到1960年之后，丹麥的著名學者克里斯丁在對古典的器物進行研究時，融入了情境，并對器物的裝飾進行了詳細的研究，這不僅對考古學的發展有促進作用，對美術史學的發展也有重要的參考作用。之后蘇秉琦也利用了美術的圖案分類將美術的寫實與寫意等方法融入了考古學中。
在美術史學中也有考古學的滲透，例如，廣泛應用于年代和類型的研究方法同樣能夠為美術史學的研究提供便利。在對美術的風格進行研究時，法國的夏皮羅采用了層析法進行研究，其中的第一和第二層析分別是對形式的要素和形式之間的關聯進行的研究，與考古學的研究方式非常相似。在世界范圍內，這種學科互涉的現象都非常普遍，外國學者溫克爾曼的作品是最典型的學科互涉。在我國的古代，學科互涉的例子也有很多，常任俠和段文杰等大家都為美術史學與考古學的交叉和融合做出了重要貢獻[2]。
（三）研究對象的滲透和交叉
從研究對象來看，美術史學和考古學之間也有一定的交叉和滲透。美術史學的研究主要是針對美術的作品以及美術作品的創作者，尤其是在對古代的美術作品進行研究時，涉及的研究對象往往都屬于考古學中的古代文物，也是考古學的研究對象。由此可見，考古學和美術史學在研究對象和研究資料上都具有一致性，例如壁畫、雕刻、神殿、石窟以及工藝品等等。對人類古代遺跡進行研究和保存是美術史學和考古學共同面臨的重要問題。
（四）學科結構的交叉和衍生
除了在研究對象、研究內容、研究工具等方面具有一致性之外，美術史學與考古學在自身的學科結構等方面也有相似之處。
若根據美術史學的學科性質來進行分類，可以分成歷史和藝術等方面的課程，主要包含以下幾個大類：美術基礎實踐，主要是指對美術的基本技能進行的練習和創作等，目的是加強素描、繪畫等基本的美術技能；美術史論，是指對美術的歷史和評論等方面的學習，目前出現的課程分類主要包含文物的保護以及鑒定、藝術作品評論、藝術作品鑒賞、文藝理論等方面，其中的文藝理論課程和文物相關的課程都與考古學有著密切的聯系。相關數據表明，美國早在20世紀中期就開設了多種美術和藝術史課程，涉及的范圍也較廣，初步統計已經達到了800種。這些新設立的課程中，有相當一部分課程是從考古學的角度出發并設立的，為學生學習文物的維護和修復提供了一定的美學基礎[3]。
從考古學的結構出發，除了對基本的文物展開研究之外，對考古的材料分析也涉及一些美術知識。此外，考古學涉及社會、文學、美學等多個方面，所用的研究方法需要借助于多種其他學科，例如地質學、建筑史學、體質人類學、醫學等，對多個學科的發展都有著相互促進的作用，其中的建筑史學就包含在美術史學中。因此，二者在結構上也有很多的相似之處[4]。
三、美術考古學的形成
在當今信息化時代的發展背景下，學科互涉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就目前而言，考古學家在進行考古研究和分析時，已經涉及了大量的美術史學的資料和方法。同樣的，美術史學家在對美術歷史進行研究的同時，也使用了考古學中的大量資料，各專家的研究視角越來越廣，概念也越來越寬泛。經過長時間的發展和實踐，美術史學和考古學的交叉滲透已經促使一個新的學科形成，即美術考古學。該學科是美術史學和考古學的有效融合，具有更加廣泛全面的研究內容、對象以及方法論。
四、結語
隨著社會的逐步發展，各個學科之間的滲透和交流會越來越頻繁，信息化的發展為學科互涉提供了有利的條件，當今的學者必須利用好各種有利的條件，加深對各個學科邊界的研究和理解，才能促進各學科的共同進步和發展。
【參考文獻】
[1]賈玉平.從“學科互涉”看美術史學與考古學的關系[J].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42（06）：88-95.
[2]侯妍文.淺談美術考古與環境藝術之聯姻[J].美術大觀，2013（08）：71.
第3篇：考古學理論方法與實踐范文
［關鍵詞］音樂考古學;考古學;音樂學;音樂學學科體系
一、音樂考古學在中國
雖然中國音樂考古學的前身可溯至北宋以來的“金石學”，但近代學科意義上的音樂考古學當始于劉復在1930—1931年間，對故宮和天壇所藏清宮古樂器的測音研究，正是劉復將“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理想付諸于研究中國古代音樂的實踐，并在此基礎上所取得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才揭開了中國音樂考古學新的篇章，中國音樂考古學才得以真正“登考古學之堂，入音樂學之室”。譬如:楊蔭瀏在20世紀50年代出版的《中國音樂史綱》一書中，援引了當時許多有關出土文物的發掘資料和研究成果;李純一搜集了大量考古發掘的古代樂器及其研究成果，并將這些成果運用到《中國古代音樂史稿(第一分冊•夏商)一書中，這兩位學者對考古資料的充分占有和有效地運用改變了自葉伯和以來的中國音樂史研究“從文獻到文獻”的舊傳統，音樂考古學的作用也越來越受到學界的重視。
二、音樂考古學作用于他種音樂學分支學科
音樂考古學作為一門交叉學科，是在考古學和音樂學的羽翼下逐漸形成的。于音樂學而言，音樂考古學是音樂史學的一個分支，這也得到國內外學者一致的認識，例如，德國學者德列格將音樂學分為歷史音樂學、體系音樂學、音樂民族學(民俗學)、音樂社會學和應用音樂學五大類，其中，音樂考古學是作為歷史音樂學的一個部門而存在的;音樂史學家李純一認為:“它(音樂考古學)應該既是普通考古學的一個特殊分支，又是古代音樂史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1］雖然音樂考古學是歷史音樂學的一個分支，但其在整個音樂學體系中的地位卻并非僅僅只作用于音樂史學的研究，其對中國古代音樂美學史，以及當下的民族音樂學的研究依然有著促進作用。
三、音樂考古學作用于音樂史學
較之于其他音樂學科而言，音樂考古學與音樂史學的關系尤為密切，這是因為:其一，在研究對象的時間維度上，它們都是指向于過去，研究歷史上的音樂事項，以了解古代的音樂社會生活;其二，在史前史時期，音樂考古學研究是音樂史學研究的主要手段，在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出現之后，有關音樂的考古實物和文獻典籍是音樂史研究的兩大史料來源。具體來說，音樂考古學對音樂史學的作用大致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考古史料可以彌補文獻的不足
人類發展的歷史是極其漫長的，即便是從舊石器時代算起，也大約有300萬年的歷史;而人類用文字記載的歷史，也就是說有比較確切的資料可以證明的信史，就中國而言，大約是從公元前17世紀的商代開始的，距今不過4000年左右。從300萬年前到4000年前，這么漫長的歷史，除了通過神話傳說獲得一鱗半爪的模糊的認識之外，我們幾乎一無所知。如《呂氏春秋•古樂篇》載:“帝堯立，乃命質為樂。質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山海經•大荒西經》載:“開(夏后啟)上三嬪于天，得《九辨》《九歌》以下，……開焉得始歌《九招》”等等。通過這些記載認識商以前的歷史不僅模糊不清、無法得以考證，而且也是一種無奈。可見，通過文字了解人類音樂的歷史，其局限性不言而喻。而大量考古出土的音樂實物以及對它們所進行的科學研究，不僅改變了我們對史前音樂歷史的了解主要依靠神話傳說的尷尬局面，也改變了我們對史前音樂歷史的認識。例如，1987年，河南舞陽縣賈湖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25支骨笛，據碳14測定和樹輪校正，距今約8000—9000年;根據測音和實際的演奏實驗表明，這些音已包括了六聲音階和七聲音階，并且可以吹奏較為復雜的曲調。這一結果不僅改變了我們之前對新石器時期音樂認識上的空白，而且也改變了對已有的中國古代音樂諸多研究成果的認識，促使我們對其進行重新考量，如學界很長一段時期都在爭論的“戰國時期有無五聲音階以外的偏音”的問題;音階發展史是由少漸多，還是一個從多到少不斷規范的過程的問題等。這方面的音樂考古發現甚多，如浙江余姚河姆渡骨哨、西安半坡陶塤等。可以說，從科學的意義上研究史前音樂歷史，考古實物是唯一的途徑和手段。它不僅是我們了解史前音樂歷史的不二法門，也對其后有文字記載的音樂歷史的研究具有很大的促進作用。
2．考古史料和文獻互證
考古史料和文獻史料互證，作為一種研究方法源于20世紀20年代王國維對古代歷史的研究。他主張研究古史當以地下史料參訂文獻史料，這在歷史學界有很大的影響，這種研究方法被學界稱之為“二重證據法”。“二重證據法”的提出，一方面導源于對科學研究實證精神的追求，另一方面則是考古學在中國的不斷發展與成熟。這一研究方法對研究中國古代音樂史也有很大的影響和促進作用。王光祈在其《中國音樂史》一書就曾指出:“研究古代歷史，當以‘實物’為重，‘典籍’次之，‘類推’又次之。”［2］其后，學者們都自覺和不自覺地將此方法運用到研究中國古代音樂史的實踐中，中國古代音樂史的研究面貌也因此為之一變，它不僅改變了傳統史學“從文獻到文獻”的舊傳統，也使研究所得之結論多了些許的實證面貌。例如，古書中有關鼉鼓的記載甚多，《呂氏春秋•古樂篇》:“帝顓頊令鱓先為樂倡，鱓乃偃浸，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即鼉也”、《詩經•大雅》:“鼉鼓逢逢，矇瞍奏公”、李斯《諫逐客書》和司馬相如的《子虛賦》提到的“靈鼉之鼓”。鱷魚在古代被稱作鼉，鼉鼓即是用鱷魚皮制作的鼓。在沒有有關鼉鼓的文物出土之前，學界對這些記載多半持將信將疑的態度，但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遺址3015號大墓木鼉鼓的出土，釋解了人們心中的疑團，從而確信鼉鼓在中國古代歷史上的真實存在。
3．匡正用文獻研究可能出現的謬誤
翻開歷朝歷代正史樂志可知，其中有關音樂的記載多出于統治階級之手，所載內容側重于宮廷雅樂，對宮廷之外豐富多彩的民間音樂記之甚少，有些御用文人為了取悅于統治者甚至會歪曲歷史，因而必然有階級的和時代的局限性;此外，在“重道輕器”的古代，記載音樂之人往往都不是具有音樂專業知識的樂工，而是一些對音樂一知半解的文人，這也必然會使有關音樂的記述含混不清，乃至錯誤失實，以訛傳訛，貽害千年。如此，考證、校讎等傳統的研究方法一籌莫展，考古史料則表現出其特有的參證和糾錯的作用。這方面的典型事例以曾侯乙墓樂器的出土為要，1978年，曾侯乙墓的發掘及其大量精美的樂器的出土不僅向世人展示了一個“地下音樂宮殿”的輝煌，其重大的意義在于改變了我們對已有的通過文獻研究而獲得的中國古代音樂史一些偏頗的認識:其一，對一鐘雙音現象作了最充分有力的注腳。1977年，呂驥、黃翔鵬等音樂家去甘肅、山西、陜西、河南四省做音樂考古調查研究時，發現了中國古代的鐘，在敲擊鐘的不同位置時可發兩個相距三度的音，但這一理論在提出時遭當時學界眾多人的懷疑，人們普遍持否定態度。次年，曾侯乙墓編鐘的出土，讓世人承認并接受了“一鐘雙音”的事實。其二，對于中國古代音樂史上一直爭論不休的“古音階”和“新音階”的問題。其三，對于中國只有首調唱名法而沒有固定調唱名法的問題以及工尺譜的淵源、中國的樂律學理論等諸多有爭議的問題都作了很好地解釋。
4．扭轉了用文字描述音樂史非直觀形象的不足
音樂是一門時間藝術，也是一門聲音的藝術。撰寫一部有聲的中國古代音樂史一直是音樂史學家的追求，從楊蔭瀏“音樂史是不能沒有音樂的歷史”［3］的治史觀到黃翔鵬“曲調考證”研究的身體力行，無數學人為此孜孜不倦地摸索著;但我們同時也應知道，音樂生活的畫面并非僅有聲音組成，在三維空間里尚有樂器的形制、樂隊的組織、器樂的編排以及樂人的服飾和奏樂的場景等，考古出土的遺跡、樂器實物以及音樂圖像，包括繪畫、畫像磚、編織圖、樂舞俑、洞窟壁畫、器皿飾繪、墓葬壁畫、畫像石、石刻、書譜等，則可以直觀地以立體的或平面的方式完整地再現歷史上的音樂畫面。例如，文獻中有關先秦瑟的形制的記載語焉不詳，甚至有分歧之處，我們如若僅僅通過文獻并不能對此有清楚明白的了解。但湖北、湖南、河南等地古墓出土的有關先秦瑟的實物，則能立即給予我們非常明確的感官認識:先秦瑟的形制是“四枘四岳”式，一般具有二十三至二十五弦和柱。所謂“百聞不如一見”!再如，李榮有《漢畫像的音樂學研究》一書通過對大量出土的漢畫像石的研究，揭示出了漢朝音樂生活的諸多層面;《中國音樂文物大系》收集了各省的出土器物，形象而直觀地展示出了各地區在不同歷史時期所出現的樂器的類型、特征等，并可以對不同省的出土樂器進行比照，揭示其間的異同之處和源流動向。可以說，考古史料讓音樂史的研究具有了現場感和親切感，讓人如置身于歷史的語境之中。
綜上可知，音樂考古學雖然是考古學和音樂學的交叉學科，其下屬于歷史音樂學，但其在整個音樂學學科體系中的作用，并非僅僅局限于音樂史學，其對于拓寬和延展音樂美學的研究對象，豐富音樂美學的研究內容;對于改變民族音樂學在研究少數民族音樂研究時文獻史料不足的局面，全面深刻地闡釋音樂背后的文化意蘊等都有很大的促進作用。
作者:于珊珊 單位:西華師范大學
［參考文獻］
［1］李純一．中國上古出土樂器總論•序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第4篇：考古學理論方法與實踐范文
論證文化意義上的“早期中國”
韓建業說到，“早期中國的形成和發展是個很大的課題，這方面對我影響最大的是嚴文明先生和張光直先生，我只是在前輩的基礎上，將這個課題的研究向前推進了一小步。”他認為，我們每天都在說“中國”，但最早的中國多大范圍什么樣子，什么時候又如何形成，恐怕沒有幾個人說得清楚。在探索中國文明起源的時候，多數人也只研究社會復雜化到什么程度，而不關注“中國”本身的內涵和外延。
受嚴文明先生的影響，韓建業在2005年就明確提出“早期中國文化圈”及文化意義上“早期中國”的概念。2010年，他在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早期中國文化圈的形成和發展研究”的過程中，提出文化意義上的“早期中國”正式形成于距今6000年前，有著以農為本、穩定內斂、整體思維與祖先崇拜等特質，存在有主體、有中心的多元一體文化結構，經歷了跌宕起伏的文化連續發展進程。
梳理全國史前文化譜系
“早期中國”研究基于韓建業多年以來對中國先秦時期文化譜系的梳理。他認為，考古學文化譜系是考古學研究的核心內容，也是他傾注心血最多的領域。韓建業在這方面的研究始于上世紀90年代，一開始只是對湖北、河南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進行研究，后來逐漸擴展至全國范圍內的新石器時代、青銅時代甚至早期鐵器時代。
韓建業在碩士求學期間曾完成的《王灣三期文化研究》一文堪稱經典，主要對王灣三期文化的分期、類型和對外關系進行了系統研究，揭示了“禹征三苗”在考古學上的表現和與夏文化形成的關系，他也因此獲得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頒發的首屆“蘇秉琦考古學獎”。此外，韓建業于2007年出版的《新疆的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文化》一書，被恩師嚴文明先生稱為“關于新疆史前考古的第一本專著”，其中他首次提出“公元前1300年左右新疆已進入了鐵器時代”的觀點，該書被評為當年的全國文博考古十佳圖書。
提出三大模式
2000年，韓建業完成博士論文《中國北方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研究》，對中國北方地區新石器時代的文化譜系、聚落形態和人地關系進行了系統全面地研究，首次提出社會發展的“北方模式”概念。論文在考古學領域內首次獲得“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提名論文獎。同名專著榮獲北京市第八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第四屆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
2003年，韓建業在《略論中國銅石并用時展的一般趨勢和不同模式》一文中提出，除了社會分化有限的“北方模式”外，還有社會分化嚴重的“東方模式”和介于二者之間的 “中原模式”。韓建業認為，三個模式互相影響、取長補短，對于中華文明幾千年的綿延不斷有很大影響，而“中原模式”井然有禮、生死有度、質樸之中、兼容并蓄，成為了中國文明的核心模式。
探討北方地區人地關系
氣候變化敏感的北方地區的人地關系一直是韓建業關注的重點。他曾提出先秦時期中國長城地帶存在著一條陶器北界線――也是農業與半農業人群和游獵與游牧人群的分界線，論證了距今5000年前和4000年前的氣候事件對中國北方地區文化發展和文明起源的重要影響。
2004年，韓建業開始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西北地區先秦時期的自然環境與文化發展”，他全面梳理了西北地區先秦時期的考古學文化譜系、聚落形態和經濟形態狀況，深入探討了西北地區先秦時期自然環境和文化發展的辯證關系。項目結題成果被國家社科辦鑒定為優秀，被認為是“迄今為止有關先秦時期我國西北地區自然和文化發展最全面、最深的綜合性研究著作”。同名專著獲得第六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
探索古史傳說
韓建業說，在所有研究當中他最鐘情的其實是古史傳說與考古學的對證研究。他和文物出版社副編審楊新改合著的《五帝時代》一書，建立了五帝時代和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對應關系框架，為進一步研究中國早期文明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一定基礎。其關于禹征三苗、涿鹿之戰等的論點，已在學術界產生很大影響。
重繪中西“彩陶之路”
如今，韓建業正逐漸將目光轉向早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和中西文明比較研究。目前，他正在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史前時期中國文化交流”子課題“史前時期中國西北地區與中西亞地區的文化交流”就是其中一項。“彩陶之路”是中西文化交流最早通道之一，這一學術新見在2012年甘肅國際彩陶文化節上已經引起學術界矚目。2013年，韓建業正式發表《“彩陶之路”與早期中國文化交流》一文，其中明確提出“彩陶之路”是以彩陶為代表的早期中國文化以陜甘地區為根基自東向西拓展傳播之路，它是“絲綢之路”的前身，并對中西方文明的形成和發展都產生過重要影響。
關注首都文化發展和文化遺產保護
作為一名首都高校的教師，韓建業十分關注北京文化的歷史地位、發展演變和文化遺產保護。韓建業于2011年出版的《北京先秦考古》一書，是第一本對北京地區先秦時期文化發展、聚落形態、經濟形態和人地關系進行系統論述的專著。
他于2009年開始主持的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十一五”規劃重點項目“北京市地下文物保護現狀與對策研究”的研究，其結題成果被《北京日報》整版報道，影響廣泛。值得韓建業可喜的是，2012年北京市政府公布了《關于加強地下文物保護工作的通知》，2013年正式頒布《北京市地下文物保護管理辦法》。
引領學科專業發展
作為校考古學學科帶頭人，韓建業教授以自身的學術影響和個人魅力，實現了考古學團隊的從無到有、從弱到強，使得北京聯合大學成為國家第一批考古學碩士學位授權點，并在2012年的教育部學科評估中取得與許多重點高校一樣的好成績。2013年，由韓建業帶頭的考古學團隊還被評為北京市屬高等學校創新團隊。韓建業說，高校的科研歸根到底還是為了教學，為了培養出高水平的人才。從1994年來到北京聯合大學工作以來，韓建業歷任應用文理學院歷史系副主任、主任、學術委員會主任，見證和引領了歷史學專業從傳統史學走向應用史學的發展歷程。2013年，由他帶領的歷史學（文化遺產）專業被教育部確定為第一批國家級本科專業綜合改革試點專業；2014年，成功新增文物與博物館學本科專業。
作為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文科綜合實驗教學中心主任，韓建業帶領團隊堅持“人文綜合、文理交融，學以致用、實踐育人”的理念，打造出了一個面向全校文科的高水平實驗教學平臺。該中心于2009年獲批北京市級實驗教學示范中心和國家級實驗教學示范中心建設單位，2012年正式獲批國家級實驗教學示范中心，該中心團隊還被評為市級優秀教學團隊。
傳道授業，善為人師
第5篇：考古學理論方法與實踐范文
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關于中國思想史學科理論與方法的認識發生了一些變化。討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思想史是否需要運用哲學觀念來剖析?有人提出中國思想史應與哲學史保持一定距離，認為參照西方哲學來挖掘中國思想，既不能證明中國思想有西方那樣的哲學，也不符合中國思想的特點。其次，如何從學術史的角度深化思想史的研究?有學者深感過于主觀化的詮釋不符合中國思想史的真實，認為傳統學術史的方法如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輯佚學仍然是中國思想史研究的正途，考古學、人類學、民族學的方法是中國思想史研究的輔助。其三，思想史研究如何與社會史研究相結合?與過去把思想史置于中國社會經濟史的具體背景的做法不同，人們關于社會史的認識發生了很大變化，有學者提出社會史應該更加關注社會經濟生活以外的其他生活方式。
張豈之教授主持的《中國思想學說史》6卷9冊本，在繼承和發揚侯外廬中國思想史研究的基本觀點的基礎上，對中國思想史的理論問題、方法問題以及許多重大學術問題，提出了獨立的看法：
1 明確了中國思想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該書認為：學科理論與方法創新是在充分消化前輩學者研究成果基礎上的創新，理解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更加明晰我們現有的基礎和努力的方向。侯外廬對中國思想史的學科定位，是在繼承中國思想學術研究傳統、吸收西方學術理論的基礎、參照同時代學人研究成果基礎上所做出的科學判斷。他所揭示的中國文明早熟論、私有觀念缺乏是中國封建社會最突出的特點、實踐方式的變化不能改變封建土地國有制的實質、中國早期啟蒙思想具有與西方啟蒙思想不同特點等種種論點，是中國思想史研究重要的創見。
2 勾勒出中國思想發展的歷史的整體面貌。該書共分先秦卷、兩漢卷、魏晉卷、隋唐卷、宋元卷、明清卷共6卷，其中每卷又基本分為社會篇、經學篇、子學篇、宗教篇、科技篇，力圖全面展示各歷史時期中國思想發展史的整體狀況以及每一種思想學說的完整的發展歷史，既有助于讀者了解中國思想發展的全貌，也有助于讀者了解每類思想內容的深度。
3 論述了以前中國思想史研究的許多薄弱環節，推進了中國思想史一系列問題的解決。例如先秦卷詳細敘述了前諸子時代的思想發展歷程；兩漢卷詳細敘述了經學思潮在漢代的發展歷史，分析了經學與漢代政治的結合程度，澄清了關于經今、古文之爭的一系列模糊認識；魏晉南北朝卷詳細論述了玄學思潮的曲折變化，對東晉玄學思潮的繼續發展以及它與佛、道二教的滲透給予了高度重視，彌補了以往研究的不足；隋唐卷對于紛繁復雜的佛學理論體系做了精煉而準確的釋讀，補充了6―9世紀佛教宗派沖突與融合的大量史實。宋元卷充分展示了理學思潮產生的時代背景和文化背景，揭示出理學思潮的復雜性與多樣性；明清卷對乾嘉學者的學術理念提出了富有創見的討論。上述研究，充分展示該書立足于中國思想史研究的前沿，具有獨立的、成系統的觀點。
第6篇：考古學理論方法與實踐范文
[關鍵詞]思想史；柯林伍德；心理史學
柯林伍德（R. G. Collingwood， 1889―1943）是英國新黑格爾派的著名哲學家，他的著名論斷“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對近當代西方哲學史和史學史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但自從這一論斷面世以來，在國內外學者中都產生了一些爭議，一些批評者的聲音也十分的尖銳。
一、基本內涵及其評價
從柯林伍德這個命題的字面意思來看，他是在強調任何的歷史學研究都離不開歷史學家的觀點。并且歷史學也不同于自然科學，它需要歷史學家對人類活動背后的思想進行反思，“歷史學家必須在他自己的心靈中重演過去”1。在柯林伍德看來，熟練運用重演手法獲得的歷史知識能把人性中的潛在能力揭示出來，使人們能夠更有經驗的處理生活中遇到的各種情況。但錯誤的理論不可能不對實踐產生惡劣的影響，所以“歷史思想就是幫助我們戰勝各種野蠻主義與非理性主義的關鍵，它幫助我們做出正確的選擇并承擔起相應的責任”2。
作為柯林伍德一生思想總結的《歷史原理》一書，在他逝世時未能完成，后被諾克斯編入于1946年出版的《歷史的觀念》一書中。當時圍繞“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這一命題在國外就產生了許多的研究討論，除了一些贊同者之外，很多批評者的聲音也不容忽視。首先，他們主要認為這一命題更偏重于意識形態史學。其次，過于強調理性意識，忽略掉了人的非理性方面。如弗洛伊德心理學中就指出“凡是精神方面的東西，首先是無意識的；而另外一種性質的心理活動---‘意識’則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3。在國內學術界，對于這一命題的研究與評價的觀點就相對統一。他們雖然認為以歷史學家的主體作用入手的研究方法是對孔德實證主義史學的補充，但指出“把一切歷史都歸結為思想史”的觀點在本質上就與唯物史觀沖突，甚至屬于唯心史觀的范圍，如何兆武就認為“即使思想是歷史最主要的內容，也沒有理由可以引申出思想就是歷史的決定因素或唯一因素的結論”，“歷史事件確實體現思想，但在這任何意義上都不能說歷史僅僅是思想和思想的產物”4。
二、心理史學理論視角下的思想根源
眾所周知，弗洛伊德是公認的西方心理史學的鼻祖，由他所開創并由其后繼者發展的精神分析理論一直是心理史學的重要理論工具。精神分析史學對個人人生經歷（特別是童年）、群體經歷比較重視，也十分重視研究對象的由來和在時間發展上的前后連續性，至今仍占據西方心理史學主流地位。下面我們就可以嘗試運用精神分析心理史學理論的方法，對柯林武德這一經典理論的思想根源進行探究。
（一）首先，柯林伍德深厚的哲學積淀和史學基礎，是來自于他童年良好的家庭教育經歷。柯林伍德于1889年2月生于吉爾海德，在其父親的指導下，他“4歲開始學習拉丁文，6歲開始學習希臘文，并學習了繪畫、鋼琴演奏、英文讀寫、古代與近世史，9歲時的第一本課本就是笛卡爾《哲學原理》的縮印本”5。他曾在父親的書架上閱讀了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學原理》的英譯本，當時他并沒有讀懂，但卻隱隱覺得“有了一種肩負重任的感覺，那使命的性質雖然還不明確，但只能說‘必須思考’” 。所以他在童年時期經常陷入沉默的思考狀態，甚至被同伴和兄長嘲笑為無所事事，但這卻是他一生輝煌思考的開端。他的童年就在思考宇宙萬物規律中度過，用強大的知識基礎形成了一個思維化的世界。
（二）其次，他的問答思維模式是源于在他其成長時期形成的的理性思考習慣，而問答思維模式正是“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的理論根源。在牛津園內，他經歷了“實在論者”與“觀念論者（格林學派）”之間的爭斗，也接觸了大量哲學家，如托馬斯?希爾?格林、羅伯特?劉易斯?奈特爾希普、托馬斯?凱斯等，他的思想也受到了格林學派黑格爾主義者和實在論者的影響。
在他擔任哲學教師期間，每個暑假都會去參加一些大型的考古發掘。而且每次發掘工作進行之前，他都會先向自己提出一個模糊的問題，然后再繼續發問，同時再把它們一一運用到實踐中去。柯林伍德在考古學方面的研究促使他意識到，如果歷史學家提不出正確的問題，任何考古發現都無法弄清其秘密。“歷史學家必須主動地提出正確的問題，并設計出適當的方法來揭示他希望知道的證據的意義，只有當他了解了當初設計制造物品者的心中在想些什么問題，才有可能知道這一物品的用途及制造它的原因”7。這就涉及歷史科學與自然科學的不同之處，也說明了他后來提出的歷史學家必須進行重演的原因。
（三）“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觀點的逐漸成熟與他在戰爭期間的經歷息息相關，戰爭使他的思考更為深刻，并嘗試把歷史學變為一門科學。
柯林伍德認為歷史事件會在現實世界中留下一些痕跡，歷史學家要想去證明事件的存在就要去設想當時的人物狀態，去考慮他們的思維方式。在他1939年完成的自傳中，他也提出了自己歷史哲學的三條定理：“歷史學家研究的過去不是死去的過去，而是在某種意義上仍然在現實世界中活著的過去”、“歷史知識就是歷史學家正在研究著的那些思想在他們自己心靈里的重演”和“歷史知識乃是對囊括于現今思想氛圍中的過去思想重演，現今思想通過與過去思想對照而把后者限定在另一個層次上”8。戰爭的經歷已經使他想把歷史學變為能讓人學會處理人類事務技巧的人文科學，就像自然科學能教會人們應對自然界各種情況一樣，在一定意義上，他的確成功了，不僅實現了思想者的自由，同時也對人類思想及歷史的完整做出貢獻。
三、思想根源下的內涵再認識
那么柯林伍德認為怎樣才能使歷史學變為能處理人類事物的人文科學呢？面對這個問題，他一早就做出了回答，即“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
柯林伍德認為歷史學家在研究歷史事件時，必須揭示出歷史事件背后的思想。“歷史進程不同于自然進程。在歷史進程中，各個不同的階段不是相互脫離的，思想在更新時，它原有的東西并未消失，發展過程中不同的階段相互交錯”9。因此，過去不是死的，而是通過歷史學家的“重思”而活于現在。而此種“重思”之所以能夠完成，歷史學家之所以能夠“重演”過去，是因為關于過去的證據存在于現在。從這里也能看出柯林伍德也并不是一味的強調思想，對于過去物質證據也十分的重視。
而國內學者在解讀柯林伍德“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這一命題時，總是批評它把歷史都歸結成了思想史，忽視了物質力量。這一批評其實也是有失偏頗的，羅冬陽就曾對柯林伍德進行辯護，他認為物質力量只有通過思想過程才能作用于人的行為，因此物質力量在這個意義上在柯林武德那里并沒有被忽視10。柯林武德在批判中繼承了實證主義史學傳統中的合理因素，“‘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并不意味著歷史的內容就是純粹的思想。柯林武德認識到了物質因素的作用，只是將這種作用置于思想的支配之下”11。
注釋
1柯林武德：，何兆武，張文杰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389頁.
2王憲明：，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二版，第109頁.
3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自傳》，顧聞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頁.
4何兆武，《譯序---評柯林伍德的史學理論》，柯林伍德著，何兆武，張文杰譯：《歷史的觀念》，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第37-38頁.
5R.G.柯林伍德：《柯林伍德》，陳靜譯，范進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第2-3頁.
6同上書，第6頁.
7王憲明：，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二版，第109頁.
8R.G.柯林伍德：《柯林伍德》，陳靜譯，范進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第115-116頁，第131頁，第134頁.
9王憲明：，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二版，第109頁.
第7篇：考古學理論方法與實踐范文
一、被調查的六所高校的歷史學專業課程設置的基本情況介紹
1.陜西師范大學。該校本科歷史學專業的課程結構分為五類，即通識模塊、學科基礎模塊、專業課程模塊、教師教育模塊和實踐模塊。共187 學分。⑴通識模塊。該模塊又細分為三小類包括公共必修課、公共限定選修課和公共任意選修課。公共必修課有49 個學分，占總學分的26.2%，主要課程為外語、計算機、政治、大學語文、形勢與政策、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就業指導等。公共限定選修課共8 學分，公共限定選修課共4 學分。⑵學科基礎模塊。包括相關學科基礎課和本學科基礎課兩小類。相關學科基礎課共5 學分，含高等數學和考古學兩門課。本學科基礎課39 學分，占總學分的20.9%，主要開設中國通史、世界通史和史學概論等課程，在第一至第四學期開課。⑶專業課程模塊。共41 學分，分為三小類。即專業必修課、專業限定選修課和專業任意選修課。其中，專業必修課開設20 門課程;專業限定選修課開設12 門，分為中國古代史系列、中國近現代史系列、世界史系列、其他系列等4 個方向;專業任意選修課開設53 門。學校規定學生應從限定選修課中至少選修12 個學分，要求每個系列都要選，并且要選修一個完整系列。至于任意選修課，學校要求學生至少修10 個學分。⑷教師教育模塊。共17 學分，分為必修和限定選修兩類。必修課開設6 門課程13 個學分，限定選修開設兩門課程4 個學分且必須全選。⑸實踐模塊。共24 學分。包括軍事理論與訓練、教育見習、公益志愿服務活動、社會實踐、畢業論文(設計)等課程。
2.西南大學。該校本科歷史學專業的課程結構分為六類，即通識教育課程、學科基礎課程、專業發展課程、教師教育課程、實踐教學環節和自主創新學習。⑴通識教育課程。共57學分，分成必修課和選修課兩小類。必修課45 學分，開設課程11 門。開課時間安排在第一至六學期，主要有外語、政治、體育、計算機和就業指導等。選修課由學校統一開設，學生根據專業要求自主選擇。⑵學科基礎課程。共32 學分，全部為必修課。課程主要是中國通史和世界通史，開課時間安排在第一至四學期。⑶專業發展課程。共111 學分，也分為必修和選修兩小類。其中必修課21 學分，開設課程6 門，開課時間在第一至六學期。主要有中西史學史、史學理論與方法、考古學通論、中國歷史地理、中國歷史文選等。選修課進一步細分為八小類。包括專門史類10 學分，5 門課程;斷代史類8 學分，4 門課程;晚清史類10 學分，5 門課程;世界史類20 學分，10 門課程;區域史類6 學分，3 門課程;博物館類12 學分，6 門課程;民族學類8 學分，4 門課程;綜合類16 學分，8門課程。⑷教師教育課程。共34 學分，也分為必修和選修兩類。其中，必修課12 學分，5 門課程。主要內容為：教育概論、心理學、中學歷史教學論、教育技術應用、中學歷史課程設計等;選修課22 學分，11 門課程。包括基礎教育課程改革、中學歷史課程改革、當代世界教育改革、教育美學、班主任工作等課程。⑸實踐教學環節。共20 學分，含教育實習、論文寫作等五項。⑹自主創新學習，不計入總學分。
3.華中師范大學。該校歷史學本科專業課程結構比較簡潔，分為兩大類。即專業必修課和專業選修課。其中專業必修課主要包括外語、計算機基礎、大學體育、政治、教育學等課程和中國通史、世界通史、中國歷史文選、歷史科學概論、歷史教育學等課程。可見，該校的專業必修課實際涵蓋了外校通識類、專業基礎類甚至實踐教學類的課程，體現出他們獨特的思維方式，值得我們借鑒學習。專業選修課大致開設有50 門，涉及面比較廣泛。
4.東北師范大學。該校歷史學本科專業課程結構主要分為五類。即，⑴普通教育課程類，開設有外語、計算機、體育、思想品德、軍事理論和綜合知識等，學校要求學生應修44 個學分。⑵專業課程類，包括專業基礎課和專業系列課兩小類。專業基礎課共43 學分，專業系列課共58 學分。學校要求學生應修99 學分。⑶教育理論和技能課，開設有心理學、教育學、學科教學論、教育實習和研究中等教育課程等，學生應修18 學分。⑷專業實踐，主要形式是文物考察。⑸副修課程，開設的主要是有關學科課，共20 學分，但不計入總學分。
5.華南師范大學。同華中師范大學一樣，該校歷史學本科專業課程結構也分為必修課和選修課兩大類。⑴必修課。進一步分為公共必修課和專業必修課兩小類。①公共必修課。由四個部分組成，分別是理論和思想品德課程;其他公共課程;公共實踐教學;教育理論與教師職業技能課程。②專業必修課。由三個部分組成，共69 學分。分別是專業實踐教學計16 學分;學科基礎平臺計39 學分;專業基礎平臺課群計14 學分。⑵選修課。有專業限選課和任選課兩種。①專業限選課。分為歷史教學方向模塊和歷史研究方向模塊，前一模塊含歷史唯物主義、經濟學說史、中國文化史等10 門課程，計28 學分;后一模塊主要是專題類課程，包括中國古代史專題研究、中國近代史專題研究、世界史專題研究等11 門課程，計30 學分。學校要求學生選中其中一模塊，修滿19 學分即可。②任選課。任選課也分為兩類，即專業任選課和公共任選課。專業任選課包括中國哲學史、歐洲哲學史、演講學等六門課;公共任選課由學校統一安排。學校規定學生在任選課上必須取得16 學分。
6.江西師范大學。該校歷史學本科專業的課程設置分為四個組成部分。⑴通識教育基礎課程，共46 學分。內含通識教育必修課程和通識教育選修課程兩小類。前一類課程共36學分，后一類課程共10 學分。⑵學科基礎課程，共31 學分。也包括必修和選修兩類。其中，必修類開設8 門課程，共25學分。選修類系指跨系跨專業選修6 學分。⑶專業課程，共60學分。分為專業必修課程共40 學分和專業選修課程任選20學分兩類。⑷集中實踐環節，共23 學分，要求不少于25 周。
二、課程設置的特色
通過調查我們發現，這幾所大學基本上都能立足自身實際，適應人才培養模式的改革需要，構建合理的課程體系。不少學校的課程設置顯示出了亮點和自己的特色，下面分別敘述之。
1.西南大學。⑴在通識教育課程這塊，比較重視學生計算機水平的培養。為此，在第二和第三學期開設了大學計算機基礎I 和程序設計Visual，兩門課學分達8 分之多，且課時達144 個。相較其他被調查學校同類課程，無論是學分還是課時的分值都是相當高的。⑵在學科基礎課程這塊，基本開設的是中國通史和世界通史，這也是他們的一個比較獨特之處。⑶在專業發展課的必修課程安排上，他們非常重視史學理論、史學史等課程的教學，安排的多是此類課程。看得出該校在這一塊比較強調對學生方法論的教育，力爭夯實學生的理論基礎;在專業發展課程的8 類選修課安排上，他們除了做到了廣和博外，還兼顧了西南地方特色、民族特色。表現為開設了一些區域史類課程，如川渝地方史、西南歷史文化地理等;還開設了民族學類課程，如西南少數民族史、藏族歷史等五門課程;以及博物館類課程等。⑷在教師教育課程的安排上，該校非常注意貼合實際，注重對學生教師技能的培訓。在必修、選修的16 門課中，緊密結合中學歷史教學的課程就占到了11 門之多。⑸在實踐教學這塊，除了正常的教育實習、論文寫作等以外，他們還專門在第六學期給學生安排了一個有1 學分和18 個學時的課堂教學能力訓練課。該課正好放在教學實習的前一學期，對實習的開展具有良好的促進作用。
2.陜西師范大學。⑴在通識模塊這塊，和西南大學一樣，該校也非常重視計算機課程的教學，分別在第一、第二學期開設了計算機基礎和VF 程序設計，兩門課學分達7 個，課時達162 個。⑵在學科基礎模塊的本學科基礎課這塊，除了一門史學概論外，安排的都是中國通史和世界通史課。表明該校對通史課在整個課程結構中基礎地位的認識。⑶在專業課程模塊的必修課安排上，他們除開設了中西史學史、歷史文獻學、歷史文選、歷史地理學等課程外，引人注目地開設了歷史學科專業導引課。⑷教師教育模塊，課程特色是專和廣的結合。必修課只安排了6 門13 學分，但選修課卻達到了29門之多，學生從中選修4 學分即可。
3.華中師范大學。⑴在歷史系基地班的教學中，該校壓縮了中國通史和世界通史的課時和學分，由原來的720 課時40學分減至450 課時25 學分;增加了選修課程，并將選修課分成專門史和專題研究課兩類。他們拓展了課程內涵，注重前沿和學術特色。開設了一批新課，如博導專題課、中國文化史、西方文化史、國學元典導讀等;設置了一部分有助于提高專業素質的課程，如史學論文寫作、史學信息介紹等。⑵歷史系師范專業的教學上，該系強調加強基礎，注重科研;拓寬領域，提高技能(師范技能);形成特長，全面發展的辦學理念。在課程結構方面，加強中外文化史、經濟史、世界主要國家現代化史、國際關系史等課程的開設。
4.東北師范大學。⑴在課程體系方面，在基地班的教學中，打破了以往傳統的課程設置模式，壓縮了專業基礎課，增加了專業選修課;增開相應的文史哲、文理科交叉的概論課和技能課。經過系統調整，該系的課程體系已基本與高素質、寬口徑、厚基礎的人才培養目標相適應。⑵該校重視歷史課程與教學論課程的教學;重視史學理論及史學史的教學。⑶還開設了具有鮮明地域特點的課程，如東北民族與邊疆史、奉系軍閥史、中俄關系史、東北亞國際關系史等專門史課程。
5.江西師范大學。他們在做好自身定位的前提下，既注重拓寬學生知識面，又兼顧課程的現實性、地域性和實用性，力爭為學生今后的發展打下牢固的基礎。為此，在開設了本科生應掌握的一般專業必修課的同時，該校在專業選修課上動腦筋，開設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國陶瓷史、萬壽宮文化、江西地方史等課程供學生選修。考慮到中學歷史課改的趨勢，他們還為學生開設了西方經濟史、西方政治思想史、科學技術史、中西文化比較、現代化問題研究、普通自然地理、中國地理、世界地理等課程，應對課改提出的新要求。
6.華南師范大學。與江西師范大學一樣，華南師范大學也是一所省屬師范大學。該校歷史系的課程設置也充分考慮了這個前提。在課程設置的特色方面，他們留給我們最大的印象是在第五學期開設的專業限選課。他們把專業限選課分成歷史教學方向和歷史研究方向兩個模塊，規定學生任選其中一個模塊的所有課程。歷史教學方向的課程主要為培養一個合格的中學歷史教師而設計，主要有經濟學說史、中國文化史、廣東地方史、客家學概論、西方政治思想史、領導科學、人生觀通論、政府經濟職能與宏觀管理、人力資源開發與管理等;歷史研究方向的課程則以斷代史、專門史等專題課為主，目的在于加強學生的專業素養和理論深度，為學生畢業后進一步深造做好準備。
三、啟示與借鑒
1.把培養學生的開拓精神和創造能力放在首位。這個特點主要體現在幾所重點師范大學身上，在課程設置上他們努力使學生達到學會學習、學會研究的目的，并不過分強調專業知識的傳授。在處理基礎課與專業課的關系時，大多做到了優化基礎課淡化專業課，紛紛壓縮了通史課的學時和學分。優化基礎課就是要使基礎課同時滿足就業市場需求、個人可持續發展、后續課程奠基、繼續深造等多元目標。
2.加強選修課程的設置。進入21 世紀，隨著各學科的不斷交叉、融合，邊緣學科的不斷涌現，在人才培養上人們越來越形成一種共識，即單一的專業知識訓練已不能滿足社會對人才的要求。所以開設恰當比例的選修課程是尊重學生個性與個人成材選擇的重要表現。
第8篇：考古學理論方法與實踐范文
摘要：在司法實踐活動中，“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被奉為司法的一項重要原則，以該項司法原則來指導整個司法活動。但這里的“事實”究竟是法律事實還是客觀事實頗有爭議。因此，通過對客觀事實與法律事實關系和證據適用的分析，最終作為司法裁判的依據應當是法律事實，而不是客觀事實，這也是法律之善優于事實之真所蘊含的價值取舍的真諦所在。
關鍵詞：法律事實 客觀事實 證據適用 裁判公正
一、客觀事實與法律事實的關系界定
（一）客觀事實與法律事實內涵界定
哲學意義上的客觀事實是指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而處于已經存在的客觀現象。客觀事實無論在時間還是在空間上都是已經存在的事物、客觀現象及自然發展的過程，它應歸屬哲學本體意義上的范疇，不存在對與錯的主觀評價。因此，客觀事實具有不可雕塑性，不被人們的意志所左右，是一種事物的本真狀態。而法律事實，則是指“法律規范所規定的、能夠引起法律關系產生、變更和消滅的客觀情況或現象”①。也就是說，法律事實是人們能夠認識或已經認識的具有法律意義上的事實，經過法律規范進行法律評價并產生法律效果（法律關系）的客觀事實，而不是完全客觀的事實。從司法學角度分析，法律事實是法官在司法過程中依照法律規范所認定的事實。因此，法律事實的重要特征是主觀性，主觀性也是法律事實區別客觀事實的最根本特征。
（二）客觀事實與法律事實的關系
客觀事實與法律事實是辯證統一關系：客觀事實從相對意義上講是法律事實的基礎，而法律事實從相對意義上講則是客觀事實的再現或者反映，法律事實必須以客觀事實為追求目標或價值取向。之所以談及相對意義上的客觀事實和法律事實，是由于在司法實踐活動中由于存在諸多原因導致二者可能會產生一些不一致的情形；比如，由于案件發生時的客觀事實（證據等）發生毀滅、無法復制或者由于法官自身主觀局限及審判時限的強行性規定等諸多因素，導致審理時依據的法律事實可能不是本真狀態下的案件客觀事實。
二、客觀事實與法律事實的媒介：證據適用
在司法過程中，作為案件的客觀事實也許只有當事人知道案件的客觀事實狀況，但只要進入訴訟程序，當事人都會基于自利的角度來遮陰對自己不利的客觀事實，都積極的處于戰勝或防御對方的考慮下想盡一切辦法或訴訟策略說服法官做出對自己有利的裁判。此時仍然有可能無法明朗的預見和判斷哪方會勝訴或誰說的是真理——“客觀事實”，我們包括法官都在竭力追求真理（客觀事實）上也都處于“迷惘”的狀態。然而，正如德沃金認為“法官如果掌握法律的原則，采用‘建設性闡釋’的方法，追求法的整體性理想，他便能在疑難案件的判決中找到唯一正確答案。”②，其主張任何一個疑難案件都必須要有一個確定的答案（判決）；尤其在美國等西方國家堅持的“禁止拒絕裁判原則”下，法官都必須做出判決。在此要求下，退而求其次，法官只能追求相對的真理——“法律事實”。
然而法律事實也不是隨意認定的，其最主要的標準就是堅持證據的合法審查，要審查證據的合法性、客觀性與關聯性，這才是法官認定法律事實的客觀依據；這客觀上預設法官的主要職責——審案其實最主要的是審證據。法官必須充分運用證據法則來審理案件，并保障訴訟當事人充分的舉證、質證、辯論權利和提供商談互動的條件，法官在充分聽取訴訟當事人的意見后，依法結合案件相關證據做出司法裁判。
因此，客觀事實與法律事實保持聯系的媒介應當是證據的適用，是法律事實趨于客觀事實的途徑，也是一個相對真理實現的過程。當客觀事實無法本真的還原或再現時，只有證據的正確適用才最大可能使法律事實趨于客觀事實。
三、法律事實的發現：法律事實趨于客觀事實的過程
法律事實發現是一個相對化的過程，相比科學發現趨于百分之百的過程而言，法律事實的發現是一種或然率的狀態。“法律事實猶如考古范疇的事實，都是由一些碎片或要素組成，都是有一種推斷的形式來趨向于反映客觀事實，庭審現場就猶如考古現場，法官根據一些既往的證據等相互印證案件事實”③。同時，在案件審理過程中，讓當時人和證人等訴訟參與人都充分的參與討論，給予當事人“看得見的正義”——程序正義，在這種形式平等的基礎上來進一步實現實質正義——發現案件事實，形成一種案件裁判的認同和共識——法律事實。在這樣一個圍繞案件事實尤其是圍繞案件相關證據的辯論、溝通和商談的場域里，作為主持者的法官的目標就是在證據的檢驗過程中讓事實最大化。因此，法律事實的發現過程，正是使法律事實趨于最大可能的客觀事實的過程。
四、“以事實為依據”的科學內涵：法律事實
關于“以事實為依據”的理解存在諸多爭議④，最后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司法公正的體現，應當是在當事人舉證、質證后，人民法院根據查證屬實的證據，認定案件事實，依法做出裁判。人民法院應當努力做到法律事實與客觀事實的一致，但由于司法機關和當事人收集證據的局限性，人民法院通過公正、公平程序，根據證據、事實和法律做出的裁判結果可能與客觀實際不完全吻合。但是，在正常情況下只要做到了法律上的真實，裁判結果就應當認為是公正的。遵循和尊重司法活動這一客觀規律，是實現司法公正的前提條件。”⑤
這標志著最高審判機關對已被我國理論和實務界探討很久的熱點問題——“客觀事實與法律事實的內涵及關系”的重視，明確界定法院據以裁判的依據為“法律事實”而非“客觀事實”，但這并不意味著客觀事實與法律事實在司法裁判過程中進一步研究的終結。由于法律事實無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難以等同于客觀事實。因此，客觀事實與法律事實的博弈在司法過程中，最終是以法律事實作為司法的具體指導原則，也是對“以事實為依據”內涵的科學界定，有利于正確、合理、公正的做出司法裁判。
綜上所述，“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司法原則應當進一步明確其內涵，作為司法裁判依據的事實應當是“法律事實”而不是“客觀事實”。客觀事實是法律事實所趨向于實現的過程，法律事實是客觀事實的一種外觀化的具體現象，二者具有密切聯系。但在二者發生沖突時，作為中立裁判者的法官要依據當事人舉證、質證和法官依職權調取的證據反映出來的法律事實，并嚴格按照訴訟法和最高法院的相關證據規則來認定法律事實，正確適用法律所做出的裁判就是公正的，這也正是“法律之善優于事實之真”⑥的價值取舍的真諦所在。
注釋：
[1]張文顯主編：《法理學》（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65頁。
[2]轉載黃建中：《德沃金的法律確定性思想》，載于《廣西法院網》2010年3月8日。德沃金要用“建設
性闡釋方法”來得出案件的唯一答案，在此我認為這種“建設性的闡釋方法必須依據證據規則來探求判決
唯一的合理性及正當性，為下文穿梭于客觀事實與法律事實之間的證據適用埋下伏筆。
[3]吉林大學理論法學研究中心宋顯忠教授在主講《司法學》時提及的考古學意義上的發現對本文庭審現場在追求客觀事實的過程中關于證據碎片化的處理具有重要啟發。
[4]一種觀點認為，法官裁判案件時要最大限度地追求客觀事實，只要事實認定上存在疑點的案件都是不公正的。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法官裁判案件主要依據當事人舉證、質證和法官依職權調取的證據反映出來的法律事實，只要能夠嚴格按照訴訟法和最高法院的證據規則來確認法律事實，只要適用法律正確，案件就是公正的。
[5]參見2001年12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肖揚院長在《在全國高級法院院長會議上的講話》。
第9篇：考古學理論方法與實踐范文
福柯所著的《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被譽為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哲學著作之一。福柯認為，西方文化中存在四種知識類型，每一種知識類型都與時代相關聯，具有不同的特點，不同的知識類型中“詞”與“物”的關系也不同。為此，福柯在書中深入探討了文藝復興到20世紀初西方文化中的知識類型，從“詞”與“物”的關系入手闡明其話語觀。本文通過對四種知識類型以及知識型轉變過程中典型形象的分析，總結出福柯如何看待“詞”與“物”的不對應關系和這種關系在文學中的表現，進而探討當代“詞”與“物”關系的新變化。
一、西方文化的知識類型及其轉變
福柯認為，文藝復興時期，西方文化的知識構造原則是“相似性”。此時，詞與物是難以區分的，二者是同一的。“相似性”構造出文本的闡釋模型，解釋成為知識的核心。符號決定了人們可以知道什么，以及怎樣表達知道的東西。這一時期的知識就是發現物與物的相似，這種相似性使得宇宙成為一個整體，而語言僅僅是世界的一個組成要素。因此，語言和事物之間的關系是一種類比關系，而非指涉關系。因為詞與物的不加區分，書面語在這一時期顯得非常重要。書面語成為上帝的創造，作為語言的積極方面，它先于轉瞬即逝的聲音，讓詞與物的聯系更加密切。書面語的主導性使得知識的地位無處安放，觀察和語言表達之間存在著無限的交集，這就引發了直接知識和間接知識的模糊。
到了17至18世紀的古典時期，語言的性質發生了整體改變，同一和差別原則代替了相似性原則。此時，“符號不再是世界的形式；符號不再因牢固的和秘密的相似性或親合性紐帶而與自己所指稱的東西聯系起來。”符號成為一種獨立的存在，它與世界分離開來，不再以“相似性”為依據和物相關。這一時期，符號有確定和不確定兩種性質，符號的獨立地位在某種程度上區分了人和動物，使得人類真正地成為人類，理性的知識就此誕生了，分析重于闡釋。同時，知識開始分門別類，其本質變為表象世界、再現世界。福柯認為，表象分析遵循事物的秩序來再現事物，人類不再習慣于將事物聯系起來，而是區分它們，在此基礎上分析出同一和差別。知識的任務就在于給表象世界以觀念秩序，它的實質是理性主義，自然科學成為此時最重要的知識形式。
從19世紀初開始，歷史的觀念取代了秩序的觀念，世界的構成要素不再由同一和差異原則決定，而是取決于有機結構和功能要素之間的內在關聯。此時，語言開始關注自身的特性，它與其它事物在同一個層次上，成為獨立的研究對象。詞不是附屬于表象的東西，它附屬于語言規則，語言成為一種時間和歷史的存在。時間概念的強調讓現代知識進一步分化，一種方法已經不能滿足不同領域了。現代知識類型使得同質的知識向數學、經驗科學、哲學三個方向分化，基于分析的數學、基于表象的經驗科學、基于反思的哲學相互作用，合力構成了現代知識的三個基本維度。
到了當代，在福柯看來，精神分析學、結構主義人類學、語言學逐步代替了人文科學，由現代知識型到當代知識型的顛覆性轉變導致了主體和人的消亡。此時，人不再作為認識的主體，人類由知識、語言和歷史的創造者變成語言、欲望和無意識的產物。福柯在這里所說的“人”是認識論意義上的人,不是具體的人。“人的死亡”和“人的消失”的意思就是：知識形態意義上的人不存在了,人文科學也隨之消失,因此，以人為中心的現代知識型也就消失了。
以上四種知識型的轉變都是以“詞”的轉變為標志的，具體表現為三個典型形象。第一次轉變以堂吉訶德為代表，福柯認為，“它們結束了相似性與符號之間古老的作用；并在那里已經結成了新的關系。”堂吉訶德眼中的騎士生活在普通人眼里十分可笑，其所用之“詞”和所存之“物”不再相似，文藝復興時期的知識型便就此終結；第二次轉變以薩德為典型，“薩德的角色在古典時代的另一終端，在古典時代衰落時與他（堂吉訶德）對應，不再是表象諷刺地戰勝相似性，是欲望之晦澀而反復地強力拍打著表象的邊界。”薩德的語言儼然成為一種對象，表象世界已經消失了；第三次轉變以尼采為典型，他向人們宣告“上帝死了”，否定了形而上學的“存在”，“物”也隨之被否定，“詞”再也無法指涉“物”了。
二、“詞”與“物”的不對應關系及其在文學中的表現
從18世紀末開始，浪漫主義思潮的興起動搖了一直以來占據西方文化史統治地位的“摹仿說”，人們逐漸顛覆了“詞”與“物”的統一性原則。康德提出的“藝術天才論”認為，真正的藝術得益于天才的創造，這是獨一無二的，不需要用摹仿來實現，摹仿并不是藝術家的真情流露。此外，黑格爾所提倡的“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徹底否定了“摹仿說”，他認為，在自然面前，人的摹仿永遠是力不從心且無趣無味的，藝術是人之心靈的表現。19世紀末期，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促使人類以新的思維方式看待世界，人們認為，絕對的真理是不存在的，這樣一來，非理性主義文化第一次形成了對傳統理性主義文化的巨大沖擊。到了20世紀，后現代主義更加強調“詞”與“物”的不對應關系，“超現實的真實”大大超越了“物”的范圍，使“詞”的表現空間大于“物”，二者的統一性原則被徹底打破。正是在這種特殊的時代背景下，福柯對于“詞”與“物”不對應關系的理解進一步加深了。
比利時畫家瑪格麗特曾經畫出一只煙斗，但畫家卻說這不是煙斗，使得文字與畫面產生了背離，因此，這部作品被稱作《形象的背離》。福柯深入分析了這幅畫，認為它深刻地說明了“詞”與“物”之間的不對應關系，打破了傳統的相似性原則。瑪格麗特的說明讓言語獲得了否定的力量，它不再局限于以往的闡釋工具，形象和言語之間的統一性被徹底顛覆。這恰恰印證了福柯的話語觀——“詞”與“物”之間本身就不存在某種確定的關系，“詞”不是為了表象而存在的。這一觀點顯然不同于西方傳統的“摹仿說”，它認為表象只是為了確證實物而存在的，但瑪格麗特在《形象的背離》中建立了“詞”與“物”的全新聯系，開辟了言語的新功能。所以，福柯認為，語言和人的生存是密切相關的，同時又指出，當代必然不再像18世紀那樣以人類為中心了，進而在《詞與物》的最后一章，福柯宣告了“人之死”，其話語理論也隨之誕生了。
福柯認為，話語要討論的不再是“思考的主體”——人，而只是話語本身，話語不再是人類意識的附屬品了。他總結出社會控制話語的方式：第一種是“排斥原則”，人們總是由于身份、場合的變化考慮到環境、社交禮儀、交談對象的“禁忌”；第二種是內在規則，包括不同時期的特定話語、作者求得文本統一性的原則、不同學科領域的限制性話語；第三種是人們在使用話語時受到的限制。可見，話語受到社會和人的雙重影響，它不是一個封閉的系統，它和社會權力、秩序等有著密切的聯系。所以，福柯認為，話語已經成為權力競爭的手段，它滿足了權力的需要。
許多文學作品也同樣說明了“詞”與“物”的不對應關系，最突出的就是現代派文學以及薩德對于“詞”與“物”對應關系的反叛。比如，波德萊爾的作品中“以丑為美”，其對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異化關系的揭示本身就是對“詞”與“物”對應關系的否定，三者的不和諧使得人類所使用的語言、文字通常不能對自然和社會進行客觀地反映。另外，現代派文學還徹底否定了客觀世界。如此一來，作為“詞”之源的“物”已經被消解，那么二者的對應關系就完全不存在了。再從語言形式上看，現代派作品中人物的對話意義模糊，往往不能找到現實的對應物，所以，“詞”與“物”呈現出彼此分離的狀態。例如，法國著名詩人、現代派文學理論的奠基人馬拉美，其詩歌語言晦澀難懂、形式獨特另類。他認為，優秀的文學作品是難以從表面理解其思想內涵的，只能通過“暗示”的方式去傳達作家想要表達的內容，這才是文學的真正魅力。文學不再是對客觀世界的反映，而是展現一種神秘的力量。總之，從達達主義到超現實主義，語言與事物完全脫離了。
三、對當下“詞”與“物”關系的思考
根據福柯的觀點，“詞”與“物”的關系必然會隨著時間的推移，從統一走向分離。從社會方面來看，在科技飛速發展的今天，人們難以通過命名來了解事物，文化全球化的負面效應導致中國傳統文化不斷衰落，這是“詞”與“物”分離的一大后果；從文學方面來看，以前的文學嚴格遵照“詞”與“物”的統一性原則，作者和讀者很容易相互理解、產生共鳴，而在當下，由于“詞”與“物”的關系不再對應，越來越多的作品讓人難以理解；從人的思維和實踐方面來看，“詞”與“物”的分離狀態使得人類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方式走向多樣化，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也發生了不同程度的改變。但從客觀上說，這些變化也讓世界文化、民族文化、社會文化變得更加開放和多元。
在如此復雜的時代背景下，“詞”與“物”的關系已經深刻地影響到不同文化的形成和發展。以中華文化為例，無論是傳統文化還是現代文化，都屬于一種復合型文化。傳統文化是以儒家文化為主導的多元文化，現代文化也是通過繼承優秀傳統、吸收西方文化精華而形成的。總之，當下人們認識世界的方式已經發生深刻的改變，人們逐漸摒棄了“詞”與“物”的統一。
盡管如此，筆者認為，我們仍然不能完全拋棄“詞”與“物”的統一原則，因為它是人類認識世界的基礎，保證了人類社會的基本認同。雖然那些不統一帶給人們許多新鮮感和刺激感，但生活畢竟還是要有一個共同的認識和規則作為運轉的基礎，這是人類發揮創造力的源泉。但是，一味地遵守“詞”與“物”的統一原則又是不可取的，這會導致時代的止步不前。因此，在當下，人類只有掌握好“遵守”的“度”，才能促進各民族文化的發展和繁榮。
四、結語
